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居民消费（尤其是食品）结构有了巨大改变，由原来的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市场对于乳肉禽蛋品种、数量的需求日益增长，对于鲜奶消费量也呈逐年稳步上升趋势。世界人均乳品消费量103公斤，发达国家高达200―300公斤，而我国人均占有量只有7.2公斤，而且，工业化生产的鲜奶还只是供应像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型城市，乳制品市场的可开发潜力巨大，就是鲜奶市场也做不完。同时，消费者对于食品的卫生、安全和质量也提出了新要求，对残留药物和检疫标准成为重视。这对于具有畜牧业传统和天然草场资源优势的草原农业来讲，无疑是巨大的机遇。
草原发展乳业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草原地区人均占有草场面积大，天然草牧场资源使它能够采取放牧式、粗放式饲养，不需要工厂化饲养，因而奶源优于工厂化饲养。要保证奶源质量，首要的条件就是所采集的鲜奶必须是无污染的，如果奶牛饲养中喂食了受污染的、或是含激素、农药等残留物的草料，就不能从根本上保证奶源的品质。从品质来看，放养、散养的奶质优于舍食和人工饲料。由于草的纤维含量、干物质含量高，草地新鲜，水分含量与草食物结合合理，提高了奶源的品质。而用秸秆和粮食喂养出来的奶牛的奶质相对不如前者。这是草原畜牧业区别于其它同类产品、在市场上叫得响、被消费市场认同的显著特点。一般地，牛奶中只有12％的干物质，水分含量高达88%，国家规定鲜牛奶干物质含量标准是11.2％，口感水味重，而草原“黄白花”收购来的鲜奶干物质含量就高达13%，奶味充足，能够区别出不同于其它品种的奶质与口感，再加上现代化的加工工艺，经过闪蒸之后，浓度提高到了15％，使其奶味更纯正，味道更浓厚，在市场上富有竞争力。
放养、散养条件在大多数地区实际上已经不具备了，畜牧业、养殖业要实现生产方式转变，核心问题是饲草料生产。由于草原农业具有了几十年种植业的基础，粮食多、秸秆多，秸秆“三化二除”已经成为重要的饲料来源，因而具备了舍食、半舍食并向工厂化饲养转变的条件。
发展畜牧业与退耕还林还草结合起来，既提高了农牧民的经济收入，又改善了草原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是一举两得的大好事，为此，各地政府确立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以畜牧业为主导，以龙头企业为核心，发展自身优势，实现“三超”：即第二产业产值超过第一产业，养殖业超过种植业，非公经济超过国有经济。从畜牧业到农业，从农业再到畜牧业，标志着草原农业产业结构的二次飞跃。
其中，实现农业产业化是根本方向，没有加工业，就没有农村经济的大发展。尤其是像鲜奶这样的产品，不进行杀菌保鲜加工，几乎无法进入市场，鲜乳解决不了保鲜问题，成为制约农牧民养奶牛的积极性，过去奶牛要牵到大街上挤牛奶，乳业基本上是自给自足、小农生产方式。因此，乳业的发展，取决于保鲜技术和加工能力。但是，小型加工企业起不了龙头作用。虽然近年来发展了不少加工企业，但由于它们规模偏小，缺乏大企业应有的素质与实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地遭到淘汰。原来有几家旗县乳制品厂、奶粉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濒临破产，迟迟不能兑现奶款，甚至用奶粉抵奶款，极大地挫伤了奶户养奶牛的积极性。
农业产业化，公司是龙头。对于企业来讲。能够保证原料、而且要保证优势的原料生产优质食品，龙头企业依靠资源优势做出品牌来，将十几万户农民带入市场，而不是让农民自己找市场，因而实现了草原基地与龙头企业“共赢”局面。企业竞争靠的是奶质，保障奶源供给，就要与农牧民利益紧密结合，形成“公司加农户”紧密结合的利益共同体。草原上的农牧民也像牛一样分散，信息不灵、交通闭塞，风险承受能力低。由于人口素质低、经营分散、组织性差，市场意识淡薄，使得农牧民的人均收入水平低，贫困人口多，再加上三年干旱，返贫现象严重。如果没有龙头企业带动在市场上小农经济几乎没有立足之地。扶植龙头企业，对加工企业的投资，就意味着对农业投资，能够起到放大的作用，带动致富一大片。乳业还带动农村相关产业（如包装材料、运输、机械）的发展，吸引技术人员，提高当地的人均收入水平。
对于像鲜奶这样奶制品，产品之间的差异性小，消费者在市场上很难加以区分，对于这种同质性、无差异性产品，能够做出自己的品牌来，需要有自身的优势。把文章做在“牛”和“草”上。能不能做出“奶”的文章，关键是要看两点，一是判断它是不是立足于资源优势，二是判断它有没有开发市场，只有将扩大奶源和扩大市场两方面工作做到家，才能打出有自己特色的品牌。奶源（资源）与市场无疑是企业发展的两条生命线。在“奶”字背后，有着一系列产业的支撑，分别是牛种、奶源和草场的规模与质量，而与此直接相关的农民利益这一经济纽带。在奶、牛、草中间，牵涉到的是农民利益。
制约乳制品发展首要因素是奶源不足。如何开发奶源?
首先是挖掘现有奶源。对于现有的奶源，首先是设立奶站，实现现有资源（奶牛）重组。草原的特点是奶源分散，每天只能集中收购7―8吨，因此，要以村为单位，具有300头以上的村设立奶站，收奶半径可达到400公里。通过开设奶站，集中挤奶，日收购量可以达到100吨。同时，也调动了农牧民养奶牛的积极性。奶源建设需要32个月长周期，如果有160个奶站，每个奶站平均按2吨计算，可以达到300多吨，收奶量迅速提高，保证了奶源供应。其次是办托牛所，牧民自家的奶牛交给托牛所管理，集中起来采取半放牧、半饲养的方式。
其次，是开发新的奶源。对农牧民来讲，既使有养牛的积极性，但没有买牛的本钱。企业为农民提供抵押贷款，或是与当地工商银行合作，为农牧民买牛提供贴息贷款。企业的担保方式有两类，对农户直接担保和企业作价担保两类，并以旗县财政担保实行联保制度。假设购牛价格的50％自筹，50％抵押贷款，平均每头牛贷款5000元，实行3年还贷，就能够解决农牧民融资难的问题。一时间，养牛成为了农牧民生活中的主要话题，养不养牛成为农牧民投资决策的重大选择。
加快奶牛数量扩繁，改良品种也是开发奶源的重要手段。龙头企业与政府部门、种畜科研所合作，形成种牛扩繁基地。有天然的草牧场、有当地黄牛优势，可以借腹怀胎，受体牛有崽有奶，企业既为奶户培育出新品种的奶牛，又占有了奶源，双重受益。同时，引进国外高产乳牛，对于企业而言发展也是极为有利的，不但可以为本企业提供优质胚胎和优质奶牛，而且它的影响扩大到全国范围，效益很高。
农牧民是最讲求实惠的，需要有看得见的利益。对于养牛户，我们算了一笔帐，一家4口的牧民养5头奶牛，光是挤奶一项每头牛纯收入就达5千元，合计2万5千元，基本上解决了温饱和多年欠账问题。3年可以收回全部投资，因此，农民获得了实惠，人均收入增加了2000元，用了10亩地，而农民的人均土地面积是5亩，相对而言，资源条件充分。有没有龙头企业，对于产地鲜奶的收购价格影响就是不一样，原来每公斤1.30元，现在提高到了1.60元，而且是半个月结一次奶款。再加上企业积极介入银行贷款，政府贴息，解决了农牧民没有本钱买奶牛的问题，一些养牛专业户通过贷款方式形成了饲养一百多头牛的规模。因而，奶源供应量迅速提高。龙头企业进入，使得农牧民饲养奶牛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同时，养牛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农村劳动分工，每头牛看护费每月5元（一年10个月左右），如果看护100头，每月的收入达500元，增加了部分农村妇女、低收入家庭的收入。
奶源开发同时也调动了农牧民种草的积极性。奶源有了需求，草的经济价值也随之提高，例如每亩种粮收入400元，而卖草可得1400元，种草与种粮相比具有比较利益。农民有了养牛积极性，自然地激发了种草积极性。草原的承载能力有限，加草饲养，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过度放牧对草原的破坏。抓饲草料，为养而种，可以提高草原的生产力。青贮饲料的蛋白含量高达16%，每亩可达2万斤，一年实现两次收割，平均2亩地养一头奶牛，潜力很大，对恢复生态环境有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过去实行指令性计划种树种草，每年100万亩，十年之后新增还是100万亩，由于农牧民种草的利益得不到应有体现，因而缺乏积极性，结果是“年年种树不见树，年年种草不见草”。现在不同了，牧民看到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养牛养草的积极性倍增。
资源优势和规模经济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对于大宗农副产品的国际市场而言，只有当贸易成本低于生产成本2%时才是可贸易的、富有竞争性的，像小麦、玉米、大豆等将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而像乳制品、特别是鲜奶市场，具有较高的进入门槛。大家知道，鲜牛奶很难远距离运输，鲜奶容易坏，主要是在常态下细菌膨胀速度快，保质期短。外国公司要想进入本地市场，必须在当地设厂实现本地化。对于像鲜奶这样不便于运输的产品、或是运输成本过高的产业，投资应尽可能地要接近原料基地。因此，奶是本地化、区域化的竞争性产品，主要是地区性的市场竞争。它的竞争优势取决于当地建厂的规模和设备。对于像鲜奶这种具有同质性的产品，同行业进口的都是同类的、或是类似的加工设备，其技术含量基本接近，因而，主要取决于规模优势，靠规模和市场占有量取胜。规模越大，采用的设备越先进，而单位产品分摊的固定资本越少，因而占有奶源布局、保鲜膜生产成本低、市场信息量大等方面优势。
对于像鲜奶这样同质性产品低成本贸易型，国内地区性竞争也很激烈，主要面对大众消费群体，低价格成为促销的主要手段。对于单个企业而言，具有无限扩张的市场潜力。产品差异性不大，可复制、可模仿，产业化程度不高，单一产业再高明也挤不出暴利。我能够进口的设备，你也能进口；你能购买到的技术，他也能够买到，奶市场的透明程度高，奶源质量差异性也不大，价格战难以避免。低价格竞争最根本的手段是要具有规模优势，高度竞争性市场，甩掉对手的唯一手段是规模效益。规模做大了，分摊在单位产品上的固定成本和管理费用才能显著降低，规模经济可以极大地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如单位产品的市场开发费)。同时，规模越大，企业“毁誉”的代价也越大，因而也是对自身产品质量的承诺。
人民论坛：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突出强调农业科技创新，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作为农业大市，上饶如何认识科技进步在新阶段农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陈晓平：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把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作为“三农”工作的重点和发展现代农业的根本支撑。农业科技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支撑，是突破资源约束的必然选择，是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决定力量。上饶市始终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市委书记董仚生、市长潘东军反复强调，任何时候都要高度重视“三农”工作，重视农业科技。尤其上饶作为农业大市，要为上饶经济发展打下更扎实的基础，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就必须紧紧依靠科技进步，充分发挥科技引领支撑现代农业。
我认为，作为市、县和乡镇抓农业科技创新，就是要做到“立地”，立足基本市情、县情和乡情，面向农业技术推广应用，面向农业技术成果转化。围绕全市粮食总产稳定在60亿斤以上、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3.5%以上总目标，加强技术推广应用研究，促进技术集成，从产业需求和农民需要出发，走产学研一条龙、农科教相结合的道路。
江西省上饶市作为传统农业大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按照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的目标，积极策应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和海西经济区建设，充分发挥上饶作为农业大市所承担的责任。
人民论坛：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十二五”时期的一项重大任务。推进农业现代化，上饶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陈晓平：农业一头连着工业，一头连着城镇，它是“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基础。上饶市按照建设现代农业强市的要求，充分利用我市丰富的农业资源和良好的生态优势，以工业的理念、市场的规律、统筹的方式、协调的办法科学发展现代农业，把高效农业示范基地、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和农业科技园区作为科技创新和现代农业的发展平台。
一是构建基地带动平台。把基地作为科技应用的重要平台，优化农产品结构和农业区域布局，大力发展优势特色农业，围绕优势特色主导产业，广泛开展技术指导、技术示范、技术推广、技术咨询、人才培训等服务，使优势特色主导产业技术水平明显提高，综合生产能力显著增强。通过特色产业的培育，带动了全市农业主导产业的发展，在全市形成了一批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品牌影响力和产业凝聚力较强的优势农业产业群，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
二是构建企业带动平台。把农业龙头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平台，鼓励农业企业加强科技创新，促进加工转化水平不断提升，企业的加工增值能力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目前，全市市级以上龙头企业250家，年销售收入177.3亿元，出口创汇达4.3亿美元。加大企业科技研发力度，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我市农业龙头企业投入技术改造、研发资金2.6亿元，设有专门研发机构的龙头企业44家，获得省级以上科技奖励的龙头企业28家。
三是构建园区带动平台。把农业科技园区作为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的重要平台，出台了《上饶市农业科技示范基地暂行管理办法》，启动了15个市级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建设，建成6个省级农业科技园、3个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园、2个省级鄱阳湖生态农业示范基地。通过这些科技示范基地和农业园区建设，引导技术、人才、项目、资金等要素向园区和基地聚集，充分发挥了农业科技研发示范转化、农村科技创业服务、农业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和区域农业技术培训基地等多种功能，在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孵化和培育科技型龙头企业、培训培养新型农民等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效，推进了现代农业与绿色食品产业发展。截止去年12月，全市基地和示范园共有企业67家，已建成120多个新品种的示范面积4384.43公顷。
人民论坛：在形成创新的共识之后，最大的问题不是怎么创新，而是谁来创新。如何培育“新型农民”，上饶市有何举措？
陈晓平：一直以来，我们的三农工作有一个误区，那就是重视农村、农业而忽视了“农民”。把农民的问题解决好了，我们三农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上饶市高度重视农村实用人才培养工作，加快培养农村发展带头人、农村技能服务型人才和农村生产经营型人才。在财力较紧张的情况下，我们坚持由财政出资，每年2次选送部分农业企业负责人到先进地区、大专院校进行短期学习参观、考察、培训。按照全省统一部署，实施好“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培养和造就一大批乡土实用人才。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对未升学的农村初高中毕业生免费提供农业技能培训。
从上饶“三农”工作看，“农业”抓住了农业产业化这个关键，“农村”抓住了新农村建设这个关键，目前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农民”问题从一定程度上看，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农村稳，则上饶稳；农民安，则上饶安。农村和谐安定，是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工作的大目标，也是全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坚实基础。而如何加强和完善农村社会尤其是农民的管理，一定程度上成为农村和谐稳定的薄弱环节，需要我们探索创新。农村社区是一个最基层的单位，虽然不是一级组织机构，但它是组织工作的一个很好的抓手。我们要积极探索农民和农村社会管理的新途径、新模式，把我市农民工作做得更好，使上饶的农村社会管理更加有序、有力、有效。
人民论坛：上饶农业发展的未来着力点在哪？
陈晓平：上饶实现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的跨越，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一是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建设。要把建设上饶市国家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作为我市农业发展的一项突出的重点工作。今年整合建立市级“上饶市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并力争上升为部级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为建设现代农业强市打下扎实基础。
二是有机农业发展。有机农业是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形态，充分利用山清水秀、生态环境优良、交通便利以及农业资源丰富、绿色有机农产品数量品牌全省领先的优势，把发展有机农业作为建设现代农业强市的突破口，制定有机农业发展的支持政策，今年无论是产量、产值、创汇，还是有机大餐的品牌建设，都要有大的突破。结合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打造上饶的有机大餐品牌，让品尝上饶的有机大餐成为所有游客来上饶旅游必不可少的旅游项目，让大家感觉到来上饶没吃到有机大餐，就不算来过上饶，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要通过努力，使上饶的有机大餐品牌逐步走向南昌、上海、北京等地。
三是特色龙头培育。大力实施龙头企业“强龙、增值、固本、富民”工程，重点打造万年贡米集团、德兴异VC钠公司等20个特色龙头企业。加快远泉集团、万年生猪集团、横峰葛业公司、源森红花茶油公司股改上市步伐；力争规模以上农业企业发展到500家，市级以上龙头企业年销售收入增长15%、突破200亿元；年销售收入亿元以上龙头企业发展至36家，其中突破22亿元的至少有1家。
四是特色产业形成。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优化农产品结构和农业区域布局，大力发展优势特色农业，重点打造水稻产业、蔬菜产业、水果产业、绿茶产业、生猪产业、节粮型畜禽产业、水产产业、油茶产业、苗木花卉产业、速丰林产业等10大特色产业，在全市形成一批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品牌影响力和产业凝聚力较强的优势特色农业产业群。努力做到一县一支柱、一乡一精品、各地有看点、各行有亮点，不断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五是新农村建设。积极策应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战略，按照中央新农村建设“二十字”方针和省委“五新一好”的要求，围绕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以村庄整治为切入点，着力解决农民走平坦路、喝干净水、用卫生厕、洗热水澡、烧洁净灶、居优美村和规范建房、节约土地的“六让一规范”的阶段性目标，在湖区、景区、郊区和高速公路、国省道、旅游公路和铁路沿线率先打造连片建设新农村亮点。突出村镇联动和整村推进的新农村建设模式。加快“一村一品”产业规划与实施力度，建设一批特色种养、超市、来料加工等为主的“一村一品”产业村。同时，大力实施“百万果苗进新村”、“文化科普进新村”和“万户农家乐”工程，形成新农村建设“四线、三区、二进、一乐” 新格局，扎实推进我市新农村建设。
关键词：三农问题；乡镇企业；新农村建设；农民增收
一、农民增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三农问题”由来已久，对此问题有不同表述，尤其以曾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概括得最为充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简单地说，“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分别侧重于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者密切相关，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三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对其他两个方面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必须系统地分析和解决“三农问题”。
截至2008年底，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2802万人，其中，乡村人口72135万人，占54.32%。总就业人数为77480万人，其中在乡村就业人数为47270万人，占61%。国内生产总值（GDP）为300670.0亿元，其中第一产业为34000.0亿元，占11.3%。尽管第一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并不大，但是“无农不稳”，而且第一产业为第二产业提供重要原料，同时农村也是工业产品的重要市场，中国要在经济上获得长足发展，归根结底要依赖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突破。因此，解决“三农问题”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性部署。自2006年，中央政府全面免除了农业税，结束了农民数千年要交“皇粮国税”的历史。近年来，由中央政府推动的各种惠农政策全面向农村铺开，诸如向种粮农民发放各种补贴、农村合作医疗、农村义务教育、农民养老保险、新农村建设等等。以上政策都是得民心、惠及农民的好政策。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解决“三农问题”，最主要是农民增收问题。农民增收主要有三个来源：种粮收入、政府补贴和工资性收入。
（一）种粮收入
中国人口多、耕地面积少，以占世界9%的耕地面积养活了占世界21%的人口。这说明，耕地的产出在一定意义上是保持国家稳定所必需的，粮价是一把双刃剑，“谷贱伤农”，但是，粮价太高，城市居民又难以承受。因而，粮价不可能完全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粮价太低，政府应当以最低保护价来收购，以保护种粮农民的积极性；而粮价太高，政府又应适当减少粮食储备，以调低粮价，或者向城市居民发放补贴，以降低城市生活的成本。耕地和粮食关乎国家安全，对于农民来说，也是保障性质的，特别是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农民可以返乡种地。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成千上万的失业人口都聚集在城市，衣食无着，这对于政府、对于社会都是难以解决的大问题。因而，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能触碰，耕地流转必须以保持耕地承包权不变为前提，否则，失地加上失业，这对于打工农民来说就是“雪上加霜”。更何况，“中国水土资源都严重缺乏，有六百多个县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8亩，有三分之一的省人均耕地少于一亩。这些地方的农村土地已经基本上转化为农民的社会保障。”“那些人均耕地面积多于一亩的地方多在北方，然而北方缺水严重，旱魔肆虐，经常是数以千万亩的土地受旱，因此，尽管那些地方土地资源相对宽松，但水资源缺乏导致产出率低，耕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仍然是第一位的。”由上分析可知，种粮收入对于农民增收来说并不是关键性的因素。
（二）政府补贴
针对近年来农村经济、社会和政治形势趋于复杂的现象，温铁军分析道：“农业产值已经下降为占GDP的15%，而农业人口仍占60%以上。其实，任何政府都不可能把在约15%农业产值上的收益作为税费基础，为占60%以上人口的农村提供社会保障，以及教育、医疗等公共开支；更不可能以此维持基层政府上千万财政供养人口的庞大开支。同理，面对8亿农民，任何形态的现代治理都不可能满足农村的社会需求。一般学者提出的城市工业反哺农村，或者政府补贴农业，对于中国2.3亿农户而言当然也不现实。”因此，政府向种粮农民补贴更多的是具有象征性意义，表明了政府对农民的关爱，这对于打破我国几十年来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体制无疑是意义重大的。2010年，中央财政对“三农”的投入达到史无前例的8183亿元。但是，假定这些投入全部是对农民的补贴，平均每个农民每个月还不到100元。如果农民失去了土地，又没有工作的机会，那么，这点钱连维持温饱的水平都不够。综上所述，农民增收的关键也不是政府补贴。
（三）工资性收入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民从土地上真正解放了出来，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不但成为农民增收的关键，而且成为农村发展的关键。近年来，工资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有的农民工输出地区甚至创造了“打工经济”这个新词汇。但是，我们又不得不看到，外出务工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外来务工者给劳务输入地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但是，他们自身的地位并不高，很多地方仍然把外来务工者当作“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工具”。而且，由于大量正值壮年的中坚力量外出，农村发展面临着十分严峻的问题：一是新农村建设缺乏人才，“能人”都外出了，村里剩下的都是“387061”部队（妇女、老人和孩子），村民自治制度的运转本身就成了问题；二是造成一定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留守老人无人照料，留守孩子无人教育等。
上述分析表明，工资性收入是农民增收的关键。鉴于外出务工不管是对务工者，还是对农村发展均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发展乡镇企业就成为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二、必须重新认识乡镇企业的重要地位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乡镇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增强我国综合国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008年，全国乡镇企业增加值84 127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7.98%；出口商品交货值35 092亿元；实缴国家税金8 765亿元。乡镇企业的发展大大提高了我国经济的总体实力。乡镇企业深刻改变了农村经济单纯依靠农业发展的格局。1978年，社队企业总产值只相当于当年农业总产值的37%左右；到1987年，乡镇企业产值首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标志着中国农村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到2008年，乡镇企业增加值已占农村社会增加值的71.21%，成为支撑农村经济最坚实的支柱。
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国有企业发展面临困境，乡镇企业的发展空间一再受到挤压，再加上乡镇企业多是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于是，在治理污染、提高能源利用率的政策大背景下，乡镇企业逐步萎缩。一些原来在乡镇企业务工的农民，只得远走他乡，外出务工。在解决“三农问题”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重新认识乡镇企业的重要地位。乡镇企业不仅有助于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提高农民收入、加快新农村建设、促进社会和谐，还有助于农产品深加工，促进农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由劳动密集型向资金、技术密集型转化，并促进中国城镇化发展。
（一）乡镇企业有助于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
农村富余劳动力有两种：一是长期富余劳动力；二是临时富余劳动力。前者的出现往往是由于家庭人口多，耕地少，再加上现在普遍实行了农业机械化，一些过去的农业劳动者就可以彻底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了，特别是初、高中毕业后回乡的青年，他们往往缺乏农业劳动的技能，也没有从事艰苦农业劳动的热情，这些人的去向往往是务工。如果当地乡镇企业比较发达，这些人就成为乡镇企业中的生力军，由于他们比较年轻而且文化程度较高，接受新生事物比较快，属于优质人力资源，因而不管是在当地乡镇企业还是外出务工都较受欢迎。临时富余劳动力是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所决定的。农忙时，他们主要忙于农业生产；而农闲时，他们就成为富余劳动力。这类人外出务工一般受到较大限制，一则外出只能寻短工，短工不好找，工资亦较低，有时，工资收入还不足以弥补在外住宿和旅途的支出；二则临时富余劳动力一般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一旦外出，就把家庭的重担交给妻子或老人，他们在外地打工，也是两边牵挂。如果临时富余劳动力均选择外出，那么，这对于农村发展、村民自治等均是不利的。因此，乡镇企业在解决富余劳动力，尤其是临时富余劳动力的就业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乡镇企业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
农民收入的真正提高并不仅仅体现在毛收入方面，更重要的体现为净收入。上文提到，工资性收入是农民增收的关键，而外出务工，由于有在外租房、饮食、往返旅费等诸多花销，净收入其实并不多。当然，一些外出务工者为了多攒一些钱，只好省吃俭用，最大限度地压缩自己的生活成本。有人这样描述外出务工者的生存状态：“吃得比猪差，起得比鸡早，干得比驴累”，这种状态确实令人心酸。而乡镇企业使农民“离土不离乡”，即便在乡镇企业务工收入略低一些，但平时吃住在家，所需额外支付的生活成本是很低的，因此，在乡镇企业务工者的净收入实际上并不低于外出务工者。
（三）乡镇企业有助于新农村建设
在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的指导性意见后，各地纷纷落实，但是，新农村建设并不是简单地建设一些连片的农民住宅。有些地方其实是错误地理解了中央的政策，把新农村建设又搞成了一项政绩工程，甚至出现了农民纷纷抛下新建的别墅而外出打工的怪现象。因为，这些地方一哄而上地建设了一批农民别墅，农民没有钱，就由政府担保向银行贷款，为了还贷款，农民只有外出打工。其实，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系 统工程，它不仅包括村容村貌的改观，而且包括村民自治制度的健全、精神文明建设的落实。在这几个方面，乡镇企业都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在村容村貌改观方面，由于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不同于城市，基本上要靠自给。如果村里修一条马路，向农民集资，无疑会加重农民负担。而如果乡镇企业发展得较好，为村里修路之类的公益事业是乡镇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在村民自治制度的健全方面，由于乡镇企业在本乡本土，在乡镇企业务工者并不存在参与所在村各项事务的困难。而外出务工者，有时因不好请假或者为了节约往返的旅费，干脆放弃自己的民主权利。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由于乡镇企业解决了临时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也能够大大减少在农闲时，乡村频繁发生的打架斗殴、聚众、酗酒闹事等不良社会现象，如果乡镇企业建立了工会，经常开展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娱活动，这对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无疑是非常有利的。
（四）乡镇企业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
社会和谐的基础是家庭和谐。外出务工者抛家舍业、无法在老人跟前尽孝、离妻别子，这对于家庭和谐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如果是一个中年人外出务工，家里就少了“主心骨”，家庭所有的重担就落在了妻子肩头，而且长期的两地分居造成的生理、心理上的痛苦，往往埋下了婚姻破裂的种子。如果夫妻双双外出务工，则又会造成“留守老人”无人照顾、“留守儿童”缺乏管教的新的社会问题。有的夫妻可能也会把孩子带上外出打工，但是，由于教育是地方性的公共物品，劳务输入地并没有为外来务工者子女提供义务教育的法律义务，尽管在中央的干预下，一些地方部分地解决了外来务工者子女的入学问题，但是，这些孩子由于不具有当地户籍，在升学、就业等方面依然存在着诸多困难。而且，如果这些孩子在城市长大，他们很少愿意再回到农村，这样一来，农村发展后继无人；而留在城市，在现行户籍制度下，这些孩子又不可能获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无法找到理想的工作，他们又会形成对城市、对社会的仇视心理，这对于社会和谐极为不利。而发展乡镇企业不但解决了绝大部分农民的就业问题，而且乡镇企业务工者不必遭受背井离乡的痛苦，一家人和和美美地在一起，而且随着农村的发展，农村的教育水平也会逐步提高，孩子有父母有照管，在自己的家乡接受义务教育，不会受到任何歧视，孩子有一个幸福的童年，这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也是非常有利的。
（五）乡镇企业有助于农产品深加工
初级农产品价格往往很低，这也是种粮农民增收乏力的关键。而农产品深加工或者由于技术较难，或者由于资金匮乏，单个家庭往往难以做到。在这方面，乡镇企业大有可为。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主要是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现在，乡镇企业应当发挥地方特色优势，而不要拿自己的短处与外资企业、国有企业相比拼。农产品往往具有地域性，如山东的大蒜质量就是全国一流的。过去大蒜直接出口，一则价格低；二则受到进口国农产品进口配额的限制，农民获益不多。现在，在当地企业的带动下，发展大蒜的深加工，生产大蒜粉，价格是大蒜的10倍。这种做法值得全国推广。政府应鼓励和促进乡镇企业从事农产品深加工，在税收、信贷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
（六）乡镇企业有助于促进农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由劳动密集型向资金、技术密集型转化
传统农业往往是靠天吃饭、粗放经营，由于受到资金、技术匮乏的限制，也是一种劳动密集型产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农业投入上加大了力度，但是，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是无法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因为农村土地基本上按人口平均分配，把整块土地分割成许多小块分户经营。由于耕地面积狭小，农民还在沿用传统手工劳动工具，机械化大生产既不合算，也不可能，生产效益低下。这既不利于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也不利于分工的发展，更不利于农业技术的进步，导致农产品成本过高，缺乏市场竞争力，经济效率低下。随着中国加入WTO，外国农产品凭借其价格优势大举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农业由于自身的低效率而受到强烈冲击，农业发展面临巨大挑战。乡镇企业在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方面同样大有可为。由于乡镇企业具有资金和技术的优势，如果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在保持土地承包权不变的情况下，农民以土地承包权入股，适度集中土地，实现良种种植规模化、农业生产机械化，发展现代农业，观光、旅游农业，那无疑会展现出中国农业发展的新画卷。在这种新型生产方式中，农民既是土地的承包者，又可以成为这类乡镇企业的工人。
（七）乡镇企业有助于中国城镇化
从国际经验来看，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城市聚集了人力、物资和基础设施，在公共物品供给方面具有规模优势。但是，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城市病”，如交通拥堵、就业压力、住房紧张等。对于中国来说，可行的路径是发展小城镇。而在小城镇发展方面，乡镇企业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一方面，乡镇企业主要是在小城镇，在这些小城镇很自然地兴起了第三产业；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发展也为小城镇建设提供了资金。更何况，很多乡镇企业本身就是依托小城镇发起来的，乡镇企业与小城镇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如果结合新农村建设，在小城镇开发房地产，一方面，可以促进人口适度聚集，在供水、供电、供暖、教育、医疗等方面，小城镇的发展状况都优于一般农村，这有助于改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状况；另一方面，也节约了大量耕地，这又为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综上所述，发展乡镇企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因此，各级政府乃至全社会都应当高度重视乡镇企业发展，为乡镇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参考文献：
1、王玉涵，李军领.你知道乡镇干部有多难——由李昌平“上书”引发的话题[J].领导科学，2010(1).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M].2009.
3、温铁军.“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双重困境下的“三农”问题[J].读书，2001(10).
4、温铁军.“三农问题”与解决办法[J].中国改革·农村版，2003(2).
5、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2010年3月5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EB/OL].gov.cn/2010lh/content_1555767.htm，2009-03-15/2010-11-23.
关键词：三农问题；乡镇企业；新农村建设；农民增收
一、农民增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三农问题”由来已久，对此问题有不同表述，尤其以曾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概括得最为充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简单地说，“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分别侧重于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者密切相关，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三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对其他两个方面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必须系统地分析和解决“三农问题”。
截至2008年底，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2802万人，其中，乡村人口72135万人，占54.32%。总就业人数为77480万人，其中在乡村就业人数为47270万人，占61%。国内生产总值（gdp）为300670.0亿元，其中第一产业为34000.0亿元，占11.3%。尽管第一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并不大，但是“无农不稳”，而且第一产业为第二产业提供重要原料，同时农村也是工业产品的重要市场，中国要在经济上获得长足发展，归根结底要依赖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突破。因此，解决“三农问题”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性部署。自2006年，中央政府全面免除了农业税，结束了农民数千年要交“皇粮国税”的历史。近年来，由中央政府推动的各种惠农政策全面向农村铺开，诸如向种粮农民发放各种补贴、农村合作医疗、农村义务教育、农民养老保险、新农村建设等等。以上政策都是得民心、惠及农民的好政策。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解决“三农问题”，最主要是农民增收问题。农民增收主要有三个来源：种粮收入、政府补贴和工资性收入。
（一）种粮收入
中国人口多、耕地面积少，以占世界9%的耕地面积养活了占世界21%的人口。这说明，耕地的产出在一定意义上是保持国家稳定所必需的，粮价是一把双刃剑，“谷贱伤农”，但是，粮价太高，城市居民又难以承受。因而，粮价不可能完全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粮价太低，政府应当以最低保护价来收购，以保护种粮农民的积极性；而粮价太高，政府又应适当减少粮食储备，以调低粮价，或者向城市居民发放补贴，以降低城市生活的成本。耕地和粮食关乎国家安全，对于农民来说，也是保障性质的，特别是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农民可以返乡种地。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成千上万的失业人口都聚集在城市，衣食无着，这对于政府、对于社会都是难以解决的大问题。因而，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能触碰，耕地流转必须以保持耕地承包权不变为前提，否则，失地加上失业，这对于打工农民来说就是“雪上加霜”。更何况，“中国水土资源都严重缺乏，有六百多个县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8亩，有三分之一的省人均耕地少于一亩。这些地方的农村土地已经基本上转化为农民的社会保障。”“那些人均耕地面积多于一亩的地方多在北方，然而北方缺水严重，旱魔肆虐，经常是数以千万亩的土地受旱，因此，尽管那些地方土地资源相对宽松，但水资源缺乏导致产出率低，耕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仍然是第一位的。”由上分析可知，种粮收入对于农民增收来说并不是关键性的因素。
（二）政府补贴
针对近年来农村经济、社会和政治形势趋于复杂的现象，温铁军分析道：“农业产值已经下降为占gdp的15%，而农业人口仍占60%以上。其实，任何政府都不可能把在约15%农业产值上的收益作为税费基础，为占60%以上人口的农村提供社会保障，以及教育、医疗等公共开支；更不可能以此维持基层政府上千万财政供养人口的庞大开支。同理，面对8亿农民，任何形态的现代治理都不可能满足农村的社会需求。一般学者提出的城市工业反哺农村，或者政府补贴农业，对于中国2.3亿农户而言当然也不现实。”因此，政府向种粮农民补贴更多的是具有象征性意义，表明了政府对农民的关爱，这对于打破我国几十年来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体制无疑是意义重大的。2010年，中央财政对“三农”的投入达到史无前例的8183亿元。但是，假定这些投入全部是对农民的补贴，平均每个农民每个月还不到100元。如果农民失去了土地，又没有工作的机会，那么，这点钱连维持温饱的水平都不够。综上所述，农民增收的关键也不是政府补贴。
（三）工资性收入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民从土地上真正解放了出来，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不但成为农民增收的关键，而且成为农村发展的关键。近年来，工资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有的农民工输出地区甚至创造了“打工经济”这个新词汇。但是，我们又不得不看到，外出务工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外来务工者给劳务输入地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但是，他们自身的地位并不高，很多地方仍然把外来务工者当作“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工具”。而且，由于大量正值壮年的中坚力量外出，农村发展面临着十分严峻的问题：一是新农村建设缺乏人才，“能人”都外出了，村里剩下的都是“387061”部队（妇女、老人和孩子），村民自治制度的运转本身就成了问题；二是造成一定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留守老人无人照料，留守孩子无人教育等。
上述分析表明，工资性收入是农民增收的关键。鉴于外出务工不管是对务工者，还是对农村发展均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发展乡镇企业就成为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二、必须重新认识乡镇企业的重要地位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乡镇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增强我国综合国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008年，全国乡镇企业增加值84 127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7.98%；出口商品交货值35 092亿元；实缴国家税金8 765亿元。乡镇企业的发展大大提高了我国经济的总体实力。乡镇企业深刻改变了农村经济单纯依靠农业发展的格局。1978年，社队企业总产值只相当于当年农业总产值的37%左右；到1987年，乡镇企业产值首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标志着中国农村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到2008年，乡镇企业增加值已占农村社会增加值的71.21%，成为支撑农村经济最坚实的支柱。
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国有企业发展面临困境，乡镇企业的发展空间一再受到挤压，再加上乡镇企业多是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于是，在治理污染、提高能源利用率的政策大背景下，乡镇企业逐步萎缩。一些原来在乡镇企业务工的农民，只得远走他乡，外出务工。在解决“三农问题”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重新认识乡镇企业的重要地位。乡镇企业不仅有助于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提高农民收入、加快新农村建设、促进社会和谐，还有助于农产品深加工，促进农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由劳动密集型向资金、技术密集型转化，并促进中国城镇化发展。
（一）乡镇企业有助于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
农村富余劳动力有两种：一是长期富余劳动力；二是临时富余劳动力。前者的出现往往是由于家庭人口多，耕地少，再加上现在普遍实行了农业机械化，一些过去的农业劳动者就可以彻底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了，特别是初、高中毕业后回乡的青年，他们往往缺乏农业劳动的技能，也没有从事艰苦农业劳动的热情，这些人的去向往往是务工。如果当地乡镇企业比较发达，这些人就成为乡镇企业中的生力军，由于他们比较年轻而且文化程度较高，接受新生事物比较快，属于优质人力资源，因而不管是在当地乡镇企业还是外出务工都较受欢迎。临时富余劳动力是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所决定的。农忙时，他们主要忙于农业生产；而农闲时，他们就成为富余劳动力。这类人外出务工一般受到较大限制，一则外出只能寻短工，短工不好找，工资亦较低，有时，工资收入还不足以弥补在外住宿和旅途的支出；二则临时富余劳动力一般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一旦外出，就把家庭的重担交给妻子或老人，他们在外地打工，也是两边牵挂。如果临时富余劳动力均选择外出，那么，这对于农村发展、村民自治等均是不利的。因此，乡镇企业在解决富余劳动力，尤其是临时富余劳动力的就业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乡镇企业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
农民收入的真正提高并不仅仅体现在毛收入方面，更重要的体现为净收入。上文提到，工资性收入是农民增收的关键，而外出务工，由于有在外租房、饮食、往返旅费等诸多花销，净收入其实并不多。当然，一些外出务工者为了多攒一些钱，只好省吃俭用，最大限度地压缩自己的生活成本。有人这样描述外出务工者的生存状态：“吃得比猪差，起得比鸡早，干得比驴累”，这种状态确实令人心酸。而乡镇企业使农民“离土不离乡”，即便在乡镇企业务工收入略低一些，但平时吃住在家，所需额外支付的生活成本是很低的，因此，在乡镇企业务工者的净收入实际上并不低于外出务工者。
（三）乡镇企业有助于新农村建设
在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的指导性意见后，各地纷纷落实，但是，新农村建设并不是简单地建设一些连片的农民住宅。有些地方其实是错误地理解了中央的政策，把新农村建设又搞成了一项政绩工程，甚至出现了农民纷纷抛下新建的别墅而外出打工的怪现象。因为，这些地方一哄而上地建设了一批农民别墅，农民没有钱，就由政府担保向银行贷款，为了还贷款，农民只有外出打工。其实，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系
统工程，它不仅包括村容村貌的改观，而且包括村民自治制度的健全、精神文明建设的落实。在这几个方面，乡镇企业都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在村容村貌改观方面，由于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不同于城市，基本上要靠自给。如果村里修一条马路，向农民集资，无疑会加重农民负担。而如果乡镇企业发展得较好，为村里修路之类的公益事业是乡镇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在村民自治制度的健全方面，由于乡镇企业在本乡本土，在乡镇企业务工者并不存在参与所在村各项事务的困难。而外出务工者，有时因不好请假或者为了节约往返的旅费，干脆放弃自己的民利。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由于乡镇企业解决了临时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也能够大大减少在农闲时，乡村频繁发生的打架斗殴、聚众、酗酒闹事等不良社会现象，如果乡镇企业建立了工会，经常开展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娱活动，这对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无疑是非常有利的。
（四）乡镇企业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
社会和谐的基础是家庭和谐。外出务工者抛家舍业、无法在老人跟前尽孝、离妻别子，这对于家庭和谐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如果是一个中年人外出务工，家里就少了“主心骨”，家庭所有的重担就落在了妻子肩头，而且长期的两地分居造成的生理、心理上的痛苦，往往埋下了婚姻破裂的种子。如果夫妻双双外出务工，则又会造成“留守老人”无人照顾、“留守儿童”缺乏管教的新的社会问题。有的夫妻可能也会把孩子带上外出打工，但是，由于教育是地方性的公共物品，劳务输入地并没有为外来务工者子女提供义务教育的法律义务，尽管在中央的干预下，一些地方部分地解决了外来务工者子女的入学问题，但是，这些孩子由于不具有当地户籍，在升学、就业等方面依然存在着诸多困难。而且，如果这些孩子在城市长大，他们很少愿意再回到农村，这样一来，农村发展后继无人；而留在城市，在现行户籍制度下，这些孩子又不可能获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无法找到理想的工作，他们又会形成对城市、对社会的仇视心理，这对于社会和谐极为不利。而发展乡镇企业不但解决了绝大部分农民的就业问题，而且乡镇企业务工者不必遭受背井离乡的痛苦，一家人和和美美地在一起，而且随着农村的发展，农村的教育水平也会逐步提高，孩子有父母有照管，在自己的家乡接受义务教育，不会受到任何歧视，孩子有一个幸福的童年，这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也是非常有利的。
（五）乡镇企业有助于农产品深加工
初级农产品价格往往很低，这也是种粮农民增收乏力的关键。而农产品深加工或者由于技术较难，或者由于资金匮乏，单个家庭往往难以做到。在这方面，乡镇企业大有可为。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主要是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现在，乡镇企业应当发挥地方特色优势，而不要拿自己的短处与外资企业、国有企业相比拼。农产品往往具有地域性，如山东的大蒜质量就是全国一流的。过去大蒜直接出口，一则价格低；二则受到进口国农产品进口配额的限制，农民获益不多。现在，在当地企业的带动下，发展大蒜的深加工，生产大蒜粉，价格是大蒜的10倍。这种做法值得全国推广。政府应鼓励和促进乡镇企业从事农产品深加工，在税收、信贷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
（六）乡镇企业有助于促进农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由劳动密集型向资金、技术密集型转化
传统农业往往是靠天吃饭、粗放经营，由于受到资金、技术匮乏的限制，也是一种劳动密集型产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农业投入上加大了力度，但是，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是无法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因为农村土地基本上按人口平均分配，把整块土地分割成许多小块分户经营。由于耕地面积狭小，农民还在沿用传统手工劳动工具，机械化大生产既不合算，也不可能，生产效益低下。这既不利于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也不利于分工的发展，更不利于农业技术的进步，导致农产品成本过高，缺乏市场竞争力，经济效率低下。随着中国加入wto，外国农产品凭借其价格优势大举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农业由于自身的低效率而受到强烈冲击，农业发展面临巨大挑战。乡镇企业在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方面同样大有可为。由于乡镇企业具有资金和技术的优势，如果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在保持土地承包权不变的情况下，农民以土地承包权入股，适度集中土地，实现良种种植规模化、农业生产机械化，发展现代农业，观光、旅游农业，那无疑会展现出中国农业发展的新画卷。在这种新型生产方式中，农民既是土地的承包者，又可以成为这类乡镇企业的工人。
（七）乡镇企业有助于中国城镇化
从国际经验来看，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城市聚集了人力、物资和基础设施，在公共物品供给方面具有规模优势。但是，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城市病”，如交通拥堵、就业压力、住房紧张等。对于中国来说，可行的路径是发展小城镇。而在小城镇发展方面，乡镇企业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一方面，乡镇企业主要是在小城镇，在这些小城镇很自然地兴起了第三产业；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发展也为小城镇建设提供了资金。更何况，很多乡镇企业本身就是依托小城镇发起来的，乡镇企业与小城镇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如果结合新农村建设，在小城镇开发房地产，一方面，可以促进人口适度聚集，在供水、供电、供暖、教育、医疗等方面，小城镇的发展状况都优于一般农村，这有助于改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状况；另一方面，也节约了大量耕地，这又为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综上所述，发展乡镇企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因此，各级政府乃至全社会都应当高度重视乡镇企业发展，为乡镇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参考文献：
1、王玉涵,李军领.你知道乡镇干部有多难——由李昌平“上书”引发的话题[j].领导科学,2010(1).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m].2009.
3、温铁军.“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双重困境下的“三农”问题[j].读书,2001(10).
4、温铁军.“三农问题”与解决办法[j].中国改革·农村版,2003(2).
5、.政府工作报告——2010年3月5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eb/ol]./2010lh/content_1555767.htm,2009-03-15/2010-11-23.
关键词：三农问题；乡镇企业；新农村建设；农民增收
一、农民增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三农问题”由来已久，对此问题有不同表述，尤其以曾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概括得最为充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简单地说，“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分别侧重于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者密切相关，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三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对其他两个方面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必须系统地分析和解决“三农问题”。
截至2008年底，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2802万人，其中，乡村人口72135万人，占54.32%。总就业人数为77480万人，其中在乡村就业人数为47270万人，占61%。国内生产总值（gdp）为300670.0亿元，其中第一产业为34000.0亿元，占11.3%。尽管第一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并不大，但是“无农不稳”，而且第一产业为第二产业提供重要原料，同时农村也是工业产品的重要市场，中国要在经济上获得长足发展，归根结底要依赖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突破。因此，解决“三农问题”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性部署。自2006年，中央政府全面免除了农业税，结束了农民数千年要交“皇粮国税”的历史。近年来，由中央政府推动的各种惠农政策全面向农村铺开，诸如向种粮农民发放各种补贴、农村合作医疗、农村义务教育、农民养老保险、新农村建设等等。以上政策都是得民心、惠及农民的好政策。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解决“三农问题”，最主要是农民增收问题。农民增收主要有三个来源：种粮收入、政府补贴和工资性收入。
（一）种粮收入
中国人口多、耕地面积少，以占世界9%的耕地面积养活了占世界21%的人口。这说明，耕地的产出在一定意义上是保持国家稳定所必需的，粮价是一把双刃剑，“谷贱伤农”，但是，粮价太高，城市居民又难以承受。因而，粮价不可能完全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粮价太低，政府应当以最低保护价来收购，以保护种粮农民的积极性；而粮价太高，政府又应适当减少粮食储备，以调低粮价，或者向城市居民发放补贴，以降低城市生活的成本。耕地和粮食关乎国家安全，对于农民来说，也是保障性质的，特别是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农民可以返乡种地。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成千上万的失业人口都聚集在城市，衣食无着，这对于政府、对于社会都是难以解决的大问题。因而，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能触碰，耕地流转必须以保持耕地承包权不变为前提，否则，失地加上失业，这对于打工农民来说就是“雪上加霜”。更何况，“中国水土资源都严重缺乏，有六百多个县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8亩，有三分之一的省人均耕地少于一亩。这些地方的农村土地已经基本上转化为农民的社会保障。”“那些人均耕地面积多于一亩的地方多在北方，然而北方缺水严重，旱魔肆虐，经常是数以千万亩的土地受旱，因此，尽管那些地方土地资源相对宽松，但水资源缺乏导致产出率低，耕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仍然是第一位的。”由上分析可知，种粮收入对于农民增收来说并不是关键性的因素。
（二）政府补贴
针对近年来农村经济、社会和政治形势趋于复杂的现象，温铁军分析道：“农业产值已经下降为占gdp的15%，而农业人口仍占60%以上。其实，任何政府都不可能把在约15%农业产值上的收益作为税费基础，为占60%以上人口的农村提供社会保障，以及教育、医疗等公共开支；更不可能以此维持基层政府上千万财政供养人口的庞大开支。同理，面对8亿农民，任何形态的现代治理都不可能满足农村的社会需求。一般学者提出的城市工业反哺农村，或者政府补贴农业，对于中国2.3亿农户而言当然也不现实。”因此，政府向种粮农民补贴更多的是具有象征性意义，表明了政府对农民的关爱，这对于打破我国几十年来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体制无疑是意义重大的。2010年，中央财政对“三农”的投入达到史无前例的8183亿元。但是，假定这些投入全部是对农民的补贴，平均每个农民每个月还不到100元。如果农民失去了土地，又没有工作的机会，那么，这点钱连维持温饱的水平都不够。综上所述，农民增收的关键也不是政府补贴。
（三）工资性收入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民从土地上真正解放了出来，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不但成为农民增收的关键，而且成为农村发展的关键。近年来，工资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有的农民工输出地区甚至创造了“打工经济”这个新词汇。但是，我们又不得不看到，外出务工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外来务工者给劳务输入地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但是，他们自身的地位并不高，很多地方仍然把外来务工者当作“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工具”。而且，由于大量正值壮年的中坚力量外出，农村发展面临着十分严峻的问题：一是新农村建设缺乏人才，“能人”都外出了，村里剩下的都是“387061”部队（妇女、老人和孩子），村民自治制度的运转本身就成了问题；二是造成一定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留守老人无人照料，留守孩子无人教育等。
上述分析表明，工资性收入是农民增收的关键。鉴于外出务工不管是对务工者，还是对农村发展均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发展乡镇企业就成为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二、必须重新认识乡镇企业的重要地位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乡镇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增强我国综合国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008年，全国乡镇企业增加值84 127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7.98%；出口商品交货值35 092亿元；实缴国家税金8 765亿元。乡镇企业的发展大大提高了我国经济的总体实力。乡镇企业深刻改变了农村经济单纯依靠农业发展的格局。1978年，社队企业总产值只相当于当年农业总产值的37%左右；到1987年，乡镇企业产值首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标志着中国农村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到2008年，乡镇企业增加值已占农村社会增加值的71.21%，成为支撑农村经济最坚实的支柱。
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国有企业发展面临困境，乡镇企业的发展空间一再受到挤压，再加上乡镇企业多是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于是，在治理污染、提高能源利用率的政策大背景下，乡镇企业逐步萎缩。一些原来在乡镇企业务工的农民，只得远走他乡，外出务工。在解决“三农问题”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重新认识乡镇企业的重要地位。乡镇企业不仅有助于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提高农民收入、加快新农村建设、促进社会和谐，还有助于农产品深加工，促进农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由劳动密集型向资金、技术密集型转化，并促进中国城镇化发展。
（一）乡镇企业有助于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
农村富余劳动力有两种：一是长期富余劳动力；二是临时富余劳动力。前者的出现往往是由于家庭人口多，耕地少，再加上现在普遍实行了农业机械化，一些过去的农业劳动者就可以彻底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了，特别是初、高中毕业后回乡的青年，他们往往缺乏农业劳动的技能，也没有从事艰苦农业劳动的热情，这些人的去向往往是务工。如果当地乡镇企业比较发达，这些人就成为乡镇企业中的生力军，由于他们比较年轻而且文化程度较高，接受新生事物比较快，属于优质人力资源，因而不管是在当地乡镇企业还是外出务工都较受欢迎。临时富余劳动力是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所决定的。农忙时，他们主要忙于农业生产；而农闲时，他们就成为富余劳动力。这类人外出务工一般受到较大限制，一则外出只能寻短工，短工不好找，工资亦较低，有时，工资收入还不足以弥补在外住宿和旅途的支出；二则临时富余劳动力一般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一旦外出，就把家庭的重担交给妻子或老人，他们在外地打工，也是两边牵挂。如果临时富余劳动力均选择外出，那么，这对于农村发展、村民自治等均是不利的。因此，乡镇企业在解决富余劳动力，尤其是临时富余劳动力的就业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乡镇企业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
农民收入的真正提高并不仅仅体现在毛收入方面，更重要的体现为净收入。上文提到，工资性收入是农民增收的关键，而外出务工，由于有在外租房、饮食、往返旅费等诸多花销，净收入其实并不多。当然，一些外出务工者为了多攒一些钱，只好省吃俭用，最大限度地压缩自己的生活成本。有人这样描述外出务工者的生存状态：“吃得比猪差，起得比鸡早，干得比驴累”，这种状态确实令人心酸。而乡镇企业使农民“离土不离乡”，即便在乡镇企业务工收入略低一些，但平时吃住在家，所需额外支付的生活成本是很低的，因此，在乡镇企业务工者的净收入实际上并不低于外出务工者。
（三）乡镇企业有助于新农村建设
在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的指导性意见后，各地纷纷落实，但是，新农村建设并不是简单地建设一些连片的农民住宅。有些地方其实是错误地理解了中央的政策，把新农村建设又搞成了一项政绩工程，甚至出现了农民纷纷抛下新建的别墅而外出打工的怪现象。因为，这些地方一哄而上地建设了一批农民别墅，农民没有钱，就由政府担保向银行贷款，为了还贷款，农民只有外出打工。其实，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系
统工程，它不仅包括村容村貌的改观，而且包括村民自治制度的健全、精神文明建设的落实。在这几个方面，乡镇企业都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在村容村貌改观方面，由于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不同于城市，基本上要靠自给。如果村里修一条马路，向农民集资，无疑会加重农民负担。而如果乡镇企业发展得较好，为村里修路之类的公益事业是乡镇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在村民自治制度的健全方面，由于乡镇企业在本乡本土，在乡镇企业务工者并不存在参与所在村各项事务的困难。而外出务工者，有时因不好请假或者为了节约往返的旅费，干脆放弃自己的民主权利。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由于乡镇企业解决了临时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也能够大大减少在农闲时，乡村频繁发生的打架斗殴、聚众、酗酒闹事等不良社会现象，如果乡镇企业建立了工会，经常开展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娱活动，这对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无疑是非常有利的。
（四）乡镇企业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
社会和谐的基础是家庭和谐。外出务工者抛家舍业、无法在老人跟前尽孝、离妻别子，这对于家庭和谐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如果是一个中年人外出务工，家里就少了“主心骨”，家庭所有的重担就落在了妻子肩头，而且长期的两地分居造成的生理、心理上的痛苦，往往埋下了婚姻破裂的种子。如果夫妻双双外出务工，则又会造成“留守老人”无人照顾、“留守儿童”缺乏管教的新的社会问题。有的夫妻可能也会把孩子带上外出打工，但是，由于教育是地方性的公共物品，劳务输入地并没有为外来务工者子女提供义务教育的法律义务，尽管在中央的干预下，一些地方部分地解决了外来务工者子女的入学问题，但是，这些孩子由于不具有当地户籍，在升学、就业等方面依然存在着诸多困难。而且，如果这些孩子在城市长大，他们很少愿意再回到农村，这样一来，农村发展后继无人；而留在城市，在现行户籍制度下，这些孩子又不可能获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无法找到理想的工作，他们又会形成对城市、对社会的仇视心理，这对于社会和谐极为不利。而发展乡镇企业不但解决了绝大部分农民的就业问题，而且乡镇企业务工者不必遭受背井离乡的痛苦，一家人和和美美地在一起，而且随着农村的发展，农村的教育水平也会逐步提高，孩子有父母有照管，在自己的家乡接受义务教育，不会受到任何歧视，孩子有一个幸福的童年，这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也是非常有利的。
（五）乡镇企业有助于农产品深加工
初级农产品价格往往很低，这也是种粮农民增收乏力的关键。而农产品深加工或者由于技术较难，或者由于资金匮乏，单个家庭往往难以做到。在这方面，乡镇企业大有可为。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主要是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现在，乡镇企业应当发挥地方特色优势，而不要拿自己的短处与外资企业、国有企业相比拼。农产品往往具有地域性，如山东的大蒜质量就是全国一流的。过去大蒜直接出口，一则价格低；二则受到进口国农产品进口配额的限制，农民获益不多。现在，在当地企业的带动下，发展大蒜的深加工，生产大蒜粉，价格是大蒜的10倍。这种做法值得全国推广。政府应鼓励和促进乡镇企业从事农产品深加工，在税收、信贷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
（六）乡镇企业有助于促进农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由劳动密集型向资金、技术密集型转化
传统农业往往是靠天吃饭、粗放经营，由于受到资金、技术匮乏的限制，也是一种劳动密集型产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农业投入上加大了力度，但是，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是无法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因为农村土地基本上按人口平均分配，把整块土地分割成许多小块分户经营。由于耕地面积狭小，农民还在沿用传统手工劳动工具，机械化大生产既不合算，也不可能，生产效益低下。这既不利于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也不利于分工的发展，更不利于农业技术的进步，导致农产品成本过高，缺乏市场竞争力，经济效率低下。随着中国加入wto，外国农产品凭借其价格优势大举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农业由于自身的低效率而受到强烈冲击，农业发展面临巨大挑战。乡镇企业在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方面同样大有可为。由于乡镇企业具有资金和技术的优势，如果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在保持土地承包权不变的情况下，农民以土地承包权入股，适度集中土地，实现良种种植规模化、农业生产机械化，发展现代农业，观光、旅游农业，那无疑会展现出中国农业发展的新画卷。在这种新型生产方式中，农民既是土地的承包者，又可以成为这类乡镇企业的工人。
（七）乡镇企业有助于中国城镇化
从国际经验来看，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城市聚集了人力、物资和基础设施，在公共物品供给方面具有规模优势。但是，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城市病”，如交通拥堵、就业压力、住房紧张等。对于中国来说，可行的路径是发展小城镇。而在小城镇发展方面，乡镇企业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一方面，乡镇企业主要是在小城镇，在这些小城镇很自然地兴起了第三产业；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发展也为小城镇建设提供了资金。更何况，很多乡镇企业本身就是依托小城镇发起来的，乡镇企业与小城镇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如果结合新农村建设，在小城镇开发房地产，一方面，可以促进人口适度聚集，在供水、供电、供暖、教育、医疗等方面，小城镇的发展状况都优于一般农村，这有助于改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状况；另一方面，也节约了大量耕地，这又为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综上所述，发展乡镇企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因此，各级政府乃至全社会都应当高度重视乡镇企业发展，为乡镇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参考文献：
1、王玉涵,李军领.你知道乡镇干部有多难——由李昌平“上书”引发的话题[j].领导科学,2010(1).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m].2009.
3、温铁军.“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双重困境下的“三农”问题[j].读书,2001(10).
4、温铁军.“三农问题”与解决办法[j].中国改革·农村版,2003(2).
5、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2010年3月5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eb/ol].gov.cn/2010lh/content_1555767.htm,2009-03-15/2010-11-23.
关键词：三农问题；乡镇企业；新农村建设；农民增收
一、农民增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三农问题”由来已久，对此问题有不同表述，尤其以曾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概括得最为充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简单地说，“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分别侧重于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者密切相关，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三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对其他两个方面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必须系统地分析和解决“三农问题”。
截至2008年底，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2802万人，其中，乡村人口72135万人，占54.32%。总就业人数为77480万人，其中在乡村就业人数为47270万人，占61%。国内生产总值（GDP）为300670.0亿元，其中第一产业为34000.0亿元，占11.3%。尽管第一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并不大，但是“无农不稳”，而且第一产业为第二产业提供重要原料，同时农村也是工业产品的重要市场，中国要在经济上获得长足发展，归根结底要依赖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突破。因此，解决“三农问题”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性部署。自2006年，中央政府全面免除了农业税，结束了农民数千年要交“皇粮国税”的历史。近年来，由中央政府推动的各种惠农政策全面向农村铺开，诸如向种粮农民发放各种补贴、农村合作医疗、农村义务教育、农民养老保险、新农村建设等等。以上政策都是得民心、惠及农民的好政策。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解决“三农问题”，最主要是农民增收问题。农民增收主要有三个来源：种粮收入、政府补贴和工资性收入。
（一）种粮收入
中国人口多、耕地面积少，以占世界9%的耕地面积养活了占世界21%的人口。这说明，耕地的产出在一定意义上是保持国家稳定所必需的，粮价是一把双刃剑，“谷贱伤农”，但是，粮价太高，城市居民又难以承受。因而，粮价不可能完全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粮价太低，政府应当以最低保护价来收购，以保护种粮农民的积极性；而粮价太高，政府又应适当减少粮食储备，以调低粮价，或者向城市居民发放补贴，以降低城市生活的成本。耕地和粮食关乎国家安全，对于农民来说，也是保障性质的，特别是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农民可以返乡种地。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成千上万的失业人口都聚集在城市，衣食无着，这对于政府、对于社会都是难以解决的大问题。因而，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能触碰，耕地流转必须以保持耕地承包权不变为前提，否则，失地加上失业，这对于打工农民来说就是“雪上加霜”。更何况，“中国水土资源都严重缺乏，有六百多个县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8亩，有三分之一的省人均耕地少于一亩。这些地方的农村土地已经基本上转化为农民的社会保障。”“那些人均耕地面积多于一亩的地方多在北方，然而北方缺水严重，旱魔肆虐，经常是数以千万亩的土地受旱，因此，尽管那些地方土地资源相对宽松，但水资源缺乏导致产出率低，耕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仍然是第一位的。”由上分析可知，种粮收入对于农民增收来说并不是关键性的因素。
（二）政府补贴
针对近年来农村经济、社会和政治形势趋于复杂的现象，温铁军分析道：“农业产值已经下降为占GDP的15%，而农业人口仍占60%以上。其实，任何政府都不可能把在约15%农业产值上的收益作为税费基础，为占60%以上人口的农村提供社会保障，以及教育、医疗等公共开支；更不可能以此维持基层政府上千万财政供养人口的庞大开支。同理，面对8亿农民，任何形态的现代治理都不可能满足农村的社会需求。一般学者提出的城市工业反哺农村，或者政府补贴农业，对于中国2.3亿农户而言当然也不现实。”因此，政府向种粮农民补贴更多的是具有象征性意义，表明了政府对农民的关爱，这对于打破我国几十年来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体制无疑是意义重大的。2010年，中央财政对“三农”的投入达到史无前例的8183亿元。但是，假定这些投入全部是对农民的补贴，平均每个农民每个月还不到100元。如果农民失去了土地，又没有工作的机会，那么，这点钱连维持温饱的水平都不够。综上所述，农民增收的关键也不是政府补贴。
（三）工资性收入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民从土地上真正解放了出来，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农村
[1] [2] [3] [4]
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不但成为农民增收的关键，而且成为农村发展的关键。近年来，工资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有的农民工输出地区甚至创造了“打工经济”这个新词汇。但是，我们又不得不看到，外出务工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外来务工者给劳务输入地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但是，他们自身的地位并不高，很多地方仍然把外来务工者当作“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工具”。而且，由于大量正值壮年的中坚力量外出，农村发展面临着十分严峻的问题：一是新农村建设缺乏人才，“能人”都外出了，村里剩下的都是“”部队（妇女、老人和孩子），村民自治制度的运转本身就成了问题；二是造成一定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留守老人无人照料，留守孩子无人教育等。
上述分析表明，工资性收入是农民增收的关键。鉴于外出务工不管是对务工者，还是对农村发展均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发展乡镇企业就成为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二、必须重新认识乡镇企业的重要地位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乡镇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增强我国综合国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年，全国乡镇企业增加值 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出口商品交货值 亿元；实缴国家税金 亿元。乡镇企业的发展大大提高了我国经济的总体实力。乡镇企业深刻改变了农村经济单纯依靠农业发展的格局。年，社队企业总产值只相当于当年农业总产值的%左右；到年，乡镇企业产值首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标志着中国农村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到年，乡镇企业增加值已占农村社会增加值的.%，成为支撑农村经济最坚实的支柱。
世纪年代以后，由于国有企业发展面临困境，乡镇企业的发展空间一再受到挤压，再加上乡镇企业多是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于是，在治理污染、提高能源利用率的政策大背景下，乡镇企业逐步萎缩。一些原来在乡镇企业务工的农民，只得远走他乡，外出务工。在解决“三农问题”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重新认识乡镇企业的重要地位。乡镇企业不仅有助于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提高农民收入、加快新农村建设、促进社会和谐，还有助于农产品深加工，促进农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由劳动密集型向资金、技术密集型转化，并促进中国城镇化发展。
（一）乡镇企业有助于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
农村富余劳动力有两种：一是长期富余劳动力；二是临时富余劳动力。前者的出现往往是由于家庭人口多，耕地少，再加上现在普遍实行了农业机械化，一些过去的农业劳动者就可以彻底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了，特别是初、高中毕业后回乡的青年，他们往往缺乏农业劳动的技能，也没有从事艰苦农业劳动的热情，这些人的去向往往是务工。如果当地乡镇企业比较发达，这些人就成为乡镇企业中的生力军，由于他们比较年轻而且文化程度较高，接受新生事物比较快，属于优质人力资源，因而不管是在当地乡镇企业还是外出务工都较受欢迎。临时富余劳动力是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所决定的。农忙时，他们主要忙于农业生产；而农闲时，他们就成为富余劳动力。这类人外出务工一般受到较大限制，一则外出只能寻短工，短工不好找，工资亦较低，有时，工资收入还不足以弥补在外住宿和旅途的支出；二则临时富余劳动力一般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一旦外出，就把家庭的重担交给妻子或老人，他们在外地打工，也是两边牵挂。如果临时富余劳动力均选择外出，那么，这对于农村发展、村民自治等均是不利的。因此，乡镇企业在解决富余劳动力，尤其是临时富余劳动力的就业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乡镇企业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
农民收入的真正提高并不仅仅体现在毛收入方面，更重要的体现为净收入。上文提到，工资性收入是农民增收的关键，而外出务工，由于有在外租房、饮食、往返旅费等诸多花销，净收入其实并不多。当然，一些外出务工者为了多攒一些钱，只好省吃俭用，最大限度地压缩自己的生活成本。有人这样描述外出务工者的生存状态：“吃得比猪差，起得比鸡早，干得比驴累”，这种状态确实令人心酸。而乡镇企业使农民“离土不离乡”，即便在乡镇企业务工收入略低一些，但平时吃住在家，所需额外支付的生活成本是很低的，因此，在乡镇企业务工者的净收入实际上并不低于外出务工者。
（三）乡镇企业有助于新农村建设
关键词：三农问题；乡镇企业；新农村建设；农民增收
一、农民增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三农问题”由来已久，对此问题有不同表述，尤其以曾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概括得最为充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简单地说，“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分别侧重于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者密切相关，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三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对其他两个方面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必须系统地分析和解决“三农问题”。
截至2008年底，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2802万人，其中，乡村人口72135万人，占54.32%。总就业人数为77480万人，其中在乡村就业人数为47270万人，占61%。国内生产总值（GDP）为300670.0亿元，其中第一产业为34000.0亿元，占11.3%。尽管第一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并不大，但是“无农不稳”，而且第一产业为第二产业提供重要原料，同时农村也是工业产品的重要市场，中国要在经济上获得长足发展，归根结底要依赖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突破。因此，解决“三农问题”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性部署。自2006年，中央政府全面免除了农业税，结束了农民数千年要交“皇粮国税”的历史。近年来，由中央政府推动的各种惠农政策全面向农村铺开，诸如向种粮农民发放各种补贴、农村合作医疗、农村义务教育、农民养老保险、新农村建设等等。以上政策都是得民心、惠及农民的好政策。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解决“三农问题”，最主要是农民增收问题。农民增收主要有三个来源：种粮收入、政府补贴和工资性收入。
（一）种粮收入
中国人口多、耕地面积少，以占世界9%的耕地面积养活了占世界21%的人口。这说明，耕地的产出在一定意义上是保持国家稳定所必需的，粮价是一把双刃剑，“谷贱伤农”，但是，粮价太高，城市居民又难以承受。因而，粮价不可能完全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粮价太低，政府应当以最低保护价来收购，以保护种粮农民的积极性；而粮价太高，政府又应适当减少粮食储备，以调低粮价，或者向城市居民发放补贴，以降低城市生活的成本。耕地和粮食关乎国家安全，对于农民来说，也是保障性质的，特别是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农民可以返乡种地。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成千上万的失业人口都聚集在城市，衣食无着，这对于政府、对于社会都是难以解决的大问题。因而，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能触碰，耕地流转必须以保持耕地承包权不变为前提，否则，失地加上失业，这对于打工农民来说就是“雪上加霜”。更何况，“中国水土资源都严重缺乏，有六百多个县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8亩，有三分之一的省人均耕地少于一亩。这些地方的农村土地已经基本上转化为农民的社会保障。”“那些人均耕地面积多于一亩的地方多在北方，然而北方缺水严重，旱魔肆虐，经常是数以千万亩的土地受旱，因此，尽管那些地方土地资源相对宽松，但水资源缺乏导致产出率低，耕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仍然是第一位的。”由上分析可知，种粮收入对于农民增收来说并不是关键性的因素。
（二）政府补贴
针对近年来农村经济、社会和政治形势趋于复杂的现象，温铁军分析道：“农业产值已经下降为占GDP的15%，而农业人口仍占60%以上。其实，任何政府都不可能把在约15%农业产值上的收益作为税费基础，为占60%以上人口的农村提供社会保障，以及教育、医疗等公共开支；更不可能以此维持基层政府上千万财政供养人口的庞大开支。同理，面对8亿农民，任何形态的现代治理都不可能满足农村的社会需求。一般学者提出的城市工业反哺农村，或者政府补贴农业，对于中国2.3亿农户而言当然也不现实。”因此，政府向种粮农民补贴更多的是具有象征性意义，表明了政府对农民的关爱，这对于打破我国几十年来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体制无疑是意义重大的。2010年，中央财政对“三农”的投入达到史无前例的8183亿元。但是，假定这些投入全部是对农民的补贴，平均每个农民每个月还不到100元。如果农民失去了土地，又没有工作的机会，那么，这点钱连维持温饱的水平都不够。综上所述，农民增收的关键也不是政府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