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聚类分析；分层抽样
维也纳世界老龄问题大会规定：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者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7%以上的国家或地区就是“老年型国家或地区”。人口老龄化在19世纪中期最先出现在发达地区，这是该地区生产力发展，公共卫生事业进步，死亡率、出生率下降，实现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我国在2000年的时候，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就达到了7%，自此之后，该比值一直高于7%，截止2014年年末，中国65岁及以上老人已经达到1.13亿，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10.06%。预计到203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老龄化率将达到25%（CaiandWang，2005），而65岁及以上人口老龄化率将达到14%，未来20-40年将成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高峰阶段（张文范，2002）。
人口老龄化是总人口中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上升的变化过程，是伴随着人口转变而发生的一种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人口现象。造成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原因是死亡率与出生率的下降，但是人口老龄化的最根本原因是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聚类分析（ClusteringAnalysis）是对集中的记录进行分类，由聚类分析工具根据一定的规则，合理地进行分组或聚类，并用显式或隐式的方法描述不同的类别。聚类的目标是将数据聚集成类，使得类间的相似性最小，而类内的相似性尽可能大。这与抽样技术中以使得组内差异小、组间差异大进行分层的原则是一致的。
本文首先利用1995-2014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老年抚养比数据做趋势图
图1
图22014年各省份老年人口比重
由图1可以看出，1995年-2014年我国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1995年到2010年从17.12%下降到11.9%，就2010年之后稍微上涨一点点，这于国家放开计划生育政策有关系，但是总体来讲，出生率较之前还是很低；而同时人口死亡率的变化比较平缓，但是还是在上升，这于中国这些年的经济的崛起有关，国家发展迅速，国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从而使得人均寿命延长；而且也看到老年抚养比也是一直上升的，幅度也比较大，从1995年的9.2%上涨到13.7%，这也表示中国老年化程度的加深。
由图2可以看出，不同省份的老年人口的比重也存在比较大的差异。是31个省份中老年人口比重最低的省份，为5.49%，重庆位居31个省份的第一位，老年人口比高达14.12%，从数据来看，2014年未进入老龄化，而重庆已经远远超出了7%的标准，可见，中国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是比较明显的，分析这种差异程度及趋势，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依据是有着现实意义的。
中国31个省份由于区位、资源条件及历史基础等方面的原因，经济的发展有快有慢，同样，老龄化程度也是存在显著差异。
本文尝试采用聚类方法中的系统聚类法，选取2014年中国31个省份的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老年抚养比及各省份GDP占全国的比重，运用SPSS软件，对各省份进行聚类分析。
因为数据量纲不同将影响聚类分析的结果，所以在分析之前要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进行无量纲处理之后还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因为指标类型中有“极大型”、“极小型”、“居中型”和“区间型”指标。通过聚类图可将全国31个省份分成5类，具体如表1
由于本文采用的抽样方法为分层随机抽样，即每层中的抽样都独立地按照简单随机抽样进行，设总体均值的简单估计为^st，对于分层随机抽样
^st=∑Lh=1Whh=1N∑Lh=1Nhh
V（^st）=∑Lh=1W2h1-fhnhs2h
通过上述公式，得出下列结果：
^st=9.50%
V（^st）=0.00000176
该种方法计算出的结果与利用国家公布的数据：2014年年末总人口136782万人，65岁及以上人口136782万人，得出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10.06%，两者相差0.56%。
如果直接将31个省份的老年人口比重数据直接地进行简单的算术平均，即
^==1n∑ni=1yi
V（）=1n-1∑ni=1（yi-）2
则结果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平均比重为9.56%，这样计算的方差为0.00039。可以看出，两种方法得出的均值比较接近，但是分层抽样的方差明显小很多。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将聚类分析与分层抽样结合在一起，可以有效地提高抽样的估计效率，这对于一些大型调查，例如全国型调查，可以在节省成本的同时提高估计的精度。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除了最后一类老年人口比重为6.78%之外，其余四类都高于7%，最高一类竟达到14.6%；另外，受各地区经济差异影响，我国31个省市间的老龄化化程度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这就要求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要考虑到这些差异，从而更公平地分配公共资源，促使国家更和谐地发展。总体来说，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老龄化程度问题越严重；沿海地区，老龄化问题比非沿海地区老龄化问题严重；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老龄化程度越低。
关键词：老龄问题；老龄统计调查
老龄统计调查是围绕老龄问题展开的专项统计调查[1]。老龄统计调查本质上属于人口统计调查，但是在统计调查对象上，虽然主要是老年人，但是还包括老龄工作组织、涉老组织机构、养老服务及其福利设施等，因此老龄统计调查既有一般人口统计调查的特点，也有其特殊之处。老龄统计调查涉及的统计调查理论、方法和资料分析的统计技术，与其他成熟的调查研究有相同之处，因此老龄统计调查的研究可以借鉴一般的统计调查技术和经验。老龄统计调查制度应当属于部门统计调查制度。从2004年起，老龄事业统计表纳入国家民政部民政事业统计制度。
1 我国老龄统计调查的发展概况
我国老龄统计调查是伴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而逐步兴起的。1982年以前，我国政府还是没有正视老龄问题的存在，因此没有老龄统计调查正式称谓。1982年，我国应邀参加第一届联合国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政府开始重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后果――人口老龄化问题，老龄问题和有关老龄问题的调查研究开始得到认同和重视。在老龄统计调查开始流行之前，我国老年人的资料主要来自人口普查、人口抽样调查和户籍统计资料，专门的老年人调查并不多见。1982年，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成立，之后各省市县老龄工作机构也相继成立。专门老龄工作机构的成立直接促进了老龄统计的发展。1989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成立。调查研究作为该中心的一项基本科研职能和任务，相继进行了多项有关老年人口的专题调查，并建立了老年人口信息数据库。2000年以来，各省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出于宣传和开展老龄工作的需要，相继创办了自己的老龄工作刊物，有关老龄工作、老年人问题的调查论文亦是其刊登的重点。
2 我国学者对老龄统计调查研究探索
当前有关老龄统计调查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专门研究老龄统计调查的书籍极少。从目前比较有代表的研究成果看，1992年，莫龙编著《老年人口统计学》，比较系统地研究了老年人口统计指标体系和统计口径，但此书的局限性在于人口学研究的视角，没有涉及老年社会经济、老龄工作和老龄事业方面的指标体系的研究；2002年，李宝库主编的《新世纪老龄工作实用全书》，其中由徐勤撰写的“老年统计调查工作”一章，介绍了80年代的我国已有的老年人口调查概况；2003年，徐勤在《老龄统计指标体系初探》一文中，论证了老年统计工作的意义和建立老龄工作指标体系的必要性，以及初步地构建了老龄统计指标体系的框架和统计指标的口径；2004年，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编的《老龄工作指标体系》和《老龄工作指标手册》两本书中，比较详细地勾勒了老龄事业、老龄工作、老年人口等统计指标体系以及老龄信息管理等框架。2004年，源于此两本书中的部分表格已被国家民政部采用，已经成为我国老龄事业统计数据的主要来源之一[2]。2002年～2006年期间，华龄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老龄工作年鉴》中，收录了部分省市的老年人口、老龄事业、老龄工作的调查数据；2003年和2009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分别出版了“中国城乡老年人状况一次性抽样调查数据集”、“中国城乡老年人状况追踪调查数据集”。这两本数据集全面地展示了我国城乡老年人口基本生活状况方面的数据。
3 我国老龄统计调查实践和研究中存在的几个突出问题
第一，老龄统计调查的概念、任务和作用尚未得到社会认可。除我们这些处在老龄工作系统的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外，老龄统计调查在国内尚未得到广泛的认同。有学者至今没有区分老年人调查和老龄统计调查。我们认为老龄统计调查应指老龄工作机构、老龄科研机构、老年学会/协会、从事老龄问题研究的学者个人等，为了解老龄工作状况或老年人口状况而组织的专题统计调查活动，而不仅是老年人问题调查。
第二，老龄统计调查与老龄调研不分。老龄统计调查不同于老龄工作调研。老龄工作调研主要是通过访谈、实地考察和听取工作汇报方式，了解老龄工作情况或老年人生活状况的工作方法。老龄统计调查特指以普查或抽样手段，通过调查问卷专门收集老龄工作情况或老年人生活状况的社会调查方法。
第三，老龄统计调查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调查没有得到系统的研究。20多年来，老龄统计调查报告数以千计，但是我们发现可能由于问卷设计不科学、未使用科学抽样方法、调查实施不严谨、数据分析的粗略以及调查报告撰写的不规范等原因，相关论文的质量存在瑕疵。其根本原因在于老龄统计调查作为人口统计调查的新分支，其理论研究和调查经验的总结还不够。就已经发表的众多调查分析报告看，还普遍存在以下需要规范的问题，诸如统计口径、统计时点、资料来源、计算方法、预测参数、指标定义等等。
第四，与国外在老龄问题方面的调查所涉及的调查丰富内容比较，国内有关老龄统计调查内容还比较浅薄，调查数据统计分析方法简单。2000年，徐勤在《中国老年人口问题调查概要》一文认为，中国老年人口问题调查对老年人口各方面问题产生的社会、经济、文化、意识等背景了解不够；对老年群体中的特殊群体调查少，如高龄老人、长寿老人、孤寡老人、老年妇女、少数民族老人、贫困老人[3]。2001年，陶立群在《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对老龄问题的调查研究综述》一文中，认为与国外老龄问题调查比较，中国老龄问题调查缺乏专题性的、深入的、高层次的、动态追踪调查[4]。从《老龄问题研究》（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办）刊登的调查研究报告看，使用比较复杂的统计分析方法极少数，绝大多数论文仅仅是简单的统计描述（列表形式）。进入21世纪后，我国老龄问题显性化，同时与国际组织、发达国家学术交流日益增多，国内的老龄统计调查频次急剧增多，内容也趋于丰富，调查方法和技术不断提升、多元化指标体系走向完善。
4 我国老龄统计调查研究方向
由于中国老龄工作的管理体制的特殊性（综合、协调、监督涉老工作部门联合体制），直至2004年才建立全国性的老龄事业统计调查制度。目前我国取得的老龄统计调查研究成果，虽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为构建全国性的、统一的老龄事业发展指标体系奠定了基础性的技术和理论基础，但是在人口老龄化社会的背景下，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人口老龄化态势监测指标、老龄事业发展评估指标、老龄工作考核评估指标研究，以便建立老龄事业信息支持系统和老年人生活质量综合监测和评价体系。2010年1月，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启动了“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项目”，首次提出要加强老龄事业发展指标体系研究，这是加强我国老龄统计调查研究的新推动力。
参考文献：
[1]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对“老龄问题”进行了表述，即由人口老龄化而引起的社会经济问题，包括各种影响到老年个人的问题以及与人口老龄化有关的问题，前者为人道主义问题，后者为发展方面的问题。
[2]中国人口年鉴（2004年），2003年中国民政事业发展概况“九、加强老龄工作，启动老龄事业统计指标体系”，中国统计出版社。
[3]徐勤，中国老年人口问题调查概要，老龄问题研究，1990年第4期。
[4]陶立群，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对老龄问题的调查研究综述，清华大学老年学研讨会主题报告，二十一世纪的挑战――银发中国：中国老年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会议报告来源：省略/zjlt-t62.htm。
关键词：人口高龄化；高龄化系数；高龄人口；高龄人口性别比
中图分类号：C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3）03-0030-04
全球人口老龄化愈演愈烈，不仅只是表现在作为整体的老年人口总量的不断膨胀，更表现在老年人口自身内部结构的变化，尤其是老年人中那些活过80岁的高龄老人，他们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增长潜力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人口群组
之一。
而近几年，中国的高龄化形势严峻，杭州市的高龄化趋势更不容小觑。2008年杭州市老龄化系数达到16.06%，高龄化系数达到15.07%。根据国际通用看法，杭州市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并且存在比较严重的高龄化。
一、高龄化背景及解意
（一）高龄化解意
本文所阐述的高龄化概念是从老龄化概念中剥离出来的，将高龄人口定位为年龄在80岁及以上人口。而高龄化概念，则以60岁为老年人口起点年龄，80岁为高龄人口起点年龄，用高龄人口在老年人口中所占比例反映老年人口高龄化程度，这也正是目前学界的共识。
高龄化是老龄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高龄化的显现，一方面表明老龄化现象仍在不断加剧，另一方面又预示着老龄化的性质与状态已经或正在发生改变。由于高龄化把研究的视点直接聚焦于老年人群本身，因此反应了老年人口的“增龄”过程。
据预测，在未来的几十年中，高龄人口将是增长最快的人群，且由高龄老人本身的特点决定，高龄老年人口问题将是21世纪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重要问题。
本文在对高龄老年人口的增长趋势和人群特征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预测模型和建议。
（二）研究现状和文献综述
高龄化属于新兴的概念之一，国外只有少数国家如日本对高龄化有较成熟的研究，如牧野笃《日本少子高龄化的变迁和现状》，而国内除台湾对高龄化有深入调查外，如钟俊文《台湾高龄少子化的影响及对策》，其他大多数调查对象局限于一般意义上的老龄群体，对高龄化的研究相对较少，如杨娜娜《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对策》。
在杭州市内，关于高龄化的研究并不深入，对于老龄化的研究也大多属于定性分析结合少量的定量分析，并且有相当比例的研究文献将目光放在社会养老问题上，如童宁辅《杭州市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分析与对策》、张苏华《杭州市人口结构变化与老龄化趋势分析》等，结合统计学的定量分析较少。
因此本次研究对人口高龄化的几种典型指标进行计算，是对老年人口学的有益完善；将统计学与社会人口学相结合，有助于对高龄问题进行深入的定量分析以及预测。同时，本论文更能够为政府进行人口发展战略与社会养老保障提供参考，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二、杭州市高龄化现状
（一）老龄人口结构变动较大，高龄人口比例快速攀升
杭州市在20世纪80年代末便开始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90年代人口老龄化逐步加速，进入21世纪，老年人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
根据历年人口普查数据，杭州市2004年人口普查时，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仅为92.62万人，而到了2008年，该数字增至108.11万人，增长了15.49万人，增幅高于同期总人口增幅6.49个百分点。而高龄趋势则更为明显。2004年，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为11.95万人，高龄化系数为12.90%，而2008年高龄人口增至16.29万人，短短四年时间，高龄化系数达到15.07%，增长率为24.48%。年平均增长率为5.66%，增幅高于同期总人口增幅4.87个百分点。
图1 2003～2008年各年龄层人口增长速度
（数据经归一化处理）
从2003～2008年各年龄层人口增长速度的比较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相对于老龄人口增长速度，高龄人口增长速度呈迅猛增长之势，是各年龄层人口中增长最快的群体。
这个现象正验证了1998年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99国际老年人年”启动仪式上的讲话：“世界人口在老龄化的同时，老年人口本身也在老龄化。”人口高龄化是妇女生育水平下降和人均寿命提高的必然现象，是社会进步和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
（二）高龄人口性别比有所升高，但高龄人口女性化仍然严重
为了解读高龄人口的性别构成，我们引进高龄性别比，以每100名女性人口相对应的男性人口数来表示。
近几年高龄性别比均小于100。例如2007年，杭州市高龄人口性别比为73.6，即每100名女性高龄老人相对应于约74位男性高龄老人。
从动态的角度考虑，杭州高龄人口性别比在2003～2007年持续上升，从2003年的66.79上升至2007年的73.60，增加了10.19%了。这说明虽然老龄人口存在较为严重的女性化，但是这种人口性别结构内部的不合理正在逐步改善。
受到自然生理规律和多种社会因素的影响，现代社会中男性死亡率一般高于女性，这种差异随着年龄的增大而扩大，因此高龄人口性别比低是一个必然结果。然而不均衡的高龄老年人口性别比对于整个社会有消极影响，最明显的方面涉及婚姻状况和居住方式。与高龄男性相比，高龄女性的寿命更长，在制定应对老龄或高龄化的政策和项目时，高龄女性在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劣势地位更应该得到关注。
（三）“高龄少子化”现象日益突出
所谓“少子化”，指的是由于出生率下降造成的儿童数量减少的现象，“少子数”即社会中年龄为0～14岁人群的数量。用来表示“少子化”的一个常用指标就是14岁及以下少年儿童数量占人口总数的比例。而高龄化衡量的是高龄人口数量增加导致的高龄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过程。若将高龄数与少子数相除的结果描述为“高龄少子化”系数，那么这个系数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社会两个极端年龄组的数量相对变化，描述了“高龄少子化”的程度。
根据2003～2007年高龄人口数与少子数，我们可以看到，在高龄化日趋严重的现今，“少子化”现象也突显出来，“高龄少子化”系数由2003年的12.66%急剧上升到2007年的18.9%（如表1）。
“高龄化”与“少子化”同时作用的结果就是人口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人口“金字塔”也会转变为衰退型，一系列社会问题也会随之产生。赡养老人的费用在中国一般是由国家、企业、个人共同承担的，高龄化的日益严重会增加社会的负担，甚至使经济发展放缓，同时“少子化”使得使我国劳动力缺乏，社会也缺少活力，加重了“高龄化”带来的压力。
图2 2003～2007年“高龄少子化”系数变化
（四）高龄化程度远远高于同期中国平均水平
杭州市在老龄化进程中高于中国均匀水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杭州市65岁以上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为8.8%，在全国十五个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二。到2007年，杭州市65岁及以上的人口达到84.99万人，占常住人口10.8%，超过该年龄段人口比重在7%以上即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国际通行标准，杭州市高出3.8个百分点，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提前11年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
在杭州市高龄化现状的描述中，为了能够客观描述杭州市的高龄化水平，我们计算出2006～2008年高龄化系数、高龄人口增长速度、“高龄少子化”系数等指标从高龄化的现状、未来发展速度、高龄人口结构等几方面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较（如表2所示）。
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杭州市无论是在高龄化系数还是在高龄人口增长速度上都要远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杭州市面临着更为严峻的高龄化形势。其中2006、2007年杭州市的“高龄少子化”指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约10个百分点，这说明杭州市人口结构中高龄人口所占比重相当大，老龄人口本身的“老龄化”将日益显著，这为杭州市的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敲响了警钟，在未来，“两口人养七口人”的社会现象将更为突出。杭州市较为严重的高龄化也决定了杭州市更加需要加强高龄人口社会保障，重新审视高龄化问题，并在全国的高龄化工作中做出先驱作用。
三、基于灰色预测、Logistic模型的高龄化指标分析
（一）杭州市人口预测方法的选择
本文运用Logistic模型结合灰色预测模型――对杭州市几个年龄层的人口进行预测研究。Logistic模型是种群在有限环境条件下连续增长的一种简单模型，又称阻滞增长模
型，其数学模型为，其中，为种群数量，为种群自然增长率，为环境最大容纳量，代表时间。可以解得：
（1）
由于Logistic模型综合考虑了环境等因素对人口增长产生的影响，因此是一种被广泛应用的比较好的模型。 本文也将采用Logistic模型对我国人口进行分析。
另外，模型适用于对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不确定的灰色系统进行预测，尤其适合小样本数据建模。因此这种模型并不要求大量的历史数据，甚至允许有4个数据即可建模预测。模型的一般形式为：设时间序列有个观察值：
（2）
通过累加生产新序列：
（3）
则模型相应的微分方程为：
（4）
式中，称为发展灰数；称为内生控制灰数。
设为待估计参数向量，利用最小二乘法求解可得：
（5）
其中，
（6）
（7）
求解微分方程，即可得预测模型：
（8）
（二）杭州市人口及高龄化相关指标的预测
首先基于Logistic模型建立杭州市总人口增长模型。根据杭州市1978～2011年人口数据（如表3前34个数据所示），设定（万人），即假设极限人口数为5000万人，预测出至2017年的数据（如表3中最后6个数据所示）。
资料来源：杭州市统计年鉴
采用模型对2008，2009，2012～2017年的60岁及以上人口数，65岁及以上人口数，80岁及以上人口数据进行预测，结果如表4所示。
对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即得到图3，该图显示了2003～2017年三个年龄层人口的预测结果与变化趋势，从中也可以看出3个年龄层各自的增长速度存在着显著差异。
图3 2003～2017年杭州市三个年龄层人口变动趋势图
至此，已预测得到2003～2017年人口总数、60岁及以上人口数、65岁及以上人口数、80岁及以上人口数，因此可以得到60岁及以上人口数、65岁及以上人口数、80岁及以上人口数占总人数的比例，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数分别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即为老龄化系数，80岁及以上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及为高龄化系数。
四、高龄化指标预测结果分析
（一）老龄、高龄人群增长速度逐渐稳定且大幅高于总人口增长速度
从结果我们可以看到，老龄人口数年均增长速度将约为3.98%左右，高龄人口增长速度大致为7.89%，而总人口的增长速度则稳定在0.79%左右。可见高龄人口的增长速度无论相对于老龄人口还是总人口都呈现迅猛之势。这种趋势必然会导致老龄人口结构的巨大改变。
图4 2003～2017年老龄人口结构变动的条形图
图4显示了2003～2017年预测的老龄人口结构变动情况。从下至上年份从2003年逐渐至2017年，可以看到高龄人口在老龄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推移变大，显现了老龄人口本身的“老龄化”。
（二）高龄化系数增长速度明显高于老龄化系数
2003年老龄化系数和高龄化系数分别别是14.08%和12.48%，而发展至2017年，老龄化系数达到了21.26%，也就是说约5个人中就有一位60岁以上的老人，而此时，高龄化系数已经发展到20.92%。
高龄化系数的增长快于老龄化系数，这说明老龄人口本身的“老龄化”程度将逐渐比社会人群总体的“老龄化”更为严重，而这种现象却是目前仍未显现的。在将来的社会发展中，由人均寿命的不断延长引起的高龄化系数迅速攀升也将进一步凸显出来。
五、结语
本文根据现有文献及杭州市统计年鉴数据对杭州市高龄化现状进行了分析，发现杭州市高龄人群增长速度明显快于老年人群增长速度而引起的老年人口结构变动的现状。通过对近几年高龄人口性别比的分析，得出结论，杭州市高龄人群男女性别比偏低，高龄女性现状较严重，但通过历年数据比较，发现这种现象在逐渐改善。在对高龄少子化指标进行分析时，发现杭州市高龄少子化现状正逐年严重，可见未来养老负担将进一步加重。为了对杭州市高龄化现状有一个更直观的认识，笔者选取杭州市的部分高龄化指标与全国的情况进行比较，发现杭州市高龄化的严重程度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在未来几年，杭州市老龄化及高龄化情况将更严重。
参考文献
[1] 杭州市统计年鉴资料及杭州市老龄办公室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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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谭克俭.中国高龄老年人口问题初探[J].经济问题，2001，（12）：
54-56.
关键词：国际资本流动；非价格因素；启示
国际资本流动的成因可分为价格因素和非价格因素。价格因素的理论包括以利率差为成因的流量理论，以“利率-风险”为基础的存量理论，货币现象的货币分析理论以及交易成本理论和危机模型等理论。非价格因素主要包括制度质量和人口结构。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和人口老年化的发展，非价格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本文将综述国际资本流动的非价格性因素和对我国的启示，这不仅有利于我国更好地管理好国际资本的流动，还对防止它们危害中国的金融安全和经济稳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非价格因素的文献综述
1.制度质量
制度质量与国际资本流动的关系应从“卢卡斯之谜”开始研究。“卢卡斯之谜”是指与资源应该从资本丰裕（收益率低）的国家向资本稀缺（收益率高）的国家流动的理论相反，在现实中更多的国际资本流向了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质量低下是“卢卡斯之谜”广泛受到认可的解释。制度质量低下主要指产权保护不力、政府债务违约和官员等。这些不良现象会使得发展中国家风险调整后的资本边际报酬不高于甚至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因而导致国际资本逐渐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Alfaro等对解释“卢卡斯之谜”不同的理论假说进行经验分析，其中假说包括制度质量、人力资本和信息不对称等。研究结果表明在1970-2000年间，制度质量低下指标解释了52%的外商直接投资和证券资产的国际流动，这说明制度质量低下是解释“卢卡斯之谜”的主要原因。
2.人口结构
人口结构的分析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生命周期理论是指人会从一生整体上权衡消费，换句话说，即年轻和年老时消费大于储蓄，甚至透支消费，而中年时则多储蓄少消费。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分析基础的人口结构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具体表现如下：一是老年和少年人口占比大，抚养负担会增大，从而需要减少储蓄来满足抚养需求。二是劳动生产率不变的前提下，劳动人口减少，会导致投资回报下降，同时劳动人口的就业需求减少，从而导致投资需求下降。三是封闭经济下，储蓄率下降，投资率下降；开放经济下，经常账户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缓冲工具，会打破国内储蓄率与投资率之间的关联，使得储蓄可以在国际间流动，而如何流动取决于储蓄和投资下降幅度的相对大小。大量实证分析证实人口结构对储蓄的影响要大于对投资的影响。换句话说，当人口结构趋于成年时，储蓄增加幅度大于投资增加幅度，经常账户余额上升；反之，当人口结构趋于老年时，储蓄下降幅度大于投资下降幅度，经常账户余额下降。
从对我国的分析来看，简永军等通过基准模型的模拟，发现资本会由人口快速老龄化地区流向人口老龄化速度相对较慢的地区，我国人口的快速老龄化会使得我国向世界输出大量的资本，我国扮演着“资本输出”大国的角色，而美国则为最大的资本流入国。从对国际的分析来看，朱超等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关系，发现总体上经常账户余额与人口抚养比的逆向相关，全球国际资本从成年国家流向老年或少年国家。
虽然非价格因素越来越重要，值得研究，但非价格因素研究有难点，制度质量的衡量指标难以选择，导致关于制度质量的实证凤毛麟角；人口结构问题选取指标与模型困难，因而虽然有一些实证证明，但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所以如何选择指标和模型成为非价格因素的未来研究方向。
二、启示
国际资本流动理论基于非价格因素的文献综述给我国以下启示：
从制度质量上来看，我国需要规范产权制度、提高政府执政能力、严惩官员腐败等，以提高我国制度质量，以稳定我国国际资本流动。
从人口结构上来看，我国要密切关注人口结构问题。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渐渐消失，我国可以采取推迟退休年龄的政策。这不仅可以解决人口老年化问题，还可以降低储蓄率和经常项目顺差，有利于管理好我国国际资本流动。
参考文献：
[1]王永忠.国际资本流动悖论：一个文献综述[J].金融评论，2010，（04）.
[2]Alfaro，L.Kalemli-Ozcan，S.and Volosovych，V.（2005）：“Why Doesn't Capital Flow from Rich to Poor Countrie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NBE
R Working Paper， No. 11901.
[3]Kim，S.and J.W.Lee.Demographic Changes，Saving，and Current Acco
unt：An Analysis Based on a Panel VAR model[J]. 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2008 （20）： 236-56.
[4]简永军，周继忠.人口老龄化、推迟退休年龄对资本流动的影响[J].国际金融研究，2011，（02）.
[关键词]老龄人口红利；释放原则；主要路径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7111
我国劳动年龄上限较发达国家平均提前5～15年，伴随我国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老龄人口红利释放成为我国学术界研究重点。当前我国已飞速步入老龄化社会，根据国际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7%即为老龄化。[1]研究表明，中国老龄化率将于2050年达到30%以上，并将一直持续至21世纪末①。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是我国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必须面对的考验。[2]针对这一状况，笔者通过对我国老龄人口红利的测算结果进行分析，并从我国社会现状出发，提出在释放我国老龄人口红利时应遵循的原则，最后提出渐进式推进以及分阶段改革的释放路径，为我国未来相关政策的铺展打好理论基础。
1释放我国老龄人口红利的依据
目前我国老龄人口红利测算方法主要有数据分析和模型计量这两种，分别以人口抚养比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测算依据，其中以人口抚养比最为常用，指计算非诙人口数占劳动人口数比例描述社会劳动人口的人均抚养负担。[3]笔者将根据已有文献资料，说明现存老龄人口红利的规模并对其现状做简要分析。
11我国人口红利现状简述
国家统计局显示，2000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式转变成老年型，总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例首次突破10%②。在2001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1%，标志着我国正式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2008年时，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与65岁及以上人口分别占总人口比重的1243%和846%，标志着我国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截至2015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1047%。
12我国老龄人口红利的测算及结论
本项目成员袁婧怡、林艳F采用人口抚养比分析法构建模型，选取2015年静态人口结构作为基础数据，分别计算四个劳动年龄上限下我国未来二十年的人口结构，并通过改变劳动年龄上限后我国老龄人口红利释放的状况得出具体结论。根据测算结果，2015年劳动年龄上限为女50岁、男60岁时，人口抚养比为644%，老年抚养比为372%，若退休年龄延迟到男女皆为65岁，人口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分别下降到37%和143%，逐次提高劳动人口年龄上限可有效降低人口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达到释放老龄人口红利作用。若我国将劳动年龄上限由目前女50岁、男60岁逐步提高至女55岁、男60岁，男女皆为60岁和男女皆为65岁，到2035年，以上三个延迟退休阶段将分别释放465286万人、445925万人和1177074万人的劳动人口，释放出总共将近2亿的劳动人口。
综上所述，我国潜在劳动人口数量巨大，合理进行释放势必将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不容忽视的贡献。由此，本文将对释放老龄人口红利的路径和措施进行充分研究，建立相关的法律政策，以便充分释放我国老龄人口红利。
2释放我国老龄人口红利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21人性化原则
由于需要对新角色和新生活进行适应，大多数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老龄人口无法立即适应当前生活。并且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许多老龄人口已然保持着较高的身体素质水平。政府应在尊重人、满足人的前提下，根据老龄人口特有的能力、特长、兴趣、心理状况等综合情况，科学地安排最合适的工作和岗位，以充分挖掘老龄人口身上的智力上、经验上的潜能。可通过开展老年心理健康课程鼓励老龄人口充分认识自身条件，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促进经济增长。
22政府诱导性原则
我国的退休政策已实施多年，且大多数劳动人口已经适应原有退休政策，不愿在达到规定劳动年龄上限后继续工作。因此，国家需对群众思维循循善诱，改变其现有思维模式，同时实施优惠政策，增加其延迟退休意愿。可以通过如规定养老保险的最低交纳年限，给予延迟退休时间长的员工较高的养老金标准；在延迟退休期间进行税收激励，对自愿延迟退休年龄退休的员工的收入减少或免征个人所得税；对自愿延迟退休的劳动人口基于医疗、交通等方面的社会福利等政策诱导劳动人口进行思维上的转变，逐步接受劳动年龄上限的提高。
3释放我国老龄人口红利的主要路径
31渐进式推进
提高劳动年龄上限将释放大量劳动力，同时还将一定程度上缓解养老金缺口问题，减轻社会经济负担。据研究分析，有更高的学历背景的男性更加不愿意延迟退休。[4]此外深度延迟退休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大，因此，轻度延迟退休更有利于解决养老金亏空、弥补人口红利缺失。[5]因此，延迟退休政策应适应中国社会的人口结构、人民意愿和国家社会实际情况，走循序渐进的道路，一是在制定政策前多听取民众意见，制定出符合人民意愿的政策；二是逐步推进，不能着急；三是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以应对不同情况。[6]
32分阶段改革
推行过程中在时间上要逐步推行，在空间上要优先实行于发达地区；同时不断完善政策措施，保证推进改革的同时保证社会稳定。为了有效释放我国老龄人口红利，需建立和完善新型退休政策，鼓励具有劳动力能力的老龄人口继续工作。中国现行的退休年龄政策制定于20世纪70年代，即男职工年满6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退休。而我国当前男性平均退休年龄为583岁，女性为524岁③，低于规定退休年限。从全球角度看，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许多国家提高了法定退休年龄，如美国将领取全额养老金的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7][8]考虑到我国现有退休年龄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巨大，因此，推行政策应该与时俱进，分阶段进行延迟，避免产生就业压力，以便更好开发老龄人口资源，减缓社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9]
注解：
①全国老龄办：《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2006年。
②以下数据除特殊说明外，数据来源皆为国家统计局并由作者整理得到。
③社科文献出版社和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人力资源发展报告（2011―2012年）》。
参考文献：
[1]沈年耀，孙木兰论建立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紧迫性[J].襄樊学院学报，2005（4）：39-43
[2]万芊城市低龄老年人再就业促进研究――基于上海市的调查[J].社会科学研究，2013（6）：114-117
[3]周渭兵未来五十年我国社会抚养比预测及其研究[J].统计研究，2004（11）：35-38
[4]李琴谁更愿意延迟退休？――中国城镇老年人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15（4）：119-128
[5]邹铁钉普遍延迟退休还是分类延迟退休――基于养老金亏空与劳动力市场的联动效应视角[J].财贸经济，2015（4）：134-145
[6]胡晓义渐进延迟退休符合我国实际[J].新华每日电讯，2013（12）.
[7]王晔美国是如何调整退休年龄的？[N/OL].（2012-07-03）[2017-04-09].http：//view163com/12/0703/08/85FOHDLN00014MO9html
中国于2000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且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极其迅速。2013年中国老年人口（60岁及以上）数量达到2.02亿，预计2026年将跨过3亿。我国是老龄化社会急进式的代表。65岁以上老人占比，从5%到7%仅用了18年（1982-2000年）。这个增长看起来不大，但联系到中国人口大基数的现实，中国老龄化问题可见一斑。
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不断加深，不可避免的造成其医疗保障消费支出的增加。我国自2002年提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以下简称新农合）来，政府大力推行该制度。目前新农合的参保率已接近100%，基本完成了新农合“低水平，广覆盖”的目标。然而随着农村老龄人口的不断增加，新农合的“低水平”现状是否能满足老龄人口的医疗保障需求，“大病医疗”保障制度是否能满足患病人口的需求，这些现实因素都对我国新农合带来严峻的挑战。
二、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医疗保健支出的影响
（一）研究假设
以下主要考虑老年抚养比和医疗保健消费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引入居民人均收入和医疗保健消费价格指数为控制变量。
根据Grunengerg（1977）提出的“发病率扩张”（exoabsion of morbidity）假说，即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增加，不健康预期寿命也在增加，因此加剧了对医疗保健消费品的消耗。因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研究假设1：老年抚养比与医疗保健消费呈正相关关系
消费是以一定的支付能力有关，医疗保健消费作为一种消费来说，也离不开收入的影响。收入水平是影响居民医疗保健消费需要的重要因素之一，通常认为，收入水平越高，医疗保健的消费意愿越强因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研究假设2：居民收入与医疗保健消费呈正相关关系
一般来说，消费品价格上涨，人们将会相应减少对该种消费品的消费。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
研究假设3：医疗保健消费品价格与医疗保健消费呈负相关关系
（二）研究设计
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样本数据来源于全国全国31个省份，直辖市从2006-2012年的数据。数据均在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或者《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查得或计算得。由于农村（城镇）居民年均医疗保健费用支出和年均收入的波动较大，为了减少模型拟合的异方差性，分别做了取对数处理。且数据作为面板数据来处理。
2.研究模型与定量定义
Lncos i， t=c+β1ordi，t+β2lnincomei，t+β3cpii，t+εi，t
上述模型中的i，t分别代表地区和时间。将数据代入该模型，如有不显著的在剔除，直到所有变量都显著为止。
上述模型中涉及的变量有：Lncos为农村人均医疗保健费用支出。数据作取对数处理。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与15-64岁的人口数之比来衡量。即为odr=（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15-64岁人口数）*100%。Lnincome为农村人均年收入和cpi为农村医疗保健品消费价格指数为控制变量。
（三）计量结果及分析
1.平稳性检验
为了避免“伪回归”现象，一般需对数据做平稳性检验。但由于本文选取的面板数据的时间序列较短，所有认为数据是平稳的。
2.描述性统计
表1展示了各变量的样本数、单位、均值、标准差、最大值、最小值。由表2可以看出，农村居民医疗保健费用支出的均值为5.667。最大值为7.026，最小值为3.912，差距较大。农村老年抚养比的均值为13.288，最大值为25.82，最小值为7.05，差距明显。农村人均收入比的对数的均值为8.575，农村医疗保健消费价格指数的均值为103.431。
3.计量结果与分析
（1）Hausman检验和Likelihood Ratio检验
为了检验该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和Likelihood Ratio检验。Hausman检验的P值为0.0303，Likelihood Ratio检验的P值为0.0000。两种检验结果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皆拒绝原假设，故应建立固定效应模型。
（2）回归结果分析
如下，表2是回归结果。回归模型为：
lncosi，t=-4.48+0.019ordi，t+1.249lnincomei，t-0.008cpii，t+εi，t
本文中提出的三个假设均得到验证。
回归结果表明农村老年抚养比与和医疗保健消费之间具有明显的正向的关系，充分说明了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推动了医疗保健消费的上升。回归系数表明，农村老年抚养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农村医疗保健消费将上升1.9%。此外，由模型得出农村医疗保健消费与收入呈正相关关系。医疗保健消费作为一种特殊的消费，仍然离不开收入的影响。只有当居民收入提高时，温饱问题解决之余，才能考虑健康问题。农村医疗保健消费还与医疗保健品消费指数成反比。医疗保健消费指数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医疗保健消费下降0.8%。医疗保健消费品的价格上涨，在收入不变的情形下限制了农村居民对医疗保健品的消费能力。
4.模型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模型的稳健性，本文以下部分将我国31个省、市、直辖市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城市，在控制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前提下对模型稳健性进行检验。（东部城市：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城市：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城市：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分地区模型结果如表3所示。
如表5所示，分地区模型中，老年比仍对医疗保健支出具有显著影响。由此得出，该模型具有稳健性。即随着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居民的医疗保障支出越来越大。
三.人口老龄化对新农合的启示
1.提高报销比例和简化报销手续
为了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医疗保健费用支出随着攀高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提高新农合的报销比例，此举有利于切实减轻老龄化人口的医疗问题。同时由必要简化报销手续，繁重的手续不仅仅使得报销医疗费用过程变的没有效率，也使得老龄人口在忽然遭受重大疾病时因忽然面对大量临时性支出而无法就医。
2.解决定点医疗问题，逐步实现新农合在医疗机构的全面覆盖
政府实施定点医疗的制度，其初衷是为了方便管理，但却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导致了老龄人口就医难，报销难，定点机构服务质量下降，不利于医疗机构良性竞争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逐取消定点医疗问题，尽可能实现新农合在医疗机构的全面覆盖。
我国劳动年龄上限较发达国家平均提前5～15年，伴随我国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老龄人口红利释放成为我国学术界研究重点。当前我国已飞速步入老龄化社会，根据国际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7%即为老龄化。[1]研究表明，中国老龄化率将于2050年达到30%以上，并将一直持续至21世纪末①。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是我国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必须面对的考验。[2]针对这一状况，笔者通过对我国老龄人口红利的测算结果进行分析，并从我国社会现状出发，提出在释放我国老龄人口红利时应遵循的原则，最后提出渐进式推进以及分阶段改革的释放路径，为我国未来相关政策的铺展打好理论基础。
1释放我国老龄人口红利的依据
目前我国老龄人口红利测算方法主要有数据分析和模型计量这两种，分别以人口抚养比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测算依据，其中以人口抚养比最为常用，指计算非?诙?人口数占劳动人口数比例描述社会劳动人口的人均抚养负担。[3]笔者将根据已有文献资料，说明现存老龄人口红利的规模并对其现状做简要分析。
11我国人口红利现状简述
国家统计局显示，2000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式转变成老年型，总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例首次突破10%②。在2001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1%，标志着我国正式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2008年时，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与65岁及以上人口分别占总人口比重的1243%和846%，标志着我国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截至2015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1047%。
12我国老龄人口红利的测算及结论
本项目成员袁婧怡、林艳?F采用人口抚养比分析法构建模型，选取2015年静态人口结构作为基础数据，分别计算四个劳动年龄上限下我国未来二十年的人口结构，并通过改变劳动年龄上限后我国老龄人口红利释放的状况得出具体结论。根据测算结果，2015年劳动年龄上限为女50岁、男60岁时，人口抚养比为644%，老年抚养比为372%，若退休年龄延迟到男女皆为65岁，人口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分别下降到37%和143%，逐次提高劳动人口年龄上限可有效降低人口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达到释放老龄人口红利作用。若我国将劳动年龄上限由目前女50岁、男60岁逐步提高至女55岁、男60岁，男女皆为60岁和男女皆为65岁，到2035年，以上三个延迟退休阶段将分别释放465286万人、445925万人和1177074万人的劳动人口，释放出总共将近2亿的劳动人口。
综上所述，我国潜在劳动人口数量巨大，合理进行释放势必将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不容忽视的贡献。由此，本文将对释放老龄人口红利的路径和措施进行充分研究，建立相关的法律政策，以便充分释放我国老龄人口红利。
2释放我国老龄人口红利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21人性化原则
由于需要对新角色和新生活进行适应，大多数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老龄人口无法立即适应当前生活。并且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许多老龄人口已然保持着较高的身体素质水平。政府应在尊重人、满足人的前提下，根据老龄人口特有的能力、特长、兴趣、心理状况等综合情况，科学地安排最合适的工作和岗位，以充分挖掘老龄人口身上的智力上、经验上的潜能。可通过开展老年心理健康课程鼓励老龄人口充分认识自身条件，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促进经济增长。
22政府诱导性原则
我国的退休政策已实施多年，且大多数劳动人口已经适应原有退休政策，不愿在达到规定劳动年龄上限后继续工作。因此，国家需对群众思维循循善诱，改变其现有思维模式，同时实施优惠政策，增加其延迟退休意愿。可以通过如规定养老保险的最低交纳年限，给予延迟退休时间长的员工较高的养老金标准；在延迟退休期间进行税收激励，对自愿延迟退休年龄退休的员工的收入减少或免征个人所得税；对自愿延迟退休的劳动人口基于医疗、交通等方面的社会福利等政策诱导劳动人口进行思维上的转变，逐步接受劳动年龄上限的提高。
3释放我国老龄人口红利的主要路径
31渐进式推进
提高劳动年龄上限将释放大量劳动力，同时还将一定程度上缓解养老金缺口问题，减轻社会经济负担。据研究分析，有更高的学历背景的男性更加不愿意延迟退休。[4]此外深度延迟退休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大，因此，轻度延迟退休更有利于解决养老金亏空、弥补人口红利缺失。[5]因此，延迟退休政策应适应中国社会的人口结构、人民意愿和国家社会实际情况，走循序渐进的道路，一是在制定政策前多听取民众意见，制定出符合人民意愿的政策；二是逐步推进，不能着急；三是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以应对不同情况。[6]
32分阶段改革
推行过程中在时间上要逐步推行，在空间上要优先实行于发达地区；同时不断完善政策措施，保证推进改革的同时保证社会稳定。为了有效释放我国老龄人口红利，需建立和完善新型退休政策，鼓励具有劳动力能力的老龄人口继续工作。中国现行的退休年龄政策制定于20世纪70年代，即男职工年满6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退休。而我国当前男性平均退休年龄为583岁，女性为524岁③，低于规定退休年限。从全球角度看，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许多国家提高了法定退休年龄，如美国将领取全额养老金的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7][8]考虑到我国现有退休年龄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巨大，因此，推行政策应该与时俱进，分阶段进行延迟，避免产生就业压力，以便更好开发老龄人口资源，减缓社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9]
注解：
①全国老龄办：《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200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