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台州市第五届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
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高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和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省委十四届六次全会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认真总结过去一年工作，深入谋划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台州发展，引领全市上下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深刻牢记对台州“再创民营经济新辉煌”的嘱托，全面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实现“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确保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力建设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市。一、回顾过去一年，全市上下负重拼搏、励精图进，进一步奠定了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市的坚实基础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台州走出了一条波澜壮阔的奋进之路，从“一穷二白”的农业社会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市，步入沿海发达地区行列。改革开放40多年特别是撤地设市25年来，台州民营经济风生水起，为区域发展注入澎湃动力和无穷活力，向着建设独具魅力的“山海水城、和合圣地、制造之都”阔步前行，人民群众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刚刚过去的一年，是台州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我们遇到的风险挑战更多，遇到的困难压力更大。市委统揽全局，坚定不移再创民营经济新辉煌、坚定不移建设新时代美丽台州、坚定不移创建“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平安台州，以确定性工作应对不确定形势，保持了经济社会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一）学思践悟强定力，以主题教育推动初心使命扎根铸魂。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极大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爱国热情和干事创业动力。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全程高质量、全面高质量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市委常委会示范引领，作出“六始终六带头”集体承诺，扎实推进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始终、步步深化。突出“学”字当头，知行合一、融会贯通，学懂弄通做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开门搞教育，推动各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了解实情，在深化“三服务”、办好“三件事”、“四进”破难题中践行了群众路线，涌现了三门城西村八任书记接续奋斗等一批先进典型。坚持刀刃向内，加强检视剖析，开好各级班子民主生活会和支部组织生活会，深入推进“九整治一提升”，促进了政治“大体检”、思想“大扫除”、问题“大检修”。
（二）应对困难强信心，以“两抓”之力把握经济工作主动权。市委切实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部署开展“狠抓产业项目、大抓实体经济”活动，引领全市上下以非常之力稳企业、强实体。每季度开展重大项目集中开工，项目投资再创台州力度、台州速度，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民间投资、技术改造投资增速持续在全省领跑快跑。打响招大引强“百日攻坚”大会战，全年新签约5亿元、20亿元、50亿元以上产业项目分别达225个、30个、13个，为近年之最。全力推进七大千亿产业集群培育，集聚区通航产业入选全省首批“万亩千亿”重大产业平台。打好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攻坚战，加快老旧工业点改造和小微企业园建设，省第二批小微企业园建设（提升）重点县（市、区）数量居全省第1。全面落实科技新政、人才新政，新创成2个部级科技企业孵化器，8个县（市、区）入选科技创新全国百强县（市、区），新引进领军人才数量、新落地省级以上领军人才创业项目创历年新高，全省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设现场会在我市召开。牢牢抓住数字经济“一号工程”，重点实施100个产业数字化转型项目，全面推进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路桥工业互联网平台入选国家制造业“双创”平台试点示范项目。深化企业股改上市，迈得医疗首登科创板，台州水务成为市属国企第一股，全市境内外上市企业达55家。全力推行稳外贸、防风险“双十法”，开展“好产品台州造”系列活动，全年为企业减税降费280亿元，企业纾困工作得到省政府表彰。
（三）深化改革强攻坚，以重点领域改革激发发展活力。牢牢把握长三角一体化重大战略机遇，深谋台州开放之策，出台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行动计划，获批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联动创新区。启动新一轮市区体制机制改革，推动集聚区、高新区机构整合、职能优化。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大力推动省级市场化营商环境试点，“无证明城市”“受办”分离改革领跑全省，常态化企业开办1日办结，工业“标准地”成为全省样本。市行政服务中心被评为全国第一家政务领域5a级标准化单位，全市便民服务中心实现乡镇（街道）全覆盖。高质量完成市县乡机构改革、市属国有企业改革，稳步推进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做好行政村规模调整后半篇文章，全市所有新村年集体经济收入均达到10万元以上，新村集体资产完全融合率达到90.3%。深化农业农村改革，农房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全面推开，临海列入国家第三批农村综合改革标准化试点。小微金改试验区通过中期评估，成功举办第四届海峡两岸小微金融发展论坛，小微企业贷款利率持续下降，小微金改“台州模式”得到刘鹤副总理充分肯定，小微金改经验在全国发文推广。
（四）城乡统筹强融合，以“五美”目标引领美丽台州建设。深入实施湾区建设八大标志性工程，现代化湾区建设稳步推进。加快城市重点区块开发，中央商务区、商贸核心区形象不断丰满，椒江“一江两岸”建设加速推进。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圆满收官，省定111个乡镇、街道全部通过验收，荣获“全省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优秀设区市”称号。启动美丽城镇建设，深入推进乡村振兴，全市25%以上行政村建成新时代美丽乡村，“大棚房”整治高质量全面完成，黄岩、三门列入省级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县（市、区）创建名单，全省深化“千万工程”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现场会在我市召开。加快市内外立体交通网络建设，沿海高速建成通车，杭绍台高铁、杭温高铁、金台铁路、市域铁路s1线、杭绍台高速、台金高速市区连接线、路泽太高架等项目稳步推进，台州机场改扩建工程、杭绍台高铁台州中心站开工建设，“四好农村路”投资和进度居全省首位。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扎实推进中央、省环保督察整改，城市空气质量稳居全国重点城市前列，交接断面水质评价结果优秀，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治土模式和经验入选生态环境部美丽中国先锋榜，天台成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加强水利补短板，谋划实施40个总投资644亿元的重大水利设施项目，集聚区海塘提标、漩门湾拓浚等工程开工建设。大力弘扬大陈岛垦荒精神，大陈岛获批部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提升农村文化礼堂，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台州乱弹现代戏《我的大陈岛》等四部作品荣获省“五个一”工程奖。
（五）改善民生强保障，以超常举措推动社会事业跨越发展。全力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统筹抓好低收入农户增收、东西部扶贫协作、对口支援（合作）和南北协作工程。开展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行动，改善560个行政村83.6万人口饮水条件。南部湾区引水工程顺利推进。落实“菜篮子”市（县）长负责制，稳定粮食生产，做好猪肉保供稳价，黄岩列入第二批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市、区）。加大教育事业补短板力度，公办幼儿园占比明显提高，镇海中学台州分校、华师大附属学校、北师大台州实验学校按期开学，北大附中台州飞龙湖学校完成主体工程，台州学院申硕升格创一流加快步伐，温岭、玉环、仙居成功创建省教育基本现代化县（市）。加快医疗事业发展，引进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上海超声医学研究所等高端医疗资源。县域医共体建设全面推开，城市医联体建设纳入国家试点。成功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文化发展指数增幅居全省首位。打响全域旅游品牌，临海、温岭、天台、仙居入选“2019中国县域旅游竞争力百强县市”。台州第四次荣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称号。
（六）夯实基础强治理，以民本善治提升平安建设水平。召开市委五届八次全体（扩大）会议，专题研究基层治理现代化，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部署“抓治理、防风险、保平安”专项行动，圆满完成系列重大活动维稳安保任务，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坚持“心防、人防、技防、物防、机制防”并举，积极构建大安全大应急大减灾体系，社会治安领域五项指标降幅全省第1，全年安全生产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分别下降51.2%和48%。扎实开展全国扫黑除恶重点培育市创建工作，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走在全省前列。巩固平安工作基层基础，“一中心、四平台、一网格”高效联动，在全国率先实施“全科网格、基层治理”地方标准。温岭、三门入选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县。积极探索信访“最多跑一地”改革，开展“无信访积案县（市、区）”创建，进京扰序、越级访继续大幅下降。深入推进依法治市，做好立法、普法等工作，法治台州建设取得新成效。重视党管武装，做好退役军人工作，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落实中央、省委宗教督查反馈意见，扎实开展宗教领域治热、治乱、治假、治俗专项行动，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
（七）全面从严强党建，以“五严”要求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坚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立足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40周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的新起点，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对人大、政协工作的领导。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牢牢把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成功举办第五届中国网络正能量一江山论坛。做好新形势下的统战工作，加强与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协商议事，发挥好新乡贤的作用。统筹抓好后进基层党组织整转、城市基层党建、上市公司党建等工作，全力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实施精准化干部教育培训，有效提升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深化开展“双百干部五线历练”“万名干部助万企”活动，推动干部一线历练成长和年轻干部一线培养发现。贯彻《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实施意见》，稳妥有序推进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落地落实，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扎实开展选人用人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加强对反腐败斗争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标本兼治，强化制度建设，深化警示教育，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立案查处一批大案要案，追逃工作绩效居全省第1。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精神，严肃纠治“四风”问题，基层减负取得明显成效。高质量抓好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深入推动巡察工作全覆盖。严格把握“三个区分开来”要求，市县两级全面开展澄清正名工作。集中整治漠视群众利益问题，推动基层干部清正廉洁、公平公正办事。外事、侨务、对台、港澳、群团、党史、档案、老干部、关心下一代等工作取得新进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去年8月10日，超强台风“利奇马”在我市登陆，这是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台州的最大台风，给我们带来了严重影响。灾害面前，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全省各地驰援台州，全市各级党员干部坚守阵地、冲在一线，广大群众同舟共济、积极自救，以最快速度实现了灾后重建，取得了防台救灾的重大胜利。最是风雨见担当，最是危难铸精神。这充分彰显了“台州式的硬气”，充分彰显了台州人不屈不挠、敢于胜利的坚强意志，充分彰显了全市上下在压力面前逆势奋进的信心和勇气。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存在的问题：受复杂宏观形势影响，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部分经济指标增速与预定目标差距较大；
重大产业项目储备不足，经济增长点相对单一，新旧动能转换还需加快；
教育、医疗、水利、环保、平安等领域的短板仍然不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还有待全面提升；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存在薄弱环节，正风肃纪、反腐倡廉的任务依然艰巨，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加以解决。二、牢记政治嘱托，锚定“再创民营经济新辉煌”目标，全力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市建设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党的四中全会作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开辟了“中国之治”新境界。全会站在新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高度，系统发展和深化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进一步确立了我国经济制度属性和经济发展方式。我们要从基本经济制度的高度认识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肩负起台州作为中国民营经济发祥地、股份合作经济发源地、市场经济先发地的历史担当，以再创新辉煌的雄心壮志，在新时代千帆竞流的发展中当好民营经济发展的先行者、排头兵。
“再创民营经济新辉煌”，是对台州的嘱托。2002年12月21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到台州考察调研，高瞻远瞩地提出“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的发展，大力推进台州民营经济发展再创新辉煌，再上新台阶。”2006年12月28日，在参加台州市委常委会民主生活会时又强调，“台州今后的发展要坚持民营经济的优势，凝聚民心、集中民智、激发民力，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两次重要讲话，是台州坚定不移做大做强民营经济的战略指引和力量源泉。我们要牢记嘱托，毫不动摇地续写好台州民营经济发展的创业创新史，毫不动摇地把台州民营经济的“金字招牌”擦得更亮、举得更高。
“再创民营经济新辉煌”，总的目标是建设“实业强、机制活、环境优、城市兴、百姓富”的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市。实业强，就是始终坚持以实体经济为本、以先进制造为基，打造名副其实的“制造之都”。机制活，就是始终坚持以解放思想为先，为全国民营经济在新时代转型跨越探索先行经验。环境优，就是坚持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厚植民营经济茁壮成长的肥沃土壤。城市兴，就是始终坚持以国际化、现代化为导向，打造中心城市崛起、港产城湾一体、功能配套完善的高品质湾区城市。百姓富，就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民力、依靠民资、发展民营、注重民富、实现民享，把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效充分体现在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上。
实现这个目标，使命无比崇高，任务无比艰巨，我们有基础有条件、有信心有决心，通过三个阶段的努力，建成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市。第一阶段，从2020年到2025年，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制造业素质整体提升，开放水平大幅提高，营商环境全面优化，体制机制彰显优势，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市建设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第二阶段，从2025年到2030年，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打造全国一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综合创新能力、产业平台能级、城市功能品质对民营经济发展构成有力支撑、形成比较优势，基本建成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市。第三阶段，从2030年到2035年，高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培育若干世界级和部级产业集群，全面建成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市，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示范城市。
“三步走”战略是一个层层递进、不断积累的过程。在具体实施中，要按照“456工作体系”，久久为功、系统推进。
第一，顺应四大“时势”，以宏大视野把握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趋势性”和“规律性”问题。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因势而谋、因时而进，牢牢把握“时”与“势”。一要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态势。以大国博弈为标志，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进入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的大调整；
以5g应用为突破，数字经济正在加快催生新一轮科技革命。我们一定要坚持辩证思维，努力化“危”为“机”，善于把外部压力转化为改革开放的内在动力，善于把科技创新转化为区域经济竞争力。二要把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建设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市，必须以强大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领航发展。我们一定要顺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更加注重优化市域治理方式，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把高水平治理转化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效。要将“民本善治”理念融入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市建设的全过程，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市域治理和经济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三要把握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方向。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取向就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我们一定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聚焦实体经济，促进工业、服务业、农业协调发展，持续深化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全面构建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的现代产业体系，推动台州制造向台州创造转变、台州速度向台州质量转变、台州产品向台州品牌转变。四要把握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建设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市，统一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我们一定要对照“两个高水平”，扬长补短，致力解决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尤其要聚焦中心城市发展、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建设、重大产业项目引进、民生社会事业发展等关键，加快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
第二，紧抓五大重点，以持续之力狠抓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和“方向性”问题。建设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市，必须明确主攻方向，纲举目张抓好事关长远的大事。一要紧抓解放思想，特别是聚力改革先行不放。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我们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勇于打破思想上的桎梏，不断激发民营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尤其要重拾改革开放之初蓬勃向上的首创精神，始终坚持“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勇立潮头方显担当”，破除迷茫思想、破除悲观情绪、破除狭隘格局、破除消极心态，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二要紧抓先进制造，特别是聚焦千亿产业集群不放。做强台州民营经济，必须坚持制造为本。要实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动能转换、升级制造模式，有效强链补链优链，持续做大做强七大千亿产业，大力培育生产性服务业，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全力打造具有竞争力的“7+1+x”制造业体系。三要紧抓开放融合，特别是融入长三角、走向“一带一路”不放。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要对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主动接轨大上海，融入全省大湾区，开展跨区域发展政策协同试验，为民营经济参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探索路径。要推动台州民营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实施“一带一路”市场拓展行动，加快推动进口和出口、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协调发展，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四要紧抓平台建设，特别是争创部级、省级平台不放。平台决定格局、决定高度。要以现代化湾区城市为主平台，全面提升城市、产业、创新、开放等平台的功能品质，增强高端要素、高端产业的承载力和集聚度。加快创建部级台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部级高新区、台州综合保税区、海峡两岸（玉环）经贸合作区等部级、省级平台，推进建设中德等国别产业园、台州境外并购国际产业合作园，高质量推进一批“万亩千亿”产业平台、特色小镇、小微企业园建设。五要紧抓“五心”服务，特别是打造最优营商环境不放。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要以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为导向，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和《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持续深化“五心”“妈妈式”服务，全面建设“高质量服务、高能级平台、高信用市场、高水平法治、高品质生活，低税负成本、低融资成本、低物流成本、低要素成本、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营商环境，让企业专心创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
第三，突破六大关键，以超常力度攻克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性”和“紧迫性”问题。要围绕制约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攻坚，实现重点突破。一要突破科技创新的瓶颈。持续走好科技新长征，大力实施“四个科技攻关计划”，加快打造创新生态优、创新活力足的全国地级市创新高地。深化实施“育苗造林”工程，大力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引导激励全社会提高科技和研发投入，力争r&d占比达到全省平均水平以上。联动推进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科技企业孵化器、新型研发机构建设，打造一流的创业创新生态。二要突破优化升级的关口。落实全省县域特色经济“双千亿”工程和块状特色经济提升行动，建设全国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示范区。深化“亩均论英雄”改革，倒逼产业转型，推动腾笼换鸟、机器换人、管理增效。以数字经济“五年倍增”为目标，高标准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高水平开展数字平台建设，高质量培育数字核心产业，谋划建设台州湾数字经济产业园。力争通过3年努力，实现规上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千亿及百亿产业集群工业互联网平台全覆盖。三要突破内源发展的依赖。坚持存量提升和增量裂变并举，聚力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加快形成以内引外、以外促内的发展格局。大力推进“双招双引”，聚焦主导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力争每年招引一批上50亿元、100亿元的重大产业项目和领军型创业创新团队，以大项目好项目不断催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四要突破市域一体的掣肘。坚持做大做强中心城市不动摇，进一步深化市区体制机制改革，优化发展布局，促进融合发展。加强全市域联动发展，推动产业集群分工协作、基础设施一体高效、公共服务优质均衡、生态环境共保共治，加快打造众星拱月、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市域发展新格局。五要突破要素保障的堵点。以部级小微金改为抓手，强化金融定向支持力度，大力实施融资畅通工程，落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十条举措，全面推进“普惠金融”。加大民营企业项目用地保障力度，创新土地出让方式，采取差别化地价政策，支持存量土地盘活挖潜，降低企业用地成本。推进人才改革管理试验区建设，实行政策、机制、平台“三管齐下”，多层次、多领域引进培育创新型人才、专业型人才、技能型人才，不断做强人才队伍基本盘。六要突破企业家健康成长的难题。再创民营经济新辉煌，优秀企业家队伍是主体力量。要引导广大企业家专注实体、坚守实业，大力弘扬台州企业家扛得起大旗、经得起大浪、担得起大义、吃得了大苦、成得了大事的“五大”精神，在新时代初心不变、奋斗不息。充分发挥台州民营经济学院作用，系统加强新生代企业家培养，加快培育一批高水平现代企业管理者。大力推进企业治理现代化，打破企业股权结构单一、家族式经营的现状，推进企业股份化改造。三、做好今年工作，决胜高水平全面小康，为建设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市开局破题
今年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委一系列决策部署，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突出稳中求进、以进固稳、进中提质，突出稳企业、增动能、补短板、保平安，决战决胜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确保“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谋划好“十四五”发展，为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市建设开好局起好步。重点做好六方面工作：
（一）坚定“两抓”不动摇，打好经济企稳回升翻身仗。坚定不移强化“两抓”力度，全力以赴推动gdp增速好于全国全省、工业增速重回全省中上游、投资增速继续领跑快跑，实现经济稳中向好。要把重心放在稳企业上，深化“三服务”活动，常态化开展“一站式”服务，打好减负降本、化解风险、入企帮扶等“组合拳”，持续开展“好产品台州造”系列活动，实施环保服务高质量工程，千方百计为企业解忧、助力、赋能。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实施100个小微企业园建设和投运，新增管理创新达标企业800家，实现亩均税收5万元以下低效企业全面改造提升。大力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分行业推进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赋能，加快5g和“工业大脑”应用，鼓励制造业信息工程服务商集聚。全年工业互联网服务平台企业上线应用达到5000家，设备物联达到50万台。出台招商新政，强化驻点招商、委托招商、产业基金招商，持续掀起招商引资热潮。紧扣“十三五”投资增速目标，加大投资强度，优化投资结构，促进交通、生态环保、公共设施投资提速，全力推动省市县长项目工程、“4+1”重大项目计划和“10个100”项目。探索“标准地+优质项目库”供地管理方式，确保年内100个制造业优质项目落地。
（二）全力以赴补短板，实现高水平全面小康。逐项对照高水平全面小康指标体系，加快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全面小康成色。坚决打赢精准扶贫攻坚战，深入实施低收入农户高水平全面小康计划，进一步深化山海协作、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合作，加大对困难群众的保障和兜底力度。全力做好稳就业工作，健全有利于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促进机制。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突出立德树人，加大投入力度，协同推进学前教育补短提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特色发展、职业教育升级提质和高等教育跨越发展，创成省教育基本现代化市。深化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寄宿制学校建设，提升随迁子女学校标准化水平。推进健康台州建设，大力引进高端医疗资源，强化医学重点学科建设，加快医院等级提升，稳步扩大优质医疗供给。深化综合医改和县域医共体建设，不断提高基层就诊率，提升患者满意度。做好国家卫生城市复评迎检。争创全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开工建设市社会福利院。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落实“和合圣地”建设《行动纲要》，巩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成果，推动文化事业繁荣、文化产业兴盛。
（三）全面接轨大上海，加快融入长三角。深入实施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台州行动计划，扛起国家《规划纲要》赋予的重大使命，加快全市域、全方位融入。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务实的举措接轨大上海，以所长所需所能精准对接，深化与上海市辖区的全面战略合作，在科创、产业、经贸、金融、民生等领域引进才资、共建项目、聚拢资源。持续推进“北融宁波”，深化“一个机制、六项合作”，加快谋划甬台产业合作示范区，推动三门湾区域成为省内一体化合作先行区。提升南部湾区发展能级，打造南向开放“桥头堡”。加快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台州联动创新区建设，全面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改革经验，叠加优势，联动创新，协同发展。全力推进甬台温福高铁项目前期，全面融入全省海港一体化，大力推动以头门港为核心的“一港六区”资源整合，加快口岸全域开放，进一步打通融入长三角的大通道。
（四）深化改革再突破，增添高质量发展新动力。抓牢“最多跑一次”改革这个牛鼻子，加快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不断提高“网办率”“掌办率”，打造“互联网+政务服务”新优势。推动部级小微金改迭代升级，深化融资畅通和减负工程，开展财政支持民营经济和金融综合试点，建设部级普惠金融人才培养中心、小微金融产业集聚中心、科技金融路演服务中心，探索多渠道对接资本市场和城商行股权制度改革，推动城商行筹建运行投资管理型村镇银行。冲刺民间投资创新综合改革试点，持续提高民间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深化市区体制改革，进一步理顺权责机制，优化要素配置，提升平台能级，释放改革红利。加快“三位一体”农合联改革，开展农房租赁使用权登记试点和抵押登记试点，推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试点改革，不断激发农村发展活力。
（五）市域一体建“五美”，让城市和乡村都富有活力和魅力。坚持“把初心使命书写在城乡大地上”，以城带乡，市域一体，高水平推进新时代美丽台州建设。编制好台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科学引领城市建设。持续开展城市美丽行动，推进城市有机更新，抓好老旧小区改造和未来社区建设。加快“一江两岸”、东部新区、高铁新区、中央创新区、商贸核心区、飞龙湖生态区、鉴洋湖城市湿地公园等区块开发，打造城市精品，展露高端形象。加强文明城市创建长效机制建设，确保通过全国文明城市复评。推进美丽城镇建设，力争创建10个省级样板镇。全域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持续推进新村融合发展，实施乡村产业振兴行动，推广片区化组团发展经验，深化农村生活垃圾、厕所、污水“三大革命”，“一路一景”建设“四好农村路”和美丽经济交通走廊，确保全市50%的行政村达到新时代美丽乡村标准。积极发展全域旅游，把“美丽资源”转换为“美丽经济”，打造长三角最佳旅游目的地。开展污染防治攻坚冲刺年活动，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创建行动计划，深化蓝天保卫战和“污水零直排区”、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建设，争创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推进海塘安澜千亿工程建设，构建“蓄得住、排得快、挡得牢”的防洪排涝御潮基础设施网，建成大田平原排涝一期工程、洪家场浦排涝调蓄工程等重点水利设施，推进三门海塘提升加固、朱溪水库、方溪水库等水利工程建设。
（六）构建治理新格局，有效防范化解社会风险。牢固树立重基层、抓基础的鲜明导向，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打造具有台州特色的基层治理模式。深入推进法治台州建设，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推广新时代村级治理“三化十二制”，构建完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强城市社区治理，推动居民自治，优化资源配置，改进物业管理，完善公共服务，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加快培育公益性、互助性、专业性社会组织，发挥其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提升“一中心、四平台、一网格”，深化“雪亮工程”建设，加快构建“多维度、立体式、全覆盖”的基层防控体系。牢固树立“治未病”理念，推广基层合法性审查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努力从源头上加强管控。持续开展“清初访、查重访、化积案”工作，推进信访“最多跑一地”，推行信访代办工作，加强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建设，努力构建不重访、不乱访、不用访的“三不”信访生态。加强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深化消防、渔业、交通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动态清零，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坚决遏制重大事故发生。坚持标本兼治，深化全国扫黑除恶重点培育市工作，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不断提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为建设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市提供坚强保障
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核心在党，关键看干部。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充分发挥党在各项事业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
（一）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汇聚团结奋进合力。“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增强各级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充分发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领导并支持人大、政府、政协和法院、检察院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发挥作用。坚持大统战工作格局，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作用，在化解矛盾和凝聚共识中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做好民族宗教、外事侨务、对台、党史、档案、老干部和关心下一代等工作。坚持党管武装，持续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大好局面。
（二）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夯实理想信念基石。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定不移践行“两个维护”。持续推动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深走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推进主题教育常态化。推动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化、规范化，从严治学、带头领学。落实党管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深化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巩固壮大主流舆论强势，实施“瞭望哨”工程，强化网络综合治理，管好用好各类阵地。深入贯彻《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全域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三）深化干部队伍建设，强化实干担当精神。坚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把提高治理能力作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大任务，推进素质培养、知事识人、选拔任用、从严管理、正向激励“五个体系”建设。健全年轻干部发现培养机制，深化开展“双百干部五线历练”“万名干部助万企”活动。加强干部监督管理，深入治理“为官不为”，推进干部能上能下。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鲜明导向，深化实施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构建“干部为事业担当、组织为干部担当”良性互动机制。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求，完善容错纠错机制，关心关爱基层干部，激励广大干部心无旁骛干事创业。加快引育急需紧缺人才，提升“双招双引”实效。
（四）推进基层组织建设，打造坚强战斗堡垒。围绕基层治理现代化，深化“争星夺旗·和美共创”专项行动，坚持“整乡推进、整县提升”，全力推动基层党建“全领域建强、全区域提升”。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加强机关党的建设，努力建设清廉机关、模范机关。推进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制，着力打造“大党建、大服务、大民生”区域党建共同体。深入实施两新组织“双强争先、先锋引领”三年行动计划，着力加强特色小镇、小微园区、创业园等新领域新业态党建工作。全面落实《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加强分类指导和督促检查，扩大先进支部增量，提升中间支部水平，加强后进支部整转。深化党员先锋工程，进一步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筹备村级组织换届，加强农村人才梯队建设。
（五）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以建设清廉浙江市域样板为目标，强化政治监督和纪律保障，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察，发挥“四责协同”联动效应，坚持纠治结合，紧盯享乐奢靡隐形变异问题，深化治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断完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完善党内监督体系，加强对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的监督，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推动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健全党务、政务、司法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推动精准有力问责。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精准运用“四种形态”，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常态化开展澄清正名工作，严肃查处诬告陷害行为。开展“惩治基层腐败、推动基层治理”专项行动，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向基层延伸。
同志们，建设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市的目标已经明确，但前进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有风平浪静，也有波涛汹涌。全市上下一定要大力弘扬大陈岛垦荒精神这一台州城市精神，肩负嘱托、砥砺前行，“有一个困难就克服一个困难，有一百个困难就克服一百个困难”，奋力续写新时代的新垦荒。
同志们，70年风雨兼程，台州始终传承着创业创新的火种；
一、经济发展的有效性
经济发展的有效性是指经济发展效率，即经济发展过程中投入与产出关系。效率是一切经济工作的中心，也是经济发展质量的中心，其高低可反映经济发展质量的优劣。单位投入获得的产出越多，表明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和经济发展质量越高。一般来说，生产要素投入数量、配置效率及其组合方式决定了经济发展质量和方式。如果生产要素投入数量在经济发展中起主要作用，说明经济发展质量较低，经济发展方式为数量型；如果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在经济发展中起主要作用，则经济发展质量较高，经济发展方式为质量型。经济发展的有效性既是经济发展质量的集中反映，也是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只有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有效性，国民经济才能持续健康发展。根据投入产出关系，评价经济发展有效性的指标主要有：
——劳动生产率。任何经济活动都有劳动消耗，劳动生产率是衡量劳动力投入产出水平的指标，根据一定时期国内生产总值与同期全社会平均从业人数对比来计算，反映社会平均每个劳动者所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即劳动者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多少。其计算公式为：劳动生产率=国家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全社会劳动者平均人数。劳动生产率受科技水平、劳动者素质、产业结构、规模效益、政策体制等多因素的影响，具有较强综合性，是评价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劳动生产率越高，经济发展质量越高；反之，经济发展质量越低。将劳动生产率作为评价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把经济发展转移到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投资产出率。任何经济活动都需要相应的场所以及与之相关的机器设备等，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活动的起点是从投资开始的。投资产出率是一定时期内国家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值，其计算公式为：投资产出率=当年国家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当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投资产出率反映单位固定资产投资额所带来的国内生产总值，是全面评价投资使用效率的综合指标，可用来说明投资规模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投资产出率越高，经济发展质量越高；反之，经济发展质量越低。这一指标从固定资产投资效率角度出发反映经济发展质量，有利于提高固定资产投资的科技水平和优化投资结构。
——贷款产出率。经济活动要有资金(包括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投入，经济活动主体所需资金除部分自有资金外，一般通过银行贷款来获得，客观反映这部分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是评价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内容。所谓贷款产出率是指一定时期内国家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与银行贷款余额的比值，其计算公式为：贷款产出率=国家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银行贷款年平均余额。贷款产出率反映的是银行贷款所带来的国内生产总值，贷款产出率越高，贷款的使用效益越高，经济发展质量越高；反之，经济发展质量越低。将贷款产出率作为评价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之一，有利于提高有限资金的使用效益。
——耕地产出率。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耕地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我国是一个耕地相对贫乏的国家，农业发展又离不开耕地。因此，应将耕地产出率作为评价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耕地产出率是农业总产值与耕地面积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耕地产出率=农业总产值/农业耕地面积。耕地产出率反映的是耕地利用效率，产出率越高，使用效率越高，经济发展质量越高；反之，经济发展质量越低。耕地产出率不仅受耕地质量的影响，还受耕地集约利用程度的影响，将其作为评价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之一，有利于既注重保护耕地数量，又注重提高耕地质量，并提高其集约利用程度，努力增加单位耕地产出，确保经济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尤其是粮食安全。
二、经济发展的充分性
经济发展的充分性是指经济发展潜能的利用程度。经济发展潜能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现有各种社会与经济资源是否得到有效的利用，现有生产能力是否已充分发挥了作用；二是指在经济发展中是否形成了新的生产能力，是否使原有的生产能力得以提高，是否为经济系统在未来的健康发展创造了各种必要的物质与技术条件以及良好的外部环境。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应在使其潜能得到最大限度发挥的同时，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充分性从潜能是否得到充分利用角度反映经济发展质量，实现了充分性就意味着条件允许下的快速增长。经济发展速度是经济发展质量的直接反映，保持适当的经济发展速度是国民经济高质量运行的基础和集中体现。没有速度，潜能的发挥也就无从谈起。因此，根据经济发展潜能，评价经济发展充分性的指标主要有：
——经济增长率。经济发展质量问题的提出，并不意味着把它同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要求对立起来，而是要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任何经济发展都要求有一定的速度，速度是经济发展的前提。经济发展史上众多的实例表明，各国在经济发展速度上的持续差异是造成他们之间经济实力变化的根源，发展中国家要赶超发达国家就必须提高自己的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发展速度通常用经济增长率来表示，所谓经济增长率是指报告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量与基期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百分数，其计算公式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报告期国家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基期国家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基期国家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100%。稳定、合理、持续的经济发展速度是经济发展质量的显著标志，以其评价经济发展质量，能更直接、更准确地反映经济发展状况。当然，强调经济发展速度对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可以过度“痴迷”国内生产总值，不顾经济效益一味追求高速度。
——就业弹性系数。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劳动者获得收入，提高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志。充分就业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较大的一致性，一般来说，经济发展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它们之间并非没有矛盾，因为经济发展以技术进步为前提，因而会引起技术性失业。经济发展与就业之间存在着高敏感度的弹性关系，这种关系可以用就业弹性系数来表示。就业弹性系数是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之间数量关系的函数，即劳动力就业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就业弹性系数=当期从业人员增长率/同期GDP增长率。该指标从劳动就业变化角度来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状况，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应不断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使失业率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从而缓解社会就业压力，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对推动经济发展的潜能。
——生产能力利用率。生产能力是指在合理的组织和技术条件下，经济活动主体利用现有人力、物力和财力在一定期间所能生产一定种类和质量的产品或处理一定原材料的最大能量。生产能力利用率的高低直接反映经济发展的充分性，因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可以用生产能力利用率来衡量。所谓生产能力利用率是指一定时期内实际产量与生产能力的比值，它从现有生产能力的利用程度角度来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状况，其计算公式为：生产能力利用率=实际产量/生产能力×100%。该指标越接近百分之百，说明生产能力利用越充分，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差越小，经济发展质量越高；反之，说明有部分生产能力被闲置，实际经济发展速度小于潜在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发展质量有待提高。生产能力利用率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遗憾的是目前我国没有该项指标的统计，要正确评价经济发展质量，必须完善该指标的统计和考核办法。
三、经济发展的协调性
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是指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贸易结构等的协调程度，它是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合理的经济结构是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并获得较高经济效益的基础，是评价经济发展质量高低的重要内容。协调的经济关系不仅标志着经济发展状况处于良好状态，而且是未来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前提。在各类经济结构中，产业结构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它的变化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是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内容。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趋势，它通过工业化的加速作用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城市化水平有利于优化城乡结构，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和质量提高。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信息化的大趋势下，任何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都不可能是封闭、孤立的，总是在国际、地区之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环境下实现。因此，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可以用产业结构比、城市化率和对外开放指数来衡量。
——产业结构比。现代经济发展方式本质上是以产业结构变动为核心的经济成长模式，不同的产业结构具有不同的整体效益，从而导致经济以不同的速度增长，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质量状态。产业结构是指一国经济赖以构成的各种产业及其比重和相互关系，各产业之间内在的有机联系通常用产业结构比来表示。所谓产业结构比是一定时期三次产业增加值的比值，其计算公式为：产业结构比=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合理的产业结构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有利于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发展；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势必会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增加无效投入，影响经济发展。因此，产业结构比是评价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内容，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应提高各产业发展的协调性，保持各产业之间的协调与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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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率。城市化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反过来又促进经济发展，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大力推进城市化，是现代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主要目标与基础。城市化水平通常用城市化率来衡量，所谓城市化率是城市人口与全部人口的比值，其计算公式为：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全部人口。城市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其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以城市化水平作为评价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之一，有利于优化城乡经济结构,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
——对外开放指数。对外开放程度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外经济联系及竞争能力的强弱,对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实力、提高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是经济发展质量高低的具体表现。对外开放程度通常用对外开放指数来衡量，所谓对外开放指数是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加权平均数，其计算公式为：对外开放指数=（进出口总值×0.4+对外资产负债总额×0.3+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总额×0.3）/国内生产总值。这一指标可反映国家或地区经济国际化程度及其产品和服务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吸引外资的能力和强度等，以其作为评价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之一，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的竞争能力，提高经济发展对外的协调性。
四、经济发展的持续性
经济发展的持续性是指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主要表现为指资源、环境承载经济长期发展的能力。经济发展过程是经济要素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有机整合的过程。忽视质量的经济发展会给资源和环境带来巨大压力，严重损害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只有在自然资源被有效利用和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的前提下，经济发展才是可持续的。付出巨大资源和环境代价的经济发展是低质量的发展，会导致人们生活质量的下降。国内生产总值没有反映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耗损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单纯用其衡量经济发展显然是不准确的。因此，评价经济发展质量不能忽视资源、环境代价。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可用资源供求系数、单位产值能源消耗量、环境质量成本变化率来衡量。
——资源供求系数。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人类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采用资源高消耗和生活资料高消费来刺激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造成资源普遍不足，对经济发展的支持能力下降。资源对经济支持能力即资源对经济发展的保证程度，可以用资源供求系数来表示。资源供求系数是资源可供量与资源需求量的比值，其计算公式为：资源供求系数=资源可供量/资源需要量。当资源供求系数≥1时，资源供给足以保证经济发展的需要；当资源供求系数＜1时，资源供给难以保证经济发展的需要。资源可供量与资源储量、新增资源可开发储量、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和资源进口量等有关；资源需求量与经济结构、发展速度相联系。无论是资源供给还是需求，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发展质量。以资源供求系数评价经济发展质量，有利于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促进资源供求平衡，提升资源对经济的支持能力。
——单位产值能源消耗量。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取决于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支持能力，还与资源消耗量有关，单位产品资源消耗量越大，经济发展质量越低；单位产品资源消耗量下降，表明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由于资源的种类繁多，一般以单位产值能源消耗量来反映资源消费状况。所谓单位产值能源消费量是指每生产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要消耗多少能源，即能源消耗总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其计算公式为：单位产值能源消耗量=能源消耗总量(标准煤)/国内生产总值。单位产值能源消耗量反映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能源使用效率，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以其评价经济发展质量，有利于加强能源管理，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加大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强制淘汰高耗低效产品，以缓解经济发展过程中能源供求矛盾。
——环境质量成本变化率。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条件，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物质源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总会排放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废水和固体废弃物等，这些都会破坏环境、增加大气和江河水质污染等，从而产生环境质量成本。环境质量成本可以用单位产值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及自然资源损失来加以衡量，单位产值环境质量成本=（环境污染损失+生态破坏损失+自然资源损失）/国内生产总值。环境质量成本变化率即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质量成本变动状况，其计算公式为：环境质量成本变化率=报告期环境质量成本/基期环境质量成本-1。它是反映经济发展持续性的重要指标，环境质量成本变化率上升，说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差；反之，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较好。以环境质量成本变化率评价经济发展质量，有利于唤醒人们的环境意识，尽量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并对被破坏的环境尽快进行恢复。
五、经济发展的创新性
经济发展的创新性主要是指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中作用。技术创新是指企业应用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提高产品质量，开发生产新的产品，提供新的服务，占据市场并实现市场价值。在这里，技术创新已经不是单纯技术概念，而是技术与经济结合的经济学范畴，涵盖企业运行的全过程。技术创新既是企业竞争力的源泉，也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19世纪下半叶开始，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创新成为当时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进入21世纪，知识经济的兴起使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更加明显。从根本上来说，技术创新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提高经济效益、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手段，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志。经济发展的创新性可以用研究与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专利授予权指数来衡量。
——研究与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对科技进步的财力投入，是技术创新的物质保障。研究与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是指一定时期内全社会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经费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即研究开发活动的全部实际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其计算公式为：研究与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研究与开发经费投入额/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它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并成为各国和国际组织评价科技实力或竞争力的首选核心指标。依据一般规律，研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不到1%的国家，是缺乏创新能力的；在1%到2%之间，才会有所作为；大于2%，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创新能力可能比较强。以研究与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评价经济发展质量，有利于加大研究与开发经费投入，使经济在不断创新中得到高质量的发展。
——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最终要反映在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上，高技术产业化是其重要形式。高技术产业化程度一般用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的比重来衡量，它是高技术产业增加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其计算公式为：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的比重=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国内生产总值。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仅反映该行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和科技进步状况，而且还包含科技进步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国际竞争力等诸多经济发展质量的内容，是评价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以其评价经济发展质量，有利于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使技术创新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提高经济效益。
——专利授权指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量引进外资，意在用市场换技术。然而，现实情况是，外资在中国大量投资建厂，但核心技术不在我们手里。专利控制在外商手里，我们使用外国专利要付大量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再快，并不表明经济发展的质量高。自主知识产权掌握程度通常用专利授权指数来表示，所谓专利授权指数是反映专利授权变化的动态相对数，其计算公式为：专利授权指数=报告期获授权专利数/基期获授权专利数。我国的实践证明，只有在科技进步与自主创新的基础上，经济发展才是有后劲、可持续和高质量的。以专利授权指数评价经济发展质量，有利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努力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提升经济发展的技术水平。
六、经济发展的稳定性
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是指国民经济运行的平稳状况，它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保证。这是因为：过度的经济波动会破坏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内在机制，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加大宏观经济运行的潜在风险，如经济过热往往导致通货膨胀、经济过冷则会造成高失业率。当然，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并不是意味着经济发展速度始终保持一个不变的常数，而是在正常经济发展速度附近窄幅波动，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经济发展的稳定性越好，经济安全性越大，经济发展质量越高。稳定性是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志，它可以用经济增长波动率和价格波动率来衡量。
——经济增长波动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率总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上下波动，判断经济发展是否稳定、过程是否健康，必须给出其波动的合理区间范围。一般当经济发增长波动率小于±0.5，且各方面的比例关系处于协调状态时，可以认为经济发展是平稳、过程是健康的；当经济增长波动率大于±0.5，或经济系统各主要比例关系处于失调状态时，表明经济发展不够平稳、过程不够健康。经济增长波动率可用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与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之差，除以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计算，其计算公式为：经济增长波动率=（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高质量的经济发展要求各年经济增长率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以经济增长波动率评价经济发展质量，有利于将经济波动控制在适当的范围之内，保持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避免经济大起大落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
——价格指数波动率。价格是国民经济的综合反映，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最终会通过价格波动得以反映。价格波动幅度越大，经济发展稳定性越差、质量越低。价格波动幅度通常用价格指数波动率来衡量，价格指数波动率反映的是一定时期内价格总水平的波动幅度，反映价格总水平变化的价格指数主要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因而价格指数波动率可以用以下公式计算：价格指数波动率=（报告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基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基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之所以要用价格指数波动率评价经济发展质量，是因为稳定物价不仅是我国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之一，而且也是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标志。以此评价经济发展质量，有利于保持价格总水平的基本稳定，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七、经济发展的分享性
经济发展的分享性是指经济发展的结果即经济发展对于减少贫困、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作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焦艳玲，1999），不断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应使更多的人从中受益。如果经济发展速度很高，而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率较低，贫富两极分化，这样的经济发展是低质量和不可持续的。因此，居民能否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是经济发展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志。经济发展的分享性可用居民收入增长率、恩格尔系数和城乡居民收入比等指标来衡量，它要求经济发展更加关注和改善民生，以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共享发展为目标的。
——居民收入增长率。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为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要始终把保持城乡居民收入较快增长、使经济发展成果惠及人民群众放在首要位置，以实现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因此，应把居民收入增长率作为评价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内容。居民收入增长率是报告期居民收入与基期居民收入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居民收入增长率=报告期居民收入/基期居民收入×100%。居民收入增长率可分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这是因为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及收入统计不同的现实情况，需要对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情况分别反映，才能更具体、更实际地反映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及其变化。以居民收入增长率评价经济发展质量，有利于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实现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
——恩格尔系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是否得到提高是评价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准，国际上通常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人民生活质量状况。所谓恩格尔系数是食品支出占居民总支出的比例，其计算公式为：恩格尔系数=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居民消费支出总额。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随收入变化而变化，在收入水平较低时，食品消费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收入的增加，在食品需求基本满足的情况下，消费重心才会开始向穿、用等方面转移。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以恩格尔系数评价经济发展质量，可使经济发展更多地关注居民生活质量。
——城乡居民收入比。收入分配问题涉及到经济发展质量和社会公平，对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可以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生产力水平的进步，但如果差距过大，突破合理的度，就必然走向两极分化。居民收入差距除行业、地区差距外，最突出的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可用城乡居民收入比来衡量，其计算公式为：城乡居民收入比=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城乡居民收入比反映的是国民收入在城乡分配的均等化程度，即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能否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中受到平等的待遇。城乡居民收入比差距越小，表明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发展协调程度越好；反之，表明城乡发展的协调程度越差，经济发展质量欠佳。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评价经济发展质量，能较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城乡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预报、预警和防止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
八、结束语
一、经济发展的有效性
经济发展的有效性是指经济发展效率，即经济发展过程中投入与产出关系。效率是一切经济工作的中心，也是经济发展质量的中心，其高低可反映经济发展质量的优劣。单位投入获得的产出越多，表明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和经济发展质量越高。一般来说，生产要素投入数量、配置效率及其组合方式决定了经济发展质量和方式。如果生产要素投入数量在经济发展中起主要作用，说明经济发展质量较低，经济发展方式为数量型；如果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在经济发展中起主要作用，则经济发展质量较高，经济发展方式为质量型。经济发展的有效性既是经济发展质量的集中反映，也是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只有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有效性，国民经济才能持续健康发展。根据投入产出关系，评价经济发展有效性的指标主要有：
——劳动生产率。任何经济活动都有劳动消耗，劳动生产率是衡量劳动力投入产出水平的指标，根据一定时期国内生产总值与同期全社会平均从业人数对比来计算，反映社会平均每个劳动者所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即劳动者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多少。其计算公式为：劳动生产率=国家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全社会劳动者平均人数。劳动生产率受科技水平、劳动者素质、产业结构、规模效益、政策体制等多因素的影响，具有较强综合性，是评价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劳动生产率越高，经济发展质量越高；反之，经济发展质量越低。将劳动生产率作为评价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把经济发展转移到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投资产出率。任何经济活动都需要相应的场所以及与之相关的机器设备等，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活动的起点是从投资开始的。投资产出率是一定时期内国家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值，其计算公式为：投资产出率=当年国家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当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投资产出率反映单位固定资产投资额所带来的国内生产总值，是全面评价投资使用效率的综合指标，可用来说明投资规模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投资产出率越高，经济发展质量越高；反之，经济发展质量越低。这一指标从固定资产投资效率角度出发反映经济发展质量，有利于提高固定资产投资的科技水平和优化投资结构。
——贷款产出率。经济活动要有资金(包括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投入，经济活动主体所需资金除部分自有资金外，一般通过银行贷款来获得，客观反映这部分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是评价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内容。所谓贷款产出率是指一定时期内国家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与银行贷款余额的比值，其计算公式为：贷款产出率=国家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银行贷款年平均余额。贷款产出率反映的是银行贷款所带来的国内生产总值，贷款产出率越高，贷款的使用效益越高，经济发展质量越高；反之，经济发展质量越低。将贷款产出率作为评价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之一，有利于提高有限资金的使用效益。
——耕地产出率。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耕地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我国是一个耕地相对贫乏的国家，农业发展又离不开耕地。因此，应将耕地产出率作为评价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耕地产出率是农业总产值与耕地面积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耕地产出率=农业总产值/农业耕地面积。耕地产出率反映的是耕地利用效率，产出率越高，使用效率越高，经济发展质量越高；反之，经济发展质量越低。耕地产出率不仅受耕地质量的影响，还受耕地集约利用程度的影响，将其作为评价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之一，有利于既注重保护耕地数量，又注重提高耕地质量，并提高其集约利用程度，努力增加单位耕地产出，确保经济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尤其是粮食安全。
二、经济发展的充分性
经济发展的充分性是指经济发展潜能的利用程度。经济发展潜能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现有各种社会与经济资源是否得到有效的利用，现有生产能力是否已充分发挥了作用；二是指在经济发展中是否形成了新的生产能力，是否使原有的生产能力得以提高，是否为经济系统在未来的健康发展创造了各种必要的物质与技术条件以及良好的外部环境。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应在使其潜能得到最大限度发挥的同时，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充分性从潜能是否得到充分利用角度反映经济发展质量，实现了充分性就意味着条件允许下的快速增长。经济发展速度是经济发展质量的直接反映，保持适当的经济发展速度是国民经济高质量运行的基础和集中体现。没有速度，潜能的发挥也就无从谈起。因此，根据经济发展潜能，评价经济发展充分性的指标主要有：
——经济增长率。经济发展质量问题的提出，并不意味着把它同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要求对立起来，而是要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任何经济发展都要求有一定的速度，速度是经济发展的前提。经济发展史上众多的实例表明，各国在经济发展速度上的持续差异是造成他们之间经济实力变化的根源，发展中国家要赶超发达国家就必须提高自己的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发展速度通常用经济增长率来表示，所谓经济增长率是指报告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量与基期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百分数，其计算公式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报告期国家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基期国家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基期国家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100%。稳定、合理、持续的经济发展速度是经济发展质量的显著标志，以其评价经济发展质量，能更直接、更准确地反映经济发展状况。当然，强调经济发展速度对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可以过度“痴迷”国内生产总值，不顾经济效益一味追求高速度。
——就业弹性系数。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劳动者获得收入，提高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志。充分就业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较大的一致性，一般来说，经济发展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它们之间并非没有矛盾，因为经济发展以技术进步为前提，因而会引起技术性失业。经济发展与就业之间存在着高敏感度的弹性关系，这种关系可以用就业弹性系数来表示。就业弹性系数是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之间数量关系的函数，即劳动力就业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就业弹性系数=当期从业人员增长率/同期GDP增长率。该指标从劳动就业变化角度来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状况，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应不断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使失业率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从而缓解社会就业压力，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对推动经济发展的潜能。
——生产能力利用率。生产能力是指在合理的组织和技术条件下，经济活动主体利用现有人力、物力和财力在一定期间所能生产一定种类和质量的产品或处理一定原材料的最大能量。生产能力利用率的高低直接反映经济发展的充分性，因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可以用生产能力利用率来衡量。所谓生产能力利用率是指一定时期内实际产量与生产能力的比值，它从现有生产能力的利用程度角度来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状况，其计算公式为：生产能力利用率=实际产量/生产能力×100%。该指标越接近百分之百，说明生产能力利用越充分，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差越小，经济发展质量越高；反之，说明有部分生产能力被闲置，实际经济发展速度小于潜在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发展质量有待提高。生产能力利用率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遗憾的是目前我国没有该项指标的统计，要正确评价经济发展质量，必须完善该指标的统计和考核办法。
三、经济发展的协调性
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是指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贸易结构等的协调程度，它是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合理的经济结构是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并获得较高经济效益的基础，是评价经济发展质量高低的重要内容。协调的经济关系不仅标志着经济发展状况处于良好状态，而且是未来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前提。在各类经济结构中，产业结构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它的变化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是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内容。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趋势，它通过工业化的加速作用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城市化水平有利于优化城乡结构，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和质量提高。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信息化的大趋势下，任何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都不可能是封闭、孤立的，总是在国际、地区之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环境下实现。因此，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可以用产业结构比、城市化率和对外开放指数来衡量。
——产业结构比。现代经济发展方式本质上是以产业结构变动为核心的经济成长模式，不同的产业结构具有不同的整体效益，从而导致经济以不同的速度增长，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质量状态。产业结构是指一国经济赖以构成的各种产业及其比重和相互关系，各产业之间内在的有机联系通常用产业结构比来表示。所谓产业结构比是一定时期三次产业增加值的比值，其计算公式为：产业结构比=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合理的产业结构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有利于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发展；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势必会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增加无效投入，影响经济发展。因此，产业结构比是评价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内容，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应提高各产业发展的协调性，保持各产业之间的协调与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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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率。城市化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反过来又促进经济发展，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大力推进城市化，是现代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主要目标与基础。城市化水平通常用城市化率来衡量，所谓城市化率是城市人口与全部人口的比值，其计算公式为：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全部人口。城市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其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以城市化水平作为评价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之一，有利于优化城乡经济结构,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
——对外开放指数。对外开放程度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外经济联系及竞争能力的强弱,对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实力、提高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是经济发展质量高低的具体表现。对外开放程度通常用对外开放指数来衡量，所谓对外开放指数是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加权平均数，其计算公式为：对外开放指数=（进出口总值×0.4+对外资产负债总额×0.3+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总额×0.3）/国内生产总值。这一指标可反映国家或地区经济国际化程度及其产品和服务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吸引外资的能力和强度等，以其作为评价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之一，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的竞争能力，提高经济发展对外的协调性。
四、经济发展的持续性
经济发展的持续性是指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主要表现为指资源、环境承载经济长期发展的能力。经济发展过程是经济要素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有机整合的过程。忽视质量的经济发展会给资源和环境带来巨大压力，严重损害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只有在自然资源被有效利用和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的前提下，经济发展才是可持续的。付出巨大资源和环境代价的经济发展是低质量的发展，会导致人们生活质量的下降。国内生产总值没有反映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耗损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单纯用其衡量经济发展显然是不准确的。因此，评价经济发展质量不能忽视资源、环境代价。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可用资源供求系数、单位产值能源消耗量、环境质量成本变化率来衡量。
——资源供求系数。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人类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采用资源高消耗和生活资料高消费来刺激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造成资源普遍不足，对经济发展的支持能力下降。资源对经济支持能力即资源对经济发展的保证程度，可以用资源供求系数来表示。资源供求系数是资源可供量与资源需求量的比值，其计算公式为：资源供求系数=资源可供量/资源需要量。当资源供求系数≥1时，资源供给足以保证经济发展的需要；当资源供求系数＜1时，资源供给难以保证经济发展的需要。资源可供量与资源储量、新增资源可开发储量、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和资源进口量等有关；资源需求量与经济结构、发展速度相联系。无论是资源供给还是需求，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发展质量。以资源供求系数评价经济发展质量，有利于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促进资源供求平衡，提升资源对经济的支持能力。
——单位产值能源消耗量。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取决于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支持能力，还与资源消耗量有关，单位产品资源消耗量越大，经济发展质量越低；单位产品资源消耗量下降，表明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由于资源的种类繁多，一般以单位产值能源消耗量来反映资源消费状况。所谓单位产值能源消费量是指每生产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要消耗多少能源，即能源消耗总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其计算公式为：单位产值能源消耗量=能源消耗总量(标准煤)/国内生产总值。单位产值能源消耗量反映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能源使用效率，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以其评价经济发展质量，有利于加强能源管理，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加大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强制淘汰高耗低效产品，以缓解经济发展过程中能源供求矛盾。
——环境质量成本变化率。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条件，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物质源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总会排放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废水和固体废弃物等，这些都会破坏环境、增加大气和江河水质污染等，从而产生环境质量成本。环境质量成本可以用单位产值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及自然资源损失来加以衡量，单位产值环境质量成本=（环境污染损失+生态破坏损失+自然资源损失）/国内生产总值。环境质量成本变化率即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质量成本变动状况，其计算公式为：环境质量成本变化率=报告期环境质量成本/基期环境质量成本-1。它是反映经济发展持续性的重要指标，环境质量成本变化率上升，说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差；反之，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较好。以环境质量成本变化率评价经济发展质量，有利于唤醒人们的环境意识，尽量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并对被破坏的环境尽快进行恢复。
五、经济发展的创新性
经济发展的创新性主要是指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中作用。技术创新是指企业应用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提高产品质量，开发生产新的产品，提供新的服务，占据市场并实现市场价值。在这里，技术创新已经不是单纯技术概念，而是技术与经济结合的经济学范畴，涵盖企业运行的全过程。技术创新既是企业竞争力的源泉，也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19世纪下半叶开始，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创新成为当时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进入21世纪，知识经济的兴起使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更加明显。从根本上来说，技术创新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提高经济效益、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手段，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志。经济发展的创新性可以用研究与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专利授予权指数来衡量。
——研究与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对科技进步的财力投入，是技术创新的物质保障。研究与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是指一定时期内全社会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经费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即研究开发活动的全部实际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其计算公式为：研究与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研究与开发经费投入额/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它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并成为各国和国际组织评价科技实力或竞争力的首选核心指标。依据一般规律，研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不到1%的国家，是缺乏创新能力的；在1%到2%之间，才会有所作为；大于2%，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创新能力可能比较强。以研究与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评价经济发展质量，有利于加大研究与开发经费投入，使经济在不断创新中得到高质量的发展。
——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最终要反映在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上，高技术产业化是其重要形式。高技术产业化程度一般用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的比重来衡量，它是高技术产业增加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其计算公式为：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的比重=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国内生产总值。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仅反映该行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和科技进步状况，而且还包含科技进步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国际竞争力等诸多经济发展质量的内容，是评价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以其评价经济发展质量，有利于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使技术创新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提高经济效益。
——专利授权指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量引进外资，意在用市场换技术。然而，现实情况是，外资在中国大量投资建厂，但核心技术不在我们手里。专利控制在外商手里，我们使用外国专利要付大量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再快，并不表明经济发展的质量高。自主知识产权掌握程度通常用专利授权指数来表示，所谓专利授权指数是反映专利授权变化的动态相对数，其计算公式为：专利授权指数=报告期获授权专利数/基期获授权专利数。我国的实践证明，只有在科技进步与自主创新的基础上，经济发展才是有后劲、可持续和高质量的。以专利授权指数评价经济发展质量，有利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努力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提升经济发展的技术水平。
六、经济发展的稳定性
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是指国民经济运行的平稳状况，它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保证。这是因为：过度的经济波动会破坏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内在机制，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加大宏观经济运行的潜在风险，如经济过热往往导致通货膨胀、经济过冷则会造成高失业率。当然，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并不是意味着经济发展速度始终保持一个不变的常数，而是在正常经济发展速度附近窄幅波动，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经济发展的稳定性越好，经济安全性越大，经济发展质量越高。稳定性是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志，它可以用经济增长波动率和价格波动率来衡量。
——经济增长波动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率总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上下波动，判断经济发展是否稳定、过程是否健康，必须给出其波动的合理区间范围。一般当经济发增长波动率小于±0.5，且各方面的比例关系处于协调状态时，可以认为经济发展是平稳、过程是健康的；当经济增长波动率大于±0.5，或经济系统各主要比例关系处于失调状态时，表明经济发展不够平稳、过程不够健康。经济增长波动率可用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与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之差，除以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计算，其计算公式为：经济增长波动率=（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高质量的经济发展要求各年经济增长率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以经济增长波动率评价经济发展质量，有利于将经济波动控制在适当的范围之内，保持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避免经济大起大落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
——价格指数波动率。价格是国民经济的综合反映，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最终会通过价格波动得以反映。价格波动幅度越大，经济发展稳定性越差、质量越低。价格波动幅度通常用价格指数波动率来衡量，价格指数波动率反映的是一定时期内价格总水平的波动幅度，反映价格总水平变化的价格指数主要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因而价格指数波动率可以用以下公式计算：价格指数波动率=（报告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基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基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之所以要用价格指数波动率评价经济发展质量，是因为稳定物价不仅是我国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之一，而且也是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标志。以此评价经济发展质量，有利于保持价格总水平的基本稳定，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七、经济发展的分享性
经济发展的分享性是指经济发展的结果即经济发展对于减少贫困、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作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焦艳玲，1999），不断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应使更多的人从中受益。如果经济发展速度很高，而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率较低，贫富两极分化，这样的经济发展是低质量和不可持续的。因此，居民能否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是经济发展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志。经济发展的分享性可用居民收入增长率、恩格尔系数和城乡居民收入比等指标来衡量，它要求经济发展更加关注和改善民生，以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共享发展为目标的。
——居民收入增长率。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为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要始终把保持城乡居民收入较快增长、使经济发展成果惠及人民群众放在首要位置，以实现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因此，应把居民收入增长率作为评价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内容。居民收入增长率是报告期居民收入与基期居民收入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居民收入增长率=报告期居民收入/基期居民收入×100%。居民收入增长率可分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这是因为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及收入统计不同的现实情况，需要对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情况分别反映，才能更具体、更实际地反映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及其变化。以居民收入增长率评价经济发展质量，有利于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实现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
——恩格尔系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是否得到提高是评价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准，国际上通常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人民生活质量状况。所谓恩格尔系数是食品支出占居民总支出的比例，其计算公式为：恩格尔系数=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居民消费支出总额。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随收入变化而变化，在收入水平较低时，食品消费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收入的增加，在食品需求基本满足的情况下，消费重心才会开始向穿、用等方面转移。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以恩格尔系数评价经济发展质量，可使经济发展更多地关注居民生活质量。
——城乡居民收入比。收入分配问题涉及到经济发展质量和社会公平，对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可以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生产力水平的进步，但如果差距过大，突破合理的度，就必然走向两极分化。居民收入差距除行业、地区差距外，最突出的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可用城乡居民收入比来衡量，其计算公式为：城乡居民收入比=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城乡居民收入比反映的是国民收入在城乡分配的均等化程度，即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能否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中受到平等的待遇。城乡居民收入比差距越小，表明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发展协调程度越好；反之，表明城乡发展的协调程度越差，经济发展质量欠佳。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评价经济发展质量，能较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城乡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预报、预警和防止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
八、结束语
关键词：国民素质；经济发展；辩证关系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01
国民素质指的是在一定生产方式下，国家群体德、智、体、美等素质的总称，主要反映一个国家国民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精神面貌、职业素质等。在经济社会中，国民素质和经济发展关系密不可分。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对国民素质起决定性作用，生产方式决定了国民素质。另一方面，国民素质对经济发展具有反作用。所以国家应努力提高国民素质，适应经济发展水平，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保障和支撑。
一、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国民素质水平
1.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
人类生产生活，需要大量的物质材料作为生存的保障，就必须进行物质资料生产，所以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物质资料生产能力的提高，人类的素质也不断提高，从远古时代的原始人，到现阶段人类发展已经相对成熟，生产力发展，为人类超越本性，创造本性提供了条件和基础。所以说没有物质资料的生产，生产力水平得不到发展，经济发展水平上不去，就不可能实现国民素质水平的提高。
2.经济发展是国民素质提高的基础和前提
我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得到了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实践证明，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们开始追求精神的满足，比如重视自我教育，最明显的现象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民教育得到快速发展，特别是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整体国民受教育程度有大幅的提升。经济发展另一个巨大的变化是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比如更加注重绿色环保，提倡绿色消费。如果经济没有得到发展，依然停留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水平，人们的受教育程度以及思想观念就得不到显著提高，那么很难实现国民素质的提高。
二、国民素质是生产力，反作用经济发展
国民素质是生产力，它能够推动经济的发展，在我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有效利用，决定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成败。邓小平主席曾经说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会大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当前世界经济快速发展，达到了前人前所未有的高度。由于国民素质高低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一方面，国民素质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劳动者掌握了科学技术，就能提高自身素质，进而大幅提高生产力。
国民素质提高还能有效提高生产效率，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国民素质高低影响生产率水平。在相同的条件下，即使用同一劳动工具，素质的高低将直接影响生产力的高低。他们对于生产工具的熟悉情况，使用特点的认识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最终会在生产结果上体现出来。通过过国民素质的提升，带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促进国民素质提高，这样就形成的一个良性循环，达到国民素质与经济发展辩证统一。
从国际大环境看，现阶段国家的经济竞争，实际上就是人才和国民素质的竞争，谁拥有了高素质人才，掌握先进的高科技技术，就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地位，所以见得国民素质反作用于经济发展。
三、提高国民素质，促进经济发展
保持我国经济现有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就必须尽快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未来国与国之间的综合的较量是人才的较量，是人民科学素质的较量。这取决于整个国家科学技术水平，取决于全民族的智力因素，只有提高全民素质，才能有效实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首先，大力发展教育事业，降低人们接受教育的门槛。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国家要加大教育的投资力度，支持鼓励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同时在全社会倡导并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风尚。我国是世界上人口第一大国，每年需要接受相应教育的人数也是全世界最高的。经过国家三十年的努力，目前我国每年仍有百万新生文盲涌入劳动者行列。这些劳动者文化素质低，也未经相应的技术培训，这导致他们只是不熟练的低端的劳动力。国家要花大力气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并积极实施人才战略，培养更多的高素质人才。
其次，努力实现教育公平，减少地区差异。沿海地区的经济较为发达，能够吸引大量的优质劳动力，在一些不发达的地区，比如一些偏远农村，即使有人才，也不能留住人才，只能看着他们流向经济发达的地区。近几年高中生毕业填报志愿来看，一些热门的专业往往能吸引大量的学生填报，但是一些看似冷门的专业却缺口很大，在接受教育的劳动者总体上来上，高级人才较少，中级人才缺口大，无学历者过多。这导致劳动人才的结构不合理，形成人才断层，最终会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最后，重全民族在思想道德建设，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在提高人民文化科学素质的同时，也要注重思想道德建设，积极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纠正一些人错误的价值观、人生观。加大思想道德宣传力度，树立道德模范，鼓励和支持向道德模范学习，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把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作为今后工作的重点内容来抓，切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实现全民族素质的大提升，促进经济的发展。
四、总结
国民素质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我国国民素质高低；另一方面，国民素质高低对经济发展具有反作用。我国的教育事业长期落后于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导致国民素质偏低，严重阻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党和国家领导人应充分重视，并有责任有义务去提高国民受教育的程度，切实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只有国民素质上去了，经济才能得到长远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傅高义，著.冯克利，译.邓小平时代[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01-01.
劳动力数量剧增。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较晚，目前我国劳动人口（年龄在16～60之间）占总人口的比重大，从2012年起劳动力退休的年龄逐渐延长，社会中新增劳动力的数量远远高于退休人员，造成我国劳动力人口不断增加。同时劳动力不断增加而退休年龄延长，造成了较为严峻的就业问题，准退休人员不能退出工作岗位，新增劳动力无法就业或者就业机会低。
劳动力质量提高。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逐渐提高，从1999～2005中国高校大幅度扩招，在2009年大学生入学比例达到一个高峰，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在人力资源中的比例不断增加，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比例也不断增加。高校不断扩招也给大学生就业带来的巨大挑战，我国每年都存在几百万大学生就业滞后或无法就业，就业压力也导致高素质人才低就业的问题，造成人才培养与人才贡献出现严重的不平衡。
人力资源结构动态。我国人力资源结构的变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城乡之间人力资源结构的变动。过去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出现民工潮，农民工的素质较低，劳动技术缺乏，给城市管理带来了一定问题。在新时期，农民主体意识增强，不断提高自身的劳动技能，随着农村教育水平的提高，农民工的素质也有所改善，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城市之间人才流动。随着国家对西部大开发投入，人力资源相西部等偏远地区流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也促使人才向东北地区流动；中部崛起计划的实施也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吸引这大量人才向中部聚集。第二、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高素质人才不断增多，第二、三产业的人力资源不断增大，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国际间人力资源流动。过去我国高素质人才外流趋势严重，近年来，出国留学生的比例和回国发展的人数不断增加，为我国人力资源注入了新活力。人才的聚集一方面给当地经济的发展带来契机，另一方面也造成就业难的局面，众多高素质人才只能勉强找到一般的工作岗位，无法发挥其价值。
人力资源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力资源结构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的高速增长给社会和环境带来重大负面影响，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变“经济增长”为“经济发展”。人力资源的质量能有效调节过去经济增长依赖资源和劳动力的投入，将粗放型经济增长转变为集约型经济发展。科技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科技的进步依靠高科技创新人才，高素质人力资源在科技活动的投入，能带动高科技产业发展，提高高科技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贡献比例。另外国民经济的各方面生产资料的配置依赖高素质人才，加大管理人才的比重有利于生产资源的有效配置，以较小的资源投入创造较高的经济效益，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
当前我国人力资源的数量大，高素质的人才比重逐渐增加，但是人力资源的质量仍然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高等教育连续扩招，虽然提高了升学率，顺应了提高教育水平的发展趋势，但是扩招人数过多，与高校的物资状况、师资状况不协调，造成的教育质量的降低，大学生整体水平偏低，无法满足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的要求。再者，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缩减，大部分人员选择高等教育，忽视技术在就业中的优势，且选择职业教育的人员主要是在中考、高考中落榜的“后进生”，学习习惯和学习能力较弱，素质偏低，造成职业教育培养出的技术人才素质普遍较低，无法满足社会对技术人员数量和质量的需求，给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困扰。
一、提高产品质量体现了发展这个第一要义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更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科学发展观，其本质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经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经济发展是政治文明、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好”字当头，这是我国对经济社会发展思路的重大战略转变。“好”就是讲质量，“又好又快”就是要质量第一，以质取胜，在“好”的前提下，实现“快”。而质量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它不仅关系到经济发展的质量、速度和效益，关系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安全，关系到企业的竞争力，还关系到国家的形象。提高产品质量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应对全球经济竞争的有效措施，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手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二、提高产品质量体现了以人为本这一核心内容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而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康，是民生大事，是发展的基本保证。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我国产品质量整体水平不断提高，在基本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的同时，人民群众对质量要求越来越高。而目前涉及产品质量方面的问题还依然存在，如产品质量不高、不合格现象比较严重，假冒伪劣屡禁不止，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造成极大危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关注民生，以人为本，要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就必须关注质量、狠抓质量、提升质量，确保人民群众吃得放心、用得称心、住得安心，促进社会安定有序，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三、提高产品质量体现了全面协调可持续这一基本要求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而提高产品质量就是要通过推进标准、计量、认证认可等技术基础工作，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创新管理模式，向质量要资源，用质量保环境，靠质量求发展，在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投资消费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促进生态文明，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真正做到又好又快发展。
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方式
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内涵及其价值取向
经济增长通常是指国民经济的增长,即一国在一定时期内产品数量和服务数量的增加。如果考虑人口因素,经济增长又按人口平均增加的产品数量和服务数量来计算。国际社会普遍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的指标。经济增长包括了三层含义。一是经济增长表现为一国产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在人口和商品价格变动的情况下,也可以说经济增长是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即人均GDP的增加。因此,经济增长最简单最明了的定义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即GDP的增加。二是经济增长必须以技术进步为支撑,也就是说,实现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只有依靠技术进步或只有由于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才是现实的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可以说,经济增长的过程往往也就是技术进步的过程。三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制度、社会意识相适应。或者说,相应的社会制度及其意识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前提。而决定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包括一定时期的投资量、劳动量和劳动生产率等。当然,在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与这一时期的投资量、劳动量和劳动生产率成正比关系。即投资量和劳动量越大、劳动生产率越高,则经济增长率就越高,所提供的产品和劳务就越多。反之亦然。
经济发展是指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持续高级化及其人均实际福利不断提高的过程。包括国民财富的数量和质量、国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优化及发展、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升级与投入产出对比、国民生活质量和福利的改善及提高等。与经济增长相比,经济发展的内涵比较广泛,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国家经济总量与人均GDP或国民收入和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同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能够持续且稳定地增长,充分体现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与国民财富的增加。二是社会保障体系、保障机制不断建全,国民福利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不断得到提高,人和各种生态环境自然、协调、和谐,社会文明、进步,并且不断得到进一步的提高,社会公共福利设施完备,国民工作稳定、生活安逸、心情舒畅,享有极高的满意程度和安全感。三是各种生产要素数量增加和质量提高,如人力资源的开发、使劳动者在其数量增加的同时,质量也得到提升。各类客体投资要素如资本、物质资源等,在数量上和质量上能充分满足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从而有效地从质和量两个方面保证国民经济长期和稳定的增长。四是经济结构科学、合理,呈现持续向高级化演进的过程,包括国民经济和企业生产的组织制度性结构、产业经济结构及其技术结构、社会产品结构与居民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等。五是经济制度特别是分配制度不断完善,国民收入分配趋于公平、合理,财富分配充分体现社会平等,不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居民个人收入及实际生活水平的差距日渐缩小,社会各领域及其国民生活呈现和谐状况,没有严重的或普遍的对抗行为和现象。六是经济增长与环境生态相适应,
国民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自然环境保护三者之间呈现良性循环与相互促进状况,经济增长给社会和环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较小,并且有能力快速消除由经济增长给社会和环境所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七是人文发展、人的思想观念和社会习俗的变迁与经济增长相协调, 社会陋习在经济发展过程逐步革除,而陈旧观念则得以更新。人的的价值被重新发现并引起足够的重视,在经济发展过程产生和形成新的人文价值观念,并发展成为社会进步的主导思想。八是经济运行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相适应,并在不断调整过程趋于完善。政府职能定位准确,政府行为适当、规范,对国家对社会的管理有效、有序,并且其管理能力不断得以增强,对经济运行的调制能力、综合平衡能力不断得到提升等等。
二、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区别和联系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经济增长仅仅是指一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或人均收入的增加。而经济发展则不仅包括了产品和劳务产出的增加即经济增长,还包含了伴随着由经济增长而产生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变化及其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人文质素、国民福利、劳动就业等结构的变化和进步。同时,经济增长又是一个单纯的数量概念,是从“量”的角度来衡量与评价一国经济发展状况,但实际上宏观经济学所着重研究的经济增长或其高增长率并不能真正体现和说明经济发展的真实状态,而经济发展则刚好能回答这个问题。与经济增长相比,经济发展是一个“质”和“量”相统一的综合性概念,是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来反映一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发展进程,包含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各领域的结构性变化、国民生活质量、一国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的总体状况和进步等。
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就说明经济发展了。因为衡量经济增长的尺度是GDP,而GDP增长快慢的本身不能说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或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比如,A、B两个国家都生产钢材,A国每生产1吨钢材需要投入2 吨煤作为燃料,而B国每生产1吨同样的纲材只需投入1吨煤,如果单纯从从GDP或经济增长角度来说,A国的GDP等于1吨钢材加上2吨煤,而B国的 GDP为1吨钢材加上1吨煤。从表面上看,A国的GDP或经济增长大于B国,但是实际上是A国的科技水平和劳动生产率远远落后于B国。也就是说A国的经济增长是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成本来推动的,而B国的经济增长则侧重于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技术进步带来的贡献。显然,B国经济发展状况远远优于A国。
虽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有其区别,其侧重点及其经济学意义也不同,但两者又有其紧密的联系,经济发展既包含了经济增长,同时经济发展也是经济增长的目的,不能离开经济发展这个目的去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经济增长则内涵于经济发展之中,是经济发展的一分部份,也是经济发展的条件和手段。因此,经济发展不能脱离于经济增长的实际状况,而是必须以经济增长为基础。可见,经济发展及其过程是经济增长与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变化共同构成的统一体。但必须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增长都能有效的推动经济发展,只有那些经过质态升级和优化的经济增长,才能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才能带动社会和政治的整体进步。如果只是单纯依赖高投入、高消耗来实现的经济增长对经济发展是无意义的,这种增长其实只是有经济增长而无经济发展罢了。
此外,经济学家们还从各个角度设计了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用于判断一国经济发展状况,如人均国民人均收入状况、一国文盲率的高低、国民平均寿命的长短、人均每天蛋白质消耗量的多少、医生在千人中的比例如何、人均能源消耗量的变化等等,极大的丰富了经济发展的思想内涵。
三、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源
经济发展的基础在于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在于制度、资源和技术进步。因此,制度、资源和技术进步也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
首先,是制度变革。制度是规范人们社会行为、政治行为、经济行为的社会准则。制度在规范人们行为的同时,也提供经济激励,决定着一国的经济增长,包括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增长内容。对于我国来说,推动经济增长的制度化动力应该是综合性的。包括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等,这是经济增长动力的基本保障。
其次,是资源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力资源和资本积累,劳动力资源又包涵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质量两个方面,是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质量的统一,这两个方面对经济增长都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本是劳动力大国,在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失业人口反过来约束着作为经济增长动力的劳动力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应加强对劳动者的职业培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同时,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要求资本的增加数量要大于人口的增加量,即实现人均资本量的增加,只有实现人均资本量的增加,才能实现人均经济产出的增加,从而实现人均国民财富的增长。对一个国家来说,在经济增长的初始阶段,要求投入大量的资本,这时资本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较大。此后,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相对减弱,而取代资本作用的是技术进步。但是也有许多事实证明,大凡储蓄高、资本雄厚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都是较高的。对于我国来说,目前正处在工业化进程的中期阶段,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和我国的国情,资本积累和投资仍是这一阶段经济增长的决定性推动力,只不过我国目前最需要引起重视和反思的应该是投资结构、投资效率和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即如何优化投资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投资效率问题。 再次,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其重点是科学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于经济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水平。可以说,技术进步改变了经济增长方式,推动了世界经济总量的增长,也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0%,现在已达到80%以上。应该努力加快我国技术进步进程,通过技术进步改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技术含量和经济增长的质量,为加速我国经济全面发展提供有效的物质基础。
因此,对我国来说,应该努力完善制度、开发资源、加速技术进步,激活经济增长的动力源。
虽然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但两者也不是对立或矛盾的,而是有着更多的联系,也有多种组合模式,如“高增长、高发展”、“高增长、低发展”、“有增长而无发展”等。当然,最理想的就是“高增长、高发展”模式了。我们应当避开“高增长、低发展”怪圈,警惕掉入“有增长、无发展”的吃人陷阱,力使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始终保持最佳组合,即在经济增长持续保持低耗、高效、适度、效益的基础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且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1] 侯荣华主编《西方经济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