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城镇化；乡―城人口流迁；老龄化；趋势
中图分类号：C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4）06-0012-10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4.06.002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Aging Trend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China
TONG Yufen1，LI Yumei1，2， LIU Chuanqi1
（1.School of Labor Economics，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China； 2.School of Management，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China）
Abstract：The research observes trends in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aging using census and statistics and predict the future using multiregional population forecasting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aging issue indicated an increasing trend in both areas. Specifically， migration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makes great contributions to boost aging in the local region. In terms of aging， the more active ruralurban migration is， the faster the future population of the elder in urban grows. Correspondingly， the population of the elder in rural drops dramatically. And after 2022 the population of the elder in urban will more than it in rural. The greater scale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is， the less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nd the dependency ratio in the urban region is， and the situation appears opposite in the rural. In future， the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the rural area will always be higher than that in urban area， and the gap showed a narrow trend rather than expanding. Then we will face greater pension burden and economic pressures in urban， and the challenges of home care and longterm care will be serious in rural. Based on this policy implications， the article put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Keywords：urbanization； ruralurban migration； aging； trends
一、 前言
目前，中国城镇化正处于“S”型增长的中期快速发展阶段。2012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52.6%，城镇人口每年以大约3‰～4‰的速度递增，远远超过同期1‰的总人口年增长速度[1]。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主要通过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变实现，即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镇转变所作贡献约占90.7%，而城镇人口自然增长在其中的作用只占9.3% [2]。同时，有大量研究成果可以证明，目前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转变主要以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流迁为主。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也显示，在我国城镇地区的常住流动人口中，15～44岁人口约占流动人口总量的78.6%。预计随着未来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流迁进入城镇的速度还会加快。这种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也必然会直接影响到城乡人口结构及其城乡老龄化进程。基于这一认识，本文采用多区域人口预测模型，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对我国未来城镇化发展背景下的城乡老龄化变动趋势进行多方案模拟。通过定量考察人口流迁对城乡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必要数据基础，也通过对预测结果的讨论最后得出具有政策含义的结论。
目前关于城镇化进程的城乡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及其后果，虽然已经引起较大关注，但主要集中于乡―城人口迁移对农村、城镇或区域的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及后果的定性研究[3～5]，如乡―城迁移下的年龄特征和生育率变动对农村老龄化的影响[6]、农村就业人口老龄化问题[7]，以及从历史的角度描述城市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及特点[8]；或者是只针对全国、农村或某一特定城市人口老龄化发展的趋势预测等[9～12]，目前只有个别学者将中国与其他国家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城乡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13～14]，但结论差异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在2005年曾对中国百年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结果表明，到2053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将会达到峰值，约为4.3亿，此后开始缓慢减少，但到2100年时仍将有3.5亿以上的老年人口；2010年以后我国将进入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时期，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在2010～2032年间每两年就增长一个百分点，2050年时
将达到31%，2100年继续提高到34%[15]。而2006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百年预测报告》中显示，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2040年左右人口老龄化重心将转入城市，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的现象将会消失[16]。蔡茜采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年龄移算法对我国农村老龄化的趋势预测结果显示，我国农村老龄人口呈现线性递增，2050年其比重将达到36.51%[17]。
本文借助于人口宏观管理与决策信息系统（PADIS）软件，对我国分城乡的人口老龄化趋势进行了多方案模拟，重点考察了不同乡―城人口流迁水平下我国城乡人口老龄化变动的特点，从而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决策依据。
二、方法及数据来源
1.采用方法、原理及软件
根据本文研究的目的，为满足多区域分要素预测，建立中国分城乡、分年龄性别的人口预测模型的需要，本文对相关数据做出如下假设：
①依据人口平衡方程，假设期末人口数=期初人口数+本期出生数-本期死亡数+净流迁数，由此得出计算期内城乡人口总量。
②采用基期年龄结构，结合生命表、分年龄生育水平和流迁模式的讨论，得到预测期内分城乡、分年龄人口以及人口出生和死亡状况的相应数据。
在上述基础上再按城乡分年龄、性别的人口流迁作为表征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参数，代入预测模型以获得相应的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制的国际人口预测通用软件“人口宏观管理与决策信息系统”（PADIS）进行预测。该软件引入了多区域人口情景模型预测，相较以往的人口软件提高了预测因素的多元化和模型精确度。
2.数据来源
目前，在还没有一套完全准确的数据可以被作为标准数据的现实情况下，相对于教育数据或户籍统计数据而言，人口普查数据虽然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统计误差，但仍是学者们用于人口问题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础数据。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历次人口普查资料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资料，以确保数据的权威性和精确性。本文以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数据，但考虑到“六普”数据存在低年龄组的漏报问题，参考崔红艳等的“六普”数据评估方法，根据历年出生人数回推，调增了1107万0～9岁人口，其中男性599.95万，女性507.05万[18]。按1岁组预测截至2050年的人口发展状况。由于预测期较长，将近40年之久，本文选取了2020年、2030 年和2040年三个节点年份对参数进行了调整。
三、未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人口老龄化预测及主要发现
1.预测方案设置
（1）生育参数的设定。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18，远低于更替水平，学者一般认为这一水平偏低。根据以往研究经验，考虑目前国家对“单独”生育政策的放开，预计未来生育水平将会提高，我们选择两种生育水平作为重要模型参数。其中低方案假定从当前的城镇1.4，农村1.86，2030年以后提高到城镇1.8，农村2.1，并保持该水平到2050年。高方案假定总和生育率从当前的城镇1.4，农村1.86，到2030年城镇和农村同时恢复到2.1，之后一直保持不变。同时假定生育模式从2010年到预测末年不发生变化，详见表1。
（2）死亡和预期寿命参数的设定。
死亡参数的设定，关键是要得到未来各年龄的死亡率或存活率。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编制简略生命表的结果，考虑到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城乡差异因素，本文主要参照联合国平均预期寿命经验步长的变化趋势确定城乡人口预期寿命的增加值。假定未来的死亡概率以2010年为基准，保持不变。对于未来男女两性的分年龄死亡模式，选择联合国模型生命表的一般模式。方案设计如表2所示。
（3）出生性别比的设定。
受生育政策影响，我国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鉴于国家人口政策是一个逐步调整的过程，出生性别比将逐渐恢复正常。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准，出生性别比为城镇116，农村119，到2030年城镇和农村出生性别比会逐渐下降并恢复至正常水平，即106，保持到2050年不变（见表3）。
（4）乡城人口流迁方案的设定。
本文的乡城流迁是指每年从农村转到城镇的净迁移人口，由于缺乏每年由农村向城镇转移人口的直接数据来源，我们根据公式“城镇期末人口数=期初人口数+（本期出生数-本期死亡数）+净流迁数+因为行政区划调整增加的城镇人口数”，从而，“城乡净流迁人口=（期末人口-期初人口）-（本期出生数-本期死亡数）-行政区区划增加的城镇人口”，对过去10年的城乡净流迁人口进行一定的推算发现，2000～2010年间我国城乡流迁人口增加规模每年大约在1200万左右。根据发达国家城镇化发展经验，当城镇化率达到一定水平时，城镇化趋势将会趋缓。按照我国目前城镇化进程的速度，假设在2030年左右我国城镇化达到发达国家城镇化的经
验值，之后城镇化速度将会大幅度下降，这时城乡之间的流迁人口也会大大减缓。因此，设置高、中、低三种乡城人口流迁方案（如表4）。此外，城乡人口流迁模式采用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的户口登记在县外的分年龄、分性别人口数据作为流迁模式数据，并假定保持不变。且本预测未考虑国际人口流迁，即假定全国总体上为封闭人口。
2.基本结论与发现
不同生育水平和流迁方案下我国城乡人口老龄化的预测结果如表5所示。
（1）不同流迁方案对应的城镇化水平。
根据上述设定的方案进行推算，可得不同流动迁移方案下对应的未来我国城镇化水平变动趋势（见表6）。在相同生育水平下，流迁规模的大小对我国城镇化水平影响非常显著。以低生育水平为例，2030年高流迁方案的城镇化水平高于低流迁方案6.4个百分点，2050年这一差距扩大为12.7个百分点。以中流迁方案为例，2030年高生育水平的城镇化率高出低生育水平0.38个百分点，2050年这一差距变为0.96个百分点。
图1中流迁方案下城乡老年人口规模变化趋势
（2）未来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将很快超过农村
且二者差距迅速加大。
数据模拟结果显示，高、中、低三种流迁方案下未来城镇和农村老年人口规模的总体变动趋势一致（见图1）。城乡对比发现，2010年农村老年人口规模约是城镇的1.3倍，但随着乡―城人口流迁的加快，我国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增速快于农村，于2020年超过农村老年人口规模，且二者差距不断扩大，2030年高、中、低流迁方案下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分别是农村的1.37倍、1.31倍和1.25倍，2040年进一步扩大到1.79倍、1.67倍和1.60倍，2050年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将是农村的2.79倍、2.42倍和2.14倍。
图2中流迁方案下的城镇和农村老年人口比重
（3）未来农村老年人口比重虽然始终高于城镇，但二者之间的差距将经历先扩大再缩小的趋势。
预测结果显示，不同生育水平对应的不同乡城流迁方案下，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始终高于城镇，但二者的差距呈先扩大再缩小的趋势。以低生育水平中方案为例（见图2），2010年农村仅高于城镇2.26个百分点，2036年这一差距达到最大值（约11个百分点）后开始逐渐缩小，2045年高于城镇约8个百分点，2050年比城镇高5.9个百分点，可见，按现有发展趋势城乡人口老龄化倒置的现象不会一直持续。
图3不同流迁方案下的农村老年人口规模
（4）提升乡城人口转移规模，将会明显减少未来农村老年人口的规模，并会加大未来城镇老年人口的规模。
如图3所示，农村老年人口规模呈倒“U”型变化，但将在2026年出现小幅回落，这也印证了1961年开始的自然灾害对农村人口的影响相比城镇更加明显。在高流迁方案下农村老年人口规模于2038年达到顶峰，为1.36亿，而中、低方案下推迟一年达到顶峰，分别为1.41亿和1.47亿。之后农村老年人口总量开始逐渐减少，2050年高、中、低三种流迁方案对应的农村老年人口规模分别为1.06亿、1.17亿和1.27亿，老年人口规模高方案比低方案少2109万。说明乡―城人口流迁规模的扩大将会明显减少未来农村老年人口的规模。
预测结果显示，高、中、低三种流迁方案下，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呈线性增长，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42%、4.31%和4.21%，尤其是2030年之后乡城人口流迁规模对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影响越发显著。如图4所示，城镇老年人口规模由2010年的5225万分别增加到2040年的2.41亿、2.34亿、2.28亿，2050年继续增加至2.95亿、2.83亿、2.72亿。对比不同流迁方案下的老年人口规模发现，2030年高流迁方案比低流迁方案高619万，2040年差距增至1297万，而2050年这一差距高达2297万，说明乡―城人口流迁越快，未来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增长越快。
图4不同流迁方案下的城镇老年人口规模
图5不同流迁方案下的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变化
（5）提高乡城人口转移的规模，将增大未来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但对城镇老龄化程度起到持续的减缓作用。
未来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增长，呈现先升后降的发展趋势，且城乡人口流迁规模作用明显（见图5）。2010～2018年，流迁方案对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影响较小，三条曲线基本重合，2020年开始出现明显差异且差距慢慢拉大。高流迁方案下农村老年人口以3.57%的速度持续增长，并持续保持高位不下降；与此不同，中、低方案分别于2043年和2041年达到峰值，分别为32.94%和29.91%。2050年三种方案对应的比重分别是40.50%、32.25%和28.56%，意味着三个农村人口中就至少有一位老年人。在高、中、低三种流迁方案下，农村老年人口比重由2010年的10.06%增到20%分别用了14年、16年和17年，对应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3.57%、2.97%和2.66%，表明流迁规模越大，农村老龄化速度越快。
未来城镇老年人口比重变化与老年人口规模趋势相似，受流迁规模影响，不同时期增速稍有不同，大体上经历慢―快―慢的过程（见图6）。研究发现，生育水平对城镇老龄化程度影响微弱，因此，以低生育水平为例，高、中流迁方案下城镇老年人口比重比低流迁方案晚1年，均于2018年超过10%，之后从10%增加到15%则分别用了12年、11年和12年，从15%到超过20%所用的时间为8年、8年和7年，从20%发展为25%的时间依次为12年、10年和9年，对应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2.98%、3.11%和3.20%，2050年城镇老年人口比重分别为25.09%、26.34%和27.33%。这说明，流迁规模越大，城镇老年人口比重越低，老龄化发展速度越慢，即乡城人口流迁对城镇老龄化程度有持续的减缓作用。
图6低生育水平不同流迁方案下的城镇老年人口比重
（6）未来乡城人口流迁规模越大，对城镇老年抚养负担的缓解作用越明显，但城镇化发展速度加快将显著增加农村老年抚养负担。
预测结果显示，未来我国城镇老年抚养比将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见图7）。低生育方案下，2040年之前城镇老年抚养比增加较快，高、中、低流迁方案的平均增速分别为4.14%、4.31%和4.46%。2025年之后，城镇老年抚养比放缓，平均增速分别为2.08%、2.24%和2.31%，2050年分别为41.34%、44.08%和46.33%。流迁最快和最慢方案下城镇老年人口抚养比之差由2025年的0.86个百分点扩大到2050年的4.99个百分点，说明大规模的乡城流迁可以减轻城镇老年抚养负担。
未来农村老年抚养比变化特征与城镇有很大的区别，中、低流迁方案下呈先快速上升再缓慢下降之势（见图8），而高流迁方案则持续走高。2040年之前高、中、低流迁方案下农村老年抚养比以5.99%、5.16%和4.64%的速度快速上升，到2040年时分别为80.98%、63.94%和55.04%。2040年之后，中、低流迁方案的农村老年抚养比开始逐年下降；而高流迁方案作用下快速增长的农村老年抚养比却依然呈现上升的趋势，但速度有所放缓。到2050年老年抚养比分别为92.42%、62.5%和52.13%，高流迁比低流迁高40个百分点。充分表明流迁规模越大，农村老年抚养负担越高。
四、政策启示与政策建议
1.政策启示
图7低生育水平不同流迁方案下的
城镇老年抚养比趋势
图8低生育水平不同流迁方案下的
农村老年抚养比趋势
对前面的基本预测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首先，城镇化水平的加速，将对未来城乡人口老龄化水平及老年人口规模产生显著影响。相对而言，对农村的影响更明显。
其次，在人口城镇化转移过程中，如果不改变目前的年轻人个人迁移为主而非家庭迁移的模式，将会导致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给农村养老带来压力和挑战。
最后，虽然城乡人口转移规模加大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未来城镇老龄化水平，但却会加大未来我国城镇地区的老年人口规模，使其呈现一个加快上升的趋势。解决这些规模庞大的城镇老年人的生活、就业、医疗等问题的压力将主要集中于城镇。
2.相关的政策建议
由于城乡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影响深远而广泛的长期性历史渐进过程，尤其是解决人口老龄化面临的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稳步推进。因此，我们必须在人口老龄化高峰来临之前制定应对策略，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而不至于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绊脚石。
首先，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形成省、市、县、乡、村的五级社会保障网络，是解决我国城乡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保障。从具体职能与分工来看，省级政府部门根据本地区的城乡发展情况，负责决策并制定适合本地城镇与农村的社会保障政策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使得市、县级部门执行政策和行使监督职能时有法可依。如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与转移接续问题。市级和县级相关职能部门分别负责城镇和农村的社会保障政策的执行和监督职能，乡、村则是最基层的承担单位，负责农村养老机构的兴办等具体事宜。资金来源上采取公共投入与吸引民间投入相结合的方式兴办养老机构，在此基础上推动社区、家庭、个人养老的发展。需要注意的是，公共养老投入要随老龄人口变动而发生变动，实行更加灵活的动态管理。考虑到未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的发展趋势，现有的以县为单位的养老资金模式层次过低，将不能适应城镇化发展的需要，因此建议提高养老运行层次，至少变县级统筹为省级统筹，逐渐转变为全国统筹。
其次，面对城镇和农村老龄化的不同特征和变动趋势，应分清各自的主次矛盾，选择最适合的方案。基于城镇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及执行情况，考虑到受未来城镇化进程加快的影响，未来城镇老年人口规模不断增长并超过农村的趋势成为必然，因此，社区养老社会化是城镇工作的重点，尽快做好社区老年照料服务体系的建设。国家要加强老年服务业的政策扶持和公共投入，加强疾病医护、生活服务、精神慰藉、文化体育、老年参与社会等硬件和软件的建设。硬件建设要按照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梯度发展。软件方面要完善服务体系，增加服务项目，抓好管理队伍、志愿者服务队伍，鼓励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或患病老人服务，以创造居家养老的新环境。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渠道着手：一是建立以政府主导的综合性社会福利机构，重点服务“三无”、“五保”、贫困、失能、智障等老人，发展社区日托和全托型养老服务机构；二是建立以NGO 为主的非营利养老机构，政府通过土地划拨、税费减免、贷款贴息等优惠，鼓励社会力量建立民办公助、公建民营、民办民营等不同性质的养老服务机构；三是建立以市场为主的产业化养老机构，满足老年人个性化需求。
再次，根据中国农村发展的实际，本文认为在社会养老保险初步建立时，农村仍应建立以家庭养老为主、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一方面，发展农村经济，使农村有较强的经济承受力，是解决农村老年人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的根本基石。长期以来，我国施行的经济政策都是以优先发展城镇和工业为主导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加之历史遗留下来的资源禀赋的差异，使得农村经济发展一直落后于城镇，而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迁到城镇，为城镇提供“养老金红利”。因此，城镇也应坚持“先发展带动后发展”的思想，鼓励城镇的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与农村结成帮扶小组，为农村提供资金、技术等的支持，采取“公司+农户”、“农业生产大户+农户”、“公司+村民小组+农户”等多种合作经济，促进农村发展经济，切实增加农民收入，以提高农村家庭养老和抗风险能力。
另一方面，应增强农村家庭养老能力，鼓励城乡人口流动家庭化转移。农村整体经济的发展不能保证满足养老的多层次、多样化需求，加之城镇化进程背景下，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迁到城镇的现实，家庭流动成为增强家庭养老能力的有效途径。农村青年劳动力之所以选择流迁到城镇，肯定是其在城镇获得的收入和实现的效用优于农村，先让这部分群体能永久性留在城镇是第一步，这需要户籍制度的改革，使得他们和城市居民一样，获得平等就业的权利、子女受教育的权利、享受社会公共服务等权利。第二步就是将留守在农村的老人随迁，即实现家庭化转移，进而充分利用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资源，以发挥城镇资源规模效益。这需要完善承包地流转制度以及宅基地流转、退出机制，使农民充分行使土地财产权，让农民有足够的财产性收入，如此才能使得农村通过土地转让换来的收入在城镇安家置业。从而缓解农村养老压力，促进城乡人口流动家庭化转移。退一步讲，只要农村家庭的养老能力提高了，即使农村留守老人不选择随迁也可以通过流迁城镇的家庭成员参与非农村经济活动而获得土地收成之外的收入转移给老年人，以使他们可以在农村购买养老服务。
最后，强化家庭养老的作用与功能，并不只是简单地将国家或社会原来承担的养老责任转移给家庭，而是扩展或延续家庭的功能，在政府、市场、社区等与家庭合作的框架下，统筹这些不同社会系统的作用。应增加农村养老机构建设，改善农村医疗服务水平，从而缩小城乡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上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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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search observes trends in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aging using census and statistics and predict the future using multiregional population forecasting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aging issue indicated an increasing trend in both areas. Specifically， migration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makes great contributions to boost aging in the local region. In terms of aging， the more active ruralurban migration is， the faster the future population of the elder in urban grows. Correspondingly， the population of the elder in rural drops dramatically. And after 2022 the population of the elder in urban will more than it in rural. The greater scale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is， the less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nd the dependency ratio in the urban region is， and the situation appears opposite in the rural. In future， the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the rural area will always be higher than that in urban area， and the gap showed a narrow trend rather than expanding. Then we will face greater pension burden and economic pressures in urban， and the challenges of home care and longterm care will be serious in rural. Based on this policy implications， the article put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Keywords：urbanization； ruralurban migration； aging； trends
一、 前言
目前，中国城镇化正处于“S”型增长的中期快速发展阶段。2012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52.6%，城镇人口每年以大约3‰～4‰的速度递增，远远超过同期1‰的总人口年增长速度[1]。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主要通过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变实现，即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镇转变所作贡献约占90.7%，而城镇人口自然增长在其中的作用只占9.3% [2]。同时，有大量研究成果可以证明，目前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转变主要以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流迁为主。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也显示，在我国城镇地区的常住流动人口中，15～44岁人口约占流动人口总量的78.6%。预计随着未来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流迁进入城镇的速度还会加快。这种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也必然会直接影响到城乡人口结构及其城乡老龄化进程。基于这一认识，本文采用多区域人口预测模型，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对我国未来城镇化发展背景下的城乡老龄化变动趋势进行多方案模拟。通过定量考察人口流迁对城乡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必要数据基础，也通过对预测结果的讨论最后得出具有政策含义的结论。
目前关于城镇化进程的城乡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及其后果，虽然已经引起较大关注，但主要集中于乡―城人口迁移对农村、城镇或区域的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及后果的定性研究[3～5]，如乡―城迁移下的年龄特征和生育率变动对农村老龄化的影响[6]、农村就业人口老龄化问题[7]，以及从历史的角度描述城市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及特点[8]；或者是只针对全国、农村或某一特定城市人口老龄化发展的趋势预测等[9～12]，目前只有个别学者将中国与其他国家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城乡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13～14]，但结论差异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在2005年曾对中国百年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结果表明，到2053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将会达到峰值，约为4.3亿，此后开始缓慢减少，但到2100年时仍将有3.5亿以上的老年人口；2010年以后我国将进入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时期，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在2010～2032年间每两年就增长一个百分点，2050年时
将达到31%，2100年继续提高到34%[15]。而2006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百年预测报告》中显示，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2040年左右人口老龄化重心将转入城市，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的现象将会消失[16]。蔡茜采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年龄移算法对我国农村老龄化的趋势预测结果显示，我国农村老龄人口呈现线性递增，2050年其比重将达到36.51%[17]。
本文借助于人口宏观管理与决策信息系统（PADIS）软件，对我国分城乡的人口老龄化趋势进行了多方案模拟，重点考察了不同乡―城人口流迁水平下我国城乡人口老龄化变动的特点，从而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决策依据。
二、方法及数据来源
1.采用方法、原理及软件
根据本文研究的目的，为满足多区域分要素预测，建立中国分城乡、分年龄性别的人口预测模型的需要，本文对相关数据做出如下假设：
①依据人口平衡方程，假设期末人口数=期初人口数+本期出生数-本期死亡数+净流迁数，由此得出计算期内城乡人口总量。
②采用基期年龄结构，结合生命表、分年龄生育水平和流迁模式的讨论，得到预测期内分城乡、分年龄人口以及人口出生和死亡状况的相应数据。
在上述基础上再按城乡分年龄、性别的人口流迁作为表征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参数，代入预测模型以获得相应的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制的国际人口预测通用软件“人口宏观管理与决策信息系统”（PADIS）进行预测。该软件引入了多区域人口情景模型预测，相较以往的人口软件提高了预测因素的多元化和模型精确度。
2.数据来源
目前，在还没有一套完全准确的数据可以被作为标准数据的现实情况下，相对于教育数据或户籍统计数据而言，人口普查数据虽然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统计误差，但仍是学者们用于人口问题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础数据。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历次人口普查资料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资料，以确保数据的权威性和精确性。本文以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数据，但考虑到“六普”数据存在低年龄组的漏报问题，参考崔红艳等的“六普”数据评估方法，根据历年出生人数回推，调增了1107万0～9岁人口，其中男性599.95万，女性507.05万[18]。按1岁组预测截至2050年的人口发展状况。由于预测期较长，将近40年之久，本文选取了2020年、2030 年和2040年三个节点年份对参数进行了调整。
三、未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人口老龄化预测及主要发现
1.预测方案设置
（1）生育参数的设定。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18，远低于更替水平，学者一般认为这一水平偏低。根据以往研究经验，考虑目前国家对“单独”生育政策的放开，预计未来生育水平将会提高，我们选择两种生育水平作为重要模型参数。其中低方案假定从当前的城镇1.4，农村1.86，2030年以后提高到城镇1.8，农村2.1，并保持该水平到2050年。高方案假定总和生育率从当前的城镇1.4，农村1.86，到2030年城镇和农村同时恢复到2.1，之后一直保持不变。同时假定生育模式从2010年到预测末年不发生变化，详见表1。
（2）死亡和预期寿命参数的设定。
死亡参数的设定，关键是要得到未来各年龄的死亡率或存活率。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编制简略生命表的结果，考虑到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城乡差异因素，本文主要参照联合国平均预期寿命经验步长的变化趋势确定城乡人口预期寿命的增加值。假定未来的死亡概率以2010年为基准，保持不变。对于未来男女两性的分年龄死亡模式，选择联合国模型生命表的一般模式。方案设计如表2所示。
（3）出生性别比的设定。
受生育政策影响，我国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鉴于国家人口政策是一个逐步调整的过程，出生性别比将逐渐恢复正常。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准，出生性别比为城镇116，农村119，到2030年城镇和农村出生性别比会逐渐下降并恢复至正常水平，即106，保持到2050年不变（见表3）。
（4）乡城人口流迁方案的设定。
本文的乡城流迁是指每年从农村转到城镇的净迁移人口，由于缺乏每年由农村向城镇转移人口的直接数据来源，我们根据公式“城镇期末人口数=期初人口数+（本期出生数-本期死亡数）+净流迁数+因为行政区划调整增加的城镇人口数”，从而，“城乡净流迁人口=（期末人口-期初人口）-（本期出生数-本期死亡数）-行政区区划增加的城镇人口”，对过去10年的城乡净流迁人口进行一定的推算发现，2000～2010年间我国城乡流迁人口增加规模每年大约在1200万左右。根据发达国家城镇化发展经验，当城镇化率达到一定水平时，城镇化趋势将会趋缓。按照我国目前城镇化进程的速度，假设在2030年左右我国城镇化达到发达国家城镇化的经
验值，之后城镇化速度将会大幅度下降，这时城乡之间的流迁人口也会大大减缓。因此，设置高、中、低三种乡城人口流迁方案（如表4）。此外，城乡人口流迁模式采用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的户口登记在县外的分年龄、分性别人口数据作为流迁模式数据，并假定保持不变。且本预测未考虑国际人口流迁，即假定全国总体上为封闭人口。
2.基本结论与发现
不同生育水平和流迁方案下我国城乡人口老龄化的预测结果如表5所示。
（1）不同流迁方案对应的城镇化水平。
根据上述设定的方案进行推算，可得不同流动迁移方案下对应的未来我国城镇化水平变动趋势（见表6）。在相同生育水平下，流迁规模的大小对我国城镇化水平影响非常显著。以低生育水平为例，2030年高流迁方案的城镇化水平高于低流迁方案6.4个百分点，2050年这一差距扩大为12.7个百分点。以中流迁方案为例，2030年高生育水平的城镇化率高出低生育水平0.38个百分点，2050年这一差距变为0.96个百分点。
图1中流迁方案下城乡老年人口规模变化趋势
（2）未来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将很快超过农村
且二者差距迅速加大。
数据模拟结果显示，高、中、低三种流迁方案下未来城镇和农村老年人口规模的总体变动趋势一致（见图1）。城乡对比发现，2010年农村老年人口规模约是城镇的1.3倍，但随着乡―城人口流迁的加快，我国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增速快于农村，于2020年超过农村老年人口规模，且二者差距不断扩大，2030年高、中、低流迁方案下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分别是农村的1.37倍、1.31倍和1.25倍，2040年进一步扩大到1.79倍、1.67倍和1.60倍，2050年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将是农村的2.79倍、2.42倍和2.14倍。
图2中流迁方案下的城镇和农村老年人口比重
（3）未来农村老年人口比重虽然始终高于城镇，但二者之间的差距将经历先扩大再缩小的趋势。
预测结果显示，不同生育水平对应的不同乡城流迁方案下，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始终高于城镇，但二者的差距呈先扩大再缩小的趋势。以低生育水平中方案为例（见图2），2010年农村仅高于城镇2.26个百分点，2036年这一差距达到最大值（约11个百分点）后开始逐渐缩小，2045年高于城镇约8个百分点，2050年比城镇高5.9个百分点，可见，按现有发展趋势城乡人口老龄化倒置的现象不会一直持续。
图3不同流迁方案下的农村老年人口规模
（4）提升乡城人口转移规模，将会明显减少未来农村老年人口的规模，并会加大未来城镇老年人口的规模。
如图3所示，农村老年人口规模呈倒“U”型变化，但将在2026年出现小幅回落，这也印证了1961年开始的自然灾害对农村人口的影响相比城镇更加明显。在高流迁方案下农村老年人口规模于2038年达到顶峰，为1.36亿，而中、低方案下推迟一年达到顶峰，分别为1.41亿和1.47亿。之后农村老年人口总量开始逐渐减少，2050年高、中、低三种流迁方案对应的农村老年人口规模分别为1.06亿、1.17亿和1.27亿，老年人口规模高方案比低方案少2109万。说明乡―城人口流迁规模的扩大将会明显减少未来农村老年人口的规模。
预测结果显示，高、中、低三种流迁方案下，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呈线性增长，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42%、4.31%和4.21%，尤其是2030年之后乡城人口流迁规模对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影响越发显著。如图4所示，城镇老年人口规模由2010年的5225万分别增加到2040年的2.41亿、2.34亿、2.28亿，2050年继续增加至2.95亿、2.83亿、2.72亿。对比不同流迁方案下的老年人口规模发现，2030年高流迁方案比低流迁方案高619万，2040年差距增至1297万，而2050年这一差距高达2297万，说明乡―城人口流迁越快，未来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增长越快。
图4不同流迁方案下的城镇老年人口规模
图5不同流迁方案下的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变化
（5）提高乡城人口转移的规模，将增大未来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但对城镇老龄化程度起到持续的减缓作用。
未来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增长，呈现先升后降的发展趋势，且城乡人口流迁规模作用明显（见图5）。2010～2018年，流迁方案对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影响较小，三条曲线基本重合，2020年开始出现明显差异且差距慢慢拉大。高流迁方案下农村老年人口以3.57%的速度持续增长，并持续保持高位不下降；与此不同，中、低方案分别于2043年和2041年达到峰值，分别为32.94%和29.91%。2050年三种方案对应的比重分别是40.50%、32.25%和28.56%，意味着三个农村人口中就至少有一位老年人。在高、中、低三种流迁方案下，农村老年人口比重由2010年的10.06%增到20%分别用了14年、16年和17年，对应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3.57%、2.97%和2.66%，表明流迁规模越大，农村老龄化速度越快。
未来城镇老年人口比重变化与老年人口规模趋势相似，受流迁规模影响，不同时期增速稍有不同，大体上经历慢―快―慢的过程（见图6）。研究发现，生育水平对城镇老龄化程度影响微弱，因此，以低生育水平为例，高、中流迁方案下城镇老年人口比重比低流迁方案晚1年，均于2018年超过10%，之后从10%增加到15%则分别用了12年、11年和12年，从15%到超过20%所用的时间为8年、8年和7年，从20%发展为25%的时间依次为12年、10年和9年，对应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2.98%、3.11%和3.20%，2050年城镇老年人口比重分别为25.09%、26.34%和27.33%。这说明，流迁规模越大，城镇老年人口比重越低，老龄化发展速度越慢，即乡城人口流迁对城镇老龄化程度有持续的减缓作用。
图6低生育水平不同流迁方案下的城镇老年人口比重
（6）未来乡城人口流迁规模越大，对城镇老年抚养负担的缓解作用越明显，但城镇化发展速度加快将显著增加农村老年抚养负担。
预测结果显示，未来我国城镇老年抚养比将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见图7）。低生育方案下，2040年之前城镇老年抚养比增加较快，高、中、低流迁方案的平均增速分别为4.14%、4.31%和4.46%。2025年之后，城镇老年抚养比放缓，平均增速分别为2.08%、2.24%和2.31%，2050年分别为41.34%、44.08%和46.33%。流迁最快和最慢方案下城镇老年人口抚养比之差由2025年的0.86个百分点扩大到2050年的4.99个百分点，说明大规模的乡城流迁可以减轻城镇老年抚养负担。
未来农村老年抚养比变化特征与城镇有很大的区别，中、低流迁方案下呈先快速上升再缓慢下降之势（见图8），而高流迁方案则持续走高。2040年之前高、中、低流迁方案下农村老年抚养比以5.99%、5.16%和4.64%的速度快速上升，到2040年时分别为80.98%、63.94%和55.04%。2040年之后，中、低流迁方案的农村老年抚养比开始逐年下降；而高流迁方案作用下快速增长的农村老年抚养比却依然呈现上升的趋势，但速度有所放缓。到2050年老年抚养比分别为92.42%、62.5%和52.13%，高流迁比低流迁高40个百分点。充分表明流迁规模越大，农村老年抚养负担越高。
四、政策启示与政策建议
1.政策启示
图7低生育水平不同流迁方案下的
城镇老年抚养比趋势
图8低生育水平不同流迁方案下的
农村老年抚养比趋势
对前面的基本预测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首先，城镇化水平的加速，将对未来城乡人口老龄化水平及老年人口规模产生显著影响。相对而言，对农村的影响更明显。
其次，在人口城镇化转移过程中，如果不改变目前的年轻人个人迁移为主而非家庭迁移的模式，将会导致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给农村养老带来压力和挑战。
最后，虽然城乡人口转移规模加大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未来城镇老龄化水平，但却会加大未来我国城镇地区的老年人口规模，使其呈现一个加快上升的趋势。解决这些规模庞大的城镇老年人的生活、就业、医疗等问题的压力将主要集中于城镇。
2.相关的政策建议
由于城乡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影响深远而广泛的长期性历史渐进过程，尤其是解决人口老龄化面临的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稳步推进。因此，我们必须在人口老龄化高峰来临之前制定应对策略，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而不至于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绊脚石。
首先，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形成省、市、县、乡、村的五级社会保障网络，是解决我国城乡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保障。从具体职能与分工来看，省级政府部门根据本地区的城乡发展情况，负责决策并制定适合本地城镇与农村的社会保障政策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使得市、县级部门执行政策和行使监督职能时有法可依。如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与转移接续问题。市级和县级相关职能部门分别负责城镇和农村的社会保障政策的执行和监督职能，乡、村则是最基层的承担单位，负责农村养老机构的兴办等具体事宜。资金来源上采取公共投入与吸引民间投入相结合的方式兴办养老机构，在此基础上推动社区、家庭、个人养老的发展。需要注意的是，公共养老投入要随老龄人口变动而发生变动，实行更加灵活的动态管理。考虑到未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的发展趋势，现有的以县为单位的养老资金模式层次过低，将不能适应城镇化发展的需要，因此建议提高养老运行层次，至少变县级统筹为省级统筹，逐渐转变为全国统筹。
其次，面对城镇和农村老龄化的不同特征和变动趋势，应分清各自的主次矛盾，选择最适合的方案。基于城镇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及执行情况，考虑到受未来城镇化进程加快的影响，未来城镇老年人口规模不断增长并超过农村的趋势成为必然，因此，社区养老社会化是城镇工作的重点，尽快做好社区老年照料服务体系的建设。国家要加强老年服务业的政策扶持和公共投入，加强疾病医护、生活服务、精神慰藉、文化体育、老年参与社会等硬件和软件的建设。硬件建设要按照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梯度发展。软件方面要完善服务体系，增加服务项目，抓好管理队伍、志愿者服务队伍，鼓励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或患病老人服务，以创造居家养老的新环境。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渠道着手：一是建立以政府主导的综合性社会福利机构，重点服务“三无”、“五保”、贫困、失能、智障等老人，发展社区日托和全托型养老服务机构；二是建立以NGO 为主的非营利养老机构，政府通过土地划拨、税费减免、贷款贴息等优惠，鼓励社会力量建立民办公助、公建民营、民办民营等不同性质的养老服务机构；三是建立以市场为主的产业化养老机构，满足老年人个性化需求。
再次，根据中国农村发展的实际，本文认为在社会养老保险初步建立时，农村仍应建立以家庭养老为主、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一方面，发展农村经济，使农村有较强的经济承受力，是解决农村老年人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的根本基石。长期以来，我国施行的经济政策都是以优先发展城镇和工业为主导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加之历史遗留下来的资源禀赋的差异，使得农村经济发展一直落后于城镇，而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迁到城镇，为城镇提供“养老金红利”。因此，城镇也应坚持“先发展带动后发展”的思想，鼓励城镇的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与农村结成帮扶小组，为农村提供资金、技术等的支持，采取“公司+农户”、“农业生产大户+农户”、“公司+村民小组+农户”等多种合作经济，促进农村发展经济，切实增加农民收入，以提高农村家庭养老和抗风险能力。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收入比；泰尔指数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对于相对落后的甘肃地区也不例外，人们在感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诸多益处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也愈显愈烈。甘肃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从1980年的2.63:1.00上升到2010年的3.85:1.00。面对甘肃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逐年扩大的态势，本文作出了以下研究。
一、数据与方法的选择
本文采用了收入集中度测度法即通过实际收入分布与某一分布基准(例如,绝对平均分配标准) 进行比较,对两者之间的差距利用不同方法进行表示的一种测度方法。由于泰尔指数对两端（高收入和低收入阶层）收入的变动比较敏感，因此本文选择收入集中度测度方法中的泰尔指数度量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所使用的原始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主要指标有各时期的总人口、城镇人口、农村人口、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时间跨度为1978-2010年。
二、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总体描述
1.以城乡收入比衡量
通过计算甘肃和全国的历年城乡收入比作出图1，从图1可以看出，1978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整体趋势是上升的。在收入较快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拉大。从甘肃省与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比的对比来看，甘肃省的城乡收入比均高于同期的全国水平。1978～2010年33年间全国平均的城乡收入比为2.61，而甘肃省平均的城乡收入比为3.34。2009年全国的城乡收入比达到最高值3.33，而同期甘肃省的比值为4.00，可见1978年以来，甘肃省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还可以观测到甘肃省的城乡收入比的基本走势与全国走势大体一致，均呈现出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趋势，1978～1985年甘肃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下降的趋势；1982～1996年呈现出上升的趋势；1997～1999年又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而在2000年以后差距又逐步扩大。在此，我们还应该考虑到，我们在测算城乡收入差距的同时忽略了城市居民享有而乡村居民没有享受到的各项福利政策，这部分福利政策对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的拉大也有不可磨灭的作用。
2.以泰尔指数衡量
以dist 表示t 时期的泰尔指数, 其定义和计算公式为:
其中, j = 1 ,2 分别表示城镇和农村地区, zjt 表示t 时期城镇(j = 1) 或农村(j = 2) 人口数量, zt 表示t 时期的总人口, pjt 表示城镇(j = 1) 或农村(j = 2) 的总收入(用相应的人口和人均收入之积表示) , pt 表示t 时期的总收入。不难看出, 本文定义的城乡收入差距(泰尔指数) 首先是分别计算城、乡收入份额与人口份额之比的自然对数, 然后再用城乡收入份额作为权数,进行加权平均而得到。因此, 本文定义的泰尔指数不仅考虑到城乡居民绝对收入的变化, 而且还考虑到对应的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化。本文样本期间选择1978 —2010年 ,基于上式算的泰尔指数的结果见图2:
以泰尔指数衡量20 世纪78来甘肃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以得到与使用城乡比指标大致相同的结论：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趋势。
在1978～1985年间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急剧下降的趋势。以泰尔指数衡量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0.2017503下降到1985年的0.0848677。在1986～1995年却有了上升的趋势，1996～1998年间经过短暂的下降后，2000 年以后城乡差距的绝对值又持续扩大，到2007年上升到0.2558101，比1983年增长了2.89倍。
总的说来，78年以来甘肃省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起起落落的过程：在90年代中期有所加大，在90年代末期又有所缩小，而在21世纪第一个五年后又有所加大，直到最近几年，这种扩大的势头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抑制。城乡差距始终是甘肃省居民总收入差距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甘肃省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分析
刘易斯是较早对城乡收入差距与劳动力流动和经济发展关系进行讨论的学者之一，此后费景汉和拉尼斯在刘易斯研究的基础上对其做了进一步完善。刘易斯的城乡收入差距与劳动力流动和经济发展关系即在二元经济转换过程中，工业部门生产规模的扩大将吸收乡村部门的劳动力，由于劳动力供给远超过需求，工人工资水平难以得到很大提高。这样，工业部门的利润增长与农民收入之间将会出现很大的脱节，分配不平等现象将会变得十分严重。甘肃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甘肃省在区域建设中,倾斜力度不够,区域间发展极不平衡。目前,甘肃贫困人口大多分布在陇中干旱区、陇南高寒阴湿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而这些地区除了地理环境的限制因素以外，文化教育投资的力度不够，人才资源的匮乏以及当地政府部门对公共基础的设施的投资有限都是造成城乡居民收入两极化的原因。
二是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要地，没有很好的发展其特有的地理优势，交通优势，通过点轴的贯通，以及以点盖面的辐射，大力发展轴线及辐射圈的乡村经济，来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
三是与城乡经济的二元体制结构有关。尽管现在国家提出了惠及农民的“三农”政策，提出了建设新农村的口号，但是由于根深蒂固的历史原因，以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还在探索当中，所以对于农村的福利制度的改革，基础教育等还是和城市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城乡经济二元现象将还要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结论
通过对甘肃省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及其差距的变动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 甘肃经济发展在近几年稳步增长的基础上呈现出加速增长的势头，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但相比较于全国，其还是相对低下，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经济发展水平低下；2.受经济体制模式转换及环境条件的影响，甘肃省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有阶段性波动，但总体上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速度快于农村居民，这也是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直接原因。因此，把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作为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把发展效益农业、推进城市化、 改善产业结构和保护生态的各项举措整合起来，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和结构调整，形成城市与农村相互促进、农业与工业联动、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是势在必行的。（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单吉堃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J].学术交流，2007（11）.
关键词：北京市；流动人口；分布；变化趋势
引言
伴随北京市城市化建设的深入及经济的飞速发展，北京吸引来了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流动人口不流动”的特点致使北京市一些区域流动人口数量显著高于户籍人口数量，大规模的流动人口俨然转变成北京市生产和服务活动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流动人口对北京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两级影响得到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热点关注[1]。由此可见，对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分布与变化趋势展开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北京市流动人口变动历程
北京市流动人口出现大规模变动起始于二十世纪70年代，在此之前流动人口变动持续处在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这与我国政策法规及经济发展阶段存在一定的关系。受流动人口属于一个迅速转变的群体影响，再加上现阶段的流动人口登记、调查系统无法对流动人口变动状况进行动态反映，使得社会对流动人口数量处在模糊的局面，就此问题出发，现将北京市流动人口变动历史发展总体划分成两个历程：
（一）1978～1992年――快速增长期。自二十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北京市流动人口出现大规模变动，这同样与该时期特殊经济政策及社会发展特征息息关联。70年代末，我国推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极大增长，农业快速发展使得诸多农村劳动力剩余，再加上期间我国全面推行改革开放，为城市建设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契机，北京作为中国首都，城市建设发展自然被投入了大规模的力量，一方面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北京市对外来人口的需求量，一方面大城市有着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和良好的生活品质，从而使得农村人员愿意到城市发展。由此该时期北京市流动人口数量自然快速增长，相关数据显示1978～1992年期间，北京市流动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可达23.0%。
（二）1993年至今――震荡上升期。自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北京市流动人口进一步增长，同时在变动期间，表现为震荡上升的特征。90年代末，北京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致完善，再加上这一阶段受金融危机影响，使得北京市流动人口产生一定回落。进入二十一世纪，伴随流动人口政策的融合，更大规模的人口进入北京，2000年为256万人，2005年变动至357万人，2013年增长至803万人，相较于2000年增长超过2倍之多。就当前发展趋势而言，北京市流动人口上市趋势显著，且在未来一定阶段内将继续维持扩张趋势。2005～2013年北京市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百分比表，见表1。
二、北京市流动人口空间分布
（一）各区县流动人口数量空间分布特征及变化趋势
流动人口在每一区县分布存在差异，对2005、2007、2009、2011及2013年数据进行对比，可得知，流动人口多聚集于朝阳、丰台、海淀三个区，且该三个区的流动人口总量超过北京市总量的一半。此外，通州、大兴、顺义和昌平四个区，它们的流动人口总量也超过了北京市总量的1/5。近些年来，流动人口总量绝对值增加最多的以朝阳、海定、昌平为代表，此外增加较多的还有丰台、通州及大兴等。中心城区诸如东城区、西城区流动人口总量绝对值则增加较少，自2010年开始总量还出现逐步降低趋势。即便老城区存在这一变化趋势，然而由于其总体面积小，使得老城区流动人口密度在所有区县中还是位居前列[2]。
总的而言，绝大多数区县流动人口绝对值均在增长。伴随流动人口融合政策逐步推行，能够预见未来一段时间里北京市各区县流动人口依旧会陆续增长，且伴随北京市中心地带流动人口压力的转移，相对远的区县对应流动人口依旧会保持增长趋势。
（二）各区域流动人口数量分布特征及变化趋势
各区域流动人口数量分布特征以城乡结合部为例，城乡结合部作为流动人口主要聚集地局面仍旧为发生本质转变。就北京市流动人口分布的历史而言，城乡结合部长时间以来一直是流动人口的主要聚集地。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显示，城乡结合部区域流动人口占流动人口总量达到74.5%；1997年外来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这一比例增长至79.3%；而到了2015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该项比例则增长至83.5%[3]。
就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变化趋势而言，即便北京市各级政府部门强化了对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的管理，然而受现如今北京城市建设飞速发展和城市经济辐射水平提升影响，使得流动人动区域逐步朝不断城乡结合部地区转移，尤其是部分新开发的区域；与此同时，新开发地区的发展一定程度使得周边资源、环境得以改善，进而可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加大了流动人口向新开发地区转移的吸引力。
（三）流动人口密度空间分布特征及变化趋势
流动人口就业内部分化明显，呈正“U”型行业分布特征。北京流动人口的就业分布中，一头是高学历人群集中于技术和知识密集型行业，例如，第三产业中的金融、科研及公共服务管理等行业，本科及以上流动人口接近半数集中在科教文卫和计算机信息软件行业；另一头是低学历人群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例如，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流动人口从事第一和第二产业的比例较高，主要聚集的前三个行业领域是批发和零售业、建筑制造业和居民服务业；而流动人口就业的中间部分分布较少，主要由农林牧渔、房地产和公共管理及社会组织等行业构成。一方面，流动人口较少地集中于依赖土地的农林牧渔业；另一方面，流动人口较少地集中于以政府机关为代表的公共管理及社会组织，这些行业门槛相对较高，一般易为高学历人口提供户籍迁入的机会。由于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于本地户籍人口，很难跨过金融、科研、公共服务管理等行业的学历门槛，因此多数只能从事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从行业大类看，外来从业人口最多的行业分别是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等相对传统的行业，可见，在劳动力市场中流动人口仍然处于相对劣势地位，这种状况主要与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有关[4]。
三、北京市流动人口空间分布与变化趋势结论
（一）近郊区仍旧是流动人口的主要转移区域。中关村科技园、CBD等综合服务区很大一部分处在城乡结合部的近郊区，容纳有各式各样城市功能的多中心区域，势必进一步招徕流动人口转移，尤其是高素质人才的转移。
（二）北京市流动人口中以低端人群，也就是较低素质人群居多，也存在相对一部分流动人口文化水平和素质高，且在金融、高技术等产业活跃着。
（三）以北京、天津为圆点的周边城市群建设，京津冀区域发展一体化，势必能够对流动人口朝北京市中心流入局面进行扭转，从而进一步对北京中心区人口密度过高的问题进行缓解。
四、相关建议
（一）调整城市布局，引导流动人口分布
1、优化调整产业布局，促进流动人口朝远郊地区转移。北京的城乡结合部聚集了大量流动人口，为此处公共资源、环境造成了极大的负担，可以通过对产业布局进行优化调整，引导流动人口朝远郊地区转移，一方面使得城乡结合部资源、环境负担得到缓解，一方面使得不良产业链滋生得到遏制。
2、强化郊区经济发展，引导流动人口朝远郊地区扩散。就业及生活成本是影响流动人员部分的关键因素。远郊地区生活成本较市中心更低，适宜诸多流动人口居住，然而受该部分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影响，使得其对流动人口鲜有吸引力。鉴于此，应当大力发展远郊新城及小城镇，对其经济发展方向予以确立，予以充足的发展空间，制定利好的优惠政策措施，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来城市中心流动人口[5]。
（二）强化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
1、提升对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的投入。现如今，北京市及下辖区县均设置了流动人口及出租房屋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在对组织机构进行落实的基础上，还应当推行工作责任制，提升人力、物力等方面的投入，制定实施一系列科学合理的管理与服务策略，变基础流动人口管理被动为主动。
2、构建机制，强化培训教育。推行以人为本、以房管人、以税关房的模式，实现对流动人口与房屋的统一管理。每一社区要构建起流动人口管理站，各站还应当形成网络，以对流动人口展开登记管理、服务。此外，还应当强化对流动人口的培育教育，诸如安全培训、法律培训及思想教育等，提升流动人口文明素质、法律意识，增强流动人员自我保护。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大规模的流动人口俨然转变成北京市生产和服务活动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流动人口对北京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这要求相关人员务必要不断钻研研究、总结经验，清楚认识北京市流动人口变动历程，全面分析北京市流动人口空间分布与变化趋势，“调整城市布局，引导流动人口分布”、“强化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等，积极促进北京市流动健康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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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u，F.，Xu，Z.Y.，& Chen，Y.Circular Migration or Permanent Stay Evidence from China's Rural-urban Migration[J].China Economic Review，2011，（20）：64-74.
一、城乡收入差距变化趋势
我国自1978年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呈现了先缩小后扩大，总体差距在波动中趋于扩大的趋势。我们把这个过程形象地比喻成是“W”型。1978年城市人均收入为476.28元，农村为145.33元，城乡差距（城市/农村）是3.28。到1984年我国城乡差距达到最小2.49。从1978年到1984年我国出现了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的局面，这和我国经济改革的背景分不开。因为改革初期，我们以农村为试验田。至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土地经营制度的变革，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生产力全部释放，农村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此时，农产品收购价格上升，农民的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等改革措施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向附加值更高的产业转化。同时，改革的春风也逐渐由农村转移到城市，所以此时是我国城乡差距最小的时候。1991年我国城乡差距首次突破，达到4.02。在随后的8年里，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有增无减，1997～1999年城乡收入差距已经超过5，最高时达到了5.84。2000年、2001年有所回落，这主要是2000年我国农村人口由1999年的8.702亿一下子下降到8.074亿，将近7000万的农村人口突然之间变成了城市人口，下降幅度惊人。因为从1999年开始，我国部分大城市放宽农民进入城市户口的门槛。但在2002年城市差距再次达到5.03，以后几年都一直在5倍以上。如果再考虑各种贴补和福利等因素，真实差距可能会达到6:1。目前城乡差距已让人无法接受，而且还呈现继续扩大的趋势，这一情况不可忽视。
二、城乡收入差距因素分解
本文利用“收入=消费＋储蓄”这个宏观经济学的衡等式，所以分解城乡差距应该从消费差距和储蓄差距两方面来定义。
1、城乡居民消费之间的差距及其影响。消费上，乡村居民在总消费的构成比例呈现先扩大随后一直下降趋势。1978年乡村消费占总消费的62%，城镇消费仅占38%。到1984年乡村消费比例达到历史最高点占65%，而城镇居民消费占35%。此后，乡村居民在总消费构成中的比例开始下滑，2005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4%而消费仅占总消费的30%左右，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仅相当于城镇居民的1/3。但值得说明的是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虽然有所扩大，但最大值也没有超过3。我国城乡消费水平差距与收入差距一样在1984年达到最小值。这说明反映在人民生活水平和购买力水平上，差别并不大，加上各地区同种货币的购买力水平差异，真实的消费水平差距应该更小，而且消费过后将进入再生产的循环，不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所以消费水平的差距不是影响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
2、城乡储蓄差距及其影响。在城乡储蓄上的变化也跟收入差距变化完全一样。改革开放以后也是出现了由大到小，然后逐渐扩大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出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储蓄差距有很高的拟和度。1978～1986年城乡储蓄差距出现了缩小的趋势，1986年达到最小值5.91，但1986年以后城乡储蓄差距就出现扩大化的趋势，在1999年达到历史最高值12.11，虽然2000年以来有所回落但差距仍然维持在10左右。值得提出的一点就是绝对差距更加惊人，1978年城市人均储蓄是89.8元，农村人均储蓄7.0元，绝对差距82.8元。2003年城市人均储蓄13556元，农村人均储蓄1239元，绝对差距12217元。储蓄之间的差距会对以后的收入差距造成影响，甚至会出现代际效应。它表明今后我国城乡差距将主要表现在储蓄上，城乡居民储蓄的存量将会对以后的投入差距产生重大影响。资本的累积效应将是富的越富、穷的越穷，两极分化更加严重。
三、几点建议
关键词：要素配置；劳动力；资金；收入；消费
中图分类号：F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3）18-0015-03
淮安市委六届三次全会提出，把城乡一体化作为基础战略。统筹城乡生产要素资源配置是实现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关键。因此，城乡要素配置及变动进行分析，对淮安市实施城乡一体化战略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拟从城乡劳动力、资金、商品、收入、消费等要素配置状况及变动进行初步分析。
1 淮安市城乡劳动力要素分析
在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是其中唯一的具有能动性要素，同时也是进一步促进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主体。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各种结构性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城乡二元结构，已经严重抑制劳动力要素在城乡之间合理流动。当前，淮安市也存在类似问题，农村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流动。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不愿意到收入相对较高的发达地区。结果是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愿意转移出去，仍维持较低的收入水平，这就造成了乡村劳动力的过剩和城市劳动力紧缺的矛盾。
近年来，淮安市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2007年淮安市农村劳动力劳人口比重为72.07%，到2008年比重下降低为71.53%，2009年比重仅下降为68.3%，2010年全市农村农业人口为363.26万人，比重为67.43%，由此可见在，虽然全市农村的劳动力人口在数量上和比重上都呈在不断下降趋势，许多农业劳动力已经开始不断的从农村转移出来，但是，农村人口转移的比例仍然偏少。从淮安市农村劳动力要素转移行业来看，淮安市大部分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中的运输业、建筑业、加工制造业、服务业和旅游业等，其中主要流向建筑业和加工制造业低端产业，这主要是由于农村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水平较低所致。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年龄结构来看，主要集中在农村青壮年人口，其年龄主要集中在40岁以下，这部分劳动力基本不再从事第一产业，转而流向城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2 淮安市城乡资金要素分析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只有实现资金能够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合理流动才能够进一步推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变，进一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因此，当前中国作为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必须重视资金要素在城乡之间合理流动。现阶段，淮安市政府高度重视对城乡的投资力度，根据财力逐年加大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比例和数额。从表1可以看出，淮安市城乡固定资产投资额由2002年的180.21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921亿元，绝对数增加了740.79元，平均每年增长了45.6%左右；淮安市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也进一步加大，在资金总量上由2002年的7.91亿元到2010年的79.79元，增加了71.88亿元，年均每年增长达到了100.97%。从2002年到2010年淮安市城乡固定资产投资额来看，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投资总额都在不断增加。但是从城镇和乡村之间的比较来看，乡村的投资额远远小于城镇的投资额。从2002年的投资数据来看城镇投资额占投资比重的51.55，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只占4.39%，城镇的投资额是农村投资额的11.75倍，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绝对数与农村之间的差距有逐年拉大的趋势，淮安市2010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在整个投资总额中的比重进一步上升到65.52%，农村投资额只占8.66%，两者之间相差了7.56倍，投资总额进一步拉大。因此淮安市城市与乡村之间资金流动仍然不合理，农村投资总额虽然增加了，但从投资比例来看所占份额较小，资金缺口较大，大量的资金仍然在城镇流动。
3 淮安市城乡商品物质要素分析
城镇与乡村之间物质要素相互流动是以城乡之间商品流通为主要载体，而城乡之间各种商品交易活动是城乡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外在表现形式。文章采集了淮安市2005年～2010年城乡之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同时以城乡之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指标来衡量淮安市城乡之间商品物质要素相互流动状况。
由表2数据可知，淮安市城乡之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从2005年的178.07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335.9亿元，绝对增加了157.83亿元，相对增加1.89倍，处在大幅增长时期；自2005年以来淮安市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淮安市零售总额比重在85%左右，并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但是淮安市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所占的比重年均在14%左右，淮安市城镇与农村之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无论是在增长的绝对数还是相对比例差距呈逐年增大的趋势，2005年淮安市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淮安市零售总额比重在85.34%，农村社会零售额只占到14.66%，城镇与农村之间相差5.82倍，2010年淮安市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占淮安市零售总额比重在85.21%，农村社会零售额只占14.79%，城市是农村的5.76倍。从总体上看，淮安市农村商品流通市场仍处在缓慢发展阶段，在整个淮安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比例太小，淮安市农村商品流通市场发展阻碍了淮安市城乡之间的商品相互自由流动，同时也进一步制约了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当前淮安市委、市政府应当高度重视淮安农村商品流通市场的发展，切实制定相关政策进一步促进其发展壮大，并与城镇对接，加速淮安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
4 淮安市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分析
衡量一个区域或城市城乡之间是否良性互动处于和谐发展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就是区域城乡之间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文章通过对淮安市2005年～2010年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进行对比，分析淮安市城乡之间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状况。
4.1 淮安市城乡居民收入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淮安市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经济总量不断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大大增加，生活水平持续改善。但是，当前淮安市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也随之不断呈扩大趋势。
由表3可知，自2005年来，淮安市无论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收入都呈大幅度增长趋势，特别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5年9 115元进一步增加大2010年的17 680元，增加量8 565元，增长了94.97%，年均增长15.66%；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也进一步增加，从2005年人均收入4 024元增加到2010年7 233元，五年增加3 209元，增长率为79.75%，平均增长达13.29%。虽然近年来淮安市城乡居民收入都有大幅增加，但是淮安市城镇与乡村居民收入水平差距却进一步被拉大了。从淮安市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增加的绝对数量来看，淮安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逐年拉大的趋势，淮安市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从2005年的5 091元拉大到2010年的10 447元；从淮安市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增速来看，近年来虽然增速基本一致，但是也应当看到城镇居民的收入在基数上比乡村要大很多，这就导致了同样的增速下，城镇居民收入增加绝对数量要大大高于乡村居民，其结果是城镇居民收入与乡村之间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
4.2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
自2005年来，淮安市居民年收入不断的增加，同时居民的消费水平也相应发生了改变。由表4可以看出，2010年淮安市城镇居民和乡村居民消费额分别为11 638元、4 616元，与2005年城乡居民消费额来比较，2010年淮安市城镇居民和乡村居民消费额分别是2010年的1.82倍、1.78倍，淮安市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从淮安市城乡居民之间年消费金额来看，淮安市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呈逐年拉大的趋势，由2005年的3 787元拉大到2010年的7 022元；从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相对差距来看仍然呈拉大趋势，从2005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2.46倍拉大到2010年的2.53倍。
观察表5得知，淮安市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逐年增加，恩格尔系数却呈下降趋势，从2005年的39.2%下降为2010年36.9%，但是淮安市农村恩格尔系数正在逐年上升，淮安市农村恩格尔系数由2005年39.1%已经上升为2010年44.5%，淮安市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趋势呈反方向。这主要是近年来淮安市人均收入虽然有了快速的增长，但是近年来淮安市物价水平相对保持稳定，食品价格增长远远低于淮安市居民收入的增长，食品价格上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可是居民生活大部分消费品也来自于市场供给，导致了淮安市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进一步上升。由于淮安市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呈逐年下降趋势，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却一直在增加，这就导致了淮安市城乡居民之间恩格尔系数之比来看也在逐年增长，由2005年的1.0已经下降为2010年0.83。根据国际判定标准当恩格尔系数在40%～49%之间为小康型，当恩格尔系数在20%～9%则为宽裕型，根据近年来淮安市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来看淮安市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则达到了小康型标准，离宽裕型还有很大差距。
新世纪以来，虽然淮安市城乡居民无论在收入水平还是在消费水平上都有了长足的提升，但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当前淮安市城乡居民之间无论在收入水平还是在消费水平上都有很大差距，这就导致了淮安市城乡发展没有协调推进。虽然近年来淮安市委、市政府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中心工作之一，并制定了相关政策措施，进一步促进淮安市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进一步强化城乡融合，但是当前由于户籍制度、就业、社会保障水平差异等因素存在，淮安市仍然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之间依然存在着结构性矛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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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逆城市化”是城市化的派生物
“逆城市化”，究竟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究竟是偶然现象还是必然现象？究竟是城市化的最后阶段，还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派生出来的新现象？如何描述和鉴定“逆城市化”，关系到我国城市化如何持续发展和新农村如何建设。
1976年，美国地理学家j.l.berng首先提出了“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这一概念，他描述的是发达国家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新特点：城市社会的人口重心发生变化，城市社会的经济活动和政治影响力也由城市中心向地区转移。之后不少学者将“逆城市化”看成城市“空心化”。如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刘琦在批评城市建设时指出：中心区毕竟是城市的核心区域，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而没有历史文化的城市是缺乏原动力的。但是，在很多城市的发展过程中，都曾经出现过“空心化”的情况。这种现象在欧洲城市发展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结果造成了逆城市化现象，老城区变得冷冷清清，经济衰落，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3]还有学者将城市的异化视为“逆城市化”，如江苏省社科院经研所所长葛守昆认为，“城市化发展中已出现了异化——‘逆城市化’现象，如单纯的经济增长、土地的浪费、环境的污染、贫富差距、不安全感等”[4]，因而需要“警惕‘逆城市化’”。
本文认为：美国学着j.l.berng关于“逆城市化”的认识开拓了城市研究的新领域。但“逆城市化”不是城市的无节制拓展，不是“穷人住在拥挤的市中心，富人住在清静的市郊区”，不是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功能随着富人的转移而转移，导致城市空心化。“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派生物。
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在《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一文中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分析了城市的形成、壮大和分化的成因。茅于轼先生认为，当城市规模发展到边际效益为零甚至为负数后必然形成递增与分化的对流趋势。[5]城市发展正是这样。任何优质的东西都有它的时间性、相对性。由于城市化不断地聚集资源和产业，到一定程度后，城市的空间就会接近饱和。新的资源和产业要挤进大城市，而城市空间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曾经优质的资源、优势的产业就可能异化为城市的累赘，要么提高新的资源和产业进入城市的成本，要么“吐故纳新”，分流传统的城市资源和产业。理智的选择是“吐故纳新”，是“分流”。因为进入城市的成本不断提高，城市规模发展的边际效益必将为零甚至为负数。这类“吐故”现象，就是“逆城市化”。“逆城市化”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而且，随着信息化、生态化时代以及汽车时代的到来，人们生活与工作的空间差距大大缩短，“吐故”还不仅表现在城市的传统产业的转移，还包括一些新兴产业完全安排在小城镇和乡村，如村镇旅游产业异军突起，人们从着重欣赏城市的繁华转移到着重欣赏乡村的宁静。
“吐故”是为了“纳新”。“吐故”与“纳新”在同时进行，都是城市化现象。如果说“城市化”是指一定区域的优质资源、产业和人口向城市聚集，这是大前提。那么，“逆城市化”则是中心城市的一些传统功能、优质资源以及人口向卫星城及村镇分流。这些分解和分流不同于国家的政策性安排，如我国20世纪60-7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三线建设”，如国家政策取向的“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逆城市化”是城市化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遭遇城市功能老化、城市产业结构不合理和城市空间压力增大等问题后，基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而必然出现的功能分解、产业分解和人口分流。因而“逆城市化”并非阻止“城市化”的继续推进。恰恰相反，“逆城市化”有助于城市的功能优化、产业结构优化和空间压力减轻，有助于“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
由此，城市化与“逆城市化”的内在关系是：城市化发展水平越高，“逆城市化”趋势越强。既然“逆城市化”是中心城市一些传统功能和产业的分解及人口分流，因而“逆城市化”是周边村镇发展的重大机遇。谁与“逆城市化”趋势对接，谁就抓住了周边小城镇和乡村发展的机遇。利用“逆城市化”趋势发展小城镇和乡村，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和乡村将成为中心城市自我优化、减轻空间压力的广阔平台，促使中心城市的空间结构更加合理，产业优势更加突出，聚集效应和带动效应更加强大。由此形成中心城市与中小城镇、乡村彼此之间产业呼应、优势互补、良性循环的“城乡一体”发展新格局，使城市化得以在新的格局里持续发展。因此，认识到“逆城市化”是客观规律，当城市规模面临边际效益为零甚至为负数时，城市化应在优化城市功能和调整城市产业结构上着力，应在疏通“逆城市化”渠道，主动地安排和促使部分城市功能和产业向有条件的村镇转移上着力。在这个大背景下，村镇发展的基本思路：一是对接中心城市，接应“逆城市化”潮流上，二是强化特有的天然优势、历史优势，创造新优势，为吸留“逆城市化”潮流创造条件。
二、“逆城市化”是村镇发展的重大机遇
综观城市化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化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城市化、工业化走在世界前列，同时也最早面临城市病问题，如城市化率一度最高、大工业一度最集中的伦敦是出名的“雾都”。1898年，针对英国日愈严重的城市病，英国人霍华德发表了具有划时代价值的专著《明天的田园城市》。霍华德认为，城市本身具有的吸引人的磁力导致城市人口聚集，而城市对人口聚集的承载力总会有限，因而需要从城市和农村相结合的角度来管理土地，解决城市发展问题。霍华德从城乡协调的角度重新阐释了城市的发展，把城市与乡村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对资金来源、土地分配、城市财政收支和田园城市的经营管理、人口密度、城市绿化带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对后来的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霍华德倡导用城乡一体化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城乡对立的旧社会形态。后来学者尊称霍华德为城市发展转型的理论奠基人。1946年，著名城市理论家l．芒福德称赞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思想是二十世纪初与发明飞机并列的两项最伟大的发明[6]。“城乡一体化”的城市化理念第一次提了出来，城市化在这里转了一个弯。由此，我们可以把城市理念和城市化发展的转折点定位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虽然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对克服大城市的弊病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这些理论思想主要还是在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中化解自身的弊病，对大城市病难以根治。在此基础上，1930年代，美国学者、设计大师赖特出版了《消失中的城市》、《宽阔的田地》两部代表作品。我们从这两部书的名字就可以窥见赖特对传统城市理念的颠覆。他在《消失中的城市》书中指出：现代城市背离了人类的愿望，也不能适应现代生活需要，因而需要将其取消，尤其是取消大城市。他认为：反映人类的愿望、适应现代生活需要的城市，将是与古代城市或任何现代城市差异很大的城市，城市无所不在而又以无所在，以致我们根本不会把它当作城市来看待。赖特在《宽阔的田地》中正式提出广亩城设想。基本理念是“城市分散于广亩大地，人人拥有一片自然”。 赖特的理论被称之为“广亩城设想”，就是把城市向乡村扩散，把集中的城市重新分散在地区性农业网格之上。相比之下，赖特提出的“广亩城设想”，从人与自然的天然联系的本能出发，满足了人在城市功能的异化（弊病）中对克服异化和追求本能的需求，因而更能被人们所接受。
紧接着，与赖特几乎同时代并同样享誉世界的著名学者、美国刘易斯·芒福德发表了巨著《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the city in history:its origins,its transformation and its prospects），以革命性的姿态提出“城乡统筹发展”的城市观。芒福德的城乡统筹发展思想，是从对城市与人类命运的关注出发，对城市、人工环境和历史文明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索，认为自然环境比人工环境更重要。后工业社会加重了人与自然的矛盾。人的自然属性与自然的冲突等问题在城市化进程中突显出来。我们说芒福德之所以是以革命性的姿态提出解决城市问题，还因为他率先把城市化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对立上升到了制度的高度，所以要从制度安排的高度来解决人与自然的对立和城乡之间的对立，重建城乡之间的平衡，使全部居民在任何一个地方享受到同样的生活质量。因而芒福德的城乡统筹发展思想，包括了对城市的政治中心功能的分解，通过分散权力来建造许多新的城市中心，形成一个更大的区域统一体。可见，“城乡统筹发展”完善了“城乡一体化”思想。20世纪50年代以后，“城乡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在欧美发达国家有了长足发展。如托马斯和库恩的城市地域结构思想，如日本学者岸根卓郎提出“自然—空间—人类系统”模式。[7]
对城市理论发展的回顾，不难看出，整个20世纪的一百年间，引领城市化理论发展创新的学说呈现出与20世纪前的“大城市化”理论渐行渐远。这些大师们，凭借自己在理论界的权威影响，深刻地改变了传统城市化的方向：城市化由“大城市化”转向“城乡一体化”，更加注重城市的发展对农村的牵动和影响。实践表明，“城乡一体化”，疏通了城市化面临的瓶颈，为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开创了新天地。
回顾发达国家城市化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化经历了三个时期，形成了三种方式：第一个时期是城市自然形成阶段，可追溯到城市诞生之日起，到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出现为止。这个阶段很漫长，城市化方式是顺其自然，特点是主要依从政治、文化、商贸乃至军事的发展需要来发展城市；第二个时期是“大城市化”阶段，可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出现起，到19世纪末霍华德发表《明天的田园城市》。由于工业化需要以大城市为基础和吸纳大量农村劳力，人口和产业源源不断地向大城市“单向”汇集，创造了一大批特大中心城市。这个阶段城市化的主要方式是“大城市化”，特点是主要依从经济特别是工业的发展需要促使农村资源“单向”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聚集；第三个时期是城乡一体化阶段，20世纪初开始起步。由于“单向”聚集的“大城市化”所积累的“城市病”和城乡矛盾已经导致这样的城市化不可持续，在新的城市理念的影响下，城市化开始将农村的发展纳入自己的发展系统，出现“城市”与“农村”的资源优势、发展优势双向对流。这个阶段城市化的主要方式是“城乡一体化”。特点是“城市”与“农村”有机地构成一体，资源优势、发展优势“双向对流”。这里的“双向对流”，其中“一向”就是“逆城市化”。这时，一方面“大城市化”还在推进，另一方面“逆城市化”趋势也更加强劲，大城市的一些功能和产业、人口向周遍村镇转移。在这个阶段，城市化水平高的国家有机地利用了“逆城市化”的力量来促进中小城市甚至是小城镇和乡村的发展，既缓解了“大城市化”越积越多、越积越严重的城市病，又使中小城市甚至小城镇、乡村的发展发生深刻变化，逐步形成了产业呼应、优势互补、城乡区域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的双向对流的格局。可见，“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的最高阶段，“逆城市化”是“城乡一体”双向对流的其中“一向”。在“城乡一体化”阶段，中心城市曾经辉煌有加的政治中心功能、经济中心功能、文化中心功能以及居住功能、休闲娱乐等功能纷纷向有条件的中小城镇及乡村分解。中心城市的功能分解和人口分流，为“城镇化”、“乡村都市化”提供了新的条件、机遇和能量。
美国著名城市经济学家阿瑟·奥利沙文在其《城市经济学》为我们记述了始于20世纪中期大城市化趋势减弱的一些具体数据。奥利沙文写道：（世界）“中心城市的城市人口百分比从1948年的64%下降到1990年的39%。制造业就业百分比从67%下降到45%。贸易与服务就业下降更大：中心城市的批发业就业百分比从92%下降到49%，零售业就业百分比从75%下降到48%；服务业就业百分比从85%下降到52%。”[8]在美国，制造业城郊化始于1948年代，中心城市制造业就业份额从1948年的约2/3下降到1990年的为足一半。同时，人口城郊化趋势也突出，居住在中心城区的城市人口，从1948年的约三分之二下降到1990年的五分之二以下。伴随着制造业城郊化、人口城郊化是零售商的城郊化。中心城市的零售所占比重从1948年的2/3下降到1990年的不到一半。由于数字信息的迅猛发展，带来了写字楼就业的城郊化。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前，写字楼仍定位于市中心的居多，自20世纪70年代起，城郊办公空间以较快的比率增长，仅70年代间，美国城郊写字楼就业就比中心城区写字楼就业增长快7倍多（116%比15%），芝加哥大城市地区城郊写字楼空间在1980年到1987年间翻了两倍多，城郊占的总写了楼空间从29%增加到38%[9]。
尽管百年来城市化发达的国家城市化水平仍在不断提高，如今已经突破城市化率75%（2005年）的水平，根本原因是城市化的推进方式转向“城乡一体化”，利用了“逆城市化”力量优化城市功能和发展乡村。20世纪中期以后，“城乡一体化”成为发达国家的普遍选择：城市化的路径转变为优化城市功能和调整城市产业结构和疏通“逆城市化”渠道，主动地安排和促使部分城市功能和产业向有条件的村镇转移。这个时期是村镇发展的黄金期。由“大城市化”向“城乡一体化”这一美丽的转身，既破解了治理“大城市病”的难题，促使城市化更加稳健地可持续发展，又注重了城市发展对农村的带动和利用农村的发展来支撑城市化，城乡差距逐渐缩小。
三、典型案例：“逆城市化”助推村镇发展
布兰桑镇（city of branson，missouri）是位于美国中西部密苏里州的内陆小镇，人口仅7500人，面积约30平方公里。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主题公园和剧院，到2006年，该镇拥有3座主题公园、49座剧院、10座博物馆，以及众多的购物中心、高尔夫球场、餐厅等。2005年接待游客720万人次，旅游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税收0.7亿美元，提供就业岗位10万个，成为美国中西部以适宜人居和休闲度假而闻名的城镇。[10]
一个内陆小镇，能够造就超过本地人口10倍以上的就业岗位，形成巨大的旅游度假消费市场，其中的奥妙究竟在哪里呢？
首先，布兰桑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中国大陆以转移农村剩余劳力的小城镇发展道路。布兰桑的发展兴盛，主要是依托众多主题公园、剧院、博物馆，以及购物中心、高尔夫球场、餐厅等，这些都是传统意义上中心城市的优势资源。这些原本属于中心城市才有的优势资源，小城镇无法通过自身的力量来创造，只能在吸引中心城市的优势资源上着力。可见，布兰桑市的发展兴盛，走了一条吸引中心城市优势资源之路。由于这些中心城市优势资源的到来，布兰桑镇跨越式地提升了吸引消费的能力和自身消费水平。
第二，自然优势和历史优势固然重要，但并非所有地方都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和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传。布兰桑镇自然资源禀赋一般，历史文化遗产一般，能够创下年接待度假游客720万人次的奇迹，成为以家庭度假为核心的世界级旅游城市，是找准了自身发展的定位——针对具有普遍性、时代性的消费需求，创造新的人文优势。可见，发展小城镇，事在人为，关键在于发展理念。
第三，布兰桑镇的发展兴盛依托于传统中心城市优势资源的转移。20世纪60年代正是全美放弃“大城市化”，中心城市优势资源及产业向村镇转移，即“逆城市化”势头强劲的时期。布兰桑镇能够迅速发展兴盛，正是抓住了中心城市优势资源及产业“分化”的机遇。可见，中心城市优势资源及产业的分解势头，是小城镇发展的巨大力量。
成都是中国西南特大中心城市。成都城市化速度超过全国平均速度，特别是进入21世纪，成都的城市化率以年均2个百分点的速度跃进，2005年，按常住人口计算，成都的城镇化率达到49.7%[11]。同时，成都中心城区（二环路以内）人口密度超过平方公里2万人，是全市人口平均密度的25倍[12]，城市发展与人口、土地、环境的矛盾突显。这些矛盾蕴涵着强烈的“逆城市化”冲动，成都“逆城市化”流动特别活跃。主要表现在：
1.经济中心功能分解，机械制造业外迁。成都是国家“一五”期间就确立了的西南工业重镇，有比较雄厚的工业基础。成都东城区的机械制造业对工业gdp的贡献率一度高达70%以上。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这些曾经辉煌、曾经作为城市经济的支柱企业迅速衰落为城市发展的累赘。进入21世纪，成都根据城市发展的需要，实施了城市东区重工业企业调迁计划。截止2006年底，城东200多个大中型企业全部向郊县或有条件的村镇整体搬迁。
2.文化中心功能分解，一些文化教育体育娱乐优质资源突围。成都是四川省省会城市、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形成了一大批文化教育体育优质资源。随着城市的发展，这些位居中心城区的文化优质资源难以就地扩张，纷纷突围。如四川大学新校区选择了双流县白家镇；如新落成的国际会展中心毗邻双流县华阳镇[13]；如大型文化娱乐项目“极地海洋公园”落户双流县万安镇；如特色鲜明、蜚声海内外的“建川（抗战）博物馆”建在大邑县安仁镇。这些文教体娱重大项目向周边地区扩散，极大地改变了成都文化功能的空间布局。
3，消费功能分解，“农家乐”成为城市居民的消费热点。成都被誉为中国“农家乐”的发源地。20世纪90年代，郫县农科村农民就在自己的农家院坝里接待星期天和节假日从城里来的客人，声名远扬。之后“农家乐”在广袤的成都平原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形成成都乡村旅游一大亮点。再之后成都锦江区三圣乡绽放“五朵金花”，集观光经济、休闲经济、体验经济为一体，蜚声海内外，标志成都“农家乐”发展到新的境界，吸引城市居民消费的能力增强。“农家乐”发展升级的历程反映了中心城区人们对自然的追求，对乡村人与自然和谐环境的向往。
4.居住功能分解，人口向城郊和小城镇转移。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人们居住成本、生活成本加重和人的自然天性与大自然的隔离，中心城区居民越来越向往村镇的低成本居住、低成本生活和对大自然的拥抱。城乡结合地段，甚至远郊，开始出现优于城市中心地段的大楼盘，显示出中心地段的人群开始向城市周边转移。在成都，不仅近郊有高档楼盘，如双流万安镇的“麓山国际社区”、 温江万春镇的“芙蓉古镇”，甚至远郊也出现吸引中心城区人口居住的特大楼盘，如都江堰市青城山镇等系列高档楼盘拔地而起。这些表明人们居住选择的郊区化趋向。
这4大趋势，无论是机械制造业外迁、文教体娱优质资源突围，还是城市居民消费、居民居住的郊区化趋向，与阿瑟·奥利沙文在《城市经济学》一书所记述的20世纪60年代起发生在美国的制造业城郊化、人口城郊化、零售商的城郊化等趋势很相似，这些趋势均是村镇发展的巨大力量和重大机会。
这些趋势表明成都的城市化已经处在一个重大变化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城市化所带来的“逆城市化”冲动非常强劲，另一方面村镇渴望有重大发展。是继续走城乡分割和城乡对立的单向城市化之路，还是抓住“逆城市化”冲动非常强劲的机遇，走城乡一体的城市化新路？成都选择了后者。2004年2月，成都顺应城市化的规律，不失时机提出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努力形成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的互动，形成有机的内循环，为优化城乡资源配置创造条件。经过近3年的努力，“城乡一体化”迅速提升了成都乡村都市化水平，使成都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居住方式发生巨大改变。生产方式的改变，主要反映为“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发展现代农业。居住与生活方式的改变，主要反映为“农民向集中居住区集中”，整合土地资源。最能体现成都“乡村都市化”水平的是成都遍地开花的乡村旅游业和观光农业。2006年，国家旅游局高度赞扬成都发展乡村旅游，认为成都把乡村旅游纳入城乡规划统一布局，纳入城乡产业统一推进，纳入城乡建设统一配套，值得借鉴。[14] 成都的乡村旅游，特别是“农家乐”，在全国独树一帜，足以表明“城乡一体化”给成都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居住方式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城乡一体化”促成了成都的“大城市化”向“城镇化”转变。政府顺应“逆城市化”趋势，鼓励、支持就引导一些城市产业向有条件的小城镇转移，并确立了13个优先发展镇，使小城镇发展突飞猛进。小城镇正在成为新兴产业发展的高地、投资的重点、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吸纳劳动力的洼地。同时，“城乡一体化”为解决城市发展难题创新了方式，着力于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产业升级，有力地促进了成都城市化的跨越式发展。这座城市功能更强、人居环境更佳、投资环境更优的城市已受到国内外越来越频繁的追捧。推进“城乡一体化”以来，成都城市化发展速度加快，城市化率年均增长两个百分点，远远超过全国同年平均水平。2005年度中国200城市竞争力排名，成都居27位[15]。2007年2月，成都与大连、杭州被评为首批“中国最佳旅游城市”。这一切表明，疏通“逆城市化”潮流，不仅有助于村镇发展，而且有助于优化城市功能和城市产业结构，确保城市化可持续发展。
四、启示与经验
促进村镇发展，普遍使用的力量有两类：一类是依靠村镇自身的实力，即依靠村镇经济的自然增长和农村人口转移。一类是依靠政府的支持，即“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结合发达国家城市化演变的历史和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实践，表明发展村镇还有一股力量，那就是“逆城市化”的力量。由于“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后期基于解决空间压力和城市病的需要所进行的自身结构调整和自身功能优化而向小城镇和乡村扩散和延伸的规律性趋势，所以，借助“逆城市化”的力量发展村镇，是促使乡村和小城镇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捷径和必然选择，也是保证城市化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
剖析上述典型案例，不难发现在“逆城市化”趋势影响下乡镇发展的一些新动向、新特点、新启示、新经验。
1.“逆城市化”趋势是促使村镇跨越式发展的巨大力量。那些正在发生跨越式变化的村镇，其主导力量并非村镇自身，而是中心城市的一些功能分解、产业转移和人口的分流在发挥主要作用。城市化水平越高，逆城市化冲动越明显。逆城市化趋势终将缩小中心城市与村镇的现代化差距。“逆城市化”潮流流到哪里，那里的村镇发展就加快。认识到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逆城市化”趋势和所蕴涵的能量长期被我们所忽视，拘泥于就村镇发展村镇。
2.交通、电信的发达是“逆城市化”得以畅流的基本物质条件。交通、电信的发达为消除城乡之间的空间隔离创造了可能。比如，高质量的城市道路向乡镇延伸，公用及家用汽车的普及，满足了城市人回归自然的天性需要；比如，电信、光纤向乡镇延伸，增强了促使一些城市传统产业及一些新兴产业（如知识经济、文化产业等）向有条件的乡镇转移的物质条件。
3.村镇发展的着力点是，对接中心城市，创造吸留“逆城市化”力量的条件。所谓吸留“逆城市化”力量，就是小城镇的规划、建设、发展应注重与中心城市“对接”，重在吸引中心城市的人流、物流和产业流，提高小城镇的吸引消费的能力和消费力，为二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奠定坚实而深厚的基础。
4.“逆城市化”出现了两种方式：渐进式与跳跃式。进入新世纪，随着诸如数字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兴起，随着诸如电子信息技术的普及，加上道路和交通工具的发达，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由此，“逆城市化”的流向和承载条件都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20世纪之前的“逆城市化”基本路径是渐进式衍射，相似于城市规模扩展。而新世纪的“逆城市化”，在保留渐进式衍射的情况下，还出现跳跃式——突破空间距离的迹象。比如，高档楼盘，原本应建在中心城区附近，如今，在远离中心城区，但道路宽畅、自然条件好，或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村镇，高档楼盘比比皆是。这些主要吸引成功人士入住的高档楼盘，将极大地提高所在地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极大地刺激第三产业的发展。
由于跳跃式现象的出现，开拓了利用“逆城市化”发展乡村的新视点。承接“逆城市化”潮流的村镇可能此起彼伏，即使是离中心城区最近的村镇，也可能昙花一现，“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逆城市化”的跳跃式流动，结束了中心城区周边村镇“守株待兔”坐享“逆城市化”成果的历史，同时也给远离中心城区的村镇吸留“逆城市化”潮流和利用“逆城市化”能量创造了平等的机遇。“逆城市化”潮流如何流？流向哪里？道路、交通不再是首要问题。首要问题是这个村镇吸留“逆城市化”的条件如何。各地村镇纷纷亮出底牌，强化特有的天然优势、历史优势和创造新优势，其实就是在创造吸留“逆城市化”的条件，创造能够承接中心城市功能分解和产业结构调整所需要的条件。
2005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43%的水平，总体上进入“城市化”后期，“逆城市化”趋势明显增大。但43%仅仅是一个平均值，由于中国“发展很不平衡”的格局没有重大改变，因而必须针对特定地区的发展实际，选择不同的城市化方式。“城市化”水平低的地方，重点仍然是强化中心城市的聚集效应；“城市化”水平高的地方，则应该关注“逆城市化”现象和趋势，利用“逆城市化”的能量发展村镇。
中国已经进入“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面临种种“城市病”，促使人们的生活和居住观念发生重大变化——中心城市并非是所有人居住和生活的最佳地点。人们亲近自然的天性和对历史文化的认同与融入，带来了人们对水泥空间的“反叛”和对返朴归真的向往。这些生存观念、生活观念的重大变化作为“逆城市化”的“元动力”，不仅推动着大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而且也促使了中心城区人们的生存、生活、消费向外“突围”，为村镇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会。
主要参考文献：
姜爱林：中国城镇化理论研究回顾与述评。城市规划汇刊2002年(3).
叶裕民：中国城市化之路：经济支持与制度创新[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顾朝林：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城市发展：跨世纪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刘伯霞：中国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背景和城乡关系现状分析。
第3届“城市竞争力国际论坛”主题演讲：“城乡一体的中国城市化道路”。
[美]阿瑟·奥沙利文：城市经济学。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
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英]霍华德：明天的田园城市。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芬兰]伊里尔·沙里宁：城市：它的发展、衰败和未来。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
[美]麦克·哈格：设计结合自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
注释：
[1]专家们对我国城市化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归纳为城市的“生长、生活、生态”的不和谐。见《中国城市化的三个不和谐音》。记者黄庭钧、储国强、胡梅娟。新华社北京（2006年）11月28日专电。
[2]王旭《“逆城市化”论质疑》。学术批评网2002年11月21日。
[3] 《广州：城规重大调整 “中部”不能不管》。《南方日报》2006年10月10日。
[4] 《百名学者研讨城市化发展 呼吁警惕“逆城市化”》。新华网江苏频道2006年2月26日报道。
[5]茅于轼《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天益社区”bbs. /viewthread.php?tid=144792
[6] 见l．芒福德为1943年再版《明天的田园城市》所作的序《田园城市思想和现代城市规划》。
[7] 1.1—1.2对西方国家城市理论的评述参考了李泉的研究成果《中外城乡关系问题研究综述》。
[8] [美]阿瑟·奥沙利文：《城市经济学》。中信出版社，第245页。
[9] [美]阿瑟·奥沙利文：《城市经济学》。中信出版社，第256-260页。
[10] 见成都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小城创造的奇迹》。《2006年成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11] 成都市市长葛红林在《成都市2006 政府工作报告》（2006年2月15日）中说： 2005年，“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预计为59.9%，比2000年提高6.2个百分点。”
[12] 《加快成都城市化对策研究》。《天府早报》2003年8月25日。
[13] 2005年9月24日，国际摄影艺术联合会在新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了第28届国际摄影展，吸引了大量中心城区的人们前来观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