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内生增长理论；启示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收录日期：2014年4月9日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演变过程
20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哈罗德和多马分别根据凯恩斯的思想提出了经济增长模型，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产生。这一模型假定，一个经济只生产一种产品，而资本-产出比保持不变，同时，储蓄率、人口增长率保持不变，并且不存在技术进步和资本折旧。基本形式为G=s/v。式中，v为资本-产出比；s为储蓄率。模型表示，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成正比，与资本-产出成反比。哈罗德-多马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当实际经济增长等于资本家愿意的经济增长率并且等于人口增长率时，经济才能处于稳定增长状态，但同时认为，这一增长路径是一“刀锋”。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各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规模报酬不变，认为经济是稳定增长的，而且这种稳态增长率是外生的，独立于储蓄率。索洛模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和改变资本-产出比率为常数的假定，发展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但索洛仍然没将技术进步作为重要因素纳入模型，这是一个重大缺陷，因为技术进步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是现实中一个明显的事实。1960年，索洛和米德对该模型进行补充，在原有模型中引入了技术进步和时间因素。修正后的模型被称为“索洛-米德模型”，其基本公式为：
G=aK/K+（1-a）L/L+T/T
上式中T/T代表技术进步。索洛模型和之后的索洛-米德模型不仅体现了凯恩斯主义，而且体现了新古典学派的经济思想，常被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所阐述的增长理论被称为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技术进步率外生的假定不符合现实，储蓄率外生化且与稳态增长率无关结论受到质疑，这些与人们对经济增长问题的实证研究经验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产生内生增长理论，弥补上述的三个缺陷。
20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经济学认为，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到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长期增长率是正的结论。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弥补了新增长理论的缺陷。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
内生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分支，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解释经济的持续增长时导入了外生的技术进步，但是外生的技术进步率并没有能够从理论上说明持续经济增长的问题。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率是正的，这种正的经济增长率能够解释为什么收益是递增的。内生增长理论的观点是把知识和人力资本引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中，认为是由于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引起收益递增，强调了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罗默在阿罗的“干中学”基础上，提出了知识溢出模型，这种模型以知识生产和知识溢出为基础的。罗默假定代表性厂商的产出是该厂商的知识水平、其他有形投入（物质资本和原始劳动等）和总知识存量K的函数，而对于个别厂商的投入该生产函数表现出规模收益不变。但如果考虑K，这一生产函数对于代表性厂商和整个经济会产生不同的含义。对于代表性厂商，它将总知识水平K看作给定的变量，所以生产函数才表现为规模收益不变，但对于整个经济，假定整个经济是由N个同质的厂商组成的，生产函数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在此，把总知识水平K作为外部性的来源。除此之外，罗默还假定了k的增长率取决于k水平和投资数额。因此，罗默模型和“干中学”模型都是通过知识积累产生收益的性质和知识存量产生的外部性得到了内生的经济增长。卢卡斯认为，技术变化是由于教育部门引起的，如果社会能向教育部门配置一定的资源，就能形成新知识或人力资本，形成的新知识能够提高生产率，并且能够被其他部门免费获得，从而提高了产出。所以，根本不需要外在的增长发动机，仅仅依靠人力资本的积累就能够带来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
新古典增长理论是把技术看成是外生的，而内生增长理论把知识或技术看作是一种生产要素，是与传统的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是一样的，而且还是内生的，是由厂商的知识积累推动产生的。一国的经济要实现长期增长，主要是靠内生化的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水平来决定的。此外，知识和人力资本还具有外部效应，可以把投资与资本收益率作为知识存量和资本存量的增函数。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一个国家当前的知识存量越大，那么其投资与资本收益率越高，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也就越高。
三、内生增长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知识经济的兴起，各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国经济能否实现持续稳定的增长主要取决于知识的发展。内生增长理论把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强调了知识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应逐步完善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政策措施。
（一）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措施。现在中国一般劳动力并不缺乏，特别是在农村还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但缺乏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只有通过发展教育来加快人力资本的形成，促进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教育投入不断增长，但总体投入水平仍然不足。因此，应进一步完善我国教育财政支持政策，加快人力资本的开发与积累。首先，政府应直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使财政在教育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其次，政府应该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最后，要优化教育资金的分配结构，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
（二）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的政策措施。在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创新过程中，由于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具有正的外部性，私人成本会大于社会成本或者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从而使创新活动难以继续维持下去。因此，政府应该制定促进技术创新、弥补私人收益的激励措施。这种措施可以通过产权保护、政府补助、政府和企业签订协议来实现。对于产权保护，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由于知识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特征，其他厂商只需花很少成本就能从别人的知识中获得利益。比如，当某人完成了一个新的发现，并由此产生更大的经济生产力时，其他的人（或公司）会从中获利。虽然发明者能通过价格收费，但他得到的仅仅是社会从这项发明中得到的全部利益中的一部分，其他厂商会模仿学习他。在个人研究者承担完成发明时，社会得到正的外部利益。如果从发明中得利的每个人都必须向发明者付费，那么将产生远比现在更为强烈的发明动机。因此，当新技术出现时，应通过专利和政府法律保护开发者的产权，增加其收益，提高创新的积极性。对于政府补助，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企业在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载体。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具有外溢效应，能够促进技术的扩散和发展。因此，政府应制定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比如免除其应缴的全部或部分税款，或者按照其缴纳税款的一定比例给予返还等。这些税收优惠能够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私人成本，从而能够抵消由于知识和技术外溢带来的收益减少，能够激励企业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企业在技术的创新和研发过程中，新产品由于具有“投入大、周期长、风险大”的特点，因此研发创新就成为一种持续过程，产品回报期较长，容易面临资金短缺困境。所以，政府应通过直接向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或者通过财政补贴，减缓企业开发新技术过程中面临的资金短缺的困境，提高企业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的积极性。通过政府与私人企业签订协约，积极引导和推动技术创新活动。对一些基础设施等社会收益率较高的产业或项目，由于其回收期长，前期回收率低，流动性差，又缺乏一定的盈利模式，很难吸引企业去投资，对这些项目应由政府直接投资研究与开发。同时，知识、技术的内生积累与外生扩散是相互促进的，因此政府不仅要对基础研究予以资助，还要对企业的应用研究和技术改造提供财税方面的优惠，从而推动新技术的广泛扩散。
（三）坚持长期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不仅能通过自主研发实现技术创新，并且能够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利用技术的后发优势获得和接触新技术。卢卡斯认为，各国的经济增长是由于产业革命科技扩散引起的。通过引进技术，并在本国积极传播，能大幅度地节约成本尤其是减少时间成本。自主创新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合理利用引进的大量技术资源，会大大提高我国的生产力水平，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当然，我们在引进技术时，要进行科学的选择，避免重复引进，经过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有效扩散，提升产品的竞争力。为了能更有效地引进技术，政府应制定相关的贸易和税收政策，为对外技术交流和合作提供广阔的平台。然而，从引进技术到在经济中扩散、使用，并不是一个简单重复的过程，必须要有制度作保证。因此，政府要构建一个吸收、使用、消化新技术的制度环境。比如，对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加大资助，提供诸如技术信息、技术培训等公共服务，促进新技术的广泛传播和使用；在人才队伍结构方面，既需要高层次的创新人才，更需要大批有文化、有知识并能够将先进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职业技术人才和高素质的劳动者。因此，除了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外，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也成为提高劳动者知识水平和技术素养的重要途径。这对于引进和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开发本国技术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制定和运用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应该侧重于推动技术进步，政策不能把注意力都集中在经济周期的治理上，而忽视促进发展新技术的各种政策。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我国经济增长的格局将会发生变化，会由物质资本主导逐步转变为由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主导。与此相适应，国家应积极调整包括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在内的经济增长政策，构建促进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机制。但研究表明，我国目前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的贡献率非常低，经济增长主要还是由资本和劳动投入决定的。因此，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既要能够刺激资本积累的形成，又能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促进技术进步，就是把促进二者共同发展经济政策结合起来。宏观经济政策应同时关注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主要关注的是短期的经济增长，而内生增长理论更加关注的是长期经济增长以及相关的因素，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不是由外生因素决定的，而是由内生的技术进步决定的，同时强调政府的宏观政策在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1]丁建微.内生增长理论与我国经济增长.经济研究导刊，2009.14.
关键词:内生增长理论;技术创新;资本积累;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4-0006-03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和思想内涵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哈罗德、多马在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中整合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推导出极为相似的长期经济增长理论,即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这一模型虽然能够解释部分经济增长问题,但其主要还是在资本系数不变的基础上,强调经济增长理想状态实现的困难性,即所谓“刃锋”上的均衡增长问题。基于要素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以索洛-斯旺模型(1956)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如果没有某种外生因素的引入,新古典增长模型最终无法避免零增长的稳定均衡状态。在经济增长核算中,索洛等人发现传统的要素(劳动和物质资本)并不能解释全部经济增长。为此,他们引入了一个外生的技术进步因素,并认为技术进步是比物质资本、劳动更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不难发现,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但这一理论对知识的生产仍然一无所知。因此,如果这个外生的技术进步的来源被切断经济终究难逃零增长的稳定均衡状态,从而经济的长期增长仍是无法解释的现象。为避免“不愉快的结果”,阿罗、宇泽弘文和谢辛斯基等在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方面做了最初的尝试。他们的研究首次给出了知识和技术进步的来源,并强调这种源于无意识生产经验的积累或有意识的教育投资的内生化知识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但在上述模型中,一个社会的技术进步率最终取决于外生的人口(或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因此,这些模型仍没有最终解决“索洛剩余”问题,即如何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索洛剩余”又称,综合要素生产率是指同样数量规模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因人力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而导致的产出增加。由于这种生产率难以在劳动和资本之间区分开,故称之为综合要素生产率。用简单的增长核算关系式来看,即
ΔY=Δa+αΔK+(1+α)ΔL(1)
式中,ΔY是产出增长率,ΔK是资本存量增长率,ΔL是劳动投入增长率,参数α是资本在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Δa就是综合要素生产增长率。在实践中,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就是对上式的变换得到的余数:
Δa=ΔY-αΔK-(1-α)ΔL(2)
为了更好理解“索洛剩余”问题可以用实际的例子来理解:假设有间制鞋厂在1990年正式成立,厂长投资2万元用于购买设备,并雇佣了10名员工。此时,工厂每小时可以生产出2双鞋。在10年之后,原设备报废并且在市场上出现了更先进有便宜的设备,于是制鞋厂还是投资2万元购买新设备并仍然雇佣原来的10名员工。此时,因为员工们经过10年的工作有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并且有更先进的生产设备,所以生产效率是每小时5双鞋。2000年比1990年每小时多生产3双鞋,虽然这个制鞋厂的员工数量不变,资本投入仍是2万元,但人力资本增加和技术进步导致了产出的增加。这种生产率难以与劳动和资本之间分开,因此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或“索洛剩余”。以下是某制鞋厂的发展过程表:
舒尔茨、贝克尔等人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贡献将知识与技术进步内生化的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通过发掘斯密、阿林扬、熊彼特、阿罗等人的经济增长思想,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进行重新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论文,重新探讨了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构筑了一种新的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思想内涵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率是正的。为此内生增长模型需要解释(积累的生产要素)收益递减不会发生的原因。内生增长理论家将知识、人力资本等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中,强调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并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这就突破了传统增长理论关于要素收益递减或不变的假定,说明了经济增长持续的源泉与动力。如罗默(1986)认为,知识的非竞争性决定了一个人对知识的运用并不防碍其他人对这种知识的运用,而且这种运用的成本相对较低,即知识具有外溢效应。这种外溢效应和知识产生的递增生产力不仅使知识自身形成递增收益,而且使物质资本!劳动等其他要素也具有递增收益,从而会导致无约束的长期经济增长。卢卡斯(1988)则认为,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社会劳动力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具有核心作用,并且这些效应会从一个人扩散到另一个人,因而会对所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都产生贡献,从而使生产呈现规模递增收益,而正是这种源于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递增收益使人力资本成为“增长的发动机”。
不同于新古典增长理论把技术看成是“外生的”、某种随机的、偶然的东西,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知识或技术如同资本和劳动一样是一种生产要素,并且是“内生的”,是由谋求利润极大化的厂商的知识积累推动的。因此,尽管某些特定的技术突破或知识的出现或许是随机的,但技术进步或知识的全面增加与人们为其贡献的资源成正比例。如卢卡斯(1988)通过引入人力资本积累因素(主要是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与人力资本生产中的正反馈)来解释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在罗默模型(1990)中,知识或技术进步被赋予了一个完全内生化的解释。罗默强调决定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是经济主体利润极大化的投资决策行为的产物,由专门生产思想的研究部门生产。这种技术以两种方式进入生产:一方面技术会用于中间产品,并进而通过中间产品数量和种类的增长提高最终产品的产出;另一方面技术变化会增加总的知识量,通过外溢效应提高研究部门的人力资本生产率,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
总之,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内生化的知识积累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水平。如罗默(1986)、卢卡斯(1988)认为,无意识的知识或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理解增长的钥匙在于知识的“连续增进”。罗默(1990)、塞格斯特罗姆和阿格亨利豪伊特等人则认为,源于有意识的投资、创新和发明的内生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同时,由于知识和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投资与资本收益率可以是知识存量和资本存量的递增函数。一国既有的知识存量越大,则其投资与资本收益率越高,经济增长率也就越大。这不仅表明了经济长期增长的可能性,而且表明了既有的知识存量的差异决定了各国投资与资本收益率的差异,进而决定了各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不同。
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不应该被认为是增长过程的两个不同驱动因素,而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因为新的技术几乎总要体现在新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形式中,而如果要使用这些新技术,就必须积累这些资本。
二、中国目前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的现状
(一)技术创新的多部门分析
在实际生活中,最终产品并不是通过一种单一的中间产品生产的,而是由很多种不同的中间产品来生产的。比如说,汽车是由轮胎、钢铁、窗口、电灯泡、传感器、电池等整合在一起而被生产出来的。为了清楚地说明创新在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必须把中间产品的多样化考虑在内。具体说,新技术在经济中并不是瞬间实施的,而是逐渐扩散的,其中一个部门往往从研发部门以及其他部门的经验中获得思路。这一过程已经被一些学者,例如罗森堡等进行了描述,如美国机床技术的扩散。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经济的增长是由人力资本、知识或技术进步等内生变量决定的。而人力资本投资、知识积累,以及R&D活动都具有明显的外溢效应或技术外部性。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的硅谷和美国底特律汽车城。硅谷原指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他克拉克县。现在硅谷已经成为半导体工业基地,微电子工业基地,高技术集中区的代名词。底特律是美国汽车工业王国,福特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等世界第一流汽车公司都在这里建厂,各厂之间的最新技术不断地被模仿并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同时各厂之间又存在着竞争关系,所以形成良性的技术集群和产业集群。
(二)资本积累
技术创新往往物化在耐用品中,或是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技术变迁影响生产力的途径是通过改善机器和设备的质量而进行的,比如,德朗和萨默斯曾指出,那些具有最高经济增长率的国家是设备投资最高的国家,而且也正是在这些国家,设备的相对价格下降得很快。
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经济中的研发部门是高度资本密集型的,不仅使用许多物质资本,如计算机、精密仪器以及其他的实验设备,而且它也需要投入积累了许多人力资源,尤其是科学家和工程师。把资本包括进来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这可以使分析更切合实际,更重要的是它面对一系列对以创新为基础的熊彼特增长模型提出的挑战。从长期看,增长率将会同时受到从事研发的激励和进行资本积累的激励的共同影响。
(三)中国当前的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创新网络构成以及制度环境都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有理由预期,我国企业的创新策略选择模式应当会有自己的特点。按照目前的分类,我国的高技术产业包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和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五大类产业,共21个细分产业。这些产业中的企业虽然从事不同的经营活动,但产品的高技术含量决定了它们都高度依赖技术创新,为了判断我国高技术产业中的企业,对内部研发与外购两种不同的技术创新策略所作的选择,我们首先按产业大类逐年计算了上述五项不同的技术创新支出占技术创新总支出的比重。我们取各年的平均值列于表1。
从中可以看出,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过程中,同时运用了内部研发和外购两种策略,但技术外购的经费支出所占的比重普遍高于内部研发。以医药制造业为例,内部研发经费支出只占27.18%,而两类技术外购的直接经费支出则占了 71.08%。这说明,我国企业目前的创新策略是以外购为主的。在具体外购策略的选择上,除了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之外,其他产业中的企业对以购买新设备这种方式进行的非正式技术外购的投入都高于正式的技术外购,而在正式的技术外购中,对国外技术的购买又远远超出了对国内技术的购买,购买国内技术经费所占的比重最低仅为0.24%。消化吸收作为外购策略的一种延伸其经费支出额度相对也很低。
三、完善我国资本积累积极进行技术创新
(一)正确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提高积累的质量
当前,一方面要求政府、企业和居民处理好不同层次的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在满足目前的消费水平条件下,尽量提高积累水平,保持高积累率,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保持居民收入增长与GDP的增长速度同步。同时,应通过建立遗产税、财产税和转移支付形式,遏制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过快增长,扶持弱势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不断增长,缩小收入水平的差距,应进一步处理好国民收入在国家、企业(集体)、个人之间的均衡分布关系,保证生产与生活消费的协调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高社会的资本积累质量。此外,应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相关的法制建设,为公众创造一个稳定的预期环境。
(二)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发展金融市场
首先,应大力培育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中小金融机构,通过培育高质适量的中小银行为非国有经济提供专门的金融支持,同时,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防止国有银行的信贷投向过度向国有经济部门倾斜,只要贷款符合“三性”原则,应消除所有制偏向,向所有的市场主体开放信贷市场。其次,应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加快金融市场的硬件软件环境建设,在建立和完善一板金融市场的同时,应尽早培育二板市场,为中小企业和非国有经济部门提供融资场所,在一手抓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同时,另一手则抓好金融秩序与风险的监管,保障资本积累向资本运用的投融资转化渠道的畅通无阻。
(三)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必须消除现行投融资的“所有制歧视”现象
政府应对过时的投融资法规加以修改,进一步改善私人投融资环境和条件,在投融资过程中,应给予国有和非国有经济部门相同的国民待遇,减少行政干预,降低投融资交易成本和道德风险,为各类企业提供一个稳定宽松的投融资体制与环境,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资本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真正体现资源从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配置,从根本上提高投资效率,促进经济增长,资本的运用应充分遵循资本规律,才能发挥资本的作用。
【关键词】就业增长，经济增长，资本积累
一、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相关性的现状分析
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由于人口基数大，每年新增加的劳动力就有1000万左右，加上每年转移的剩余农村劳动力、企业破产产生的失业人员以及由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排出的大量富余人员，我国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供给约为2000万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依靠经济扩张拉动就业增长。20世纪80年代，我国GDP平均增长率为9.75%，平均就业增长率为3.03%；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经济增速基本保持稳定，为9.26%（2000—2008年），但是就业增长率却下降为0.89%，比80年代减少了2.14个百分点。虽然我国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速，但每年创造的就业也只有900万个左右。上世纪八十年代，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我国就业岗位就能增加200万个，而到了本世纪，仅能增加60万个岗位左右。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促进已经越来越乏力了。
二、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原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指出，在资本积累中，如果资本有机构成不变，可变资本就会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会相应扩大。上世纪80年代，由于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处于快速的量的扩张阶段，资本总量的迅速扩大导致可变资本的绝对量的增加，从而吸收了大量劳动力。
整个80年代我国将轻工业确定为主导产业，由于轻工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有机构成低，所以随着资本量的扩大就业人数也大大增加。而90年代后，由于世界技术革命对我国的渗透和扩张，以及我国国内技术改造和进步的作用，我国经济逐步从量的快速扩张向质量提高与规模积极方向发展，我国第二产业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过渡，主导产业为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这使我国资本的有机构成大大提高，从而大大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导致我国就业增长率的下降。
三、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对促进我国就业增长的启示
社会主义的生产是不断发展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生产效率是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内在要求，而这无疑是失业产生的基础，但是，我们不能只看到技术进步对就业产生挤出效应的片面观，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积累的增进虽然使资本可变部分的相对量减少，但是决不因此排斥它的绝对量的增加。”从单个生产部门看，只要该部门资本总量的增长快于资本构成的提高，就业人数也是会绝对增加的。此外，在资本积累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往往是由于新机器的使用，“虽然机器在应用它的劳动部门必然排挤工人，但是它能引起其他劳动部门就业的增加。”因为，大工业下机器的使用会创造新的物质文化需求和新的产业部门，还会创造配套的产业服务，使产品生产呈现多元化，扩大社会的就业需求，从而对就业产生创造效应。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我国就业增长。
（一）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要保证我国就业的稳定增长，首先必须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因为，只有资本总量扩大了，可变资本才会增加，进而才有劳动力需求增加的可能性。因此，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从而保证资本总量的绝对增加，是就业增长的前提。
（二）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资本积累中生产效率的提高会使被用于非生产劳动和仆役阶级的人数增加。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也会从简单的物质需求向更高层次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精神需要发展。所以，劳动力从农业、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第三产业主要是资本有机构成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把它作为我国今后主要的就业增长点对扩大我国就业容量具有重要意义。
（三）大力发展知识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积累中，技术进步会促进社会分工的发展和新产业的诞生，从而创造出巨大的就业需求。进入21世纪，知识经济产业蓬勃兴起，正在替代工业经济主导着经济发展。根据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显示，在总体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形下，各技术等级岗位的求人倍率均大于1，其中较大的是高级技师、高级工程师等。因此，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同时加大对人力资本教育和培训的投资，提高劳动者素质，减少结构性失业，对促进我国就业增长和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都具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
[2]秦兴方.《资本论》中技术进步与就业关系的理论阐释[J].当代经济研究.2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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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崔友平.利用技术进步增加就业[J].当代经济研究.2001，10.
一、旅游业的兴起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旅游业的兴起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产生的，逐渐发展成影响国家外汇平衡的重要经济点。旅游对个人而言是一种娱乐活动，对国家而言是一个庞大的产业。在旅游业诞生之际就同时产生了对旅游业的研究，其中包括社会学、统计学等等不同的学术层面，但无疑都和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旅游业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迅猛的发展，由此关于旅游经济的研究也被推向了一个高峰。我国的旅游业研究则兴盛于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开放向经济的影响，很多人在富裕起来的同时开始把国内游和出境游作为娱乐生活的一部分。众所周知，旅游涉及到的经济因素不仅仅是这一活动本身，还牵连到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比如住房消费和购物消费等等，因此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旅游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必须从旅游活动的两种主要类型入手进行分开探究，也即国内游和国外游，这两种方式对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而且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正日益提升。
二、国内游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的旅游业方兴未艾，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来自以下一个层面。
（一） 促进国内消费，活跃国内经济
众所周知，旅途中的一项重要项目就是消费，特别是团队旅游，其给旅游地区带来的经济增长是有目共睹的。在旅游过程中，具体包括交通费用、住宿消费、购物消费、饮食消费等等分支，而这些消费金额既会增加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会直接给旅游区就业人们带去经济收益。这是一个双向的收益过程，旅游者通过消费获得精神享受，而旅游区通过提供服务获得物质收益，而且其最大的贡献是以促进国内消费、活跃国内经济的方式为国家经济增长提供了助力。
（二）开辟就业新门路，提供众多就业岗位
在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创造了无数的就业岗位。以江西庐山为例，在未开发以前，庐山脚下只是一些普通的住户，而开发以后附近的民居点几乎全部改造成了旅游休憩区，居民通过建造旅社和饭馆的形式为游客提供服务，从而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而且还吸引了不少外地人到庐山风景区投资和就业，这就在无形中解决了当地一部分的就业问题，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的就业压力。其他的景区也是一样，但凡一个景区得到开发，必然会出现很多的岗位空缺，吸引有志之士到此谋业。
（三）开发旅游景点，促进地区发展
随着旅游业的勃兴，旅游景点的开发程度也不断扩大，不管是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在经过一定的考量和评定之后，一旦被确立为景区，就有可能为当地带去可观的旅游收入。由于我国民众的旅游热情居高不下，所以也催生了一大批景点、景区的发现和开发。以每年节假日我国的旅游人流来看，旅游业正处于非常好的发展态势，而景区的开发正好为喜欢旅游的人们提供了更好的去处，从而带动当地的地区经济发展。
三、国外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所谓国外游，主要是指以我国地区范围为旅游目的地的入境游。国外游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以下方面来探析。
（一）平衡外汇收支
国外游客选择我国作为旅游目的地的时候，首先面临的就是货币兑换问题。由于不同国家之间实行不同的货币制度，所以入境旅游的发展必然为我国赢得足够的外汇收入，具体的收入来源有货币兑换、刷卡消费等等，总之旅游消费不仅仅是物品与价值之间的交易过程，也是人民币与外币之间的交易过程，这一过程不但可以时我国获得更多的外汇收入，更大的作用是可以平衡外汇收支。众所周知，在入境游发展的同时，我国的出境游也获得了快速发展，这必然会形成一定的差距，而入境游则恰恰可以时外汇收入达到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
（二）促进本地旅游企业与国外旅游企业良性竞争
不论是出境游还是入境游，由于涉及到国界的问题，所以时下最兴的通过一定的旅游中介机构来办理相关旅游业务。这就在输出国和输入国之间形成了一定的竞争，良性的竞争态势有助于我国企业不断调整自己的经营战略，提高服务水平，从而实现更好的经营效益，这对于企业发展而言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在激烈的竞争坏境下，企业为了赢得更多的客户支持，往往会提升自己的不足之处，通过竞争获得更多的盈利来源。
（三）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
旅游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牵涉范围非常广，一个行业的发展往往带动周边经济圈的形成和发展。国外游对我国的贡献还有一点就是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指的是以旅游服务为中心的其他产业链条的延伸，这些不同的产业连接在一起会形成具有更大影响力的规模产业圈，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更大的影响。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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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中国经济增长有七大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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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防开支 经济增长 内生增长模型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全球经济飞速增长，各国各经济体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人们也逐渐了解到和平发展的重要性。经济增长为国防开支提供了来源，而一些国家国防开支的飞速增加也惹来争议，一方面，国防开支的增加对国内来说抵御侵略的能力增加了，安全因素增加了，另一方面，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不安全的威胁增加了，也可能导致他国国防开支也相应增加，而国防开支本身是没有生产效应的，可能会导致一场恶性循环。基于这些，对于国防开支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研究的方法各异，也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
二、理论回顾
1973年著名经济学家benoit在研究44个欠发达国家1950-1965年的经济数据样本时发现，“国防负担重的国家通常具有最快的经济增长率，而那些国防负担最轻的国家经济增长率却往往是最低的”。从此以后国外学者对于此问题的研究进入新阶段，在实证层面主要通过三种模型：凯恩斯模型，两部门模型和公共产品模型。防务经济学家faini，annez&taylor（1984）运用凯恩斯模型和基本的结构主义原理分别研究了军费开支对于投资、进口、工业生产和税收的影响，得出国防对农业所产生的负效应会妨碍经济的发展；stewart（1991）用凯恩斯的需求效应理论研究了军费开支对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军费开支对经济增长的净效应为正。Biswas&ram（1986）首次采用两部门模型，用20世纪60-70年间58个发展中国家的横截面数据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了研究，但并未发现国防开支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影响。Deger（1986）在公共产品投资的基础上，使用非线性关系，提出了若干经验分析方法；landau（1993）以1969-1989年人口在200万以上的非社会主义的71个发展中国家为样本，发现在一定范围内，增加军费开支将会有利于经济增长。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国防费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取得了不少成就，对国防费用的认识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进步，形成了以陈明志为代表的国防费用相关论、以姜鲁鸣为代表的国防费制约因素论、以库桂生为代表的国防调控论等。
在研究方法上，大多使用国外的三种经典理论模型，再利用数据进行实证，同时也有一些创新。陈波（2005）在凯恩斯模型结构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利用一个包含经济增长、储蓄、贸易平衡与国防负担在内的联立方程模型，研究了我国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中国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李双杰、陈渤（2002）利用私人部门、非国防公共部门和国防部门的三部门的费德尔-拉姆模型，对中国1980-2000年的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适度增加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刘涛雄、胡鞍钢（2005）采用两部门外部性模型，将中国国防开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解为规模效应和外部性效应两部分，利用中国1960-2000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检验，得出国防开支的规模效应为正，外部性为负。
也有不用理论模型只从计量的实证角度研究国防开支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陈波（2006）通过对国国防开支与GDP时间序列进行了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国防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做了研究，认为在1954-2000年样本区间内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长期的均衡关系，1980-2000年样本区间内则存在这种长期的均衡关系，在这一区间内，经济增长是国防支出的格兰杰原因，而国防支出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魏华等（2007）以我国1952-2004年的数据为基础，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对我国国防支出和GDP的动态影响进行了分析。
三、模型、变量和数据
本文拟采用尚发光（2009）采用的内生增长模型进行估计，模型的公式为：y=α+β0x0t+β1x1t+β2x2t+μt，其中y为实际产出增长率，x0t为t时期的税率，用财政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来表示，x1t为t国防支出份额，即国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x2t为非国防支出份额。由于x1t+x2t=1，从而模型存在多重共线性，改进后的模型为：y=α+β0x0t+（β1-β2）x1t+μt。
数据全部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所收集到的数据主要包括从1952年到2013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国防开支、税收。经计算可得财政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国防开支与财政支出的比率、产出的实际增长率等。
四、实证检验
对模型进行最小二乘估计：
检验结果为：y=3.56-0.35x0+10.13x1
0.83 2.17 2.13
可知变量的T统计量均大于2，F统计量也很大，表示模型显著。根据检验结果，我们可知税率的增加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而国防开支的增加则会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可能是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
参考文献：
[1]陈波.国防经济学前言专题[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2]龚六堂，邹恒甫.政府公共开支的增长和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经济学动态，2001.
论文关键词：制度,经济增长,内生增长模型
一、我国经济制度变迁概述
自经济学诞生以来，破解经济增长之谜一直是众多经济学家们不断研究的重点。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其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意味着制度的变迁。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我国在建设具有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体制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党的正确领到下，我国经济建设硕果累累。回顾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历程，我们发现经济制度在经济中的作用不可小视。
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因素引入到经济增长理论之中，认为制度安排的发展才是主要的改善经济效率和要素市场的历史原因。更为有效的经济组织的发展，其作用如同技术发展对西方世界所起的作用那样同等重要。德姆塞茨指出，制度引起了经济绩效的改变，并且这一判断受到历史事实的支持。
中国的制度变迁过程就是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是围绕着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积累进行的,可以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多元化经济向一元化经济的变迁,形成了计划经济体制及其原始积累,这是一个从分散到集中、从市场化到计划化的过程,包括原始积累体制的形成(1953—1956)与运行(1956—1978)两大时期;第二阶段是从1978年底开始的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变迁。这是一个从集中到分散、从计划化到市场化的过程,它标志着传统原始积累体制的终结。如表所示：
表1：中国制度变迁过程
年份
制度变迁
1949-1952
新民主主义制度
1953-1956
社会主义改造及其过渡制度
1957-1977
中央集权及计划经济缺席
1978-1992
价格体制改革及有计划的商品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