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传统医学美学；人体美学；医学审美；医学美育；损美性疾病
医学美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20世纪80年代起，始有学者研究并提出医学美学(MedicalAesthetics)的概念。1988年由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邱琳枝、彭庆星主编的中外第一部《医学美学》之后，各种版本的《医学美学》《护理美学》《中医美学》和《口腔医学美学》等十余部专著陆续出版［1，2］。中医美学是医学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在中医理论和传统美学理论的指导下，运用医学审美、心理诊断技术与中医技术相结合的手段，以维护、修护与重塑人体形神美为目的的专门学科。在几千年浩如烟海的中医药古籍中，具有东方特色的传统中医美学拾俯皆是，许多中医药经典古籍中无处不在地闪烁着传统中医美学思想的耀眼光芒，时至今日，仍然对医学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及其临床实践产生巨大影响。因而，进一步发掘与整理中医美学，将会有巨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1医学人体美学
医学人体美学从医学目标出发，将人体作为医学审美对象。它是由来已久的“人体美学”与医学相结合的产物，是医学美学的核心内容。中国传统的医学人体美学起步很早。早在商朝时就有“沐”“浴”的人体审美保健。二千多年前的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就记载有医学人体美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即人体测量法，包括活体测量和尸体测量。其中不仅有较详细的人活体测量和尸体测量的论述，还阐述人体胚胎发生学、解剖生理学、体质人类学基础和形态特征及气质要素等医学人体美学思想。中医人体美学是以整体观和辨证论治为指导，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内在的五脏、经络、气血津液、神与外在容貌、形体健美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运用中医美容时，也以整体观和辨证论治为依据，内外并重，标本兼治，既重视局部养治，更重视脏腑、经络、气血、心理的全面调整，使人从根本上获得容貌、形体、神韵的完整、持久健美［3］。此外，在苍生大医孙思邈的著作中也很好地体现了中医美学的核心思想——和谐统一的整体观。他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还注重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性，把人体各脏腑形体结构和功能及各种变化的病理现象与自然界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4］。
2医学审美
2.1医学人体审美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从形态美和容貌美两方面对有关人体的审美观进行了阐述。《黄帝内经》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依据将人分为“阴阳二十五人”；按人体阴阳盛衰分为“阴阳五态人”；依形态特征分为：肥人、壮人、瘦人、常人、壮士。从五官在头面上的比例和对面色的论述，探讨了人体容貌之美，并有最早测量头、胸、腰三围的记载。其内容是中医美学、中医美容学的理论基础［5］。
葛洪是晋代著名医学家、道教大师。他在美论上，继承了先秦两汉的有关思想，对许多问题或有新的发挥，或有更深刻的论述，对南北朝时期以至后来的美学理论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在审美上，葛洪很重视“文”，即对美的人为的加工。他说：“瑶华不琢，则耀夜之景不发，……故质虽在我，而成之由彼也”，“粉黛至则西施以加丽,而宿瘤(古丑女)以藏丑”(《抱朴子外篇·勖学》)。指出美的人或物经文饰后更美，而丑的人或物经文饰后，可被掩饰而显得相对较美。葛洪虽重视人体文饰美，却又坚持以质美为主，即强调美的本质，同时也不反对文饰美。因而在他的书中既有修饰的美容化妆品，又有治疗损美性疾病的药方［6］。
2.2医患关系审美和医院建设审美良好的医患关系，和谐的医务人员关系，医政管理的有条不紊，医院环境的安静、优雅、舒适等都能为病人创造一个安定、祥和的治疗环境，促进疾病的愈合。把医学美学思想运用到医疗技术的创新，有序、规范的医院制度管理，医院的文明建设，创优质服务以及环境优化设计，把美学艺术与医疗卫生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对建设、发展和管理好医院都会产生积极的作用。在孙思邈的《千金翼方·退居》中详细描述了医院建设，“看地形向背，择取好处”；起居间要和药房分开，“客至引坐，勿令入寝室及见药房，恐外来者有秽气，损人坏药故也”；门外可“水作一池，可半亩余，深三尺，水常令满，种芰荷菱芡，绕池岸种甘菊”，既可美化医院环境，还可“阅目怡闲也”。
3医学美育
希波克拉底曾说过：“医学的艺术乃是一切艺术之中最为卓越的艺术”，这一论断深刻地揭示了：医学是美的职业，医学所追求的是健康而美好的人生，医学所创造的是健康之美、生命之美、至善之美、仁爱之美。既然医学是最为卓越的艺术，医务工作者就应该重视美学修养，并让医学审美意识牢牢植根于自己的医学实践之中。换句话说，审美修养是从医之必需。医学审美具有美育功能，它可以发挥普及与提高人们医学审美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更好地达到维护和增进人的健康素质，形成健康生活方式和良好生存环境的目标［7］。在古代，苍生大医孙思邈就强调医生要有良好的医德，重视医生的医德修养，加强医学美育。孙思邈提出了中医美学的重要范畴——苍生大医。他认为，为人类造福的医生是苍生大医。实际上，“大”本身就是美的一种较高形态，含有伟大、崇高的美学特征［8］。他不仅开创了较完整的传统医德思想体系，全面提出了医生应具备的美德，而且身体力行，在行医实践中彻底践行了自己所提出的医德规范，成为后世医家学习的楷模。
在医生的医德修养方面，怎样才能成为“苍生大医”呢？他强调，“苍生大医”首先要有美的心灵，即对患者要有一颗仁爱、怜恤、同情之心。他在《千金要方·卷一·大医精诚》中要求医生“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如有患者求救，“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见彼苦恼，若已有之……一心赴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在医疗工作中，要具有“至精至微”的医术，且“处判针药，无得参差”。对待“患有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的病人，“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不能为了“炫耀声名”而“訾毁诸医，自矜自得”。孙氏从心灵美、行为美、技术美、语言美等方面论述了苍生大医应有的医德美修养，这“四美”仍是今天医务人员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4医学损美性疾病治疗
医学美容在西医学方面多以外科整形美容为主。祖国传统医学手段繁多，能多方面满足患者的求美需求。
4.1方药治疗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美容专篇是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治面疱发秃身臭心昏鄙丑方第五十二”。篇中集中了治粉刺、酒齄鼻、黑干黯、黑痣、脱发、腋臭、体臭的方药，如“治年少气充，面生疱疮方”“疗面及酒齄鼻方”“治面多黑干黯，或似雀卵色者方”等。在该篇中还刊载了很多美容化妆品方，如“服药取白方”“治人面无光润、黑干及皱，常傅面脂方”“令人体香方”“令人香方”“腊泽饰发方”“手脂方”“澡豆方”等。
药王孙思邈在《千金方》中也辟有专篇论述美容方剂和药物。其中不仅论述损美性疾病的治疗，还列有生发、美发、香身、熏衣方，从美容部位看，涉及颜面、牙齿、口唇、眼眉、头发、肌肉等［9］，从美容作用看，涉及治疗头秃、面疮及悦色、增白；从美容手段看，除了药物内服、外敷、外洗外，还有针灸、按摩、食疗等［10］。
药膳美容是中医美容的重要手段之一。唐《食医心鉴》《食疗本草》就记载有很多美容药膳方。现代美容常用的面膜，在一千年多年前，我国古代的医学美学家们已经使用。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中，就记载了用鲜鸡蛋清做面膜，治疗面部瘢痕。直到今日，国外医学人体美容整形如火如荼进行时，而在我国古代，早就有美容整形的记载。《晋书·魏咏之传》就记载了魏咏因先天性唇裂，曾有轻生念头，然而在18岁那年经荆州医名医“割而补之”，不久果然修补完好，并当上宰相。其后在宋《小儿卫生总微论方》等均有唇裂修补术的记载。而在唐代就有人工酒窝的记载，名为“施圆靥”［11］。
4.2按摩、气功美容按摩、气功美容也是中医美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葛洪为晋代著名道教医药学家，他提出的宝精、导引、行气等养生修炼的方法和理论思想，能让人达到“老而不衰”“色如小童”“发白还黑”等延缓衰老、美化容颜的目的，对现代人们所追求的延缓衰老、美容悦肤，仍有积极的指导意义［12，13］。
陶弘景，为南朝齐梁时著名道士、医药学家。他在《养性延命录》一书中提到的面部按摩术，即“干浴”，可以说是现代中医美容按摩保健美容的先驱。书中云：“摩手令热，以摩面，从上至下，去邪气，令人面上有光彩。这个按摩的方法为后世医家所接受，直到清代，甚至20世纪初期的一些养生书籍中都记载着这个方法，而今天所有的面部皮肤美容护理仍以按摩为第一道程序，可见影响之大［14］。唐代医学大家孙思邈也认可此法，他在《千金要方》中云：“常以两手摩拭一面上，令人有光泽，斑皱不生，行之五年，色如少女”。
4.3心理治疗四大经典著作之一的《黄帝内经》较早地把心理治疗运用于临床实践中，《素问·宝命全胜形篇》就主张治病“必先治神”。“治神”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心理治疗。古代的医家诊治疾病时，非常重视病人的心理状态，强调开导、劝说，努力争取病人的信任和合作，积极调动病人的主观能动性来减弱或消除症状，达到治疗疾病增色悦颜的目的。
5医学美学疗法
医学美学疗法有多种，包括色彩疗法、音乐疗法、书画疗法等等。前人已有所创造，早在春秋时代，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晋平公得病，求医于秦，秦医和前往治疗时就对音乐与健康的关系有过深刻的论述，他明确地指出什么样的音乐对身心健康有利，而什么样的音乐对身心健康有害。他已经把音乐治疗中如何选用音乐的问题说得非常清楚了［15］。《黄帝内经》提出的五音理论认为，五音与天、地、身、心相联系，与健康状况密切相关，把音乐的五个阶音宫、商、角、徵、羽与客观世界、人体身心互相联系起来。五音与五脏相配属，用五行生克理论来治病。这与2000多年后西方阿恩海姆的同构关系原理是不谋而合的［16］。
6小结
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提高，旧的医学模式转变成“生物－心理－社会”的现代医学模式，人们对健康的关注已由单纯的疾病愈合上升为身心的健康及在此基础上的不断提升和美化，具有医学与美学及人文学科多重性质的医学美学美容，也因此愈来愈多地运用于医学各个学科，在预防、康复、护理、药学及临床各科的医学实施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对历代文献中闪烁着耀眼光芒的中医美容美学资料的发掘、整理及研究，是对现代医学及医学美学的丰富和完善，必将进一步推动医学美学进入新的发展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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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第一部医学经典《黄帝内经》指出：“上工（高明的医生）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救已成者用力多而成功少，吉凶各半矣”，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意思是说高明的医生在疾病发生之前开始预防，不高明的医生在发病后再去治疗，已发病再去治疗花费的精力多而治愈的少，生死各占一半，所以有智慧的人不等疾病已经发生再去治疗，而是治疗在疾病发生之前，如同不等乱事已经发生再去治理，而是治理在它发生之前。如果疾病已经发生，再去治疗，就如同渴了才去挖井，打仗了才去制造兵器一样，那不是太晚了吗！这些论述表明我们的先贤早在几千年前就知道疾病预防的重要性，疾病的预防可以做到花费少，效果好。在《最大回报：健康投资》一书的序言中，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刘德培院士写道：“中医历来重视预防，强调养生保健，从整体、动态和辩证的角度认识健康和疾病。中医‘不治已病治未病’的健康战略观念与现代健康领域的许多新概念不谋而合。”刘院士指出：中医“多环节、多层次、多靶点整合调节的干预方式，追求人体功能平衡状态，适应了生命过程的多样性和病变复杂性的实际情况；其‘天人合一’、‘形神合一’的养生保健、延年益寿理论及方法在老龄化社会和健康观念转变的现代社会里，正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发展的今天，许多经验性的自然科学由于自身的局限性，相继被实验科学淘汰了，而中医学却历经数千年而不衰，至今仍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为人类的医疗保健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由其自身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性所决定的。中医理论融汇了阴阳、五行、精气等哲学概念，以临床实践为基础，吸收了古代自然、社会、生物、心理等多学科的重要成就，从整体、联系、运动的观点出发，综合地研究人体的生命活动及病理变化，它十分重视自然、社会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在其理论形成之初就确立了“自然－生物－心理－社会”的医学模式雏形，孕育着现代医学生物模式的胚胎和萌芽。正是这些宝贵的理论精髓，赋予了中医药学强大的生命力。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疾病谱发生着明显的变化，心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卫生费用快速增长，人们已经认识到一级预防优于二级预防、全人群策略优于高危人群策略、综合的危险因素干预优于单个危险因素干预［1］。而中医学的“治未病”思想和“天人合一”的养生保健思想正是一级预防和综合的危险因素干预的具体体现。《渥太华宣言》指明了健康促进的三个基本策略：倡导、赋权和协调，其中提到激发社会关注和群众参与，从而创造有利健康的社会经济、文化与环境条件。在健康教育的社会动员和社会营销策略一章中，指出鼓励社区群众积极参与健康教育的各项活动，是社区健康教育成功的重要原则［1］。
2传统医学在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中的优势
2．1方法上的优势中医学防治疾病的方法丰富多彩，除广泛应用的方药和针灸外，还有推拿、按摩、刮痧、火罐、熨疗和气功等许多行之有效，简单易行的方法。
2．2方药上的优势天然药物储藏丰富，我国有中药材12807种，历代方剂10多万首，目前我国生产的中成药有5000多种［2］，是新药筛选开发的巨大资源，这些经过长期临床实践应用的有效方药，具有开发投资少，风险小，周期短的特点，将成为新药研发的热点，也将成为我国的新兴支柱产业。这些中成药对一些慢性病的治疗具有很好的疗效，而且方便群众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具有经济高效的特点。
2．3养生保健方面的优势根据中医“药食同源”的理论，开发具有延缓衰老，调节免疫，抗疲劳等功能保健食品，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药食同源”理论还可以应用到我们的一日三餐，因为食物也有性、味、归经之分，有着良好的食养、食疗效果，我国第一部医学经典《黄帝内经》中就有“饮食有节，瑾和五味”的至理名言。宋朝《太平圣惠方》列出了对28种疾病进行食疗的方法，如水肿病人食黑豆粥、咳嗽病人食杏仁粥等，明确了饮食的治疗学意义。中医传统食疗的特点用两句话可以概括，“润物细无声，王道无近功”。就是说食疗必须长期坚持才能见效！中医对食疗“无功可言，无德可鉴，而人登寿域”的功效描述，就是对传统食疗突出的保健效果做出的高度评价。祖国医学经典《黄帝内经》对于养生有具体的描述，包括精神上的修养；饮食起居的调节；环境气候的适应；适度的体格锻炼。这些和我们现在的健康四大基石内容是一样的。还有古代名医华佗的五禽戏，以及后来发展的八段锦，导引术等都是非常适合老年人的锻炼方式，在慢性病的防治上有着积极的意义。
3传统医学曾经对我国健康事业作出重大的贡献
在50～60年代，我国经济相对落后，我们靠着祖国传统中医药学的理论，在各个城镇乡村建立卫生所，培养一大批的赤脚医生，靠着一把草药，一根银针，以最低的投入获得了最大的社会效益。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与已得到控制的急性传染病相比，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尚缺少生物学预防手段和治愈方法，因为这些疾病不像传染病那样由单一的病原微生物引起，而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发生的，而我们传统的中医药学有着多环节、多层次、多靶点整合调节的干预方式的特点，在防治慢性病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
4建议
中医理论来源于实践，受制于传统观念，中医解剖学知识虽然有，但是观察不深入，描述不准确。中医对人体生理病理的描述更像是黑箱方法，是根据不完备的解剖学知识和联想，对临床经验的一种创造性地总结。一方面，有人强调“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认为完全根据中医理论是很难应付复杂多变的病情的。另一方面，中医在诊疗疾病的过程中，又确实在应用着这流传了几千年的古老理论的片段，比如看到“汗多”的病人便认为很有可能是“气虚”，看到“苔腻”的病人便认为是脾胃功能出了问题。而在实际的临床诊疗中，又存在着“方证相关”的有效实例，即对于一个病种，确定若干证型，每个证型都有确定的药方，对从属于该病的病人，根据症状等因素，确定证候，然后按其索骥。刘渡舟的弟子在文中也写到:“刘渡舟教授擅用苓桂术甘汤治疗各种疑难杂病，他根据《伤寒论》、《金匮要略》原文所论述的脉症，将苓桂术甘汤的适应症概括为:水舌(舌胖大、淡嫩、苔水滑欲滴)、水脉(沉弦或沉紧)、水色(面黧黑或见水斑)、水气上冲症(心悸或动悸、胸满、眩晕等)。临床上不论什么病，只要见到上述特征性表现，就径投苓桂术甘汤，每可取得不可思议的疗效。”上述描述体现了中医现象学的本质特征。把中医和现象学放在一起，并不是简单的东西方比附，而是为了说明中医不能一切以科学主义为自我改造的标准，也不应固步自封而无所作为，应该将中医回归到现象学的道路上来，因为其治疗疾病的具体语境已经具有了现象学定义的科学本质———“科学就是对事物本身的真理的认识”。
2中医现象学
现象学是20世纪在西方流行的一种哲学思潮。现象学一词所标识的应当是一种建立在直接直观和本质认识基础上的严格的哲学方法。它强调“面向事物本身，摒弃一切自以为是的前提”，它试图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之间，在实证主义和形而上学之间找到一条新的道路。现象学强调将一切与“我思”有关的内容全部“悬置”，存而不论。现象学要求摆脱一切先入为主的成见束缚，直接关注所研究的问题和事物，在这种直接关注的“直观”中获得对事物的可靠认识，即明见性认识。明见性是胡塞尔现象学的中心概念，是指对实事的直接性明察。他也将这种明见性称为“自身被给予性”。明见性意味着一种原本的直接的被给予，是现象学中可靠认识的根本标准，胡塞尔称之为“一切原则的原则”。现象学突破了实证主义对于现象和本质、个别与一般的割裂，是对科学主义的哲学反思。所谓中医现象学，就是“悬置”一切中医理论和科学思想，直接关注临床症状、体征、方药、预后等相关因素的学问。现象学本身并不在意建立概念的体系结构，它强调的是在具体的语境之中，个别和一般是如何贯通的，从而显示出现象中的本质。要实现中医自身的明见性，需要进行中医现象学的还原，第一步就是对一切与中医理论相关的概念和思想以及科学理念进行悬置，第二步是进行本质还原，就是通过对现象进行“想象力的自由变更”，而直观到变中的不变，稳定有序的结构。
3中医现象学还原实例
中国传统医学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生命价值，认为天地万物，莫贵于人，把保护人类健康、减少预防疾病、追求健康长寿作为中国传统医学伦理的核心。“医乃仁术”更是以人为本的医道观的高度概括。
中国传统医学发展过程中，历代医家倡导以人为本，认为性命攸关为大，医家应潜于医道，济世救人。《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灵枢·师传》讲：“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自序》中从“爱身知己”“爱人知人”出发，指出“精究方术”是为“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王叔和《脉经·序》中言“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一言有疑，则考校以求验”。皇甫谧《甲乙经·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围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葛洪《肘后备急方·序》中言选录“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以便“贫家野居所能立办”，强调医要“愍人之苦，惆人之急，救人之穷”［2］。禇澄在《禇氏遗书》提出“用药如用兵”“当验之药未验，切勿急投”。
以孙思邈为代表的一些医家，更是把尊重人和爱护人的生命发展到极致，立“仁”为济世救人的指导思想。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序》中有“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的著名论断；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要求医家心怀仁爱，不管“贵贱贫富，长幼妍媸，华夷愚智”，要“皆如至亲之想”。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中教导医家要“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十勿重利，当存仁义，贫富虽殊，施药无二”。清初喻昌在《医门法律》中说：“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仁”还是评价医生的重要标准。南齐杨泉的《物理论·论医》指出良医应是“仁爱之士”“聪明理达”“廉洁淳良”“其德能仁恕博爱，其智能宣畅曲解”。宋朝林逋在《省心录·论医》说“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明代龚信在《古今医鉴·明医鉴》中也说：“今之明医，心存仁义。”由此观之，中国传统医学有着以人为本的仁爱传统。
以人为本的医道观还体现在中国传统医学的预防伦理思想中。中国传统医学在治疗上历来防重于治。《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素问·刺热篇》说：“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东汉张仲景进而阐述治未病思想，《金匮要略》云“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葛洪提出：“治身养性，务谨其细，不可以小益为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损为无伤而不防［2］。”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养性序》中说：“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认为，“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治，所以明摄生之理。夫如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何患之有哉？”清代叶天士研究既病防变，在《温热论》中指出，“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
【摘要】中国传统医学对医德、医道、生命、健康等问题的深刻看法和认识，形成了传统医学伦理观,铸就了早期的医学厦。它的精诚合一的医德观、以人为本的医道观、“三才”统一的整体观以及朴素的生命质量观为现代医学伦理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资源，并给当今医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颇多借鉴。
【关键词】中国传统医学；医学伦理观；医学伦理
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史上，伏羲制九针、神农尝百草一般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医学的起源。其间随着医疗活动的延伸，历代医家的诊疗实践和辛勤著述，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医药卫生知识和预防、诊疗、康复、保健经验，而且形成了对医德、医道、生命、健康等问题的深刻看法和认识，形成了传统医学伦理观，铸就了早期的医学厦。
1精诚合一的医德观
中国传统医学产生了许多先进的医德思想，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文献当推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著述的《大医精诚》篇，文中“精”“诚”二字把中国传统医德原则规范概括到极致。
1.1为医要“精”，精勤不倦、博极医源早在《素问·著至教论》中要求医生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历代名医也纷纷从“精”“博”去要求自己。东汉华佗“游学徐土，精通数经”［1］。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说医术的高明源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医要“多闻博识”。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指出为医医术要“精”。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序中言：“长耽典籍，若啖蔗饴。遂渔猎群书，搜罗百氏，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稍有得处，辄著数言。”明代医家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中说：“医学贵精，不精则害人匪浅。”
1.2为医要“诚”，诚对病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告戒医家：“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行医之体要“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在病人家中“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馐迭荐，食如无味；灵醁兼陈，看有若无。”宋代《小儿卫生总微方论·医工论》提出，医者要赤诚济世，“凡病家请召，不择高下，远近必赴”，为医要“贫富用心皆一，贵贱使药无别”，“反是者，为生灵之巨寇”。元代医家曾世荣在《活幼心书·为医先去贪嗔》也说：“凡有请召，不以昼夜寒暑远近亲疏，富贵贫贱，闻命即赴。”
1.3为医要“诚”，还要诚对同道作为一个医生，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要求：“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已德。”宋代佚名《小儿卫生总微方论·医工论》中指出：“凡为医者，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须礼节，举仍和柔，无自妄尊，不可矫饰。”明代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批评褒己贬人的庸医：“吾道中有等无行之徒，专一夸已之长，形人之短。每至病家，不问疾疴，惟毁前医之过以骇患者。”陈实功在《外科正宗》提出要尊重同道：“凡乡井同道之士，不可生轻侮傲慢之心，切要谦和谨慎。年尊者恭敬之，有学者师事之，骄傲者逊让之，不及者荐拔之。”
2以人为本的医道观
中国传统医学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生命价值，认为天地万物，莫贵于人，把保护人类健康、减少预防疾病、追求健康长寿作为中国传统医学伦理的核心。“医乃仁术”更是以人为本的医道观的高度概括。
中国传统医学发展过程中，历代医家倡导以人为本，认为性命攸关为大，医家应潜于医道，济世救人。《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灵枢·师传》讲：“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自序》中从“爱身知己”“爱人知人”出发，指出“精究方术”是为“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王叔和《脉经·序》中言“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一言有疑，则考校以求验”。皇甫谧《甲乙经·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围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葛洪《肘后备急方·序》中言选录“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以便“贫家野居所能立办”，强调医要“愍人之苦，惆人之急，救人之穷”［2］。禇澄在《禇氏遗书》提出“用药如用兵”“当验之药未验，切勿急投”。
以孙思邈为代表的一些医家，更是把尊重人和爱护人的生命发展到极致，立“仁”为济世救人的指导思想。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序》中有“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的著名论断；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要求医家心怀仁爱，不管“贵贱贫富，长幼妍媸，华夷愚智”，要“皆如至亲之想”。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中教导医家要“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十勿重利，当存仁义，贫富虽殊，施药无二”。清初喻昌在《医门法律》中说：“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仁”还是评价医生的重要标准。南齐杨泉的《物理论·论医》指出良医应是“仁爱之士”“聪明理达”“廉洁淳良”“其德能仁恕博爱，其智能宣畅曲解”。宋朝林逋在《省心录·论医》说“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明代龚信在《古今医鉴·明医鉴》中也说：“今之明医，心存仁义。”由此观之，中国传统医学有着以人为本的仁爱传统。
以人为本的医道观还体现在中国传统医学的预防伦理思想中。中国传统医学在治疗上历来防重于治。《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素问·刺热篇》说：“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东汉张仲景进而阐述治未病思想，《金匮要略》云“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葛洪提出：“治身养性，务谨其细，不可以小益为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损为无伤而不防［2］。”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养性序》中说：“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认为，“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治，所以明摄生之理。夫如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何患之有哉？”清代叶天士研究既病防变，在《温热论》中指出，“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
中国传统医学在阐述治未病思想的同时，对医生作出了明确要求。《黄帝内经》中医分三等，名曰上工、中工、粗工。《素问·八正神明论》说：“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灵枢·逆顺》说：“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袭者也……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葛洪指出：“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之于既逝之后［2］。”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诊候》中载：“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若不加心用意，於事混淆，即病者难以救矣。”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医学认为治病救人并不是做医生的根本目的，医生的根本职责应该是真正以人为本，促进健康，防病比治病更为重要。正如著名法国医史学家西格里斯在《亨利·西格里斯论医学史》一书中所说：“医学的目的是社会的，它的目的不仅是治疗疾病使某个机体康复，它的目的是使人调整以适应其他的环境，作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
3“三才”统一的整体观
中国传统医学历来注重从整体的角度去思考人的疾病与健康，使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成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优势和特色。
整体观念是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和思维方法。早在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中国传统医学就确立了“天－地－人三才”的医学整体观。《黄帝内经》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素问·至真要大论》言：“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也。”《素问·举痛论》云：“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素问·宝命全形论》曰：“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灵枢·岁露论》说：“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要从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去考察人体生命运动变化的规律，天、地、人三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彼此不可分割。《灵枢·逆顺肥瘦论》说：“圣人之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素问·气交变大论》说：“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认识健康与疾病，不仅是着眼于个体，还要考虑到自然社会环境、精神心理因素等方面的作用。《素问·刺法论》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评热病论》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灵枢·本神》指出：“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此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素问·疏五过论》说：“精神内伤，身必败亡。”等等。到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又提出“医国-医人-医病”的整体医学模式。《备急千金要方·诊候》中说：“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医国”指的是社会因素，“医人”指的是心理因素，“医病”指的是生物因素，这种“医国-医人-医病”的医学模式就是从社会、心理、生物整体的角度来诊治疾病，非常重视心理、社会因素的作用［3］。
相应地，中国传统医学从整体上进行辨证论治。“辨证”的范畴涉及到自然、生物、社会、精神情志等多个方面。“论治”法则也多样化，张仲景认为“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4］，说早病防变；《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主张“治病必求于本”，言治病求本；治病要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即三因制宜；还有调理阴阳、调理脏腑、调理气血、扶正祛邪等法则。中国传统医学这种在整体中辨证，因人、因地、因时论治，在“三才”统一整体中把握个人的健康与疾病的特色，凸现出人文主义传统和精神，较为贴近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4朴素的生命质量观
生命质量论是以人的生存质量或生活质量来衡量其社会存在价值和医学目的的一种伦理观［5］。但是，中国传统医学伦理中的生命质量观一般从自然素质和生理功能的角度出发，关注优生优育，思考生命质量，带有朴素的色彩。
早在隋唐时期，医家们从人的生命质量出发，重视母胎健康。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主张“妊娠之人羸瘦，或挟疾病，既不能养胎，兼害妊娠，故去之”。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养胎》中说，妊娠三月，“要居住简静，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弹琴瑟，调心情，和性情，节嗜欲，庶事清净，生子皆良，长寿忠孝，仁义聪惠，无疾”。到宋代，医家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注意人口质量问题。陈自明在《妇人大全良方》言：“盖医术之难，医妇人尤难，医产中数症，则又险又难”。主张婚育不宜过早，“合男女必当其年”；提倡婚前检查，“凡欲求子，当先察夫妇有无劳伤痼疾而依方调治，使内外和平”；强调有节，择时受孕，节欲保精；注重验胎，胎养胎教，对劣胎“宜下之”“以免其祸”。至明代，一些医家从摄生的角度谈及优生优育。万全的《广嗣纪要·寡欲篇》说：“求子之道，男子贵清心寡欲，所以养其精；女子贵平心定意，所以养其血。”张景岳在《类经·脏象类》中也说：“凡寡欲而得之男女，贵而寿，多欲而得之男女，浊而夭。”由此看来，中国传统医学中的生命质量观形成由来已久，有些朴素的色彩，但是仍不失其科学性。
综而观之，中国传统医学在医德理论与实践、疾病和健康的认知等诸多方面形成的医学伦理观为现代医学伦理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资源，深刻地体现了医学的人道主义特质。当今，医学发展要走向整体综合的道路，并实现全面的关怀、对人的关注，提升医道中人性的温度和人道的精神，使医学不仅仅是科学，而且是人学［6］。中国传统医学中的医学伦理观在医学这一发展进程中可供颇多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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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学哲学;医学哲学思想史;医学人文精神
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得到长足的发展，当时盛行的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医学将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引入中医学，与中医学自身固有的理论和经验相融合，以说明人体的形态结构、生命过程，以及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断和治疗。因而形成了古代哲学思想和方法与中医学固有理论和知识相融合的独特医学理论体系。挖掘和研究传统医学哲学思想，对于我国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研究和重塑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1《易经》、《黄帝内经》为中医学的形成奠定哲学基础
中医学的形成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有理论准备和积淀的。学术界普遍认为，春秋时期的扁鹊秦越人所提出的“信巫不信医”为“六不治”之一，标志巫医相混的时代结束，不科学的巫术开始从医学剥离出去。古人还认为疾病产生于人类“逐欲之道方滋，而五味或爽，时昧甘辛之节;六气斯，易愆寒燠之宜。”于是“饮食伺衅，成肠胃之眚，风湿候隙，遘手足之灾”[1]。还认为“暨炎晖纪物，识药石之功;云瑞名官，穷诊候之术”[1]，才有了中医中药。“释缚脱艰，全真导气，拯黎元于仁寿，济羸劣以获安者，非三圣道，则不能致之矣”[2]，即只有伏羲、神农、黄帝的书才能救助病人，而且许多医学史书籍也都普遍认为“医之始，本岐黄。灵枢作，素问详。难经出，更洋洋”[3]。而《黄帝内经》问世前，医学理论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哪些人充当医生，许多文献所谈都过于粗疏。笔者认为在这个时期奠定中国医学的哲学基础主要是来自于“六经”之一的《易经》，其充当医生的人也多来自于早期“儒”的社会职业之中。
“六经”之一的《易经》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的哲学内容，如阴阳学说、天人合一的理论等，而且在思维模式、方法上也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而后者比前者在支配这一医学的行为上则更为重要。例如：在思维模式上，《易经》提出了"形而上为之道，形而下为之器"的道器论，在由“器”(物)升华为“道”(意)的过程中，《易经》主张要经过“观物取像”、“立像尽意”、“以像喻意”的过程，这里的“像”应该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特色之处，作为哲学体系，在取譬中，它也成为医学的思维模式。在方法上，取像类比是典型的《易经》，也是中医学被广泛应用的方法。“天人合一”原本是中国先民的重要思维方式，并被《易经》中的每一卦相包含。在中医学形成的过程中，吸纳了这一重大命题，以人取譬于自然，因此就有了“天有阴阳，人有十二节;天有寒暑，人有虚实”的对应关系[4]。古人把物质世界的阴阳五行学说运用到医学的领域，借以说明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并指导着临床的诊断和治疗，成为中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2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最有影响的哲学思想和方法
精气学说，是古代先哲们探求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精气学说认为，精气(气)是宇宙万物的共同本原，精气自身的运动变化，推动和调控着宇宙万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此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渗透到中医学中，促使中医学建立了精为人体生命的产生本原，气为推动和调控生命活动的动力的精气理论，并对中医学的整体观念、藏象经络理论、病因病机理论、养生防治理论的构建具有方法学方面的重要意义。
阴阳学说，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石之上的朴素的辨证法思想，是古人认识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阴阳学说以“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说明相对事物或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存在着相互对立、制约、排斥、互根、互用、互藏、交感、消长、转化、自和等运动规律和形式，宇宙万物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世界本身就是阴阳对立统一的结果。中医学将阴阳学说用于解释人体，认为人体是由各种既对立制约又协调统一的组织结构、生理机能所构成的有机整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学说帮助中医学构筑了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并贯穿于其中的各个方面，指导着历代医家的理论思维和临床实践。
五行学说，既是古代朴素的唯物辨证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又是一种原始而质朴的系统论。五行学说认为，宇宙万物可在不同层次上分为木、火、土、金、水5类，整个宇宙是由此5类不同层次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的生克制化运动所构成的整体。中医学以五行学说解释人体，将人体的五脏、六腑、五体、五官、五志等分归于五行之中，构筑以五脏为中心的5个生理病理系统，并以五行的生克规律阐释此5个生理病理系统的相互关系。五行学说帮助中医学建立了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和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的整体思想，构筑了人体脏腑经络的系统模型，并用于解释疾病的病理传变和指导对疾病的诊断和防治。
精气、阴阳、五行诸学说，虽是我国古代富含唯物辨证法的哲学思想，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历史的限制，仍存在着较多的局限性。人体的生命活动是非常复杂的，尚有许多深层次的规律和机制需要去探索、去揭示，用古代哲学的精气、阴阳、五行诸学说尚不能全面和从深层次来阐释人体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规律和机制。因此，我们对精气、阴阳和五行诸哲学思想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原始朴素的阶段，应该结合现代自然辨证法的研究成果，提高一个层次;对人体复杂的生命过程的研究，也不能仅用古代哲学思想和方法来阐释，而应该在中医学整体思想的指导下，一方面吸收中国古代人文学科的精华，一方面运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进行细微层次的研究，以逐渐揭示人体生命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3天人相应、心身统一、临床诊治整体观与气血变化恒动观是哲学思想的具体应用
3.1天人相应整体观人与自然界有着相类相通的关系;人与天地相参，与自然界息息相通，生命的根本在于人之阴阳与天之阴阳的相通相应：“生之本，本于阴阳”(《素问》)。自然界阴阳五形之气的运动，贯通于人的生命活动之中：“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于天气”(《素问》)。
3.2心身统一整体观人的生理功能具有整体性，人体的各种脏器，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砌而是相互协调、相互联系地维持着生命活动;生理与心理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统一体，生理状态决定着心理状态：“黄帝曰:人之居处、动静、勇怯，脉亦为之变乎?歧伯对曰:凡人之惊恐恚劳动静，皆为变也”(《素问》)。心理状态影响着人的生理状态和病理状态：“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
3.3临床诊治整体观《内经》在对病因、病机、局部病变和整体状况的关系、各种治疗方法的关系等方面的论述，鲜明地表达了整体思维的特征。如认为局部病变是脏腑病变的整体反映，因此在诊治局部病症时，要：“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素问》);强调将各种治病方法综合起来，根据具体情况，随机应变，灵活运用，使病人得到适宜治疗：“古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素问》)。
3.4疾病转化恒动观《内经》借用哲学“恒动观”的概念﹑原理，认识人体生命过程的永恒运动及其伴随发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转换过程。它认为世界是运动的，生命在于运动。事物与现象运动的化与变，以及事物和现象量与质的状态为基本内容。正如《素问·六微旨大论篇》曰：“夫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搏，成败之所由也……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素问·灵兰秘典论篇》在论述脏腑功能之后总结谓：“恍惚之数，生之毫厘，毫厘之数，起于度量，千之万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此外《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灵枢·天年》篇关于人体生长发育的论述，《素问·热论篇》关于热病传变过程的记载，都是以恒动观为思想基础的。
4传统医学哲学思想的现实人文意义
医学人文精神是医学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易经》、《黄帝内经》阐述了医学人文观念、医生思维素质和医学职业品格等方面宝贵思想。为医学人文思想教育提供具体要求。
4.1医学人文观念第一，以生命为本的医学本质观。《内经》指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素问》)，病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医家当以病人的生命为本。因此，在为病人诊治的时候，如同面临万丈深渊，极其谨慎;同时要象手擒猛虎一般坚定有力，全神贯注，决无分心：“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素问》)。第二，以人文关怀为本的医学目的观。《内经》认为，医学的目的不仅是疗病救伤，更重要的是对人的关爱：“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内经·灵枢》)。《内经》认为，医者应关爱病人的生命，对病人满怀同情和仁爱之心，以尊重和珍爱病人的生命为出发点考虑问题：“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灵枢》)
4.2医者思维素质第一，完善的知识结构。《内经》从整体论的观点和医学的复杂性出发，对医者的知识结构有着独特的见解:医者不仅要具有医学知识，而且应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内经·素问》)，这样的医者，《内经》称之为“上工”。第二，主观与客观相一致。医者的诊断属于主观认识，病人病情属于客观事实。《内经》认为病人的病情是第一性的，“病为本”，医者的诊断是第二性的，“工为标”。医者的主观与客观相一致，才能作出正确的诊断;而主观背离客观，治疗就将失败。第三，理论联系实际。《内经》认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医者才能掌握医学的规律而不迷惑;对事物的要领了解极其透彻，才是所谓明事达理的人。
4.3医生的职业品格第一，接诊疗病有方。《内经》认为，医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需要从业者具有特殊的职业品格。在接诊的时候，医生应该注意起坐有常，举止得体，思维敏捷，头脑清醒：“是以诊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转神明，必清必净”。《内经》要求医者诊病时要具有高度负责的精神，全面观察，全面分析：“故诊之，或视息视意，故不失条理，道甚明察，故能长久;不知此道，失经绝理，亡言妄期，此谓失道”(《素问》)，《内经》对“粗工嘻嘻，以为可知，言热未已，寒病复始”(《素问》)的不良职业作风予以了严肃的批评。第二，医患交往有礼。《内经》对医患交往的的方法和礼节作了首创性的阐述，首先提出“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的医患交往的一般礼节，突出强调了“临病人问所便”的重要性(《灵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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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医学综合性强，所系病种繁多，全身各系统均可受累，且常常多种疾病同时发生于同一个体，并伴有多种并发症，导致病情严重复杂，对医生的基础、临床知识及技能等多方面的要求更加严格，要求其对各专科医学有精准的把握且通晓老年人患病特点及治疗方案。应用传统教育模式，可以使得学生系统、全面了解掌握相关的理论知识。通过教师从解剖、组织、生理、病理生理、免疫等分析机体的老化、退行性变对疾病发生发展过程的影响，引导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老年疾病的特点，也可以应用典型案例，并对其进行分析，有针对性地进行分析讨论。让学生在实际案例中更好地理解掌握老年疾病特点，针对老年人疾病的特点，提出个性化的诊治方案。这样可以使得学生们从理论上更加理解老年疾病的特点。传统的教学模式将理论知识完整的、系统的传授给学生，其对学生采取的是一种"灌输式"的模式，课堂上教师虽然竭尽全力将课本上的医学知识讲授给学生，但由于缺少学生的互动，一些生涩的内容往往得不到学生及时的反馈，理解效果较差，学生学习听课的积极性也受到打击，而一些即便容易理解的内容也往往由于印象不够深刻成为过眼云烟。将书本知识视为不可更改的定论，把教学看成是知识从外到内的输入，这就是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在这种"灌输式"教学模式中学生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课堂上缺少临床实际问题的讨论，学生的理论知识即使很扎实，一旦遇到实际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即理论学习与临床实践脱节。并且传统的教学模式通常一章内容由一名专业的老师负责，学习内容主要为本章的知识，很难将整个学科融会贯通，整个学科章节之间往往缺乏有机联系，导致学生对知识的运用能力差，缺乏横向思维及知识整合的能力。尤其是遇上老年科中病情复杂，多系统都存在功能障碍的老年患者，更加无法合理的做出判断和处理。另外，随着对老年疾病认识的深入，章节内容越来越多，课程有限，每节课只能讲解有限的知识，仅通过课堂教学很难达到教学目的。
2老年医学中PBL(Problem-BasedLearning)教学模式的意义
PBL教学模式最初于1956年被提出，1969年正式成型。1993年，PBL在世界医学教育高峰会议中得到肯定，随后在西方许多国家推广开来。至1991年，美国70%的医学院校开始采用PBL教学。1994年，英国曼彻斯特医学院完全采用PBL模式进行教学。香港大学医学院自1997年开始启用PBL教学，迄今为止，该校一半以上的医学教育都采用此法。1986年，PBL教学模式由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和西安医科大学倡领进入中国内地，并逐渐被内地医学高校认可。至今为止，全球约有1700多所医学院校采用PBL教学模式，并被世界卫生组织及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等国际权威医学教育组织大力推荐。PBL教学法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而非仅仅是知识的传授，首先由教师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以临床病例为基础设计出相关问题，有步骤地向学生提出，学生通过查阅文献，将各学科相关的知识有机地整合在一起，经学生们经过自主探究、讨论、协作来解决这些问题。由于把学习设置到典型的、有意义的医学专题或临床问题情景中，大大激发了学生们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们的自学能力，有效的激发了学生的潜力和创造力。整个过程将各基础学科及各系统临床学科的相关知识贯穿于一个真实的病例中，通过病例学习疾病的发病特点、临床表现、诊断标准及治疗措施，训练学生良好的临床思路。PBL的教学理念将提出临床实际问题作为学习医学知识的途径，认为教学过程中应"先问题，后内容"，学生可以通过解决问题而掌握抓住问题本质的方法。学习过程中学生是主体，教师只是引导者。一项研究显示，与传统教学组相比，PBL教学组课外学习时间明显延长，学习兴趣明显增加，未来从事全科医学的可能性有所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团队协作能力、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提高，沟通交流能力和信息管理的能力有所增强，期末考试成绩有所提高，提示PBL教学方法能够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此外，有文章表明PBL教学法在儿科学、皮肤性病学、精神病学、及微生物学、免疫学等医学教育中都有着重要作用。
但是，目前国内PBL教学模式在老年医学教学的应用，仍然受到了一定的限制。首先，客观条件受限。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老年医学才刚开始起步，由于专业师资不足，临床教学实习基地缺乏，老年医学专业的研究生在校期间根本没有开展系统的老年医学理论教育及临床实习。在我国医学院校，老年医学多为选修课，往往不受学生们的重视，很难要求学生花大量时间、查阅大量资料。PBL教学方式在实际教学中很难进行应用推广。其次，倘若学生们刚开始学习临床课程，对于各学科的相互联系的理论知识欠缺，如果只是强调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忽略了基础知识、基础理论的学习，很难掌握这些知识连贯性、系统性。此外，我国医学院校一直采用的传统教学模式的教学，相对来说，学生们的自学能力不是很强。所以，在现阶段的老年医学的教学中，单纯采用PBL的教学方式，难以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3传统教学与PBL教学模式的结合
传统教学及PBL教学模式各有利弊，尤其对老年医学教学，不能单靠一种教学模式。在教学中将两者综合运用，灵活掌握，在针对老年疾病进行传统教学的基础上，结合PBL教学方式，可以发挥两种教学模式的优势，弥补各自的缺陷。学生在选修老年医学这门课之前，已经学习了一些成年人相关疾病的知识。在传统教学授课时，教师涉及的是老年人共性问题，讲授的是老年疾病最常见、最可能发生的问题。由于老年人一人多病、随着年龄各个脏器功能减退，受心理、精神因素影响非常大，使得老年疾病的病情变得非常复杂，治疗中充满着矛盾，如何制定合适的治疗方案，比成年人更加困难。老年疾病往往表现为症状隐匿或不典型，比如，当老年人患有急性心肌梗死时，往往没有表现为胸前区剧烈的疼痛，常常是在常规检查或出现严重的并发症时候才被发现。患者病情发展快，常常出现多种并发症而导致死亡。随着年龄的增长，主要脏器的功能减退，导致药物严重的毒副作用。比如，一老年患者以急性心肌梗死收入院，我们知道抗凝抗血小板治疗是非常重要的治疗手段。而该患者患有严重的血小板减少症，这给治疗带来非常大的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找到治疗中的平衡点是非常重要的。在老年医学的教学中，可以通过传统教学结合PBL教学模式将老年患者的疾病的特征，很好地传授给学生。一研究通过检索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对比PBL与LBL相结合的教学法与单纯LBL的教学效果，结果显示两种教学法相结合在理论成绩与实践考核等方面均优于传统教学法。另一研究，通过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PubMed等数据库中检索有关文献，得出PBL+LBL组理论考试成绩和学习者满意度明显高于单纯PBL组的结论，说明PBL+LBL双轨教学模式在保持PBL优势的同时,更有助于临床医学生理论知识的掌握。以上两项研究说明传统教学与PBL教学功能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将两者想结合，改善老年医学授课效果。
我国的中医药学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飘摇之后，其独特的整体协调、辨证施治等思维方式和治则治法依然保持了不朽的魅力。任何一种理论形态、思维方式的生成都不是空穴来风，都会有其生成的土壤、阳光和水分。中医药学的科学研究传统是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东方古文化背景的土壤中形成的，也是东方文化中孕育出的最为璀璨的一颗明珠。中医药学的发展见证了中国特定时代人类的认识能力和社会的变迁。随着科学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西方科学进入后现代时代，映射出向东方回归的痕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与中医药学哲学思想有着深深的默契，后现代医学也与中医药学存在明显的暗合。可以说，后现代科学的脚步正是使中医药学感受到强烈共振的空谷足音，它预示着中医药学将在21世纪与后现代化邂逅。这些都说明，中医药学传统文化中蕴涵着大量的科学合理性和现实启发性，其优势必须保持。
1中医药传统科学文化中蕴涵着大量现代科学思想
1.1系统论思想尽管近代的系统方法是从20世纪40年展起来的，但一些朴素的系统思想却早在二三千年前就在东方出现了。中国古代存在着典型的有机整体观念，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就形成了朴素的整体系统观。如在我国最早的著作《易经》和“洪范”中就提出了“八卦”(天、地、雷、火、风、泽、水、山)、“五行”(金、木、水、火、土)说。八卦说把世界看作为一个由基本要素组成的系统整体，以代表天地的乾坤二卦作为起始形成八卦，八卦重叠形成六十四卦，从而形成了概括天地间万事万物的世界体系。而且《易经》还把世界看作由基本矛盾关系所规定的层次系统整体，是一个动态的循环演化的系统整体。同样五行说也是将世界看作是由五种基本要素金木水火土组成的系统整体，这五种要素彼此相生相克形成不同层次的系统结构，从而构成一个复杂的大系统。所以这些理论基本上都是将最基本的物质元素看作是组成世界万物的基本元素，而整个世界无非是由这些元素组成的整体系统，它们之间相生相克，使得整个世界不断循环演化，形成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系统整体。公元前五百多年，以老子为创始人的道家对系统提出了精辟的看法，在其经典著作《老子》、《荀子》等著作中提出的“有无”“阴阳”学说用一些更抽象的范畴，如有与无、一与二、始与终、阴与阳等对立统一的关系来表达自然界的统一性。它们认为“道”是事物之本源，又是事物的法则。天、地、人都是道的产物，它们具有统一性。道是天、地、人的主体，也是天地人运动必须遵守的规律和行动法则，认为世界的起源于“无生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
植根于中国古代文化土壤中的中国古代医学思想同样包含有丰富的系统观念。《黄帝内经》中人体被看作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并进一步被看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人的养生规律是与外界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的，故有“天人相应”的医疗原则，主张把生理现象与自然现象相联系，提倡整体辨证施治的观点。
中医药学的这种观点受到国际上系统科学家的高度重视。当代著名系统科学家，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普利高津(Prigaogine)曾说：“我们正是站在一个新的综合、新的自然观的起点上。也许我们最终有可能把强调定量描述的西方传统和着限于自发组织世界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1］。
中医的诊断方法中依然蕴涵着大量的系统论思想，中医的诊断包括四诊和辨证，四诊除通过望、闻、问、切外，还包括参考病人的社会心理状况、体质状况以及自然环境状况等信息，对病因、病位和病机做出明确判断。辨证是以一定的经验（包括理论）为基础的信息加工、分析和处理的过程，辨证既是对四诊资料的处理，又反作用于四诊技术的运用，同时还受治疗结果的反馈，并不断完善和更新。中医药学的治疗方法包括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两种，药物治疗的方法是针对证候组方遣药，非药物治疗也同时针对证候或病因，选择针灸、推拿或心理、音乐等来治疗。其治疗思路整理如图1。
1.2演化论思想中国古代演化观主要表现在阴阳学说、五行说、太极图等学说之中。大多都是将万物的演化描述成为一个相生相克、连锁轮回的变化链条，其变化在一个闭合的回圈中进行，而始点最后又变成了终点。中医药学思维活动是动态的过程，通过人的机体在自然状态下的动态描述，去反映出症状或生理现象的表现，如临床中获得的脉象、病人的面色、舌体形状。中医药理论认为人的复杂性在于它自身和环境的相互联系及相互作用的动态变化，元气学说阐明了“形”与“气”相互转化的发展观，强调“从其气则和，违其气则病”，注重人的生命活动统一过程状态演化，如中医理论中健康概念实质上体现的是阴阳之间交互作用，形成自和的最佳状态，医疗的任务就是调整这种状态的非平衡或非最佳状态。中医学对生理过程的认识角度是从气化的结构和气化的活动这一“耗散”系统出发的。
2中医药学传统方法论对现代科学研究的启发
2.1中医药整体认知论的科学思想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天人观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特征之一是注重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人与自然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相互影响，相至制约，因而人应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天人观在古代曾表现为“天命论”“天人感应论”的思想和“天人合一”的观念，其中有不少秘化、不科学的内容。但在西方工业化进程带来的诸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和能源浪费等社会问题日益加重的今天，注重天人和谐的中国古老天人观有助于在现代科学基础上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保持与自然的和谐持续发展。
从实践角度看，现代生态农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影响。日本哲学家和农学家福冈正信先生依据老子的“道法自然”的思想，提出要以“自然农法”取代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科学农法”，并亲身实践，取得了显著成功［2］。世界著名建筑大师赖特（F.L.Wright）受老子“崇尚自然”思想的影响，主张“有机建筑”的理论，充分注意建筑物与自然环境的有机统一，体现了人与自然有机协调的特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还影响到现代技术的发展，这就是强调技术程序应有益于人的身心愉悦和健康，强调技术的功能是解放人，现代的人体工程学、人－机系统工程学和技术美学研究，正是适应这种需求的体现［3］。
2.2中医药直觉、体验的方法论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了创造性的思维模式日本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从小就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某种不同于西方的艺术特性——既有原则，又能进行灵活调整；不仅有科学思想，而且有驾驭科学的智慧。他说：“中国人和日本人所擅长的并以他们的擅长而自豪的，就是直觉的领域——日语叫做‘勘’（がん），这就是一种敏感或机伶。”［4］老庄的思想在汤川秀树的物理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受庄子的倏和忽为浑沌凿七窍的故事的启发，联想到万物中最基本的东西并没有固定的形式，而且和我们今天所知的任何基本粒子都不对应。它虽未分化，却有着分化为一切种类基本粒子的可能性，这就是“浑沌”。汤川秀树还受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中“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这句话的启发，提出了时空量子的空域概念。
中医药学思维中的直觉和理性总是互补存在，这种直觉赋予了科学家以新的顿悟使其有所创造。正如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所说：“量子力学迫使我们认识到，宇宙并不是物体的集合，而是统一体中各部分相互关系的复杂网络。但这正是东方神秘主义体验世界的方式。”［5］卡普拉相当重视“体验”的作用，他通过中医和《易经》来体验事物的对立统一和动态平衡，通过《华严经》来体验事物的相互依赖和时空的相互渗透，通过中国哲学中道与气的学说体验“空”与“形”的关系，并将这些体验同现代物理学研究紧密联系起来，从而获得了对基本粒子结构和关系、量子场论和宇宙自洽性的深刻理解。
西方思维模式的严密逻辑性决定了其强调“非此即彼”的刻板和局限性，这限制了创造力的有效发挥，而中国传统文化中体验的模式认识成果恰恰能够启发和激励科学家的创造和想象力的发挥。
3中医药学协调思想为现代科学关于有机事物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
李约瑟将中国传统科学思想成为“有机自然主义”［6］，因为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主要是针对存在有机联系的事物加以整体的认识和体验，其典型的科学成果应该就是中医药学。这是传统科技体系中至今仍有现代价值的为数不多的成果之一。中医药学在不破坏生命有机体的内外联系的前提下，通过观察、体验和辨证施治，调节人体内在机能，达到内外平衡，抗病祛邪的治疗特点，以其举世公认的疗效说明了中国传统思想在认识生命有机体方面独有的方法论意义。
管理科学是现代科学体系中体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互渗透的新兴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具备社会有机体特点的组织或群体。早期的管理科学理论重物不重人，西方的“泰罗制”实际上把工人看作从属于机器生产工具，用机械论观点看待生产活动中的人与人、人与机器的关系。现代管理科学中的Z型理论改变了这种倾向，开始强调以人为中心，注重人际的有机协调。提出Z型理论的美籍日本管理学家威廉。大内主张经济组织中每个人和每个团体正好象人体中的器官，管理的机能主要不是控制而是协调，这种观点显然带有东方文化的特征。日本管理学家伊藤肇进一步指出，日本企业家能够使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复兴，中国经典的影响应居首功［7］。
从分子到细胞再深入基因，希望能找到针对功能的遗传学早有定论：基因产物必须在细胞内环境中发挥功能，细胞必须与其他细胞相互作用，机体必须在多变化的环境中生存，因此基因表达及作为结果产生的表型常是通过个体基因型与内外环境相互作用而被修饰和改变［8］。最新文献也认为，很多人类常见病代表着我们的基因组与环境毕生相互作用的一种积累，预测基因在复杂疾病过程中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是一种令人气馁的任务［9］。由上可见，基因型与表型不总是一一对应。因此单纯以基因表达谱作为“证”的实质或作为“证”“病”的连结点似欠全面。
正如李政道教授指出的，“仅是基因并不能解开生命之谜，生命是宏观的”［10］。美国《科学》杂志19990402出版复杂系统专刊，其编辑部导言“超越还原论(BeyondReductionism)”就直截了当指出现代基因组学还原论方法的不足，指出:“还原论的缺点越来越明显，主要是信息过载和过分简单化，从而可能需要把整合性提上议事日程(integrativeagenda)以补充占支配地位的还原论方法”［11］。
中医药学中蕴涵着现代系统科学的基因，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为中医药学特色和优势的深入挖掘和理解提供了可能。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科技发展呼唤中国传统科学观启迪的今天，中医药现代化步伐会进一步加快，其科学内涵将会得到充分揭示和发展，中医药学一定能全面走向世界，对人类健康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中医药学对生命活动的认识，提供了人类认识和把握人体复杂体系的有效途径；中医药学研究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认知方法及其个体化诊疗体系反映了整体医学的特征；中医药丰富的治疗手段和灵活的方法，符合人体生理病理多样性的特点；中医药浩瀚的古典医籍，是人类生物信息的巨大宝库；中医药学充分体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有机结合，展示了现代科学一体化的新趋势。从以上的优势和特色可以看到中医药学不但具有极强的科学性，而且在许多方面提示和反映了现代人体科学、现代生物学、现代医学以至现代科学发展的方向和研究的前沿。科学进入后现代时代，正在从分析的科学嬗变为整合科学，中医药学中所蕴涵的文化优势、思维优势将对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发挥重要的启发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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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相轮，凌继尧.科学技术之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汤川秀树.创造力和直觉——一个物理学家对于东西方的考察［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5］灌耕.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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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KlugWs,CummingsMR.ConceptsofGenetics,Columbus:CEMerrillpubl,198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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