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复杂变化，在周边安全环境总体稳定的同时，东部和南部的海疆安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传统的军事安全形势显得尤为严峻。如何应对周边安全形势的新变化，本文认为在加强硬实力的同时，应从中国和平发展的大战略出发，进一步加强在周边安全战略中软实力战略实施，当前特别要重视增强中国周边外交中的议程设置能力，提高中国对外政策中“外交精英”的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4-0071-08
中国与周边国家间关系始终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维持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成为中国和平崛起重要的战略依托。但近年来，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出现了复杂化的趋势，特别是中国的东部和南部的海疆安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为何中国周边环境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陡然变得严峻，如何应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新态势，国内外学界都有大量的分析和建议。但是现有的分析，更多侧重于从传统的权力政治角度来看，也就是从硬实力以及硬实力的平衡来分析，本文在对现有研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侧重于从软实力的视角来分析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和安全战略。
一、当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在中国政府的运筹帷幄下，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和周边安全形势，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保持了大致的平稳势头，但危机与挑战也显得异常突出。这些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地缘政治竞争上升，地缘经济合作有被地缘政治竞争取代的趋势。东亚经济一体化特别是中国与东盟的自贸区建设应该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中国的地缘经济优势，并没有转变为相应的地缘政治优势。同时，自2005年东亚峰会召开以来，为了平衡中国崛起的影响，更多的东亚区域外国家参加东亚峰会，且议题越来越分散，导致一方面东亚一体化建设本身趋于颓势，而另一方面东盟为了在与大国博弈中占据优势，不断推动东盟自身的一体化建设。其结果是东亚一体化建设催生了东盟一体化建设的进程，提高了东盟国家的集体认同感，在关乎东盟国家自身核心利益问题上，正在力争用一个声音在国际舞台上表达自己的诉求。这对与东盟部分国家存在岛屿争端的中国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在2012年东亚系列峰会上，尽管中国做了大量的外交努力，但政治安全议题还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东亚地区多边外交的议程中。
（2）传统安全领域的冲突上升，传统安全领域的冲突有取代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国际和地区合作的趋势。“9・11”之后，在国际反恐等非传统安全议题上升的大背景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非传统安全合作不断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而成立的；中国参与的东亚系列峰会推动的区域一体化合作也主要集中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但是，随着近年来美国重返亚太步伐的加快，中国与东亚有关国家的岛屿之争，朝核问题的日趋加剧，中国周边的传统安全议题凸显。中国周边的非传统安全合作有被传统安全的对峙和冲突取代的趋势。
（3）中国与周边有关国家的岛屿之争有上升为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风险。中国与菲律宾、越南关于南海岛屿之争，中国与日本的争端特别是2012年9月以后由于日本的“购岛事件”导致了中日关系空前紧张。不仅如此，中国与日本在东海、与东盟部分国家在南海的岛屿争端导致东北亚和东南亚以及南亚争端国家的区域内部联动以及与美国的区域外的内外联动。日本加强了与东盟国家的战略协调，甚至包括印度也跃跃欲试加入南海争端。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岛屿之争与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相呼应，中美结构性矛盾与东亚热点问题结合，“点”的争端上升为“面”的冲突的风险在加大，中国与日本、美国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在上升。中国崛起客观上对地区内的日本、全球范围内的美国构成了战略和心理压力。而这些岛屿之争，美国的卷入由模糊到清晰、由隐性向显性发展，美国总统奥巴马2013年1月2日正式签署国会通过的2013年度国防权限法案，宣告这一份包含美国防卫的法案成立。所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和激化了中美结构性矛盾，使得问题的严重性进一步发酵，造成了本地区安全局势的空前紧张。
（4）周边舆论环境对我国不利，中国硬实力的上升并没有带来中国在周边国家软实力的提高。在事关中国与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中国在过去一段时期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的维权措施，但在西方和周边部分国家看来，中国对和领土的“强硬”诉求是在中国崛起、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第二、军事现代化取得实质性突破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只要中国政府对领土的维护显示出坚定的立场，都会招致西方舆论的负面评价，认为中国在利用积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采取进攻性、进取性、挑衅性的外交政策。当然，在处理国际和周边事务中，中国国内也确实发生了一些令国际社会普遍反感的事件。例如，在反日示威游行中，有些民众为抵制日货而采取的行为，给国际社会造成了恐惧感，损害了中国社会形象。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导致中国在硬实力提高的同时而软实力相对下降。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经济实力明显提高，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明显提升，中国崛起的进程也明显加速，这是硬实力的提高。但中国硬实力的提高并没有带来相应的软实力的提高，从我们的观感和国际一些权威机构的调查显示，中国在国际和地区的软实力都有下降的趋势。根据2012年英国某杂志公布的全球30个国家的软实力排名，中国的排名比此前调查滑落两名，至第22名。
当然，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面临的上述挑战并不代表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全部，总体上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还存在诸多亮点。具体来说，作为周边和大国关系重要环节的中俄关系保持了稳步、积极发展势头，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也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保持了稳步发展；随着美国的阿富汗战争接近结束，中国在西部边陲面临恐怖主义的压力相对减轻；南亚地区，中巴传统友谊得到进一步巩固，中印关系无论在金砖国家范围内还是在双边关系上都有积极发展的势头和潜力；在与周边国家关系中东亚地区是中国面临挑战最凸显的地区，但即使在这一地区，中国与朝鲜半岛的韩国与朝鲜的关系也保持了稳定和发展势头，特别是中韩在对日岛屿争端中保持了一定的战略协调；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中除了菲律宾和越南外，与其他国家保持了积极发展与合作的势头。虽然不属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范畴，但近年来台湾岛内相对稳定的局面维持了的基本稳定，这也是我们周边环境中的亮点。
总体上看，相对于2008年金融危机前，当前中国面临的周边安全环境，挑战性的一面在上升，而且这种挑战有从突发性向结构性、区域内向区内外联动转变的风险。二、影响当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主要因素
长期以来，影响中国安全环境的因素主要来自于外部，中国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和地区环境调整自己的对外战略。随着中国崛起的地区和国际政治效应的凸显，中国本身成为影响国际格局进而塑造中国外部环境包括周边环境的主要要素。
1.中国崛起对周边安全环境的影响。
“崛起的中国成为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重要变量”。长期以来，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一直取决于国际大环境和周边其他行为体与中国互动作用。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崛起进程的加速，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上升，使得中国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因为中国实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和地区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塑造国际和周边情势的能力在相应增强。另一方面，中国的崛起引起国际和地区多种力量的疑虑。这种疑虑导致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后的战略意图不确定性的担忧。因此，那些与中国有领土、领海争端的国家，更寄希望于借助区域外大国制衡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崛起导致的中国周边环境复杂化与中国崛起后形成的窗口效应有关。窗口作为权力转移的术语，始于20世纪70年代，最早是美国国防部的一名官员詹姆斯・韦德（James Wade）提出来的，美国学者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Evera）在《战争的原因》一书中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窗口是指一个国家相对实力即将衰落或是正在衰落的一个时期。根据埃弗拉的理解，窗口主要包含着机会窗口（windows of oppor―tunity）与脆弱性窗口（windows of vulnerabili―ty）。前者是一种正在减弱的进攻性机会，而后者是一种正在成长的防御性弱点。关于窗口效应的假设，埃弗拉提出了以下观点：（1）窗口使处于衰落的国家或者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存在在崛起国真正崛起之前早日发动战争的动机，以避免以后在更恶劣的环境下发动战争；或避免以后处于弱势而被迫谈判；而崛起国则在权力转移之前竭力想避免战争。（2）窗口使得衰落中的国家在外交谈判中不愿意做出妥协，不愿意达成相关协议；而崛起国倾向于达成一个维持现状的协议，窗口使得双方合作更为困难。（3）如果正在衰落的国家能够找到新的同盟，或者旧的同盟明确表示支持其争端，或者增强经济或军事力量来弥补其相对衰落，窗口就不那么危险，衰落国或者弱势国存在维持现状的动机。根据窗口理论可以为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特别是中国与周边的岛屿争端提供一定的解释路径：首先，日本、东盟有关国家正是基于中国的快速崛起，在领土、领海争端问题上对于它们来说，当前比未来的机会窗口更大，未来比当前的脆弱性窗口更大。因此，它们更趋向于在当前采取强硬政策，迫使中国在争端问题上妥协。其次，对于美国来说，窗口理论也有一定的解释力，对于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寄希望于在中国完全崛起之前，把中国纳入到它设定的制度安排体系。最后，日本、东盟有关国家引入美国因素后，客观上减少了日本和东盟有关国家对窗口的担心，可能有利于和平局势的维持。但从窗口效应看，美国的卷入也可能进一步诱使这些国家看到目前的机会窗口更大，从而采取更具挑衅性行动。
2.美国对亚太政策的调整。
奥巴马上台后，在调整美国全球战略的同时，对东亚战略也进行了相应调整。从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的战略实践看，其目标就是尽快完成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撤军，重返亚太的决心和战略应该说是很明确了。美国重返亚太既有牵制中国崛起的战略考量，也有维护美国自己的经济、政治和战略利益的考虑。毕竟，对于美国来说，战略上的挑战与经济上的机遇都来自亚太地区，因此对于要重整金融危机后国内经济、进而增强其领导世界的能力来说，必须重视亚太地区。
美国重返亚太不仅对中国的战略环境构成了直接影响，而且给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增添了日益增多的变数。美国充分利用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矛盾心理，不仅强化了和传统盟友的关系，如美日、美韩、美澳、美菲的关系，而且通过多边和双边渠道，全面提高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充分发挥越南、菲律宾和缅甸的作用，进一步强化与印度的关系。在具体实施手段上，美国充分利用中国周边地区的热点加大介入力度。如利用天安号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推动韩国疏远中国，强化美韩联盟；利用问题强化美日联盟；利用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国的南海争议，以保持南海自由航行为借口直接介入南海争端。正是在美国直接或间接支持下，周边对中国心存疑虑或者有领土、领海争端的国家被鼓动起来，纷纷采取更具有挑衅性的行动，并相互抱团取暖。所有这些成为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的急迫因素。
3.中国周边战略本身以及周边国家对中国周边战略的认知。
冷战结束后，中国政府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不断调整和优化周边安全战略。在和平发展大战略目标下，中国长期以来坚持“睦邻、富邻、安邻”的周边战略，在当前周边面临着复杂、甚至严峻形势的背景下，中共十报告仍然“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应该说，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的基本面是成功的，也经受了周边复杂安全环境的考验。
但必须承认，中国周边外交策略上还是存在进一步优化的空间：其一，相对于对经济议题的重视，正常时期政治安全议题我们重视较少。在政治安全议题上，和平时期我们倾向于发表一些原则性的声明、宣言，危机时期我们往往陷入刺激一反应型模式，在危机管理上经常处于相对被动状态。其二，相对于对多边外交和多边制度的重视，对双边外交的重视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在大国关系中，我们往往重视双边交往；但在周边外交中，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对多边外交和多边制度建设给予了更多重视，甚至往往是在多边框架中讨论双边问题。例如，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上海合作组织机制的逐步健全；中国与东盟系列峰会所建立的多边协商机制；包括周边的俄罗斯、印度在内的金砖国家集团等。重视多边外交和多边制度建设是中国外交的进步性转型。但是，我们与他国的争端往往存在于双边，在危机管理、解决争端时，我们往往坚持双边谈判。多边合作的培育与双边危机处理两者往往很难协调，针对中国周边小国我们也加大双边外交的力度。其三，中国外交决策的国内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影响外交决策的内部制约因素增多且复杂。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但与改革开放前、甚至与10多年前相比，中国外交受到内部因素制约在上升。这些内部制约既包括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也包括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特别是非外交部门介入外交事务导致外交部门和非外交部门的协调问题。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近年来一些军事问题专家在媒体上就一些热点问题的强硬表态，如放弃和平幻想、准备战争；不惜一战等等。军队、军人在中国对外事务中的话语权的提高，确实彰显了中华民族维护领土的决心和意志，也对与我争端国家产生了一定的威慑效果，但必须承认某些军人的极端言论，与国内网络上一些激进言论相呼应，确实对我们的外交工作构成了一定的压力，导致周边国家对我和平发展的战略、对我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政策产生疑虑。
尽管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影响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如核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压力，但从宏观和当前形势来看，中国崛起、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以及中国周边战略调整更应受到重视。
三、软实力战略与中国周边外交
如何应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新挑战，目前国内学界大致提出了几种思路：
第一，以硬实力对抗周边挑战。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大程度上认为中国目前GDP是世界第二，再加上中国军事现代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因此中国的综合实力也应是第二。既然中国有这样的硬实力，中国就不必再坚持“韬光养晦”的战略，应该以硬实力对抗挑衅中国的周边国家，在解决领土争端中有所作为，以实力求和平。如前所述，以硬实力手段解决周边的争端问题，尽管可能彰显中国维权的决心和意志，一定程度上也有威慑效应，但从长远看还是存在一定问题。它会刺激亚太地区的军备竞赛，加剧中国周边的紧张局势。目前中国周边地区是世界上军备竞赛比较突出的地区。中美之间为了抢占战略先机，在外太空、深海、网络和远程投射以及防御领域展开了竞争；日本、韩国和东盟国家也不断演练和提高军事装备，为本地区可能的军事冲突做物质上的准备。中国如果利用军事手段或者通过硬实力的进一步提高达到阻遏本地区对中国的挑衅，可能只会加剧这一趋势，从而加强中国的安全困境。
第二，它为美国的进一步更深卷入中国的周边领土领海争端提供了契机。尽管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预示着它卷入中国周边事务问题已经成为现实，但美国卷入的程度、方式和手段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美国国内学界、智库甚至官方对其“再平衡”战略也有不同的看法，特别是随着美国国务卿的更替，美国亚太战略在保持稳定的同时，在操作层面可能趋于温和与务实，甚至也要平衡中国的心理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我们在周边争端中进一步显示以实力解决的趋势，或者在美国看来中国武力解决问题的意图在加强，那么美国在其国内政治和国际盟友压力下可能走向与中国公开对抗。目前持“实力求和平”的人乐观认为，如果发生冲突，美国不会卷入，因为中美经济高度相互依赖，且中国目前的实力足以在与美冲突中对美构成重创。这种对美战略判断存在很大风险。从历史上看，战争往往都不是冲突双方理性计算的结果，而是在民族主义的压力下、在巨大的社会民意的推动下，政府不得不选择战争。因此，我们必须警惕这一点。在目前的世界格局中，美国的优势地位是明显的，中国政府和社会并没有做好与美全面冲突甚至局部冲突的物质和思想准备，因此管控好脆弱的中美关系需要我们谨慎运用硬实力资源。
第三，它不利于中国在周边甚至国际上的“和平意像”形成。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特别是周边小国对中国的疑虑和恐惧心理是客观存在的，无论是否与中国有领土、领海争端，这种疑虑心理都一定程度存在，据此它们认为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中国和平崛起的道路很难走成功。但多年来在中国和平发展、和谐世界、和谐周边战略的宣传下，以及中国周边外交实践的努力下，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有一定程度的缓解，认为中国可能会走和平崛起的道路。但是如果中国以硬实力手段解决地区冲突，则会使中国是本地区“威胁意像”重新达成。一旦这样的意像形成则很难改变，对中国整体外交战略实施也将构成障碍。
因此，有中国学者认为在中国的周边战略实践中应该重视软实力，包括软硬实力结合的“巧实力”，以软实力化解中国的周边争端，促成中国和平发展的正面形象形成。软实力内涵丰富，中外学者理解有很大不同。中国学者一般将公共外交、人文交流、民间交流、经济外交和多边外交等作为软实力实施的具体手段，我认为，这些手段更着眼于软实力本身的提高，把软实力作为目标。而本文所探讨的软实力，则更关注的是作为一种战略的软实力，侧重于从工具意义上探讨软实力。也就是说，我们的目标不只是软实力本身的提高，而是如何通过软实力战略的设计和实施缓解中国的周边压力，营造和平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
1.增强中国周边外交议程设置的能力。
国内学者苏长和从国际制度中议程设置能力分析了作为一种国际制度的软实力。所谓议程设置，就是“造事起势”，约瑟夫・奈称之为“制造情势”，通过各种公开或者隐蔽的手段，将事情发展引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并且在外界看来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从而形成集体行动的共识。其实在中国的周边外交中，议程设置问题也是明显存在的。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东亚、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成为主要议题；2001年“9・11”之后，2003年席卷中国和东南亚的SARS事件后，中国与东南亚的经济合作推广到更广泛的非传统安全合作，在这个过程中，多边外交、地区一体化制度建设、地缘经济合作成为本地区外交主要议程，直到2008年前本地区的领土、领海争端还没有成为焦点议题。但是，在中国崛起、美国重返亚太以及周边国家战略调整的综合因素作用下，以领土、领海、岛屿之争为表现的地缘政治竞争和传统安全问题成为中国周边地区多国的主要外交议程。日俄、中日、日韩岛屿之争，中国与东盟部分国家的岛屿之争，中印边界谈判的僵局、朝鲜核试验、导弹试验以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击等等，所有这些争端把中国周边地区多年的地区一体化制度合作推向即使不是完全夭折，也是受到了重创。而中国周边外交尽管创造性提出了一些新的话语，如“新安全观”，“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睦邻、富邻、安邻”、“和谐周边”等话语，但并没有引起周边国家的普遍认同，因此也没有达到重置周边外交议程的目标。这一点我们需要借鉴美国的做法，无论我们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内容和实质如何评价，但我们必须承认美国外交的议程设置能力确实很强。例如，“9・11”事件后，美国通过强大的外交影响力、广泛的大众传媒动员能力，把美国国内的反恐问题转变成整个国际社会的外交议程，即使以经贸合作为主要目标的亚太经合组织在2011年的上海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也发表的是反对恐怖主义的声明。再如，在东亚一体化渐入佳境之际，美国推出TPP战略，把以东盟主导、东亚国家为主体的东亚一体化建设巧妙转移到美国主导、美国认可的亚太国家参与的跨太平洋伙伴合作框架。还有，美国以维护南海航行自由为由，积极介入南海争端，并试图把这个争端上升为东亚峰会的议题，改变东亚峰会只讨论经济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传统，在中国与东盟之间打下楔子。
因此，从软实力与中国周边外交关系看，中国急需增强本地区外交议程的设置能力，把本地区普遍关注的“传统安全”、“地缘政治”的焦点和“势”引导到关注经济或者其他社会议题上。当然，这种引导既需要中国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和动员力，还需要中国有娴熟的外交技巧。这一点中国实际上也有比较成功的经验。例如，我们在上海合作组织的议程设置中，我们把诸多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异质文明和不同民族的国家统一到反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战略目标上，由此它们构成了上海合作组织主要合作议程。议程设置能力既要我们主动“造势”，也需要我们有意识“借势”，例如，朝鲜第三次核试验在国际社会引起群起而攻之、日韩等国国内有出现核试验声音的背景下，东亚核不扩散体系面临危机时期，我们能否擎起维护东亚核不扩散体系的旗帜，主动发起、召集和组织地区内的国际会议，既可以淡化我们陷入僵局的争端，一定程度上有效缓解现有的危机，也为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建设的正义事业做出贡献。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软实力也可以得到提高。
2.提高中国“外交精英”的话语权。
随着中国社会多元化的发展，参与中国外交决策的部门、影响中国外交决策的行为体也越来越多，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也越来越多样，在这样多样化的话语体系中，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和冲突。目前中国对外事务的话语体系大致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官方的话语体系，包括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报告、文件，外交部的公开声明、外交部发言人的讲话等，如“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官方话语体系反映了中国政府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是在对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国际格局、中国外部环境和中国外交政策趋势进行理性分析基础上形成的，具有较高稳定性、长期性和前瞻性，但正因为如此，它在分析具体外交问题上操作性并不强。第二种是“外交精英”的话语体系。外交精英主要分布在从事国际问题和中国外交研究的大学、智库中，这些“外交精英”熟悉国际和自身研究领域的问题，国内外信息占有比较丰富，很多学者还受过系统的方法论训练，很多学者往往成为某一问题研究的国际学术共同体成员。尽管他们有自己的理解和分析问题视角，但基本观点还是理性的，其政策建议也有很强的操作性，由于外交精英话语充分考量了国内外的外交环境，避免了极端民族主义的成分，因此国际社会相对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其分析成果价值较高。第三，军事精英的话语体系。近年来，随着中国与有关国家岛屿争端加剧，军队在中国外交决策中的地位相对提高，军事精英在决策体系中的话语权有所提高。军事精英之间尽管也有不同声音，但为了区别于“外交精英”，增强其在决策体系中的影响力，他们的立场趋于强硬，以战争求和平、以小战止大战，不断提高军备水平，军事精英的话语体系涉及战争与和平问题，在国际社会有较强影响力。第四，社会话语体系。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新媒体在制造和传播外交话语中的独特作用愈益明显，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推动下，中国对外政策中的民间社会话语体系空前发达。社会话语体系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声音，但由于外交事务相对复杂甚至专业，且要求有高度的理性思维，因此，社会话语很大程度上具有“非理性”特征。他们对外交问题的判断较多呈现硬与软、是与非、爱国与卖国等简单的二元思维。总体上看，在中国周边争端中他们趋向于支持、呼应军队精英的声音，质疑、批评、反对外交精英的理性声音。
客观地讲，随着中国社会多元化发展，在国内外事务中存在不同声音是正常的，政府最终的外交决策应该权衡不同声音。但目前的国内情势是，军事精英话语权在上升，其在国际、国内的影响力在上升，社会精英话语在挤压外交精英话语。在网络平台上的公共事务辩论中，外交精英的理性声音往往被非理性的批评、谩骂声音淹没，导致在国际社会看来，中国社会受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鼓动而集体走向对外强硬，中国和平、发展、合作的对外战略受到一定程度的质疑，中国的国际形象受到损害。因此，中国舆论应该有意识引导社会尊重外交精英的话语，弘扬理性对话，创造健康的国内舆论环境，以推动中国与周边关系的稳步发展。
四、结语
论文摘要：从最初寻求生存的领土安全，到扩大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扩张战略，再到确保其独特欧亚大国的安全战略，地缘政治因素已经渗透到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领域中。地缘政治理论有助于我们了解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发展脉络，对于我国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国家安全战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地缘政治因素是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理论基础
地缘政治因素来源于地缘政治理论，它强调地理环境对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认为国家的政治、军事活动受制于地理环境的影响。地缘政治因素是国家制定政治、军事、外交政策的主要依据。国家安全战略是国家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缘政治因素是国家安全战略制定的理论依据。地缘政治强调地理环境因素对于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及其在国际政治中的意义。由此可见，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战略也离不开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一个国家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该国的政治制度、精神特征以及对外政策。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一些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要求重新瓜分世界，达尔文主义为国家间竞争提供了理论基础。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创立了政治地理学，他把人类国家和世界当作有机体来研究，认为国家在政治上的力量取决于该国领土的大小，国家之间不断进行着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因此，他认为国界也应是经常变动的，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全必须确立生存圈。地缘政治理论确立后，经过马汉的“海权理论”、金麦德的“陆权理论”、皮克曼的“边缘地区理论”的发展，逐步形成了近代资本主义扩张和争夺世界领导权的理论依据。
历史上俄罗斯国家安全就与其独特的地缘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地理位置成为俄罗斯民族保障国家安全的独特力量和手段。从最初寻求生存的领土安全，到扩大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扩张战略，再到确保其独特欧亚大国的安全战略，地缘政治因素已经渗透到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
在探讨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内在影响因素时，如下因素必不可少：历史上俄罗斯民族的大规模迁徙浪潮开辟了俄罗斯国家扩张的道路，经济利益是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恒久不变的因素。大俄罗斯主义成为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坚定不移的信仰，沙皇制度是俄罗斯国家不断扩张的重要因素，而更为恒久的则是地缘战略因素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因为地缘战略因素不仅赋予了俄罗斯国家对外扩张的内在需求，同时也为俄罗斯提供了对外扩张的客观条件［1］。
二、地缘政治因素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
（一）地理扩张时期地缘政治因素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
从地缘角度看，自基辅罗斯到伊凡三世统一俄罗斯的整个历史时期，由于俄罗斯位居欧亚大陆腹地，周围没有利于防御的天然屏障，易受攻击。从公元11世纪到14世纪，南方的波罗维茨人、东方的蒙古人、西方的立陶宛人和波兰人都曾袭扰过古罗斯，加之内部的混乱和彼此征战，不安全思想一直影响着俄罗斯，并积淀到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和思想中。因此，进行领土扩张和控制周边地区成为俄罗斯国家安全思想的核心内容。
在彼得大帝统治时期，俄罗斯的不安全感被人为地加重了。1713年彼得大帝下令把首都从莫斯科迁到他征服的第一块波罗的海海岸上的城市彼得堡，把俄罗斯置于一个不能保证安全，甚至不能保证不受屈辱的位置，极大地刺激了俄罗斯民族对外扩张的野心。论文范文qiqi8.cn
在俄罗斯主义思想体系中，基于地缘考虑进行的地理扩张被认为是防御的，是自卫性的，随之而来的是与西方意识形态对抗，进一步强化了俄罗斯国家通过地理扩张来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的理由。
辽阔的东欧大平原几乎没有任何天然屏障，所以不断对外扩张领土往往被看做是确保俄国自身安全所必需的行动。从彼得一世到叶卡捷琳娜二世，一直到尼古拉二世，沙皇俄国的地缘战略目标主要是：通过联盟来掌控边缘地带，以向南部、西部扩张寻求暖洋出海口为手段，实现对整个欧亚大陆的控制。十月革命后，苏联地缘战略空间一度收缩，面对严峻的形势，苏联被迫提出了“空间换时间”战略。经过二战后的短暂恢复，苏联很快确定了把美国势力逐出欧亚大陆，在实现对欧亚大陆掌控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全球争夺的地缘战略。
在总结俄罗斯历史时，俄罗斯地缘政治学者阿尔巴托夫指出：“俄—苏帝国在许多方面不同于19世纪的欧洲帝国。欧洲帝国是典型的经济帝国，而俄—苏帝国是军事政治帝国。俄罗斯大国地位是建立在不可分割的四大支柱上，国家控制用于保障巨大军事威力的集中经济，旨在控制这种经济和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依托的严格等级极权政体和救世主思想，建立帝国及无止境的领土和政治扩张，对抗以及为对抗体制找理由。” ［2］
（二）冷战后地缘政治因素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
苏联解体后，两极格局终结，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而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逐步下降。苏联解体使得俄罗斯陷入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之中，俄罗斯处于两难境地，这使得地缘战略思想在俄罗斯再度复兴。俄罗斯国家周边环境严重恶化，失去西线和南线战略屏障，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构成了现实的挑战。同时俄罗斯国内经济、政治、军事处于转轨时期，各国内部及国家之间因领土、民族、宗教等问题引发的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对俄造成潜在的或现实的外部威胁，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俄罗斯国家的安全和稳定。同时北约积极东扩，将东欧地区逐步纳入北约战略防御空间。这一系列内部和外部威胁使得俄罗斯地缘战略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影响逐步加强。
转贴于
从横跨欧亚大陆的独特地理位置出发，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形成了很多具有欧亚主义倾向的地缘政治思想流派。这些地缘政治思想体现了欧亚主义关于俄罗斯文明独特性和地缘政治正面临挑战的典型特征，主张俄周边国家和国内民族及种族的融合、边界稳定、对西方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对俄国家安全战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俄罗斯的潜在势力，尤其是雄踞欧亚大陆的特殊地缘政治优势，使得俄把构建一个有利于自身长远利益的周边地缘政治结构作为一个特定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加以追求和完善。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环境大大恶化，这不可避免地促使地缘政治安全思想在俄罗斯再度复兴。在地缘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独联体国家在俄联邦国家安全战略中占据着独特的位置。俄罗斯把在地缘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历史传统与俄有着密不可分联系的独联体视为稳定周边、抗衡北约东扩、重新树立世界大国地位的重要依托，把推动独联体范围内的全面合作和一体化进程作为俄对外政策的优先任务，把建立稳定的独立国家联合组织、使其在经济和政治上实现一体化，并且有能力在国际社会中占据应有的地位作为俄对独联体国家安全政策的战略目标。俄把自己与近邻国家之间的边界称为“内部边界”，其特点是不设防，并在海关、居民出入境等方面执行较宽松的制度，而把近邻国家与近邻以外的国家间边界称为“外部边界”，由俄罗斯与近邻国家共同防御。“外部边界”实际上就是俄罗斯的战略边界，因此，实施集体防御是确保俄罗斯大国地位的战略选择［3］。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环境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面临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冷战后新的历史时期俄联邦国家安全战略目标是，对内复兴俄罗斯，巩固俄罗斯的国家制度，维护现有的地缘政治疆界和领土的完整，保证公民和社会的安全与发展，对外创造有利于俄罗斯国内发展的外部条件，确立俄罗斯在多极化世界中的主要力量中心之一的地位。
1997年《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的颁布标志着俄罗斯欧亚大国安全战略的最终确立。鉴于亚太地区在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作用，俄罗斯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合作，借此发展和稳定远东，确立俄在亚太地区的地位，维护亚太地区战略平衡。
身处欧亚大陆的地理位置使得俄罗斯拥有成功运用东西方平衡、突出俄罗斯地缘上欧亚中心位置的优势的可能性，但在借助自身实力的同时，集体安全和地区稳定也是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内容。冷战结束后，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取代世界战争成为国际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俄罗斯主张在扩大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合作的基础上建立未来的集体安全体系，以全面的集体安全为核心构筑地区和国际安全机制。
三、地缘政治因素对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启示
地缘政治因素既是理论因素又是现实因素，它本身具有双重属性。杰弗里·帕克在《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未来》中认为地缘政治因素是从空间或地理的视角所作的国际关系研究。地缘政治的本质就是政治行为体通过对地理环境的控制和利用来实现以权力、利益、安全为核心的特定权利，并借助地理环境展开相互竞争与协作的过程及其形成的空间关系。
国家的地理位置制约着其政治行为，或者说，地理位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家对外政策的方向。在地理状态上，中国的海陆邻国众多，其历史一直为地理因素所支配，因此中国在对外战略中运作的精力应放在亚太及周边地区。地缘政治的存在有着明显的边际效应，近邻国家比相距较远的国家对本国的影响力会大得多。因此，对周边国家和本地区的关注是地缘政治的必然要求和自然机理，从战略全局来看，亚太及周边地区潜在的危机可能成为中国安全的直接威胁。
亚太地区是中国对外战略必须首先予以考虑的区域大环境。立足亚太是指作为亚太国家的一员，中国的国家利益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中国的对外战略决策和实践主要领域范围也是亚太地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应以亚太地区为核心，应通过对外战略活动促进亚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把自身的安全与亚太地区的稳定有机地结合起来。
亚太和周边地区的稳定是中国作为亚太大国所必然拥有的地缘政治战略。在客观层面，中国面临的亚太和周边态势的基本情况是，潜伏着诸多不安定因素且缺乏相应的安全机制。在这种情况下，亚太和周边的动荡将会直接影响到中国国内社会政治的稳定和经济发展。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立足亚太和稳定周边的对外战略的优先考虑，就是进一步在亚太地区积极筹谋各种双边或多边安全机制，推动亚太地区整体局势的稳定。
随着冷战后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作用的上升，地缘经济考虑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凸显出来。地缘经济是指国家间、地区间或民族间从地理位置出发的联合、经济对立、设置壁垒等。冷战结束后，各国都把发展经济置于首要地位，从而提高了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度并以此改善国家间政治和安全关系。在亚太及中国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兴局面使各种层级的地缘及国际活动异常活跃。中国在亚太与周边地区开展的互惠性双边或多边地缘经济活动将会极大地推动和提升中国的对外战略能力。
参考文献
［1］亨利·赫坦巴哈，等俄罗斯帝国主义：从伊凡大帝到革命前［M］.上海：三联书店，1978：16.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周边”一词出现在中国外交与安全战略文献中。1985年，邓小平提及“我们周边环境”。1988年，代总理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使用了“重视同周边各国保持和发展睦邻关系”的表述。1991年，主席两次指出中国重视同“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由此，“周边”、“周边环境”、“周边安全”等概念逐步成为中国官方表述国际形势、外交战略与亚太政策的正式用语。
冷战结束以来，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总布局中的地位逐步提升。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首次将“周边国家”概念从“第三世界”概念中划分出来。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成为中国外交总布局的三大支柱。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将中国外交总布局演变为“邻国、第三世界国家、发达国家、多边外交”四大支柱。2002年十六大报告将中国外交布局的排序改变为“发达国家、周边国家、第三世界、多边外交”。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延续了这一外交布局。
然而，中国周边外交在国家外交总布局中地位的跃升势头却没有止步。2011年4月，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始终把亚洲放在对外政策的首要位置”。2012年3月，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阐述，中国外交新布局是“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大国、多边”。周边外交已经超越大国外交，大国外交排序相对后移至第三位。
2012年11月，中共十报告再次对中国的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作了重要而全面的论述，指出：“我们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我们将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虽然在论述的次序上周边外交仍居新型大国关系之后，但论述中国周边外交重要性的份量不仅与前者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有超越其上的趋势。
主持中央工作后，对于周边外交的重视程度继续不断提升。2013年10月，主持中共中央周边外交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将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提升至“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的高度，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强调，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联系更加紧密、互动空前密切。这客观上要求我们的周边外交战略和工作必须与时俱进、更加主动。要求全党在保持外交大政方针延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积极运筹外交全局，突出周边在我国发展大局和外交全局中的重要作用，开展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使我国的周边外交出现崭新的局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周边与全球战略研究室周方银研究员的解读是，这意味着“周边外交将从大国外交的阴影中走出来， 并比过去具有更大的独立性”。
在2014年以及未来一段中国崛起的关键时期，如何建立起一套与时俱进的“周边外交政策”，为中国发展营造亲和有利的周边氛围，将是中国外交面临的一大考验。
本刊记者在2013年底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召集的“未来十年的中国周边外交”研讨会上，就此对话一批国内知名周边外交学者。
周边形势严峻：东海与南海联动、陆地与海洋内联
关培凤（武汉大学边海研究院）：
近年来，中国的边海形势日益严峻，对中国的周边外交构成了巨大的考验和挑战。
东海，日本在问题上继续僵持；在南海，中国同菲律宾等国的海洋权益争端不断加剧，而且中菲南沙争端还因菲律宾的恶意扩大事态而冲破了以往的外交谈判框架。
无论是在东海还是在南海，除了争端当事国之外，都有非争端当事国势力介入。美国宣布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并以“航行自由”为幌子积极介入南海问题；日本也试图介入南海争端。
印度、越南有关公司签署了在南海争议海域共同开发海上油气资源的合作协议，还与日本就从南海经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这一“海上交通路线”的航行安全重要性进行了确认。
在陆上，中国与印度的领土争端问题长期僵持不下，去年出现了中印“帐篷对峙”事件。
此外，陆地边疆的安全问题较之往年更为突出。“东突”势力在新疆的恐怖活动没有停止；的一些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此外，由于朝鲜半岛问题持续升温，我国东北边疆的安全形势也面临考验。
当前中国边海形势的特点是：第一，与周边国家领土争议明显化、激烈化；第二，与中国存在领土或海上权益争端的国家间正在相互靠近，使东海与南海联动、陆地与海洋内联的边海形势进一步演进；第三，域外大国特别是美国，对中国与周边邻国边海争端的升级有直接联系；第四，陆地边疆的安全问题再次凸显，且受到周边国家安全形势的影响。
由“弱势中国”向“强势中国”下的关系演变
张蕴岭（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有这么多邻国、这么多遗留争端的国家，这样的特点构成独特的周边关系---邻国情况复杂，与中国的关系变数多，近而不亲者多；遗留争端存在于领土、历史、海域、人文等各领域，容易发酵；局势随中国兴衰而动。
可以说，周边外交的新挑战是中国迅速崛起引起的多重反应之一，且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由“弱势中国”下的关系向“强势中国”下的关系演变。
此外，美国因素发生转变。美国的战略重点由改变中国转向应对中国崛起与挑战，保护美国的主导地位和利益。通过自身战略调整，防止中国替代或者削减美国的存在与影响力成为美国“重返亚洲”的新战略。
在几乎所有的新变局中都有美国的影子，美国通过加大在中国周边的投入，利用多层关系机制，企图构建应对中国的网络。
当前，重要的是准确把握周边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形势有没有发生逆转？这是一个大判断。
我认为，尽管应对强势中国是周边国家的战略性布局，但周边没有形成一个敌对包围圈，具有多层含义，中国有巨大的运筹空间。
美国的限度：不破局
张蕴岭：
把握中美关系大局仍然是核心，美国的主导战略是构筑制约与平衡网，但挑动周边国家对抗中国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是：不破局。
历史上没有过一个现存霸权国家与一个崛起大国之间有这么难分难解的利益关系，“不发生大的对抗”是双方的战略底线。中国对美“避免对抗，寻求合作”的大战略没有必要改变，中国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符合中国的利益，也得到美国积极回应。
日本把“应对强中国”作为主要战略，这个战略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利用中国因素推动国内改革，为政治右倾化、修改和平宪法造势；二是与中国争夺利益与影响力。
“合作又有疑虑”、“防华而非反华”是东盟与中国发展关系的战略基线。应继续深化中国东盟合作，“打造自贸区升级版”，加大对东盟国家的投入。
菲律宾在南海强硬是出于现实利益，利用外来势力对抗中国增强的干预力和潜在控制力，但难以与中国直接对抗。南海涉及我国核心利益，但解决争端的条件不成熟，强夺回岛屿和海域要付出巨大代价，要采取积极的维稳对策。
中印的领土争端可控，要努力构建稳定基础上的中印理解与合作关系。同时需要加大投入发展与南亚其他国家的关系，帮助他们发展，提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倡议，并推动构建中国-南亚（南盟）对话合作机制。
此外，上合组织是一个稳定器，要加大投入，提升合作水平，加强中俄的战略协商。在安全合作的基础上，加快推进经济、人文合作，并把上合组织作为构建新型周边关系的试验田。
要有自信，中国不会变成一个“孤独的大国”。
“搁置外交”仍然不可弃用
石源华（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综合实力有所提升后，“搁置外交”依然是中国周边外交中不可弃用的重要方策。在进行中国周边外交顶层设计时，应全面考虑实施“搁置外交”的重要要素。
在及时处理好紧迫的外交问题的同时，也应该将那些可以“搁置”的外交争端恰当地“搁置”起来，绕道而行，先从其他方面做起，尤其是从“共同开发”着手发展双边关系，等以后时机成熟时再来处理争执问题。
诸如领土、领海、界河的争端，涉及国家重要利益，如中日争执、东海划界问题争执、南海争执等等，在双方分歧尖锐的情况下，企图希望实现“单赢”目标，是不现实的，除非双方采取战争办法，决一死战。即便仗打了，也未必能解决问题，如英阿马岛之战，英国虽然取胜，马岛问题实际仍未解决，以后仍然需要双方通过谈判来寻找解决的方法。
最好的办法是通过谈判来缓解矛盾，寻求“搁置”。双方采取克制的、不刺激对方的态度，将问题“搁置”。等待双方关系全面改善，才能有可能心平气和、互谅互让地讨论和解决问题。
中国在周边外交实践中，已经有中俄彻底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中越解决陆地边界以及北部湾划界等成功案例。中印双方同意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之前，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但“搁置外交”同时是有原则的，在“搁置”若干外交争端时，必须强调“在我”。“搁置外交”也是有选择的，凡是涉及民族和国家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是不能“搁置”的。“搁置外交”还是积极进取和与时俱进的，应积极寻找、创造和抓住历史机遇，推动争端取得合理的解决。
未来要“更加奋发有为”
周方银（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周边与全球战略研究室）：
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的周边外交总体上将表现出更为强劲和具有可持续性的战略进取精神。“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发挥出更大的主动性，一定程度上改变在某些问题上被动应对、隐忍待机的做法。
在具体的工作层面，做事的方法和态度会更加积极主动，工作会更加细致周到和具有针对性，对面临的问题会作出更为及时有效的反应，在形势的判断方面也会表现出更强的前瞻性。
未来一个时期，是中国崛起的重要阶段和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崛起面临许多现实挑战和困难的时期。在这样一个阶段，完全依赖“柔性”的手段，对所有问题都单纯采取“温和”的方式加以应对，不足以解决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所有问题。
在若干强大的障碍与阻力面前，我们需保持更加高度的坚定性。在必须加以坚持的问题上，不应受“众说纷纭”的拖累而产生“举棋不定”的犹疑和行为上的“中途半端”。避免对外部世界传递出混淆不清的信息，这样的信息很容易被外部世界有意无意地加以曲解。
做“可亲的大国”
任晓（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中国儒家思想中对“大”与“小”之间的关系，作过精辟的阐明，浓缩为“以大事小曰仁，以小事大曰智”这12个字。“仁”意为仁厚，不以大欺小，同时小国不应因大国仁厚而刁钻油滑或得寸进尺。大国克制，小国识相，是理想的相处之道。
作为地区大国的中国，未来的课题，是中国如何成为一个“大而可亲”的国家，而非“大而可畏”，即强大而令人畏惧的国家。
做可亲的大国，首先是不要居高临下，而是平等相待。其次，亲是亲切。亲切是具体的，它不光体现在高层互访中，更体现社会之间的纽带和感情之中，比如外国青年来华留学就是一条重要的途径。泰国诗琳通公主与中国很亲近，就与她有在中国留学的经历、培养起了对中国文化的感情密不可分。
第三，愿意倾听。倾听各种不同的声音，很多时候可能是刺耳的声音，也很重要。恶意的言论一定存在，但多数言论不属于这种情况，不宜一概以“中国”来加以定性，或者拒绝与之接触对话，而应作出具体分析。
值得一提的是，二战之后日本一直重视援助其他亚洲国家，几十年来赢得了不少好感。在中日争端问题上，对日方的批评一定要注意用事实说话，把握好分寸。
不容乐观的中亚形势威胁中国安全
赵华胜（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中亚与中国特别是西北地区的安全有密切关系，中亚的风吹草动都会通过种种途径传导到新疆，对中国安全造成影响。
展望未来，对中亚安全形势的担心多于信心，不能过于乐观。
其一，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呈扩张之势。近年来，“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解放党”、“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等老牌恐怖主义组织继续活动，同时新的极端主义组织陆续出现，如“吉尔吉斯斯坦社会”、“哈里发战士”、“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圣战”等。由于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广泛应用，境外宗教极端主义向中亚的渗透越来越容易，极端宗教思想的蔓延越来越难以控制。
其二，中亚一些国家将面临国家领导人更新换代的考验。
哈乌两国都已到了认真考虑权力移交的阶段，“阿拉伯之春” 对两国也有很大触动，但现在还看不到明确的安排，两国总统的想法是一团迷雾，难以窥测。一旦这一时刻到来，国内外各种力量都会纷纷走出来，可能发生激烈冲突。
其三，中亚国家普遍存在、社会不公、贫富分化、通货膨胀等社会矛盾。哈萨克斯坦等国因拥有油气资源，国家财富迅速增长，但分配不尽合理，存在两极分化现象。
此外，中亚缺水，控制水资源对国计民生有特别重大的影响。为争夺水资源，一些中亚国家的关系紧张，有时达到剑拔弩张的程度。这些都可能是潜在的“火药桶”。
此外，阿富汗局势正面临重大挑战。
美国和北约将在2014年底前把十多万军队中的大部分从阿富汗撤出，国家安全的职责将交由阿富汗政府承担。这将是阿富汗的重大转折，形势是逐步稳定下来，还是会发生逆转，目前没有答案。
关键词：地缘政治；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
中图分类号：D851.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0961(2007)04-0050-03
一、地缘政治因素是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理论基础
地缘政治因素来源于地缘政治理论，它强调地理环境对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认为国家的政治、军事活动受制于地理环境的影响。地缘政治因素是国家制定政治、军事、外交政策的主要依据。国家安全战略是国家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缘政治因素是国家安全战略制定的理论依据。地缘政治强调地理环境因素对于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及其在国际政治中的意义。由此可见，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战略也离不开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一个国家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该国的政治制度、精神特征以及对外政策。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一些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要求重新瓜分世界，达尔文主义为国家间竞争提供了理论基础。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创立了政治地理学，他把人类国家和世界当作有机体来研究，认为国家在政治上的力量取决于该国领土的大小，国家之间不断进行着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因此，他认为国界也应是经常变动的，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全必须确立生存圈。地缘政治理论确立后，经过马汉的“海权理论”、金麦德的“陆权理论”、皮克曼的“边缘地区理论”的发展，逐步形成了近代资本主义扩张和争夺世界领导权的理论依据。
历史上俄罗斯国家安全就与其独特的地缘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地理位置成为俄罗斯民族保障国家安全的独特力量和手段。从最初寻求生存的领土安全，到扩大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扩张战略，再到确保其独特欧亚大国的安全战略，地缘政治因素已经渗透到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
在探讨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内在影响因素时，如下因素必不可少：历史上俄罗斯民族的大规模迁徙浪潮开辟了俄罗斯国家扩张的道路，经济利益是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恒久不变的因素。大俄罗斯主义成为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坚定不移的信仰，沙皇制度是俄罗斯国家不断扩张的重要因素，而更为恒久的则是地缘战略因素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因为地缘战略因素不仅赋予了俄罗斯国家对外扩张的内在需求，同时也为俄罗斯提供了对外扩张的客观条件［1］。
二、地缘政治因素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
（一）地理扩张时期地缘政治因素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
从地缘角度看，自基辅罗斯到伊凡三世统一俄罗斯的整个历史时期，由于俄罗斯位居欧亚大陆腹地，周围没有利于防御的天然屏障，易受攻击。从公元11世纪到14世纪，南方的波罗维茨人、东方的蒙古人、西方的立陶宛人和波兰人都曾袭扰过古罗斯，加之内部的混乱和彼此征战，不安全思想一直影响着俄罗斯，并积淀到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和思想中。因此，进行领土扩张和控制周边地区成为俄罗斯国家安全思想的核心内容。
在彼得大帝统治时期，俄罗斯的不安全感被人为地加重了。1713年彼得大帝下令把首都从莫斯科迁到他征服的第一块波罗的海海岸上的城市彼得堡，把俄罗斯置于一个不能保证安全，甚至不能保证不受屈辱的位置，极大地刺激了俄罗斯民族对外扩张的野心。在俄罗斯主义思想体系中，基于地缘考虑进行的地理扩张被认为是防御的，是自卫性的，随之而来的是与西方意识形态对抗，进一步强化了俄罗斯国家通过地理扩张来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的理由。
辽阔的东欧大平原几乎没有任何天然屏障，所以不断对外扩张领土往往被看做是确保俄国自身安全所必需的行动。从彼得一世到叶卡捷琳娜二世，一直到尼古拉二世，沙皇俄国的地缘战略目标主要是：通过联盟来掌控边缘地带，以向南部、西部扩张寻求暖洋出海口为手段，实现对整个欧亚大陆的控制。十月革命后，苏联地缘战略空间一度收缩，面对严峻的形势，苏联被迫提出了“空间换时间”战略。经过二战后的短暂恢复，苏联很快确定了把美国势力逐出欧亚大陆，在实现对欧亚大陆掌控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全球争夺的地缘战略。
在总结俄罗斯历史时，俄罗斯地缘政治学者阿尔巴托夫指出：“俄―苏帝国在许多方面不同于19世纪的欧洲帝国。欧洲帝国是典型的经济帝国，而俄―苏帝国是军事政治帝国。俄罗斯大国地位是建立在不可分割的四大支柱上，国家控制用于保障巨大军事威力的集中经济，旨在控制这种经济和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依托的严格等级极权政体和救世主思想，建立帝国及无止境的领土和政治扩张，对抗以及为对抗体制找理由。” ［2］
（二）冷战后地缘政治因素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
苏联解体后，两极格局终结，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而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逐步下降。苏联解体使得俄罗斯陷入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之中，俄罗斯处于两难境地，这使得地缘战略思想在俄罗斯再度复兴。俄罗斯国家周边环境严重恶化，失去西线和南线战略屏障，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构成了现实的挑战。同时俄罗斯国内经济、政治、军事处于转轨时期，各国内部及国家之间因领土、民族、宗教等问题引发的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对俄造成潜在的或现实的外部威胁，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俄罗斯国家的安全和稳定。同时北约积极东扩，将东欧地区逐步纳入北约战略防御空间。这一系列内部和外部威胁使得俄罗斯地缘战略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影响逐步加强。
从横跨欧亚大陆的独特地理位置出发，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形成了很多具有欧亚主义倾向的地缘政治思想流派。这些地缘政治思想体现了欧亚主义关于俄罗斯文明独特性和地缘政治正面临挑战的典型特征，主张俄周边国家和国内民族及种族的融合、边界稳定、对西方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对俄国家安全战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俄罗斯的潜在势力，尤其是雄踞欧亚大陆的特殊地缘政治优势，使得俄把构建一个有利于自身长远利益的周边地缘政治结构作为一个特定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加以追求和完善。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环境大大恶化，这不可避免地促使地缘政治安全思想在俄罗斯再度复兴。在地缘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独联体国家在俄联邦国家安全战略中占据着独特的位置。俄罗斯把在地缘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历史传统与俄有着密不可分联系的独联体视为稳定周边、抗衡北约东扩、重新树立世界大国地位的重要依托，把推动独联体范围内的全面合作和一体化进程作为俄对外政策的优先任务，把建立稳定的独立国家联合组织、使其在经济和政治上实现一体化，并且有能力在国际社会中占据应有的地位作为俄对独联体国家安全政策的战略目标。俄把自己与近邻国家之间的边界称为“内部边界”，其特点是不设防，并在海关、居民出入境等方面执行较宽松的制度，而把近邻国家与近邻以外的国家间边界称为“外部边界”，由俄罗斯与近邻国家共同防御。“外部边界”实际上就是俄罗斯的战略边界，因此，实施集体防御是确保俄罗斯大国地位的战略选择［3］。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环境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面临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冷战后新的历史时期俄联邦国家安全战略目标是，对内复兴俄罗斯，巩固俄罗斯的国家制度，维护现有的地缘政治疆界和领土的完整，保证公民和社会的安全与发展，对外创造有利于俄罗斯国内发展的外部条件，确立俄罗斯在多极化世界中的主要力量中心之一的地位。1997年《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的颁布标志着俄罗斯欧亚大国安全战略的最终确立。鉴于亚太地区在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作用，俄罗斯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合作，借此发展和稳定远东，确立俄在亚太地区的地位，维护亚太地区战略平衡。
身处欧亚大陆的地理位置使得俄罗斯拥有成功运用东西方平衡、突出俄罗斯地缘上欧亚中心位置的优势的可能性，但在借助自身实力的同时，集体安全和地区稳定也是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内容。冷战结束后，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取代世界战争成为国际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俄罗斯主张在扩大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合作的基础上建立未来的集体安全体系，以全面的集体安全为核心构筑地区和国际安全机制。
三、地缘政治因素对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启示
地缘政治因素既是理论因素又是现实因素，它本身具有双重属性。杰弗里・帕克在《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未来》中认为地缘政治因素是从空间或地理的视角所作的国际关系研究。地缘政治的本质就是政治行为体通过对地理环境的控制和利用来实现以权力、利益、安全为核心的特定权利，并借助地理环境展开相互竞争与协作的过程及其形成的空间关系。
国家的地理位置制约着其政治行为，或者说，地理位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家对外政策的方向。在地理状态上，中国的海陆邻国众多，其历史一直为地理因素所支配，因此中国在对外战略中运作的精力应放在亚太及周边地区。地缘政治的存在有着明显的边际效应，近邻国家比相距较远的国家对本国的影响力会大得多。因此，对周边国家和本地区的关注是地缘政治的必然要求和自然机理，从战略全局来看，亚太及周边地区潜在的危机可能成为中国安全的直接威胁。
亚太地区是中国对外战略必须首先予以考虑的区域大环境。立足亚太是指作为亚太国家的一员，中国的国家利益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中国的对外战略决策和实践主要领域范围也是亚太地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应以亚太地区为核心，应通过对外战略活动促进亚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把自身的安全与亚太地区的稳定有机地结合起来。
亚太和周边地区的稳定是中国作为亚太大国所必然拥有的地缘政治战略。在客观层面，中国面临的亚太和周边态势的基本情况是，潜伏着诸多不安定因素且缺乏相应的安全机制。在这种情况下，亚太和周边的动荡将会直接影响到中国国内社会政治的稳定和经济发展。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立足亚太和稳定周边的对外战略的优先考虑，就是进一步在亚太地区积极筹谋各种双边或多边安全机制，推动亚太地区整体局势的稳定。
随着冷战后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作用的上升，地缘经济考虑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凸显出来。地缘经济是指国家间、地区间或民族间从地理位置出发的联合、经济对立、设置壁垒等。冷战结束后，各国都把发展经济置于首要地位，从而提高了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度并以此改善国家间政治和安全关系。在亚太及中国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兴局面使各种层级的地缘及国际活动异常活跃。中国在亚太与周边地区开展的互惠性双边或多边地缘经济活动将会极大地推动和提升中国的对外战略能力。
参考文献：
［1］亨利・赫坦巴哈，等俄罗斯帝国主义：从伊凡大帝到革命前［M］.上海：三联书店，1978：16.
中国周边非传统安全挑战加剧
中国周边地缘环境复杂，邻国众多且情况各异，各种敏感问题、热点区域汇聚，民族、宗教、边界、资源等各种矛盾交织，成为中国周边非传统安全挑战上升的源头。另一方面，随着两极格局结束，中国周边环境和平因素增长，大规模外敌入侵等传统安全威胁减弱，但是非传统安全挑战对中国周边环境的影响在加大，并越来越不容忽视。同时，美国加紧部署“重返亚太”，对中国周边环境施加影响的能力增强，而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猜疑增多，两者相互借助使中国在周边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将更加严峻。
一、恐怖主义威胁上升
“9·11”事件后，恐怖主义活动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威胁逐渐上升。西南部南亚地区一度作为“基地”组织的大本营，各种恐怖活动猖獗。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事成效有限，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境内的等极端势力虽受重创然势力犹存，恐怖袭击频发，其外溢效应极大刺激了中国西部地区“”再趋活跃。西北部中亚地区安全形势局部动荡，恐怖势力活动频繁的塔吉克斯坦东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和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谷地与中国南疆邻近，“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扎布特”等宗教极端组织趁机加大对中国边疆地区的渗透。尤其是“”组织“东伊运”与“基地”、等联系密切，长期接受其培训、资助和武装庇护，仿效“圣战”手法，在新疆地区不断制造暴力恐怖事件。同时，暴力倾向日益加剧的“”势力也加紧与境内外分裂势力串联，以“”为代表的激进组织极力主张，在中国境内开展包括自杀式袭击在内的恐怖活动。东南亚的恐怖主义土壤依然存在，活跃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的“伊斯兰团”等极端组织与“基地”相勾结，不时制造恐怖袭击大案，影响中国南部地区的稳定和发展环境。
二、核安全日益突出
中国周边核武器分布密度全球最高，随着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中国周边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核安全形势更加严峻。一是核材料流失和扩散风险有增无减，核恐怖主义威胁不容忽视。地区紧张局势使获取、非法贩运核材料，甚至制造核恐怖事件风险加大。二是核能开发利用风险增加。日本福岛核电事故已敲响民用核设施安全警钟，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在加强核能安全上面临能力、技术、合作等难题，这将给周边安全带来巨大隐患。
三、网络空间斗争激烈
伴随各国对网络依赖不断加深，网络安全的重要性凸显。为争夺网络空间控制权、应对网络恐怖袭击及在未来网络空间战中抢占先机，中国周边各国纷纷出台网络安全空间战略，如日本在《中期防卫力量发展计划》中明确提出网络“瘫痪战”。俄罗斯、韩国、日本和印度的国防部门都在加快网络部队建设，并有针对性地开展网络军演。鉴于网络战较传统战争的破坏范围更广，社会性、体系性影响更深，在中国网络技术处于相对弱势的情况下，周边国家在这一新安全领域的快速动作，加剧了网络空间军事化和网络军备竞赛，对中国网络安全建设构成现实挑战和战略压力。同时，在网络空间规则制定上，中国参与起草的“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强调信息等，与欧美领导的网络空间战略相抗衡，未来各国围绕网络空间的主导权、控制权和话语权的争夺将愈演愈烈。
四、水资源矛盾增多
全球水资源形势日益严峻，而中国水源短缺且跨界河流较多。近年来，中国对跨界河流境内部分的开发利用，引起周边一些国家的争议和担忧。当前主要的水资源纠纷有：一是中印水源争议。二是湄公河流域水源争端。三是中哈俄水资源分歧。同时，俄罗斯认为中国对额尔齐斯河的取水量不断增加，将危及欧姆斯克市的水源供应及航运。俄罗斯还十分关切黑龙江流域的工业生产污染对其境内城镇用水的影响。
此外，中国周边其他非传统安全挑战也不容忽视。如能源安全特别是马六甲海上通道和中亚石油管道受海盗和战乱影响严重；“金三角”和“金新月”基地使走私及跨国犯罪活动猖獗；海啸、地震引发生态环境危机；“走出去”战略带来人员及资产的安全保障问题等，越来越多、越来越严峻的周边非传统安全挑战摆在中国面前。
非传统安全挑战使中国周边环境更趋复杂
非传统安全挑战加剧，给中国周边环境造成的影响日益凸显，使未来周边环境更趋复杂。
一、恐怖主义新动向不利国家安定
美国收缩反恐战线，北约联军计划2014年从阿富汗撤军，很可能给阿富汗、巴基斯坦乃至南亚、中亚留下一个反恐烂摊子。周边国家对东山再起、恐怖组织再次做大及地区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的担忧加重。未来这一地区的反恐走势将直接影响着中国西部边疆的稳定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地区合作。同时，恐怖主义越来越呈现出“分散化”、“本土化”和“网络化”的发展趋势，令“”在中国境内的恐怖活动升级，表现出手段更为暴力、组织更为严密、行动更为隐秘等新特征，并借助网络媒体扩大影响力，增强蛊惑性。近来，受美国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反恐的挤压效应，“东伊运”等呈回潮趋势，在寻找庇护的同时伺机而动，不时发动恐怖暴力袭击，妄图破坏中国安定团结的良好发展局面。
二、非传统安全争端易诱发传统安全冲突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并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争端如得不到适当处理，将诱发传统安全领域的矛盾和冲突，如恐怖主义活动引发反恐战争；网络攻击致使军事打击介入；水源纠纷挑起地区冲突；生态环境污染造成国家对抗等。随着美国加紧介入亚洲事务引发连锁反应，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戒心增强，试图依赖或借助美国制约中国上升的地区影响力。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摩擦和矛盾将增多，未来在一定条件的刺激下，难以妥善解决的非传统安全争端有可能演变为传统意义上的冲突对抗，将严重阻碍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同时也使中国维护国家安全、地区稳定的努力更趋复杂、艰巨。
三、新版“中国”影响周边环境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在中国周边制造“中国”，并逐步向非传统安全领域扩展。如在水源争端中，“中国正在用水牵制亚洲”、“中国大坝”和“干旱责任论”等频繁出现在国际媒体报道中；在网络安全方面，个别国家的军政部门及企业受到了网络攻击时，便立即将矛头指向中国，“中国网络”、“中国黑客”等言论此起彼伏、不绝于耳。这些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新版“中国”，严重误导了周边国家民众对中国的认识与态度，进而影响其国家行为的判断，引起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警惕和忧虑，破坏良性发展的周边关系。同时，美等国还趁势介入中国周边事务的处理，扩大自身影响力，试图给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发展与合作设置障碍。
中国需积极应对周边非传统安全挑战
未来，中国周边环境将更趋复杂，其中非传统安全威胁将构成巨大挑战。中国应在未来周边安全战略中，更加重视妥善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为和平发展营造长期稳定的周边环境。
一、加强周边区域合作
周边各国越来越认识到只有加强相互协调，开展区域合作，才能有效应对非传统安全带来的各种挑战。同时，非传统安全问题也将成为地区安全合作的催化剂和加强安全互信的纽带。中国在加强周边区域合作中，应注意扩大地区国家间利益的交汇点、促进地区性机制建设和身份认同，以打消周边国家既希望从合作中获益，又担忧自身利益因合作而受损的疑虑，减少对中国快速崛起的戒心。“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等地区多边组织都可促进中国与地区国家的合作，特别是在能源安全、网络安全、反恐缉毒等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同时，通过与周边国家加强文化交流，开展公共外交，增强纽带关系，从而营造“安全共同体”的良好氛围。
二、建立危机管理机制
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重在预防，并建立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以防止问题的滋生、蔓延和升级。日本核泄漏带来的危害持续发酵，已反映出建立机制的紧迫性。为应对未来周边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突发性事件，中国亟须建立包括危机预警机制、信息透明机制、危机反应机制、部门协调机制及舆论监督机制在内的危机管理机制。通过与周边非传统安全危机预警组织合作，充分利用中国现有的技术和灾前预警系统，完善公共安全应急体系，从而为及时处理危机争取时间和减轻危害。此外，在危机引发国家间争议的情况下，还需协商解决纠纷或冲突造成的政治影响、舆论影响、外交关系受损和经济损失等后续问题，避免非传统安全挑战向传统安全冲突转化，尽快恢复国家间的正常关系与合作秩序。
三、综合运用多种手段
关键词:地缘政治;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
一、地缘政治因素是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理论基础
地缘政治因素来源于地缘政治理论,它强调地理环境对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认为国家的政治、军事活动受制于地理环境的影响。地缘政治因素是国家制定政治、军事、外交政策的主要依据。国家安全战略是国家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缘政治因素是国家安全战略制定的理论依据。地缘政治强调地理环境因素对于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及其在国际政治中的意义。由此可见,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战略也离不开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一个国家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该国的政治制度、精神特征以及对外政策。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一些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要求重新瓜分世界,达尔文主义为国家间竞争提供了理论基础。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创立了政治地理学,他把人类国家和世界当作有机体来研究,认为国家在政治上的力量取决于该国领土的大小,国家之间不断进行着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因此,他认为国界也应是经常变动的,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全必须确立生存圈。地缘政治理论确立后,经过马汉的“海权理论”、金麦德的“陆权理论”、皮克曼的“边缘地区理论”的发展,逐步形成了近代资本主义扩张和争夺世界领导权的理论依据。
历史上俄罗斯国家安全就与其独特的地缘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地理位置成为俄罗斯民族保障国家安全的独特力量和手段。从最初寻求生存的领土安全,到扩大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扩张战略,再到确保其独特欧亚大国的安全战略,地缘政治因素已经渗透到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
在探讨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内在影响因素时,如下因素必不可少:历史上俄罗斯民族的大规模迁徙浪潮开辟了俄罗斯国家扩张的道路,经济利益是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恒久不变的因素。大俄罗斯主义成为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坚定不移的信仰,沙皇制度是俄罗斯国家不断扩张的重要因素,而更为恒久的则是地缘战略因素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因为地缘战略因素不仅赋予了俄罗斯国家对外扩张的内在需求,同时也为俄罗斯提供了对外扩张的客观条件[1]。
二、地缘政治因素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
(一)地理扩张时期地缘政治因素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
从地缘角度看,自基辅罗斯到伊凡三世统一俄罗斯的整个历史时期,由于俄罗斯位居欧亚大陆腹地,周围没有利于防御的天然屏障,易受攻击。从公元11世纪到14世纪,南方的波罗维茨人、东方的蒙古人、西方的立陶宛人和波兰人都曾袭扰过古罗斯,加之内部的混乱和彼此征战,不安全思想一直影响着俄罗斯,并积淀到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和思想中。因此,进行领土扩张和控制周边地区成为俄罗斯国家安全思想的核心内容。
在彼得大帝统治时期,俄罗斯的不安全感被人为地加重了。1713年彼得大帝下令把首都从莫斯科迁到他征服的第一块波罗的海海岸上的城市彼得堡,把俄罗斯置于一个不能保证安全,甚至不能保证不受屈辱的位置,极大地刺激了俄罗斯民族对外扩张的野心。
在俄罗斯主义思想体系中,基于地缘考虑进行的地理扩张被认为是防御的,是自卫性的,随之而来的是与西方意识形态对抗,进一步强化了俄罗斯国家通过地理扩张来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的理由。
辽阔的东欧大平原几乎没有任何天然屏障,所以不断对外扩张领土往往被看做是确保俄国自身安全所必需的行动。从彼得一世到叶卡捷琳娜二世,一直到尼古拉二世,沙皇俄国的地缘战略目标主要是:通过联盟来掌控边缘地带,以向南部、西部扩张寻求暖洋出海口为手段,实现对整个欧亚大陆的控制。十月革命后,苏联地缘战略空间一度收缩,面对严峻的形势,苏联被迫提出了“空间换时间”战略。经过二战后的短暂恢复,苏联很快确定了把美国势力逐出欧亚大陆,在实现对欧亚大陆掌控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全球争夺的地缘战略。
在总结俄罗斯历史时,俄罗斯地缘政治学者阿尔巴托夫指出:“俄—苏帝国在许多方面不同于19世纪的欧洲帝国。欧洲帝国是典型的经济帝国,而俄—苏帝国是军事政治帝国。俄罗斯大国地位是建立在不可分割的四大支柱上,国家控制用于保障巨大军事威力的集中经济,旨在控制这种经济和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依托的严格等级极权政体和救世主思想,建立帝国及无止境的领土和政治扩张,对抗以及为对抗体制找理由。” [2]
(二)冷战后地缘政治因素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
苏联解体后,两极格局终结,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而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逐步下降。苏联解体使得俄罗斯陷入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之中,俄罗斯处于两难境地,这使得地缘战略思想在俄罗斯再度复兴。俄罗斯国家周边环境严重恶化,失去西线和南线战略屏障,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构成了现实的挑战。同时俄罗斯国内经济、政治、军事处于转轨时期,各国内部及国家之间因领土、民族、宗教等问题引发的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对俄造成潜在的或现实的外部威胁,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俄罗斯国家的安全和稳定。同时北约积极东扩,将东欧地区逐步纳入北约战略防御空间。这一系列内部和外部威胁使得俄罗斯地缘战略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影响逐步加强。
从横跨欧亚大陆的独特地理位置出发,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形成了很多具有欧亚主义倾向的地缘政治思想流派。这些地缘政治思想体现了欧亚主义关于俄罗斯文明独特性和地缘政治正面临挑战的典型特征,主张俄周边国家和国内民族及种族的融合、边界稳定、对西方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对俄国家安全战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俄罗斯的潜在势力,尤其是雄踞欧亚大陆的特殊地缘政治优势,使得俄把构建一个有利于自身长远利益的周边地缘政治结构作为一个特定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加以追求和完善。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环境大大恶化,这不可避免地促使地缘政治安全思想在俄罗斯再度复兴。在地缘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独联体国家在俄联邦国家安全战略中占据着独特的位置。俄罗斯把在地缘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历史传统与俄有着密不可分联系的独联体视为稳定周边、抗衡北约东扩、重新树立世界大国地位的重要依托,把推动独联体范围内的全面合作和一体化进程作为俄对外政策的优先任务,把建立稳定的独立国家联合组织、使其在经济和政治上实现一体化,并且有能力在国际社会中占据应有的地位作为俄对独联体国家安全政策的战略目标。俄把自己与近邻国家之间的边界称为“内部边界”,其特点是不设防,并在海关、居民出入境等方面执行较宽松的制度,而把近邻国家与近邻以外的国家间边界称为“外部边界”,由俄罗斯与近邻国家共同防御。“外部边界”实际上就是俄罗斯的战略边界,因此,实施集体防御是确保俄罗斯大国地位的战略选择[3]。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环境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面临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冷战后新的历史时期俄联邦国家安全战略目标是,对内复兴俄罗斯,巩固俄罗斯的国家制度,维护现有的地缘政治疆界和领 土的完整,保证公民和社会的安全与发展,对外创造有利于俄罗斯国内发展的外部条件,确立俄罗斯在多极化世界中的主要力量中心之一的地位。
1997年《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的颁布标志着俄罗斯欧亚大国安全战略的最终确立。鉴于亚太地区在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作用,俄罗斯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合作,借此发展和稳定远东,确立俄在亚太地区的地位,维护亚太地区战略平衡。
身处欧亚大陆的地理位置使得俄罗斯拥有成功运用东西方平衡、突出俄罗斯地缘上欧亚中心位置的优势的可能性,但在借助自身实力的同时,集体安全和地区稳定也是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内容。冷战结束后,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取代世界战争成为国际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俄罗斯主张在扩大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合作的基础上建立未来的集体安全体系,以全面的集体安全为核心构筑地区和国际安全机制。
三、地缘政治因素对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启示
地缘政治因素既是理论因素又是现实因素,它本身具有双重属性。杰弗里·帕克在《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未来》中认为地缘政治因素是从空间或地理的视角所作的国际关系研究。地缘政治的本质就是政治行为体通过对地理环境的控制和利用来实现以权力、利益、安全为核心的特定权利,并借助地理环境展开相互竞争与协作的过程及其形成的空间关系。
国家的地理位置制约着其政治行为,或者说,地理位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家对外政策的方向。在地理状态上,中国的海陆邻国众多,其历史一直为地理因素所支配,因此中国在对外战略中运作的精力应放在亚太及周边地区。地缘政治的存在有着明显的边际效应,近邻国家比相距较远的国家对本国的影响力会大得多。因此,对周边国家和本地区的关注是地缘政治的必然要求和自然机理,从战略全局来看,亚太及周边地区潜在的危机可能成为中国安全的直接威胁。
亚太地区是中国对外战略必须首先予以考虑的区域大环境。立足亚太是指作为亚太国家的一员,中国的国家利益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中国的对外战略决策和实践主要领域范围也是亚太地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应以亚太地区为核心,应通过对外战略活动促进亚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把自身的安全与亚太地区的稳定有机地结合起来。
亚太和周边地区的稳定是中国作为亚太大国所必然拥有的地缘政治战略。在客观层面,中国面临的亚太和周边态势的基本情况是,潜伏着诸多不安定因素且缺乏相应的安全机制。在这种情况下,亚太和周边的动荡将会直接影响到中国国内社会政治的稳定和经济发展。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立足亚太和稳定周边的对外战略的优先考虑,就是进一步在亚太地区积极筹谋各种双边或多边安全机制,推动亚太地区整体局势的稳定。
随着冷战后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作用的上升,地缘经济考虑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凸显出来。地缘经济是指国家间、地区间或民族间从地理位置出发的联合、经济对立、设置壁垒等。冷战结束后,各国都把发展经济置于首要地位,从而提高了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度并以此改善国家间政治和安全关系。在亚太及中国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兴局面使各种层级的地缘及国际活动异常活跃。中国在亚太与周边地区开展的互惠性双边或多边地缘经济活动将会极大地推动和提升中国的对外战略能力。
参考文献:
[1]亨利·赫坦巴哈,等俄罗斯帝国主义:从伊凡大帝到革命前[M].上海:三联书店,1978: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