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农村女性;生存现状;影响因素;综述
本文系国家大学生创新性试验计划资助项目“农村已婚女性生存现状及差异比较――基于苏北地区的实证分析”(编号:GJ0826)的阶段性成果,在何军副教授的指导下完成
中图分类号:C924文献标识码:A
当前,我国农村女性生存状况及发展问题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研究课题。目前,农村女性的生存现状问题得到了广大国内外学者的关注,针对农村女性生存现状的各个具体方面进行深层剖析,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一、农村女性劳动力生存状况
在对农村女性劳动力生存状况研究方面,农村女性劳动力流动一直以来都是备受政策制定者和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农村女性劳动力主要分为流动者和留守者两类。
农村女性流动到城市以后,其主体意识和权力意识开始发育,获得了更多的自和发展空间。在社会化过程中,她们不断更新着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逐步融入城市的主流,但不可避免地也面临着边缘化问题。姜秀花(2003)在研究农村女性劳动力流动问题时指出,女性尤其是未婚女性边缘人心态更突出。被城市排斥和排斥农村的双重排斥使农村流动妇女,尤其是分散在城市从事务工经商活动的农村妇女,形成了强烈的边缘人心态。她们多是以自组织的方式出来,散落在城市的一隅,脱离了农村原有的社会组织和血地缘保护,但又被排斥在城市的社会组织系统、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之外,成为组织边缘人和社会生活边缘人。农村女性劳动力的边缘化生存现状主要表现在:就业渠道与就业形式非正式化、职业角色边缘化、生存身份的边缘化、社会保障边缘化、社会地位边缘化、婚姻与情感边缘化(陆福兴,2007)。
农村女性来到城市后,受过去职业习惯的影响,特别是缺少与城市劳动市场相适应的技能和工作经验的积累,约有一半的流动妇女没有工作,只是在家料理家务或照顾孩子,即使有工作的也主要局限在个体商业、生产运输业和服务行业,职业层次较流出前虽有一定的上移,但仍处于工资收入比较低、缺乏福利保障和职业发展潜力有限的工作领域(叶文振,2005)。
学者们对农村留守妇女生存现状的研究中都倾向认为劳动强度高、精神负担重和缺乏安全感是压在“留守妇女”心头的“三座山”。肖慧欣(2007)认为,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不健全使得外出务工的人员绝大多数为男性,而他们的妻子只能留守在家乡。留守女性肩负着家庭的重任,扮演了多种本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扮演的角色,她们承受着双重负担,为社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由于农村留守妇女的社会角色多重,劳动强度更大,留守妇女生理、心理问题突出,身心健康令人堪忧。在生理与心理双重压力下,农村留守妇女大多数幸福感不强(周庆行等,2007)。
作为半流动家庭,留守妇女的婚姻问题一直以来也得到了广泛关注。丈夫外出打工后,留守妇女身心疲惫,夫妻沟通减少,导致婚姻危机,离婚现象增多(罗忆源,2004)。
二、农村女性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
伴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日益严峻。与此同时,我们应当注意到农村妇女文化层次低于平均水平的事实,这就使得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妇女的就业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因此,有效开拓农村女性剩余劳动力就业途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我国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规模不断加大,但转移数量依然落后于农村男性。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行业主要集中于工业、商业、饮食和服务业,因为这些行业都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且对劳动力的体力、专业技能和素质要求不高。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以年轻女性为主,以25岁为转折点,随着年龄增大,转移困难加大。农村女性劳动力就业及转移主要存在的问题有:农村女性劳动力整体文化素质不能适应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的需要;农村中老年妇女大量滞留农村不利于农村经济的长远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缺失和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不利于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王东平等,2009)。
在转移农村女性剩余劳动力对策方面主要有:加强农村妇女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全面提升农村女性劳动力素质,同时创造有利于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的社会环境(侯俊香,2004);注重导向性宣传,促进观念转变,充分发挥政府、妇联、各种媒体的宣传导向性作用,通过各种渠道的宣传和新型就业观念的培训,促进农村女性劳动力就业观念的转变(刘霞,2007);顺应市场基本规律和运作特点开发就业岗位,多渠道、多形式促进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就业。如,通过培训单位和用工企业结合的模式、中介公司和媒体联手的方式来增加女性劳动力的转移量(刘霞,2009);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在农业市场化的各个环节中寻求吸纳农村妇女的就业渠道,加快小城镇建设,挖掘小城镇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潜力(黄芳,2007)。
三、农村女性教育问题
农村教育是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农村女性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效措施,同时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农村女性教育是农村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发展目标相结合的战略思想,农村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是实现农村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手段。
王兆锋等(2007)以湖北省农村女性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为基本研究资料,分析了现阶段农村家庭对子女教育投资倾向性、变化趋势以及对农村女性教育地位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农村家庭对子女教育投资具有较强性别偏好,农村女性教育地位受到客观条件的阻碍,尤其是家庭和父母的因素。农村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存在明显的性别偏好,这种重视程度的差异也必将影响农村女性教育机会和能够接受教育的程度,从而造成农村男女两性教育地位的不平等局面。
陈慧平(2007)指出,发展农村女性教育应注重系统性,她分析了发展农村女性教育的系统环境、系统结构、系统要素,并针对不同情况,提出了应注意的问题和对策。
郑曦(2006)提出,通过大力发展农村女性职业教育来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论述了非政府组织在推进农村女性职业教育、提高农村女性素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如将性别意识培训融入农村女性职业教育,为广大农村女性提供专业咨询和就业技能培训,加强文化技术培训,提高农村女性的整体素质以及提供小额贷款来帮助农村女性发展农业生产等,同时还提出了如何推进农村女性职业教育的具体对策和建议,主张注重农村女性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沟通,调整优化从业结构,充分发挥农村女性的优势潜力来提高农村女性教育水平。
龚继红(2007)主张注重显性和隐性制度的安排,在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的同时,建立一整套完善的法律制度,从女童开始,狠抓基础教育,严格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同时也要注重建立多层次、多途径的教育模式,实施终身教育战略。
四、农村女性权益问题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农村建设的关注,农村妇女权益问题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关心。农村妇女仍是现实社会中最大的弱势群体,她们的民主政治权利、婚姻家庭权益、健康权保障等问题需要特别关注。
农村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农村女性包括参政在内的各方面积极参与,农村女性参政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参与意识强,当选比例低;在村庄政治中女性明显处于配角地位;农村女性参政议政的综合素质还不适应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同时,传统观念、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女性的参政意识、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和妇女组织的作用都是影响农村女性参政的重要因素,走出农村女性的参政困境关键在于提高农村女性参政意识,建立健全农村女性干部的选拔、任用、监督机制,提高农村女性干部的素质等(时树菁,2008)。
农村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往往与其在婚姻家庭中享有的权利是一致的。王彩芳(2007)在对农村妇女婚姻自、生育权、家庭事务决策权、财产权等农村女性家庭地位权利的调查中发现,农村妇女在婚姻家庭中实际享有的权利与国家法律规定的距离还比较远,男女不平等现象在农村地区的婚姻家庭中仍然广泛存在,农村妇女在家庭生活的许多方面还是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提高农村妇女的婚姻家庭地位主要在于提高其文化知识水平,培养权利意识,加强宣传和维权服务,唤起和维护她们的权利意识。
在农村女性健康权研究方面,新型医疗合作制度的实施改善了农村女性的医疗状况,但它在实施过程中却表现出农村女性高参合率、低就诊率的矛盾现象。这是农村中社会性别问题的存在所致,具体表现为三点:农村女性自愿参合的积极性并不高,“大病统筹”下导致农村女性的各种杂病小病被忽视,农村女性地位较低导致对自己身体状况的忽视。因此,应将性别意识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设计、执行和评估的全过程,有步骤地将“大病统筹”模式过渡到“小病统筹”,为农村妇女建立健康档案,开展健康教育,提高保健意识(王财玉,2009)。
五、主要结论与思考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以及女性地位的逐步上升,关于农村女性生存状况的研究已逐步深入,这是一个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过程。尽管当前研究已经对农村女性生存现状给予了足够重视,但仍然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
1、相关研究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上述已有的文献研究成果表明,我国农村女性生存现状包括就业状况、收入水平、文化程度、医疗条件、社会保障、健康状况、家庭地位、政治参与、土地权利等广泛而丰富的内容。但当前的研究并没有系统而全面地研究农村妇女的生存现状,只是对其生存现状的某个或者多个方面进行零散、局部的研究。
2、区域间的对比研究比较缺乏。目前已有的研究,多是针对某个地区的农村女性的生存现状进行分析探讨,没有从区域发展的角度对比分析农村妇女生存现状的差异及原因。
因此,通过实地调研和比较分析,全面而系统地研究农村女性生存现状,揭示农村女性生存现状的差异及其原因,在今后的研究中有待加强。
(作者单位: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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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罗忆源.半流动家庭中留守妇女的家庭和婚姻状况探析[J].理论月刊,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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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陈慧平.发展农村女性教育应注重系统性[J].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07.1.
[13]郑曦,杨宏.发展农村女性职业教育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J].成人教育,2007.4.
[14]龚继红,钟涨宝.构建和谐社会与农村女性教育问题探析[J].成人教育,2007.8.
[15]时树菁.农村女性参政的困境与出路――以河南省南阳市为例[J].社会主义研究,2008.1.
[关键词]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收入贫困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7-0231-05
陈琦（1978-），男，华中师范大学湖北省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政策。（湖北武汉 430079）
一、引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了大规模、有计划的农村扶贫开发。特别是随着《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的实施，扶贫开发取得了巨大成就，贫困人口规模大大降低。但是，贫困地区的不平衡发展问题却越来越严重。现阶段，我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一般经济增长已无法有效带动、常规扶贫手段也难以奏效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简称“连片特困地区”）。这些地区仍然面临着贫困范围广、程度深、减贫工作难度大的现实问题，扶贫工作推进相对较慢。2011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强调把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未来扶贫攻坚的主战场。2011年11月，中央启动了首个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试点——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武陵山片区试点的启动，标志着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的大幕已经拉开。
纵观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历史，可以发现这些地区除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制约经济增长之外，人力资本匮乏也降低了反贫困效果。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低、思想观念落后、生产技能缺乏所导致的参与式扶贫积极性不高、农村基层组织涣散、产业扶贫无法有效开展等，都阻碍了当地的反贫困进程。人力资本匮乏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已经获得共识，在连片特困地区未来的扶贫开发中，人力资本投资将会是一个重要的方向和目标。因此，非常有必要对该地区的人力资本现状、人力资本的空间分布、人力资本与收入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为连片特困地区未来的扶贫攻坚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二、人力资本理论与贫困认知
人类对贫困的认知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最初，研究者将贫困界定为经济层面的绝对贫困，如朗特里认为如果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获得维持体能所需要的最低生活必需品，则该家庭为贫困家庭。此后对贫困的认知，又历经了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收入贫困到多维贫困、经济贫困到能力贫困的转变等。同样，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贫困的成因进行了诠释。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认为贫困的产生主要是缺乏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要素。例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提出的“唯资本论”，认为资本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性因素。从政治学角度看，认为贫困的产生源于制度的不合理以及政策的短缺。例如，汤森认为个人之所以沦为贫困并不是个人因素或文化因素的影响，而是整个社会与经济建构的结果。从人口学角度看，认为人口数量增长以及人口素质低下导致了贫困。如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一书中指出：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与生活资料的算术级数增长之间的矛盾会导致贫困。此外，社会学家又提出了贫困文化理论、贫困功能理论、贫困结构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等用于解释贫困的成因。可以发现，在各种角度对贫困成因的解释中，人的因素都占有重要位置，特别是人力资本理论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兴趣。
人力资本理论首先由美国的经济学家舒尔茨在1960年提出，他指出人力资源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远比物质资本的增加要重要得多。人力资本包括用以形成和完善劳动力的各种投资。其中包括教育投资，用于增加劳动者的知识，提高劳动力水平和质量；保健投资，用于减少人们的疾病和死亡，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强工作能力；劳动力迁徙投资，用于发展劳动力市场行情调研机构，协助劳动力流动等。…人力资本理论提出后，引起了许多理论研究者的兴趣，并将人力资本投资付诸于反贫困和经济发展的实践之中。许多国家将教育摆到了重要的位置，把教育作为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并在实践中收获了重要成果。
在国内，人力资本理论也被视为贫困成因的一个重要解释，许多研究者围绕人力资本与反贫困做出了各种有益探索。一方面，探讨了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间接研究人力资本对反贫困的作用。如高玉喜探讨了我国贫困地区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人力资本的缺乏导致了缓解贫困的低效率和贫困的恶性循环；周晓梅从理论上探讨了人力资本投资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崔俊富等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力资本不足会损害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使经济停滞不前，陷入贫困陷阱。另一方面，直接研究人力资本与反贫困的关系，指出人力资本如何影响贫困并提出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反贫困对策。如魏洛明从理论上综述了人力资本投资与贫困地区发展的关系；赵曦研究了人力资本理论与反贫困的问题；杨云探讨了人力资本视野下西部民族地区反贫困的路径。
国内外的研究同时表明，人力资本与贫困之间关联紧密，人力资本投资对反贫困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现有研究在两个层面的涉足相对较少，一是对于特殊类型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研究较少；二是现有研究较少以家庭为单位考察人力资本状况。连片特困地区的家庭人力资本状况如何，不同地区家庭人力资本有何差异，家庭人力资本对家庭收入有何影响等问题，正是本文需要侧重考察的领域。
三、数据来源及指标说明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和华中师范大学2010年联合进行的“武陵山区减贫战略研究基线调研”项目。本次调查选取了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4省（市）8县，样本覆盖到贵州省印江县、思南县，湖南省凤凰县、泸溪县，湖北省宣恩县、咸丰县和重庆市秀山县、酉阳县等地149个村庄。本文根据研究的需要，采用删除缺失值个案的方法对样本缺失值进行了处理，最终得到566个有效样本。样本分布为：湖北133份，湖南104份，重庆200份，贵州129份。
（二）指标说明
本文采取指标法对人力资本进行评估，依据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主要选取家庭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以及接受培训状况三个指标考察家庭人力资本水平。考虑到家庭劳动力人口数和劳动力非农就业状况对收入的影响，在分析人力资本与收入关系时，引入这两个相关变量用作参考。
几个主要指标的解释如下：（1）劳动力人均收入是指粮食作物收入、经济作物收入、养殖业收入、经营性收入和非农就业收入之和除以家庭劳动力数量，这里的收入未扣除取得收入所投入的成本；（2）家庭劳动力人口数是指16岁以上，在家务农、外出打工或开展经营活动等有经济收入的劳动人口；（3）受教育程度直接通过受教育年数来度量；（4）健康状况分为差、一般和好三种类型，分别赋予1分、2分和3分的值，最终获得一个健康指数；（5）接受培训状况直接以接受培训的次数来度量，在回归分析中将变量转换为是否接受过培训的虚拟变量；（6）非农就业状况以是否外出打工来度量，为二分变量，在回归分析中转换为虚拟变量。
四、人力资本与收入贫困
（一）人力资本现状
武陵山片区包括湖北、湖南、重庆、贵州4省的64个县，从整体上来看，人力资本比较匮乏，各个不同省区的农村家庭在劳动力人均年收入、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以及接受培训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表1显示：（1）在整个武陵山片区，农村家庭的劳动力年均收入水平普遍偏低，仅为4480元。其中重庆和贵州地区的家庭劳动力年均收益较高，分别达到5625元和5125元；而湖南的家庭劳动力年均收益最低，仅为2098元。（2）整个武陵山片区农村家庭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为6.15年，大致相当于小学毕业水平，整体偏低。分省区比较，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高到低依次为重庆（6.71年）、湖北（6.05年）、贵州（6.04年）、湖南（5.29年）。（3）四省区农村家庭劳动力健康状况整体较好。（4）武陵山片区农村家庭劳动力接受培训的状态整体不尽如人意，人均接受培训次数仅为0.31次，绝大部分劳动力从未接受过任何形式的培训。劳动力接受培训次数较多的地区为重庆（0.51次）和贵州（0.48次），湖南（0.10次）和湖北（0.02次）劳动力接受培训次数非常低。
（二）人力资本与收入差异
为了比较人力资本不同是否导致收入上的差异，文中进行了方差分析。据研究需要对定距数据进行分组处理后，通过单因方差的分析，来进一步比较不同的人力资本因素与收入差异。对于通过F检验的变量，再进一步使用LSD事后比较方法，进行多重比较，以便于了解具体差异在什么方面。
表2显示，劳动力人口数、劳动力健康状况、劳动力教育程度以及劳动力培训次数四个变量均能通过F检验，这说明不同的变量中至少有两个组别之间的劳动力人口平均收入存在差异。进一步通过LSD比较可以发现：（1）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小学及以下水平（1-6年）劳动力的平均收入是最低的，文盲（0年）、初中（7～9年），高中（10～12年）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人口平均收入均高于1～6年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在该组数据中，虽然可以直观看到文盲的收入水平甚至高于初中（7～9年）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平均收入，但是在LSD的检验中并没有得到证实。（2）从健康状况来看，健康状况好的劳动力平均收入明显高于健康状况差或者一般的劳动力。（3）从培训情况来看，仅受培训1次的劳动力的平均收入，高于未接受培训劳动力的平均收入得到了证实，接受2次及以上培训的劳动力与仅有1次培训或未接受培训的劳动力之间，在平均收入上并没有显著差异。可见劳动力培训与劳动力平均收入的直接关系并不是非常明显。
（三）人力资本与收入相关
表3考察了人力资本与收入之间关系的强度。可以清楚看到，劳动力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培训状况、劳动力数量以及劳动力非农就业状态与劳动力人均收入之间都存在着显著相关。但是，从具体相关系数值来看，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仅仅呈现出低度相关（r
表4进一步说明了人力资本各变量对收入贡献的大小。在回归分析之前，对自变量的分布、线性关系、共线性问题进行了检验，发现自变量和因变量可以基本满足简单线性回归的条件。表4显示，模型的统计值F达到显著，说明5个自变量对劳动力平均收入的解释都达到显著。但是，模型的决定系数R2较小，说明这5个自变量用于解释和预测收入贫困不够全面，意味着在5个设定的变量之外，还存在着较大的未知因素影响着劳动力的平均收入。具体考察每个变量的贡献大小发现：（1）劳动力技能培训对收入贫困的解释力最小，只能解释0.7%的变异量。一方面说明培训对连片特困地区传统落后的种植业收入的提升效果不明显，另一方面说明培训对劳动力向非农就业转移的作用不明显。（2）教育水平对收入的贡献也比预期要小，只能解释2.9%的变异量。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连片特困地区的传统产业形态与基于义务教育所获取的知识关联性不大；第二，教育投资的效率发挥局限于农村家庭较少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缺少作用的平台；第三，劳动力非农就业行业对知识的需求不高，劳动力教育水平的高低不能明显体现出收入差别。（3）健康状况对收入贫困的影响相对较大，说明健康是决定劳动力收入的一个基础条件。（4）家庭劳动力数量以及劳动力的非农就业两个因素对收入的影响比较明显。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基于人力资本的视角，对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人力资本状况进行了描述，并分析了人力资本与收入贫困的关系，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整个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处于一个较低的状态，特别是教育水平偏低，这是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普遍存在的现象。劳动力教育水平偏低不仅影响到其发展意识，而且制约了其发展能力的提升。尤其是影响到参与式扶贫的开展，致使扶贫开发项目实施困难，减贫进展缓慢。
2.不同受教育水平、健康水平以及培训状况的劳动力，其收入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差异。可以证实的是，具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劳动力人均收入水平最低；健康状况好的劳动力收入水平更高；有过1次培训经历的劳动力收入水平较高。这种差异性，说明家庭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作用机理，在扶贫开发中应该区别对待。
3.进一步分析发现，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以及接受培训状况与劳动力人均收入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关关系，但是这种直接相关的程度较低。一方面，印证了以往研究中人力资本与收入存在关系的结论；另一方面，说明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由于其特殊性，人力资本对提升收入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挖掘。
4.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家庭劳动力的培训状况以及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对收入的贡献非常微弱，劳动力的健康状况对收入的影响则相对较大。整体来看，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人力资本对收入的贡献度较低，这主要是因为人力资本的效应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二）政策建议
依据对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人力资本的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加大对连片特困地区农村人力资本的投入力度。连片特困地区的人力资本匮乏是我国新十年扶贫攻坚面临的重要挑战，人力资本的提升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相较于物质资本的投入而言，人力资本投资的未来收益会更高。因此，必须加大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使我国的农村扶贫开发真正实现由“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的转变，实现由“外部推动式”发展向“内部自生式”发展的转变。
1994年10月中旬.在南京东南大学举行的,由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国家教委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中国产学合作教育协会、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会、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部级重点课题“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研究和实验”课题组(高教系统)共同发起组织的,由东南大学和中国矿业大学承办的“全国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学术研讨会”是推动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的研究与实践的重要会议。本文就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有关理论问题作论文综述如下.
一、现代社会杂件下,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含理论有新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有新发展•北京师范大学的厉以贤教授指出,邓小母同志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基本观点有:第一,重新肯定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培养全面发展新人的根本途径。第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第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内容上、方法上要不断有新的发展。北京科技大学柏士兴、中国矿业大学吴松元、无锡轻工业学院许惠农等人认为,邓小平同志从当代经济和科技发展的现状,从我国经济科技和教育的现实出发,阐明了如何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更重要的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指明了“教劳结合”是社会两大部门之间的有机结合,否则就从根本上破坏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这一思想值得我们深思。
如何看待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北京师范大学顾明远教授提出并坚持与以往有所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个普遍真理,它反映了现代大生产情况下理论联系实际、人的认识论、人的身心发展等客观规律,现代教育是现代生产的产物,因而应该发展地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现代教育的普遍规律.对于世界上任何社会制度下的教育都是适用的,而非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教育所独有。北京师范大学厉以贤教授就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什么说是时代普遍的规律,提出三个观察视角:1.现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大量运用到现代生产中去;2.长期形成的教育棋式脱离生活和劳动,要改变这种状况.广义上讲,是把教育和社会生活结合起来,3.培养的人最终总要走上劳动岗位,因此要强调教育与劳动的结合。对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价值和目标,他认为不仅有教育价值,而且有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变化价值。它们是:1.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和目标.2.经济的价值和目标。首要的是为了促使教育树度更加适应经济需要。其经济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向社会输送合格的劳动力.3.社会的经济价值和目标。在于培养学生在劳动中的集体观念和应在社会上提倡的价值观。中国矿业大学沈通生从现代社会发展状况出发进行具体分析后认为,现代社会中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新发展应理解为现代教育与现代生产劳动两个独立过程,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中介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有机结合,具体包括5个方面.1.现代教育与现代生产结合;2.双向性结合,既包括教育教学与生产劳动的结合,也包括生产劳动与教育教学的结合;3.教育教学过程与生产劳动过程以科学技术为中介的有机结合;屯结合的内容包括德育、智育、体育、技术教育诸方面;5.结合的基本点也体现在学习者与劳动者具体人身上的全面发展。
二、新形势下的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
相当普遍的看法是: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是在新形势下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在高等教育中的具体应用和发展。大庆石油学院段克东教授分析指出这种相结合有四个层次:第一层次,在社会发展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高等教育与生产、科研三个系统的结合。第二层次,高校在人才培养、生产和科研方面与社会上的企业和科研单位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合作。第三层次,在校内的以人才培养为中心,教学与科研、生产(服务)三项工作的结合。第四层次,在教学过程中,以课堂教学为中心,教学与科研、生产(实践)三种要素的结合。大连理工大学谢秉智、张秀萍的论文指出,新形势下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表现在三个方面:1.表现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上和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社会生产综合体系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上;2.表现在现代大学的社会职能转变上和高等教育办学体制的改革上;3.表现在高级专门人才培养过程的实际需要和发展趋势上。原国家教委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冀生研究员也指出,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反映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趋势,即:1.在办学思想上,通过这种相结合把高等教育和国民经济紧密结合起来;2.在办学模式上,把高等学校和社会紧密联系起来;3.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坚持这种相结合才能培养出高质量人才。河海大学胡连元认为,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在我国得以发展的理论基础是:1.这种相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的基本原则邝.这种相结合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3.这种相结合符合新时期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内在要求,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人才的必然要求;4.这种相结合是世界经济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5.这种相结合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科学决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制的客观要求。
三、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1.本质与内涵
吉林省教委主任陈漠开教授对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本质的基本看法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作为社会实体的人类自身生产与物质生产的矛盾统一,是现代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矛盾之统一。沈通生、吴松元、柏士兴、许惠农在他们的论文中概括了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的内涵:(l)现代教育过程与现代生产劳动过程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有机结合;(2)是以教育为出发点,以教育活动过程和活动规律为主的,生产劳动作为教育的结合对象,着重为实现教育的基本目标任务提供条件和保证;(3)这种相结合是不同范畴的劳动概念的有机结合,教育劳动的生产性是这种相结合的纽带和桥梁;(4)这种相结合是一个多层次的结合,多内容的结合,其劳动包括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劳动;(5)这种相结合是指一种广泛意义上的结合,即这种相结合还表现在教育事业的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6)这种相结合的教育内容,包括智育、体育、技术教育等诸方面、德育也应包括其中;(”这种相结合的基本点应该体现在受教育者具体人身上,使之接受全面发展的教育,朝着全面发展的方向发展。
2.基本特征
陈漠开教授在论文中具体分析了基本特征可分为4点:1.整体性。教劳结合是项复杂的教育系统工程。作为系统,它是一个统一有机整林,具有整体性。在这个整体中,规律交叉,目标一致,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形成整体优势。在整体目标和整体效益中,实现各自特定的利益和追求。2.双重性。各自的发展规律使相结合具有科学性。这种科学性无论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是客观存在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创造的反映客观规律的有益经验.但是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相结合不可能不反映出各自的生产关系和由它决定的教育的阶级性,使之具有社会性。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施相结合既要重视其科学性一面,又要重视其社会性一面,实现二者的统一。3.多样性。广阔领域,多彩的实践,千差万别的条件,不同的利益追求,使教产研相结合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不能不日益多样化。4.时代性。教产研相结合植根于时代的土壤,不能不反映时代的脉搏、深深打上时代的烙印,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3.功能
陈漠开教授提出了社会功能和教育功能。他指出它具有改造社会或促进社会进步的政治功能,提高社会生产的经济功能,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育人功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改造社会”的内涵发生质的变化,具有促进社会进步的涵义表现为;一是促进教育制度的改革,二是促进知识分子同工农的结合,三是促成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逐步消灭。它不仅可以使教育事业的发展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使教育培养的人才适应现代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而且通过师生参加物质生产劳动,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实际科学技术问题,直接创造社会物质财富,推动生产发展。它不但能使受教育者的智力和体力得到充分发展,而且会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使他们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4.结合点和结合模式
沈通生教授指出,科学技术是教产研相结合的有效结合点,教产研相结合只能是以科学技术为纽带在科学技术基础上的结合。现代生产劳动过程的基础是现代科技,而现代高等教育内容的中心或者说现代高等教育的基础也是现代科学技术,科学研究则直接参与现代科技知识创造和发展,因此科学技术把现代生产和现代高等教育及科学研究联系结合起来。一些同志从另外角度看待此问题,提出“中介”的说法,如清华大学陈智等。陈漠开教授认为,将科学技术看作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的“中介”更为恰当,因为高等教育主要是培养人,其本身包含科学技术.而现代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也需要科学技术,三者的结合是通过科学技术作为中介来实现的。陈漠开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不仅决定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速度、生产力的效率和质量,而且决定产品结构、生产组织结构、劳动方式,产业结构,左右生产发展方向,对教育,它则制约教育思想、教育体系,办学模式、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手段,是科学技术把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和现代生产联系了起来,并成为其共同的基础。在总体上科学技术是相结合的中介。关于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的结合模式,陈漠开教授从性质上分析,认为可分成三种:1.事业适应型模式。•解决的是客观上的问题,这种模式要求整个教育事业与国民经济的发展要求相适应,协调发展,形成良性循环。2.办学合作型模式。它由两种亚模式构成:其一是教育与科研、生产(社会实践)相结合。这是高等教育办学的基本途径。这种结合,是由社会发展中以经济建设中心,教育、科研、生产三个领域,高等学校在办学过程中以育人为中心,教学与科研、生产(社会服务)三项职能,在教学过程中以培养目标为中心,教育与科研和生产(社会实践)三种要素有机结合而成的教育系统工程.其二是产学合作教育。这是学校和产业部门按照工学结合的教学计划共同培养人才的一种办学模式。对高等教育来说,它又是教育与科研、生产(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过程结合型模式。这是把科学研究、生产实践引进教学过程的一种模式.
关键词：人力资源；人力资本；Mincer方程；城乡户籍；教育
0 问题的提出
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已被越来越多的研究所证实，但相关研究多数集中在教育对人力资本的贡献上。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人力资本收益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依据Arrow(1962)的“干中学”模型、Lucas(1988)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以及Mincer(1958)关于人力资本收益的估计模型作了大量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人力资本产出弹性系数大于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农村人力资本收益大于城市人力资本收益。有些地区的人力资本弹性系数却低于物质资本的弹性系数，这种结果是由于某些地区制度造成的障碍在人力资本收益上的反映，恰恰说明了人力资本的重要意义。人力资本的重要程度要求政府部门按照资源配置原则，重视人力资本的开发和配置，把生产要素投入到效率最高的地区和行业，以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地区资源。
当前背景下，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落后传统农业部门和先进现代经济部门并存、差距明显的一种社会经济状态，广泛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反映着城乡之间的制度差异。而在这种形式下，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统筹，根本途径是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最终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人的素质问题或者人力资本问题就凸显出来，成为制约地区经济发展的根本要素。实现统筹城乡的最大障碍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或者说是城乡人力资本价值的实现问题，是城乡协调发展，使有利于要素合理流动的城乡就业机制问题。区域人力资本收益是制约城乡要素合理流动的关键因素。国内外很多文献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同一国家和地区城市人力资本和农村人力资本收益率作了相关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城乡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呈现非对称性，但对于同一地区尤其是区域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城乡比较研究文献仍较少。朱琪(2009)针对广东10个地区城乡不同户籍的劳动力通过Mincer方程对4443份问卷做了分析，得出农村教育收益率大于城市教育收益率，而在工作经验、劳动时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对工资的影响系数等方面，城市样本系数显著大于农村样本系数，这也验证了以往学者关于城市及农村人力资本收益状况等基本结论，但该研究没有考察健康状况对人力资本收益的影响。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应当包括教育、保健、劳动迁移及劳动信息的获取等内容，而几乎所有的营养和健康方面的因素对于劳动生产率、对于人力资本收益都是有影响的。鉴于此，在相关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同一地区城镇和农村人力资本收益作比较研究，主要考察同一地区城市和农村人力资本在教育、工龄以及健康方面的收益状况，并提出相关的人力资本政策。
1 数据及模型
在对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的分析中，多数文献集中在教育的收益率分析上，其估计方法主要有内部收益率法和Mincer(1974)方程模型。由于内部收益率法只把正规的学校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内容，学校教育的结束意味着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束，这与人力资本内涵差距太大。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个人收益差异来源主要在于人力资本投资积累差异。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收益水平与教育后的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正相关性。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以受教育年限、工龄等作为衡量城乡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指标，同时引入健康状况等指标作为控制变量，采用扩展的Mincer方程模型考察教育、工龄及健康状况等人力资本要素对人力资本收益的影响。
1.1 数据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2009年6月至2009年12月对重庆市九龙坡区“十二五”规划所做的抽样调查，样本总数为1867个，根据筛选条件，其中城市有效样本751个，农村有效样本462个，样本总体有效率64.97％。对城镇和农村人力资本状况相关性研究的调查主要包括收入、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等要素。
对与收入相关的人力资本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设计的变量有：性别、教育年限、工龄、健康状况等。关于教育年限及工龄进行如下折算：小学及以下教育=6，初中教育=9，高中教育=12，大专及以上教育=16。假设样本的入学年龄为7岁，工龄=年龄-教育年限-7；关于健康状况变量，对健康水平进行衡量，求健康状况对收入的影响。
所有资料采用SPSS16.0版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表1、表2显示出研究变量及样本分部情况。
1.2 模型
传统学者估计教育对人力资本收益的影响，多数使用Mincer方程模型，利用在该模型中假定，所观察到的收入决定因素是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该模型认为，观察到的劳动力工资收入差别是由于不同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的不同而造成的。对教育、工作经验及健康状况的回报率的考察采用扩展的Mincer方程，对教育年限、工作经验、健康状况的考察，代表集聚在劳动者身上的人力资本的投资。大量研究表明，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中教育的回报率都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Schultz，1993)。因此，一般都将性别变量考虑进来，在将全部样本进行分析之后，考虑到男性和女性具有不同的工资收入决定因素，将资料按性别分开估计不同性别的教育年限收益率和工作年限收益率。因此，本文利用扩展后的Mincer模型如下：
InYi(S，E，H)=α1+α1Si+α2Ei+α3Ei 2+
α4Hi+ξi
其中，Y指人力资本收益，一般用收入衡量，i为所描述样本，S为受教育年限，E为工作年限，H为健康状况。Polacheek等(1974)认为，使用对数函数
比使用线性函数更为有效，使用小时工资率作为因变量更为准确。由于缺少小时工资率，本文利用全年工资收入的对数对人力资本的收益进行考察，E2是工作年限的平方，在模型中起调节作用。
2 结果与讨论
利用Mincer扩展模型将教育年限、工龄及健康状况对收入的影响进行估计。在城市职工收入中有些样本含有工资外收入部分，而且该项收入对总收入的影响不可忽视；另外，在农村劳动力收入中，非农收入占有相当大比重，因此对城市和农村劳动力的收入衡量都是指年收入。分析结果表明，各模型的F值全部通过检验，且都在0.05的水平下显著(见表3)。
2.1 教育年限对收益的影响
无论是城市样本还是农村样本，可以发现教育对收入的影响都是显著的。对于城市总体样本，教育对收入的影响显著，且城市总体教育收益水平大于农村教育收益水平，这也是被用来解释劳动力流动的原因之一，即较高的教育收益水平是吸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对城市男性样本的检验中，教育对收入的影响系数为7.853％；在对城市女性样本的检验中，教育对收入的影响系数为8.030％。比较城市男性与女性的教育收益水平，发现女性较男性在教育收益上更为明显。在对农村男性样本的检验中，教育对收入的影响系数为5.819％，高于全部样本的4.729％；在对农村女性样本的检验中，教育对收入的影响系数为4.482％。比较农村男性与女性的教育收益水平，发现农村男性较女性在教育收益水平上更大，这一点与城市样本结论相反。结合前人研究表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教育收益率是逐渐提高的，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结果表明，教育收益率一般在3％以下，而到了近几年，教育收益率增加到10％左右，相关研究结论也证实了这一点。
2.2 工作经验对收益的影响
研究结果发现，城市与农村的工龄收益率都是显著的，工龄收益率在性别方面城市与农村相同。工龄对收益的影响方面，城市男性工龄收益率为6.854％，城市女性工龄收益率为3.272％，男性与女性工龄收益率差别较大；农村男性工龄收益率为4.292％，农村女性工龄收益率为3.104％，男性与女性工龄收益率差别不大。比较城市男性、女性工龄收益率与农村男性、女性工龄收益率发现，男性工龄收益率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差别较大，而女性工龄收益率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差别不大。这可以从以下方面解释：城市男性随着工龄的增长，其人力资本价值增加，而城市女性由于婚姻、生育等诸多因素，随着工龄的增加，其价值并没有得到体现。而农村劳动力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其工龄收益率并不会增加太多。城市与农村劳动力工龄平方的系数都为负，这一点与相关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即收益曲线呈现倒“U”型，工龄的平方在模型当中起着调节作用。
2.3 健康状况对收益的影响
引入虚拟变量对人力资本其他要素中的保健因素，即身体健康状况对城乡劳动收入产生的影响进行估计。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健康因素对收益的影响在城市与农村都是显著的，且城市样本大于农村样本。其中，在城市样本中，男性健康收益率为7.598％，女性健康收益率为9.990％，女性健康收益率大于男性；在农村样本中，男性健康收益率为2.597％，女性健康收益率为1.490％，男性健康收益率大于女性。这可以从以下方面解释：健康与教育、工龄类似，在城市由于受到平均工资等因素的影响，城市收益率也会大于农村。由于城市男女性别对工作影响并不明显，但受生育等因素的影响，女性健康因素对人力资本收益会有较大的影响。而农村样本中，虽然进城务工会增加劳动力工作收益，但由于农村劳动力大多从事脏累差的工作，收益率自然会低，且在家务农人员多是老人与妇女，女性健康收益自然会低于进城务工机会较多的男性劳动力。另外可以发现，城市劳动力健康收益远大于农村水平，说明城市劳动力在疾病及保健等方面的因素对收益产生更大的影响。
3 政策建议
城乡发展是以城市和乡村发展水平和速度的持续差距为特征的不平衡发展，是由现实的不平衡过程向理想平衡逐渐改变的过程。通过对重庆九龙坡区城市样本与农村样本中人力资本要素、教育、工龄、健康状况、性别等因素的回归分析，提出以下几方面的政策建议。
3.1 转变思想观念，统筹城乡有序发展
实现城市化过程中实施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是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经验之一。我国目前进行的城乡劳动力转移实际上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而城市劳动力并没有向农村转移。农村人力资本具有较强的外溢性，而城市人力资本则具有较强的内溢性。在农村人均收入逐步增加的同时，城乡差距逐步扩大是个事实。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还是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水平，而不是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普遍不高，拥有较强能力的农村劳动者持续外流，客观上加重了目前城乡差距的扩大。因此，在解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同时，应该从根本上即思想观念上转变，改善农村人力资本发展环境，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使农村人力资本能够得到很好的发挥，最终实现城乡统筹。
3.2 加大教育投资，加强在职教育培训
人力资本投资是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发展农村经济的关键是加大对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改变人力资本储备中对城市投资的严重倾斜和劳动力城乡流动与迁移的非对称性。这个问题靠市场的力量很难解决，因此，必须强化政府在农村发展中的主导推动作用。在政府的引导下，加强对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加大国家对农民教育、农民培训和农村公共卫生等方面的投资力度，建立面向农业和农村的教育、培训和公共卫生体系。培育人才、提高农民整体素质，转变农村人才短缺和智力外流的状况，是农村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也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通过教育和培训，使农民获得生存和发展的能力，通过医疗卫生状况的改善，使得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得到提高。
3.3 消除性别歧视，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迈入21世纪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也是2l世纪人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主要特征之一。社会保障体系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稳定器”，虽然目前农村地区建立了包括医疗、养老等内容的社会保障，但是距离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差距甚远。农村地区的土地一定程度上代替社会保障发挥着作用，重男轻女思想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态势，这是农村地区对国家的社会保障缺位的“买单”，是城乡不平衡的表现之一。农村男性劳动力更容易找到工作，而女性则在接受教育、获取工作、获得较高劳动报酬方而受到歧视。因此，在消除性别歧视的基础上，应建立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及社会优抚在内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充实和完善。
3.4 创造良好环境，推进要素合理流动
我国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农民工进城务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的繁荣与经济的发展，同时解决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农村劳动力外流造成农村地区的进一步败落，城市也出现“大城市病”等诸多问题。在农村人均收入不断增加的同时，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实践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因此，以城镇化为主导，立足创造有利于城乡要素合理流动的发展环境，成为解决城乡要素流动的根本出路。同时，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发展农业产业化和社会化服务体系，为新农村建设创造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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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个人教育回报率是衡量居民教育投资回报水平的基本工具(孙志军，2004)。Zhao等(2002)比较了中国1978和1993年两个时间点个人教育回报率情况，认为相对1978年，1993年的个人教育回报率在明显增长；赖德胜(1998)研究显示1995年中国教育收益率比1988年有着大幅提高；Zhang(2005)和李实(2003)分别对1988—2001年和1990—1999年个人教育回报率进行研究，得出了回报率逐年提高的相同结论；陈晓宇等(2003)选择了1991年、1995年和2000年三个时点数据，发现同样的增长态势；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课题组(2005)针对2000年以后的个人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显示，2000年中国高等教育收益率达到13％，超过10％左右的世界平均值(Psacharopoulos, 2004)，2004年更是高达18.9％，其他如宁光杰(2009)、罗楚亮(2007)等研究得出的高等教育收益率相对稍低一些，但所有结论一致显示中国的高等教育回报率还在持续增长且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总之，国内外研究均认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个人教育回报率①要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随后逐步提高，到上世纪90年代末基本赶上国际平均水平，新世纪以来回报率持续向上增长，目前已经明显超过世界平均值。
已有研究主要从市场转型和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两个角度解释中国教育回报率持续增加的原因。市场转型理论认为市场改革越深入，以教育经历和工作经验为主体的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越显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迅速，居民收入货币化改革和自由劳动力市场逐渐发育成熟，劳动力配置由以前缺乏竞争性和流动性的“国家分配”刚性体制机制进化到个人自由选择职业和市场自由调配相结合的新模式，收入作为劳动力流动“指挥棒”作用得以充分发挥，教育经历又是劳动力能够实现流动的重要凭借，劳动市场的打开自然而然会推高教育回报率。
从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上分析，传统上劳动力就业方向基本都是“国字头”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作为最大雇主的国家人力管理部门对体制内的工资待遇有着较为严格的控制和平衡(刘精明，2006)，市场形成过程中，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甚至国有改制企业快速成长并成为就业市场增长的绝对主力，为实现自身发展，大多数非公有制企业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主动为高素质劳动力提供较高的薪酬待遇，从而带动了整个劳动力市场的劳动价值提高(Zhao, 2002)。因此，在市场机制得到更好贯彻的非公经济部门、市场化改革步伐更快的东部地区，教育收益率明显要高(Wei, 1999)。
市场因素能够很好地解释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教育整体回报率的增长现象，相对而言，针对高等教育教育回报率的增长还没有很好的解释。有人认为，中国受高等教育比例较小是导致高等教育回报率比世界其他国家高的重要原因(Benjamin, 2000)，然而，相对于大学生寥寥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拥有更大接受高等教育人数规模的2000年以后的劳动力市场高等教育回报率要更高，说明人数多寡并不是决定回报率高低的关键性因素；也有人认为近年来知识更新频率加快，科技因素快速渗透到社会生产并发挥主要作用(孙百才，2005)，一方面保证了高等教育回报率要高于其他教育层次的回报率，另一方面也使得早先毕业的大学生要比新近毕业大学生在知识上处于弱势，造成高等教育回报率偏高现实，这种观点在纵向上较好地回应了我国高等教育回报率递增现象，但是在横向上对于科技更为发达而回报率相对偏低的美国和西欧，中国如此之高的回报率依然令人费解。
尤其结合1998年以来中国教育大规模扩张的背景，已有解释更加显得单薄和难以令人信服。根据市场供求法则，供大于求则价格降低，供小于求则价格升高，劳动力市场也同样遵循这一规律，供给的增加会拉低劳动力价值。Ahluwalia(1976)研究认为劳动力市场有可能难以承受教育扩展的冲击，高等教育大众化会使得个人教育收益率的降低。Psacharopoulos(2004)发现20世纪90年代末国际平均教育明瑟收益率比20世纪90年代初降低了0.6个百分点，研究者在排除宏观经济等原因后(该时间段世界各国经济呈现明显增长)，将这一现象与同一时期各国平均受教育水平提高的状况联系，认为教育供给的提高是导致教育收益率轻微下降的重要原因。Tsai(2008)研究也表明，尽管在上世纪90年代台湾工业化经济发展速度相当迅速，但在高等教育扩张背景下，两者作用相互相抵，使得台湾的高等教育个人回报率在此期间基本保持不变。
就我国情况而言，从1998年开始的大学扩招使得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供给迅速增加，高等学校每年招生人数从1998年100万人增加到2008年招生600余万人，在校生规模从350万人增加到近3000万人，从供给端看，高学历人才从数量上已经不“金贵”。当然，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全球化、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进程不断提速，经济社会的发展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又是在大大增加。也就是说，2000年之后，高等教育迅速扩张增加了大学生供给会导致高等教育回报降低，同期经济快速增长使得社会对高素质劳动力需求增加又会促使此类劳动力价值提升，然而，在市场转型的大背景下，到底是大学生的供给超过了经济发展需要导致大学生贬值，还是说经济增长包含的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等对高素质劳动力需求大于高等教育供给使得大学生升值，纯粹从逻辑上很难推断出具体结论。
实际数据显示，我国从1998年开始的大学扩招使得高等教育迅速从“精英模式”过渡到“大众化”阶段，短时间内大量学生走出大学校门的同时，囿于经济发展模式落后和产业升级缓慢，社会没有做好吸纳突如其来、庞大的新增高学历劳动力群体的准备，应届大学毕业生未能就业人数飙升，如图1，2002年 过后，应届大学毕业生未就业人数从每年不足40万快速增长到2008年近200万应届大学毕业生不能就业(非累计数字)，年增长率始终在20％以上。(数据来源：梁冬梅，高校大学生就业的现状及对策，人口学刊，2009. 6)
图1 2000年—2008年大学毕业生当年未就业人数和增长率
因此，新世纪大学生就业状况实际已发生深刻变化，这种改变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既有研究的可比性基础，因为无论是上世纪80、90年代，还是在西方国家，没有发生如此之大比例和规模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情况，现有研究只是把目光投向那些已经获得工作机会的大学毕业生身上，所得出的高等教育回报率极有可能存在偏差。所以本文主要基于目前国内最为权威的社会调查数据，利用常规方法对不同时期大学毕业生教育回报率进行验证研究，同时引入新世纪中国大学生“毕业后未能就业”规模激增现实因素予以对比，以期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30年来中国个人高等教育回报率变化情况。
二、方法与数据
(一)方法设计
明瑟方程基本的表达方式为：
其中，ln w是指个人收入的对数，Sch表示教育年限，Exp表示工龄，ε为误差项。系数β就是个人教育回报率，因为方程没有涉及教育成本，所以该方程求得的回报率并没有考虑成本因素。
在模型的实际应用中，考虑到变LUNwen. dylw.net 量遗漏、选择偏差、异质性等问题，一般学者会加入一些变量和控制变量，本文为了更为集中地讨论问题，仅采用最基本模型②。另外，公式(1)中的教育年限是连续变量，β代表平均教育收益率，为更方便地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反映教育的阶段性特征并有利于相互印证比较，我们借鉴李实等(2003)使用的方法，该方法也被大量文献所采用，将公式(1)改写为：
(二)数据处理
本文数据来自由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共同完成的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06年项目(CGSS2006)，该年共获得了10151个样本(家庭)相关情况，有1220个样本具有高等教育经历，其中经筛选后符合要求的样本有7348个，具有高等教育学历样本为824个。
相关变量的处理方式为：受教育年限、收入等在调查问卷中直接体现；工龄的计算方式为当前年龄减去受教育年限再减去7(默认7岁是普通公民开始接受小学教育的平均年龄)；在教育层次上，分为小学及以下学历、中等教育学历和高等教育学历三种。
本研究采用出生同期群方法来比较研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2000年之后毕业的大学毕业生回报率情况，按照我国正常的学制年限安排(即设定23岁是个人从大学毕业的平均年龄)，3个同期群分别为：第一个同期群(C1)涵盖1957年到1966年出生的受访对象，以研究上世纪80年代情况；第二个同期群(C2)涵盖1967年到1976年出生的受访对象，以研究上世纪90年代情况；1977年后出生的公民归为第三个同期群(C3)，以研究2000年以后教育回报率变化情况。
三、分析与讨论
已有研究对于不同年代毕业的大学生按照同样标准，只研究那些进入社会获得工作并领取报酬的样本，而舍弃掉没有找到工作没有领取固定报酬的样本，这样就有一个潜在假设：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处于一个长期的稳态过程，无需考虑更多因素就可以将不同时期毕业的大学生进行比较，当代大学生与10年前乃至20年前在获得职业机会上没有变化。这个假设会怎样影响高等教育回报率，本部分使用同样数据同一模型，分别在不考虑大学生就业变化的常规假设前提和引入大学生“毕业后未能就业”因素条件下进行比较分析。
(一)常规处理得出的分析结果
在大学生就业状况处于“稳态”假设前提下，为得到不同年代大学毕业生“价值”数量变化，可利用公式(2)得到个人教育收益率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不难发现，在同一时点，相对于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就业者(参照系)，中等教育程度劳动力教育回报率呈先增后减，而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教育回报率不断升高，从相对系数高137％到高158.9％，增加了20个百分点。这表明，相对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劳动力，大学生是在持续“升值”。严格来说，这个推论不能直接得出大学生本身“升值”的结论，因为这里高等教育系数只是一个相对系数，有可能不同年代出生的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劳动力工作报酬有较大差异，比较的参照系(小学及以下学历劳动者)发生重大变化则会导致相反的结论，因此必须要对总体情况加以考虑。
表2是根据公式(1)得到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到，不同时间区段出生的就业者回报率同样呈上升趋势，也就是说总体来看教育对劳动者报酬的影响越来越大，以年为单位的个人教育经历含金量越来越高。
结合上文分教育层次的估计结果，可以认为新近毕业的大学生收入要比上世纪80年代大学毕业生收入要高，大学生在持续“升值”。这个结果与李实(2003)、陈晓宇(2000)等研究结论完全一致。
(二)考虑未就业大学生的分析结果
西方发达国家在跨期或者跨区比较研究时使用大学生就业稳态假设是合理的，西方社会在人口、教育、经济等方面都处于平稳状态，大学生毕业后顺利就业比例长期来看基本保持稳定。而综合我国2000年、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2006年《中国劳动统计数据》进行比较，我国1999年、2001年2006年城镇失业率分别为3.1％、3.6％、4.1％，与此同时大学文凭失业者占失业总人口的比例从1999年的4.7％、2001年的6.1％上升到2006年12.6％，具有大学文凭失业者中因为“毕业后未找到工作”原因人口比例从1999年的4.9％、2001年的37.2％增加到2006年的47.6％。因此，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都在发生快速变动，大学生就业稳态假设有欠合理，面对不断膨胀的毕业后未能就业的大学生群体的既有现实，已有研究显然难以反映整体情况。
CGSS2006问卷中专门设置了就业状况的调查选项，使得我们能够将大学生毕业后无法就业的情况从其他样本中分离出来，从而能够考虑2000年以后毕业的大学生(C3)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的实际情况，将毕业后未能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不含处于失业状态的大学毕业生)纳入回归模型，这样就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不同时期毕业的大学生价值变化。
将CGSS2006数据未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放入样本中进行回归，设定他们的年收入为10元(近似无收入)，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高等教育经历劳动力收入对数相对小学及以下学 历劳动力收入对数从表1的158.9％下降到121.9％，不及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教育回报。表4显示，个人平均教育收益率也因为考虑了大学生就业状况的原因，年教育收益率大幅下降，不及前两个期间的年教育收益率。
图3直观表明，用一般的教育回报率计算办法，高等教育相对收益率和个人平均收益率都在不断增长，然而，在考虑大学生就业状况因素条件下，以低学历层次劳动力为参考，收益率最高的是上世纪9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其次为上世纪8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收益率最低为新世纪大学毕业生；就个人平均教育回报率而言，新世纪新生劳动力(1977年以后出生)教育回报率最低，上世纪90年代进入劳动力市场(1957—1966年出生)的就业者回报率最高。三者次序之所以发生变化，根本原因在于一般研究仅仅把已经在寻职大潮中成功“上岸”的大学生们计算入样本中，忽略了越来越大比例的大学毕业生依然还在失业的苦海里艰难挣扎，如果将两者合并计算，结果发生变化是容易理解的。所以，新世纪大学生价值在“明升暗降”。
(a)高等教育相对收益率变化
(b)个人平均收益率变化
图3 考虑就业状况对个人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对比图
另外，明瑟估算方法并不反映和包括个人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仅仅对大学生“产出”部分进行考量，而我国高等教育近十几年来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大学生学费成本、生活成本、求职成本在不同程度增加。如果考虑这些成本变化因素，高等教育的“性价比”可能愈显低下。所以，目前“读书无用论”再次被人们频频提起，原因并不是民众对高等教育作用的否定，因为对于那些能够找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来说，多年的教育投入是值得的，“读书无用论”适用对象是目前毕业后无法找到合适工作岗位不能实现自我价值的大学生群体。
四、结论与建议
现有大量研究显示中国高等教育个人回报率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持续增长，2000年过后更是赶超世界平均水平。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06(CGSS2006)数据进行分析，将未就业样本数据包含到明瑟估值模型当中并将结果与传统分析结果相比较。发现在不考虑大学生就业状况的条件下，新世纪大学毕业生回报率最高，大学生“升值”明显。然而，在加入未能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样本状况下，2000以后毕业的大学生回报率大幅下降，比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大学生教育回报率都要低，新世纪大学毕业生实际上在发生着快速“贬值”。
结果说明，现有的大量研究没有考虑我国新世纪大学生就业状况已经与改革开放初期有了根本性变化，并假设了我国大学生就业状况与世界其他国家大学生就业状况类似的研究前提，导致现有研究普遍高估了中国高等教育回报率，LUNwen. dylw.net 造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回报率相比改革开放初期大幅增加、中国高等教育回报率相对发达国家更高的两个研究“假象”。本文是对既有研究方法和结论的一个纠正和补充。
本研究的意义还在于，有学者以中国高等教育个人回报率不断增高之表面现象作为国家进一步提高大学学费、减少高等教育投入的重要依据和理由，认为普通家庭及个人教育投入回报预期明显，有意愿承担更为高昂、更高比例的大学生学费负担。且不讨论公益的、具有外部性的高等教育事业是否应该通过民间不断投入方式来实现发展，仅从教育回报来说，本文研究结果显示中国高等教育回报率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现阶段还是需要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更多关注以及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更多投入，更多地关注和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题。
［收稿日期］2012-03-14
注释：
①1个人教育回报率与个人高等教育回报率并不是一个概念。大多数国家基础教育回报率＞高等教育回报率＞中等教育回报率，而中国数据显示(李实，2003)我国的高等教育回报率>中等教育回报率＞初等教育回报率，个人教育回报率介于中间。由于部分文献没有专门对高等教育回报率进行研究，为口径对比方便，本文某些段落采用个人教育回报率数字而没有用个人高等教育回报率，这种口径变化不会影响文章所要讨论的问题。
〔关键词〕产业转型；就业机会；人力资本；教育投资
中图分类号：G6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13）05006206
一、引言
产业转型是保持经济竞争力的关键，是由失去竞争优势的成熟产业或衰退产业向新兴产业或成长产业转移的过程[1]。在产业结构理论中，“配第—克拉克定理”描述了产业结构转变的规律：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第一产业中的比重逐步下降，在第二产业中的比重逐步上升，进而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开始上升。产业结构的演进路径是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知识密集型。凌文昌和邓伟根[2]指出，产业转型对经济增长有明显促进作用，经济增长率和增长质量随产业转型速度的加快而呈上升趋势，反之，则呈下降趋势。
目前，中国经济亟需进行产业转型，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金碚等[3]认为尽管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存在大的失衡，但中国产业结构在产业内部和产业价值链的国际分工体系中仍处于低端，具有高投入低回报的特点。他们认为中国未来产业结构的发展方向是推进产业升级，提高产业增长质量，使产业升级由东部向西部推进，形成梯度转移。指出，中国总体上仍处于工业化中期[4]，处于国际分工和产业链的中低端。面对传统优势减弱和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局势，中国迫切需要产业转型，优化产业结构，使产业层次从低端走向中高端。2011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产业蓝皮书：中国产业竞争力报告（2012）No2》提出，尽管中国已被划入中上等收入国家之列，但中国产业结构却并没有转到中高技术产业占主导的阶段，中国在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后半程中面临 “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实现重大的战略转型。
产业转型与经济增长要依赖于生产要素——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概念由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明确提出，他认为：“人力资本是指凝集在劳动者本身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劳动能力”。舒尔茨将人力资本投资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卫生保健设施和服务，包括影响人的预期寿命、体力和耐力、精力和活力的全部开支。二是在职培训，包括商社组织的旧式学徒制。三是正规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四是由商社组织的成人教育计划，特别是农业方面的校外学习计划。五是个人和家庭进行迁移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就业机会[5]。李建民[6]指出人力资本是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能够提高人力资本自身及其他要素的生产效率，人力资本不仅能够直接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同时又通过促进科学和技术进步来促进经济的增长。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将人力资本作为外生变量，来研究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这一阶段具有突出贡献的经济学家是明塞尔、舒尔茨和贝克尔。明塞尔[7]最早研究人力资本理论，他将人力资本与失业、经济增长等问题联系在一起，认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更好的就业稳定性及更低的失业率；同时，人力资本增长是经济增长的条件和结果，人力资本增长会提高物质资本的边际产出，进而提高总产出，而物质资本增长也会提高人力资本的增长。舒尔茨[8]对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和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定量研究，他认为人力资本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教育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贝克尔[9]进一步从微观层面将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与收入分配结合起来，并系统分析正规教育的成本和收益问题。
在人力资本发展的第二阶段，Lucas等人在舒尔茨、贝克尔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人力资本理论，在这一阶段将人力资本作为内生变量并纳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中，来研究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Lucas [10]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与索洛增长模型相结合，提出了著名的人力资本模型，将技术和人力资本内生化，并得出了与舒尔茨和明塞尔相一致的结论，即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国内学者代谦和别朝霞[11]通过动态比较优势模型来研究人力资本与发展中国家产业转型的关系。他们指出由于人力资本积累具有外部性，能够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研发效率，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动态比较优势是人力资本积累，其实现经济增长和产业转型要依赖于人力资本水平的不断提高。王金营[12]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中国1978—1998年经济增长有169%来自于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指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是中国现代经济快速增长的源动力。黄文正[13]运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的方法研究人力资本对产业转型的影响，并得出结论：人力资本积累促进产业转型，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质是人力资本积累投入于经济活动的结果。他认为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效率和提高教育水平是实现产业转型的根本途径。
现有文献大多从宏观层面分析中国产业转型对人力资本的要求，而对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深入细致研究并不多见，本文致力于研究中国产业转型对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要求。人力资本教育投资指正规学校教育投资，本文假设由于个体差异导致非正规教育在产业转型中产生的影响相互抵销。本文首先采用比较静态方法分析当前中国产业转型时期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现状，其次通过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产业转型对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要求，最后将实证结果与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现状相结合，提出“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
二、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现状及问题
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人力资本教育水平明显提高，2010年中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要求加大人力资本教育的投资力度，实现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进一步确立“优先发展教育，建立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目标。本文采用比较静态方法分析中国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现状，相关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度数据计算得到。
1人力资本教育投资规模
中国教育投资资金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分别是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民办学校办学经费、社会捐赠经费及事业收入（包括学杂费）。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非国家财政性教育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但由于教育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一直是教育投资的主要组成部分。2001—2010年中国教育投资规模的变动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2001—2010年中国教育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总投资从
4 63766亿元增长到19 56185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投资是教育投资的主体，两者的变动趋势是一致的，2001—2005年非国家财政性教育投资的增长要快于国家财政性教育投资，2006—201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投资增长快于非国家财政性教育投资。
2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结构
对三级教育（小学、中学及大学教育）的投资是国家财政性教育投资的主要方向，2007—201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在三级教育中的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2007—2010年三级教育投资占国家财政性教育投资的80%以上，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在普通小学、普通中学及普通高校中的比重基本稳定；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对职业中学的投资比重最近两年稳定在620%以上。
根据2001—2011年普通高校、普通中学、职业中学和普通小学的招生情况可以看出，在普通中学招生人数基本上逐年减少的趋势下，普通高校的招生人数逐年增加，2011年普通高校招生68150万人，是2001年的254倍；职业中学招生情况变化不大。
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投资总量逐年增加，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在不同类型教育上的分配比重基本稳定，但由于普通高校近年来大规模扩招，实际上高等教育投资经费是逐年减少的，普通高校教育投资的福利水平是下降的；而职业中学招生规模变化不大，职业中学教育投资经费是逐年增加的，职业中学教育投资的福利水平是上升的。
3人力资本教育投资水平
国际上使用公共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教育投资水平，中国的公共教育经费是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2001—201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基本上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最近几年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增长很快，到2010年这一比重增加至365%，相对于2001年高出086个百分点。而2012年这一比重达到4%，实现《教育规划纲要》的预期发展目标。
尽管纵向比较来看，中国教育投资水平显著提高，但在与国际横向比较中，中国教育投资明显不足。2000年世界公共教育投资比重的平均水平已达到450%，发达国家高居530%，欠发达国家也达到410%，而截至2010年中国仍与450%存在很大差距[14]。
三、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研究》课题的部分调研数据。该调研自2012年6月开始到2012年9月结束，历时3个月，主要目的是调查政府、企业和企业职工在产业转型中的努力和表现，研究影响产业转型的主要因素。本次调研范围很广，遍布东北地区、西部地区、华北地区、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涉及批发零售业、制造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农林牧渔业、建筑业、住宿餐饮业、IT业和采矿业等十余种行业。调研对象分别是政府、企业和企业职工，共发放政府问卷127份、企业问卷241份和企业职工问卷4 495份，由于本次调研问卷采用一对一的形式发放，对有问题的受访者能做到及时解答，因此，问卷效率很高，分别达到100%、100%和9670%。本文根据企业职工调研数据来分析产业转型对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要求。
调研收回的4 346份企业职工问卷中，有667份的受访者所在的企业有产业转型的计划或行动（简称为经历过产业转型的企业职工），本文在研究产业转型对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要求时，使用该667份调研问卷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企业的产业转型情况统计和经历过产业转型的企业职工的区域分布分别如表3和表4所示。
2人力资本教育投资与就业机会的相关关系
从表5可以看出，当性别、从事当前工作年限、年龄和区域四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时，学历与就业机会在5%显著性水平下是相关的，相关系数为012。表5反映了企业职工自身的人力资本教育投资越高，在产业转型中的就业机会就越多。
3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产业转型对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要求，实证研究分两部分进行：
首先，将学历变量纳入到回归方程中，从整体上分析在产业转型中学历对就业的重要影响，构建模型（1）。
其次，将学历分解为高中及以下、专科、本科、硕士及以上，纳入到模型中，进一步比较在产业转型中不同教育投资对就业的影响，构建模型（2）。
表7的检验结果表明，在式（2）中只有本科学历（edg）、硕士及以上学历（eds）和从事现有工作年限（per）三个变量对就业机会的影响是显著的。产业转型中，高等教育对就业机会的积极作用凸显，具有本科学历的劳动者的就业机会是没有学历背景的184倍，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劳动者的就业机会是没有学历背景的242倍，而具有专科学历的劳动者并没有在就业机会上表现出优势。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一国经济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优势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占优势过度的过程中，经济中简单劳动的使用量相应减少，资本和技术的使用量增加，劳动者的智慧和创造力在经济生产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人力资本质量水平是决定产品生产效率和研发效率的关键因素，是产业成功转型的决定性力量。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与理论相一致，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是产业转型时期增加就业机会的积极影响因素，高等教育学历在产业转型中作用凸显。具有高等教育学历（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劳动者的就业机会要显著高于没有高等教育学历的劳动者，而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劳动者的就业机会要明显高于本科学历的劳动者，这意味产业转型对人力资本高等教育投资具有强烈要求。然而，本文通过对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中国普通高校教育投资水平呈下降趋势。尽管近年来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投资总量逐年增加，教育投资在三级教育的分配比重稳定，但由于普通高等学校近年来大规模扩招，实际上高等教育投资的福利水平是减少的。
此外，在产业转型时期，尽管国家财政对职业教育投资力度不断加大，教育投资水平上升，但具有该学历的劳动者并未表现出就业优势，这意味着产业转型对人力资本职业教育（中、高等）投资没有明显要求。导致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有两个：一是职业教育对产业转型贡献确实不大；二是由于职业教育资源不足或配置错误，导致具有专科学历的劳动者无法积极地适应产业转型。经济社会生产所需要的高素质劳动力和技能型人才主要是通过职业教育为社会培养并输送的，这些人在工业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这个角度看，第一个原因是不正确的。因此，本文认为，职业教育资源配置错误是具有职业教育学历的劳动者没有在产业转型中表现出就业优势的主要原因。
总之，当前中国产业转型对人力资本高等教育投资的要求与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现状不匹配，人力资本教育结构和布局不合理。此外，中国公共教育投资不足，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与国际平均水平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应巩固“优先发展教育”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的核心地位，加大高等教育的投资力度，增加高等教育投资水平，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优化职业教育的资源配置，将职业教育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规划中，使职业教育规模、专业设置与经济发展相协调。完善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结构和布局，以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转型对人力资本的要求。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城乡收入；收入差距；教育培训
在20世纪80年代，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根据2011年的统计数据，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达到1.17亿。一方面，针对农村地区，大量剩余劳动力别无选择，只能转移到城市谋生，而为了增加收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也必须转移到城市，另一方面，根据城市发展的需要，这些农村劳动力转移已经成为为城市提供劳动力的主要来源。然而，由于长期分割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和其他社会经济原因，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这些因素主要是地区差异、工资、选择工作方式的差异、失业率、城市工业的技术进步和性别。一般来说，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以及大规模的聚集倾向。
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日益增加，最终这将会缩小甚至消除城乡收入差距。但与此同时，它还将建立具有中国的特点“双重劳动劳动和就业制度”和“城市二元社会”。在2006年，蔡P认为使用劳动力流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需要一定的条件。在当前阶段的中国，由于很多不完整的条件，劳动力流动和收入差距扩大是主要的现状。
一、研究综述
首先，农村剩余劳动力经济学最早的研究者是刘易斯，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中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一个十分关键的环节，只有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才能使城乡经济一体化，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其次，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改善行业发展状况的一个先决条件，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业技术，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员工的质量。最后，另一个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理论是托达罗理论。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认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仅取决于城乡差异，还取决于成本―收益对比。经济发展的劳动力转移造成的心理动机是主动转移。这显示出对他们个人的主观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个人品质是影响劳动力转移的重要的心理因素。
二、教育培训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劳动力转移的难易程度和转移后的工资状况受职员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因此，转移的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成为转移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受教育水平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知识水平。
农业生产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使农村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的唯一选择就是向城市转移，这也体现了农村发展的不断进步，虽然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但他们进入城市后从事的大多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制约他们发展的关键因素就是劳动者素质低，最主要的方面是知识水平较为薄弱，因此加强农村劳动者的教育培训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有所提高，他们的可选择工作范围也将有所增加，可以和城市劳动力进行公平的竞争，提高其竞争能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可以增加城乡收入和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教育培训可以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三、政策建议
教育和培训体系的创新是很重要的。教育和培训对劳动力是一种有效的方法，通过教育和培训可以对劳动力转移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要增加对农村公共教育投资资金、各级政府投资教育和培训经费。农村劳动力教育和培训应该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开发他们的选择就业和目标的能力。建立培训、学习、评估、认证、诱导等机制，严格执行劳动就业证书系统考察，这应该贯穿整个转移过程。
参考文献：
[1] 蔡P.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变化[J].经济研究，2007（07 ）.
[2] 邓曲恒 古斯塔夫森.中国的永久移民[J].经济研究，2007（04）.
[3] 王德文 蔡P 张国庆.农村迁移劳动力就业与工资决定：教育与培训的重要性[J].经济学（ 季刊），2008（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