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县域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单位，能够推动县域内产业集群经济发展、县域内城乡空间融合，契合新型城镇化特点，整合在人与各种资源要素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１］并通过培育新型县域劳动主体、强化县域通勤设施服务、完善县域社会治理、优化县域城乡空间结构等方面落实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路径。［２－５］当前学界共同思想研究已颇为丰富，形成了诸多理论和实践成果。一是致力于研究马克思共同体理论的源流、逻辑及内涵，不断拓展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理论深度，力图建立一套完整的马克思共同体理论；［６－７］二是将共同体理论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结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体系服务；［８－９］三是探讨共同体理论对我国当前建设中出现的前沿问题的启发指导作用。［１０－１１］但在共同体视角下探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相关研究仍较少。通过将共同体思想与我国城乡发展实际相结合，探讨其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对我国当前城乡建设中出现问题的启发和指导，为我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现实指引，对实现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一、共同体思想中县域城乡融合的理论意蕴

不同于卢梭、黑格尔、费尔巴哈、施蒂纳等人仅仅停留在大脑中思辨个人与共同体的抽象关系，马克思直接指出了在个人与国家、特殊与普遍、宗教与自由等等诸多矛盾背后的根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将个人与整体的关系变迁随着社会物质生产条件的变化发展过程分为本源共同体、虚假共同体、真正共同体三个历史节点。真正共同体思想指明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是消除城乡对立。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指出了当前社会主义社会下城乡差别矛盾存在的必然性，并为未来的城乡融合开辟道路。在真正共同体中，社会成员之间不再是紧张对立关系，而是在共同体中实现全面的发展，共同体是自由个体的共同体，一切异化的束缚都将消失。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中国化的最新飞跃，是我国长期处理国内国际关系中形成的经验积累和智慧结晶，强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在处理本国利益时要关切他国利益，实现互利共赢。事实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能够有效处理好国内与国际的关系，协调各方矛盾，同时对于推进我国县域城乡融合，处理好县域内个体与整体关系也有裨益。一是县域城乡合作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以非对抗模式探索国际关系和国家权力分配，在县域城乡关系中，我们亦可以探索县域内主体的协同推进机制，形成发展合力，实现村民、市民、企业、社会、政府等多方位共同推进城乡融合，实现“１＋１＞２”的发展合力。二是县域城乡发展人本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做好全球治理工作、完善国际争端解决规范、构建一系列国际矛盾协调机制背后的核心因素在于人，做好一切工作的关键在于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终目的亦在于服务于人。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同样需要以人为核心，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力量。三是绿色发展观。随着科技不断发展，人类利用资源的效率、产生废弃物的速度均大幅提高，地球面临前所未有的资源、环境压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可持续发展，节能减排，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路径中，同样也要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推动乡村、城市产业可持续发展，构建一篇美丽和谐文明的县域发展蓝图。四是县域城乡共同利益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在全球化浪潮中，国与国之间存在着共同利益，诸如经济、气候、健康等在任何一个环节、任何一个国家出现问题，势必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在县域城乡关系中尤是如此，县域经济、政治、文化等都是一个整体，县域农村往往落后于城市发展，成为县域需要重点发展的一端，县域农村美，则县域美，县域农民富，则县域富，县域农业旺，则县域旺。因此，需要探索新型利益联结机制，协调各方权益。

二、县域城乡融合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径

（一）县域内城乡产业融合促进共同富裕

生产力区域均衡分布是推进共同富裕重要的物质基础，县域内的城乡产业融合则是对其的一次重要实践探索，树立县域城乡合作观，以县域内城乡产业深入合作，优化县域多方资源效率。其一，以县域为基础单位实现城乡产业融合。我国县域数量多，分布广。截至２０２０年底，我国大陆共计１３２３个县、１１７个自治县；另有９７３个市辖区、３８８个县级市、４９个旗、３个自治旗、１个特区、１个林区，合计２８４４个县级区划。而我国农村则广泛分布于各个县域区划内，是县域经济的重要组成单元。县域对于推动城乡产业融合具有基础性载体作用。具体来说，县域政府具有创造性和相对能动性，能够发挥对产业发展方向的组织领导功能，又不失灵活性；县域经济具有凝聚力，能够形成最大合力，在市场经济中与大城市产业实现良性互动和竞争；县域文化具有地区特色，使县域产业发展与地理区位、人文历史、特定资源耦合推进。总的来说，县域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可以整合农村与城市产业，是一个功能完备的综合体系，能够成为城乡产业融合的基本载体。其二，城乡产业融合实现大工业均衡分布。具体来说，大工业的均衡发展本身必然要求三次产业协调发展，不能仅仅侧重于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而忽视了第一产业发展，而是要以一产促二产带三产，以二产三产反哺一产，实现三次产业融合发展。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中介、服务业为核心，相互渗透和交叉，形成完备的生产体系，以实现大工业的高质量发展。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需以城乡产业均衡发展为基础，城乡产业均衡发展是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纽带。若城乡产业失衡，农村产业的滞后，将会直接导致农民的生活困苦，农村的环境凋敝，农业的基础性保障功能难以全面发挥，其负面影响必然传导至二、三产业，同时城市受到的冲击又会反应到农村，进一步恶化农村产业的困境。大工业的均衡发展，要求城乡产业融合发展，需要以城乡融合推动产业融合、以产业融合推动产业竞争力的提高、以新兴产业促进传统产业创新。

（二）县域内城乡劳动主体的双向流动促进共同富裕

真正共同体所要求的由代表全体利益共同体“有计划地尽量利用生产力”，［１２］意味着县域城乡共同体要求将分散无序的劳动者组织起来，统一有序地进行生产活动，即实现县域内劳动主体的融合。要求树立县域城乡发展人本观，把县域城乡当做一盘棋，发挥人的主体性力量，积极促进县域内城乡劳动主体双向流动。一是促进县域城乡劳动主体就业分工多样化。长期以来，城市包揽了二、三产业，农村则以第一产业为主，农村时常处于产业链下游的被动局面，其产品附加价值低，产量易受外部因素影响而不稳定。促进县域内城乡产业分工多样化，将广大人民群众纳入到社会分工体系中，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高效率的就业分工体系，缩小县域内城乡收入差距。二是优化城乡教育资源分配。教育是国家进步、民族复兴之基石，也决定了城乡劳动主体流动的走向。由于历史、经济等因素的制约，在各区域间教育资源分配存在着重大差别，在县域城乡间这种差别更是普遍。改善目前城乡教育资源分配现状，实现城乡教育协调发展、统筹推进、一体化第２期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径７７ 布局和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培养主体内生动力。三是保障城乡劳动主体参与县域城乡融合建设。一方面，在县域内全面落实户籍制度改革，让城乡居民享有公平的机遇，既要疏通村民市民化通道，使其能够顺利融入城市，又要鼓励有志于建设美丽新农村、助力乡村振兴的城市居民能够回到乡野，实现县域城乡人口的自由流动。另一方面，要深化农村产权制度变革，实现城乡优势资源要素公平、公开、公正交换，通过明晰农村群众收益权，保障劳动与所有的统一。
（三）县域内城乡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县域作为承载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不仅要关注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更要考虑长远的代际问题，树立绿色发展观，以县域内城乡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一是县域自然资源可持续开发。自然资源是直接或间接用于满足人类需要的各种形态的物质和空间，伴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而不断得到开发和利用。对于县域内的自然资源，应当谨慎开发、合理利用，力求追寻最大的公共价值和社会效益，使其价值归于县域成员共享。二是要推动绿色金融资源配置更加倾向于农村。农业往往存在化肥、农药、塑料薄膜滥用等问题，也面临着生产周期长、效益低、风险高等困境，往往难以取得传统金融部门的青睐，通过发展绿色金融，激活农村融资渠道，探索城乡可持续生产方式，有效处理极端气候冲击、降低重大生态风险、美化城乡生活环境，真正造福农村群众。三是提高县域生态治理能力。要加强政府引导力度、提高政府管理能力，积极规范当地环境开发方式，把县域生态看作一盘棋，统筹城乡资源利用活动，依法开发。四是重视宣传教育，提升县域居民可持续发展意识和生态保护参与度。切实有效地普及生态环境保护知识，将绿色发展观深入人心，实现在县域全体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群众的力量，让县域共同体的每一份子都积极参与到县域生态的保护中去。

（四）县域内城乡劳动成果共享促进共同富裕

县域城乡共同体致力于实现每个个体的全面发展，注重个体的感受和体验，县域内劳动成果的共享，实现老有所养、幼有所依、文明和谐、人人全面发展的县域共同体。县域内劳动成果共享的实现依赖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推进县域城乡融合下的财富共享，需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是维护县域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也是发展县域生产力的客观需要和重要保障。这必然要求县域共同体发挥县域公有经济带头作用下，激发县域民营经济的活力。县域内劳动成果共享的实现要求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其他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不仅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下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不充分国情下的必然选择，更是构建县域共同体和县域内劳动成果共享体系的必然选择。总之，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大背景下，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城乡互补、解放发展城乡生产力、推动城乡共同富裕的可行性路径。

参考文献：

［１］段进军，玄泽源．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江苏省县域经济韧性与乡村振兴耦合关系分析［Ｊ］．苏州大学学报，２０２１（０３）：３２－４３．

［２］王继峰，陈莎，姚伟奇，岳阳．县域农民工职住关系及通勤交通特征研究［Ｊ］．国际城市规划，２０１５（０１）：８－１３．

［３］马建富．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县域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建构［Ｊ］．职教论坛，２０１９（０６）：３０－３７．

［４］谭明方，郑雨晨．“城乡融合发展”视角的县域社会治理研究［Ｊ］．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０２）：６２－７２．

［５］翟坤周．新发展格局下乡村“产业—生态”协同振兴进路———基于县域治理分析框架［Ｊ］．理论与改革，２０２１（０３）：４０－５５．

［６］秦龙．马克思对“共同体”的探索［Ｊ］．社会主义研究，２００６（０３）：１０－１３．

作者:杨爱君，陈彬单位: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