εP=需求变动%/价格变动%=ΔQ/ΔP·P/Q=LimΔQ/ΔP·P/Q=dQ/dP·P/Q
ΔPo
粮食如果涨价，人们对它们的需求量不会减少很多，如果降价，人们对它们的需求也不会增加多少。粮食的价格比较低，即使上涨一倍，人们对需求量也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因为这笔支出在人们的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很小，涨价不会影响个人总的经济状况。粮食保护价格在一定时期可以促进粮食经济的发展，一些国家使用这个政策也起到了作用，但它只能是一种一定时期的经济政策。
粮食支出在人们收入中所占比重比较小，价格弹性就小。粮食作为商品，从长期看，其价格弹性就大；如果是短期，价格弹性就小。粮食涨价，短期看，人们会注意节约粮食，但不会节约得太多，从长期看，这种节约对粮食需求量可以进一步减少。时间长，消费者就有可能有足够的时间来改变他们的爱好和技术条件去使用替代品，其价格弹性就大。反之其价格弹性就小。
2.粮食定价时必须考虑产品的价格弹性
不能把价格定在非价格弹性需求上，如果定在非价格弹性需求上，就不能实现企业利润最大，这个时候应当提高价格，提价不仅不能增加总收入，还能因产量减少总成本支出，从而使企业的支出相对稳定。粮价连百价，粮食价格每涨0.01元，全社会商品价格涨0.20~0.26元，导致粮食经济的马太效应。
恩格尔系数的研究告诉我们：当社会人均达到2000美元时，人们对粮食和食品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变化，已趋近等于零，粮食和食品的支出相对稳定。
粮食行业的社会特征和垄断方式，决定了完全垄断的行业和企业的弊端：高价格。完全竞争企业只能获得正常利润，完全垄断价格高于平均成本，伤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产量不足。完全竞争的企业，它的产量从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的角度来说，是最优的，在垄断的行业和企业，产量未达到最优，企业产量不足，再增加产量还可以为社会提供更多的福利；生产效率低。企业利润最大化，产量并不在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规模经济未被充分利用，缺乏竞争，缺乏技术创新和强化企业管理，资源浪费。
粮食垄断市场结构的特点：一是行业中的企业数量比较多；二是进入这个行业是自由的，长期看，企业的经济利润会趋于消失；三是各个企业生产同种产品是有差别的。
3.市场结构的主要类型
市场结构是影响粮食流通效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谓市场结构，是指由于市场主体（在微观经济学中称为厂商）数量的多寡和行为的差异而导致竞争程度不同的市场类型。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由于需求曲线的差异，市场供求均衡点与价格的决定是不同的。
微观经济学按照竞争程度这一标准，从厂商数量、产品差异程度、进入市场的难易程度以及厂商对产量和价格的控制程度等方面将市场划分为四种结构类型：完全竞争、纯粹垄断、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竞争市场结构，我们假定厂商是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的独立生产或经营单位。厂商对自己的决策承担风险和享有利润。我们将会发现，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厂商行为和市场均衡点是不同的。
完全垄断寡头垄断垄断竞争完全竞争
强控制价格的能力弱
少卖者的数量多
大产品差异程度小
大进入市场的障碍小
3.1完全竞争市场。现代经济学规定，具有以下特征的市场为完全竞争市场：①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买者和卖者，由于他们单个的交易量在供求总量中占很小的比重，因而任何单个的买者和卖者都不能影响市场价格，而只能是既定价格的接受者；②任何厂商都可以自由地并且非常容易地进入市场；③所有卖者向市场提供的产品或服务都是同质的，对买者来说没有任何差别；④生产和经营某种商品的所有资源都可以自由进入或退出市场。
3.2纯粹垄断市场。微观经济学将垄断定义为一个厂商控制一个全部供给的市场结构。在垄断市场下，不存在产品相近的代替品的竞争，也就是说，市场上只有一个卖者，而又没有其他替代品的竞争对手在纯粹垄断市场结构下，厂商与行业（或市场）是完全重合的两个概念，行业中唯一的厂商就是垄断企业，这个垄断企业也就构成了一个行业或市场。
3.3垄断竞争市场。完全竞争和纯粹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现实中普遍存在的是所谓垄断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又叫不完全竞争，是指一种既有垄断因素又有竞争因素的市场结构。微观经济学对垄断竞争市场有如下的假设：①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卖者和买者，以致于某一卖者（或买者）可以忽视其他卖者（或买者）的行为对自己利益的影响；②卖者（厂商）的产品存在着差异，但同属一类产品，相互间有着密切的技术替代关系（指它们都满足同样的需求）和经济替代关系（指它们有类似的价格）；③一个生产集团中各个厂商具有相同的需求曲线和成本曲线；④厂商能够比较容易地进入或退出市场（生产集团）。
当垄断竞争厂商和其生产集团在短期内获得超额利润时，除了原来的厂商会扩大生产规模外，新厂商也会进入市场。竞争的结果使价格下降。价格从短期内大于平均成本下降到长期内等于平均成本。同们当厂商在短期内出现亏损时，价格会因为厂商缩减生产规模或退出市场而提高，一直到价格等于平均成本为止。
4.市场结构与经济效率
微观经济学认为，不同市场结构，经济效率是不同的。这种经济效率上的差别，源于市场竞争程度的不同。竞争程度越高，经济效率越高；竞争程度越低，经济效率也就越低。因此经济效率最高的是完全竞争市场，其次是垄断竞争市场，再次是寡头市场，效率最低的是垄断市场。
一个行业到底适合何种市场结构，取决于对如下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由产品的自然属性决定的行业对社会化程度的要求。有些产业或行业，如钢铁、汽车工业等，对经济规模的要求较高。在这些行业，保持一定的产量规模是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一些达不到社会平均规模的企业在竞争中被淘汰或兼并，而新企业的进入往往因为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约束而成为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此这些行业适合于垄断或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相反，对另外一些行业（如服装、食品加工业等）来讲，对经济规模的要求较低，社会需求变化较快且呈现多样性特征，企业进入的障碍较少，因此适合于竞争程度较高的市场结构。二是社会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的不同最终体现为产权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分配关系的差异。显然，在一个倡导公平与效率兼顾或共同富裕的社会里，不会允许垄断者对大部分行业的支配。而在一个单纯强调效率及允许收分配差距无限扩大的社会里，垄断者对经济生活的支配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我国粮食市场选择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是不可取的，也是不现实的。首先，完全竞争市场的长期均衡是纯粹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来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频繁而剧烈的市场波动。粮食生产周期较长以及粮食消费具有不可替代的性质，决定了社会无法容忍粮食市场过于剧烈的波动。其次，市场交换关系在我国粮食流通中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粮食市场的发育尚处在较低层次，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放任市场对粮食流通的调节，必然会引发过度的市场投机行为，其结果是少数人从中渔利，而广大的生产者、消费者和经营者则深受其害。1993年粮食经营和价格放开后粮食市场出现的混乱局面足以说明这个问题。第三，完全竞争市场对经营者（厂商）行为和市场信息的传播等方面有极其严格的假设和要求。当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市场的效率将大打折扣。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这些要求现在达不到，恐怕将来也达不到。即使是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里也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
粮食市场选择纯粹垄断结构也是不可取的。首先，垄断必然会导致低效率。垄断者的供求均衡点往往较大幅度地偏离最佳交易规模，从而无法协调粮食的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目前我国国有粮食企业主宰粮食市场的状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垄断市场结构。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粮食企业很难灵敏地适应市场供求的变化，无法使粮食市场达到平衡状态。其次，垄断者会通过调整垄断价格，占有一部分消费者剩余，获得高额利润，从而侵犯消费者利益。我国粮食的消费者价格与生产者价格之间差额（即购销差价）在大多数情况下超过了一般的商业利润。近年来在粮食定购价上升的同时，销价上升幅度更大，农民认为“吃亏”，消费者感到“不划算”，而财政负担过重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其主要原因在于市场垄断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流通不畅和低效率。
粮食市场结构的现实选择应该是垄断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从效率上讲，介于完全竞争与纯粹垄断之间，可以发挥竞争和垄断两个方面的优势。一方面，通过适度的竞争，可以使粮食市场充满生机和活力，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发挥市场机制对粮食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调节作用。另一方面，市场上数量有限的粮食经营者以及对进入粮食市场设置一定的条件或障碍，可以避免市场过于剧烈的起伏动荡和过度投机。垄断竞争市场效率的高低取决于经营者数量的多少以及政府对进入粮食市场的管制程度。政府往往需要根据一定时期的粮食安全形势和市场发育状况在效率与公平或稳定之间做出某种权衡。但从改革的方向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或市场稳定”应该成为确定市场结构的基本原则。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并充分考虑到垄断竞争市场的运行特点和我国粮食生产、消费的特点我们认为，作为改革取向的中国粮食市场结构的雏形，应该具备如下基本特征：一是市场上存在较多的经营者，且经营者之间公平竞争。但为避免过度竞争和垄断，经营的数量和每个经营者的规模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二是每个经营者都是独立的经营实体都对自己的盈亏负责。政府对每个经营者实行同样的待遇和政策，经营者效率的高低唯一地取决于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三是价格唯一地由市场决定，政府对价格的影响是通过对市场的干预而不是通过直接的价格管制来实现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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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徐时忠.《浅谈粮食市场化与粮食市场建设》［J］长沙：粮食科技与经济，2002(07)摘要：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废除“双轨制”，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用市场化的手段实现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和对粮食消费的保障。在市场主体、市场体系、市场结构、市场规则、企业战略、政府职能等方面进行体制性和机制性的改革，建立企业完全市场经营，政府适当调控的运行体制；建立自主经营，自我约束的国有粮食企业经营机制；并配套建立市场化的农民利益保护机制，粮食安全保障机制；粮食产业化引导机制和粮食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机制。我国粮食市场选择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是不可取的，也是不现实的，粮食市场结构的现实选择应该是垄断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从效率上讲，介于完全竞争与纯粹垄断之间，可以发挥竞争和垄断两个方面的优势。
关键词：粮食经济市场结构粮食流通体制
（一）农业基础仍然薄弱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较慢，农业经济增幅小农田水利建设发展滞后，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标准低，抗灾能力不强。中低产田4万hm2，约占全县耕地面积的47.6%，改造任务十分艰巨。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畜牧防疫体系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还不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较低，这都制约着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稳步提高，抑制着农业经济的大幅增长。
（二）农业结构调整优化任务较重
产业化水平不高，农产品附加值低社旗的农业结构调整不快，如无公害农产品基地建设和产地认定、产品认证数量相对较少；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科技创新与财政投入等成为新阶段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农业龙头企业少、实力不强，产业化水平、标准化生产仍处于初级阶段。
（三）农业服务组织化、市场化程度低
科技支撑作用较弱农民组织化程度还不适应农业组织化、市场化发展的要求。农业科技推广网络还不健全，农业科技示范点作用不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科技研发能力较弱，深加工能力不足，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不高。
二、建议
（一）多措并举，持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1、建立安全可靠的水利基础设施。围绕产粮大县建设，把规模化经营作为建立粮食稳定增产长效机制的关键举措，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促进高标准良田的土地流转。整合涉农项目资金，打造项目区农建工程，经过2~3年，使示范区内实现“田、渠、路、林、电”五网配套。加快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搞好河道治理，发展节水灌溉，加强水生态环境治理保护。
2、稳定粮食种植面积。必须抓好四个关键点。一是严守耕地面积和质量，保护有限的土地资源。二是加强骨干水利工程和农田水利建设。三是坚持农业科技创新，建立健全农技推广体系，加快推进农业信息化。四是落实好各项惠农政策，激发农民种粮积极性。
（二）调整优化，全面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
1、稳定烟叶种植规模。严格控制烟叶生产规模，加大烟叶生产政策的宣传力度，不因价格提升盲目扩大种植面积，不因控制总量而降低烟农种烟积极性，正确处理好稳定烟农种烟积极性与控制规模的矛盾，努力营造稳定生产规模的良好氛围。
2、打造现代化的蔬菜生产基地。从促进蔬菜产业的长远发展入手，以巩固扩大蔬菜基地建设为基础，按照无公害要求高标准建设，提高科技含量，进一步增加单产、品种和效益，加强无公害蔬菜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建设，加大无公害蔬菜的产地认证工作，积极打造更多的“放心菜”“优质菜”等品牌品种。
3、大力发展现代畜牧业。一是围绕生猪、肉牛等优势产业，狠抓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加大产业化经营，构建现代畜牧业结构体系。二是健全生态循环、科技服务、疫病防治和质量安全等保障体系。
4、巩固提升花木产业。重点围绕S333、S240公路沿线5~10m范围内，全力打造成10km“花卉长廊”。在全县现有的0.19万hm2苗木花卉面积基础上，3年内新规划发展0.49万hm2，到2017年，使全县以紫薇为主的苗木花卉总面积达到0.67万hm2，建成苗木花卉生产大县。
（三）深化改革，大力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1、加快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流转原则，制定出台加快土地流转的有关政策，引导农村土地合理有序流转。通过土地流转，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集约化水平和农业效益。
2、加快培育农业公司和龙头企业。一是培育特色龙头企业。围绕特色产业优势，兴办特色龙头加工企业，拉长产业链条。二是壮大集群龙头企业。通过内育和外引两个途径培育龙头企业，对内制定和落实优惠政策，实行项目倾斜，搞好资金扶持，对外通过招大引强，对食品产业延链补链。三是做强品牌龙头企业。瞄准国内外知名龙头企业开展招商引资，做强农畜产品加工行业的“龙头老大”，提升企业知名度和产业档次，塑造名优特品牌和“拳头”产品。
3、加快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社。打破小规模分散经营格局，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大力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和农民经纪人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引导企业与农户建立稳固的供销关系，形成利益共同体，实现企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双赢”。
（四）加快完善现代农业服务体系
1、完善农技推广体系。持续完善县、乡镇、基地“三级推广体系”，充分挖掘乡级农业服务中心的功能，发挥其推广新品种、新技术试验示范作用。彻底改变农技推广“网破、线断、人散”的现状，构筑和完善强大的农技推广体系。
2、完善信息服务体系。健全信息综合体系，为农户提供种植技术、农产品价格及灾情预防等农业信息资源。抓好乡镇、村两级益农信息服务站点建设，完善农村信息服务平台，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高标准实施好信息服务进村入户工作。
3、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健全县、乡镇、村三级科技服务网络，组建骨干产业技术服务中心，建设农业科技示范园，走农科教、产学研相结合的路子。
粮食安全经济学问题是有诸多因素影响的，这主要体现在国际粮价上涨、居民生活水平提升、粮食需求增加等环节。以下从几个方面出发，对粮食安全经济学问题进行了分析。
1.国际粮价上涨。国际粮价上涨是导致粮食安全经济学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据联合国相关机构的统计资料显示，在过去的几年里国际粮价合计上涨了46%。并且根据世界银行之前的统计报告中显示，过去数年国际市场中小麦价格上涨了203%，并且食品的整体价格合计上涨了共计94%。这意味着世界上各国粮食储备量己降至了近40年来的最低水平，。除此之外，国际粮价上涨的问题还体现在全球耕地逐年减少，二是能源转换需求逐年增加。外源性的通胀压力目前尚在可控范围内，但是依旧为我国的粮食安全敲响了警钟。
2.居民生活水平提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导致了我国居民对于饮食要求的持续提升，与此相对应的是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导致了大量耕地被占用并且所占耕地中又以良田比例最大。除此之外，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带来了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而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收重视程度不高，并且发展速度也较慢，最终导致了我国粮食生产带来了极大的隐患和粮食安全问题越来越严重。
3.粮食需求增加。粮食需求增加是导致粮食安全经济学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以我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由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现今出现了粮食需求急剧膨胀的问题。但由于我国受到18亿亩耕地资源约束，我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很难再有大的提高。除此之外，粮食需求增加主要还体现在我国现今试图利用日趋减少的土地力求生产更多的粮食来满足我国乃至全世界的需求。但是由于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加上农业技术水平低并且生产资料成本相对较高，因此粮食价格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能力较弱，这些都对于我国粮食安全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二、粮食安全经济学对策
粮食安全经济学策略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其主要内容包括了提升第一产业重要性、完善农业金融体系、进行相应财政倾斜等内容。以下从几个方面出发，对粮食安全经济学对策进行了分析。
1.提升第一产业重要性。提升第一产业重要性是粮食安全经济学对策的基础和前提。在提升第一产业重要性的过程中我国应当注重增加并且强化相应的农业基础，与此同时大力推动国民收入分配和财政支出向“三农”倾斜，尤其应突出向粮食主产区、产粮大县和基本农田保护重点地区倾斜。除此之外，在提升第一产业重要性的过程总我国应当注重增加政府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并且努力提高农民收入。另外，在提升第一产业重要性的过程中我国应当湖州优化政府支农投资结构，这一优化的重点在于向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倾斜，从而能够在此基础上促进粮食安全经济学对策应用水平的持续提升。
2.完善农业金融体系。完善农业金融体系对于粮食安全经济学对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完善农业金融体系的过程中我国应当注重逐步健全农业金融服务体系并且加大金融服务力度。除此之外，在完善农业金融体系的过程中我国应当注重完善农业政策性贷款服务体制并且合理的创新担保方式同时加大对粮食生产者和规模化养殖户的信贷支持，从而能够更好地保证农业再生产的需要。另外，在完善农业金融体系的过程中我国应当注重鼓励各地工商业企业帮助农业解决农户贷款难问题。并且完善粮食风险基金政策，建立粮食作物灾害保障制度，从而能够在此基础上促进粮食安全经济学对策应用效率的不断提升。
3.进行相应财政倾斜。进行相应财政倾斜是粮食安全经济学对策的核心内容之一。在进行相应财政倾斜的过程中我国应当注重完善粮食补贴和奖励政策。即采用完善粮食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等不同的补贴方式。除此之外，在进行相应财政倾斜的过程中我国应当注重逐步理顺粮食价格，从而能够使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另外，在进行相应财政倾斜的过程中我国应当注重继续对重点地区和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从而能够在此基础上促进粮食安全经济学对策应用合理性和可靠性的持续进步。
三、粮食安全未来展望
根据有关资料，在2010～2030年这20年间我国的耕地数量将会更加趋于稳定，并且耕地的规模将会有望保持在1.2亿hm2（18亿亩）的水平。在这一过程中随着生态退耕任务的完成，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将会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并且随着我国持续出台的多项耕地保护措施，包括以法律形式确立"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为基本国策，可以从经济学理论之外的方式来更好地促进我国粮食安全得到保障。
四、结束语
一是比较效益下滑对粮食生产的影响越来越大。农民在粮食生产中的角色已由过去的“生产者”变成了“经营者”，种粮效益成为农民发展粮食生产的首要目标。农民种不种粮、种多少粮、种粮投入多大主要看比较效益。现在，一方面是生产成本不断上涨。过去主要是生产资料成本上涨，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土地流转加速，近年来人工成本和土地流转费用也在快速上涨。现在种一亩地，农资、人工、流转租金算下来每亩成本要700元以上，正常年景可以实现纯收入300多元，抵不上一个人三天的打工钱，遇上灾年还会亏本。另一方面是价格上涨空间受限。现在国内外粮食价格倒挂，我国的关税保护水平又低，进口对国内价格形成抑制和打压，同时，受制于“天花板”效应，粮食生产成本上涨又不能在价格上得到体现。怎样协调产业政策、价格调控政策和进出口政策，为国内产业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使种粮农民获得必要收益，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粮食安全。
二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要求越来越迫切。我国农业资源“先天不足”，面对持续刚性增长的农产品需求，我国只能在日益趋紧的资源环境约束下谋划农业生产。虽然这些年我国也采取了退耕还林、退牧还草、休渔禁渔这些养护资源、改善环境的措施，但还不具备像资源大国那样长期、大范围的耕地休耕条件，农业发展不得不依赖资源的高强度开发，资源环境的弦已经绷得很紧。要看到，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城镇化率将以每年1个百分点以上的水平提升，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争水、争地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环境污染加速向农业农村扩散，农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不断趋紧。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推进，每年要占用耕地600～700万亩。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用水问题越来越突出，有的地方地下水资源过度开发，灌溉设施老化失修，区域性和季节性干旱频繁发生，已经成为粮食生产的主要威胁。还要看到，目前农业资源利用方式也不够合理，不同程度存在耕地“重用轻养”、大水漫灌、化肥农药过量施用等问题，农业面源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这与社会公众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对城乡生态环境的要求不断提升形成反差。如何在农业发展的同时保持农村青山绿水和良好生态环境，也成为十分艰巨的任务。
三是加强农业支持保护面临新的发展要求。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财力增长，我国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不断增强，为粮食生产“十连增”、农民增收“十连快”提供了重要支撑。但也要看到，在经济运行的新常态下，加强农业支持保护面临新的形势，需要适时调整和完善相关政策。随着整体经济运行由过去的高速增长逐步转向中高速增长，财政收入增幅也随之放缓。有专家估算，按照我国目前的经济规模，经济增速下调一个百分点，GDP大约减少6000亿元，税收相应减少1000多亿元。从2014年前三季度的经济数据看，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4%，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8.1%。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要保持前些年“三农”投入快速增长的势头殊为不易。这就要求在继续增加投入的同时，更加重视提高财政资金效率，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进一步提高政策的指向性和精准性。经济增速和财政增速放缓，还会影响到农民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这些变化都对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提出了新要求，对国家粮食安全产生新影响。
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举措
针对新的形势，中央2013年底提出了新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即“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我们要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深刻理解、准确把握这5句话20个字的丰富内涵。
第一，在发展目标上，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就是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这是由我们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和消费国，受资源约束，需要有效利用国际市场和国外资源。但十几亿中国人不能靠买饭吃、讨饭吃过日子。这是因为:一方面，国际市场调剂空间有限。目前全球的粮食贸易量仅有2500～3000亿公斤，不到我国粮食消费量的一半，大米贸易量350亿公斤左右，仅相当于我国大米消费量的1/4，既不够我们吃，也不可能都卖给我们。另一方面，大规模进口不可持续。在粮食贸易上，我国的大国效应明显，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贱。如果我国长期从国际市场大量采购粮食，可能引起国际市场粮价大幅上涨，不仅要付出高昂代价，也会影响我国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因此，只有立足于国内保障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才是可靠的。
第二，在发展优先序上，始终坚持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过去我们强调保全部、保所有，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没有办法的办法。现在耕地就这么多，需求又那么大，必须有取有舍，集中力量先保住最基本最重要的。综合考虑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农产品供需形势和资源条件，首先要“保口粮”，其次要“保谷物”。也就是说，稻谷、小麦这两个主要的口粮品种要做到绝对安全，进口只能是品种调剂，而玉米随着饲料需求的快速增长，进口比例可以稍微高一些，但也要做到基本自给。这样定位，绝不是减轻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决不能误读为可以放松国内粮食生产，而是要合理配置资源，集中力量把最基本最重要的保住。一是优化品种布局。水稻核心是建设东北平原、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3个优势区。东北地区着力发展优质粳稻;长江流域要稳定双季稻面积，逐步扩大江淮粳稻生产;东南沿海地区要稳定水稻面积，着力发展优质高档籼稻。种植面积要大体稳定在目前的4.5亿亩以上。小麦核心是建设黄淮海、长江中下游、西南、西北、东北5个优势区。种植面积要大体稳定在3.4亿亩以上。玉米核心是建设北方、黄淮海和西南3个优势区。目前，我国玉米面积5.45亿亩，应保持基本稳定。二是支持重点产区。主产区是粮食生产的压舱石，目前13个粮食主产省的产量占全国的75%，商品量占80%，调出量占90%。要加大对主产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逐步使800个产粮大县的人均财力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调动主产区重农抓粮的积极性。鼓励主销区与主产区建立长期稳定、互惠互利的区域合作关系，加快建立主销区对主产区的利益补偿机制。三是扶持新型主体。从发展趋势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越来越成为发展粮食规模化生产、提供商品粮的重要力量，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点。要在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的基础上，引导土地有序流转，扶持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新增补贴要向这些新型经营主体倾斜，让多生产粮食者多得补贴。
第三，在发展着力点上，努力确保产能、强化科技支撑。尽管实现了“十连增”，但我国粮食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看老天脸色，粮食生产的稳定性、可控性还不高。目前，我国中低产田占耕地面积的2/3，有效灌溉面积仅占一半多一点。据专家测算，我们的高产田提质后亩产可提高5%，中低产田改造后亩产可提高20%，加起来就会新增生产能力500亿公斤。提高粮食发展稳定性，最根本的是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近年来，我国农业科技取得了长足进展，2013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5%;我国农业生产方式已由传统的人力畜力为主转向以机械作业为主，2013年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超过59%。农业科技和机械化发展，为粮食连年增产提供了有力支撑，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科技水平差距还不小，潜力也不小。因此，实现确保产能，关键是做到“两藏”:首先是藏粮于地。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必须坚持既要保护耕地数量，也要提升耕地质量。要严防死守耕地红线。虽然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显示，耕地的账面数字有所增加，但耕地还是那么多，产能也还是那么多，实际并没有增加。对此，必须有清醒的“红线意识”，耕地红线要严防死守，农民可以非农化，耕地决不能非农化。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保持耕地面积基本稳定，要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确保“有地可种”。要切实加强耕地质量建设。大兴农田水利，大力推广旱作节水农业技术，加强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应加大涉农资金整合力度，集中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整治等项目资金，大力开展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建设。到2020年，全国要新建8亿亩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其次是藏粮于技。解决我国农业问题最根本的出路在科技，要更加重视和依靠农业科技进步，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给粮食生产插上科技的翅膀。要深化种业科技体制创新，强化种子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加快推进制种育种基地建设，开展重点品种联合攻关，充分运用传统育种技术和现代生物技术加快良种研发，选育一批高产、优质、高效新品种。推进劳动过程机械化，生产经营信息化。要完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在主产区推进水稻、小麦、玉米三大主粮全程机械化。我国农业信息化建设起步虽晚，但发展较快、前景广阔。要推动信息服务进村入户，直接面向农民开展政策、法律、市场、技术等全方位信息服务，发挥信息化对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助推作用。
[关键字]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时空演变；空间计量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7；F326.11；X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4）01-0071-08
[作者简介]张利国（1977—），男，湖南南县人，博士，江西财经大学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产品（食品）安全、农村发展研究；陈 苏（1989—），男，江苏盐城人，江西财经大学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王慧芳（1976—），女，江西财经大学助教，主要从事农林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江西南昌 33003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为例”（12&ZD21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食用农产品生产者道德风险发生机理及防范机制研究——基于农户视角”（71263018）、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机制研究”（13GL06）、江西财经大学2013年度研究生创新项目“江西省粮食生产时空演变及形成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一、前言
保证粮食稳定生产一直以来是中国农业发展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新世纪以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农业农村的政策，尤其自2004年开始连续出台11个涉农“一号文件”，给予粮食生产极大的扶持和投入，实现了我国粮食生产总量“十连增”。然而，随着人口增长和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耕地非农化不断涌现，粮食生产的区域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
近年来关于粮食生产时空演变的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在粮食生产布局演变趋势方面，屈宝香等指出，我国粮食生产区域布局变化趋势是北方粮食生产全面超越南方，粮食生产日趋向中部地区集中；①刘玉等指出，我国粮食总产量较高的区域集中在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总产量较低的区域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以西地区，粮食生产向主产县域集中，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粮食总产量增加明显，粮食总产量两极分化趋势加剧；②邓宗兵等研究结果表明，粮食产区逐渐向东北和中部集中，在南方稻谷优势区域继续稳固的同时，东北稻谷重要性逐渐凸显，小麦产区逐渐向北方和中部集中，玉米产区逐渐向东北、华北和华中集中。③在粮食生产格局变化影响因素方面，杨春等研究表明，2007年中国县域粮食生产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区域格局特征，而县域粮食生产区域格局的形成不仅与人均耕地面积、经济效益比、生产技术、非农就业机会、城镇化和人均GDP等因素密切相关，而且与相邻县粮食生产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④顾莉丽等认为，中国粮食主产区的演变与发展是比较效益、资源禀赋、社会需求、科技进步等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⑤汪希成等认为，影响中国粮食生产区域格局的因素包括粮食播种面积、有效灌溉面积、粮食单产、复种指数等；⑥谭智心等认为，农业科技、地理环境约束、区域差异和人地矛盾等因素是造成我国粮食生产区域布局演变的重要原因。⑦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一方面，现有研究大都使用较大范围的区域数据分析其生产格局，研究视角比较大；另一方面，分析粮食生产区域布局演变特征及其原因，不仅要从时间角度来研究，还应考虑不同地区之间由于自身资源禀赋不同导致的差异性。2009年12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作为江西省传统农区，其粮食生产在江西省粮食生产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当前，随着昌九一体化战略和南昌市、共青城市先导示范区的推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区域经济发展的“扩散效应”将更加明显，粮食生产区域格局必将发生改变，这对保障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供需平衡和粮食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基于此，本文利用2000—2010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25个县（市）⑧粮食生产面板数据，先对粮食生产时空演变进行定量分析，再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影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时空演变的主要因素，旨在为正确认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的时空演变特征，有效把握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的供需平衡状况，以及实现粮食安全战略提供科学依据。
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时空演变的特征
本文选择粮食生产集中度来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时空演变进行具体分析。粮食生产集中度是指各县（市）粮食总产量占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总产量的比重。表1报告了2000—2010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不同时空尺度的粮食生产集中度。
由表1可以看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粮食生产时空演变呈现以下特征：（1）滨湖控制开发带涉及县（市）粮食生产集中度呈上升趋势，高效集约发展区涉及县（市）呈下降趋势。滨湖控制开发带粮食生产集中度由2000年的47.2%上升到2010年的50.8%，上升了3.6个百分点，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总产量的贡献提高；高效集约发展区粮食生产集中度由2000年的52.8%下降到2010年的49.2%，下降了3.6个百分点，尤其是自2004年开始下降趋势更为明显。（2）县域粮食生产格局变化显著。从图1和图2可以看出，鄱阳县和余干县粮食生产集中度上升趋势比较明显，由2000年的7.6%、5.9%上升到2010年的11.0%和7.3%，分别上升了3.4和1.4个百分点；其次是都昌县和新建县，分别上升了1.2和1.1个百分点；彭泽县、进贤县和樟树市粮食生产集中度也表现出一定的上升趋势，但上升较为缓慢。在粮食生产集中度下降的18个县（市）中，南昌县和丰城市下降幅度较大，由2000年的11.8%、12.1%下降到2010年的8.6%和11.0%，分别下降了3.2和1.1个百分点，但两县（市）2010年粮食生产仍然排在25个县（市）的第2位和第3位；剩下的16个县（市）粮食生产集中度均有不同程度下降。以上表明，新世纪以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格局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从总体来看，粮食生产表现为高效集约发展区涉及县（市）逐渐向滨湖控制开发带涉及县（市）集中和转移；从县域角度来看，南昌、丰城两县（市）粮食生产集中度下降幅度比较明显，但粮食生产地位仍然占据前列，而鄱阳、余干两县粮食生产集中度上升趋势比较明显。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时空格局的演变？本文将进一步对此进行实证分析。
三、粮食生产时空演变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理论分析和变量选取
粮食生产是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有机结合。一个地区粮食生产变化除了受土地资源禀赋影响外，还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同时在微观层面上还受到粮食生产技术条件、粮食生产机会成本变化诱发的农民种粮行为变化的影响。根据理论分析，并结合已有研究成果，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时空演变影响因素的选择依据和变量设置分析如下。
1.土地资源禀赋方面的影响用各地区人均耕地面积衡量
土地资源是粮食生产最基本的投入要素。已有研究中，人均耕地面积变量被认为是影响粮食生产区域格局变动的重要因素，①当某个地区人均耕地面积较大时易产生规模效益，容易将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中起来进行生产，因此它是粮食生产时空演变的一个重要指标。
2.粮食生产科技进步方面的影响用各地区粮食单产水平和复种指数衡量
粮食单产用粮食总产量除以粮食播种面积，它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一地区的农业科技综合水平，同时，复种指数也是衡量一个地区农业科技进步的较好指标。随着农业科技的推广，特别是农膜的使用，农业生产的耕作模式正在发生改变，复种指数明显提高。
3.市场需求方面的影响用种粮经济效益比和肉类产量衡量
种粮经济效益比用粮食播种面积除以农作物播种面积表示。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膳食结构不断改善，对蔬菜、水果、粮油等农产品需求不断增加，从事这类农业生产比较效益显著增大，直接表现为粮食播种面积下降。同时，肉类需求的不断增加必将拉动畜牧业发展，增加饲料粮需求，使得饲料粮生产比粮食生产机会成本大，从而影响各地区粮食播种面积。各地区饲料粮对粮食生产时空演变的影响用肉类产量表示。
4.区域经济特征方面的影响用人均GDP和非农就业机会衡量
人均GDP是衡量一个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而工业化、城镇化形成的区域差异是造成粮食生产时空演变的外在拉力。在一些非农经济发达的地区，非农就业机会较多，且随着当地经济发达程度不断提高，非农收入比重不断增加，从而导致粮食生产的劳动力不断流失，这种地区经济和非农就业机会的差异将会对粮食生产时空演变产生影响。人均GDP变量用地区生产总值除以年末总人口表示，非农就业机会变量用除“农林牧渔”业以外劳动力数量占乡村从业人员数比重表示。
根据以上分析，形成以下待检验的假设：人均耕地面积大的地区，粮食生产集中度高；单产水平高、复种指数高的地区，粮食生产集中度高；种粮经济效益比高、肉类产量低的地区，粮食生产集中度高；人均GDP高、非农就业机会多的地区，粮食生产集中度低。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1.模型构建
为了验证以上的假设，建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时空演变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模型①：
2.数据说明
模型所采用的数据为2000—2010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25个县（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中使用的耕地面积、粮食总产量、农作物播种面积、粮食播种面积、肉类产量、地区生产总值、乡村从业人员数、“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数、总人口等数据均来自《江西统计年鉴》（2001—2011），具有一致的指标统计口径，数据较为可靠。
（三）计量结果与分析
本文选用Eviews6.0软件对模型进行回归估计，但模型采用的数据为面板数据，考虑到面板数据既包括时间序列数据又包括横截面数据，直接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OLS）估计模型时，可能会产生异方差性和序列相关性问题，从而使OLS法失效，因此，在数据可以得到的情况下，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Cross Section Weights，GLS）进行估计。回归过程中涉及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本文通过豪斯曼检验（Hausman test）对两种模型的选择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Hausman检验结果证明固定效应更可靠。因此，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对粮食生产时空演变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显示，模型R2=0.9954，F值为1728.857，拟合优度良好。从变量显著性来看，除了肉类产量在10%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他变量均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具体分析如下：
1.土地资源禀赋方面
人均耕地面积的系数为0.3123，影响效应与前面的理论假设一致，对粮食生产集中度具有正向作用，这说明当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时，人均耕地面积每提高1%，粮食生产集中度将提高0.3123%。由此可以看出，土地资源禀赋的变化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时空演变产生了明显的作用。
2.粮食生产科技进步方面
粮食单产和复种指数的系数分别为0.7225和0.3641，且这两个指标均验证了前面的理论假设对粮食生产集中度具有正向作用，这说明当其他条件不变时，粮食单产和复种指数每提高1%，粮食生产集中度将分别提高0.7225%和0.3641%。这与谭智心、邓宗兵已有的研究结果一致，①说明农业科技进步是影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时空演变的重要因素。
3.市场需求方面
种粮经济效益比的系数为0.2973，对粮食生产集中度的影响效应与前面理论假设一致，具有正向作用，这说明当其他条件不变时，种粮经济效益比每提高1%，粮食生产集中度将提高0.2973%。肉类产量的系数为-0.0355，这与前面的理论假设一致，说明该变量对粮食生产集中度具有负向作用。因此可以判断，市场需求也是影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时空演变的又一重要因素。
4.区域经济特征方面
人均GDP和非农就业机会系数分别为-0.0894和-0.1158，这两个变量均验证了前面的理论假设，即当其他条件不变时，人均GDP和非农就业机会每提高1%，粮食生产集中度将分别下降0.0894%和0.1158%，这表明区域经济特征的差异也是影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时空演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结论及讨论
本文综合运用生产集中度指数和空间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对2000—2010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时空演变特征及其成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从总体来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由高效集约发展区涉及县（市）向滨湖控制开发带涉及县（市）集中和转移，后者成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的主产区域。
第二，从县域角度来看，新建、都昌、鄱阳、余干四县的粮食生产集中度上升较快，进贤、彭泽、樟树三县（市）粮食生产集中度也有一定程度上升，而其他18个县（市）粮食生产集中度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南昌、丰城两县（市）粮食生产集中度下降趋势比较明显，但粮食生产地位仍然占据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各县（市）前列。
〔关键词〕 粮食安全；粮食安全思想；粮食生产；粮食流通；粮食贸易
〔中图分类号〕f30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5－0142－06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但翻开中国的历史，写满了“天灾”、“饥荒”等字眼，千年粮食生产和消费大国，竟是一个“饥荒国度”。〔1〕中国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建国以来粮食安全问题逐步解决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部粮食安全思想变迁史。研究建国以来粮食安全思想内涵的演变特征，有助于总结其中对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产生重大影响、做出重大贡献的思想成果，发现对粮食安全制度产生负面作用的思想因素，并为未来粮食安全发展提供启示。
一、粮食安全概念的发展
粮食安全思想中国自古便有，但粮食安全的概念，最早由联合国国际粮农组织(fao)提出。1974年，fao在罗马世界粮食大会上提出，粮食安全即“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2〕这一概念在1983年、1996年、2001年均得到修正。学者们对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粮食首脑会议提出的粮食安全概念一直非常关注，分析认为，其粮食安全概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涵：第一，从对象上说，粮食安全是对“所有人”供给；第二，从数量上说，粮食安全供给的数量标准应当是“足够”；第三，从质量上说，粮食供给的质量应当是保障“健康”；第四，从时间范围上说，粮食的供给应当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体现为“在任何时候”；第五，国际粮食安全概念一直以来非常强调一个标准，即可获得标准和购买力标准，提出应当让所有人“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国际粮食安全概念偏重于关注贫困与饥饿问题，偏重于对第三世界国家和贫困人口的粮食获得，以及营养安全。近年来，随着世界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们逐渐开始关注粮食安全中的质量问题。
国内对粮食安全概念的研究，经历了从对世界粮农组织的粮食安全概念介绍，到逐渐提出立足于中国国家安全的粮食安全概念，并对粮食安全内涵进一步丰富的发展过程。1983年，吴天锡在《世界粮食安全政策》一文中将世界粮农组织提出的粮食安全概念引入中国。继而，中国农业科学院“世界粮食安全问题”课题组于1988年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几个理论问题进行了阐述，认为粮食安全应当包括宏观安全和微观安全两个层面。微观安全即指个人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粮食获得和营养安全；而宏观安全则是指从政治方面看，国家以财力保证和宏观干预政策，保证国民的粮食安全。课题组认为，粮食安全系统按照不同分类标准，可以划分为世界粮食安全大系统之下的国家和地区子系统，层层分解直到家庭和个人子系统；从粮食安全的环节看，可以划分为供需两个子系统，以及生产、储备、外贸、消费、收入分配、运销系统等。〔3〕1998年，朱泽提出中国粮食安全概念，认为粮食安全是指国家在其工业化进程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粮食的需求和粮食经济承受各种不测事件的能力。〔4〕针对《中共中央关于十五计划建议》中提出的“要高度重视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建设稳定的商品粮基地，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安全体系，确保粮食供求基本平衡”这一有关粮食安全体系的表述，2001年丁声俊分析认为，粮食安全的概念相当丰富，至少应包括任何需求者、任何需求时间、各个产地来源、各种所需粮食和食物、粮食和食物数量与质量以及购买力等六个方面的内容。而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应包括粮食生产能力持续、稳定增长的生产体系；确保粮食供应的市场贸易体系；健全的粮食宏观调控体系，对粮食进出口、粮食储备等进行宏观调节；提供综合信息的粮食预警报体系；建立援助特殊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5〕吴志华认为，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与其生存与健康相适应的足够食品，而对粮食生产、流通与消费进行动态、有效平衡的政治经济活动。〔6〕200
6年，高帆论述认为，粮食安全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的居民能够获得与其需求相适应的粮食。实现粮食安全是一个包括生产、流通和购买等因素在内的“多链条互动”的过程。〔7〕2009年，肖春阳指出，在粮食安全概念上，中国与世界粮农组织的概念内涵并不一致。他认为，世界粮食组织所说“food security”，直译为食物安全或食物保障，现在约定俗成译为粮食安全，实质是食物安全。中国的粮食安全，不同于世界粮农组织食物安全的概念，应是就一个国家而言，主要内容包括：安全合理的粮食储备；供人们直接消费的人均粮食供应量（膳食能量供应量）；粮食生产按市场需求稳定发展，不出现大的波动；适量进口粮食；解决好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8〕2010年，刘笑然论述认为，粮食安全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满足每个居民获取所需粮食及抵御突发事件的能力，具有地域、对象、数量、质量、卫生、价格和运送等多方面的丰富内涵，现代粮食安全至少应该包括粮食数量安全、质量安全、流通安全和生态安全四层涵义。〔9〕
由上观之，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粮食首脑会议对于粮食安全的定义是基于“世界粮食安全观”的角度，从全世界的粮食安全状况出发，考虑世界上最落后国家、地区、民族、人口的贫穷与饥饿的实际情况，提出的粮食安全目标。而我国的粮食安全概念，一方面，它仍然指向“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起，也能买得到他们所需的基本食品”，但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在国内研究的语境下，当我们提到粮食安全这一概念时，还应当从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理解。从对既有的粮食安全概念的梳理，可以发现，粮食安全思想的内涵也是随着时展而不断丰富的。粮食生产、流通、储备、贸易这四个重要的内容在粮食安全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但由于各个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国际形势的不同，粮食安全思想由单纯重视粮食生产，到重视粮食流通，再到强调粮食贸易，并发展成为注重粮食生产、流通、贸易的综合协调，其内涵表现出一种由封闭向开放演变的特征。 调粮食生产的粮食安全思想
粮食安全思想中，粮食生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充分有效地利用国内自然资源的基础上，能稳定地提高粮食的产量，持续地、较好地满足国内的主要需求。〔10〕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粮食生产是粮食稳定供给的基本前提。因此，在我国的粮食安全思想中，粮食生产一直处于基础地位，是粮食安全的重中之重。
这一点在建国之初的粮食安全思想中体现得尤为明显。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大改造，这段时期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快速而迅猛的发展阶段。中国在经过苦难的战争后，开始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并进行了大范围的经济重建，努力摆脱贫穷与落后，为我国初步进行工业方面的建设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这也是中国经济政治和经济体制转变最剧烈的一个阶段。在这短短七年之间，中国从开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转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再到社会主义大改造，最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时期中国的剧烈转变和当时所面临的严峻国际形势，都对当时中国的粮食安全情况以及形成粮食安全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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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段内容参阅：魏巍《陈云的粮食生产思想初探》（《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熊亮华《陈云对粮食问题的卓见》（《党史博采》1995年第11期）等文。在这个阶段，陈云负责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提出过许多重要的粮食安全思想。对于粮食安全重要性的认识，陈云的代表观点是“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
在新中国成立时，面对东北1200万亩的粮田受灾，上海资本家大量储存布匹、粮食，哄抬物价扰乱市场，期望从中投机获利的情况，陈云不仅要为救助灾民而调拨积聚粮食，还要为稳定物价和市场而大量调拨布匹、粮食来保证上海物资供应。1950年4月13日中央会议上，陈云就粮食状况和财政状况进行了报告，提出：“应该预计到，经过十二年的战争，我国农田产量大幅降低，民间粮食的存储很少……帝国主义者以及逃亡在海岛上的一小群反动分子正在幸灾乐祸，他们梦想大陆上发生什么粮食危机。就让他们做梦去吧！华北、东北、河南、山东(除胶东区)等地已经普降春雨，我们麦收有望了。同时全中国农民正在进入
耕。那些幻想我们发生粮食危机而幸灾乐祸的人，注定会失望的。刚好相反，中国人民不但能战胜灾荒，而且会呈现出我们多年未有过的粮食丰收、粮价平稳的大好局面。”〔11〕陈云上面的讲话中包含了如下几点意思：第一，克服粮食危机，做好粮食供应，首要是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第二，国家安危、政治斗争与粮食生产紧密相联。因此，他积极呼吁“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提醒全党更加重视和认真对待粮食生产。1951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召开，陈云在会上发表了《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的讲话。他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仍要大量进口粮食、棉花等许多农产品，虽然现在比以前有改善，但是，发展农业仍是头等大事。农业不发展，工业就很难发展。”〔12〕他提出了一些重要举措来增加粮食的产量：（一）完成；（二）预防水旱灾害，兴修水利；（三）提高粮食单产，发展化肥使用。①
而后同志提出的“以粮为纲”和1960年中共中央提出的在全国 “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是对重视生产的粮食安全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经过几年的经济恢复，1956年底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国民经济得到好转，以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中国当时的经济体制已经较为完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无法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经济建设。粮食生产上“以粮为纲”，是在1958年提出的,在这一口号提出之初，由于“”浮夸风盛行，同志误以为粮食形势大好，已经在考虑“粮食太多怎么办的问题”。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精力可以放在工业，特别是钢铁生产上面。在与薄一波的对话中，以“以粮为纲”这一口号，逼迫工业发展也拿出相应的口号，提出更高的工业发展指标。〔13〕这种过快过急全局冒进的发展道路，使得经济建设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国民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以粮食总产量为纲的农业生产结构，也不利于粮食生产的发展。1960年，饥荒发生，使本就出现问题的粮食安全状况雪上加霜。这时，中共中央提出了“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指出保证粮食生产不单是农业部门的责任，而且是各部门甚至全党、全民的共同责任。在“以粮为纲”、“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等粮食安全思想中，粮食安全的主要内容是粮食生产。
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体制显示出很大的弊端，党内开始了对包产到户的讨论，这实际上也是粮食安全思想中关于粮食生产的一个重要内容，即选择怎样的生产方式对发展粮食生产最为有利。在这场讨论中，陈云、邓小平、邓子恢、曾希圣、李富春等人都基于务实的立场，认为包产到户更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粮食生产积极性。但坚持认为，公有制是富强的根源，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是倒退，以政治标准来判断粮食生产方式的优劣。包产到户在改革开放之前最终未能被采用，但作为粮食生产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为改革开放之初的农业生产体制改革提供了思想源泉。
尽管粮食流通、粮食贸易、粮食储备等思想在建国之初的粮食安全思想体系中已经初步形成，但把粮食生产放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头等重要地位，是建国之初粮食安全思想的主要内涵。这一方面是由于经过长期的战争破坏后，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已经遭受严重破坏，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低点，粮食供给不足而需求不断增大，决定了发展粮食生产、保障大多数人的基本粮食需求以获得人们对新生政权的政治认同，保证国家内部稳定，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积累和物质保障成为粮食安全的主要目标。另一方面，封闭的经济环境决定了粮食生产是粮食安全的主要内涵。1953年开始，我国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国家利用政权力量，采取层级化的科层制治粮结构， 科层是指国家严格的层级管理模式。科层制治粮结构,即指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家严格的层级管理治粮模式。这是高度集权的粮食安全保障结构。 见张睿《粮食安全保障机制变迁的内在逻辑》，《经济问题探索》2007年第8期。强制要求农民把他们生产的粮食全部卖给国家，由国家来控制、调节全社会的粮食供应。市场流通的作用被国家计划取代。在这种封闭的粮食安全体系中，流通已经为国家所控制，因而在粮食安全思想中不占据重要位置。保障生产，提高粮食总产量为粮食安全的内涵所在。 流通体制改革的粮食安全思想
粮食安全中的流通，是指通过流通环节确保粮食的稳定供应
，让人们在任何情况下、短时间内都能买得到、买得起所需要的粮食。 娄源功认为，粮食流通安全主要涉及粮食流通体制、价格体制、储备体系、进出口贸易政策、补贴制度和粮食市场体系等多方面的问题。但在本文中，粮食流通仅指粮食的国内市场流通，对粮食进出口贸易单独论述。见娄源功《中国粮食安全的宏观分析与比较研究》，《农村经济管理》2003年第3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突破。1982年，我国首个农村工作“一号文件”诞生，肯定了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体制。农民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有了自，在分配劳动成果过程中也打破了“大锅饭”，生产积极性得到空前提高。〔14〕1979年到1984年间，我国粮食总产量大幅提升。 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1979-1984年《中国统计年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快速发展，粮食统购政策的弊端也日益凸显。因此，在改革开放以后关于粮食安全内涵的讨论中，不仅强调粮食生产，更强调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众多学者以及政策制定者围绕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阐述观点，丰富了粮食安全思想的内涵。
1978年以前，国家控制几乎全部的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吴硕在《对改革粮食流通体制的必要性和若干理论问题的认识》一文中指出，当时的粮食安全存在粮食高产地区生产发展缓慢，国家粮食统购与统销不平衡，国家财政对粮食统销的价格补贴与年俱增、数字十分庞大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改革粮食流通体制。〔15〕丁声俊在《对我国粮食流通战略转变的探讨》一文中论述到，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粮食流通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在粮食总产量大幅上升，农民“卖粮难”、产粮省调出粮食难与国家“储粮难”、“调粮难”、“运粮难”的情况并存，究其根源，是由于粮食流通渠道不畅。他提出，对粮食的生产和流通管理，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根本方针。〔16〕1985年，吴硕再次发文论证粮食流通领域改革的必要性，提出取消统购统销的时机已经成熟，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应当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求农业生产者面向市场需求，靠国家计划指导和利用市场机制来调节粮食生产的数量、品种和质量，提高经济效益。〔17〕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国逐渐减弱了对价格的控制，渐渐地建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充分发挥计划和市场的作用。〔18〕在粮食流通领域，关于双轨制的讨论十分热烈。1993年，陈锡文指出，我国粮食的“双轨制”是历来就有的，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粮食由市场定价的部分相对来讲可以忽略。〔19〕王德文、黄季?j则认为，双轨制是从1978开始正式形成的，并总结了我国粮食双轨制的形成过程：第一阶段是双轨制的形成，第二阶段是利用双轨制来发展我国粮食市场，第三阶段是改革双轨制。他们还指出我国双轨制是渐进性发展的，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而且具有可逆性。 〔20〕对于“双轨制”的具体路径选择，唐仁建提出通过保量放价来实施，卢迈、谢杨则提出通过保量保价来解决这个问题。〔21〕
对于双轨制的效果，学界的看法也并不一致。一种看法是，双轨制难以影响粮农的生产决策行为，其理由是，我国粮食产品的价格主要是由政府制定，政府决定了粮食的定购价格和数量，并且粮食的定购价格往往在由市场决定的价格之下，因此，粮农的行为主要受粮食的市场价影响，其供给行为也往往取决于市场，而粮农售给国家的部分，则具有税收的性质。另一种观点是，双轨制会影响粮农的生产决策。金和辉认为，定购价格可以引导市场供给，同时，订购价格也通过影响粮农预期而调整粮农的生产决策行为。〔22〕高小蒙等人给出的观点是，由于当时我国还处于非完全的市场经济，市场和计划都会对粮农行为产生影响。但是，只有当粮农的粮食产量充足且国家制定的定购数量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市场的作用才会大于计划。〔23〕
1998年，政府先后颁布了《粮食收购条例》、《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等六个配套文件来推动新一轮“粮改”，力图将粮食生产和流通放置于市场中去。2004年，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国务院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意见》和《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等文件，决定在这一年全面开放粮食购销市场，稳定地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从“双轨制”改革开始到1998年的“三项政策，一项改革”，
再到2004年流通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过程中，国家也相继出台了建立和完善粮食储备制度、适当运用国际粮食市场调节国内粮食供需、粮食部门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经营分开运行、粮食风险基金制度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以配合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学者们在这些政策制定前后进行了激烈讨论，为我国政府制定粮食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和步骤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总结，丰富了粮食安全的思想内容。尽管对市场化过程中的一些政策选择存在不同意见，但学者们的主流意见认为，粮食流通由计划向市场，由封闭向开放的发展趋势不可改变。
四、强调贸易安全的粮食安全思想
新中国自建国以后就开始参与世界粮食贸易体系。尽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在国际贸易中，我国粮食进出口根据国内粮食产量丰欠不同，出现净进口与净出口局面的变化，但由于我国粮食一直保持着较高的自给率，并且粮食国际贸易都由国家直接控制，粮食贸易还不足以威胁国内粮食安全状况。贸易安全成为粮食安全思想重要内容，发端于布朗《谁来养活中国》一文的发表。
1995年，布朗《谁来养活中国》一文发表后，引起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虽然中外学者们多认为布朗的研究方法导致他得出2030年以后世界无法提供足够的粮食养活中国人的结论是错误的，但是，学者们也清醒认识到，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内粮食市场的发育，国内外粮食价格的变动及国际政治经济的变化，中国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坚持粮食自给自足的粮食安全观已经面临新的挑战。特别是加入wto以后，我国必须遵守对wto的承诺，逐渐取消保护农产品的各种非关税措施，实现粮食流通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对接。粮食贸易不再是国家牢牢掌控在手的调控器，而成为了新的粮食安全风险因素。〔24〕粮食思想中，对粮食贸易的讨论逐渐成为重要内容。 布朗提出的2030年后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国内学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林毅夫在其《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一书中，基于对科技与政策的关系的理论分析提出，只要选择执行正确的政策，在21世纪，中国完全有能力达到粮食基本自给的目标，具体可以通过选择科研优先顺序，优化科研资源配置，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单产来保障粮食供给。①朱希刚从数据测算上提出，中国2010年粮食缺口为0?27亿吨，2020年仅为0?25亿吨，中国的粮食进口不到世界粮食总贸易量的1／10，不会导致世界性的粮食危机。〔25〕黄季?j则认为，城市化、市场化和收入增长将成为中国粮食需求增长的根本动因，而技术创新将会给中国粮食增长带来持续动力。〔26〕胡岳岷直接对布朗的观点进行否定，认为由于消费习惯的地域差别，即使中国人均收入上升了，也不可能达到美国人对肉、牛奶、禽蛋的消费标准，从而使布朗所认为的中国扩大对动物蛋白的需求将超过世界粮食生产能力的预测，不攻自破。另外，胡岳岷认为布朗夸大了人口对我国粮食供给所形成的挑战，认为中国人口到2030年未必像布朗预测的那样会达到16亿。在供给方面，胡岳岷认为，虽然我国存在大量的农田和灌溉用水被转作非农业利用以及存在一定程度的环境破坏，但总体来说，布朗的结论过于耸人听闻。〔27〕另外，朱泽、蔡承智、陈阜等学者都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中国未来粮食贸易的影响因素和发展趋势，对中国的粮食安全持乐观态度，驳斥了布朗的“中国不能养活中国人”的观点。但另一方面，学者们都认为粮食安全是应当随时警醒的问题，必须给予长期重视，并从各方面做出持续的努力。
其次，对是否应该大量进口粮食进行了讨论。吕新业、蔡承智、陈阜、林毅夫、田野等学者认为，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大量地进口粮食。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粮食进口规模的扩大，将会损害国际粮食供给状况，对粮价造成很大影响，进而影响其他国家的利益。并且，鉴于粮食在外交历史中常被粮食出口大国作为政治武器使用，因此，中国粮食必须保证一定的自给率，完全依赖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家和世界粮食安全来说，都是不可取的。也有学者，如柯炳生、朱希刚等支持扩大进口，认为中国不应该排斥粮食的大量进口，利用粮食国际贸易来实现国内供应的稳定的风险极低，粮食进口有利于中国粮食安全。
第三，关于粮食贸易中对粮食产业的保护的讨论。中国加入wto以后，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完全排斥粮食国际贸易是不可能的。粮食贸易已经不在于是否参与的问题，而是如何利用的问题，以及在粮食贸易中，如何保
本国粮食产业的问题。对于我国粮食的对外依存度，学者们根据各种测量方法，提出过很多观点。但总的来说，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粮食外贸依存度不应该超过15%这一红色警戒线，5%—10%是理想区间。〔28〕学者们从各个角度讨论了在粮食国际贸易的冲击下，如何保护国内粮食产业。粮食贸易成为粮食安全思想中一个重要内涵，并且在粮食安全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结语
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以及入世以后中国逐步加入经济全球化，我国粮食安全思想也逐渐从单纯强调生产安全，到重视流通安全，到特别重视粮食贸易安全。发展到今天，当谈及粮食安全的时候，很少有人会单纯指生产安全或者流通安全，或者贸易安全，更多的是考虑一个综合协调的粮食安全体系，包括粮食的生产与流通、粮食贸易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可以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我国粮食安全思想内涵也逐渐丰富，体现出由封闭到开放的特征，是从单一的生产安全，走向综合协调的粮食安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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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粮食安全；粮食安全思想；粮食生产；粮食流通；粮食贸易
〔中图分类号〕f30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5－0142－06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但翻开中国的历史，写满了“天灾”、“饥荒”等字眼，千年粮食生产和消费大国，竟是一个“饥荒国度”。〔1〕中国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建国以来粮食安全问题逐步解决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部粮食安全思想变迁史。研究建国以来粮食安全思想内涵的演变特征，有助于总结其中对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产生重大影响、做出重大贡献的思想成果，发现对粮食安全制度产生负面作用的思想因素，并为未来粮食安全发展提供启示。
一、粮食安全概念的发展
粮食安全思想中国自古便有，但粮食安全的概念，最早由联合国国际粮农组织(fao)提出。1974年，fao在罗马世界粮食大会上提出，粮食安全即“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2〕这一概念在1983年、1996年、2001年均得到修正。学者们对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粮食首脑会议提出的粮食安全概念一直非常关注，分析认为，其粮食安全概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涵：第一，从对象上说，粮食安全是对“所有人”供给；第二，从数量上说，粮食安全供给的数量标准应当是“足够”；第三，从质量上说，粮食供给的质量应当是保障“健康”；第四，从时间范围上说，粮食的供给应当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体现为“在任何时候”；第五，国际粮食安全概念一直以来非常强调一个标准，即可获得标准和购买力标准，提出应当让所有人“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国际粮食安全概念偏重于关注贫困与饥饿问题，偏重于对第三世界国家和贫困人口的粮食获得，以及营养安全。近年来，随着世界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们逐渐开始关注粮食安全中的质量问题。
国内对粮食安全概念的研究，经历了从对世界粮农组织的粮食安全概念介绍，到逐渐提出立足于中国国家安全的粮食安全概念，并对粮食安全内涵进一步丰富的发展过程。1983年，吴天锡在《世界粮食安全政策》一文中将世界粮农组织提出的粮食安全概念引入中国。继而，中国农业科学院“世界粮食安全问题”课题组于1988年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几个理论问题进行了阐述，认为粮食安全应当包括宏观安全和微观安全两个层面。微观安全即指个人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粮食获得和营养安全；而宏观安全则是指从政治方面看，国家以财力保证和宏观干预政策，保证国民的粮食安全。课题组认为，粮食安全系统按照不同分类标准，可以划分为世界粮食安全大系统之下的国家和地区子系统，层层分解直到家庭和个人子系统；从粮食安全的环节看，可以划分为供需两个子系统，以及生产、储备、外贸、消费、收入分配、运销系统等。〔3〕1998年，朱泽提出中国粮食安全概念，认为粮食安全是指国家在其工业化进程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粮食的需求和粮食经济承受各种不测事件的能力。〔4〕针对《中共中央关于十五计划建议》中提出的“要高度重视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建设稳定的商品粮基地，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安全体系，确保粮食供求基本平衡”这一有关粮食安全体系的表述，2001年丁声俊分析认为，粮食安全的概念相当丰富，至少应包括任何需求者、任何需求时间、各个产地来源、各种所需粮食和食物、粮食和食物数量与质量以及购买力等六个方面的内容。而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应包括粮食生产能力持续、稳定增长的生产体系；确保粮食供应的市场贸易体系；健全的粮食宏观调控体系，对粮食进出口、粮食储备等进行宏观调节；提供综合信息的粮食预警报体系；建立援助特殊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5〕吴志华认为，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与其生存与健康相适应的足够食品，而对粮食生产、流通与消费进行动态、有效平衡的政治经济活动。〔6〕200
6年，高帆论述认为，粮食安全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的居民能够获得与其需求相适应的粮食。实现粮食安全是一个包括生产、流通和购买等因素在内的“多链条互动”的过程。〔7〕2009年，肖春阳指出，在粮食安全概念上，中国与世界粮农组织的概念内涵并不一致。他认为，世界粮食组织所说“food security”，直译为食物安全或食物保障，现在约定俗成译为粮食安全，实质是食物安全。中国的粮食安全，不同于世界粮农组织食物安全的概念，应是就一个国家而言，主要内容包括：安全合理的粮食储备；供人们直接消费的人均粮食供应量（膳食能量供应量）；粮食生产按市场需求稳定发展，不出现大的波动；适量进口粮食；解决好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8〕2010年，刘笑然论述认为，粮食安全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满足每个居民获取所需粮食及抵御突发事件的能力，具有地域、对象、数量、质量、卫生、价格和运送等多方面的丰富内涵，现代粮食安全至少应该包括粮食数量安全、质量安全、流通安全和生态安全四层涵义。〔9〕
由上观之，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粮食首脑会议对于粮食安全的定义是基于“世界粮食安全观”的角度，从全世界的粮食安全状况出发，考虑世界上最落后国家、地区、民族、人口的贫穷与饥饿的实际情况，提出的粮食安全目标。而我国的粮食安全概念，一方面，它仍然指向“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起，也能买得到他们所需的基本食品”，但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在国内研究的语境下，当我们提到粮食安全这一概念时，还应当从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理解。从对既有的粮食安全概念的梳理，可以发现，粮食安全思想的内涵也是随着时展而不断丰富的。粮食生产、流通、储备、贸易这四个重要的内容在粮食安全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但由于各个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国际形势的不同，粮食安全思想由单纯重视粮食生产，到重视粮食流通，再到强调粮食贸易，并发展成为注重粮食生产、流通、贸易的综合协调，其内涵表现出一种由封闭向开放演变的特征。 调粮食生产的粮食安全思想
粮食安全思想中，粮食生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充分有效地利用国内自然资源的基础上，能稳定地提高粮食的产量，持续地、较好地满足国内的主要需求。〔10〕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粮食生产是粮食稳定供给的基本前提。因此，在我国的粮食安全思想中，粮食生产一直处于基础地位，是粮食安全的重中之重。
这一点在建国之初的粮食安全思想中体现得尤为明显。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大改造，这段时期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快速而迅猛的发展阶段。中国在经过苦难的战争后，开始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并进行了大范围的经济重建，努力摆脱贫穷与落后，为我国初步进行工业方面的建设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这也是中国经济政治和经济体制转变最剧烈的一个阶段。在这短短七年之间，中国从开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转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再到社会主义大改造，最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时期中国的剧烈转变和当时所面临的严峻国际形势，都对当时中国的粮食安全情况以及形成粮食安全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本段内容参阅：魏巍《陈云的粮食生产思想初探》（《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熊亮华《陈云对粮食问题的卓见》（《党史博采》1995年第11期）等文。在这个阶段，陈云负责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提出过许多重要的粮食安全思想。对于粮食安全重要性的认识，陈云的代表观点是“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
在新中国成立时，面对东北1200万亩的粮田受灾，上海资本家大量储存布匹、粮食，哄抬物价扰乱市场，期望从中投机获利的情况，陈云不仅要为救助灾民而调拨积聚粮食，还要为稳定物价和市场而大量调拨布匹、粮食来保证上海物资供应。1950年4月13日中央会议上，陈云就粮食状况和财政状况进行了报告，提出：“应该预计到，经过十二年的战争，我国农田产量大幅降低，民间粮食的存储很少……帝国主义者以及逃亡在海岛上的一小群反动分子正在幸灾乐祸，他们梦想大陆上发生什么粮食危机。就让他们做梦去吧！华北、东北、河南、山东(除胶东区)等地已经普降春雨，我们麦收有望了。同时全中国农民正在进入
耕。那些幻想我们发生粮食危机而幸灾乐祸的人，注定会失望的。刚好相反，中国人民不但能战胜灾荒，而且会呈现出我们多年未有过的粮食丰收、粮价平稳的大好局面。”〔11〕陈云上面的讲话中包含了如下几点意思：第一，克服粮食危机，做好粮食供应，首要是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第二，国家安危、政治斗争与粮食生产紧密相联。因此，他积极呼吁“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提醒全党更加重视和认真对待粮食生产。1951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召开，陈云在会上发表了《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的讲话。他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仍要大量进口粮食、棉花等许多农产品，虽然现在比以前有改善，但是，发展农业仍是头等大事。农业不发展，工业就很难发展。”〔12〕他提出了一些重要举措来增加粮食的产量：（一）完成土地改革；（二）预防水旱灾害，兴修水利；（三）提高粮食单产，发展化肥使用。①
而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粮为纲”和1960年中共中央提出的在全国 “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是对重视生产的粮食安全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经过几年的经济恢复，1956年底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国民经济得到好转，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中国当时的经济体制已经较为完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无法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经济建设。粮食生产上“以粮为纲”，是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的,在这一口号提出之初，由于“大跃进”浮夸风盛行，毛泽东同志误以为粮食形势大好，已经在考虑“粮食太多怎么办的问题”。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精力可以放在工业，特别是钢铁生产上面。在与薄一波的对话中，毛泽东以“以粮为纲”这一口号，逼迫工业发展也拿出相应的口号，提出更高的工业发展指标。〔13〕这种过快过急全局冒进的发展道路，使得经济建设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国民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以粮食总产量为纲的农业生产结构，也不利于粮食生产的发展。1960年，饥荒发生，使本就出现问题的粮食安全状况雪上加霜。这时，中共中央提出了“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指出保证粮食生产不单是农业部门的责任，而且是各部门甚至全党、全民的共同责任。在“以粮为纲”、“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等粮食安全思想中，粮食安全的主要内容是粮食生产。
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人民公社体制显示出很大的弊端，党内开始了对包产到户的讨论，这实际上也是粮食安全思想中关于粮食生产的一个重要内容，即选择怎样的生产方式对发展粮食生产最为有利。在这场讨论中，陈云、邓小平、邓子恢、曾希圣、李富春等人都基于务实的立场，认为包产到户更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粮食生产积极性。但毛泽东坚持认为，公有制是富强的根源，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是倒退，以政治标准来判断粮食生产方式的优劣。包产到户在改革开放之前最终未能被采用，但作为粮食生产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为改革开放之初的农业生产体制改革提供了思想源泉。
尽管粮食流通、粮食贸易、粮食储备等思想在建国之初的粮食安全思想体系中已经初步形成，但把粮食生产放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头等重要地位，是建国之初粮食安全思想的主要内涵。这一方面是由于经过长期的战争破坏后，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已经遭受严重破坏，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低点，粮食供给不足而需求不断增大，决定了发展粮食生产、保障大多数人的基本粮食需求以获得人们对新生政权的政治认同，保证国家内部稳定，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积累和物质保障成为粮食安全的主要目标。另一方面，封闭的经济环境决定了粮食生产是粮食安全的主要内涵。1953年开始，我国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国家利用政权力量，采取层级化的科层制治粮结构， 科层是指国家严格的层级管理模式。科层制治粮结构,即指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家严格的层级管理治粮模式。这是高度集权的粮食安全保障结构。 见张睿《粮食安全保障机制变迁的内在逻辑》，《经济问题探索》2007年第8期。强制要求农民把他们生产的粮食全部卖给国家，由国家来控制、调节全社会的粮食供应。市场流通的作用被国家计划取代。在这种封闭的粮食安全体系中，流通已经为国家所控制，因而在粮食安全思想中不占据重要位置。保障生产，提高粮食总产量为粮食安全的内涵所在。 流通体制改革的粮食安全思想
粮食安全中的流通，是指通过流通环节确保粮食的稳定供应
，让人们在任何情况下、短时间内都能买得到、买得起所需要的粮食。 娄源功认为，粮食流通安全主要涉及粮食流通体制、价格体制、储备体系、进出口贸易政策、补贴制度和粮食市场体系等多方面的问题。但在本文中，粮食流通仅指粮食的国内市场流通，对粮食进出口贸易单独论述。见娄源功《中国粮食安全的宏观分析与比较研究》，《农村经济管理》2003年第3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突破。1982年，我国首个农村工作“一号文件”诞生，肯定了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体制。农民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有了自主权，在分配劳动成果过程中也打破了“大锅饭”，生产积极性得到空前提高。〔14〕1979年到1984年间，我国粮食总产量大幅提升。 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1979-1984年《中国统计年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快速发展，粮食统购政策的弊端也日益凸显。因此，在改革开放以后关于粮食安全内涵的讨论中，不仅强调粮食生产，更强调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众多学者以及政策制定者围绕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阐述观点，丰富了粮食安全思想的内涵。
1978年以前，国家控制几乎全部的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吴硕在《对改革粮食流通体制的必要性和若干理论问题的认识》一文中指出，当时的粮食安全存在粮食高产地区生产发展缓慢，国家粮食统购与统销不平衡，国家财政对粮食统销的价格补贴与年俱增、数字十分庞大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改革粮食流通体制。〔15〕丁声俊在《对我国粮食流通战略转变的探讨》一文中论述到，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粮食流通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在粮食总产量大幅上升，农民“卖粮难”、产粮省调出粮食难与国家“储粮难”、“调粮难”、“运粮难”的情况并存，究其根源，是由于粮食流通渠道不畅。他提出，对粮食的生产和流通管理，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根本方针。〔16〕1985年，吴硕再次发文论证粮食流通领域改革的必要性，提出取消统购统销的时机已经成熟，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应当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求农业生产者面向市场需求，靠国家计划指导和利用市场机制来调节粮食生产的数量、品种和质量，提高经济效益。〔17〕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国逐渐减弱了对价格的控制，渐渐地建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充分发挥计划和市场的作用。〔18〕在粮食流通领域，关于双轨制的讨论十分热烈。1993年，陈锡文指出，我国粮食的“双轨制”是历来就有的，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粮食由市场定价的部分相对来讲可以忽略。〔19〕王德文、黄季焜则认为，双轨制是从1978开始正式形成的，并总结了我国粮食双轨制的形成过程：第一阶段是双轨制的形成，第二阶段是利用双轨制来发展我国粮食市场，第三阶段是改革双轨制。他们还指出我国双轨制是渐进性发展的，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而且具有可逆性。 〔20〕对于“双轨制”的具体路径选择，唐仁建提出通过保量放价来实施，卢迈、谢杨则提出通过保量保价来解决这个问题。〔21〕
对于双轨制的效果，学界的看法也并不一致。一种看法是，双轨制难以影响粮农的生产决策行为，其理由是，我国粮食产品的价格主要是由政府制定，政府决定了粮食的定购价格和数量，并且粮食的定购价格往往在由市场决定的价格之下，因此，粮农的行为主要受粮食的市场价影响，其供给行为也往往取决于市场，而粮农售给国家的部分，则具有税收的性质。另一种观点是，双轨制会影响粮农的生产决策。金和辉认为，定购价格可以引导市场供给，同时，订购价格也通过影响粮农预期而调整粮农的生产决策行为。〔22〕高小蒙等人给出的观点是，由于当时我国还处于非完全的市场经济，市场和计划都会对粮农行为产生影响。但是，只有当粮农的粮食产量充足且国家制定的定购数量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市场的作用才会大于计划。〔23〕
1998年，政府先后颁布了《粮食收购条例》、《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等六个配套文件来推动新一轮“粮改”，力图将粮食生产和流通放置于市场中去。2004年，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国务院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意见》和《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等文件，决定在这一年全面开放粮食购销市场，稳定地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从“双轨制”改革开始到1998年的“三项政策，一项改革”，
再到2004年流通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过程中，国家也相继出台了建立和完善粮食储备制度、适当运用国际粮食市场调节国内粮食供需、粮食部门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经营分开运行、粮食风险基金制度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以配合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学者们在这些政策制定前后进行了激烈讨论，为我国政府制定粮食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和步骤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总结，丰富了粮食安全的思想内容。尽管对市场化过程中的一些政策选择存在不同意见，但学者们的主流意见认为，粮食流通由计划向市场，由封闭向开放的发展趋势不可改变。
四、强调贸易安全的粮食安全思想
新中国自建国以后就开始参与世界粮食贸易体系。尽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在国际贸易中，我国粮食进出口根据国内粮食产量丰欠不同，出现净进口与净出口局面的变化，但由于我国粮食一直保持着较高的自给率，并且粮食国际贸易都由国家直接控制，粮食贸易还不足以威胁国内粮食安全状况。贸易安全成为粮食安全思想重要内容，发端于布朗《谁来养活中国》一文的发表。
1995年，布朗《谁来养活中国》一文发表后，引起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虽然中外学者们多认为布朗的研究方法导致他得出2030年以后世界无法提供足够的粮食养活中国人的结论是错误的，但是，学者们也清醒认识到，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内粮食市场的发育，国内外粮食价格的变动及国际政治经济的变化，中国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坚持粮食自给自足的粮食安全观已经面临新的挑战。特别是加入wto以后，我国必须遵守对wto的承诺，逐渐取消保护农产品的各种非关税措施，实现粮食流通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对接。粮食贸易不再是国家牢牢掌控在手的调控器，而成为了新的粮食安全风险因素。〔24〕粮食思想中，对粮食贸易的讨论逐渐成为重要内容。 布朗提出的2030年后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国内学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林毅夫在其《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一书中，基于对科技与政策的关系的理论分析提出，只要选择执行正确的政策，在21世纪，中国完全有能力达到粮食基本自给的目标，具体可以通过选择科研优先顺序，优化科研资源配置，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单产来保障粮食供给。①朱希刚从数据测算上提出，中国2010年粮食缺口为027亿吨，2020年仅为025亿吨，中国的粮食进口不到世界粮食总贸易量的1／10，不会导致世界性的粮食危机。〔25〕黄季焜则认为，城市化、市场化和收入增长将成为中国粮食需求增长的根本动因，而技术创新将会给中国粮食增长带来持续动力。〔26〕胡岳岷直接对布朗的观点进行否定，认为由于消费习惯的地域差别，即使中国人均收入上升了，也不可能达到美国人对肉、牛奶、禽蛋的消费标准，从而使布朗所认为的中国扩大对动物蛋白的需求将超过世界粮食生产能力的预测，不攻自破。另外，胡岳岷认为布朗夸大了人口对我国粮食供给所形成的挑战，认为中国人口到2030年未必像布朗预测的那样会达到16亿。在供给方面，胡岳岷认为，虽然我国存在大量的农田和灌溉用水被转作非农业利用以及存在一定程度的环境破坏，但总体来说，布朗的结论过于耸人听闻。〔27〕另外，朱泽、蔡承智、陈阜等学者都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中国未来粮食贸易的影响因素和发展趋势，对中国的粮食安全持乐观态度，驳斥了布朗的“中国不能养活中国人”的观点。但另一方面，学者们都认为粮食安全是应当随时警醒的问题，必须给予长期重视，并从各方面做出持续的努力。
其次，对是否应该大量进口粮食进行了讨论。吕新业、蔡承智、陈阜、林毅夫、田野等学者认为，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大量地进口粮食。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粮食进口规模的扩大，将会损害国际粮食供给状况，对粮价造成很大影响，进而影响其他国家的利益。并且，鉴于粮食在外交历史中常被粮食出口大国作为政治武器使用，因此，中国粮食必须保证一定的自给率，完全依赖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家和世界粮食安全来说，都是不可取的。也有学者，如柯炳生、朱希刚等支持扩大进口，认为中国不应该排斥粮食的大量进口，利用粮食国际贸易来实现国内供应的稳定的风险极低，粮食进口有利于中国粮食安全。
第三，关于粮食贸易中对粮食产业的保护的讨论。中国加入wto以后，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完全排斥粮食国际贸易是不可能的。粮食贸易已经不在于是否参与的问题，而是如何利用的问题，以及在粮食贸易中，如何保
本国粮食产业的问题。对于我国粮食的对外依存度，学者们根据各种测量方法，提出过很多观点。但总的来说，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粮食外贸依存度不应该超过15%这一红色警戒线，5%—10%是理想区间。〔28〕学者们从各个角度讨论了在粮食国际贸易的冲击下，如何保护国内粮食产业。粮食贸易成为粮食安全思想中一个重要内涵，并且在粮食安全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结语
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以及入世以后中国逐步加入经济全球化，我国粮食安全思想也逐渐从单纯强调生产安全，到重视流通安全，到特别重视粮食贸易安全。发展到今天，当谈及粮食安全的时候，很少有人会单纯指生产安全或者流通安全，或者贸易安全，更多的是考虑一个综合协调的粮食安全体系，包括粮食的生产与流通、粮食贸易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可以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我国粮食安全思想内涵也逐渐丰富，体现出由封闭到开放的特征，是从单一的生产安全，走向综合协调的粮食安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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