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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转型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2 17:42:40
中国经济转型论文

第1篇

关键词:转型国家不同制度安排价值取向研究

中国与俄罗斯,都曾实施过大体相同的计划经济体制,但在上个世纪末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却有着不同的转型策略和基本进程,根本原因是两个国家对转型的最终目标定位上,有着不同的制度安排。

一、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制度安排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俄罗斯在转型起点就有了明确的制度选择:一是要在国家政体上由共产党转向多党议会制;二是要在经济体制上由集权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样的制度安排,显然是要彻底抛弃斯大林的所谓社会主义模式,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

斯大林从1926年开始,领导原苏联进入了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建设时期,并逐步建立了集权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体制的主要特征:一是用超经济的手段排挤非公有制经济,让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家所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取得绝对的垄断地位。据原苏联1937年的统计资料,公有制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占99.8%,在农业总产值中占98.5%,在商品零售总额中占100%。斯大林正是依据这些资料,宣布原苏联在这一年已建成了社会主义。二是用行政权力下达经济计划指标并管理经济,最高权力机关是苏共中央,由国家计委和经委负责计划制订、实施和检查,产供销和资金一律按行政系统安排。这种带有强烈权力色彩的集权计划经济,在一个时期的确也发挥了某种效应:从1927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集中国家财力、物力、人力,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这和同期资本主义国家正在经历着的世界性大危机形成了明显的对照。①

但是,这种集权计划经济体制所内含的矛盾也在慢慢膨胀,高速发展的工业和日益衰退的农业以及潜在的工人和农民的矛盾日趋尖锐。进入20世纪50年代,矛盾日益显形,国家通过行政权力对农产品实行高征购、低价格的政策,使原苏联农业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甚至衰退的状况。另外,经济结构畸形发展,为抵御外国敌对势力的包围并长期进行军备竞赛,政府集中投资发展国防工业体系,使得消费品工业极为落后,人民日常需要的生活用品得不到满足。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附以极权的政治体制,培植了一个权贵阶层,这个阶层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日趋尖锐,在体制内累积、积聚了深刻的多重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戈尔巴乔夫领导原苏联进行改革。当时以“加速”为目标,优先发展机器制造业,但实际效果却是加剧了工业与农业及食品工业的矛盾。②当时,我在原苏联莫斯科大学等高等院校访问研究,他们对“市场社会主义”继续进行批判,“短缺经济学”被看作是异物,就连“竞争”概念也仍被排斥在讲坛之外。1987年6月,原苏共制订了《企业法》,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利润分配办法;1988年6月,转向政治体制改革;1990年5月,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当时有以渐进为特色的“政府方案”,有以激进为特色的“500天计划”,也有以“500天计划”为基础的“总统方案”,但都突出了价格自由化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思想。伴随着政治纷争与社会动乱,原苏联经济日渐衰退和混乱,1991年12月,直接导致了原苏联的解体。

在短短的几夜间,旧体制轰然解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根结底是一个发展问题,老百姓往往是从比较中作选择。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发展比别的国家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这从根本上点破了东欧剧变、原苏联解体的经济、社会、政治等多种原因,但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型,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

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需要有多元主体的竞争机制,要打破原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中国有资产对国民经济的垄断局面,重新配置国有产权和建立新的企业制度。20世纪90年代初,叶利钦实施了“休克疗法”,在1992年1月2日,放开了80%的批发价格和90%的零售价格,允许建立各种小企业,允许公民自由从事贸易活动。尽管这些措施比较快地扭转了商品短缺,但却同时推动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宏观经济恶化,经济严重衰退。然而,政府仍以加快私有化的速度为目标。1992年6月11日国会通过了有关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方案,用18个月的时间将国家所有权分散给大部分的大企业,把大部分的股份以低价出售给企业的职工和管理者,把一小部分售给企业外的投资者。到1994年,实行私有化的许多企业中,财产的所有权基本上被经理和管理人员所拥有。这种“先所有、后交易”的产权改革,事实上是培育了一个新的财产所有者阶层。

市场经济的运行当然也需要政府的作用,但当时俄罗斯思想界普遍认为:俄罗斯现有文化不具备使经济增长和保障世界福利标准的潜力,因此,“一定要把原来的那个国家机器搞散架”。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院长尤·阿法纳西耶夫说:“这种体制不应当修补!它有三大支柱:原苏联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非市场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还有党的垄断。应当逐步的,不流血地拆除这三根支柱”。③因此,俄罗斯转型的定位在一开始就很明确:要将原有的国家政体、国体彻底摧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体制和政府机构。俄罗斯一些思想家还认为,新政府必须是一个小政府,减少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预;而要扭转经济萎缩、实现经济复苏和增长,最简捷的路径就是缩小政府职能。因此,他们新建立的政府,不但“小”,而且也忽视了政府自身的政策目标。叶利钦建立的新政府面对市场经济,在一段时间内无所作为,价格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肆意攀升,恶性通货膨胀将老百姓的储蓄,几乎洗劫一空。

俄罗斯的这种转型,对现存的社会经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俄罗斯媒体对此也毫不隐晦,他们承认:俄罗斯没有通过转型而优化经济结构,反而使国内生产总值在20世纪90年代初下降近一半,在现代科技、民用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方面,几乎被排除出世界竞争市场,俄罗斯面临着沦为世界二流甚至三流国家的危险。新生的权贵阶层与广大社会民众也出现了新的矛盾: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1998)批评了俄罗斯的转型,认为是简单地照搬了美国教科书中新古典经济学一种学派的理论,过分迷信市场经济的功能。但杨小凯教授认为:经济转型的核心是制度的转变,而建立新的游戏规则的长期利益与短期效果往往并不一致,要考虑长期因素。④

普京执政后,调整了转型的基本思路,寻求市场经济运行与公正理念结合的途径,发挥能源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的经济效应。同时,强调并严格界定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政府不对经济作过多干预,但要保护产权、保障平等的竞争条件;要减低税负、统一税率,改革金融体系;要实行现实的社会政策,优先发展卫生、教育和文化;要加强立法,保障良好的投资和经营环境。普京把保护私有产权看作是建立有效经济体制和良好经营环境的根本条件,从而逐步建立了一种国家可控制的市场经济或者说是符合俄罗斯地域价值观的社会市场经济。这相对于叶利钦的完全自由市场经济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另外,普京政府比较叶利钦时期,还采取了两条硬措施:一是改革联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二是注重公正,打击金融寡头。政府惩治金融寡头的行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

在新的经济模式下,从1999年开始,俄罗斯的经济出现了转机,连续多年都保持了经济稳定增长的势头。2006年,世界银行发表了有关转型国家经济增长的报告,报告说: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符合穷人的利益。媒体据此评论说:⑤俄罗斯从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速度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而居民货币收入年均增速达10%—12%。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保健医疗、教育事业、居民住房、人口增长、困难救济等社会公共领域,从而建立和维持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让退休、失业、学生、儿童等等弱势人群,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随着经济增长,俄罗斯最低生活标准由俄罗斯各联邦主体制定,但每一季度都进行调整,用于评估居民生活水平以及作为制定补助金、补偿金及其它社保支付的款项。⑥民选的官员,拼命讨好选民,除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俄罗斯政府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这种情势下,在经济恢复了的俄罗斯,要想当穷人,还不容易做到呢!这样的评论,当然未免有点过分,因为俄罗斯还有很多深层次社会矛盾。但不能否认,俄罗斯转型的社会经济效果,已渐渐显现,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的。

二、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定位

中国曾照搬了原苏联集权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并涂上了更多的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色彩。上个世纪50年代中后期,左的错误思想开始抬头,决策层似乎淡忘了曾引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不仅定位中国已经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还把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作为新社会的主要矛盾,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构架“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基础;实行“大体平均”的分配原则;长期对外封闭;把指令性计划指标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统一生产,统一分配,统购统销,票证消费。这是一种计划的社会主义模式。在这种体制下,尽管也集中全国的物力、财力干了几件大的工程,但膨胀、家长制横行,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使中国丢掉了20多年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人民群众长期生活在票证、定量供应的最低生活水平线上。

经过“文化革命”浩劫的中国人民,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对中国式的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

改革的第一阶段,重点是在农村。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支持来自实践的经验,克服各种阻力,使完善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普遍发展。同时,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1979—1984年大约提高了54%,农民从中收益颇丰,使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农业获得了迅速发展,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开辟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新来源,而且还安排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闯出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的新路子。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改革的重点转移至城市,这主要是国有企业。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成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现在回头重新认识这一时期的改革,一个明显的特点是突出了“包”字: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以调整利润分配为主线,相继实行了生产经营责任制、利改税和承包制;与企业改革相配套,中央和地方财政“分灶吃饭”,实际上也是“包”字当头。相比之下,价格体制改革则由以“调”为主不失时机地转入以“放”为主,逐步放开了生活消费品价格。但对生产资料的价格在一个时期内仍实行“双轨”制,这种价格体制对生产固然有刺激作用,但少数手中掌握物资分配权的官员,按计划价买进,再按市场价倒出,“价差”为某些不法分子提供了腐败的条件。

1989年的后,市场化改革曾一度中断。1992年初,市场化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发表了重要谈话,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⑦三个有利于的提出,扫除了市场化改革道路上的障碍。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定了我国经济转型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做出了大体描述,其中有两点最重要:一是力求通过价格信号对企业的销售、供应和生产进行导向;二是国家通过经济政策、经济法规以及各类经济参数对市场进行调节,弥补市场的缺陷。⑧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彻底打破了社会主义与私有制不相容的传统观念,把非公有制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制度联系了起来。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还有另外的看法,最流行的观点是,强调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他们把这里的“社会主义”作为定语来对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这就再次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拉向了计划和市场是手段还是社会制度的僵死框框中!实际上,就经济的一般运行来说,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相似。⑨因此,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上,完全可以大胆地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和管理方法。

中国市场化改革是根据实践经验,一步步摸索推进的,俗称“摸着石头过河”。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算起,我们用四年多时间取消了农村的制度,逐步建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双层经营的管理体制;用十多年时间消除了计划定价并逐步形成了以市场定价为基础的价格形成机制;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发展多元市场竞争主体,并推动国有资产存量调整,培植市场竞争机制。统计显示,截止到2006年底,我国非公有制(不包括港澳台)注册企业3130.4万户(含个体工商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5.7%;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23780.4万人,占全国城镇就业人数的84.0%;非公有制经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量58265.9亿元,占全社会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62.3%;非公有经济(不包括规模以下私营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实现工业增加值3.93万亿元,占全国工业增加值总额的49.3%;在全国40个传统工业行业中,私营经济已在27个行业中经济比重超过50%,在轻工纺织、普通机械、建筑、运输、商贸服务等行业已占70%以上;非公有制经济(不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33523.6亿元,占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43.9%;非公有制经济(不包括港澳台及国有控股企业的非国有部分)共缴纳税收总额12666.84亿元,占全国税收总额(不包括关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的33.6%。就经济总量而言,2006年,非公经济所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已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5%左右。⑩非公经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虽然越来越大,但还属于粗放的数量增长;另一方面,公有制经济在质量上却得到了提高,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并在先进行业中居主导地位,依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多层次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在法律层面上奠定了市场主体混合的、多元的竞争机制,就使得国家集权控制全社会经济运行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主要是:国家不再对企业经营承担无限责任,企业也不能再吃国家的“大锅饭”,国有企业已逐步成为法人实体;个人对社会成果的分配,不仅劳动者以社会必要劳动即劳动贡献来衡量,而且各种生产要素也有偿参与社会价值的创造、实现和分配;农村不再是城市工业化资金积累的来源,而是全力发展城乡商品关系,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加快农业现代化的建设;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统一的国家政权组织内,一级政府,一级事务,各自有了独立的财政收支权限;随着多元市场主体的逐步形成,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和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市场体系也逐步建立并完善;利率、汇率、税制也适应国内外市场的需要而逐步市场化。这种状况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已初步奠定,要想让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复归,已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不能最终建立,或者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不能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发挥作用,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是否能按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1978年,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结构中,公有制经济占99.1%,非公有制经济占0.9%,而在公有制经济中,国有经济占56.2%,集体经济占42.9%。党的十五大依据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加快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给国有经济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进一步提出了明确的原则,这主要有:继续努力寻找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的新形式,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同时还包括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成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主要表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对国民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而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的改组,除通过市场组建以资本为纽带形成的大企业集团外,还可以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出售和股份合作制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也即通常所说“抓大放小”;支持、鼓励和帮助城乡多种形式集体经济的发展,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为主是集体经济发展的新形式;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并对它们进行监督管理。

但是,我们仍处在由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的漫长过程中。近百年的历史以及俄罗斯转型的实践说明:市场经济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个提高效率的机制,但搞不好,也可能是一个让社会毁灭的机制。就世界范围来说,有两种市场经济,一种是良性的,一种恶性的。(11)我认为,我国的现行市场经济体制还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比如:现行的权力结构,还更多的是代表着部门利益甚至地区利益,不同权力部门都在试图控制生产过程和生产领域的资源,形成分散化的利益格局,并通过政策设计,将部门利益法制化。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这种情况造就了一代新的既得利益者集团;而现行的资源分配体制,也还很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财政资金的分配以及银行贷款,没有完全摆脱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微观竞争机制的不对称,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处在垄断性行业中的国有独资企业,其所占有的资源、所获得的利润,浓缩了中国当今现行资源控制和分配结构的现状。

三、经济转型与有效的社会政策:关注民生

中国有过5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但社会主义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有着不同的变化。

邓小平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总设计师。1980年4月,他在会见外宾时指出:“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不能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12)他还多次讲: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一切要从这个实际出发。党的十三大按照邓小平的思想,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个理论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后来,邓小平又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1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制定政策提供了客观依据。

邓小平按照“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推进市场化改革,把市场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实行对外开放。先让一部分人通过勤劳致富先富裕起来,然后达到共同富裕,引领中国开创了探索市场社会主义新模式的实践。一代领导人执政后,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在强调党要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同时,根据劳动者大多数已逐步成为有产者的事实,允许私营企业主和民营企业老板中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同时强调说: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要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应该扎扎实实地搞好眼前的各项工作。(14)

市场化改革虽然使国家综合实力增强,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但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权力资本扩张。首先是贪污、受贿、腐败问题。中国搞市场经济的起步点是着眼于经济发展,尽快改变居民贫穷、国家经济落后的局面,因此忽视了与市场相关的立法建设。市场准入权由政府的官员通过行政审批行使,且又对行政权力缺乏监督与制约,包括立法的、制度的、舆论的监督,这就给官员的贪污、腐败和受贿提供了可乘之机,官员的权力向资本转化。有研充报告估计,上个世纪90年代,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约达GDP的17%左右(胡鞍钢,2001)。官员的超常消费和执法犯法引起了民愤。

二是贫富差距在扩大。世界银行对此进行过测算,198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2,到1984年下降到0.26。但这以后持续上升,2001年达到0.45,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警戒线。如果按基尼系数从低到高的顺序排列,中国属于当今世界收入不平等程度很高的国家之一。如果考虑到高收入居民的灰色收入而重新计算基尼系数,肯定将远远高于世界银行计算的0.45的水平。(15)还需要指出:1999年到2006年,国家财政收入从1.5万亿增加到近4万亿元,但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却相当滞后,人们被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四座大山,压得有些喘不过气来。中国经济虽然在高速增长,但穷人却没有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

三是市场秩序混乱。假冒伪劣、信用缺失、行业垄断、管制错乱等,严重地侵犯了消费者权益。

在市场化改革起步时邓小平曾经主张,让一部分人通过劳动先富起来。但那时,他似乎没有预见到劳动致富后的剩余资金一旦转化为资本,资本致富的速度以及由此产生的收入差距会快速扩大。劳动致富与资本发家,原本是两种不同的经济思维方法。邓小平1993年9月16日曾语重心长地说过: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么分配,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要困难。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16)邓小平晚年所思考的问题,是很实在的,而这正是社会各个阶层所深深忧虑的问题。

如果说俄罗斯转型的教训是在一个时期过分迷信市场经济,那么中国转型的教训也许是忽视了尽快实施一套有效的社会政策,并由此构建经济健康转型的社会安全网。(17)新一代党的领导,面对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矛盾日渐激化的局面,仍然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重申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继续坚持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方向,重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但更加重视政府对市场的导向功能。把政府改革摆在重要位置,明确政府改革的目标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切实解决公共服务投入不足、覆盖面不广的问题,特别是着力提高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质量,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些社会公共事业,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社会就业、社会保障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问题。政府面对市场经济,主要是制定公平竞争的规则,公共信息等,从而为社会、经济、文化和公众生活提供制度保障、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确保市场竞争的有效性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作用。政府职能的新定位,是新时期如何执政的一个全新理念,使实施有效的社会政策有了主体。另外,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快法律制度的完善,比如:2007年10月1日实施的《物权法》,能比较好地维护市场的微观基础。

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内涵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在长期存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有两项主要任务,除了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外,还要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相应地逐步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就不可能愈益充分地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因而也就不可能持久地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18)公平、正义、科学、民主、法制、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这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所以,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制度的安排,它同时也是一种对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的追求。将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和道德成果纳入对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认识,这是思想解放进程中的一个亮点。而这一点,恰恰是我国在一个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所曾忽视的问题,甚至在一个时期还对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加以排斥。

追根溯源,社会主义一词的初始含义,首先是对社会不公正的反抗和对民主平等的追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关注民生。这使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按照我们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认识,必须关注民生,注重社会政策的有效性,其中包括:

民主问题法制化。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要政府多一些责任,给公民多一些权力,让社会多一些监督。

民生问题制度化。民生问题涉及人们的衣食住行,让人民生活得快乐和幸福。但是解决民生问题,要有制度的保障;有了制度,就不会因为政府的更替和领导人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第2篇

(一)回顾与比较

从建国初,快速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到改革开放,提高综合国力、提升国际竞争力,逐步促成了中国政府主导、投资驱动、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国富优先的发展目标,强化了政府主导、总量导向的增长模式;财政分权体制、唯GDP政绩考核,刺激了地方政府投资冲动,进一步固化了投资出口增长模式,导致长期投资、出口过高、消费短板的现象。从结构看,我国最终消费率逐渐降低,而投资率逐渐提高,投资—消费失衡(见图1)。消费率从1978年的62.1%降到2012年的49.1%,在有数据可比的国家中是最低的。其中居民消费率更是从1978年的48.79%降到2010年的33.8%,降低了15个百分点(见图2),与世界任何国家相比都很低。同期总投资率则从1978年的38.2%提高到2012年的49.2%,提高了21.4个百分点。2003年以来,投资率已连续10年超过了40%,年均为46.06%,超过世界平均投资率(22%)24个百分点,在有数据可比的国家中是最高的。从经济贡献看,消费的“短板效应”日益显著。2000~2013年期间,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率由65.1%降至50%,降低15.1个百分点;而投资贡献率则由22.4%提高至54.4%,提高32个百分点。2004~2013的10年间,消费、投资对经济的年均贡献率分别为45.35%、51.89%,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4.4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6.3%(见表1),说明我国依然以投资为主动力,离消费拉动尚有距离。从国际比较看,相同年份,我国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水平,同时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典型发展中国家。2000年以来,美国的居民消费率一直保持在70%以上,英国超过了60%,日本和韩国也在50%~60%之间,OECD国家平均水平保持在55%~57%之间。[7]而我国居民消费率从2000年46.4%降到2012年的35.7%,年均39.046%。2010年“金砖五国”的巴西、印度、南非、俄罗斯、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分别为64.2%、63.2%、56.9%、51.3%、33.5%,中国最低。

(二)剖析与思考

长期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的经济发展动力格局导致了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贸易高顺差、消费低水平的无后劲、不可持续增长和发展模式,需求结构出现明显的“外强内弱”、“外升内降”、“消费短腿”特征,对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带来严重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经济自主、持续增长的动力大大削弱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加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市场继续动荡与萎缩,外部需求短期内很难恢复;而过度依赖投资会加大经济风险。目前投资率和增量资本产出率②(ICOR)“双高”,表明中国投资效率低下。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的投资率和增量资本产出率在2~3之间。我国投资率和增量资本产出率1979~1995年间平均为2.3,1996~2011间年平均为3.5,1998、1999年高达5~6,[8]2008~2013年均值已经升至6.7[9]。低效率的高投资是中国经济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益的“库兹尼茨增长”的内在根源,[10]它不仅形成“投资—债务—信贷”相互加强的风险循环,引致“信贷膨胀溢出型通货膨胀”,而且加剧产能过剩、能源紧张、金融系统性风险、产业结构扭曲、资源配置无效、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还将在自主性和持续动力上影响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2.经济增长、发展的成果分享不均首先,“国富民穷”式增长表明发展成果在政府与民众间分享不均。中国持续35年高投资率、高储蓄率、低消费率并存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一方面导致居民收入增速与经济发展不同步。1978~2012年,中国GDP、人均GDP、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分别为9.8%、8.7%、14.6%,明显高于城、乡居民收入年均7.4%、7.5%的增长率。同期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年均增长为24.9%,[11]低收入、高储蓄势必导致低消费;另一方面,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挤出效应明显。2000~2011年,居民消费占比由74.5%降至72.2%,政府消费占比则由25.5%提高至27.8%;[7]此外,与世界平均水平50%~55%相比,中国劳动者报酬、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偏低且持续下降,导致居民消费能力持续走低,民众难以分享高速增长和发展带来的成果。国际劳动组织根据中国1978~2007年数据估算,中国劳动报酬占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国内消费大约下降0.412个百分点。[12]中国劳动者报酬占比在1990、1995、2000、2006、2011年分别为53.4%、52.8%、51.4%、40.61%、44.9%,2007最低达39.74%。1995~2008年,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也由13.32%下降到11.21%,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由13.6%下降到11.7%。[13]居民消费率由1981年的53.1%降至2012年的35.7%,累计下降了17.4个百分点。其次,收入差距拉大和财富分配不均体现了发展成果在个体间分享不均。目前中国城乡、行业、群体、部门、地区之间以及单位内部的收入差距都在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3~2013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平均为0.481,城乡收入差由1978年的209.8元提高到2013年的18059元,收入比从2.57上升到3.03;目前,我国收入最高10%群体和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已经上升到23倍。[14]而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由2005年的29.1万元增加到2010年的66.8万元,平均每年递增18.1%。如此差距表明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同时,收入差距与财富分配不均也大大降低了居民平均消费倾向。2000~2011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由79.6%下降到69.5%,2010年和2011年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分别为74.0%和74.8%,比2005~2009年有所下降。[15]3.社会生产的目的和手段发生扭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保证社会成员享有充分的福利和得到全面的发展。但长期出口导向政策催生出为出口而生产的扭曲现象,大规模出口虽然使我国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美誉,但国人却去境外集中消费、大量采购,国内居民消费水平、生活质量并未随出口创汇而提高。

二、消费主导:行稳致远、均衡增长的重要保证

消费主导,实质是以消费为增长的基础手段,以消费—投资比例协调、良性互动,总需求结构平衡为途经,以改善民生、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终极目标,实现经济自主协调、长期稳定的增长模式。2012、2013年我国GDP增长率为7.7%,创1999年以来增速新低;2011~2013消费贡献率连续三年超过50%,而出口贡献率为负,说明我国已进入中速增长、长期稳定、增长动力结构调整的历史拐点。在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的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亟待调整。从1997年提出扩大内需以来,中央政府增强消费拉动经济基础地位的政策导向不断明晰:200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消费主导型经济;十七大、十七届五中全会相继提出形成和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2014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两会强调坚持扩大内需战略,提出加快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着力优化消费环境,促进稳步发展、均衡增长,消费的主引擎作用不断强化。在国际市场出口拉动难以企及,国内市场投资拉动风险加大的背景下,走向消费主导的战略转型既是我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最重要的结构转型,也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均衡增长的基本支撑。加快形成从“中国制造”、“中国投资”转向“中国消费”的消费主导、三大需求协调拉动的经济增长新局面,对中国经济短期稳定、中长期可持续发展,对社会和谐和科学发展观实现,对促进发展方式根本转变,打赢改革攻坚战具有决定意义。

(一)从动力源上转变发展方式,跨过失衡增长与成长陷阱

消费主导是从动力源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根本途径。战后美国雄踞世界经济霸主的主要原因在于“消费是支撑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1959~1978年,美国最终消费率、投资率、净出口率年均分别为79.29%、20.45%、0.27%,[16]2013年按现价计算的三大需求分别为83.4%、19.5%和-2.9%。而我国1978~2012年三项指标分别为59.26%、39.66%、1.33%,与美国30年前比,消费率低20.03个百分点;投资率、净出口率则分别高出19.21、1.06个百分点。显然我国是以投资、出口为主导的失衡增长,这种模式形成了积重难返的粗放式增长、缺乏后劲的低水平发展、丧失主动的外拉式增长、差距拉大的非共享式增长。实践证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大都由于经济增长乏力,最终导致财政危机,没有能力通过发展来消化自身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我国能否继续保持30多年的中高速增长,能否解决新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能否跨过“成长陷阱”,关键取决于我们能否在国内环境变化和国际形势难料背景下,实现从消费主导的动力源上转变发展方式,在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中有效培育增长的内生动力。1978~2013年,我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54.64%,虽然在三大需求中最大,但与世界平均水平70%、发达经济体80%的平均水平相比差距还很大。当然,较大的差距正说明我国消费拉动的潜力巨大,如果我们把经济发展转到消费主导的三大需求协调拉动,消费贡献率提高到世界平均水平,那么,就能从动力源上扭转消费、投资、净出口失衡局面,实现均衡增长。

(二)从自主性上保证行稳致远,避免外部牵制与经济震荡

过度依赖外需支撑的增长其动力来自于变幻莫测的外国市场、外国需求和外国消费者。一旦外部经济有什么风吹草动,对一国经济造成的震荡和波动就很大。1978~2013年,我国净出口对GDP贡献率最高50.4%与最低-66.4%之间相差116.8个百分点;对GDP拉动最高4.2与最低-8.9之间相差13.1个百分点,震荡幅度都很大。这种外源型、外生型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模式,极易导致外需依赖症、经济依附症、外贸挤压内需症和三大动力失衡症;在破坏开放尺度和经济安全的同时,极可能掉入“出口陷阱”、“全球化陷阱”和“反倾销陷阱”。[17]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除2010年外,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和拉动均为负值,证明欧美市场萎缩给我们带来的外部冲击很大。最终消费的贡献率与拉动则平稳很多。所以,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根基是内需,关键是消费。从国际经验看,内需主导、消费引领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途径。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蕴藏着促进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巨大内需潜力,消费主导是从自主性上增强内生动力,提高抗冲击能力,释放增长空间,保持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作为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建立消费主导的自主型增长和发展模式,才能避免因外部牵制、干扰所造成的震荡和波动,保证经济行稳致远。中国经济对外依赖度较高。1978~2013年,我国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5.506%,1978~2005年均净出口率几乎全球最高,达2.6%(见图3)。对外依存度是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依存度从1978年8.4%上升到2006年67%的高峰,表明我们抓住了这个高增长时期的机遇,最大限度地提升了自己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贸易环境逐步恶化,我国外贸依存度从2008年的56.93%降至2013年的45.4%(见图4)。表明外需受外界影响明显收缩,也证明我国对外需的依赖开始减弱,经济发展正由外需拉动向内需驱动转变。2013年我国外贸总额41600多亿美元,占世界货物贸易总额的12%左右,已经跃升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所以,继续提高外贸份额已不现实,应该在着重扩大内需的同时稳定外需,着力提高外贸的质量和效益,以内需增强发展的自主性,以外需提升发展的空间力,形成扩大内需和拓展外需良性互动,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三)从终极目标上实现民富国强,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外贸总额、外汇储备余额全球第一,GDP总额全球第二的骄人成就。但长期持续走低的最终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既不符合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民富国强”执政理念,也不符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终极目标。消费既是增长的最终动力,也是发展的直接体现,作为最终需求,它不仅直接关系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强弱,而且直接影响社会成员的福祉水平高低。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意味着经济不再是为了增长而增长,而是在增长基础上的民生改善,是全体社会成员消费能力和福祉水平的普遍提高,是真正意义上的民富国强,它将为扩展多数人的机会和能力创造条件,从而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终极目标的实现。

三、转型支撑:路线图与制度支撑体系

真正实现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需要诸多方面的协调配合和支持。

(一)从政府转型上扭转发展导向

消费主导的战略转型,面临深层次体制矛盾问题和多方面结构性失衡挑战,亟需通过政府转型来解决。2000~2013年,我国GDP从99214.55亿元增加到568845亿元,增长5.73倍;公共财政收入从13395.23亿元增加到129143亿元,增长9.64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6280元增长到26955元,增长4.29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2253元增长到8896元,增长3.94倍。显示我们实现“民富国强”目标还任重道远。因此,从根本上扭转唯GDP目标的增长,尽快确立市场主导、民富优先、以人为本的发展导向,才能为消费主导的经济自主协调发展奠定宏观导向基础。

(二)从理论创新中摆正发展目的

长期以来,受马克思主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经典理论和凯恩斯“增加政府投资—刺激需求—走出衰退”主流经济学理论影响,我国一直把生产作为目的放在首位,把消费变为工具,异化成手段,形成了典型的“投资依赖症”、“消费忽视症”。资源稀缺前提、“经济人”假设、效率至上原则又进一步强化了做大“蛋糕”、生产出更多产品、赚取更多利润的生产本位思想,消费则在手段和次要位置中被长期忽视。所以,实现消费主导的战略转型,需要从理论创新上将消费从“手段”还原为“目的”,作为发展的源头和内生动力。这就需要“领导管理者从生产决定论及凯恩斯局限性理论转向正确的政治经济发展规律,其公式为:消费—科研、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为实现国家发展战略转变的实质性提供理论支撑。

(三)从指标体系上明晰发展路线

实现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就是要从多方面扭转消费率尤其是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的趋势。为此,不仅应该制定转型的战略步骤,而且要有清晰的路线图。本文建议将城乡居民收入、居民消费率提高作为约束性目标,纳入各级政府及其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根据与消费的正、负相关,我们以2010年为参照,设计出未来20年相关经济指标的预期值(表2),为我国消费主导的战略转型提供参考依据。

(四)从制度安排上提供全面支撑

第3篇

【论文摘要】 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独立于世界经济之外。无论是从产业部门还是从收入水平、就业和经济增长等不同层面来看,每一个国家的经济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投资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牢固的纽带。印度与中国都是发展中转型经济国家典型。印度贸易的发展与中国贸易之间有着举足轻重的关系。在世界贸易中都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都是经济发展中的影响与被影响者。 【论文关键词】 转型经济 印度 中国 贸易关系 一、印度贸易状况 印度自然条件相对优越,气候暖湿、资源丰富,为印度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物质基础。印度进口商品结构为资本货物、能源、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其进口近年来大量增加,而粮食等消费品进口则大大减少。2005年石油进口额高达266亿美元,其后两年也呈增长趋势,这也是印度外贸逆差形成的主要原因。进口的原料及其他中间产品主要是羊毛、原棉、石油制品、化肥、钢铁、钻石配料、食用油等。出口商品结构中农产品出口额下降,工业品出口额不断增加。2006年印度出口农产品(包括茶叶、海产品、咖啡、蓖麻油、棉花、油漆等)约80亿美元,IT产品出口为185亿美元,药品及相关化学品出口达55亿美元,其他工业制成品约90亿美元,钻石及珠宝出口自2003年起已超过100亿美元。印度独立后,其对外贸易的地区结构由独立前集中在少数国家的状况,转变为日益走向多元化。20世纪80年代开始,印度经济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放松对私人经济的控制、改善对公营企业的管理、增强试产调节功能、扩大对外开放等,并在《2004-2009年度印度对外贸易政策》中使之规范化、具体化。图为2007年印度出口产品、图右为进口产品(亿美元) 2007年~2008年印度对外贸易总额为1814.8亿美元,同比增长22.63%。其中出口722.81亿美元, 同比增长18.52%;进口1092亿美元,同比增长25.51%;贸易逆差369.23亿美元,同比增长41%。 二、印度与中国贸易关系 中印贸易往来从丝绸之路时就已开始。贸易关系在1959年因中、印政治关系恶化而停顿,1976年恢复正常之后就一直向着良好的方向发展。印度出口中国的商品主要是矿砂、塑料、珠宝、贵金属等,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是机电、矿物燃料、矿物油等。当前,印度处于顺差地位。但因双方政治关系不很稳定,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十分相似,经济互补性差。在今后的中印双边贸易进一步扩大上可能还会面临一些问题,但就目前发展状况及对未来的预测表明中国在未来对印贸易中很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印度最大贸易伙伴。 中国和印度经过近些年的快速发展,已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潜力的新兴市场和消费品市场。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印两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高,但双边贸易额很小。影响贸易的因素有很多,如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政治关系、文化因素等,但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经济因素。利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和净贸易比(NTR)对目前中国和印度农产品竞争能力进行对比分析,中国在农产品贸易中已不具有比较优势,而印度仍处于比较优势地位。对于中国和印度,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模型更能合理地解释两国双边贸易额较小的现状。但是,由于NTR的取值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产业标准的不同,即根据不同的产业分类标准,会得出大小不同的NTR值,甚至会得出正负相反的取值,因此,通过单个NTR的值,分析某个产业的竞争能力是有失公平的。为克服这一缺点,本文利用该理论框架下的净贸易比这一定量分析指标,计算出它们的相关系数,以此研究两国贸易结构的相互关系。首先,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统计年鉴》(InternationalTrade StatisticsYearbook)按照SITC三位码分类的中、印两国1985年~2007年的进、出口数据,计算出各商品组的NTR值,每个国家各商品组的NTR值组成一个向量,分别设为向量X,Y,Xi是i产品的出口额,Yi是进口额;然后,根据公式Yi=α+βXiεi,运用最小二乘法,对两个向量做相关分析,求出对应向量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如果相关系数是正的,说明中、印两国在贸易结构上是近似的。如中国在某类商品组上具有比较优势(或劣势),印度在该类商品组上也具有相近等级的比较优势 (或劣势),两国具有比较优势(或劣势)的商品组重合程度较大,意味着两国在对外贸易关系上表现为一种竞争关系。相关系数越大,表明两国的贸易结构相似程度越高,在贸易上体现的竞争态势愈明显(注:引自《东盟五国与台湾出口产业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分析》)。如果相关系数是负的,说明两国在贸易结构上是相反的,即一国拥有比较优势的商品组,在另一国可能不拥有比较优势,两国在对外贸易关系上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计算中国和印度纺织品与服装制品的RCA指数,说明两国在纺织品与服装制品上都具有比较优势,竞争能力是非常相近的。由于在中、印两国的进、出口贸易结构中,工业制成品占很大部分,所以在分析全部商品的基础上,有必要对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分开进行分析(注:根据SITC的划分标准,初级产品指SITC的0类~4类,工业制成品指SITC的5类~9类,由于第9类基本是未分类的其他制品,所以本文讨论的工业制成品只包括5类~8类。)。根据SPSS软件的输出结果,全部6个分析年份的相关系数都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的双尾T检验。因此,可以拒绝两个变量不相关的原假设,即三类商品组在分析年份表现为一种正的相关关系,说明中、印两国的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和全部商品的贸易结构表现为竞争关系,两国具有比较优势(或劣势)的商品具有相当的重合程度。中、印两国总体贸易结构在1985年~2007年的各年份分别呈低度正相关和中度正相关。在一般的统计分析中,有一个根据相关系数的大小判定相关程度强弱的标准。设相关系数为r,一般地,当│r│≥0.8时,视为高度相关;0.5≤│r│<0.8时,视为中度相关;0.3≤│r│<0.5时,视为低度相关;│r│<0.3时,认为关系极弱,可以看做是不相关。比较而言,工业制品的相关程度最强,大于全部商品和初级产品。可以说,中、印两国的商品在世界商品市场上表现为一种竞争关系,并且竞争的激烈程度先升后降,但两国工业制成品的竞争程度比中国与东盟后起四国的竞争程度轻微。中、印总体贸易结构的竞争关系,根据净贸易比计算的相关系数,反映的是两国在虚拟的世界市场上的竞争程度和变化方向。考虑到NTR指标的局限性,中、印两国的工业制成品在各自的商品出口份额中所占比重较大,近年已达到80%左右。为使统计口径一致,中、印出口数据统一用美国对两国的进口数据代替。按照HS分类标准,(由联合国海关合作理事会于1973年研究并制定,1978年重新修订,包括5019个6位数子目的商品),美国进口历史数据(U.S. ImportsHistoryCD-ROM)中工业制品按照十位码分类,分别由第一位数为5~9的商品构成。首先,将十位码中前三位相同的商品进行汇总,归纳成按照HS三位码分类的91组商品,分别属于500组~999组,分别对应于《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三次修订本的第5类~8类的各组商品;然后,求出各国各商品组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即一国某一类产品j在美国该类产品进口合计中所占的百分比,用该类产品各国的市场份额分别乘以本国的人均GDP,从而求出各类产品的附加价值指标。另外,由于人均GDP和商品的出口额相乘加总会导致数据过大,现利用既有数据,对人均GDP求取自然对数,再与各商品出口额相乘加总,对加总的和求取反对数。整个运算使用的函数都是单调递增的,得出的各产品附加价值指标虽然与前面的介绍不尽一致,但不会改变各产品组市场份额与出口制品附加价值指标分布的单调性。从工业国家的发展历史看,一国有竞争力的产业首先是从劳动或资源密集型过渡到资本密集型,再从资本密集型过渡到技术、知识密集型。一般地,低收入国家恰好劳动要素比较充裕,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对具有比较优势,出口市场占有率较高;高收入国家恰好资本和技术要素比较充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相对具有比较优势,出口市场占有率较高;中等收入国家则居中。收入相近国家的出口结构也会比较接近,在国际贸易中表现为一种竞争关系,即市场占有率比较接近的产品重合程度会比较高。两国出口的商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价值制品上,低附加价值制品在对美贸易中处于比较优势的地位,高附加价值制品的出口在美国进口品市场上的占有率非常小;而且,中国市场份额高的商品,印度的市场份额也比较高,反之也如此。但是,中国的出口规模比较大,多数商品的市场份额高于印度。1990年~2005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市场份额超过30%的商品种类很少,主要是鞋靴、婴儿车、玩具、游戏品、运动用品及未列的杂项制品(如一些塑料制品),基本属于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当然也都是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同期,印度对美国出口市场份额超 过20%的商品种类就更少了,在90多个商品组中,最多的年份也不超过3个。这些商品也大多属于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主要是纺织纱线、其他机织物、铺地用品等,还有一些宝石、次宝石,也都是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中、印两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比较一致,二者在美国进口品市场上将构成一种竞争关系,其出口会此消彼长。 中印两国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在双边贸易往来中有竞争,但经济贸易前景仍是比较乐观的。要实现两国贸易的持续稳定增长,首先有赖于两国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增进两国官方的高层次互访,在发展双边经贸往来的宏观问题上达成更多共识,可适当制定一些具体目标和相应的时间表。(2002年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率领中国企业访问印度,当时双方提出的目标是在2008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00亿美元,但是这一目标在2003年即被突破。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成功访印,两国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6年11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又出访印度,设定了双边贸易的最新目标,在2010年贸易额要达到400亿美元。)官方的互访可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创造良好的政治氛围和舆论攻势,而时间表的确定可以起到督促和激励作用。其次增进两国工商界的了解。在很多印度工商界人士看来,中印出口产品结构相似,且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互补性并不很强。而印度由于国内的一些问题,如缺乏灵活的劳工市场、基础设施差等因素,导致生产成本远高于中国,使印度很难向中国出口制造业产品。实际上双方优势有很大的互补性,而且印度最近几年对华贸易已从逆差转为顺差。(2001年、2002年,中国对印度的出口大于进口,从2003年开始,中方的进口开始超过出口,2003年、2011年、2005年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分别为9.1亿美元、17.5亿美元、8.3亿美元。)所以中印之间不可能是单向交易,与中国的贸易对印度来说不是威胁而是机遇。当前,印度IT行业发展迅猛,很多企业对中国这个最大的市场已纷纷采取行动寻找合作的途径。最后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两国出口产品的宣传力度,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熟悉度和认可度。其中相互参展办展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通过参加展会既可以使双方保持联系和接触,搞清彼此的基本法律、法规和关税等对外开放政策,为进一步探讨合作和发展做好充分的准备,也有利于宣传自己的商品,为扩展贸易打下基础。我国在印度参展、办展,不仅了解了印度市场的需求情况,而且显示了我国商品在技术上的优势。为拓展中国市场,印度也可以到中国参展办展,让中国消费者了解和接受印度产品。另外,双方要实事求是地解决贸易摩擦。随着中印贸易额扩大,贸易摩擦和其他纠纷也自然多起来,这是正常的,关键是采取妥善的解决方法。目前两国尚未缔结司法协定,使一些经贸纠纷的解决缺乏法律依据,所以两国应尽快缔结司法协定。对于印度方面出于贸易保护目的提起的贸易救济案件,要积极应诉,必要时可诉诸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中方也要加强行业自律,进一步规范贸易秩序,减少恶性竞争,提高出口产品的档次,公平地参与对外贸易。这样中国与印度在未来贸易发展中将会更好的合作与发展。 参考文献: 何运奎:国际贸易地里概论.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薛永久:国际贸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樊亢:外国经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世界经济年鉴,(2006-2007) 关志雄:《中日经济间的互补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演讲

第4篇

【论文摘要】 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独立于世界经济之外。无论是从产业部门还是从收入水平、就业和经济增长等不同层面来看,每一个国家的经济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投资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牢固的纽带。印度与中国都是发展中转型经济国家典型。印度贸易的发展与中国贸易之间有着举足轻重的关系。在世界贸易中都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都是经济发展中的影响与被影响者。 【论文关键词】 转型经济 印度 中国 贸易关系 一、印度贸易状况 印度自然条件相对优越,气候暖湿、资源丰富,为印度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物质基础。印度进口商品结构为资本货物、能源、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其进口近年来大量增加,而粮食等消费品进口则大大减少。2005年石油进口额高达266亿美元,其后两年也呈增长趋势,这也是印度外贸逆差形成的主要原因。进口的原料及其他中间产品主要是羊毛、原棉、石油制品、化肥、钢铁、钻石配料、食用油等。出口商品结构中农产品出口额下降,工业品出口额不断增加。2006年印度出口农产品(包括茶叶、海产品、咖啡、蓖麻油、棉花、油漆等)约80亿美元,IT产品出口为185亿美元,药品及相关化学品出口达55亿美元,其他工业制成品约90亿美元,钻石及珠宝出口自2003年起已超过100亿美元。印度独立后,其对外贸易的地区结构由独立前集中在少数国家的状况,转变为日益走向多元化。20世纪80年代开始,印度经济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放松对私人经济的控制、改善对公营企业的管理、增强试产调节功能、扩大对外开放等,并在《2004-2009年度印度对外贸易政策》中使之规范化、具体化。图为2007年印度出口产品、图右为进口产品(亿美元) 2007年~2008年印度对外贸易总额为1814.8亿美元,同比增长22.63%。其中出口722.81亿美元, 同比增长18.52%;进口1092亿美元,同比增长25.51%;贸易逆差369.23亿美元,同比增长41%。 二、印度与中国贸易关系 中印贸易往来从丝绸之路时就已开始。贸易关系在1959年因中、印政治关系恶化而停顿,1976年恢复正常之后就一直向着良好的方向发展。印度出口中国的商品主要是矿砂、塑料、珠宝、贵金属等,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是机电、矿物燃料、矿物油等。当前,印度处于顺差地位。但因双方政治关系不很稳定,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十分相似,经济互补性差。在今后的中印双边贸易进一步扩大上可能还会面临一些问题,但就目前发展状况及对未来的预测表明中国在未来对印贸易中很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印度最大贸易伙伴。 中国和印度经过近些年的快速发展,已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潜力的新兴市场和消费品市场。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印两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高,但双边贸易额很小。影响贸易的因素有很多,如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政治关系、文化因素等,但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经济因素。利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和净贸易比(NTR)对目前中国和印度农产品竞争能力进行对比分析,中国在农产品贸易中已不具有比较优势,而印度仍处于比较优势地位。对于中国和印度,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模型更能合理地解释两国双边贸易额较小的现状。但是,由于NTR的取值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产业标准的不同,即根据不同的产业分类标准,会得出大小不同的NTR值,甚至会得出正负相反的取值,因此,通过单个NTR的值,分析某个产业的竞争能力是有失公平的。为克服这一缺点,本文利用该理论框架下的净贸易比这一定量分析指标,计算出它们的相关系数,以此研究两国贸易结构的相互关系。首先,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统计年鉴》(InternationalTrade StatisticsYearbook)按照SITC三位码分类的中、印两国1985年~2007年的进、出口数据,计算出各商品组的NTR值,每个国家各商品组的NTR值组成一个向量,分别设为向量X,Y,Xi是i产品的出口额,Yi是进口额;然后,根据公式Yi=α+βXiεi,运用最小二乘法,对两个向量做相关分析,求出对应向量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如果相关系数是正的,说明中、印两国在贸易结构上是近似的。如中国在某类商品组上具有比较优势(或劣势),印度在该类商品组上也具有相近等级的比较优势 (或劣势),两国具有比较优势(或劣势)的商品组重合程度较大,意味着两国在对外贸易关系上表现为一种竞争关系。相关系数越大,表明两国的贸易结构相似程度越高,在贸易上体现的竞争态势愈明显(注:引自《东盟五国与台湾出口产业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分析》)。如果相关系数是负的,说明两国在贸易结构上是相反的,即一国拥有比较优势的商品组,在另一国可能不拥有比较优势,两国在对外贸易关系上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计算中国和印度纺织品与服装制品的RCA指数,说明两国在纺织品与服装制品上都具有比较优势,竞争能力是非常相近的。由于在中、印两国的进、出口贸易结构中,工业制成品占很大部分,所以在分析全部商品的基础上,有必要对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分开进行分析(注:根据SITC的划分标准,初级产品指SITC的0类~4类,工业制成品指SITC的5类~9类,由于第9类基本是未分类的其他制品,所以本文讨论的工业制成品只包括5类~8类。)。根据SPSS软件的输出结果,全部6个分析年份的相关系数都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的双尾T检验。因此,可以拒绝两个变量不相关的原假设,即三类商品组在分析年份表现为一种正的相关关系,说明中、印两国的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和全部商品的贸易结构表现为竞争关系,两国具有比较优势(或劣势)的商品具有相当的重合程度。中、印两国总体贸易结构在1985年~2007年的各年份分别呈低度正相关和中度正相关。在一般的统计分析中,有一个根据相关系数的大小判定相关程度强弱的标准。设相关系数为r,一般地,当│r│≥0.8时,视为高度相关;0.5≤│r│<0.8时,视为中度相关;0.3≤│r│<0.5时,视为低度相关;│r│<0.3时,认为关系极弱,可以看做是不相关。比较而言,工业制品的相关程度最强,大于全部商品和初级产品。可以说,中、印两国的商品在世界商品市场上表现为一种竞争关系,并且竞争的激烈程度先升后降,但两国工业制成品的竞争程度比中国与东盟后起四国的竞争程度轻微。中、印总体贸易结构的竞争关系,根据净贸易比计算的相关系数,反映的是两国在虚拟的世界市场上的竞争程度和变化方向。考虑到NTR指标的局限性,中、印两国的工业制成品在各自的商品出口份额中所占比重较大,近年已达到80%左右。为使统计口径一致,中、印出口数据统一用美国对两国的进口数据代替。按照HS分类标准,(由联合国海关合作理事会于1973年研究并制定,1978年重新修订,包括5019个6位数子目的商品),美国进口历史数据(U.S. ImportsHistoryCD-ROM)中工业制品按照十位码分类,分别由第一位数为5~9的商品构成。首先,将十位码中前三位相同的商品进行汇总,归纳成按照HS三位码分类的91组商品,分别属于500组~999组,分别对应于《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三次修订本的第5类~8类的各组商品;然后,求出各国各商品组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即一国某一类产品j在美国该类产品进口合计中所占的百分比,用该类产品各国的市场份额分别乘以本国的人均GDP,从而求出各类产品的附加价值指标。另外,由于人均GDP和商品的出口额相乘加总会导致数据过大,现利用既有数据,对人均GDP求取自然对数,再与各商品出口额相乘加总,对加总的和求取反对数。整个运算使用的函数都是单调递增的,得出的各产品附加价值指标虽然与前面的介绍不尽一致,但不会改变各产品组市场份额与出口制品附加价值指标分布的单调性。从工业国家的发展历史看,一国有竞争力的产业首先是从劳动或资源密集型过渡到资本密集型,再从资本密集型过渡到技术、知识密集型。一般地,低收入国家恰好劳动要素比较充裕,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对具有比较优势,出口市场占有率较高;高收入国家恰好资本和技术要素比较充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相对具有比较优势,出口市场占有率较高;中等收入国家则居中。收入相近国家的出口结构也会比较接近,在国际贸易中表现为一种竞争关系,即市场占有率比较接近的产品重合程度会比较高。两国出口的商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价值制品上,低附加价值制品在对美贸易中处于比较优势的地位,高附加价值制品的出口在美国进口品市场上的占有率非常小;而且,中国市场份额高的商品,印度的市场份额也比较高,反之也如此。但是,中国的出口规模比较大,多数商品的市场份额高于印度。1990年~2005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市场份额超过30%的商品种类很少,主要是鞋靴、婴儿车、玩具、游戏品、运动用品及未列的杂项制品(如一些塑料制品),基本属于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当然也都是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同期,印度对美国出口市场份额超 过20%的商品种类就更少了,在90多个商品组中,最多的年份也不超过3个。这些商品也大多属于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主要是纺织纱线、其他机织物、铺地用品等,还有一些宝石、次宝石,也都是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中、印两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比较一致,二者在美国进口品市场上将构成一种竞争关系,其出口会此消彼长。 中印两国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在双边贸易往来中有竞争,但经济贸易前景仍是比较乐观的。要实现两国贸易的持续稳定增长,首先有赖于两国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增进两国官方的高层次互访,在发展双边经贸往来的宏观问题上达成更多共识,可适当制定一些具体目标和相应的时间表。(2002年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率领中国企业访问印度,当时双方提出的目标是在2008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00亿美元,但是这一目标在2003年即被突破。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成功访印,两国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6年11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又出访印度,设定了双边贸易的最新目标,在2010年贸易额要达到400亿美元。)官方的互访可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创造良好的政治氛围和舆论攻势,而时间表的确定可以起到督促和激励作用。其次增进两国工商界的了解。在很多印度工商界人士看来,中印出口产品结构相似,且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互补性并不很强。而印度由于国内的一些问题,如缺乏灵活的劳工市场、基础设施差等因素,导致生产成本远高于中国,使印度很难向中国出口制造业产品。实际上双方优势有很大的互补性,而且印度最近几年对华贸易已从逆差转为顺差。(2001年、2002年,中国对印度的出口大于进口,从2003年开始,中方的进口开始超过出口,2003年、2011年、2005年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分别为9.1亿美元、17.5亿美元、8.3亿美元。)所以中印之间不可能是单向交易,与中国的贸易对印度来说不是威胁而是机遇。当前,印度IT行业发展迅猛,很多企业对中国这个最大的市场已纷纷采取行动寻找合作的途径。最后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两国出口产品的宣传力度,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熟悉度和认可度。其中相互参展办展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通过参加展会既可以使双方保持联系和接触,搞清彼此的基本法律、法规和关税等对外开放政策,为进一步探讨合作和发展做好充分的准备,也有利于宣传自己的商品,为扩展贸易打下基础。我国在印度参展、办展,不仅了解了印度市场的需求情况,而且显示了我国商品在技术上的优势。为拓展中国市场,印度也可以到中国参展办展,让中国消费者了解和接受印度产品。另外,双方要实事求是地解决贸易摩擦。随着中印贸易额扩大,贸易摩擦和其他纠纷也自然多起来,这是正常的,关键是采取妥善的解决方法。目前两国尚未缔结司法协定,使一些经贸纠纷的解决缺乏法律依据,所以两国应尽快缔结司法协定。对于印度方面出于贸易保护目的提起的贸易救济案件,要积极应诉,必要时可诉诸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中方也要加强行业自律,进一步规范贸易秩序,减少恶性竞争,提高出口产品的档次,公平地参与对外贸易。这样中国与印度在未来贸易发展中将会更好的合作与发展。

第5篇

关键词:资本积累;市场经济;制度缺陷;产权界定

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增长理论得到长足发展,经济学家们一直探讨经济增长的原因,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生产技术的进步及由此产生的市场规模的扩大都用来解释经济增长,这也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始于凯恩斯革命,如20世纪40年代哈罗德和多玛构建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到后来在此修正基础上构造的索罗一斯旺模型,再到80年代中期产生了以保罗,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由外生增长理论向内生增长转化。虽然当代经济增长理论没有较为统一的模型,但无一例外地都将资本投入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我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着资本积累的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经济体制由单一的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转变,计划经济也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与大多数其他后发国家相比,中国当代的资本积累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快速增长,中外对中国创造的经济奇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高速的经济增长掩盖了资本积累中的许多问题,造成转轨时期出现了经济与社会矛盾,这同样也值得我们思考。

一、当代中国资本积累存在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证明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但由于一些制度改革滞后,使得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没有达到普遍的权利界定和保障,资本积累方式也相异于传统的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多种所有制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而相较于国有企业,资本积累的程度仍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主要表现在融资能力上的差异。当代,我国的银行业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信贷业务,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银行的信贷偏向于国有经济。据统计,非国有企业从商业银行贷款比例仅为16,5%,这使得许多中小企业只能依靠自身的资本循环或其他非正规的金融渠道获得暂时的基本积累。

从居民角度看,资本积累来源的限制。使人民增收的途径较为单一。可以发现,美国人民的资产性财富增长与劳动收入的基本比例为22:1,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人的收入高,倾向于消费而不是储蓄的原因,因为美国人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资本。而中国却不是,人民大众的积累来源仅仅依靠微薄的工资,很少有其他的资本性收入。依据弗里德曼的生命周期理论,当期的低收入造成了人们更原意储蓄以用来满足未来退休消费的需求,中国高额的储蓄率由此产生。而由于银行的存款利率长期低于CPI的增长率,居民自身的资本处于不断贬值的过程。因此,有限的资本积累来源是中国大众收入无法提高的重要原因。

处于经济转轨的中国,不合法的资本积累也存在。部分官员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利,将权利资本化,使其成为市场经济发展必备的要素投入,形成相当于国家垄断的力量,提高市场准入门槛与运作门槛。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部分国有企业负责人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压低承包指标与租赁价格,或通过非法的财务手段低估国有资产,使国有资产流失到寻租者手里。损害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

二、当代中国资本积累的制度分析

事实表明,我国当前资本积累发生扭曲的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制度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造成了我国资本积累相异于传统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这也是转轨时期国家体制不完善的原因。我们可以从政府的约束与产权两个方面出发,来探讨当前我国资本积累扭曲的状况。

(一)从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第一步就是要防止政府对经济活动任意干预

较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国家政策多变,政令具有很大的任意性,用张五常教授的话来说,“中国政策说好听就是弹性大,说不好听就是朝令夕改”。国家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行政干预十分普遍,如打着“宏观调控”或是“市场调整”的名义,授意相关部门对微观主体进行行政干预。市场规则的不确定性造成了微观主体无法很好地预测下一期的经济状况,一部分积累的资本需要防范风险,而无法全部投入生产。同时,国家政策制定没有约束性,可能造成资本积累发生偏离。如我国在较长的阶段主导工业发展,而忽视了农业与服务业方面的积累,造成了现在产业结构的不合理。

(二)从市场微观主体的角度看,市场的平等需要国家作为监督者。而不是参与者

当代中国,多种所有制企业有了快速发展,在解决居民就业与社会资本积累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然而,一旦市场经济有较大比例的国有企业介入,这种条件下的市场就难有平等权,也难以法制。国企与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家作为国企的股东,更倾向于为自己的企业“开绿灯”,通过越过法律的束缚直接干预经济活动,使国企资本积累不受约束。如最近的农行股改,国家对其坏账进行买单;IPO发行的股票多是国企。正在审批的上市公司中,仍是国企居多,民营企业要想获得同样的待遇困难重重。可见带有“国”字的企业就同于拥有了市场特权,在预算软约束的条件下,国企不仅可以依靠自身来获得资本积累,同时还可以依靠特权获得额外的资本积累,政府背景使他们成为市场的强势者。而较为弱小的民企,无论融资能力还是企业规模都无法与国企相抗衡。等级效应促使许多民企必须通过寻租贿赂的方式获取市场的保护,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资本积累不断变异,最后损害社会整体利益。

(三)制度缺陷造成产权不明晰,限制了资本应有的价值

例如农地制度,目前,我国虽然法律上确定了三权,即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但是农地转非农地的问题迟迟没有解决,限制了土地作为农民资产性收益的来源,资本积累方式受到限制。

产权的界定是为了稀缺资源的排他安排,是市场经济定价的前提条件。由下表可知,我国的矿产资源特别稀缺,而在中国,各级政府所掌握的一些重要的资源配置权利,扭曲了资源投入生产时的价值,无法体现资源的稀缺性,造成资源以低于市场很多的价格出售,降低了矿产资源在资本积累中的真实价值。大量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的破坏使得原本资源稀缺的中国雪上加霜,资本的积累陷入了恶性循环。

三、小结

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改革。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遗留了许多问题,特别是体制缺陷,改革任重而道远。现阶段法制不到位,产权不明晰与我国千年来传统的封建意识和长期计划经济实践造成的路径依赖有着直接关系。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资本快速的积累,但是我们也要警惕不良的资本积累方式对社会福利造成的危害。因此,转变资本积累方式,实现资本价格由市场决定,才是我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2

[3],选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1

[4]/effreySachs;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和转轨[M],经济学,2003

[5]陈志武,对“中国奇迹”与改革路径的再思考[M],经济观察报,2008

第6篇

网络时代,引发产业革命的是互联网技术,互联网应用已经渗透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现在已经取得成果看,互联网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聚合了人、人际关系、数据、信息、知识,形成了和实体空间平行的网络空间,各种组织、机构的运营方式都要变革——都必须采取“双空间”模式。

以产业为例,在十年左右时间里,PC、手机、音乐、出版、影视、物流、零售、金融、电信等行业等都发生了剧烈变革。有的企业“双空间”经营战略顺利,实现了华丽转身;有的企业“画虎不成却成猫”,被新兴的互联网公司冲击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传统企业失败的原因在哪里?专家们往往会提到一个关键词“互联网基因”。

以电信行业为例,微信正在边缘化电信运营商,虽然运营商奋起应战,开发了很多互联网产品,但却战绩惨淡。从财力、员工的能力、国家政策支持的层面看,传统的电信公司都有优势,但是缺乏互联网基因,从而导致竞争处于劣势。

一、从硅谷基因到互联网基因

世界上一些著名500强公司,也正在迎接互联网的挑战。他们都在采取一个统一措施,在硅谷或附近区域开设分支机构,目的就是在当前的企业文化中注入来自硅谷的独一无二的基因,基本上是互联网基因的变种。这批企业中有Target这样的连锁零售商,也有通用电器和福特汽车这样的工业巨头。毕竟传统机构在如今瞬息万变的经济环境中,需要来自硅谷的冒险精神、开放态度、创新意识以及一念之间定成败的超级竞争概念。

1.失败者们的教训

AOL、摩托罗拉和朗讯科技是这个时代的失败者。朗讯最终于2006年和其法国对手阿尔卡特合并成为了现在的Alcatel-Lucent SA,虽然新公司运营得不错,回首其前身Lucent的硅谷故事时,都令人惋惜异常。已被Google收购的摩托罗拉移动则表示,其最近成立的先进科技及产品部门是它10年硅谷旅途中的关键一步。AOL公司最近对开放网络和科技标准的欢迎态度,让人看到了积极的希望。这三家公司虽然开展了“西进运动”,但过于封闭的专利标准和陈旧的想法阻碍它们“开放文化”——互联网文化的基石。

Barnes & Noble是一个投入硅谷怀抱没有吸收硅谷精神的典型。当Barnes & Noble在2009来到硅谷并开发了电子阅读器Nook时,这家公司极不情愿开放Nook的app以及丰富的图书资源,他们把整个Nook生态封闭起来而不是试图让他们兼容别的平台。这么一来,资源提供者们的客户就只有Nook用户这一微不足道的群体。B&N对开放系统的认识也暴露无遗。作为结果,当时的CEO William Lynch因为设备销量不足而下台,Nook在后来也终于向其它平台开放。

2.成功者们的经验

沃尔玛于2011年收购了初创公司Kosmix——其电子零售部门研发主力@WalmartLabs的前身。自此之后的一系列收购使得这个传统零售巨头迅速掌握了在数据、移动技术、搜索和社交科技方面的开发和使用方法。这些东西促成了Walmart.com的新搜索引擎,这个引擎为沃尔玛带来额外20%的实际购买量。

福特把它的硅谷办公室视为一个和整个组织有机结合的成分。资深技术管理人员K. Venkatesh Prasad大部分时间都在福特密歇根总部和硅谷办公室之间穿梭,他说:“硅谷办公室是福特全球研发部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是一个团队,一起工作。我们有一系列共同合作的研发项目。”这些项目中包括利用3D打印,内嵌式电子设备和软件技术的6周快速建模和一些跨地区的合作计划。

这些企业带着开放和融合精神投入硅谷怀抱,获得迅速的正面回报,像由电子商务带来的销售增长、进入新兴市场和更短的产品开发周期等。

3.硅谷基因的直接嫁接

除了设立研发机构之外,这些硅谷移民还通过和大型公司建立伙伴关系来获得利益。宝马和苹果的合作就是个很好的例子。15年前,宝马第一次来到旧金山,和苹果首次将iPod集成到了宝马车中。帮助宝马制造了i3电动车型的Darren Liccardo表示,如果没有亲自来到硅谷,这种合作根本不会实现。“我们在整个组织内普及并推广新的想法”,Liccardo如是说。加州的研发人员通常要在慕尼黑工作上2-3年,而德国的高管们也会定期访问宝马的硅谷部门。

传统公司和硅谷之间的合作是双赢的互惠关系。前者得到了技术,后者得到发展需要的资金。2013年4月,通用电气以1.05亿美元购得了初创公司Pivotal 10%的股份。通用将会用Pivotal的技术帮助其软件部门开发更符合其未来远景的应用程序。GE全球软件中心的副主管Bill Ruh的评价还是那句老话:“如果你没有亲自来到硅谷,这一切是不会实现的。”

正如内裤外穿不能使你获得超人的能力那样,在硅谷开个分公司之类也不代表着你就真正地融入到这个文化体中了。既有宝马和苹果早期在车载娱乐系统上的甜蜜合作,也有Barnes & Noble这样的落寞者。聪明的合作者往往懂得谨慎且批判地从硅谷的独特文化中汲取养分并巧妙地使其和本身文化融合;在与伙伴的合作过程中,他们也是步步为营地各取所需。

二、互联网基因的三个维度

互联网是一种工具,但运营互联网却是一种思维方式。会用互联网、能评互联网与真做互联网,三者之间存在巨大差别。这不是经验的差别,而是思维方式的差别,甚至是思维惯性的问题。这种差别就是互联网基因,它有下面三个维度。

1.平等文化

真正的互联网人是蔑视权威的,无论财富权力多高,是平视看待周围一切的,不会仰视也不会俯视,这是骨子里的基因。不是因为高傲,而是因为大家更相信平等与公平带来的自尊和自信能带来更大的创新创造力!高智商的工程师普遍具有理想主义情怀,每天面对着电脑写程序,必须严谨细致。同时又耳濡目染乔布斯、扎克伯格、施密特的创业故事和不羁的创新精神,往往心思活跃,天马行空。

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中,首先,上下级的观念必须淡化,同时工作关系要越简单越好,这样能给予创新产品以基本的土壤。在工作沟通时不会认为感觉到职级的差异,便于激发基层员工的创新精神。其次,企业内部必须有鼓励产品创新的氛围。在激励体制和组织架构上,必须以产品为中心,以市场成败来论英雄。

这种企业文化是和中国传统的国有文化是背离的,如果一家具有国资背景的公司要下水做互联网,那么就先反思自身是否具备了淡化的行政色彩、允许适度自由和鼓励创新、以产品成败为核心的企业文化。

2.产品为王

互联网行业产品为王,用户体验至上。谁的产品能体贴入微地解决用户的需求,谁就能生存下来。在依靠一种核心产品吸引用户之后,可以建立排他性的产品优势。在此基础上扩充产品功能,逐步搭建平台,创造直接伸往用户终端的渠道。

首先,互联网文化是一种解决社会底层群众最迫切需求的文化,产品创新的同时,用户体验要非常好。例如,360公司的安全卫士从困扰小白用户的杀毒功能开始做起,慢慢延伸至桌面管理、系统维护、软件下载等领域,逐步搭建了一个桌面平台,牢牢抓住了用户的终端入口。

其次,产品的基础功能必须免费。这已经成为互联网行业的基本共识。只有当产品取得了绝对的市场占有率,并且因此搭建了一体式平台之后,才能开始考虑盈利问题。谁考虑对基础用户收费,谁家产品就会失去最庞大的用户群体。由于互联网行业不存在准入门槛,用户也是极其挑剔,在同类产品中的迁移成本很低,因此在面临竞争时,必须时刻注意用户的使用体验反馈,快速迭代版本,敏捷开发。在上一个功能没有取得用户的绝对认可之前,不能冒险开发下一个功能。

那种抱着推出产品第一个版本就涵盖了大而全的功能的想法,已经证明了是一种失败的策略。如果有一天产品停止了更新,新版本不再具备新功能,那么用户流失就开始变成现实。在快速的版本迭代中新开发出来一个接一个的新功能,不断地加强用户的体验,才能牢牢抓住用户的心。

如果一家公司在产品的开发过程中,对用户的需求不敏感,停止了反映用户的诉求的版本迭代,那么它会面临强烈的挑战。如果公司内部开发流程或者沟通成本很高,产品的前景同样不容乐观。恰好有一种开发模式都符合这两个缺点,那就是产品开发外包。我们在后续会聊到具体的案例。

3.模式创

新互联网上的创业者们发明了许多全新的商业模式,这些商业模式完全依赖于现有的和新兴的技术。利用技术,企业们可以以最小的代价,接触到更多的消费者。通过模式创新,互联网公司悄悄地腐蚀着传统产业巨头的地盘,当这些巨头觉醒时,生死已定。

每一次商业模式的革新都能给公司带来一定时间内的竞争优势。但是随着时间的改变,公司必须不断地重新思考它的商业设计。随着(消费者的)价值取向从一个行业转移到另一个行业,公司必须不断改变它们的商业模式。一个公司的成败最终取决于它的商业设计是否符合了消费者的优先需求。随着时代的进步,商业模式也变得越来越精巧。

互联网公司常常使用“饵与钩(Baitand Hook)”模式,也称为“剃刀与刀片”(Razor and Blades)模式,或是“搭售”(TiedProducts)模式。在这种模式里,基本产品的出售价格极低,通常处于亏损状态;而与之相关的消耗品或是服务的价格则十分昂贵。比如说,剃须刀(饵)和刀片(钩),手机(饵)和通话时间(钩),打印机(饵)和墨盒(钩),相机(饵)和照片(钩),等等。这个模式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变形:软件开发者们免费发放他们的文本阅读器,但是对其文本编辑器的定价却高达几百美金。其中有三个诀窍:

(1)用付费产品来补贴免费产品。招徕顾客的廉价品是做生意的幌子,例如通过价格不菲的爆米花来补贴不赚钱的电影,或是通过餐厅里昂贵的红酒来补贴便宜的饭菜。免费还会以更多的形式出现,某种商品不仅仅是打折出售,而且是完全免费赠送。“内有免费礼物”或是更常见的免费样品就属于这种推销手段。这种免费的商业模式很久之前就存在了,我们很熟悉,而且它的表现形式也很直接,因此我们就不赘述了。

(2)用日后付费来补贴当前免费。赠送手机但必须使用移动通讯商两年以上的服务就是一个经典的长期交叉补贴案例。这种营销手段把手机服务从追求某个时间节点的收入延伸到更长的时间段。如果你使用了这种服务,那么就是未来的你在给现在的你提供交叉补贴。使用这种服务的人不会去多想每年要付的手机费,而是会因为今天刚拿到的免费手机而沾沾自喜。

(3)付费人群来给不付费人群提供补贴。类似的例子有俱乐部男士买门票而女士免票,“孩子免费入场”,富人多付税、穷人少付税(有时候不付税)的累进税制。把市场根据人们愿意付费的诚意和能力划分为不同的人群,是一种传统的定价理论。在这种情形下,免费以非常极端的形式出现,商家希望免费得到产品或服务相关的消费群体能够掏腰包。商家寄希望于不用掏钱的消费者能够吸引到掏钱的消费者(俱乐部女性的例子),或是可以带来会掏钱的消费者(小孩的例子),而且不用掏钱的消费者中日后有一部分人也会慷慨解囊。当你在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徜徉并欣赏建筑物奢华的装饰时,你确实不用掏钱,但是这些大楼的老板们希望你能够停下来去赌场赌一把,或是去商场血拼购物(如果你既去赌钱又去购物,他们会笑不拢嘴的)。

三、组织转型的六个策略

我国面临着很多迫切的互联网转型任务,其中既有掌握千亿市场份额的国有企业,也有各种教育、医疗、军事等组织,都需要“双空间”运行。如何以互联网的思维方式来应对互联网运营方式的冲击,如何用互联网基因来变革传统方式,如何有效调合两种运行方式,下面6个策略,值得参考:

1.两个团队平行运作

在一些重要的传统组织中,要进行互联网的变革,一定要两条线。传统运营模式与互联网基因会产生冲突,不能把两种思路两条线放在一个团队里去干。

2.衍生新的商业模式

对客户数据的分析和挖掘变得很重要,成为提供优质服务和衍生新商业模式的基础。通过对客户数据的分析和挖掘,完成新的布局。携程网是个典型,2002年时,发现商旅客户不去五星级酒店而选择价位适中的酒店时,就合资成立了如家。近几年发现,自助游客户越来越多的倾向于寻找特色客栈度假时,则投资了中国古镇网等一系列新业务。

3.一线进行决策

由于客户行为成为研究重点,用户体验是关键,所以一线人员具有最多的发言权。通过现有客户资源的深度挖掘,以提升重复购买率。通过大数据分析模型,了解客户的爱好,可以提高推荐成功率高,线上的所有设计都是为了拿到客户的行为数据,以最终达成线下更高的准确率。总之,现在是谁有数据谁有发言权。

4.恰当时机的融合

什么时候整合线上和线下两个团队,必须在线下与后台系统做深度结合以后。完成线上线下的明确定位,让线上线下的业务形成的服务闭环,才能真正实现业务的全面转型。

5.发展合作伙伴

定位自己的核心能力,开放平台,引入合作伙伴来完善服务,建立整合资源和产品包的营销能力。中国企业现在大多面临着由以前的提供产品到提供服务的转型过程,尤其是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千亿级企业,服务转型对于企业来说,就是由资源独占到资源共享的过程,然后基于这种数据或资源的架构进行自由选择和组合,提供按需服务。

第7篇

【论文摘要】 这60年中国的主要成就是成功实现了四大转型,即从政治主导到经济主导的转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封闭型国家到开放型国家的转型,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但转型的任务远未完成,未来的中国还要实现从初级市场经济到现代法治市场经济、从粗放经济到绿色经济、从城乡二元结构到城乡一体结构以及从居民社会到公民社会的四大转型。 60年,对个人来说已进入“花甲”,对国家来说则正当盛年。这60年,中国虽经历过很多风雨和坎坷,但也收获了“中国奇迹”和“中国复兴”之美誉。这60年中国的主要成就是成功实现了四大转型。 中国成功实现四大转型 首先,实现了从政治主导到经济主导的转型。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为了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我们始终将政治作为推动中国前进的主导因素。不管是在“三反五反”时期,还是在“大跃进”时期,或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始终是第一位的,“政治挂帅”,凡事都要看阶级成分。“文化大革命”更是将政治主导推到极致。在发展经济上,“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政治主导虽有利于保证社会主义的性质,但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经过深刻反思,将全党工作的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实现了从政治主导到经济主导的重大转型。这一转型目标明确,态度坚决,效果明显。“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直是上个世纪后二十年的施政方针,全国上下都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发展经济上。政治和文化等主要为发展经济服务。因此创造了年均增长达9.8%的三十年持续高速增长“奇迹”,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次,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建国后,在前苏联“老大哥”的示范下,我们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期望通过计划经济体制避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实现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按照社会主义经典模式的要求,还将计划经济与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有机结合起来,以期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现在看来,计划经济虽然有利于集中意志和整合资源办大事,但由于产权不清、激励不兼容、信息不对称等内在缺陷,其结果并不理想,不仅没有实现赶超发展的目标,反而损害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和消费者的选择权,扭曲了资源配置和国民经济结构等。 改革开放后,在“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我们逐步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根本性改革。从“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再到“十四大”终于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的不断突破下,我国的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目前,除部分公共产品外,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已完全放开,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创造了60%以上的GDP,提供了80%以上的就业岗位,许多国有企业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实现了按劳分配与其他多种分配形式的结合。运行三十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已基本完成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 再次,实现了从封闭型国家到开放型国家的转型。改革开放前,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及我们自身实施了一定程度的“闭关锁国”政策,我国一直与国际主流社会处于相对隔离中。这一时期我们强调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强调“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在对外贸易上要求“调剂余缺,互通有无”,国家通过经济手段对对外贸易进行统一控制。 但是,改革开放后,随着对外开放成为国策,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巨大转变。从改革开放初期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开始,一路高歌猛进,直至2002年加入WTO。2008年我国进出口额是改革开放前30年总和的15倍。1950年我国进出口额刚刚超过10亿美元,到1978年也只有206亿美元,而2008年则达到25616亿美元,增长了2000多倍。进出口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950年的0.9%上升至2008年的8.86%,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和第二大出口国。 第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