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知识型服务贸易；知识型服务贸易自由化；经济增长
一、引言
自从人类经济从传统的工业经济形态向知识经济形态转变以来，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远远高于传统的生产要素，对各类高新科技知识的借鉴、引进与创新成为一国经济活力的重要源泉。作为知识型经济的首要增长点之一，“知识型服务贸易”是当代国际服务贸易的生长点与增长极。
《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所界定的国际服务贸易，指出以过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这四种形式进行的各国间的服务交易。从其对服务贸易的十一大类二十三小类的划分，可以看出其中的专业服务贸易、信息服务贸易、金融服务贸易和技术服务贸易都与知识这一资源要素密切相关，属于知识型服务贸易。知识型服务贸易是指以提供各类知识服务为主要标准的与交易对象的国际服务，它的核心是蕴含在上述四大类载体(信息服务、金融服务、专业服务、技术服务)中的当代高新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软科学技术知识。
知识型服务贸易的快速增长与其在国际贸易和各国经济中所占比重的迅速提升，是当代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和趋势。2004年，全球服务贸易规模扩大到21000亿美元，其中通信服务、建筑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以及特许权使用和许可、专业服务等现代服务贸易已占到整个服务贸易的将近一半，国际服务贸易的结构也正走向知识型。
因为知识型服务具有重要的特点，其贸易的自由化对贸易国的经济增长起到重要的作用。第一，知识型服务能够适应个别差异，主要作为中间投入品来生产最终产品和服务。知识型服务作为中间投入品不仅能促进制造活动，而且能在
不同国家带来的利益差异巨大，这也意味着在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同时，还要借助于法律、政策等多种手段实行一定的贸易保护，对本国的知识型服务贸易进行不同方向的干预。通过采取各种隐蔽措施，使本国知识型服务业在国内及国际服务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这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的确显得十分重要。
摘要：国外使用引力模型研究服务贸易始于2002年，国内研究则起步稍晚，至2009年方有学者致力于此类研究。从使用数据和实证模型两方面看，现有研究都有可进一步拓展的潜力。本文基于引力模型对服务贸易的决定因素进行识别与测算。本文在实证部分采用了基本引力模型，使用4种计量方法。结果显示：贸易双方经济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物理距离和自由贸易区对总服务贸易额和分部门贸易额的影响表现出不同的显著性。
关键词：引力模型；服务贸易；贸易潜力；决定因素
中图分类号：f7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12）04-0060-15
服务业是在全球经济中占据比重最大的部门，并且可以预计将持续增长。根据wto的统计数字，服务业约占世界gdp的2/3左右；在工业化国家中，一半以上的就业来自于服务业。基于服务业的服务贸易，是将一个国家所具有的服务品生产能力转变为可贸易的“无形商品”或“无形资产”，转变为贸易的价值形态，以获得增值价值的贸易形式，是占用较少资源实现更多财富的贸易途径。
然而，国际贸易中服务贸易的比重明显滞后。wto估计，服务仅占全球贸易流量的20%左右。尽管因为以下原因——和货物贸易的有形性相比以及考虑到服务与fdi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服务贸易的无形性使得其贸易流量测算具有难度，这个数字可能被低估，但是，与货物贸易之间的差额，仍然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服务业在国际贸易中逐步增长的重要性，导致了1995年《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产生，gats规定了wto成员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具有的权利和义务。持续十年之久的多哈回合谈判正被期望进一步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谈判中的若干目标直接指向减少限制服务贸易的壁垒。
国内使用引力模型对贸易流量的研究主要是货物贸易方面，服务贸易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现有成果总结如表1。2009年开始，国内有学者开始使用引力模型研究服务贸易。从以上可以看出，研究对象的采集还是偏重截面数据，从理论角度来说，这一数据样本显得片面，非观测效应在此情况下可能相当显著；其次，使用的方法也以最小二乘法居多，当然，受制于数据来源，使用这一回归方法并无不妥，但为使结果更加可靠，应当使用更为完善的数据和计量模型。本文在以上所述两方面，较之现有研究均有所创新。在其后对模型结果的拓展应用和分析方面时，本文与已有研究虽目标相似，方法和角度均有不同。
一、服务贸易影响因素及中国服务贸易现状
关于服务贸易的研究大多使用定性方法，本文也从这一点开始着手，阐述服务贸易中的壁垒及影响因素，随后从若干角度对我国服务贸易进行比较分析，分别是进出口及行业比较、国别比较、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对比，为进一步定性分析寻找立足点。
（一）服务贸易影响因素
近年来，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在货物贸易的促进中作用显著，许多货物得以自由贸易，但鲜有提及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于自由贸易区和服务贸易之间的相关性将在后文阐述。在向wto通报的自由贸易区中，欧盟在2000年便明确提出制定减少服务贸易壁垒的政策，截至2010年，服务业已占其全部经济活动70%（european，2010），其在服务贸易自由化前进中的步伐显著。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直接考量存在于欧盟内部的服务贸易壁垒更具有效性。
欧盟委员会在2002年调查了欧盟内部市场中服务贸易壁垒（2002），结果显示，立法约束已替代物质和技术成为欧盟内部服务贸易的最大障碍。除了文化和语言障碍在特定国家间的障碍，立法约束在欧盟15国（2002年）间非常普遍：建立障碍（资格审查或要求）、输入使用限制（对工人的雇佣和设备的使用）、服务推广障碍（商业通信控制）、销售障碍（立法约束和价格管控）和售后服务要求。看上去这些限制大部分对应于hoekman和braga的4种分类。在大多数行业或者国家中，服务供应商面对来自无论进口国或出口国的监管时，“原产地规则”（rule of origin）或者“目的地规则”并不管用。总之，欧盟认为目前在对待服务供应商时存在强烈的国别偏见，对于贸易壁垒的进一步削减仍然任重道远。
（二）中国服务贸易现状
1.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对比 2009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2884.96亿元，比上年下降5.73%，这主要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当年全球贸易均有下滑。具体到进出口额我们发现，造成这一下降的全部原因在于出口下滑，进口额反而有所上升。这一变化也恰好造成了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差额在2009年飞速上升，总体而言，此前10年进出口差额稳中有升，大致保持平稳。
将造成2009年服务贸易巨大逆差的原因深入至分部门层次探讨，发现传统和新兴服务贸易部门在2009年表现显著不同。对比2008年和2009年数据，两个传统服务贸易部门运输和旅游逆差扩大或由顺差转为逆差。而在其他服务贸易部门，虽然总体也呈现贸易逆差，但是较2008年逆差额甚至由43.2亿美元降至214.8亿美元。可见，金融危机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影响主要在出口方面，且传统部门受影响尤其大，而新兴服务贸易部门则表现出了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2.服务贸易主要经济体国别比较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服务贸易水平进入世界前列。根据世界贸易组织2009年的数据，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排名分别为第四、第五位，占比分别为5.0%、3.8%。但是对比我国2009年货物贸易进口第二、出口第一不难发现，服务贸易显然滞后。世界服务贸易的85%以上集中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美国、德国和英国是排名前三的服务贸易经济体。与货物贸易类似，服务贸易中也存在传统部门和高技术、高投入的部门，但不同的是服务贸易中的新兴部门包含更多的附加值，并且其生产具有环保、高效、可再生等特点，发达国家对其非常重视。
无论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都是一国外向经济能力的重要指标，从表3世界主要经济体贸易结构来看，我国服务贸易仅占11.5%，货物贸易达到88.5%，对外经济中对货物贸易依赖程度最大。
3.我国货物和服务贸易对比 对货物贸易的过度依赖值得深思。我国货物贸易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飞速发展，服务贸易虽然也于大致相当的时间内进入高速发展，但两者差额却在越拉越大。1994年之前，我国服务贸易相对货物贸易而言增长更快，这一形势在随后迅速转变；1995年，货物贸易出口额1281.1亿美元，服务贸易出口191.3亿美元，两者比值6.69，而到2009年这一比值已扩大到9.29，最高曾在2006年达到10.54。进口方面这一比值同样由5.78升至6.00，最高达7.49。
从图2～图5进出口增长率对比发现，除最近3年，货物贸易增长率一般高于服务贸易增长率。服务贸易在1995～2005年之间的滞后发展，导致和货物贸易差额的急速扩大，使得我国对外经济中货物贸易依赖程度过高。如
前所述，服务贸易中的高附加值和高技术更有利于一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模型与数据说明
引力方程用于货物贸易估算已无异议，而当服务贸易采用与货物贸易类似的统计口径时，模型应当是有效的，并有坚固的理论基础。鉴于服务贸易的特殊性质，设置若干解释变量，使方程更加适用。对于可能产生的非观测效应的处理，采用若干种回归模型比对分析，以尽量减少此类影响。找出最优模型后，将进一步应用于分行业统计。
因变量mijt代表j国从i国在时间t时进口的服务流量，其来源为oecd数据库，包含34个oecd国家及其贸易伙伴，总共60个国家12年间（1999-2010）的服务贸易流量数据。引力模型在5个方面进行了估计，分别是总服务贸易流量、运输服务、旅行服务、政府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
解释变量共8个，包含5个连续变量和3个假设变量。在关于引力模型的研究中，一般把gdp、人均gdp、人口作为描述国家特性的变量。显然，此3个变量由于多重共线性的原因，不会同时出现。本文选取的是后两者——人均gdp和人口。当一国较富裕时，自然倾向于消费更多的服务，而较之于gdp，人均gdp更加与此相关。选择人口而非gdp同样有助于模型结果的解释。
5个连续变量中的前两个分别是出口国和进口国在时间t的人均gdp，系数b1和b2预期为正。如前所述，较富裕的进口国很有可能显示对服务的更多需求，无论相应的供给来自国内或进口，而较富裕的国家同样被认为有能力生产更多的服务以供出口。
出口国和进口国在时间t时人口解释变量的系数，预期正负皆有可能。在关于货物贸易的研究中，出口国或许因为人口规模变大而减少出口，也或者因为达到规模经济，在人口增长时出口更多的货物。对于进口国同样可能有如此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一般对于货物贸易来讲，距离作为解释变量时其前的系数为负，但距离对于服务贸易的影响可能并不如此。不同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商品未必需要从一国运输至另一国，当然在某些时候需要人员的流动，但在其他时候可能仅需要通讯联系。所以，距离在引力模型中的作用可能降低，甚至不显著。
本文所使用的距离度量方法，为引力模型中的标准法，即测算两国首都之间的距离，这存在几个明显的问题：一是它假设海运、陆运或空运无差别；二是首都未必是一国的经济中心或者某些国家可能有数个经济中心。为克服以上问题，度量距离的其他方法已被运用于研究中，如贸易加权距离法（trade-weighted distances）和相对于所有贸易伙伴的距离测量法。但是，考虑到距离和服务贸易流量未必相关，本文依然使用标准距离法。
最后3个虚拟变量，分别用于描述进口国和出口国之间是否有共同国界、是否使用同一种语言、是否同为欧盟成员国。此三变量前的系数均预期为正。此外，θ1作为年份变量用来控制任何时间趋势对数据的影响。
在货物贸易中，语言就被认为是影响贸易流量的变量，对于服务贸易，预期语言的影响会更加重要，毕竟共同语言下交换服务变得很容易。共同的语言还应当被认为包含了国家之间相似的文化或体制等方面特征。
最后一个变量用于描述两国是否同为欧盟成员国。在研究货物贸易的引力模型中，这一变量往往用两国是否为自由贸易区替代，但如前所述，此情况可能并不适用于本文。大多数自由贸易区致力于减少货物贸易壁垒，而对服务贸易鲜有提及。本文中仅考虑的自由贸易区为欧盟，但即使在欧盟内部，服务贸易自由化依然阻力巨大。
2.数据来源
（1）服务贸易进口额。本文搜集自经合组织（oecd）数据库——international trade and balance of payments—trade in services。该库提供了34个oecd成员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在原始数据库中有上万个体（进口一出口国家对），但与非经合组织国家间的贸易数据大量缺失或者时常间断。由于已记录2010年。贸易数据的个体覆盖面不足1/3，且部分数据明显异常（根据预估所得），所以本文截取时间跨度为2002年至2009年。剔除重复及丢失数据后，选取包含69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数据，共915个个体，综合8年共7 321个观测值。
（2）分类别服务贸易数据来自wto的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数据库。
（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及人口。人均gdp以美元计，来自世界银行的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
（4）距离。收集相应国家间首都的距离，以公里计，使用distance calculator between cities（http：//maperow.info/）。
（5）虚拟变量。边界虚拟变量以1表示两国之间有共同边界，其余计为0，共有60个国家相邻。欧盟虚拟变量以某年度两国均为欧盟成员国时作为1，其余为0。语言虚拟变量对于使用官方语言中含相同语言的个体设为1，其余为0，共有65个个体此参数为1。
解释变量的综合统计情况见表4。
为检验模型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spearman秩相关系数检验结果见表5。
结果显示除距离及欧盟虚拟变量相关系数在0.54（考虑到数据中经合组织国家及欧洲国家为主要统计对象，这一点应算作正常），其余最大相关系数不超过0.34，可以认为无证明多重共线性存在的证据。
三、回归方法与结果
1.回归方法 本文使用数种计量模型，对于总服务贸易流量的计量方法，如表格所示。最初，由于所用的数据是8年混合数据，第一个采用的方法是混合最小二乘法（pooled ols）。但是，若模型中遗漏了某些解释变量，这些未被观测到的解释变量又对服务贸易流量有重要影响，该影响就被包含在随机误差项中，使得随机误差的方差变动呈现异方差性，从而导致参数估计量不是有效估计量。
使用面板数据处理方法可以有效控制存在于残差中的遗漏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最常用的两种面板模型是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s model）和随机效应模型（randomeffects model）。传统认为，若截距项为各个截面或个体（本文中体现为进口-出口国家对）所特有的固定参数，并且不随时间变化，则模型为fem；如果截距随机分布则视为rem。然而这一定义并不十分严谨，而且一个非常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地方是似乎固定效应模型中的非观测效应（因遗漏解释变量产生）是随时间不变的，是固定的，而随机效应模型中的非观测效应则不是固定的，而是随时间变化的。
一个逻辑上比较一致和严谨，并且越来越为大家所接受的假设是mundlak（1978）提出的：不论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都是随机的，都是概括了那些没有观测到的、不随时间而变化的、但影响被解释变量的因素。非观测效应究竟应假设为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关键看这部分不随时间变化的非观测效应对应的因素是否与模型中控制的观测到的解释变量相关，如果这个效应与可观测的解释变量不相关，则这个效应成为随机效应。这也正是hausman检验所需要检验的假说。
但是，本文中使用fem会有一个问题。因为存在时不变变量（距离、共同语言、欧盟），它们在使用fem估计时会被舍弃。一个解决办法是增加一个辅助方程，将时不变变量包含到使用fem模型估计所得截距项中并进行ols回归。
以上介绍的3种模型均在本文中使用并进行比较。首先，breusch-pagan检验被用于比较rem和pooled ols估计。结果显示，零假设被拒绝，表明rem优于ols。其次，考虑到rem和ols都可能受异方差性和外生解释变量的影响，还需比较rem和fem的有效性，为此使用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检验系数为5.21，与4自由度下的0.2667水平的卡方临界值5.207相当，所以接受零假设，即随机效应较固定效应效果更优。
egger（2002）提出用hausman-yaylormodel（htm）作为rem和fem的替代模型。htm使用了工具变量法，可以仅从模型内部的数据来消除rem中可能存在的非观测效应和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htm作为引力模型中的估计方法，已经越来越多地被货物贸易领域使用，而在服务贸易领域仍然鲜有所闻。
htm中选为外生的工具变量的是时不变变量，包括距离、共同语言和边界。这些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相关并作为其辅助。此外，时不变变量还可以直接在模型中得出结果，这也是优于fem的所在。
为检验htm的有效性，过度识别检验（over-identification）被用于比较rem和htm。检验系数为3.49，小于6自由度下1%水平的卡方分布临界值。所以接受零假设——非观测效应与其余解释变量具有相关性——表明htm更加有效。所有测试的结果均和预期相符，即htm不仅是货物贸易时测算引力方程时最恰当的模型，也适用于服务贸易。这一结论对于总服务贸易流量和分类别服务贸易流量同样适用，所以分类别服务贸易的模型重点将集中在htm上。
在对计量结果进行说明之前，有必要对运用htm使得系数相对于ols估计发生的变化做一尝试性解释。在ols估计中，出门国人均gdp前的系数很有可能因为某些非观测因素和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而被高估，如技术原因或资金存量。同样地，共同边界和共用语言在ols估计中有较高的显著性水平，很有可能是因为在区域内国家的贸易便利所致（欧洲地区相对范围较小及语言相通性较高）。距离因素在ols估计中被认为具有明显的负相关性，而使用htm控制非观测效应后则变为不相关，这可能是由于很多国家的不同体制所致。
2.结果：总服务贸易 结果如表6所列，当采用pooled ols回归时，所有变量均显著相关，并且它们的系数正负均如通过货物贸易标准引力模型预期的那样。进口国和出口国的人均gdp、共同语言、边界、同为欧盟成员国均正面影响贸易流量，而人口变量则显示越大的国家生产更多的服务产品，同时对服务的进口需求也越多，距离是唯一一个与贸易流量负相关的变量。
在htm中，仍然显著有意义的变量是进出口围的人均gdp、进口国人口以及同为欧盟成员国。如上文所述，htm是所有统计方法中最适合引力方程的模型，其结果表明服务贸易中若干有趣的结论。
首先，人口在进口国比人均gdp更决定其需要消费的服务，1%的人口增长伴随着2%的服务进口增加，同时1%的人均gdp增长导致1.1%的服务进口增加。这可以被理解为规模越大的国家消费更多的服务，同时其国民更富裕时也需要更多的进口服务。但在出口国这一情况并不完全一样，富裕的国家有能力生产更多的服务并且出口，但是它的规模并不影响其出口，表明规模经济在服务贸易出口中未必有效。这一结论显然与强调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的古典贸易理论并不兼容。虽然如此，但引力模型中考虑的若干因素，的确可以有力解释古典贸易理论中一些与服务贸易现实不符的现象，这为服务贸易理论研究提供新的切入点，比如，能否将古典贸易理论与引力模型结合研究经济规模大的国家之间贸易互补性是否更强？
第二，同为欧盟成员国是除此之外唯一显著相关的变量。这表明欧盟在致力于内部服务贸易自由化方面已取得若干成效？正如大部分货物贸易研究中自由贸易区的积极作用。但遗憾的是如前所述，这一结论难以推广至其余自由贸易区。
第三，距离和共同边界变量在htm中并不非常显著。尽管如此，在10%显著性水平上，空间距离的阻隔作用依然存在，影响系数为-0.4，较ols和rem有所减弱。使用引力模型对货物贸易的研究中，这一系数一般在-0.953和-0.76之间，通常的解释是，空间距离代表运输成本、信息交流和文化差异，从而距离越大越限制贸易往来。而通过本文的研究表明，这一强烈的约束因素对于服务贸易可能的影响较小，货物是因为服务产品的本性使其对于物理距离或者实际边界的要求较小，和预期相符。
最后，共同语言和服务贸易流量并不表示出相关性。这可能是由于全球化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掌握其他国家的语言。特别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语言和文化的交流一向和经济交流同步发展，而服务贸易往往注定要依赖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这也表明文化或者相关因素对服务贸易的阻碍作用没有预期强烈，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服务在贸易中的比重有上升的空间并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
3.分行业计量 不仅在我国，世界范围内，传统服务贸易（运输和旅游）占比有下降趋势，而新兴服务部门比重逐渐上升。21世纪的服务贸易早已不同于以往，虽同为服务贸易，贸易方式各有特点，影响因素也必然不同。因此，本小节采用上述模型，将服务贸易分为3类进行回归统计，分别为运输业、旅游业和其他所有商业服务。数据采用自wto数据库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2007～2009），样本数分别为56、66、72个，包括2006～2008年三年间贸易流量数据。其余数据来源同上一小节，并去除同为欧盟成员国这一虚拟变量（因该数据库将欧盟算作一整体）。所用计量模型均为htm。
（1）运输业。结果如表7第一列所示，进出口国家的人均gdp和人口规模和贸易流量正相关，其余变量未发现有显著相关关系。
在货物贸易领域，普遍被认为显著影响货物贸易的因素之一就是运输距离，而在对于运输业的估算中，发现距离对于运输行业贸易流量并无显著影响，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当距离增大时，运输货物的成本上升，产生的成本在服务中恰好计为贸易往来。这表明货物贸易随距离上升而减小，服务贸易并不被此显著影响。鉴于此，应鼓励有能力的运输企业形成规模效应，着力发展远洋或远程国际运输市场。远洋能力自古以来便是一国经济实力之象征，这一情况在今天也未曾改变。
（2）旅游业。结果如表7第二列所示，进口国人均gdp和人口有显著影响，同时语言也是一影响因素。
共同语言对旅游业贸易的影响系数为正这一点符合预期。进口国的人均gdp和人口系数为正（人均gdp显著为正，1%的人口规模扩大伴随7%的进口额增加），表明富裕或人口规模大的国家总是有更多的旅游者，并且消费更多的旅游服务（旅游者至旅游目的国消费的产品和服务计入该国旅游服务出口额，旅游者本国为进口国）。因此，我国致力发展旅游业的地方经济有能力的话应当扩大国际宣传
，努力开拓发达国家旅游市场，并加强地方配套服务，如提供相应语言的标识或翻译服务。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出口国的人均gdp和人口对贸易没有显著影响，但从模型结果来看，和总服务贸易不同的是，这一系数明显为负（总服务贸易中出口国人口系数也为负，但绝对值在0.1之内），这可能表明贫穷和人口密度高的国家对外国旅游者的吸引力相对较弱，人口密度稀的国家（地区）或许更受欢迎（如斐济、马耳他）。
（3）其他商业服务。结果如表7第三列所示，进出口同的人均gdp和出口国人口和贸易流量有正相关关系。
相比其他服务行业而言，这一类商业服务和财富的关系更加接近（包括金融、保险、教育等），人均gdp的正相关系数符合预期。此外，出口国的人口因素可以作以下解释：该类服务和出口国投资环境关系密切。从当今世界局势来看，除非洲地区外，人口规模大的国家往往有更好的投资环境，因此人口（并联系人均gdp）代表了良好的出口环境。研究还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比如在模型中加入表征经济自由或制度的变量，更加全面考察一国该类商业服务的出口能力。
基于以上判断，笔者认为，实行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加强制度建设、改善投资环境等一些列减少贸易壁垒的政策将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非常有利。
四、中国服务贸易潜力：实证分析
本节专门研究我国服务贸易，对上一节模型所得结果进行拓展，在出口和进口两方面，实证了中国对25个主要服务贸易伙伴的出口潜力和进口潜力。
1.出口潜力 对出口贸易潜力的估算，是运用引力模型模拟“理论”或“自然”状态下的潜在出口额，然后将中国的实际出口水平与该模拟值进行比较。若实际值低于模拟值，就称之为“贸易不足”，相反则属于“贸易过度”。
为了考察中国对贸易伙伴的出口潜力，借助于以上构建的引力模型，估算中国对各国的出口量，并考察中国对贸易伙伴国的实际出口量（按2009年数据）与根据模型测算的出口量之间的比值，如果该比值在1左右，说明该模型拟合较好，该比值越小说明贸易潜力越大，反之则说明贸易潜力较小。把中国与25个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数据带入模型，可以算出中国对这25个国家出口贸易量的预测值，然后再用实际值除以预测值，计算结果如表8。
总体而言，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属于“过度贸易”状况，实际值与模拟值的比率的期望值为1.07。对25个国家的出口潜力（实际值/理论值）的排名中，最高为丹麦（2.40），其次为捷克（2.26），最低为挪威（0.08）。
2.进口潜力 与出口潜力估算方法类似，当把中国作为进口国时，可测算中国服务贸易进口潜力，结果如表9。
本文使用2009年数据计算中国服务贸易进口潜力，因为在当年全球贸易下滑严重的背景下中国进口额反而增加，会使所得数据偏大。总体而言，实际值与模拟值的比率的期望值为2.55。进口潜力的排名中，最高为爱尔兰（9.42），其次为丹麦（6.20），最低为斯洛伐克（0.04）（考虑到对进口能力的描述，使用进口潜力这一指标反映现实——进口往往根据需求产生——具有局限，本文关于中国服务贸易进口的讨论侧重关于国别的相对分析。所以采用2009年数据研究进口潜力进行国别比较时并无不妥）。
我们注意到，美国进口潜力比值在4.27，排名第四。如前所述，美国作为高端服务业的代表同家，和中国在服务领域的密切经济关系说明我同对于高端技术的需求非常大（法国和英国分别排第五和第六）。同时，与日本的潜力比值也上升至进口排名的第十四，但仍为1.15，表明进口自日本的服务仍有很大潜力。
五、结语与建议
将实际出口额与预测出口额相比较，再依据两者的吻合程度把2009年中国与25位贸易伙伴分为3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潜力再造型。实际值与预测值的比例大于1.20则属于此种类型，这类贸易伙伴与之扩大贸易规模的潜力，按模型分析已经用完。与该类贸易伙伴进一步发展贸易关系的主要思路是在保持现有积极因素的同时，改善出口商品的结构并发展培育其他促进贸易发展的因素。属于这种类型的贸易伙伴有丹麦、捷克、芬兰、韩国和荷兰共计5个国家，巩固这些市场对我国的外贸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如果作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与这类型中的某些贸易伙伴还有与之扩大贸易规模的可能，比如芬兰，虽然实际出口是预测出口额的1.86倍，但与贸易条件类似的丹麦（2.40）相比，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这也说明芬兰是一个具有潜力的市场。我国服务出口潜力最大的贸易伙伴前3名中有两个是北欧国家，而排名最后的挪威也是北欧国家，这一差异值得引起重视，探究其原因可能是日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第二种类型是潜力开拓型，以实际值与预测值比例在1.20到0.80之间。中国对这些贸易伙伴出口贸易的潜力尚未充分发挥，还有一定的扩大出口贸易的空间。与该类贸易伙伴进一步发展贸易关系的思路主要是借鉴处理与第一类贸易伙伴关系的做法，同时注意开拓促进出口贸易发展的因素。属于此类的贸易伙伴有法国、瑞典、爱沙尼亚、希腊、匈牙利、爱尔兰、西班牙和美国8个国家
通过比较发现，美国也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美国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作为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从事的第三产业主要是高新技术和创意产业，而我国在劳动密集型的服务行业占有比较优势，因此我国与美国的贸易结构存在很大互补性，应该更容易开展对外贸易。但通过测算可知，我国与美国的实际值与预测值的比例仅为0.81，其中原因值得深思。
第三种类型是潜力巨大型，实际值与预测值小于或等于0.80。按模型分析，这种贸易伙伴与之扩大贸易规模的现有潜力非常大，有英国、意大利、日本等12个国家。其中，中国与挪威的贸易水平是25个贸易伙伴中最低的一个，实际出口额只有预测出口额的0.08。中国与这类贸易伙伴之间一般存在较严重的贸易壁垒，与之进一步发展贸易关系的主要思路在于尽快排除贸易发展的障碍。
同时注意到，日本作为贸易伙伴也在第三类中，日本是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又是我国在东亚地区的近邻，它与我国的经济关系应当不亚于我国与美国的经济关系，但是测算比例仅为0.56，潜力巨大。
在进口方面，美国进口潜力比值在4.27，排名第四。美国作为高端服务业的代表国家，和中国在服务领域的密切经济关系说明我国对于高端技术的需求非常大（法国和英国分别排第五和第六）；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出口水平排名靠前的地区也同时是世界主要旅游国，这与我国境外旅游、消费和教育需求近几年不断增长有关，同时部分解释了我国进口水平高于出口水平，且未明显受金融危机影响这一情况。此外，与日本的潜力比值由出口排名的第十九也上升至进口排名的第十四，表明我国对日本的进口比对其出口扮演更重要角色。
综上所述，我国服务贸易的主要对象集中于美国、日本、韩国、欧盟等。进出日市场的过度集中会给出口贸易的健康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出口市场的过度集中还是我国对外贸易持续顺差的重要原因，长时间的贸易顺差会恶化我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关系进而引发贸易摩擦和争端。因此，为了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的健康发展，必须有针对性地改善贸易国别的构成，加强与某些国家或地区的协调配合与经贸合作，努力
关键词：引力模型；服务贸易；贸易潜力；决定因素
中图分类号：F7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12）04-0060-15
服务业是在全球经济中占据比重最大的部门，并且可以预计将持续增长。根据WTO的统计数字，服务业约占世界GDP的2/3左右；在工业化国家中，一半以上的就业来自于服务业。基于服务业的服务贸易，是将一个国家所具有的服务品生产能力转变为可贸易的“无形商品”或“无形资产”，转变为贸易的价值形态，以获得增值价值的贸易形式，是占用较少资源实现更多财富的贸易途径。
然而，国际贸易中服务贸易的比重明显滞后。WTO估计，服务仅占全球贸易流量的20%左右。尽管因为以下原因——和货物贸易的有形性相比以及考虑到服务与FDI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服务贸易的无形性使得其贸易流量测算具有难度，这个数字可能被低估，但是，与货物贸易之间的差额，仍然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服务业在国际贸易中逐步增长的重要性，导致了1995年《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产生，GATS规定了WTO成员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具有的权利和义务。持续十年之久的多哈回合谈判正被期望进一步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谈判中的若干目标直接指向减少限制服务贸易的壁垒。
国内使用引力模型对贸易流量的研究主要是货物贸易方面，服务贸易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现有成果总结如表1。2009年开始，国内有学者开始使用引力模型研究服务贸易。从以上可以看出，研究对象的采集还是偏重截面数据，从理论角度来说，这一数据样本显得片面，非观测效应在此情况下可能相当显著；其次，使用的方法也以最小二乘法居多，当然，受制于数据来源，使用这一回归方法并无不妥，但为使结果更加可靠，应当使用更为完善的数据和计量模型。本文在以上所述两方面，较之现有研究均有所创新。在其后对模型结果的拓展应用和分析方面时，本文与已有研究虽目标相似，方法和角度均有不同。
一、服务贸易影响因素及中国服务贸易现状
关于服务贸易的研究大多使用定性方法，本文也从这一点开始着手，阐述服务贸易中的壁垒及影响因素，随后从若干角度对我国服务贸易进行比较分析，分别是进出口及行业比较、国别比较、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对比，为进一步定性分析寻找立足点。
（一）服务贸易影响因素
近年来，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在货物贸易的促进中作用显著，许多货物得以自由贸易，但鲜有提及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于自由贸易区和服务贸易之间的相关性将在后文阐述。在向WTO通报的自由贸易区中，欧盟在2000年便明确提出制定减少服务贸易壁垒的政策，截至2010年，服务业已占其全部经济活动70%（European，2010），其在服务贸易自由化前进中的步伐显著。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直接考量存在于欧盟内部的服务贸易壁垒更具有效性。
欧盟委员会在2002年调查了欧盟内部市场中服务贸易壁垒（2002），结果显示，立法约束已替代物质和技术成为欧盟内部服务贸易的最大障碍。除了文化和语言障碍在特定国家间的障碍，立法约束在欧盟15国（2002年）间非常普遍：建立障碍（资格审查或要求）、输入使用限制（对工人的雇佣和设备的使用）、服务推广障碍（商业通信控制）、销售障碍（立法约束和价格管控）和售后服务要求。看上去这些限制大部分对应于Hoekman和Braga的4种分类。在大多数行业或者国家中，服务供应商面对来自无论进口国或出口国的监管时，“原产地规则”（Rule of Origin）或者“目的地规则”并不管用。总之，欧盟认为目前在对待服务供应商时存在强烈的国别偏见，对于贸易壁垒的进一步削减仍然任重道远。
（二）中国服务贸易现状
1.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对比 2009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2884.96亿元，比上年下降5.73%，这主要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当年全球贸易均有下滑。具体到进出口额我们发现，造成这一下降的全部原因在于出口下滑，进口额反而有所上升。这一变化也恰好造成了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差额在2009年飞速上升，总体而言，此前10年进出口差额稳中有升，大致保持平稳。
将造成2009年服务贸易巨大逆差的原因深入至分部门层次探讨，发现传统和新兴服务贸易部门在2009年表现显著不同。对比2008年和2009年数据，两个传统服务贸易部门运输和旅游逆差扩大或由顺差转为逆差。而在其他服务贸易部门，虽然总体也呈现贸易逆差，但是较2008年逆差额甚至由43.2亿美元降至214.8亿美元。可见，金融危机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影响主要在出口方面，且传统部门受影响尤其大，而新兴服务贸易部门则表现出了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2.服务贸易主要经济体国别比较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服务贸易水平进入世界前列。根据世界贸易组织2009年的数据，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排名分别为第四、第五位，占比分别为5.0%、3.8%。但是对比我国2009年货物贸易进口第二、出口第一不难发现，服务贸易显然滞后。世界服务贸易的85%以上集中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美国、德国和英国是排名前三的服务贸易经济体。与货物贸易类似，服务贸易中也存在传统部门和高技术、高投入的部门，但不同的是服务贸易中的新兴部门包含更多的附加值，并且其生产具有环保、高效、可再生等特点，发达国家对其非常重视。
无论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都是一国外向经济能力的重要指标，从表3世界主要经济体贸易结构来看，我国服务贸易仅占11.5%，货物贸易达到88.5%，对外经济中对货物贸易依赖程度最大。
3.我国货物和服务贸易对比 对货物贸易的过度依赖值得深思。我国货物贸易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飞速发展，服务贸易虽然也于大致相当的时间内进入高速发展，但两者差额却在越拉越大。1994年之前，我国服务贸易相对货物贸易而言增长更快，这一形势在随后迅速转变；1995年，货物贸易出口额1281.1亿美元，服务贸易出口191.3亿美元，两者比值6.69，而到2009年这一比值已扩大到9.29，最高曾在2006年达到10.54。进口方面这一比值同样由5.78升至6.00，最高达7.49。
从图2～图5进出口增长率对比发现，除最近3年，货物贸易增长率一般高于服务贸易增长率。服务贸易在1995～2005年之间的滞后发展，导致和货物贸易差额的急速扩大，使得我国对外经济中货物贸易依赖程度过高。如前所述，服务贸易中的高附加值和高技术更有利于一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模型与数据说明
引力方程用于货物贸易估算已无异议，而当服务贸易采用与货物贸易类似的统计口径时，模型应当是有效的，并有坚固的理论基础。鉴于服务贸易的特殊性质，设置若干解释变量，使方程更加适用。对于可能产生的非观测效应的处理，采用若干种回归模型比对分析，以尽量减少此类影响。找出最优模型后，将进一步应用于分行业统计。
因变量Mijt代表j国从i国在时间t时进口的服务流量，其来源为OECD数据库，包含34个OECD国家及其贸易伙伴，总共60个国家12年间（1999-2010）的服务贸易流量数据。引力模型在5个方面进行了估计，分别是总服务贸易流量、运输服务、旅行服务、政府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
解释变量共8个，包含5个连续变量和3个假设变量。在关于引力模型的研究中，一般把GDP、人均GDP、人口作为描述国家特性的变量。显然，此3个变量由于多重共线性的原因，不会同时出现。本文选取的是后两者——人均GDP和人口。当一国较富裕时，自然倾向于消费更多的服务，而较之于GDP，人均GDP更加与此相关。选择人口而非GDP同样有助于模型结果的解释。
5个连续变量中的前两个分别是出口国和进口国在时间t的人均GDP，系数B1和B2预期为正。如前所述，较富裕的进口国很有可能显示对服务的更多需求，无论相应的供给来自国内或进口，而较富裕的国家同样被认为有能力生产更多的服务以供出口。
出口国和进口国在时间t时人口解释变量的系数，预期正负皆有可能。在关于货物贸易的研究中，出口国或许因为人口规模变大而减少出口，也或者因为达到规模经济，在人口增长时出口更多的货物。对于进口国同样可能有如此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一般对于货物贸易来讲，距离作为解释变量时其前的系数为负，但距离对于服务贸易的影响可能并不如此。不同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商品未必需要从一国运输至另一国，当然在某些时候需要人员的流动，但在其他时候可能仅需要通讯联系。所以，距离在引力模型中的作用可能降低，甚至不显著。
本文所使用的距离度量方法，为引力模型中的标准法，即测算两国首都之间的距离，这存在几个明显的问题：一是它假设海运、陆运或空运无差别；二是首都未必是一国的经济中心或者某些国家可能有数个经济中心。为克服以上问题，度量距离的其他方法已被运用于研究中，如贸易加权距离法（trade-weighted distances）和相对于所有贸易伙伴的距离测量法。但是，考虑到距离和服务贸易流量未必相关，本文依然使用标准距离法。
最后3个虚拟变量，分别用于描述进口国和出口国之间是否有共同国界、是否使用同一种语言、是否同为欧盟成员国。此三变量前的系数均预期为正。此外，θ1作为年份变量用来控制任何时间趋势对数据的影响。
在货物贸易中，语言就被认为是影响贸易流量的变量，对于服务贸易，预期语言的影响会更加重要，毕竟共同语言下交换服务变得很容易。共同的语言还应当被认为包含了国家之间相似的文化或体制等方面特征。
最后一个变量用于描述两国是否同为欧盟成员国。在研究货物贸易的引力模型中，这一变量往往用两国是否为自由贸易区替代，但如前所述，此情况可能并不适用于本文。大多数自由贸易区致力于减少货物贸易壁垒，而对服务贸易鲜有提及。本文中仅考虑的自由贸易区为欧盟，但即使在欧盟内部，服务贸易自由化依然阻力巨大。
2.数据来源
（1）服务贸易进口额。本文搜集自经合组织（OECD）数据库——International Trade and Balance of Payments—Trade in Services。该库提供了34个OECD成员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在原始数据库中有上万个体（进口一出口国家对），但与非经合组织国家间的贸易数据大量缺失或者时常间断。由于已记录2010年。贸易数据的个体覆盖面不足1/3，且部分数据明显异常（根据预估所得），所以本文截取时间跨度为2002年至2009年。剔除重复及丢失数据后，选取包含69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数据，共915个个体，综合8年共7 321个观测值。
（2）分类别服务贸易数据来自WTO的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数据库。
（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及人口。人均GDP以美元计，来自世界银行的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
（4）距离。收集相应国家间首都的距离，以公里计，使用Distance Calculator Between Cities（http：//www.maperow.info/）。
（5）虚拟变量。边界虚拟变量以1表示两国之间有共同边界，其余计为0，共有60个国家相邻。欧盟虚拟变量以某年度两国均为欧盟成员国时作为1，其余为0。语言虚拟变量对于使用官方语言中含相同语言的个体设为1，其余为0，共有65个个体此参数为1。
解释变量的综合统计情况见表4。
为检验模型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Spearman秩相关系数检验结果见表5。
结果显示除距离及欧盟虚拟变量相关系数在0.54（考虑到数据中经合组织国家及欧洲国家为主要统计对象，这一点应算作正常），其余最大相关系数不超过0.34，可以认为无证明多重共线性存在的证据。
三、回归方法与结果
1.回归方法 本文使用数种计量模型，对于总服务贸易流量的计量方法，如表格所示。最初，由于所用的数据是8年混合数据，第一个采用的方法是混合最小二乘法（pooled OLS）。但是，若模型中遗漏了某些解释变量，这些未被观测到的解释变量又对服务贸易流量有重要影响，该影响就被包含在随机误差项中，使得随机误差的方差变动呈现异方差性，从而导致参数估计量不是有效估计量。
使用面板数据处理方法可以有效控制存在于残差中的遗漏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最常用的两种面板模型是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s model）和随机效应模型（randomeffects model）。传统认为，若截距项为各个截面或个体（本文中体现为进口-出口国家对）所特有的固定参数，并且不随时间变化，则模型为FEM；如果截距随机分布则视为REM。然而这一定义并不十分严谨，而且一个非常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地方是似乎固定效应模型中的非观测效应（因遗漏解释变量产生）是随时间不变的，是固定的，而随机效应模型中的非观测效应则不是固定的，而是随时间变化的。
一个逻辑上比较一致和严谨，并且越来越为大家所接受的假设是Mundlak（1978）提出的：不论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都是随机的，都是概括了那些没有观测到的、不随时间而变化的、但影响被解释变量的因素。非观测效应究竟应假设为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关键看这部分不随时间变化的非观测效应对应的因素是否与模型中控制的观测到的解释变量相关，如果这个效应与可观测的解释变量不相关，则这个效应成为随机效应。这也正是Hausman检验所需要检验的假说。
但是，本文中使用FEM会有一个问题。因为存在时不变变量（距离、共同语言、欧盟），它们在使用FEM估计时会被舍弃。一个解决办法是增加一个辅助方程，将时不变变量包含到使用FEM模型估计所得截距项中并进行OLS回归。
以上介绍的3种模型均在本文中使用并进行比较。首先，Breusch-Pagan检验被用于比较REM和pooled OLS估计。结果显示，零假设被拒绝，表明REM优于OLS。其次，考虑到REM和OLS都可能受异方差性和外生解释变量的影响，还需比较REM和FEM的有效性，为此使用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检验系数为5.21，与4自由度下的0.2667水平的卡方临界值5.207相当，所以接受零假设，即随机效应较固定效应效果更优。
Egger（2002）提出用Hausman-Yaylormodel（HTM）作为REM和FEM的替代模型。HTM使用了工具变量法，可以仅从模型内部的数据来消除REM中可能存在的非观测效应和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HTM作为引力模型中的估计方法，已经越来越多地被货物贸易领域使用，而在服务贸易领域仍然鲜有所闻。
HTM中选为外生的工具变量的是时不变变量，包括距离、共同语言和边界。这些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相关并作为其辅助。此外，时不变变量还可以直接在模型中得出结果，这也是优于FEM的所在。
为检验HTM的有效性，过度识别检验（over-identification）被用于比较REM和HTM。检验系数为3.49，小于6自由度下1%水平的卡方分布临界值。所以接受零假设——非观测效应与其余解释变量具有相关性——表明HTM更加有效。所有测试的结果均和预期相符，即HTM不仅是货物贸易时测算引力方程时最恰当的模型，也适用于服务贸易。这一结论对于总服务贸易流量和分类别服务贸易流量同样适用，所以分类别服务贸易的模型重点将集中在HTM上。
在对计量结果进行说明之前，有必要对运用HTM使得系数相对于OLS估计发生的变化做一尝试性解释。在OLS估计中，出门国人均GDP前的系数很有可能因为某些非观测因素和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而被高估，如技术原因或资金存量。同样地，共同边界和共用语言在OLS估计中有较高的显著性水平，很有可能是因为在区域内国家的贸易便利所致（欧洲地区相对范围较小及语言相通性较高）。距离因素在OLS估计中被认为具有明显的负相关性，而使用HTM控制非观测效应后则变为不相关，这可能是由于很多国家的不同体制所致。
2.结果：总服务贸易 结果如表6所列，当采用pooled OLS回归时，所有变量均显著相关，并且它们的系数正负均如通过货物贸易标准引力模型预期的那样。进口国和出口国的人均GDP、共同语言、边界、同为欧盟成员国均正面影响贸易流量，而人口变量则显示越大的国家生产更多的服务产品，同时对服务的进口需求也越多，距离是唯一一个与贸易流量负相关的变量。
在HTM中，仍然显著有意义的变量是进出口围的人均GDP、进口国人口以及同为欧盟成员国。如上文所述，HTM是所有统计方法中最适合引力方程的模型，其结果表明服务贸易中若干有趣的结论。
首先，人口在进口国比人均GDP更决定其需要消费的服务，1%的人口增长伴随着2%的服务进口增加，同时1%的人均GDP增长导致1.1%的服务进口增加。这可以被理解为规模越大的国家消费更多的服务，同时其国民更富裕时也需要更多的进口服务。但在出口国这一情况并不完全一样，富裕的国家有能力生产更多的服务并且出口，但是它的规模并不影响其出口，表明规模经济在服务贸易出口中未必有效。这一结论显然与强调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的古典贸易理论并不兼容。虽然如此，但引力模型中考虑的若干因素，的确可以有力解释古典贸易理论中一些与服务贸易现实不符的现象，这为服务贸易理论研究提供新的切入点，比如，能否将古典贸易理论与引力模型结合研究经济规模大的国家之间贸易互补性是否更强？
第二，同为欧盟成员国是除此之外唯一显著相关的变量。这表明欧盟在致力于内部服务贸易自由化方面已取得若干成效？正如大部分货物贸易研究中自由贸易区的积极作用。但遗憾的是如前所述，这一结论难以推广至其余自由贸易区。
第三，距离和共同边界变量在HTM中并不非常显著。尽管如此，在10%显著性水平上，空间距离的阻隔作用依然存在，影响系数为-0.4，较OLS和REM有所减弱。使用引力模型对货物贸易的研究中，这一系数一般在-0.953和-0.76之间，通常的解释是，空间距离代表运输成本、信息交流和文化差异，从而距离越大越限制贸易往来。而通过本文的研究表明，这一强烈的约束因素对于服务贸易可能的影响较小，货物是因为服务产品的本性使其对于物理距离或者实际边界的要求较小，和预期相符。
最后，共同语言和服务贸易流量并不表示出相关性。这可能是由于全球化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掌握其他国家的语言。特别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语言和文化的交流一向和经济交流同步发展，而服务贸易往往注定要依赖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这也表明文化或者相关因素对服务贸易的阻碍作用没有预期强烈，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服务在贸易中的比重有上升的空间并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
3.分行业计量 不仅在我国，世界范围内，传统服务贸易（运输和旅游）占比有下降趋势，而新兴服务部门比重逐渐上升。21世纪的服务贸易早已不同于以往，虽同为服务贸易，贸易方式各有特点，影响因素也必然不同。因此，本小节采用上述模型，将服务贸易分为3类进行回归统计，分别为运输业、旅游业和其他所有商业服务。数据采用自WTO数据库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2007～2009），样本数分别为56、66、72个，包括2006～2008年三年间贸易流量数据。其余数据来源同上一小节，并去除同为欧盟成员国这一虚拟变量（因该数据库将欧盟算作一整体）。所用计量模型均为HTM。
（1）运输业。结果如表7第一列所示，进出口国家的人均GDP和人口规模和贸易流量正相关，其余变量未发现有显著相关关系。
在货物贸易领域，普遍被认为显著影响货物贸易的因素之一就是运输距离，而在对于运输业的估算中，发现距离对于运输行业贸易流量并无显著影响，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当距离增大时，运输货物的成本上升，产生的成本在服务中恰好计为贸易往来。这表明货物贸易随距离上升而减小，服务贸易并不被此显著影响。鉴于此，应鼓励有能力的运输企业形成规模效应，着力发展远洋或远程国际运输市场。远洋能力自古以来便是一国经济实力之象征，这一情况在今天也未曾改变。
（2）旅游业。结果如表7第二列所示，进口国人均GDP和人口有显著影响，同时语言也是一影响因素。
共同语言对旅游业贸易的影响系数为正这一点符合预期。进口国的人均GDP和人口系数为正（人均GDP显著为正，1%的人口规模扩大伴随7%的进口额增加），表明富裕或人口规模大的国家总是有更多的旅游者，并且消费更多的旅游服务（旅游者至旅游目的国消费的产品和服务计入该国旅游服务出口额，旅游者本国为进口国）。因此，我国致力发展旅游业的地方经济有能力的话应当扩大国际宣传，努力开拓发达国家旅游市场，并加强地方配套服务，如提供相应语言的标识或翻译服务。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出口国的人均GDP和人口对贸易没有显著影响，但从模型结果来看，和总服务贸易不同的是，这一系数明显为负（总服务贸易中出口国人口系数也为负，但绝对值在0.1之内），这可能表明贫穷和人口密度高的国家对外国旅游者的吸引力相对较弱，人口密度稀的国家（地区）或许更受欢迎（如斐济、马耳他）。
（3）其他商业服务。结果如表7第三列所示，进出口同的人均GDP和出口国人口和贸易流量有正相关关系。
相比其他服务行业而言，这一类商业服务和财富的关系更加接近（包括金融、保险、教育等），人均GDP的正相关系数符合预期。此外，出口国的人口因素可以作以下解释：该类服务和出口国投资环境关系密切。从当今世界局势来看，除非洲地区外，人口规模大的国家往往有更好的投资环境，因此人口（并联系人均GDP）代表了良好的出口环境。研究还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比如在模型中加入表征经济自由或制度的变量，更加全面考察一国该类商业服务的出口能力。
基于以上判断，笔者认为，实行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加强制度建设、改善投资环境等一些列减少贸易壁垒的政策将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非常有利。
四、中国服务贸易潜力：实证分析
本节专门研究我国服务贸易，对上一节模型所得结果进行拓展，在出口和进口两方面，实证了中国对25个主要服务贸易伙伴的出口潜力和进口潜力。
1.出口潜力 对出口贸易潜力的估算，是运用引力模型模拟“理论”或“自然”状态下的潜在出口额，然后将中国的实际出口水平与该模拟值进行比较。若实际值低于模拟值，就称之为“贸易不足”，相反则属于“贸易过度”。
为了考察中国对贸易伙伴的出口潜力，借助于以上构建的引力模型，估算中国对各国的出口量，并考察中国对贸易伙伴国的实际出口量（按2009年数据）与根据模型测算的出口量之间的比值，如果该比值在1左右，说明该模型拟合较好，该比值越小说明贸易潜力越大，反之则说明贸易潜力较小。把中国与25个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数据带入模型，可以算出中国对这25个国家出口贸易量的预测值，然后再用实际值除以预测值，计算结果如表8。
总体而言，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属于“过度贸易”状况，实际值与模拟值的比率的期望值为1.07。对25个国家的出口潜力（实际值/理论值）的排名中，最高为丹麦（2.40），其次为捷克（2.26），最低为挪威（0.08）。
2.进口潜力 与出口潜力估算方法类似，当把中国作为进口国时，可测算中国服务贸易进口潜力，结果如表9。
本文使用2009年数据计算中国服务贸易进口潜力，因为在当年全球贸易下滑严重的背景下中国进口额反而增加，会使所得数据偏大。总体而言，实际值与模拟值的比率的期望值为2.55。进口潜力的排名中，最高为爱尔兰（9.42），其次为丹麦（6.20），最低为斯洛伐克（0.04）（考虑到对进口能力的描述，使用进口潜力这一指标反映现实——进口往往根据需求产生——具有局限，本文关于中国服务贸易进口的讨论侧重关于国别的相对分析。所以采用2009年数据研究进口潜力进行国别比较时并无不妥）。
我们注意到，美国进口潜力比值在4.27，排名第四。如前所述，美国作为高端服务业的代表同家，和中国在服务领域的密切经济关系说明我同对于高端技术的需求非常大（法国和英国分别排第五和第六）。同时，与日本的潜力比值也上升至进口排名的第十四，但仍为1.15，表明进口自日本的服务仍有很大潜力。
五、结语与建议
将实际出口额与预测出口额相比较，再依据两者的吻合程度把2009年中国与25位贸易伙伴分为3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潜力再造型。实际值与预测值的比例大于1.20则属于此种类型，这类贸易伙伴与之扩大贸易规模的潜力，按模型分析已经用完。与该类贸易伙伴进一步发展贸易关系的主要思路是在保持现有积极因素的同时，改善出口商品的结构并发展培育其他促进贸易发展的因素。属于这种类型的贸易伙伴有丹麦、捷克、芬兰、韩国和荷兰共计5个国家，巩固这些市场对我国的外贸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如果作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与这类型中的某些贸易伙伴还有与之扩大贸易规模的可能，比如芬兰，虽然实际出口是预测出口额的1.86倍，但与贸易条件类似的丹麦（2.40）相比，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这也说明芬兰是一个具有潜力的市场。我国服务出口潜力最大的贸易伙伴前3名中有两个是北欧国家，而排名最后的挪威也是北欧国家，这一差异值得引起重视，探究其原因可能是日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第二种类型是潜力开拓型，以实际值与预测值比例在1.20到0.80之间。中国对这些贸易伙伴出口贸易的潜力尚未充分发挥，还有一定的扩大出口贸易的空间。与该类贸易伙伴进一步发展贸易关系的思路主要是借鉴处理与第一类贸易伙伴关系的做法，同时注意开拓促进出口贸易发展的因素。属于此类的贸易伙伴有法国、瑞典、爱沙尼亚、希腊、匈牙利、爱尔兰、西班牙和美国8个国家
通过比较发现，美国也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美国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作为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从事的第三产业主要是高新技术和创意产业，而我国在劳动密集型的服务行业占有比较优势，因此我国与美国的贸易结构存在很大互补性，应该更容易开展对外贸易。但通过测算可知，我国与美国的实际值与预测值的比例仅为0.81，其中原因值得深思。
第三种类型是潜力巨大型，实际值与预测值小于或等于0.80。按模型分析，这种贸易伙伴与之扩大贸易规模的现有潜力非常大，有英国、意大利、日本等12个国家。其中，中国与挪威的贸易水平是25个贸易伙伴中最低的一个，实际出口额只有预测出口额的0.08。中国与这类贸易伙伴之间一般存在较严重的贸易壁垒，与之进一步发展贸易关系的主要思路在于尽快排除贸易发展的障碍。
同时注意到，日本作为贸易伙伴也在第三类中，日本是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又是我国在东亚地区的近邻，它与我国的经济关系应当不亚于我国与美国的经济关系，但是测算比例仅为0.56，潜力巨大。
在进口方面，美国进口潜力比值在4.27，排名第四。美国作为高端服务业的代表国家，和中国在服务领域的密切经济关系说明我国对于高端技术的需求非常大（法国和英国分别排第五和第六）；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出口水平排名靠前的地区也同时是世界主要旅游国，这与我国境外旅游、消费和教育需求近几年不断增长有关，同时部分解释了我国进口水平高于出口水平，且未明显受金融危机影响这一情况。此外，与日本的潜力比值由出口排名的第十九也上升至进口排名的第十四，表明我国对日本的进口比对其出口扮演更重要角色。
随着全球文化贸易规模的增大，文化贸易的集中度也逐步提高，一个国家的文化生产能力，与其资本运作能力、科技创新能力、外贸依存度相关联。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综合实力越是强盛，发展文化产业的基础也越雄厚。
一、我国对外文化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
1、从对外文化服务的特征看
（1）文化服务的生产和消费的不可分离性决定其具有规模效益的可能性较小，要求提供者具有一定的经营管理与专业素质优势。文化服务具有不可分离性，其生产和消费是同时进行的，不可能像货物贸易那样集中生产实现规模效益，很多文化服务是在很大区域内为消费者分别设置很多进入点，实现规模效益的可能性小。文化服务业要具有规模优势，只能靠无形资产和管理资源的规模使用，如社会化经营和一体化经营。
（2）文化服务的不稳定性要求提供者具有人员素质、管理、创新和差异化等优势。文化服务具有不稳定性，其质量难以标准化，因此，文化服务具有很强的潜在可变性。通过重构文化服务的行为、加强管理和对人员的培训，将服务的生产过程简化和标准化，就要求文化提供者具有人员培训和管理方面的优势。且文化服务的可变性为提供个性化服务提供了机遇，通过向消费者提供多种选择，突出其特色，使之成为一种竞争优势，创新和差异化优势在此显得尤为重要。
2、从文化服务的要素密集度看
按照传统的要素密集度划分，可将文化服务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1）劳动密集型，指主要靠人直接提供的服务，如对外演出、会议服务等。劳动密集型货物贸易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成本，而此类型文化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侧重于劳动力的素质。（2）资本密集型，指主要靠设施提供的服务，如图书馆、博物馆的服务。同类型货物贸易的比较优势在于资本，而此类型文化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除了指有形的设备外，还包括人力资本因素。（3）技术密集型，指主要靠信息技术提供的服务，如咨询、软件。该类型货物贸易的比较优势在于货物的技术含量，文化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更侧重于研究开发、培训教育等。
二、将对外文化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1、对外文化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是动态的。传统的比较优势是由要素禀赋和交易条件决定的静态优势，但不是一成不变的，随时间的推移，旧的比较优势将逐渐被新的比较优势取代。尤其是文化服务贸易，其比较优势以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源为基础。人是文化的主体，人的变化会引起文化的变化。二者是互动的关系。可以说，我国对外文化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是短期的，欲赢得长期发展，须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2、在对外文化服务贸易中难以通过成本计算来肯定比较优势。文化是一种无形的产业，且各国文化不同，很难按相同标准通过成本计算而确定。同时，对外文化服务贸易中出现的大量限制，如外国政府对我国文化服务施加的特别管制和市场干预、拒绝开放某些文化服务领域等，使文化服务产品的比较优势更难以计算，影响到比较优势的发挥。如韩国对境外的文化产品采取了严格的自我保护措施，从而影响了我国对韩国的文化服务贸易。
因此，认清我国对外文化服务贸易现有的比较优势，并将其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形成真正的竞争力。
三、培育对外文化服务贸易竞争优势
1、创作和研发大批既代表我国民族文化、又为国际文化市场所欢迎、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秀产品。我国传承了5000年的文化脉络，文化积淀极为深厚，获得了世界的尊重。但许多文化资源与遗产还不能直接变成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品。我国文化工作者，要根据国际主流文化市场的需求，在深入发掘的基础上再创造。
关键词：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7852.68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6.44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6-100-03
一、引言
近年来，国际服务贸易在发达国家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成为了国际贸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新兴的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在整个服务贸易中比重的变化尤为显著。以日本为例，2011年，日本的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额占其总服务贸易出口额的65.4%，进口占53.7%，已经超过了旅游和交通运输业。这从日本动漫的快速发展和极大的出口量可见一斑，2010年日本动漫产业的输出量占世界动漫总出口量的60%。而发展中国家对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的重视程度不够，再加上自身科学技术的相对落后，使得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知识型服务贸易出口中仅占微小的比重。中国在近几年知识型服务行业的进出口增速已经超过了传统的服务行业，尽管如此，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知识型服务行业已成为了当代国际服务贸易的增长点，随着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开启，中国有必要认清其在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方面与日本——最亲密的贸易伙伴之间的差距，以便改善现存的不足和缺陷，本文拟就中日两国的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竞争力进行比较研究，然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中日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现状
（一）行业分类说明
本文采用世贸组织WTO对服务贸易的分类方法，知识密集型服务作为第三大类服务贸易与传统服务贸易运输服务、旅游服务并列，定义为其他商务服务，共包括通讯服务、建筑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电脑和信息服务、版税和特许费，其他商业服务以及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八类。
（二）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据UNCTAD数据资料统计来看，近年来，中国在知识密集型服务方面有比较显著的进步，从出口来看，其出口份额最近几年甚至已经超过了两大传统服务贸易的份额。在2002年，八类知识型服务贸易出口额仅为13276百万美元，到了2012年，增长到99844百万美元，翻了8倍，占中国服务贸易总出口额的52.3%，2011年占53.8%。其中，其他商务服务这一类服务出口额所占比例最大，约为78%，主要包括商业贸易相关服务、租借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服务、广告服务、咨询服务、研发投入等。其次是建筑业服务，约占了10%。
从进口来看，中国在保险业、金融业和其他商务服务三方面有较大进口额，其加总额占知识密集型服务总进口额的88%左右，这也间接说明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巨大逆差。2002-2010年，中国在知识型服务贸易方面始终存在着逆差，之后情况得到改善，进出口额相对持平，逆差不复存在。但在保险业、金融业及版税和许可费这三方面仍存在巨大逆差，如2012年，中国版税和许可费服务进口额为17692.44百万美元，出口额仅为748.39百万美元。由此看见，中国的知识型服务贸易总体有所改善，但在某些行业仍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
（三）日本知识密集型服务发展现状
2005年以来，日本知识贸易一直保持着顺差态势。其中，在金融业和版税和许可费服务方面尤为显著，如2012年版税和许可费的顺差达到了11880百万美元，是进口额的1/2，且顺差呈现出了逐年扩大的趋势。
与中国相比，日本无论在进口还是出口方面的贸易额都非常巨大，说明其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活动比较频繁。2012年日本知识型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均在900000百万美元左右，与中国相当。但考虑到中日人口密度等差异，这是一个极大的数字了，其在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方面的优势不言而喻。
三、中日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竞争力比较分析
（一）数据说明
本文的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分类别的进出口额以及总进出口额数据均来自UNCTAD网站，计算时按照世贸组织WTO的标准剔除了“其他没有包括的政府服务”这一类，剩下八类服务，选取2002—2012年这一期间段进行分析研究。
（二）贸易竞争力指标的选取
1.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
该指数是美国经济学家贝拉·巴拉萨（Balassa Bela）于1965年测算部分国际贸易优势时采用的一种方法，他认为国家在某产业或产品在该国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与世界贸易中该产品占总贸易额的份额之比来表示：RCA=（Xij /Xj）/ （Xiw / Xw）。其中，Xij 表示j国i种服务的出口额，Xj 表示j国所有货物和服务的出口额；Xiw 表示世界i种服务的出口额，Xw 则表示世界所有货物和服务的出口总额。这一指标剔除了国家总量波动和世界总量波动的影响，能够较好地反映一国产品的相对优势。一般地，若RCA>1，则表示该服务具有比较优势，若RCA
2.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C） 。
该指数表示一国进出口贸易的差额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用公式表示为： TC = （ Xit- Mit） / （ Xit + Mit） 。在公式中，X、M 分别表示出口额和进口额，i 表示某一国家或某一产业、某一产品。它是行业国际竞争力分析的一种有力工具，能够反映本国生产的一种产品相对世界市场上供应的他国同种产品来说是否具有竞争优势。TC 指数综合考虑了进口与出口两个因素，能够反映一国某一产业部门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是否具有竞争优势。若TC>0，表示该国该种产品的生产效率高于国际水平，具有贸易竞争优势，数值越大，优势越大。反之，如果TC
（三）实证分析
1.RCA指数。
为了比较直接地比较中日两国知识型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本文计算出中日的相对RCA指数，即：（Xi日本/X日本）/（Xi中国/X中国），当相对RCA>1时，则表示日本具有比较优势，若RCA
计算结果显示，日本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相对于中国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2002-2012年中日总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指数大于2（见表1），尽管在近几年RCA指数有所下降，但比例微乎其微，日本在知识型服务贸易出口方面仍具有比较优势。
纵向对比来看，日本在金融服务、版税和特许费服务这两方面具有极强的竞争力，相对RCA指数高达几十倍，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特别是版税和特许费，在2006年甚至达到了142.4。其次是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尽管中间有几个年份RCA指数小于1，但比较优势地位仍比较明显，平均为2.7左右。其余的相差不远。
横向对比来看，建筑服务、金融服务、电脑信息服务及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这四类的相对RCA指数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了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其中，电脑和信息服务行业的相对RCA指数甚至跨过了比较优势的分水岭，从2002年的1.42降至2012年的0.23，先前的比较优势不复存在，转化为比较劣势的服务行业，这可能与近一些年中国IT行业的崛起和如火如荼的发展有关。金融服务尽管降幅最大，从2002年的48.6降至2012年的8.5，但比较优势仍存在。文化和娱乐服务的降幅次之，近几年稳定在2以上。在其余的四类服务中，除版税和特许费呈现了显著的螺旋式上升趋势外，余下的上下波动，比较稳定。
综上所述，中日知识贸易之间的巨大差距仍然存在，并且这种差距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中国的知识型服务贸易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2、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C。
TC指数的计算结果基本与RCA指数相同，以下选取其中比较显著的几个方面加以说明。首先是版税和特许费方面，2002-2012年，中国的平均TC指数小于负的0.9，接近于-1，说明中国的版税和特许费服务的国际竞争力完全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有极大的竞争劣势；而日本的TC指数基本是正值，竞争力远远高于中国水平，且呈现了逐年上升的趋势，这也预示了中日之间的竞争力差距在逐年扩大，与上述的RCA指数结论基本一致。
金融服务方面，2002-2012年，中国的TC指数总体趋势逐渐增加，2011年和2012年甚至出现了正值，说明中国金融服务行业的竞争力水平差不多已经达到了国际平均水平；日本在这期间则在走下坡路，虽然其竞争力还是大于中国的水平，但差距明显缩小了，这验证了中日相对RCA指数逐年下降趋势的现象。
另一个比较显著的行业就是电脑和信息服务，上述的中日相对RCA指数分析中已经得出日本在电脑和信息行业逐渐失去了比较优势的结论，那么两国的TC指数是否如此呢？计算得中国的TC指数逐年增加，2012年已达到了0.53，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而日本一直是负值，逐年减小，处于比较劣势的地位。
四、对策与建议
基于以上中日之间的比较分析以及中国知识型服务贸易业的现状，再通过相关研究和文献的研读，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对我国 FDI 的产业流向加以引导，改善产业分布不均衡状况
FDI 的偏向性流入导致其对我国的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提升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那么，就应该对我国 FDI 的产业流向加以引导，适当的控制第二产业的FDI 流入，扩大第三产业的引资力度。首先要扩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度，创建良好的引资环境。如科学合理地开放国内服务市场，建立统一规范的市场准入制度，加快服务业国际化的步伐，规范市场秩序等等。我国还应该抓住近年来美国等发达国家将新兴服务转移至发展中国家的大好时机，如政府可以通过出台优惠的政策措施吸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FDI。
（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中国在版税和许可费服务方面存在着巨大的贸易逆差，日本则有较大的贸易顺差，说明中国与日本相比具有极大的比较劣势。在中国，盗版模仿现象层出不穷，屡禁不止。这在经济发展水平还不是很高的时候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则会阻碍经济的增长，特别是在知识密集型服务方面。如在近几年的贸易中，发达国家常以知识产权保护而限制其他国家的服务出口，这不但导致我国在发展知识型服务贸易时经常遭遇国外知识产权保护的压力和自主开发产品的压力，而且将直接影响中国知识型服务的国际竞争力和国家声誉。因此，中国应完善知识产权有关法规。
（三）发展创意文化产业，扩大国际知名度
提起日本，就不得不说日本的动漫产业，现如今，日本俨然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动漫输出国，占60%的比重，2010年，仅仅动漫一块的出口额，就占到了日本出口总额的10%。与之相比，中国在动漫、影视方面总体水平比较低，创新能力不够，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微乎其微，输出额也很小。因此，中国应在文化娱乐产业方面多下功夫。首先，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都要树立起发展创意文化产业的意识，明确其重要性。其次，要树立起自己的品牌突出自身的特色。如中国可以在动漫影视等产业中融入中国国学思想，加入传统文化元素，提升作品的深度，使作品满足大部分消费群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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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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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琴.中美影视服务贸易竞争力差异及原因探讨[J].时代经贸，2012，（15）.
【关键词】 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随着世界各国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知识要素在各国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对各国经济增长有着日益重要的贡献。与此相对应，国际服务贸易的重心也正在从传统的劳动、资源密集型服务贸易向以知识及其运用为核心的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转变。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在国际服务贸易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超过了一半，并且其增长速度也保持着比服务贸易整体更快的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正成为服务贸易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并逐步成为衡量一国外贸竞争力的一项重要指标，越来越受世界各国的重视。
我国在近十几年以来，虽服务贸易也保持着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在扩大，已经成为了服务出口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所占比例还偏低，还主要是一些传统的劳动、资源密集型服务贸易占主导地位，服务贸易在近几年始终处于逆差状态，尤其是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是主要的逆差来源，这表明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还比较缺乏。因此在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优化出口贸易结构，提升贸易竞争力的今天，通过加快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以促进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增强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增长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拟从总量、结构和国际竞争力三方面对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作一国际比较分析，以揭示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所处的国际地位以及存在的问题，为加快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和措施。
一、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相关的概念和统计范畴
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又称知识型服务贸易，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义，钱焱（2001）认为是指以提供各类知识服务为主要标准与交易对象的国际服务贸易；王铁山（2009）认为是指具有较高知识水平和技能的服务提供者通过商业存在或自然人流动等方式向他国境内的消费者提供具有较高知识、技术密集度并具有互动性、创新性的服务产品，并取得相应收入的商业活动。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王铁山（2009）认为一般是指那些技术人力资本投入密度较高、附加值较大，耗能低，具有高知识、高技术、高互动、高创新特点的服务行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这些特点也就决定了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所具有的特点，也正是由于所具有的这些特点，使得它们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成为发达国家的经济支柱行业和国家竞争力的主要来源。
在服务贸易的统计分类上，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将服务分为11类：运输服务、旅游、通讯服务、建筑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电脑和信息服务、版税和特许费、其他商业服务、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其他没有包括的政府服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在经常项目下，把服务贸易的统计分为13类：运输服务、旅游、通讯服务、建筑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电脑和信息服务、版税和特许费、咨询、广告与宣传、电影与音像、其他商业服务、其他没有包括的政府服务。从中可见IMF的统计分类基本与UNCTAD一致。
WTO在《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中将国际服务贸易分为12大类：商业服务、通讯服务、建筑和相关工程服务、分销服务、教育服务、环境服务、金融服务、与健康相关的服务和社会服务、旅游及相关服务、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运输服务、上述以外的其他服务等。但WTO在其国际贸易统计中，基本上采用是UNCTAD的分类方法，只是没有“其他没有包括的政府服务”这一分类，共10类。WTO还在其统计数据库中，将服务分为三类：Transportation（运输）、Travel（旅游）、other commercial services（其他的商业服务）。
我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编制的《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时所采用的服务贸易分类基本上是IMF的方法。本文将采用UNCTAD和WTO的分类方法，将把WTO中“other commercial services（其他的商业服务）”所包含的8类服务：通讯服务、建筑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电脑和信息服务、版税和特许费、其他商业服务（other business services）、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作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它们所发生的贸易为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完整性，以及便于国际比较等方面的原因，本文的数据来源主要采用WTO和UNCTAD统计数据库以及WTO的《国际贸易统计》年度报告1999年以后的数据。
二、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竞争力的国际比较分析
关于贸易国际竞争力，国内外学者大都采用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力指数（Trade Comparative，TC）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s，RCA）、Michaely指数（MI）等工具来衡量，本文选择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力指数（TC）来分析，之所以采用这二大分析工具，是因为它们从不同的角度衡量了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能够将结构发展的不平衡性更加清晰地展示出来。
1、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的国际市场占有率
一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是直接体现总体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因此首先引入国际市场份额，即服务出口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指标来分析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的强弱。其计算公式为：
MSi=Xi/Xwi
其中MSi表示i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Xi表示某国i产品的出口额，XWi表示世界i产品的出口总额。利用这个公式，计算各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整体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和它所包括的8个部门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表1列出了前十名的国家或地区。
从表1、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从整体，还是从分行业来看，在国际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市场上，发达国家都是国际服务贸易的主体，并呈现出以欧美日为主的格局。中国在整体上排名世界第9位，国际市场占有率只有2.0%，远远落后于欧美日，甚至一些比我国要小得多的国家或地区如中国香港、瑞士、新加坡排名都要比我国靠前。从分具体行业来看，排在前三名的国家基本都是欧美日，并且其所占市场份额要比其它国家大的多。建筑服务（4.6%）、保险服务（0.9%）、电脑和信息服务（2.4%）、其他商业服务（4.3%）虽然我国分别位列第5、9、6、5位，但是所占的比例都没有超过5%。通讯服务我国勉强进入全球10强（占1.1%），而金融服务、版税和特许费、个人文化娱乐服务则是我国服务贸易的短板，未能进入全球10强。上述说明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与欧美日相比，差距还十分明显，国际竞争力还比较差，所占的国际市场份额还比较低。
2、贸易竞争力指数（TC指数）分析
贸易竞争力指数（TC指数）反映相对于世界市场上由其他国家所供应的一种产品而言，本国生产的同种产品是处于竞争优势还是劣势以及优劣的程度，是分析行业结构国际竞争力的一种有力工具。其计算公式为：
TCi=（Xi-Mi）（Xi+Mi）
公式中TCi表示第i种商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Xi表示第i种商品的出口额；Mi表示第i种商品的进口额。TCi指数的取值范围为[-1，1]，其值越接近于1，表示一国在该种商品的出口上具有竞争优势；越接近于-1，表示一国在该种商品的出口上竞争力较差。表3是我国和世界知识密集服务贸易排名前十名的整体和分行业的TC指数。
从总体上看，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处于国际竞争的劣势地位，TC指数小于零，只是比韩国的要大，说明中国在整体上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而前几名发达国家或地区，TC指数几乎都大于零。
从分部门来看，8个部门中，中国有一半的TC指数小于零，其中保险服务、金融服务和版税和特许费几乎接近-1，处于极强的弱势地位。即使大于零的部门，其TC指数也是在零附近，处于极弱的优势，说明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部门竞争力普遍不具有比较优势。与发展中国家印度相比，印度还有通讯服务、电脑和信息服务的TC指数远大于零，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从而支撑其整体贸易TC指数大于零。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相比，它们普遍在金融服务部门表现出很强的比较优势，具有很大的TC指数，瑞士这点优为突出，其保险服务和金融服务的TC指数分别达到了0.83和0.80，中国香港在其他商业服务和个人文化娱乐服务贸易上，美国在版税和特许费以及个人文化娱乐服务贸易方面都拥有极强的竞争优势，其TC指数远远大于其他国家或地区。
三、促进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的政策建议
针对以上对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总量、结构和竞争力三个方面的国际比较中所表现出的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以进一步促进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的发展。
1、促进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是提高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总量和竞争力的前提和基础。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在近几年虽然增长很快，但是其贸易额总量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很小，即使是竞争力较强的服务贸易部门，其出口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依然不大。这与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有关。我国服务业还主要是一个运输、旅游、房地产等传统行业占主导地位的产业结构，新兴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如金融、保险、咨询、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特别是专利权使用和特许费服务业发展很落后，结果导致在这些行业的出口竞争力缺乏。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依靠的是知识和技术，因此政府应在发展基础科学、尖端技术和促进科技自主创新、培育高新技术产业等方面进一步提业政策的鼓励和支持。目前我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依然主要还是集中在传统行业，今后政府要进一步调整外商投资优惠政策，引导其投资重心向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转移。
2、加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产业基地（园区）的建设
通过产业基地的建设来推动产业的发展，这是我们在制造业发展过程中被证明的一个有效的办法，因此我们也可以通过类似的方法来加快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政府应根据各地的不同知识型服务发展的特点，通过建立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产业园区，促进知识型服务业集群式发展，以改变各企业分散经营、规模偏小、经营理念落后、管理水平偏低的状况。我国应抓住全球服务业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学习印度在承接计算机软件服务外包的成功经验，积极承接发达国家服务业外包，从而来提高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王铁山，2009）。
3、借鉴国外经验，制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人才发展战略
人才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从而是服务业贸易发展的关键，政府应借鉴印度、韩国、新加坡等培养软件、高科技，影视、网络游戏，国际服务人才的经验，制定知识密集型服务人才发展战略，有步骤地开发、培训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并符合国际标准的新型专门人才。培训的方式可以是通过高等院校和高等职业学校，也可以是私人培训机构等多种渠道（王铁山，2009）。
除此之外，政府还应建立一个高效对外贸易行政管理体制，以便更好地对外贸提供服务支持和促进的功能，加强对WTO和GATS的研究，以便我们的政策在支持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同时又不违背WTO的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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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比较优势原理的合理内核，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及其他基础要素资源的相对优势，通过深入参与国际分工，赢得了制造业和货物贸易的竞争优势。当前，随着我国工业经济逐步向服务经济的转型过渡，服务业必将成为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领域，在继续巩固提升货物贸易竞争优势基础上，大力培育服务贸易竞争新优势，推动建设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双强国，必将是未来我国从经济贸易大国迈向经济贸易强国的战略性任务。服务贸易作为服务业参与国际分工的一种形态，虽然与制造业国际分工有诸多不同，但参与国际分工的诸多原理仍然适用于服务贸易。考察当前我国比较优势的动态变迁，将国际分工理论中的内核运用到服务贸易发展中，对于研究制定服务贸易发展战略与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服务贸易要素密集度结构体现出的竞争优势现状与问题
2014年，我国国际收支口径的国际服务贸易总额为5686亿美元，同比增长近6%;其中出口1853亿美元，同比增长约-10%;服务贸易进口383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约15%;逆差累计1980亿美元。①我国服务贸易是短板，服务贸易逆差年年攀升，国际竞争力与发达国家有明显差距。服务贸易逆差连年增长，表明我国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处于劣势。从具体行业看，我国服务贸易优势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源密集型行业，而技术知识密集型服务、资本密集型服务、环境资源密集型服务，以及与货物贸易紧密相关的服务贸易均呈现逆差，这是当前我国服务贸易领域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客观反映。
人力资源密集型服务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中国服务贸易的优势领域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源密集型服务行业，2013年这一领域的服务贸易顺差达到466亿美元，2014年由于统计口径调整，商务服务差额由正转负，使得这一类服务贸易顺差减少至152亿美元。
建筑业是人力资源密集型产业，这是我国当前的优势领域，随着我国周边基础设施开发计划、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我国对外工程承包带动的建筑服务和劳务输出服务的快速增长趋势是可以期待的，建筑服务的贸易顺差还将进一步增长。2014年建筑服务增长近40%，贸易顺差10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7亿美元。
信息和计算机服务属于技术知识密集型行业，但对于我国的信息和计算机服务出口而言，更多地是利用我国人力资源优势。尤其是近年来快速发展的离岸服务外包，更属于人力资源密集型产业。离岸服务外包作为一种服务业新型国际分工方式，未来的市场前景可观。随着2015年初《国务院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加快发展的意见》的实施，作为信息技术服务外包占主导的我国离岸服务外包，在未来5年将保持不低于20%的速度增长。因此，信息和计算机服务仍是我国的优势领域。2014年信息和计算机服务贸易增长25.6%，贸易顺差26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5亿美元。
咨询服务也是人力资源密集型行业，我国拥有大量相对较低成本的高素质劳动力，因此，有发展咨询服务的优势。同时，咨询服务贸易收支也会受到国内外金融环境的影响，不排除各类企业通过咨询服务贸易收支转移资本的可能。从短期看，随着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美元会有升值预期，加之人民币进入适度宽松周期，国际资本通过咨询服务收支流入我国境内的动能将逐步减弱。因此，咨询服务贸易顺差会有所减少，贸易总额将会保持适度增长。
技术知识、资本、环境密集型服务是竞争劣势领域。技术知识版权密集型服务、资本密集型服务、环境资源密集型服务总体竞争力不足。2013年贸易逆差分别达到190亿美元、5亿美元、769亿美元，2014年逆差分别变化至219亿美元、9亿美元、1136亿美元。
专有权和特许权的转让与许可贸易是技术贸易的一种形式。由于我国对发达国家的技术追赶仍将持续相当长时间，总体上，我国这类服务逆差还会持续一段时期。但随着我国技术实力的增强，技术引进的增长速度会放慢，而技术出口会有所加快。
广告、影视等文化服务属于知识密集型和版权密集型产业。在这方面，我国要素禀赋优势决定了相关产业的竞争力不会太强。但是，随着国内政策支持力度加大，中国文化走出去步伐会逐步加快，这一竞争劣势会逐步得到缓解。
金融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行业。虽然我国是金融大国、外汇储备全球首屈一指，但是，金融业开放度低，体制机制、管理和经营模式、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与先进国家有相当大的差距。
旅游服务是对良好的自然风景、历史文化遗产及良好的生活休闲服务的一种消费。然而，我国目前景区因旅游环境、大气污染等客观因素，加之受国际经济增速回落影响，国外游客消费能力收缩，使得我国入境游市场发展惨淡。同时我国国民收入持续稳步增长，国内旅游社等机构仍然热衷做出境游。目前，我国与其他国家签证制度逐渐便利，总体上旅游服务贸易会保持持续快速增长态势，但入境游将长期滞后于出境游，服务贸易逆差扩大趋势和国际竞争力不足的现实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扭转。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旅游服务贸易包括了教育、医疗等服务，数据有虚高成分。2014年旅游服务贸易增长近20%，贸易逆差为1136亿美元，为第一大逆差来源领域，逆差比上年增长367亿美元。
与货物贸易紧密相关服务的竞争优势远未发挥出来。运输和保险这两类服务与货物贸易紧密相关。虽然我国拥有每年超过4万亿美元货物进出口规模，但是相关的国际运输和国际保险服务却并不掌握在我们手中。这两类服务的竞争力仍然较差，这直接体现在贸易差额上。2014年运输服务和保险服务贸易逆差共758亿美元，仅比上年增长10亿美元。但随着我国货物贸易企业在国际贸易中话语权的提升，将逐步掌握跨境运输和国际保险的权利，这会使我国运输和保险服务贸易逆差迅速扩大的趋势有所缓解。
中国服务贸易的优势和劣势领域在短期内很难改变，我国服务贸易逆差高企的态势短期内也难以扭转。但是，未来一个时期，为实现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支撑中国制造升级换代的目标，就必须大力提升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既要弥补竞争劣势部门的短板，又要巩固优势领域的长处，全面实现我国服务业竞争力的跃升，这是实现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目标的关键。
培育服务贸易竞争新优势应遵循参与国际分工的客观规律
服务贸易是服务产业参与国际分工的具体体现。国际分工的基本原理与合理内核仍然适用于服务产业的国际分工。其中，相对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优势理论等所包涵的生产要素分工思想，以及生产要素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互动，对于筹划服务贸易发展战略与政策显得尤其重要。
我国生产要素优势的动态变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生产要素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随着经济成长而带来的生产要素尤其部分中高级生产要素的积累，使得我国生产要素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劳动力绝对优势在逐步消弥，而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优势正在形成。随着用工成本的上升，我国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模式，中国人口结构出现老龄化趋势，农村富余劳动力减少，人口红利正在消失。然而，我国受过较好教育和职业训练的劳动力占比正在上升，目前新增就业中受到高等教育的数量超过一般劳动人口。因此，对外贸易发展模式正面临从利用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向利用劳动力的高效率转变。劳动力优势内涵的转变，也给我国发展人力资源密集型服务业创造了条件。
其次，资本要素已经由稀缺转变为相对丰裕。目前，我国外汇储备约4万亿美元，高居世界榜首。我国已经由资本净流入国转变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其中对外直接投资也已超过千亿美元，在未来几年，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也有望超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资本要素的相对丰裕，也为我国发展金融、保险、运输、电信等资金需求大的基础设施服务业创造了条件。但是，要把要素优势转变产业竞争优势，还需要诸多其他条件。
再次，在技术和知识要素方面，我国仍相对稀缺，体现为我国技术贸易主要以技术引进为主，专有权利转让费和使用费总体处于较大逆差状态，制造业领域的核心零部件、关键设备仍主要依赖进口。我国80%芯片都要靠进口，而在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有2/3的设备投资依靠进口。技术和知识要素的短缺，是制约我国大文化行业、技术服务以及自主、高端的信息和计算机服务发展的重要因素。
最后，自然资源要素在我国也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不仅石油、矿产等资源需要大量进口，而且由于环境污染等因素，导致我国旅游资源在国际范围内的开发利用和消费也受到影响。这对我国发展旅游服务极为不利。
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亟待转化为服务贸易的竞争优势。首先，服务贸易对生产要素优势的开发利用远不足货物贸易。虽然生产要素优势作为客观既定的现实，反映在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中的竞争力表现则有较大不同。根据我们的研究，在货物贸易中，劳动密集型商品贸易仍是货物贸易顺差的最大来源，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商品贸易也是贸易顺差来源之一，仅有自然资源密集型商品是贸易逆差。这与服务贸易的要素密集度结构有较大差别。这表现为，虽然生产要素优势的动态变迁是培育竞争优势的基础，但是，货物贸易对要素优势的开发利用更加充分，相关政策支持手段更加完善，甚至可以将部分劣势转变为竞争优势。在培育服务贸易竞争中应加以借鉴。
其次，应在开放型经济体系中寻找服务贸易竞争新优势。虽然竞争优势来源于要素禀赋及由其决定的比较优势，但现实中的国家竞争优势更具多样性、丰富性，如大国优势、制度优势、加工制造产业优势、外汇储备优势、中华文化优势等，如何将这些丰富的或是局部的优势转化为我国参与国际服务产业竞争与合作的优势，需要在战略和政策上加以引导。
从货物贸易看，我国货物贸易优势还未转化成为自主运输服务、保险服务优势，生产制造加工优势还未转化成为技术优势、知识产权优势和品牌优势。从服务业开放看，服务业开放度低，国际竞争力较弱，贸易逆差大，货物贸易优势还未转化成为相关的国际运输和保险等服务贸易优势，中华文化优势还未转化为文化贸易和版权贸易优势，服务贸易中的人才优势还未显现出来。从吸收外资看，利用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实现更高水平引进目标，实现从引资向引技、引智、引制的转变，外资企业在促进服务贸易发展中的作用还未充分发挥出来。从对外投资合作看，我国资本和外汇储备优势还未转化为更大规模服务业走出去的优势。从国家战略与政策看，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还未完全转化为参与对外经济竞争与合作的政策优势，尤其是体现在服务业开放、服务贸易发展等方面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性问题仍然突出。
培育我国服务贸易竞争新优势的思考与建议
培育我国服务贸易竞争新优势，必须立足当前我国生产要素比较优势动态变迁，在开放型经济大格局下不断拓展服务贸易竞争优势来源渠道，推进服务贸易发展模式与促进政策的创新与完善。
服务贸易发展的重点领域应与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总体格局相适应。当前，我国部分高级生产要素优势正在局部形成，新型生产要素正在加速积累。如劳动力优势正逐步向劳动力资源、人力资本优势转化，资本优势正逐步传导到技术、品牌、质量、服务、知识产权、标准等高级生产要素优势的积累中。因此，我国在确定服务贸易发展重点领域时，应充分考虑我国的比较优势现状。
一是大力发展人力资源、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这类服务贸易主要包括建筑服务、信息和计算机服务、咨询服务、商务服务，以及离岸服务外包等。中国应充分利用高素质劳动力资源丰富及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大力发展此类服务，在相关领域培育一批在世界知名的服务产品和服务型跨国公司，如高铁、桥梁、电站等建筑服务品牌，以及软件外包、信息技术服务、呼叫中心等服务产品。
二是推动将开放型经济大国优势转化为服务贸易竞争优势。如利用货物贸易优势，逐步发展运输服务和保险服务;大力发展海洋运输服务，包括转口服务贸易;利用一带一路建设机遇，培育我国欧亚铁路运输服务优势。
三是积极发展跨界服务，利用中国优势服务弥补中国服务短板。如充分利用我国中医药优势，积极发展健康旅游服务产业，吸收国际游客消费中国的中医药、保健和养生服务，带动我国入境游市场。
充分发挥双向投资大国优势，积极培育服务业国际投资新优势。服务业国际投资是服务贸易四种提供模式之一。虽然我国双向投资规模均超千亿美元，其中服务业双向投资均超过制造业，但服务业投资质量有待提升，服务业双向投资优势还不够突出。应充分发挥我国双向投资大国优势，培育服务业国际投资和服务贸易新优势。
一是充分发挥外资企业在发展服务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增强我国服务产业的外向化程度。要加大服务产业招商引资力度，把外资企业逐步打造成为提升我国服务业竞争力、增强我国服务业出口能力的一支重要力量。重点引进一批面向国际市场的外资项目，积极鼓励外资企业发展服务出口业务。
二是积极推动服务业走出去，不断增强我国服务业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一方面，中国服务可以支撑我国能源资源、制造业走出去，另一方面，也可带动国内服务更加贴近国际市场。2013年，虽然我国对外投资中近70%都是服务业投资，但很多投在香港地区，而且集中在商贸批发、商务服务等领域。服务业海外投资的质量和效益不高。中国制造业、矿产资源等领域的海外投资需要大量的中国服务跟进，除了与投资直接有关的投资咨询调查、会计律师、金融、保险、物流等服务外，还有生活性服务，都需要中国本土服务企业跟随走出去。同时，随着制造业服务化的深化发展，中国服务升级中国制造已成必然趋势。必须培育我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双重优势。无论是美国，还是德国、日本，其高水平的制造业都有高水平的高度国际化的服务业支撑，制造业的国际化必然伴随着服务业的国际化。
深入拓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合作，逐步形成我国服务贸易多元化国际市场新优势。目前，我国服务贸易国际市场主要集中在香港、美国、欧盟、日本等经济体，与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占比较小。今后，要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引导下，加强与沿线国家服务产业合作，推进服务贸易国际市场的多元化布局。
一是以服务贸易引领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合作。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每一方面都与服务贸易紧密相关。传统上，我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尤其是俄罗斯、中亚、西亚等国家的合作重点在于货物贸易和制造业领域。然而，服务贸易是更高层次的合作，是人心相通的关键，要在技术、建筑、运输、旅游、文化、商务咨询、品牌管理、跨境电子商务等方面，提升与相关国家的合作层次，扩大对沿线国家服务贸易规模，提升在我国服务贸易中的比重。
二是加强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合作。积极配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建设，有针对性地加大对东盟各国开展服务业贸易投资合作的力度。重点加强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越南等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提高我国在东盟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大型公共设施建设与运营、旅游、文化、医疗保健、技术和知识产权、跨境电子商务、服务外包等领域的商务存在规模。
发挥制度高效灵活与政策创新优势，逐步形成与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优势。一是体制机制。服务业作为三大产业中最大的产业，其在经济增长、就业中的贡献最大，也是决定中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地位的关键。建议强化服务业综合统筹协调机制，如建立国家服务业委员会或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协调机制，在此机制下，制定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年度推进计划，解决制约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体制机制、发展规划和其他重大政策问题。
二是财税政策。我国财税政策是按照制造业的模式来设计的，相关财税优惠政策也主要是针对制造业和货物贸易的。出口退税、对出口的财政政策支持等也主要是针对货物贸易来设计，而对于服务贸易出口，还没有统一的财税支持政策。下一步应逐步将制造业时代的财税政策过渡到服务经济时代的财税政策，逐步建立一套适应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财税政策体系。
三是金融体制。与财税政策类似，我国的金融财政也主要是针对制造业和货物贸易而设计的。然而，服务业由于轻实物资产，没有像制造业那样的大型厂房、机器设备、不动产等可以抵押，因此，服务业的融资更难。对于针对服务贸易出口的信用保险、贸易融资等政策也不完善，支持力度远不及货物贸易。因此，建议要加大针对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特点的金融产品，利用无形资产和公共融资平台等方式加大对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金融支持。
四是招商引资政策。货物贸易发展的经验之一就是特别重视招商引资，尤其是充分利用外资的外向化程度高的优势，把招商引资作为促进各地经济增长和促进出口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各地的招商引资仍然更青睐制造业项目，对于服务业和服务贸易项目的招商引资力度较小。应像过去抓制造业招商引资那样来抓服务业和服务贸易领域的招商引资工作，制定相关的招商规划、投入足够的招商资源、制定相应的招商激励措施等，这是将国家鼓励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落地的关键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