关键词：互联网；农业；流通模式；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F32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3-000-01
2015年3月5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互联网+”的行动计划。据《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1]，“互联网+农业”将利用互联网提升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加快完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形成网络化、智能化、精细化的现代“种养加”生态农业新模式。
一、“互联网+农业“发展背景
1.“互联网+农业”的定义
互联网+农业是传统农业的一个升级。它将农业从生产到销售之间的各个环节结合在一起，以农村商贸、物流等体系，实现农业发展现代化、信息化、科技化，释放更多农产品价值。
2.农村发展现状
我国农村经济水平快速提高，互联网环境也不断改善。据2014年官方数据[2]显示，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支配收入为10489元，比上年增长11.2%。截至12月，我国农村网民总数为1.78亿，占比27.5%，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达到28.8%。
二、传统农业产品流通模式的问题
同国外相比，我国传统农产品流通模式存在终端规模小（即农户生产商与零售），中间流通环节复杂，流通效率低下，农户地位不高等问题。
1.农产品流通流通链复杂，流通效率低下
现阶段，我国农产品的生产销售链比较复杂，成本高，损耗严重，主要流通模式分为五级结构：“经纪人-产地批发商-销地批发商-零售商-消费者”。农产品具有很强的产品属性，若流通模式与之不协调，除了出现成本高的问题，还会出现很高的农产品腐损率。
2.农产品生产者议价权受限
从流通主体看，我国农产品流通主体主要是个体农户，加入农业专业合作组织的农户约在10%，而美日国家却高达90-99%。相较而言，个体农户规模小、分散性大，信息获取能力差，在谈判地位上只能被动接受批发商或零售商给出的价格。
3.农产品流通服务设施体系跟不上市场发展
我国大部分批发市场还没有信息服务，连锁经营、订单农业等新型的流通方式发展滞后。拥有电子屏幕、网络信息系统的批发市场占比不到35%，超市销售占比不足10%[3]。
这些问题的出现加剧了消费需求与落后的服务设施体系的矛盾，体现出农产品特殊属性与工业化流通体系之间的不协调。
三、互联网下农产品流通模式的改进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经济时代，带来新基础设施、新要素、新组织的分工建立，为新型农产品流通模式的建立提供了可能。其中主要形式为电子商务的新型流通模式快速崛起，在流通主体、组织方式、上下游影响等方面都呈现了积极的创新与变化。
1.各类生产者直接对接电子商务平台
在互联网的发展普及下，越来越多的农民与合作社离开传统集市，在互联网上直接销售农副产品，大大提高了议价能力，扩展了市场范围。如衢江区周家乡的“土地哥农家店”，借助淘宝平台，30天就能销售出900多件农副产品。
2.传统批发商和零售商走线上销售路线
传统渠道的批发商和零售商往往掌握着农产品链上商最丰富的资源，他们具有高度的市场敏锐度，一旦与电子商务进行对接，将产生巨大的效益。例如拥有140家门店、1000多个供应商的民润超市批发商们，其果菜等大部分货品由中农网网上平台撮合、配送；去年一年，通过中农网达成的交易额超过5亿元。部分批发商甚至搬出市场，专营网销。
3.消费者“反客为主”成主导
在移动、社交等网络的信息公开化、透明化和迅速传播下，消费者能够更快的获得更多的信息，打破之前接收信息的孤立局限性，与生产者达到信息同步化，从被动消费到积极参与，在产销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为未来“互联网订单”奠定基础。，
四、“互联网+农业”的意义
1.简化生产链，降低流通成本
在互联网造成的这个信息经济时代，农户生产者与消费者可充分共享信息，缩短产销链，提高流通效率，降低中间成本。据阿里研究院调查表明，在线销售流通效率比实体店高4倍左右。若能在农业上充分利用电子商务，可节约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源。
2.让农民“做主”，提高农民收入
在互联网提供的大平台下，农户从生产者转型为卖家，与消费者直接接触，减少了中间流通环节，在交易地位上由被动变为主动。通过较高的议价权提高收入的同时，农户也更好的了解了社会需求变化。部分农户虽未直接与消费者接触，但也通过农产品电子商务降低了成本，获得更高效益。
3.提高农业生产市场化程度，促进现代化农业服务体系的发展
新型农产品流通模式完善了现代化农业的服务体系，在促进农产品市场发展的同时，也发展了特色农产品品牌，创立特色项目，形成了一批成熟的农产品电子运营商，在分销、质检、物流等环节上强化了农产品服务体系的提升。
4.提高农民素质，创造新价值
借助互联网技术和大平台，部分农农民的网络意识、创新意识得到提高，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新农人可以打造出更加贴近消费者、更加个性化和人格化的新型互联网品牌。
五、“互联网+农业”的发展趋势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网络信息化是推动经济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互联网农业解决了传统农业发展的信息闭塞性、产业链复杂性等问题。农产品从生产到售出，全程透明化，通过物联网检测和大数据分析，农户能够精准掌握市场需求，避免产生滞销、缺货现象，大大降低单位成本，提高收益。
同时，互联网农业为传统农业组织提供了良好的渠道，使其充分发挥互动性，提高生产销售效率。农业市场是非常广阔而分散的，拥有互联网上的农村渠道网络资源，就等于掌握了农村互联网发展的关键点，未来可以大展拳脚。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N].经济日报，2015-7-05（005）.
2015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互联网+”的行动计划。据《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1]，“互联网+农业”将利用互联网提升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加快完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形成网络化、智能化、精细化的现代“种养加”生态农业新模式。
一、“互联网+农业“发展背景
1.“互联网+农业”的定义
互联网+农业是传统农业的一个升级。它将农业从生产到销售之间的各个环节结合在一起，以农村商贸、物流等体系，实现农业发展现代化、信息化、科技化，释放更多农产品价值。
2.农村发展现状
我国农村经济水平快速提高，互联网环境也不断改善。据2014年官方数据[2]显示，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支配收入为10489元，比上年增长11.2%。截至12月，我国农村网民总数为1.78亿，占比27.5%，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达到28.8%。
二、传统农业产品流通模式的问题
同国外相比，我国传统农产品流通模式存在终端规模小（即农户生产商与零售），中间流通环节复杂，流通效率低下，农户地位不高等问题。
1.农产品流通流通链复杂，流通效率低下
现阶段，我国农产品的生产销售链比较复杂，成本高，损耗严重，主要流通模式分为五级结构：“经纪人-产地批发商-销地批发商-零售商-消费者”。农产品具有很强的产品属性，若流通模式与之不协调，除了出现成本高的问题，还会出现很高的农产品腐损率。
2.农产品生产者议价权受限
从流通主体看，我国农产品流通主体主要是个体农户，加入农业专业合作组织的农户约在10%，而美日国家却高达90-99%。相较而言，个体农户规模小、分散性大，信息获取能力差，在谈判地位上只能被动接受批发商或零售商给出的价格。
3.农产品流通服务设施体系跟不上市场发展
我国大部分批发市场还没有信息服务，连锁经营、订单农业等新型的流通方式发展滞后。拥有电子屏幕、网络信息系统的批发市场占比不到35%，超市销售占比不足10%[3]。
这些问题的出现加剧了消费需求与落后的服务设施体系的矛盾，体现出农产品特殊属性与工业化流通体系之间的不协调。
三、互联网下农产品流通模式的改进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经济时代，带来新基础设施、新要素、新组织的分工建立，为新型农产品流通模式的建立提供了可能。其中主要形式为电子商务的新型流通模式快速崛起，在流通主体、组织方式、上下游影响等方面都呈现了积极的创新与变化。
1.各类生产者直接对接电子商务平台
在互联网的发展普及下，越来越多的农民与合作社离开传统集市，在互联网上直接销售农副产品，大大提高了议价能力，扩展了市场范围。如衢江区周家乡的“土地哥农家店”，借助淘宝平台，30天就能销售出900多件农副产品。
2.传统批发商和零售商走线上销售路线
传统渠道的批发商和零售商往往掌握着农产品链上商最丰富的资源，他们具有高度的市场敏锐度，一旦与电子商务进行对接，将产生巨大的效益。例如拥有140家门店、1000多个供应商的民润超市批发商们，其果菜等大部分货品由中农网网上平台撮合、配送；去年一年，通过中农网达成的交易额超过5亿元。部分批发商甚至搬出市场，专营网销。
3.消费者“反客为主”成主导
在移动、社交等网络的信息公开化、透明化和迅速传播下，消费者能够更快的获得更多的信息，打破之前接收信息的孤立局限性，与生产者达到信息同步化，从被动消费到积极参与，在产销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为未来“互联网订单”奠定基础。，
四、“互联网+农业”的意义
1.简化生产链，降低流通成本
在互联网造成的这个信息经济时代，农户生产者与消费者可充分共享信息，缩短产销链，提高流通效率，降低中间成本。据阿里研究院调查表明，在线销售流通效率比实体店高4倍左右。若能在农业上充分利用电子商务，可节约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源。
2.让农民“做主”，提高农民收入
在互联网提供的大平台下，农户从生产者转型为卖家，与消费者直接接触，减少了中间流通环节，在交易地位上由被动变为主动。通过较高的议价权提高收入的同时，农户也更好的了解了社会需求变化。部分农户虽未直接与消费者接触，但也通过农产品电子商务降低了成本，获得更高效益。
3.提高农业生产市场化程度，促进现代化农业服务体系的发展
新型农产品流通模式完善了现代化农业的服务体系，在促进农产品市场发展的同时，也发展了特色农产品品牌，创立特色项目，形成了一批成熟的农产品电子运营商，在分销、质检、物流等环节上强化了农产品服务体系的提升。
4.提高农民素质，创造新价值
借助互联网技术和大平台，部分农农民的网络意识、创新意识得到提高，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新农人可以打造出更加贴近消费者、更加个性化和人格化的新型互联网品牌。
五、“互联网+农业”的发展趋势
文章从我国传统农业的增长因素，传统农业经济的均衡,传统农业经济转型的内在动因三个方面全面分析我国传统农业的发展状况。
关键词：
农业经济发展；增长；转型
1传统农业经济增长的因素
中国在发展的第一个千年里，人口的增长平稳，直到公元960-1280年的宋朝时期，中国经济才出现了新的发展活力。首先在宋朝的人口出现了大幅的增长，大约从宋初的5500万左右人口上升到宋末的1亿。其次，地区经济中心出现了转移，宋朝起初定都在人口稠密的开封，而后在1127年，由于北方有来自满洲的金人入侵，宋朝迁都至长江以南的杭州，因此出现了经济中心的南迁。长江以南水稻种植区的人口大幅度上升，而北方的重要性急剧下降。长江以南的人口在唐代（750年）占全国总人口的24%，而到12世纪末这一比例已经达到了60%。在13世纪末时，居住在南方的人口已经达到85%以上。宋朝统治者为了大力开发精耕细作的水稻种植方式引进了新的早熟稻种———占城稻，从而使得水稻的两季或三季播种成为可能，中国的复种指数从公元1世纪的汉朝0.6上升到8世纪唐朝的0.8，到宋朝时达到了1.0。另外，在生产工具方面，宋代创造了“鉴刀”、“秧马”、“耘荡”等劳动工具，对于土地的开垦、插秧、田间作业等有很大的帮助，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且在宋朝时期灌钢法、百炼钢法得到了的广泛使用，生产工具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先进的耕犁得到普遍推广；唐代时的曲辕犁，到了宋代有了进一步改进，制作更加精利。除此之外，政府对保护耕牛的政策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政府鼓励民户养牛，并对耕牛进行保护，宋朝政府规定，民间不准无故屠宰耕牛，违者皆罚以流配。传统农业经济发展的前期至中期阶段，中国以世界领先的经济体出现，与同期的欧洲相比，先进的科技水平和生产工具保证了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同时，耕地租的制度又保证农民可以从税收剩余中获取少量的但稳定的积累，农村家族文化和士绅文化保证了乡村的经济稳定。我国的农业生产技术就鲜有突破性进展，最初领先的农业工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接近其生产率极限。但是西方诸国在工业化或现代化的条件下改造传统农业，从而建立发展现代农业体系，使得农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2传统农业经济的均衡
根据古典经济理论，在传统农业框架下，人口、耕地面积、粮食作物产量是考察农业经济效率的基本要素。从1400-1957年，中国人口增长38倍，在557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0.395%；中国的耕地面积增长了3.5倍，年均增长率为0.272%。从总量上看，人口增长远快于耕地面积增长，前者比后者多1.3倍。从速度上看，人口的年均增长率比耕地面积的年均增长率要快0.45倍。在长达500多年的历史时段中，从明惠帝建文二年（1400年）到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明王朝在此二百年中从勃兴走向衰亡，距清立国仅44年，人口增长与耕地增长的矛盾比较突出。
在传统农业经济框架下，人口增长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受到以粮食成本为代表的生活成本的约束及相关税收影响。耕地面积除了受到一个国家疆域面积和由自然条件决定的实际可耕地面积的约束，还受到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之间的产权关系的影响。如果把土地所有权作为一个控制变量，那么人口、耕地与粮食作物产业之间即可抽象为一种特定模式的投入-产出关系。在古典理论框架下，由于耕地资源稀缺且有限，受土地肥力递减律约束，一定单位面积的耕地只能供养一定数量的人口，一旦人口总量增长快于耕地面积增长，就会出现“剩余人口”抑或“饥饿人口”，因而产生了马尔萨斯式的悲观预期。但中国的情况却是一个例外。透过历代王朝的更迭，历次农民起义和革命可以看出，在反复出现的制度变迁背后，中国始终是一个为世人所公认的超稳态经济体。在人口-耕地关系中，二者不是一种互动关系，即人口多了就去开荒，耕地多了再增添人口的循环模式。在可耕地总量有界的条件下，从投入-产出视角出发，就增加的劳动人口的再投入会导致对耕地的开发利用从粗放（外延）扩大向精细（内涵）生产的转变，最终导致单位产出的持续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消解人口-耕地矛盾的紧张与冲突。在技术不变的假设下，往往表现为在农闲时的劳动力闲置，而在农忙时则达到人尽其用的状态。
在中国的近两千年的传统农业经济时代，中国农民在人口-土地关系中形成一种趋于静态的均衡配置，换言之，在传统农业经济约束下，尽可能的提升单位耕地的粮食产出。从明惠帝建文二年（1400年）开始到1957年，中国的粮食单产量一直在缓慢的稳步提升，在前期的370余年中，单位产量提升的速度最为缓慢；在中期的80余年中，提升速度加快，在最后的100年中，提升的速度最快。在整个长时段中，粮食单产的平均速度慢于人口年均增长速度，但接近于耕地面积的年均增长速度。这种情况表明，中国农民在把荒地改造为良田的历史进程中，付出了创造性劳动的极大代价。也正是这种创造性劳动支撑着中国人均GDP在1400年之后的长期下降趋势中保持着相对稳定性，使之成为中国经济体保持超长稳定性的内在动力机制。
3传统农业经济转型的内在动因
在十四世纪前，中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生产力水平都遥遥领先于欧洲，GDP总量大约是欧洲的两倍，人均GDP远高于西欧，截止十四世纪，中国人口大约是西欧总人口的1.8倍，因此中国当时是世界上的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但在14世纪以后，这一局面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单从人均GDP来讲，在公元1500年的时候，欧洲的人均GDP比中国高出198国际元，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落后于欧洲的人均GDP的大约30%。中国一直维持着传统农耕模式下的经济停滞，在人口增长了4倍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较低人均收入水平下的静态均衡模式。随着近代科技的勃兴，西欧的经济增长模式开始发生变化，西欧人均GDP已经开始逐步赶超中国，到1820年英国首先爆发了工业革命，继而欧洲的工业革命随之全面爆发，欧洲的人均GDP在1820年以后以一个较快的速率上升。到十八世纪末，西欧的人均收入大约是中国的2.5倍，使得世界经济实力架构出现逆转。西欧取代了中国世界领先的经济地位。
在传统农业经济框架下，一个国家的全部资源都等于农业生产，由此产生的人口与耕地之间的紧张和压力，迫使农民节约生活成本，维持最低限度的福利水平，把所有可能的物质资本投入到土地之上。“这意味着增加一些用于灌溉的水井和沟渠，一些用于耕作的牲口和工具，或农民已经用了几代的其他形式的物质资本，对农业产量的增加帮助甚微，小到不能产生有足够吸引力的投资收益率”。由此产生的在消费与积累之间的价值失衡，成为维系传统农业经济持续生存的巨大代价。近代以来，由于国民对西方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过程的集体无意识，在长期封闭状态下老大自居，忽视或排斥西方的科学技术及经济体制，对现存的传统农业体系和技术手段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世代坚守传统农业那么只有世代与贫困相伴随，这是理解传统农业向现代经济转型的基本出发点。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是任何一个现存的文明古国寻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通过工业部门的快速增长推进农业和服务业的产业现代化。同时结构转变只是手段而不是目标，把中国建成一个“世界工厂”绝不是经济转型的目标，经济转型的目标是提高国民的“福利水平”或“幸福水平”。
参考文献：
[1]陈安平,李国平.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性:时间序列的经验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11).
[2]张鸿武.我国地区经济增长的随机性趋同研究———基于综列数据单位根检验[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08).
[3]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
[4]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M]上海人民出版社.
[5]劳伦.勃兰特,托马斯.罗斯基.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M]上海人民出版社.
1.气象灾害频繁。河西地区降水量少，植被稀疏，蒸发强烈，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脆弱，土地荒漠化程度有恶化的趋势。近年来，张掖市的水资源利用取得了很大成绩，工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发展。20世纪70年代祁连山地表水总量是80亿m3以上，90年代地表水却不到70亿m3。由于地表水较少，加上水资源开发利用不当，过量开采地下水，修建水库，提水灌溉，天然水系逐渐遭到破坏，地下水资源逐年减少，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天然植物大片枯死，荒漠化面积逐渐扩大。20世纪90年低以来，张掖市年沙尘天气发生次数增多，且春季早发，持续时间长、强度大、范围广，沙尘暴灾害严重。21世纪以来，由于天然林保护、黑河流域治理等工程的实施，下游额济纳生态逐步改善，张掖湿地开始恢复，张掖生态也得到保护和改善，沙尘暴及荒漠化有所缓减，但问题依然严峻，这是未来发展低碳农业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2.水资源短缺。水作为自然资源，是影响绿洲生态环境的核心因素，是张掖市生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持性资源。自20世纪80年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用水量日渐增长，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相对承载能力持续降低。目前全市水资源有大小26条河流，年径流量为24.75亿m3，有地下水资源1.75亿m3。如果扣除黑河干流分水方案中，向正义峡下游分水9.5亿m3后，张掖市可利用水资源量为15.25亿m3，人均占有量约1250m3，虽高于联合国规定贫水国1000m3的水平，但低于全省人均占有量1302m3，远低于全国人均占有量2344m3，耕地亩均占有量511m3，也低于全省579m3的水平，因此，发展节水农业是张掖市低碳农业发展的根本。
3.天然植被退化严重。张掖市共有森林面积约449333公顷，草原面积2546500公顷，森林覆盖率11.07%。南部祁连山地是天然林集中分布区域，是张掖绿洲水源涵养的主要基地。中部绿洲多为人工林，是绿洲的生态屏障。西北部荒漠地带，是草地集中区域，以天然草地为主，约占95%，还有一些人工改良草地，整体质量较差，植被覆盖率低，是生态脆弱区域。据调查，张掖市的牲畜数量并不是随草地的承载能力而变化的，而往往是超载放牧。张掖祁连山区段的载畜量由上世纪50年代的70万羊单位发展到现在的270.2万羊单位，而草地载畜能力只有201.6万羊单位，超载68.6万羊单位，超载率达34%，特别是冬春草地超载更为严重。长期以来，单纯追求牲畜头数，草地载畜量不断增加，且忽视了草地建设与管理，致使草地超载过牧。加之干旱少雨，地下水位下降，植被大量衰退，草地沙化、盐渍化、草质变差，不断退化。祁连山区东部森林带下限往上退缩了400米，上游山地草场退化面积占可利用草场的50%，植被覆盖率降低了30%~38%。草地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提供人们生命生活不可缺少的氧气。草原退化造成大量土壤，水蚀和风蚀危害增加，土壤有机质下降，失去植被覆盖的地表使土壤碳排放增加，草地覆盖度下降直接导致草场吸碳固碳功能下降。草地具有调节气候、涵养水源、形成土壤有机质、碳汇、抑制土壤碳排放、净化环境、抑制风蚀和沙化、抗旱化等多重生态功能，若不尽快加大维护和建设力度，退化一旦超过生态阈值过大，造成生态的不可逆性，将会带来灾难性破坏。
4.人口承载量过大。绿洲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绿色家园，绿色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直接决定着张掖市人民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全市的绿洲面积为0.565万km2（有资料为0.552km2），占全市总土地面积41924km2的13.48%。2009年张掖市人口总数为128.81万人，平均人口密度约为30.72/km2。虽然该人口密度低于全省人口密度（约56人/km2）和全国人口密度（约131人/km2），但根据联合国1997年拟定的标准，干旱区人口承载力极限为7/km2，是标准的4倍多。可见，人口对绿洲水土等资源压力已远超过其承载能力。由于全市人口都生活在面积有限的绿洲区域内，如果仅以绿洲面积核定人口密度，则绿洲区平均人口密度为228人/km2，远远高于全省人口密度和全国人口密度。如此大密度的人口，生产、生活对水土资源的需求膨胀，水土资源矛盾更加突出，导致对水土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引发绿洲生态系统退化，使绿洲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难于协调发展。
二、张掖市低碳农业发展的思路
1.加强低碳农业的宣传教育。农民参与是低碳农业发展的重要保证，而当前农民对发展低碳经济、低碳农业还比较陌生，首先需要提高农民对低碳农业的认识，发挥农民合作社、农业专业协会等合作经济组织的引导作用，教育、督促农户减量使用化肥、农药等农用化学投入品，增施有机肥，采用生物农药等绿色防控方法来防治作物病虫害。其次，低碳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各行各业及全社会的支持，需要对社会公众、地方政府、涉农企事业单位、农村基层干部，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家、种养大户等，进行有重点地发展低碳农业的宣传教育，广泛宣传发展低碳农业的意义和理念，促使节约资源、低碳减排，科技兴农的重要性深入人心，促使全社会对发展低碳经济、低碳农业的重要性的认识提高到一个全新高度。
2.减轻人口压力，加强科技队伍建设，提高劳动者素质。张掖市人口密度已远远超过国际规定的干旱区人口承载力最大限额，若仅以绿洲面积计算，人口密度更大。减轻人口对绿洲水土等资源压力势在必行。十一五期间，张掖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控制在5.26‰~5.81‰，从可持续发展要实现人口数量和规模“零增长”的跨越目标看，进一步降低人口自然增长率，还有一定空间。虽然需要很长（约30年）时间，难度很大，但我们必须理智地自控自律，控制人口规模，这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要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发展低碳农业，必须要有一支素质优良的农业科技队伍，必须依靠具有较高科技素质的劳动者，提高现有农业生产者的科技术素质和管理水平。因此，全市必须同高度重视人力资源开发工作，在不断扩大专业技术队伍、建设农业科研服务团队的同时，还要通过各种渠道和途径，提高农村人口科技文化素质。通过教育提高农户的人力资本存量，以进一步提高全市农业科技进步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轻人口对资源的压力，使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标。
3.维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由于植被覆盖率低，使森林涵养水源、增加碳汇、防止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的能力减弱，形成全市农业发展的不利局面。改变这一状况，要继续坚持“南保青龙、北锁黄龙、中建绿洲”的战略思想，首先，要实施“生态优先”战略，优先发展生态林业，然后适当满足经济建设和人的生活对木材和林产品的需求。按照这种思路，在黑河上游南部整个祁连山区，重点抓好天然林保护，荒山荒地绿化，陡坡耕地退田还林（草），建立生态公益林，从根本上保持水土，提高水源涵养能力。其次，要治理北部和山区大面积退化草地。一是在绿洲边缘营造防风阻沙林带。由于该区属贫脊沙地、风沙大、林带要注意种类搭配，既要有抵御风沙能力强的高大杨树，又要有耐脊贫的沙枣等树种。同时在地面保护各种野生草木，防止滥挖滥采。结合人工种草，加大地面覆盖，使防护林乔灌草立体化结合，切实起到防风固沙作用，为绿洲建起牢固的绿色长城。二是禁止人们无计划、无节制滥垦土地、滥砍薪柴、滥采中草约等破坏植被行为。三是加大投入，加强草原防火能力，采取生物、化学等方法防治草原鼠害。四是科学评估草地承载能力，减少畜牧头数，压缩载畜量。要限制放牧，提倡舍饲，集约化饲养，切实防止草场沙化、盐渍化和退化，以较好的植被为中部绿洲进行水源涵养、建起绿色生态屏障。最后，在中部绿洲内，营造生态经济型复合林网。中部绿洲是农业经济发展的根本，生态建设必须与经济建设相结合，这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符合当前国内外农田防护林正由纯生态防护效能向生态经济型复合林网发展的特点，符合农业结构自身调整的发展方向。通过多种方式建立“山地———绿洲———荒漠系统”（CODS）一体化生态防护网络，发挥系统耦合效应，为张掖市低碳农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凭借其自身良好的区位优势，并充分利用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从而抓住了难能可贵的发展机遇，率先进入了经济增长的快车道。而与此相对，在广大中西部地区，还存在着众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欠发达地区，传统农区就是这一类地区的主体。从长期发展角度来看，如果这种区域发展失调的状况不能及时得到改善，势必将严重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动态均衡，进而制约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因此，如何根据传统农区的自身特点，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选择科学可行的发展路径，以加快这类区域的工业化进程，进而实现整个区域经济社会上的全面转型，缩小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已成为现阶段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1.1选题意义
而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研究我国现阶段传统农区的发展路径问题也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大都以新古典经济学派的模型为基础，将资本与技术视为发展的关键所在，同时又极力推崇政府强有力的干预作用；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则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出发，竭力强调制度（包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主张将市场经济制度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此外，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传统贸易理论给出了落后国家和地区通过寻找自身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从而获得经济增长的途径，但它在如何发现这种比较优势方面，以及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比较优势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如何促进本国或本地区的发展问题方面却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此外，从国内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大部分研究二元经济转型的学者都是从整个国家出发来研究转型与增长问题，缺乏对国家内部不同类型区域之间的对比研究，即使有也很少能站在欠发达区域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样就不容易发现影响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转型与发展的真正原因，自然也就很难为这些地区寻找到一条具有较大实际操作价值的具体发展路径。因此，本文认为，如果能在综合利用这些现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构建出一个有关传统农区经济社会工业化与转型发展的分析框架，从而给传统农区如何启动工业化、如何转型，两者的步骤与次序以及整个过程中的动力机制问题都找到一个较为合理的经济学解释，并提出一些具体可行的对策建议，应该说在理论上也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1.2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
关于工业化与农业关系问题的阐述，刘易斯在((二元经济轮))中认为，农业是被动的、附属的部门，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来自工业，农业部门只是起着输送剩余劳动力的作用。之后，美国的拉尼斯和费景汉对此作了补充，海亚密和拉坦则全面地分析论证了工业化对农业的各方面影响，他们认为，工业化对要素市场的影响也许比对产品市场的影响更加显著，工业发展增加非农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由于工业专业化和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新知识应用的结果，使工业部门生产的现代农业投入，如化肥、机械的成本不断降低。不断发展的工业经济还通过提高支持农业研究的能力，扶持农村普通教育和生产技能教育的能力，支持发展更有效的交通和通讯系统的能力，进一步加强为农村服务的自然和社会基础设施的能力，从而对农业生产率提高作出贡献。国内学者认为，中国城乡分割的工业化发展并没有从根本上带动传统农业的改造，在农村单一经营条件下，工业的发展也未获得稳定提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支持。在整个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屏弱的传统农业与高速推进的工业化之间的矛盾，成为整个工业化、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基本矛盾。所以中国农业现代化必须走农村工业化之路。因为，农村工业的发展不仅对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而且对农业的稳定发展有巨大作用。农村工业是从农业里土生土长出来的，农业是农村工业的母体，而农村工业的发展，又带动了农民收入的提高，推动了传统农业的改造。农村工业在资金、技术、设备、物质等方面支持农业，成了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关于农业现代化路径的阐述，国内学者认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切实可行的路子应该是走自然资源节约，技术优先发展的道路，走生物技术现代化和机械技术现代化相结合，精耕细作的传统技术和农业现代化技术相结合，机械工具以及半机械工具和手工工具相结合的道路，采取高就业、低成本的技术路线。农业现代化过程，是以农民富裕，缩小工农差距与城乡差距为目标，以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管理手段、现代物质技术装备武装农业为支柱，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实行集约化经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农村工业和小城镇建设，加强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建设等途径，在国家对农业实施有效保护政策和协调工农业顺利发展的条件下，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分阶段、分地区、分类型，逐步把传统农业建设成为适应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现代基础产业，提高农业综合要素生产率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工农一体化和城乡一体化。
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加农村工业化，其发展道路应该是走集约持续农业、即集约农作、高效增收和持续发展的路子。关于农村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问题的阐述，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本动力，城市的发展主要是靠工业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所吸引的人口与资本的聚集，表现为城市规模膨胀、数量增加，即城市的外延扩大。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可持续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城镇化就是非农化、即农业活动转化为非农业活动，农村地域转化为城镇地域，农业人口转化为农业人口的过程。解决“三农”问题的长远出路在于城镇化。中国的农业现代化除与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同步推进，运用现代常规技术、尖端技术与我国传统优秀技术相结合外，特别强调要采取工程建设的方式，加快改造传统农业;同时，应在继续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则对中国的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提出相反观点。他们认为，工农一体化、城乡一体化，以及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的提倡与推行，不仅在20世纪末、而且在21世纪都是不可能、不必要的。其原因在于，中国人口众多，二元经济结构明显，城市化所需巨额资金难以落实，现有城市吸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有限，城市隐蔽失业较为严重。因此，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与中国的国情难以相符，超前性太大，可操作性太小。关于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征，农业现代化在实现生产条件现代化的基础上逐步向生产技术、经营体制、管理方法和运行机制的现代化转移。中国农业现代化应是农业、农民、农村三位一体综合考虑、全面发展。因为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本目标是增加农民收入，增进农民福利，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中国农业现代化应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农民知识化“四化”联动，同步推进，互相促进。其中，农业现代化是基础，农村工业化是动力，农村城市化是载体。中国农业现代化应实现生产、生活、生态三大效益的统一。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现代农业发展必须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处理好生产、生活与生态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关于统筹城乡发展问题的阐述，国内理论界一致认为，其内涵和实质就是要把城市与农村、农业与工业、农民与市民作为一个整体，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统一规划中去通盘考虑，把城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综合起来研究，统筹加以解决，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一体的协调发展。
1.3研究框架与方法
鉴于目前学术界对传统农区概念的界定含糊不清，本文首先运用了经济学及地理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及指标，对传统农区的区域特征及地域分布作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界定。本文所确定的研究方法，就是为达到研究目的所采取的基本手段的复杂性，本文准备采用多种方法来进行研究。
2传统农区农业人口压力现状评估
2.1研究区域的选择与界定
我们首先明确一下传统农区的概念。简单地讲，本文所要研究的传统农区主要是指那些地形以平原为主，经济以农业（主要为种植业）为主，人口以农民为主的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中西部。这些地区大都身处内陆，缺乏可供开采加工的自然资源，产业结构层次较低，人口众多但思想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依旧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而从具体地理位置上看，根据河南大学耿明斋教授的划分标准，主要包括“河北和河南境内太行山伏牛山以东、桐柏山大别山以北的地区；大别山和长江以北、陇海铁路以南的苏北和淮北地区；山东省境内京沪铁路以西地区以及纵贯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中部的广大地区。实际上也就是东北、华北和黄淮三大平原的全部”。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学所研究的区域是指“便于组织、计划、协调、控制经济活动而以整体加以考虑的，并考虑行政区划基础上的一定的空间范围”，“实际使用时常以行政区划界限为界线”。
2.2传统农区农业人口压力评估
现阶段，传统农区要想顺利实现工业化与经济社会的转型，必须从自身实际出发，探索出一条符合自身情况的、卓有成效的发展道路。就目前来讲，通过劳动力外向转移来带动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就不失为一条这样的道路。正如前文所述，传统农区人多地少，农业在社会生产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且生产方式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农民的思想观念仍然停留在自然经济时期，再加上这些地区的二、三产业发展一般都严重滞后，无法有效地就地消化、吸收农业领域大量冗余的劳动力，这就又进一步加剧了人地之间的矛盾。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了劳动力剩余问题是传统农区实现工业化与经济社会转型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归根到底，一切发展问题都是人的问题，人既是目的，也是手段。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以此为突破口，逐步实现农民增收、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等一系列目标。为了对本文的研究对象—传统农区的农业劳动力剩余的现状有一个更为清晰、直观的认识，我们下面利用数学建模中的常用方法之一—AHP层次分析法，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指标评价体系，从而对传统农区（以河南为例）当前的农业人口压力程度作出一个相对科学的评估，这样在后面的分析中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提出的对策建议也才能更具有针对性与可行性。在人口自身压力的衡量方面，我们选取农业人口比重、文盲率以及近几年平均人口增长速度等三项指标作为代表，这些指标虽不能立即对改变当地人口压力的大小，但却有着一定的滞后效应，因此也列入考察行列
3博弈因素分析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伴随着中国改革进程的日益深入，跨区域的劳动力流动渐成规模。诚然，这种域际间的流动给落后地区的农民带来了人均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劳动力输出区并没有由此而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进而走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道路。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将“劳动力转移带动工业化与传统农区经济社会转型”这种发展机制的前后阶段很好地衔接起来，通俗地讲，也就是没有将“富民”成功地转化为“富区”。那么，制约这种转化得以实现的障碍因素都有哪些呢？
3.1思维方式与理念
思维模式过于保守，小富即安，是很多传统农区农民的共同特征之一。一般来讲，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愿意背井离乡、抛妻别子地出去打工；而一旦被迫外出之后，又通常会满足于每月的几百元钱，不思图作更进一步的发展规划。务工收入的绝大部分一般也都是用于建房等传统的家庭支出项目上，这就对传统农区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产生不了多大的带动作用，自然也就无法实现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最终目标。因此，改造传统农区劳动者的思维固式是推行整个发展机制的关键所在。这一方面需要农民自身解放思想，敢于走出两亩薄田去谋生，敢于到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接受冲击和洗礼，敢于有意识地积累创业的资金与经验，敢于把有限的务工收入投入到创业、扩大再生产中去，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加强引导，尤其是通过培训、宣传、教育等方式，引导农民将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自然经济观念和小农意识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观念并逐渐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归根到底，一个地区的发展还是要靠人的发展，只要人的问题解决了，工业化、城镇化乃至整个传统经济社会的转型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此外，对那些劳动力大量流入的发达地区来讲，也需要改变自己长久以来的固定思维模式与思想观念，这主要体现在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上，即很多岗位都存在着对农民工的歧视现象，大部分农民工只能从事那些苦、脏、累的工作，而很难有机会进入有前途的职位空间，这对务工者的成长是很不利的，而且也不利于整个劳动力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
3.2制度环境与交易成本
如前所述，传统农区的基础设施落后，人员思想观念保守，机构办事效率低下，小富即安，缺乏长远的发展目光。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许多县市年年都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外出招商引资，签订的投资协议也不少，但往往能落到实处的不多，能在投资地落地生根、发展壮大的就更少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欠发达地区的制度环境太差，不利于企业的成长。传统农区吸引外出人员回乡创业，虽说能够避免一部分交易成本的产生，但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制度环境建设的问题，不能切实减少企业生产经营不必要的协调成本，传统农区就无法真正走上拥有自生能力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在这方面，精简机构，提高效率，加大公共设施建设力度，是传统农区政府应该着重抓好的主要工作之一。其次，户籍制度也是限制“劳动力转移带动工业化与传统农区经济社会转型”机制发挥作用的障碍因素之一。所谓工业化、城镇化，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大量劳动力由农业转向非农业，由农村转向城镇，但中国当前的户籍制度却并没有给这种转变创造多么有利的条件，相反还制约着它的顺利实现。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逐步推进，城乡户籍制度已经开始有所松动，并带来了明显的积极性效果，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国内渐成规模的“民工潮”就是最好的例证，其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来说也是功不可没的。但也不可否认，户籍制度方面的改革还很不彻底，城市户口依旧还是阻碍农村劳动力融入现代社会的主要障碍之一。再次，当前的农村土地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传统农区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步伐。我国目前实行的还是土地国有化政策，土地交易市场还很不完善。据调查，由于在外务工的多为农户中的主要劳动力，剩余在家的则多是妇女儿童、老弱病残之类，俗称“386061”部队，这些人的劳动能力较差，因此大量的农田只能以极低的价格转包给别人，还有的甚至干脆处于抛荒状态，从而给我国本来就比较紧张的耕地资源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但如果土地能够比较顺畅地合法交易流转的话，一来可以使外出农户免除后顾之忧，并获得一部分创业启动资金，二来也可以推动农业的产业化、集中化与现代化经营。当然，土地制度的改革不是一件能够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政策法规、社会保障等各方面的协调配合，因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4农区工业化博弈的选择
4.1传统农区产业结构现状与调整方向
传统农区主要分布于我国中部、东北以及西部的部分地区，是我国大宗农副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作为一个特定的经济区域，传统农区具有明显的要素察赋、经济活动等方面的特征。具有自己的结构和功能，包括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对内其功能表现为区域内的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对外表现为是国民经济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系统的运行中扮演着有别于其他地区的角色。农区产业结构现状:以河南省为例，2006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中三次产业的结构比重为:21:48:31，尽管第一产业比重在过去20多年中降低了20个百分点，但仍然高于全国6个百分点，具有显著的农业大省特征;河南省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为61%，高于全国10多个百分点;城镇人口占全省人口的25.8%，比全国平均人口低10多个百分点，城镇化率明显偏低。从工业内部结构看，一是工业经济总量虽然逐年增加，但总量仍偏小;二是缺乏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大企业，初加工产品多，深加工产品少;三是工业化程度低，区域内经济发展不平衡;四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滞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有效利用。农区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根据区域产业结构变动导向原则及农区实际，显然，目前农区产业结构调整仍处于资源导向阶段，亦即立足本地优势资源，不断提升产业层次，走有区域特色的工业化道路。
4.2工业化内涵辨析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等人的研究成果，工业化往往是产业结构变动最迅速的时期，其演进阶段也通过产业结构的变动过程表现出来。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阶段，产业结构变化的核心是农业和工业之间“二元结构”的转化。在工业化起点，第一产业比重较高，第二产业比重较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都相应有所提高，且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幅度大于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优势地位被第二产业所替代。当第一产业比重降低到20%以下时，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到高于第三产业，这时工业化进入了中期阶段;当第一产业比重再降低到10%左右时，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此后第二产业的比重转为相对稳定或有所下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经历一个由上升到下降的“n”型变化。C.G.克拉克根据威廉•配第的观点，依据若干国家一定时期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转移的统计资料，得出如下结论: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人们在传统意义上对工业化的理解，仅指工业部门的工业化。而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化应该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即与农业化时代相对的工业化时代。它是指18世纪下半叶，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出现的一个历史性发展过程，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的，引起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它标志着人类生产力发展史上一个新飞跃的开端;另一方面，工业化不仅是工业部门的工业化，而且是国民经济的工业化，即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深刻变革的过程。就物质生产领域而言，工业化包括工业的工业化和农业的工业化，正如张培刚同志所言:工业化“可以表明以往两个世纪中经济和社会的主要变化，而且将工业发展和农业改革都包括在内。简言之，工业化包括农业及工业两方面生产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国内外有关专家还根据工业化对经济和社会影响最大的方面，提出了衡量工业化的标准。他们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进入工业化社会可用产值(或增加值)标准和劳动力标准来共同衡量。标准之一:国内生产总值中工业增加值比重超过农业增加值比重;标准之二:从事非农产业生产活动的劳动力超过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劳动力。一个国家或地区同时满足了以上两个标准，称其己经进入了工业化社会;如果两者都不满足，称其还处于农业化社会;如果满足其中之一，称其进入了半工业化社会。权威专家还认为，工业化不只是工业部门的事情，而是整个国民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事情。工业发展的重点在“工”，工业化的重点在“化”。化者，乃变革、改进、创新之意，是某个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其含义是现代大工业的发展，使一切非工业生产方式转化为工业生产方式;将国民经济中原来独立于工业之外的经济活动，纳入工业发展的轨道;使一切不适应现代工业发展的外部条件和经济运行机制适应工业发展。现代工业将自给自足的农业“化”为现代市场农业，将大部分农村居民“化”为市民，将传统农业文明“化”为现代工业文明，是工业化的真谛。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早年曾提出了广义的工业化定义，认为工业化不但包括制造业、而且包括农村工业和农业现代化，还包括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在内的生产技术和产业结构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并认为农业的生产函数或要素组合方式的进步也是一种工业化进程的表现形式。这个定义的意义在于，对于传统农业大国而言，尤其是中国，单纯以非农业的份额大小来衡量工业化的进程，永远也不可能超过原有的工业化国家，而这个定义却说明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即使农业的份额偏大，但农业的技术水平很高，同样也可以看作是工业化的国家或地区。当然，这并不是说一国可以单纯的发展农业成忽视工业部门份额的扩大，随着居民消费升级即恩格尔系数的下降等过程，工业部门的扩大是个必然的结果，但也不排除一些发展农业生产非常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和国家可以以农业为主。其实这个定义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对于政策的制定而言，追求工业化并不是单纯追求非农业或工业的比重的上升，非农业就业人口或工业就业人口的比重的上升，农业的工业化也是工业化过程是所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传统农业大国，正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而其农业又对于国民经济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河南大学耿明斋教授也曾撰文指出，科学的农村工业化定义应该是把农村的资源，包括土地、劳动力和农产品等，大量地吸纳到工业生产的循环过程中去。由于国民经济是高度复杂的整体，而计划经济体制根本无法完全认识经济发展内在的复杂联系，无法顾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内在比例关系，割裂了各产业、各地区之间尤其是城乡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从而使得我国的工业发展与工业化严重脱节，工业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发展，形成了有“工”无“化”的格局。相比较农业对工业的基础作用和贡献而言，工业对于农业的反哺作用明显薄弱。众所周知，由于对工业化内涵的片面甚至错误的理解，我国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在战后工业化起步以及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始终推行以牺牲农业换取制造业发展的工业化战略。这种战略从其推行的开始，就对发展中国家战后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起着强化和加固作用。从另一种意义而言，这种以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又必须以强化“二元经济结构”作为前提和手段，由此形成了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共有的“工业化”一“城乡分割”与“工农对立”一“二元结构强化”的“累积性因果恶性循环”。因此可以说，不恰当的工业化战略，是我国“三农问题”得以产生、并形成并呈“积重难返”之势的重要的和直接的原因。因此，对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制定和实施的重大战略决策加以反思，为走出“三农困境”寻找出路，就显得十分必要。
4.3农区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的区别与联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国理论界提出了“农业产业化”的概念。1995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论农业产业化》一文中，把农业产业化定义为“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对当地农业的支柱和主导产品，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把产供销、贸工农、经科教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一条龙的经营体制”。以此为指导，我国农业及农村产业结构逐步得到调整和优化，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但理论与实践的结果也表明，农业产业化远非农村工业化，它着重解决的是如何使小生产与大市场对接的问题，而较少涉及产业升级问题。农业产业化是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连成一体，形成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一是在生产组织形式上，将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诸多环节通过利益纽带联结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二是在经营方式和经营内容上，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实行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三是在生产经营目的上，提高产业化组织整体经营利润，使农业的增值能力和比较效益得到提高，逐渐形成农业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目标。农区工业化则是农区工业的兴起与发展，并推动整个农村经济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为了改变二元经济结构，使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资源能充分发挥效能，使农民能尽快脱贫致富，在搞好农业的同时，由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依托市场，依托农村小城镇，发展农村现代工业，使从事二、三产业的劳力占到农村总劳力的绝大部分，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农村基本实现城镇化，农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基本达到城市水平。实现了农业产业化不等于实现了农区工业化。当前，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内涵、组织形式、经营体制都还很不完善，还不能说实现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更低，即使实现了农业产业化，也不等于实现了农区工业化，离农区工业化也还有一段或长或短的路要走。就农业产业化自身而言，也只是仅仅强调了“产业化经营”这个微观层次概念的研究和实践，而距离宏观层次的农业产业化还相差甚远。农业产业化与农区工业化尽管存在着上述区别，但是，两者之间还有着重要的联系。首先，农业产业化与农区工业化具有相同的经营规则。农业产业化与农区工业化都是市场经济的产物，都是和市场经济相联系的。
在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下，农业产业化与农区工业化都无从谈起。因此，农业产业化与农工业化都要按照市场经济的经营规则进行经营。其次，农业产业化是通向农村工业化的重要途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同样，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没有农村农业经济的发展，就很难有农村工业经济的发展。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可以快速发展农村经济，农业产业化是通向农区工业化的重要途径。第三，农区工业化是农业产业化的继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仅仅依靠农业产业化是不够的。其实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农业产业链条的拉长，农业产业化必然会走向农区工业化，农区工业化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继续。总之，农业产业化和农区工业化之间虽然存在着区别，但更重要的，它们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和互动的。农业产业化是农区工业化的基础，农区工业化是农业产业化的延续，农区经济发展是农业产业化和农区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和最终目的。离开农业产业化的基础性作用，试图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实现农区工业化是不可能的。同样，离开农区工业化的带动作用，要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也是不可能的。由以上分析可知，传统农区加快推进工业化，是加快本地区经济持续增长、尽快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差距的首要选择。结合区位优势、产业结构特点和发展基础，传统农区在工业化发展初期，应使工业化与推进农业现代化(甚至包括城镇化)相结合，以避免有“工”无“化”、工农割裂的局面再次出现。综观世界不同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之前都曾有过一场农业革命，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在农业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进行的，结果后者出现了城镇繁荣与乡村贫困并存、城乡差距悬殊、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的现象，使得工业化难以为继。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工业化推动城镇化，城镇化带来了农业现代化(尤其是农业环境现代化)，而农业现代化又有效解决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基于以上分析，认为，传统农区在调整产业结构、选择工业化发展路径时，应着眼于工业化与推进城镇化及农业现代化相结合，通过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及农业现代化进程，以期达到用工业化解决农区农业比重过大问题，用城镇化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出路问题，用农业现代化解决农业的效益问题的结果。
5对策与建议
1、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对第三产业的投资
从前面的计量分析以及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轨迹看，第三产业不仅是现代国家经济结构的主体，也是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部门。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即使在所谓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也是这样，这就一方面对工业化的推进形成制约，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传统农区劳动力转移的就业空间与居住间的扩大。因此，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国家应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投资，促使第三产业加快发展，从而为传统农区的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发展、社型创造有利的条件。
2、加大对传统农区的教育投入，尤其是要增加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
教育水平的提高将是改造传统农区农民封闭落后的小农意识的有效途径之一。传统农区农业劳动力大量过剩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农民文化水平低下，导致思想不够开放，不敢轻易离开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几亩薄田外出闯荡谋生。一旦他们的文化素质上去了，了解的信息增多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会在综合权衡利弊之后打消原先的顾虑，勇敢地离开土地到市场经济的广阔天地中去谋生。此外，随着现代产业的发展，知识、技术的更新速度不断加快，这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因此，传统农区劳动力要想顺利实现转移，必须达到现代化产业发展所必需的素质要求，否则就会出现低素质的农村劳动力供给与高素质的城市劳动力需求之间的矛盾，对劳动力的转移产生不利影响。再次，转移后的劳动力究竟能否迅速积累起必要的资金与能力，从而实现由单纯的打工者向创业者的身份转变，最终带动整个传统农区的工业化进程与社会转型，也需要有非凡的魄力与开放的思想作保证，而这又是离不开对教育层次的要求。据统计，目前传统农区农民人均受教育水平不到8年，而一个人的收入与其所受的教育是成幂指数增长的，这就导致了农民祖祖辈辈都无法摆脱窘困的生活，因此教育对传统农区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来讲是极为重要的。然而因为教育收益滞后性的存在，农民往往不舍得大力投资，这就需要政府的介入，合理加以引导。除了义务教育不可松懈之外，加大对农民技能培训的力度也是提高传统农区人力资本存量的重要途径之一。农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不但会有利于农村的进一步发展，更有利于城市和整个社会的稳定和长远发展。
3、拓宽就业渠道，注重后期转变，引导整个发展机制逐步稳妥地推进
即使在信息流通高度发达的今天，不对称的现象依然存在，处于相对封闭、闭塞环境中的传统农区农民更是深刻感受到有效信息的匮乏。据调查，目前绝大部分外向流动的农民所利用的信息途径都是亲友、同乡等所谓“人带人”的传统信息机制，效率可想而知，政府的作用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因此政府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的特殊地位，充分发挥在对外交流、合作方面的优势，及时将外界的有效信息传达给农民，并根据用人单位的需要加以适当的教育培训，从而保证前期流转的顺利进行。此外，在引导外出劳动力“智力回流、返乡创业”阶段，也需要政府把握好合适的回流时机，选择好合适的回流对象，更重要的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尤其是要切实提高办事效率，降低一些不必要的交易成本，从而为企业在传统农区的生存成长、发展壮大创造最适宜的制度环境。
（一）在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基础上，采用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技术传统农业在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上，采用合理调整种植密度、轮作复种、间作套种、桑基鱼塘系统方式等生态型农业生产技术和措施，合理地利用各种资源和环境，保持土壤的肥力和土地的可持续发展性，使农业生态系统得到良性的循环，提高农业生产力，增加产出，满足了人们的需要。
1．用养相结合，保持耕地，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古代倡导的地力常新观主要是针对“地久耕必耗”而提出的。要保证农业的丰产丰收，最根本的是要保持土地能够被不断利用，就需要采取适当的耕作栽培措施，这就是地力常新观最基本的观点。因此，用地要和养地结合起来，只用不养，就会造成土地被不断的消耗，只有用养结合，采用作物轮作、土壤轮耕、合理施肥、利用微生物活动等有效措施，既能够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增加产量，又能够维持地力，保证土地被永续利用，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2．合理调整种植密度
为了解决在单位面积的土地上种植的作物株树越多，会导致单株的收获量减少这一问题，就需要适度减少单位面积上的作物的总株数，使得单株的收获量得以增加，但是也不能一味地减少作物的总株数。这就需要在作物个体和群体之间进行关系的优化，即在个体和群体之间取最优的数量。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合理密植，合理调整种植密度，在保持合理的群体密度的基础上，给每个个体植株以较充分适当的生长空间和条件，保持单位面积产量最高。《吕氏春秋》中“树肥无使扶疏，树硗不欲专生而族居;肥而扶疏而多秕，硗而专居则多死”，就有合理密植思想。肥沃之地，不可种的过稀，瘠薄之地不要过密。并说:“是以先生者美米，后生者为秕。是故其耨也，长其兄而去其弟”，意即植株过密，要实施间苗，把大苗留下，小苗去掉，大苗可成饱满之粒。小苗多半不成粟。这样做可使得每个植株能充分地得到光热条件，单株生长发育结实良好，加上群体密度适合，丰收自然。
3．间作套种
间作套种是农业增收的有效措施之一，是指在同一土地上按照一定的行、株距和占地的宽窄比例种植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农作物的种植方法。间作套种是以充分利用空间和资源为目的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农业生产模式，能够合理配置作物群体，使作物高矮成层，相间成行，有利于改善作物的通风透光条件，能更加充分地利用光、热、水、气、土肥等自然条件，在有限的生产期限内生产出更多的农业产品。并且，间作套种方法的应用能使得不同种类作物之间构成复合作物种群，往往能抵御病虫害，互利互惠。《齐民要术》第五卷《种桑、柘第四十五》中指出种桑树套种禾豆类的作物，将禾豆类离桑树近距离播种，利用豆科作物的根瘤菌起到固氮、肥田增产，又高效用地的目的。在《修齐直指》一书中，提出关中地区“一岁数收”和“二年十三收”的间作套种技术。杨秀元在《农言著实》中，也记述了三原县的油菜地中套种扁豆的间套做法。
4．轮作复种
轮作复种在明清时期得到了大力推广，是指在单位面积的土地上进行作物轮作及连种、复种。传统农业中主要采用豆禾轮作，粮食作物与绿肥作物(一般是豆科作物)轮作的方式。这种合理安排作物前后茬关系的方法是高效用地的好办法，同时也达到土地用养平衡的目的。北魏的《齐民要术》对复种轮作的认识已经比较深刻。书中总结了一套轮作法，并对不同的轮作方式进行了比较，还特别强调了以豆保谷、养地和用地相结合的豆类谷类作物轮作制。
5．桑基鱼塘系统方式
桑基鱼塘是将低洼地挖深变成水塘，挖出的泥堆放在水塘的四周为地基，基和塘的比例为六比四，六分为基，四分为塘，基上种桑，塘中养鱼，桑叶用来喂蚕，蚕屎用以饲鱼，而鱼塘中的塘泥又取上来作桑树的肥料。通过这样的循环利用，取得了“两利俱全，十倍禾稼”的经济效益。桑基鱼塘发端于明朝中叶，由当时江苏常熟地区一个名叫谈参的人发明。他改变了原来那种把低洼的地方填起来防止水害的做法，而是将低洼的地方挖成塘，用于养鱼。挖出的土堆成堤岸，岸上种果树。池塘边种茭白等水生蔬菜，池塘上又架起了猪圈，用于养猪。这样养猪不仅不用占用耕地，猪粪还可以直接落入池塘喂鱼。堤外农田种植水稻，通过水塘的排灌，又可做到旱涝保收。由于经营得法，谈参一家的农业收入比别的农民提高了3倍，副业的收入又比农业的收入多了3倍，一下子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富翁。谈参的这种做法由于用地少而获利多，很快就在地势低洼的太湖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推广开来，并依照各地的实际情况，加以变通。在太湖地区，有的是以农副产品养猪，以猪粪肥田，形成田猪互养。有的是以青草、桑叶养羊，以羊粪壅桑。还有的是以鱼塘种桑、种果或种蔗等，形成所谓的“桑基鱼塘”、“果基鱼塘”和“蔗基鱼塘”，这种形式主要盛行于珠江三角洲地区。桑基鱼塘是人工生态农业的最初形态，它起到了各方面的作用，不仅可以充分利用水面养鱼增加收入，同时消除了内涝的威胁，有利于水稻灌溉，适应了当地地势低洼、雨水充沛、河道密布、水域资源丰富的特点，既能合理利用水利和土地资源，又能合理地利用动植物资源，不论在生态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效益，可谓一举多得。
(二)利用生态方法
防治病虫害和杂草，施用有机肥，保护生态环境我国古代先民习惯运用各种耕作栽培措施来防止各类自然灾害及病虫草害。最早有关害虫的生态防治记载的文字见于春秋战国时期，如，“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这里是指利用耕作措施来防治杂草和害虫。在这个基础上，人们又不断积累了以虫治虫等经验。以虫治虫是指利用某些能寄生于害虫的昆虫、细菌、病毒、原生动物、线虫以及捕食性昆虫和螨类、益鸟、鱼类、两栖动物等来抑制或消灭害虫的方法。在我国历史上，除了用蚁防治柑桔害虫以外，还有很多利用益鸟、青蛙和养鸭来防治害虫的例子。明代陈经纶在其《治蝗笔记》中详细记载了自己发明养鸭治虫的经过。有一年，陈经纶在教人种甘薯时，看到天边飞来了一群蝗虫，把薯叶全给吃光了，一会儿又飞来了几十只鹭鸟，把蝗虫又给吃掉了。他从中受到启发，认为鸭和鹭的食性差不多，于是便养了几只鸭子，放在鹭鸟活动的地方，结果发现，鸭子吃起蝗虫来，比鹭鸟又多又快，于是就号召当地老百姓大量养鸭。每当春夏之间，便将鸭子赶到田地里去吃蝗虫。后来，这种方法果然成为江南地区治蝗的重要办法之一，不少的治蝗专书中也都提到了这种治蝗办法。养鸭治虫是我国历史上利用最为广泛的一种生物防治技术，它不仅可以消灭害虫，保护庄稼，同时还能促进养殖业的发展，起到化害为利的效果，是我国生物防治史上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关于施肥，有明确记载的可见于战国时期，如《孟子•万章下》说:“百亩之粪”。又《滕文公上》说:“凶年，粪其田畴而不足。”《韩非子•解老》篇说:“积力于田畴，必且粪灌。”此后施用有机肥，如粪肥、绿肥等长期一贯被视为“肥田之法”。如《吕氏春秋•季夏纪》指出杂草腐烂后可以肥田，说明那时已经认识并且重视绿肥的功用。到南北朝时期，又增加了旧墙土、草木灰、厩肥等等，其后像石灰、骨灰、食盐、硫黄、石膏、卤水等，在不同的地区曾经有当作肥料施用的。唐宋时期出现了踏粪法，利用家畜制造厩肥，宋代陈?则主张用粪池和粪屋来收集肥料，元代王祯在其所著的《农书》中首次对于肥料的种类进行了分类。他把肥料分为苗粪、草粪、火粪、泥粪四大类。由此可见，我国古代主要利用的是生态方法来防治病虫害和杂草，施用有机肥，有效地保护了生态环境。
二、传统农业对生态的促进作用
一是促进了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传统农业崇尚天、地、人的和谐统一，农业的发展要以保护环境为前提，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是不可取的。传统农业采用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运用合理调整种植密度、轮作复种、间作套种、桑基鱼塘系统方式等生态型农业生产技术和措施，合理地利用各种资源，使农业生态环境得到良性的循环，也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良好结合。另外，传统农业不像现代农业似的，防治病虫害过多地使用农药，而是使用生态方法防治病虫害，如以虫治虫，同时，施用有机肥，这些都可以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二是促进了农田生态环境的保护。石油农业的发展导致了我国农业发展的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土壤硬化、板结、酸碱度失衡、有毒物质超标等问题，这主要是在发展石油农业的时候，过多地强调运用现代的技术手段扩大产量和规模，却忽视了对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合理利用。传统农业的生产技术，如传统的施肥技术和除草技术对维持地力不衰及保护农田生态环境，具有重大意义。河泥肥料的使用，不仅肥效高、可疏松土壤，而且对河泥的挖涝，对增强河湖的蓄水能力又是一大贡献，生态价值凸显。再比如，当今人们种田几乎没有中耕除草的步骤，完全靠除草剂，加速了土壤性能的板结等状况。要想维持地力不衰，就需要重视对传统生态耕作技术的保护。
三、传统农业的不足之处
尽管传统农业实践中有很多值得借鉴和发掘的潜力，但传统农业实践的经验还是有着很多局限性的，在我国当前的社会形势下，还是需要改进的。
(一)传统农业不能很好地适应当前的社会需要传统农业的生产力比较低下，生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自给自足，不符合当前的社会需要。现代社会，生产力水平得以提高，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发展现代农业，以提高农业的产量和发展水平，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同时，在新的条件下，农业的发展目标已经不仅仅是过去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了，而是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并且创造一定的价值，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农业生产的规模需要扩大，产量需要增加，质量需要提高。这些，都是传统农业所不能及的。
(二)传统农业的技术水平落后传统农业技术主要是长期的农业生活实践的经验总结，是靠直观和表面的观察形成的一套技术思想体系，这种技术手段往往是比较落后的，导致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是以人力、畜力和各种手工劳动工具为主，技术装备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还主要是靠天吃饭。传统农业技术在不断的积累过程中逐步完善，而且长时期处于较为稳定的状态。这种稳定状态一方面维持了传统农业的繁荣和传承，使我国传统农业和技术长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另一方面又阻碍了技术革命和创新，使得近代以后远远落后于西方。
(三)传统农业的农民文化水平偏低作为发展传统农业的人，主要是农民，他们开展农业主要都是依靠的经验，文化水平较低，甚至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文化，这就造成传统农业粗放的发展方式，没有专业的分工，农业想发展壮大是有一定难度的。
四、生态农业对传统农业的新发展
在认识了传统农业的生态优势和不足之处后，就有必要对传统农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利用传统农业中的生态观，来发展现代生态农业，是我国农业发展的一条可取之路。生态农业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至20世纪90年代得以在世界各国广泛发展。生态农业是在人们的积极参与下，遵循现代农业生态学理论指导，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现代管理手段，利用农业生物和环境之间以及生物种群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合理的生态结构和高效的系统机能，进行能量转化和物质循环，并按照人类理想要求进行物质生产的有机综合的农业体系。生态农业追求稳定持续增长的生产力;稳定持续的土壤肥力;健康协调的农村生态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在国内，现代生态农业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初，此后其理论和实践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内涵得到不断的充实。对于生态农业的概念，尽管表述的内容不尽相同，但总体观点是基本一致的:我国生态农业是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系统工程的方法，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和传统农业的有效经验，进行经营和管理的一种良性循环、持久发展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现代生态农业的本质特征，是一种发展农业的系统的、整体的、全局的思想，是一种发展农业的优化组合技术，还是一种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生态农业的新发展:
(一)化石能源消耗要减少，生物技术措施要跟进化石能源的利用使我国的农业生态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为了保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降低对化石能源的消耗，跟进生物技术措施。农业生物技术是指运用基因工程、发酵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以及分子育种等生物技术，改良动植物及微生物品种生产性状、培育动植物及微生物新品种、生产生物农药、兽药与疫苗的新技术。生物技术已经为农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提出了创新型的解决方法，比如生物固碳、生物农药、生物植保等技术。在当前，为了在农业发展中广泛推广生物技术措施，建议国家设立专项资金，加大投入，首先从农民的需求入手，实施农村生物质能源利用惠民工程，大力普及沼气，积极开发秸秆气化。同时，对生物技术措施进行宣传，使农民认识到生物技术利用的好处，对积极采用生物技术的农户进行必要的物质及精神方面的奖励，使他们真正享受到生物技术带来的益处，这样才能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增加生物技术的普及率。
(二)采用生态种植的方法，加强系统内部的物质再循环传统农业的间作套种、轮作复种等种植方法对我国生态农业的发展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应该改进这些方法，发展生态种植。生态种植主要是通过提高太阳能的固定率和利用率、生物能的转化率、废弃物的再循环利用率等，促进物质在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的循环利用和多次重复利用，以尽可能少的投入，求得尽可能多的产出，并获得生产发展、能源再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经济效益等相统一的综合性效果，使农业生产处于良性循环中。具体做法是在田野里使用微生物技术和轮作制，即豆类、粮食、苜蓿(一种氯肥植物)、根茎植物不断轮种，以增加土地的氮肥和氯肥，使地下水保持清洁。待农作物收获之后，再把其根茎和麦秆捣碎，喷洒上益生菌原液后埋入地下，使地表下形成一层肥沃的天然腐蚀质，同时又能促使有机物的转化，保持水土不致流失。
(三)应重视土壤肥力的维持和增进土壤是农作物生长的基础，土壤肥力是指土壤供给作物生长所需要的养分、水分、空气和热量的能力，它直接影响着作物生长发育、产量形成和质量高低。通过施用人、畜粪尿及堆肥、沤肥、绿肥等有机质含量高的农肥来增加和保持土壤有机质含量，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施用河泥、草碳等。建立合理的施肥、耕暄和轮作制度，综合培肥地力。
关键词：传统农业；可持续发展；生态农业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由技术落后的传统农业向技术先进的现在农业过渡已经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与传统农业相比，农业的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在现代农业当中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由于人们盲目地追求现实利益，大量的机械化工具和大量化工产品的应用不但使当今的资源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而且使环境遭到了极大的污染。因此我们在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将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和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相结合起来，最终达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个目标。
1. 传统农业的特点
以铁器生产工具为标志农业生产形式被成为是传统农业，在我国，从秦汉到清末时期都是传统农业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过去近两千的时间内，传统农业发展的极其缓慢，并且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1 生产工具落后，生产效率低下：在传统农业当中，劳动人民的生产工具主要是一些诸如铁锄、铁铲、镰刀和斧头等等一些简单的铁质工具，动力来源也主要来自人力或者畜力，劳动生产率很低。
1.2进行农业生产的目的明确，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不高：与现代农业相比，商品化程度极低是传统农业另外一个鲜明的特征。在传统农业当中，由于农业生产率低下，人们进行农业生产的主要目的就是自我消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制，在这种经济体制下，劳动者没有或者很少有多余的农产品作为商品可以投放到市场中去，这就决定了传统农业的商品化程度不高。
1.3 农业生产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极低：在传统农业当中，由于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生产工具，人们大多都是靠长时间的实践经验来指导农业生产，抵御外部环境的能力很差，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看天吃饭”，所以每当遇到干旱或者洪涝等自然灾害的时候，传统农业就会出现大幅减产甚至是绝收的情况。
2.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意义
从19世纪50年代以来，伴随这工业革命的影响，世界范围内的农业生产形式开始逐渐结束传统农业形式而向现代农业形式过渡，由于生产工具的极大改善，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得到了大幅度的增加，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数量对农产品的需要。但是，现在农业生产形式也带来了很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大量的杀虫剂和化肥的使用使我们的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大量的机械化工具的使用和不合理的灌溉以及盲目砍伐森林，开垦荒地是社会资源遭到极大的浪费，这些社会问题已经逐步影响到了我们日常的生活和身体健康，因此如何让确立新的发展观念让农业发展与人类共存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3.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对策
3.1 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生态农业
当今的现代农业模式主要是利用机械化的生产工具和化工产品（如农药和化肥等）来换取农产品高产量的生产模式，这种模式在提高农产品产量方面的确很有效，但是同时也会对资源造成极大的浪费和对换将带来极大的破坏。而生态农业是以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为基础的，非常注重农林牧副渔等全面发展的综合性农业发展模式，生态农业旨在减少资源浪费，提倡一切副产品要循环在利用，是一种新型的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模式。
3.2提高人口素质，增强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
我国的农村人口众多，并且环保意识普遍都比较淡薄，那些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已经给周围的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非常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必须从各个方面加强对环境保护的宣传力度，提高广大劳动工作者的素质，让他们从内心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同时还呀不断完善相关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从而改善当今农业的生产状况，实现农业的持续发展。
3.3 加大和加强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的投入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既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也离不开技术支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要充分相信先进的科学技术，利用科技的进步来不断地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因此，政府等相关部门也要加大对农业的资金投入，必要时可设立转向基金，来鼓励科研工作者不断地进行科技创新，从而才有可能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结束语
总之，要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个复杂的工程，从多方面采取措施，政府单位要引导和加大资金和政策支持，农业工作者要提升自己的素质，增强可持续发展农业的意识，科研工作者要努力追求科技创新，提出新型的合理的农业生产模式。只有这样才能够快速地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牛文元. 持续发展导论[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 77-83
[2] 周小萍. 中国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模式[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135-148.
[3] 张忠根，应风其. 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估：理论、方法与应用[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112-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