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均或水平。年按汇率换算，我国人均为美元；人均按世界银行图标集方法计算年为美元；这两个数字按年美元换算，都还没有进入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但如果按购买力平价（方法）标准，据世界银行计算，年我国人均为美元；年我国计算的人均为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提出的工业化阶段划分标准，按比率换算成年美元，我国应处于工业化中期的第一阶段。人均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富裕程度的综合指标，和工业化水平有直接关系。如果综合国际其它国家的历史数据相比较，我国人均或水平所对应的工业化阶段，大致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与中期第一阶段之间，是相对比较低的。
（二）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增值额的比重。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主持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政策》的研究，提出了划分工业化水平的一种方法：根据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增值额的比重，把工业化水平分为非工业国（以下）、正在工业化的国家（—）、半工业化国家（—）和工业国（以上）等四类。其中制造业是工业的主体部分（工业还包括采掘、自来水、电力、蒸汽、热水、煤气等比重较小的行业），总商品生产增值额大体上相当于物质生产部门（一产、二产和交通、通信、商业）等的增加值。按照这一方法计算，我国年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增值额的比重约为，属于半工业化国家。
（三）结合城镇化水平来看，根据钱纳里等的研究结果，一般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应在以上。而我国年城镇人口比重为，按这个指标，我国属于正在工业化的国家。但如果平衡考虑通货膨胀、美元贬值，以及我国人均的水平，我国目前的工业化程度应高于城镇化对应的这个水平。因此，综合以上几个指标，从总体上分析，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化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回顾我国五十年来的工业化历程，可以分两个阶段看：从“一五”时期到改革开放前，考虑历史原因和不同时期的国际环境，一直沿袭的是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单一的公有制结构、片面追求发展重工业、以农哺工、“剪刀差”造成两大部类失衡积累、过分强调自力更生、追求高速度的粗放式发展。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虽然在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上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也重视了比较优势的发展研究，工业的市场化程度、外向化程度，也决定性地提高，但主体思路却走上了发源于西方工业革命的传统工业化模式。这种模式的典型特点就是生产体系前端的高投入、高消耗。
在该生产体系中实行社会化的大规模生产，并伴随着环境的高污染。这种模式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大，在处理经济和环境关系上一直是“先污染、后治理”。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前端投入不仅依靠对本国资源的掠夺性开发，而且还通过开辟殖民地和在世界不平等贸易秩序中的优势地位，大量掠夺不发达国家的资源。并且在后工业化时期，他们又凭借在前工业化时期的积累，在工业污染的内部治理的同时，还进行所谓“外部治理”，即凭借其技术和资金优势，将污染工业转到发展中国家。中国作为工业化启步较晚的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先行工业化国家当时的外部宽松环境，也不可能象其它工业大国家哪样将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不平衡问题外化成国际现象，却必须承受由先行工业化国家利益膨胀而转嫁过来的种种不利影响。
加之，明显的人口压力大、技术落后，城镇化水平低和资金不足的“后发劣势”背景，继续沿袭这种传统工业化模式必然加速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尖锐。从国际共识看，普遍认为这种模式是一种不可持续发展，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损坏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利益，人类文明进步要求必须摒弃这种传统的工业化模式。另外，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国内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外贸依存度也已是世界最高国家之一（年我国外贸进口依存度为、出口依存度为），加入，经济全球化的冲击，要求必须提高民族工业的综合竞争力；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新经济浪潮，迫使我们必须尽快提高工业化质量；还有沉重的国内就业压力等等。
再者，从三次产业的生产结构和就业结构来看，我国目前的工业发展结构也很不合理。根据钱纳里等经济学家对世界上个国家多年中工业发展水平与经济结构之间关系的研究，人均美元以上（年美元），一、二、三产业生产结构为、、，一、二、三产业的就业结构为、、。而我国目前的三次产业的生产结构为、、，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为、、。生产结构中一产略高，二产过高，三产明显偏低，而就业结构中，一产高出，二产低，三产低近。这说明工业发展主导力不够，导致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失衡。工业化中期以后的发展，任务和要求将更加艰巨，知识经济的挑战又迎面而来。新的时代背景要求我们必须更新工业化思路，以新的高效工业化机制推动实现现代化。为此，党的十六大报告适时地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并且将其作为全面实现小康的任务的第一条。“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新型工业化发展模式要求我们未来的工业化进程必须作到（一）建立信息化和生态化的产业结构；（二）坚持清洁的生产方式；（三）进行生态综合经济区划；（四）走资源开发与保护并重的技术路线；（五）加大“非物质化”的资源（主要是知识和技术）的投入，调整工业产出结构。可以说，这是目前我国加速工业化进程，促进可持续发展，加快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但必须强调：所谓“化”，决不是仅限于技术层的、工具的改变，而是包括了人们的工作方式、分工格局、管理体制，一直到思想观念的全面变革。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壮大县域经济，是提高综合国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自古至今，县域始终是中国政治经济体系和社会系统中最基础的层次和最基本的单元。“县积而郡，郡积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中国历朝历代的有作为的政治家，都始终把县郡的发展与治理作为治国安邦最根本的工作。“民为邦之本，县乃国之基。安邦之难，难在固本；治国之难，难在强基。”
县域是目前我国城市和农村的结合点，是城乡联动的关节点，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载体。只有县域经济的充分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提高综合国力，也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和加快现代化建设。新型工业化，只有和县域经济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历史作用和社会效应。县域经济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构成部分，而且也是国民经济最基本的运行单元，是国家政策最主要最直接的操作平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一个重大关系：一方面，没有高技术、大都市和大企业的发展，就不可能有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没有充满活力的县域经济和非公有制的中小企业，就不可能解决好大多数人口的就业和收入问题。”年全国县域经济的总量达到万亿元，占全国总量的；全国县域人口总数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这说明县域经济已是名符其实的“国本经济”和“民生经济”。县域，也是我国劳动力资源的主要供应地，既是生产大场所，也是消费大群体。改革开放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工业已经成为各县域经济及其财税增长的主体。新型工业化推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不仅直接壮大我国总量，而且根本上提高我国绝大数人口的收入，直接解决基层农村的非农化就业问题，极大地刺激生产和生活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同时，新型工业化带动的县域非农化就业，直接推动城镇化进程，这不仅是对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促进，而且也是对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
因为目前个工业国总人口才亿，相当于我国的县域人口，而这些县域人口只有通过新型工业化进程才能同当代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直接接触，步入现代化历程。我国县域国土面积有万多平方公里，超过全国国土总面积的。这就是说，县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生态基础，是城市发展的生态屏障。新型工业化的核心主题之一就是环境保护和清洁生产。因此，只有通过新型工业化来改变县域中小型企业的粗放生产和经营，才能从最本上遏制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提高我国的环境综合保护效率，优化人居环境，为城市及其城市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基础。
区域分布不均衡是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历史问题，工业分布严重地偏聚于大中城市，县域内工业规模都比较少而小，通过新型工业化壮大县域工业，有利于从根本上扭转工业化进程中的历史失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目前，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总体特征是自组织发展和发展的不均衡性。县域间的经济状况相差非常悬殊。
据年底的统计数据，个县域中，有超过亿元的，也有亿多一点的；年财政收入有超过亿的，也有不足千万元的。县域经济的实力差距主要体现在工业发展的差距上。笔者××年底参加中共梅州市委“县域经济发展专题调研组”考察广东丰顺县，该县一年的农业税才万元多一点，而一个电声厂一年的税收就有多万。珠江三角洲某些县的一个大厂的税费贡献就相当于粤东一个贫困县的年总数。
因此，只有工业的跨越式发展，才能从根本上促进贫困县的追赶步伐；而要使贫困落后县的后发劣势变为后发优势，根本的措施就是想方设法积极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中具有综合性和区域性的基本单元。而目前县域经济的发展对区域性的依赖最为明显。大多数发达县是依靠其区位优势发展起来的，而这种区位优势是外在的、不可持续的，要取得持续的发展和竞争优势，必须靠强化内部机制实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各县域强化经济内部良性运行机制的必然选择。有专家将全国的县域经济分为五种类型：沿海开放型、城郊型、传统农业型、山区型和牧区型，这是明显地根据区位状况来划分的。区域依赖性必然导致过分的资源依赖性和封闭性，造成全国县域经济系统发展的块状分割，不利于横向合作和一体化进程。
这种分割化状况，也造成我们对县域竞争力的评估只能仅限于流量指标（县域总量、人均、人均财政收入和年财政收入、年增长率等），没法使用存量指标，没法反映县域后续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情况，因此，目前所谓的“综合竞争力”指标其实也只是现实市场竞争力。目前，我国县域经济系统在时空演化上分为三种状态：一是传统阶段，城、乡分离，自组织发展；二是发展中阶段，城、乡对立，向心运动；三是一体化阶段，城乡融合，共生和谐。目前只有沿海及靠近大城市的少数县达到一体化阶段，大多数仍处于传统阶段和发展中阶段。如果仅靠各县传统积累而追赶发展，是没法协调互补的。
只有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农业产业化，利用新技术装备新产业将区位劣势转变为后发优势，用知识化组合工业化，这样才能实现县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冲破区位阻隔，达到资源互补利用，全面促进县域经济综合平衡发展，连通大中城市，突出比较优势，形成团状产业集群，进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全面提高我国的综合竞争力。三、当前县域新型工业化的主要障碍县域经济毕竟是国民经济的一个局部，而且是相对欠发达的一个局部。中国经济整体仍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而县域经济同时还带有几千年自然经济的传统烙印，十分严峻的“三农”问题以及体制方面的种种阻碍，使得县域新型工业化历程注定更加艰巨更加困难。
（一）工业化水平低，突出表现为信息化水平低，信息技术、信息产业和信息设施严重落后。虽然我国经济总体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但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多层次和城乡差别的存在，县域经济的工业化水平明显滞后于全国总水平一个档次，即总体上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不排除相当一部分县域仍处于前工业化阶段）。主要标志除大多数县域人均在美元之间外，突出表现为县域经济主体仍然是传统“二元结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而不是新兴的“三元结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信息化作为信息技术的产业化和普及化，主要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升级而发展的，并把工业化进一步推向更高的程度。但县域工业企业迟迟不能解困，或者效益不高集聚度差，使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缺乏基础。
根据美国信息经济学家马克尤里波拉特的研究，信息的产业化是继农业、工业、服务业之后的“第四产业”。信息产业涉及广泛的领域，主要包括供给信息的市场（知识生产和发明性产业，信息流动和通信产业）、市场的信息（调查协作性产业、风险经营产业）、信息的基础设施（信息处理和传递服务，信息产品制造产业）三大类。目前，我国县域工业不仅没有完成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反而还需要“弱质”农业的反哺，这种状况与信息社会对工业的要求有很大的差距。县域经济“二元结构”的内外矛盾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制约着新型工业化的启动和发展。
（二）县乡财政困难使县域政府失去支持发展信息产业推动新型工业化应有的财政力度。现行财税体制，使县级财政十分困难，“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现象十分普遍，加之体制因素造成的机构臃肿，使许多县连公务人员工资都不能按期发放。根据李昌平的研究：目前中国千多个县，有个县有多个科局，全国近万个乡镇，每个镇个部门，县乡干部大约有多万人，每年工资需多亿元。全国约有多万个行政村，万个自然村，村级干部约多万人，年工资需多亿元。县级科局每年需万元运转费，乡每个部门每年需万元运转费，全国总计多亿元。广大农村地区公共品安排每年需千多亿元。
另全国县乡村债务总计达千亿元，每年利息需亿元，六笔总计多亿元。而我国目前总量万亿元，农口块约计，约亿。我国农业人口为亿多，生活费用每人每年按最低标准元计，约亿元，两者相抵剩亿元，正好弥补上面的开支（尚还不包括教育、文化及公益支出）。这说明，我们目前的县域社会经济管理是高成本、低效率。如果没有财政转移支付和乡镇企业的贡献，我们的县乡政府就没法运转，根本就没有能力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新型工业化。
（三）县域消费市场的萎缩使新型工业化缺乏牢靠的社会基础。我国县域消费品市场与全国同比，年、年、年、年、年分别是、、、、年间持续下降了个百分点。农民收入增幅持续下跌，每年以近个百分点下滑，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年，城乡收入差距为：，重回改革初期的水平，农民及农业消费是县域消费的主体，农民的“返贫”将进一步制约着县域消费市场的启动。县域企业的技术能力有限，产品主要依赖本地市场。没有充满活力的县域消费市场支持，新型工业化就没有牢靠的社会基础。
（四）县域企业集聚度差，尤其乡镇企业，遍地开花，这种小而散的布局不利于信息技术推广和信息设施建设，使新型工业化发展缺乏内在动力。由于县域交通设施薄弱，使企业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没法发挥，“小工业”“大农业”矛盾非常突出。“五小工业”没法禁止，随便开采资源，没有有效的环境治理保护，严重地恶化了县域环境，为新型工业化发展设置了许多人为障碍。
（五）技术环境、劳务素质和基础设施等等都在不同程度障碍着县域新型工业化发展。四、县域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思路探索众所共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首先从县域经济开始的。改革开放以来，县域经济迅速发展的实践证明，在县域这个层次，因为其行政、经济、社会管理手段比较完备，具有统揽市场经济的功能，可以弥补市场的缺陷；同时，因为县域也是我国计划经济比较薄弱的环节，多种经济成分易于共融发展，易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也因为其资源禀赋较好，整合资源的余地较大，易于形成产业优势和集聚优势；加之人口较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及其潜力较大，易于形成工业和农业、城镇和农村的良性互补发展机制。这是发展新型工业化比较有利的环境因素。虽然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存在相对不足，但产业进入壁垒低，反进入力量薄弱，基本上不存在许可限制；创办成本小，生产成本也低，市场约束少；无工资刚性约束，劳动力成本弹性大。这些都有利于新型工业化的充分发展。
基于目前我国县域经济的现实状况，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应该首先理顺以下几个思路。
（一）新型工业化应该首先通过县域经济增量发展来实现。因为县域经济底盘少，涉及的利益面广而复杂，存量改革风险较大，因此，应该首先积极发展信息产业，以信息技术提升传统产业，以信息化推动农业产业化，以工业总量增长壮大县域经济总量，等经济发展达到一定规模，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建立，再进行存量调整，强化内涵式发展，全面提高工业运行质量，按照县域特色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方向和本质要求，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同知识化组合工业化，用集团化促进工业化，全面推进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坚持以开放为突破口和发展基础，积极招商引资，内引外联，以此弥补县域资源、技术、资金的不足，为新型工业化发展开创空间。开放，是现代社会文明的基本特征，也是经济一体化对区域（特别是县域）发展的基本要求，它不仅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胸怀。开放的目的，就是要把县域土地、劳动力、资源及水电价低廉及环境条件好等优势，转化招商引资、城市建设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优势，承接大中城市或其它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资源综合利用型、配套协作型产业的梯度转移，建设初级产品加工和辅助产品生产基础，延长产业协作链，壮大工业基础，为新型工业化开辟道路。
（三）尽快建立科学的县域经济发展规划体系。各县域决策层要在充分科学分析基础上，发挥专家论证和民主机制，建立前瞻性的县域经济发展综合规划和专题规划，突出搞好县及中心镇的工业园区规划，将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结合，提高县域工业集聚水平。综合规划应该包括发展战略规划，产业规划、交通网络规划、乡镇驻地规划、县城建设规划和城镇区位功能规划等。利用园区规划将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结合，以壮大园区经济来推动新型工业化的发展。积极以园区为载体，将乡镇企业集中起来，发挥乡镇工业的集聚效应；引导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方面发展，加快机械、造纸、食品、纺织、建材等行业的技术和产品换代，提升产业竞争力；以骨干企业为支撑，培育一批高知名度企业，打造知名品牌。通过园区招商，将外来企业集团聚到园区，采取多种方式，积极引导县域中小型企业加入大企业集团和优势企业的产业分工协作体系，调整结构，围绕其主导产品生产配套零部件，加工品牌产品，扩大市场占有率。要充分利用目前生产社会化专业化发展和优势企业将非核心产品扩散的趋势，在明确县域特色主导产业发展的同时，积极发展配套经济，扩大新型工业化的区域外延。
结合全县企业和产业发展实际，我们以实施科技项目为抓手，积极寻求科技政策与企业发展的契合点，加快技术改造和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发展核心技术和产品，推动全县产业提质增效。近年来，全县共实施市级以上各类科技计划项目207项，争取无偿资金9000多万元，鉴定各级科技创新成果265项，获得市级以上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111项，其中常林集团承担的“40吨级挖掘机关键液压元件及系统研制”项目和“20～25吨级挖掘机液压系统关键技术研发”项目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金沂蒙集团承担的“重要农药、医药中间体的绿色化工生产技术集成”项目、金正大公司承担的“新型作物控释肥研制及产业化开发”项目分别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对全县有发展潜力的中小微企业，实施百企改造升级计划，从创新能力、品牌创建、规模效益等方面进行改造升级，激发产业内生动力，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2012年以来，全县技改项目累计投资121.5亿元，6个项目列入国家重点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专项。比如，金沂蒙集团投资6亿元新上的抗生素医药中间体产业链延伸项目，实现了从传统化工向精细化工和医药化工的转型；金正大公司利用上市募投资金26亿元建设了化工产业园，实现了从单一的复合肥生产企业向综合化工企业的转型；东泰机械公司研发的“4HBL-2自走式花生联合收获机”，通过了省级科技成果鉴定，并被国家科技部列为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卡特重工通过与日本川崎、美国康明斯、德国力士乐、韩国现代等世界顶级企业合作，开发的部分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并全部实现了产业化。二是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加强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规划和指导，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依托常林、福瑞达等龙头企业，推动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化工、新医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项目做大做强、形成优势。常林集团通过与德国道依茨、意大利赛迈等国际农机巨头合作，新上了投资26亿元的高端液压件、投资9亿元的高端发动机、投资20亿元的高端智能农业装备等项目，其中，集团年产60万套液压主件项目，产品顺利通过了部级鉴定，填补了国内空白，打破了国外垄断；沂蒙老区酒业公司与福瑞达药业合作新上了海佑福瑞达项目，实现了从“酿酒”到“制药”的转型跨越。目前，全县拥有部级高新技术企业7家。三是搭建产业发展载体。重点打造临沭经济开发区、滨海高新区、镇街特色工业集中区等产业发展载体，经济开发区综合实力跻身山东省前40强，正积极创建部级经济开发区。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区以创建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目标，以区中园模式规划了韩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园、中关村信息科技产业园、张江节能科技产业园、深圳电子科技产业园等4个“园中园”，总投资36亿元的12个项目已开工建设。省级示范镇青云镇，规划建设了青云工业集中区，重点培育发展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晟诚科技等项目正加快推进。目前，全县已建成4个产值过10亿元的镇街特色工业集中区，其中，郑山街道柳编特色工艺品园区被农业部命名为“全国农产品创业示范基地”，被评为国家文化出口重点基地、部级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
二、深化产学研用合作，夯实科技创新平台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产学研用是前提，科研平台是关键。我们以行业龙头企业为依托，充分利用县内外各类科技资源，鼓励支持产学研合作，形成了科研、开发、生产紧密结合的新机制。一是鼓励支持企业加强对外科技合作。支持各类企业参与国内外技术创新活动，与国内外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联合组建技术研发平台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积极抢占行业制高点，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目前，全县共有64家企业与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国家杂交水稻以及小麦、玉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机械工程研究总院、美国康奈尔大学等62家国内外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了技术和战略合作关系，建成中试基地38家，签订技术合作协议52项，占全县规模以上企业的三分之一。二是鼓励企业设立科技研发平台。县里组建了全省县级第一家省级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为科技人才和中小微企业提供创业服务。支持全县规模以上企业建设县级以上科技研发机构，引导大型龙头企业创建市级以上院士工作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企业技术中心、“一企一技术”等各类研发平台，全县65%的规模以上企业都建立了自己的研发平台。目前，全县拥有部级科技研发平台6家（国家缓控释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示范型国际科技合作基地、部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部级创新型企业），院士工作站3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4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等24家，为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三是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以增强县域创新活力、培育企业拥有核心技术为目标，自2010年以来，大力实施“专利清零”计划和“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培育”工程，引导扶持企业掌握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创建国家名牌产品和中国驰名商标，支持企业主持或参与制订、修订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目前，全县拥有中国驰名商标5件、中国名牌产品1个；主持或参与制订、修订国家标准8个、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5个。全县共申请专利2102件，获国家专利奖2项，省专利奖8项，市专利奖58项；有效发明专利密度达到每万人3.69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县有68%的发明专利实施了产业化开发，以发明专利为主体的项目经费达到1.3亿元。
三、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关键词】资源型；县域经济；转型；创新发展
资源型县域经济是县域经济体系中最为特殊的群体，主要是指当地资源型产业为主导的经济有机体。一般而言，我国资源型县域主要处于我国的中西部，自计划经济时代开始便是国家材料的主要来源，到市场经济时代之后，国家大力发展资源型产业，形成了“一枝独秀”的发展模式。但是从实际角度出发，资源型产业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导致资源枯竭、生态脆弱退化等。所以，积极探究资源型县域经济的转型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现阶段资源型县域经济主要面临的问题
1.资源枯竭现象严重
根据不完全统计分析，当前我国资源型城镇接近500座，经济发展处于成长阶段的接近100座，处于成熟阶段的接近300座，处于衰退阶段的接近50座。众所周知，自然资源划分为两种类型，分别是可再生资源与不可再生资源，如果仍旧采取传统的资源掠夺方式，会导致资源枯竭现象严重。根据相关调查，我国当前资源开发型领域已经进入了枯竭状态。
2.产业结构单一
通常情况下资源型县域经济的主导产业是依据当地优势资源所发展而来的，但是从实际角度分析，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对自然资源过分依赖，导致经济增长呈现出一种原始、自然的积累过程。另外，在当前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资源产业围绕着资源企业所运转，容易引发严重的“多米诺骨牌现象”，引发市场风险。
3.产业技术水平过低
从产业内部结构分析，我国产业结构基本上属于超重型，从层次角度分析，部分精深加工业已经处于瘫痪状态，不仅资源利用率低，并且资源浪费现象十分严重。另外，由于缺乏关联产业的构建，导致产业链条短。从产业效益分析，自然资源开采员工的平均工资占据全国平均工资的一半，但是相应的污染物排放量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4.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生态环境恶化是导致社会经济受阻的主要原因，由于自然资源得到无序开采，导致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十分严重。根据有关调查，我国每年开采自然资源所引发的灾害造成的损失超过近百亿元。并且导致资源破坏与占用土地面积超过300万hm2，破坏草地面积250万hm2。
二、资源型县域经济转型模式
当前我国资源型县域数量比较多，并且由于受到自然条件与资源状况的影响，导致各个地区资源型县域情况不相同。所以在资源型县域转型的时候需要选择不同的转型方式，要对地域环境、环境因素、产业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与思考，选择符合实际需求的转型模式。
1.优势延伸模式
优势延伸型模式主要是将优势资源进行充分发挥，并且将资源优势积极转化为经济优势，将产业优势积极转化为地区发展的优势。利用优势延伸模式可以实现产业链中产业的协同发展，并且能够将主导产业定格为加工业。
2.优势组合模式
优势组合模式主要是通过综合开发利用产业优势，致使主导产业形成多元化的发展模式。利用该模式可以将不同产业群之间的关系进行协调处理。
3.优势互补模式
优势互补模式主要是指利用外部环境，选择相配套的发展产业，形成互动优势。利用优势互补模式可以将区域分工以及协作所出现的问题进行解决，并可以进一步减少经济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成本。
三、资源型县域经济转型的对策
1.转变单一资源型产业结构为多元产业结构
可以参照优势延伸模式改造传统资源型产业，将企业的优势进行发挥，扩大自然资源的储备量，积极稳定生产规模，减少自然资源出现衰退现象。比如煤炭作为最主要的资源，为进一步提高其利用效率，可以对煤炭资源进行加工与转化，严格按照安全、生态的基本原则提高煤炭资源的利用率。另外，还可参照优势组合模式，实现资源关联产业。比如，建材产业在发展中需要严格按照“节能、环保”的基本原则，对建材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建立优势品牌。还需要按照优势再造模式发展替代产业，加强对轻工业与机械产业的发展力度，加强创新科研力度，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还可根据当地的资源发展新型的产业集群。
2.实现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的整合
在资源型县域经济转型过程中会面临非常多的问题，所以在实施转型的时候需要与社会转型进行整合。其一，要实现再就业或者创业，为人们创造更多的机会。其二，要积极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实施惠农政策，构建社会保障体系。
3.加强对生态环境的建设
首先，要对自然资源开采区进行综合治疗，对于出现塌陷的区域可以采取大规模的搬迁方案。其次，要对重点污染行业进行治理，关闭高耗能与高污染的企业，加强对环保设施的构建。最后，要加强对重点区域进行治理，比如构建垃圾处理厂，建立湖区生态林业工程，建设生态示范推广工程等。
四、结语
综上所述，资源型县域经济的发展对实现社会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进一步改变资源型县域经济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与不足，需积极探索其中所出现的各种缺陷与不足，针对当地发展模式采取不同的转型模式与转型策略，真正实现资源型县域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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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县域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1．县域经济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基础。在中国，农业是县域经济最基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农业生产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同时也能为工业生产提供原材料。县域经济发展壮大的过程，也必然是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业生产现代化、农民收入不断提高的过程。因此，要推动农村经济繁荣，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要以发展县域经济为基础。2．县域经济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根本动力和催化剂。中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经验已经表明，县域经济发展与该地区城镇化水平息息相关。县域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区域内各种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一方面是各种生产要素向城镇集中，另一方面是生产的集中也会带来居住的集中。因此，县域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城镇化，也带动了城镇化。3．县域经济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农村城镇化的持续动力。随着县域农业产业化进程不断加快以及县域工业水平不断发展，客观上就要求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以满足各种生产性和生活性的配套服务需求。同时，这也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而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又会形成新的市场需求，由此，县域经济发展与城镇化建设会进入一个良性的互动循环。4．县域产业集群化是加快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支撑。首先，县域经济竞争力的提升源于各地特色经济的发展，这就需要各地集中优势资源，发展优势产业，而特色产业集群化是县域经济的必然选择，这样既可以增强县域经济的竞争力，又能够有效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工业园区转移，大大推进了城镇化进程。其次，县域产业集群化可以为新型城镇建设提供资金保证。再次，县域产业集群化有助于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实现农业规模效益。最后，县域产业集群化有助于推动人力资源素质的提高。
（二）新型城镇化对县域经济的影响1．新型城镇化推动县域经济增长。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相结合，通过工业化将大量农村人口吸纳到城镇居住和就业，使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由原来相对分散走向集中，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各种生产资源向城镇聚集，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生产要素保障。同时，农村人口在向城镇的迁移致使农村人口减少，这又为农民集中耕种、土地流转、提高农业的资本和技术集约程度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既有力地促进着本城镇经济增长，又带动着县域其他地区经济发展。2．新型城镇化有助于县域工业生产效率的提高。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经济活动越来越集中于城镇区域，这势必会带来生产的专业分工与协作，工业生产效率会随之提高，同时，随着城镇规模的不断扩张、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以及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规模经济的效应也会逐渐显现出来。3．新型城镇化推进农业现代化。现代农业现代化要求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实现农业的规模效益。从中国县域经济发达地区的经验看，大部分地区都是通过城镇化减少农村人口，以促进土地资源的相对集中、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投入来保证土地规模效益的形成。第一，通过城镇化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可使农村有限的土地资源向一部分人集中，提高土地的规模经营和集约化程度，采用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推进农业现代化。第二，随着城镇规模扩大、城镇人口增加以及生活水平的改善，人们的消费结构也必然会发生变化，如增加牛奶、肉食、蔬菜和水果的需求，这又会带动县域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刺激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第三，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可以提高工业“反哺”农业的能力，加速农业的资金积累，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4．新型城镇化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首先，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通过加强和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因地制宜地发展特色产业，可以显著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其次，只有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县域新型工业化的效益才能充分发挥，县域的经济增长方式才能由传统的依靠投资和出口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的深层次转变；由依靠第一和第二产业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转变；由依靠消耗能源向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及管理机制创新转变。最后，从需求增加的角度分析，中国30%的城镇人口占了总消费需求的70%，70%的农村人口占了总消费需求的30%。一个农民的货币购买力和一个市民的货币购买力的比例是1∶3~1∶3.5。因此，如果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50%），将会使县域市场需求有一个较大的增加，进而推动宏观经济增长。
二、促进新型城镇化与县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
（一）发展县域经济必须注重特色发展县域经济必须要突出区域特色，充分发挥和利用区域特色和比较优势，加快形成优势明显、规模较大、特色鲜明的区域板块经济，进而走出一条适合本地实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既要立足县域实际，根据自然条件、资源票赋和产业基础，选择具有特色的优势项目，努力培育出一批特色产业群，促进内部资源、生产要素和市场的优化配置，积极培育和发展具有县域特色，有较强竞争力的支柱产业和品牌产品，为县域经济发展不断注入生机和活力。
（二）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首先，要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必须从过去的以就地转移为主转变为以异地转移为主，从过去的兼业型为主转变为专业型为主；要打破过去那种“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模式，鼓励和引导农民到大中城市和城镇创业或打工经商，从事专业化的生产经营，真正减少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从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推进农村人口城镇化进程。在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中要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培训，提高农民的内在素质，增强其生存意识，提高其职业能力。在推进城镇化的政策保障上要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降低农民进城门槛，在农民入城户籍管理、就业、购买住宅、子女入学等方面一视同仁，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其次，要择优培育县域中心镇，小城镇门槛低，屏障少，和农民联系密切。农民进入小城镇，不会受到城市居民和城市政策的排斥。发展小城镇是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县域经济的发展要以县城为中心，择优培育2~4个县域中心镇，增强其辐射能力，提高城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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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县域经济的变化，必须深度了解2013年中国新型城镇化路径顶层设计的思路。
结合三中全会的决议，未来新型城镇化路径设计的原则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
――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之前，城镇化表现出来的是半城镇化，也就是2亿多农民工尽管工作生活在城市，但大部分群体没有享受应有的基本公共服务，包括医疗、养老等在内，出现了农民工与市民之间较大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到2012年底，全国户籍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远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52.57%。
――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之前的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干了很多市场该干的事，结果出现了很多“鬼城”，也推高了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而三中全会后，政府将进一步简政放权，放松管制。在城镇化领域，会鼓励更多市场主体进入之前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中。
――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通过土地流转、抵押等方式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而推动农民收入提升，可以最终实现城镇化从最大的内需潜力变成真正的内需。
――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构筑更有利于城镇化走质量型路径的财税体制。通过财税制度改革，为县级政府建立起可持续的税收来源，也可以避免其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改变之前土地城镇化远高过人口城镇化的局面。通过财税制度改革，也可以激励地方政府将城市打造得更宜居，吸引更多人来居住，从而提高自身税源。
――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这将有利于扭转之前县域经济发展中走的粗放路径，也有利于有资源的县域经济获得更多的生态补偿资金。
三中全会的决定，是对2013年中国新型城镇化路径设计总过程的一次权威定性。过去的一年中，对待新型城镇化的路径设计的落实和理解，在中国的县级政府层面中表现出来了三种态度：
一是迷茫。一方面，县级政府认为很多制度改革的权力在中央政府，县级政府很难有大的突破，于是等中央政府出台政策后才考虑动手；另一方面，对于技术进步和管理提升这种质量型城镇化的路径，找不到升级的办法和路径。该类型的地方政府，多分布在思想比较保守、经济实力较弱的中西部地区。
二是装糊涂。一些县级政府对于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思想是明白的，但却采取了片面解读方式。比如，刻意将投资、房地产化、人为造新城等老模式装到“新型城镇化”的筐里，开始走新一轮的圈地型城镇化老路。这种城镇化路径的异化，是当前中国政府推行新型城镇化最大的挑战之一，如果处理不当，很有可能大范围偏离新型城镇化的初衷。该类型的县级政府，遍布各地，比重不小。
三是先行先试。一些县级政府深刻认识到之前的城镇化路径难以为继，于是结合自身资源和特点进行了一些积极探索，主要体现在土地流转、宅基地交易、宅基地换社保、户籍改革中的居住证改革，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改革、开征房产税、引进社会资本参与棚户区改造、加大混合社区建设、扩大镇级政府的自等多个方面。但这种类型的地方政府总体数量较少，还未形成主流。
2013年，新型城镇化还在路径的顶层设计过程中。新型城镇化路径对于县域经济的影响总体上还是平稳的，老路径的城镇化依旧是主体。但三中全会后，新型城镇化的路径以及具体政策将快速推进，接下来将对县域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县域经济会日益分化。随着市场主导，根据主体功能区规划、鼓励符合条件的县改市等城镇化路径予以落实，县域经济间会因为自身资源和条件的不同加速洗牌，人口和产业将聚焦到更适合发展的县域或市域，2852个县域经济会出现“二八原则”，大部分的县域经济会保持平稳或者萎缩，小部分县域经济会得到加强。
其次，城市群会成为主体形态，在城市群范围内的县域经济会得到做强做大的机会，得到更多的资源聚焦和外溢的机会。而非城市群外的县域经济，具有旅游文化、矿产、口岸、空气等特色资源，有足够人口规模的，在交通节点和国土安全的县域，会有成长空间，而其他县域经济可能会进入到瓶颈期。
关键词:县域旅游经济;转型;创新
县域旅游经济是指以县(市)级行政区为地理空间，依托本区域旅游资源禀赋优势，通过资源开发，充分发挥旅游业的联动整合作用，以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区域特色经济。县域旅游经济作为我国旅游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扩就业、增收入，解决“三农”问题，带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促进“五位一体”建设都具用重要作用。促进县域旅游经济的转型升级，对实现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县域旅游经济转型升级的时代背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确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提出，美丽中国建设的大力推进为旅游经济、县域旅游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极佳的时代环境。
1.1坚实的经济基础和良好的历史机遇
201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568845亿元，占全球GDP比重达到12.3%;人均GDP由1952年的119元增加到2013年的41908元(约合6767美元)。统计显示，1953年至2013年的60年间，我国GDP按可比价计算增长了122倍，年均增长8.2%，其中改革开放以来GDP年均增长9.8%［1］。只有经济收入增长，才能使交通、城市建设、旅游基础设施发展完善，才有可能促进旅游消费增长。按照世界旅游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人均GDP接近5000美元时，旅游将成为城镇居民生活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的消费需求，旅游业将进入爆发式增长阶段［2］。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为我国旅游经济的强势发展提供了最根本的基础条件。当前，我国正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围绕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更加突出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更加注重现代服务业发展，更加突出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一方面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发展方式的转变必然要求县域旅游经济转型升级;另一方面，作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旅游经济，在这一重大经济调整中将进一步凸现独特的自身优势和地位。
1.2旅游需求、旅游方式的新变化
提供了内在动力当前，旅游已经成为国民日常消费的一部分，旅游正由观光为主向观光、休闲、度假并重转变。旅游需求个性化、多样化、多层次的特点更加明显，背包客、自驾游、自由行等彰显个性化的旅游形式备受推崇。旅游消费越来越理性、越来越追求品质。如2014年“十一”黄金周期间，不少传统景区遇冷，游客人数远远低于预期，人们多数选择了自驾游、乡村游、民俗游和城市休闲游等新型旅游方式［3-4］。另外，新装备、新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正在改造和提升传统旅游业，创造出大量的旅游新业态。乡村旅游、工业旅游、红色旅游、农业观光旅游、森林旅游、休闲渔业旅游、水利旅游、禅修旅游、游艇旅游、邮轮旅游、自驾旅游、房车旅游等旅游新业态不断涌现，并且成为引导旅游消费增长的重要领域。这一切都对旅游服务方式和商业模式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有力推动着县域旅游经济的转型升级。
1.3旅游经济的重新定位提出了迫切要求及发展方向
旅游经济的重新定位既体现在政府对于旅游经济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上，体现在多个旅游政策文件、多项旅游改革举措的出台上，也体现在对旅游经济更新更精准的认识上。2009年《国务院关于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意见》中明确指出“旅游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2月，国务院颁布了《国民旅游休闲发展纲要(2013—2020)》，提出了国民旅游休闲发展目标，着力倡导绿色旅游休闲理念，鼓励旅游休闲消费，并提出了丰富旅游休闲产品、提升旅游休闲品质的要求。该《纲要》是新时期大力发展旅游经济、促进旅游经济转型升级的纲领性文件。2013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为保护公民合法旅游权益，促进新形势下旅游业的科学规范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2014年8月，国务院又了《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从科学旅游观出发，创新理念，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当前，不少省市已提出了将旅游经济培育成为当地支柱产业的要求，浙江省提出将旅游经济培育成为万亿产业的目标，通过创新发展理念、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深化旅游改革等促进树立科学旅游观、增强旅游发展动力等一系列意见，并且完整的提出了旅游经济转型升级的具体要求，即“以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为主线，推动旅游产品向观光、休闲、度假并重转变，满足多样化、多层次的旅游消费需求;推动旅游开发向集约型转变，更加注重资源能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更加注重文化传承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推动旅游服务向优质服务转变，实现标准化和个性化的有机统一”。2014年国庆前夕，运行14年的“全国假日办”被撤销，代之以更高层面的国务院旅游工作部级会议。这些不仅为县域旅游经济的转型升级提出了迫切要求，并为其提供了明确的发展方向、充分的政策依据和坚实的理论基础。
2县域旅游经济转型升级的制度基础
制度创新是县域旅游经济转型升级的制度基础和动力之源。制度的本质是各利益关系的协调和安排，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学者郭鲁芳明确指出了县域旅游经济制度创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旅游经济的增长不仅是制度决定的，而且是由制度推动的。目前，各有千秋的县域旅游经济制度安排在没有额外收益的情况下，都存在着变迁的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制度变迁和创新，是县域旅游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5］。县域旅游经济制度创新的本质，是在政府主导下，不同利益集团围绕县域内的旅游资源有意识、有目的的重新界定旅游经济利益关系和权利关系的博弈乃至斗争过程。制度创新首先要解决的是市场和政府的边界问题，换言之就是如何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具体而言，就是要寻求产权清晰具有激励约束功能的制度，能创设优质的服务环境，能最大限度的激发社会资本投入旅游经济，并能使企业自主决策、自主开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和法人实体。在这方面，杭州临安市提供了很好的样本。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该市一批民营企业家在不确定的环境中，率先进行旅游景点开发，取得了丰厚的利益，并吸引了其他市场主体纷纷加入旅游开发上来。政府则因势利导，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社会资本开发旅游资源的政策，如资源让利政策(政府资源股只占开发总股份的25%左右，利润分配上民营投资者占大头)，极大地活跃了县域旅游经济，旅游经济发展迅猛。在临安旅游发展中，市场机制对旅游资源配置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等公共旅游产品方面，他们较好的处理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资源、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得到了充分的涌流。同时，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简政放权，创设公平、优质、高效的投资环境，出台融资、用地、营销等方面的扶持政策，激发市场主体投资旅游经济的热情也都是明晰政府和市场边界的应有之义。县域旅游经济制度的创新在结合地方实际的同时，必须体现出政府主推，且具有市场主体的特征，即利益启动、民营投资、自主决策。
旅游管理体制领域也亟需制度创新。旅游经济涉及部门、行业极其广泛，据统计，旅游经济涉及旅游、文化、体育、农业、林业、水利等部门有29个，直接或间接关联的行业有110多个［6］。可见，旅游经济是综合性、关联性非常强的行业，旅游部门统筹谋划，综合协调的任务十分突出。单纯依靠旅游局或者旅游委员来系统设计、统筹谋划、协调处理旅游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压力巨大，这是由旅游经济涉及面广的特点和旅游部门不是强势部门、不是综合协调部门的性质决定的。因此，县域旅游经济的管理体制需要突破、创新。从国家层面看，2014年7月建立了由28个部门组成的国务院旅游工作部级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负责对全国旅游工作的统筹协调。县(市、区)可以参照中央的制度设计，建立县域内的旅游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负责对本区域旅游经济发展进行指导，提出旅游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协调解决旅游经济改革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强化旅游经济工作的统筹协调。在此基础上，各县域可以根据区域的实际情况成立由专业人士组成的旅游经济专家咨询委员会，负责研究本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问题，并提出建议。县域旅游经济需要打破县域壁垒，建立县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区域协作制度。旅游经济的发展要依托资源，依托客源市场，依托人才、资金、技术、交通等等。有时，由于资源和市场的共享、共通，单凭一县之力还不足以完成县域旅游发展的大业，必须得到其他县区的配合，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各种资源的整合。因而，一个旅游资源丰富的县市不仅能为本地带来无尽的财富，而且还会通过旅游的联动效用，将社会与经济的影响扩大到周边地区，带动一方经济的共同繁荣。旅游资源都较为丰富，且相近、相邻的县域，更应主动强强联合，建立县域旅游经济协作机制(包括政府间、企业间、政企间的协作)，加强资源整合，重点关注客源、景区、交通、技术、服务等领域的深度合作，互联互通，实现效益的最大化。
3县域旅游经济转型创新模式
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各行各业的不断跨界整合、新理念、新技术的出现，产业之间、行业之间界限更加模糊，功能相互交叉，一个跨界泛产业的融合发展时代已经来临，跨界融合、跨业融合、跨区域融合已经是现实，对旅游业而言更是如此。融合发展已经是旅游经济的主旋律，也是县域旅游经济转型升级的基本方式。县域旅游经济的融合发展既要与新理念、新政策、新技术融合，更要与产业、文化相融合，探寻旅游服务新方式，旅游商业新模式，实现旅游经济转型升级。
3.1全域景区理念和县域旅游经济发展相融合，推行全域旅游
全域旅游就是把一个县域当做一个旅游景区，是旅游产业的全景化、全覆盖，是资源优化、空间有序、产品丰富、产业发达的科学的系统旅游。它要求全社会参与旅游业，通过充分利用本区域全部吸引物要素，为前来旅游的游客提供全过程、全时空的体验产品，从而全面地满足游客的全方位体验需求。全域旅游所追求的，不再停留在旅游人次的增长上，而是旅游质量的提升，追求的是旅游对人们生活品质提升的意义和旅游在人们新财富革命中的价值。浙江省桐庐县把美丽乡村、美丽县城建设和旅游经济发展相结合，率先提出了全域景区的理念，围绕县域大景区建设，统筹规划旅游空间布局，有效整合旅游优质资源，大力推动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在全域旅游体制机制、扶持政策、营销模式、服务体系等方面探索创新，逐步实现从景区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变，为县域全域旅游的发展提供新的途径［7］。
3.2信息技术和县域旅游经济发展相融合，推广智慧旅游
智慧旅游是一个全新的命题，它是一种以物联网、云计算、下一代通信网络、高性能信息处理、智能数据挖掘等技术在旅游体验、产业发展、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应用，使旅游物理资源和信息资源得到高度系统化整合和深度开发激活，并服务于公众、企业、政府等的面向未来的全新的旅游形态。简言之，智慧旅游就是游客与网络实时互动，让游程安排进入触摸时代。“智慧”最终将体现在旅游管理、旅游服务和旅游营销三个层面。通过信息技术，可以及时准确地掌握游客的旅游活动信息和旅游企业的经营信息，实现旅游行业监管从传统的被动处理、事后管理向过程管理和实时管理转变，实现传统旅游管理方式向现代管理方式转变，通过信息技术提升旅游体验和旅游品质。游客在旅游信息获取、旅游计划决策、旅游产品预订支付、享受旅游和回顾评价旅游的整个过程中都能感受到智慧旅游带来的全新服务体验。通过旅游舆情监控和数据分析，挖掘旅游热点和游客兴趣点，引导旅游企业策划对应的旅游产品，制定对应的营销主题，从而推动旅游行业的产品创新和营销创新。智慧旅游是大数据、云计算时代信息技术和旅游经济融合发展的产物，完全适应了旅游个性化、多样化、自主化的需求，对旅游经济发展具有革命性的影响，应予以广泛推广应用。
3.3政府政策和旅游经济发展相融合，实施免费旅游
旅游不仅关系经济发展，也关系民生福祉。西湖免费游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让免费旅游进入了许多政府的议事日程，并已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免费旅游是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的重要举措，既能让人民共享旅游业发展的成果，同时也将进一步推动区域旅游经济的大发展、大提升、大跨越。免费游的背后实质是旅游经济由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的转型，体现了旅游产品从观光游为主，逐步迈向观光、休闲、度假并重的转变。浙江省诸暨市在2013年对县域内的国有景区实施了“诸暨人免费游诸暨”政策，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该政策实施后，诸暨市免费景点游客同比增长32%，其中三分之一为本地游客，景区内经营营业额同比增长30%以上［8］。当然，免费旅游，做得好，减少了门票收入，带动了其他产业;做得不好，会令景点走向萎缩。因此，县域应结合当地实际，科学合理有效的实施免费旅游政策，有效应对免费游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放开免费旅游范围。坚持可控原则，充分考虑景区的承载力，合理安排免费游时间，并运用信息技术等手段合理调控旅游人数。还要将免费旅游和增值服务相结合，开拓新的、更具有互动性、体验性、创意性、配套性的服务性项目，使免费游真正成为惠民政策，并带动旅游经济转型升级。
3.4产业发展和旅游经济发展相融合，推进产业旅游
当旅游活动从传统观光向休闲度假和体验旅游发展时，旅游资源已不再局限于名山大川等自然资源，各个产业都可能是旅游资源，都可能成为新型旅游产品。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大力推进旅游与文化、体育、农业、工业、林业、商业、水利、地质、海洋、环保、气象等相关产业和行业的融合发展”。这一政策明确了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方向。当前，随着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已是大势所趋，也是旅游产业升级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途径。产业旅游是指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形成新的旅游业态。具体是指旅游产业与一、二、三产业中任何一个产业进行融合，并且与它们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功能互补。旅游产业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对融合化发展具有较强的推动力。根据法国旅游协会主席菲利普•邦贝尔热分析，43%的旅馆、咖啡店和饭店的受益，同旅游相关，航空运输收益的42%同旅游相关，铁路运输收益的23%、汽车的12%、农业的8%、建筑业的6%同旅游业有关［9］。像农业、工业等产业都可以融入到旅游产业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一个农业旅游、工业旅游等一些与旅游产业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新型产业形态。上虞的四季蔬果采摘游、德清的裸心谷民宿、桐庐的猪栏咖啡、新昌达利丝绸的工业旅游、嘉兴的渔业休闲观光游、杭州的宋城千古情等，都是产业旅游的经典案例。这不仅可以推动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大大提升整个行业的竞争力，并且有力促进了旅游经济的转型升级。
3.5文化发展和旅游经济发展相融合，推动文化旅游
旅游与文化密不可分，文化是旅游之灵魂，旅游是文化之载体。文化是人类在适应、征服自然并伴随社会的发展而积累起来的经验结晶，并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社会活动;旅游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一种生动反映，旅游活动源于不同地域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差异性。从本质上看，旅游过程就是享受和体验文化的过程，而文化需求则是旅游的最重要动因。在旅游过程中，游客不仅追求对自然风光的游览观赏，也注重对历史文化和民族风情的体验。旅游消费和旅游经营都具有强烈的文化属性。没有文化的旅游是苍白无力、枯燥乏味的，没有文化内涵的旅游产品是不具备市场竞争力和吸引力，而失去旅游推动的文化最终会失去发展繁荣的动力和活力。诸多地方旅游发展的经验表明:旅游与文化交流结合程度越高，旅游经济就越发达。因此，要按照永续发展的原则，坚持自然为本，特色为根，将旅游产品赋予文化内涵，使文化与自然风光完美结合，彰显特色和魅力;更要从特色旅游资源出发，为文化提供新的载体，发掘新的文化业态，着力将旅游产品开发成“真品”、“精品”、“绝品”，促进文化和旅游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文化旅游，真正实现旅游经济的转型升级。
县域旅游经济的转型升级不会自然完成，除了制度设计，推进融合发展，还需要大力实施旅游产品品牌化、旅游服务标准化、旅游队伍专业化等战略，着力推进转型升级。品牌是竞争的核武器，是迈向世界的通行证。要努力实现“从创建品牌到提升品牌、经营品牌、延伸品牌，变无牌为有牌，有牌为品牌”［10］的转变。在着力推进旅游景区、旅游线路品牌化同时，要重视旅游纪念品创意设计，提升文化内涵，培育地方特色的旅游商品品牌。旅游基础设施、旅游公共服务、旅游营销管理和游客投诉处理等必须按照标准化、程序化的要求进行建设、管理和服务，确保提供优质、精细的服务。旅游人才队伍的专业化水平是旅游经济发展的根本保障。要通过引进、培训、考核等多种形式不断提升景区、酒店、旅行社等涉旅从业人员的职业专业化水平，推动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县域旅游经济的转型创新模式的探讨，对提升县域旅游发展质量，重塑其发展的驱动因素，实现旅游产业的不断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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