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国民经济；调整；经验教训
一、国民经济的第一次调整（60年代初）
1.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的背景
⑴在对外关系上，出现以中苏关系恶化为中心的急骤变化。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对中国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给中国发展带来巨大损失。中共中央由于花费大量精力从事国际斗争，而不能专心致志地进行国内经济建设，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国际原因。⑵在国内方面，国民经济的比例已严重失衡，
2年自然灾害和农业发展工作的失误给农业发展带来不利后经济方面出现严重问题
国内和国际面临的种种问题使得中共中央不得不重新考虑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规模和协调发展问题。1960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成为首次经济调整的指导思想。
3.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的措施
⑴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主要精简企业中现有的非生产人员及机关团体的工作人员，这一举措改善了城乡关系，保证了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⑵发展粮食和农业。粮食问题在农业发展中尤为重要，粮食问题容易影响人民生活和工业生产，影响社会稳定。此后，中共中央多次发出指示，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发展农业作出了艰巨的努力，收到了一定的成果。⑶压缩基本建设。采取的措施为增加投资，扩大规模建厂，落后的外延方法已成为计划经济之下的一种习惯。因此，从1961年开始，中共中央下决心大力削减基建总投资，以调整投资和消费比例。直到1963年起，逐年恢复到合理的比例。⑷整顿经济秩序，加强经济管理。把经济管理大权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三级，货币发行权归中央，加强宏观调控，适当压缩地方的经济权力。此次调整起到了一定的成效。到1965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重得到改善。积累率下降到27.1%。财政收支相对平衡，市场供应显著好转，人民生活改善，国民经济重新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气象。
二、国民经济第二次调整（1979年至80年代初）
1.第二次国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⑴长期以来在焦虑的“左”的思想指导下，我国经济建设严重不平衡，出现重视重工业而轻工业和农业落后的现象。⑵1978年经济建设上的新冒进政策，造成国民经济造成比例重大失调，经济管理体制上的种种弊端，更加严重化和尖锐化。
2.新“八字方针”的提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时提出了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
党中央在召开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工作会议上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民经济的第二次大调整。实践使中央领导人认识到，只就生产指标和投资数量来解决调整国民经济问题难以顺利解决问题，必须从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上，求得根本性解决。
3.调整的成效
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更加趋向合理，从农轻重的关系方面看，改变了重工业孤军突起，而轻工业和农业比例下降的不合理状态，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⑵基本上消灭了财政赤字，控制了基建规模，使经济发展走上了稳定的道路。1982年我国的财政赤字下降到20多亿元，短短一年中就实现了基本平衡。⑶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效。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在农村实行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使农民积极参与到农业生产中来。在企业中推行的经济责任制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强了企业活力。⑷城乡人民的生活得到明显改善。三年内安排了2600万人就业，减少了国内失业人数，调整了部分职工的工资，增加了住房、副食各方面的补贴，使城乡人民收入迅速增加。
三、国民经济的第三次调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1.国民经济混乱
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效毋庸置疑。特别是工农业生产和经济事业的突飞猛进，更是令人瞩目。但由于主观认识的局限和失误及其他原因，时时会出现种种困难和混乱现象。这次经济的集中表现是通货急骤膨胀，物价大幅度上涨，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
2.第三次国民经济调整的措施
第三次经济调整采取的措施有：（1）控制经济规模，降低工业增长速度，逐步缓解经济过热。（2）适当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1989年压缩了500亿元。（3）增加储蓄和稳定金融，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经过一系列会议、决策和实际工作，到1988年底，在各个领域，整治改造取得了一定成果。
四、三次国民经济调整的经验和教训
1.发展国民经济要制定正确的方针和指导思想
必须始终如一地贯彻执行稳定、协调和符合国情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避免制定急躁冒进的经济政策。一方面，持续稳定的国民经济方针能为经济发展指明方向和道路，在生产和建设上留有余地，同时有利于经济建设朝着平稳有序的方向进行。另一方面，制定经济政策应当立足我国基本国情，避免使经济出现“膨胀—调整—再膨胀—再调整”的恶性循环状态。“八字方针”和新“八字方针”的提出就是在国民经济发展瓶颈时期，审时度势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而制定的正确指导方针，有力地挽救了经济损失。
2.国民经济各个部类之间应该保持相互协调与平衡
社会生产健康发展的前提之一是国民经济各个部类之间保持相互协调与平衡。前两次重大经济调整前，基础设施规模扩大，积累和消耗的比例严重不平衡，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人民的生活难以保障。经验告诉我们在发展国民经济时应该平衡投资、出口和消费及各产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比例关系，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平稳运行。
3.在行动上解决农业和农民问题
农业作为第一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对于农业问题的解决，即粮食问题的解决，不应只停留在口头和思想上，要在行动中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鼓励科技农业，提高粮食收益，帮助农民走出困境。这有利于发展国民经济，建设农业强国。
4.对国民经济发展趋向要有预见性，使经济调整处于主动状态
60年代初期的经济调整是被动的，此时财政经济十分困难，工农业生产和商品市场大幅度减少，人民的温饱问题也难以解决。第二次调整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的，相比较而言，整个过程进行地更为平稳。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时，应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有预见性，在充分了解经济弊端的同时学会趋利避害，然后不断调整和修复，在此基础上使国民经济发展呈现整体稳定的状态。
5.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
稳定是前提，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经济建设过程中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调整国民经济即改革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保持社会平稳和循序渐进，而非急风骤雨式的方式，使之较容易被人民接受，同时要不遗余力地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出现经济问题时要及时修补以免其恶性发展。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三次大调整都及时纠正和克服了经济发展中急于求成的问题，改善了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比例不协调状况，也制定了符合国情的调整政策。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要汲取经济调整的经验教训，从而在经济发展中少走弯路。
参考文献
[1]金春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1949-2004）[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2]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3]郭德宏，王海光，韩钢.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1966—1976)[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
[4]李颖.共和国历史的细节[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齐鹏飞.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关键词：国民经济；调整；经验教训
一、国民经济的第一次调整（60年代初）
1.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的背景
⑴在对外关系上，出现以中苏关系恶化为中心的急骤变化。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对中国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给中国发展带来巨大损失。中共中央由于花费大量精力从事国际斗争，而不能专心致志地进行国内经济建设，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国际原因。⑵在国内方面，国民经济的比例已严重失衡，
2年自然灾害和农业发展工作的失误给农业发展带来不利后经济方面出现严重问题
国内和国际面临的种种问题使得中共中央不得不重新考虑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规模和协调发展问题。1960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成为首次经济调整的指导思想。
3.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的措施
⑴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主要精简企业中现有的非生产人员及机关团体的工作人员，这一举措改善了城乡关系，保证了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⑵发展粮食和农业。粮食问题在农业发展中尤为重要，粮食问题容易影响人民生活和工业生产，影响社会稳定。此后，中共中央多次发出指示，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发展农业作出了艰巨的努力，收到了一定的成果。⑶压缩基本建设。采取的措施为增加投资，扩大规模建厂，落后的外延方法已成为计划经济之下的一种习惯。因此，从1961年开始，中共中央下决心大力削减基建总投资，以调整投资和消费比例。直到1963年起，逐年恢复到合理的比例。⑷整顿经济秩序，加强经济管理。把经济管理大权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三级，货币发行权归中央，加强宏观调控，适当压缩地方的经济权力。此次调整起到了一定的成效。到1965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重得到改善。积累率下降到27.1%。财政收支相对平衡，市场供应显著好转，人民生活改善，国民经济重新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气象。
二、国民经济第二次调整（1979年至80年代初）
1.第二次国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⑴长期以来在焦虑的“左”的思想指导下，我国经济建设严重不平衡，出现重视重工业而轻工业和农业落后的现象。⑵1978年经济建设上的新冒进政策，造成国民经济造成比例重大失调，经济管理体制上的种种弊端，更加严重化和尖锐化。
2.新“八字方针”的提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时提出了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
党中央在召开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工作会议上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民经济的第二次大调整。实践使中央领导人认识到，只就生产指标和投资数量来解决调整国民经济问题难以顺利解决问题，必须从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上，求得根本性解决。
3.调整的成效
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更加趋向合理，从农轻重的关系方面看，改变了重工业孤军突起，而轻工业和农业比例下降的不合理状态，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⑵基本上消灭了财政赤字，控制了基建规模，使经济发展走上了稳定的道路。1982年我国的财政赤字下降到20多亿元，短短一年中就实现了基本平衡。⑶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效。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在农村实行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使农民积极参与到农业生产中来。在企业中推行的经济责任制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强了企业活力。⑷城乡人民的生活得到明显改善。三年内安排了2600万人就业，减少了国内失业人数，调整了部分职工的工资，增加了住房、副食各方面的补贴，使城乡人民收入迅速增加。
三、国民经济的第三次调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1.国民经济混乱
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效毋庸置疑。特别是工农业生产和经济事业的突飞猛进，更是令人瞩目。但由于主观认识的局限和失误及其他原因，时时会出现种种困难和混乱现象。这次经济的集中表现是通货急骤膨胀，物价大幅度上涨，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
2.第三次国民经济调整的措施
第三次经济调整采取的措施有：（1）控制经济规模，降低工业增长速度，逐步缓解经济过热。（2）适当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1989年压缩了500亿元。（3）增加储蓄和稳定金融，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经过一系列会议、决策和实际工作，到1988年底，在各个领域，整治改造取得了一定成果。
四、三次国民经济调整的经验和教训
1.发展国民经济要制定正确的方针和指导思想
必须始终如一地贯彻执行稳定、协调和符合国情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避免制定急躁冒进的经济政策。一方面，持续稳定的国民经济方针能为经济发展指明方向和道路，在生产和建设上留有余地，同时有利于经济建设朝着平稳有序的方向进行。另一方面，制定经济政策应当立足我国基本国情，避免使经济出现“膨胀—调整—再膨胀—再调整”的恶性循环状态。“八字方针”和新“八字方针”的提出就是在国民经济发展瓶颈时期，审时度势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而制定的正确指导方针，有力地挽救了经济损失。
2.国民经济各个部类之间应该保持相互协调与平衡
社会生产健康发展的前提之一是国民经济各个部类之间保持相互协调与平衡。前两次重大经济调整前，基础设施规模扩大，积累和消耗的比例严重不平衡，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人民的生活难以保障。经验告诉我们在发展国民经济时应该平衡投资、出口和消费及各产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比例关系，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平稳运行。
3.在行动上解决农业和农民问题
农业作为第一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对于农业问题的解决，即粮食问题的解决，不应只停留在口头和思想上，要在行动中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鼓励科技农业，提高粮食收益，帮助农民走出困境。这有利于发展国民经济，建设农业强国。
4.对国民经济发展趋向要有预见性，使经济调整处于主动状态
60年代初期的经济调整是被动的，此时财政经济十分困难，工农业生产和商品市场大幅度减少，人民的温饱问题也难以解决。第二次调整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的，相比较而言，整个过程进行地更为平稳。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时，应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有预见性，在充分了解经济弊端的同时学会趋利避害，然后不断调整和修复，在此基础上使国民经济发展呈现整体稳定的状态。
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制定依据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2008年美国金融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都受到冲击，我国作为设界经济主体之一，制造业加工业领域和出口行业遭受的冲击最明显，影响到我国国民经济下行发展。在出口贸易额持续下降的情况下，我国急需要增加内部需求，防止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因此我国将稳健的财政政策调整为积极财政政策，扩大我国财政预算赤字，国家在社会分配中所占比重增加，国家利用财政支出调控国民经济稳健增长，为国民经济的运行注入新的活力。中央经济会议决定实施以“增支减税”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为国民经济各基础行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以国家财政支出作为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金融政策走向适度宽松的目的也是防止经济下行，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支持。
金融政策的宽松主要表现在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中国人民银行多次下调存款基准利率，将资本更多的引导向市场进行投资，充分激发资本的盈利能力，为国民经济创造更多的效益和价值。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行业的制造业和重工业，国家都给予税收政策照顾，作为行业度过暖冬期的保障。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金融政策的影响下，我国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稳步提高，通货膨胀率逐渐下跌至2.53%,国民经济运行在正常区间内，为我国政治独立与民生发展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我国总体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就是依据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的现状制定的，对国民经济运行不稳定的因素进行调整，提高国民经济抗风险的能力，在正常的经济运行轨道中平稳发展。
2.增发长期建设国愤，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国债是国家强制力的象征，是收益最稳定的金融债券，国债高于同期定期储蓄的收益率是吸引资本投资的重点，国家通过增发长期建设国偾，将社会的流动资金收回财政重新社会分配，建设国债用于建设国家基础设施，例如建设桥梁，修建道路，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历金融危机时，提出了以工代赈的财政计划并取得巨大成功，我国借鉴美国的经验，通过国债建设支出，振兴我国的建筑行业，以钢铁冶炼建筑原料为行业开端，到建筑承包个体，提供社会劳动岗位，最终工人可以获得劳动报酬，便利的交通能够促进E域经济协调发展，基础建设获得的经济收益用来支付国偾的利息支出，社会资本在国家调控下创造经济价值，提高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同时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事业，固定资产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交通建设、水利建设、电力建设都会在不同方面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引导国民经济更好更快增长。社会资本投资固定资产，是稳定资本流动的金融措施，有效防止我国资本向外流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能够起到稳定社会经济资本的作用，在经济萧条时期，适当降低资本的流动性，增加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对经济复苏和稳定发展有重要意义。
3调整税收政策，刺激需求增长
税收政策的调整重点放在降低中小企业所得税方面。税收是财政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税收是国家参与社会再分配的主要途径，税收税率提高，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但是国家社会流动资本减少，社会总需求降低，在出口贸易额持续走低的实际国情中，我国急需扩大内部需求，用国内的需求能力拉动经济发展，因此要扩大社会总需求，可以通过降低税率来实现增大社会总需求。社会需求是拉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
中小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低及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减少中小企业的纳税支出，这一部分资本就可以作为社会需求计入国内总需求，有需求才会有市场，企业对外招聘可以解决国民经济中的就业问题，企业进行投资能够直接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国家通过对不同行业领域的税收政策做出不同的调整，依据国民经济发展的总要求，对存在经济泡沫的行业提高税收税率，放缓行业发展，减少经济泡沫释放对国民经济产生的影响，提高国民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我国现行的税收政策的总体目标是增加社会剩余资本，扩大社会总需求，提高资本的流动性，创建宽松的经济复苏环境。
4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改善居民消费心理预期
居民收入的调控是加大内需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居民消费支出在社会总需求中所占比重较大，我国是世界上储蓄率较高的国家，居民进行储蓄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我国现在贫富差距较大，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与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有一定差距，其二是我国居民的储蓄心理，习惯为将来做准备储蓄，而居民消费对国民经济有重要的拉动作用，因此针对以上问题的两个形成原因，国家调整收入分配政策，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差距缩小有利于提高居民的人均收入，收入提高的同时改善居民的消费心理预期，很明显可以增加消费需求，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意义重大。
居民消费心理预期由社会保障体制、消费习惯、生活观念等多种因素影响，因此国民经济应当把社会保障计划纳入其中，医疗养老等社保水平提高，解决居民生活的后顾之忧，能够刺激当下消费，国外先进完善的信用卡制度值得我国借鉴，要培养民众适当的超前消费的观念，生活观念由温饱向享受转变，能够增加享受型资料的消费。以收入政策调整为基础和核心，辅助改善居民的消费心理预期，共同增加消费支出，拉动国民经济发展。
5支持国民经济战略性调整，加快利率市场化建设
利率政策是金融三大政策之一，利率市场化改革进入到关键阶段，贷款利率上限放开，存款利率基于中国人民银行的基准利奉在规定范围内浮动，各大商业银行利率定价自主权进一步扩大，银行利率的变化紧随市场利率的脚步。利率是经济的基本组成因素之一，能够影响经济生活的每个细节，利率直接反映市场经济中资本的供求关系，并通过自身的调整和运动反作用于资本供求关系，平衡资本供求矛盾。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之后，各大商业银行拥有利率定价权利，资本的流动性增强，商业银行的利率差收窄，储蓄利率收益走高，贷款利率更加优惠，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
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国民经济战略调整的重要内容，调整利率这一基础因素，能够影响到国民经济运行全局，利率市场化紧随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做出步骤调整，国民经济战略根据运行的实际问题阶段性做出调整，国家财政金融政策能够有效调节和稳定国民经济的发展。利率市场化改革仅仅是国民经济战略调整的开端，紧随其后汇率政策、金融衍生产品都会进行创新性改革，以适应我国国民经济发展。
6总结
关键词 民营经济 产业结构 结构调整
一、民营经济的基本含义
在中国，民营经济的对应面是国有国营经济，内涵上是指非国有国营的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的总称，因此，民营经济概念本身既包括经营方式问题又包括所有制形式问题。具体地说，在所有制形式上，它是指国有经济中除去国营部分以外所有的经济形式，包括国有经济中的民营部分、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在经营方式上，它是指除国营方式以外所有的经营方式，包括集体经营、个体经营、合作经营、股份经营等。可见，民营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混合型经济，是多种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的集合体。大部分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都可以纳入“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包括了“公有制经济”的大部分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全部。民营经济自筹资金，自己创业。民营经济与其他经济形式相比有两个明显的优势：第一，纯市场化运作方式，竞争意识强，机制灵活，市场反映灵敏；第二，股份制企业可以让劳者有其股，激励机制明显，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结合，具有完全的经营自主性。从这一角度说，“民营经济”概念在完整性和包容性上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二、民营经济的推进是否符合经济规律
这里是否符合经济规律是指民营经济的推进是否在市场经济中对资源优化配置具有内在的客观必然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简单的产业结构为复杂的产业结构所取代。国际经济技术的竞争加剧，要求快速决策和决策分权化，此时，国有经济存在的问题日益阻碍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
(一)从我国经济体制形成的历史看，推进民营经济具有客观必然性。
在所有制方面，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国有制为追求目标，搞“一大二公”，排斥或限制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扼杀了竞争的可能性，使经济失去了活力。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存在的政企不分、效率低下、国有资产流失、腐败等问题众所周知。而集体企业实际上演化成不同归属的国有企业，导致小而全、大而全，有速度无效益，企业再生能力弱，导致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呼吁。因而，改革国有企业，发展民营经济，具有其客观必然性。
(二)从国企改革的历程看，推进民营经济具有客观必然性。
国企的改革速度赶不上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改革涉及到微观和宏观的改革，涉及到政府的管理层。管理层的改革已不是理论之争，而是演变成权利之争，他们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利，导致制度改革的困难。由于制度改革的困难加上腐败问题的严重，国有企业经营困难，而市场早已发展。民营经济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社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如果没有民营经济的发展，对国有经济的改革将会造成国民经济的波动甚至社会的不安定。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可以在保持国民经济稳步增长的同时，稳健地推进国有经济的改革。中国的改革过程中，没有出现俄罗斯以及东欧等国采用“休克疗法”造成的经济衰退的现象，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民营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三)从中国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趋势看，推进民营经济有利于与世界经济接轨。
由于发达国家对国有、国营企业的不断争论，国有经济不作为经济主体，而作为经济协调者，减少国企的数量和范围有助于产权独立经济者在国际中的竞争。
(四)从经济周期性和产权转换特点看，“国退民进”有利于减少政府在经济周期性发展中的风险。民营经济的分散性、多样性、灵活性，有利于搞活经济，繁荣市场。
(五)从政府的社会职能看，“国退民进”有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
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可通过政策、法规、税收等手段，不一定要通过国企调控。国企从经营性退出可加强政府对社会的职能转变，提高政府对公共产品的作用。发展民营经济有助于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
中国民营经济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国资及组织形式、国企退出有利于让更多民营企业进入过去只能由政府来经营的产业，有利于调动民营企业的积极性，拓展其发展空间，提高国民经济的经营效益，有利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优化资源配置。
三、发展民营经济，调整产业结构
(一)我国产业结构现状
通过对我国产业结构演进的状况与世界各国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我国产业结构的特点。
从第一产业来看，就业比重偏高，相对劳动生产率偏低，且第一产业内部产品结构及产业结构不合理。城市化进程缓慢，大量劳动力滞留农村。
从第二产业来看，产值比重偏高，且第二产业内部工业占主导地位，建筑业比重偏低工业总量大而素质低，一般产品供过于求，高附加值产品却依靠进口，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工农业相互脱节。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我国工业结构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其结果必然是，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受阻，产业缺乏国际竞争力。工业结构升级迫在眉睫。
从第三产业来看，长期以来，资源配置一直向工业倾斜，城市化水平低，使得第三产业的发展没有依托，加上第三产业的垄断程度高，进入障碍多等原因，导致我国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都偏低。在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水平也偏低，主要表现为技术水平高、为生产服务的新兴产业比重偏低。
总的来说，我国产业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除少数行业外，已主要不是在生产能力和产品产量方面的差距，而是在生产技术水平、产品品种和结构、单位产品物质消耗，以及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差距。所以今后我国产业发展的主要任务，已不再是追求数量扩张，而是要在产业发展的科技水平和效率上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二)民营经济的推进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是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结构优化升级主要是指产业由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状态向高新技术、高附加值状态演变的趋势，它包括两种形态的资源配置趋势：一是在等量资本取得等量利润的导向下，资源在同一产业内部从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业移动；二是在竞争导向下，资源在同一产业内部从低效率到高效率移动。结构优化升级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达到满足需求的最高潜能。
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具有内在的联系。产业结构的高变换率会导致经济总量的高增长率，而经济总量的高增长率也会导致产业结构的高变换率。产业结构同经济发展相对应而不断变动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演变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横向演变的合理化。
从产业结构升级的一般规律看，三次产业在整体经济中的产值和就业比重大小次序都是由一、二、三向三、二、一变化的。我国基本上处于工业化中期，存在上面所说的种种产业结构问题。我们应以第二产业调整和升级为突破口，逐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而在我国产业结构转换过程中面临许多障碍。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不仅可以推动所有制结构的调整，还能解决就业压力，促进对外贸易，加快城市化建设步伐，推动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
1.发展民营经济，深化经济体制结构调整，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我国经济体制仍处于转轨变型的进程当中，中央政府影响力的弱化和地方政府影响力的强化，是转型时期产业结构调整的一种体制特征。这既是一种挑战，也是地方发展的机遇。而体制转轨中又存在结构调整的微观主体中国有企业没有发挥主导性作用。许多地方借助地区优势，通过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调动人民群众的发展积极性，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国有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主体部分，由于仍然受体制等方面因素的约束．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并未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结构调整进展缓慢，继续深化改革是其惟一出路，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尤其是在内陆地区，更是积重难返，困难重重。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经验说明，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不仅可以极大地推动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而且对国有经济的改组改造产生了很大的刺激和促进作用。我们近几年的实践也说明，凡是民营经济发展迅速的地区，结构调整工作也搞得有声有色，经济增长的态势也保持良好。
如福建省目前民营经济已在国民经济中占据“半壁江山”，福建省个私经济的比重不断扩大。在各类市场经济主体中，个私经济经营者占90%；城镇居民“菜篮子”中89%以上是个私经营者提供的。极大方便了人民群众生活―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产业升级。增强了经济发展后劲。现在除国家明令禁止的少数行业外，民营经济已涉及农业加工制造业、电力、建筑、交通运输、仓储、房地产、社会服务、文教、影视业等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并逐步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外向型等高层次产业发展。据不完全统计，福建省科技型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达696户，注册资金达4.37亿元，从业人员近万人，年创科技产值和销售额13亿元，有的产品填补国内空白从事进出口业务个私企业121家，出口创汇折合人民币38.72亿元据统计。到2000年福建省工业企业的结构：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1737家，占0.69%：集体工业企业3.66万个，占12.9%；三资”工业企业5431个，占0.2%；个体工业企业20.85万个，占全部工业总数的80%。截至今年3月底，全省个体工商户57.7万户，从业人员118.7万人；私营企业达4.3万户，从业人员16万人。
2.发展民营经济，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就业结构调整
我国劳动力供求矛盾仍然十分突出，加入世贸组织后，外部世界经济的影响，因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的结构性失业等，使得我国再就业工作，在未来十年仍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城镇每年都存在大量新增劳动力。我国应在第二产业发展基础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广开就业门路，逐步缓解就业压力大的矛盾。
随着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其每年吸纳的新增就业人数也在逐年持续上升，成为国家解决就业和再就业的主渠道。“十五”期末，在民营经济二、三产业就业的人数达到3.49亿人，比“九五”期末的2.79亿人净增了7000万人。民营经济占城镇就业的比例从2000年的65%左右增加到2005年的75%以上。而国有企业在此期间则减少了1500万个岗位，民营经济不仅分担了国企“减员增效”的后顾之忧，而且每年还吸纳了更多的新增劳动力，为国家挑起了安排就业的重担。
3.发展民营经济，改善城乡结构，推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产业结构升级，具体说第三产业的发展取决于城市化的程度。只有当大多数人口从农村转向城镇，产生了人口聚集效应，才能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和有效需求。城市化是发展第三产业的载体。我国第三产业发展不足，与城市化滞后和城镇规模小也有直接的关系。许多地方通过发展民营经济。改善了城乡结构，推进城市化发展。如福建省晋江市全市民营企业552家，产值442亿元，上缴税收8.3亿元。12个乡镇中有3个镇工业产值超65亿元，383个行政村产值超1亿元的有107个。由于民营经济的发展，沿海地区已形成了一批专业市场，有力推动了一批小城镇的形成和发展。
4.民营经济的发展推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已经成为我国技术创新的生力军，据统计，大约70%的技术创新、约65%的国内发明专利、80%的新产品开发来自中小民营企业。竞争，促进了体制创新、制度创新、结构创新和管理创新，使民营企业走上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可跨越发展的道路，许多民营企业通过了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014000环保管理体系认证，“小作坊”变成了大企业、大集团。竞争和创新不但使民营经济本身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更推动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如，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晋江市立足实际，率先改革，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努力推进生产力合理布局，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促进产业分工与协作，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注意区域产业整合，既以一地为主发展优势产业，又争取在全市范围内延伸产业链，提升产业集聚，推动有限资源向特色产业集聚，实现了以农业为主导型经济向以工业为主导型经济的转变，在工业生产力布局中轻加工业发展迅速，以轻工产品制造为主要特征的晋江传统产业沿着血缘、亲缘、地缘的脉络，顺着仿效、竞争、整合、延伸的历程，通过龙头企业扩张和中小企业衍生，逐步形成了“数镇一业”的产业布局，诞生了一批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产业集群，呈现出从以轻型加工为主转向轻重并举、重化精密制造共同发展的态势，成为晋江实现从农业穷县向工业强市历史性跨越的主要推动力。
虽然民营经济的发展还存在着内部结构调整和升级以及管理等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营经济迅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蓬勃发展，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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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质疑大引进计划
在经历了“”之后，从中央决策层到理论界，普遍有一种要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急切心情。中国经济事实上存在着的严重的结构性矛盾和潜在危机被广泛忽视了。“”结束以后，中国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这种恢复性增长使许多人以为，组织“新跃进”的时机到了。1977年编制十年规划时，提出到1985年全国钢产量要达到6000万吨、粮食8000亿斤的高指标，要建设120个大型项目，其中包括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6条铁路新干线、5个港口等等过高计划。这个十年规划在1977年中共十一大上提出，1978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
与过去不同，这一次的高速度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大规模引进的可能性。中央领导人，不只是，包括、邓小平、李先念等普遍有一种莫失良机的心情。1978年6月下旬，、聂荣臻、李先念等在听取了谷牧访问欧洲五国的汇报后都表示，是下决心采取措施的时候了。说：原来认为23年很快就过去了，一考察，日本搞现代化只有13年，德国、丹麦也是十几年，我们可以赶上去。邓小平没有参加这次汇报会，他把余秋里、谷牧、康世恩等找去谈话，阐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装备的紧迫性及重要性，要求研究扩大引进规模的方案。他提出：同外国人做生意要搞大一点，搞它500亿。利用资本主义危机，形势不可错过，胆子大一点，步子大一点。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明天就开始，搞几百个项目。也是想快点上。邓力群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前后，“把找去长谈了大半夜，讲他在经济建设方面的这个设想那个设想。后来跟很多人说，听讲这些想法，备受鼓舞啊，心情振奋啊”。
1978年7月至9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研究加快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问题。会议由李先念主持。到会讲话十几次，邓小平也到会讲话。这次会议是中国高层酝酿改革开放的一次重要会议，但求成过急。在会上，提出四个一点：“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方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走出去，要引进资金。在几年内要争取引进800亿美金的想法是邓小平提的。9月9日，李先念作总结报告，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的新的“”，要以比原来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在本世纪末实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要放手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8年基本建设投资从原设想的4000亿元增加到5000亿元。10年引进800亿美元，最近三四年先安排三四百亿美元。
会上大家议论热烈，少数人有不同看法，但不好说话。陈云对大引进计划有相当的保留。他专门找有关人员说，引进这么多资金，又那么容易，但考虑过没有，引进了国外资金，我们中国要有配套资金。就算人家借给你那么多钱，我们自己有那么多资金配套吗?7月21日，陈云向主持国务院务虚会的李先念提出，会议最好用几天时间专门听听反面意见。他又向谷牧提出，务虚会是否多开几天，听听反对意见，可能有些人有不同意见。显然，陈云的提醒没有引起重视。国务院务虚会虽然不是决策会议，但影响很大。会后，国务院就批准了国家计委修改后的十年规划。国务院多次讨论，加快了引进协议的谈判和签订进程。
11月至12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一位负责人发言说，发展经济要搞财政赤字，提出“赤字无害论”，认为资本主义历史就是通货膨胀的历史，要发展经济就避免不了通货膨胀。陈云十分不赞成这个观点。他说，用通货膨胀来发展经济我害怕，我害怕，我害怕。连续说了三个“我害怕”。12月10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就经济问题他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革命，必须既积极又稳重。针对党内普遍要求快的情绪，陈云提醒大家要清醒看到内、外条件的不同。他说：我们同日、德、英、法不同，我们的工业基础不如他们，技术力量不如他们；我们也不能同南朝鲜、台湾地区比，它们是美国有意扶植的。陈云主张引进项目要循序渐进，不要一拥而上。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陈云提出，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缺口，各方面都要上，样样有缺口，实际上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城市建设。他主张材料如有缺口，不论中央项目或地方项目，都不能安排。陈云的这个发言，实际上正式向中央提出经济要调整的意见。
在这次会议上，陈云的地位迅速上升，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他关于财经方面的意见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有所反映。公报指出，必须在几年中认真解决一些重大比例失调的状况，解决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切实做到综合平衡，以便为迅速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础”。然而，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解决政治和历史问题，调整的问题没有来得及在会上广泛讨论，也没有落实到计划中。公报仍然原则肯定：“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是积极可行的。”在这个计划中，在财力物力方面都留下了不小的缺口。燃料短缺1500万吨；钢材、木材、水泥供应满足不了450亿元基建投资的需要，有50亿元财政收入指标地方不接受，要由财政部背起来；外汇收支差额达98亿美元，打算借用外资高达100亿美元。
1979年1月1日，李先念请、邓小平、陈云、汪东兴审阅批准《国务院关于下达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陈云在李先念的信上批示：“国务院通知中‘1979年有些物资还有缺口’。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1月5日，陈云又将新华社的一份材料批转给、邓小平、汪东兴。这份材料反映国家计委安排1979年的生产计划和物资供应时还在留缺口。陈云指出：“我认为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邓小平阅后批示：“请计委再作考虑。”1月6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要从总方针来一个调整，减少一些钢铁厂和一些大项目，引进的重点放在见效快、赚钱多的项目上。今年计划有些指标要压缩一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
这时，邓小平听进了陈云的意见，暂时搁置了几年内引进800亿美金的想法，转而支持调整。由于有邓小平的支持，陈云的意见得以形成为决策。《国务院关于下达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没有发出。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着手调整1979年计划。
然而，从跃跃欲试准备“新跃进”，突然转到调整轨道，对决策层来说转弯太陡。在国务院领导层，陈云的意见引起了很大争论。有支持的，有反对的。在1979年1月召开的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王鹤寿、吴波两人发言支持陈云的意见。王鹤寿集中谈到以钢为纲的历史教训。吴波尖锐批评了1978年的急于求成，他算了一笔账，认为1978年的大计划在财政上不可行。吴波的发言实际上是把他在国务院务虚会上不好讲的话在中纪委会上讲了。在国务院副总理中，除李先念外，谷牧思想转变最快。但余秋里、康世恩则持不同意见，对十年规划和大引进计划都十分留恋，为此与谷牧发生了严重分歧，几位副总理“吵了一架”。在余秋里看来，十年规划和大引进计划是大家一起定下来的，为什么转得这么快?主持国务院工作的李先念为财经领导层的分歧十分不安。他将王鹤寿、吴波两人在中纪委会上的发言批转给余秋里、谷牧、康世恩，并给三人写了一封信，强调说(大意)：国家把这么重的责任放在我们身上，当前面临的任务又这么重，我们应该加强团结。实际上主要是做余、康的思想转弯工作。
调整方针的出台
陈云的谨慎态度，来自于他几十年的财经工作领导经验和他的经济发展思想，特别是对“”的教训印象深刻。
建国以来，在经济发展的思路上，陈云历来属于稳健派。追求一种较稳定、均衡的经济增长方式，反对欲速则不达的高速度、高投资率和经济周期性的大起大落。陈云认为，经济要合理运行，就必须做到“三大平衡”，即财政收支平衡、银行信贷平衡、物资供求平衡。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1957年初和1962年，陈云两度出任中央经济工作小组或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主持经济调整工作。特别是在60年代初，在挽救由于“”造成的经济危机中，陈云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分管政法和纪检工作，并未进入财经决策机构。这时国务院讨论国民经济年度计划时，感到问题很多，分歧严重，难以确定下来。邓小平同主持财经工作的李先念商量，建议国务院成立一个财经委员会，请陈云出来任主任，主持全国财经工作。李先念赞同邓小平的意见，并且主动表示，给陈云当副手，任副主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了这个提议。
邓小平主要从政治上、战略上考虑经济问题，在财经决策方面，更多地依赖于陈云的意见。李先念历来扮演的更多的是一个执行者的角色。建国以后长期在陈云的领导下从事财贸工作，对陈云历来很佩服。他常常对人说：“我一生有两位教师，一位是徐帅，教会我打仗；一位是陈云，教会我管经济。”李先念面对转折时期纷繁复杂的财经问题，面对领导层在指导思想上的严重分歧，深感担子沉重，这时，请陈云出山主持财经，他是乐于接受的。在发展思路上，尽管“新的跃进”的口号出自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作的主报告，但李转变了态度，支持陈云的调整建议。在经历了“”之后，党内相当多的人都信服陈云的经济才能和发展思路。党内有许多人建议陈云出山主持财经工作。如在理论务虚会上，吴江明确向中央建议：让陈云参加经济领导工作。他的建议刊登在《简报》总169号上(1979年2月8日)。接着，别的小组也有人表示赞成这项建议。
1979年3月14日，李先念与陈云给中央写了一封联名信，提出了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名单。财经委由陈云、李先念、姚依林、余秋里、王震、谷牧、薄一波、王任重、陈国栋、康世恩、张劲夫、金明等12人组成。以陈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国务院财经委。7月1日，交由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在五届二次全国人大会上，陈云被免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选任为国务院副总理。从以上名单看，国务院财经委12人虽然大都是建国以后财经部门的领导人，但陈云、姚依林、薄一波等人是重新进入财经决策班子的。特别是陈云重新回到财经工作主要决策者的位置十分重要。财经委是最高的经济决策机构，在计委、建委、科技委、经委之上。财经委的建立实际上对国务院财经领导机构作了一次重要改组，分解了国家计委的决策权限。
李先念与陈云3月14日的联名信，对财经工作提出了6条指导性的意见：一、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二、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三、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四、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比例失调的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五、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 而且更要重质量。要着重调整我国所需要的各种钢材之间的比例关系。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发展的比例关系。由于钢的基建周期长，不仅要制订5至7年的计划，而且要制订直到2000年的计划。六、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不管信由谁起草，但主要反映了陈云的思想，这6条意见实际就是陈云调整思想的“纲”。
陈云出任国务院财经委主任之后，首先要解决的，是要促使中央领导人、财经各部委负责人以及地方领导人转变思想，接受调整方针。从3月到4月，连续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财经委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讨论1979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的问题。
3月21日至23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陈云在会议的第一天发言，着重批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阐述了为什么要进行调整的理由。陈云指出，为什么比例失调，是“洋跃进”，要靠外国的贷款来发展我们的经济。搞现代化要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我们国家是一个拥有9亿多人口的大国，80％的人口是农民。革命胜利30年了，但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农民是个大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一方面我们很穷，另一方面要经过20年，即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一个矛盾。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现代化用人少，就业难。我们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搞四化。这是现实的情况，是建设蓝图的出发点。陈云批评了冶金部。他说，冶金部要靠外国的贷款来发展钢铁工业，它不知道这件事的厉害。想要多搞，可以理解。我也希望多搞一点，问题是搞得到搞不到。1985年搞6000万吨钢根本做不到。陈云接着提出一系列的疑问：借外国人那么多钱，究竟靠不靠得住?借款都要由人民银行担保，需要多少?国内要多少投资?这都没有计算。你一家把投资占了，别人怎么办?搞那么大建设规模，那么高的速度，别的工业配合不上。他批评说，出国考察的人回来吹风，上面也往下吹风，说要引进多少亿，要加快速度等。一个是借款多，一个是提出别的国家8年、10年能上去，我们可不可以再快一点。有些同志只看到别的国家发展快，只看到可以借款，没有看到本国的情况。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他强调说，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间，最好3年。现在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比1961、1962年严重得多。基本建设项目大的1700多个，小的几万个。赶快下决心，搞不了的，丢掉一批就是了。搞起来，没有燃料、动力，还不是白搞，地方工业、社办工业，如果同大工业争原料、争电力，也要停下来。过去10年欠了账，“骨头”搞起来了，“肉”欠了账。调整的目的，是要达到比较按比例地前进。
陈云讲话批“洋跃进”，批冶金部，批“上面往下吹风”，实际上是批了，当然也是针对一股普遍的情绪。
3月2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最后一天，邓小平讲话，支持陈云的意见。他提出，中心任务是3年调整。这是个大方针、大政策。经过调整，国民经济会更快地形成新的生产能力。这次调整，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决心很大才干得成。其次要看到困难，把道理讲清楚，把工作做充分。邓小平说：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70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政治局会议同意国家计委修改和调整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意见，决定用3年的时间调整国民经济。
3月25日，陈云走马上任，主持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讲话。
这次会议是要继续统一思想，并为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准备材料。陈云说，财经工作问题很多，大家对此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看法。要求大家同心协力，相互合作。估计到会上会有争论，他主张辩论，通过辩论搞清楚一些问题，经过比较，取得一致。陈云认为，不仅在财经委会议上，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也要发扬经济民主，让大家讲意见。他希望会议能理出几个问题来，如2000万人的就业问题，知识青年返城问题，增加城市人口居住面积问题，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等。这些属于还欠账。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再次肯定了调整方针。指出，为了使我们的经济走向正常的稳定的发展轨道，要下决心进行必要的正确的调整，并且必须认真解决各种经济体制问题。
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开了24天，足见议题之重要和统一认识难度之大。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会上作《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报告。详细地说明当前国民经济各种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和调整的必要性。批评和检讨了前两年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的倾向，但没有提谁应该负责的问题。他说：
这两年多来，经济恢复取得了较快的进展，再加上全党全国人民又都有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强烈愿望，在这种情况下，对顺利的一面看得多了，对问题和困难的一面看得少了。因而对经济发展的要求急了，步子迈得不够稳。现在看来，去年有几件事情如果办得更审慎一些，更好一些，就能更有利于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调整。
李先念举出四件事情。一是基本建设规模搞大了；二是引进工作搞急了；三是工业生产追求产值、产量而忽视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四是1979年的计划的编制在基建规模、生产指标、财政收支、利用外资等方面都安排大了，后来又发生了一些新情况。农副产品提价的幅度加大，减免农业税增多，劳动工资方面的开支增加，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又用了一些钱。这就使财政预算的赤字扩大到100多亿元。市场商品供应量同购买力相差100多亿元。因此，对原计划不得不作必要的调整。会议正式通过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决定从1979年起用3年时间，认真搞好调整，同时进行改革、整顿、提高的工作。
调整是必要的吗?
与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跌入谷底以后被迫进行的调整不同，这次调整是否必要，在党内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
人们对于多年形成的结构性矛盾早已习以为常，而1978年经济仍然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势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2．3％。许多人看不出有作一次大调整的必要。多数经济部门和地方领导人对大规模引进的热情不减，认为不利用这种机会太可惜。一些人批评调整是对引进工作“刮下马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不仅国务院各部委意见不统一，地方上有一些省也不赞成提调整的方针。天津的负责人说，好不容易把群众积极性调动起来，一调整就给群众泼了冷水。有一位部长坚决反对李先念的讲话，指责说：你们起草文件的人谁去调查过?我做了大量的调查。李先念驳斥说，我们既广泛征求了意见，也听取了群众的意见。邓小平则肯定地说，这次会议终于杀出了一条血路。
陈云等领导人和经济学家提出的调整理由，可以归结为两方面：
第一方面，勒紧裤带搞建设的路子走不下去了，必须下决心解决长期以来的生活欠账，才能调动人们搞现代化的积极性。
首先是农业严重落后和农民普遍贫困的问题。1978年国内人均粮食占有量大体停留在1957年的水平，人均棉、油占有量则低于1957年的水平。1976年至1978年三年净进口粮食265亿斤，还挖了粮食库存几十亿斤。1978年，进口粮、棉、油、糖花了21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1／5。农民1965年从集体分得收入52．3元，1976年为62．8元。11年间增加10．5元，每年增加不到1元。由于长期实行农业为工业化积累资金的政策，加上制度的弊病，全国至少有两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不得温饱。无论赞成还是不赞成调整，尽快采取措施恢复和发展农业，舒缓农民的生活困难，党内则是有广泛共识的。许多了解农村形势的领导人都发出了强烈的呼吁。陈云阐述调整的必要，反复强调的第一条理由，就是因为要“稳住”8亿农民。三中全会通过的两个文件都是有关农业的。
其次是城市职工生活欠账累积的问题。城市职工平均工资有所下降，1965年全民企业职工年工资为652元，1976年下降到605元。生活欠账很多，问题成堆，如住房紧张、就业形势严峻、许多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等等。1977年全国职工人均住房面积只有3．6平方米，比1952年还少0．9平方米。1978年全国城镇工矿区住宅建设投资37．5亿元，比1977年增加50％，是建国以来住宅建筑投资最多的一年，但住房紧张状况并未缓和。一份调查报告说，1978年，“182个城市共有缺房户689万户，占这些城市总户数的35．8％。其中长期住在仓库、走廊、车间、教室、办公室、地下室甚至住厕所的131万户，居住面积不足两平米的86万户，三代同堂、父母同大子女同室、两户以上职工同屋的189万户，住在破烂危险、条件恶劣的简陋房子里的还有上百万户”。就业矛盾尤其尖锐。全国约有2000万人要求安排就业，其中有大专院校、中技校毕业生和家居城市的复员军人105万，按政策留城的知识青年320万人，插队知识青年700万人，城镇闲散劳动力230万人。
如果说在时代，高积累、高投入、低消费的赶超型工业化可以推行，那么“”结束以后，这种勒紧裤带搞建设的办法就难以为继了。随着一个时代的过去，人们已不再愿意为未来的许诺而承受当前的牺牲，改善生活成为人们的迫切要求，这不只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而且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1979年春以后出现的波及全国许多城市的上访、闹事风潮，除了申冤辩屈等政治性诉求外，还有大量的有关回城、就业、晋级、提薪、住房、夫妻团聚等诸多实际的利益诉求。政治性诉求也都必然与职位安置和利益补偿相联系。许多问题都具有“爆炸性”。上面提到的那份关于住宅问题的报告反映：“要求解决住房问题的呼声极为强烈，不断发生群众结队上访，联名请愿，聚众抢房，甚至下跪求房的现象。有的工人说：‘找房难，难于上青天。’” 这份报告感叹：“现在，如何解决好城市职工缺房问题，已成为一个紧迫的社会问题。”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描述就业形势时说：“大批人口要就业，这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一触即发，严重影响安定团结。”而关于农村形势，陈云警告说：“建国快30年了，现在还有要饭的。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农民就会起来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
因此，调整，也就是有限资源的重新配置，适当降低积累的速度以偿还历史欠账，解决长期遗留下来的民生问题。李先念在4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的12条经济调整措施，大都与此有关。如要求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搞上去，调整农业和工业的关系，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以利于农民休养生息；调整轻、重工业的比例，加快轻纺工业的发展，重工业也要尽可能生产越来越多的生活用品；广开就业门路，千方百计解决劳动力安排问题；争取在几年内把积累率降到30％以下，切实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等。这些措施的实行，不仅有其经济上的合理性，从政治上看也是十分必要的。它有利于舒缓社会矛盾，化解社会危机，维护社会稳定，恢复和提高执政党和政府的威信。“”结束后，除了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还有什么能得到人们的拥护，能激发人们的热情的呢?关于这一点，许多领导人有共识。
第二方面，工业生产和建设中的结构性矛盾也无法支持一个大引进和高速度计划。解决结构性矛盾刻不容缓。
首先是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战线过长，投资效果差，浪费惊人。孙尚清、周叔莲、刘明夫等经济学家的调查反映，多年来基建所需钢材、木材、水泥等主要材料的供应基本是“三八式”：分配时只能满足需要的80％；订货时只能分到分配数的80％；交货时又只能拿到订货数的80％。建设周期大大延长。从一五时期的5年延长到10年。据计算，建国以来基建投资6000亿元，其中有2000亿元未完成。1978年又一再追加投资，在建大中型项目由1977年的1400多个增加到1700多个。全年完成投资395亿元，比上年增加100亿元。1978年财政收入增加200亿元，其中150亿元加给了基本建设，这不仅影响了解决生活欠账的问题，而且加剧了投资效益的下降。“一五”时期每100元投资，新增固定资产84元，新增国民收入35元；相同投资，1978年新增固定资产只有69元，新增国民收入只有20元。人民节食缩食省下来的资金，大量地被浪费、被积压。问题还在于，按当年国家财政能够提供的投资额计算，即使不再新增基建项目，要完成1978年全部全民所有制在建项目，大约需要10年时间。不停止执行十年规划，财政收支和物资供应将更加不平衡。
其次，由于体制和结构性的矛盾，造成设备利用率低，产品库存多，资金效果差。有许多产品一方面大量进口，一方面库存不断增加。以钢材为例，1978年底库存量达1550万吨，1979年6月达到1865万吨，相当于8个月的周转量；另一方面，由于轧钢能力落后，品种轧机少，质量、品种、规格不对路，不得不大量进口钢材。1978年进口800多万吨钢材，比1977年增加了60％以上，但仍然供不应求。机械行业盲目发展。1977年国家计划生产机床6．07万台，实际生产19．87万台，等于计划的3．3倍。从1973年以来，每年都超过计划的一倍到两倍。到1978年底，全国268万台机床有130多万台闲置未用。重点企业利用率仅为55．6％，非重点企业利用率只有30％～40％，等于半数机床闲置未用。机电产品技术落后，大路货多，一方面大量积压，一方面大量产品缺门断档需要大量进口。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过度紧张。电力供应不足，大批工厂停工半停工。20％左右的工业生产能力不能发挥作用，煤炭短缺，如何解决能源危机已成为一个突出问题。铁路、港口运输经常堵塞。物资积压严重，仅山西煤炭就积压了400万吨。
再次，大引进计划超出国内经济的承受力。1978年，共签订78亿美元的引进项目合同，其中31亿美元是在12月20日到年底的短短10天内抢签的。全部都要用现汇支付，其中大部分是钢铁、化工项目。有将近3／4的用汇集中在上海宝钢和4个化肥厂、5个石油化工厂、3个化纤厂等22个大型项目上。投资少、见效快、赚外汇多的项目更少。引进基本上是成套进口，买制造技术和技术专利少。就是钢铁、化工项目合同也只签订了一部分，全部签完还要50亿美元。这样的规模给外汇支付和国内配套造成了困难。同时将进一步加剧国内资金、物资、能源、交通的紧张状况，而且有可能在对外开放起步时就陷入“债务陷阱”。
从上述情况看，尽管1977、1978两年出现了快速恢复性增长，但基础不稳，经济景气有虚假成分，潜在的矛盾甚至危机是确实存在的。因此，调整不是多此一举，更不是借题发挥，而是必要的。这里涉及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能否在已经绷得很紧的经济环境下启动新一轮的经济起飞。事实上不可能。不先行调整很难正常运行，强行“起飞”是危险的。
中国现代化道路怎么走?
邓小平、李先念、谷牧等积极支持大引进计划的领导人，几月之间转而支持陈云提出的调整方针，使人感到转得陡然。这里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信赖陈云的洞察力，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三中全会后，随着经济领域矛盾的进一步暴露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他们自己对经济形势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开始反思建国以后的发展思路，提出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怎么走的重大课题。
1979年2月19日，李先念在日本经济专家座谈意见的文件上作出批语说：
这是几个日本经济专家对我国发展经济提出的看法和意见，值得我们慎重研究。他们提出：要先发展那些用人多、投资少、销路广、收效快的工业，先发展轻工业。努力增加出口。特别要注意提高投资效率，降低生产消耗，挖掘内部潜力，积累建设资金。加强市场调查和预测，适应国际市场需要。抓轻工业，以轻养重，重工业的发展不会慢，反而会更快。外国人也看到，中国人口多，市场大，而工业底子薄弱，资金积累有限，不这样搞，工业的速度快不了。扩大内外交流，引进先进技术，更应走这条路，不然，出口怎么很快上去，拿什么去支付引进的贷款呢?我们的钢铁工业是要发展的，但是，正如他们所说，要想用钢材来换取外汇，可能是不现实的，至少近期内不可能做得很大。世界上钢材能力过剩，国际市场有限，我们也竞争不过人家。我们应当努力发展品种规格，提高质量，弥补钢材的缺口，争取减少进口。如果每年少进口四五百万吨钢材，就是很大的胜利。
3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就是从发展战略上提出问题的。3月30日，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提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道路。”邓小平概括了要使中国实现现代化至少必须看到的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邓小平指出的这两个特点就决定了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起点是很低的，因而实现现代化的时间就会较长，中国只能在这个低起点的基础上有步骤、分阶段地去逐步实现现代化。
3至4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对于中国究竟怎样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了议论和研究。最初议论形成的认识，集中反映在李先念4月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最后，大家一致赞成这样的观点：“我们搞现代化，一定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这个发展思路与三中全会以前比较，发生了以下重要改变：
修正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从追求高度现代化转向追求适度现代化目标。基于中国底子薄，起点低，人口多，耕地少，80％是农民等基本国情，中国既不可能以比原来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也不可能在本世纪末实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时间会很长，要分阶段去实现，到20世纪末只能达到发达国家70年代的水平。这就是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概念。
纠正了一味追求速度的思想，更加注重按比例发展，更加注重人民生活的改善。提出只有按比例，才有高速度。按比例，首先要稳住农民这一头，农民稳定了，“整个中国就安定了”。工业内部也必须按比例，也要考虑农民和农业的要求。基本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家财力物力相适应。计划安排的次序，应是先安排当年的生产和人民的衣、食、住、用、行，再安排基本建设。原材料分配也应先保证生活必需品生产的增长，再保证必要的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剩余多少再用于基建。这样排队是为了维持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
调整利用外资和引进政策。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决策完全正确，但必须控制引进规模，优化引进结构。处理好引进与自力更生的关系。引进是为了增强中国自力更生的能力。因此，要多引进技术和专利，少引进成套设备；争取外援但不能依赖外援；引进要切实考虑国内的配套能力、消化能力；利用外资要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能力。5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实现四个现代化，要靠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干出来，不能靠‘买’来，不能靠‘借’来。”中国领导人这个指导思想的转变，国外观察家很快注意到了。4月26日，《华盛顿明星报》刊登评论说：“北京很快认识到，一个对尖端技术知识的进口吸收能力有限而且资金也有限的国家，是不能靠购买成为超现代化国家的……而是必须靠国内来完成大部分经济建设。”
修正了技术政策目标。考虑到中国劳动就业的巨大压力，不能一味追求新技术。现代化必须分清轻重缓急，合理安排，引进先进技术应着重考虑对增强国力和加强国防有关键作用的项目。对于只减少使用劳动力的新技术少搞或暂时不搞。在中国，先进的和比较落后的技术、大中小企业和手工业将长时间内共存，否则容纳不了那么多的劳动力。一定要使自动化、机械化、半机械化生产和各种手工劳动都得到发展。
央企大调整再次拉开序幕
众所周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而中央直属国有大型企业则是整个国民经济的真正“脊梁”。虽然历经数次改革，但国有企业的战略性地位丝毫没有被削弱，在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中央企业的重要性实际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底，中国就启动了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也随之开始了“以改革促发展”的历程。与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相适应，中国国有企业的“以改革促发展”历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1988年的国营企业的放权让利改革发展阶段：第二阶段是1988～2003年间，其改革涉及国有企业转机建制、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形成这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三阶段是2003年以来，在日臻完善的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下以国有大企业的改革发展为核心的阶段。
客观地讲，经过近30年锲而不舍的努力，国有企业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然而，对于积淀了数十年高度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国有企业来讲，仅有表面上的改革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从国有企业改革初衷――解决国有企业效率低下问题，提高国有企业活力，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进而发展壮大国有经济――角度衡量，现有的国有企业总体规模、绩效和经济控制力等情况表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目标已经初步实现。但是，中国国有企业在国内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继续推进、国际信息化和全球化浪潮日益迅猛的环境下，进一步发展还面临许多重大问题。这些问题既包括渐进式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有待“攻坚”的问题，如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和大型垄断国有企业的改革等问题，也有未来国有企业发展必须回答的战略问题，如国有企业未来改革与发展的方向、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全球竞争背景下的市场定位和发展战略等。
因此，如何进一步创新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的经营管理体制，激活它们的全部潜在活力，成为了管理部门优先考虑的重大问题。
2006年末，国资委提出了下一步国有资产调整改革的方向，其中包括积极支持资产或主营业务资产优良的企业实现整体上市，鼓励已经上市的国有控股公司通过增资扩股、收购资产等方式，把主营业务资产全部注入上市公司。此外，还鼓励引入战略投资者，加快国企重组等。
同年底，国资委在多方论证的基础上，出台了《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把2010年明确为央企重组大限，届时准备将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央企从目前的155家调整和重组为80至100家，其中打造30至5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三年之内要做到行业前三名，否则国资委给你们找婆家。”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多次作出这样的表态，让一些央企为自己的命运担忧不已。不过， “前三”到底是什么含义，之前并不是特别的清楚。在即将颁布的《中央企业布局和结构调整的指导意见》中，对此将有明确的界定。即除了央企的利润和成本控制水平外，企业规模、研究开发费用以及资本保值增值率都是综合指标的内容之一。这意味着，部分中央企业仅仅从规模上做大是远远不够的。此外，不同行业的评价标准也是不同的。根据《指导意见》的标准，对国有资本保持绝对控制力的行业，例如石油石化，在三大石油公司继续发展基础上，也可以鼓励中信、中化参与竞争：对国有经济要有序退出的行业，即使企业的规模、效益是行业中的“第一名”，也将面临被重组的命运。
央企大调整触动了谁的神经
毫无疑问，央企“前三”标准的明朗化，对央企改革来说不啻是一枚“重磅炸弹”。我们在此关注的是：新标准的出台，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来说，究竟会带来多大的冲击?
首先，新标准将加速淘汰低效率的国企。自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国有企业改革以来，大量低效率的国有企业走上了破产、兼并、重组的道路，国有企业的数量也经历了一个由增加到减少的过程。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国有企业数量在整体上呈现出不断下降的态势。以工业领域的国有企业为例：七八十年代，国有企业的数量一直在不断增加，进入90年代，国有企业在数量上开始停滞不前并呈现出小幅下降的趋势，在经历了1995～1997年这三年间的恢复性增长后，从1998年开始，国有企业的数量迅速下降。据统计，截至2006年底，全国国有企业户数共计11.9万户，比2003年减少3.1万户，年均减少8％。
即使是低效率的中央企业也不能幸免于难。根据规划，国资委从2003年成立至今，已对38组76家央企进行了重组，央企户数已由196家减少到157家。其中，从2004年至2006年，经过整合，央企数量减少了36家，平均每年减少12家。
另一方面，对国有企业领导人考核的“紧箍咒”将越念越紧。2003年底，《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正式出台。根据这个办法，如果央企负责人完成经营目标，可拿到年度薪酬奖励和任期中长期激励，如果目标完成不了，就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扣减或延期薪酬，甚至对其不再任命、续聘。同时，在考核对象中，国资委所考核的不仅是中央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还有副总经理、副董事长、总会计师，甚至还包括纪委书记。不久前，国资委公布了央企负责人2006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结果。本次考核结果显示，在纳入国资委2006年度考核范围的150家央企中，A级34户，占被考核企业的22.67％；B级77户，占被考核企业的51.33％；C级35户，占被考核企业的23.33％：D级4户，占被考核企业的2.67％。而那些被评为D级，甚至是B级、C级的企业，则面临着被重组的风险。其中，因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予以降级或降分处理的企业有11户，因存在违规违纪或严重财务管理问题予以降分处理的企业有9户。国资委对7家按《公司法》进行董事会试点企业的考核结果也进行了测算，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和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达到A级水平。往年，由于级别低而被重组的央企并不少见。比如在2005年央企业绩考核中，中国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国家音像出版单位中国唱片总公司由于财务
数据不实，考核结果为E级。2007年1月22日，这家企业即由中国诚通集团整体托管。
央企要做“大”更要做“强”
这次央企“前三”标准的新诠释，标志着新一轮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调整的方向性转变。也就是说，国有企业不仅要做大，更应做强。
从国有企业以及中央企业的发展态势看，最近这些年来，它们在做大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有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423户国有重点企业累计实现利润5558.5亿元，同时国有重点企业资产规模稳步上升，截至6月底已达164142.5亿元。
与中央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相适应，央企的国民经济控制力也有了长足的提高。目前，中央企业80％以上的国有资产集中在军工、能源、交通、重大装备制造、重要矿产资源开发领域，承担着我国几乎全部的原油、天然气和乙烯生产，提供了全部的基础电信服务和大部分增值服务，发电量约占全国的55％，民航运输总周转量占全国的82％，水运货物周转量占全国的89％，汽车产量占全国的48％，生产的高附加值钢材约占全国的60％，生产的水电设备占全国的70％，火电设备占全国的75％。同时，国有资本向能源、原材料、交通、军工、重大装备制造和冶金等行业集中的态势明显。2006年基础行业的国有资本为3.3万亿元，占全部国有资本总量的70.6％，比2003年提高5.1％。同时，国有资本的控制力不断增强，国有资本直接支配或控制的社会资本1.2万亿元，比2003年增长1.1倍。
然而，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的快速发展可能会带来另一种忧虑，即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会不会得到进一步加强?令人担心的是，就在不久前，商务部的《二七中国外商投资报止)认为，中国目前还没有一个行业真正被外资企业垄断，真正的垄断企业还多是国有企业。也就是在今年的8月30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反垄断法>。面对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在诸多领域已经形成垄断格局的情况下，悬在央企头上的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会不会随时落下来，确实是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
[关键词]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江苏省 血防
“”过后，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逐渐放松，疫情迅速回升。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从1961年起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随即出台了“血防工作调整”的方针。在中央和省委的领导下，江苏省对血防工作进行了调整，血防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一、“”后江苏省血防工作面临的困难
1958年至1960年。江苏省血防工作出现了“”。可是，“”过后，由于对防治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缺乏认识，江苏省不仅没有巩固防治成果，而且防治工作逐渐放松，血吸虫病迅速卷土重来，防治工作面临很多困难。
(一)机构裁撤，人员裁减，血防工作处于半停顿或停顿状态
“”时期，在血防工作中，各地普遍出现了浮夸风，对成绩估计过高或者加以夸大，许多县市轻易宣布消灭了血吸虫病。1959年9月，中央对全国基本消灭和根除血吸虫病的县市进行了核实，发现江苏省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公社数为89个。不够基本消灭标准的县市数为39个。1959年，江苏省将防治任务扩大到除五害、灭四病，战线过长，力量分散，大大削弱了血防工作。到1960年底，江苏省灭螺任务只完成1／3，治愈病人还不到1／2，粪便基本上没有管起来，集体急性感染仍有发生。
在宣布消灭了血吸虫病之后，很多县市放松了领导，大批地裁减或撤销防治专业队伍。江苏省1957年防治专业队伍共有1531人，到1961年9月只剩下551人，其中不少属防治编制的人员。已长期不做防治工作了。全省原有防疫防治专业人员2880人。有的地区已把一部或大部人员抽调做其他工作，防治工作已经处于半停顿或停顿的状态。
(二)螺情、病情大幅度回升，急性感染非常严重
1960年后，各县钉螺回升的现象很严重。据丹阳县调查。1959年河沟钉螺平均密度增高为每平方市尺为0.22只，1961年10月调查，河沟平均钉螺密度增高为每平方市尺0.68只，沟塘为1.54只，分别增加了3.1倍和7倍。
由于钉螺大幅度回升。血吸虫病急性感染现象随即发生。吴县利市公社先锋大队第一生产队社员，在1960年去有螺河道捕鱼，6月中旬病倒19人，占全队劳动力1／3。后经抢救，仍然有青壮年10人死亡。1962年8、9月份，南京部队有三个支队在丹徒县世业洲芦滩围垦生产。一个支队有1／3的官兵发生急性感染。另一支队几乎全部发生急性感染。
1961年，全省急性感染的病人有1000多人。其中仅镇江市就发生575人。1962年6月至10月，全省有26个县市发生血吸虫病急性感染，感染人数3671人，比1961年1000多人增加3倍，死亡26人。急性感染发生后，有些地区出现了技术力量不足，药物器械跟不上，收治病人不及时，工作处于被动，甚至有些干部和群众发生惊慌失措的现象。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血防工作中形成的科学工作方法和踏实作风多被破坏
在“”中，为了多快好省地消灭血吸虫病。以预防为主，积极防治和综合措施大多被丢弃。
1958年以前。医务人员在治疗血吸虫病时遵守一条常规即20天疗法且绝对卧床休息。1958年。这种严谨踏实的作风被破坏。金山县血防医生雷久望，只是解放前学过三年中医，解放后受到3个月的血防训练。1958年春季，他在农村治疗组的简陋条件下大胆地大规模试行四小时疗法，结果因“效果圆满，大大缩短了医疗时间”而受到表彰。但是，这种违反科学规律的行为早晚会受到惩罚。在大规模开展血吸虫病治疗工作中，有些地区一度发生病人死亡增多的情况。1958年7月。江苏省委收到报告，有昆山、句容、常熟、东台、海安、江宁、宜兴、江都、南汇、常州10个县市，共死亡19例，其中3日疗法3例，4小时疗法12例，2日疗法1例，1日疗法1例，15分钟疗法2例。
(四)三年困难时期政府主要应对浮肿病或其他痰病，血吸虫病疫情雪上加霜
由于“”和化的错误。江苏省农业生产遭受严重挫折。加重了农民的困难。1959、1960、1961年，江苏省又连续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存在很大困难。浮肿、消瘦等主要疾病在全省范围内面广量大，急须大力进行防治。1961年9月，江苏省委除五害爱国卫生运动领导小组在苏州市召开了全省防治血吸虫病会议。布置“在血吸虫病流行地区应以治疗血吸虫病为主，结合治疗其他疾病；在浮肿病或其他疾病较多的地区，则暂以治疗浮肿病或其他疾病为主，同时结合治疗血吸虫病。”据1962年5月底统计，江苏省浮肿病人达534415人。1月至5月全省疟疾复发病人数约有36万多人，且有继续发展的趋势。据5月上中旬疫情报告。全省仍以麻疹、流行性脑膜炎和百日咳发病最多。子宫下垂、闭经和小儿营养不良现象大量存在。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被迫放在这些疾病之后。位居第5位。由于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以治疗浮肿病或其他疾病为主，在部分地区放松了对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这些地区的血吸虫病害有了回升和发展，甚至过去从未有过病害的地区，也发现了钉螺和急性感染病例。
二、“血防工作调整”方针的出台
1961年6月，中共中央修正了《农村工作条例>(简称六十条)。六十条的基本精神，主要体现为按劳付酬、等价交换。1961年7月，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召集南方十三省、市、自治区除害灭病办公室主任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副组长魏文伯作了一个综合发言，他指出：“除害灭病工作是农村工作中的一部分。必须正确贯彻执行六十条的精神，必须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1962年5月，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召开了第八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六年来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的报告》。《报告》对今后的防治工作作了部署，指出今后一段时期内的防治工作，应当从这几年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全局出发，根据当前实际情况部署来安排。步子可以放慢些，能做的，应当努力做好；不能做的。也不要勉强。治疗病人是流行区人民的迫切要求。应该实事求是地、积极地安排进行。
第八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制订了《防治血吸虫病工作条例(草案)>(以下简称“三十三条”)，再次肯定了中央在1957年提出的“实行积极防治的方针，采取综合性措施，切实掌握充分发动群众和科学技术相结合，防治工作和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相结合，坚决进行反复斗争”的原则，对治疗工作、消灭钉螺、管理粪便、个人防护和安全用水、科学研究、组织领导七个方面作出新的
要求。
12月，魏文伯在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关于血吸虫病的各项工作，《防治血吸虫病工作条例(草案)》里面都有具体规定，那是我们六年工作的经验总结。在今后工作中，必须以三十三条为中心。抓好各项工作。”从此，《防治血吸虫病工作条例(草案)》成为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指导纲领。
江苏省对血防工作调整的部署早于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但在中央的调整方针陆续出台后，江苏省立即加以执行并根据本省的具体情况制订了相关的政策和措施。
1961年1月28日。江苏省对原来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计划作了适当的调整。初步打算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加强战斗，争取在六年(1961－1966年)的时间内，全省消灭血吸虫病。在步骤上，分为两步走。前两年(1961－1962年)消灭内河钉螺，治愈有症状的病人；后四年(1963－1966年)消灭芦草滩的钉螺和治愈全部病人。根据这一要求，江苏省制订了1961年的防治工作大体计划：1.进一步查清螺情，建立一张图，尽先消灭村庄周围居民生产、生活常到地方的钉螺，灭一块、清一块，巩固一块。2.查清病情，分别早、中、晚期，建立病人一本账，贯彻晚、早期兼治，首先治疗有症状病人的原则，有计划的开展治疗工作。3.坚决贯彻因地制宜，多种办法，有利生产、有利积肥，便利群众的原则，逐步做好粪便管理工作。4.加强宣传教育，做好个人防护。3月5日，江苏省副省长管文蔚在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会议上发言。将江苏省在6年内消灭血吸虫病的规划和步骤作了汇报。9月，江苏省委除五害爱国卫生运动领导小组召开了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公布了江苏省在6年内消灭血吸虫病的规划及工作步骤。
管文蔚在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上指出，为了完成在6年的时间内全省消灭血吸虫病的任务，江苏省必须采取以下三项措施：一是建立司令部，练兵。省委要成立防治血吸虫病七人小组。地委要成立防治血吸虫病五人小组，县委要成立防治血吸虫病三人小组。对于练兵，就是把现有的血防队伍调整一下，不好的，不适宜的，不安心的人调去做其他工作，人数不足的要充实起来，把质量提高。全省组织1000人的专业队伍，所有制归省，由省里分配给各专区(市)使用。二是要坚决地贯彻综合防治的方针。灭螺、治病、个人防护、安全用水和粪便管理五个环节是消灭血吸虫病不可缺一的综合措施。对于灭螺，要以生产队为基础，防止一平二调，防止不等价交换，生产队有责任保证生产队范围内生产的安全，要负责把钉螺灭掉。生产队灭螺可以采取二包(包查清，包灭光)、五定(定人、定质、定量、定时间、定工分)、一奖(超额奖励)的办法。对于治病，在血吸虫病流行的地区应该以治疗血吸虫病为主。结合治疗其他疾病。如果其他疾病(如浮肿病等)突出来，则暂以防治浮肿病为主结合治疗血吸虫病，待浮肿病病情下降，仍以治疗血吸虫病为主。三是建立一套科学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制度，应该一年有一张图。各地要注意资料的收集和积累，建立一本帐一张图，要有根有据。假帐假图要审查。
在第八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之后，江苏省委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根据会议精神，研究制订了本省1962年防治工作计划。在治疗方面，全省计划治疗10万病人。治疗工作要继续贯彻早晚期兼治。尽先治疗有症状的病人的原则。在灭螺方面，全省计划灭螺1500万平方米。灭螺工作要落实到生产队，灭一块，清一块，巩固一块；要以村庄为基点，坚决贯彻由近到远，首先消灭村庄周围和人们生产生活常到地方的钉螺。在粪便管理方面。粪便管理要从增积肥料、提高肥效、有利生产、便利群众和有利于消灭疾病的原则出发，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说服群众不在河里洗马桶和粪具。动员群众拾野粪。对水上船民粪便，要继续提倡设置有底马桶，停船码头建立收粪船。收购粪便。
1962年11月，江苏省委除五害爱国卫生运动领导小组在无锡市召开了全省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提出1963年防治工作总的要求是：“在疫区大力开展宣传教育，做好防护和安全用水，积极治疗现有病人，坚决管好粪便，消灭村镇周围钉螺，建立安全地带，在全面巩固已有成绩的基础上，逐步压缩疫区，减轻危害程度，控制病情发展。在血吸虫病流行地区，今年农业生产好的地方，应以防治血吸虫病为重点，结合防治冬春季传染病和其他疾病；在灾区，应以防治浮肿病为重点，结合防治血吸虫病和其他疾病。”
1963年4月3日。江苏省委除五害爱国卫生运动领导小组制订了“除害灭病三五规划”，指出江苏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1963―1967年)，全部治完有症状病人和晚期病人。灭光村庄周围和易于感染的河沟钉螺，大大缩小疫区，控制发展。其中，1963年治疗9万病人，灭螺600万平方米；1964年治疗10万病人，灭螺600万平方米；1965年治疗15万病人。灭螺1500万平方米；1966年治疗15万病人，灭螺1500万平方米；1967年治疗20万病人，灭螺2000万平方米。
三、江苏省的“血防工作调整”
在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和江苏省委的领导下，1961年1月，江苏省开始对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进行调整，到1965年，调整工作结束，调整的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一)精简防治队伍与恢复防治机构
从1961年9月苏州会议后。江苏省大部分地区开始调整血防工作的领导组织，配备若干专职干部抓血防工作。各地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一方面将有经验的血防干部归队，一方面根据新的人员编制充实了血防干部，并采取长会短训。一般以半个月的时间，层层训练防治干部。省血防研究所举办了为期二个月的中级血防干部训练班，以适应血防工作的需要。截至到1961年冬季，江苏全省实有血防干部共899名，比1961年8月底血防干部551人增加了348名。
1962年，江苏省卫生厅下发了“关于精简防治防疫干部和今后防治防疫机构编制意见的通知”，要求各地凡不适宜做卫生防疫和血防工作的以及确实无培养前途的，都应该在这次精兵简政中精简出去。对已经调离防治防疫机构而又有多年工作经验的干部，原则上均应归队。对于机构设置，“通知”规定，凡有血吸虫病流行的专署，均应健全血吸虫病防治站(所)1所。非血吸虫病防治地区的专署、市，均应健立卫生防疫站1所。南京、无锡、苏州、镇江、常州、扬州、泰州等七个市可不单独设血防站，应将血防干部编制人数列入各市卫生防疫站，在防疫站内设血防科(股)。对于人员编制，“通知”规定全省为2100－2300人，其中血防干部600－800人，防疫干部1500人。“通知”还规定，今后防治防疫机构的建立与撤销和人员编制的增减归省掌握，各地不得随便变动。
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队伍在1955年有2800多人，到1961年只剩下900多人。经过1962年和1963年的调
整，到1963年11月，核定编制防治队伍总数已超过1500人。到1964年，全省有4个地委和28个市、县委重新调整了血防领导组织，确定了专人分管：有2个地委和16市、县委重建了血防办公室，配备了专职干部；有48个严重流行公社还专门配备了一名副社长专管血防。把血防工作重新提到党委的主要议事日程上来进行统一安排。
(二)把灭螺任务落实到生产队
1960年以前，灭螺工作都是采取以公社为单位，集中力量进行围歼的办法。1960年冬季，江苏省首先在昆山县进行了将灭螺任务落实到生产队的试点。
昆山县蒹葭公社北张大队以生产队耕作区为单位。将灭螺任务落实到生产队，由生产队根据农活轻重忙闲和劳力安排，制订长年规划和小段计划，采取“二包五定一奖励”的办法。“二包”就是由生产队负责对本地区的钉螺做到包查清，包灭光，“五定”即定面积(按远近难易、灭螺方法决定每人的灭螺面积)、定质量、定人员(在每个生产队中固定3至4个社员组成不脱产的灭螺专业小组)、定时间、定报酬(按同等劳力和多劳多得的原则，民主评工记分，搞一次，评一次，对认真负责，保证质量超额完成任务的给予奖励)。北张大队从1960年8月开始到1961年1月上旬，结合农事活动先后开展了5次反复普查普灭，到1961年冬季为止，钉螺面积已从原有的13183平方米减少为1570平方米。有84％的面积灭光了钉螺，并有3个生产队村庄周围的钉螺已经全部灭光。
江苏全省在流行地区建立了42个试点，创造了灭螺任务落实到生产队的做法和一套较为完整的经验，并已在苏州、镇江等地区进行推广。到1962年4月，全省已有2058个生产队落实了灭螺任务并开展了灭螺工作。
1962年7月，江苏省委除五害爱国卫生运动领导小组批转“昆山县灭螺任务落实到生产队的做法和体会”，将其做法和经验向全省进行推广。批文指出：“昆山县灭螺任务落实到生产队的做法，是我省各地解决农村新形势下灭螺工作方法的一致有代表性的做法，现特转发给你们参考。为了做好秋后灭螺工作的准备，希各地当前除抓好药物灭螺和个人防护工作以外，还必须适时地查清螺情，整理与分析好螺情资料，有计划的分批落实灭螺任务与组织训练好灭螺骨干，以便秋后踏踏实实地开展灭螺工作。”由此，江苏省各地在灭螺工作中都将灭螺任务落实到生产队。
常熟县横泾公社徐石大队采取了以生产队为基础，按照耕作区范围。根据谁有螺、谁去灭的精神，将灭螺任务落实到生产队。经过一系列的综合性灭螺措施后，徐石大队的螺情有了很大的下降。昆山县陆桥公社新生大队的各个生产队都将灭螺工作纳入兴修农田水利工程计划。群众普遍反映说，结合兴修水利消灭钉螺，动手早、花工少、进度快、质量好，一举两得。江都县有河泥可积的生产队。边挖泥边灭螺，无河泥可积的则划出部分人力，专线作战。在灭螺中，参加灭螺的社员记义务工，义务工的多寡按工分定额比例负担，完成义务工的多劳多得。统一纳入分配。武进县孟城公社事先明确灭螺的规格要求和劳动报酬，社员灭螺与劳动生产同工同酬，凡是结合生产和兴修水利灭螺的，统一记生产工或义务工，如专门灭螺的记灭螺工。孟城一队叶林生队长说：“以前灭螺是马马虎虎的，因为灭螺是全大队统一调动劳力，不是我们耕作范围地区的钉螺也要我们去灭，同时灭螺工分还要我们队里出，实在是不合理，但不去灭大队又要批评，我们只好派一些劳力不强的‘三老’去灭螺，因此钉螺年年灭不光，质量不好。”自从灭螺任务落实到队，贯彻了谁受益、谁灭螺、谁负担的合理政策，对灭螺就重视了，如该队当年共查出钉螺面积8828平方米，经过复查，没有发现一只活螺，基本达到消灭钉螺的目的。
(三)积极开展治疗工作
1961年冬季。各地在治疗工作中根据农村新的形势和特点采取了新的做法。在昆山县，卫生部门组织力量，深入生产队，采取问病史、查体格、检验大便三结合的方法。进行调查摸底，边调查、边落实治疗对象。然后，根据早晚期兼治，尽先治疗有症状病人的精神，及时组织县人民医院、血防站、各公社卫生院和联合诊所医务人员，编成35个治疗小组，深入农村，划片包干。分期分批地治疗一批病人。如蓬阆公社在9天中集中治疗341个病人；巴城公社以生产队设立治疗组，开展巡回治疗；对一些确有家务牵累的病人，医务人员就主动上门治疗。在治疗中，对整、半劳力，作了统一安排。分期治疗，既照顾到生产，又便于管理病人。在治疗地区，当地党组织都选派一定人员，管理病人生活，使病人在治疗期间吃得好、睡得好。
东台县共组织了16个治疗组，分别在许河等12个公社治疗300多个病人。在治疗中。分别对象确定治疗形式和治疗方法，在病人较多的大队，采取小型集中的治疗形式，在病人少的地区，采取分散巡回和门诊治疗；医务人员深入到户进行体格检查，而后根据体质条件。分别采用3天、7天和20天以及中西医综合等4种疗法治病，不仅有利群众，便利生产，而且保证了治疗安全，提高了质量。该县新街公社方塘大队的治疗工作，由于支部重视，思想发动做得深透，治疗形式适合群众要求，全大队63个血吸虫病人，除5名不合治疗条件外。其余58个病人全部进行了治疗。
(四)重新抓预防工作
在“”时期，江苏省各地普遍抓治疗和灭螺，而对粪便管理、水源管理和个人防护工作重视不够。血防工作调整开始后，江苏省强调“预防为主”，重新抓粪便管理工作，重新重视管理水源和做好个人防护工作。
1961年，苏州专区派出工作组到吴县浦庄公社对粪便管理情况作了一次调查。“”后，浦庄公社粪便管理工作放松了，主要原因是公私用肥矛盾、突击用肥和发酵时间的矛盾未解决，粪便管理工作没有跟上去。生产队干部便深入下去和社员一起商量，认真研究改进。为了防止粪便散失，鼓励社员积肥的积极性，粪肥由社员自己管理，生产队用肥坚决贯彻“按质论价，付给报酬”的原则，以担计数，现金收购。为了解决公私用肥矛盾，生产队对成人多的户适当多购，小孩多的户少购；在生产队大、田生产需肥量多的时候多购。需肥量少的时候少购，并规定每年每户有基本售肥定额，出售粪肥如超过定额，则给予奖励。在卫生管理上也根据社员意见，分两步管起来。第一步要求做到粪便不散失、不污染水源；第二步要求做到无害化。浦庄公社把沿河和离厨房近的粪缸搬远些，搭上棚或加好盖；马桶不在河里洗，并建立队与队、户与户相互监督制度。巩固粪便管理成果。为了使粪便管理工作在生产、生活中扎根，生产队在采取以上措施后，还组织了一批骨干，深入细致地向群众进行粪便管理重要性的教育。提高了群众管理粪便的自觉性。这个队应搬的粪缸已全部搬迁。马桶也没有人在河里洗了，家禽家畜的粪也做到勤出、勤积、勤打扫。环境卫生面貌也大为改观。
江苏省不仅推广了苏州专区吴县浦庄公社的经验，而且要求各地从当地条件出发，采取可能做到的办法，建
立切实可行的制度，逐步地把人、畜粪便管理起来。昆山县茜灯公社新建大队在粪便管理中贯彻了粪便归己、按质论价、定额交货、超额奖励的政策。新建大队规定，年龄在7岁以内不作定量。7至15岁一年定6担，16岁以上定12担，2／3按质论价交集体使用，1／3由社员自己使用。超额部分适当提高价格给予奖励，任务以内每担3角，超额部分每担4角，这样群众积极性就提高了，也珍惜粪肥。如三队1962年交生产队大粪180担，1963年1至8月就交了500担。比1962年多交了320担。
高邮县湖滨公社(原新民乡)是血吸虫病急性感染的高发地区。1956年，武安乡7个生产队3098人上滩割草，其中有381人感染。1960年至1962年，湖滨公社由于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1960年上滩割草1475人，其中无急性感染；1961年上滩割草2027人。其中无急性感染；1962年上滩割草2162人，虽然忽视了儿童防护，也仅14人被急性感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