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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题材独领，生物制药成避风港湾。年底将至，资产重组少了往年的ST豪赌之风，但公告整合重组的复牌股票依旧是市场的宠儿，翠微股份、北京旅游无疑成为市场最强音。翠微股份因收购2家北京百货资产，定增价格溢价七成，连续3涨停；北京旅游耗资1.5亿元收购光影瑞星100%股权，全面进军影视文化产业，连续3涨停。生物医药股票作为防御性能极佳的投资品种，在下跌市中彰显英雄本色。上海莱士从年初的不足14元一路飙升至年底的53元附近，目前处于主升浪的加速阶段，堪称生物医药的大牛风范。此外，以贵州百灵、东北制药、莱茵生物、鑫富药业、汉森制药为代表的生物制药概念股，为弱市行情增添了一道绚丽的风采。
展望后市大盘，60季度线的2155点的争夺将成收官之战的焦点，2155点的得失，将决定明年一季度的市场方向。对于短期的大势预判，笔者认为，始自12月4日2260点的第一波调整，在2050点附近进入尾声阶段，本周末、下周初的冬至日前后，将进入为期5-7日的小反弹周期，预测反弹目标在2190附近，而后继续向下调整，调整目标在2030附近。
〔关键词〕 粮食安全；粮食安全思想；粮食生产；粮食流通；粮食贸易
〔中图分类号〕F30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5－0142－06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但翻开中国的历史，写满了“天灾”、“饥荒”等字眼，千年粮食生产和消费大国，竟是一个“饥荒国度”。〔1〕中国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建国以来粮食安全问题逐步解决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部粮食安全思想变迁史。研究建国以来粮食安全思想内涵的演变特征，有助于总结其中对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产生重大影响、做出重大贡献的思想成果，发现对粮食安全制度产生负面作用的思想因素，并为未来粮食安全发展提供启示。
一、粮食安全概念的发展
粮食安全思想中国自古便有，但粮食安全的概念，最早由联合国国际粮农组织(FAO)提出。1974年，FAO在罗马世界粮食大会上提出，粮食安全即“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2〕这一概念在1983年、1996年、2001年均得到修正。学者们对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粮食首脑会议提出的粮食安全概念一直非常关注，分析认为，其粮食安全概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涵：第一，从对象上说，粮食安全是对“所有人”供给；第二，从数量上说，粮食安全供给的数量标准应当是“足够”；第三，从质量上说，粮食供给的质量应当是保障“健康”；第四，从时间范围上说，粮食的供给应当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体现为“在任何时候”；第五，国际粮食安全概念一直以来非常强调一个标准，即可获得标准和购买力标准，提出应当让所有人“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国际粮食安全概念偏重于关注贫困与饥饿问题，偏重于对第三世界国家和贫困人口的粮食获得，以及营养安全。近年来，随着世界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们逐渐开始关注粮食安全中的质量问题。
关键词：湖南省；粮食安全；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32文献标识码：A
一、粮食安全的内涵
（一）国际性粮食安全概念的表述与界定。粮食安全作为国际性概念正式提出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内涵和外延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在不同的时期出现了以下三种不同的表述与界定：
1、1974年11月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第一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提出粮食安全是指：“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粮食”。
2、1983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根据世界粮食的新情况，将上述定义进行了修改，确定为：“确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能够买得到也能够买得起他们所需的基本食物”。
3、1996年11月在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对粮食安全内涵作了新的表述：“只有当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和富有营养的粮食，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求及食物爱好时，才实现了粮食安全。”
以上三个不同的表述，表达了在不同时代人们对粮食安全由低到高的不同要求，说明粮食安全作为国际性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是动态的、发展变化的。总的来说，我们应从以下两个角度来理解粮食安全的概念：
角度一：国家粮食安全－家庭粮食安全－营养安全。粮食安全是一个包括“国家粮食安全”、“家庭粮食安全”、“营养安全”三个层次的完整概念，这三个层次既紧密相连，又呈递次发展。其中，家庭粮食安全是一国粮食安全的基础，同时也是粮食安全的基本目标；营养安全是粮食安全的最高层次，是一国粮食安全的最高追求目标；作为宏观层次的国家粮食安全，则是最基础、最重要的概念，是家庭粮食安全、个人营养安全的保证。在粮食安全的三个层面中，“国家粮食安全”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根据我国国情必须从国家粮食安全概念出发，把握我国的粮食安全。
角度二：数量安全－质量安全－生态安全。现代粮食安全的概念可包含数量安全、质量安全和生态安全三层。即在保障充足的食物供给和分配数量的同时，还要求营养全面、结构合理、卫生健康，食物的生产和获取要建立在保护生态环境和资源可持续性利用的基础上。
从数量上看，要保障粮食的供求平衡，这是粮食安全第一个层次的要求。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发展，粮食供求的平衡不再局限于一国国内，只要有足够的购买能力，各国可以通过世界市场来平衡本国国内的供求余缺。但其基本前提是世界粮食的供求必须达到基本平衡。只有这样，全世界粮食数量的安全才能得到保障。
从质量上看，食物质量安全已经成为全球的主要焦点，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各国开始越来越关注产品的质量和营养的搭配。植物性农产品存在的农药、重金属、化肥污染，及动物性农产品存在的抗生素、激素残留，转基因农产品的安全性等等，这些都是目前食品卫生中非常突出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在未来较长时间内，质量安全将继续接受挑战。
从生态安全上看，工业化过程中生态环境的受损从一定意义上讲是无法避免的，目前不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生态环境都在逐步恶化，主要表现在：水土的流失及水资源短缺；耕地退化及沙漠化；外来入侵生物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濒危物种的逐年增多。这些变化破坏了原有的生态平衡系统，削弱了食物安全的生物学基础，迫使我们减少了粮食耕地面积，由此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失。
（二）国际性粮食安全概念与我国粮食安全概念的区别。我国粮食安全的概念和国际性粮食安全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均有重大差别。首先，“粮食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本身就是这项工作的追求目标。无论是世界粮农组织的概念还是粮食首脑会议的概念，都是从全世界的角度出发，考虑世界上最落后国家、最落后地区、最落后民族的贫穷与饥饿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一个追求目标。这与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十七大”以后我国所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国情不同，也与我们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奋斗目标不符；其次，这一概念的外延是限定于口粮范围内的安全，没有包括养殖业、工业及其他国民经济正常发展所需用粮的安全。从“十七大”报告的表述来看，我国的粮食安全与“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相联系，与“增强做好‘三农’工作的紧迫感”相联系。进一步讲，就是与国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相联系，与建立和谐社会相联系，粮食安全是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我国粮食安全的概念还应包括养殖业、工业及其他国民经济正常发展所需的用粮安全，才符合“十七大”的战略精神。
二、影响湖南省粮食安全的因素
（一）人口因素
1、人口持续增长可能导致粮食缺口。目前，湖南省粮食产大于需。湖南省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84亩，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0%。湖南又是全国13个粮食主产区之一，粮食产量约占全国粮食产量的6%。近年来，湖南积极探索稳定农业和粮食生产的长效机制，在粮食播种面积下滑的情况下，全省粮食总产量连年稳定增产，2009年粮食总产量突破600亿斤大关，比上年增长3.5%。但是，持续的人口增长使得全省粮食安全出现了隐患。截至2009年末，湖南省户籍总人口为6，900.20万人，比上年净增55万人，年增长率为0.8%。按照这一速度增长，到2030年全省人口将达到8，055.2万人，以人均粮食占有量400公斤为标准，2030年全省粮食需求总量是3，222，080万公斤。而粮食单产不会无限增长，以2009年为标准计算，那么到2030年全省粮食需求总量将会出现222.08万吨的缺口，从而威胁到全省粮食安全。
2、粮农的生产积极性不高不利于全省粮食安全。粮农的生产积极性不高一方面是由于种粮收益低从而不能从中得到足够劳动价值补偿而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粮农的种粮意识不够，大多数粮农都停留在种粮只为满足自己一家人的粮食需求这样一个认识阶段，没有把它当作一项产业来做，也没有把它提升到一个地区、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来重视。
（二）土地因素
1、耕地面积日益减少。据统计，近年来湖南省全省耕地面积呈逐年减少的趋势。2000年全省有耕地面积5，889.8万亩，2007年下降到仅有5，681.4万亩，8年内耕地面积共减少208.4万亩，全省人均耕地也由2000年的0.90亩下降到0.83亩；并且随着人口的增长以及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这一趋势还会加剧。这主要是由于城镇规划建设占用地、地方乱占滥用耕地、耕地非农化非粮化以及自然灾害，如山洪、泥石流等对稻田的严重损毁以致无法复原等原因造成的。虽然粮食单产可以随着科技进步不断提高，但这种增长是有上限的。换句话说，每亩粮食产量提高的速率，远远不能平抑种粮耕地面积不断萎缩这个大趋势，因此全省粮食安全不得不令人担忧。
2、土壤质量逐年下降。除了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之外，耕地质量也在逐年下降。湖南省农业厅土肥站对土壤监测结果显示：全省土壤有效有机质和速效钾含量呈下降趋势，尤其是旱地下降幅度大。目前，湖南省耕地平均有机质含量只有3.07%，远低于发达国家3.5%～4%的水平。按有机质丰缺指标分类，全省有19.1%的耕地土壤有机质缺乏。高产田比重下降，中、低产田比重上升。1997年高、中、低产田分别占34.37%、36.86%和28.77%，目前全省高产田仅占耕地总量的33.4%，有些市区更严重，如岳阳。据岳阳市初步统计，全市约有26.4%的耕地养分失衡，25.9%的农田灌溉水源受到污染，高产田所占比例从1997年的34.4%下降到目前的27%。
（三）技术因素。据湖南省农业厅调查显示：目前乡镇农技站两大问题尤为突出。一是缺乏年轻的高素质专业农业人才，全省乡镇农技站人员中有中级职称的不到总人数的一半，且年龄老化，50岁以上的人占了1/3之多，不少农技站十多年来都没有调进新的专业人员；二是“空巢”现象严重，服务功能严重弱化。这主要是由于农技人员待遇低，一多半农技人员经费没有保障，有的几年没有发工资，没有养老保险，没有医疗保险，有1/3离岗外出谋生。有的地方把乡镇农技站全部撤销，种子公司、农科所这些单位改制后都推向了市场，农业事业单位改为社会化经营单位，技术推广得不到保障。由此导致全省粮食生产的科学化、专业化、信息化与机械化程度不高，这些势必从根本上影响到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最终将成为粮食安全的不稳定因素。
（四）生态因素。环境污染和自然灾害的生态因素也是影响湖南省粮食安全的一大因素。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特别是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工业“三废”和农药中有害物质等对耕地的污染越来越严重，再加上长期以来重耕轻养和自然灾害频发等原因，使得耕地土壤养分分配失调，土壤结构破坏严重，地力大大下降。据统计，全省每年大约有58.6万hm2耕地受到工业“三废”、酸雨和化学品污染；大约1.7亿吨表土被地表径流带走，折合损失有机质高达248万吨，损失N、P、K等养料192万吨。目前，全省大约有59.1%的土壤缺P，22．9%的土壤缺K，78%的土壤缺Zn，70%的土壤生产力水平低于2级。耕地污染的直接后果就是单位面积粮食产量降低，粮食残毒含量升高，这样不仅从量上影响到全省的粮食安全，并且从质上影响到全省的粮食营养安全。
三、确保湖南省粮食安全的对策
（一）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强化国家粮食安全意识。目前，要保护好农民种粮积极性，关键是要贯彻落实好中央［2004］1号文件精神及相配套的各项政策措施。一是要增加种粮补贴金额，改进补贴方式，将按种植面积补贴、按休耕补贴、环境保护补贴等多种方法结合使用，确保种粮农民真正得到实惠。二是加强对农用生产资料的调控，逐步降低农药、化肥等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提高粮食的比较效益。三是在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给予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实惠；要建立科学、规范、统一的粮食收购保护价政策，对粮食实行最低保护价收购，使农民减产年不减收，丰产年大增收，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农民种粮积极性。同时，要在粮农中展开有关国家粮食安全的教育，让粮农意识到种粮不仅是为了个人创收，更高级的目标是为了国家的粮食安全，若没有国家的粮食安全，部分低收入家庭的粮食安全就难以得到保障，更无从追求所有社会成员的营养安全。
（二）大力发展农村基础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是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目前，全省的农村年轻劳动力80%～90%选择外出打工，务农的基本上是中老年人，劳动力文化程度很低。为提高劳动者素质，我们可以通过在农闲时开办夜校，搞讲座、出板报、看电视、听广播等多种形式，以增加农民的农业科技知识，提高文化水平。另外，政府应重视对新一代青年农民的培养，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形式，把政治素质好、有闯劲、有干劲、有创新意识的青年农民送出去培训学习，以提高素质。同时，应进一步完善农村教育体系，加大农村教育资金投入，统筹安排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
（三）依靠科技和投入，提高粮食产量和产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从根本上确保粮食安全，还得靠科技与投入。要使农业技术真正的进村入户，对农民的粮食生产实现产前、产中、产后的全程服务；同时，我们还要看到目前湖南省高产田仅占耕地总量的33.4%，因此对中低产田进行改良势在必行，这就需要以生物技术为主导，结合工程等综合技术，研究应用沼渣还田、机械深施化肥和增施有机肥等技术，增加中低产田粮食产能。
（四）加强耕地开发和管理，切实保护耕地。保护现有耕地，积极开发宜农荒地是保证湖南省耕地安全的有效措施。这就要积极推进土地整理工作，调整土地结构，严格非农用地审批制度，严控耕地流失，特别是要将各地滥设开发区圈而未用的耕地重新利用起来，将乡镇企业浪费的土地、基本建设损毁的土地以及撂荒耕地进行复垦利用，从而达到确保粮食安全所需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目标。据统计，全省约有19万公顷的宜农荒地可供开垦，其中可开垦为水田的约7万公顷。因此，可通过兴修水利设施来改善灌溉条件，如在湘南、湘西及湘中丘陵区，有条件地改荒地、旱土为水田，合理开发后备耕地。
（作者单位：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树一.“粮食安全”的内涵[J].垦殖与稻作，2003.2.
〔关键词〕 粮食安全；粮食安全思想；粮食生产；粮食流通；粮食贸易
〔中图分类号〕f30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5－0142－06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但翻开中国的历史，写满了“天灾”、“饥荒”等字眼，千年粮食生产和消费大国，竟是一个“饥荒国度”。〔1〕中国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建国以来粮食安全问题逐步解决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部粮食安全思想变迁史。研究建国以来粮食安全思想内涵的演变特征，有助于总结其中对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产生重大影响、做出重大贡献的思想成果，发现对粮食安全制度产生负面作用的思想因素，并为未来粮食安全发展提供启示。
一、粮食安全概念的发展
粮食安全思想中国自古便有，但粮食安全的概念，最早由联合国国际粮农组织(fao)提出。1974年，fao在罗马世界粮食大会上提出，粮食安全即“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2〕这一概念在1983年、1996年、2001年均得到修正。学者们对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粮食首脑会议提出的粮食安全概念一直非常关注，分析认为，其粮食安全概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涵：第一，从对象上说，粮食安全是对“所有人”供给；第二，从数量上说，粮食安全供给的数量标准应当是“足够”；第三，从质量上说，粮食供给的质量应当是保障“健康”；第四，从时间范围上说，粮食的供给应当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体现为“在任何时候”；第五，国际粮食安全概念一直以来非常强调一个标准，即可获得标准和购买力标准，提出应当让所有人“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国际粮食安全概念偏重于关注贫困与饥饿问题，偏重于对第三世界国家和贫困人口的粮食获得，以及营养安全。近年来，随着世界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们逐渐开始关注粮食安全中的质量问题。
国内对粮食安全概念的研究，经历了从对世界粮农组织的粮食安全概念介绍，到逐渐提出立足于中国国家安全的粮食安全概念，并对粮食安全内涵进一步丰富的发展过程。1983年，吴天锡在《世界粮食安全政策》一文中将世界粮农组织提出的粮食安全概念引入中国。继而，中国农业科学院“世界粮食安全问题”课题组于1988年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几个理论问题进行了阐述，认为粮食安全应当包括宏观安全和微观安全两个层面。微观安全即指个人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粮食获得和营养安全；而宏观安全则是指从政治方面看，国家以财力保证和宏观干预政策，保证国民的粮食安全。课题组认为，粮食安全系统按照不同分类标准，可以划分为世界粮食安全大系统之下的国家和地区子系统，层层分解直到家庭和个人子系统；从粮食安全的环节看，可以划分为供需两个子系统，以及生产、储备、外贸、消费、收入分配、运销系统等。〔3〕1998年，朱泽提出中国粮食安全概念，认为粮食安全是指国家在其工业化进程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粮食的需求和粮食经济承受各种不测事件的能力。〔4〕针对《中共中央关于十五计划建议》中提出的“要高度重视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建设稳定的商品粮基地，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安全体系，确保粮食供求基本平衡”这一有关粮食安全体系的表述，2001年丁声俊分析认为，粮食安全的概念相当丰富，至少应包括任何需求者、任何需求时间、各个产地来源、各种所需粮食和食物、粮食和食物数量与质量以及购买力等六个方面的内容。而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应包括粮食生产能力持续、稳定增长的生产体系；确保粮食供应的市场贸易体系；健全的粮食宏观调控体系，对粮食进出口、粮食储备等进行宏观调节；提供综合信息的粮食预警报体系；建立援助特殊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5〕吴志华认为，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与其生存与健康相适应的足够食品，而对粮食生产、流通与消费进行动态、有效平衡的政治经济活动。〔6〕200
6年，高帆论述认为，粮食安全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的居民能够获得与其需求相适应的粮食。实现粮食安全是一个包括生产、流通和购买等因素在内的“多链条互动”的过程。〔7〕2009年，肖春阳指出，在粮食安全概念上，中国与世界粮农组织的概念内涵并不一致。他认为，世界粮食组织所说“food security”，直译为食物安全或食物保障，现在约定俗成译为粮食安全，实质是食物安全。中国的粮食安全，不同于世界粮农组织食物安全的概念，应是就一个国家而言，主要内容包括：安全合理的粮食储备；供人们直接消费的人均粮食供应量（膳食能量供应量）；粮食生产按市场需求稳定发展，不出现大的波动；适量进口粮食；解决好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8〕2010年，刘笑然论述认为，粮食安全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满足每个居民获取所需粮食及抵御突发事件的能力，具有地域、对象、数量、质量、卫生、价格和运送等多方面的丰富内涵，现代粮食安全至少应该包括粮食数量安全、质量安全、流通安全和生态安全四层涵义。〔9〕
由上观之，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粮食首脑会议对于粮食安全的定义是基于“世界粮食安全观”的角度，从全世界的粮食安全状况出发，考虑世界上最落后国家、地区、民族、人口的贫穷与饥饿的实际情况，提出的粮食安全目标。而我国的粮食安全概念，一方面，它仍然指向“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起，也能买得到他们所需的基本食品”，但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在国内研究的语境下，当我们提到粮食安全这一概念时，还应当从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理解。从对既有的粮食安全概念的梳理，可以发现，粮食安全思想的内涵也是随着时展而不断丰富的。粮食生产、流通、储备、贸易这四个重要的内容在粮食安全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但由于各个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国际形势的不同，粮食安全思想由单纯重视粮食生产，到重视粮食流通，再到强调粮食贸易，并发展成为注重粮食生产、流通、贸易的综合协调，其内涵表现出一种由封闭向开放演变的特征。 调粮食生产的粮食安全思想
粮食安全思想中，粮食生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充分有效地利用国内自然资源的基础上，能稳定地提高粮食的产量，持续地、较好地满足国内的主要需求。〔10〕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粮食生产是粮食稳定供给的基本前提。因此，在我国的粮食安全思想中，粮食生产一直处于基础地位，是粮食安全的重中之重。
这一点在建国之初的粮食安全思想中体现得尤为明显。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大改造，这段时期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快速而迅猛的发展阶段。中国在经过苦难的战争后，开始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并进行了大范围的经济重建，努力摆脱贫穷与落后，为我国初步进行工业方面的建设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这也是中国经济政治和经济体制转变最剧烈的一个阶段。在这短短七年之间，中国从开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转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再到社会主义大改造，最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时期中国的剧烈转变和当时所面临的严峻国际形势，都对当时中国的粮食安全情况以及形成粮食安全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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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段内容参阅：魏巍《陈云的粮食生产思想初探》（《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熊亮华《陈云对粮食问题的卓见》（《党史博采》1995年第11期）等文。在这个阶段，陈云负责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提出过许多重要的粮食安全思想。对于粮食安全重要性的认识，陈云的代表观点是“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
在新中国成立时，面对东北1200万亩的粮田受灾，上海资本家大量储存布匹、粮食，哄抬物价扰乱市场，期望从中投机获利的情况，陈云不仅要为救助灾民而调拨积聚粮食，还要为稳定物价和市场而大量调拨布匹、粮食来保证上海物资供应。1950年4月13日中央会议上，陈云就粮食状况和财政状况进行了报告，提出：“应该预计到，经过十二年的战争，我国农田产量大幅降低，民间粮食的存储很少……帝国主义者以及逃亡在海岛上的一小群反动分子正在幸灾乐祸，他们梦想大陆上发生什么粮食危机。就让他们做梦去吧！华北、东北、河南、山东(除胶东区)等地已经普降春雨，我们麦收有望了。同时全中国农民正在进入
耕。那些幻想我们发生粮食危机而幸灾乐祸的人，注定会失望的。刚好相反，中国人民不但能战胜灾荒，而且会呈现出我们多年未有过的粮食丰收、粮价平稳的大好局面。”〔11〕陈云上面的讲话中包含了如下几点意思：第一，克服粮食危机，做好粮食供应，首要是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第二，国家安危、政治斗争与粮食生产紧密相联。因此，他积极呼吁“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提醒全党更加重视和认真对待粮食生产。1951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召开，陈云在会上发表了《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的讲话。他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仍要大量进口粮食、棉花等许多农产品，虽然现在比以前有改善，但是，发展农业仍是头等大事。农业不发展，工业就很难发展。”〔12〕他提出了一些重要举措来增加粮食的产量：（一）完成；（二）预防水旱灾害，兴修水利；（三）提高粮食单产，发展化肥使用。①
而后同志提出的“以粮为纲”和1960年中共中央提出的在全国 “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是对重视生产的粮食安全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经过几年的经济恢复，1956年底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国民经济得到好转，以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中国当时的经济体制已经较为完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无法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经济建设。粮食生产上“以粮为纲”，是在1958年提出的,在这一口号提出之初，由于“”浮夸风盛行，同志误以为粮食形势大好，已经在考虑“粮食太多怎么办的问题”。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精力可以放在工业，特别是钢铁生产上面。在与薄一波的对话中，以“以粮为纲”这一口号，逼迫工业发展也拿出相应的口号，提出更高的工业发展指标。〔13〕这种过快过急全局冒进的发展道路，使得经济建设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国民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以粮食总产量为纲的农业生产结构，也不利于粮食生产的发展。1960年，饥荒发生，使本就出现问题的粮食安全状况雪上加霜。这时，中共中央提出了“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指出保证粮食生产不单是农业部门的责任，而且是各部门甚至全党、全民的共同责任。在“以粮为纲”、“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等粮食安全思想中，粮食安全的主要内容是粮食生产。
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体制显示出很大的弊端，党内开始了对包产到户的讨论，这实际上也是粮食安全思想中关于粮食生产的一个重要内容，即选择怎样的生产方式对发展粮食生产最为有利。在这场讨论中，陈云、邓小平、邓子恢、曾希圣、李富春等人都基于务实的立场，认为包产到户更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粮食生产积极性。但坚持认为，公有制是富强的根源，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是倒退，以政治标准来判断粮食生产方式的优劣。包产到户在改革开放之前最终未能被采用，但作为粮食生产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为改革开放之初的农业生产体制改革提供了思想源泉。
尽管粮食流通、粮食贸易、粮食储备等思想在建国之初的粮食安全思想体系中已经初步形成，但把粮食生产放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头等重要地位，是建国之初粮食安全思想的主要内涵。这一方面是由于经过长期的战争破坏后，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已经遭受严重破坏，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低点，粮食供给不足而需求不断增大，决定了发展粮食生产、保障大多数人的基本粮食需求以获得人们对新生政权的政治认同，保证国家内部稳定，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积累和物质保障成为粮食安全的主要目标。另一方面，封闭的经济环境决定了粮食生产是粮食安全的主要内涵。1953年开始，我国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国家利用政权力量，采取层级化的科层制治粮结构， 科层是指国家严格的层级管理模式。科层制治粮结构,即指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家严格的层级管理治粮模式。这是高度集权的粮食安全保障结构。 见张睿《粮食安全保障机制变迁的内在逻辑》，《经济问题探索》2007年第8期。强制要求农民把他们生产的粮食全部卖给国家，由国家来控制、调节全社会的粮食供应。市场流通的作用被国家计划取代。在这种封闭的粮食安全体系中，流通已经为国家所控制，因而在粮食安全思想中不占据重要位置。保障生产，提高粮食总产量为粮食安全的内涵所在。 流通体制改革的粮食安全思想
粮食安全中的流通，是指通过流通环节确保粮食的稳定供应
，让人们在任何情况下、短时间内都能买得到、买得起所需要的粮食。 娄源功认为，粮食流通安全主要涉及粮食流通体制、价格体制、储备体系、进出口贸易政策、补贴制度和粮食市场体系等多方面的问题。但在本文中，粮食流通仅指粮食的国内市场流通，对粮食进出口贸易单独论述。见娄源功《中国粮食安全的宏观分析与比较研究》，《农村经济管理》2003年第3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突破。1982年，我国首个农村工作“一号文件”诞生，肯定了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体制。农民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有了自，在分配劳动成果过程中也打破了“大锅饭”，生产积极性得到空前提高。〔14〕1979年到1984年间，我国粮食总产量大幅提升。 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1979-1984年《中国统计年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快速发展，粮食统购政策的弊端也日益凸显。因此，在改革开放以后关于粮食安全内涵的讨论中，不仅强调粮食生产，更强调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众多学者以及政策制定者围绕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阐述观点，丰富了粮食安全思想的内涵。
1978年以前，国家控制几乎全部的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吴硕在《对改革粮食流通体制的必要性和若干理论问题的认识》一文中指出，当时的粮食安全存在粮食高产地区生产发展缓慢，国家粮食统购与统销不平衡，国家财政对粮食统销的价格补贴与年俱增、数字十分庞大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改革粮食流通体制。〔15〕丁声俊在《对我国粮食流通战略转变的探讨》一文中论述到，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粮食流通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在粮食总产量大幅上升，农民“卖粮难”、产粮省调出粮食难与国家“储粮难”、“调粮难”、“运粮难”的情况并存，究其根源，是由于粮食流通渠道不畅。他提出，对粮食的生产和流通管理，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根本方针。〔16〕1985年，吴硕再次发文论证粮食流通领域改革的必要性，提出取消统购统销的时机已经成熟，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应当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求农业生产者面向市场需求，靠国家计划指导和利用市场机制来调节粮食生产的数量、品种和质量，提高经济效益。〔17〕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国逐渐减弱了对价格的控制，渐渐地建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充分发挥计划和市场的作用。〔18〕在粮食流通领域，关于双轨制的讨论十分热烈。1993年，陈锡文指出，我国粮食的“双轨制”是历来就有的，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粮食由市场定价的部分相对来讲可以忽略。〔19〕王德文、黄季?j则认为，双轨制是从1978开始正式形成的，并总结了我国粮食双轨制的形成过程：第一阶段是双轨制的形成，第二阶段是利用双轨制来发展我国粮食市场，第三阶段是改革双轨制。他们还指出我国双轨制是渐进性发展的，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而且具有可逆性。 〔20〕对于“双轨制”的具体路径选择，唐仁建提出通过保量放价来实施，卢迈、谢杨则提出通过保量保价来解决这个问题。〔21〕
对于双轨制的效果，学界的看法也并不一致。一种看法是，双轨制难以影响粮农的生产决策行为，其理由是，我国粮食产品的价格主要是由政府制定，政府决定了粮食的定购价格和数量，并且粮食的定购价格往往在由市场决定的价格之下，因此，粮农的行为主要受粮食的市场价影响，其供给行为也往往取决于市场，而粮农售给国家的部分，则具有税收的性质。另一种观点是，双轨制会影响粮农的生产决策。金和辉认为，定购价格可以引导市场供给，同时，订购价格也通过影响粮农预期而调整粮农的生产决策行为。〔22〕高小蒙等人给出的观点是，由于当时我国还处于非完全的市场经济，市场和计划都会对粮农行为产生影响。但是，只有当粮农的粮食产量充足且国家制定的定购数量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市场的作用才会大于计划。〔23〕
1998年，政府先后颁布了《粮食收购条例》、《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等六个配套文件来推动新一轮“粮改”，力图将粮食生产和流通放置于市场中去。2004年，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国务院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意见》和《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等文件，决定在这一年全面开放粮食购销市场，稳定地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从“双轨制”改革开始到1998年的“三项政策，一项改革”，
再到2004年流通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过程中，国家也相继出台了建立和完善粮食储备制度、适当运用国际粮食市场调节国内粮食供需、粮食部门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经营分开运行、粮食风险基金制度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以配合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学者们在这些政策制定前后进行了激烈讨论，为我国政府制定粮食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和步骤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总结，丰富了粮食安全的思想内容。尽管对市场化过程中的一些政策选择存在不同意见，但学者们的主流意见认为，粮食流通由计划向市场，由封闭向开放的发展趋势不可改变。
四、强调贸易安全的粮食安全思想
新中国自建国以后就开始参与世界粮食贸易体系。尽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在国际贸易中，我国粮食进出口根据国内粮食产量丰欠不同，出现净进口与净出口局面的变化，但由于我国粮食一直保持着较高的自给率，并且粮食国际贸易都由国家直接控制，粮食贸易还不足以威胁国内粮食安全状况。贸易安全成为粮食安全思想重要内容，发端于布朗《谁来养活中国》一文的发表。
1995年，布朗《谁来养活中国》一文发表后，引起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虽然中外学者们多认为布朗的研究方法导致他得出2030年以后世界无法提供足够的粮食养活中国人的结论是错误的，但是，学者们也清醒认识到，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内粮食市场的发育，国内外粮食价格的变动及国际政治经济的变化，中国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坚持粮食自给自足的粮食安全观已经面临新的挑战。特别是加入wto以后，我国必须遵守对wto的承诺，逐渐取消保护农产品的各种非关税措施，实现粮食流通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对接。粮食贸易不再是国家牢牢掌控在手的调控器，而成为了新的粮食安全风险因素。〔24〕粮食思想中，对粮食贸易的讨论逐渐成为重要内容。 布朗提出的2030年后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国内学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林毅夫在其《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一书中，基于对科技与政策的关系的理论分析提出，只要选择执行正确的政策，在21世纪，中国完全有能力达到粮食基本自给的目标，具体可以通过选择科研优先顺序，优化科研资源配置，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单产来保障粮食供给。①朱希刚从数据测算上提出，中国2010年粮食缺口为0?27亿吨，2020年仅为0?25亿吨，中国的粮食进口不到世界粮食总贸易量的1／10，不会导致世界性的粮食危机。〔25〕黄季?j则认为，城市化、市场化和收入增长将成为中国粮食需求增长的根本动因，而技术创新将会给中国粮食增长带来持续动力。〔26〕胡岳岷直接对布朗的观点进行否定，认为由于消费习惯的地域差别，即使中国人均收入上升了，也不可能达到美国人对肉、牛奶、禽蛋的消费标准，从而使布朗所认为的中国扩大对动物蛋白的需求将超过世界粮食生产能力的预测，不攻自破。另外，胡岳岷认为布朗夸大了人口对我国粮食供给所形成的挑战，认为中国人口到2030年未必像布朗预测的那样会达到16亿。在供给方面，胡岳岷认为，虽然我国存在大量的农田和灌溉用水被转作非农业利用以及存在一定程度的环境破坏，但总体来说，布朗的结论过于耸人听闻。〔27〕另外，朱泽、蔡承智、陈阜等学者都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中国未来粮食贸易的影响因素和发展趋势，对中国的粮食安全持乐观态度，驳斥了布朗的“中国不能养活中国人”的观点。但另一方面，学者们都认为粮食安全是应当随时警醒的问题，必须给予长期重视，并从各方面做出持续的努力。
其次，对是否应该大量进口粮食进行了讨论。吕新业、蔡承智、陈阜、林毅夫、田野等学者认为，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大量地进口粮食。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粮食进口规模的扩大，将会损害国际粮食供给状况，对粮价造成很大影响，进而影响其他国家的利益。并且，鉴于粮食在外交历史中常被粮食出口大国作为政治武器使用，因此，中国粮食必须保证一定的自给率，完全依赖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家和世界粮食安全来说，都是不可取的。也有学者，如柯炳生、朱希刚等支持扩大进口，认为中国不应该排斥粮食的大量进口，利用粮食国际贸易来实现国内供应的稳定的风险极低，粮食进口有利于中国粮食安全。
第三，关于粮食贸易中对粮食产业的保护的讨论。中国加入wto以后，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完全排斥粮食国际贸易是不可能的。粮食贸易已经不在于是否参与的问题，而是如何利用的问题，以及在粮食贸易中，如何保
本国粮食产业的问题。对于我国粮食的对外依存度，学者们根据各种测量方法，提出过很多观点。但总的来说，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粮食外贸依存度不应该超过15%这一红色警戒线，5%—10%是理想区间。〔28〕学者们从各个角度讨论了在粮食国际贸易的冲击下，如何保护国内粮食产业。粮食贸易成为粮食安全思想中一个重要内涵，并且在粮食安全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结语
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以及入世以后中国逐步加入经济全球化，我国粮食安全思想也逐渐从单纯强调生产安全，到重视流通安全，到特别重视粮食贸易安全。发展到今天，当谈及粮食安全的时候，很少有人会单纯指生产安全或者流通安全，或者贸易安全，更多的是考虑一个综合协调的粮食安全体系，包括粮食的生产与流通、粮食贸易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可以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我国粮食安全思想内涵也逐渐丰富，体现出由封闭到开放的特征，是从单一的生产安全，走向综合协调的粮食安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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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粮食安全；粮食安全思想；粮食生产；粮食流通；粮食贸易
〔中图分类号〕f30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5－0142－06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但翻开中国的历史，写满了“天灾”、“饥荒”等字眼，千年粮食生产和消费大国，竟是一个“饥荒国度”。〔1〕中国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建国以来粮食安全问题逐步解决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部粮食安全思想变迁史。研究建国以来粮食安全思想内涵的演变特征，有助于总结其中对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产生重大影响、做出重大贡献的思想成果，发现对粮食安全制度产生负面作用的思想因素，并为未来粮食安全发展提供启示。
一、粮食安全概念的发展
粮食安全思想中国自古便有，但粮食安全的概念，最早由联合国国际粮农组织(fao)提出。1974年，fao在罗马世界粮食大会上提出，粮食安全即“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2〕这一概念在1983年、1996年、2001年均得到修正。学者们对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粮食首脑会议提出的粮食安全概念一直非常关注，分析认为，其粮食安全概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涵：第一，从对象上说，粮食安全是对“所有人”供给；第二，从数量上说，粮食安全供给的数量标准应当是“足够”；第三，从质量上说，粮食供给的质量应当是保障“健康”；第四，从时间范围上说，粮食的供给应当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体现为“在任何时候”；第五，国际粮食安全概念一直以来非常强调一个标准，即可获得标准和购买力标准，提出应当让所有人“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国际粮食安全概念偏重于关注贫困与饥饿问题，偏重于对第三世界国家和贫困人口的粮食获得，以及营养安全。近年来，随着世界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们逐渐开始关注粮食安全中的质量问题。
国内对粮食安全概念的研究，经历了从对世界粮农组织的粮食安全概念介绍，到逐渐提出立足于中国国家安全的粮食安全概念，并对粮食安全内涵进一步丰富的发展过程。1983年，吴天锡在《世界粮食安全政策》一文中将世界粮农组织提出的粮食安全概念引入中国。继而，中国农业科学院“世界粮食安全问题”课题组于1988年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几个理论问题进行了阐述，认为粮食安全应当包括宏观安全和微观安全两个层面。微观安全即指个人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粮食获得和营养安全；而宏观安全则是指从政治方面看，国家以财力保证和宏观干预政策，保证国民的粮食安全。课题组认为，粮食安全系统按照不同分类标准，可以划分为世界粮食安全大系统之下的国家和地区子系统，层层分解直到家庭和个人子系统；从粮食安全的环节看，可以划分为供需两个子系统，以及生产、储备、外贸、消费、收入分配、运销系统等。〔3〕1998年，朱泽提出中国粮食安全概念，认为粮食安全是指国家在其工业化进程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粮食的需求和粮食经济承受各种不测事件的能力。〔4〕针对《中共中央关于十五计划建议》中提出的“要高度重视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建设稳定的商品粮基地，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安全体系，确保粮食供求基本平衡”这一有关粮食安全体系的表述，2001年丁声俊分析认为，粮食安全的概念相当丰富，至少应包括任何需求者、任何需求时间、各个产地来源、各种所需粮食和食物、粮食和食物数量与质量以及购买力等六个方面的内容。而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应包括粮食生产能力持续、稳定增长的生产体系；确保粮食供应的市场贸易体系；健全的粮食宏观调控体系，对粮食进出口、粮食储备等进行宏观调节；提供综合信息的粮食预警报体系；建立援助特殊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5〕吴志华认为，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与其生存与健康相适应的足够食品，而对粮食生产、流通与消费进行动态、有效平衡的政治经济活动。〔6〕200
6年，高帆论述认为，粮食安全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的居民能够获得与其需求相适应的粮食。实现粮食安全是一个包括生产、流通和购买等因素在内的“多链条互动”的过程。〔7〕2009年，肖春阳指出，在粮食安全概念上，中国与世界粮农组织的概念内涵并不一致。他认为，世界粮食组织所说“food security”，直译为食物安全或食物保障，现在约定俗成译为粮食安全，实质是食物安全。中国的粮食安全，不同于世界粮农组织食物安全的概念，应是就一个国家而言，主要内容包括：安全合理的粮食储备；供人们直接消费的人均粮食供应量（膳食能量供应量）；粮食生产按市场需求稳定发展，不出现大的波动；适量进口粮食；解决好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8〕2010年，刘笑然论述认为，粮食安全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满足每个居民获取所需粮食及抵御突发事件的能力，具有地域、对象、数量、质量、卫生、价格和运送等多方面的丰富内涵，现代粮食安全至少应该包括粮食数量安全、质量安全、流通安全和生态安全四层涵义。〔9〕
由上观之，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粮食首脑会议对于粮食安全的定义是基于“世界粮食安全观”的角度，从全世界的粮食安全状况出发，考虑世界上最落后国家、地区、民族、人口的贫穷与饥饿的实际情况，提出的粮食安全目标。而我国的粮食安全概念，一方面，它仍然指向“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起，也能买得到他们所需的基本食品”，但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在国内研究的语境下，当我们提到粮食安全这一概念时，还应当从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理解。从对既有的粮食安全概念的梳理，可以发现，粮食安全思想的内涵也是随着时展而不断丰富的。粮食生产、流通、储备、贸易这四个重要的内容在粮食安全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但由于各个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国际形势的不同，粮食安全思想由单纯重视粮食生产，到重视粮食流通，再到强调粮食贸易，并发展成为注重粮食生产、流通、贸易的综合协调，其内涵表现出一种由封闭向开放演变的特征。 调粮食生产的粮食安全思想
粮食安全思想中，粮食生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充分有效地利用国内自然资源的基础上，能稳定地提高粮食的产量，持续地、较好地满足国内的主要需求。〔10〕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粮食生产是粮食稳定供给的基本前提。因此，在我国的粮食安全思想中，粮食生产一直处于基础地位，是粮食安全的重中之重。
这一点在建国之初的粮食安全思想中体现得尤为明显。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大改造，这段时期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快速而迅猛的发展阶段。中国在经过苦难的战争后，开始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并进行了大范围的经济重建，努力摆脱贫穷与落后，为我国初步进行工业方面的建设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这也是中国经济政治和经济体制转变最剧烈的一个阶段。在这短短七年之间，中国从开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转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再到社会主义大改造，最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时期中国的剧烈转变和当时所面临的严峻国际形势，都对当时中国的粮食安全情况以及形成粮食安全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本段内容参阅：魏巍《陈云的粮食生产思想初探》（《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熊亮华《陈云对粮食问题的卓见》（《党史博采》1995年第11期）等文。在这个阶段，陈云负责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提出过许多重要的粮食安全思想。对于粮食安全重要性的认识，陈云的代表观点是“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
在新中国成立时，面对东北1200万亩的粮田受灾，上海资本家大量储存布匹、粮食，哄抬物价扰乱市场，期望从中投机获利的情况，陈云不仅要为救助灾民而调拨积聚粮食，还要为稳定物价和市场而大量调拨布匹、粮食来保证上海物资供应。1950年4月13日中央会议上，陈云就粮食状况和财政状况进行了报告，提出：“应该预计到，经过十二年的战争，我国农田产量大幅降低，民间粮食的存储很少……帝国主义者以及逃亡在海岛上的一小群反动分子正在幸灾乐祸，他们梦想大陆上发生什么粮食危机。就让他们做梦去吧！华北、东北、河南、山东(除胶东区)等地已经普降春雨，我们麦收有望了。同时全中国农民正在进入
耕。那些幻想我们发生粮食危机而幸灾乐祸的人，注定会失望的。刚好相反，中国人民不但能战胜灾荒，而且会呈现出我们多年未有过的粮食丰收、粮价平稳的大好局面。”〔11〕陈云上面的讲话中包含了如下几点意思：第一，克服粮食危机，做好粮食供应，首要是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第二，国家安危、政治斗争与粮食生产紧密相联。因此，他积极呼吁“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提醒全党更加重视和认真对待粮食生产。1951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召开，陈云在会上发表了《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的讲话。他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仍要大量进口粮食、棉花等许多农产品，虽然现在比以前有改善，但是，发展农业仍是头等大事。农业不发展，工业就很难发展。”〔12〕他提出了一些重要举措来增加粮食的产量：（一）完成土地改革；（二）预防水旱灾害，兴修水利；（三）提高粮食单产，发展化肥使用。①
而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粮为纲”和1960年中共中央提出的在全国 “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是对重视生产的粮食安全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经过几年的经济恢复，1956年底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国民经济得到好转，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中国当时的经济体制已经较为完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无法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经济建设。粮食生产上“以粮为纲”，是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的,在这一口号提出之初，由于“大跃进”浮夸风盛行，毛泽东同志误以为粮食形势大好，已经在考虑“粮食太多怎么办的问题”。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精力可以放在工业，特别是钢铁生产上面。在与薄一波的对话中，毛泽东以“以粮为纲”这一口号，逼迫工业发展也拿出相应的口号，提出更高的工业发展指标。〔13〕这种过快过急全局冒进的发展道路，使得经济建设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国民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以粮食总产量为纲的农业生产结构，也不利于粮食生产的发展。1960年，饥荒发生，使本就出现问题的粮食安全状况雪上加霜。这时，中共中央提出了“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指出保证粮食生产不单是农业部门的责任，而且是各部门甚至全党、全民的共同责任。在“以粮为纲”、“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等粮食安全思想中，粮食安全的主要内容是粮食生产。
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人民公社体制显示出很大的弊端，党内开始了对包产到户的讨论，这实际上也是粮食安全思想中关于粮食生产的一个重要内容，即选择怎样的生产方式对发展粮食生产最为有利。在这场讨论中，陈云、邓小平、邓子恢、曾希圣、李富春等人都基于务实的立场，认为包产到户更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粮食生产积极性。但毛泽东坚持认为，公有制是富强的根源，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是倒退，以政治标准来判断粮食生产方式的优劣。包产到户在改革开放之前最终未能被采用，但作为粮食生产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为改革开放之初的农业生产体制改革提供了思想源泉。
尽管粮食流通、粮食贸易、粮食储备等思想在建国之初的粮食安全思想体系中已经初步形成，但把粮食生产放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头等重要地位，是建国之初粮食安全思想的主要内涵。这一方面是由于经过长期的战争破坏后，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已经遭受严重破坏，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低点，粮食供给不足而需求不断增大，决定了发展粮食生产、保障大多数人的基本粮食需求以获得人们对新生政权的政治认同，保证国家内部稳定，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积累和物质保障成为粮食安全的主要目标。另一方面，封闭的经济环境决定了粮食生产是粮食安全的主要内涵。1953年开始，我国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国家利用政权力量，采取层级化的科层制治粮结构， 科层是指国家严格的层级管理模式。科层制治粮结构,即指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家严格的层级管理治粮模式。这是高度集权的粮食安全保障结构。 见张睿《粮食安全保障机制变迁的内在逻辑》，《经济问题探索》2007年第8期。强制要求农民把他们生产的粮食全部卖给国家，由国家来控制、调节全社会的粮食供应。市场流通的作用被国家计划取代。在这种封闭的粮食安全体系中，流通已经为国家所控制，因而在粮食安全思想中不占据重要位置。保障生产，提高粮食总产量为粮食安全的内涵所在。 流通体制改革的粮食安全思想
粮食安全中的流通，是指通过流通环节确保粮食的稳定供应
，让人们在任何情况下、短时间内都能买得到、买得起所需要的粮食。 娄源功认为，粮食流通安全主要涉及粮食流通体制、价格体制、储备体系、进出口贸易政策、补贴制度和粮食市场体系等多方面的问题。但在本文中，粮食流通仅指粮食的国内市场流通，对粮食进出口贸易单独论述。见娄源功《中国粮食安全的宏观分析与比较研究》，《农村经济管理》2003年第3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突破。1982年，我国首个农村工作“一号文件”诞生，肯定了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体制。农民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有了自主权，在分配劳动成果过程中也打破了“大锅饭”，生产积极性得到空前提高。〔14〕1979年到1984年间，我国粮食总产量大幅提升。 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1979-1984年《中国统计年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快速发展，粮食统购政策的弊端也日益凸显。因此，在改革开放以后关于粮食安全内涵的讨论中，不仅强调粮食生产，更强调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众多学者以及政策制定者围绕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阐述观点，丰富了粮食安全思想的内涵。
1978年以前，国家控制几乎全部的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吴硕在《对改革粮食流通体制的必要性和若干理论问题的认识》一文中指出，当时的粮食安全存在粮食高产地区生产发展缓慢，国家粮食统购与统销不平衡，国家财政对粮食统销的价格补贴与年俱增、数字十分庞大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改革粮食流通体制。〔15〕丁声俊在《对我国粮食流通战略转变的探讨》一文中论述到，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粮食流通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在粮食总产量大幅上升，农民“卖粮难”、产粮省调出粮食难与国家“储粮难”、“调粮难”、“运粮难”的情况并存，究其根源，是由于粮食流通渠道不畅。他提出，对粮食的生产和流通管理，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根本方针。〔16〕1985年，吴硕再次发文论证粮食流通领域改革的必要性，提出取消统购统销的时机已经成熟，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应当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求农业生产者面向市场需求，靠国家计划指导和利用市场机制来调节粮食生产的数量、品种和质量，提高经济效益。〔17〕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国逐渐减弱了对价格的控制，渐渐地建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充分发挥计划和市场的作用。〔18〕在粮食流通领域，关于双轨制的讨论十分热烈。1993年，陈锡文指出，我国粮食的“双轨制”是历来就有的，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粮食由市场定价的部分相对来讲可以忽略。〔19〕王德文、黄季焜则认为，双轨制是从1978开始正式形成的，并总结了我国粮食双轨制的形成过程：第一阶段是双轨制的形成，第二阶段是利用双轨制来发展我国粮食市场，第三阶段是改革双轨制。他们还指出我国双轨制是渐进性发展的，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而且具有可逆性。 〔20〕对于“双轨制”的具体路径选择，唐仁建提出通过保量放价来实施，卢迈、谢杨则提出通过保量保价来解决这个问题。〔21〕
对于双轨制的效果，学界的看法也并不一致。一种看法是，双轨制难以影响粮农的生产决策行为，其理由是，我国粮食产品的价格主要是由政府制定，政府决定了粮食的定购价格和数量，并且粮食的定购价格往往在由市场决定的价格之下，因此，粮农的行为主要受粮食的市场价影响，其供给行为也往往取决于市场，而粮农售给国家的部分，则具有税收的性质。另一种观点是，双轨制会影响粮农的生产决策。金和辉认为，定购价格可以引导市场供给，同时，订购价格也通过影响粮农预期而调整粮农的生产决策行为。〔22〕高小蒙等人给出的观点是，由于当时我国还处于非完全的市场经济，市场和计划都会对粮农行为产生影响。但是，只有当粮农的粮食产量充足且国家制定的定购数量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市场的作用才会大于计划。〔23〕
1998年，政府先后颁布了《粮食收购条例》、《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等六个配套文件来推动新一轮“粮改”，力图将粮食生产和流通放置于市场中去。2004年，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国务院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意见》和《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等文件，决定在这一年全面开放粮食购销市场，稳定地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从“双轨制”改革开始到1998年的“三项政策，一项改革”，
再到2004年流通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过程中，国家也相继出台了建立和完善粮食储备制度、适当运用国际粮食市场调节国内粮食供需、粮食部门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经营分开运行、粮食风险基金制度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以配合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学者们在这些政策制定前后进行了激烈讨论，为我国政府制定粮食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和步骤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总结，丰富了粮食安全的思想内容。尽管对市场化过程中的一些政策选择存在不同意见，但学者们的主流意见认为，粮食流通由计划向市场，由封闭向开放的发展趋势不可改变。
四、强调贸易安全的粮食安全思想
新中国自建国以后就开始参与世界粮食贸易体系。尽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在国际贸易中，我国粮食进出口根据国内粮食产量丰欠不同，出现净进口与净出口局面的变化，但由于我国粮食一直保持着较高的自给率，并且粮食国际贸易都由国家直接控制，粮食贸易还不足以威胁国内粮食安全状况。贸易安全成为粮食安全思想重要内容，发端于布朗《谁来养活中国》一文的发表。
1995年，布朗《谁来养活中国》一文发表后，引起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虽然中外学者们多认为布朗的研究方法导致他得出2030年以后世界无法提供足够的粮食养活中国人的结论是错误的，但是，学者们也清醒认识到，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内粮食市场的发育，国内外粮食价格的变动及国际政治经济的变化，中国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坚持粮食自给自足的粮食安全观已经面临新的挑战。特别是加入wto以后，我国必须遵守对wto的承诺，逐渐取消保护农产品的各种非关税措施，实现粮食流通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对接。粮食贸易不再是国家牢牢掌控在手的调控器，而成为了新的粮食安全风险因素。〔24〕粮食思想中，对粮食贸易的讨论逐渐成为重要内容。 布朗提出的2030年后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国内学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林毅夫在其《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一书中，基于对科技与政策的关系的理论分析提出，只要选择执行正确的政策，在21世纪，中国完全有能力达到粮食基本自给的目标，具体可以通过选择科研优先顺序，优化科研资源配置，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单产来保障粮食供给。①朱希刚从数据测算上提出，中国2010年粮食缺口为027亿吨，2020年仅为025亿吨，中国的粮食进口不到世界粮食总贸易量的1／10，不会导致世界性的粮食危机。〔25〕黄季焜则认为，城市化、市场化和收入增长将成为中国粮食需求增长的根本动因，而技术创新将会给中国粮食增长带来持续动力。〔26〕胡岳岷直接对布朗的观点进行否定，认为由于消费习惯的地域差别，即使中国人均收入上升了，也不可能达到美国人对肉、牛奶、禽蛋的消费标准，从而使布朗所认为的中国扩大对动物蛋白的需求将超过世界粮食生产能力的预测，不攻自破。另外，胡岳岷认为布朗夸大了人口对我国粮食供给所形成的挑战，认为中国人口到2030年未必像布朗预测的那样会达到16亿。在供给方面，胡岳岷认为，虽然我国存在大量的农田和灌溉用水被转作非农业利用以及存在一定程度的环境破坏，但总体来说，布朗的结论过于耸人听闻。〔27〕另外，朱泽、蔡承智、陈阜等学者都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中国未来粮食贸易的影响因素和发展趋势，对中国的粮食安全持乐观态度，驳斥了布朗的“中国不能养活中国人”的观点。但另一方面，学者们都认为粮食安全是应当随时警醒的问题，必须给予长期重视，并从各方面做出持续的努力。
其次，对是否应该大量进口粮食进行了讨论。吕新业、蔡承智、陈阜、林毅夫、田野等学者认为，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大量地进口粮食。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粮食进口规模的扩大，将会损害国际粮食供给状况，对粮价造成很大影响，进而影响其他国家的利益。并且，鉴于粮食在外交历史中常被粮食出口大国作为政治武器使用，因此，中国粮食必须保证一定的自给率，完全依赖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家和世界粮食安全来说，都是不可取的。也有学者，如柯炳生、朱希刚等支持扩大进口，认为中国不应该排斥粮食的大量进口，利用粮食国际贸易来实现国内供应的稳定的风险极低，粮食进口有利于中国粮食安全。
第三，关于粮食贸易中对粮食产业的保护的讨论。中国加入wto以后，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完全排斥粮食国际贸易是不可能的。粮食贸易已经不在于是否参与的问题，而是如何利用的问题，以及在粮食贸易中，如何保
本国粮食产业的问题。对于我国粮食的对外依存度，学者们根据各种测量方法，提出过很多观点。但总的来说，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粮食外贸依存度不应该超过15%这一红色警戒线，5%—10%是理想区间。〔28〕学者们从各个角度讨论了在粮食国际贸易的冲击下，如何保护国内粮食产业。粮食贸易成为粮食安全思想中一个重要内涵，并且在粮食安全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结语
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以及入世以后中国逐步加入经济全球化，我国粮食安全思想也逐渐从单纯强调生产安全，到重视流通安全，到特别重视粮食贸易安全。发展到今天，当谈及粮食安全的时候，很少有人会单纯指生产安全或者流通安全，或者贸易安全，更多的是考虑一个综合协调的粮食安全体系，包括粮食的生产与流通、粮食贸易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可以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我国粮食安全思想内涵也逐渐丰富，体现出由封闭到开放的特征，是从单一的生产安全，走向综合协调的粮食安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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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概念的发展演变
粮食安全概念的内涵随着世界粮食状况的变化而不断的发展演变。20世纪70年代初期世界谷物储备急剧减少，粮价迅速上涨，世界粮食生产不足。因此，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粮食安全概念侧重于确保粮食供应量和建立储备制度。增加粮食的生产与库存以平抑粮食供应的波动和稳定的满足消费需求，则成为粮食安全的主要目标。
1983年4月，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提出了粮食安全的概念，即“粮食安全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品”。这个概念包括三个方面的具体目标：1．确保生产足够数量的粮食；2．最大限度的稳定粮食供应；3．确保需要粮食的人们都能获得粮食。这个概念是在粮食储备增加、粮食产量上升的同时却仍然存在饥饿人群的背景下提出的。与以前的粮食安全的概念相比，新概念不仅要求提供充足的粮食供应总量，而且要求所有的消费者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所需要的基本食品。假如一个国家或地区有足够的粮食可供全体居民消费，但若缺乏流通手段或购买力，就意味着并不是每个公民都能获得必要数量的粮食。新的粮食安全概念强调弱势人群的粮食可获性。
20世纪90年代以后，粮食安全的内涵又有了新的变化。1992年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召开的“国际营养大会”第一次提出：“在提高全民营养认识的基础上，注意营养安全，确保所有的人们都能持续地做到营养充足”。从此，营养安全成为粮食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6年召开的“世界粮食首脑会议”又重申：“人人都有权获得安全而富有营养的粮食”，要求“到2015年把世界上饥饿和营养不足的发生率减少一半”。按照粮农组织的解释，营养安全就是“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要有足够、平衡的，并且含有人体发育必需的营养元素供给，以达到完善的粮食安全”。
营养安全的含义还在发展中，它不仅要有足够的粮食数量，还要保持健康的质量以及膳食多样化的前景。这必将给今后的粮食安全、农业发展都带来深刻影响。提倡营养安全，并不是要追求奢侈的生活享受，而是为了更合理地利用资源，更合理地安排生活，让人类以最节约的财力、物力去享受更为安全、舒适的生活。
我国粮食安全的重点
粮食安全问题涉及许多方面。由于各国的资源禀赋不同，政治、经济实力不同，经济制度和发展阶段不同，每个国家所面临具体问题千差万别；即使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所面临的粮食安全问题的具体内容也不相同。
从中长期看，由于人口增加，耕地减少，城市化加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我国粮食需求将呈刚性增长，粮食供求关系将是偏紧的。粮食是特殊的商品，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物资。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国家的第一安全。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大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消费国，长期以来我国粮食安全的重点集中于增加总量的供应上，即注重粮食自给自足。我国粮食问题从总体上要依靠国内解决，完全自给自足或依赖他人是不可取的。我国粮食安全的宗旨是既要保障自给自足的最低底线的粮食供应，又要充分利用好世界粮食市场的资源。
食物质量和食品安全是我国食物安全的重要问题。我国有一部分耕地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部分粮食、农畜产品和蔬菜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质量安全问题。农产品的农药和重金属污染问题都很严重。人们对粮食安全的关注，不仅包括生产的粮食够不够吃，也包括生产的粮食是否安全、健康。中国营养学会提醒人们：控制油脂摄入，平衡膳食结构。营养安全问题已引起人们对日常膳食结构的关注。
目前，我国不存在对国家粮食安全构成巨大威胁的因素。从1983年开始，我国从食物和饲料的净进口国变为净出口国，而且出口量和净出口量逐年增加，2003年的中国食物和粮食的出口和净出口水平都达到了历史纪录；90年代末超常规的国家粮食储备导致市场价格和粮食生产逐年下降，到2003年初粮食市场供需状况基本达到平衡，粮食价格开始趋于稳定，2003年底粮价上涨，总体上讲是一个正常的市场供需反应，但在粮价上涨过程中，政府和媒介对粮食安全问题过于关注诱导了预期粮价的上升，从而加剧了2004年初的粮价上涨。总的说来，我国的粮食安全前景是乐观的。
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对策
建立和健全粮食生产长效供给体系。要确保粮食生产的长效供给，必须坚持做到：一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确保面积不减少、质量不下降。二要切实加强科技兴粮，培育和推广良种，发展节水灌溉技术，不断提高粮食单产。三要加大改善粮食生产条件的力度，特别要加强粮食主产区的建设，加快中低产田改造高产田的速度，不断提高土地质量，提高粮食可持续生产能力。四要完善农业和粮食社会化服务体系，向粮食生产者、经营者及时提供准确、有效的多种服务，如科技、信息、市场、储运、咨询、良种、农资等，以提高粮食生产的效率和效益。五要维护市场粮食的合理价格。
健全粮食市场体系。首先．科学规划布局，逐步形成以中心批发市场为龙头，区域性批发市场为骨干，初级批发市场为基础的三级批发市场体系，并规范和联结城乡集贸市场、零售市场，形成高效有序的粮食市场网络体系。同时，加快培育成熟的市场主体，促进粮食有序流通。其次，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督管理，规范市场秩序，为粮食生产者、消费者、经营者提供管理规范、流通有序的场所。第三，健全和完善批发市场服务功能，加快粮食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促进粮食电子商务的发展，逐步形成传统市场和电子商务密切结合的现代化粮食流通新格局。四要逐步建立健全包括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在内的完整的粮食市场体系，把粮食安全置于更加广阔的市场和资源的基础上。
建立和健全粮食质量安全体系。一要强化粮食生长条件保护，从生产源头确保原粮质量。二要建立粮食食品质量安全技术法规体系，将粮食的生产、加工、流通、消费纳入法制管理轨道。三要严格实行粮食市场准入制。四要加大粮食质量安全管理力度，对粮食质量卫生进行专管。
建立和健全粮食安全预警预报和应急保供体系。及时收集、整理、分析国内外粮食生产、需求、库存和产销政策等变动情况。当监测到收购、批发、零售各环节市场粮价波动逼近“安全警戒线”时，就及时发出预警信号。
建立国家粮食储备管理新体系，进一步放开对粮食购销过程的控制，准确把握国家粮食储备粮的数量、吞吐和运作方式，公开国家粮食储备粮及其它粮食市场信息，有效地引导粮食的生产、储存与销售。
建立预防和消除突发极端情况的政策体系。推行粮食进口多元化政策，防止出现对特定国家的粮食进口依赖；创造条件形成稳固的海外粮食生产基地；在国际法基础上，与主要粮食出口国达成协议，稳定供需关系。加强粮食生产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发展粮食以外的植物性食品生产，建设人工草场，发展草食畜牧业，弱化粮食生产的季节约束，增强其他食品对粮食的替代作用。
利用国际市场提高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近些年来，随着国际市场粮食的大量供应和价格的下滑，同时我国内粮食生产成本和价格的不断升高，许多人注意到利用国际市场来调节供应比完全自给自足给为经济，且能从很大程度上缓解我国人地紧张的矛盾，有助于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增加农民收入。
关键词：粮食安全；多元维度；粮食供给；粮食获取；粮食利用；稳定性
一、 粮食安全内涵及其演变
20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世界粮食产量和粮食储备都有所增加，但饥饿仍然存在。在这种国际和社会背景之下，粮食安全的概念也在不断地进行完善，粮食安全的概念不仅仅只着眼于粮食的供给，还要注意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及不同层次的人群获得食物的能力。1981年，FAO将粮食安全定义为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有物质和经济的能力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粮食。[1]1983年2月，FAO在粮食国际首脑会议上把粮食安全的概念定义为：粮食安全的最终目的是保证所有人随时都能买得到且能买得起能够维持生活的基本食物。[2]根据这一定义，粮食安全包含三个方面：一是粮食产量足够数量；二是粮食供给相当稳定；三是对粮食有需求的所有人都有获取粮食的能力。只有同时满足这三个方面，才实现了真正的粮食安全。与旧的概念相比，粮食安全的内涵更加丰富，目标也更加明确，内涵中明确了粮食安全的三个维度。仍然有不足之处，内涵中只表达了通过市场交易获取粮食来实现粮食安全，没有包括其他实现粮食安全的途径。1986年世界银行提出粮食安全的定义，即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足够的食物来维持有活力的健康的生活。粮食安全的两个重要维度粮食供给（Supply）和粮食获取（Access）。[3]
《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宣言》（2009）（以下简称《罗马宣言》（2009）对粮食安全的概念做了重新的阐述，“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通过物质、社会和经济手段获得充足、安全和营养食物，满足其过上积极、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和饮食偏好。”[4]粮食安全的四个维度是“可供应量”、“获取渠道”、“充分利用”和“稳定供应”。FAO同时提出营养是粮食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2010：应对持续危机中的粮食不安全问题》中对粮食安全的概念与《罗马宣言》（2009）类似。《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2011：国际粮价波动对各国经济及粮食安全的影响》重点关注国际粮价波动对各国经济及粮食安全的影响。《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 2012：经济增长是加速减轻贫困及营养不良问题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提出了饥饿指数的概念。
《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2013：粮食安全的多元维度》根据《罗马宣言》（2009）中粮食安全的定义，粮食安全的四个维度可分别为：粮食的可供量、粮食获取的经济和物质手段、粮食的利用以及一段时间内的稳定性（脆弱性和冲击），并且明确了每个维度都有自己的具体指标。
二、 粮食安全多维度衡量及其指标体系
《2009年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宣言》中指出“粮食安全系指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通过物质、社会和经济手段获得充足、安全和营养食物，满足其对过上积极、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和膳食偏好。”[5]从这一定义中可以总结出粮食安全的四个维度，粮食可供量、粮食获取的经济和物质手段、粮食利用以及一段时间内的稳定性。
（一）粮食供给
粮食的可供量在粮食安全中起着突出作用。向特定人口供应充足的食物是确保人们获取充足食物的一项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粮食的供给来源于三个部分，一是当年的本国的粮食生产量，二是以前年度的粮食储备，三是净进口。但无论来源于哪一部分，粮食生产量是粮食供给的最主要的来源。就某一国或地区而言，粮食总生产量特别是人均粮食生产量能够衡量其粮食生产情况进而决定了该国粮食安全水平。
但由于粮食构成的复杂性和各类粮食作物提供热量的不同，单纯用粮食供给的数量来衡量粮食安全程度还不够准确，而应考虑到不同粮食作物热量提供能力的不同。为此，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了一个膳食热能供应量（DES）指标来衡量粮食安全程度。一般认为，每人每天的膳食热能供应量超过2200大卡，则处于粮食安全水平之上；1800至2200大卡处于轻度粮食不安全中；1600至1800大卡处于中度粮食不安全中；不足1600大卡处于极端粮食不安全中。与此类似，还可以计算人均蛋白质的供应量。粮食进口也是粮食供给的一个重要来源。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国家间的经济联系在互惠互利的原则下日益紧密，但毕竟国家间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有时还会起冲突。因此确保一定程度的粮食自给是保证一国粮食安全的前提。所以粮食自给率或粮食外贸依存度是衡量国家层面粮食安全的一个重要指标。一般而言，粮食自给率越高，一国的粮食安全程度越高，反之则越低。由此可见，基于粮食安全的粮食供给维度，主要的衡量指标有粮食产量的平均值、粮食产量结构、人均粮食供给量、人均膳食热能供应量、人均蛋白质供应量、粮食自给率等。
（二）粮食获取
粮食供给是粮食安全的必要条件，粮食获取则是粮食安全的充分条件之一。粮食获取的途径有两个方面，一是指通过市场交易购买粮食，另一种是通过自行生产来获取粮食。但是自给自足的途径实际上与粮食供给是同一个维度的，所以在本文论述的粮食获取主要是指市场交易获取粮食的途径。
在粮食供给充足的情况下，是否能够获取足够的粮食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获取粮食的经济手段，二是获取粮食的物质手段。经济手段主要取决于可支配收入和粮食价格。两者决定的是人们的购买力。收入越高，粮价越低，人们的购买力就越高，粮食获取能力越强，粮食安全越有保障。就一个国家整体来看，在获取粮食的经济手段方面取得进展可以通过贫困率的下降来反映。粮食获取的经济手段还体现在社会支持措施的提供和获取上。这些社会支持措施的提供情况和能否被人们获取将直接决定部分贫困人口的粮食安全。
粮食获取的另一决定因素是物质手段，它决定了粮食能否顺利从生产地流通到粮食购买者手中。粮食获取的物质手段包括各类基础设施，比如港口、道路、铁路、通信和粮食储存设施等，此外还包括能够促进粮食市场运作的其他设施，比如交易所、粮贸市场等。综上所述，基于粮食安全的粮食获取维度，衡量指标主要有人均可支配收入、粮食价格及交通、通信、存储、交易等的基础设施情况。
（三）粮食利用
粮食利用也是粮食安全的一个重要维度。因为粮食供给和粮食获取方面的提高并不一定带来粮食利用方面的改善，只有获取的粮食被充分利用了才能满足人们对营养的需求和食物的喜好。
粮食利用也可分为两个不同的方面，第一方面反映的是粮食能否被充分利用的影响因素，体现在一些决定因素或投入指标上，这些指标反映的是食物质量以及食物的加工制作情况和健康卫生条件，决定着现有食物的有效利用程度。粮食利用还受食物处理、烹制和储存方式的影响。良好的健康状况是人体有效吸收养分的前提条件，而卫生洁净的食物有助于人体健康。良好水源和良好卫生设施的获取也是粮食利用充分程度的重要影响因素。洁净饮用水的获取对于烹制洁净、 健康的食物和保持人体健康都至关重要。由此可见，粮食利用维度主要的衡量指标有洁净良好的水源、健康卫生设施条件、食物处理烹制和储存方式以及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等。
（四）粮食稳定性
粮食安全的稳定性或脆弱性也是粮食安全的一个重要维度，指的是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将会加重粮食不安全的风险。这些不确定性因素包括自然灾害、战争与冲突、疾病、经济危机、粮食价格波动等。[6]这个维度与前三个维度的联系非常的密切，即不确定因素冲击了粮食供给，粮食获取和粮食利用进而导致了粮食不安全风险。可以用风险暴露和风险程度两类指标来衡量粮食安全的脆弱性。衡量风险暴露的指标包括灌溉面积所占比例、粮食进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以及世界银行提供的政局不稳指标等，灌溉面积所占比例和政局不稳指标可用于衡量干旱等自然灾害冲击以及其他人为因素冲击可能带来的粮食供给风险，粮食进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可用于衡量外汇储备是否足以支付粮食进口费用。第二类指标能反映直接影响粮食安全的风险或冲击，如粮食价格、产量和供应量的波动等。实际上粮食安全的稳定性归结起来体现在两个方面，即粮食供应稳定性和粮食价格稳定性。综上所述，衡量粮食安全脆弱性这一维度的指标主要有灌溉面积所占比例、政局不稳定指标、粮食进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粮食进口依存度、粮食价格波动、粮食供给波动等。
三、 粮食安全的结果
粮食安全的结果是能够反映出粮食安全程度的一些事后指标，粮食安全结果可以从获取和利用两方面来研究。
（一）粮食获取的结果
粮食获取的结果即人们得到的粮食数量的情况，人们获取的粮食是否满足了其生活需要，这与前文讲的粮食获取影响因素显然不同。就一个国家而言，可以用食物不足发生率来衡量整个国家人们的粮食获取情况，食物不足发生率就是食物不足人口所占的比重。食物不足指至少持续一年的、难以获取充足食物的状态，表现为食物摄入量不足，无法满足膳食能量需求，“饥饿”与长期食物不足同义。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食物不足发生率低于5%，即为低度粮食不安全；食物不足发生率在5%～9%之间，为中度粮食不安全；在10%～19%之间为较严重粮食不安全；在20%～34%之间为严重粮食不安全；大于等于35%为极度严重粮食不安全或粮食不安全达到警戒水平。粮食不足发生率是指粮食不足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与食物不足发生率一致，也是粮食获取结果的衡量指标。此外，粮食短缺程度以及贫困人口粮食支出所占比例等也可以衡量粮食获取的结果。由此可见，基于粮食获取结果维度，重要的衡量指标包括食物不足发生率、粮食不足发生率、粮食短缺程度、贫困人口粮食支出比例等。
（二）粮食利用的结果
粮食利用的结果反映在一系列人体测量学指标上，主要是一些反映营养健康状况的指标。一个人的营养状况是由他的养分摄入量和养分需求量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体消化、吸收和利用养分的能力造成的生理状况，是粮食利用结果的重要体现。人们的营养状况良好说明粮食供应充足、粮食获取和利用的效果好，粮食安全程度高；反之则认为粮食安全程度低。营养不足发生率指一个国家营养不足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反映的是国家层面人们总体的粮食利用情况。营养不足是由食物不足、吸收不良或重复感染传染病导致的养分利用率不高造成，表现为特定年龄段体重较轻或身高较低（发育迟缓）、特定身高下体重较轻（消瘦）和维生素及矿物质缺乏等。消瘦是短期食物摄入不足、疾病或者感染造成的结果，而发育迟缓则往往是长时间食物摄入不足、重复出现感染或者重复出现营养不足造成的。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依据五岁以下儿童的营养状况指标能够有效估算出整个人口的营养状况。相关指标包括五岁以下儿童消瘦比例、五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比例、五岁以下儿童消瘦比例、五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比例、五岁以下儿童低体重比例以及五岁以下儿童贫血比例等。通过对不同时期营养状况指标的对比还可以测度突发性粮食不安全问题。[8]但是，营养状况指标并不能完全反映粮食安全状况，因为这类指标的变化可能并不一定是由于粮食不足引起的，很可能是由各种疾病导致的。此外，还可用成人低体重比例、孕妇贫血比例、维生素A缺乏症发生率等指标来反映粮食利用效果。由此可见，粮食利用的结果维度的衡量指标主要包括营养不足发生率以及其他反应营养健康状况的人体测量学指标，特别是五岁以下儿童的相关指标，比如发育迟缓、消瘦等。
目前，国际上常用的一个衡量国家或地区层面粮食安全程度的指标是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编制的全球饥饿指数。该指数综合了粮食安全获取和利用维度两方面的衡量指标，分别是营养不足发生率（PUN）、五岁以下儿童中体重过轻者比重（CUW）、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CM）。全球饥饿指数是这三项指数的平均值，计算公式为：
GHI=PUN+CUW+CM3
该指数的计算只包括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由于发达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克服了饥饿，因此没有包括在内。该指数以100分计，分数越高表示粮食不安全程度越严重。小于4.9代表较低程度粮食不安全；在5～9.9之间表示中度粮食不安全；在10～19.9之间表示严重粮食不安全；在20～29.9之间表示粮食不安全程度达到警戒水平；超过30表明情况极度危机。需要指出的是，该指数的计算采用了均等加权平均的方法，这是一种最常用的方法，但并不是唯一方法。而该指数的局限性就在于，在指数计算的时候并没有一个确定权重或选择合成函数的被广泛认可的方法。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粮食安全可以分为粮食供给、粮食获取、粮食利用和粮食安全稳定性四个维度，其中粮食获取和粮食利用两个维度既有决定因素又有结果。四个维度之间既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又有各自的独立性。比如较高粮食可供给量意味着较低的食物不足发生率，单并不必然如此，因为食物不足发生率衡量的是粮食获取的结果，而粮食获取的影响因素很多，而粮食供给只是粮食获取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同样粮食供给和粮食获取方面的改善，也并不意味着粮食利用方面的改善，前两者只是粮食利用改善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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