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作出的历史选择
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同自己的国情与政治文化传统相联系和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归根结底是由我国的具体国情中国革命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特点所决定的。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探索选举民主的具体实现形式,并注重用民主协商的方式管理，公共事务在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中实行“三三制，，的政策明确“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这既保证了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又发展了人民民主,调动了社会各界的积极性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纷纷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五一”口号,支持和参加新中国政权建设,并先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也标志着协商民主这种新型社会主义民主形式在新中国开始出现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宣告我国社会主义选举民主制度正式确立。此时,针对党内外关于我国政治协商制度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存在的争议，毛泽东及时提出了“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的领导人物一起来协商新中国的大事非常
重要人民代表大会已经包括了各方面,人大常委会 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代表性当然很大。但它不能包括所有的方面，所以政协仍有存在的必要,而不是多余的，，的主张。&併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了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周恩来坚持把协商作为新民主的一个重要特点加以论述,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的议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主要是在于事前的协商和反复的讨论”。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指出我国的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基于对民主党派性质作出的这一新判断，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合作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同时，在对政治协商制度文革期间遭受挫折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全面开展了政治协商制度的法制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重要概念正式写入党的政治报告；1992年党的十四大将“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写入党章,1993年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入宪法,使其上升为国家的意志；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归纳进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2005年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提出“政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行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是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就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进行协商,是政治协商的重要原则”w在党的政治报告中，明确地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归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的渠道作用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当今，不断完善的政治协商制度给我国的民主政治带来了蓬勃生机,各级政协在参政议政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等方面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当前,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面对多元化的社会结构和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政治参与诉求，围绕政治民主这一主题，通过国家社会和基层等各个层面开展广泛协商对话,推进协商民主制度的创新发展,构建政党国家和社会良性互动协商共治现代治理形态,进而有效化解国家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
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
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的概念，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理念的重大创新，它要求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着眼于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深刻阐述了有关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大问题,就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论断新举措,构成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系列创新亮点。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为人民当家作主搭建了广阔平台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根本上说,就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而协商民主就是能够起这样作用的民主形式。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过程中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这两种民主形式创造性地结合,在保障人民行使投票权利的同时,运用协商民主，坚持求同存异,追求和谐相处,经过充分的协商，既尊重了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了少数人的合理要求，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民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协商制度的设计原则充分考虑了人民主体地位的发挥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李昌鉴同志研究认为胁商民主制度的设计原则应当包含了以下五个方面n其一，以公民的广泛政治参与为基础漠二,知情权表达权的实现是参与的前提，参与者的素质是实现成功参与的保证淇三,这种参与通过讨论对话谈判审议等形式进行漠四，这种参与是在一定的宪政制度框架内进行，是公民依照法律行使权利，并遵守相应的程序和规则其五,这种参与是理性的，参与者明白自己参与的目的和要求，在发生争议时不一味坚持，不搞你死我活,懂得妥协和让步，实现双羸其六，参与者对于达成的共识具有监督权这些原理归结到一点,就是体现人民当作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
特别是，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我国社会进入深入变革和调整之后，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凸显,社会冲突加剧,而利益表达渠道却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党和政府要协调关系，维护稳定,增强公民对政治系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就需要借助协商民主这一广阔平台来增加了解，加深认识，拓宽利益表达渠道,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而以平等自由正义作为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诉求的政治协商制度对实现这一目标具有独特的作用协商主体在平等自由正义的前提下，通过不同层面的协商,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进行讨论,博采众长广纳贤言,使社会不同群体的愿望和要求以合法的形式表达出来,使各种矛盾和问题在现有体制框架内得以妥善化解,这既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能力，又能有效解决社会分歧,避免社会分裂和动荡,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为坚持群众路线构筑了有效载体
坚持群众路线的问题，不仅是一个思想认识思想方法或工作方法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民主决策和民主制度建设的问题群众路线是作风,是方法,也是制度历史经验证明,党的群众路线只有以科学的制度化作保障，才能发挥持久有效的功用实践表明,协商民主是破解新时期群众工作难题的重要法宝一方面,协商民主是“群众观点”的重要体现协商民主就是党委和政府决策之前，能够先听取群众的意见,群众利用这一个平台，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通过对话交流讨论协商,最后形成共识二是协商民主是“群众路线，，的很好贯彻。政协工作是特殊的群众工作,群众路线是政协的根本工作路线。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拓展，具有更大的包容空间和有效的行为空间协商民主能够有效整合各种政治资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拓宽民众诉求渠道，广纳真知灼见,进一步增加推力,减少阻力,凝心聚力，形成合力三是协商民主是“群众立场，，的不变坚守通过协商民主可以培育公民的社会责任,可以培育公民对于公共利益的责任，可以培育公民健康民主所必需的公民性格，比如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等借助协商民主这一有效载体,不断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积极鼓励和支持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协商讨论，用民主协商的方法解决党和政府关注的群众关心的问题,培育和拓展群众认同资源在了解群众发动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过程中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做到为民务实清廉，保证在党领导下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为党政科学民主决策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逐步建立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决策者只能由选举产生的代表承担,而决策更多地牵涉社会成员的利益，是大家的共同事务，需要大家的广泛参与和支持，加之社会主义中国的任何决策，都以维护好、实现好和发展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宗旨，协商民主正好适应了这样的要求，广泛的主体参与重大决策的协商,便于广开言路，汇集民智，集中民意，系统综合各方面的利益诉求，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合理的权益最大限度地实现同时,在协商过程中，使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是不同的意见和建议得到表达，既服从多数,又尊重少数,使决策更加科学合理协商民主制度在促进党政科学民主决策方面具有以下几个优势:一是具有充分的民意基础。人民政协组成的广泛性为其发挥政治协商的决策咨询功能提供了广泛的民意基础人民政协开展政治协商一方面可以发挥智力密集的优势，广泛集中民智，使党政决策能够更好地体现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联系广泛的优势，充分反映民意，使党政决策建立在最广泛的民意基础上，更好地代表人民的呼声二是具有鲜明的专业优势政协委员中有许多专家学者，他们拥有丰富的科学知识和实践经验，在业内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可以充分发挥政协委员在人民政协政治协商中的智力资源优势,为党政决策提供决策参考信息和政策选择方案,起到优化政府决策的作用三是具有明确的协商特色执政党与参政党作为协商主体，在人民政协内部围绕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领域的重大问题,通过规范的程序进行平等自由的对话，使各方了解并尊重彼此的立场观点和诉求,从而在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寻求并达成各方可以接受的共识,形成决策付诸实施。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路径探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月确提出，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那么，“广泛多层制度化”应该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协商民主发展的主要方向,在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郑言等学者的论述,个人认为，“广泛”，主要指协商主体和协商内容的广泛性,即在坚持和完善现有协商渠道的基础上，吸引更广泛的社会成员参与协商过程，以保障最大程度地整合与协调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协商时具备清晰的问题指向和问题意识“多层”，主要指协商制度的进一步体系化，建立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在完善协商方式丰富协商内容拓展协商渠道健全协商程序规范协商活动的基础上,明确各级党委人大政府以及社会组织与人民政协的关系，明确人民政协在党委决策人大立法政府管理以及社会组织参与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W制度化”,就是要使协商民主制度化协商方式规范化和协商过程程序化实现协商民主制度化,就是通过法律等形式确定协商的形式范围过程主体责任义务等,使协商民主的运行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在此基础上,个人认为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力：
1加强协商民主的顶层设计协商民主制度是一个在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等不同层面开展的，由一系列具体的制度和机制构成的制度体系,必须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全面考虑。一要把握原则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
协商民主制度是一长期的政治任务，因此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将这一长期的政治任务完成，才能达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要始终遵循社会主义《宪法》。《宪法》及《政协章程》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宪法》及依《宪法》制定的〈〈政协章程》,才能确保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这一“人民民主形式，，的合法性,人民政协工作才能坚持走法制化正规化程序化的道路,才能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起到自己的作用，达到“有法有依”,“依法办事，，的目的二要统筹兼顾坚持理论和实践继承和创新局部和整体原则性和开放性长期性和阶段性的统一,从国家宏观层面加强对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要站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治理现 代化的高度，超越地区部门和单位的利益，总体规划,改革创新,打破各种旧的条条框框的束缚三要稳步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系统工程，是当前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方向，与改革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相贯通和衔接,涉及全社会民主素养的提高和党员干部民主执行力的提升,对此需要进行全面深入的调研和科学规划，积极有序稳步的推进重视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战略研究，分阶段、分步骤的制定健全完善协商民主制度的路线图和任务表。
2健全完善协商民主制度体系。协商民主的发展,制度建设是关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要求，并提出了一系列完善协商民主的创新举措和制度安排其中最重要的是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结合地方政治协商工作实践,个人认为：一要完善人民政协制度完善政协委员界别制度,通过制度保障政协委员来自各个不同的阶层，不断扩大团结面，增强人民政协的包容性和广泛性；完善人民政协开展协商民主的形式内容和程序等相关制度，切实从制度上进一步明确协商什么与谁协商怎样协商协商成果如何运用等具体要求,促进我国协商民主中最重要的人民政协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二要完善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不断完善公共决策社会公示制度公众听证制度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完善信访工作机制，从制度上保障公民利益表达渠道的畅通，使我们的决策能在深入了解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寻求不同利益的交汇点，以获得群众普遍认同，取得群众支持和拥护三要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可以考虑制定基层民主协商基本法律规定,形成法律制度,确定基层民主协商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程序；基层组织可以根据国家立法和自身实际,制定出基层民主协商具体办法和程序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规定民主协商的必经程序，保障利益相关主体都能参与民主协商过程,保障基层民主协商有序进行。
3拓宽协商民主形式和渠道《决定》强调要“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从而表明了我们党对不断拓宽协商民主渠道,探索协商民主形式所持的一种赞同支持和鼓励的态度要积极探索创新和完善不同领域符合实际的民主协商方式,以适应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民主意识不断增强的新要求一是认真研究当前社会阶层结构利益格局和就业方式的新情况新变化,适时调整界别设置和委员构成,把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代表吸收到政协组织中来,使各方面的利益诉求都能得到及时反映二是丰富和改进政协履职形式可通过向全社会征集提案建议案,就一些全社会关心的重大问题举行向社会开放的协商会研讨会等,不断扩大协商议政的参与范围要坚持目前全国政协和部分省市政协的“双周，，协商形式,保持基本的协商频度,并形成制度化同时,积极利用政协网络平台，多倾听网民心声关注网民建议,使各族各界群众的愿望诉求得到真实反映，意见建议得到充分表达,并通过各种渠道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理顺情绪,促进社会和谐三是拓展协商领域和覆盖面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政治协商不仅包括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也包括了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政治协商的渠道和覆盖面不断拓宽，协商更加贴近基层和群众。应适应这种形势,将协商民主的领域进一步延伸到基层，在基层事务中将更多地采用协商民主的形式。
4发挥人民政协的重要渠道作用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具有重大战略实践意义、重大理论实践价值的崭新命题。战略具有根本性、长远性、方向性和全局性。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首先明确战略方针，“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好多事情都不好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第一次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概念，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之所以说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个崭新命题，是因为：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并没有解决好“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崭新社会形态”的课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经历过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对未来社会的治理只是方向性的理论构想；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一些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由于斯大林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实践形式――苏联模式，当作必须仿效的固定模式，搞“唯苏独社”“唯苏独尊”，致使社会主义原本充满勃勃生机、生生活力的实践僵化了、凝固了，不但导致了社会主义连绵不断的严重危机，而且导致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做出了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决策，弄清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搞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根本问题。邓小平同志不但首先提出和弄清了如何搞“中国式的现代化”问题，而且在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课题。
通过35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探索，党的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完善，进一步回答了“如何建设、发展和治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崭新的社会形态“，对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做出了新的重大发展。
二、制度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重大战略意义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是制度。制度建设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更加注重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方面面的系列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内容和目标的丰富完善，而且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对国家的改革创新、跨越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实践意义。
首先，制度建设是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一大战略构想与实践。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强调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我们的党和人民浴血奋斗多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尽管这个制度还不完善，但是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在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取得初步成就之时，邓小平同志又强调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正是因为有了35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探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才能站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和战略高度，明确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其次，制度建设今后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具体来说，就是更加注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和党建等的系统改革，构建起配套的制度体系。邓小平同志1992年在南方讲话中曾经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能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这里，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要通过三十年的实践探索，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此强调，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
最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国家运行机制从行政能力到制度能力、治理能力的进程，是从管理到治理的进程。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的导向，就是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根据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进程，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大内容、基本内涵，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必然选择，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题中之意。在实践中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就必须从各个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完善和发展制度与推进治理现代化有机统一起来，把推进治理现代化作为完善和发展制度的基本目的，把完善和发展制度作为推进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条件，使其有机统一于国家治理目的、治理效能。就国家治理体系看，国家治理体系是党和人民政府为实现国家发展效能和目的而治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制度，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有机统一的国家制度。就国家治理能力看，国家治理能力就是党和人民政府为实现治理效能和目的而运用国家制度治理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能力和本领，包括改革创新、发展稳定、内政外交、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把完善和发展制度与推进治理现代化，作为同一实践、同一过程明确提出来，将各方面的制度建设、体制改革、治理目标有机统一起来，就是要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就是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实现其目的、价值、功能的有机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当处理好的重大关系
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按照制度法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统一，通过各种切实有效的科学途径和方式方法管理现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的实践过程。当下，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奋斗目标，为此应当处理好三大关系。
一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统一于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实践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主题的两个方面。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亦是完善和发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2014年1月1日，同志在《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一文中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这表明，实现了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化，亦是实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现代国家与传统社会的最大差别就是法制化。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用制度法规管事管人：就是从“管理”走向“治理”，使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有机统一，实现以制度法规为核心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二是，坚持改革创新与坚持正确方向的关系。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改革创新的根本目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创新的根本方向，改革创新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路径。同志在党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特别强调，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现阶段，坚持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正确方向，就是要更加解放和增强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活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就是要更加解放和增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使全社会的改革创新能量充分释放、释放出绚丽多彩的成就光芒：就是要更加解放和增强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活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
三是，实践探索与顶层设计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这里的“摸着石头过河”是指实践探索。如果说实践是理论政策的源泉，那么顶层设计的基础就是实践探索。实践探索支撑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反作用于实践探索，为实践探索定向把舵。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的实践探索，做出了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重大战略决策，创造了“中国奇迹”，因此人们称赞邓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在新一轮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加强“顶层设计”意义重大。纵观人类历史，成功的改革，都有赖于正确的“顶层设计”。无论是春秋战国时的商鞅变法，还是日本的明治维新，都昭示了这一规律。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强调指出，“我们要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深入调查研究，集中正确意见，从中央到地方，积极地、有步骤地进行改革”。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35年历程，始终与“三步走”战略的“顶层设计”密不可分，始终向着成功的目标迈进。今天中国面临的发展机遇难得，但也面临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和发展挑战更加严峻的情势，迫切需要加强正确的“顶层设计”，引领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各个层级的改革开放，既破除“思想禁锢”“利益割据”的藩篱，又不偏离正确航向、轨道，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今天，加强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增强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着力突破改革瓶颈和重点、难点、关键点，既是坚持过去攻坚克难的成功经验，也是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有效方法。为此，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决策理念，这是“顶层设计”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前提，是推动改革不断深化的智慧之根、活力之源、决策之本。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J].求是，2013，（22）：3.
[3].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9]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J].求是，2013，（22）：4.
[10]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J].求是，2013（22）：3-4.
[11].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J].求是，2014（1）：3.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方针，释放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我国经济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面临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而产生的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党始终把理论创新作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力量源泉。邓小平始终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强调社会管理，他说：“管理两个字很重要，管理好不好大不一样”，“你讲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就要比人家管理得更好，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很重要”。邓小平认为，团结稳定的社会环境是社会管理的保障。他说：“中国的问题，压到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他重视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发挥，认为人民群众的参与是管理的重点；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贫富差距的控制作为社会管理的目标；他主张将集中领导和民主管理相结合。他说：“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所有的企业必须毫无例外地实行民主管理，使集中领导与民主管理结合起来。”他提出要打破平均主义，把社会效益作为社会管理的最高准则。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这个宏伟目标，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社会管理的系统思想，进一步提出了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统一，双管齐下抓好社会管理。他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进一步指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必须处理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各种关系，特别是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这是国家管理的重要原则。他主张以加强社会治安为抓手，推进社会管理工作。他强调：“社会治安，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社会治安不好，群众不能安居乐业，不仅会影响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而且也会影响改革稳定发展的大局。”2001年1月10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首次提出了“政治文明”的科学论断，党的十六大将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形成“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布局。这一“三位一体”的社会建设与管理思想的提出，标志着社会管理理念日渐成熟。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社会建设和管理”被列入“五个统筹”之中，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要方面和必然要求。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专门做出《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党的十七大正式将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并列，社会体制改革正式提上党和政府的工作日程。2011年2月19日，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正确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新特点，针对当前社会管理中的突出问题，着重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思路和举措，为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凝聚强大力量。
2011年7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明确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和主要措施，形成了“一个工作格局”“三个最大限度”“五个全新理念”“七项基本任务”的社会管理创新的总布局。
各地因地制宜，大力开展社会管理创新的探索，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共同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由强调政府自上而下的层级管辖变成了强调减少管理层次、资源下沉和抚育基层发展；由主张“政府包打天下”转变到运用社会组织在内的各种力量；由单纯的行政管控手段转变到依赖包括非强制、非官方和非正式的方式在内的多种方式实现社会治理。以“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作为探索的关键点，着力探索一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社会管理体制，成为各地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共同点，这显然契合了治理理论的核心理念，赋予社会管理“治理”色彩。
党的十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由“格局”上升为“体制”，并且强调“法治保障”，表明社会管理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继续推进理论创新，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意味着党的执政理念由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转变为政府自上而下与社会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治理”，这显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标志着“治理”取代“管理”，成为新时期深化改革的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
二
从“管理”到“治理”，体现的是治理主体由一元到多元的转变。“管理”的主体只能是政府，而“治理”的主体不仅包括政府，也包括了各种社会组织乃至个人。从过去的单个主体变为多个主体。多个主体构成相互监督、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治理体系。这并不是削弱社会治理，而是强化社会治理。这样一来，老百姓在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就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各级政府出台的各项政策也将会更加公正和公平。
从“管理”到“治理”，反映的是治理方式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化。由于“管理”的主体单一，权力运行单向，而且往往存在“我强你弱、我高你低、我说你听、我管你从”的现象，因此在管理方式上往往出现居高临下、简单生硬的人治作风。而“治理”不再是简单的命令或完全行政化的管理，而是强调多元主体的相互协调。社会治理的实质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从一元、单向治理向多元、交互共治的转变，就意味着社会治理不能走上人治的老路，必须以法治作为协调各种关系的共同基础，从而推动社会治理的法治化。
关键词：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总体设计
中图分类号：D 6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6-0081-02
研究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及对策，必须遵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紧密结合河南省的具体实际，在推进河南省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下进行。我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阶段，是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体现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
一、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事业的内涵及其特征
社会事业作为以社会发展和进步为前提，以实现公众整体利益为目的，直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或协调各个方面利益关系的组织、部门和公共企业，其有着特定的内涵和特征。
（一）社会事业的内涵
社会事业是指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领导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服务事业，是与行政部门和企业（包括金融机构）行为相并列的活动。具体而言，社会事业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或其他组织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
社会事业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涉及经济增长在内的社会结构、人民生活、社会秩序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在我国各级政府的相关文件中，社会事业包括教育事业、医疗卫生、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科技事业、文化事业、体育事业、社区建设、旅游事业、人口与计划生育等10个方面，并把消除贫困、公平分配、大众参与、生态保护、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等多种社会价值作为发展目标。
（二）社会事业的特征
社会事业作为政府领导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服务事业，具有整体性、非营利性、公益性等特点。
第一，整体性特征。社会事业是综合运用各种科学知识和方法来研究公共事业组织活动和管理过程及其规律的学科。它是以管理、经济、法律为基础，以公共事业的管理要求为框架形成完整体系。
第二，非营利性特征。公共生产、公共提供，即由政府组织公共事业产品生产，并无偿地向社会提供。社会事业兼具公益、准公益和盈利的性质。
第三，公益性特征。社会事业运行过程体现着公益性，如公共生产、混合提供，即由政府组织公共产品生产，并通过收费方式向市场提供。
二、加强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及对策研究的重要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化、定型化提升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这是我们党站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起点，从国际国内形势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在这种有利的大氛围下，河南省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必须适应国家大环境的要求，积极推进河南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此项工作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一）加强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及对策研究是省委省政府治理理念的新变革
随着经济的发展、公民社会的不断成熟，河南省原有的全能政府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状况。针对这种状况，河南省必须逐渐转变治理方式，逐步实现政府的有效限权、放权和分权体系，构建政府与社会的共同治理模式。政府与社会在对公共事物的管理中达到权力制衡、互相合作、协调互补的稳定状态，必须坚定积极地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
河南省委省政府紧跟党中央和国家的部署，紧密结合河南省社会发展和治理的具体实际，研究和做出了许多有关政策和部署，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治理理念的创新和变革。
（二）加强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及对策研究是实现河南省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现代化是世界各国普遍追求的理想目标。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推进河南省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可以使党和政府及时更新治理理念，通过创新和完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等领域各项制度机制和法律法规，最大限度地减少体制机制障碍和制度漏洞，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
（三）加强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及对策研究关乎河南的未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公平正义是人民群众十分关注的焦点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并对教育、就业创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社会的重要领域和重点方面进行了更加深入细致的部署，重点更加突出，措施更加具体。
推进河南省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省委站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起点，从省内外形势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因此，河南省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要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三、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总体设计的根本要求和目标的确定
科学确定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总体设计的根本要求和目标，是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和对策研究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种根本要求和目标就是要定位为实现社会事业开放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要与社会事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标准相适应。
（一）目前世界上国家治理体系的三种模式
世界上形形的国家的治理体系模式，可以分为以下3种。第一种为“霸道”模式。强调基于强力、命令、行政手段和军事霸权来构建统治秩序，中国法家韩非子的主张就是典型表述。第二种为“王道”模式。强调基于权威、说服和道义合法性来构建统治秩序，中国儒家孔子的学说就是典型代表。第三种为“民道”模式。强调基于公民同意、合法性、宪法制度来构建统治秩序，现代民主政治理论和实践就是典型体现。
（二）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要与社会事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目标相适应
一个善治的国家，需要亿万文明的公民。第一，治理应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在当前利益多元化、文化多样化的条件下，国家治理既要确保公共利益和主流道德价值不受侵害，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考虑个别，特别是要保障宪法确认的个人自由，承认合法合理的个性化追求，让公民和社会组织充满生机活力，使社会保持动态平衡稳定状态。第二，治理应有助于扩大人民民主。党中央突出强调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国家治理要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要广泛发动各类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政府的治理工作或者进行自治。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贸促会等人民团体应在引导相应群体的行为、维护其权益、化解矛盾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居委会、村委会应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承担更多责任；应培育壮大社会中介机构，强化其在维护社会信用体系、降低交易成本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三，治理应有助于实现社会正义。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促进正义社会制度的形成。
（三）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要与社会事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体制标准相适应
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否现代化，一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它要求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二是民主化，即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须保障在民或人民当家作主，所有公共政策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体地位。三是法治，即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法律的权力。各级行政机关必须严格依据法律规定行使行政权力，管理行政事务，服务社会公众。
（四）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要与社会事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效率标准相适应
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否现代化，既要看效率，即国家治理体系应当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益，又要看协调，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制度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各种制度安排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密不可分。
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在国家治理体制和能力方面，正面临诸多新的严峻挑战。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说明我们现存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相对落后，还跟不上社会现代化的步伐，还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需求。为此，必须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沿着民主法治的道路，推进河南省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 .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EB/OL].人民网，2011-02-19.
[2] 王甘武.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要抓突出问题[N].北京青年报，2011-03-01.
[3] 黄锡富.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意义重大[N].广西日报，2011-03-04.
关键词：制度建设；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①当今中国，社会稳定压倒一切。要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上，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加强制度建设，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在保证人民群众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经济文化事务等方面取得新实效，努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必要性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社会活力得到增强。实践证明，通过改革开放来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是正确的抉择。当然，在成绩面前也应该清醒的看到，目前中国社会面临着复杂的问题和矛盾：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存在，贫富差距悬殊、社会不公比较严重，公民道德滑坡、社会诚信缺失，腐败问题仍然易发多发，环境污染问题凸出等等。面对这些问题，决不能选择逃避，而必须敢于接受挑战，采取措施努力解决。
十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复杂问题，注重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为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以制度建设为统领，确保人民群众真正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经济文化事务等。重视制度体系建设在全面深化改革、顺利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为国家改革发展稳定提供制度保障，切实解决社会领域出现的各种问题，有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②可见，党和国家在制度建设上必须有积极作为，以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障国家全面深化改革任务的顺利实施。总之，积极应对当代中国社会领域产生的各种矛盾，必须下大气力、以必胜的决心来认真解决问题。要充分认识到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性，二者是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
二、以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十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③要有效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种矛盾，顺利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以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它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经济文化事务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显著的优越性。要加强人民代表大会自身建设，巩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提高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领域的立法质量，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法制保障。要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仔细倾听民意，切实集中民智，真正把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上升为国家意志，努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问题。要认真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促使政府坚持依法行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自觉接受人民监督，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强烈呼声，不断改进和完善自身工作，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水平，真正代表人民有效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经济文化事务等，以此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加强政党制度建设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政党制度的特色，符合中国国情。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加强政党制度建设，不断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和各派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合作方针，在制定国家大政方针等方面自觉听取各派的意见和建议，真正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政治协商中的重要作用，逐步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中国共产党与各派、无党派人士要紧紧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就当前中国社会各领域出现的复杂问题，积极开展民主协商，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对策。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加强自身建设特别是反腐倡廉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充分发挥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作用。要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迫切的利益问题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员干部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贯彻群众路线，发挥人民群众作为参与国家治理主体的主人翁作用，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全面深化改革、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让人民群众更多更公平享受改革发展成果。要完善选人用人机制，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④的人才选拔标准，加强党的人才队伍建设，发挥优秀人才在国家治理中的智库作用，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持。
（三）加强民族区域自治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国家处理民族关系的一项基本政策，是顺应国家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分布特点的正确选择。加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正确处理民族关系，要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牢固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离不开”的协作发展意识，巩固和加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积极维护民族团结稳定。国家要保证民族自治区域行使自治权，保障少数民族群众依法管理民族自身事务，增强少数民族群众在参与国家治理中的责任感。要加大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力度，加强少数民族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发挥领导干部和人才的带动作用，提高民族自治区域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的能力。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基层群众最广泛发扬民主的组织形式，是农村村民、城市居民和企业职工实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的基层自治组织。要广泛调动基层群众参与民主政治，自觉管理基层社会事务，必须加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要切实保障基层人民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权利，保证基层群众有效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自身事务。要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充分发扬基层民主，保障基层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不断提高基层群众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础上努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实行30多年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重要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基础和保障⑤，是以宪法为核心，以民法、刑法、经济法等部门法为主体，由国家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等各层次的法律法规而构成的法律体系。为响应建设法治中国的时代要求，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方面取得实质成效，必须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法制保证。
面对当前社会各领域出现的问题，必须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大立法工作力度，确保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领域法律体系的规范化和系统化，更好以法律手段解决社会突出问题。要丰富和完善国家在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以此确保市场主体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强安全生产和诚信经营，维护市场有序发展秩序；保证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和自由，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使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建设廉洁政府，确保政府依法行政，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改革进程中的社会矛盾；保证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中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推进司法廉政建设⑥，提高执法和司法水平，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与权威；保障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保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维护国家稳定、民族团结，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加大环境污染处罚力度，建设美丽中国。总之，要通过法律方式在创新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五）加强社会治理体制建设
要全面深化改革、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机制，深化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不断创新社会治理。要把教育作为国家优先发展战略的重点，合理分配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公平；要把扩大就业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来抓，不断增加社会就业岗位，做好高校毕业生、下岗工人、退役军人、残疾人等社会群体的就业和再就业工作，努力降低社会失业率；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注重社会公平，使居民收入增长同国家经济发展同步，不断缩小城乡、地区、行业收入差距；国家要加强房地产市场价格调控，打击房地产买卖中的投机炒作行为，加大保障房、公租房和棚户区改造等建设，努力使人民群众住有所居；要努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在全社会的覆盖力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加快平安中国建设，提高处理社会突发事件的能力，严惩暴力恐怖袭击分子，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
总之，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要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定制度自信，加快推进国家社会各领域治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注 释：
①《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3日.
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③：《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2年11月9日.
④：《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年7月2日.
认真学习《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学习掌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加深对党的以来科学理论新发展新内容的理解和认识，进一步增强学思想、悟思想、用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本卷的特点、重点和亮点
《谈治国理政》第一卷，主要是阐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抓住了理论创新的根本点；《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在《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的基础上，构建出了一个完整系统的理论框架；而《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则是在《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概括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并勾勒出各个专题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因而是一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纲领性文献。这是《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根本特点。
从总体来讲，《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重点和亮点主要是：更加聚焦并深化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出了继续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重大命题；更加聚焦并深化对历史方位的认识，提出了“胸怀两个大局”的重大论断；更加聚焦并深化对民族复兴和以人民为中心的认识，提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的重大任务；更加聚焦并深化对新发展理念的认识，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以指导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加聚焦并深化对“两大布局”的认识，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铸就中华文化、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等，作出了战略谋划；更加聚焦并深化了对“三大攻坚战”的认识，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决战脱贫攻坚、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进一步作出了重要部署；更加聚焦并深化对实现民族复兴所需要的良好国内外环境的认识，强调既要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要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也要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外交新局面，强调为世界谋大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聚焦并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认识，提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要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更加聚焦并深化对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认识，提出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重大论断，强调要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更加聚焦并深化对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着力于集中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积极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本卷的核心要义、思想精髓及其内在逻辑
从上述特点、重点和亮点中，可进一步提炼概括出《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核心要义、思想精髓及其内在逻辑。这就是：以“胸怀两个大局”为时代背景，立足“民族复兴、以人民为中心”两大基石，在统筹推进“总体布局”和统揽“四个伟大”实践中，充分发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作用，以营造有助于实现民族复兴的良好国内外环境，集中打好“三大攻坚战”，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其中最重要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更加聚焦并深化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认识，提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显著优势，要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这实际上是关于“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问题，是关于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问题，是关于我们党如何治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其实质就是要充分发挥“国家治理”的作用，积极营造有助于实现民族复兴的良好国内外环境。在这一问题上，《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基本思想观点主要是：关于党领导人民创造“两大奇迹”；关于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关于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关于加强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领导；关于把新时代改革开放向前推进需要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集中行动，并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组织保障；关于以我国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应对新时代、大变局与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等。强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新局面。”“党的四中全会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历史逻辑一脉相承、理论逻辑相互支撑、实践逻辑环环相扣，目标指向一以贯之，重大部署接续递进。党的四中全会不仅系统集成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实践成果，而且对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勾勒出更加清晰的顶层设计。要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增强以改革推进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自觉性。”“抓紧就党中央明确的国家治理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进行研究和部署。”这些重要论述充分表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关键。
如何从哲学层面把握治国理政
理解和把握上述思想观点，尤其是理解和把握治国理政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可以从“道”“术”“行”三个角度和层面入手。这里，我们主要结合《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着重从“道”即哲学层面入手来理解和把握。这就是说，我们需要运用哲学思维来进一步提炼概括治国理政，尤其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哲学智慧。其中的哲学智慧主要是：坚持定位、定标、定法相统一；坚持主要矛盾、根本问题、工作重点相统一；坚持发挥比较优势、补齐发展短板、打牢发展支点相统一。
首先，从“定位、定标、定法”看治国理政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哲学智慧。
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哲学上首先要搞清楚“我在哪里”，就是把握历史坐标和坐标点，即历史方位，这就是“定位”。在什么样的历史方位，就有什么样的历史任务。把“定位”搞清楚之后，接下来的逻辑，就要进一步确定“走向何方”，这就是“定标”，即确定所实现的奋斗目标、所完成的历史任务、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所解决的根本问题。把战略目标确定之后，逻辑上就必然进一步去思考第三个问题，即“走法如何”，即寻求来实现战略目标的路径、方法、方略，这叫做“定法”。所以治国理政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基本思路上，就是搞清楚“定位、定标、定法”。《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开篇，是党的报告。可以按照这个基本思路来理解党的报告。报告的第一个部分，其核心思想就是“历史方位论”，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哪里”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所提出的这样一个重大政治论断：“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实际上就是“定位”。为了回答这个历史方位，第一个部分主要讲了三块内容：第一块内容是新的时代、新的历史方位由何而来，讲的是进入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的三大根据，即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历史性影响；第二块是回答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从何出发，报告的第一个部分所讲的“三个意味着”，就回答了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从何出发；第三块内容是新时代将走向何方，即所讲的五个“是”。由何而来、从何出发、走向何方，实际上讲的就是历史方位，这是“定位”。《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的《胸怀两个大局，做好自己的事情》，把胸怀两个大局作为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就是注重“定位”的具体体现。报告的第二个部分，就是“定标”。从标题就可以看出来，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其历史使命、历史任务、奋斗目标，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报告的第三个部分、第四个部分以及后面那些部分，多是从“定法”角度来回答怎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其中第三个部分的核心，实际上讲的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第四个部分是从战略安排上讲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战略安排，就是对2018年到本世纪中叶这三十三年作出的战略安排。这三十三年可以划分一个小三年、一个大的三十年。一个小三年，就从2018年到2020年，叫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能不能决胜，关键在于能否打好三大攻坚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还有一个大的三十年，即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这个大的三十年分两步走：第一步，从2020年到2035年，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五部分以后，是从各个领域来讲如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其次，从“主要矛盾、根本问题、工作重点”，看治国理政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哲学智慧。
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注重运用哲学方法论。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的看家本领。这意味着注重运用哲学思维来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十分注重抓住其中的根本因素或重点，即抓住“牛鼻子”，做到纲举目张。工作重点到哪里寻找？工作重点要到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所解决的根本问题当中去寻找。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的。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所解决的问题很多，应首先解决影响中国发展命运的根本性问题。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到哪里寻找？只有到社会主要矛盾当中去寻找。
社会主要矛盾表达的是人的活动的两个根本方面，一是需求方，二是供给方。社会主要矛盾抓住了人类一切活动的两个最根本的原点：需求和供给。人类活动方式错综复杂、千头万绪、千变万化，但归根到底可以还原于两个根本的原点：需求和供给。社会主要矛盾表达的就是需求和供给双方之间的关系。正因如此，可以看到社会主要矛盾在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社会主要矛盾是党中央把握我国国情的主要依据之一，是党中央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主要依据之一，是党中央把握社会发展整体状况的主要依据之一，也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遵循。由此，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要解决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因为在这个社会主要矛盾中，蕴含着治国理政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而解决这一根本问题，就成为治国理政的工作重点。
党的报告第一个部分在收尾那个自然段，就把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提出来了，这就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转化，即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也是从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高度提出来的。这意味着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要破解这一社会主要矛盾。《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处于新的历史方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国家治理面临许多新任务新要求，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不断发展。”《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又指出：全党“一定紧密联系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变化”“不断提高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能力”。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需求方，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供给方，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所以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首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发展不平衡、发展不充分。通过解决发展不平衡、发展不充分，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由此，解决发展不平衡、发展不充分，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就成为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工作重点。围绕这个工作重点来理解和把握《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我们就感到逻辑很清晰了。
最后，从“发挥优势、补齐短板、打牢支点”看治国理政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哲学智慧。
党的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这在实质上就是强调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上，要注重发挥优势（扬优势）、补齐短板（补短板、强弱项）、打牢支点（根基）。《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强调，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其中强调的“坚持”，就是要发挥好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强调的“完善”，就是要补齐我国国家治理能力方面的一些短板；强调的“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就是要打牢国家治理能力的支点。
社会治理结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
社会治理的内核是社会治理结构，社会治理中国化突出体现在社会治理结构的中国特色，而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结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社会治理区别于西方社会治理最为显著的地方。
人类社会发展中，在先发国家实践基础上总结的理论，对于后发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然而，由于时展和经济社会基础不同，西方理论的中国适应性问题一直以来是需要认真对待的课题。否则，要么只开花不结果，要么只能结出“坏”果子。用“飞来峰”和“鞋子合不合脚”，形象生动地揭示了理论与实践、制度与生活的内在关系，得出的结论是“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1]这就是说我们需要有开放的心态，引进西方先进的理论，但是需要将西方理论中国化，用中国化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社会实践，只有这样才可能对中国实践有益，才可能成功指导中国实践。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而成功地指导了中国社会实践。相比较而言，社会治理理论首先产生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它根植于西方现代社会基础之上，一是以较发达的市场经济和高度发达的现代性社会为基础，但我国的市场经济还不完善，还处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之中，因而社会治理的实践推进缺乏稳固的基础；二是西方社会治理是构建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条件下，是社会发挥作用的体现，但我国目前主要是政府更好作为和市场更加充分发挥作用等问题，这与西方不同；三是西方公民社会发达和公民参与意识、自治水平较高，这些方面是我国的不足方面。因而我国社会治理同西方理论产生的背景和社会基础具有较大的差异。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过程中，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论断，体现了我国社会治理不仅注重主体多元、方式的法治、大部分人的认同机制和参与机制，而且包括“公平正义”、“依法治国”、“政治民主”、“协商民主”、“公民权利”等现代社会发展目标，更为重要的是也包括我国传统关于“治理”的状态、功能等内涵[2]，因而是西方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的结合，是理论探讨与实践推进结合的成果。
西方社会治理理论同中国化的社会治理相比较，有共同的地方也存在一定差异。两者的共同点就是都强调社会治理多元化和社会治理是对社会管理方式的创新，强调社会治理是市场经济体制下通过多元化的主体来协调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公正，解决社会矛盾的方式。但是两者也存在多种不一致的地方：从主体结构来看，西方社会治理强调社会治理主体的平等性、伙伴关系，有些学者强调政府的掌舵作用[3]，有些学者强调政府边缘化[4]；中国社会治理结构强调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即主体间的不平等关系。从社会治理方式来看，西方社会治理理论强调法治、谈判、协商等方式；中国强调社会治理方式依法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更加全面和系统。从经济社会基础来看，西方社会治理是有深厚的经济社会基础条件，是内生的产物；中国社会治理是受外在影响和内在社会管理的困境驱动才由党直接倡导的，缺乏牢固的经济社会基础条件。从历史方位来看，西方社会治理是现代性结果；中国社会治理是现代性的动力，是加快社会现代化、民主化的重要途径。
以上的分析可以清楚得出社会治理在中西方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而，这里需要对社会治理概念作重新定义：社会治理是党、政府和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多元主体，通过利用系统、法治、源头、综合等方式，共同解决社会公共事务和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正、有序、和谐发展。这既体现了治理的基本特征，也实现了治理概念与中国实践的有机结合。
一个国家的社会治理结构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时代潮流中的社会治理理念、思想和方式；二是经济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三是国体。就时代潮流来看，当前依法治理、协商民主、公众参与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主要趋势，在社会治理结构中必然要体现公众参与的地位。就国家所处发展阶段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主要任务是社会现代化，需要党和政府用较为集中的方式来推进社会现代化加快发展。就国体分析，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因而成为执政党、领导党。这三个方面决定了我国社会治理结构的特征，反映在现阶段我国社会治理结构就是：“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5]这一方面说明我国社会治理的多元化、系统化，同时也体现了我国社会治理结构中党的领导地位的鲜明特征。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结构中的领导地位，是社会治理结构的中国特色的主要体现，是中国社会治理结构形成的历史必然性的体现。同时，社会治理在不同层级中体现为不同结构特征。在基层社会，社会治理结构特征：“党的领导、村（居）委主导、村（居）民主体、其他组织共同参与。”[6]但是无论在基层还是整个社会，社会治理结构中的党的领导这一核心和特色不会改变。
如何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城市化、法治化的社会进一步提升党的社会治理领导能力，夯实党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地位，是决定我国和平崛起和现代化加快发展的关键要素。
（一）通过加强基层党建和创新党建品牌，完善党组织全覆盖。加强党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夯实社会治理中党的领导地位，关键是要做实党的基层组织，健全和完善党组，实现党组织全覆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出现了诸多的新组织、新群体、新阶层。党组织如何领导社会，把握社会发展方向、引领社会前进是当前党面临的重要任务。解决这些任务的前提条件就是党组织的发展和完善，在新的群体、新阶层、新组织中锲入核心领导力量。这就要求必须在基层社会、新经济和新社会组织、新群体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将各地先进的经验，特别是推进基层党组织的重要模式，如楼宇党建、区域化党建等，复制和进一步推广，不断加强基层基础中党组织的力量。同时，在新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领导机构中，按照要求“设立党组”，确保“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贯彻落实”。[7]同样在当前农村地区党组织建设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农村的组织，本身就成为中国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动员载体和动员主体，基层社会的稳定与否很多时候取决于党的基础组织作用能否有效发挥，取决于党组织能否成长为多元智力主体的政治核心。[8]
（二）通过核心价值引领，凝聚社会共识，汇聚全社会智慧和力量。信仰是人的道德基石，是解决人生活意义之根本所在。社会主义作为我们基本信仰之所在，其核心价值观必须化作人民的基本价值观，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真正拥有崇高的信仰，党的领导才能真正实现对社会的一呼百应。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才能凝聚社会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使之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这是在新的国际环境、国内条件下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软实力，也是加强社会治理最本质的目标所在。
（三）通过顶层设计出协调利益关系的政策体系，化解社会矛盾，建设公平正义社会。党作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必须站在工人阶级立场、站在劳动人民立场和中华民族的立场上，不断制定符合时代和全体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策，通过顶层设计，协调各个阶层的利益关系。在市场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发展中，社会利益分化和矛盾突出，需要党站在各阶层利益协调立场，发挥其核心领导作用，推动社会各种力量共同参与制定有效协调利益关系的社会政策，缩小贫富差距，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问题，建设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和秩序，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这是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与根本保障。
（四）通过扩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构建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在现代化过程中，需要国家能够集中资源和权力，加快推进社会现代化发展，这是被证明为普遍存在的规律。西方学者认为，“在政治方面，建立一个有效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是前提条件阶段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而且差不多是起飞的一个必要条件”。[9]中国也有学者持相同的观点，认为中国现代化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集中的政治体制。[10]集权仍将是中国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11]然而，现代化目标之一是政治民主。“在晚得多的第三阶段，体制的扩大才能使得在该体制内重新分配权力成为可能。”[12]因而，在各国现代化中后期或者现代化已经完成阶段，民主成为必然的选择。“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治理结构反映了现代化过程中国家权力集中与民主发展的平衡点。社会参与构成了社会治理的基础。构建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结构，使得全体人民与党和国家共谋共享社会发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能够比其他国家现代化更快发展的重要条件、基础和保障。
（五）通过制度建设和制度体系完善，突出法治基础作用。制度化、法治化和民主化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其中，制度化是基础。制度化就是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不仅需要完善社会治理方式的各种制度，也需要完善整个社会的制度体系。不断推进制度完善是加强制度建设的目标，而制度完善的目标却是要通过制度规范社会行为。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法治的前提是有法可依，制度体系完善是法治的基础。作为社会治理方式的法治，就是利用法律和其他规章制度来处理社会公共事务。因而，需要在推进我国社会治理的同时，进一步完善我国制度体系建设，不断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
（六）通过学习借鉴，总结基层实践中的经验，完善本土化的社会治理理论体系。西方社会中许多经验和理论，尽管不能完全适应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实践，但它们的经验可以成为我国在处理同样社会实践中的借鉴。理论来源于实践，特别是我国基层社会实践中存在很多好的经验，需要进一步总结，提升为更高层次的制度，与时俱进地推进社会治理理论体系完善和发展。一方面在推进西方社会治理理论中国化、本土化；另一方面，通过总结实践经验，创新社会治理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推进社会治理理论创新，构建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9-6.
[2]桂家友.国家与社会变革中的城市社会治理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52.
[3][美]戴维・奥斯本，[美]特德・盖布勒，周敦仁译.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21.
[4]Bache，Ian&Flinders，Matthew.Multi-levelGovernance[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4.
[5]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6.
[6]解读市委“一号课题”：基层大改革“加减乘除”如何做[N].解放日报，2015-1-5.
[7]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N].人民日报，2015-5-30.
[8]蔡志强.社会动员论：基于治理现代化的视角[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200.
[9][美]W.W.罗斯托著，郭熙保，王松茂译.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75.
[10]周天勇.不同现代化道路比较及其对中国的启示[A].迟福林，殷仲义.城市化时代的转型与改革[C].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45-46.
[11]吴忠民.中国现代化：进入内在生长力的初步发育期[A].韩明谟.社会学家的视野：中国社会与现代化[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51-1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