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强购买力群体、中心地理论、城市空壳化
1.引言
成都人民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称缩写：CPDS；公司股票上市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简称：成商集团；股票代码：600828），2000年销售额达151，656万元，营业面积33，226平方米[1]，是成都营业面积最大、销售额最多的综合商业企业。
成商集团的发展可谓是一个传奇故事。它的前身是成都人民商场，始建于1953年，当时并不是法人单位，只是交易场所。1969年变成法人单位，取名“工农兵人民商场”。从那时起，人民商场就是成都零售业的脸面，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甚至享有在省外直接提货的一级拿货权[2]。历经35年的不断改造、合并、重组，到1988年实现销售额2.38亿元。不幸的是，1989年动乱其间的一场大火，把这家“老字号”化为灰烬，仅商品损失就达2200万元，1000多名员工一夜之间无家可归。历经烈火洗礼的成商人，没有被眼前困难吓倒，在多方支持和帮助下，用56天时间在废墟上建起临时营业房，城内遍设零售摊点，当年竟奇迹般完成销售收入2.1亿元，跻身全国先进企业行列，被誉为精神变物质的典型。同时，在政府支持下，贷款1亿多元，仅用两年时间就建成了一座近4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大型商场，其规模为当时西部之最。
1991年新商场落成营业，1994年作为四川省首家商业股份制企业，股票在上交所挂牌上市。通过上市融资，一举还清新商场建设的全部贷款。之后，成商走上了扩张之路，1996年通过租楼的方式，在成都的武侯区建起营业面积1.6万平方米的武侯仓储超市，成为当时西部最大超市；1997年通过配股形式，同拥有2.6亿元资产和众多优良口岸的成都市针织公司实现强强联合，组建了成都人民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其后，1998年又收购了破产企业成都文华食品厂，实现从零售业向食品生产领域的拓展；之后，成商又开设了多家分店和超市，最终发展成现在的规模。现在，成商集团已发展成以零售业为支撑，兼做汽车贸易、酒店、进出口、有线电视网等行业的较大规模企业，其零售业也有大型百货、超市、便利店等多种业态。
回顾成商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国有企业（商场）——改制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在零售业扩张——涉足其他行业，进行多元化经营的发展过程。成商集团的发展目标[3]是：走商业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相结合实业经营与资本经营相结合之路，通过企业股份化、集团化向多元化、国际化方向发展。
概括的说，成商既有的发展战略主要是改制和多元化。在这个战略的指导下，从人民商场到成商集团，成商的确实现了飞跃。但是，成商虽有5万余平方米的营业面积，2000年销售额超过15亿元，但当年利润总额只有29，546，295.98元[4]，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只有18，123，808.33元[5]，2千万左右的利润对于资产庞大[6]的成商集团来说显然低了点。另外[7]，成商共有员工6千5百人（含退休职工2000多人），上班的有3800多人，工资负担沉重；员工中38岁以下的占整个集团的80%，人员老化严重。此外，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
可见，改制和多元化的发展战略并一定完全适应成商现阶段的发展。本文将先从理论上分析改制和多元化的利弊，然后提出另一种观点，即“保住面、主攻点”的发展战略，并给出分析和证明，最后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本文理论框架为新古典经济学，将不过多涉及改制的具体问题，另外，本文主要讨论的是成商在中近期，在其主营业务——商业零售上的发展战略，对其他方面的战略不提过多的新观点。此外，本文也主要讨论成商在成都市的发展。
下面，就让我们先从理论上来分析改制和多元化的问题。
2.既有发展战略的利弊分析
2.1改制
成商集团的前身成都市人民商场是一个老牌的国有企业，它的发展，也和大多数国企有着相同的轨迹。其中，改制是相当关键的一环。
2.1.1改制的目的和目标[8]
国有企业改制的目的是进行产权关系的重组、政企分开与减轻企业负担。其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重塑市场主体。
国有企业是一种国有资产，所谓国有资产，就是在法律上确定为国家所有并能为国家提供未来经济效益的各经济资源的总和[9]。其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通常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各级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按照现行行政体制，国有资产可以分解为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市、县四级所有，并分别由同级政府来行使所有权。
第二，建立“中介”性质的国有资产经营体系。如各种形式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投资控股公司、企业集团的核心公司、经济实体性专业公司等，他们既是国有资产产权的机构，又是对其投资、控股和所属企业的资产进行经营管理的机构，并向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负责。
第三，落实企业经营权。理论上，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不能随意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中介”性质的机构只应对投资经营、资产配置和分配以及重要的企业经理的聘任做出决策，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
2.1.2改制存在的问题。.
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就是要对国有产权关系进行重组，以形成符合股份公司要求的新的财产组织形式。在股份制改造过程中，原来的国有资产变成了新企业的股份，即国家股，以前的向国家上缴利润，变成了现在的给国家分红利。事实上，由于国有资产在企业资产总额中所占比例极大，转成的国家股占股本的比例也非常大，企业的负担依然沉重。
另一方面，改制后，原国有企业沉着的职工福利负担仍然可能保留在新公司中。国有企业中一部分上班的人养着另一部分不上班的人，在现代企业制度中则不应该有这种情况，当然，这也和我国的社保等诸多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有关。
2.1.3成商实例分析
第一，国家股一股独大，改制换汤不换药。
成商集团最大的股东是成都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年末持股数不清110，690，733股，持有类别国家股，持股比例65.39%[10]。可见，成商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国有企业，除每年分给政府诸多红利外，由于国家股不能流通，也会影响到企业的融资。
第二，职工负担沉重，企业老马拉重车。
成商员工6千5百人（含退休2000多人）上班的有3800多人。职工数过于庞大，显然劳动生产率不高，工资、福利、退休金成为企业沉重负担，势必减少企业资金积累，影响企业进一步发展。
第三，上市就像双刃剑，运作也还欠规范。
上市后，通过在股市上的融资一举还掉了近亿元的负债（因修新楼而欠下），也为企业进行资本运作提供了可能。但另一方面，上市后企业成为公众公司，来自股民的压力会对企业经营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另外，股份公司内部代表现代企业制度的“三会”和原国企中的党委会、职代会等机构还同时存在，职能有重叠；国家股占控股地位，实际上还是国家说了算等等，都有不规范的地方。
2.1.4改制并不是企业利润的保证。
一方面，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国有企业的改制本身就还有诸多问题；另一方面，即使改制顺利成功，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也同样在市场中面临诸多风险，并不能保证获利。众多的外资、合资企业不是一样有搞不起走的吗？[11]
案例一：成都老福爷百货。
法商独资的老福爷百货，于上世纪90年代末落户成都东郊。才开业的时候，其商场布置、货品及促销等都给了人们不少新颖的感觉。但很快，由于其选址、经营方面的失误，出现了经营困难，最后只有关门歇业了。
结论：改制是成商集团在向现代化大企业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步，但却不是唯一决定性的。成商的发展还应该有其他战略。
2.2多元化经营
2.2.1合并（MERGER）[12]和企业发展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的发展必然伴随着一定的组织行为，企业发展可以通过内部成长和外部成长两条途径。所谓内部成长是指企业自身业务的扩充和开拓，所谓外部成长是指企业间的合并。
合并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变成一个企业的组织行为。从合并的过程看，合并可分为融合合并和吸收合并两种类型。所谓融合合并（FUSIONMERGER）是指参加合并的各企业协商同意解散原企业，共同组成一个新企业。所谓吸收合并（OBSORPTIONMERGER）是指参加合并的企业中有一个吸收企业，其余企业称为解散企业，解散企业宣布解散，被吸收企业吸收。吸收合并在我国常称为兼并。
合并从形式上可分为三种：[13]
第一，水平合并（HORYZONTALMERGER）。即同一行业生产同种产品的企业间的合并，追求的是规模经济。
第二，垂直合并（VERTICALMERGER）。即同一行业处在不同生产销售阶段，具有投入产出关系的企业间的合并。其动因有节约交易费用、利用技术经济联系、降低不确定性、增强市场支配力等。
第三，复合合并（CONGLOMERATION）。即不同行业生产不同产品的企业间的合并，即通常所说的多元化经营。其动因主要有三：一是利用范围经济性。二是分散风险。三是经理的长远发展目标。
2.2.2关于范围经济的再讨论
范围经济，是指一个企业里同时生产多种产品比多个企业生产单一产品能达到更低的生产成本。对于商业企业而言，虽不进行生产，但也可将销售商品视为一种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说，销售多种商品的大型百货商场本身就是一种范围经济。范围经济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其专用性资产。比如生产铁片的厂家可以顺便生产剃须刀片。但对于商业企业而言，从事与零售无关的行业，如食品、房地产等，一般很难利用其专用性资产。
2.2.3企业从事多元化扩张的一些前提条件
第一，企业从事多元化扩张一定是从其主营业务开始的向其他领域的扩张，因此，其主营业务必须利润丰厚。
第二，企业的主营业务应该是发展到比较成熟阶段的，并且效率高，运转态势变好，这样扩张才会有后劲。
第三，企业应有良好的融资渠道。靠自身积累的扩张道路在现代金融市场高速发展的情况下显得太慢。
第四，要选对项目。
2.3我国企业集团规模现状概述[14]
第一，集团的成员多，整体规模小。
我国企业集团一般都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成员企业，但整个集团的规模并不大。
案例二：深圳赛格集团。该集团成立于1988年，其成员企业有158家，但资产才10多亿元，产值也只有27亿。
我国企业集团规模不大的原因，主要是集团核心企业规模不大，且集团的一般成员多是中小型企业，自身规模小。
第二，规模结构不合理。
企业的规模结构一般应呈金字塔型，即中小型企业数量多，大型企业数量少，相反，企业集团的规模结构应呈倒金字塔结构才合理，即大中型企业集团数量应该多，小型企业集团数量应少。
第三，规模经济效益还较差。
一方面由于企业集团本身规模就小，另一方面是不少企业集团盲目追求扩大规模，吸收许多条件较差的企业参加。
第四，品牌分散。
一个企业在一个行业做得好，并不意味着在另一个行业也做得好。行业多了，品牌也可能会变“杂”。
2.4成商集团实例分析
集团公司属下控股公司13家，参股公司22家，另有代管海外公司、合资、合作的成都
顺和餐饮娱乐有限公司、成都商厦太平洋百货有限公司和委托经营的成都国际会展中心人民商场超市。
从成商集团《2000年度报告》中的数据[15]可以看出，公司完成销售收入14亿多，比上年增长5.16%，实现利润率2900多万，比上年减少29.4%，说明管理费用增加太多。另外，公司的营业利润实际上是亏损的，靠着投资收益[16]才实现了以上利润。由于纯商业企业主要的利润就是来自营业利润，成商的这种情况恰好说明其核心企业和主营业务并未处在一个良好的状态上，这样的多元化扩张是缺乏后劲的。从其他子公司的情况看，在本行业的扩张相对较为成功，如武侯超市（销售3亿多，利润400多万）。当然，也有差的（如春南分场，营业面积4000平方米，销售4000多万，利润只有3万多元）。
总结：成商集团的主营业务利润并不高，这有百货业本身较低的平均利润率的原因，也有其核心企业自身存在诸多问题的原因。所以，处在多元化扩张初级阶段的成商并不应急于进行扩张，而是应设法增进其核心企业——成商集团盐市口商场的竞争力和收益率，以及整个集团公司的主营业务（商品零售）的利润水平。就算要扩张，也应先搞好本行业的扩张。事实证明，中国企业走本行业内扩张道路的成功的要多些。
案例三：青岛海尔集团。海尔集团前身是青岛电冰箱厂，十几年来，海尔以品牌为发展战略，从洗衣机到电冰箱，并坚持以电冰箱为主打产品。1991年，单一产品年产值突破5亿元。此时海尔开始向家电行业多个门类、品种的家电进行多元化扩张并成功，并最终走向国际化。
3.“保住面、主攻点”的发展战略[17]
3.1战略概述
改制和多元化都有或这或那的问题。那么，什么是成商集团现阶段应采取的发展战略呢？本文认为应该在其主营业务（零售业）上大动手术，谋求建立一个由在城市中心地带经营中高档商品的大型百货商场和散布在城市四周各居民小区、人口密集地区经营中低档商品的超市、便利店所组成的“中心辐射型”商业网络。
这个发展战略，概括起来就是“在保证面的基础上主攻点”的战略。所谓“面”，就是“人民大众”，即中低收入阶层，“保住面”，就是定位在满足大众消费；所谓“点”，即强购买力群体，也就是中高收入阶层，“抓住点”，就是在强购买力群体中拥有较大市场，抓住他们，也就抓住了利润的源泉。
成商集团几十年来一直定位在中低收入阶层，做的是百姓消费，这于本文“面”的观点基本相同。而本文的“点”的观点，则是成商所一贯比较忽略的，本文将详细述之。
3.2战略的理论分析及证明
3.2.1市场定位的战略
3.2.1.1强购买力群体的收入含义
凯恩斯认为，一个居民的个人收入，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消费C和储蓄S[18]，即Y=C+S……（1），其中C=a+bY[19]……（2）。.由（1）式知，消费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储蓄得越少就越多。由（2）式知，引致性消费bY在b一定的情况下（1-b为边际储蓄倾向）与收入正相关。假定所有消费者的S，a，b.都相同，则强购买力群体就是那些收入较高（中高档收入）的人[20]。
3.2.1.2强购买力群体的年龄含义
让我们先来看看人口结构特征与消费的关系[21]。
第一，人口年龄结构[22]理论。
(1)0——4岁的婴幼儿市场（10%）。婴幼儿市场的需求很特殊，特别指向婴幼儿食品、药品、玩具和若干辅助用品。城市里多是独生子女，父母无限关怀，这种关怀，有相对雄厚的经济基础保证，导致婴幼儿的相对高消费。商业企业在面向婴幼儿市场的营销中，应有“精品导向”的意识。父母及家庭在子女身上舍得投资这一普遍现象，正是大多数合资企业生产的婴幼儿食品和洋货冲击我国市场并大获成功的内因。由于我国育龄妇女的高比例，近十年之内婴幼儿市场的人口比例将会稳定在10%左右，甚至更高。
(2)5——19岁的青少年市场（30%）。该年龄段的青少年绝大部分都是中小学学生。需求特别指向食品、学习用品、娱乐用品和服装。事实上，这一市场的青少年成长于改革开放年代，受各种新潮观念影响较深。社会上的价值观念、自身成长的心理特征都会对其消费行为产生明显影响。该年龄段的青少年所处的家庭规模较以前小，有较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其消费欲很强，攀比心理明显，“消费成人化”倾向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一方面他们本身有少量的零花钱，可产生消费；另一方面，他们的消费可以转化为家庭的消费，甚至成为家庭购买活动的一个核心。
(3)20——29岁的“新婚生育期”市场（20%）。这个年龄段的明显特征是消费者处于结婚左右乃至生育阶段。其需求特征明显而且量大。需求特别指向家具、家电、服装、家居用品、食品和婴幼儿用品。这一阶段是人生消费的一大高峰。这段时期的消费有突出的“超前”、“负债”、“集中”、攀比等特征。
(4)30——59岁的中老年市场（34%）。这一年龄段的消费者处于“拖儿带女”、“事业家庭双肩挑”的境况之中，通常其消费较为理智和节约，将相当部分的收入投放在子女身上。在我国，人的一生收入状况一般较为稳定，青年时期和成年时期收入差距并不突出，所以消费基本上呈维持水平——保证基本生活水平不下降[23]。从这个意义上讲，该市场无甚“油水”。
(5)60岁以上的老年市场（6%）。即所谓“银发市场”。其消费主要集中在保健、医疗用品上。虽然比例小，但随着“老龄化”的发展，该市场仍不能被忽视[24]。
第二，家庭生命周期理论。
家庭生命周期源于家庭研究的“发展思路”。它与家庭结构密切相联，将一个人的一生分为婴幼儿、少年、青年、单身、已婚、无子女，青年、已婚、最小子女不足6岁，青年、已婚、最小子女6岁或6岁以上，中年（或老年）、单身，中年（或老年）、已婚、与子女同住等若干阶段，每一个阶段又有其独特的行为。典型的有由威尔士（weus）和古柏(Guper)提出的美国1970年的家庭生命周期情况，如下表所示[25]：
将人口年龄结构理论和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归纳一下，我们不难得出以下规律:
因此，紧紧抓住中青年人，也就找到了上面这个循环的突破口，这就是强购买力群体的年龄含义。
3.2.1.3强购买力群体的社会阶层含义[26]
第一，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变成“十大阶层”。
社会阶层，是指个人或家庭在社会中的相对位置，这些位置由某些尺度来衡量，比如职业、收入、财富、受教育程度等。这些尺度同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相联系，形成了人们对个人或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声望、权利和影响大小等方面的看法。如果对这种看法进行综合排序，就会得到类似于上层、中层或下层之类的“位置”。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变化明显，已经由以前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这个“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变成了“十大阶层”，即（从上到下排序）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前者的划分是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现在则是依据各个阶层对组织资源（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
第二，从“金字塔型”到“橄榄型”。
传统的社会阶层结构，即顶尖底宽的金字塔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极少数人居于社会的上层，而绝大部分人则处于社会的下层。
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有庞大的社会中间层。学术界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即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等级结构。历史经验表明，在社会中间层规模大的社会，社会资源配置一般较为合理。
第三，现状和趋势。
中国已形成了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但还只是一个“洋葱头形”，并未形成成熟的“橄榄形”。报告称，目前中间阶层的就业人口所占比例仅为15%。考虑我国农业人口过多这一事实，在成都市区来看，中间阶层的比例应大得多。
另外，报告称，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社会中间层规模有了非常快的扩张，可以说是各阶层中扩张最快的。在不久的将来，中间阶层将在我国就业人口占据相当大的份额。
第四，社会阶层与消费的关系。
讨论社会阶层并不强调其相对位置如何，而且更关注各社会阶层之间的行为的差别。从总体上看，同一社会阶层的成员可能素不相识，但往往分享类似的价值观，在社会中扮演相似角色，体现出消费行为的相似性。按照《报告》中的划分标准，处于较低社会阶层的人，只能享有较少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其MPC也往往较低，消费中维持生存需要的低档品占了绝大部分，购买力较弱。与之相反，处于较高社会阶层的人，则享有较多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其MPC往往较高，消费中追求生存质量的中高档品占有较大比例，购买力较强。
本该看到，随着时代的发展，农业和产业工人的相对购买力已越来越弱，虽然他们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还较高。因此，强购买力群体的社会阶层含义就是现在和将来的社会中上阶层。
小结：强购买力群体就是那些有着中高收入的人或位于社会中上阶层的人或中青年人[27]。
3.2.1.4强购买力群体是商业企业利润的源泉
前面已经分析了强购买力群体的含义、组成及其消费行为特点。显然，倘若一个商店定位在强势购买群体，并能在其中拥有较大的市场，则必定能得到更多的利润。当然，考虑到我们的现状，非强购买群体还在人口中占有较大比重，因此，在抓住点的同时，一样不能放弃面。点面结合，才是中国大型商业企业现阶段应该有的道路。
3.2.1.5成商集团实例分析
成商集团目前主要定位在中低档商品，面对的消费者主要是中低收入者，年龄以40—50岁及以上为最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本文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成商集团的商誉主要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人民商场在成都市零售行业中率先推行服务员站立服务[28]及“不满意就退货”的商店，加之其从一诞生起就是成都商业的一块招牌，是货物最多最全的商店。而且，当时大型商店很少，人们的选择少。所以，人民商场在当时的人们心中有很高的地位，牢牢地抓住了当时的强购买群体。
但是，十多二十年过去了，当时的中年人变成了老年人，当时的年轻人变成了中年人。
即使他们还是人民商场的顾客，但现在的青年人却已被“太平洋百货”等时尚商店吸引走了。现在的青年人已经不认为人民商场是他们应该去的地方了[29]。试想10年以后，当他们变成中年人的时候，他们还会认同人民商场的商誉吗？他们的后代——新一代的年青人恐怕更不会去人民商场了。人民商场的顾客群体正在向非强购买力群体转变，这是一个巨大的危机。
第二，成商集团员工年龄结构偏老[30]，年龄产生的代沟本身就形成了人民商场与年青人之间的一条壕沟。
第三，“好又多”、“家乐福”等超市的出现和大量连锁超市、便利店的兴起，分流了大量中低档商品的顾客，人民商场的大众基础正被慢慢削弱。
3.2.2商业布局的战略
3.2.2.1中心地理论及其在商业布局中的应用[31]
中心地理论（Centralplacetheory）是关于一定区域范围内城镇等级、规模、职能间相互关系及其空间结构规律的学说，由德国区域学家克利斯泰勒（W·christaller）创立，其理论基础是杜能(J·H·vouTunen)的农业区位论和韦伯（A·Weber）的工业区位论。
克利斯泰勒提出了中心地六边形模式。各级中心（城镇）分别位于六边形的中心或边或角上。
中心地理论在商业布局中的应用是：任何企业的任何一种产品，总会有一个最大的销售范围，占有一定范围的市场区。在这样的范围内可能达到的最大销额，就是该产品的限界值。各种商品都可以按其限界值划分成不同的等级。在市场区起着商品集散作用的地方，被称为中心地。各个大小商业中心及其市场区，形成大小不同的层层六边形；愈是高级中心，提供的商品与劳务的种类愈齐全，其中包括那些价格昂贵的高级商品，而低级中心只限于提供少数几种日常需要的消费品；同一等级的中心地，其市场区范围的大小是相同的，两个相邻的同一等级中心地之间的距离也是相等的；不同等级的中心地的市场区按照K=3、4、7的原则组织[32]。
具体地说，在中心地应集中布置、兴建一批有一定规模、较高挡次、多功能的综合性的商业大楼及专业购物中心。此为市级商业中心向外拓展至区级商业中心，宜经营中档次而且品种全的商品，规模以中型为主，业态以较大的超市或中等规模百货商场为宜。再向外拓展至居住区商业中心，宜经营日常生活必需品，以开门七件事等服务进行商业配套。
3.2.2.2城市地域空间结构理论和商业布局[33]
古典城市地域空间结构理论指出，理想化的模式是以中心商务区（CBD）为核心，由内向外分为同心圆式的圈层结构，城市地域功能发生变化，居民的社会经济构成随着与市中心距离的增大而呈上升趋势。
成都市目前的城市规划正是这种古典的同心圆式的圈层结构。这种城市规划必然会产生“城市空壳化”现象，而且会随着城市的发展变大而越来越明显。随着各居民小区和居民点的兴起及离市中心的距离越来越远，社区商业将会发达起来，而市中心的商业职能将会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这样一来，大量的中低档商品（主要是日用消费品）在社区商店中就能买到了。而城市中心的商店则将转为经营中高档或其他很有特色的商品。顾客从居住地赶到城市中心的商店是要花费成本的，且这种成本会随着城市的扩张而越来越大。这种情况下，城市中心商店还会从单纯的商品买卖中跳出来，将商业与娱乐、旅游、休闲等结合起来。
3.2.2.3成商实例分析
成商集团的核心企业盐市口商场分公司位于市中心（即市级商业中心），在成都市东、南、西、北都有一个分场或超市（即区级商业中心），目前还没有深入居民小区的便利店或连锁超市（即居住区商业中心）。从经营内容来看，市中心的盐市口分公司（即原来的人民商场）经营的主要是中低档商品，随着城市空壳化的加剧，其竞争力将会越来越弱。
4.政策建议[34]
成商集团应建立一个由市中心经营中高档商品，颇具时尚特点，集购物、娱乐、休闲为一体的大型百货商场及散布各居民小区的超市、便利店所组成的商业网络。但成商现在面临诸多不利因素，实行起来将困难重重。本文认为在操作上可采取以下办法：
4.1强化位于成都四个方位的四个分场的区级商业中心职能，开拓居民区商业的市场。
4.1.1强化区级商业中心
成商在成都南边有武侯分场，北边有火车北站分场，西边有黄河商业城，东边有配送中心。这四个分场规模都比较适合做区级商业中心。其中武侯分场和火车北站分场经营得较好，而黄河商业城和配送中心[35]则较差。可考虑将武侯分场的成功经验克隆到后两者上，当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4.1.2开拓居民区商业市场
成商集团现在还没有位于各居民区的连锁超市或便利店，在居民区商业市场还是一个空白。应尽快建立若干连锁超市或便利店，数量和位置视具体情况而定。
案例四：成都红旗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位于市中心的红旗商场以经营食品而闻名成都。该公司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经营连锁超市，并获得较大成果。2000年，红旗连锁从红旗商场独立出来并开始在成都各小区及周边市县大规模扩张。目前，成都内外已插上了100多面红旗，红旗连锁的品牌知名度已超过了红旗商场。
4.2对位于市中心的盐市口分场进行改造
对核心企业的改造将是整个改造中最为艰巨的一步，因为它在集团中的地位最重要，问题也最多。之所以将它放在第二步，是出于对整个集团平稳过渡的考虑，因为它风险较大。
4.2.1调整员工结构是不可避免的一步
盐市口分场员工偏老，不能适应时尚商场的要求。时尚商场的店员最好以18——25岁年轻人为主，中层干部也不要超过35岁。当然，最好的办法是面对什么年龄阶段的顾客，就用什么年龄阶段的店员。因为这样店员才最清楚顾客需要什么，才容易建立起良好的沟通。至于以前的老员工，最好能分流到区级商场（超市）或连锁店中，因为这些地方对店员年龄要求较低，而且也能充分利用集团现有人历资源和避免因裁员带来的诸多麻烦；另一个办法就是裁员，由于涉及很多体制问题，本文不过多讨论，可以参考成都百货大楼的做法。
案例五：成都百货大楼（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百货大楼也是一个老牌的国有企业，改制前有职工1300多人[36]。通过成立有限责任公司，把每个员工的头上都算上一笔数目不等的安置费，使员工与原国有企业脱钩。再给每个员工多种选择，如走人的就拿钱，留下的可以将安置费入职工股，也可以算成企业负债等等。这样一来就走了900人，只剩下400多人的老职工了。
4.2.2改变商场定位
可以有两种做法：
第一，破旧立新。即将盐市口分场以前的经营模式、定位等全部摒弃，改建成一个主营中高档商品，走时尚路线，集多种功能于一身的新商场。
第二，立新不破旧。即先保留盐市口分场现有模式或只动小手术，而在市中心其它地方另起炉灶，新建一个时尚商场。位于成都市市中心以时尚休闲装出名的春熙路上的春南商场，已被成商收购，但却被用来做特价商品店，其机会成本太高。可将春南商场作为新商场。不过最终还是要对盐市口分场进行改造。
案例六：王府井成都店。
王府井百货是北京的老牌商业国有企业，但其成都店却是外资占多数。该店定位在中等偏上收入的顾客，做的是时尚百货，完全和总店是不同的风格。
案例七：成都摩尔百盛。
该商场也是时尚百货，由成都百货大楼（集团）有限公司和另一家单位共同出资，但却由马来西亚百盛集团来经营。成百只出资不经营，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自己来经营，其结果只会是克隆出另一家成都百货大楼。
4.3进军电子商务
4.3.1成商应该进军电子商务的原因
电子商务最大的好处是节约交易成本[37]。它的概念模型是对现实世界中电子商务活动的一般抽象描述，由交易主体、电子市场（ElectronicMarketEM）、交易事务和信息流、资金流、物质流等基本要素构成。电子商务目前在我国还处在起步阶段，但我国Internet发展极为迅速，网民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可以预料，未来5至10年电子商务极可能成为我国商贸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电子商务有多种模式，如企业与企业的BtoB模式、企业与消费者的BtoC模式、企业与政府的BtoG模式及消费者与消费者的CtoC模式。）电子商务这个市场究竟有多大，谁也无法限量，成商应该分这块大蛋糕。
另外，现在抢滩电子商务，也是为成商培育潜在的消费群体。现在热衷于上网的大多是年轻人，5至此10年后，当电子商务正红火的时候，他们已变成中青年人，正是强购买力群体。
4.3.2BtoC电子商务难搞的原因[38]
BtoC电子商务其实就是电子化的零售，即顾客在线购物、电子支付、商家送货上门。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支付和配送的问题。支付问题有耐于我国信用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配送问题则往往成为电子商务网站倒闭的直接原因。这些网站的大量成本其实花费在了建立物流网络上，而电子商务目前的收入很低，所以网站很难支撑。
4.3.3成商从事电子商务所具有的优势
第一，成商本身就是一个有几十年历史的专业商业企业，从事零售业可谓驾轻就熟。
第二，成商本身就拥有专门的配送中心，加之其已有的品牌优势，使其从事电子商务追加成本很低。因为单纯的网站建设成本是很低的。
第三，当成商的连锁超市发展起来后，可将其作为小的配送中心，又可以节省不少成本。
第四，成商目前从事电子商务的目的只是抢占市场和培育顾客群体，只是整个经营活动的一个补充，并不需要靠其自身盈利来维持网站。
以下是一些较为成功的电子商务网站：
案例八：()。
这是全球最大的虚拟书店。
案例九：FederalExpress()。
顾客可以自己管理和跟踪货物的快递公司。
案例十：PizzaHut()。
网上预订外卖食品。
5.结语：成商发展构想
上面已经将成商在商业上的战略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和阐述。那么，成商集团整个的发展战略应该怎样呢？本文试做如下展望：
成商集团完成“中心辐射型”的商业布局后，其主营业务零售业运转良好，利润丰厚且稳定，成商的网上商店也开张了。有了强大的支持，成商首先在行业内开始扩张：先是成都周边县市，再是四川其余县市，最后到国内其他城市开设分场。与此同时或在其后，成商找对项目，果断开始进军其他行业，实行多元化经营。经过若干年的发展，成商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相当实力的大企业集团。这时，成商已经在其他国家开设分场或投资其他项目，由多元化转向国际化。又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成商终于进入世界500强。
“路漫漫其修远兮”，成商还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成商集团《2000年度报告》。
2)《企业改革、管理与发展》，陈佳贵著，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
3)《国有资产管理通论》，蒋乐民、李贤沛、李晓丹主编，经济学科出版社，1991年。
4)《产业经济学》，龙茂发、马明宗主编，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
5)《中国工业经济》，1991年第4期，《略论企业集团的规模》，陈佳贵著。
6)《消费市场营销》，吴丰著，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年。
7)《中国统计年鉴》推出，1992年。
8)《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国社科院，2001年。
9)《区域经济学原理》，张敦富主编，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10)《区域经济学原理》，郝寿义，安虎森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
11)《网络经济》，聂元铭编著，地震出版社，2000年。
12)《消费经济学》，苏志平，徐敦厚编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
13)《消费经济学》，尹世杰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14)《企业成长战略》，小乔治·斯托尔克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哈佛商学院出版社，1999年。
[1]数据来源：成都市统计局。
[2]当时绝大部分商店都只能在省、市专门的政府职能部门拿货，由该部门负责在外省、市采购商品。
[3]详见《中国商报》2000年11月8日《成商特刊》。
[4]摘自成商集团《2000年度报告》第2页《成商会计业务数据和摘要》。
[5]同上。
[6]成商集团有净资产4.2亿，总资产有10.1亿。
[7]数据来源于成商集团有关人士所做报告。
[8]参阅《企业改革、管理与发展》，陈佳贵著，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至32页。
[9]参阅《国有资产管理通论》，蒋乐民、李贤沛、李晓丹主编，经济学科出版社，1991年，第34页。
[10]数据来源：成商集团《2000年度报告》，第6页《股东情况介绍》。
[11]本文特指在零售行业中。
[12]参阅《产业经济学》，龙茂发、马明宗主编，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5至150页。
[13]本文应用的是工业企业的分类法，实际上商业企业与其大同小异。
[14]参阅《中国工业经济》，1991年第4期，《略论企业集团的规模》，陈佳贵著。
[15]为合并报表数据。
[16]本文不涉及再金融市场上的投资。
[17]注：本战略主要针对成商集团的主营业务——零售业，且范围在成都市内。
[18]这个S并不只是存入银行的储蓄，未用于消费的所有收入都叫储蓄。
[19]其中a为自主消费，即没有收入也必须进行的消费，b为边际消费倾向（MPC）。
[20]在讨论这点时我们显然暗含有价格水平一定的假定。
[21]参阅《消费市场营销》，吴丰著，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33至136页。
[22]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推出，1992年。
[23]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种稳定会逐渐被打破。
[24]据预测，205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将达20%左右。
[25]该表为美国1970年的数据，在此仅供参考。
[26]参阅2001年12月11日正式出版的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27]本文将这三个含义取并集，倘若取交集，则可称之为“最强购买群体”。
[28]在中服务员都是坐着卖东西的。
[29]仅代表部分年轻人的观点。
[30]38岁以上占整个集团的80%。
[31]参阅《区域经济学原理》，张敦富主编，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第三产业布局》一章。
[32]关于中心地理论本文不做过多阐述。详情参阅《区域经济学原理》里中心地理论的有关章节。
[33]参阅《区域经济学原理》，郝寿义，安虎森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
[34]本文偏重战略理论，不过多涉及营销技巧的细节问题。
[35]配送中心兼有配送和零售两种职能，这里仅指其作为商场的职能。
[36]不含临时工及厂家推销员。
下面是今后数十年看来尤为突出的六大问题：
1．经常项目失衡
对于迅速增长的经常项目失衡，我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支持，特别是在失衡现象初露端倪，似乎难以维持的情况下。我们对此如此担忧有何不妥吗？伴随着经常项目迅速发生逆转的往往是汇率急剧、并很可能是破坏性的调整，或更严重一些，是增长模式的急剧破坏性调整。可是，与此同时，如果我们未雨绸缪，那么很显然真正的挑战不是减少经常项目失衡，而是寻找办法，维持更大的失衡，尽管方向适当。
工业化国家的孤立主义者应当停下来，看看自己日益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随着本世纪晚些时候赡养和受赡养比率急剧增长，谁来为退休人员提供商品和服务呢？解决办法有很多，特别是允许增加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年龄要年轻得多。不管怎样，一个可取的办法只能是工业化国家通过维持对发展中国家的巨额经常项目盈余进行海外储蓄。这些累积起来的盈余尽管眼下促进了较穷国家所急需的投资，但日后随着婴儿潮一代停止工作则可能有所下降。
正如我们在2001年5月出版的《世界经济展望》中讨论的那样，因此而形成的经常项目收支状况可能发现：到2030年工业化国家累积的海外财富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0％。随后，这个进程将发生逆转，工业化国家将因为经常项目赤字持续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至4％，而出现财富减少。此刻，这一体系无法轻易承受如此巨大的债务积累。我们必须对它加以改进。扩大贸易有助于支持资本市场进一步融合。改进国际货款合同的管理手续也同样重要。
2．官方债务
遗憾的是，尽管全球化进程增加了重新分配全球储蓄的好处，可是它也限制了政府增加用于管理特别庞大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收入的能力。由于生产要素流动日甚，对它征税也日益困难。
公司可能更加乐于将生产转移到税率较低的国家。随着全球投资选择范围扩大，对财富持有者进行征税也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能指望劳动力留在国内。实际上，未能弥补效益（比如采取超过平均生产增长率的办法保证税后收入具有竞争力）的国家可能发现：随着21世纪的深入发展，自己越来越难以找到贷款。否则，如果一个政府任凭债务无限增长，那么就会出现资本和劳动力外流，限制了回报留下的投资者和劳动力的能力。更严重的是，政府的借贷能力将降低，即使是在国内，如果债务不与主要货币挂钩的话。债务与主要货币挂钩也降低了可维持债务的水平，因为债务加大了受汇率调整的影响。
所幸除了提高生产率之外，政府仍有很多办法增加其日后偿还债务的承诺的可信性。改善国家税收制度就是其中之一。尽管如此，在我们找到更好的答案以前，一些政府也许已经在循循善诱之下变得更加谨慎，至少在经济繁荣时期保持经常项目盈余，这样在急需的情况下还能留下一些借贷能力。当然这应当是阿根廷事件留下的教训之一。阿根廷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的繁荣时期仍保留了赤字。
3．汇率
也许经济史学家将来回顾今天大杂烩式的全球汇率安排时会把它看作是一个巴别塔。但是，还有什么体系呢？由于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的预期寿命短得像好莱坞的姻缘。而且，整体上看，试图通过资本管制实行呆板的固定汇率的国家的历史经验并不令人满意。除非货币和财政政策与固定汇率的要求完全一致，否则一个平行市场很快就会在实际上的浮动汇率的前提下繁荣起来。通常，平行市场不断壮大，资本管制失去作用，官方汇率本身不得不取消。
在战后历史上，大量所谓的固定汇率制度实际上都成了通过双重和平行市场进行“后门”秘密流通。而很多国家名义上实好浮动汇率，但由于种种原因，通常是因为某种形式的债务美元化，而对汇率进行干预，从而将汇率保持在相对狭小的范围内。
切实实行浮动制的汇率（如美元与日元、欧元与美元）的变化又令人非常难以解释，更不用说加以预测了。决策者必须认识到这一事实。
自1945年以来，世界货币种类大约翻了一番，几乎与国家数量相等。我认为本世纪晚些时候，货币将出现合并，最终可能只有两种或三种核心货币，同时会有一些零星的边缘地区实行浮动汇率。实现这个目标，在汇率变化较小的情况下管理宏观经济，这是下一个全球化时代面临的重要政治和经济挑战之一。
4．资本管制
必须承认，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日常监管中有时可能过于宽容而有所忽视，因为亚洲国家在尚未制定内部管理结构的情况下过早地开放了短期资本流动市场。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有了细微差别。不过，我们应当理解，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实现的平衡，原因很多。
首先，随着各国经济形成日益复杂的金融部门，资本管制也就得愈发难以执行。其次，在存在严重管理问题的国家，资本管制可能成为腐败问题挥之不去的源泉。第三，在某种程度上，资本项目和贸易自由化是并肩发展的。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多开或少开发票可能都会被用来逃避资本管制。如果资本管制太重，遵守复杂的规章就限制了贸易。发展中国家向外国直接投资开放特别重要。外国直接投资是资本流动形式中变化最小的一种形式，而且近年来也是数量最大的形式，2001年达1700亿美元。这就是说，有限而暂时的资本管制，特别是处于金融发展过度时期的经济体，其作用需进一步研究。5．非洲
宏观经济稳定，包括某种程度的价格稳定，无疑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请考虑一下非洲的宏观经济决策者面临的严重问题吧。内部冲突和干旱暂且不谈。许多非洲国家严重依赖少数初级产品出口（如棉花、咖啡、可可、大豆、金属和石油）。而所有这些产品都深受世界市场的价格波动的影响。此外，国际援助的可预测性非常差，因此可以发现在任何情况下宏观经济稳定都将难以实现。
在制度发展不完善的国家，就更困难了。决策者难免受到诱惑，采取大量价格和汇率控制的办法，企图保护经济不受变化波动的影响。不幸的是，完全封锁价格信号妨碍了通常长期存在的冲击调整，更不用说控制政策通常滋生的低效和腐败了。非洲的很多地区在降低通货膨胀、开放市场和恢复增长方面已取得长足进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了帮助。尽管如此，未来的挑战仍然令人可怕，需要进一步重新思考标准宏观经济管理办法。
6．败德风险与国际货币基金的贷款
人们普遍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风险贷款是裸的紧急救济，帐单主要由工业化国家的普通纳税人支付。这种观点的影响之大，怎么说都不为过。关于限制这类紧急救济及其长期负面影响的必要性几乎是所有已经提出的改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方式的每一项重要计划的核心内容。紧急救济观点提出的挑战并不仅仅是缺乏透明度，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实际上是即时转帐，应当这样称谓。并非如此。它所包含的更加深刻、更加令人不安的含义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败德风险”理论。简单地讲，如果放款者相信他们最终可以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大补贴的贷款得到补偿，他们就会以不能反映真正潜在风险的利率向新兴市场的举债者提供大量贷款。结果呢？
危机的程度和频率就会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存在的情况下更大、更频繁。人们认为，鉴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来源较广，它本意要减轻的危机反而会加重。
不错，这是一个上好的理论。但是，它的前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是补贴性的紧急救济”，这种说法正确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几乎一成不变地是要偿还利息的。为了保证富裕国家的纳税人支付帐单的主要部分，就得相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须不断重新贷出它的本金和利息，这样才能保护帐目。这个庞大的计划总有一天要彻底修改。不过，研究人员已经对这一主张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认为，有些情况下存在非常有限的“紧急救济败德风险”，但似乎并不经常或大规模发生。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费用或交易成本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科斯1937年的《企业的性质》中首次提到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指除了直接的实物生产过程的成本和运输成本之外的所有其他成本。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企业有可能取代市场。当市场上的交易成本大于企业内部组织管理成本时，企业便会取代市场。
产业集群是一种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网络组织。集群内企业之间往往采取垂直分离或水平一体化联系方式，彼此之间既有合理的分工，又有紧密的合作。在长期合作的基础上，企业与企业之间产生了信任，经营者之间也建立了稳固的个人网络和社会网络。
威廉姆森从交易过程中行为主体的有限理性，不完全竞争市场中机会主义的出现以及资产的专用性角度出发指出，当交易一方的资产专用性较高，未来的不确定性较大，交易次数频繁时，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较大，从而市场交易费用也较高。
杨小凯将劳动分工和交易效率结合在一起指出：“市场上自利行为交互作用形成最重要的两难冲突是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分工越发达，则交易成本越高。”
因为位置较近，增加了供需双方的了解。企业可以根据生产的需要，通过建立网络关系进行交易，利用空间接近大大降低了每次交易的费用。集群企业的经济活动根植于地方社会网络之中，企业与企业，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基于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一致的价值观念。在这种环境中，区内成员经过长期的交往与交易积累起较高的社会资本存量，为各经济主体间的市场信息搜索与交流和契约的达成与履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每个企业的失信与违约成本相当高。失约意味着面对集群全体企业的惩罚。另外，有限区域范围内聚集了足够数量的同类企业，使企业可以较为容易地在当地获得替代的、同质的交易合作伙伴，形成多个人竞争的网络结构，增强谈判力量，从而减少和克服因资产专用性而可能产生的机会主义行为。
(二)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外部性理论
最早对产业集群发生兴趣的是马歇尔，马歇尔强调大量专业化中小企业地域集中和发展的重要性。在产业集群内部，大量企业集聚在一起，使区域内企业通过分工与协作，实现规模经济。劳动分工细化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既是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的基本动因，又是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所在。集群内部企业之间劳动高度分工，存在大量工序型企业和中间产品交易市场，上下游企业进行密切交流，促进集群内产业链条的各个环节创新，直至整个弹性生产综合体创新与发展。劳动分工细化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既降低了创办企业的资本要求，也降低了单个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风险，使单个企业承担某个特定的工序成为可能。产业集群创造了一个较大的市场需求空间，对分工更细，专业化更强的产品和服务的潜在需求更大。
马歇尔发现了外部规模经济与产业集群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认为产业集群是因为外部规模经济所致。他认为生产和销售同类产品的企业或存在产业关联的上中下游企业集中于特定的地方使用专门人才、专门机构和原材料，这样产生很高的使用效率，而这种使用效率是处于分散状态下的企业所不能达到的，它产生了外部经济。外部经济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地方具有专用性劳动力市场，第二是生产专业化而取得的中间产品，第三是可获得的技术与信息。
企业通过共同使用公共设施，减少分散布局所需的额外投资，可以形成共同的购买原材料市场，设定共同销售市场，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共享，有利于形成区位品牌。
(三)信息经济学中不完全信息的部分解决
信息经济学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其中阿克洛夫的关于“柠檬市场”的论文提出了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柠檬市场”的出现。
当产品的卖方市场比买方有更多的信息时，“柠檬”市场就有可能出现，使低质量的商品驱逐高质量的商品。对于同一产业中的众多企业，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行业标准来对它们生产的商品加以限制的话，那么如此多的参差不齐的企业所生产的商品品质肯定会是千差万别的。虽然本行业内的人能够很好地区分这些产品，但是这些产品一旦同时涌入市场，那么买方几乎就不可能有效地对这些看似相同，实际上有着本质区别的商品加以区分。这样就会发生低质量产品对高质量产品的驱逐。不仅导致某一产业某类产品的衰落，而有可能危及整个产业集群的声誉，导致整个产业集群的衰败。
产业集群地域空间的集中性使得市场对企业集群的产品和服务都会有一个特定的地域性认识。如果某个企业利用本地区的名义采取了以次充好的市场欺诈行为，那么，由于其损害的是整个地方特定产业集群的利益，任何集群内的相关行为主体都会对此做出相应的规范措施。具体来说，由于这种欺诈行为损害的是本产品或服务特定的地域品牌，所以，不但损害了当地产业集群中所有企业的市场利益，而且也损害了当地政府的利益，因此，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会主动干预这种市场欺诈行为。由此可以看出，特定的地域产业品牌是一强有力的利益纽带，它将产业集群内的企业以及地方政府等相关行为主体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任何来自内部或外部的市场欺诈行为，只要损害的是这根利益的纽带，就必然会损害这根纽带所连接的所有行为主体的一致反击。正是这种产业集群内对集群利益的自发性的保护机制，以致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成熟的集群中都有一个特定的中介组织，来对产业集群内部做出严格的行业规范要求，用来处理来自本集群外部的损害本产业集群利益的市场欺诈行为。由于对抗这种市场欺诈行为的不是集群中各个独立的企业，而是代表整个集群利益的中介组织，就保证了集群不但有能力处理这种欺诈行为，而且能够保证处理结果的公正性和威慑性。
(四)产业经济学的产业链分析和竞合理论
产业经济学强调产品链，认为产业集群使产业价值链充分细分，集群内每一个企业只能从事产业价值链中非常细小的环节，分工协作程度很高，造成产业价值链的充分细分，形成价值链“上游环节”和“下游环节”，这样使“价值链”每一个环节的生产率得到提高，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创造了产品价格优势。
竞争与合作是集群内企业获得长期竞争的优势的一种行为方式。它摒弃了单纯的竞争或单纯的垄断或合谋。它是一种竞合，把竞争和合作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它充分地吸收了竞争的合作优点，又避免了其缺点。一方面，企业由于从事同一产品，且地理空间上接近，竞争压力增加，集群企业有足够的竞争动机，以期望在竞争中获益。这种激烈的竞争动机，以期望在竞争中获益，这种激烈的竞争促使企业不断创新，有力地推动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产业集群把竞争从单个行为主体之间提升到更大的群体之间，集群内行为主体的内部竞争在更大的竞争之中，所以集群内企业对竞争的需求可以减弱内部摩擦，加强合作的倾向，双方可以一致对外。产业集群在原料采购、产品销售、人员招聘和培养、市场机会的发现等方面具有良好条件，这些也有利于形成产业集群的整体竞争优势。
一方面，具有相同业务的企业彼此竞争，提高企业间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企业彼此之间又进行合作，促进技术的转移，新业务的形成和公共设施的共享。在动态的竞争与合作博弈中，集群内企业在竞争中获利的同时，集群的整体竞争优势也得到加强。
二、管理学对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理解
(一)波特新竞争优势理论
1998年波特发表了《集群与新竞争经济学》一文，系统提出了新竞争经济学的产业集群理论，提出了产业集群的概念。他认为，产业集群以三种主要形式影响竞争：首先，它增加内部企业或产业的生产力；其次，它增加创新的能力，并因此导致生产力的提升；再次，它刺激新企业的成型，进而反援创新并扩大整个产业集群。
1990年，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中提出了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模型”。“钻石模型”的构架主要由四个基本的因素——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撑产业，企业的战略、结构与竞争和两个附加要素——机遇和政府——组成。
实施产业集群战略，可以改善和提高这四个因素的条件和素质，促进区域产业竞争力的提高。首先，产业集群有利于吸引资本、技术和人才，改善产业集群所需生产要素的供应条件，降低企业搜索和获取生产要素的交易成本。其次，产业的空间聚集，会吸引大量相关及支持性产业的进驻。上下游企业的进驻为企业的及时生产或定制化生产创造了条件，有利于企业节约采购
和销售成本；同时，大量辅助产业或机构的存在，有利于信息和知识的迅速传播，加快企业学习和创新进程，刺激满足企业对生产要素的及时需要，降低企业生产或运输成本。再次，产业聚集能够促进本地市场的形成，有利于企业及时掌握市场需求动态，研制和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最后，产业集群有利于企业之间结成严密的分工与协作网络，实施组织创新；同时，产业集群还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意识和危机意识，激发企业的创新热情。
(二)企业资源和能力理论对竞争优势的理解
产业集群类似于虚拟组织，它的构成和形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同样随着集群外部环境变化而演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产业集群其实是一种在地理位置集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更高竞争力的经济组织。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来源于集群所拥有的资源及其资源整合能力。特定的资源禀赋和组织能力构成了集群的长期竞争优势。
基于资源的观点强调组织竞争优势的建立根植于组织内部的资源以及资源的特性。资源是构成组织的最基本的元素，是组织成长与竞争优势的来源。它以两个假设作为分析的前提：一是组织所拥有的资源是异质的，所以某些组织因为拥有其他组织所缺乏的资源而获得竞争优势；二是这些资源在组织之间不能完全流动，所以异质性得以持续，进而保持持久的竞争优势。核心能力观则认为核心能力是一组先进技术的和谐组合，强调“组织内集体的学习”，特别是如何协调分散于企业内部的生产技术，或整合不同类型的技术。在短期内，一个企业的竞争力来自现有产品的价格与性能特征；但从长期看，竞争力来自比竞争者更低的成本和更快速培植产品的能力，即核心能力。1997年提斯提出“动态能力”理论。“动态”指发展新能力的能力，进而达成组织与环境的一致性；“能力”指组织必经适应、整合及重新构建内外部的技术，资源和竞争力，以适应环境变化的要求。动态能力认为企业最宝贵的资产是以组织知识为基础的能力。
产业集群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同样存在内生因素的支持，并促进其演化与发展。由于产业集群内各个企业之间只从事某一单一的业务，因而有助于企业增强自己业务的核心能力。同时企业集群作为一种虚拟组织，它避免了大企业的管理成本。企业集群内各企业通过紧密的合作，促进了整个集群企业能力的增长。
(三)企业组织理论对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理解
产业集群是一种网络组织，它能适应当今柔性化的要求。有利于促进企业间的学习和创新能力，从而培养企业竞争的优势。
当今人们的需要正逐渐从大众化时代步入个性化时代。过去那种单品种、大批量生产供应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多品种、小批量的生产供应模式逐渐受到人们的欢迎。
如何满足人们千变万化的市场需求成为很多企业能否生存的关键。等级制大企业具有大批量、刚性生产的特点，适宜于满足人们大众化的基本需要。现在的市场却要求厂商优质、高速提供小批量、多品种的产品，这就要求企业在降低成本的同时，必须具有柔性生产的特点。等级制大企业显然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市场机制也不利于交易成本的降低，而产业集群比市场更为稳固，又比企业的内部组织更为柔性，所以它是目前最能适应市场需求的一种组织形式。由于集群内企业之间形成了严密的分工与协作关系，通过分包与发包等方式，产业集群不仅能够高效满足市场多样化、小批量甚至定制化的需要，而且还能享受规模与范围经济的好处。
产业集群内部发达的网络关系，不但可以使这些新的生产技能和管理经验在集群内部人员频繁的交流中迅速扩散到集群内的其它企业中，而且可以使这些新的生产技能和管理经验在集群内部人员频繁的交流中迅速扩散到集群中所有相关行为主体中去。
数理经济学严格来说是一门定性的学科，它研究一类可定量化的定性经济系统。数理经济中的公理化内容是严格定性的，它只追求形式上的同构性。它也研究经济变量并确定一定的经济关系，但只是给出它们之间质的联系，而无须确定其具体量是多少。
二、MathematicalEconomics一词在中国最早翻译为“数学经济学”或“经济数学”，数理经济学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才正式引入到中国来。虽然早在40年代就有中国学者涉及到这一领域，但并未引起学术界注意。在50年代从欧美回国的留学学者，有极个别人曾从事过数理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但回国之后只能改做从事数学研究与教学工作。在相当一段时间，数理经济学既不是一门学科，也没有专门的研究人员，更没有正式的科研成果。时至今日，辞海尚未列入数理经济学一词。
进入90年代末，尽管在经济学科分类中，把数理经济学作为应用经济学学科中数理经济学一级学科里的二级学科，但是中国经济学界对数理经济学还是采取一种不接受的态度，在介绍和引进西方经济理论和学说时，极少有人予以关注，或一概斥之为“没有多少实质内容的”，“玩弄数学游戏的装饰品”。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不管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研究，还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理论建设，数理经济学起着或即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国际经济学界自不必言，就是在中国，在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当中与之后，数理经济学的重要性不会在我们习惯上所称的“西方经济学”之下。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更为重要。当面临着“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理论危机而研究西方经济学理论时，中国经济学界非常注重两本著作，一是萨缪尔逊与诺德豪斯的《经济学》，二是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一致的评价是，认为前者将新古典的微观经济分析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综合在一起，形成了“新古典综合”体系，后者以微观经济理论为基础，逻辑推导出宏观经济理论，使微观与宏观经济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理论体系，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新古典理论范式的新综合。我们不得不佩服这种“戴高帽”式的研究方式的渲染作用。
其实，萨缪尔逊的《经济学》也好，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也罢，都只不过是大学一年级采用的初级经济学教科书，专为学生学习经济学方便而提供的一种入门式导论性课程而已。从研究的角度看，真正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的并非“范式”，而是西方经济学家研究问题时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与进步缺少的也正是先进的研究方式与精确的研究方法。因为只有研究方法正确有效，才能真正能够解决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理论问题。比如说，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问题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已被正式提出和认可，但是，采用中国传统经济学那种通常采用的思辨式论证方法就不能或根本不可能科学地解决这一问题。从近代经济思想史可以了解，阿罗（K·JArrow）和德布鲁（G·Debreu）采用公理化分析方法最终证明私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容性问题，从1874年瓦尔拉斯提出一种一般经济均衡模型开始，到1954年阿罗和德布鲁共同建立了私有制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并首次利用不动点定理证明模型中均衡价格的存在性为止，其间经历了整整80年之久。那么，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容性问题应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和运用什么样的工具才能有效
地解决这一问题呢？总不能说问题的提出就是问题的解决！根据不完全统计，就这一问题的讨论，全国发表在各种报刊杂志的文章、*不下500篇，许多人都自称他们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中央电视台在中华学人节目中还专门报道了山东某高校一位学者已经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根据本人的研究了解，在找到新的研究工具之前，是不可能圆满地解决这一问题的。
科斯说过，“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市场经济制度基础也只有私有制一种；但历史并没有对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证明其能否可行”，“如果在公有制制度的基础上也能建立市场经济，则这是真正的中国特色”。可见，这个问题并非一个简单的理论问题，而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一个理论难题。为此，相对于“瓦尔拉斯之谜”，我们可以把科斯的这一论断称之为“新瓦尔拉斯之谜”！显然，一种难题就不可能靠用通常的简单的方法来解决，反之，能用通常的简单的方法来解决的问题就不能算是一种难题，这就需要寻找一种先进的研究方式或研究工具，那么它们又是什么呢？根据科学学的观点，一门学科存在的充分条件是要有自己的难题，一门学科存在的必要条件是它能够解决难题。要问“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它必须找到自己的难题，而且必须解决这一难题。解决难题必须靠严密的科学方法，萨缪尔逊的《经济学》能提供吗？不能，但萨缪尔逊的《经济分析基础》也许会对我们有所帮助。数理经济学能帮助我们学会如何找到一种正确的经济研究方法，这正是这门经济学科的科学价值所在。因此，重视对数理经济学的研究，不但对数理经济学学科本身，而且对促进中国经济学的进步与走向国际化是非常重要的。
三、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演化对经济理论的需求，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重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倾向于经济政策逐渐转到重视对基础理论、经济主体行为以及经济机制的研究。同时，经济理论工作者也越来越明显地意识到，过去经济理论研究中普遍采用的文字描述方法进行思辨式推理分析，很难保证对所讨论问题的前提的规范性，前后推理的逻辑一致性和严密性，同时也就极难保证研究结论的准确性、易实证性和理论体系的精密性，也无法更好地实现中国经济学科知识的积累与增长。显然，缺少严格的科学研究方法，是我国经济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于现实经济发展需要的重要原因，也是影响我国经济理论繁荣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济学是一门用模型来思维的科学（凯恩斯语），而数理经济学则恰好是一门用数学模型方式来思维的经济学。现代数理经济学既是经济理论又是经济研究的方法论，借助于数学这一严密的语言，数理经济学把自亚当·斯密以来200多年发展起来的现有的经济理论精确化，把经济理论的基本概念与术语进行严格的形式化定义，构成可供严密思考的数学模型，形成严密的理论体系，并且在构造理论模型的同时，对理论工具（方法）本身来说，经过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在工具（方法）的选择过程中，逐渐淘汰落后的研究工具与方法，引进新的或改良已有的研究方法，使数理经济学充满息息生气，成为一门繁荣的科学。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也应该吸取数理经济学的精华，不但要使自己的理论体系更加严密，而且还要使自己的理论也具有选择工具（方法）的功能，从而更好地实现中国经济学科知识的积累与增长。
科学进步理论的观点认为，用不同的方法获得不同的理论知识之后，理论还要经受检验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知识。如果把理论看成是一个相关的系统，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输入的是一些假设和条件，输出的是结论或观察结果，而中间则是一系列从假设推出结论的步骤，一种理论只有经受过对应性、一致性、可精简性和普适性检验之后，才能被认为是正确的，这就是模型构造的过程。模型的这种构造过程同时也是一种选择艺术。理论是抽象的，从而是现实的简化。换言之理论就是现实的模型。理论创造的目的是要使现实世界成为可以理解的，而不是用一个虚构的框架来取代现实世界，因此，理论又是具体的。数理经济学很好地融进了这种模型选择的艺术。现代数理经济学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的经济机制设计理论就体现了这种抽象与具体、科学与艺术的统一。经济机制设计理论产生的背景与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那场著名的“社会主义计算的合理性”大论战有关。1920年，新奥地利学派著名代表人物米塞斯以《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计算》为题发表*，指出计划经济由于不存在市场，从而缺乏经济计算的标准，而没有计算就不可能获得维持经济运转的信息。
由于社会主义没有私有制和市场，因此不可能有经济上的合理性，从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是不合理的。哈耶克更进一步具体地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逻辑上虽然可以进行合理计算的，但社会主义经济机制是个高度集中化的中央计划，每一个基层单位或企业要先向中央机构传递有关技术、成本、消费需求等方面的信息，然后再由中央机构制定详细的计划下达给企业，这就需要知道消费者的偏好、企业的生产技术条件，并且还要列出几百万个以上的供给和需求联立方程式进行求解，但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知道这些信息并能解出这些方程式，但解出并得出结果之后，它们所依据的信息也已经过时了，这又需要重新计算它们。因此，社会主义在实际操作上是不可能的。但是以兰格和勒纳为代表的一方认为，社会主义摒弃私有制但可以利用市场机制，而且完全可以通过计划模拟市场的方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场大论战虽然以没有胜负的结果而结束，但是数理经济学家利奥·赫维茨（Leo·Hurwicz）则通过总结这场大论战的成果，利用构造模型的方式创立了经济机制设计理论。
赫维茨注意到，论战的双方尽管各执一方，但有几点却是共同的，就是信息及其信息分散是什么？它们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在什么意义下认为信息成本是大还是小？数理经济学家不仅仅需要对这些概念的外延与内涵进行界定，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构造一个模型来讨论经济机制和信息之间的关系。人们需要一个统一的模型来研究什么是信息分散化经济机制，这一模型应能够包括信息分散化过程，信息集中过程，市场经济机制、计划经济机制，以及
它们之间的各种组合形式的机制，因为仅仅把一个个的机制如市场机制或计划经济机制分别加以研究是不够的。显然，模型的构造过程就是一种理论抽象过程，因为它不是简单地把它们拼凑在一起，而是用一个统一的模型把所有的经济机制放在一起进行研究的。经济机制设计理论把经济组织过程中的可设计性高度揭示出来，具有普遍的方法论上的意义。从整体性来说，这个理论是非常抽象的，它能把任何一个经济机制作为研究对象，例如它不但可以把市场机制、计划经济机制或它们的各种组合形式作为对象进行研究，同时还可以把无穷多种其他机制作为对象进行研究。从广度上来说它所研究的对象大到整个经济制度的一般均衡设计，小到对某个经济活动的局部均衡设计。从个别性来说，它又非常具体，对所要研究的具体机制，它能得出非常详细的结果。再进一步地，经济机制设计机理论推引出这样一种普遍性问题：任给一个目标（社会的或经济的）在分散化决策的前提下，如何设计一个经济机制（方式、规则、法令等），使得经济主体的个人利益和设计者的预定目标相一致呢？可见，经济机制设计理论同时满足了对应性、一致性、可精简性和普适性的检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数理经济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每一进步，几乎全部可以概括为逐步改善对模型的选择，从而使它更加符合真实的经济世界。同时，我们也将领悟出一种理论创造的真谛。
四、构造数理经济学模型需要“原型”，这里的原型所指的就是经济理论的存在背景。在我国经济理论界，经过十几年艰难的理论探索，应该说理论的选择已经完成：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改革时期，各种理论的竞争是必然，理论的替代也是自然的，但是我们可以说，把中国数理经济学的“理论原型”确定为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背景应该是相对稳定的，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建立起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方法论，使构造的数理经济模型与我国的经济现实相符合。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系统的基本性质及其研究的方法论，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及其理论体系的方法论特征。
从理论模型方法的选择角度看，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过程也就是探索理论选择的更合理方法的过程，与西方私有制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是以一种完全竞争系统为研究的出发点不同，我们认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系统是一种竞争合作系统。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表明，在整个经济系统中，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具有较高程度的竞争性特征，而劳动市场则具有合作性特征，所以总体市场的特征恰恰是竞争合作的。竞争合作经济系统可以较为完备地描述公有制市场经济这种既竞争又合作的本质特征。与一般的社会冲突行为不同，经济主体的市场竞争行为的结果并不是零和性的，即一方所失就是另一方所得，而是得失之间有剩余。有剩余是经济系统与其他系统的主要区别。有剩余就要再次进行瓜分，于是就有商量、协商、谈判、勾结等既竞争又合作的行为。再者，从经济系统的结构来看，作为一种契约结构的企业“可以替代市场”（科斯语），使一种由有组织的基本单位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具有更高程度的合作性质。完全竞争经济的概念对自由（无组织）的市场制度的描述是恰当的，但是，它对有组织（具有企业结构）的市场制度的描述则显得相当空泛，只不过是“自由商业领域中的一个空洞无物的花架子”（熊彼特语）。相形之下，竞争合作经济的概念内涵则要丰富得多。对竞争合作行为，对策论方法可以作出精确的描述与解释，并直接应用于经济理论研究。竞争合作经济正是基于对经济系统的这种本质认识，以及找到对策论这种恰当的研究方法的前提下提出来的。以竞争合作系统为研究出发点而得以发展的中国理论经济学将要证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具有相容性这一理论难题。
合作对策论方法非常适合于竞争合作经济系统的研究，是研究该系统的有效理论工具。以数理经济学家夏普利（S·Shapley）、苏比克（M·Shubik）为首的耶鲁学派在合作对策论研究上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合作对策与非合作对策方法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允许局中人事先形成协议而后者则不能。在非合作对策中，局中人不许事先商定如何选择策略，对已取得的收益（或报酬）也不许在局中人间进行重新分配。而在合作对策中，对局中人不作这些限制，他们可以进行充分的合作，允许事先商议，交流信息并协调他们的策略，在结局后并可以对局中人所得利益的总和进行重新分配。由此可见，非合作对策集中研究局中人的个人理性决策对博弈结果的影响，而合作对策则侧重于探讨如何取得合理的或公平的可能性条件对可接受结果的影响。合作对策论方法用来表达竞争合作经济系统，将会演绎出与传统经济理论许多不同的新的性质，为经济世界中丰富多样的各种竞争合作现象提供科学的解释。
五、在完成寻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原型和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系统的基本性质之后，构造数理经济学模型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再根据原型，运用“清醒的观察（凯恩斯语）选择性态良好的模型，这是数理经济学研究的一道程序。“清醒的观察”是什么意思？凯恩斯指出，好经济学家是很少的，因为运用清醒的观察选择好的模型的天才看来是非常少的，虽然这样做并不要求有高度专业化的知识技术。很显然，他所指的是经济学家敏锐的透视力，并利用它来理解模型的方法论特征的能力，而这一点，恰恰是非常困难的。正如前所述，一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原型和系统的基本性质已经确定，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要整理出认识公有制市场经济的规律及其理论体系的方法论特征，使所构造的数理经济学模型与我国的基本经济现实更加吻合。这也就是说，认识的方法论模式也必须通过筛选而确定下来，才能有利于模型构造者进行清醒的观察。
从认识方法的角度看，我们认为，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体系的特征是非均衡的、集中化的、控制的和解释性的相反，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原型的中国经济学的新理论体系的特征应当是均衡的、分散化的、激励的和设计性的。
一般均衡理论家哈恩（
F·Hahn）曾经指出，均衡是个未能被人们、甚至未被经济学家充分理解的基本概念。均衡是一种只与市场相联系的理论概念，一个市场被看作处于均衡状态是指买卖双方都不打算改变他们的出价。然而，一般均衡理论关于均衡的含义却使用了一个限制性的定义，即认为假如成交价格是均衡价格，那么市场上买方按照价格愿意购买的数量恰好就等于卖方按照该价格愿意卖出的数量，这时市场就处于均衡状态。但是可以证明，从市场均衡的一般意义来说，市场的供需平衡只是一个充分条件，而不是一个充分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单个市场极难保证处于均衡状态，只有各个市场间的相互作用才能确保均衡状态的存在。所以，均衡分析方法论主张通过找出一套相对价格，而不是单个的市场均衡价格来了解一个经济系统的性质。
市场均衡的最准确模型是由瓦尔拉斯的“拍卖喊价”形象地给出的，人们对外在环境发出的信号作出反应而进行讨价还价摸索地进行。没有任何一个集团可以控制这一过程，因为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是如此复杂多样，以致没有一个“能人”能通过某些巨大的交换台或计算机，有意识作出与之对应的计划或安排。“拍卖喊价模型”能体现了均衡概念的最本质特征，不但具有非常广泛的社会科学意义，契约模型、合同模型、协商模型等多种不同种类的社会科学模型都只不过是它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与社会系统的本质特征是同构的：社会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系统，系统中的个人间的相互适应，产生出一种“自发的秩序”，与生物过程一样通过自然过程形成的整体，体现了机能上的有机结合。但是人们的计算能力根本不可能完全预测和提供这种多样性的任务，而多样性正是自然力量的创造性特征。“清醒的观察”到这一模型的普遍性意义是经济学对社会科学作出的重大贡献，正如熊彼特所声称的，瓦尔拉斯在120年前所写的《纯粹经济学要义》一书中所阐发的这一模型，其意义可称得上是“精确的经济学的一部大”。
人们计算能力的有限性意味着分散化的合理性是其自然的特征，从经济学理论上看，这种分散化可以解释为信息分散、利益分散、决策权分散。特别是信息分散化问题把空间因素纳入经济模型的构造要件中来，通过特定经济机制的作用，信息从一个经济活动主体传递到另一个经济活动主体，这就造成了用于传递信息的空间。信息空间大小决定着传递质量的优劣与成本的高低，信息空间大，传递的信息量就大，速度就快，质量就好；相反，就会造成信息拥挤。但是大的信息空间将会提高信息传递的成本，影响信息传递的效率，因此人们总是在信息空间大小与信息传递的成本高低之间进行选择。数理经济学家把这种选择关系抽象为信息空间的维数与传递指标之间的关系问题，信息空间的维数决定着传递指标的多少，因而可以从信息空间的维数大小来评价经济效率的优劣。只有信息传递方式最为简洁同时信息空间维数最小的经济机制才是最有效率的。显然，分散化是构造市场经济理论模型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特征。
分散化必然导致激励的普遍存在。数理经济学研究的结果表明，激励是对称性经济结构破缺的产物。例如，经济结构的一种微观的经济利益结构就是这样，凡一个人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会有利益与代价，这种利益与代价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对称性的利益结构是利益与代价相等的结构。但是当利益与代价不对称时就会产生激励问题：利益大于代价时，他就会做并把它做好；当利益等于代价时，他可做可不做；当利益小于代价时他不做或不想把它做好。显然，个人、组织和社会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社会中每一个经济单位都会出现激励问题。从经济体制的转变上看，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原有对称性的集中结构经历分散化过程形成了经济活动中不同层次上的不对称性，孕育了契约关系，特别是形成了委托关系，这就在体制中产生了一种博奕结构，于是就需要一种能够激励经济主体提供真实信息的内容和手段，这样就演化出了激励机制。具有博弈结构的经济制度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通过某种制度的安排促使或诱导人们努力工作。
某种能够把人们的自利行为和互利结构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激励机制就称为激励兼容机制，它既是制度安排的结果又是一种制度优劣的检验标准。一个经济机制是否运行良好要看它能否提供内在的动力（激励）使人们努力工作并把工作做好，一个经济制度如果没有能够产生激励机制，就意味着这种制度力量正在衰竭，这个制度就不可能长期存活下去。但是，在自利的行为下，有效的资源配置和社会成员如实地显示他们的偏好，即使是在分散化私有制市场机制下也是不可能达到的，这就是著名的激励兼容不可能性定理。赫维茨证明了，即使对只有私有商品的经济社会，只要这个经济社会中的成员数量是有限的，就不可能存在任何经济机制，无论是市场机制，还是计划机制，能够导致帕累托最优配置，并且让每个社会成员激励出真实地显示自己的偏好。但是，有一种结论是肯定的，就是缺少激励机制的经济就更没有效率。集中化减少激励，分散化增加激励，而激励使分散更为有效，分散化链条使激励无限逼近激励兼容。数理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探索将会揭示出更多令人激励的崭新结论。
寻找激励兼容配置的等价形式导致了经济机制设计方法的广泛应用。正如前面分析得出的结论所指出的，设计性具有普遍的方法论特征，这一特征当然也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所具有的。如何设计出一种方法、方案或机制，使得每个社会成员都不虚报自己的偏好与信息，从而使整个经济系统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资源配置有效，经济持续发展，这正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中国经济体制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从而也就规定了中国理论经济研究的主要方向和主要内容。
经济机制的可设计性减少人们在经济改革过程中照搬某种现有的模式。经济学不像物理学一样具有很强的实验基础，经济实验的成本太大，代价太高，因而用设计代替实验，通过模型来理解经济现实，预测将来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有关设计合理性的争论比起“事后诸葛亮”聪明的解释无疑将体现了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进步。
济体制的伟大实践，是一场前无古人的宏大制度革新系统工程。正因为如此，外国经济学家在不同场合、不同地点与不同对象跟中国经济学家进行学术交流时就同一问题问道：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理论是什么？这是使中国经济理论界感到十分尴尬的问题，因为直到现在似乎尚没有明确的答案。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没有找到自己的基础理论，但另一方面，却有如此众多的中国经济学家都在极力构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经济理论研究最不令人满意的事情，没有基础理论的理论体系不就是一座座空中理论楼阁而已！
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没有基础理论？这是中国经济学界最终要给予明确答复的理论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论证以公有制为主体，促进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存在着其基础理论，是一项严肃的却又是相当艰难的研究课题，但又要必须极力予以解决。显然，寻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只能靠中国经济学家来完成。我们不能期望西方经济学家来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恰恰是在这一关键问题上，数理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可以为寻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这一重要的理论任务服务。
数理经济学注重分析经济系统的最优性、稳定性和存在性问题，三者之中存在性问题最主要。一个经济系统只有明确地说明它具有存在性，系统的最优性和稳定性才有着稳固的基础。如果一个经济系统无法找到它的存在性，论证它的最优性或稳定性是没有什么理论意义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集中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经过前苏联和东欧众多经济学家，其中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康托洛维奇在内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找到了实现这种经济系统最优性、稳定性的基本条件，但却无法证明这种经济系统的存在性。如果说前苏联的解体宣告了集中化计划经济的失败（或它的制度运行的生命周期就为70年左右）不是某种政治力量的作用，或制度力量的衰竭，从经济理论方面来考察，恰恰说明了集中化的计划经济系统没有存在性。这充分显示了现代数理经济学方法的预示能力：遵循科学的方法建构的经济体制具有“永葆青春”的能力，违背经济科学规律构造的经济体制只有有限的“生命周期”。数理经济学理论的预示与现实的启迪都给予我们一个明确的结论，经济系统的存在性问题是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于是我们可以推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存在性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问题。
经济系统存在性的证明运用的是一种经济公理化分析工具。经济学的公理化研究由美籍法裔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德布鲁首创于1959年，迄今为止已有40年的历史，但现在尚不为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所熟悉。严格地说，经济公理化分析语言不是数学，而是经济学家用来进行严密思维的与集合论语言相类似的一种理论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家必须熟练掌握运用这种严格的标准的现代经济分析方法，通过构造一个准确的公有制市场经济均衡模型并找到恰当的证明方法，才有可能科学地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系统的存在性问题。在这方面，数理经济学家可能会比其他经济学家做得更好。
七、早在80年代初，赫维茨在多次访问中国后说：“我所以对这个国家感兴趣，不仅仅因为它是一个美丽的国家，还因为我是一个经济学家。你们当然比我更清楚，最近几年内中国的经济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不久的将来还要进行很多重要的改革。我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对你们的经济改革是有帮助的，但现代数理经济学的帮助可能更大。我不是中国经济政策问题的专家不打算谈这方面的问题。我要讲的是一些分析问题的方法和技术，它们有助于研究经济改革的各种可能性和后果”。赫维茨指出了现代数理经济学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经济理论建设的作用。很可惜，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理论界有意无意地忽视数理经济学的这种重要性，使得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不能像其他科学一样进行有效的分工，推迟了中国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和研究力量的积蓄。
作为一个完整的学科系统，经济学也应像其他“直正的科学”一样，具有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工程技术三个完整的层次。中国经济学家也应根据自己的兴趣与专长进行有效的选择，集中有限的研究资源和短暂的生命周期，在一两个学科领域里真正做点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研究工作。这比现今那种无所不能、包打天下、追逐热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研究风气，无疑将是一种进步。从学科性质上看，数理经济应是经济学的基础科学，就如同理论物理是物理学的基础科学一样。重视对数理经济的研究，对于中国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健全完整的经济学学科系统，形成经济研究分工机制，最终促进中国经济学研究水平的提高，都是非常重要的。【收稿日期】1999－01－0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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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子江.关于公有制市场经济的机制设计问题［J］.学术研究，1998.6.
【关键词】强制性信息披露市场失灵信息不对称博弈分析
一、上市公司强制性信息披露的意义
资本市场有效运行的基础是具有透明度和充分含量的信息，而信息的经济意义在资本市场上也得到了最强烈的表现，主导这个结果的关键因素是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与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估价之间存在着较大程度的关联性，即投资者投资决策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获得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在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是在市场上流动的众多信息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其披露日益受到各方关注，这是因为信息的披露不仅对行业监管、公司自身的稳定、社会资源的趋利性流动和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直到最终达到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对人们区分效益良莠的企业、为信息使用者提供有用的财务信息，以便做出合理决策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透明、公正的信息是市场赖以存在的基础，而政府又是市场的主要组织者和管理者，因而应由政府通过强制性措施规范信息的披露,以保持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
二、上市公司强制性信息披露的经济学分析
（一）市场失灵与强制性信息披露
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只要给公民追求自利的自由，“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机制就会自动调节资源配置，引导社会达到最大福利(亚当.斯密，《国富论》)，政府只担当守夜人的角色，通过明晰产权以及监督合约履行等手段保证经济活动依法有序地进行。而“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的存在使市场失去了其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降低了市场运行的效率。会计意义上的市场失灵是指财务报告在无管制状态下的信息产出在帕累托法则意义上并非最佳(Watts和Zimmerman,1986)，或者说，由财务信息市场而导致的资源配置是不公平的。出现市场失灵[1]的原因之一在于，上市公司（信息生产者）对其自身信息的垄断性，如果不对信息披露进行管制，这种情况就会为压缩信息的生产并为持有信息而获得垄断利益创造了条件。
事实上，当市场出现某种程度的失灵时，人们总习惯寻求政府的庇护，强制性信息披露发挥着类似政府对经济的作用，相对自愿性信息披露，强制性信息披露可以缩短上市公司自愿信息供给与投资者信息需求期望间的差距，并维持一个能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理性水平。
（二）信息的公共物品属性与强制性信息披露
根据市场有效性的基本假设，当会计信息披露的社会边际收益等于社会边际成本时，会计信息市场的供需达到一般均衡（MR=MC），信息披露的数量和质量将是最优的，社会处于“帕累托最优”(ParetoOptimum)。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在竞争市场中，由于上市公司披露的财务报告及信息是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2](publicgoods)，上市公司提供财务报告的好处并不能为投资者和上市公司所独享，而财务报告的提供者上市公司却不能要求那些“搭便车者”支付信息提供成本，信息一旦生产和披露，根本不能阻止和排除没有分担成本的信息使用者进行消费，“免费搭车者”能够不花任何成本地使用这些产品，因此，上市公司管理当局并无动力提供更多的信息，信息的生产动力不足，导致了外部性(externalities)，外部性的结果会使市场对资源的配置缺乏效率，并使会计信息的私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产生背离，使得生产者生产这种公共物品的动机非常有限，“帕累托最优”无法实现，这时，就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强制性披露）来加以纠正。
（三）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asymmetry)与强制性信息披露
信息经济学认为，不对称信息的两个典型后果是逆向选择(adverseselection)和道德风险(moralhazard)。1970年Akeflof发表了《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和市场机制》，提出了旧车市场模型，开创了逆向选择理论(adverseselection)的先河。他认为，由不对称信息导致的次品逆向选择是由于有信息的个体依赖于他的私人信息的贸易决策影响不拥有该信息的市场参与者而引起的，即买者对所购买的商品的知识少于卖者，在旧车市场上，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将会导致市场上质量的恶化，帕累托最优的交易不能实现，甚至导致市场的萎缩和不存在。道德风险,是指交易合同达成后,从事经济活动的一方为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利益而做出不利于另一方的行动。
现代企业制度框架下，由于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产生了委托关系。从会计信息的拥有程度看，经营者作为人直接管理企业对企业资产进行经营活动，成为企业的“内部人”，与其他利益相关主体相比，经理人拥有较为完全的内部信息，而上市公司的投资者作为委托人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管理，成为了“外部人”，在信息掌握程度上处于弱势。他们对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都无法确知，也无法预先判断上市公司所提供的信息是否能满足其需求，最终买到的可能只是仅有少许价值或毫无价值的“旧车”。同时从双方的价值取向来看，上市公司经理人的目标也往往与股东的目标偏离，股东关心的是投资回报最大化，并希望能够选择有利的会计政策使其向维护投资者的利益倾斜，而经营者不愿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工作，但却有着广泛的经济利益和心理需求。因此，作为经济理性人的经营者，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虑，会更看重短期经济利益，利用手中的“暂时控制权”只提供信息披露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一点的信息量，即信息披露量满足其本身利益最大化要求。而且，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经营者“偷懒”动机也会带来“道德风险”问题，即经营者为获得自身的最大利益而操纵信息生成，甚至对有些不利信息不披露或提供虚假信息。
公正是资本市场所关心的问题，资本市场的公正性是一种基于公众利益的视角，这种观点认为只有当所有(包括潜在)的投资者拥有均等、公平的机会获取信息，从而获利、受损机会均等时，股票市场才是公正、公平的，即“信息对称”，这是一个理想的目标。然而，完美的和无代价的信息只是完全竞争经济模型的一种假设，市场毕竟存在着大量的“信息不对称”，由“信息不对称”形成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最终会导致市场的缺陷。而进行强制性披露就是“信息对称”理念的一个应用，它要求上市公司及时、完整、真实地披露有关信息，减少（并惩罚）内幕交易、操纵股价和虚假陈述行为，以实现投资者之间的公平。因此，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客观存在，必须对信息披露进行监管，并追究虚假陈述行为的法律责任，惩罚违规行为。
（四）信息披露的非合作博弈
博弈论（gametheory）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也就是说，当一个主体，好比一个人或一个企业的选择受到其他人、其他企业选择的影响时，而且反过来影响到其他人、其他企业选择时的决策问题和均衡问题(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1996)。在资本市场中，会计信息在披露和使用过程中，信息披露方和使用方之间存在较为复杂的博弈关系，最终披露的信息实质上是双方多次博弈的结果。假设投资者与公司管理当局在信息披露过程中只存在一次静态博弈，其博弈过程可用效用矩阵表示。
会计信息披露的非合作博弈
管理层效用投资者效用诚实（H）歪曲（D）
购买（B）Ⅰ（50,50）Ⅱ（10,30）
拒绝（R）Ⅲ（30,10）Ⅳ（30,20）
表中数字代表了投资者和管理当局在各种不同的战略组合中的效用水平
从表中不难发现，唯一不受影响的战略组合是RD。即如果管理当局选择D，投资者更倾向于选择R。同样，如果投资者选择R，管理当局也更倾向于选择D。RD是唯一的能在给定其他参与人战略选择时，每个参与人都能对自己的战略选择满意的组合。这样，在一次博弈中，管理当局总会选择欺骗投资者的战略。而在一次易的情况下，投资者也会理性地预见到管理当局的这种欺骗战略，而毫不犹豫地选择拒绝购买。因此，最终博弈的结果是：Ⅳ策略组合构成“纳什均衡”(Nash-equilibrium)。即经营者“歪曲”会计信息，其造成的结果是管理当局不能筹措到稀缺的资金，投资者也无法将闲置的资金投资出去，从而导致证券市场不能正常运转。
那么在股票市场中管理当局与投资者之间长期的重复博弈中，会出现怎样的结果呢？我们不能说会持续出现上述一次性静态博弈过程中出现的“纳什均衡”。但短期内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和投资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管理当局会在披露信息时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冒着被惩罚的风险欺骗投资者，因为“歪曲”对其有利，其造假成本远远小于预期收益。
三、结论与建议
上市公司公布的信息作为一种公共物品，是由其独家提供的，由于“市场失灵”、“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并且管理当局与投资者之间存在非合作博弈的过程，因此，为了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可靠、充分及时，政府必须实施强制性信息披露，追究虚假陈述行为的法律责任。在我国的会计改革中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外部市场机制和制度环境的作用，提倡和促使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但另一方面仍然要坚持政府的强制性信息披露，构建以强制性信息披露为主，自愿性披露作为补充的信息披露机制才是提升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根本之策。
参考文献：
[1]谭劲松等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经济学思考会计研究2000（6）
[2]谢识予经济博弈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3]陈艳会计信息披露方式的经济学思考会计研究2004，（8）
[4]向凯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行为动因的经济学分析财会通讯2004
但是，经过事后验证，人们发现，仅仅依靠以大样本公开数据为对象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来研究金融经济学公司财务领域现象，以及其背后的经济因素和原理远远不够。西方金融经济学学术界逐渐采用临床诊断方法(ClinicalResearch)。
临床诊断方法的特点
临床诊断的研究思路和基本规范与传统大样本计量实证研究有比较明显的差别，其特点如下：
首先，在研究作用和目的上，传统统计检验实证研究往往以检验金融经济学理论为主；而临床诊断研究可以验证理论假说，但更主要的是弥补大样本实证研究的不足，从实际参与者中获得有价值的实践信息，提供对企业和个体行为环境的丰富理解，为理论和大样本统计检验提出新的思想、问题和研究线索。
其次，在研究对象数量方面，传统的统计检验实证研究对象为大样本；而临床诊断研究则根据研究目的设置样本，从一两个到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但大多数情况下，研究对象关注一个或少数案例。字串6
第三，在数据收集方式上，传统实证研究通常被动地依靠公开标准化的数据；而临床诊断研究的数据收集更为主动，需要获得与样本或事件相关的非公开信息，包括公司内部文件、管理报告、会议记录等，还要访谈事件决策过程中的参与者。
第四，在样本分析方面，传统的统计检验研究注重样本数据的收集和数据的数学处理，难以考察不能量化的因素的影响；而临床诊断研究不仅进行数据分析，还包括对样本事件的背景、发展演变过程调查访问等，深入考察不能量化的因素的影响。
第五，临床诊断应用时可以同时采用事件分析和长期业绩法，以考察样本企业事件的短期市场反映和长期实际运行结果。
临床诊断方法的关键在于选择研究对象。一方面要尽可能减少统计学角度的样本有偏问题；另一方面，不宜选择太早的样本事件，避免企业内部调查和访谈时当事人难以回忆事件背景细节，使临床诊断的内部调查信息内容和价值打折扣。
在我国的应用价值
与20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带动了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方法的引入、消化吸收和繁荣一样，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证券化程度的提高、工商管理教育的兴起促进了对金融经济学理论、实证研究方法的引进、消化和吸收。金融经济学领域的大样本计量检验实证研究开始活跃，实证研究的学术规范正在形成。到目前为止，产生了一批以国内证券市场及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实证研究成果。字串8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是在法制规范不完善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包括：1．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中，非上市流通的国有股和法人股占绝对控股地位；2．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充分，大样本计量检验研究依据的公开信息非常有限；3．股票市场庄家操纵市场的行为比较普遍，股票价格与内在价值脱节严重，股票价格变化不能反映企业价值；4．证券市场发展和规范方面的政策措施不断出台，发展环境变化快。多种因素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客观上制约了传统的大样本实证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加上一些误用，使人们产生实证研究有迎合大样本计量检验方法、流于形式的感觉。
另一方面，上市公司不符合西方金融经济学理论预测的公司财务行为和现象不断出现。同时，随着我国监管机构对证券市场参与者，包括上市公司、中介机构、投资基金等加强规范，各种事件不断暴露，提供了充分的过程信息。这些现象或者由于公开数据和样本数量的限制，难以采用传统的大样本计量检验方法，或者采用大样本计量方法难以获得有价值的成果。而临床诊断方法正好有用武之地，可以对这些特性相似的小样本或者个案进行剖析，深入揭示当前金融领域中存在的问题。
摘要：假定个人社会经济人道德人方法论
经济人假设作为经济学中的经典假设即使仅从亚当-斯密算起，也已经使用了200余年。在这其中，有关经济人假设是否合理有效的讨论、诘难、争吵一直不绝于耳。对于经济学而言，我们是否需要一个完整的对人的假设，假如需要，到底那一种假设是最合理的——或者是给我们的经济学探究带来最小麻烦的？这是本文力图讨论的新问题。本文将围绕这个中心展开，并结合各种代表性的思想进行比较分析，希望得出一个令自己满足的结论。在文章的第一节将先对“人的假设”进行具体的定义并对现有的本领域的论文进行总结；第二节讨论对人假设的必要性和重要程度；第三节试图探询一种合理的最有利于经济学的一般化假设；在文章的最后则说几句和本文相关又不相关的闲话。
一、讨论前的预备
所谓对人的假设，是指为了经济学分析、解释、推导的需要对微观的人的特征进行抽象，并根据这种抽象分析其决策和行为。在这里要注重到的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对人的假设都是为了经济学探究的需要而作出的，其直接目的是为了简化条件以便给出明确结果；而绝不是为了对人的特征或者“人性”作出描述甚至是评论性的结论。另一方面，要保证经济理论不是胡说八道，其对人的抽象（假如这项理论认为需要这样的抽象的话）也必须以现实为基础。
依照以上的定义，由于经济学探究角度、探究需要的不同，对于人的抽象也是各不相同。同时，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经济学家对人性不同的看法也影响了其对人的假设，——甚至有人认为这位令人无法捉摸的王子根本就不该在经济学的舞台上出现。无论如何，经济学中众多的对人的抽象也吸引着学者对其进行比较分析，同时也本着经济学家“最优化”的嗜好试图找到其中的最合理的一个。
国内外对这方面的探究成果，一般以“经济人”名义冠之，尽管有不少人会把“道德”、“非理性”、“效用人”等等作为和“经济人”并列的概念进行探究。总的来说基本是在经济人这一命题下描述经济学中对人的假设的演化过程。
笔者可以找到的英文文献有三篇，它们是《理性经济人》（马丁-霍利斯，爱德华-内尔,1975）、《有思想的经济人》（米兹，1991）、《近代经济人的灵魂》（梅尔斯，1983），他们都以“经济人”这以假设为中心，评述了对人的各种抽象。值得注重的还有《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霍奇逊，1993），其中的第三章“在个体主义的方法论背后”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主流经济学中的人的抽象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经济学探究是否应该从人的基本假定开始的新问题。
国内本领域最出色的作品是《经济人和社会秩序分析》（杨春学，1998），该书从17世纪霍布思的“人性自私论”开始，直到现代新制度经济学以及加里-贝克尔的“效用最大化”说，系统总结并评述了经济学上对人性假设的各种思想及其演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把“经济人”作为一个完整的经济学命题而不是探究方法进行讨论，这是和本文的方向有所不同的。其它此方面的文献也较多，但其成果基本不出刘氏的范围。至于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需要经济人”的新问题，笔者以为已经超出经济学探究方法的讨论，对此类文献未予理会。
最后要指出的是，几乎所有此类文献，都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有关阐述加入进来。唯一能够找到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有关“人”及其经济行为特征的分析比较”（胡均，刘风义，2001）1，该文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人”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进行了比较，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人”的总结相当精辟，本文的对其某些观点进行了参考。
二、起点摘要：个人，还是社会？这是个新问题
我们的探究对象，不是一些简单的个体，而是一些在社会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社会个体……为了了解这种个体，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其全体环境中来加以探究；而为了了解这种群体，我们有必须了解那些个体，因为正是这些个体之间相互关连的行为组成了社会群体。
索洛蒙-阿希（1952）
在讨论经济学中人的抽象前，我们先要确定它在经济探究中的地位，是基础性的还是附带讨论的。假如说人的行为目的和方式可以完全由外界条件——比如社会习惯、制度等决定，那么对人的抽象也就不那么重要。假如经济探究可以从其他方面而非个人（或者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开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模拟帕雷托的句式说摘要：“给我一组外部条件，那么个人就可以消失。”2
在这个新问题上有两种比较极端的观点，一种是个人主义方法论，强调以抛开一切外部条件的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冯－米塞斯3用明确而有说服力的语言宣称，对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要从人类行为的有目的性和目标导向这个前提出发。并且根据因果论的推导，个体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充分起因。换而言之，这种目的（也许应该加上偏好）在这里被预先给定，“人”的抽象已经清楚地决定，并以此出发进行其经济探究。应该说绝大多数绝大多数经济理论都或多或少地因循了这种方法论。斯密的“经济人”命题也是明确地由微观的自利的个人开始的。
另一种观点则恰好相反，他们批判斯密、李嘉图把那个时代的人不是看作历史的结果，而是看作历史的起点，并认为合乎自然的的个人不是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产生的观点。同时他们也反对把人的范畴永恒化，得出一个一般性的规律性的抽象。持这种观点的突出代表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纵观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方面的论述，尽管其一再申明不否定个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能动性，认为个体具有潜在地改变其关系规则地能动功能，批判那种“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地产物”地机械唯物主义观点；但是根据其对人的定义——“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社会而非个人。进一步的证据在于其以物化的生产资料为标准的阶级划分，各个阶级的利益和目标是既定的，个人的目的和行为服从其所属阶级。用比较简单的推导来说即是社会存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阶级意识，阶级意识决定了个人行为。因此其经济学的起点是社会而非个人，对个人的假设也相形见拙了。如我们前边说到的那样，王子由主角变成了配角，甚至有下岗的危险。
当然，越来越多的人的观点则介乎于两者之间而有所侧重，比如新制度经济学亦是以人为起点，但其在假定人的目的和偏好时却又肯定社会制度会予之影响。可以算是兼顾了。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人脱离不了个体本位的藩篱。
我们这里无意讨论哲学新问题，但社会和个人的相互依存相互矛盾由的确蕴涵了太多的哲学思索。在这里不预备仔细讨论它们的关系（我想已经有足够多的大脑给出了足够多的答案），我们并不讨论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却一样能煎出美味的荷包蛋，因为我们以煎鸡蛋为目的从而以鸡蛋为起点。同样的道理，经济探究的目的决定了其起点。不同的起点也决定了不同理论的局限性。假如我们把经济学对象定义为穆勒的四分法即“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话，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微观主体是我们需要直接面对的，那么一个准确合理的人的假设就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探究的方向的功能也是决定性的，那么在过多的拘泥和谁决定谁也是不明智的。
这样得出结论也许有逃避新问题之嫌，那么我们再提出一种区分的方法——把变量较多，较难熟悉的作为假设前提进行抽象，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讨论。相对社会而言，个人的偏好和目的更难于把握也更难于追根溯源，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实现利润最大化（或者另一个偏偏不喜欢）？这样的原因实在是不好把握。我们假定的往往是不能通过逻辑推理而只能经验抽象的，那么社会就相对简单得多了。诚如加里-贝克尔所言摘要：“口味这个东西是不能讨论的。”于是应该以谁为起点也就显而易见的。
最后指出的，我们不否认某些领域从社会出发会更恰当，一种骑墙的表述方式是“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这样探究者到底爱从条件还是主体来探究就自便了。这实在是个不受指责的好办法。
三、人的假定摘要：是一个两个，还是很多很多？
人类的经济模式当然不是唯一的模式。社会学向我们提供了了解人、了解人的社会关系的另一种方法；心理学也是这样。但是，从科学观点来看，真正的新问题是在这些工具中，即在‘经济学模式’、‘社会学模式’、‘政治学模式’或‘心理学模式’等工具中间，找出最有效和‘竞争能力最强’的工具，以便尽可能准确地抓住人类社会的复杂本质，……
亨利%26#8226;勒帕日（1977）
假如我们的经济学确实需要一个“人”的假设的话，那么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假定，什么样的抽象才是最合理的?同样是亨利%26#8226;勒帕日（1977）给了我们一个标准摘要：“一种科学工具的价值是不能以其假设的现实程度来衡量的，重要的是这些假设是否简单明了，是否有效，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最好的假设不一定是最接近复杂现实的假设，而是那种尽可能简单明了，并且有尽可能大的解释和预见能力的假设。”这是一种纯粹的效率原则。但是，经济学的确不应该含盖太多的价值判定。作为一门科学，主观上的价值判定会极大的影响其解释和预见能力，经济世界如同物理世界一样并不会因为我们认为它是什么就会如我们所愿。事实上，即使我们能在一时之间欺骗自己欺骗世界，但结果不是关起来的门窗终于漏了风就是屋里的东西最终发了臭。总之，笔者坚持经济学纯粹的科学性，因此这样的经济学也只需要一种假设摘要：最简单最有效的那种。
带着这样一个标准，让我们对经济思想史上一些流行或者曾经流行的假定进行简要的分析。
首先当然是最为经典的“经济人”假设。其核心内容即自利的理性人。这包含着两层意思摘要：其一，人是理性的，在决策行为时总是作出自己认为更好的选择，这样的大白话到了新古典经济学，就转化为“稳定的偏好”，并进一步有完备性、传递性、反身性三大性质作为严格的数学基础；其二，人是自利的，在进行经济行为(最重要的，在进行交易时)，人是以利己为目标的。以这样的定义，因该说亚当－斯密以来以致新古典经济学直至今日，绝大多数经济理论都是在这个假定下展开的。所不同的只是对于其利己目标的不断变化调整，即经济利益最大化到效用最大化的过程。而“经济人”的两大要素从一开始就饱受诟病，尤其集中在后者上。闻名的“亚当－斯密新问题”即是其一，人们很不能容忍经济理论中自私利己的经济动物就是《道德情操论》中具备着高尚道德的“人”。对于这样的责难我们大可以看看亚当-斯密有关交易起源的描述摘要：“……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靠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假如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轻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假如他要和旁人作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5利己之心假如是交易——经济学的现实之母——的基础，那么假如要抛弃它，就只好抛弃经济学。另一方面让我们提到标准对“经济人”假设进行衡量，对交易来源的解释证实了其有效性；假设的有效性又是和其简洁性相关的。接近现实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但是，过分追求假设的现实性，只会增加其复杂性，甚至把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都列入假设条件，反而影响了假设的有效性。有关这一点，弗里德曼（1953）举的一个例子很有解释力。他说，一个理论或其“假设”不可能是完全“现实主义的”。有关麦子市场的一个“完全现实主义”的理论，不仅需要包括直接决定麦子的供给和需求的那些情况，而且还需要包括用于交换的现金或信用工具的种类。此外还有摘要：交易者的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他的祖先及受教育的程度，他的家庭人数，他家庭成员的特征、祖先、受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种植麦子的土壤种类，土壤的物理及化学属性；在生长期内的主要天气情况；种植小麦的农民及最终食用小麦的消费者个人特征，等等，等等，无穷无尽。为达到这样一种真实而作的过分努力，都只会使该理论失去真实有用的功能。从这一点上来说“经济人”假定用最精练的的方式得到了最大的解释能力，难能可贵。
至于“经济人”假定的种种弊端，即使不看国外，国内以捍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口号的论著也有不少极为出色者，其中对“经济人”的批评横贯古今、旁征博引，出色之极，在这里就不多说了。6
“社会人“模式是另一种应用于经济学中的假设。它由旧制度主义经济学家提出、想以之来取代“经济人”模式。它的基本内容是摘要：作为一种社会存在，除了物质经济利益之外，人还追求平安、自尊、情感、社会地位等等的需要；人所作出的选择，必须建立在他个人的社会经验、不断的学习过程以及构成其日常生活组成部分的个人之间相互功能的基础之上，因此，人的行为是直接依靠于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因此要从每个人的现实存在和他和环境的关系去理解人，去解释人的经济行为。
历史证实，“社会人”这种替代模式对理论经济学家是没有多大说服力的。在某种意义上，每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各自不同的具体层次上对人进行探究。作为一门学科，理论经济学对人的探究，需要其他学科的支持；但这不意味着经济学家必须全面地探究和考虑到影响人的所有因素。以“社会人”作为经济学的基本行为假说，无异于否定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存在的价值。同时从简洁性的标准考虑“社会人”的模式也是复杂而无法把握的。
“管理人”是赫伯特%26#8226;西蒙在其“有限理性”假说的基础上提出的。认为在现实世界中，人受到自身在熟悉和计算能力方面固有的限制，以及信息不完全、时间有限的制约，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选择。因此，不论主观愿望怎样，人们都只是追求可以实现的“满足的状态”而不是“最大化”。
“管理人”分析模式把人的决策行为视为一种动态的选择、探索、适应过程，即摘要：根据既定的满足目标，对已知的少量替代方案进行选择，不久因环境变化而不能得到满足再探索新的替代方案，同时也对满足程度进行调整。着的确是一种比较接近现实行为的分析模式。但就其自身的逻辑而言，“满足”标准是一个非常含糊的解说，也很难获得数学上的支持。同时什么时候探索新的方案、什么标注下调低满足程度也是非常模糊的。最后，生产者假如都是根据“满足”目标展开活动，很难解释资源会产生稀缺状况。7
最后是不属于经济学假定范围的“道德人”，它仅仅是其它学科学派用以进攻“经济人”的武器而已。道德人对于经济新问题的解释能力非常小，一个例证是在制度方面的，制度提供了人们追求私利时的行为规则，由此形成了社会秩序，相反，假如不把人假设为“经济人”，而是假设为不谋私利的“道德人”或“圣徒”，那么制度及其约束就显得无关紧要了。遗憾的是，人不是圣徒。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笔者的结论摘要：假如我们真需要一个经济学上的“人”的话，理性的自私的“经济人”仍然是首选的。
四、冷酷的科学之外
有两件事务我愈是思索愈觉神奇，心中也愈布满敬畏，那就是我头顶上的星空和我内心的道德准则。它们向我印证摘要：上帝在我头顶，亦在我心中。
康德
或许是经济学帝国主义侵犯的领土日益广阔，人们对经济学的苛求也日益严厉。从诞生开始就受到各种非难的“经济人”其所受到的绝大多数指责都不属于其所属的探究范畴。所幸的是他竟平安无事茁壮成长。这样的大幸和大不幸都源于经济学离我们的生活实在太近了，而我们的生活中有太多的事远非“科学”两个字所能解释。当我们讨论经济人和道德人的关系时往往掉进“我们该作‘经济人’还是‘道德人’”的陷阱中而不自知。
本文在前边以十分轻视的口吻评价了“道德人”在经济学中的地位。这源于作者坚持经济学是科学这一冷酷的论断。但绝不表示任何对闪耀的人性之光的高尚道德的轻视。事实上笔者甚至反对把亲情、友情以及助人为乐的美德放入所谓“效用最大化”中去解释，经济学的领土仍然在经济领域，过多的扩张是对科学的不敬也是对经济学的变相毁灭。而道德、感情，即使不能禁止经济学涉足，至少我们也可以说其在这一领域的解释能力是十分弱小的。
科学是冷酷的，科学中的“人”是冷酷的，因为假如我们不“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现实中的人，我们得出的结论就往往会过于乐观。但现实中的人绝不会有着最大的恶意。在经济学之外，我虔诚而又敬畏地遵循着心中的道德，假如没有它，我的人生将会了无生趣。在没有成本和收益曲线的感情世界里，我随时愿意为自己的亲人、爱人、友人牺牲一切。
注释摘要：
1．本文引自《马克思主义和制度分析》P138至P151。
2．尽管帕雷托本人的原话则恰好相反摘要：“给我一组偏好则个人可以消失”。这个偏好就是对人的高度抽象了。
3．由于资料的缺乏，这段话是引自（霍奇逊，1993）P65。
4．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P56，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亚当%26#8226;斯密摘要：《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探究》上卷，P13至P14。
6．比如刘瑞（1997），“社会主义经济分析中没有“经济人”的位置”就相当出色，从中可看出在经济思想史领域，我国学者对西方经济学说的评论已经能相当客观且逻辑十分严密。这和在某些领域的顾左右而言他和前言不搭后语形成一个有趣的整体。
7．有关各种各样人的分类还由多种标准，可参见杨春学（1998），不过有趣的是无论是那种观点都逃不脱对自利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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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瑞，“社会主义经济分析中没有“经济人”的位置”，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1内容提要摘要：本文从经济学是否需要个人假定的分析单元出发，确定了经济假定有效性和简洁性的原则。比较分析了经济理论中几种主要的对人的抽象假定，并得出了偏向于“经济人”经典假定的结论。
摘要：假定个人社会经济人道德人方法论
经济人假设作为经济学中的经典假设即使仅从亚当-斯密算起，也已经使用了200余年。在这其中，有关经济人假设是否合理有效的讨论、诘难、争吵一直不绝于耳。对于经济学而言，我们是否需要一个完整的对人的假设，假如需要，到底那一种假设是最合理的——或者是给我们的经济学探究带来最小麻烦的？这是本文力图讨论的新问题。本文将围绕这个中心展开，并结合各种代表性的思想进行比较分析，希望得出一个令自己满足的结论。在文章的第一节将先对“人的假设”进行具体的定义并对现有的本领域的论文进行总结；第二节讨论对人假设的必要性和重要程度；第三节试图探询一种合理的最有利于经济学的一般化假设；在文章的最后则说几句和本文相关又不相关的闲话。
一、讨论前的预备
所谓对人的假设，是指为了经济学分析、解释、推导的需要对微观的人的特征进行抽象，并根据这种抽象分析其决策和行为。在这里要注重到的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对人的假设都是为了经济学探究的需要而作出的，其直接目的是为了简化条件以便给出明确结果；而绝不是为了对人的特征或者“人性”作出描述甚至是评论性的结论。另一方面，要保证经济理论不是胡说八道，其对人的抽象（假如这项理论认为需要这样的抽象的话）也必须以现实为基础。
依照以上的定义，由于经济学探究角度、探究需要的不同，对于人的抽象也是各不相同。同时，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经济学家对人性不同的看法也影响了其对人的假设，——甚至有人认为这位令人无法捉摸的王子根本就不该在经济学的舞台上出现。无论如何，经济学中众多的对人的抽象也吸引着学者对其进行比较分析，同时也本着经济学家“最优化”的嗜好试图找到其中的最合理的一个。
国内外对这方面的探究成果，一般以“经济人”名义冠之，尽管有不少人会把“道德”、“非理性”、“效用人”等等作为和“经济人”并列的概念进行探究。总的来说基本是在经济人这一命题下描述经济学中对人的假设的演化过程。
笔者可以找到的英文文献有三篇，它们是《理性经济人》（马丁-霍利斯，爱德华-内尔,1975）、《有思想的经济人》（米兹，1991）、《近代经济人的灵魂》（梅尔斯，1983），他们都以“经济人”这以假设为中心，评述了对人的各种抽象。值得注重的还有《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霍奇逊，1993），其中的第三章“在个体主义的方法论背后”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主流经济学中的人的抽象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经济学探究是否应该从人的基本假定开始的新问题。
国内本领域最出色的作品是《经济人和社会秩序分析》（杨春学，1998），该书从17世纪霍布思的“人性自私论”开始，直到现代新制度经济学以及加里-贝克尔的“效用最大化”说，系统总结并评述了经济学上对人性假设的各种思想及其演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把“经济人”作为一个完整的经济学命题而不是探究方法进行讨论，这是和本文的方向有所不同的。其它此方面的文献也较多，但其成果基本不出刘氏的范围。至于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需要经济人”的新问题，笔者以为已经超出经济学探究方法的讨论，对此类文献未予理会。
最后要指出的是，几乎所有此类文献，都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有关阐述加入进来。唯一能够找到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有关“人”及其经济行为特征的分析比较”（胡均，刘风义，2001）1，该文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人”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进行了比较，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人”的总结相当精辟，本文的对其某些观点进行了参考。
二、起点摘要：个人，还是社会？这是个新问题
我们的探究对象，不是一些简单的个体，而是一些在社会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社会个体……为了了解这种个体，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其全体环境中来加以探究；而为了了解这种群体，我们有必须了解那些个体，因为正是这些个体之间相互关连的行为组成了社会群体。
索洛蒙-阿希（1952）
在讨论经济学中人的抽象前，我们先要确定它在经济探究中的地位，是基础性的还是附带讨论的。假如说人的行为目的和方式可以完全由外界条件——比如社会习惯、制度等决定，那么对人的抽象也就不那么重要。假如经济探究可以从其他方面而非个人（或者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开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模拟帕雷托的句式说摘要：“给我一组外部条件，那么个人就可以消失。”2
在这个新问题上有两种比较极端的观点，一种是个人主义方法论，强调以抛开一切外部条件的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冯－米塞斯3用明确而有说服力的语言宣称，对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要从人类行为的有目的性和目标导向这个前提出发。并且根据因果论的推导，个体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充分起因。换而言之，这种目的（也许应该加上偏好）在这里被预先给定，“人”的抽象已经清楚地决定，并以此出发进行其经济探究。应该说绝大多数绝大多数经济理论都或多或少地因循了这种方法论。斯密的“经济人”命题也是明确地由微观的自利的个人开始的。
另一种观点则恰好相反，他们批判斯密、李嘉图把那个时代的人不是看作历史的结果，而是看作历史的起点，并认为合乎自然的的个人不是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产生的观点。同时他们也反对把人的范畴永恒化，得出一个一般性的规律性的抽象。持这种观点的突出代表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纵观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方面的论述，尽管其一再申明不否定个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能动性，认为个体具有潜在地改变其关系规则地能动功能，批判那种“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地产物”地机械唯物主义观点；但是根据其对人的定义——“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社会而非个人。进一步的证据在于其以物化的生产资料为标准的阶级划分，各个阶级的利益和目标是既定的，个人的目的和行为服从其所属阶级。用比较简单的推导来说即是社会存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阶级意识，阶级意识决定了个人行为。因此其经济学的起点是社会而非个人，对个人的假设也相形见拙了。如我们前边说到的那样，王子由主角变成了配角，甚至有下岗的危险。
当然，越来越多的人的观点则介乎于两者之间而有所侧重，比如新制度经济学亦是以人为起点，但其在假定人的目的和偏好时却又肯定社会制度会予之影响。可以算是兼顾了。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人脱离不了个体本位的藩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