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2 17:4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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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本积累；市场经济；制度缺陷；产权界定
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增长理论得到长足发展,经济学家们一直探讨经济增长的原因,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生产技术的进步及由此产生的市场规模的扩大都用来解释经济增长,这也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始于凯恩斯革命,如20世纪40年代哈罗德和多玛构建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到后来在此修正基础上构造的索罗一斯旺模型,再到80年代中期产生了以保罗,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由外生增长理论向内生增长转化。虽然当代经济增长理论没有较为统一的模型,但无一例外地都将资本投入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我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着资本积累的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经济体制由单一的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转变,计划经济也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与大多数其他后发国家相比,中国当代的资本积累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快速增长,中外对中国创造的经济奇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高速的经济增长掩盖了资本积累中的许多问题,造成转轨时期出现了经济与社会矛盾,这同样也值得我们思考。
一、当代中国资本积累存在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证明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但由于一些制度改革滞后,使得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没有达到普遍的权利界定和保障,资本积累方式也相异于传统的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多种所有制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而相较于国有企业,资本积累的程度仍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主要表现在融资能力上的差异。当代,我国的银行业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信贷业务,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银行的信贷偏向于国有经济。据统计,非国有企业从商业银行贷款比例仅为16,5%,这使得许多中小企业只能依靠自身的资本循环或其他非正规的金融渠道获得暂时的基本积累。
从居民角度看,资本积累来源的限制。使人民增收的途径较为单一。可以发现,美国人民的资产性财富增长与劳动收入的基本比例为22:1,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人的收入高,倾向于消费而不是储蓄的原因,因为美国人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资本。而中国却不是,人民大众的积累来源仅仅依靠微薄的工资,很少有其他的资本性收入。依据弗里德曼的生命周期理论,当期的低收入造成了人们更原意储蓄以用来满足未来退休消费的需求,中国高额的储蓄率由此产生。而由于银行的存款利率长期低于CPI的增长率,居民自身的资本处于不断贬值的过程。因此,有限的资本积累来源是中国大众收入无法提高的重要原因。
处于经济转轨的中国,不合法的资本积累也存在。部分官员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利,将权利资本化,使其成为市场经济发展必备的要素投入,形成相当于国家垄断的力量,提高市场准入门槛与运作门槛。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部分国有企业负责人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压低承包指标与租赁价格,或通过非法的财务手段低估国有资产,使国有资产流失到寻租者手里。损害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
二、当代中国资本积累的制度分析
事实表明,我国当前资本积累发生扭曲的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制度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造成了我国资本积累相异于传统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这也是转轨时期国家体制不完善的原因。我们可以从政府的约束与产权两个方面出发,来探讨当前我国资本积累扭曲的状况。
(一)从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第一步就是要防止政府对经济活动任意干预
较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国家政策多变,政令具有很大的任意性,用张五常教授的话来说,“中国政策说好听就是弹性大,说不好听就是朝令夕改”。国家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行政干预十分普遍,如打着“宏观调控”或是“市场调整”的名义,授意相关部门对微观主体进行行政干预。市场规则的不确定性造成了微观主体无法很好地预测下一期的经济状况,一部分积累的资本需要防范风险,而无法全部投入生产。同时,国家政策制定没有约束性,可能造成资本积累发生偏离。如我国在较长的阶段主导工业发展,而忽视了农业与服务业方面的积累,造成了现在产业结构的不合理。
(二)从市场微观主体的角度看,市场的平等需要国家作为监督者。而不是参与者
当代中国,多种所有制企业有了快速发展,在解决居民就业与社会资本积累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然而,一旦市场经济有较大比例的国有企业介入,这种条件下的市场就难有平等权,也难以法制。国企与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家作为国企的股东,更倾向于为自己的企业“开绿灯”,通过越过法律的束缚直接干预经济活动,使国企资本积累不受约束。如最近的农行股改,国家对其坏账进行买单;IPO发行的股票多是国企。正在审批的上市公司中,仍是国企居多,民营企业要想获得同样的待遇困难重重。可见带有“国”字的企业就同于拥有了市场特权,在预算软约束的条件下,国企不仅可以依靠自身来获得资本积累,同时还可以依靠特权获得额外的资本积累,政府背景使他们成为市场的强势者。而较为弱小的民企,无论融资能力还是企业规模都无法与国企相抗衡。等级效应促使许多民企必须通过寻租贿赂的方式获取市场的保护,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资本积累不断变异,最后损害社会整体利益。
(三)制度缺陷造成产权不明晰,限制了资本应有的价值
例如农地制度,目前,我国虽然法律上确定了三权,即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但是农地转非农地的问题迟迟没有解决,限制了土地作为农民资产性收益的来源,资本积累方式受到限制。
产权的界定是为了稀缺资源的排他安排,是市场经济定价的前提条件。由下表可知,我国的矿产资源特别稀缺,而在中国,各级政府所掌握的一些重要的资源配置权利,扭曲了资源投入生产时的价值,无法体现资源的稀缺性,造成资源以低于市场很多的价格出售,降低了矿产资源在资本积累中的真实价值。大量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的破坏使得原本资源稀缺的中国雪上加霜,资本的积累陷入了恶性循环。
三、小结
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改革。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遗留了许多问题,特别是体制缺陷,改革任重而道远。现阶段法制不到位,产权不明晰与我国千年来传统的封建意识和长期计划经济实践造成的路径依赖有着直接关系。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资本快速的积累,但是我们也要警惕不良的资本积累方式对社会福利造成的危害。因此,转变资本积累方式,实现资本价格由市场决定,才是我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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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ffreySachs;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和转轨[M],经济学,2003
[5]陈志武,对“中国奇迹”与改革路径的再思考[M],经济观察报,2008
网络时代，引发产业革命的是互联网技术，互联网应用已经渗透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现在已经取得成果看，互联网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聚合了人、人际关系、数据、信息、知识，形成了和实体空间平行的网络空间，各种组织、机构的运营方式都要变革——都必须采取“双空间”模式。
以产业为例，在十年左右时间里，PC、手机、音乐、出版、影视、物流、零售、金融、电信等行业等都发生了剧烈变革。有的企业“双空间”经营战略顺利，实现了华丽转身；有的企业“画虎不成却成猫”，被新兴的互联网公司冲击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传统企业失败的原因在哪里？专家们往往会提到一个关键词“互联网基因”。
以电信行业为例，微信正在边缘化电信运营商，虽然运营商奋起应战，开发了很多互联网产品，但却战绩惨淡。从财力、员工的能力、国家政策支持的层面看，传统的电信公司都有优势，但是缺乏互联网基因，从而导致竞争处于劣势。
一、从硅谷基因到互联网基因
世界上一些著名500强公司，也正在迎接互联网的挑战。他们都在采取一个统一措施，在硅谷或附近区域开设分支机构，目的就是在当前的企业文化中注入来自硅谷的独一无二的基因，基本上是互联网基因的变种。这批企业中有Target这样的连锁零售商，也有通用电器和福特汽车这样的工业巨头。毕竟传统机构在如今瞬息万变的经济环境中，需要来自硅谷的冒险精神、开放态度、创新意识以及一念之间定成败的超级竞争概念。
1.失败者们的教训
AOL、摩托罗拉和朗讯科技是这个时代的失败者。朗讯最终于2006年和其法国对手阿尔卡特合并成为了现在的Alcatel-Lucent SA，虽然新公司运营得不错，回首其前身Lucent的硅谷故事时，都令人惋惜异常。已被Google收购的摩托罗拉移动则表示，其最近成立的先进科技及产品部门是它10年硅谷旅途中的关键一步。AOL公司最近对开放网络和科技标准的欢迎态度，让人看到了积极的希望。这三家公司虽然开展了“西进运动”，但过于封闭的专利标准和陈旧的想法阻碍它们“开放文化”——互联网文化的基石。
Barnes & Noble是一个投入硅谷怀抱没有吸收硅谷精神的典型。当Barnes & Noble在2009来到硅谷并开发了电子阅读器Nook时，这家公司极不情愿开放Nook的app以及丰富的图书资源，他们把整个Nook生态封闭起来而不是试图让他们兼容别的平台。这么一来，资源提供者们的客户就只有Nook用户这一微不足道的群体。B&N对开放系统的认识也暴露无遗。作为结果，当时的CEO William Lynch因为设备销量不足而下台，Nook在后来也终于向其它平台开放。
2.成功者们的经验
沃尔玛于2011年收购了初创公司Kosmix——其电子零售部门研发主力@WalmartLabs的前身。自此之后的一系列收购使得这个传统零售巨头迅速掌握了在数据、移动技术、搜索和社交科技方面的开发和使用方法。这些东西促成了Walmart.com的新搜索引擎，这个引擎为沃尔玛带来额外20%的实际购买量。
福特把它的硅谷办公室视为一个和整个组织有机结合的成分。资深技术管理人员K. Venkatesh Prasad大部分时间都在福特密歇根总部和硅谷办公室之间穿梭，他说：“硅谷办公室是福特全球研发部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是一个团队，一起工作。我们有一系列共同合作的研发项目。”这些项目中包括利用3D打印，内嵌式电子设备和软件技术的6周快速建模和一些跨地区的合作计划。
这些企业带着开放和融合精神投入硅谷怀抱，获得迅速的正面回报，像由电子商务带来的销售增长、进入新兴市场和更短的产品开发周期等。
3.硅谷基因的直接嫁接
除了设立研发机构之外，这些硅谷移民还通过和大型公司建立伙伴关系来获得利益。宝马和苹果的合作就是个很好的例子。15年前，宝马第一次来到旧金山，和苹果首次将iPod集成到了宝马车中。帮助宝马制造了i3电动车型的Darren Liccardo表示，如果没有亲自来到硅谷，这种合作根本不会实现。“我们在整个组织内普及并推广新的想法”，Liccardo如是说。加州的研发人员通常要在慕尼黑工作上2-3年，而德国的高管们也会定期访问宝马的硅谷部门。
传统公司和硅谷之间的合作是双赢的互惠关系。前者得到了技术，后者得到发展需要的资金。2013年4月，通用电气以1.05亿美元购得了初创公司Pivotal 10%的股份。通用将会用Pivotal的技术帮助其软件部门开发更符合其未来远景的应用程序。GE全球软件中心的副主管Bill Ruh的评价还是那句老话：“如果你没有亲自来到硅谷，这一切是不会实现的。”
正如内裤外穿不能使你获得超人的能力那样，在硅谷开个分公司之类也不代表着你就真正地融入到这个文化体中了。既有宝马和苹果早期在车载娱乐系统上的甜蜜合作，也有Barnes & Noble这样的落寞者。聪明的合作者往往懂得谨慎且批判地从硅谷的独特文化中汲取养分并巧妙地使其和本身文化融合；在与伙伴的合作过程中，他们也是步步为营地各取所需。
二、互联网基因的三个维度
互联网是一种工具，但运营互联网却是一种思维方式。会用互联网、能评互联网与真做互联网，三者之间存在巨大差别。这不是经验的差别，而是思维方式的差别，甚至是思维惯性的问题。这种差别就是互联网基因，它有下面三个维度。
1.平等文化
真正的互联网人是蔑视权威的，无论财富权力多高，是平视看待周围一切的，不会仰视也不会俯视，这是骨子里的基因。不是因为高傲，而是因为大家更相信平等与公平带来的自尊和自信能带来更大的创新创造力！高智商的工程师普遍具有理想主义情怀，每天面对着电脑写程序，必须严谨细致。同时又耳濡目染乔布斯、扎克伯格、施密特的创业故事和不羁的创新精神，往往心思活跃，天马行空。
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中，首先，上下级的观念必须淡化，同时工作关系要越简单越好，这样能给予创新产品以基本的土壤。在工作沟通时不会认为感觉到职级的差异，便于激发基层员工的创新精神。其次，企业内部必须有鼓励产品创新的氛围。在激励体制和组织架构上，必须以产品为中心，以市场成败来论英雄。
这种企业文化是和中国传统的国有文化是背离的，如果一家具有国资背景的公司要下水做互联网，那么就先反思自身是否具备了淡化的行政色彩、允许适度自由和鼓励创新、以产品成败为核心的企业文化。
2.产品为王
互联网行业产品为王，用户体验至上。谁的产品能体贴入微地解决用户的需求，谁就能生存下来。在依靠一种核心产品吸引用户之后，可以建立排他性的产品优势。在此基础上扩充产品功能，逐步搭建平台，创造直接伸往用户终端的渠道。
首先，互联网文化是一种解决社会底层群众最迫切需求的文化，产品创新的同时，用户体验要非常好。例如，360公司的安全卫士从困扰小白用户的杀毒功能开始做起，慢慢延伸至桌面管理、系统维护、软件下载等领域，逐步搭建了一个桌面平台，牢牢抓住了用户的终端入口。
其次，产品的基础功能必须免费。这已经成为互联网行业的基本共识。只有当产品取得了绝对的市场占有率，并且因此搭建了一体式平台之后，才能开始考虑盈利问题。谁考虑对基础用户收费，谁家产品就会失去最庞大的用户群体。由于互联网行业不存在准入门槛，用户也是极其挑剔，在同类产品中的迁移成本很低，因此在面临竞争时，必须时刻注意用户的使用体验反馈，快速迭代版本，敏捷开发。在上一个功能没有取得用户的绝对认可之前，不能冒险开发下一个功能。
那种抱着推出产品第一个版本就涵盖了大而全的功能的想法，已经证明了是一种失败的策略。如果有一天产品停止了更新，新版本不再具备新功能，那么用户流失就开始变成现实。在快速的版本迭代中新开发出来一个接一个的新功能，不断地加强用户的体验，才能牢牢抓住用户的心。
如果一家公司在产品的开发过程中，对用户的需求不敏感，停止了反映用户的诉求的版本迭代，那么它会面临强烈的挑战。如果公司内部开发流程或者沟通成本很高，产品的前景同样不容乐观。恰好有一种开发模式都符合这两个缺点，那就是产品开发外包。我们在后续会聊到具体的案例。
3.模式创
新互联网上的创业者们发明了许多全新的商业模式，这些商业模式完全依赖于现有的和新兴的技术。利用技术，企业们可以以最小的代价，接触到更多的消费者。通过模式创新，互联网公司悄悄地腐蚀着传统产业巨头的地盘，当这些巨头觉醒时，生死已定。
每一次商业模式的革新都能给公司带来一定时间内的竞争优势。但是随着时间的改变，公司必须不断地重新思考它的商业设计。随着(消费者的)价值取向从一个行业转移到另一个行业，公司必须不断改变它们的商业模式。一个公司的成败最终取决于它的商业设计是否符合了消费者的优先需求。随着时代的进步，商业模式也变得越来越精巧。
互联网公司常常使用“饵与钩(Baitand Hook)”模式，也称为“剃刀与刀片”(Razor and Blades)模式，或是“搭售”(TiedProducts)模式。在这种模式里，基本产品的出售价格极低，通常处于亏损状态；而与之相关的消耗品或是服务的价格则十分昂贵。比如说，剃须刀(饵)和刀片(钩)，手机(饵)和通话时间(钩)，打印机(饵)和墨盒(钩)，相机(饵)和照片(钩)，等等。这个模式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变形：软件开发者们免费发放他们的文本阅读器，但是对其文本编辑器的定价却高达几百美金。其中有三个诀窍：
(1)用付费产品来补贴免费产品。招徕顾客的廉价品是做生意的幌子，例如通过价格不菲的爆米花来补贴不赚钱的电影，或是通过餐厅里昂贵的红酒来补贴便宜的饭菜。免费还会以更多的形式出现，某种商品不仅仅是打折出售，而且是完全免费赠送。“内有免费礼物”或是更常见的免费样品就属于这种推销手段。这种免费的商业模式很久之前就存在了，我们很熟悉，而且它的表现形式也很直接，因此我们就不赘述了。
(2)用日后付费来补贴当前免费。赠送手机但必须使用移动通讯商两年以上的服务就是一个经典的长期交叉补贴案例。这种营销手段把手机服务从追求某个时间节点的收入延伸到更长的时间段。如果你使用了这种服务，那么就是未来的你在给现在的你提供交叉补贴。使用这种服务的人不会去多想每年要付的手机费，而是会因为今天刚拿到的免费手机而沾沾自喜。
(3)付费人群来给不付费人群提供补贴。类似的例子有俱乐部男士买门票而女士免票，“孩子免费入场”，富人多付税、穷人少付税(有时候不付税)的累进税制。把市场根据人们愿意付费的诚意和能力划分为不同的人群，是一种传统的定价理论。在这种情形下，免费以非常极端的形式出现，商家希望免费得到产品或服务相关的消费群体能够掏腰包。商家寄希望于不用掏钱的消费者能够吸引到掏钱的消费者(俱乐部女性的例子)，或是可以带来会掏钱的消费者(小孩的例子)，而且不用掏钱的消费者中日后有一部分人也会慷慨解囊。当你在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徜徉并欣赏建筑物奢华的装饰时，你确实不用掏钱，但是这些大楼的老板们希望你能够停下来去赌场赌一把，或是去商场血拼购物(如果你既去赌钱又去购物，他们会笑不拢嘴的)。
三、组织转型的六个策略
我国面临着很多迫切的互联网转型任务，其中既有掌握千亿市场份额的国有企业，也有各种教育、医疗、军事等组织，都需要“双空间”运行。如何以互联网的思维方式来应对互联网运营方式的冲击，如何用互联网基因来变革传统方式，如何有效调合两种运行方式，下面6个策略，值得参考：
1.两个团队平行运作
在一些重要的传统组织中，要进行互联网的变革，一定要两条线。传统运营模式与互联网基因会产生冲突，不能把两种思路两条线放在一个团队里去干。
2.衍生新的商业模式
对客户数据的分析和挖掘变得很重要，成为提供优质服务和衍生新商业模式的基础。通过对客户数据的分析和挖掘，完成新的布局。携程网是个典型，2002年时，发现商旅客户不去五星级酒店而选择价位适中的酒店时，就合资成立了如家。近几年发现，自助游客户越来越多的倾向于寻找特色客栈度假时，则投资了中国古镇网等一系列新业务。
3.一线进行决策
由于客户行为成为研究重点，用户体验是关键，所以一线人员具有最多的发言权。通过现有客户资源的深度挖掘，以提升重复购买率。通过大数据分析模型，了解客户的爱好，可以提高推荐成功率高，线上的所有设计都是为了拿到客户的行为数据，以最终达成线下更高的准确率。总之，现在是谁有数据谁有发言权。
4.恰当时机的融合
什么时候整合线上和线下两个团队，必须在线下与后台系统做深度结合以后。完成线上线下的明确定位，让线上线下的业务形成的服务闭环，才能真正实现业务的全面转型。
5.发展合作伙伴
定位自己的核心能力，开放平台，引入合作伙伴来完善服务，建立整合资源和产品包的营销能力。中国企业现在大多面临着由以前的提品到提供服务的转型过程，尤其是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千亿级企业，服务转型对于企业来说，就是由资源独占到资源共享的过程，然后基于这种数据或资源的架构进行自由选择和组合，提供按需服务。
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拐点经济转型，可持续发展
一 中国经济在本世纪20年代必将驶入拐点
（一） 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庞大的人口红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发达国家普遍增长乏力、其他经济转轨国家的表现近乎灾难、多数发展中国家进步缓慢的情况下，在一个市场体系还没有很好建立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上，实现了近10%的较长期的年均增长率。中国经济增长的表面原因很容易统计、分析出来，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要素投入增加、外资和对外贸易、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等是其中较明显的因素。论文参考。但重要的是这些表面原因背后的内在动因。中外学者对此有多种不同的观点，其中比较典型的包括分别强调制度变革、渐进式改革、后发展利益，或者其中几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等。
(二)国际分工角色的转换需要一定的时间
在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市场，更离不开自身在世界市场中所占有的特有优势。论文参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的原材料和劳动力资源优势造就了“世界工厂”，然而，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原因在于，我国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有关研究表明，中国的劳动力每创造一元钱，将给西方国家带去9元钱的好处。如果不改变我国在全球产业链最低端的命运，仅靠提高劳动效率，我国是无法与西方国家竞争的。与此同时，随着我国资源和劳动力价格优势的逐步消失，西方国家已经将产业链向发展水平更低的地区转移。这使得我国的价格优势面临着更激烈的竞争。
二 经济拐点到来的形式及面临的前景
纵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每个经济体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告诉发展过后都会经历经济发展速度放慢，甚至出现经济发展陷入困境的阶段。中国在经济发展快车道上行驶了近三十年，随着资源和劳动力优势的逐渐消失，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在21世纪20年代出现拐点具有现实的可能。只是这种拐点的出现是像金融危机那种爆发式的？还是另一种通过政府政策的逐步调整而逐步实现的温和式的形式出现？这个问题很显然没有答案，但是我们可以预想不同的实现形式带来的截然不同的后果。假使我们仍然按照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那么经济拐点的出现，无疑会使我国经济增长陷入困境，到时，走出困境的时间和代价都是难以想象的。另外一个方面，如果我们预见到经济拐点的到来，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未雨绸缪的提出改革措施，逐步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式，找到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新的动力源泉，以期在拐点来临时，能够迅速启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进而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三 主动改革，努力实现经济转型
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关系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里，我们结合我国实现现代化的这个目标、阻碍我国实现现代目标的因素，以及如何为我国经济转型创造有利的环境给出一些对策和建议。论文参考。
1. 加大我国的教育投入，加快我国教育改革进程，为新型经济提供高素质的劳动者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我们只是发挥了人口量的优势，而由于我国现行的产业结构，和我国教育制度的欠发达，使得我国人力资源优势没有得到合理的利用。而想要彻底的改变依靠增加要素投入实现经济增长的现状，改变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低端的地位，我国必须增加对教育和基础研究的投入，为实现经济转型提供充足的高素质劳动力。
2. 调整经济结构 实现绿色转型我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是付出了惨重的资源环境代价的，面对现在日益稀缺的资源和能源。我国应加大对环境的保护力度，通过环评条例的贯彻落实，深化项目环评发展，对于有利用民生和经济转型的项目加快环评进度，对于国家产业政策限制发展的项目应从严把关，从而加快解决我国部分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同时应该更新健全我国的环境标准体系，以引领技术升级，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为实现经济的绿色转型保驾护航。
3.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为经济转型提供金融支持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好坏和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有着很大的关系，金融作为当代经济的核心，更应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并加快自身建设以期为经济转型提供强大的金融支持。如：通过对中小企业科技创新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的加强；完善金融机构的各项职能，拓宽对非国有经济的金融服务的范围；建立健全资本市场相关制度，增强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等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4. 趋利避害充分利用国际化趋势在国际化过程中，虽然说我国的资源与劳动力的优势逐渐消失，但不代表国际化对我国没有意义了。我们应该在国际化趋势中充分利用现有的优势，同时注意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加快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提升。同时我国还可以加快和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合作，以解决我国国内能源不足问题。
参考文献：
【1】刘 克 蒋 力.对我国现有经济增长模式的反思及未来的发展建议 .中州学刊
【2】朱新方 . 制约“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经济学分析―――基于大学《市场经济学》理论教学中无法回避问题的研究.产业与科技论坛
【3】内需驱动经济转轨.中国经济信息2009-06
【4】朱 香. 协调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建议.中国经贸导刊
论文关键词：社会福利，比较优势，产业升级，经济转型
显然，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承载着较以往更为重要的使命。一年前，在国际经济危局下，中国面临的是如何避免经济硬着陆，因此保增长是第一要务。调结构、促发展、惠民生等高难度命题，某种意义上说只是国家在完成保增长任务前提下的优先选项。一年来的经济运行效果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高度动员力和资源整合力的国家，保持经济适度增长已不再是一项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经济任务。美欧等发达国家短期内无法实现的经济指标，对中国来说则没有太大的实现难度。所以，面对中国一年来经济基本面的相对稳定以及在国际经济治理中话语权的持续扩大，西方不少人臆测，中国是本轮经济与金融危机的胜利者。面对国际社会给中国经济戴高帽，相信包括最高决策层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明白：一场经济与金融危机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的既有格局。中国至多只是全球经济力量变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核心要素，在相当长时期内仍需夯实国内经济基础。中国经济不仅有远虑，更有近忧。
事实上，中国经济尽管在规模上不断做大，但自1995年便开始谋求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不仅没有取得关键性突破，反而在应对两次国际经济危机和促进就业的大背景下，一拖再拖，如今差不多到了积重难返的境地。也许，我们可以用比较优势理论来为经济转型的迟缓辩护。因为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决定最优分工。中国多年来一直维持的低成本劳动力禀赋意味着，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是发挥中国竞争优势的最优选择。而从微观企业的角度，资本回报率下降是推进技术进步的关键动力，但中国的人口红利使得资本回报率没有出现发达国家所经历的下降过程。因此，尽管依靠投资和出口支撑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一直备受诟病，却是中国经济近20年来保持高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然而，如今的现实却是，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商务成本急速提高，人口红利在逐年递减，原先拥有的比较优势几乎消失殆尽。而“全民补贴生产”、消费受到严重抑制的增长模式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负担。已有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即将进入“U”型经济周期，其在底部停留的时间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速度，也就是如何将经济增长拉动引擎转到消费上来。但约束管理层调控经济行为空间的一大要素却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加上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不多，民众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欲望一直难有实质性改观。偏偏民众消费的产品还高度市场化，尤其是作为重要消费对象的住房，价格高度市场化，形成了民众的实际购买力与居高难下的房价之间的巨大落差，大大抑制了内需。显然，如果不能根本改变生产要素价格的持续扭曲局面，如果产业结构不能升级，如果支撑消费增长的社会福利体系不能建立，依靠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只是“单相思”。
由此，切实转变经济增长观念，制定并落实经济结构调整时间表，大力发展生产业，培育高端产业竞争优势，尽快摆脱既有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依赖”，通过产业调整、技术进步与消费驱动打造内生经济增长模式，成了破解中国经济转型这一关键命题的关键环节。
应该说，过去十年来，中国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已初步具备了经济转型所需要的相关物质条件，有相当的财力来支持建立初步覆盖全社会的社会福利体系。然而，从经济政策的落实情况来看，执行难一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迟迟没有解决的通病。现在，制约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的最主要因素，是各级各地政府尚未从促进经济转型的战略层面来认识建立健全社会福利体系的紧迫性，以至迟迟迈不开降低行政管理开支占公共支出的比例，减少公共支出过程中的调整成本，以健全的社会福利体系支撑经济增长转型的脚步。
论文关键词：社会福利，比较优势，产业升级，经济转型
显然，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承载着较以往更为重要的使命。一年前，在国际经济危局下，中国面临的是如何避免经济硬着陆，因此保增长是第一要务。调结构、促发展、惠民生等高难度命题，某种意义上说只是国家在完成保增长任务前提下的优先选项。一年来的经济运行效果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高度动员力和资源整合力的国家，保持经济适度增长已不再是一项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经济任务。美欧等发达国家短期内无法实现的经济指标，对中国来说则没有太大的实现难度。所以，面对中国一年来经济基本面的相对稳定以及在国际经济治理中话语权的持续扩大，西方不少人臆测，中国是本轮经济与金融危机的胜利者。面对国际社会给中国经济戴高帽，相信包括最高决策层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明白：一场经济与金融危机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的既有格局。中国至多只是全球经济力量变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核心要素，在相当长时期内仍需夯实国内经济基础。中国经济不仅有远虑，更有近忧。
事实上，中国经济尽管在规模上不断做大，但自1995年便开始谋求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不仅没有取得关键性突破，反而在应对两次国际经济危机和促进就业的大背景下，一拖再拖，如今差不多到了积重难返的境地。也许，我们可以用比较优势理论来为经济转型的迟缓辩护。因为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决定最优分工。中国多年来一直维持的低成本劳动力禀赋意味着，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是发挥中国竞争优势的最优选择。而从微观企业的角度，资本回报率下降是推进技术进步的关键动力，但中国的人口红利使得资本回报率没有出现发达国家所经历的下降过程。因此，尽管依靠投资和出口支撑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一直备受诟病，却是中国经济近20年来保持高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然而，如今的现实却是，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商务成本急速提高，人口红利在逐年递减，原先拥有的比较优势几乎消失殆尽。而“全民补贴生产”、消费受到严重抑制的增长模式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负担。已有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即将进入“U”型经济周期，其在底部停留的时间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速度，也就是如何将经济增长拉动引擎转到消费上来。但约束管理层调控经济行为空间的一大要素却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加上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不多，民众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欲望一直难有实质性改观。偏偏民众消费的产品还高度市场化，尤其是作为重要消费对象的住房，价格高度市场化，形成了民众的实际购买力与居高难下的房价之间的巨大落差，大大抑制了内需。显然，如果不能根本改变生产要素价格的持续扭曲局面，如果产业结构不能升级，如果支撑消费增长的社会福利体系不能建立，依靠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只是“单相思”。
由此，切实转变经济增长观念，制定并落实经济结构调整时间表，大力发展生产业，培育高端产业竞争优势，尽快摆脱既有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依赖”，通过产业调整、技术进步与消费驱动打造内生经济增长模式，成了破解中国经济转型这一关键命题的关键环节。
应该说，过去十年来，中国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已初步具备了经济转型所需要的相关物质条件，有相当的财力来支持建立初步覆盖全社会的社会福利体系。然而，从经济政策的落实情况来看，执行难一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迟迟没有解决的通病。现在，制约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的最主要因素，是各级各地政府尚未从促进经济转型的战略层面来认识建立健全社会福利体系的紧迫性，以至迟迟迈不开降低行政管理开支占公共支出的比例，减少公共支出过程中的调整成本，以健全的社会福利体系支撑经济增长转型的脚步。
关键词：经济转型；路径；驻马店
文献标识码：A
本文为2014年驻马店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编号：14L03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经济转型是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型工业化国家，都是在经济转型升级中实现持续快速发展的。经济转型升级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和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2013年驻马店市生产总值为1542.02亿元，人均生产总值22296元，位于全省倒数第二名，而影响驻马店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结构不合理。2013年驻马店第一产业生产总值393.84亿元，第二产业生产总值674.98亿元，第三产业生产总值473.20亿元，三次产业结构为25.5：43.8：30.7，经济结构与配第―克拉克定理不符，因而不够合理。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水平和程度，直接影响并决定着驻马店经济整体转型的进展和效果。实现我市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既是促进我市经济快速发展的当务之急，也是促进全省经济快速增长的长远之计。
一、研究现状
陈跃泉（2013）指出随着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推进，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中，应用型本科院校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探索有效路径，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龚绍东（2013）认为后发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既要符合区域禀赋结构与比较优势，又要契合产业与技术发展趋势。作为后发地区的中原经济区，工业发展面临着“赶”与“转”的双重任务，需要从产业、企业和空间的异质性视角，明确未来一段时期区域工业转型升级的演进方向，并走出一条从产业链上游向产业链下游延伸，由加工制造向服务增值揭开，由空间分散形态向集中形态转变、由牺牲资源环境向绿色低碳发展的转型升级新路径。
刘俊（2010）指出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对于江苏省争创发展新优势、抢占未来制高点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在立足江苏自身发展条件的同时，要紧密结合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大环境，突出战略重点，明确主攻方向，把握重要环节，选准切入路径。
张鹏（2010）在对中国区域经济转型绩效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试图通过综合构建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从转型基础、转型过程和转型结果等方面全面分析中国区域经济转型路径形成、强化和优化的内在演化机理。他认为，在经济转型的历史逻辑起点上，区域经济的发展被更多地强调要根据初始条件来选择适宜当地具体情况的经济发展方式。地方政府具有推动转型路径不断强化的内在倾向，通过与中央政府及其他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不断创造出适宜当地经济转型进一步深化的有利条件，促使当地的经济转型路径能够不断地进行自我强化。区域转型路径自我强化在不断推动着经济转型整体演进的同时，也内生了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通过区域内部的动态性调整，使区域转型路径不断得到优化。
周锋（2010）在运用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政府经济职能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等理论工具的基础上，通过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政府作用进行深入分析，通过比较美、日、韩三国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主要策略，借鉴广东、无锡等地推进产业升级的做法，以此来阐明地方政府必须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才能在地区经济转型升级中进一步发挥作用，推进地区经济稳定健康发展。他还阐明了产业结构升级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系，并运用于南通市经济转型升级的个案研究。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实证分析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南通三次产业结构尤其是工业产业结构的发展现状、内部结构、存在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剖析，并据此提出了南通地方政府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路径。
姜作培（2009）认为面对世界金融危机与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性调整，如何全面推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大课题。经济转型升级重点在于结构调整，这是解决经济发展深层次问题的现实需要，是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的关键之举。唯有紧紧抓住经济结构调整这条主线，调整优化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外贸出口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等，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才有强有力的支撑，整个国民经济才能实现平稳较快增长。
二、国内外主要经济转型提升的路径
1、美国
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美国政府的作用主要是保证市场机制高效运行，但在不同时期，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的干预也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1）在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压缩军工生产，推动军用技术向民用部门转移，是一个重要的环节；2）加大对研究和开发的投入，特别加大对半导体、电子、信息、航空航天、新材料等产业的投资，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3）90年代前期，美国又乘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之机，对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改造改组；4）在制造业重焕活力的同时，美国第三产业中的高技术服务业也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导致美国技术产业重心由高技术制造业向高技术服务业转移，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获得了巨大成功；5）推动经济全球化，为经济扩张创造条件。
2、韩国
“韩国路径”以生产业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为主要特征，取得了理想的效果。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激增，韩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了很大影响。此时，韩国大举发展设计、金融、物流、信息等服务业，加大产品研发投入，为产业技术创新提供大力金融支持。目前，韩国的造船、钢铁、汽车、半导体及数码产品等制造业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实力，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多数产品拥有自主品牌，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不断得到提升。韩国政府在制造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发挥了极大作用，不仅制定了相关政策法律制度、建立相应组织机构，直接进行财税、信贷补贴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在企业不同发展阶段，政府给予更具创造性的支持。其主要做法：1）选择合理的主导产业和战略产业带动经济发展；2）重视科技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3）分类引导，支持各类企业发展。
3、日本
二战后，日本在废墟上迅速崛起，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所起的作用功不可没。但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本来已经完成了追赶欧美的历史任务，进入经济发展成熟期的日本，由于在高科技产业技术选择上的失误，使其出现了产业结构升级上的空白，与信息产业的核心技术失之交臂。产业结构升级受阻，致使日本产业竞争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日本为迅速提高产业竞争力，加快结构调整而采取的主要战略对策有：1）制定科技发展的国家战略；2）以强势带弱势寻求高科技产业发展的突破；3）在制造业内加快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推动科技创新体制的组织变革，加强对基础研发经费投入，出台鼓励企业研发与创新的配套政策措施。
4、台湾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台湾出口导向策略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对美贸易顺差增大，新台币升值压力增加，导致1985年广场协议后新台币升值，引发泡沫经济。在此期间，台湾着手进行产业转型升级。1978年，确立了以“科技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1979年，选定集成电路、通信产业、广电产业、生物技术产业及特殊材料等技术密集型产业作为重点发展的目标行业。1980年、1995年和2003年，台湾地区相继设立了新竹、台南、中部等三大科学园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转型之后，台湾地区制造业的产业结构明显优化，表明台湾以制造业内在的科技创新升级为主要特征的经济转型路径基本上是成功的。
5、广东
广东致力于发展先进制造业，而对生产业的扶持仍显不足，在现阶段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推动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广东制造业基础雄厚，发展生产业有着天然的优势。生产业作为制造业中间投入的重要部分，与制造业之间可以互相促进。针对这种情况，广东在推进转型升级时，应该对“韩国路径”给予更多的关注。在加大制造业“硬投入”的时候，也要注意服务业的“软产出”，加大对生产业的扶持力度。在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广东地方政府从决策到实践都始终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方针，充分发挥政府政策和市场机制的“双轮驱动”作用。政府制定产业规划和区域发展规划，分类指导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制定激励性和限制性产业政策，在宏观上引导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强政府服务能力建设，搭建公共平台，帮助地方和企业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6、无锡
2007年太湖蓝藻事件后，生态建设倒逼无锡走上了转型发展之路。无锡地方政府调整管理思路，改变行政范式，突出重点环节，强化引导手段，把自主创新和科技创业作为无锡科学发展的战略重点，充分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支持企业实行创新性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坚持产业优化升级，致力推动科技创新创业和软件、服务外包产业新跨越，在推进新兴产业的发展中抢得了先机，经济转型升级取得了明显成效。在无锡地方政府的大力推进下，其新兴产业的发展有目共睹，无锡的物联网研发应用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三、对驻马店经济转型升级的借鉴与启示
尽管各国或地区的产业政策有共同之处，但也存在明显差异，仍然可以从中总结出一些共性的规律，值得借鉴。
（一）必须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选择适宜转型路径
只有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在充分了解和把握本地在资源和经济方面优缺点的基础上选择适宜的转型路径，才能真正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存在很大不平衡性，产业发展程度也有差异，所以应当在准确把握本地经济结构演变规律的基础之上，利用经济政策的导向作用，努力寻找一条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经济提升之路。上述各模式的经济转型多是以制造业的转型提升为主导的，而驻马店本地工业不发达，通过大力发展制造业来实现经济转型不现实，因此韩国以生产型服务业促进经济提升的模式更加适合。
（二）政府应对经济转型给予宏观调控
政府一般情况下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不应直接干预，而应采用间接干预手段。经济结构的调整，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由于目前我国尚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阶段，市场发育还不成熟，经济结构转型不能完全由市场说了算。为取得合理调整效果，既要注意利用市场机制作用，又要注意发挥地方政府部门的宏观调控作用，减少产业结构调整中的盲目性。要积极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整顿不规范的市场秩序，创造一个公平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
各地区在经济转型中都十分注重教育、科研的投入，不仅高等院校进行科学研究，而且各大企业也都有实力雄厚的研发机构。驻马店地区地方高校较少，黄淮学院作为主要的地方高校，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人才和科研优势，为本地经济发展多做研究，多渠道增加对科研开发的投入力度，尤其要提高科研成果的转化率，推进本地经济转型升级。政府对此应大力支持，通过增加经费投入、给予优惠政策等方法促进地方高校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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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制度变迁;经济增长;内在关系;实证检验;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5―0018―09
标准的经济增长理论把制度看作是既定不变的,所以无法认识到制度变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那么,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社会和制度变革作为带动经济增长的动因?为什么在资源､人口､技术都没有巨大变化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为什么有些贫穷国家在最近的几十年里能获得快速的增长,而有些国家却仍在零增长线上挣扎?制度变革与经济增长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深究｡本文就是想通过对中国经济转轨和经济增长内在关系的实证研究来试着说明这一问题｡
一､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回顾
人们对于当今经济增长模型批评最多的是,模型在强调人力资本､知识和技术作用的同时,却忽视了制度要素｡诺斯在评价内生增长模型时指出:“这些模型都取决于一个能驱动模型的暗含的激励结构的存在,如果不将制度中派生出来的激励结构作为这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研究对我来说将是一个无结果的试验”｡[1]诺斯从制度安排的]进角度,提出了经济增长由制度“启动”的论断,科斯也把交易成本作为解释和比较不同制度或体制效率的重要因素｡交易成本和制度变迁理论的引入,极大地扩展了经济增长理论的解释力和应用空间,它揭示了制度的动态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
从目前来看,关注制度与增长间关系最多的还是新制度经济学家｡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才使人们逐渐认识到研究制度与增长间关系的必要｡当然,其他一些主流学者也从相关研究中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如Schulley的经验研究就证明了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Jones and Keeper则用考虑有制度背景的影响模型和实证检验突出了这一点;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发现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是互相促进的,两者并不能截然分开;而lener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Tomell和Eicher分别从产权制度和制度实施效率这个角度分析了内生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2][3][4][5]
除了国外学者的研究外,一些国内学者也在考虑制度与增长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如卢荻､沈坤荣､张军､林毅夫和雷钦礼等学者都对该问题做了一些研究｡[6][7][8][9][10]他们认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易于在短期内被人们观察到,而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表现不明显或者不易衡量,这可能是许多经济学家忽略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重要作用的原因之一;他们还从不同的视角考虑了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有国内的一些学者通过把制度因素引入到内生增长模型来进而揭示制度与增长的关系,如雷钦礼在其博士论文中做了一个尝试;刘红和唐元虎､皮建才,王泽填等青年学者也在这方面做了努力和尝试｡[10][11][12][13]但总的来看,关于制度和增长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还是一个不清晰的问题,本文就想换一个思路,通过检验当代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来揭示这一问题｡下面,本文就通过把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当作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来探究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二､转型指标的设定及量化标准
把经济体制转型作为制度变迁的实例来研究,首先必须量化转型指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编制的改革进展指数(IRP)指标体系中,包括了企业､市场与交换､金融体制和法律改革4个领域的共10项指标｡在世界银行完成的《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From Plan to Market》)报告中,世界银行对经济转型进展与评估是分类独立进行的｡[14]世界银行对经济转型的评估集中在四个领域,分四大类着手考察,它们分别是自由化､财产权和私有化､机构以及社会政策｡
卢中原､胡鞍钢选择了投资市场化指数､价格市场化指数､生产市场化指数､商业市场化指数四个单项的市场化指标｡[15]国家计委课题组是从商品市场化程度和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进程测算向市场体制转型的程度,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按劳动力和资金市场化程度考察,劳动力程度由市场化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决定,资金市场化程度由银行信贷资金的市场化程度来近似反映｡陈宗胜等学者通过对企业､政府､市场三个方面的考察来测度市场化进程[16]｡
在构造转型指标时必须做到科学性和可行性的结合,即所构建的转型指标应该能够较好地反映出转型的实际进程和结果｡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呈现的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的趋势是同步的,这种耦合的趋势可以很好地揭示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经济转型)的内在关系｡在刻画中国经济转型的指标方面,我们参考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17]､陈宗胜等学者的相关研究,并结合国内外其他相关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见解,我们把反映中国经济转型的量化指标确定为以下四个方面(见图1):
(1)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水平(NL)｡本文用工业总产值(或增加值)中非国有工业的总产值(或增加值)来表示｡公式如下:NL:非国有工业的总产值(或增加值)/工业总产值(或增加值)｡
(2)市场化程度(ML)｡目前衡量我国市场化程度的方法很多,我们选取投资的市场化指数来表示,即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外资､自筹资金和其他投资”三项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来表示,公式如下:ML=(外资+自筹资金+其他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
(3)对外开放程度(OL)｡反映经济外向型的程度,本文采用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表示,公式如下:OL=(GDP-进出口总额)/GDP｡
(4)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GL)｡我们以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表示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的变化程度｡
参照ERBD对改革进展指数(IRP)编制所设定的权重系数和国内､外学者对上述指标重要性的排序情况,我们设定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水平(NL)､市场化程度(ML)､对外开放程度(OL)和政府干预程度(GL)对转型进展的刻画重要性分别为:0.4,0.4,0.2和0.2｡那么转型进程综合指数(TL)可以表示为(见图2):
三､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检验
我们可以用图3来表示经济增长指数与经济转型进展指数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仅从图中很难确定二者之间内在的关系,下面我们通过对二者之间进行协整和因果关系检验,来进一步确定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经济增长指数是指把GDP以1978年设定为100计算的各年可比价格比增长指数)｡
本文的实证检验分4个步骤完成:第一,利用单位根检验确定时间序列lnGDP(GDP指数数据的自然对数形式),和lnTL(经济转型进程指数数据的自然对数形式)的平稳性;第二,确定lnGDP和lnTL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第三,采用格兰杰因果性检验考察lnGDP和lnTL之间的因果关系;第四通过VAR模型进一步验证二者的内在关系｡本文所有检验结果均使用Eviews4.0计量经济分析软件进行了多次回归分析而得｡
1.变量平稳性检验
数据选取本文采用前文计算的经济转型进程综合指数和历年经济增长指数的变化数据作为样本数据｡lnGDP和lnTL按照有关数据计算而得,其中,以上2个变量均取自然对数,是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样本空间确定为1978―2004年,主要原因是想对中国整个经济转型期做一个全面和完整的考察｡
本文将利用单位根检验来确定lnIF和lnFDI两个变量的平稳性,具体采用的是ADF( 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方法,其模型为
按照AIC最小值法则选择最佳滞后期项数(2期),见如表2｡从VAR模型拟合结果也可以看出(见表3),经济转型确实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经济转型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一种较弱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的时间较长,且不会在短时间内衰减;而经济增长却是经济转型的内在决定因素,并且这种决定因素会在较短时间内衰减｡
LnGDP(经济增长)与LnTL(经济转型)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与单向因果关系,这从表1和表2的检验结果就可以看出,LnGDP和LnTL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两者之间存在一个长期均衡增长关系｡由于LnGDP和LnTL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故GDP与TL之间也存在协整关系｡由表2和表3知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型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经济增长是带动经济转型的格兰杰原因,而经济转型并不是引致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但二者的协整关系和VAR模型也充分说明,虽然经济转型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但经济转型对经济增长确实能有一定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长期的(如滞后1期与滞后2期影响系数比较接近)｡
四､结论与启示
很多人认为,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会起到决定作用,如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现象｡但我们通过二者的内在关系分析却发现,结果恰好相反,正是经济增长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深化,而不是制度变迁决定经济增长｡这也说明诺斯的推论是有疑问的｡当然,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型之间存在的协整关系也说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长期相关关系,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却不是决定性的｡
我们再透过20世纪末期以来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转型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在经济转型问题上提倡“华盛顿共识”的学者认为,所有的经济问题实际上都是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而市场无疑是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最有效的方式,通过一系列快速走向市场化的策略,转型国家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成功走向市场体制｡但事实证明“华盛顿共识”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其中主要原因是由于把目光局限在“为转型而转型”的狭隘目标以及忽略增长取向的实现途径上｡本文的研究也说明,经济增长对经济转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只有把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同步考虑,只有在增长中来推动转型才是有效和重要的｡而这正是“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内在涵义｡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告诉我们,为了经济增长而重视制度创新是必要的,但过分倚重制度创新来达到经济增长的决策是没有根据的｡制度变迁并不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说明在推动经济增长中仅靠制度变革是行不通的,必须通过制度变革达到提高有效劳动､资本存量和技术进步改善才能达到｡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和VAR模型关系也说明,在经济增长中制度变迁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但这种作用还是不能忽视的,并且制度因素还会通过对其他增长因素的影响来长期影响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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