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发展普惠金融确定为国家发展战略，从区域上来讲，普惠金融战略实现的关键区域在广大农村地区。政府在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过程中，也尝试走出一条新的不同以往的改革道路，在广大农村地区开设许多所谓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专门服务三农，截至2014 年底，全国共有村镇银行1153家，小额贷款公司8791 家，农村资金互助社49 家。而政府这种外生的植入式的农村普惠金融改革最终仅仅是增加农村普惠金融机构数量、创新农村金融机构普惠金融业务或产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丰富农村金融信贷抵质押物等，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农业、农户贷款的难题，但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解决广大农村地区的融资问题。原因就在这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除农村资金互助社外，其余两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都是外生性的，而完全内生的农村资金互助社，其成立、运作都收到诸多限制，导致到2014 年底进行正规登记的农村资金互助社只有49 家。政府这种外生的植入式的农村普惠金融改革效果不如人意，很多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目标偏移，导致其偏离政府设立这类机构的初衷(周孟亮，2010;杨娴婷，2012;孙良顺，2014;陈蓉，2014)，根据相关数据显示，现行的所谓农村普惠金融机构，如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追求的金融服务对象大多是富裕客户、种养专业大户以及规模较大的企业，远离了低端农村客户，这些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深度和广度远远不够，存在较为严重的离农脱农和抽离农村资金现象。
现行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供给，包括金融机构、金融产品等具有非常强的外生性和强制性，而这种带有外生性的、强制性的普惠金融供给从其出现第一天开始就与农村、农户内生性的、诱致性的金融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矛盾，甚至可以说是激烈的矛盾。试想一下，外生性的农村金融供给和内生性的农村金融需求之间怎么能够协调统一?因此，为促进我国发展普惠金融战略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实现，迫切需要理清我国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路径依赖，从现行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外生性路径依赖转为内生性路径依赖。本文将分析农村普惠金融内生化发展的机理，同时分析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内生化发展的现状及面临的障碍，最后提出农村普惠金融内生化发展的路径。
关于什么是内生性金融，张杰(2003)给出定义：内生金融是由客观供求刺激下的民间自发组织形成的，为民间经济融通资金的所有非公有经济成分的资金运动。但胡卫东(2011)认为张杰对内生性金融的定义虽然中肯，但有失偏颇，不能完全概括内生性金融的特征，胡卫东将内生性金融定义为：由社会和经济体系的内部因素所决定和诱致生发的资金融通活动，相反，凡不是由系统内部因素决定或衍生出来的融资活动就称之为外生金融。吴玉宇(2015)结合国内学者关于内生性金融的定义，给出一个较为全面的多维内生性金融的概念：内生性金融是指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由社会、经济体系的内部因素决定，由微观经济主体参与，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自下而上内生出的金融活动、金融组织、金融制度、金融体系的统称。相反，外生性金融是指在政府主导下，受政府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政策调控，通过强制性制度变革至上而下产生的金融活动、金融组织、金融制度、金融体系的统称。本文认为吴玉宇对内生性金融和外生性金融的定义结合了上述学者观点的优点，较为全面，故本文采用吴玉宇(2015)对内生性金融的定义。
关于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方向，学者楚尔鸣(2007)通过分析我国农村金融供给制度的发展历程，发现我国农村金融供给完全是由政府强制主导推行的外生性金融供给，农村金融供给从外生性走向内生性是必然选择。胡卫东(2012)也赞成我国农村金融走内生化的道路，因为内生性金融具有外生性金融无法比拟的优势，即熟人的社会信息、社会信任、社会关联优势，而外生性金融之所以不敢或不愿意向农户提供信贷支持，主要原因在于信息收集困难、抵质押品缺乏等。建议加快我国农村金融内生化进程，同时外生性金融机构与内生性金融组织在资金、人员和组织机构上的协作。胡卫东(2013)发现我国在进行农村金融改革时存在生搬硬套现象，而且由于忽略和偏离农村金融的内生性需求，导致我国农村金融发展陷入一系列误区：如农村金融的超前商业化趋势、小额信贷的使命漂移等，建议从增量和存量两方面加强我国农村金融的内生化，最终形成高效的农村金融造血机制。周治富(2014)从政府转变职能的角度来研究政府在农村金融内生化过程中发挥作用。他认为由于内生性金融具有高度的契约密集性，金融全力的可自由让渡和交换程度对内生性金融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二、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组织内生化发展现状
本文采用吴玉宇(2015)关于内生性金融和外生性金融的定义。农村发展内生性金融具有降低交易成本，如信息搜集成本、抵质押物处置成本、成本、管理成本等。此外，农村的熟人社会还能产生自发的偿付督促机制。由于熟人社会当中形成的邻里等关系会促使借款人偿还贷款，否则，借款人欠债不还的消息立刻就会传遍整个乡村，致使周边亲朋好友都不信任他，最后严重影响其正常生活，从而促使其尽快归还借款。但现行我国农村内生性金融组织发展严重受阻，而现行外生性农村金融机构难以满足农户多元化的信贷需求，从而造成我国农户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
(一)外生性普惠金融机构占绝对比重
现行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市场上的普惠金融供给机构主要包含以下一些机构：各级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包括村镇银行、涉农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截至2014 年底，上述农村普惠金融机构共有3568家，具体分布见表1
从表1 中，可以看出我国农村普惠金融机构2014 年底有3568 家，其中，农村信用社1596 家，农村商业银行665 家，农村合作银行89 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邮储银行1218 家，其中邮储银行1 家，村镇银行1153 家，涉农小额贷款公司15 家，农村资金互助社49 家。而在这3568 家农村普惠金融机构中，只有农村资金互助社(49家)是真正意义上内生于农村内部的普惠金融组织，占比1.4%，其余3519 家农村普惠金融组织都是外生于农村金融市场的，占比98.6%，外生性农村普惠金融机构占据农村金融市场绝对主导地位。
(二)内生化普惠金融机构发展受阻
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是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上唯一的被政府认可的内生型农村金融组织。但经过几年的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发展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农村资金互助社从2006 年试点至今，经银监会正式批准的仅有49 家，而这些远远不能满足农户的资金需求。笔者对内生化农村金融组织发展受阻的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我国的农村金融监管制度与农村金融实际脱离，银监会从严监管的理念灌输到农村金融市场，导致一些本可组建的农村资金社因门槛太高而不能通过审批，致其游离在正规金融门外。根据数据1显示全国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接近5000 家(包括正规的和非正规的)，其中，依托专业合作社成立的资金互助部占机构总数51%，农民自发成立的占25%，由银监会比准成立的占比不足1%(49 家)。其次，现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缺乏合理的融资机制，面临可贷资金短缺问题。根据规定，农村资金互助社只能吸收社员资金，由于入社农民大多都是抱着入社即可获得贷款，以小钱换大钱的观念入社，导致农村资金互助社吸收到的社员存款资金有限。虽然根据《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互助社可以向相关金融机构寻求资金支持，但目前并没有商业银行向互助社提供信贷资金支持，从而导致互助社信贷资金紧张，发展受阻。
(三)外生性金融供给的不适应性
我国现行的农村金融供给属于由政府主导的至上而下的一种外生性金融供给制度。外生性金融供给与内生性金融供给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快速降低金融供给如金融机构的建立时间成本和摩擦成本，但其最大的弊端就是这种外生于农村金融市场的供给制度很难满足农村金融市场微观主体的金融需求，导致农村金融服务效率低下。与之相比，内生性农村金融组织因其起源于农村金融市场，是农村微观经济主体根据自身金融需求，自发形成的金融服务组织，这种内生性金融组织可以充分利用广大农村地区熟人社会的环境因素，利用血缘、亲缘、地缘优势，发展金融业务，从而有效降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且内生性农村金融组织管理机制灵活、业务审批流程简便，抵押担保方式灵活，金额较小，信贷资金可用于满足生产性需求和非生产性需求，利率根据当地民间借贷市场利率变化而变化，能较好地满足农村微观经济主体资金需求的短、小、频、快的特点。
三、阻碍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内生化发展的因素
(一)我国农村金融对外生性金融供给的路径依赖
根据路径依赖理论，人类社会的制度变迁具有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产生对这种路径的依赖，因此，人们过去的选择对他现在和外来的选择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制度变迁一旦确定路径就有可能进入良性发展的道路，不断进行优化，但也有可能在原来错误路径上不断下滑，导致该制度缺乏效率，甚至对经济产生破坏作用。我国农村金融供给的制度变迁路径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批准设立外生性的农村金融机构，如农村信用社、邮储银行、农业发展银行、村镇银行等，而政府对这种路径已产生严重的依赖性。在这种路径依赖性下，政府对农村金融的改革也仅仅是对原有路径的修补，并没有从根本上打破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模式。
(二)资源流失导致农村金融机构内生化土壤薄弱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在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广大农村地区面临的确实农村内部资源(包括农村资金、农村劳动力、农村土地、自然资源等)的不断流失。比如农村资金，根据专家调查测算，从1952 年到1990 年，我国城市工业化建设每年至少从农村抽走300 亿元资金。另外，在我国城镇化的过程中，不少地方政府以城镇化为名，肆意廉价征用农民土地，据公开资料2披露：在被征土地收益中，地方政府拿20%-30%，开发商企业拿40%-50%，而两者合起来已占到70%，而拥有土地的农民只拿到30%不到，亿万农民的土地收益被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拿走，而拿30%收益的付出的代价就是永远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同时，由于城乡之间存在的巨大贫富差距，导致农村年轻劳动力不愿留在农村，留守在农村的是386199部队，人力资源的流失，严重影响农村经济发展。资金、土地、人力等资源流出大于流入的资源导致内生化农村金融机构的孕育土壤正在快速弱化，这不利于农村金融机构的内生化发展。
(三)政府的行政控制导致农村金融内生化发展缓慢
我国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有提到农村金融改革、农村市场改革等问题，足以证明中央政府对农村金融改革的重视程度。但在实际的改革实践中，体现的仍然是政府的行政主导意志，包括金融改革方案的设计、改革实施步骤以及改革效果考核都是在政府的行政安排下进行的。这导致农村金融市场化改革并没有实现其初衷：即提高农村金融市场的效率，为广大农村地区群体提供普惠金融服务。其中就以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为例，从2003 年开始，我国开始对农村信用社进行新一轮改革，将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管理权下放，建立省联社管理机制，明确提出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市场化改革方向。但在实际操作中，对农村信用社的控制权并没有真正脱离政府，而只是将控制权从中央下放到了地方政府，并没有进行真正的市场化改革。突出表现为省联社三位一体(管理机构、金融机构、自律机构)的职责定位，职责定位模糊，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如省联社的理事长、监事长和各地信用社主任均由政府委派，省联社的各种制度均由政府审批通过。所以实际上的市场化过程是中央政府权限下放到地方政府的过程，并未引入真正的市场化主体。所以这种政府行政控制下的农村金融市场化改革最终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或内生化发展。
四、农村普惠金融内生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营造农村普惠金融内生化发展的制度环境
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整个社会生产、交换、分配的环境基础，是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发展的基石。农村金融制度环境的改变将对农村普惠金融内生化发展产生最直接的制度影响。
1.出台相关法律
为促进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领域，不仅要出台相关支持政策鼓励其进入，更要从法律上明确其法律合法地位。国家可考虑出台《民间融资法》，从法律的角度上承认农村民间融资、非正规金融的合法地位，并通过法律手段进行规范，使之更好地在阳光下服务于农村经济。另外，国家也要专门出台《合作金融法》，明确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地位，性质、运行机制等，防止地方政府对上述合作机构进行不合理干预，导致其服务三农效率低下。
2.鼓励农村金融机构竞争
农村信用社、邮储银行、农业发展银行、村镇银行等外生性农村金融机构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就是这种垄断地位使得我国农村金融改革一直处于外生性路径依赖状态。为改变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外生性路径依赖，应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上引进竞争者。如将具有一定规模的非正规金融组织通过规范由非正规转为正规，由地下转为地上，或是重新组建由多数民营资本入股(改变现在设立村镇银行大股东必须是大型银行的政策规定)的区域性农村合作银行、土地合作金融机构等，从而新的竞争者的加入可以减少既得垄断利益者的制度红利，打破垄断。就如现行快速发展的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商业银行垄断利益，一方面使得融资者更容易获得资金，另一方面可以使投资者获得更高理财收益，打破传统商业银行坐享存贷利差的制度红利，反过来又促使传统商业银行进行金融创新，更好地服务其客户。我国目前已有5 家民营银行，说明政府也有意向向民营资本放开银行准入门槛，但这5 家民营银行主要经营范围面向的是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科技型企业等，希望政府放开农村金融市场，在监管配套等条件下，让市场自发成立真正属于农村市场的民营银行，更好地服务农村市场。
(二)鼓励发展内生性农村金融机构
改革我国农村金融供给体系，鼓励发展内生性农村金融机构。现行我国三农普遍面临金融服务不足的情况，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绝大部分属于外生性金融机构，而外生性金融机构极其容易出现上述目标漂移情况。为此，为从根本上解决目标漂移情况，应根据我国三农实际情况，应改革我国农村金融供给体系，发展内生性农村金融机构。首先需要从根本上改革农村大中型金融机构绝对垄断结构，通过允许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能够与三农平等对接的大量地方性中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充分发挥市场内生性力量来为三农提供金融服务。其次，在市场内生性的三农金融服务供给体制逐步建立的基础上，给予必要的政策扶持，如税收、利息、补贴方面等政策支持。
(三)巩固农村金融机构内生化发展土壤
根据前述分析，现行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内生化发展的土壤正在逐渐变得薄弱。国家应进行相关顶层设计防止农村内部资源(包括农村资金、农村劳动力、农村土地、自然资源等)流失。就农村资金而言，应进一步防止金融机构从农村将资金抽到城市，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外生性和内生性农村金融机构吸收的存款用于当地经济建设，具体可从利息补贴、构建风险基金池等方式鼓励资农村金融机构回流到农村;对于土地征收，禁止打着城镇化的幌子廉价征收农民土地，一些优质的、适合种植土地要坚决保留进行种植规模化经营，实现规模化效益;对于农村劳动力，鼓励大学生、青壮年回乡创业、就业，政府专门设立大学生创业基金、农民工返乡创业基金、对解决农民工返乡就业的企业进行就业补贴或给予税收减免，从而改变农村大多都是386199部队，人力资源的严重流失的现状。通过上述一些措施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农村内部资源的流失。
(四)构建内生化的农村普惠金融监管及风险防范体系
为适应农村普惠金融机构的内生化发展模式，监管部门应出台内生化的监管规则适应其发展。如单独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比例、取消存贷比例限制、取消利率管制等。同时，在政府适当提供风险补助的基础上构建内生化的风险防范体系。政府每年从财政拿出一部资金专门用于补助内生性农村金融机构风险资金池，政府资金和金融机构之间按3:7 的比例承担风险，即政府帮其化解30%，其余70%由内生化金融机构按市场化原则化解。政府可要求其动用30%资金的条件：即内生化金融机构必须将资金投向农村地区，否则，将由其承担100%风险。另通过立法，将内生性农村金融机构的资金限用于农村产业发展，严禁用于投机等高风险用途，并竭力辅助农村工商业者，实现农村金融的普惠化。同时完善农业保险服务体系，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降低三农贷款的风险，激励和约束农村内生性金融机构有效开展业务。
(五)坚持内生主导发展基础上有效发挥政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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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金融 市场现状 组织体系 完善
引言
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主要包括广义范畴改革与狭义范畴改革两部分内容，前者主要是从国家层面对农村资金的流动进行引导，后者主要是对农村信用社进行改革[1]。本文通过对农村金融发展现状及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完善进行分析，以了解农村金融市场的未来发展方向，有针对性的推动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
一、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研究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金融机构呈现出单一不完善性。正规的农村金融体系应该包括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邮政储蓄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业保险体系以及农村合作银行等，但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主要局限于农村信用社及邮政储蓄银行，金融机构呈现出极为明显的单一属性。
第二，村镇银行筹资困难性显著。村镇银行大多设立于县城地区，虽然是农民的银行，但基本上也属于穷人的银行，受地区开放程度及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村镇银行在筹资方面存在显著的困境。加之村镇银行成立的时间相对较短，因此与国有商业银行等相比，居民对其认可度较低。另外其银行网点较少，不能有效吸引农民存储，导致其发展困境的出现。
第三，农村金融环境相对较差。农村现有的金融机构其功能趋于弱化，政策性金融支农作用与商业银行金融支农力度均呈现出减弱的发展趋势，另外农村金融历史包袱较为沉重，经济效益不佳[2]，难以有效推动农村 市场的深入发展。
二、中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完善
完善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应重视双重四元金融机构的有效构建，一方面强调商业金融、合作金融、政策金融与民间金融机构的组成，同时还需要重视证券、银行、保险与信托租赁四种金融业务组织的作用。
第一，按照股份制原则，改革现阶段中国农村信用社，使信用社真正成为农村金融发展的重要引导力量。农村信用社是现阶段中国农村金融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金融发展的主力。因此完善农村金融体系需要首先改革农村信用社，使农村信用社真正成为农村金融发展的主力军。根据目前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分析，股份制改革是农村信用社的未来发展方向，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是农村信用社发展的主要模式。但在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中，还需要根据不同区域的不同发展状况进行区别对待与分析，在坚持股份制改革的前提下，要充分符合地区发展特点。比如，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农村地区，要建设农村商业银行，并进行市场化的运作，农村商业银行可以在原来县联社的基础上，对资产进行核算，并进行重新登记，设置股权、法人治理结构与基本管理形式[3]。再比如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可以按照合作制的基本原则对原有信用社进行规范，国家需要采取有力的支持对策，以有效推动其深入发展。
第二，加强县级以下农业银行的建设，提高农业银行对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推动力。国家要推动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需要突出强调国家银行的重要作用，农业银行作为国家扶持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需要充分发挥其国有商业银行的优势，在农村金融市场中发挥自身的引导性作用，通过其资金、网点与技术等优势，最大限度的发挥国有银行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影响。分析中国农业银行的优势特点可以发现，其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农村，农业银行通过占领大部分的农村市场而有效的推动了自身的发展，因此应强调农业银行的这一农业属性，加强农业银行县级以下机构建设，结合农村乡镇实际进行必要的改组与合并，加强机构内部建设，扩大服务范围，提高服务质量，为三农提供更多的现代化金融服务内容。
第三，将农村邮政储蓄并入农业银行，以不断规范金融市场。中国的邮政储蓄事业发展对金融市场的繁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中国金融机构的深入改革，邮政储蓄的弊端也开始逐渐显现出来，比如较高的资金价格、不合理的计价方式、只存不贷的服务内容等，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村金融市场的持续发展。因此从规范农村金融市场与金融秩序的角度分析，应当逐步撤销邮政储蓄银行，将其并入农业银行，同时县级以上的邮政储蓄机构也可以并入其他的国有商业银行，以充分实现农村金融市场的持续与健康发展。
第四，建立健全农村基本保险制度，积极发展农村保险事业。近些年以来，随着中国农村地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三农问题开始日益展现出来，并得到了一定的重视。三农的发展需要农业保险、财产保险，同时也需要人寿与医疗保险，因此应充分开拓农村保险市场，建立健全农村保险机构，扩大农村保险内容与服务种类。这要求相关部门建立专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单位，办理农业与养殖业保险，在保险办理过程中还需要强调强制保险与资源保险的有效结合。
第五，有效引导村镇银行的发展，推动村镇银行合作组织的形成。中国村镇银行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较重要的作用，对于满足“三农“金融服务需求，完善对农金融服务的竞争机制，有重要意义，因此要积极引导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服务机构的发展，在政策上要给与一定程度的倾斜，帮助其不断完善内部治理机制，增强风险防控能力，更好地发挥其优势，进而满足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对融资的基本要求，这里需要充分强调政策性支持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影响性作用。
三、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对现阶段中国农村地区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及金融组织体系的完善方式与途径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农村地区金融市场的发展主要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即货币化程度的加深、财务状况不佳、农村信用社的垄断地位以及储蓄中介功能的减退等。农村作为三农问题的重要载体，从根本上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因此有效解决三农问题，推动农村金融制度的完善与金融体系的科学发展，构建农村金融市场的秩序化经营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姚耀军.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状况分析[J].财经研究，2006；32（4）：103-114.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现代化；后现代化；时空压缩
中图分类号：C912.82；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2)01－0142－05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建议》将新农村建设定义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因此，很多学者也从现代化的角度去理解新农村建设。例如，有学者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就是要打造中国现代化的农村战略基础”；有的则提出要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高度认识和把握新农村建设。
但是，如果我们不把新农村建设仅仅视为一种政治纲领，而是从学理上对其做一个辨析，新农村建设意味着什么呢?还能够和“现代化”简单地划等号吗?在理论界和实践领域都对现代化有过深刻反思的当下，新农村建设是否还有超出现代化内涵的新意蕴呢?
一、新农村建设：现代化及其问题
作为发展研究的主流理论，现代化理论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诞生于西方国家，是“冷战”的产物，其目标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与模式为标杆，引导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倒向资本主义的阵营。雷迅马说：“美国政策制定者越来越把现代化理论看做是一种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相抗衡的思想。我要指出的是，现代化理论决不仅仅是一种纯粹学术性的学说”。因此，现代化理论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现代化理论的种意识形态色彩在指导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实践中体现为两个具体的方面，即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内容和现代化的手段。从内容上说，现代化理论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视为一个从传统状态向现代状态的转化过程。在个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与现代状态相联系，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与传统状态相联系，现代化的目标就是要从发展中国家当下的传统状态走向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状态。从手段上说，现代化战略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种自上而下的策略。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战略中持一种指导者、规划者的姿态，对发展中国家指手划脚，发号施令。样一种发展方式后来也感染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发展决策部门，它们在国内推行发展战略时，同样采取了自上而下的宏观规划策略，而无视具体发展地区和发展的目标人群的实际需要。
对于两个方面，学术界都有针对性的批判。对于现代化发展的内容，弗兰克指出，现代化理论将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状态理解为发达国家现代化之前的“传统”状态，是一种错误认识。他说：“我们对不发达国家历史的无知，往往使我们以为不发达国家的过去甚至现在是和目前发达国家的早期历史相类似的。种无知和种设想使我们对于当代的不发达和发达状态产生严重的错误认识”。弗兰克区分了“未发展”(undevelopment)与“不发达”(underdevelopment)两个概念。他指出，“未发展”是发展以前的阶段，即前资本主义阶段，而“不发达”并非一种传统状态，它是“不发达的卫星国和现在发达的宗主国之间过去和当前经济等关系的历史产物”。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状态并非如现代化理论所言是一种现代社会之前的“传统”状态，而是受西方发达国家的掠夺、剥削所导致的一种落后状态。弗兰克的个观点几乎颠覆了现代化理论以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与转化为基石的理论架构。
对于现代化的手段，詹姆斯?C?斯科特认为，那些由国家发起的、标准格式的、简单化的、从上到下的社会工程给发展地区的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因为以种方式“被设计或规划出来的社会秩序一定是简单的图解，他们经常会忽略真实的和活生生的社会秩序的基本特征。严格地服从规则地工作(work-to-rule)的失败可以清楚地说明一点。”班努里对现代化发展模式持根本拒斥的立场。他指出，现代化理论减损其它可供我们选择的认知、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模式，并且压抑第三世界本土自发的政治、社会、经济改革的潜在动力。
现在，我们可以从现代化内容和手段两个方面分别去考察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性质，看看用现代化来定义新农村建设是否合适。从内容上说，现代化理论的前提是传统状态与现代状态的对立与转化。那么，我们当下的农村是属于传统状态吗?目前，我国农业生产力还较为落后，很多农民还不富裕，农村还不太文明。但是，种状态的农村是否就是传统农村呢?即使撇开新中国建立前由官方推动的农村现代化进程、民间力量推行的乡村建设运动不谈，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农村也开始进入一个新的纪元。从那时起，中国的农村就不能再跟“传统”简单地划等号了。农村公社化、农业集体化，些努力本身就属于一种现代化的规划，虽然未能取得预期效果，但是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农村的传统状态和中国农民的思想意识。其后，中国农村经过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的30多年改革洗礼，虽然还未能达到西方发达国家农村的发展水平，但是农业机械的运用、农业技术的推广、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组织方式的革新、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变，些都已经使得目前的中国农村不可能还是一个“传统”农村。中国农村目前的状态只是一种不发达状态，而不是“传统”状态。既然如此，我们把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化划等号是不是有些简单呢?因为目前的中国农村并不是传统农村，因此，新农村建设的使命就不再简单地是一个从传统状态向现代状态转化的问题。故而，用现代化理论是无法充分概括新农村建设的内涵的。
因此，客观地看，新农村建设包含现代化的未竟事业，有现代化的成分，但是新农村建设并不仅仅是现代化问题，新农村建设的含义超出了现代化的概念内涵。
从现代化的手段上看，现代化理论及其实践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宏观规划方略。种手段无视本土性、无视地区差异、无视人群差异的弊端已经在发展实践中显露无遗，遭到了学界的批判和发展地区的抵制。如果中国的新农村建设被定位为现代化，那么是否意味着新农村建设的实现手段也是种现代化式的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宏观发展规划呢?事实上，以样的现代化理念为指引的新农村建设在实践过程中已经出现了诸多问题。首先是白上而下的发展规划方式阻断了农村的主人――农民自身
对新农村建设的参与。如在新农村建设中，对农民动员不足，农民参与不进去。潘迎春认为：“中央虽然也注意到了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性，但新农村政策依然难脱传统的政策运行体制，从各地来看，基本上还是政府自上而下的决策和推动……在强大的公共权力面前，贫弱的农民既失去了参与的热情，更没有参与的渠道。”其次是种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发展规划忽视了农民的感受，甚至侵害了农民的利益。拿新农村建设中对农村土地的流转来说，就不无问题。《新京报》2010年10月7日报道：宅基地腾退，村民称“被代表”；《新京报》2010年11月5日报道：“新圈地运动”在“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方面，政策可能给予了政府更多的权利，而农民很少能真正有发言权。
所以，如果以现代化理论自上而下的宏观规划的方式进行新农村建设，其结果可想而知。也反过来说明，以现代化理念去把握新农村建设是有所欠缺的。
二、新农村建设：现代化与后现代化
新农村建设不能与现代化划等号，那么新农村建设除了完成未竞的现代化事业，还有什么历史使命呢?现代化自上而下的发展手段弊端重重，那么新农村建设又该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手段呢?
其实，对于些问题，从一些著名的学者、官员或政策研究人员对新农村建设的不同理解中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林毅夫从农村拉动国内消费需求，即“拉动内需”的角度理解新农村建设”。陈锡文认为，新农村建设有四个非常重要的方面：(1)要把坚持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作为第一个原则，(2)要加快完善农村经济社会管理体制，(3)要通过城乡统筹的办法，针对农民最关注又最无奈的突出困难，解决农民最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4)要让农村有个新的面貌，建设一个好的农村环境。温铁军则认为新农村建设应该放弃单纯追求GDP的目标，而应该追求综合发展、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他强调农村和谐社会的建构，强调农民合作，主张引入外来志愿者帮助农民发展各种社会文化组织；强调农村自然环境与人文传统的全面恢复。郑新立注重新农村建设中的村庄建设，强调农村公共服务设施项目和公益项目的建设以及农户自主参与、农民直接受益的项目的建设。
可以看出，林毅夫、陈锡文的观点与温铁军、郑新立的观点有所不同。前面的两种观点倾向于强调新农村建设中的经济增长、生产力和宏观的经济社会制度、国家自上而下的规划；后面的两种观点则更倾向于农村社会文化的建设、农民的合作和参与、农村传统的价值以及农村公共性的建设，并不一味强调经济增长的绝对重要性。可以看出，前面的两种新农村建设观点跟现代化理念是有亲和性的，而后面的两种新农村建设观点则跟后现代化或者后发展话语有更多的亲和性。
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是一个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过程，在个过程中，现代化理论最看重的是经济层面的转化，即经济的工业化、市场化发展，认为经济现代化的“滴流”效应可以自动带来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和政治的民主化。现代化理论的种理念也被称为发展主义。发展主义是指“一种意识形态，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的信念”；是战后西方阵营的第三世界发展战略。除了发展主义倾向，现代化理论还钟情宏观的发展规划，忽视发展地区的地方性、差异性、民众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参与性。可见，我们上述的前两种新农村建设观点和现代化理论的些特点是较为接近的。
后现代化话语或后发展话语是在反思和批判现代化理论或发展主义话语的基础上应运而生的。事实上，当现代化理论指导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实践纷纷落败之时，对现代化话语进行解构的工作就被一些持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们提上了学术议程，后发展或者后现代化的理论主张相应地走向发展领域的前台。
凯蒂?加德纳和大卫?刘易斯指出，“本质上，现代化是一种进化论思想，它以工业化、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及都市化为依据，认为所有国家都处于一个直线发展道路上的不同阶段，并最终将成为一个工业化、都市化与有序的社会。”而“后现代强调多样性、地方知识的重要性及发展话语的殖民根基，强调第三世界问题”。
发展人类学家对发展主义的发展规划“最常见的批评之一是它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种批评认为，发展规划由来自远方的项目官员制定，些官员对于将要实施干预的地区或社区的状况、能力或需要一无所知。在种情况下，把他们所制定的项目强加到社区而不让社区参与到决策过程的做法，注定了干预活动要失败，因为只有来自‘草根’的发展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到20世纪80年代时，“越来越多的研究强调作为发展项目主体的‘行动者’，使参与式发展、‘农民第一’运动及‘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等思想盛行起来。”
现代化的经济至上导向也遭到了批评，沃勒斯坦感叹：过去30年来，“人们几乎一致接受的社会目标就是经济发展，其他目标恐怕难以比拟。”
埃斯科巴对以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发展话语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一个以草根运动、本土知识与文化、大众权力为发展基础的后发展时代构想，在个后发展构想中，他“呼吁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的回归”。
美国学者殷格哈特(Inglehart)在1997年出版的《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一书中，把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上的新趋势称为后现代化。他认为，在现代化阶段，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是核心目标，工具理性占主导地位；在后现代化阶段，经济增长不再具有压倒一切的地位，工具理性让位于价值理性，核心目标是增加人类主观幸福和生活价值。
些思想可以统称为后现代化思想或后发展思想。后现代化或后发展思想强调发展地区传统和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注重发展地区民众对发展的参与，注重“草根”的发展、多样性的发展而不是由官方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标准化规划，注重社会与文化层面的发展而不仅仅关注经济增长率。因此，我们说上述的后两种新农村建设观点更倾向于后现代化或后发展话语并非妄言。
从上述分别倾向于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两类不同观点可以看出，新农村建设的确存在着两类性质相异的任务及其实现手段。一是现代化性质的任务，强调农村经济发展，如农业的产业化、农民增收、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于些目标，其实现途径倾向于自上而下的宏观制度与规划；二是后现代化或后发展性质的任务，强调农村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如农村社会与文化组织的发展、农村公益项目的建设、农民的合作、对传统价值和地方性知识的尊重、对差异性或多样性的尊重。对于些目标，其实现途径倾向于发展地区民众和社会力量的参与和合作。
三、新农村建设：时空压缩下的现代化与后现代化
如果新农村建设有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两类性质相异的使命，那么就有样的问题：一般来说，现代化性质的任务和后现代化性质的任务本应该是属于不同时代的任务，怎么会在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中交织到一起了呢?而且中国农村的发展水平似乎离
后现代化也很遥远，怎么会有后现代化的使命呢?
就涉及到了一个“时空压缩”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问题与后现代化问题的确是属于两个不同时代的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早在工业革命之后就已实现，而后现代化则是二十世纪六七十代以后才在西方出现的社会发展变迁的新趋势。但是，对于中国样的发展中国家，“时空压缩”的发展特性使得我们在发展路径上与西方发达国家有了不同的轨迹。
“时空压缩”本是戴维?哈维提出来用于概括现代人的时空体验的概念。景天魁将其加以改造，用来分析中国社会发展的“建构性场景”：在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先是传统与现代性的对话，然后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对话，而当代中国就不同了，“改革开放的中国就面对着传统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前所未有的大汇集、大冲撞、大综合”。“第一，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三个不同时代的东西集中压缩到了一个时空之中，对话结构由二元变成了三元；第二，在欧美，三者是一个取代另一个，一个否定另一个，一个排斥另一个。在当代中国，却必须把三个本来相互冲突的东西形成相互协调、相互包含、择优综合的关系”。就是发展社会学意义上的“时空压缩”的含义。
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在全球一体化的国际环境中，发展过程中的“时空压缩”现象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种“时空压缩”特性，所以传统性问题、现代性问题与后现代性问题，三个在西方国家本属于三个不同时代的问题在中国就被压缩到了同一个历史时代。具体到新农村建设，就是农村的现代化问题和后现代化问题被挤压到了同一个历史时代，中国农村的农业机械化和产业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政治的民主化些现代化的基本任务尚未完成，后现代化的参与合作、地区发展、公共服务、社会和谐、尊重传统、生活质量等问题又不得不被提上议程。后现代化的新任务一方面是出于对现代化的反思与批判而出现的，例如，因对现代化摒弃传统的理念的纠偏，后现代化提出了尊重传统的新理念；因对现代化自上而下的发展规划的反叛，后现代化提出了民众参与合作的新发展途径；因对现代化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目标的质疑，后现代化提出了追求主观幸福和生活质量的发展目标。另一方面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因西方的一些新发展趋势和新思潮的影响所致，例如参与式发展理念与实践、地区发展理念与实践、新公共管理理念与实践，等等。些新的发展理念与趋势源自西方发达国家，是西方发达国家后现代化发展的表现。中国的发展水平虽然不及西方发达国家，但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些新的发展趋势和理念会很快传播到中国，影响到中国的发展实践。
目前看来，中国农村建设中的现代化任务和后现代化任务还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同时存在，无法相互取代。例如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就属于典型的现代化任务，要实现建设新农村的目标，些任务就无法绕开。些任务不完成，后现代化意义上的社会和谐、生活质量、尊重传统等任务就是空谈。但是，仅仅专注于农业产业化样的物质性现代化任务，忽视了社会和谐、生活质量、文化传统等后现代化的“软”任务，也不可能建成真正意义上的新农村。
1农村体育的内容 农村体育包括农村学生体育，农村群众体育，农村竞技体育。关注农村体育发展现状。不得不重聚焦农村学校体育，无论从重视程度，组织体系，管理体系都更成熟与稳定。 1.1农村学校体育现状从时间层次上来看，现在农村学校体育较八十、九十年代而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长足的进步。体育课从无到有，体育课程设置从单一到繁复，体育锻炼手段形式多样性等等，从空间层次上来看，现在农村学校体育从东部，中部到西部，开展程度依次下降，形成巨大的区域差异性，呈梯状下滑。从发展的整体水平来看，农村学校体育缺乏应有的位置，整体水平低下。从总体来看，农村学校体育存在着如下的共性问题。例如学校领导、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程度不够，提供体育教学的软件环境(体育教师队伍建设、待遇)和硬件环境(体育课的设备、器材、场地)均无法满足正常体育教育学的需要等等。 “三无”现象特别严重。一无符合农村学校体育实际有序的、系统科学的教材;二无一支专职、素质较高的体育教师队伍，三无符合标准的体育设施和体育器材。概而言之，农村学校体育问题诸多，不容乐观!令人担优。 1.2农村体育人口概况体育人口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区体育事业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1996年我国体育人口的调查统计的结果显示;占我国人口73.92%的农业人口，其体育人口仅占44.89%，而我国的体育人口达31.2%，低于工业发达国家。而在农村的体育人口中，100%为在校学生，可见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几乎处于是无起点状态。从历史空间上看农村群众体育，竞技体育有所发展，但步伐缓慢如蜗牛爬行;从内容空间上看，也呈现巨大的地域差异性，呈显著的梯状跌落。 2农村体育发展现状 农村体育发展现状从整体上可包容着农村体育文化发展状况，农村体育文化发展状况属于体育发展现状的一个部分，是部分与整体关系。由哲学中的矛盾分析法整体与部分关系及逻辑学原理可知:农村体育文化发展状况还涵盖农村体育发展现状的所有内容。 体育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关于人类体育运动的物质、制度、精神文化的总和，是社会文化的亚文化。体育文化包括体育认识，体育情感、体育价值、体育思想、体育道德、体育制度和体育物质条件等等。从文化学角度看，体育不只是简单地开发和释放着人的生物能量。还是在促进着人全面、自由、和谐发展和实施着个体人格与社会人格和谐统一的要素。 农村体育文化层和社会文化的亚文化，它是以农村为空间，以农民参与为主体，以农村体育为主要内容，以特有的生活方式为墓本形态，具有农村地域特点的一种群体文化。 农村体育文化水平的高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村体育的文明程度，对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农民身心健康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对农村体育完成，良好生活方式的养成和体育价值取向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就农村体育文化的结构而言，它是由农村体育物质文化，农村体育精神文化，农村体育制度文化三大部组成。农村体育物质文化是体育文化传播和濡化的重要载体，它包括体育环境、设施、器材、教材等物化因素;农村体育精神文化是农村体育文化的核心，它既被人们直接观察到的显性文化，也涵盖人们需理性分析和抽象思维才能认识和掌握的隐性文化，体育行为的动机，体育情感、体育意识、体育价值观等。农村体育制度文化是体育精神文化的外化，是体育文化教化得以实现的制度保障。 如农村体育的法规、制度、系列等。因此，农村体育文化是一个立体的、综合的、开放的系统，它将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创新的过程。 《随着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深人开展及逐步实施，农村体育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成绩，但仍旧发展缓慢，但从总体进程来看，还局限于点的个别突破，尚未形成面的整体推进;从总体特征来看，内容单一、目标模糊、无特色、功利思想严重，低层次化现象较为突出;从总体状态来看东、西部地区农村体育文化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农村体育文化基本不能发挥其强健的功效，加强农村体育文化建设的道路既曲折又漫长。 3小结 农村经济生活的改善，最终要依赖的是农村教育。 农村教育直接关系着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是实现农村全面小康的关键。现在，农村教育在教育目标、投人、体制制度等方面尚存在诸多问题。必须加快教育投人力度，培养适合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的各级人才。农村的发展靠人才，人才的培养靠教育。改革和发展农村教育，是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根本。人力资源的主体在农村，而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根本手段是教育。
关键词：农村文化；文化产业；研究现状
本文得到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河北省农村文化产业发展问题研究”（HB12YJ093）以及河北省统计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河北省县域文化产业增加值测算问题研究”（2013HY18）资助
中图分类号：G124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5月21日
一、引言
农村文化产业是以县域经济为基础、以县域文化为资源、以建设农村现代文明为方向、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产业，是县域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不仅关系到整个县域经济的发展，更是国家文化事业繁荣，提高农民精神文化品位和提升农村文化软实力的现实需要。国内外学者对农村文化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二、国外研究现状
西方文化产业理论诞生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在1947年形成了对“文化工业”进行批判和坚持的阿多诺和本雅明两大学派。国外对文化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文化产业涵义及其功能的研究；二是对文化产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的研究；三是对文化产业的个案、行业、区域以及人文理论的研究。
20世纪八十年代后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被引入文化产业研究领域，Graham N.（1987）研究了文化的内涵，对公共政策和文化产业进行了比较分析；Neuhauser，Bender，Stromberg （2000）从文化从业者的工资、工作时间和其工会组织情况等方面，调查了纽约音像、电视和杂志行业基本情况，分析认为纽约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可能存在偏差与遗漏；David Throsby （2001）阐述了文化产业在经济和就业方面的影响；澳大利亚著名学者Mueller Stephen L（2001）在研究别提到文化产业与农村发展之间的问题。他以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州为例，指出了文化旅游产业在农村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提出农村地区要想发展文化产业，可以充分利用其在文化旅游、文化遗产等方面的宝贵资源，发挥其自身的优势及富足资源让农村在旅游产业中获取收益，从而缩小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Dr Andy C Pratt （2002）研究了文化旅游业和文化产业二者之间的关系；Allen J.Scott等（2004）阐述了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在促进城市和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Andy C Pratt （2010）根据英国的创意城市发展经验指出，政府政策制定必须突出文化产业中“艺术”的核心价值；Bin Umino （2010）等构建了日本出版业六因子模型分析，分析认为图书、报纸、杂志这三种出版媒介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效应。
总体来看，以上国外学者对文化产业的研究更多的把目光集中在城市。由于各国的历史、国情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特别是在一些发达国家，城镇化率已经很高，城市和农村的划分界限日益模糊，因此只有少数研究涉及农村文化产业。
三、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于文化产业的研究大致起步于改革开放初期。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文化产业的飞速发展，学界对文化产业的关注程度逐步提高，相关研究日益增多，积累了一些研究成果。纵观国内对于农村文化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内农村文化建设方面的研究；二是国内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三是地方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个案研究。
1、国内农村文化建设方面的研究。聂华林、李莹华 （2007）按照中央提出的发展文化产业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思想，对西部农村的文化资源进行了分析和归类，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雷喜斌、陈宜安 （2007）从诸多角度探讨了乡镇文化建设问题，来构建乡镇文化建设理论和方法系统，使其更加符合乡镇文化建设的历史和现实需要；陈文珍、叶志勇（2010）对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有关部署和目标要求进行了理论分析，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分析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现实状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并将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农村文化人才队伍等问题确定为研究重点，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及措施；徐世平（2013）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角度对农村文化产业进行了研究，提出农村文化产业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农村建设的内容。同时，农村文化产业又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和条件。
2、国内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潘鲁生（2006）提出了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对于保护农村文化生态的意义；李新市（2006）认为应当采取激发农村文化人才创新能力、加强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农村文化体制改革、形成产业链和集约化发展等措施发展农村文化产业；韩海浪（2006）分析了“十一五”以来我国农村文化产业的现状，最后提出加大扶持力度、利用特色资源、走市场化道路等来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刘彦武（2008）指出农村文化产业产生和发展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规律的，强调了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阶段性、差异性、组合性和客观性问题；周传蛟等 （2009）从农村存在着潜在文化需求、国家推行的新农村建设方针和政策，以及城市文化产业对农村文化的渗透等多个方面指出发展农村文化产业恰逢其时；范玉刚（2010）提出要使农村文化资源优势通过市场化、产业化运作转化为经济优势，必须以新观念、新思维引导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周云逸（2010）针对中国目前大多数地区农村文化产业尚处在萌芽阶段的现状，从发掘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文化资本”、吸引民资及外资进入农村文化产业、实施重大农村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三个方面提出破局之策。
3、区域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个案研究。国内学者针对不同地区农村文化产业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孙金荣（2005）研究了山东省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和问题，提出了山东省发展文化产业的对策；郭玉兰（2007）针对山西省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条件、可选择借鉴的模式、需要解决的前提问题进行了研究；吴声怡、许慧宏（2007）介绍了福建省农村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现状，对福建省民俗文化产业开发的现实条件进行剖析，最后确定了其发展模式；任雪艳（2012）运用SWOT分析方法，从优势、劣势、机会、威胁四个方面对云南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进行了研究，并提出相应对策；陈健萍（2013）提出广西农村文化产业发展应走文化产业融合的路径，因地因类制宜选择文化旅游、保护性开发和市场开发等发展模式，并建立文化内容企业发展、高水平文化内容生产和农村文化产权交易等方面的农村文化产业发展保障制度；张忠（2013）指出村级文化产业既是农村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村级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强调政府应当把统筹城乡文化发展的重点放在村级农村。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对文化产业研究已经从定性分析走向定量分析，国内对文化产业研究多数停留在定性层面，针对特定农村区域文化产业的数量研究较少。本文对国内外农村文化产业研究现状进行了归类分析，以期为其他从事农村文化产业相关研究的同仁提供有益借鉴。
主要参考文献：
［1］陈文珍，叶志勇.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构建［M］.湖南师大出版社，2010.7.
［2］李新市.中国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研究［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6.2.
［3］刘彦武.农村文化产业发展规律分析［J］.农村经济，2008.8.
［4］周云逸.中国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破局之策［J］.河北学刊，2010.30.6.
关键词：农村体育；历史回顾；研究前瞻
1 对我国“农村体育”研究的历史回顾
从“农村体育”研究的历史来看：在《全国中文体育期刊篇名目录》的“中国体育”、“群众体育活动”等栏目，以及从1994年后的中国期刊网中，共查寻了自1950年以来的、篇名与农村体育相关的论文。搜索结果如下：
纵览这些文献，有着明显的社会时代气息。可粗略划分为几个阶段。
1.1 时期 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整个社会的高潮；农村体育的研究也呈现突起景况。但这些文献，旨在对中国的农村体育，进行发动和宣传方面。如吉嘉的《农村中是否需要开展体育运动》，以农村劳动与体育锻炼的等同误解为出发点，对农村开展体育运动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严格来说，只是有了关注，而缺少研究性。
1．2 20世纪70年代末 关于农村体育的文献，在60、70年代几乎找不到相关论文。如《北京体育学院学报》自1959年开办，60年代中期就停了，一直到1978年才恢复。到70年代末的少数几篇，还是停留于锻炼指导方面，如郭力，苏品的《在农村怎样锻炼身体》。
1．3 20世纪80年代 到了80年代，才有了关注农村体育现状的文献。如张咏勇的《农村体育1949―1957年》，阮立本《喜看现在，展望未来：农村体育调查报告》，廖亮飞《对农村青年参加体育活动兴趣的调查与分析》，进入90年代后，研究视野有了更进一步的开拓。如林文同，李习友的《试论我国农村体育的发展趋势及其影响》着眼于宏观的论述，有王爱丰的《江苏省农民体育活动项目价值取向的研究》着眼于农民体育态度的研究；也有周海军的《我国农村体育的现状及其对策初探》，从认识结构和实践结构的现实角度探求指导策略。到了新世纪，随着我国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重视，2002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对《农村体育工作暂行规定》。由此使得2003年的研究数量上有了较大的增长。
2 我国“农村体育”研究的内容
2．1 农村体育实践问题研究 农村体育实践研究主要集中在现状调查研究方面，调查主题多数是各地域的农民体育运动开展的现状，其中包括农民对体育的需求、组织形式、活动内容及体育的意识等。具体有：
2．1．1 农村体育人口及分布特征 如倪东业等的调查表明：湖北省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体育人口的数量大大低于我国农村体育人口的平均水平。从城乡体育人口结构对比来看，《中国社会体育调查结果报告》的调查表明，我国城镇中有51．23％的人口在1996年参加过体育活动，农村人口参加过体育活动者仅占28．97％，而农村人口远高于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61％。农村居民中体育参与者在不同年龄段的比例均明显低于城镇人口，且随年龄增长，差距不断加大。
2．1.2 农民对体育时间和物质的投入 韩鲁安、李荣国等的调查发现：93．7％的农民认为劳动和家务占据了整日的时间，参加体育锻炼既无时间也无精力，对体育的物质投入少。谭小勇通过对湖南省常德市城郊农村体育现状的调查，结果发现：城郊农民余暇时间长，但体育参与的情况不容乐观。发展体育离不开经济基础，当前我国大多数农村尚不富裕，经济条件普遍滞后使农民的体育文化需求尚处较低层次。
2．1．3 农民对体育的意识和价值取向 韩鲁安等的调查发现：40％的农民认为体质强壮无须体育锻炼。他们对体育的功能评价为：选欣赏价值的占到56．7％，健身价值只为16．4％，教育价值为14．7％m。多数农民把调节精神、身体娱乐作为主要的价值选择。马柏湘的调查则发现农民对体育缺乏兴趣和了解。曹奔等对西北边远地区农村群众体育现状调查发现：农村在对体育锻炼价值的认识上，仍存在着较大偏差：21.8％和33．3％的农民认为生产劳动“能”或“也许能”代替体育锻炼。多数研究认为：农民的体育观念倾向保守性，表现在对体育的功能、价值认识上较为肤浅或保守。“一天劳动、不用运动”的观点尚有较大的“市场”。
2．1．4 锻炼时间的选择及参与活动的组织形式 多数研究的结果表明农民参与锻炼人数最多的季节是冬季等“农闲季节”，春季和秋季锻炼的人较少。活动时间呈现不稳定性。因为农民的余暇时间受劳动性质、劳作方式特殊性的影响而无一定的规律。农忙时几乎无闲暇而言，而农闲时整天都可以支配。所以参加体育活动的时间也很难固定不变。就活动组织形式而言，农村体育参与者的组织化程度较低，绝大部分属于自发的、非组织化的。
2．1．5 锻炼场所、活动内容及方法 农民参加体育锻炼的活动场所比较分散，自家庭院、住宅区空地仍是他们活动的主要场所。从群众选择的活动内容与方法看，散步和慢跑是首先的活动方式，选择如此的活动场所和活动方式，是与中国人的心理特点和场所设施有关。如谷崎、王震的调查中，对陕西省农民参加体育锻炼活动的场所选择上，表现出较大的一致性，大多选择在“自家庭院”和“公路街道边的空地”以及“天然场地”。78％的农民选择了“散步、慢跑、跳绳”。
2．1．6 农村体育的组织结构和重视程度 多数研究认为农村体育组织管理工作薄弱，投入不足，人员缺乏。如姜健对我国农村群众体育问题的研究中，认为农村群众体育工作机构不健全。黄忠兴的研究认为：农村体育干部少，专门人才缺乏，组织领导体制也存在问题。
2.2农村体育理论问题研究
2．2．1 农村体育发展战略研究 有研究都认为小城镇应该作为中国农村体育发展战略重点。如周建军等的研究认为：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农村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将逐步改变我国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村体育格局，加速乡镇体育的建设和发展，是我们选择的合适发展模式。吕树庭，裴立新则通过文献资料研究，阐述了以小城镇为重点推进中国农村体育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依据。陈宁在认真总结农村体育工作经验基础上，确立农村体育发展的新机制，应在管理方式、运行机制和运作方法等方面进行创新。
2．2．2 文献综述 陈彬的“我国农村体育基本理论研究现状”，总结了近10年来，我国农村体育研究的重点。曾理，徐玖平等对“农民体育”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发展农民体育的思路。姜健对中外农村体育相关问题的研究进行了反思。认为农村群众体育的研究要能为相关体育管理部门的决策提供服务，为农村群体事业的发展，提供理论上的指导。
2．2．3 农村体育的理性反思 如裴立新就当前理性认识农村体育发展现状和怎样构建，才能够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基本的体育服务的全民健身体系的问题，进行了思考。王
朝群则分析了城、乡在体育资源配置、体育人口、享有体育服务、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认为农民体育仍然是群众体育发展的难题与瓶颈。提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民体育更应受到关注。
2．2．4 农村体育与其他社会文化的关系研究 许毓成探讨了在当今农村中，宗族组织的一些活动有利于农村体育的发展，并且有利于发掘和弘扬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而马柏湘则认为利用民俗风情和地域特点是开发和挖掘农村体育潜力的基础。荆永根阐述了农村经济发展的特点、体育条件、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等对农村体育的影响。陈梦周等则对农村体育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3 中国“农村体育”研究的特点及其研究成果
1)中国“农村体育”研究的特点：一是问题意识较强，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并随政策导向而波动；二是多采用社会学问卷调查方法，将农村体育状况指标化、数量化而更具客观性；三是调查所获得的结果的一致性也较高，具有相互借鉴性、可比性；但分散而短暂的涉猎也造成研究的随机性、表浅性。
2)经过不懈的探索，应该说我国农村体育研究也获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表现为：一是对农村体育现实状况有了更客观的了解，二是确定了下一步的战略发展走向。
对于现状的了解，有了更多的指标化、数量化的认识：如农村体育在活动主体上，主要存在农民体育意识不成熟；在环境及条件方面，表现为农村体育场地设施匮乏，缺乏体育人才，群众体育投入不足，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等；在管理方面，存在农村群众体育工作机构不健全，农村体育科研落后的问题；在活动状况方面，表现为活动时间、项目、方法均偏少等。虽然各地有着不同的特色，但呈现出大体的一致性，揭示了我国农村体育的现实状况。
对于发展走向，认为小城镇体育应该作为中国农村体育发展的战略重点，由此也引起了体育管理部门的重视。但关涉到发展战略问题的这项单一的论断，还应该经受不断的批判性的反思。
4 “农村体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4．1 农村体育研究不受重视，科研落后于实践 迄今为止国内体育科研所专门从事农村体育的研究人员很少，大多数只是偶尔涉猎一两次。而对如此复杂的农村问题，没有长期的积累和深入研究，是难以有所收获的。
4．2，表面研究偏多，深层研究较少 对农村体育研究往往满足于照搬社会调查模式或者想当然地联系社会环境，缺乏对农村体育产生、发展、变化的机制的细致分析，缺乏对农村体育与地方社会文化背景的关系的深入研究。
4.3 研究对象不全面 从研究现状来看，大多数研究集中于对县、镇、郊区农民体育的研究，而这些研究涉及的研究对象中既有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民，也包括县城、乡镇、城市郊区中以农业生产为辅，更有着其他收入的农民，这两类农民在生活方式、观念意识等方面都有着较大的差异，而我国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纯农民又占了整个农村人口的大多数，对这些人口的体育研究应该更能代表我国农村体育状况。
4.4 宏观研究偏多，微观研究较少 研究应该更多地关注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体育问题。农村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巨大系统，而不仅是一个地域空间概念。它包括乡、镇。在人口的聚集度、经济活动、文化教育、社会组织、社会生活或公共设施方面，集镇与周围的乡村是相区别的。因此任何宏观的“农村体育”研究很难阐明其各自的发生发展规律。因此需更动态的、以及细微的进行划分与研究。
4．5 研究方法单一 目前我国体育界已开始重视对农村体育的研究，但由于在总体上缺乏方法论的指导，科研工作大多处于一种自发的、分散性的问卷调查式的研究，论文实用价值受到影响。
5 “农村体育”研究的前瞻
5．1 减少低层次重复研究，开拓新领域 今后的研究应该力求开拓新课题，关注新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