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学研究1

一、前言

人类文明的历史与演化逐渐由继承变为传承，它可以体现一种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形式，是人类历史上多元文化和思想精神的体现。我国有着上五千年文明史，在世界经济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中国文化也在历史成长进程中逐渐积淀。《诗经》是我国第一个古代诗文总集，它的诞生代表着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开始，在儒、道的优秀传统文化熏陶下，中国传统文学具有与西方文学不同的特征。中国传统文学注重教化作用和实用的功利目的，强调文学应用于政治。外在形貌的精确描绘和内在精神的体现是中国传统文学形象创造独有的原则，即“形神兼备”。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是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基石。社会群体对于文化层面的需求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不断提高，同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可以借助新媒体的平台得到进一步地推动，依托于新媒体平台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一方面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文学的健康发展，另一方提高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二、新媒体语境的内涵

本文通过对“语境”二字的深刻解读能够进一步促进我们对新媒体语境的研究。“语境”的表面意思为词汇语言的彼此交织，并注重于突出词语交织的重要性。［1］如果要更真实地感受作品中所要表达的情感，我们就必须对贯穿作品全篇地关键词以及语境的内涵仔细理解。总的来说，语境的含义主要具有二种特点：互动相关性和即时现实性。本章一方面介绍了“语境”的基本内涵，另一方面通过结合新媒体的特点，来进一步地认识当代中国文化的语境内涵。［2］由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信息传播模式易受空间和时间上的局限，而新型媒介的诞生却突破了这一限制，资讯的传播与保存完全可以通过网络科技等新型媒介技术来完成。所以，新型媒介语境就应从自身特性的方面出发，而重点则指的是在加入新型媒介技术之后对人们的沟通语境所能够产生的促进作用。和以往的传统语境比较，新型媒介语境具有不少共同点，而其中就更突出了传统语境的互动相关性与即时现实性。与此同时，两种语言之间又有着不同的特点，由于网络科技的特殊性，新媒体语境的传递速度更快，它能够快速调动公众舆论，但是缺乏对作者真实情感的思考；同时，新媒体语境的传递范围更为广泛，信息制造者和传播者的真实身份难以确定。我们必须把握新媒体为文化产业发展带来的机遇，对国家所倡导的健康、可持续的“互联网+”模式给予大力支持，将中国传统文学和新媒体相融合，为传统文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三、新媒体语境下中国传统文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及其价值体现

（一）新媒体语境下中国传统文学研究所涵盖的内容文本文学和历史文学的研究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主要研究内容。［3］文字是文学流传的主要工具，它也是连接人与人之间的重要桥梁。文字的记录方式经历了以下几个重要阶段，它们分别是龟甲兽骨、青铜器、丝帛、竹简和纸，文字记录方式的变化极大地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和传播，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新媒体的出现。文本文学不管是传播速度还是信息量都呈现出的不一样的态势。其次，文学的发展都是人们对于当时历史环境而提出精神诉求。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极大地推动了文学地发展，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唐代的政治清明和百姓安居乐业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涌现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众多优势诗人。宋朝在文学发展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中国文学风格更适应于社会底层人民。而明清一方面受到外来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统治者对老百姓的思想禁锢使得文学作品极具创造性和隐喻性。而明清时期由于受到外来思想的影响，加之统治者对思想的禁锢，文学作品都极具创造性及隐喻性。总之，新媒体语境下的中国传统文学的传播和发展必须结合当下的历史环境，满足当代人们的精神需求。

（二）新媒体语境下中国传统文学研究的整体价值新媒体语境下中国传统文学的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价值。理论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学的特点，主要包括两方面：语言表达尽可能简明扼要，表达方式偏向风雅。而新媒体语境要求简洁、紧扣主旨，新媒体语境表达的提高可以通过研究中国传统文学的表达风格和风雅内敛的表述特点。现实研究价值主要体现两方面，一是文学作品的产生都是古人对于当时历史环境所产生的精神诉求，二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产生是中华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将中国传统文学和新媒体语境结合是我们目前的任务，也是进一步将古人文化精神和思想传统发扬光大。

四、新媒体语境下中国传统文学研究文化担当的重要体现

随着文化交流的日趋益甚，传统媒体已经不能够满足当代的文化传播和发展发展需求，而文化和技术的完美融合是新媒体的独有的特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借助新媒体的春风将进一步易崭新的面孔呈现在人们面前。新媒体语境下中国传统文学的研究一方面满足当代人们精神需求，另一方面体现出文化担当，传递出文化自信，提高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体现大国担当。

（一）社会主义市场化表现出的文化担当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受新媒体产业的发展和大众喜好的影响。舆论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对特定的社会公众事务所表达的看法、观点或意见，它能够直接影响人们对事务的判断。人们面对日趋市场化的社会在精神方面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而文化的多元化满足了人们的需求。此外，网络的盛行促进了文学作品的大量产出，但是不乏一些糟粕的出现。面对众多作品时，我们应秉持严谨的态度，把控舆论导向，满足社会的发展需求，找寻到既符合社会发展又满足大众喜好的契合点。新媒体语境为中国传统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大数据的分析结果可为我们提供大众关注的焦点研究来说，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包括视频和声像，这些能够引起人们更多关注。

（二）学术革新方面表现出的文化担当带有超文本特性的新媒体促进了新词术语的，并突破了传播时间的局限，这也有助于这一类新词语的迅速流传，其传播区域并不仅局限某一群体。我国传统古典文学构词造句的特点，在新媒体语境下产生的部分新词语中被充分地展示，一些人还采用了遣词造句的新方法使中国古代诗歌更加丰富发展，如“玉树临风美少年，揽镜自顾夜不眠”和“家有千金，行止由心”。新媒体语境也给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术创新带来了全新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赋予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更加丰富的艺术内容，文学发展和传播过程中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融合和弘扬。

（三）责任感方面体现出的文化担当中国地大物博、疆域辽阔，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及地区都有着独特的风俗习惯和优秀传统文化文学，这也使得中国传统文学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格局。在新媒体语境下中国传统文学的研究有利于文学精神的提炼和文学逻辑的梳理，而文化精神适应于中国国情，从而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新媒体语境的特点是人们可以轻松获得大量的相关资料，使文学研究成本降低，也能够促进研究成果更具有可靠性和实效性。

五、新媒体语境下中国文学生产方式的改变

（一）新媒体为文学创作提供新环境

1、虚拟时空的创建新媒体技术打破了传统文学的时空限制，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为文学传播提供了新的空间，即虚拟空间。在虚拟空间中人们不在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而是根据自身的需求参与到文学活动中，人们可以畅所欲言，表达出自己的观点，获得他人的尊重，人的自由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互联网技术为新媒体技术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与世界各地的人们随时交流，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文学创作，打破了原有的时空限制。在新媒体环境下，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参与到文学创作活动中，这打破了传统文学创作的局限，营造出全新的文学创作局面。新媒体技术使得文学创作不在局限于少数人手中，它拓宽了文学传播的时空范围，使普通人也能够参与到文学创作中，它使文学创作成为了人们生活中重要组成的一部分。

2、新文化逻辑的形成社会处于不断地发展，科技的进步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现有的生活习惯，信息的传播不在局限于传统的模式，人们借助新媒体技术可以快速掌握各种信息。这种变革也影响着人们获取相关文学信息的方式，与之前相比较，人们可以更快、更容易、更多获得自己所需要的文学信息。新媒体技术改变了人们原有的文学创作和传播的逻辑方式，不在受限于当下条件的约束而无法进行文学创作和传播，不同民族和区域的文化能够在这个虚拟的空间共存，这也更容易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

（二）文学群体的变化

1、创作人范围的拓展在传统文学创作认知中，文学创作者一般局限于少数人手中，这部分人大体上是属于社会的精英，他们在社会上有着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时刻关注着社会的发展和普通人民的生活，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和民族意识。近代中国传统文学创作代表人物有鲁迅、老舍、朱自清等，他们都时刻关注社会局势和底层人民，创作出大量的优秀作品，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为近代中国文学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新媒体技术打破了固有的传统文学创作模式，不是只有社会精英才能够进行文学创作，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到文学创作中，人们可以通过网络技术提出自己的意见、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感悟，文学创作已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可以通过微博、论坛、空间、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创作，这些平台可以记录人民的日常生活并进行相应的文学创作，使文学创作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2、多样的新文学群落网络技术让人们之间的沟通更加方便，而具有相近观念的人们可以借助网络平台创建传统文学研究交流群，这方便人们进一步沟通，提高个人的文学素养，能够为中国文学创作提供新生力量。这种群体改变了原有的文学群体的限制，在形式上它的规模更大，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其中，在组织结构上它不在局限于某一个狭窄的区域，它可以借助网络挣脱空间的束缚，不管你在哪里都可以随时参与到其中。

六、结语

文学生产机制是文学作品中各要素之间的结合，在社会经济发展、思想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下，最终对于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产生影响。进入新媒体时代，由于生产机制受社会政治及经济的制约，文学传播途径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各种文学形式不断创新，文学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总体来说，中国传统文学通过借助新媒体语境变得更易于交流沟通，进而将舆论主导权予以把控，这对于弘扬我国悠久的民族文化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两者有效融合，可以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格局变得熠熠生辉、丰富多彩。新媒体语境中和传统语境相近似的地方都存在着关联性，而前者则比较虚拟性。所以，我们在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就必须把新媒介语境的优越性发挥开来，使它在学术创新、市场化背景下和文化归属心上所表现出的文化责任担当全面地体现出来，从而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深入人心，完成了发扬和传播中华文化的任务。综上所述，新媒介语境给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所发展提供的便利不胜枚举，并对于人们更好地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着重要引导作用。

作者:褚凯 单位: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传统文学研究2

亨利·菲尔丁的小说多是对社会现实的描写，情节安排具有可信性，所以被沃尔特·司各特称为“英国小说之父”。然而在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出版后，一些评论家开始对菲尔丁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产生质疑。有学者支持瓦特的观点，认为笛福和理查逊开创了形式现实主义写法，而菲尔丁的小说创作与之不符[1]。关于这一说法，众多学者将其归咎于新古典主义思想。其中，伊格尔顿认为，菲尔丁的小说绝不是对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直接描摹，而是呈现出对典雅行为习惯的刻画，遵循一定的语言文化规律，突出创作的个性化表达。那么，在概括菲尔丁小说创作思想的时候，能单纯用新古典主义传统来界定吗？菲尔丁在《汤姆·琼斯》的序言中说自己是对古典主义修养的承继，且梳理其作品中的人物及特点后能够发现，他的作品中具有较明显的古典文学内涵。因此，本文主要就菲尔丁小说如何对新古典主义文学传统进行颠覆性继承进行论述。

一、菲尔丁对新古典主义传统的颠覆

在英国18世纪上半叶，以仿英雄体史诗（Mock-EpicorMock-Heroic）、散文体为代表的小说创作形式成为一种潮流，菲尔丁在创作中也深受其影响，推崇对自然的描写，讲究古典文化传统与修养。菲尔丁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多引用古希腊、古罗马思想家的语言来增强作品的可信度[2]。在《汤姆·琼斯》中，菲尔丁围绕道德劝谕，屡用荷马、维吉尔、西塞罗等人的名言警句来阐释自己的观点，但同时，他并非所有作品都强调对古典素养的塑造。例如，在《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第一章中，菲尔丁就用讽刺手法描写了江奈生的偷盗行为。克拉克认为，菲尔丁在创作中将古典主义文学思想与偷盗行为并置，表面上是对江奈生盗匪行为的掩饰，实则切断了古典主义思想与高尚品德的内在联系。在小说创作中，针对形形色色的人物，菲尔丁采用了颠覆新古典主义传统的手法，如在其作品《约瑟夫·安德鲁斯》中，人物的修养与自身道德品格的关系多具有随机性。若深入品析作品中的人物特点能发现，约瑟夫虽不懂古典学识，但依然拥有忠贞的优秀品格，由此可见，菲尔丁在对人物塑造时推翻了高尚的古典修养和完美的智性前提。有学者认为，菲尔丁的小说颠覆了新古典主义的语言表达方式[3]，仿英雄体史诗不再是其小说创作的基本语言手法，而是被改造了，形成了有别于形式现实主义的小说语言。瓦特认为，在《汤姆·琼斯》中苏菲娅出场时，菲尔丁对其的描写不是对仿英雄体修辞（Mock-HeroicRhetoric）的合理运用，而是存在“诗性修辞”的意味。也就是说，菲尔丁的小说语言存在矫饰与虚幻的特点。从菲尔丁小说的语言表述上来看，仿英雄体史诗并非唯一的人物刻画方式，菲尔丁在语言运用上具有文体杂糅倾向。

对仿英雄体史诗语言手法的运用并非完全违背形式现实主义，因为言为心声，对语言的选择取决于创作者想法的真实流露和表达。仿英雄体修辞在于描写琐事，以刻画崇高的品格，在手法运用上，其借助讽刺性语言来刻画人物特征。现实主义描写注重对客观事实的描写，以再现的方式来表现场景。菲尔丁在《汤姆·琼斯》中对打斗场景的描写与对苏菲娅庄严出场场景的描写，都存在仿英雄体史诗与形式现实主义手法并用的特点，只不过在描写打斗场景时两种语言手法交叠混用，增强了人物的戏谑意味。在《约瑟夫·安德鲁斯》最后一章中，菲尔丁对亚当姆斯与史立蒲斯洛蒲大娘之间的打斗场景的描写，重点采用了形式现实主义的描法，基本看不到对仿英雄体史诗手法的应用。由此可见，菲尔丁“散文体滑稽史诗”多以现实主义手法来描写场景。回到《汤姆·琼斯》，关于苏菲娅的出场，菲尔丁的现实主义描法极具特色。“安静吧，所有暴风……温柔的采弗勒斯……愿美丽动人的苏菲娅出场吧……”这段对苏菲娅的描写采用了过多的矫饰语言。接下来，菲尔丁摈弃了仿英雄体史诗的新古典主义手法，而是在故作一番精彩的描摹后笔锋一转，用真实的语言对苏菲娅的言行举止进行了刻画。语言摒弃了新古典主义华丽的辞藻，以简洁而朴实的语言对苏菲娅的身材、长相、前额特点等进行叙述，让读者不禁觉得苏菲娅就是这么一个真实、普通的人。菲尔丁对苏菲娅的描写既有新古典主义的文艺特色，又使其兼具了平凡的气质，让读者充分感受到人物形象的丰盈与趣味[4]。从小说文本修辞的运用上可见，菲尔丁对仿英雄体史诗手法的应用是娴熟的，该手法也可以用来描写人物的崇高品格。同样作为人物刻画手法的仿英雄体史诗手法，也只是文学创作的一种表达方式，在创作中，菲尔丁似乎更偏向于使两种风格灵活转换，既可以利用仿英雄体史诗修辞来展现人物的精神与情操，又能利用朴素的现实主义语言把人物塑造得有血有肉。比如，在约瑟夫解救亚当姆斯场景的描写中，“传记之神啊……请您把英俊、洒脱、勇猛的约瑟夫介绍出场吧”一段就是对仿英雄体的宏大运用。之后，在对约瑟夫解救亚当姆斯时所面临的困境，以及他所表现出的奋不顾身的勇敢精神进行描写时，菲尔丁却换用了现实主义写法。如此切换笔法也让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更加真实、动人。菲尔丁对现实主义手法与仿英雄体史诗手法的灵活应用，既有对新古典主义特点的表现，又有朴素的描摹，在其作品中，他颠覆了对传统道德修养和古典学识的直接表达，而是借用穿插互换手法来调侃仿英雄体史诗手法。

二、菲尔丁对评价式现实主义的褒扬

菲尔丁在创作中既有对新古典主义传统的颠覆，又有承继和改造新古典主义传统的倾向。新古典主义创作语言的显著特点在于“逼真”与“离奇”的自相矛盾。在《汤姆·琼斯》序章中，菲尔丁强调“可信”与“惊奇”[5]。通过“可信”，让作品具有可信度，使读者认同其必然性；通过“惊奇”，赋予作品或然性。小说的“可信”与“惊奇”让事件的发生充满巧合。作家在设计故事情节时，往往会情不自禁地融入很多意料之外的事件，这些事件又往往与主人公密切相关，从而形成新奇而又真实的情节。在菲尔丁的作品中，约瑟夫与威尔逊一系列的交往最终却迎合了“父子关系”的设定，苏菲娅与乞丐汤姆因为钱包失而复得而重新相聚在一起，这些作家设置的巧合，严格来讲是充满了“可信”的“惊奇”。一些小说评论家认为，在菲尔丁精心编排的故事情节中，这一布局手法非常精妙，但也有评论家认为，这些离奇的故事情节即便看起来非常“可信”，但也都是创作者刻意编造的，与现实生活本身是相背离的。当然，菲尔丁的作品中对诸多巧合的运用虽然有违背现实主义的嫌疑，但其在叙事手法上并不减损对奥古斯都文学传统之真实性的追求。小说的叙事手法具有多样性，可以强调“逼真”与“离奇”，也可以通过增强叙述可靠性的其他手法来强化情节的合理性。在菲尔丁的作品中，其对论述式评价的运用让作品更具特色。论述式评价可以体现在对某件事的评论上，也可以体现在对某人物性格的评论上，还可以体现在对故事发展脉络的评论上。在菲尔丁看来，关于离奇事件不必过多陈说，而是可以利用简练的论述式评价手法，为情节内的巧合提供“可信”的铺垫。在《约瑟夫·安德鲁斯》中，约瑟夫和亚当姆斯轮流骑马这一事件为二人后来经历的一系列奇遇做好了铺垫。关于新古典主义创作手法中的可信性原则，菲尔丁更乐于通过论述式评价让读者更加相信情节发展的可信性，如约瑟夫和亚当姆斯轮流骑马，才让亚当姆斯与范妮有了偶遇的机会。同样，在《汤姆·琼斯》中，苏菲娅与汤姆之间为什么能够形成“你追我赶”的情节呢？这主要源自菲尔丁的论述性评价——“我这人不大相信现代的奇迹……但有人把握十足地告诉我，此事千真万确”。菲尔丁通过论述式评价，让读者相信了故事发展中出现的巧合，也为汤姆和苏菲娅在伦敦邂逅埋下伏笔。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表示，他认为菲尔丁的论述式评价不仅让新古典主义的“离奇”与“逼真”充满了张力，也促成了“戏剧化叙述者”（DramatizedNarrator）的产生[6]。语言修辞也是菲尔丁小说创作中的一大特点，其通过变换不同的修辞来引发读者情感的共鸣。菲尔丁的论述式评价隐含着创作者“戏剧化叙述者”的身份，也赋予了小说诚实、正直、机智、风趣的语言特色。与其他小说相比，这种叙述手法更能让读者感到亲密和可靠。同样，布斯认为，菲尔丁充当了戏剧化叙述者的角色，这一独特的语言陈述方式俘获了读者，也让读者的判断淹没于他的判断中。由此可见，在菲尔丁的小说中，“戏剧化叙述者”提高了作品的可信度，契合新古典主义创作原则。同时，评价式现实主义也为菲尔丁的“讽刺式社评”注入了活力。菲尔丁应用“戏剧化叙述者”手法，利用讽刺方式来披露社会丑陋现象，形成了滑稽、讽刺的创作特征，他的作品语言或滑稽，或讽刺，且善于借鉴奥古斯都文学传统。菲尔丁热衷于利用喜剧讽刺手法，并将其融入了古典模式创作之中，这一创作方式借鉴了《唐·吉诃德》，因此具有“仿塞万提斯风格”特色。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作有《莎美拉》，其写法与《帕梅拉》有异曲同工之妙。再如，《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也较多运用了滑稽、讽刺手法。由此，文学评论家罗森认为菲尔丁总是沉浸在奥古斯都文学传统中。这一评判，与菲尔丁受奥古斯都文学传统影响很深有直接关系，其对讽刺手法的运用更像是一种语言表达手法，因此这也成为其小说语言的一种特色。“讽刺式社评”与论述式评价，二者具有相似性，均脱胎于滑稽、讽刺手法，但赋予了菲尔丁小说更深刻的现实主义意味。

三、菲尔丁小说对后世的影响

讽刺、滑稽元素可以说是奥古斯都文学传统的重要特点。菲尔丁在创作中巧用“讽刺性社评”，增强了作品的反讽意味，将对立的要素进行鲜明的对比，以此来强调人物的心理、语言和行为，营造出滑稽、讽刺的语言情境[7]。这种语言表达方式把阅读的主动权交给了读者，使读者在品鉴作家语言的过程中收获阅读趣味，也赋予了作品独特的艺术魅力。解读菲尔丁小说中的嘲讽语气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与情节无关，插入“讽刺式社评”；第二种与情节关系紧密，属于介入性嘲讽；第三种是不打断叙述进程，是非介入性反讽语气。关于第一种手法，前面已经论述过，第二种和第三种可在《约瑟夫·安德鲁斯》中见到。上尉胆小怕事，在劫持范妮时遭到约瑟夫的痛打，所以在临走时恐吓了约瑟夫，但菲尔丁却写道：“可后来我从没听说他履行承诺。”由此可见，菲尔丁在运用反讽语气时虽然介入了故事情节，但并未中断情节的发展进程，因此读者可以从中很直接地看到菲尔丁对反讽手法的妙用。

四、结语

不同时代孕育不同的小说家，在18世纪的英国，新古典主义创作非常繁荣。与菲尔丁的评价式现实主义手法相比，他的嘲讽与反讽语气向读者展示了与众不同的批判视野，也对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带来了深刻影响。菲尔丁在小说创作中并不完全“奉迎”读者，而是有承继也有颠覆。这一手法让读者能够在小说中感受到反讽的意趣。菲尔丁的作品在坚持新古典主义传统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改造与创新，既承继新古典主义，又形成了用个人化语言表达社会心理意识的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在厚古与崇今、虚构与写实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也为小说叙事形式的创新带来了新方向。

作者:陶瑞萱 单位:云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传统文学研究3

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的今天，人类文明正以摧枯拉朽之势，跨越昔日国家的疆界，向着更加开放、民主、自由的方向发展……女性作为现代社会秩序中的“自我”的“他者”，女性主义作家进行的解构与建构，正在变化的全球语境中凸显出新的突围与实践的意义。［1］从“现实生活+文学家+文学文本+读者”的文学四要素理论视角来看，伴随着19世纪女权运动的兴起，女性文学由此开始兴起，无论是女性作家的群体性崛起还是女性读者或是关注女性命运的读者群体，都共同被激活并构建起一个庞大完整的女性文学体系。而由女性作家创作的以女性为主要形象的文学作品，以挖掘女性独立意识并感召女性多方面觉醒的诸多艺术手法，也在这样的文艺思潮乃至社会思潮的整体氛围下获得了更大的进步。时至今日，当代最为流行的文学形态即影视剧，在英美语境下，仍然有着大量的女性形象甚至女权主义的艺术形象、作品和手法得以传承并展现，像《乱世佳人》《神奇女侠》《致命女人》《绝望的主妇》《女王的棋局》等，在西方世界继续收割好评、关注与流量，而这种“大女主”艺术形象与作品得以攻城略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方尤其是英美在文学史上形成的旗帜鲜明、具有革命意义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传统。因此，梳理并深层把握这种传统的底层逻辑与表现形式，才能逐本溯源地了解“大女主”这个流行文化形象与审美趣味的当代展现与内在气韵。

一、英国“大女主”文学的时代背景溯源

文学是时代的精神映射，之所以“大女主”文学兴起并繁荣于英国，尤其是在19世纪，自然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国家的“黄金时代”铸炼了文学的“黄金时代”。经济上，19世纪的英国正值工业文明的全盛期，综合国力、社会生产力均为世界领先，巨大生产力的解放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与文明，因而也使众多女性群体得以走出家庭参与社会竞争，丰富的社会实践也增加了她们的社会阅历和职业经验，优化了她们的认知水平，扩大了她们的视野，催生了女性的独立意识。政治上，英国较早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并试图探索更多元的治理国家的方式和渠道，全社会呈现出民主、法治的态势，也为女性群体社会地位的提升提供了社会基础，女性在教育选择、婚姻选择、职业选择等方面都获得或正在获得比以往更多的平等权利。在思想文化上，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权观念已在欧洲广泛传播，自食其力、自信自强成了维多利亚时代深入人心的价值共识。这些都构成了女性意识觉醒、女性思想独立的思想文化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即便大英帝国世界霸主地位不再，但文学创作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可超脱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而具有非同步性。再加上英美文化同体同源，而美国的主流、流行文化影响广泛，确保了这种“大女主”文艺传统得以延续并发展至今，成为英美文学的亮眼标签。

二、英国文学“大女主”的艺术特点分析

英国女性文学从18世纪开始萌发，19世纪达到了一个高峰，先后出现了《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呼啸山庄》《简·爱》等名垂青史的女性文学巨著，成为英国“大女主”文学的图腾、当代“大女主”艺术形象视野中的“上古神兽”。女性作家利用自身细腻的思维创造出多元化、生动鲜活的形象，关注婚姻家庭、女性命运、两性关系等主题，婚姻与爱情、女性主义与传统的冲突成为她们作品的主要方面。［2］系统深入了解英国文学“大女主”艺术创作的规律和表现手法，有助于理解当代“大女主”流行文化乃至整个当代西方流行文化的关键热点。

（一）对自我命运的独立把握女权运动的社会层面动力即女性走上经济独立的道路，因而拥有了相对平等的社会地位，经济独立决定其拥有独立的话语权，也就意味着女性相对获得了对自身命运的决定权，而不再完全依附于男性。这种社会革命基础上的话语权革命反映在文学作品上，就是“大女主”掌握自我命运、判别自我价值的独立性。相貌平平的简·爱在传统男权社会的命运自不必说，但她因有自食其力的职业能力，因此可以不必像其他女性那样通过美貌依附于男性，即可获得社会认可、生活自足，不仅把握主宰了自己的命运，还反过来拯救了男主。“大女主”之“大”，最基础的动力在于集中化、艺术化地展现了女性经济独立的硬核能力。

（二）对女性魅力的独立认定传统男权社会对女性魅力的认定势必是颜值为先的，这是父权制、集权制社会形成的对女性的“传宗接代”或“男性玩物”的功能身份安排。因而女性具有独立意识的一个重要表现就在于“性别意识觉醒”。如果经济独立算是整个社会环境中的“自然选择”，那么性别意识觉醒则相当于“性选择”，是一种对自身性别的深刻反思，并对建立在其上的社会功能身份的认知革命。不再依靠美貌借男人上位，成为女性独立的又一标志，这也是更加难能可贵的性别意识觉醒，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性别分工的超历史性”，女性与男性只是一种自然的性别分工，而不存在根深蒂固的性别捆绑的社会身份，女性同样可以通过社会协作、社会能力获得认可，展现魅力，而不限于性魅力。同样出身一般、相貌平平的伊丽莎白在社交场合拒绝傲慢，尤其对男主的傲慢回以“偏见”，并最终以美好心灵、聪明才智和独立价值观这些非传统女性美德所展现出的魅力征服男主。当然，对自己命运的独立把握，对自身魅力的独立判别，最终必然指向女性最关注的恋爱婚姻问题，而争取婚姻自由本就是女权运动的基本内容之一。“大女主”文学名著中的“大女主”无一例外对婚姻恋爱自由的追求与判定都是独立的，高度反抗传统男权社会的评价标准，诸如门第、财产权、社会地位的匹配，而更注重个人的品性道德、人格尊严、情感共鸣等。总之，英国“大女主”文学无论是作家还是女主角，其实都是在以艺术的方式寻求自我觉醒、自我升华。正如法国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思想代表作《第二性——女人》中大声疾呼的：“希望有一天，……女人可以表明她个人的思想，提出问题、怀疑和希望，然后在生命中去寻找她的使命，为广大的人类，不为小小的自我。”［3］

三、关于英国文学“大女主”艺术传统的反思

“大女主”艺术形象与创作传统是女性平权运动、解放运动与女权主义兴起的产物，总体上的历史意义与文化意义是进步的，文学作品作为人类精神宝库的重要园地，必然是人类精神变革、精神跃迁的集中镜像，因而“大女主”文学必然是标志了这种进步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英国“大女主”文学无论在文学样态还是文化价值、精神内核上都存在着历史局限性。

（一）“跳不出如来的手掌心”——对男权的最终妥协“大女主”文学，势必是在旗帜鲜明地挑战男权，无论是家庭结构、社会地位还是价值观念。但这种挑战是以女性无法超越的生理、心理、文化、信仰等方面的历史局限性为边界的，一旦到了临界状态，无论是女性作家，还是女性读者都不仅放弃了挑战，甚至反而主动向男权寻求肯定，回归屈从。而且这种屈从不是迫于外在的压力，而是自身精神价值的后续乏力造成的，也能够看出男权在思想文化、价值观等精神领域的控制力度和深度。深究这种屈从的原因，更多的是内在精神层面的，即这些标榜独立意识的女性作家，她们所受的教育归根结底也是来自男性社会，其底层逻辑仍然是男性意识和男权中心主义思想，因此其后无论何种形式、层次和高度的女性独立意识，都是以男性意识为起点的。而且还存在着一种悖论，即女性作家创作的女性作品往往是以男性知名作家的肯定和赞誉作为其“独立”的艺术价值标志的。就如同同时期的英国著名作家萨克雷在《名利场》中明确指出的，接受教育的女性更加具有捕猎男人的本领和资本。这种悖论往往表现为女性作家在创作作品和女性人物时，因无法彻底摆脱男性评价标准的影响，因而对“大女主”的人生悲剧与痛苦往往缺乏深入挖掘，甚至又回归到了祥林嫂式的“我真傻”的自我归咎老路上来。这就是特定的历史时代给女性群体的社会枷锁在文学艺术创作上的深层体现。

（二）“黔之驴技穷了”——题材的单一狭窄女性作家、女性文学与女性艺术形象都是在多角度表现女性的独立意识，而这种独立意识边界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环境对女性群体的桎梏与限制，无论是女性作家还是女性读者，能够受到一定的文化教育、有机会阅读到文学作品的女性群体，虽然已经具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受到了一定的文化熏陶，但受整个社会历史时代的局限，社交圈、生活空间和阅历都十分狭窄单一，因此能够用以展现女性独立意识的题材也势必十分有限，大多局限于女性群体所本能关注的爱情、婚姻、家庭等个人题材，而且创作方式多为自传或半自传。这种单一性、同质化的创作题材，经由女性作家创作、女性读者阅读，整个文学作品与公共话题的共享、解读的过程，更像是女性群体的“抱怨”“吐槽”“八卦”行为，女性意识的萌发与成长仍然是止步于传统女性意识的大概率指向，即“闺房”。这种题材的狭窄所体现的是真实的英国社会乃至整个欧洲社会范围内，女性社会生活的单一与狭窄。虽然相较于其他没有婚姻自由的女性而言，女性作家及女性艺术形象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但仍然局限于家庭内部，在更加广阔的社会环境如商界、政界与复杂的公共社会生活中，女性往往不敢发声，或者不感兴趣甚至没有理性认识。这就决定了女性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往往是扎堆婚恋家庭这种个人化题材，相对于社会评价标准而言更为安全，相对于读者群体也更受欢迎。因此，“婚恋与家庭”既是女性文学的标签，也是桎梏。

（三）“单打独斗、各自为战”——未形成统一的女性阵营虽然在英国历史上尤其是风华绝代的19世纪的文坛崛起了多个重量级的女性作家，但相比整个作家群体而言仍然是凤毛麟角，如果要从力量上抗衡自然是杯水车薪，而且不仅是主体力量不足，还没有形成战略合力。这一点很耐人寻味也很遗憾，因为女性作家往往选材上比较统一，因此本应该形成相对一致的文化话语阵地，无论是对女性固有的从属性社会地位与悲惨命运的同情，还是造成其苦难的社会根源的控诉，都是能够形成“女性阵营”的天然优势。而事实正相反，英国女性作家群体反而纷争不断，始终未形成和谐统一的文学体系与创作格局。这一点类似于现实生活中“女人间的纷争”。当简·奥斯汀、勃朗特三姐妹、乔治·艾略特、盖斯凯尔夫人等相继崛起并占据一方领地之后，女性文坛进入了风格积聚、流量垄断的境态，也就是说这些“文坛大女主”几乎成了女性文学的创作模板和经典范式，而且以一种更为狭隘和机械的方式规定了后续女性作家的创作路线。这种格局客观上制约了本就薄弱的女性文学创作，直接造成了这个文学类型的后续乏力、后继乏人。

这些女性文学的大宗师们似乎缺乏男性同行们的基于长远的战略眼光，没有“江山代有才人出”的发展意识和目标，然同时期已有了充分的创作热情和一定经验的女性作家被长期压抑，最终泯然众人。因此，英国女性文学从战略性、源流性和绵延性上极为欠缺，即便同时期也没有形成有层次、有系统的文学流派，基本上是几个各自为战的“大女主”的个人走秀，可谓有巨星无星系。对英国“大女主”文学的辩证反思，恰是对英国女性文学传统的形成与发展进行深入的、唯物史观的分析与探究，这种有进有退、欲拒还迎、毁誉参半的发展状态，也正体现出了妇女解放事业的曲折性、长期性和迂回性。女性意识的兴起以及在文学创作上的集中体现，自然是社会进步的集中体现，也是文化进步的特征。这种进步也是历史的、阶段性的，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正如文学作品中的“大女主”的局限性、条件性和反复性，而这些也体现出了女性文学创作的真实状态与发展趋势。因而对这一问题的辩证反思，在于深入解读英国女性文学的全景，了解其真实起源与流变动力和机制，进一步拓宽女性文学研究的视角，从而为当下英美流行文化中“大女主”的文学审美与批评构建新的认知模式和解释系统。

参考文献：

［1］陈顺馨，戴锦华.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2］徐慧，申红.浅析19世纪英国女性文学创作发展［J］.文学教育（上），2019（10）：40-41.

［3］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女人［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508.

作者:方亚利 单位:榆林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