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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简析国内外经济形势与我国经济政策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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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同西方国家都处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及世界性的政府改革浪潮的国际背景之下，本文通过对国外几个国家重塑政府的“政府改造运动”的比较，分析了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政府改革经验，提出构建我国服务型政府，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适合我们发展的改革方针、策略体系。
[关键词]政府改革服务型政府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西兰、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公共部门针对传统的管制型政府暴露出的种种弊端及政府的“失效”症状，掀起了引用“企业化”运作模式，运用市场力量来改造政府绩效的运动。紧接着，日本、加拿大、荷兰、法国等经合组织的其他成员国也纷纷效仿，被称之为“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一些国家纷纷提出了“政府再造”的口号，以通过“政府再造”来改善公共物品的供给质量，重新赢得公众对政府的信心。正是在“新公共管理”运动蔚然成风的背景下，很多国家提出了创建“服务型政府”的目标。
一、国外一些国家政府改革的主要内容
1.英国政府的改革
面对世界经济的衰退和国内经济的滞胀，执政的保守党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主要包括四个部分：节约政府开支、政府机构改革、服务承诺和竞争求质量，力图改变整个英国乃至整个世界的面貌。经过20多年的实践，英国政府的管理新变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其影响遍及全世界。英国政府改革包括四个步骤：
(1)雷纳评审雷。雷纳评审是对政府部门工作特定方面的调查、研究、审视和评价活动。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是政府开支过大问题，二是政府工作效率低下问题。合理的政府开支中，业务开支与行政之间应有一定比例，一般说来，前者应大于后者。
(2)“下一步”行动方案。“下一步”行动方案提倡采用更多的商业管理手段来改善执行机构，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方案建议把整体的部委分解成若干机构，这些机构在主管的部委指导下，履行公共服务和有效管理的职责；以管理主义的技术和程序培训职员，并且所有活动都是在一位高级主管的领导下进行。
(3)公民运动。公民，就是用的形式把政府公共部门服务的内容、标准、责任等公之于众，接受公众的监督，以达到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的目的。各公共部门可以根据本部门的实际情况灵活的制定内容，但是要以满足公民对公共服务的合法要求为宗旨，主要包括对公民的承诺和实践承诺两个方面，有四个具体内容:①服务内容和工作目标承诺;②服务标准承诺。服务标准做到明确化、具体化和公开化;③服务程序和时限承诺。实行合理的办事程序，达到公众满意。对公众公开服务时限，接受公众监督;④违诺责任。表明了承诺者没有达到既定服务标准时对顾客作出的补偿，是承诺部门对公众做出的单方面的承诺，这种补偿可以是精神上的，比如道歉，也可以是物质上的。
(4)引入竞争机制。竞争出质量，竞争出效率，竞争机制的引入与完善是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的根本之道。扩大竞争的实质就是引入私营部门的经营原则。为此，所采用的主要方法是：私营化引入竞争；打破垄断，鼓励竞争；政府干预，维护竞争；市场检验，激励竞争。竞争求质量运动可以说是竞争观念的进一步确立和竞争机制制度化的尝试。
2.美国政府的改革
20世纪的美国政府改革和英国政府改革明显不同。美国的政府改革没有明确的起点和目标,但是带有更明显的管理主义倾向。
政府收缩的第一项主要职能就是政府的社会职能，推行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包括以下内容:(1)提高接受福利者的资格，以减少福利支出。(2)福利项目市场化，借鉴私营部门的管理经验来克服公共部门的浪费和低效；逐步采取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三级管理体制，转移联邦财政负担。(3)明确财政收支，划分管理权限，分权管理社会福利项目，使管理者接近受益者。(4)将社会福利改为“工作福利”。(5)适当加重个人负担份额。(6)老人老制度，新人新制度。(7)将福利项目的直接供给者（职业性利益群体）与福利的接受者分开。
政府收缩的第二项主要职能就是放松管制。收缩政府的经济职能，减少政府干预的范围和程度，实行更大的市场化。1981年2月，里根政府了第12291号行政命令，其中有一条规定，在一般情况下，政府不应当对企业的开设和经营方式、产量及物价等经济行为施加管制。
美国政府公共服务市场化的价值取向是，在公共服务输出领域引进市场机制，一是决策要和执行分开，二是公共服务的供给必须要多元化、竞争发展。这样使政府权威与市场交换的功能优势有机组合，提高政府功能输出的能力。
3.新西兰政府改革
新西兰的行政改革在当代西方行政改革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被誉为行政改革的典范。开始于80年代初期的新西兰行政改革，先设定了总体框架，与其他国家相比，更多、更明确地采用了管理主义的模式。
新西兰改革的主导思想是，明确政府、部、皇家实体机构和公务员的目标，避免责任和职权的冲突、交叉，政府不介入市场和社会能够有效运行的领域，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尽量减少成本。改革几乎涉及所有公共部门以及公共部门的组织、过程、角色和文化等方面，改革的具体措施包括结构变革、分权化、商业化、公司化、私有化等，主要内容有：国有企业从事原本生产“私人物品”的政府部门的活动，在市场机制下将国营企业民营化，重组政府部门结构，设置提供公共服务的新架构，缩减政府预算。
由此看来，这些国家采取的措施不同、侧重点也不同，但是都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重新调整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减少政府职能，以求使政府管得少的一点，但是要管得好一些；第二，尽可能地实现社会自治，鼓励社会自身的公共管理，也就是利用市场和社会力量来提供公共服务，以弥补政府自身的财力不足；第三，改革政府部门内部的管理体制，甚至尽可能地在一些部门中引进竞争机制，以提高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和为社会服务的质量，从而使政府彻底走出财政危机、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的困境。
二、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中共中央政治局2005年12月20日下午进行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强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我们看到我国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进一步强化,正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
目前，我国同西方国家都处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及世界性的政府改革浪潮的国际背景之下,分析、学习国外尤其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的政府改革经验,借鉴其理论、方法及模式中的合理因素,对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第一，慎重、合理界定我国政府职能的范围和内容。我国和美国所处的现代化阶段不同。美国已经处于信息社会，我国虽然处于信息社会的大背景之下，但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大部分地区还停留在工业文明时代，或工业文明过渡时代，只有少部分地区处于信息社会前沿。众所周知，美国的市场经济已经相当成熟，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经历了一个从自由市场到政府干预，再从政府干预回归自由市场的否定之否定阶段。美国通过压缩福利项目的福利政策和放松对工商业项目的福利政策来收缩政府的社会职能。我国政府在改革开放之前是个全能的政府，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虽然也亟需收缩政府职能，实现“小政府、大社会”和“有限政府”，但是以压缩福利项目为主体的福利政策改革，恰恰与我国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建立健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全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方向相反。这是现代化不同阶段上的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因此，不同的时代背景，要求不同，涉及的改革措施和模式当然也不同。我国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要根据实际国情，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汲取教训，避免改革走弯路。
第二，引入严格、科学的管理程序。雷纳评审是来自政府内部的改革，旨在促进、鼓励、协调、指导有关部门在现存的文化及传统中开展改进工作，发挥各部门革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尽量避免由上或者由外强加的成份。当前，公众对于我国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还有诸多不满意的地方，当务之急是相关管理部门要在绩效评估上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本文以为，不妨引进雷纳评审的严格和科学程序，对政府公共服务进行解剖，从而为政府部门的公共管理找到更好的办法。
第三，注重提高政府部门的服务质量。“公民”运动改革力度较大，效果比较明显，在政府和社会关系上，体现了政府退却、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等理念；在政府内部管理上，体现了公民为中心、服务导向、结果为本、市场机制为基础等理念。“公民”运动中，英国政府把行政管理的重点放在提高政府的服务质量和效率上，主要手段是新的管理原则、新技术、新方法在公共管理中的应用。据1996年的官方报告，英国的“公民”运动在提供公共服务质量和公民满意度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而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许多国家纷纷效仿。据统计，1996年，全世界共有5个国家推行了与英国“公民”运动相类似的服务承诺制度，很多国家的代表团到英国考察“公民”制度的执行状况和效果。英国政府内部行政改革的侧重点是管理层次，这与我国行政改革的侧重点是机构改革是不同的。
关键词:文化;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机制
要探讨文化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首先应该明确文化的内涵与经济作用,然后将结合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观点,论证三大优势决定对外直接投资而文化又影响三大优势,最后得出文化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文化通过影响三大优势进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
一、文化的内涵与经济作用
(一)文化的内涵
现在世界上关于文化的定义和内涵的解释大约有一百多种。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即人化,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历史过程中,赋予物质和精神产品的全部总和以及人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以人化的形式的特殊活动。这种概括,将那种仅仅同劳动生产相连的狭义文化扩展为涵盖人类创造物与人类自身活动的广义文化。按照对马克思文化哲学的理解,可以把文化结构区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面。精神文化也称为观念文化,以心理、观念、理论形态存在的文化,它就是我们通常所说,也是本文所指的狭义文化,它包括语言和符号、价值观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民族主义以及涵盖以上因素的企业文化等。
语言和符号在人类的交往活动中都起着沟通的作用,还是文化积淀和贮存的手段,反映、传授和创造文化。形体语言是沟通的另一种形式,在不同文化中,相同的手势或其他动作可能有不同含义。价值观念是一个社会的成员评价行为和事物以及从各种可能的目标中选择合意目标的标准。它决定人们赞赏什么,追求什么.选择什么样的生活目标和生活方式。同时价值观念还体现在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和非物质产品之中。伦理道德通过教育和社会舆论等力量,使人们具有善与恶、荣誉与耻辱、正义与非正义等观念,并逐渐形成一定的习惯和传统,以指导和控制人们的行为。风俗习惯是人们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规定了人们活动的方向、方法和式样,规定语言和符号使用的对象和方法,是价值观念的具体化。是文化中真正能够持久的基质,凝聚着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另外,民族主义往往会使一个民族自信自强,也形成了本国产品的一种最为坚实的保护屏障,一定程度上排斥了对外交流。企业文化就是企业中人们的群体心理和群体行为习惯,包括企业共同遵守的价值观、信念和行为方式。
(二)文化的经济作用
探讨文化的经济作用,将借用文化资本的概念。经济学家们传统地将资本分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制度资本等。1990 年,布迪厄提出文化资本的概念,从此文化资本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并逐渐受到经济学家们的关注。每个人,即使他没有接受任何正规教育所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但他一定习得了一系列的价值观、信念、看法和思维方式,从生产的角度来看,这一系列价值观、信念、看法和思维方式等实质上是一种文化资本。
袁晓婷,陈春花(2006)认为: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既有直接的影响,也有间接的影响,如图1所示。
1、间接影响
文化资本制约着人们对资源、技术、制度等要素的选择与合理配置,决定着人们需求的变化和观念的创新,影响企业家的创新和决策,还有它的规模报酬递增特性推动着一个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均收入持续地增减。
2、直接影响
文化资本能够影响人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及其中的互利交易。
二、三大优势决定对外直接投资
三大优势决定对外直接投资源于英国学者邓宁(John H. Dunning)于1981年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又称OIL模式。目前也有争议,为此,有必要对该理论进行述评。
(一)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简述
邓宁认为,企业的国际经营决策是由企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这三组变量决定的。这三组变量的不同组合决定跨国公司在出口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与许可证交易之间的选择。如果同时具备三类优势,企业就可以采取对外直接投资组织国际生产。对外直接投资是充分利用三类优势的最佳方式。具体而言,三大优势含义如下。
(1)企业优势
企业优势是指一国企业拥有但外国企业无法获得或拥有的有利经营条件、资产及其所有权。它又称为所有权优势、竞争优势或垄断优势。企业优势分为四类:第一,技术优势。主要包括专利、专用技术、管理经验、销售技巧、研究与开发能力等。第二,规模优势。包括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第三,人才优势。第四,金融和货币优势。
(2)内部化优势
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通过扩大自己的组织与经营活动,将其所有的资产内部化而拥有最大收益的优势。企业内部化的动机是避免外部市场不完全性对企业经营的不利影响,把中间产品的交易成本降到最低水平,防止技术外溢。
(3)区位优势
区位优势是指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为外国企业在该国投资设厂提供的更有利的条件。它的大小取决于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环境。区位优势决定着对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地区结构和国际生产的类型。
(二)对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修正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吸收了过去出现的各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精华,能够解释企业进行三种主要国际经营活动的原因,是迄今为止比较完备的跨国经营理论。但它无法解释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因为这些企业并不同时具备三大优势,也不具备发达国家企业的绝对优势,他们的很多投资为技术寻求型、资本寻求型、资源寻求型、产业结构转移型等。所以,有必要修正它。
1、三大优势可以相互替代
中国学者林叶1991年在《中国跨国公司论》一书中对邓宁的折衷理论进行了修正:发展中国家不同时具备三种优势仍可能发生对外投资,这是由三种优势相互替代产生的。当内部化优势(I)分别大于所有权优势(O)与区位优势(L)时,内部化优势就弥补了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劣势,就可能发生寻求最大程度地发挥内部化优势的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同理,可以发生寻求区位优势或寻求所有权优势的对外直接投资。在人均GNP低于400美元的国家仍可能发生对外投资,这是某些领域的比较优势决定的。
2、企业优势应是相对优势
笔者以为,企业优势应是相对优势,不仅相对于东道国企业,也可相对于母国同类企业。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往往是寻求技术、资本与资源等,甚至是被迫跟进国外市场。它们并非都具有相对于东道国企业的优势,但是一般都具有相对于本国同类企业的优势;否则,它们很难率先或跟进跨出国门。后来出现的针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规模经济理论、产业结构转移论等都与企业的相对优势有关。
因此,修正后的国际折衷理论可以适用于所有国家所有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可见,三大优势决定了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那么,什么因素影响三大优势从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呢?
三、文化全面影响三大优势
以下将逐一分析文化全面影响导致对外直接投资的三大优势。
(一)文化影响企业优势
文化对企业的人才、技术、产品、管理等优势都有影响。
1、文化影响着企业的人才的吸引、获得与培养
企业提倡“诚信、团队、合作、创新”的价值观,吸引人才效果显著。当一种企业文化使职工得到职业化训练,并形成其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的对称结构时,企业内就会成长出一批优秀的人才。反之,有损企业的人才优势。比如,儒家文化中的群体意识、“唯上、唯君、唯父”、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等消极思想限制了人才的涌现与培养,从而削弱了对外投资的优势。
2、文化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保护与传导
僵化的企业文化不利于传导与创新技术。此外,在国际投资中,由于我国企业缺乏对自己的无形资产借助法律加以保护的意识,对自己的产品技术尚未采用专利法、商标法等法律措施加以全方位保护,导致无形资产泄露、被外方人员盗走,造成一些很有优势的无形资产流失。
3、文化影响企业的产品优势
以变化、新奇、差异、个性等为特征的企业,定位于“领先使用者”细分市场,产品优势是“时尚”。相反,以稳定、有序、规范、无差错等官僚文化为主体文化的企业,其产品性质为“长寿型”,其产品优势是“质量――成本”,对应的细分市场是“从众者”和“保守者”。
4、文化对企业优势的其他影响
互利合作的文化使管理等都更有保障。一种凝聚力强大的企业文化可以提高企业在国际投资中的谈判权利,获得更多的利益。一个自由的、不受国家干预的文化中成长的企业,能更好的适应国际市场的变化,时刻保持竞争力和活力。
(二)文化影响内部化优势
跨国公司内部的文化差异增加了管理成本从而削弱了内部化优势。
1、机制
内部化理论认为跨国公司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不仅在于它对国际市场的替代,从而节约了交易成本,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创造出企业内部的国际分工和交易体系,从而实现更高程度的节约或取得更大的效益。内部化的收益大于其成本时才会有意义。内部化的收益一定时,其优势大小取决于其成本的高低。内部化的成本主要是企业扩张增加的管理成本,而国际企业的文化差异与摩擦是导致管理成本增加的主要原因。胡浩(2004)认为对文化差异的测量一般是通过Kogut & Singh 设计的文化差异指数来度量的。一般认为文化差异较大时, 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的绩效水平会较差, 原因在于文化差异会造成交易效率的下降、敌意的产生或显著的不适、经常的文化冲突等等。
2、表现
刘宗明、石文慧(2006)总结了:“Hofstede提出的国家文化模型主要由权力化程度、个人主义/ 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男性/ 女性主义和长/ 短期取向等维度构成的。企业层面的文化差异往往也都是国家文化在这些维度上差异的不同体现。根据Hofstede的研究结果,赵曙明等人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与中国等六个国家在上述五个维度上进行比较(赵曙明,张捷,2005),结论是中外企业文化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文化类型、沟通方式、认同程度、等的差异都会影响内部化优势。彭新万(2003)指出:中国对外投资企业面临的跨文化管理问题主要有:管理理念、价值判断、风俗习惯三者不同引起的问题。不同的文化环境要求不同的管理方式,在某一文化中适合的组织战略、结构和技术在另一文化中却可能导致失败。
(三)文化影响区位优势
区位优势涉及到东道国的整体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等软硬要素。东道国文化的异同与优劣会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一般而言,越接近本国文化、人文环境越好的国家越有利于作为投资的东道国,因为社会文化方面的交易费用较低。
1、东道国文化的异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
我们对外直接投资时,选择越接近本国文化的东道国越有利。
孙焱林与胡松(2004)运用1997年的数据估计中国与其FDI的主要来源国(28个DECD国家和5个非OECD的亚洲国家和地区)之间的Gravity模型。Gravity模型预测到中国的FDI中有80%来自亚洲国家和地区。“本文通过定量分析说明了中国之所以吸引的许多FDI,是因为与其他国家相比,其拥有较大的文化和地理优势。中国和亚洲主要的FDI来源国(包括日本和几个新兴工业国(地区))有很多相同的文化关系,而且和这些来源国的地理距离很近。我们强调文化和地理对FDI的影响并不意味着FDI政策、市场规模和政治稳定性等因素对吸引FDI没有关系,事实上,后面列出的一些因素帮助东道国达到或是提高其吸引FDI的潜在值。”
2、东道国文化的优劣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
东道国优良的文化环境会增加外来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儒家文化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吸引外来直接投资的巨大成功就是明证。儒家管理集治国、治家、治生、治身为一体,是体现“天、地、人”和谐统一的完整体系,而其中又以治国为其最高成就。具有现代意义的儒家管理在国家治理方面的成功,尤以新加坡、韩国等最为典型。相反,东道国的文化环境恶劣甚至敌对可能会导致严重错误。如伊朗革命后社会中长期积累的对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憎恨情绪最终导致了新政府在革命成功后把大批外国石油公司所有权收归国有。
3、东道国文化的类型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
东道国文化的类型可以分为保守型与进取型,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差距大与权力差距小等,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意愿从而影响区位分布。比如保守型为主流价值观念的国家,对外交流的欲望不会太强烈,所以不利于贸易投资的发展,而进取型相反。东道国文化的类型还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与开发地点。周凌霄(2006)对此有比较系统的分析。“跨国公司在进行投资时应该把研发部门布置在文化环境有利于实现更高研发效率的国家。权力差距越小、不确定性规避越低、鼓励个人主义与男性主义的国家为最佳地点。”
三、小结与启示
综上所述,文化全面影响了企业优势、内部化优势与区位优势,从面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所以,文化是全面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如图所示)。该结论的启示是一国要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才能更好地促进对外直接投资。
文化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机制“菱形图”
参考文献
[1]徐行言主编:《中西文化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陈丽琳著:《企业文化的新视野》,《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薛晓源,曹荣湘主编:《全球化与文化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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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淑红,曾铮主编:《国际投资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版。
[6]王军,高国威,刘育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世界地理研究》,2003年第3期。
[7]胡浩:《论文化差异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社会科学》,2004年第10期
[8]刘宗明,石文慧:《企业跨国并购与文化整合》,《商场现代化》,2006年第24期。
[9]彭新万:《中国对外投资企业面临的跨文化管理问题及对策》,2003年第6期。
[10]孙焱林,胡松:《文化和地理因素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国际贸易问题》,2004年第10期。
[11]杨帆,郭秀芝,李明贵:《论国际直接投资中的文化冲突》,《黑龙江财专学报》,1999年第3期。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制度化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4）23-0060-02
2004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强调，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1]为了进一步规范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组织管理，教育部于2011年1月19日又印发了《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暂行）》（以下简称《标准》），其中明确指出形势与政策课要根据教育部下发的教育教学要点来组织教学。[2]然而，通过调查问卷发现，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经过多年建设尽管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然未能跟上其他几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发展步伐，其课程规范化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3]基于此，拟以《通知》和《标准》为依据，来讨论“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基本要求。
一、教学内容的合理化
合理化的教学内容是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基本要求。只有科学编选适宜的社会热点焦点问题作为教学内容，才能达到“形势与政策”课的教育教学目的。
目前，教育部已经加强了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课教材和教学资料的建设。每年制定两期“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点，并于春、秋两季学期开学前将教学要点印发全国各地教育部门和高等学校，作为教学参考资料。与此同时，教育部在每年两期“形势与政策”课骨干教师培训班上，聘请国内专家就相关专题作报告，从而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的选取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素材。此外，教育部还组织编写制作了及时反映国内外形势最新动态的《时事报告大学生版》（含VCD）作为学生学习辅导资料。可以说，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的选取方面，教育部已经有了很好的指导和规范，各高等学校应该根据、教育部的要求，结合本地本校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和思想特点，合理取舍。
笔者认为，就具体内容来看，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应该涉及：国内外时事政治、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及其趋势、国内外形势与发展趋势、始业教育、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教育、行业形势教育、就业指导等。就理论形态来看，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应该包括三个部分：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二是国际与国内形势教育；三是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与政策等政策教育。
二、师资队伍的多元化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根本保证是打造一支理论功底扎实、专兼职结合的多元化师资队伍，即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为骨干，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为主体，以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为兼职。首先，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是“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骨干和中坚力量。“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及方法论来分析国内国际的热点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理所当然应该成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骨干和中坚力量。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主要由学校相关领导、行政党群职能部门领导、院系党总支书记及学校辅导员教师组成。最后，“形势与政策”课内容的多学科性、宽领域性、广范围性的特点要求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为兼职队伍，根据形势的需要，定期或不定期的对学生做形势与政策讲座，不断增强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三、教学安排的常态化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首要前提是教学安排常态化，即教学任务有计划、教学活动有场所、教学时间有保障。首先，将“形势与政策”课列入教学计划，公布教学计划进程表，并纳入学籍管理。“形势与政策”课应该合理规划学分和学时，制定具体的教学计划，根据教学计划进程表来规范完成“形势与政策”课的理论教学及实践教学。[4]其次，教学活动有场所。主要包括多媒体教室、实践教学环境、多功能报告厅等。应该依托学校和教师资源，建立形势与政策教育基地，组织学生在学校大礼堂、专门教室集中观看专题影视，组织学生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点参观考察，引导学生到企业或社区进行专题调查，加强大学生对形势与政策的理解。最后，教学时间有保障。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可以根据教学计划安排在规定的教学时间内完成“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任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与学生接触的时间较多，应该保障实践教学的时间。建立定期学生形势报告会制度，提前安排好专家学者的专题讲座时间，使教学时间得以保障。
四、教学方式的多样化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重要保障是根据教学需要和学生特点，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
一是系统讲授与形势报告、专题讲座相结合。形势与政策的基础理论具有系统性、连续性、宏观性等特点，要从宏观上把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基本内容，应该系统讲授。针对社会形势的热点以及学生关注的焦点问题，还可以邀请知名专家、学者、党政领导来校举行专题讲座，并且建立定期形势报告会制度，与课程教学内容形成互补。
二是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请进来”就是有计划、有针对性地邀请知名专家、学者、党政领导、先进集体领导干部等到学校给大学生做形势政策的报告和讲座。“走出去”就是授课教师结合“形势与政策”课的内容和要求与当今社会热点问题、本地的经济社会实际情况，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实践考察，在实践中了解国情，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三是课堂教学与课外讨论、交流相结合。对于“形势与政策”课基础理论内容，需要通过课堂教学来系统的学习，课堂教学可以让学生掌握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同时课外讨论、交流，特别是数字化互动交流对学生的形势与政策观有重大影响，是“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不可缺少的教学方式。
四是正面教育与学生自我教育相结合。教师要联系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的实际，及时对大学生进行正面的形势观和政策观教育，发挥学校教育的主渠道作用。同时，通过积极组织和引导学生自主收看电视、读书看报、座谈和网络学习等，引导学生自主关注国内外形势与政策，发挥学生自我教育的补充作用。
五、教学考查的科学化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必要环节是采取科学的考核方式，即将传统的综合性试题考查与撰写专题论文、报告会心得、社会实践调研报告等形式相结合。
第一，传统的综合性试题考查。将开卷考试与闭卷考试相结合，作业考核和命题考核相结合。重点考查学生分析国内外形势与政策的能力及理解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能力，考查学生宏观把握“形势与政策”课基础理论的情况。
第二，专题论文考核。根据“形势与政策”课的基础理论内容给出选题范围，鼓励并指导学生把课堂教学内容作为论文撰写的理论基础，引导学生结合国内外形势与政策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问题撰写论文。
第三，报告会心得体会考核。在学生听取报告会前，教师指导学生重点记录“形势与政策”报告会的主题、思路、报告方法、切入点、解决的实际问题等。报告心得体会考核，可以综合了解学生的整体素质，能够提高学生的知识理解与运用能力。
第四，社会实践调研报告考核。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到社区、农村、企业进行实地调研考察，并设计合理的问卷调查，用实证的方法获取第一手资料，并对调研考察过程进行总结，最后形成调研报告。
六、教学管理的制度化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内在要求是制定和落实相关的教学管理制度，即以制度作保障，以管理作依托，对整个“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过程进行监督和控制，以保证教学秩序有条不紊地进行。
第一，加强各个教学环节管理。一是建立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讲课质量评估制度，规范提高任课教师的教学质量。二是建立定期进行教学检查和督导的工作，对教学环节进行监督。通过有着丰富经验的专家们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工作进行监督、及时反馈教学各环节存在的问题，对提高“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会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第二，加强教学保障管理。包括：完善教师准入制度和教师培训制度；建立学生对教师的评价制度；建立教材建设的质量制度；建立教育经费的投入制度；建立形势报告会制度；建立实践教学制度等等。
第三，加强考试环节管理，即构建完整的“形势与政策”课考核评价制度，完善细化考试环节，避免考试考核的随意化。这就要求明确“形势与政策”课的考核原则、考核目标、考核内容、考核方法和考核结果，建立试卷考核、论文考核、实践考核相结合的综合考察制度。
七、教学研究的专业化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驱动力量是加强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研究工作。教育教学研究的专业化，有利于增强“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的敏锐性和时效性。
教育教学研究是规范“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的重要内容。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研究既有利于教师把科研成果直接转变为教学内容，又有利于教师创新教学手段和方法，这不仅能够提升“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的理论深度，而且能够增强“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效果。因此，高校“形势与政策”课任课教师应该重视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研究，通过学术研究活动来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和科研素质，以达到以科研促进教学、以教学带动科研的目的。学校应该鼓励和组织“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开展科学研究，为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研究提供必要保障，如把“形势与政策”课纳入学校学科建设体系规划中，设立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研究的科研项目等等。
总之，“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构建一套成熟稳定的综合性机制与结构性范型。[5]只有实现了教学内容的合理化、师资队伍的多元化、教学安排的常态化、教学方式的多样化、教学考查的科学化和教学管理的制度化，才能说“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真正走上常态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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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 投资 活动迅猛发展，由此而带动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随之发展。西方 资本主义 国家的各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应运而生，这些理论角度不同、观点迥异、内容纷杂、范围广泛，主要有“投资选择理论”、“资本化率理论”、“垄断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区位优势理论”等等。在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方面，中 国学 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进行了理论抽象，阐述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决定因素和行为方式等，形成了一系列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一、国际方面
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投资活动迅猛发展，由此而带动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随之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应运而生，这些理论角度不同、观点迥异、内容纷杂、范围广泛，主要有“投资选择理论”、“资本化率理论”、“垄断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区位优势理论”等等。这些理论较好地解释了 跨国公司 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但由于各种理论只能解释一定范围和一段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针对这种情况，一些学者试图将各种理论加以组合，形成更大的理论框架。其中，邓宁就在提出公司优势概念的基础上，将其与内部化理论、区位理论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从企业的利益、优势和决策行为等方面探讨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发生的原因，较全面地解释了跨国公司不同内容的经营活动。
西方学者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转折是内部化理论的提出。其研究思路与垄断优势理论不同，它将区位因素与内部化的公司优势所带来的 成本 节约相联系，从而具有综合的特点，能够解释更大范围内的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20世纪80年代起，发展中国家的大、中、小企业纷纷走上了跨国经营的道路，并且许多企业还直接进入了发达国家的内部 市场 ，这引起了西方 经济 学 者的关注，他们开始探究针对这一现实的新的理论解释。关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主要有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市场控制理论等。这些理论对于促进和 指导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这些理论解释局限于某些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行为，不具有一般的普遍意义，而且几种观点还未形成系统化理论，难以自成体系。
总的来看，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还远不成熟，至今还没有被广泛接受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二、国内方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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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小岛清著，周宝廉译，《对外贸易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关键词：海外并购 金融支持 金融所有权优势
在后金融危机中国企海外并购活动频繁时期，以往产业资本参与支持的海外并购已力不从心，迫切需要金融资本的加入来解决“资金瓶颈”问题，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完美结合能更好的促进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顺利完成。在当前跨国并购已逐步替代绿地投资成为中国海外投资最主要形式的背景下，对于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的专门研究已迫在眉睫。本文在理论上以微观企业分析和宏观金融支持相结合为视角分析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金融支持问题，为海外并购研究提供理论分析框架。
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理论研究回顾
国外学者有关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的研究较少，主要有Gary C.Hufbauer, Rita M. Rodriguez（2001）《21世纪的美国进出口银行―一条新途径？》收录了美国进出口银行成立65周年的相关研究文章，主要介绍美国进出口银行的经营环境、对美国企业出口的支持作用及所面临的问题等。
国内学者对于海外投资与金融服务支持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方面是中国“走出去”战略框架下，将政策性金融服务支持与商业性金融支持相结合宏观总体把握金融服务对于海外投资的支持。严明（2005）在《海外投资金融支持―以中国企业为对象》第一次全面的阐述海外投资与金融服务支持问题，是国内第一部研究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的专著。其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研究对象比较广泛，其所研究的海外投资支持问题主要指“走出去”战略框架下的对外直接投资，包含了对出口、对外工程承包、绿地投资、海外并购等“走出去”内容的总体支持探讨；第一次建立了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此专著理论上沿着钱纳里“双缺口”理论分析思路，在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的框架下，建立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需求分析模型，其突出的理论贡献弥补了以往此研究领域的理论空白；对有关概念和理论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海外投资及金融支持风险分析和手段分析，其涵盖内容全面深入；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现状分析客观全面，同时介绍了国外发展情况并予以中国借鉴，提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的发展与战略选择等。
另一方面是单纯从政策性金融服务的角度讨论其对于海外投资的支持。佟志广（1996）以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业务实践探讨了政策性进出口金融支持功能。白钦先、徐爱田、欧建雄（2003）详细介绍了世界各国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及管理体制并予以比较。虞瑾（2006）从理论论证和最小二乘法实证论证外汇管制放松、国内金融深化、政策性金融支持等三大政策量化指标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和影响力，并提出完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融政策支持体系的对策建议。黄人杰（2007）认为政策性资金的运用应当以间接模式为主，通过以少量的政策性资金带动巨量社会资金的杠杆效应，改变商业性机构和社会投资者的风险―收益分布，提出要进一步研究开发型金融和以市场化方式实现政策性目标的运营机制等问题。
以上文献主要从理论的角度定性分析“走出去”战略框架下的海外投资的金融支持问题，其涵盖的范围较为广泛，不仅包括商品和劳务的对外输出，即对外贸易和对外承包工程等对外经济交往形式，还包括资本的对外输出，即绿地投资、跨国并购等跨国合作经营开发等对外经济交往形式，对于以跨国并购方式的对外直接投资的金融支持的专门研究还尚属空白。同时还发现，以往文献中定性研究居多，主要讨论政策性金融支持的功能作用，及其与其他形式的金融支持之间的关系，研究视角主要在国家战略层面和宏观政策层面。然而对于中国企业自身而言，海外并购过程中何种形式的金融支持是其迫切需要的，如何针对企业金融支持诉求因地制宜地实施金融支持促成企业海外并购，是本文关注的问题。
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理论研究的应用分析
本文试图将微观企业金融实力融入宏观金融支持分析中，一方面在理论上将严明（2006）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需求理论研究成果应用到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研究中，论证政府与金融部门对企业海外并购支持需求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将企业自身金融优势置于OIL框架下作为企业所有权优势的一部分，将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对企业的支持通过企业财务金融实力表现出来，表明宏观金融支持有利于增强微观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以此研究海外并购金融支持问题，起到抛砖引玉作用。
（一）海外并购金融支持“双缺口”需求理论
本文借鉴严明（2006）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需求理论，沿用“双缺口”理论的分析思路，对海外并购的金融支持需求进行理论分析，总结不同类型的支持需求。设在某一时点上，一国的资本数量为Ct。封闭条件下，一国资本供给来源于企业自我资本积累E、金融储蓄S和政府税收T之和。资本需求主要由企业自我资本积累的使用E、社会资本I和政府支出G组成。因此有：
Ct= E +S +T =E +I +GS +T =I +G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将外国资本（仅讨论跨国并购的对外直接投资形式）流动考虑在内，用Ci表示外国资本流入，Cx表示跨国并购对外资本流出，有：
Ct= E+S+T+Ci=E +I +G+CxS+T+Ci =I +G+Cx（Cx-Ci）=（S-I）+（T-G）（1）
通过变形推导得出上式（1），等式左边代表一国跨国并购资本流动情况，等式右边（S-I）表示该国金融部门对企业资金支持（商业性金融支持），（T-G）表示该国政府部门财政支持（政府财政补贴资助及政策性金融支持）。等式（1）说明一国的国际资本（跨国并购）流动与该国国内的资金供应状况和国家财政情况有关，当一国出现资本跨国流动、本国的资本存量发生变动时，本国金融部门与财政部门也相应调整，最终达到国家经济均衡。
当一国跨国并购形式的资本输出大于资本流入（Cx-Ci）>0，金融部门的融资支持与政府部门的财政支持之和必大于零，说明如果出现因企业跨国并购引起的资本输出除了有企业的内源性融资支持，必然会引起金融部门的外源性融资和政府部门的财政资助。
将外国资本流入移至等式右边，等式（1）变形：Cx=（S-I）+（T-G）+Ci（等式2）由于外国流入的资本Ci大多进入国民经济各个实体经济生产流通领域成为生产性资本或准生产性资本来实现资本价值的增值，其以现金形式流入金融系统的量很少，转化为本国对外投资的资本（成为融资来源）可能性非常小，因此外国资本流入很难有效支持本国跨国并购，Ci趋向0，由此等式（2）可简化为：
Cx=（S-I）+（T-G）（等式3）
如等式（3），当本国进行海外并购的资本输出时，Cx>0，为保持等式平衡，相应的本国的金融支持和政府政策财政支持也增加，且跨国并购规模越大，商业性金融支持和财政金融支持需求也越大。跨国并购资本流动Cx规模受到金融部门融资支持（S-I）和政府部门财政支持(T-G)限制。当金融部门认为当时海外投资风险太大，不愿意承担融资支持而导致商业性金融支持不足时，出现“金融支持缺口”。此时为保持经济平衡，需要财政部门提供财政政策性支持来填补此缺口。相反，如果政府因财政支持力度较弱出现“财政支持缺口”时，需借助民间金融储蓄的力量，调动社会中潜在的商业性金融资源支持跨国并购。若此支持来源因高风险而意愿不强，政府可提供相应的风险保障措施免除商业性金融支持的风险问题。
以上理论分析表明，企业海外并购有强烈的资金和政策支持诉求，其规模受限于金融部门的商业性金融支持和政府部门的财政金融政策性支持。
（二）OIL框架下外部金融支持与企业自身实力结合的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分析
海默（1960）在垄断优势论中提到跨国公司一方面自身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另一方面借助其在国际上良好的资信顺利获得国内、外金融市场的融资，而邓宁在OIL框架下概括为企业的融资信用优势和融资成本优势（1983）、金融资产优势（1993）。Jens Forssb・ck, Lars Oxelheim(2008)则将金融要素纳入企业所有权优势中论证其对促成跨国并购的重要性，其将企业金融特有变量总结为企业股票价格销售率、海外上市、负债成本、阿特曼财务危机预警机制、政府补助、税收减让、自由现金流等。Oxelheim（2001）提出支撑所有权优势三大金融策略：获得并保持全球性成本和资本可获得性；获取财政补贴或税收减让以增加自由现金流；实施价值创造为基础的风险管理项目。
由以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根据中国企业情况加入融资担保与投资保险服务的政策性支持因素，形成基于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的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理论分析框架。本文认为资金实力是海外并购企业的金融优势的中心，企业需考虑如何最大化利用资本进行海外并购的同时使成本最小化，其中包括资信实力、融资来源和成本、相关政策支持三大要素。企业拥有良好经营业绩形成的资信实力并能获得低成本的外源融资和政府财税政策支持的优势就是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具体而言，资信实力体现在企业控制内部现金流能力（自由现金流）和反映财务风险控制能力的公司信用评级（阿特曼财务危机预警模型Z值）两方面；低成本外源融资表现在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资本性融资（市收率、海外上市）和债务性融资能力（负债成本）；政府财税政策支持是使企业获得来自政府的财税支持（税收减让、政府补助）、融资便利及融资担保与投资保险的能力（融资担保与保险）；通过内部经营和外部支持结合增强企业的金融实力形成所谓的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
本文认为，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不应盲目进行金融支持，应以企业自身实力为基础，提供针对性多形式多渠道支持，不仅可保证国家资产安全，而且可以避免由于政府政策支持力度加大使一些本身实力较弱、资信较差的企业逆向选择而所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因此支持思路如图1，对企业自身实力测评基础上，商业性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低成本的商业性融资和海外上市融资服务以填补金融支持缺口，政府针对性政策为实力和资信不同的企业提供相应的税收补贴支持和政策性融资支持填补财政支持缺口。
结论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将国内有关海外金融支持理论与国外学者OIL框架下对企业金融因素的研究成果研究相结合海外并购金融支持问题，认为应在企业内部资信实力基础上提供商业性金融支持和政府财税金融支持来增强企业的金融所有权优势，从而促成海外并购。限于文章篇幅，本文在理论视角上为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研究提供分析框架，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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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白钦先，曲昭光.各国政策性金融机构比较.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
关键词：贸易理论 优势产业 比较优势
国际贸易理论中的优势产业形成基础
（一）优势竞争理论
优势竞争理论来源于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的著作《国家竞争优势》，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波特根据当时的企业竞争优势和产业竞争优势情况，从微观企业竞争优势向国家层面的宏观竞争优势进行理论和实践推导，得出各国企业、产业以及商品在竞争优势上的表现千差万别，特定产业和企业在微观层面上的竞争优势具有累加和循环促进效应，进而形成整体性竞争优势，波特以此为根据，发展创立了用于分析产业竞争优势的“钻石模型”，如图1所示，该模型表明了国家内形成产业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具有互助促进作用，关键要素的非均匀性强化会影响产业的升级潜力。
（二）“后发性”优势理论
“后发性”优势理论特指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地区以引入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学习国外成熟经验的方法而取得产业较快发展的模式，以开放的姿态而取得跨越式发展。这一产业优势理论的创立者为美国经济学家格申克龙，他在总结上世纪六十年代意大利和德国战后重新崛起经验的基础上，以“落后优势”和“落后条件下的有利性”研究发展了该理论，格申克龙认为落后地区通过采取有别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更有可能实现较高的发展速度和产业繁荣状态，理由是相对落后的经济状态为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这种发展的空间性包括了制度性利好和技术性潜力等优势，通过积极的发掘，落后地区的潜在发展动能可以得到迅速释放，做到经济增长的“后来居上”。
（三）产业间比较优势理论
1.内生性比较优势理论。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派将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进行扩展，由传统的既定经济结构最优资源配置过渡到经济结构与技术的互动演进，发展出内生性比较优势理论。杨小凯认为产业内生性比较优势和外生性比较优势区别在于比较前后的生产率差异，前者是基于生产方式和专业化的事后选择，可以在生产条件类似的国家间产生，不同的专业生产决策产生了不同的事后生产率差异；后者是由于先天性生产条件差异而产生的贸易效率区分，基于要素资源禀赋的相对和绝对差异，是由事前产业差异就决定了的。比较而言，内生性比较优势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具有更强的指导性意义。
2.传统产业优势理论。传统产业优势理论经历了由“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到“要素禀赋理论”的发展过渡。亚当·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主张社会主体以特长分工而进行专业化生产，实现全社会的最大化福利，分工在国家间进行就产生国际贸易；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突出了落后国家和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认为只要具有产业比较成本优势就可以进行国际贸易，获取额外收益；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国际贸易产品价格的差异最终来自国家生产要素相对存量差异，进而产生的比较优势决定国家间产业贸易的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绝对比较优势理论和相对比较优势理论都设定了既定的生产要素禀赋条件，相对劳动生产率差异衡量的技术水平决定比较优势的形成，而要素禀赋论恰恰相反，以既定的技术水平条件为设定依据，更多强调比较优势来源的要素存量因素。
3.产业内贸易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的解释既有经济学家林德的“需求相似理论”作为铺垫，也有克鲁格曼“新贸易理论”的补充完善，前者认为产业的初始状态为国内经营，产业的外延和国际化是因为国内市场的饱和或偶然因素作用，属于被动外延，且一般都限定在需求和国民收入水平近似的国家之间进行，理由是需求和收入差异较大的国家和地区间交集产品较少，产业内贸易联系程度低。克鲁格曼认为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是产业内贸易建立的基础，比较优势基础上的产业间贸易和规模经济基础上的产业内贸易具有共容性。林德和克鲁格曼的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向不完全竞争市场的转变基础上，以规模不变向规模递增为假设，较为贴近现实，发展了传统产业比较优势理论。
我国优势产业理论研究发展的四维视角
核心视角。基于核心视角的优势产业研究将产业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作为定义基础。王德强（2008）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产业经济发展的核心环节是区域地理、文化、要素及劳动力生产优势，区域经济发展潜力通过优势产业集群效应得以体现，因此，建立区域经济优势要以建立区域内产业竞争优势为先导。基于核心视角的优势产业理论研究为区域经济的腾飞提供了初始行动参考，相关的产业竞争优势领先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处于较为成熟的阶段，二者之间的结构相关性实证探析处于起步和探索过程。
产业视角。产业视角的相关研究以发展速率、行业关联以及经济增长贡献率作为基础。刘国庆（2010）将优势产业界定为在经济总量中占据权重较大、运行状态平稳、财务指标良好、资源利用效率高和进一步发展潜力较大的行业或产业，这类产业在既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都可以产生较高的投入产出比；李文学（2009）从产业的结构升级潜力角度对优势产业进行定义，认为优势产业可以指引产业升级，利税总量较高，既可以由关联性产业组成产业价值链，也可以在较大范围内形成独立又有内在联系的产业网络。
贸易视角。国内关于贸易视角的优势产业研究以竞争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展开。孙友林（2011）认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和优势产业概念对等，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的结合实际上就诠释了国家和地区的优势产业；吴志兵（2009）指出，地区经济的功能定位是优势产业基本立足点，在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的双重作用下，地区的既定比较优势可以转化为产业内竞争优势，在国内和国际不同建设层次的市场中，优势产业在经济价值链条总具有影响力大、绩效高、市场空间广阔的特点。张亚林（2010）认为对于优势产业的界定不能局限于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任何的偏颇都会导致概念混淆、指代不清。
综合视角。从综合视角出发的优势产业研究在贸易视角的基础上增加了主导产业理论，即优势产业概念包含主导产业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三个部分。赵坤鹏（2011）指出地区间发展的比较优势可以构成区域优势产业基础，地区间在自然资源、劳动力、地理位置和文化历史、科技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可以导致不同的空间和时间性投入产出比，进而体现地区产业竞争优势。洪建军（2010）认为优势产业首先必须是所在国家或地区的主导产业，可以利用自身资源优势进行规模化生产，构成国内生产总值的较大比重，一般是以处于支配地位的行业或产业集合的形式存在。综合视角下的优势产业界定更为全面，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的概念。
优势产业的选择范围、动态变化和可持续发展
（一）优势产业的选择范围
优势产业的选择范围是针对区域优势产业甄别而言，重点突出了在区分同一地区内不同类型产业比较的同时，还要注重不同地区间的同类型产业对比，将优势产业的界定放大到更大的范围内，产业的比较由区域内走向区域间。在区域间的产业比较中，用于比较的个体或集体间必须具备经济水平相当的特征，以此来避免对比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产业优势而导致的无效现象，即不发达地区潜在优势产业可能会得到虚假评估，丧失优势地位。优势产业具备现实发展条件时，无论是大产业划分，还是产业内部细分，其范围都不再局限于一个或一类产业，多层次的产业集群优势得以呈现。图2说明了优势产业的选择范围。
（二）优势产业的动态优势变化
国内外关于优势产业的研究大多突出和承认外生比较优势在产业发展起步阶段的重要作用，生产要素禀赋优势对地区产业专业化的长远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一般来讲，在认定产业具备外生性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企业和政府的共同投入可以使得产业进一步向内生比较优势发展，集专业化生产、规模经济、人力资源优势、产品富集性、需求供给因素和交易效率于一体的发展优势可以促进产业发挥领先作用，并推动相关产业成长。需要注意的是，后发性产业优势的形成需要在规划之初就制定相关的后发优势战略，学习和引进优势产业技术，借鉴先进制度管理模式，优势产业的领先地位实际贯穿产业发展进步的全过程，后发优势战略的制定实施对于产业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形成具有加速作用。优势产业动态变化过程如图3所示。
（三）优势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优势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包含狭义的环境可持续发展，而且还包括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特性，产业竞争优势的可持续贯穿整体发展过程。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当一个行业可以及时的制定并实施能够创造高额市场价值的战略，而任何的产业竞争对手和潜在进入者都无法及时的跟进或模仿这种战略，并且缺乏进入的能力和信心，就可以认为产业具有优势性和可持续性。优势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特性来自于七个方面，分别为产业环境、产业战略资源、产业核心竞争力、产业战略执行能力、产业内人才能力、产业文化以及产业创新力。获得优势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依靠耐心和长久经营，可持续竞争优势维护不能在当下就产生额外效益，即便是发达国家的优势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也是长久化行动。
结论
通过基于国际贸易理论的国内外优势产业发展研究可以发现，优势产业建立在地区性的外生性比较优势基础之上，通过实行先发或后发性的优势战略，产业内生性比较优势可以得到加速培养，进而过渡转变为竞争优势。以产业或产业群形式存在的优势产业依赖自身的经济优势，将持续性领先同地区不同类型产业和不同地区的同类型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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