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新型城镇化的内涵
新型城镇化是在立足现阶段我国发展的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实践，适应新的发展要求而提出来的。目前对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尚无一致的界定，但不同学者和地方政府有着大致相似的认识。党的十之后，对新型城镇化内涵有了更进一步的阐释，其内涵可以归纳为十六个字，即“四化同步、美丽中国、布局协调、以人为本”，具体阐述如下。“四化同步”是指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协调同步发展；“美丽中国”是指强调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相协调，建设生态文明的美丽中国；“布局协调”是指城镇在空间布局上，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以人为本”强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和幸福中国的城镇化。综合来说，新型城镇化更加重视城镇化质量，注重城乡统筹，注重城镇化的协调性。
1.2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趋势特征
1.2.1完善的交通、通信网络弱化了传统的城镇等级序列
以中心地理论为核心的传统空间组织观念认为：城市也好，中心也好，产业也好，均是为某个特定的地域空间服务的，并以其所在场所为核心，辐射一定的地域范围，于是出现了空间结构的等级观念和规模差异。然而，交通、通信模式的完善和现代化，使城市发展状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城镇的时空距离被压缩，区域内的城镇等级关系发生变动。中心城市外部的若干节点，作为城市功能的一个组成部分，可能彼此平等，弱化了等级序列关系，强化了相互之间的分工协作与协调。此外，城镇地位、功能等的发展也将打破传统的等级序列，发生重组与重构。
1.2.2生态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取代单纯的经济发展模式
随着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消费能力的提高带动了消费需求的升级。我国当前人均GDP已超过6000美元，这标志着已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已步入社会消费需求全面升级的阶段。随着社会消费需求的升级，人们对环境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要求城镇发展中要做到生态、文化的保留与发扬等。党的十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新的高度，现代的生态文明意识将伴随“天人合一”的原始生态观而广泛觉醒和创新。
1.2.3县城将成为新一轮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
当前，我国有2亿～2.5亿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出农村。由于大中城市本身的就业压力大，且进城农民面临居住环境差、对公共设施的使用效率低和社会保障等问题而无法充分融入大中城市，而绝大部分小城镇规模小、设施差、就业机会少、预期净收益低、缺乏城市文明，对农民缺乏吸引力。县城兼具大城市城市文明和小城镇亲近农民家园的优势，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县城实际承担着小城市的职能，在经济水平、人口规模和城镇建设等方面都要明显领先于其他镇。无论是本地人口的城镇化还是异地城镇化人口的再本地化，县城无疑将成为中国新一轮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
2汝州市城镇化发展特征与存在的问题
2.1汝州市概况
汝州市位于河南省西南部的浅山丘陵地区，地处郑州、洛阳、平顶山和许昌四市的辐射交会地带，位于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圈层，是河南省改革开放试点县和首批省直管市之一。汝州市境内煤炭资源丰富，是全国50个重点产煤县市之一。2011年，汝州市辖5个街道办事处和15个乡镇，年末总人口为106.3万，城镇人口36.5万，市域城镇化水平为34.2％；地区生产总值为287.7亿元，在河南省108个县市排名中位列第9位，工业发展尤为突出，是河南省典型的发展地区。
2.2汝州市城镇化发展特征
2.2.1城镇化进入起飞阶段，人口城镇化压力大
按照惯用的城镇化水平统计口径，以总户籍人口为基数、以市域内的城镇人口数为实际城镇人口，汝州市2011年市域城镇化水平为34.2％，滞后于河南省平均城镇化水平6.4个百分点，但其增速快，近十年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1.7个百分点，城镇化进程进入起飞阶段。汝州市人口城镇化的压力主要来自农业中潜在的富余劳动力。汝州市现状农村人口约71.3万，其中劳动力约44万人。根据汝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耕地保有量、国家土地政策要求以及未来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和规模化发展的趋势，未来汝州市域累积将有近30万人的富余劳动力需要转出。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要求城市(镇)有足够的就业吸引和产业支撑能力。
2.2.2中心城区集聚作用强，小城镇低水平均衡
汝州市中心城区基本位于市域的几何中心，各乡镇驻地至市中心城区的平均距离约为17km，中心城区对全域有一定的服务作用，特殊的空间格局形态增强了中心城区的集聚优势。2011年，汝州市中心城区人口占市域城镇人口的75％左右，首位度约为8.4，可见中心城区的集聚优势明显。然而，15个乡镇驻地人口规模平均为1.1万人，低于全国1.2万人的平均水平。近半数的乡镇驻地人口规模不足1万人。城镇规模小，基础设施薄弱，服务水平不高，产业支撑能力不强，导致小城镇的集聚程度低。2.2.3异地城镇化现象明显，本地城镇化进程缓慢汝州市是河南省的劳务输出大市，户籍人口外出现象明显。根据汝州市劳动局提供的汝州市农村劳动力资源及劳动力就业工作调研报告，2011年汝州市在市外务工人员约20万人。市外务工人员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塘及山东省东部发达地区，以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为主。2011年汝州市域异地城镇化人口与本地城镇人口的比例约为55∶100。
2.3存在的问题
2.3.1工业化与城镇化协同发展动力不足
2011年汝州市域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产值结构为11∶58∶31，就业结构为52∶28∶20，汝州市2011年的城镇化率低于产业的工业化率。汝州市是典型的煤炭资源型城市，支柱产业主要为能源化工产业。由于能源化工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较弱，轻工业缺失及服务业发展滞后，导致城镇化滞后。通常用IU比和NU比这两个指标来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化、工业化和非农化之间的发展关系。IU比是指劳动力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的比值，NU比是指劳动力非农化率与城镇化率的比值。当城镇化、工业化和非农化发展较为协调时，IU比大致为0.5，NU比大致为1.2。2011年汝州市IU比和NU比分别为0.82和1.40，说明大量从事工业和其他非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人口滞留于农村地区，未能向城镇地区聚集，城镇化未能随着工业化和劳动力的非农化而同步提高的实际状况。
2.3.2市域城乡格局缺乏统筹规划
受乡镇行政区划的制约，汝州市域小城镇的建设在乡镇的范围内进行，各乡镇都在做大，每一个乡镇都要建设自己的“小城镇”，对市域范围内的城镇体系缺少统筹规划。通过对汝州市域内已有规划的梳理分析，根据各城镇总体规划，规划2030年镇区人口之和为41.6万；《汝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8—2030)修编》确定2030年汝州市中心城区人口为80万～100万。按照各城镇总体规划和汝州市城市总体规划，至2030年规划汝州市域城镇人口将超过120万。这对汝州市有限的土地资源而言是难以承载的。此外，城镇因发展条件相似，彼此之间竞争大于协作。从各乡镇的功能上来看，蟒川、寄料、夏店、陵头和临汝等乡镇在发展上均强调煤炭、建材和机械等产业，规划职能趋同。
2.3.3生态环境问题严峻
由于汝州市是煤炭资源型城市，其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产生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一是因矿山开发而引发的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汝州市地面塌陷、地裂缝影响面积达58.1km2，采空塌陷损毁土地面积共计65.17km2，主要分布在蟒川、小屯、寄料、大峪、临汝和陵头等煤矿开采区；二是乡村环境污染日趋严重。乡村工业化模式使得有限的耕地被非农产业过多占用；分散化布局导致乡村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生态遭到破坏，工业污染扩散到农村。
3汝州市城镇化优化对策
3.1总体战略：转变城镇化发展模式，践行新型城镇化
国家确立中原崛起战略，河南省全面实施建设中原经济区战略，大力开展以新型城镇化引领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新探索，汝州市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当然这也对其城镇发展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的发展战略背景下，考虑到汝州市自身的因素，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展中的机遇，尽量避免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从传统城镇化转向新型城镇化。审视汝州市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体现较为突出的传统特征，汝州市应从4个方面实现向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的转变。
3.2空间组织：强化中心城发展和培育一定数量具有特色职能的小城镇
3.2.1汝州市城镇空间组织模式选择
通过研究国内比较典型的城镇化发展案例，如小城镇主导型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三角模式，城市融合扩张型的长株潭模式，以及城乡全域统筹型的成都城乡统筹模式，笔者认为汝州市域可能的路径有三条。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对应区域发展战略及新型城镇化目标，汝州市的城镇组织模式确定选择路径三，即在极化发展中心城的同时有选择地发展基础和潜力较好的特色小城镇。托起一些发展条件好、有发展前景的城镇的发展，与中心城市共同构成强大的团体参与到大区域的竞争中，同时又能够兼顾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3.2.2汝州市域城镇功能结构体系
选择有限地区集中发展，强化中心城集聚，弱化中心城近邻乡镇的综合性定位，突出城镇特色职能、生态空间和服务基地，构建“中心城区—特色镇—服务基地(点)”的城镇功能结构体系。(1)中心城区。汝州市中心城为中原经济区核心圈层向外辐射的重要节点、河南省地区性副中心城市及全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中心城区主要集中商业、医疗、文化和教育等现代生活服务功能，以及商贸物流、金融服务、信息咨询和职教研发等高等级的城市服务功能，同时发展以装备制造、新材料产业、生物科技和农副食品加工等为主导的新型工业；提高就业支撑水平，吸纳并集中汝州市域大部分的城镇人口。(2)特色镇。特色镇是某种特色职能集聚地，汝州市域的特色镇共有6个，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有一定产业基础的城镇。该类型的城镇有3个，即临汝镇、寄料镇和小屯镇。其未来发展基本保留现状，并不鼓励其第二产业功能，逐步引导第二产业功能向城区产业集聚区集中，逐步发展为次区域的综合服务中心。第二种是有优越的旅游资源禀赋和良好的品牌发展潜力的城镇。该类型的城镇有3个，即温泉镇、骑岭乡和大峪乡。未来发展主要彰显乡村特色，突出与城市的差异，走特色化道路；注重营销，品牌化发展旅游度假业。(3)服务基地(点)。服务基地(点)包括夏店、焦村、杨楼、陵头、纸坊、蟒川、庙下共7个乡镇。该类城镇本身的特色化发展条件有限，是广大农业地区的中心。未来发展主要强化其所承担的周边生态区域中农民的社会及生活服务(包括医疗、教育、信息等多方面)的功能，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发展。
3.3支撑策略：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保障
(1)增强城市对人口的吸纳和吸引能力，吸引人口回流。
为应对未来快速的新型城镇化进程，提供充足的就业支撑，汝州市中心城区应实现：一是城市产业的转型。转变以能源化工产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大力发展就业吸纳能力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推动汝州中心城区第三产业发展的服务性行业，支撑人口的就地转移与人口回流。二是城市服务的提升。提升城市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和公共服务设施水平也是劳动力回流和落户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应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中心城区文化、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升城市综合服务水平、城市的居住环境和品质。
(2)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促进农村人口转移。
首先，要改变现阶段农村分散、粗放的土地经营方式，建立新型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推进农地流转机制的形成，允许进城农民分享农地流转收益。通过土地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释放。其次，要发掘乡村的综合功能，改造传统产业，在生态区域大力发展生态农业、观光休闲农业、乡村生态旅游、苗圃花卉种植园和科普教育等多种产业形态，构筑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融合的产业形态，因地制宜地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
(3)引导城乡人口、生产要素的有序流动，推进城乡融合。
有针对地进行劳动技能培训，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考虑不同年龄阶段农民的生活、居住习惯，45～59岁、60岁及以上农民的可城镇化转移比例较低，分别为10％、5％；45岁以下农民的可城镇化转移程度较高，故重点对40岁以下农村劳动力进行劳动技能培训，引导人口的合理有序流动和转移。加强小城镇和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力度，推进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实现无差别的生活；加强劳动就业信息服务，建立和完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建立城乡统一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制度。
4结语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城镇化的建设与发展历经了60余年。在总结以往城镇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鉴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党中央于2013年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策略。此后，新华社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新型城镇化”主要通过以下几方面内涵所体现:城镇化的本质是用科学发展观的深邃思想来引领城镇化建设;新型城镇化的要求是不断提高城市建设的质量;新型城镇化的目标是充分实现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的特征是统筹安排、城乡一体。只有正确理解“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明确城镇化发展的改革任务，解决好城镇化发展中的难题，提高城镇化建设的质量和发展的可持续性，才能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全面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与历史任务，是扩大内需的长期动力，是我国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切实推进新型城镇化建筑建设，促进经济结构转型与生产方式转变，提高城市建设质量，才能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促进小康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为了适应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我国地域建筑无论是建筑材料的使用，还是建筑样式的选择，都形成了鲜明的地域性特点，在此基础上，蕴涵着丰富的建筑思想和审美意识的地域建筑文化得以产生并不断地丰富发展。然而，近些年来，席卷世界各个角落的“全球化”进程不仅对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无法回避地逐渐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在强化了世界文化交流频度、促进世界文化融合发展的同时，还引导着文化发展趋向于同质化的方向发展。在地域建筑文化领域，“全球化”具体体现为把某一发达地区的新技术、新观念和新理论播撒向世界各地，这一方面促进了建筑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却由于趋同现象而不可避免地造成地域建筑文化的衰弱，大量地域特色浓郁的传统建筑消失，而且建筑风格迥异、造型奇特的“国际范”现代建筑慢慢成为了当代建筑文化思潮的代表。
这种变化，在近些年我国具有一定代表性建筑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缺失了我国本土建筑语言的“方盒子”一栋栋拔地而起，诸如众所周知的国家大剧院、“鸟巢”、CCTV大厦、水立方等国家性地标建筑都由外国设计师进行规划、设计而建成，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削弱了我国本土建筑文化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特点。我国地域建筑文化特点逐步丧失的状况引起了很多本土管理者、建筑师们的质疑，并进一步指出了建筑文化发展中存在的另一个严重问题，即简单符号化问题。简单符号化本质上就是将地方建筑的样式、形态、装饰、色彩等要素进行简单的概括与提炼成为不假思索的地域符号，并结合钢筋混凝土等现代材料进行简单的堆砌，形成新建筑，组合成为新组团，构造出新城市。①这种“简单符号化”未能把不同风格、特点的外来建筑文化真正地融合到地域文化中，从本质上忽视了更深层次的地域文化精神，缺乏关心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轨迹，造成后来的建筑与当地的文化缺少紧密和持续联系，地方历史、地质地貌、传统文化、经济方式、生活习惯等因素被排斥在外，无法很好地创造出被认同的情感空间。例如在安徽地区，马头墙作为文化背景符号在当代建筑上的运用比比皆是，随处可见现代建筑的山墙加上马头墙作为装饰性构件，建筑色彩采用黑白灰的调子，建筑外表皮部分进行肌理处理，这样的建筑因此而被定义为徽派建筑。事实上，这种对地域建筑文化简单符号化的理解和运用，既可以理解为一种对国际建筑同质化现象的反思与批判，还可以视为地域建筑文化发展的一种新探索，但是这样的理解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应该从更深层次去理解与挖掘地域文化，尊重建筑所处的自然与文化环境，注重地域建筑语言的更新，营造出符合当地文化的建筑空间。
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地域建筑文化发展的思考
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背景下，根据地域建筑文化发展现状，针对现代化进程中有效实现传统建筑文化与现代建筑发展的有机结合问题，笔者认为应该强调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一)新型城镇规划与地域建筑文化保护
1、古建筑保护
古建筑是历史文化的载体，是历史记忆的符号，是城市文化发展的链条，是地方文脉的延续，更是见证了文化的传承，尤其是古建筑不可再生的属性决定了一旦遭到破坏就无可挽回。因此，古建筑保护对于地域建筑文化的延续是至关重要的。由于古建筑既是历史的遗存又是体现一个城市发展进程的标志，因此，在现阶段新型城镇规划和建设中，地域建筑文化保护的首要任务就是对重点古建筑进行避让保留，可以在重点古建筑单位周围综合规划道路系统和新建建筑，但不能穿越古建筑控制线，更不能拆除或毁灭古建筑及相关遗迹;有效控制周围新建建筑层高，控制对古建筑的影响。②其次，对一般性古建筑进行整体性搬迁。在新城镇规划方案的制定过程中，如果确实由于城市发展需要而古建筑重要性不是特别明显的，可以采取整体性搬迁的办法，将古建筑按照编拆除，异地进行恢复性重建。这样既避免了一般性古建的保护与新城镇规划的冲突，又保留了原有古建筑的完整性，为地域建筑文化的保护提供了一条可行之路。第三，对于确实没有保留价值的老旧建筑，组织专家进行充分的调研论证，如确无保留价值与文化意义的予以拆除。最后，围绕古建筑进行综合规划，将古建筑与周围环境综合性考虑，合理开发古建筑，建成旅游和消费区域。这样处理一来可以提升古建筑的影响力，让古建筑成为城市名片，以实证的方式向人们阐述整个城市的发展与变迁，让人们铭记历史与文化;二来让古建筑与城市发展相协调，既不影响城市发展又很好地承担新时代赋予古建筑的新任务，带动城市旅游和消费产业发展，传播城市文化，与城市和谐共生，促进城市经济文化高速发展。例如，青岛市在新城镇规划与发展中不仅保留了大部分19世德国建筑如德华银行、山东路矿公司、青岛火车站、海滨旅馆、小青岛灯塔、水师饭店、基督教堂、德华高等学堂等，还将崂山景区与古建筑群串联起来，建成旅游景点，延续了古建筑的生命，也为青岛的文化传播与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2、历史老街区保护
历史老街区是城市的活文物，时刻向后人展示着前人的生活方式、风俗文化、历史的脉络、社会的变迁，现在更成为城市的一道靓丽风景。但是，历史老街区的多数古老建筑陈旧、破损问题比较突出，在新城镇规划时，确定好规划政策与实施办法是保护好老街区的重要措施，也是地域建筑文化传承的重要环节。在新城镇规划时对历史老街区的保护要按照街巷肌理不变、古树名木保留、院落尺度不变、修旧如旧、功能复兴的方针进行整体性规划，在维持原有社会功能的基础上积极增添新的社会功能。在历史老街道改造中，要加强院落、街道的整体性空间设计，加强视觉与景观系统设计，加强交通空间设计。这样在既保护好历史老街区的同时，又让老街区为新城市的建设发展添砖加瓦，促进了整个城市经济文化繁荣。像北京烟袋斜街在规划建设时，对旧建筑进行了保护性修缮，复兴了传统的烟袋斜街的功能，同时还增加指示系统，串联了鼓楼、后海、什刹海景区，不仅保护了历史老街区，还传承了地方建筑文化，促进了城市消费产业的发展。其他如天津五大道、上海多伦多名人街、齐齐哈尔罗西亚大街、重庆磁器口、成都宽窄巷子等历史老街区均成功的担负城市功能，又保护地域建筑文化，成为整个城市发展的亮点。①
3、传统城市格局与风貌保护
从社会学角度看，传统城市格局与风貌很多是由血缘组织、地缘组织、业缘组织形成的，是社会宗法制度的体现，是地域建筑文化的重要构成元素。在新城镇规划时，对传统城市格局与风貌的保护要按照合理利用历史街巷;保留传统城市空间格局与肌理;严格控制规划容积率和建筑高度;协调公共服务性建筑风格;统筹建筑布局;重视古树利用等多种手段最大程度上保留原有城市风貌，以促进城市与建筑的和谐共生发展。如拉萨市的发展，就很好得对传统城市格局与风貌进行保护。拉萨市根据城市现状与发展目标，在规划方面制定了“一心两线多点”城镇空间发展策略，在布达拉宫周围严格控制建筑体量，对新建筑的样式、色彩、肌理都进行限制，很好得处理新建筑与古代文明、人文资源与自然资源的关系，对城市格局进行强有力的保护，延续传统城市格局和风貌。其他如瑞金、南京、扬州等城市都根据自身城市的情况，在规划时采取强有力的举措，对传统城市格局与风貌都进行了很好的保护，在城市发展的同时凸显城市精神与地域建筑文化，促进城市和谐发展。
(二)新型城镇建设与地域建筑文化传承
1、体现场所精神
“场所是将自然环境和人造环境有意义结合起来的一个整体”②，因此，场所不仅具有建筑实体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具有精神上的重要意义。建筑创造场所，场所聚集构成场所精神，它使人们的生活形式和意义以更为准确的的方式显现出来。场所精神的真谛从现象、结构、精神、意义、特征、历史等角度揭示出场所与人存在于世的关系。③处理好建筑空间与场所的关系，体现场所精神，是地域建筑文化传承的首要环节。在新型城镇建设方面，需要重点划分区域、中心、标记、通路、边界，处理好建筑空间的伸展与围合、人与环境的总体关系，将建筑空间营造同场所精神得结合起来，创造出具有活力的地域性建筑。像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格，在19世纪起，就是因为逐步发展为工业城市而引发了一些削弱城市总体空间结构和形象特征的变化———拆除了大部分的城墙使新城与老城的界限不复存在;城市周围那些自发蔓延的人造环境损害了城市的总体形象，一些最富特征的地区也随着贫民区的清楚而消失了。即便如此，布拉格在历史进程中基本上保持和发展中世纪所形成的形象特征和空间结构，这种连续性的城市发展很好地延续地域建筑文化，体现场所精神，使布拉格成为一座极富美感的城市。
2、重视城市历史文脉
建筑学领域对于城市历史文脉的探讨是关于建筑与所在其城市以及人与建筑的关系的问题，只有对这些复杂关系进行认真梳理与总结研究，找出内在规律，才能理解任何一个历史建筑以及新建筑的意义。在新型城镇建设方面，要重视单体建筑与群体的关系，注意新、老建筑在视觉、心理、环境上的延续性，让每一个建筑都成为历史、文化元素而有机地融入环境之中，保持特定空间内的个体因素与环境整体的时空连续性。具体措施可以是将新建筑的立面化整为零、新老建筑间接对应、建筑形式上的感觉模仿、建筑装饰的运用、强化新建筑细部等。如在苏州博物馆的设计中，贝聿铭先生深入研究了苏州市的历史文脉，在建筑与环境的融合、建筑单体的处理、新老建筑的契合、细部材质的运用等方面都做了较好的处理，成功演绎了“中而新”、“苏而新”的建筑样式，对地域文化的延续与传承做出了示范。
(三)新型城镇的城市文化营造与地域建筑文化更新发展
1．新型城镇城市文化营造
一般认为，城市文化是有别于其他城市的、具有鲜明特点的一般性文化，强调的是城市文化的标志性与内涵价值。城市文化包括城市的建筑文化、自然文化、公共文化、制度文化、科技文化和精神文化等，而其中最具象的表现形式就是建筑文化，如北京作为古都，天安门、故宫、长城、四合院民居等标志性建筑物就很好地表述了城市文化。因此，新型城镇城市文化营造重点必须放在新建筑的内涵表达、新老建筑的的融合、地域建筑的新符号化、传统建筑材料的创新性运用、建筑与城市的协调发展、建筑空间的处理等方面。
2．地域建筑的新符号化
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哲学等这些人类文化的具体精神形式均统归于符号的范畴。①建筑通过符号传达出情感，形成隐喻，通过双重译码的解读，营造地域文化。总结与提炼地域建筑文化的内涵特征，进而具象成新的图像符号、指示符号、象征符号等，并将这些新符号与建筑营造结合起来，使新建筑融入城市整体环境，营造新型城镇城市文化，是地域建筑文化更新发展的主要途径。具体的方法有新建筑的实效性设计、类比性设计、象形型设计、法则型设计等。②如上海金茂大厦的设计就是将现代建筑与中国古塔元素符号相结合，建筑自上而下，层层跌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阳光像金色的瀑布从塔顶顺流而下，既蕴含了佛教的佛光普照寓意，又将上海建筑的弄堂文化同现代超高层建筑技术相结合，符合上海的本土建筑文化，也反映了上海地少人多的地理特征与国际金融中心定位，结合新技术促进了地域建筑文化的发展更新。
3．传统材料的创新性运用
熟练掌握传统建筑材料的特性，同时利用现代技术生产能够体现传统材料的肌理、质感、色彩等属性的可替代的建筑材料，在满足现代人审美观的基础上，创新性地生成新的建筑空间，这是地域建筑文化更新发展的重要方向。如现代徽派建筑在使用现代建筑框架技术与钢筋混泥土、玻璃、瓷砖等现代材料的同时，使用传统石材、木材作为建筑物的装饰性构件与表面肌理材料进行建筑室内外装饰，遵循传统徽派建筑空间格局进行布置，营造特色建筑空间，不仅能够节约经济成本，还能与城市发展融为一体，延续城市脉络，突出城市精神，营造新型城市文化，促进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地域建筑文化的更新与发展。
三、结语
在1979年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基层实行的是的政社合一管理体制。1983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在基层取消，建立乡镇政府。到1985年，全国基层基本完成由公社到乡镇的转变，并实行县乡“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乡镇政府作为一级财政单位的行政地位得以确立。与先前的制度相比较，在1980年代全国自上而下的“放权让利”的体制改革背景下，乡镇政府能分享少量工商税费，以及大部分农业税费、屠宰税、筵席税等，乡镇政府的财力有较大提高。但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后，各级财政再次向上集中，乡镇政府的财力受到较大影响;在2005年中央决定取消农业税及农村不合理的收费后，乡镇政府的财政来源进一步萎缩，出现所谓“乡镇财政哭爹叫娘”的现象。根据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乡镇财政表现为“吃饭财政”和“要饭财政”两种情形，前者大多出现在沿海发达地区，而后者则是广大欠发达地区的写照。所谓“吃饭财政”，就是指政府的可支配财政收入基本只能满足人员工资和政府运转的行政开支，用于社会服务和经济建设的部分很小。需要指出的是，这个现象并非源于乡镇的经济实力，而是源于既有财政体制。以J省K市(县级市)L镇为例，三个主要税种，增值税除去中央拿走75%外，剩下的25%中，省里拿走12．5%，县级政府再分走一部分，实际镇政府只能分到7．5%;所得税与增值税类似，镇政府实际只能分到12%;营业税虽然镇政府能分到的比例较大，但近年来推行“营改增”，营业税的税基大幅下滑。在此财政体制下，L镇2011年全口径财政收入8．9亿元，本级政府享有的可支配财政收入不到4亿元。其中维持行政开支就需要3亿多元，真正能用于各项建设的不到1亿元，远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数据来源于2012年笔者对L镇的实地调研)。所谓“要饭财政”，即因经济欠发达而自身生财能力弱，乡镇政府的行政开支都要依靠上级政府的补助。以H省G县Z镇为例，2013年乡镇全口径财政收入1000万元左右，尽管县政府在自己权限内把大部分财政收入留给乡镇政府，乡镇政府也仅分得400万元左右，财政缺口仍有350万元左右，自己无力解决财政供养人员及政府运转的行政开支问题，只能依靠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或其他补助来解决(数据来源于笔者2014年10月对Z镇的实地调研)。尽管财政能力非常有限，乡镇政府的职能却是全能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乡镇政府的职能可以概括为:(1)执行本级人大和上级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2)执行本行政区内的经济社会建设计划;(3)其他保障人民生产和生活的职权。从这一论述可以看出，乡镇政府要承担辖区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职能。在我国纵向政府间的“职责同构”的体制背景下，实际上各级政府之间缺少明晰的职能分工。在长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背景下，相关激励和约束形成一种发展机制，促使各级政府凸显其经济职能，乡镇政府也不例外。在各种自上而下的经济增长考核指标压力下，加之财政能力不佳的状况，导致乡镇政府经济发展职能导向强，而社会管理职能导向弱的局面。显然，基于财政体制及发展机制，既有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是一种权责不匹配的体制，亦即财政能力与行政职责不匹配，从而导致乡镇政府出现职能偏差的问题。为缓解财政窘迫的压力，招商引资几乎成为重中之重的工作任务，既无力也无心去认真有效地提供乡镇公共品及服务，长期以来乡镇政府在教育、医疗、环保等方面的责任不到位。有的学者通过对江西、河南的乡镇财政进行案例研究认为，财政体制的收入上收机制和农村教育支出的乡镇支出为主，造成了乡镇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进而造成教育发展迟缓②。在对国内知名专家进行的问卷调查中，61．9%的专家认为公共服务职能差是乡镇存在的突出问题。与此同时，经济发展所需的建设资金主要靠土地出让金和土地融资解决，形成“吃饭靠财政，发展靠土地”的局面，由此形成一些负面影响:(1)对“土地财政”过度依赖，严重威胁到耕地尤其是优质耕地资源的保护。(2)为吸引投资，在土地征用中对农民的补偿进行克扣或强拆强征，酿成很多社会，危及到社会的稳定。(3)鉴于乡镇政府能力及人力资源的有限性，以乡镇为单位的工业发展模式，很难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和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供给，因而乡镇工业的技术结构或产业结构大多是低水平的，不利于土地资源的集约使用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护。
二、新型城镇化对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挑战
近年来，中央提出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思想，亦即“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在党的十六大所作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报告);“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3月，中央颁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从人口、产业、环境、城镇规模和相应的支持制度方面提出了具体工作方向。关于新型城镇化的新意何在，很多学者进行了解读或阐述，认为新型城镇化以科学发展观为引领思想，以集约化、生态化为发展模式，以功能多元化、体系合理化为基本内容，以城乡一体化为基本目标①。城乡互补、能源节约、城镇质量、环境保护、集约发展、共同富裕等六方面是新型城镇化的突破口。新型城镇化的要求可以概括为人本化、集约化、集群化、协调化四个方面。新型城镇化的特征可以总结为“人的城镇化、城乡一体化、产业现代化、建筑工业化、中国梦”等。以上诸多解读从不同的侧重点概括了新型城镇化的新意所在，如果进一步加以提炼，与乡镇发展密切相关的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强调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长期以来，在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下，“城镇－农村”以及“城里人－乡下人”形成了明显鸿沟。一方面，大量在城镇工作和生活的农民工受制于户籍制度，难以平等地享有城镇的公共服务，面临着子女教育、医疗、养老以及其他社会福利等困境。另一方面，城乡之间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有异，往往县级政府负责县城、乡镇政府负责城镇，广大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呈现缺失或不足的状态，农村居民因为居住地的差异而难以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总理在2014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对此，新型城镇化既要打破城里人－乡下人的户籍限制，让城镇常住人口享有所在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又要打破城镇－农村的地理限制，改善农村地区的基本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二是强调城镇化发展中的环境友好和资源节约。长期以来，在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的发展机制下，对乡镇政府形成了经济发展的强激励，导致了乡镇企业热和开发区热。东部地区乡镇，利用自身廉价的土地和区位优势吸引投资，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而广大中西部地区的乡镇，因区位、财力和人员素质等因素，难以有效吸引投资，导致了沉重的发展债务。而无论东部还是中西部，基层政府的发展观都是重增长速度轻效率，这就造成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低下，环境污染严重。新型城镇化，不是不追求经济发展，而是要求不能把经济的发展建立在资源的粗放利用以及对环境的无限破坏的基础上，要把经济发展建立在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发展，才是能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发展。显然，根据上文对我国乡镇现状及问题的分析，新型城镇化对既有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提出了严峻挑战，主要反映在如下几方面:
(一)对乡镇财政能力的挑战。
在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城乡统筹发展是重要手段，这使得乡镇政府需要服务的人口显著增加。以经济落后的H省Z镇为例，统筹城乡发展使镇政府需要服务的人口从2000左右城镇居民扩展到25000左右全镇人口，相应的财政供养人口和建设项目成比例增加。但Z镇的本级财政收入，10年来一直在每年100－400万元间波动，这与每年2000万元左右的资金需求相比是杯水车薪(750万元运转资金需求，1200万元左右建设资金需求)。在此财力下，Z镇的建设资金，一方面需要积极向县政府争取项目支持，一方面必须负债建设。在我们的访谈中，该镇党委书记表示“一般一个项目，有1/3的资金我就敢启动，不然就办不成事。我来做书记，有900万债务，主要是工程拖欠款”。经济发达的J省L镇，全镇12万常住人口中，本地人口仅3万，而外来人口达9万。10年前的外来人口主要是流动性的农民工，在这里工作，但其子女教育和养老等主要在家乡解决;当前的外来人口主要是80后农民工，在本地生儿育女，安家立业，子女教育和养老等都需要本地政府予以解决。该镇镇长指出，“上级留给我们的财政分成，都是按照吃饭财政来留的，要搞经济建设，以及中央提出的教育、医疗、卫生等，都需要自筹资金。自筹资金主要靠土地转让金、融资，2011年财力4亿，负债就有4．1亿”。由此可见，新型城镇化的要求与既有体制下的乡镇财政能力存在巨大落差。
(二)对乡镇政府职能配置的挑战。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就要求乡镇政府以改善居民的公共服务为核心职能。在既有乡镇行政管理体制下，乡镇政府既要发展经济又要负责提供公共品及服务，财政能力的不足，使其难以实现两者平衡，不得不以发展经济为主，对其他则心有余而力不足，经济发展分散了政府的公共服务投入。实际上，在我们的调研中发现，即使乡镇干部也认为，注重经济发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基础建设，上级要求我们配套，就得自己出钱”(H省Z镇党委书记访谈);“上级提外贸增长10%，经济增长8%，就开始搞外贸和增长攻坚战。外贸那么多，产业那么多，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呢?老百姓需要的是实际的东西。上级以后能不能不要老是提增长，回归到政府基本职能”(J省L镇镇长访谈)。另外，即便是在经济较发达的苏南地区，由于乡镇政府的人员编制有限，因经济规模扩大而需要增加工作人员，只能通过乡镇财政来聘任临时工加以解决，临时工与在编工作人员的比例甚至超过了3∶1，大大加重了乡镇政府的财政负担。
(三)对乡镇发展模式的挑战。
新型城镇化提出了城乡协调发展的要求，其中包含着产业协调发展的内涵。一般而言，现代工业中的产业链或供应链的联系范围往往超出乡镇的行政辖区范围，需要跨越行政区划的协调发展。对此，国际上于1990年代就出现了跨域治理理论，强调政府间通过平等协商及组织结盟，解决跨行政区的事务协调①，促进区域性产业链的形成。但是，由于改革开放初期形成的以乡镇为单位的产业发展模式，我国乡镇政府之间的横向关系更多地体现为竞争。例如，J省K市(县级市)具有很好的旅游资源，K市著名景点的Z镇希望把邻近乡镇的旅游资源进行整合，形成具有规模效应的旅游产业链，但与临近乡镇陷入“谁主谁次”的问题，难以协商。其实，乡镇之间的难以协调不仅是财政利益的矛盾冲突所致，更重要的是乡镇政府能用于协调发展的政策工具非常有限。众所周知，处于政府序列末梢的乡镇政府基本上只有执行权，自己制定政策的权力和能力都非常有限，加之财政能力的窘迫，也没有支持行政协调的财政工具，面对错综复杂的跨行政区划的协调发展问题显得无能为力。因此，长期陷入以乡镇为单位的“碎片化”发展模式，难以形成集约化的规模经济，造成对资源的低效率使用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总之，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趋势之下，乡镇政府财政能力的不足和政府职能的不到位，以及发展模式的不科学，都表明既有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已难以适应时展的要求，难以有效地解决乡镇发展面临的问题，需要与时俱进，积极探索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深化改革问题。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策课题。
三、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取向探讨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要服务于提升乡镇的公共品及服务的提供能力，以及提高乡镇经济发展效率，这就涉及到权责的调整问题。实际上，围绕着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问题，近几年已出现了一些实践探索，主要有“强镇扩权”“乡财县管”和“撤乡变街”等几种形式。所谓“强镇扩权”是有选择地赋予经济发达乡镇更多权限。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依法赋予经济发展快、人口吸纳能力强的城镇相应行政管理权限”。为此，中央编办与中央农办、国家发改委、公安部、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发出《关于开展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在全国13个省选取25个经济发达的乡镇，进行“强镇扩权”试点。改革试点的主要内容包括:体制创新(如行政区划调整)、下放权限(如城建、环保、治安权限，以及提高乡镇财力)、编制管理(增加乡镇人员编制)。该项改革的核心，是“坚持权责一致、事财匹配，赋予镇政府履行职能必要的事权和财力”。总体而言，该项改革试点进行5年多来，虽然省级政府较为积极，乡镇政府较为期盼，但处于关键环节的县级政府，并未积极全面地落实强镇试点，而是小范围、有选择地推行放权。根据笔者对试点镇之一的J省K市(县级市)P镇的调研，K市政府虽然发出试点的通知，但下放行政权限的具体目录长期没有落实，对P镇的财政放权仅限于财政收入的增量部分(基数部分按照原来的县乡比例分配，增量部分100%归P镇)，并且财政放权只能维持4年，4年后再议。显然，在“强镇扩权”问题上，县级政府持消极态度，这其中除了县级政府有其自身利益考虑外，还受到一些合情合理的客观因素制约。例如，自党的十六大提出“科学发展观”以及“转变增长方式”以来，各级地方政府都加强了经济发展的统筹规划，亦即对建设用地资源、产业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的统筹规划，这涉及到用地和项目审批及其衍生权限的向上集中。这一变化趋势与向乡镇放权不相吻合，这就是为什么“强镇扩权”落实不尽如人意的重要原因之一。所谓“乡财县管”主要是针对乡镇财政能力不足而采取的财政统筹措施。2005年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使得乡镇政府的自有财力比重下降，对上级政府的财政依赖度大幅增加。在此背景下，财政部于2006年发出《进一步推进乡财县管工作的通知》，以期达到“规范乡镇收支行为，防范和化解乡镇债务风险，维护农村基层政权和社会稳定”的目的。该项改革的主要内容为“预算共编、账户统设、集中收付、采购统办、票据统管、县乡联网”。虽然该项改革的核心是解决乡镇财政管理的规范性，并不触及乡镇政府的财政自，但财政的规范性管理实质上把乡镇财政支出的项目纳入县级财政的管理，乡镇在财政支出方面的自主性受到削弱。
对于县级政府而言，由于加强了对乡镇的实质性干预，对推行该项改革较为积极，而乡镇政府因财政需要仰仗于县级政府的支持，对支出自主性受到削弱不满意但也可以接受。因此，“乡财县管”的改革推行较为顺利，截至2011年底，实现了“乡财县管”的乡镇为2．93万个，占全国乡镇的3/4左右①。所谓“撤乡变街”是把乡镇政府变为街道办事处，这主要出现在城市及其周边地区。这一变化实质上是撤消了乡镇这一级政府，使之变为上级政府的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例如，浙江省约30%的乡镇已变为街道办事处，四川省约6%的乡镇也变为了街道办事处。街道办事处作为上级政府的派出机构，最本质的变化就是不再作为一级独立财政预算的行政单位，辖区内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由上级政府统筹规划，街道办事处只是负责执行上级政府的任务安排。以上几种实践都涉及到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亦即基层行政管理需要集权或分权的问题。“奥茨分权定理”(Oates，1972)认为分权的必要性是，分权有利于增进地方民生福利的提升及资源配置的效率，因为越是接近实际的政府层级越了解真实的需求。一般而言，公共职责通常最好由那些最接近居民的政府加以实施，集权化的选择导致供给的同一性，无法考虑到各地方的不同偏好，因而国家范围内同一化的服务会导致消费者剩余的损失。福利损失可以被看作是信息不完全的产物，基层政府由于拥有更为全面的信息。因此，克服消费者剩余损失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分权。公共选择的分权化是帕累托效率增进的，其原因是它可以减少消费者剩余的绝对损失，这通常被称之为“奥茨分权定理”。理论的结论是建立在对理论假设验证的基础上得出的，奥茨分权理论的假设主要是:(1)政府寻求社会福利最大化是源于选民压力;(2)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全使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具有信息的优势，因而分散而不是集中提供公共品能有效避免福利损失。假设(1)在西方发达国家是成立的，亦即决定资源配置及利益分配的政治过程是通过选票(无论是用手投票或用脚投票)来体现的，但这与中国的国情不相吻合。假设(2)相对来说较具普适性，但如果就中国的情况而言，还需进一步分析。在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等，基层政府不具有发展经济的职能，产业发展是基于市场的私人行为，政府既不负责给企业提供市场信息服务，也不需要市场信息。因此，所谓地方政府更具信息优势，仅指对当地的公共服务需求信息。而在中国由于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特点，乡镇政府也具有发展经济的职能，因而也需要掌握市场信息。现代经济中的市场范围远远超出行政区划尤其是基层行政区划范围，行政区划空间范围越小的政府要想掌握市场信息就越困难，这一点与地方公共服务需求信息正好相反。另一方面，由于基层政府制定政策的权力极其有限，在应对市场变化上的政策工具也就非常有限。因此，从发展经济的角度而言，无论是能力还是信息都不能说基层政府最具优势。综上所述，分权理论的两个理论假设，其中有一半(亦即假设1)的假设不符合中国国情，余下关于信息问题的另一半假设(亦即假设2)由于没有涉及市场信息问题，对于中国而言也只是部分适用。换言之，由于公共选择的政治过程和基层政府职能的差异，“奥茨分权定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就大打折扣，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强镇扩权”“乡财县管”和“撤乡变街”三种实践模式中，具有明显权力向上集征的“乡财县管”和“撤乡变街”能成为主流，而具有权力下放特征的“强镇扩权”在落实中举步维艰。分权理论还有一个方面，即强调分权能导致高效率。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中，效率是与市场经济相关联的，这就衍生出一个结论，即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分权。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市场经济体制下分权也是有限度的，并不是所有权力都逐级下放。例如，在美国有关教育、公共医疗及道路等公共品及服务大多是由州政府负责提供的，并没有把这些权力或职能下放到县(county)或镇(town)一级政府，因为公共品的提供也讲究规模效益。另外，我国台湾地区完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但近几年来在城市化进程中，也把占比约30%的乡镇政府改为市政府的派出机构(区公所)，这一变革覆盖了台湾人口的59．6%及面积26．7%的地区。导致这一变化的重要原因是，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基层政府财源萎缩，以及基层公共管理效率下降。这一变化的核心内涵是，区不再是独立的一级财政预算行政单位，区管辖范围内的大部分经济事务和民生事务都由市政府统一规划和支出，区仅执行市政府的预算支出。由此可见，分权并不一定能保障基层公共服务的效率，效率与分权并不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鉴于上述理论和其他地区实践的分析，在我国实验探索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三种模式中，“乡财县管”和“撤乡变街”的改革既符合国情，也可以提高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效率。
因此，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要使基层政府能更好地提供公共品及服务，就应该坚持基层政府权力向上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向。由于中国还有广大的农村地区，不是所有乡镇都可以改为街道办事处，因而“乡财县管”和“撤乡变街”两种模式会长期同时存在，但这两种模式的一个共同点是，加强上一级政府对乡镇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统筹。在经济发展统筹中，县级政府要基于经济发展和资源使用的效率，对资源配置和产业布局进行全局性的统筹安排，避免乡镇之间的恶性竞争，以及碎片化发展的资源使用低效率和对环境的破坏，同时通过削减经济职能以减轻基层政府发展经济的负担，使基层政府回归其基本职能。在社会事务发展的统筹中，对公共品及服务的提供应采取上级政府统筹资金安排，基层政府提出具体需求规划的混合式做法。因为“奥茨分权定理”关于公共品提供的问题，存在上下级政府间信息不对称的理论具有合理成分，我们对该理论的质疑主要是在解决问题的路径选择上。近年来我国很多地方由上级政府统一规划或安排的一些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出现流于形式的“样子工程”，很多乡村的公共厕所长期一把铁锁把门，一些公共图书馆徒有样子，并不具实用价值，等等。不具有实用价值就会造成理论上所谓的消费者剩余的损失。因此，为了避免公共品及服务提供上的效率不彰问题，县级政府统筹主要应从财政上给予基层地方公共品及服务提供保障，而在具体的公共品及服务的数量及种类问题上，应认真听取具有信息优势的基层政府或行政管理机构的意见。
四、结语
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发展是指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在发展规划、基础设施、空间布局、体制机制、推进工作等领域统筹谋划、整体推进，破除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智慧城市建设相互脱节的“两张皮”现象，达到城市格局与智慧产业布局有效对接，城镇服务体系与智慧应用体系优化匹配，城市基础设施与智慧设施网络有机结合，使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智慧城建设紧密融合，城市化与信息化互为动力，促进两者互动协调发展。具体而言，其内涵要求包括四个层面：其一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国土规划等要与智慧城市建设规划相匹配、相对接；其二是智慧产业发展与城市产业的规划、布局、特色等相互协调；其三是智慧城市建设基础设施与城市空间、功能、发展结构等相融合，两者相互支撑；其四是智慧城市应用系统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等统筹谋划与推进。
二、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提升城镇化发展水平
宁波深化实施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必须从完善功能体系、优化空间格局、畅通交通网络、提升品质特色、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城乡一体等方面全面统筹整体推进。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发展，就是要在城市建设中融入智慧产业、管理、应用、文化等因子，从而提升城镇化发展水平。一方面，依托主城区边缘设立智慧产业园区或在远郊打造独立智慧新城，是拉开城市框架的有效路径；另一方面，强化在城市建设、管理中智慧基础设施、智慧应用系统的融合，是提升城市功能和品质的重要路径。
（二）有利于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无论是构建智慧产业园区，还是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中着力提升智慧元素，对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都具有重要意义。智慧产业园区作为智慧产业的集聚区，为智慧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平台，为园区内中小企业、创新企业提供场地、技术、资金、孵化等专业支持和服务，从而有利于智慧产业快速发展及相关企业做大做强。在城市建设和管理过程中提升智慧化水平，为智慧产品、服务、应用系统等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商机，对于加快智慧产业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也十分重要。
（三）有利于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发展是改善民生、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客观需要。在城镇化建设中，着力加强智慧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资源的整合共享，可以让居民更方便地使用信息网络及相关资源；强化交通、医疗、教育、文化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智慧应用体系建设，可以让居民享受到更加公平公正、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务；在城市管理中推进社会治安监控体系、灾难预警体系、应急体系等系统建设，可以大大提升城市建设和管理的规范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三、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发展的模式借鉴
（一）智慧新城建设型
案例：广东省惠州市是科技部和标准委批准的首批20个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城市，近年来着力打造的潼湖新城是一个典型的智慧新城。新城总面积约150平方公里，规划了留学人员创业园、高校创新园、国际科技合作园、工业设计园、大企业研发中心和科技与金融服务中心，以及相配套的商务区、智慧生活示范区、三网融合智能化小区，突出强化“产、城、人”的深度融合，目标是打造成为智慧产城融合、智慧技术集成、智慧产业发展、智慧服务惠民的美丽城市。
（二）旧城智慧改造型
案例：近年来，四川省南充市投入巨资启动了规模最大的旧城改造，在此过程中把智慧城市建设和旧城改造融合放在突出位置。从无线网的覆盖面来看，经过改造后的南充老城智慧基础设施在全省名列前茅，同时大力推进智慧政务、智慧产业、智慧民生三大工程建设，加快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教育、智慧物流等一批成熟的智慧应用项目，城区面貌焕然一新，城市功能快速提升，城市管理更加智能。
（三）智慧城镇建设型
案例：上海浦东新区周浦镇是中国智慧城镇创新示范单位，将“智慧城市、智慧产业、智慧科学”的概念引入城镇建设管理，目前已实现百兆家庭宽带接入和无线网络全覆盖，大力推进物联网、云计算、智能电网等高新技术在节能降耗、清洁能源、城市安防、智能交通、医疗服务和智慧社区等方面的示范应用，基本建成了百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智慧商务区和智慧产业区，以“数字惠民”大大提升了周浦居民智能生活环境的水平。
（四）智慧社区创建型
案例：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社区的智慧社区建设始于2012年，组建了智慧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制定了专项规划，建立了“智慧社区信息发展中心”和“智慧社区市民体验馆”，被上海市、浦东新区列为市、区两级智慧社区首批试点单位。建设重点包括社区管理、公共服务、智慧商圈、人文精神等四大板块，具体可以概括为“一库（民情档案综合信息库）、一卡（智能炫卡）、两平台（社区综合管理信息平台和社区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多系统（以平台为基础开发的各类具体的应用系统）”。
（五）智慧产业园区拓展型
案例：目前我国有30多个部级高新区正在有序推进智慧园区建设，其中江苏省无锡市的T-Park是智慧产业发展与园区城市建设共同发展的典范。与传统工业园、开发区不同，T-Park是一个智慧产业和生活融合区域，园区规划时就不仅包括了智慧产业发展内容，还包括了园区开发建设和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内容，不仅有发达、完善的智慧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更有便捷、优化的创业服务链，是一个不仅宜业而且宜居的大“社区”。
（六）重点开发区智慧提升型
案例：2012年，武汉开发区启动智慧产城一体化战略，委托北京泛华集团对“智慧城”、“生态城”进行总体规划并对重点核心区进行城市设计，规划面积84.7平方公里，重点打造11大功能片区，其中最核心的是“智慧城公共服务片区”，重点建设企业服务中心、智慧展示中心、综合数据中心、特色商区、川江池智慧公园、专家公寓和智慧社区等项目，着力创建国际化智慧城示范区和慢生活休闲体验区，打造智慧产业与公共服务完美融合的城市名片。
（七）都市功能区整体智慧化开发型
案例：南京将建邺区江心洲整体智慧化开发，成为智慧功能区建设的经典案例。江心洲是长江沿线各大城市中唯一位于主城范围、区位优越、环境优美的江中洲岛，面积15平方公里。南京市政府与战略合作者对该岛进行整体开发，突出以生态、低碳、智慧产业为主导，着力建设科技研发、创意智慧和高端总部高度聚集的国际化智慧产业园区，以及生态旅游、文化创意、商务休闲、生态居住等功能相互交融的国际化低碳智慧岛。
（八）智慧城市综合体带动型
案例：绿地集团以纽约曼哈顿的全智能建筑为模板，在合肥全力建设一个智慧城市综合体示范点。该综合体将立足城市建设的最前沿，把最先进的规划理念、智能技术运用到项目中，打造面向未来的科技智能建筑，搭建智慧城市综合服务增值平台。在这个智慧综合体中，每一个建筑及信息、设施、设备都是有机融合相互促进的生态链条，建成之后，智慧办公、智慧商贸、智慧物业管理等都将成为现实。
四、宁波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发展的现状及问题
（一）主要成效
近年来，宁波按照国家和浙江省的总体战略部署，大力实施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及智慧城市建设综合试点，并在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方面作了积极探索，取得一定的成效。一是城市建设中智慧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大力实施“光网城市”和“无线城市”等工程，加强基础资源数据库和政务云计算中心建设，城市基础设施中的“智慧因子”不断增强。二是城市管理运营中智慧应用系统效用发挥更加明显。智慧城管、智慧物流、智慧交通、智慧教育等试点项目进展顺利，城市管理的信息化水平显著提升。三是智慧产业园区的城市功能不断拓展。着力发展软件、信息、智慧制造等智慧产业，重点推进宁波杭州湾新区的智慧装备和产品研发与制造基地、宁波国家高新区的软件研发推广产业基地两大试点区域建设。四是智慧功能区块开发积极探索。比如鄞州下应区块“智慧城”完成规划设计，海曙、江北等地“智慧社区”建设成效明显。
（二）存在问题
总体来看宁波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发展尚处于自发性的初级发展阶段，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之处。一是在思想理念上认识不够。比如新近出台的《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市化提升城乡治理水平的决定》中尽管提到了要“坚持智慧管理”、“加快智慧基础设施建设”等，但是没有明确提出深化两者融合问题。二是在规划制定上缺乏沟通衔接。城市产业规划、国土规划、城市总体规划与智慧城市建设规划衔接程度不够高，规划制定过程中缺乏沟通对接，规划之间“两张皮”现象突出。三是在工作推进上缺少协调融合。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分别由不同的部门主管，分管市领导也不同，这也导致在工作中难以做到深度融合、互动协调。
五、推进宁波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发展的对策思路
（一）加强对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的推进工作融合
一是要深化认识。通过理论宣传、政策引导，进一步加深全市上下对提升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水平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把融合理念贯穿到各地各部门推进城镇化和智慧城市建设的实际工作中。二是要加强组织领导体系的对接。目前宁波新型城镇化和智慧城市建设的主要领导机构分别是市城镇化建设领导小组和市智慧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要强化这两个领导机构尤其是牵头单位的对接，建立协商协调机制，统筹协调两者融合的重大事项和重点问题。三是要加强工作推进对接。比如在推动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工作中，要与智慧城市建设试点相一致；在推动卫星城、中心镇建设时，要与智慧城镇建设相融合；在推动老城改造、新城建设过程中，要与智慧社区、智慧综合体建设等相匹配，等等。
（二）加强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的规划融合
一是要促进规划对接。积极探索“多规合一”，建立开放式的规划编制程序，由规划部门召集发改、经信、建设、国土等部门共同修订和完善相关规划，促进城镇化规划、智慧城市建设规划与国土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等有机对接。二是要适时制定出台专项规划。制定出台提升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水平的专项规划，建立规划评估和动态调整机制、规划监管和协调机制。三是要制定出台行动纲要。研究提出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行动纲要，明确阶段性实施目标、重点任务、重点项目、实施主体和各项保障措施。
（三）强化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的产业融合
一是要加快发展智慧制造业。结合宁波实际，着重发展智能家电、智能电表、数控设备、智能交通、智能环保等智慧装备产业，以及移动通信数据中心、金融数据处理中心、国际物流数据处理中心、重点产品和资源数据中心等网络数据产业。二是要加快发展智慧服务业。重点发展软件研发、智慧物流、智慧贸易、智慧旅游、智慧健康、文化创业、工业设计、科技服务等高端智慧服务业，大力引进和发展智慧总部经济。三是要加快发展智慧农业。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农业，依托各类现代农业综合开发区、特色农业产业基地，加快建设“精准农业”信息系统，着力打造智慧农业示范推广基地。
（四）强化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设施融合
一是要加快建设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大力推进光纤到户、下一代互联网、下一代广播电视网和第三代、第四代移动通信网络的建设，加快推进“三网融合”，全面推进无线城市建设。二是要加快建设智慧市政基础设施体系。近期要重点加快推进城市智慧交通体系、水务管理、污染治理、能源管理、园林旅游等市政基础设施的信息化、感知化建设。三是要加快建设智慧公共服务设施。推进智慧技术在教育、医疗、文化、行政审批、公共资源交易、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的应用，加快开展智慧学校、智慧医院、智慧图书馆、智慧政务等试点。
（五）强化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的政策体制融合
一是要强化管理融合。进一步推进智慧城管建设，加快建设社会治安监控、灾难预警、应急处置、安全生产监管、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环境监测、口岸疫情预警等信息系统，提升城市管理的智能化、精细化水平。二是要强化体制机制统筹。在开发建设方面，理顺新型城镇化和智慧城市建设体制，统筹确定开发时序、重点，强化重点项目、重点区块建设的统筹协调力度。在投融资方面，着力于建立完善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资金综合平衡机制、资源资产盘活机制、投入产出与回报机制、重大项目共建共享机制等。在督查考核机制方面，统筹构建两项工作的评价指标体系和目标责任考核办法，协同开展目标进度监测评估等。三是要强化政策法规统筹。加强智慧城市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相关技术标准、制度规则、实施细则等方面的衔接，强化财政投入政策、土地保障政策、人才政策等方面的统筹协调。
（六）加快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的平台建设
所谓协同发展，智库百科上是这样定义的，它是指“协调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不同资源或者个体，相互协作完成某一目标，达到共同发展的双赢效果。协同发展论已被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确定为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就如优胜劣汰理论一样，是自然法则对人类的贡献”。但是协同发展论又与优胜劣汰论存在本质不同，后者认为，某个物种的灭绝不是另一物种胜利的附带产物，某一物种的胜利是与另一些物种共同进化形成的，也就是共荣共存；而协同创新是指创新资源和要素有效汇聚，通过突破创新主体间的壁垒，充分释放彼此间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活力而实现深度合作。协同的概念来自于系统科学，后来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科学，它是现代管理发展的必然要求。关于科技创新与城镇化的相互作用问题，国内外学者有过相关论述。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ArthurLewis）提出农业与工业之间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认为科技创新催生的工业部门会全部接纳剩余劳动力，促进城镇化与工业化协同发展。当展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霍利斯•钱纳里（HollisB．Chenery）提出，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国民经济均衡发展，城镇化是各种表现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科技创新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英国城市经济学家K•J•巴顿（K．J．Button）认为，城镇化与工业化及科技创新之间存在必然联系，指出工业化及科技进步是城镇化的基础，对城镇化发展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张生瑞［2］对交通运输系统发展作了探讨，为科技创新与工业化、城镇化协同发展提供了思路。黄群慧［3］指出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存在不协同因素，应继续深化体制改革、加强科技创新，促进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同发展。张新光［4］提出工业化、城镇化在发展过程中相伴相生，认为应该减少农民数量，降低农业比重，以科技创新来促进农业、工业与城市发展。胡振亚［5］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的基础上，分析科技创新与工业化、城镇化协同发展问题，提出科技创新与工业化、城镇化协同机制，构建发展模型，以有效促进彼此间协同。还有一些机构或学者从科技创新与现代农业的角度研究科技创新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如湖北荆州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李哲敏、刘卫柏等。以上学者大都将科技创新、工业化、城镇化联系起来，从科技创新带动工业化从而吸收农村剩余劳力的角度来研究，这是符合城镇化发展不同阶段实际的。在城镇化初期阶段，其直接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的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进城务工提高收入不再是农民的唯一需求，进城务工人员也希望能够在城市安居乐业，这源于中国城乡二元制度导致农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资源匮乏。
因此，城镇化开始表现出不同特征，呈现出一场对城市公共资源的争夺战，这种状态的持续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党的十报告指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这一表述首次写入党的文件及报告，表明城镇化的新阶段已开始。其核心概念在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新型城镇化区别于城镇化前期阶段即在于此。“市民化”的本质内涵在于实现公共权利均等化。因此，新型城镇化的思路不再仅仅是通过工业化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而是要实现党的十提出的，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到目前为止，对于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的研究文献还比较缺乏，只有少数学者提出过相关论题。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济武撰文称，长期以来，中国发展过于依靠“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和“投资驱动”，这种典型的低效率发展，又直接导致了“五低”（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和“四高”（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排放）的典型低价工业化模式。同时他还提出，18亿亩耕地红线是保障我国14亿人口及后代福祉相传的生命线。中国的城镇化不能再走某些大城市甚至特大型城市那种“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突破城镇化过程中空间、人才、资源和效率瓶颈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应该通过科技创新集群化，集约利用城市空间资源，提升工业化和城镇化质量［6］。启迪控股围绕产、城、人融合发展的思路，致力于推动科技创新和城镇化齐头并进，通过成熟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和服务模式，推动新型城镇化科学发展。甄晓非［7］认为，科技创新与新农村城镇化进程紧密相关，科技创新的核心在于改变传统农村产业形态，使“三农”发生根本变化。通过对相关数据的考察，他认为科技创新与新农村城镇化进程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而且科技创新对于新农村城镇化进程有重要推动作用。
同时，他还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即通过科技创新推进城镇化步伐，并且通过专项技术难题突破，增加新农村建设的科技投入，普及科技创新知识，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等，快速推进新农村城镇化进程。湖北省委副书记张昌尔［8］提出，以新型城镇化和科技创新构筑湖北科学发展新动力。他认为，科技创新历来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当前，发达经济体将创造新的更高的生产力作为克服衰退的根本路径，中国也进入了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更多依靠创新驱动，以此全面提升国家竞争力。丁明磊等［9］分析了中国科技创新支撑引领新型城镇化发展面临的形势，提出了科技创新支撑引领新型城镇化的指导思想，并从战略规划、技术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和需求面政策、地方和基层工作、人才培养5个方面给出了政策建议。以上学者关于科技创新与城镇化相互作用以及协同发展的研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思路。科技创新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而新型城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广阔平台。科技创新不仅可以通过带动工业化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可以与城镇化深度融合、协同发展。两者的融合一方面能使科技创新产品得到充分应用，另外一方面能够通过科技创新产品的应用使城镇化向持续、健康、智慧的方向发展。一直以来，科技创新给工业化提供了巨大的科技支撑，使工业化产生了无与伦比的生产力，但是工业化却并没有同步推动城镇化。因此，鉴于目前中国工业化超前于城镇化的实际情况，应该思考如何使其同步发展。在中国处于转型的现阶段，城镇化也面临转型，科技创新不仅要通过工业化来带动农村人口转移，还需要与城镇化深度融合，与工业化同步发展，这样才能真正提高中国城镇化的水平与质量。
2科技创新与城镇化协同发展现状
“未来的后人对于21世纪最鲜明的记忆，除了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之外，大概就是人口最终阶段的大迁徙彻底从乡间的农业生活移入城市［10］。”可见，城镇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中国目前城镇化呈现粗放式发展形态，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科技创新政策对增长方式转变具有外在集约性作用、内在倍加性作用和关键性作用。通过优化科技创新政策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须满足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和有效配置的要求［11］。但是，当前中国科技创新存在严重的城乡差异、行业差异以及地区差异，即科技投入集中于大城市而中小城市缺乏，大城市集中在城市中心区域而城郊缺乏，城乡科技投入差异化相当严重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问题。城镇化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可是就科技创新来说，城乡差异表明科技创新并未与城镇化同步发展，使得城镇化质量不高，表现为城市半径太大导致生活不便，城镇化粗放发展导致污染严重，城乡差异化发展导致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等。中国科技创新与城镇化没有同步发展所导致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城市盲目扩张导致大城市半径太大
城市中心区扩张是城镇化的必然表现之一。城镇化是一个农转非的过程，是现代化的一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必然需要城市不断扩充其容纳能力及承载能力，而城市面积扩张就是其中之一。但是，中国的现实情况在于将城镇化片面理解为城市规模的扩张及城市人口的增加，而忽略了城镇化的真正目的是让更多人共享城市现代文明。不能否认城市扩张的意义，但如果城市扩张并没有给被城镇化居民带来生活方式的转变，那么这种扩张就是盲目的。其后果表现为城市半径太大，处于城郊的居民被市民化之后生活方式并未有多大转变。如出行依然不便、观念形态上仍然认为自己是农村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缺乏以及科技成果难以普及等。在现行城市规模基础上，若能充分利用科技创新的力量，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建设等方面使城郊与中心区趋同，通过智慧城市的力量缩小城市半径，将是很好的选择。
2．2城镇化粗放发展导致污染严重
城镇化过程中的产业化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载体，而剩余劳动力转移本身就伴随着产业转型升级。可是目前中国城镇化主要依靠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驱使，土地城镇化快于人的城镇化，人口过快增长、环境污染、资源承载力有限等各种矛盾也会伴随而来。国务院总理曾指出，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张，而是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由“乡”到“城”的重要转变。国家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建立健全经济、适用、环保、节约资源、安全的住房标准体系，倡导符合国情的住房消费模式。这都说明，城镇化的本质在于为居民提供更加宜居的人居环境以及更加现代的生活方式。因此，城镇化不是盲目造城运动，而是实现由“乡”到“城”的良性转变，必须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力，集成应用现代科技创新成果，寻找符合城乡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2．3城镇化过程中的地区差异导致科技型人才分布不均
城镇化过程中的地区差异表现为因传统城乡二元制度导致的城乡差异，这种差异在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强化下显得更加严重。科技型人才城市偏好非常明显，而且对于后代的教育更加重视，除非能够享受到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否则城市依然是他们的首选。在中国城乡发展严重不均的现实情况下，科技型人才主要分布于发达城市，中小城市即使拥有相关产业也难以吸引科技型人才。这一分布不均直接导致中小城市的产业发展延续粗放式发展状况，不仅不能带来经济发展，还会导致环境污染等问题。
2．4城镇化成果共享的户籍准入制度导致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
与西方城镇化进程不同，新中国大规模的城镇化始于20世纪80年代。从中央到地方，城镇化被当作经济增长的一种手段而非结果，其弊端就在于重“铁公基”等城市硬件建设，而轻公共服务及制度等软件建设，使得农民无法转化为市民，导致人的城镇化严重滞后。过去200多年国际城镇化的发展进程表明，城镇化可以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巨大空间，包括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公共服务质量提升，完善社会治理，破除城乡壁垒等。但这种潜在机会要转化为现实，则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包括政府公共政策导向、国家土地政策、经济发展方式，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公共服务公平供给等。高城镇化率并不必然意味着高水平人类发展。实践证明，过去几十年“摊大饼”式的城镇化走了一些弯路，产生了许多新的矛盾，以致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在新的体制下自我强化，农村大量青壮劳动力涌入城市，致使城市不堪重负，农村出现土地荒芜，留下老弱病残，产生无人养老、养病、育儿等一系列新问题。
3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对策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强大软实力。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说：“上世纪60年代的航天、70年代的电子、80年代的软件、90年代的互联网、新世纪的云计算……一些发达国家能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和他们始终引领科技创新不无关系。在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建设现代化、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充分依靠科学技术支撑发展、引领发展［12］。”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传统城镇化给中国农村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以及生活水平的改善等带来了积极正面的影响。但是在新阶段，农民的需求开始发生变化，经济发展也面临转型，而中国城镇化却出现明显异化现象。由于对城镇化的片面理解，实践中城镇化异化成为GDP增长手段，城镇化作为一个要素聚集的自然历史发展过程，却成为围绕GDP增长而作出的人为布局，导致土地财政、高房价、半市民化等社会矛盾不断，如鄂尔多斯耗资50亿建“空城”，造成全民追债现象。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1978－2012年，城镇化水平从17％提高到51％［13］。但是，如果按户籍人口来算，中国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远低于世界52％的平均水平。如上文所述，这种偏差来源于中国城镇化的粗放发展，必须走科技创新与城镇化协同发展的集约路径，建立“智慧城市”，以促进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具体来说，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3．1以科技创新缩小城市半径
城镇化带来城镇面积的大规模扩张，这是城市发展的必然，但城郊被城镇化的居民并未能享受到与城市中心区居民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对于城郊居民而言，城郊公共交通偏少，设施简陋；基础设施建设不健全，出行不便；教育以及医疗等公共资源不足，这些都导致城市半径太大，带来巨大生活成本等。因此，必须以科技创新缩小城市半径，提高科技创新产品转化利用率，增加快捷的公共交通，通过信息技术建立交通网络、医疗网络等。“智慧城市”的发展必然会改变人类未来的生活方式，而普通人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必然决定“智慧城市”的发展方向和步骤。如当前微博等实时媒体工具让人们形成了通过发微博来信息的习惯，而民众的数以亿计的微博则成为大数据可视化处理的数据基础。同样地，可以利用这些先进的媒体工具为各种活动网络提供便利，即使身处城郊也能够通过创新媒体共享城市现代文明。
3．2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
党的十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并强调“城镇化是中国扩大内需最大潜力所在，是中国经济增长持久的内生动力”。在这一政策导向下，中国从地方到基层都开始在城郊建设高新技术园区，建设初期的盲目扩张导致城郊污染严重，人居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必须依靠科学的力量。目前，相关部门已启动城镇功能提升与空间节约利用、绿色节能与绿色建筑、城镇生态居住环境质量保障等一系列研究项目，对城镇化健康发展起到了支撑作用，也为如何利用先进科技解决发展难题作出了良好表率。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内容在于经济结构转型、人口结构调整以及城市功能布局优化，是一个从量的提升到质的转变的过程。科技园区本身承载着科技创新促动产业升级的重大任务，是产业聚集、人口聚集的载体。因此，产业升级是整个城市的系统升级，要利用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而不是一味将污染产业移植到城郊；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推动产业升级和城镇化加速。科技创新是产业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能够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有效推动我国工业化水平提高和城镇化发展加速。例如，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建立现代农业，将农产品绿色供应链产业化，在提升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同时，也提高了农民收入，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发展。对于其它产业而言，必须通过科技创新发展绿色环保产业，利用先进技术处理污染源等，由此带动产业升级。
3．3完善配套设施，吸引科技型人才
新型城镇化需要以人为本带动经济要素集约发展。其中，科技型人才是重要因素之一。科技型人才是科技成果的创造者，同时也是科技创新的传播者与携带者，科技创新成果如果没有科技型人才的传播与使用，科技创新产品将无法投入市场。目前，中国高新技术园区在吸引人才方面缺乏优势，高科技人才依然偏向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目前很多高新技术园区基础设施配套不全，层次很低，无法满足科技型人才的基本需求，如住房、教育等。因此，以科技创新带动新型城镇化发展，必须完善相关配套设施，吸引更多科技型人才，从而提高科技创新产品的转化及应用。
3．4优化科技创新制度环境
中国科技创新投入存在不均衡现象，发达城市科技创新投入多，但是城郊及中小城镇投入少，而阻碍城郊及中小城镇科技投入的关键因素在于制度环境。中国传统的二元制度催生出特殊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使得城郊以及中小城镇吸引力远不及发达城市，既吸引不到投资，也吸引不到科技型人才。科技成果的开发及应用需要大量投入，必须在政府的引导下引入足够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创建优越的制度环境，以吸引更多投资及人力资本。如上所述，政府的政策环境对于科技型人才吸引非常重要，因为政府始终是基本公共服务的最大提供者，只有提供或引导提供了足够的配套设施以及各项支持，才能为科技创新提供物质基础及人力资本基础。
3．5促进科技创新与城镇经济社会发展相融合
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经历对中国城镇化发展具有借鉴作用。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城镇化运动是独一无二的，即使改变过去高消耗、高排放、城乡分割、缺乏特色的传统城镇化路径，也不可能简单移植其它国家做法。面对新问题，只能用新理论和新思路来解决。科技创新无处不在，新型城镇化阶段，必须通过创新发挥科技的积极作用，在城镇发展的各个方面体现科技创新带来的转变，充分依靠科技创新和智力资源，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2008年11月，在纽约召开的外国关系理事会上，IBM提出了“智慧的地球”这一理念，进而引发了智慧城市（SmartCity）建设热潮。美国、新加坡、韩国等相继建立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概念的提出引起了中国极大的兴趣，并被正式列入中国城市发展规划。所谓“智慧城市”是这样一种城市，它带来的是一个全新的城镇化，一个硬件实力与软实力相配套的城镇化。智慧城市并不遥远，它始终和普通人的生活保持互动。不仅如此，智慧城市的发展与动植物、空气土壤、文化的发展也存在互动关系。
4结语
(一)文化阵地名存实亡
乡镇文化站不仅是农村文化建设的依托和前沿，而且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活跃农村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阵地和纽带，在继承文化成果、教育娱乐群众、促进乡镇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近年来，乡镇文化站的发展却明显滞后，远远不能满足新时期广大农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一是经费投入不足，作用难发挥。各乡镇对文化站的财力投入微乎其微，中央关于“各级政府对文化投入不低于财政支出1%”的规定难以落实，造成农村文化事业严重“贫血”;二是活动场所被挤占，活动难开展。大部分乡镇文化站没有独立办公场所，与其他站所联合办公，活动室、阅览室、图书室等基本成了仓库或其他办公室。三是基础设施简陋陈旧，阵地难巩固。由于活动经费投入不足，致使文化设施长期得不到维护和更新，没有文艺演出队伍，没有开展活动必须的器材，文化站基本成为“空壳”，名存实亡。
(二)文化队伍管理松散
文化队伍是农村文化活动的主体，一是管理人员短缺。许多乡镇文化站没有专职工作人员，文化站工作人员常常兼职乡党委或政府的其他职务，或者文化站工作人员非体制内人员，没有编制，其工作积极性势必不高，责任心不强。由于不是专门人才，一般很少举办文体活动，即使举办活动其形式往往单一枯燥，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不高，不能形成制度化。二是农村文艺人才不多，力量薄弱。由于经济、教育、生活习惯等多方面的限制，农村有文艺特长的人才较少，专业文娱队伍更是匮乏。乡里村里组织的文体活动多数属于自娱自乐性质，其艺术性、观赏性不高，难以形成规模和影响力。
(三)文化活动少之又少
近年来，尽管每年各级政府都会组织“送戏下乡”、“送科技下乡”、“送法律下乡”等活动，但活动的场次有限，难以满足群众对文化的需求。同时，封建迷信、黄赌毒等不健康活动和陈规陋习在一些村镇仍然存在。早在2012年，我国就将“加快城镇化建设”列入了2013年经济工作六大任务之一，特别是在党的十之后，明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概念，未来的城镇化更将成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载体。而单纯从经济建设的层面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群众生活条件就真的会把农民变成市民了吗?他们根深蒂固的传统思维方式、相对落后的生活习惯、单调枯燥的精神文化生活和相对较低的道德标准会适应新形势下的文明标尺，与城市大环境水融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只有农民的精神文化素质融入都市，生活习惯乃至行为准则真正进入文明行列，才会从根本上实现农村城镇化。这就不仅需要建设现代化的生活社区，更需要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对农民实施积极的精神层面的引导和带动，从而提升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拉近农民与城镇的距离。
二、双城市农村文化建设的实践
2012年，双城市新兴镇着手撤村并屯，陆续建设农民新居。其中，新兴镇新民村建设的五龙源社区以群众文化活动中心为传播平台，在转变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农村两个文明建设等方面做了一系列有益尝试，率先创建了一个综合管理模式———“五龙源模式”，为新型农村集中居住区的文化传播打造了一个样板。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开启了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农民“新生活、新家园、新风尚”的“三新”进程。
(一)宣讲思想道德文化
住进五龙源社区的居民大多都是新民村当地村民，搬进楼房以后，很多旧有的生活习惯例如随地吐痰、乱扔垃圾、践踏草坪、随意摘花、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电梯内吸烟等不文明行为与崭新的居住环境格格不入。文化具有约束和规范行为和调控特定秩序的功能，行为上的文明也直接推动思想观念上的进步。为了帮助村民推进自身文明素质的提高和文明习惯的养成，五龙源社区参照《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社区内开设道德文化大讲堂，加强农民对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的理解与认知，广泛开展尊老爱幼、尊师重道、百善孝为先等道德文化教育。同时，社区还重点传播一些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提升农民的法律意识，培养民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降低违法犯罪率，传递社会正能量。宣讲活动形式丰富多彩，除了办板报、开座谈会、听报告会、观看教育专题片之外，社区内的农民还自编自演了以宣讲道德传统为内容的文艺演出，组织开展了义务劳动、十佳优美小区评比、身边好人好事评比、五好家庭评比等活动，吸引了众多居民参与，效果显著。与此同时，社区还举办了生日祝福活动，当小区住户家中有60岁以上的老人过生日时，小区院内的LED屏幕上会出现祝福标语，并播放生日歌，这些活动受到了居民的热烈欢迎，不仅增进了邻里之间情谊，而且也为居民营造了安定和谐的社区文化氛围。
(二)传承民间传统文化
五龙源社区立足于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每逢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都会举办各类传统民俗文化活动，如元宵灯展、中秋赛诗、端午画展等。为了提升文化品位，增强文化传播力度，每逢春节，社区还专门邀请省内书画名家送文化进社区，现场书写对联儿、字画，一幅幅精彩的书法作品，一句句吉祥如意的祝福，让老百姓欢喜不已。社区居民们都说:“这样的春联不但年味足，也更有文化气儿。”除此之外，社区还专门建造了群众文化活动中心，将社区内外的戏曲文艺爱好者汇聚一堂，免费提供场地、乐器等设施，大家在这里吹拉弹唱，才艺比拼，很多古老的民间艺术如三弦、大鼓书等都在这里得到展示和传承。如今，社区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丰富了，精神面貌改善了，越来越多的农民告别了过去打麻将、看小牌的陈规陋习，选择唱歌跳舞、读书阅报、写字下棋等健康而又有意义的休闲方式。他们也带动了周围村子的村民，大家纷纷主动加入到“人文社区”的文化活动行列当中，农村文化活动的作用日益凸显。
(三)推广优秀先进文化
当下，许多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将土地流转给大型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经营管理，也有进城务工的年轻人回到家乡，进入合作社打工，这种“离土不离家”的务工方式得到很多农民拥护。为了提升这一群体的专业水平，增强他们的技术能力，社区每个月都会专门从县、市聘请科学技术人员，开设科技大讲坛，传播最新、最权威、最贴近群众生活的相关政策和农业科技知识。社区还利用网络开展远程教育，其教学重点培训对象是家庭剩余劳动力。通过远程培训，他们开阔了眼界，激发了创业的积极性，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能。与此同时，社区还针对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开设文明讲堂，这不仅有效地抵制了封建迷信之风，而且培养了广大农民爱动脑、勤思考、大讨论的良好习惯，在转变家庭教育方式上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创办多彩文化生活
在建设“农村文化社区”理念的引导和带领下，村民们的思想意识更新了，生活习惯改善了，文化生活更丰富多彩了。为了帮助更多从农村走出来的单身群体拓宽沟通渠道，五龙源社区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相亲文化节”，吸引了五里八村的乡村青年积极参与。一时间，公安、医疗、空军部队、教育、金融等多个系统青年以及自由创业者加入到相亲活动中，上万人报名，场面热闹非凡。此外，社区还探索了很多特殊节日，比如“社区电影节”、“社区艺术节”、“社区环保日”等等，住在社区里的农民整天忙个不停，尽情享受多姿多彩的新生活。
三、双城市农村文化建设的成效
五龙源社区打造的农村新型文化传播模式，有效解决了“农民身体进城了，精神没进城”的农村文化建设难问题，更为全面推进农村文化建设、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提供了可行性参考。分析推广“农村文化社区”的时代意义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营造氛围，激发了农民活力
传播是一种社会行为，是信息的沟通与交流，更是人与人之间的双向互动过程。在大多数农村乡镇文化阵地萎缩、文体活动贫乏、文化传播受阻的状态下，“农村文化社区”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传播者与受传者双方的互动，充分激发出农民的热情活力和参与积极性，使他们自发地融入其中，逐渐成为文化传播的主体，变“文化输血”为“文化造血”，最大限度地挖掘农民潜力，培养其主人翁意识。这种传播方式从扩大传播效果上说更具有优势。
(二)拓展传承，培养了文化能人
很多传承剪纸、书画、编织技艺的民间手艺人、东北二人转、皮影戏或其他民间曲艺爱好者和传承者，在农村地区都十分活跃，这些民间文化传播者更是农村传统民族文化传播中不可缺少的主体，他们的手艺、技艺更需要传承和保护。“农村文化社区”大力弘扬民间传统文化，注重培养文化能人。这些民间文化的传播者在这里得到尊重，在他们的引导和带领下，村民自发地投身于民间传统文化的学习中，创作出更多反映农村新面貌、贴近群众新生活、适合大众新口味的文艺作品。“农村文化社区”还通过组织民间传统文化大课堂活动，拓展民间传统文化，培养了年轻的文艺骨干，打造了一支传承有序、资源丰富的队伍。
(三)科教兴民，繁荣了地方经济
新时期，先进文化更是一种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活跃文艺生产力。“生产发展、生活宽裕”要靠农民掌握科技、改变生产方式来完成。只有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才能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农村文化社区”的成功运行，开启了农民知公德、懂法律，爱传统、重先进，懂文化、信科学的生活新篇章，充分保障了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农民向城市过渡并与之相融合的各项基本权益，把农村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形成持续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力量源泉，这不仅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还打造了良性秩序和稳定环境，凝聚了重要力量。
(四)共建文明，加速了城镇化进程
(一)新型城镇化
党的十提出了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其在人口集聚、非农产业扩大、城镇空间扩张和城镇观念意识转化四个方面与“传统的”城镇化概念并无显著差异，但在实现这种过程的内涵、目标、内容与方式上却有所区别。“新型城镇化”的战略重点是“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同时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推动各地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因此，“新型城镇化”的“新”，涵盖了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等内容，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过程，实现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的协调发展，实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城镇化。推行“新型城镇化”，一是顺应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加快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二是推动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三是解决高速城镇化带来的弊端，最大限度地将改革开放成果惠及广大人民;四是建设包容性、和谐式城镇，实现中国城乡的可持续发展。
(二)城市生态安全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分业的扩大，人类逐步创建了城市并建立起现代城市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模式。在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对交通、能源、建筑、信息等方面的需求迅速扩张的同时，城市对大气环境、水环境影响凸显，城市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日益严峻的风险，人类在享受现代城市为自己带来幸福生活的同时，也伴生出越来越多的生态安全问题，日趋严重的城市生态安全已经极大地妨碍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生态安全，是指城市环境和生态条件(如食物、居室、大气、水环境、交通及生物环境)对市民的身心健康、生命支持系统的繁衍、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威胁程度和风险大小。典型的环境问题为城市的“五色效应”，即红色的热岛效应、绿色的水华效应、灰色的雾霾效应、黄色的沙尘效应、白色的秃斑效应。此外，大多数城市的“生命线”缺乏自我保障能力，遇到自然灾害，抗灾、减灾能力差的公共设施往往无能为力。更有人口疏导布局缺失、产业布局不当造成交通拥堵引发额外化石能源消耗，停车困难出现的“人与车争地”现象，由此而来的焦虑进一步造成公众的身心伤害。城市生态安全受到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在社会发展发面也表现突出。如盲目的城市人口扩展使城市中的中低产阶级迅速壮大，中低端的医疗教育服务建设难以跟上。城镇人口存在生态健康危机，包括环境病加剧、适应能力降低、心态脆弱与心理亚健康。城市生态风险和生态危机加剧，城市生态安全维护的形势极其严峻。为改善人居环境，建设宜居城市，提高城市生态质量，维护城市生态安全刻不容缓。
二、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必要性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十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应该增强生态系统稳定性，以明显改善人居环境为核心目标;以构建国土生态安全格局为主要途径，并强调生态保护应该“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和“顺应自然”。因此，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传统的城市用地布局规划对生态安全极为不利
我国传统的城市用地布局规划方法主要是:在“预测城市人口规模并根据人均用地指标确定用地规模”的基础上，编制土地利用规划以及空间功能布局。经过多年的城市化发展，实践证明，这种传统的规划方法不能有效地解决城市生态问题，而且逐渐暴露出了诸多弊端。
(1)传统规划用明确的规划界限人为地划分出城市、各个功能区块的用地界线，对生态绿地景观系统的整体性与有机联系性考虑欠缺，造成了区域、城市及单元地块间的联系不足。
(2)城市是复杂的人工生态系统，确定城市用地规模和功能布局的自变量(如人口等)通常较难预测，从而导致规划的滞后和被动，或因“超前”规划而造成大量土地闲置。不管是“滞后”还是“超前”，这都会造成城市扩张的无序和土地资源的闲置浪费等问题。
(3)绿地系统、环境保护等规划在我国传统的城市规划中仅仅是后续的“点缀”，传统规划的本质其实是城市建设用地配置。这样的规划方法与理念下，自然环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也忽略了它的区域特性、功能连通性、空间易达性等生态功能。
(二)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是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目前，我国大多数的城镇建设在经济发展的利益驱动下不断向无序扩张。各种形式蔓延的土地开发和建设，不考虑环境与道路体系，不仅带来了许多城市问题，还造成了城市以及周边生态环境严重受损，生物多样性面临危机。城市的生态安全格局正由于城市的无序发展而遭到严重破坏。如今，人们逐渐意识生态环境对于社会、经济以及人类自身的重要意义，“变粗放为集约式经济、变掠夺为调控式资源开发”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已成为现今乃至未来指导城市发展的重要原则之一。过去“以经济优先原则的城镇建设”和“以交通优先原则的城镇建设”两种规划模式存在的共同问题是“缺乏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和尊重，忽视了人居环境的建设”。未来城镇的发展，决策者和规划师必须注重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制定正确的、生态化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发挥人为因素在城市人工复合生态系统中的正面效应，加强城市生态安全的建设，以减少“切碎斑块、异化廊道、蚕食基质”等破坏原有生态格局的开发行为，加强城市各层次、各系统和各要素之间的建设和联系，改变以往城市的无序蔓延，这才是今后城镇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成都市天府新区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思考
(一)天府新区概述
建设天府新区是实施《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落实成渝经济区发展国家战略的关键内容之一，按照“再造一个产业成都”的目标，新区建设确定了“以现代制造业为主、高端服务业集聚、宜业宜商宜居的国际化现代新城区”的总体定位。新区位于成都市主城区东南，规划范围1578平方公里，其中建设用地面积650平方公里，规划人口600万～650万人，届时成都市主城区总人口将超过1100万人。
(二)天府新区生态基础与城市格局
成都平原地处我国青藏高原———中部丘陵区的大生态过渡带，而天府新区处于山地———成都平原的生态过渡区，具有典型的生态过渡带环境，生态要素丰富多样，相互融合。成都天府新区范围内拥有森林、湖泊、河流、平原农耕等多种生态系统，生态资源丰富，囊括了龙泉山、牧马山、彭祖山、龙泉湖、锦江、鹿溪河等多种生态要素，各要素交错联通，山水相融。《四川省成都天府新区总体规划(2010～2030)》确定的城市空间拓展方式为“中心集聚，走廊拓展”。城市空间格局以成都“一核、两区、双中心”的整体结构为前提，按照组合型城市理念，构建“一带两翼、一城六区”的新区空间结构。这样的空间结构体现了以资源约束和生态保护为前提，防止城市粘连发展的组团式布局理念。
(三)城市生态安全构建模式和实现
1．带———楔式格局。
《成都市生态系统控制规划(2011～2030)》确定的市域生态系统格局为“两带五楔、双环多廊、九园十湖”，其中涉及天府新区的重要要素有龙泉山生态屏障带和三圣乡———龙泉山绿楔。《四川省成都天府新区总体规划(2010～2030)》提出建设“一区两楔八带”的生态绿地系统，其中一区指龙泉山生态服务区，两楔指三圣乡———龙泉山绿楔与彭祖山绿楔。上述两个规划把握了天府新区内的核心生态要素和资源，将龙泉山生态屏障、三圣乡———龙泉山绿楔与彭祖山绿楔等大型生态空间确定下来，但是缺乏对绿隔地区与城市之间关系的考虑，带和楔之间缺乏联系和协调。
2．掌———指式格局。
1947年哥本哈根提出了手指形态规划，城市新区开发沿着几条狭窄的放射状走廊，走廊间被森林、农田和开发绿地组成的绿楔所分隔。这种间隔式的布局，使城市的人工生态系统与乡村的自然生态系统交错而临，蜿蜒曲折的空间肌理与自然开敞的生态环境协调共存。通过对成都天府新区生态本底和核心资源的梳理，可以发现存在两只“手掌”，龙泉山现状自然资源丰富、植被茂密，具有突出的空气净化和气候调节作用，可以作为绿色生态源。龙泉山近年来存在生态环境的逆向发展趋势，长期的人为活动导致自然原始森林植被被破坏，代之而起的是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栽培的乔木林、果树林和竹林，因此更应该进行生态修复和生态保护，发挥其生态涵养区的功能。彭祖山具有稀有的原生态之美，彭祖山风景区是国内独有、世界唯一以长寿养生为特色的文化旅游风景名胜区，有“成都南后长寿宫”之称，是天府新区周边重要的生态资源，是天府新区的绿色生态“后花园”。分别以龙泉山和彭祖山作为生态源，可以构建生态廊道手指状深入城市组团，形成掌———指式生态格局。成都市生态系统控制规划将龙泉山生态源和彭祖山生态源组织多条生态绿楔和生态廊道，并在生态源之间以及廊道之间构建有机的联系，将生态环境引入了城市组团，构建一个有机、稳定的生态系统网络，形成“双屏藏源，多廊融城”宏观生态格局。
四、结论与建议
(一)基本结论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中的生态系统，不是一个单纯的量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质的问题。为构建高品质的生态安全格局，在“新型城镇化”和宏观城市空间结构下，成都天府新区的生态建设主要包含两大举措:一是对大型的自然植被斑块、水面等发挥物种生存和水源涵养功能的区域进行保护和建设，促进区域生态系统稳定发展;二是通过生态绿楔、生态廊道和生态节点的建设，以水平方向的链接强化城镇发展空间与生态源的有机联系，拓展生态源的服务功能，缓解经济开发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和破坏，增加城镇发展空间内部的景观异质性。基于此，生态建设主要考虑从水系和林地两个方面加以推进，生态保护则通过划定生态控制线和控制生态绿隔地区内的建设用地来实现。在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引导下，成都天府新区未来城镇发展将应注重生态规划的运用，考虑将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引入传统土地利用规划中，共同促进新型城镇生态基础设施用地和城市发展用地布局的合理性和生态性。在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城市发展框架基础上，从功能布局、产业、交通等多个方面着手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城镇建设和转型将脱离原本功能单一、服务滞后的发展模式，着力构建“产业集聚化、功能多元化、环境生态化、区域协调化”的新型城镇。
(二)对策建议
1．建设城市生态安全下的生产方式、产业结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经济结构实现战略性调整是成都天府新区城市建设的重点。国际经验表明，保护环境不会必然减缓经济发展，而快速的经济发展并非一定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最有效的节能减排是结构性节能减排，即对城市的经济结构实行战略性调整，把城市生态安全要求贯穿到生产活动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对高耗能、高污染的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对传统产业中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工艺进行淘汰、鼓励企业采用更为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手段，把传统产业对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由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为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推进天府新区区域经济增长与高能耗、高污染“脱钩”发展。
2．倡导城市生态安全下的的生活方式、消费观念
生态安全下的城市既包括了城市的生产方式的转变，也包括了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必须把生态安全要求贯穿到城市生活、消费的各个环节。消费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性活动，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重要环节，是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消费需求决定社会生产，消费模式的变化将引导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一方面“居民消费结构优化，衣食住行用水平不断提高，享有的公共服务明显增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另一方面盲目消费、挥霍浪费却让我国城市消费观念、生活方式偏离了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导致经济发展与能源资源供应矛盾尖锐，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城市人居的生活质量下降。因此，唤起市民的生态安全意识，转变城市的消费观念、生活方式，代之以节约能源、适度消费、降低污染的观念。促进城市居民从自己做起，从生活细节做起，推广“低碳生活方式”，使“理性消费、绿色消费、低碳消费”由概念变为每个公民的自觉行动。
3．树立生态文明的新观念，追求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成都天府新区建设应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观念，由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转变为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再上升为“绿水青山”也可以转化为“金山银山”。用生态经济化推动成都天府新区城市建设，不仅包括了生态环境的改善有利于提高城市的软实力，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城市的市场竞争力，还包括了生态建设、生态产品的供给为新兴产业、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
4．强化和改善政府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职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