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农村民间借贷呈快速发展之势，且较之以往出现了新变化。农村民间借贷不再局限于本乡本土的亲朋好友，只要可靠，即可发生借贷关系。借款用途多由过去的婚丧嫁娶､购买生产资料，发展到现在的弥补经营资金不足，受贷主体逐步向私营企业､个体经济､种养殖专业户集中。借贷期限有长有短，利率主要参考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水平，根据农业生产周期､资金供求状况等来确定的。与银行贷款相比，民间借贷具有“不交税､成本低､手续简､包袱轻”等先天优势。
当前农村民间借贷呈现出以下四个特点:一是地域差异性。民间借贷受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诚信程度影响较大，因地区不同而不同。经济发展较慢的乡村，民间借贷金额小､利率高。经济发展较快且诚信程度较高的乡村，则金额大､利率低。二是期限趋长性。随着借贷用途的变化，民间借贷的期限也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两三个月的临时借用，发展到现在的一､两年，长者三､五年的项目投资。三是金额趋大性。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借贷项目的变化，民间借贷金额也成倍扩大，少则三､五千元，多则五万､十万元。如某县一农药经销商，在行情好､销路广､银行贷款却不能满足的情况下，通过民间借贷，筹集资金30多万元，其中单笔最大金额达5万元。四是利率走低性。现行法律规定:民间借贷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要真实，借贷行为要合法，利率不能超过同期银行贷款的4倍。据对许昌农村调查，民间借贷利率并没有人们传言的那么高，一年期借贷利率由1999年前的4分之高，一路走低，直至目前的1分左右。个别乡村只有5厘，低于农村信用社同期贷款利率。
二､农村民间借贷快速发展的原因分析
根据借贷双方当事人积极程度，民间借贷可以分为主动型与被动型两种。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借贷属于被动型，一般为生活所困，贷款无门；主动型民间借贷一般出于投资目的，获取较高利息收入。在当今农村，由于多种因素，被动型民间借贷仍有一定市场，但主动型民间借贷更呈高速增长趋势，主要原因是:
(一)农村缺乏有效的投资渠道。没有证券营业机构，国债下不到乡镇，加之受思想观念､思维习惯､信息渠道等因素影响，银行存款仍是目前农村居民最主要的投资方式。而存款利率则一降再降，加之开征利息税，使存款收益大大降低，成为广大农民较关注的焦点之一。以整存整取､定期一年存款为例，扣除利息税后，实际利率为1.584%，是连续8次降息前的1/7。由于银行存款收益过低，部分存款就寻找其他出路，为民间借贷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这是主动型民间借贷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二)国有商业银行机构改革导致涉农机构锐减。国有商业银行在从原国家专业银行“商业化”转化过程中，更加注重集约化经营，县域内的国有商业银行机构大量撤并，纷纷撤出农村市场，另外由于乡镇实施撤并，设在这些乡镇的信用社及农业银行营业所也发生同方向变动。广大的农村金融市场尚靠体制不健全，目标定位不明确，功能不完全的农村信用社支撑。有限的金融机构难以满足农村多元化､分散性的金融需求。这无疑会短期地､局部地助长民间借贷的发展。
(三)农村信用社管理方式滞后。近年来，农村信用社得到了较快发展，成为支农主力军，但由于内部机构设置，管理体制､方式落后，不能适应当今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如许昌一基层信用社，现有职工19人，5个专职信贷员。该社所在乡镇辖27个行政村，6万余人，万人农民拥有不足1名信贷员。各村虽然都有代办员，但代办员不能发放贷款。信贷力量不足，信贷员与农民沟通不畅，甚至与部分农户素不相识。在普遍实行“第一责任人追究制”的情况下，这部分农户就很难得到信用社的贷款支持，因而被迫向民间借贷转移。与此同时，随着国有商业银行在农村地区的逐步淡出，农村信用社在农村信贷资金供给方面基本上形成一支独大的局面，造成了信用社贷款营销观念不强，缺乏危机感，坐等上门。为寻求较高收益，一些社会闲散资金，凭借其先天竞争优势，迅速与信誉高､还款有保证的原信用社的优质客户相结合，促成了民间借贷的快速发展。
(四)农民生活模式发生转变。从民间借贷的形成来看，多元化经济发展形成的资金供求不平衡，如个人兴办的一些工厂､商贸企业､各种经营专业户等，在正常情况下无法从银行取得贷款，又急需发展资金，不得已向民间进行借贷。在农村，一些农户一时急需资金又筹措无着是民间借贷迅速发展的客观条件。随着农村经济的迅猛发展，农民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的那种传统而单一生活模式已彻底改变，大多数农民已不再仅仅依靠土地为生，而是在从事第二､三产业的生产经营，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间借贷的发展。
三､民间借贷的政策取向
2005年末，央行允许个别地区试点，有意把民间借贷变成“只贷银行”，这使多年的地下民间借贷浮出了水面。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说明民间借贷还是有它存在的理由的，从当前民间借贷日益庞大的市场，可以看出它正以客观的､难以阻挡之势向前发展，几乎没有禁止的理由。从“农业的经营规模超小型化和农户经营的兼业化”这个民间借贷普遍发生的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已经被大量研究证明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基本国情矛盾制约下的长期问题，那么政府针对民间借贷问题所能够采取的措施就只能是积极的“扬弃”，而不能是消极的“禁止”。
(一)从政策扶持､法律保护等方面，把民间借贷扶上马，送一程。一方面民间借贷渴望政策扶持，通过政策对其加以引导和监控，既要让这部分资金能够得到合理､有效利用，又要防止产生相关风险，保持社会经济､金融的稳定。另一方面通过法律手段加以保护与规范，从法律的角度给民间借贷正确定位，给其一个合理的生存空间，让其在尽可能的领域内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二)成立相关的自律组织，发展社区合作，促其健康发展。在传统农区，农村经济和农业的投资主体已经从政府和银行转化为农户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这就客观上要求农业走出一条相对独立积累､自我发展的路子。以“市场内部化”的办法改造已经普遍化的民间金融，使之规范成为社区合作金融。对此，政府一方面可以通过法律形式强调这种经过规范改造的合作金融是社区合作组织内部的､不以盈利为唯一目的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另一方面可以引导社区合作金融组织承接政府支农资金，也可以作为农业开发银行政策资金在乡村基层的承接载体或二次转贷单位。这样既能够保证国家农业资金至少能够直接投入到基层村社，又能够加快对民间金融向社区合作金融的改制。
(三)增强利率市场化适应能力。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步伐正在加快，民间借贷利率一路走低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按央行规定，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上限放开，但信用社不分客户优劣､金额大小，一律一浮到顶。“一刀切”的做法使信用社失去了一批优质客户，人为地把他们赶到民间借贷领域，对这些被迫进入民间借贷的“黄金客户”，民间借贷要充分发挥利率市场化的灵活调剂作用，给予其优惠待遇，增强民间借贷的融资能力，提高融资成功率，充分体现民间借贷的优势。
(四)适当调整土地政策，形成合理的土地流转机制。建议鼓励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由一个家庭或若干个家庭组合担当主体；将市场机制引入土地承包制，推行社会化竞争承包制，加速农业规模化进程，提高土地利用率；探索以土地作为资本入股，取得其应有的股权和红利收入。
论文关键词:农村民间借贷投资渠道农村信用社
关键词:民间借贷;小企业贷款;社会信用建设
为了解民间借贷现状以及对商业银行小企业信贷的影响,笔者对珠海市207家小型企业的民间借贷情况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抽样结果显示珠海市小企业民间借贷余额大约在50亿元左右,接近银行小企业贷款余额的42%,巨额民间借贷已严重挤占银行小企业信贷空间。[1]
一、民间借贷的现状及特点
1.数量多,额度大。在抽样调查的207家小型企业中,共有115家企业存在民间借贷行为,占抽样企业的55.6%,其中:借贷余额在10万元以下企业为38户,余额10万元到100万元企业为62户,100万元以上企业为15户。按2006年第6月末约22000家小企业测算,珠海市大约有12000户小企业存在民间借贷行为,借贷余额估计在50亿元左右,大约比2003年初(测算余额为20亿元)上升150%。
2.效率高,期限短。在上述有民间借贷行为的115家小企业中,有81户企业反映能在3至5天内通过民间借贷形式完成融资行为,占比70%;21户表示能在5至15天内完成融资行为,占比18.3%;13户需要15天以上才能完成融资行为,占比11.7%。一般来说,民间借贷融资额越大,涉及对象越多,所需时间相对越长。但从效率上看,民间借贷确实体现了“随需随借”的特点。
从借贷资金的使用期限来看,期限在3个月以内的有58户企业,占比50.4%;3至6个月的有31户企业,占比27%;6个月以上的仅26户企业,占比22.6%,基本上为借贷余额在100万元以上的企业。
3.利率偏高,但需求旺盛。在115宗民间借贷中,合同年利率在10%以下的共70宗,占比60.9%;利率在10-15%共42宗,占比36.5%;利率在15-30%的共2宗,占比1.7%;利率在30%以上的1宗,占比0.9%。加权平均利率约10%左右,为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2倍左右。由于难以从银行获得信贷支持,利率相对偏高对小企业借贷的意愿影响不大,特别受近年来大量新设立小企业的影响,民间借贷一直处于需求旺盛状态。据调查显示,在207家小企业,共有178家小企业希望得到银行或民间资金的支持,占调查企业的86%。据此测算,除银行信贷、民间融资外,珠海市小企业目前的资金缺口在50亿元以上。
4.抵押担保率低,但信用状况良好。115宗民间借贷中,103宗为信用借款,占比为89.56%,有抵押物或担保人的民间借贷仅12宗,占比10.44%。调查结果同时显示,114户能按时还本付息,仅有1户不能按时偿还本息。
5.运作欠规范,但违约率较低。在上述民间借贷中,有74宗借贷行为采取书面合同形式,占比64.3%,但存在部分要素不齐备,如缺少还款期限、违约责任等条款;41宗采取口头协议形式运作,占比达35.7%,超过70%的口头协议没有第三方见证。民间借贷运作虽然不够规范,但违约率相对较低,在115宗民间借贷行为中,仅有10宗民间借贷因违约而产生过纠纷,占比8.7%。
二、民间借贷与银行小企业信贷呈现此消彼长态势的原因
尽管2006年国家出台了《商业银行支持小企业金融服务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政策,力促银行小企业贷款,但受民间借贷、银行经营思路以及小企业自身特点的影响,珠海市银行小企业贷款不升反降,特别是民间借贷规模的迅速扩大并形成对银行小企业信贷空间的挤占,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银行“主动”放弃了一块阵地。当然,银行小企业信贷与民间借贷表现出的此消彼长,原因是多方面的。
1.经营理念的转变使银行小企业信贷急剧收缩。近年来,随着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策略的调整,小企业信贷市场的开拓能力有所下降。珠海市银行业金融机构纷纷大量裁减网点和员工,仅2003年至2006年6月末,珠海市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数从417个减至392个,从业人员从6628人减少至6523人。在经营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主要商业银行纷纷退出经营成本和风险较高而利润较低的小企业信贷市场,以集中资源争夺效益较好的大企业。此外,基层网点贷款权限的上收进一步限制小企业信贷业务的拓展。而且日渐严格的授信问责制在一定程度影响了银行发放小企业贷款的积极性。
2.小企业对资金的迫切需求推动了民间借贷的发展。经过多年的发展,珠海市小企业目前已进入“多、特、大”的发展期。“多”即小企业数量急剧增多。从2004年到2006年6月末,珠海市小企业法人由16707家增加到22000多家,月均增加300多家;“特”即形成了以家电、纺织、食品加工等各具特色的区域性产业,部分名优品牌在广东乃至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大”即小企业迅速成长,行业规模日益壮大。“多、特、大”的特点决定了小企业对资金需求量不断增加,但由于自身规模小、抗风险能力较差、财务管理不规范和有效担保不足等弱点,决定了相当部分小企业的资金需求难以从银行得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民间借贷无疑成为小企业解决资金困难的强心针,并且以其特有的优势伴随小企业的发展壮大而日益红火。
3.形式灵活的民间借贷更能适应小企业的资金需求特点。小企业对资金需求普遍具有“小、急、频”的特点,民间借贷简易的手续、较高的效率正好适应了小企业的这种资金需求。与银行贷款相比,民间借贷的主要特点有:一是资金随需随借。按银行的正常贷款程序,小企业从向银行申请贷款到获得贷款,期间大约需要半个月,即使是长期合作客户,最快也需要5至7天,而民间借贷一般仅需要3至5天甚至更短的时间即可获得所需资金,受到大部分的周转型小企业的欢迎。二是获取资金条件相对较低。小企业贷款风险大、需求额度小、管理成本高,银行在发放贷款时普遍要求小企业提供足够的抵押担保物,而民间借贷普遍以信用形式存在,90%以上的民间借贷不需要抵押物,显然更加适合于小企业。三是资金使用效率较高。银行贷款期限一般以定期形式出现,而民间借贷可以即借即还,适合小企业多次使用、使用频率高的特点。民间借贷自身固有的特点使其不断释放出的挤出效应,使部分本应属于银行的小企业信贷市场被民间借贷所占据。
4.相对充裕的民间资金及狭窄的投资渠道为民间借贷提供了可能。珠海市近年来居民收入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从2003年到2005年,居民储蓄余额分别为357.39亿元、408.57亿元和480.87亿元,截至2006年6月末,储蓄存款已达510.71亿元。大量富余的民间资本成为推动民间借贷迅猛发展的原动力,特别是在银行存款利率较低、股市低迷等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下,部分居民出于获利或帮助亲友目的而将大量资金投入到民间借贷。
三、进一步完善民间借贷的对策建议
从珠三角地区到长三角地区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民间借贷的迅速发展,尽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小企业资金供需矛盾,但同时也挤占了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盈利空间,大量资金游离于银行体系之外,缺乏金融监管机构和政府部门的有效监管,容易滋生高利贷、“地下钱庄”及诈骗等非法金融行为。因此,在积极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动小企业信贷的同时,有必要对民间借贷予以政策引导和疏导,将民间借贷纳入有效监管范围。
1.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努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民间借贷挤占银行小企业信贷空间,缘于银行慎贷,根源在于小企业贷款风险高,风险来自于银企信息不对称、社会整体信用环境欠佳。因此,要解决民间借贷挤占银行小企业信贷空间问题,必须从解决总体信用环境着手:一是由工商、政法、税务及金融部门联合建立企业、个人信用资料库及其变动情况,为银行提供小企业贷款审查和决策的信息平台。二是建立和完善失信惩戒机制,通过司法、舆论等多种力量加大对逃废债及违约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制定《个人破产法》,加大企业及失信人的失信社会成本。三是逐步建立小企业信贷推荐和风险补偿机制。充分发挥基层政府熟悉当地企业的实际,发展“政府推荐—银行筛选—风险补偿”的小企业信贷模式,降低银行信贷风险。[2]
2.切实转变银行经营理念,树立小企业大效益观念。银行“主动”让出小企业信贷阵地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小企业小效益”,认为对小企业的投入与收益不对称,“80%的收益来自于20%的大企业”。银行业必须从转变经营理念着手,充分认识小企业涵盖社会面广,小企业信贷成效直接关系银行自身的形象,树立小企业大效益观念:一是要以贯彻落实《商业银行支持小企业金融服务指导意见》为契机,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服务创新、管理模式创新”,简化贷款手续,优化抵押评估程序,通过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来提高效益,推进小企业金融服务。二是完善利率定价机制。结合小企业信用状况、抵押担保情况及经营状况,合理确定小企业贷款利率,建立风险与收益对称的贷款利率定价机制,提高银行开展小企业信贷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三是落实责任,稳健推进小企业信贷业务。设立相对独立的小企业信贷部门和落实专门的工作人员,建立完善的绩效考核机制,在努力开拓小企业贷款市场的同时积极防范小企业贷款风险。
在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因素方面，学术界主要从农村居民个人和家庭特征、经济特征、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和疾病状况、生活方式等医疗服务需求方面进行因素分析，也有学者分析了有无医疗保险、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供给数量等医疗服务的供给因素对居民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12－13］。王翌秋等利用两部模型法分析农户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因素时，发现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收入、医疗服务价格、是否有合作医疗补偿、是否经常饮酒、慢性病程度等因素对农村居民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显著［7］。李晓敏等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以农村患者是否就诊作为农村居民医疗服务利用的变量，对湖北省红安县遭受大病风险冲击的农户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除了婚姻状况、是否有新农合补偿、是否患有慢性病、家庭经济状况以外，还有农村居民的年龄、疾病种类等因素，也对农户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显著［14］。而林相森等在进行居民医疗服务状况的影响因素分析时，除了上述提及的因素外，还把家庭规模和居住地类型(城市或农村)也纳入模型，发现家庭成员的数量对医疗费用支出具有负的影响;而在遭遇到很严重的疾病时，城市居民会比农村居民利用更多的医疗服务［15］。但是现有文献在对农户医疗服务利用状况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时没有考虑到民间借贷这一重要因素。实际上在我国广大农村尤其是农村贫困地区，农户向亲戚朋友、熟人等借钱看病的现象十分普遍。农户家庭成员患大病以后，如果能够及时向亲戚朋友借到足够的资金，可以为患者及时选择较好的医疗机构和医疗方式，使患者得到充分的治疗。在所调查的地区当年共有341人次患病住院，其中，58．1%的患者未能及时住院治疗，65%的患者在疾病尚未完全治愈的情况下要求出院都是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因此，民间借贷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户住院天数和对医院级别、医疗技术的选择等，从而影响了农户对医疗服务利用的程度。因此，本文借鉴现有文献研究和农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将农村患者住院天数作为农村居民医疗服务利用状况的变量，将农户民间借贷规模、家庭收入水平、患者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户主受教育程度、是否患有慢性病、是否参加新农合、医院级别、是否村干部、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等10个因素纳入模型，对农村患者住院天数的影响进行计量分析，考察在这些影响因素中民间借贷规模的偏效应，比较民间借贷在农户医疗服务利用中到底起了多大作用。
二、研究的数据来源和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医学研究中心等机构组成的课题组于2007—2009年对四川省阆中和富顺两个贫困县的农户调查。调查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遵循分层随机抽样原则，从2个县各抽取3个乡镇，每个乡镇各抽取10个村，每个村整群抽取100户农户进行快速问卷调查，共形成了6054个农户样本。第二阶段，按照事先确定的大病标准和5%的比率，从6054个农户样本中选取家庭有成员患大病的农户进行深度访谈，形成了305个大病农户样本。本研究采用的是305个大病农户样本中，2006年患大病而住院治疗的231个患者样本，这231个住院治疗的患者分布在205个农户中。本研究中的大病概念根据以下三个标准界定:第一，农户当年住院治疗费用按家庭劳动力人数平均达到1000元以上的疾病;第二，不符合第一条，但是农户当年门诊治疗的费用按家庭劳动力人数平均达1000元以上的疾病;第三，不符合上述两条，但是当年因病误工累计超过90天的疾病。凡符合以上三个判定条件中之一者，即定性为“大病”。
(二)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在有家庭成员患病住院的205个样本农户中，2006年发生了民间借贷行为的农户有137户，民间借贷发生率为66．83%，户均民间借贷金额为10240元，患者人均民间借贷金额为9110元，患者人均住院天数为17．9天。本研究要纳入模型分析对农户住院医疗费用影响的10个因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患者个人和家庭特征变量。包括患者家庭货币收入水平、患者年龄、患者文化教育程度、患者家庭非农收入占总收入比例、患者性别、患者是否村干部等6个解释变量。从表1中可以看出，样本农户中，家庭年货币收入在20000元以上的患者所占比例最大，但他们民间借贷发生率也最高;他们不仅人均民间借贷金额最多，住院天数也最长。这一部分患者由于家庭收入最高，患大病以后能够向亲戚朋友借到的钱最多，所以对医疗服务的利用也最多。从住院患者年龄来看，年龄越大的患者住院治疗的比例越高，60岁以上的患者最多，占整个住院患者的三分之一强，但他们民间借贷发生率却最低，人均民间借贷规模也最小。从患者的文化教育程度来看，农村患者文化教育程度普遍较低，70%以上的患者只有小学及以下文化水平;他们的人均民间借贷金额比教育程度高的患者少，尤其是教育程度为文盲的患者，由于他们主要是年纪较大、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农村老龄人，身体健康状况较差，所以他们人均民间借贷金额最低，但住院时间最长。从患者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来看，三分之二以上患者的家庭非农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已经超过75%;农村患者住院治疗的时间与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成正比，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越大，患者住院治疗的天数就越多。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低于50%的患者住院天数最少，但他们人均民间借贷规模却最大。相对于女性而言，农村男性对住院医疗服务的利用率更高，将近三分之二的住院患者为男性;但农村男女患者在住院天数和人均民间借贷规模上差别不大。从住院患者的身份来看，与村干部患者相比，不是村干部的患者家庭民间借贷发生率相对较低，但患者人均民间借贷规模较大，住院治疗的天数较少。2．患者家庭的外部保障条件变量。患者家庭外部保障条件包括是否参加新农合和民间借贷规模。新农合属于来自家庭外部的正式保障形式，民间借贷则属于来自家庭外部的非正式保障形式。调查地区住院患者93%都参加了新农合;与参加了新农合的患者相比，没有参加新农合的农村患者家庭民间借贷发生率更高，患者人均民间借贷规模更大，住院治疗天数也更多。从民间借贷规模看，农村住院患者中，民间借贷规模在2000—7000元的患者所占比例最大，这一部分患者家庭民间借贷发生率也最高;农村患者住院治疗天数与其民间借贷规模成正比，民间借贷规模越大，其住院治疗的天数就越多。3．提供服务的医疗机构特征变量。本文以患者住院的医院级别作为医疗机构特征变量。农村居民中选择县级医院住院治疗的患者比例最高，患者在县级医院住院治疗的时间也最长。相比较而言，患者在乡镇卫生院住院治疗时间最短，但人均民间借贷规模却最大。4．患者的疾病特征变量。本文以患者是否患有慢性病作为衡量患者疾病特征的变量。从表1中可见，住院治疗的农村患者中将近70%的人患有慢性病，慢性病患者人均民间借贷规模和家庭民间借贷发生率均比非慢性病患者高，同时，其住院治疗的天数也比非慢性病患者高。
三、民间借贷在农村居民医疗服务利用中作用的计量分析
(一)计量模型
对于民间借贷在农村居民医疗服务利用中到底起多大作用，本研究将农村居民的住院治疗天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包括民间借贷规模在内的10个影响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回归模型构建如下:Y=β0+β1χ1+β2χ2+β3χ3+β4χ4+β5χ5+β6χ6+β7χ7+β8χ8+β9χ9+β10χ10+μ模型中，Y表示农村患者住院治疗的天数，χ1表示患者家庭收入水平，χ2表示患者民间借贷规模，χ3表示患者年龄，χ4表示患者文化教育程度，χ5表示患者就医的医院级别，χ6表示患者家庭非农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χ7表示患者是否村干部，χ8表示患者性别，χ9表示患者是否患有慢性病，χ10表示患者是否参加新农合;βj(j=0，1，2，3，4，5，6，7，8，9，10)为模型的参数，μ为随机误差项，表示其他因素对患者住院治疗天数的影响。
(二)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所建立的回归模型和231个住院治疗的患者样本数据，利用Stata12统计软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2所示。1．模型的显著性检验分析模型的判定系数R－squared=0．2434，表明模型拟合优度较好，10个解释变量能够解释农村患者住院治疗天数总变异的24．34%;F检验结果表明，模型具有显著意义(Prob＞F=0．0005)，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2．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分析(1)患者个人和家庭特征对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系数为正数表明，患者住院天数与其家庭收入水平成正向关系，但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样本地区患者家庭收入水平对其住院治疗天数的影响并不显著。患者住院天数与其年龄大小成反比，患者年龄越大，其住院治疗的天数越少，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患者住院天数在年龄上的差别并不显著。患者文化教育程度对其住院天数的影响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符号为负，表明患者住院治疗的天数与其文化教育程度成负向关系，患者文化教育程度越高，其住院治疗的天数就会越少;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患者文化教育程度每提高一个层次，其住院治疗的天数就会缩短3．4天。这可能是因为在我国农村地区，年龄越大的居民往往文化程度越低，而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越差，住院治疗的时间就会越长。家庭非农收入占总收入比例对患者住院天数的影响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家庭非农收入占总收入比例每提高25个百分点，患者住院治疗的天数就会增加3．9天。因此，非农就业收入的提高能够增强农村居民的健康保障能力和对医疗服务的利用水平。患者性别与住院天数之间成负向关系，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女性患者住院天数要比男性患者少3．1天，不过，男女性别差异对患者住院天数的影响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是否村干部对患者住院天数的影响在统计学上也不显著。(2)家庭的外部保障条件对患者住院天数的影响。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民间借贷规模对患者住院治疗天数的影响十分显著，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民间借贷规模每增加5000元，患者住院治疗的时间就能够延长3．4天。民间借贷在帮助农户抵御大病风险，保障农村居民身体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是否参加新农合这一解释变量对患者住院天数的影响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这表明新农合在实施初期对农村患者的医疗保障力度不够，发挥的作用有限。造成新农合对农村居民医疗保障作用不显著的主要原因，一是补偿水平偏低，调查地区当年住院治疗的患者从新农合得到的医疗费报销补偿金额占其住院医疗费用的比例仅为20．04%;二是参加了新农合而在外地住院治疗的农村患者的医疗费用没有得到报销补偿。调查地区当年住院治疗的231个患者中，有100个患者住院费用没有得到报销补偿。(3)提供服务的医疗机构特征对患者住院天数的影响。患者住院天数的多少与提高医疗服务的医院级别有着较密切的关系，医院级别对患者住院天数的影响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患者住院的医院每提高一个级别，患者住院的天数将会增加2．5天。这是因为农村患者住院治疗的医院级别越高，说明患者所患疾病越严重，治疗难度越大，所以住院治疗的时间也会越长。同时也反映出农村居民对健康的需求程度。(4)患者的疾病特征对患者住院天数的影响。表2中的数据表明，是否患有慢性病对患者住院天数的影响不显著，患者住院天数不会因为是否患有慢性病而有差别。
3．模型标准回归系数分析
在10个解释变量中，只有民间借贷规模、患者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患者文化教育程度、医院级别等4个解释变量的标准回归系数的绝对值较大，它们的标准回归系数绝对值分别为0．2809、0．1533、0．1405、0．1218，其他解释变量的标准回归系数绝对值较小。其中，民间借贷规模的标准回归系数的绝对值(0．2809)最大，这表明在农村患者住院天数的影响因素中，民间借贷规模对农村患者住院治疗天数的作用和影响最大。因此，民间借贷规模对农村患者住院医疗服务利用发挥着突出的作用。
四、结论与建议
（一）机构多、数量大
融资服务功能是典当公司最主要的也是首要的社会功能，是典当行的社会交易功能，在鄂尔多斯民间融资中，“典当行”和“投资公司”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000年对典当行的监管职能从人民银行向经贸委移交后，鄂尔多斯典当行发展迅速，至2008年6月末，全市典当行由2000年的1家发展到15家及27家分支机构，注册资金1.79亿元。此外，专事民间融资活动的类似融资机构还有很多，据调查，到2008年6月末，经鄂尔多斯市工商部门注册的投资公司414家，注册资金82.47亿元，担保公司159家，注册资金7.8亿元，委托寄卖商行46家，注册资金499.46万元，小额贷款公司1家，注册资金1亿元，鄂尔多斯市民间融资公司总计635家，注册资金93.1亿元。
（二）业务发展迅速，规模大
由于民间融资形式多样且大多无法通过正规统计渠道进行统计测算，因此鄂尔多斯市民间借贷的规模一直没有准确权威的数据统计，目前根据注册机构的注册资金发放情况调查测算，2008年末鄂尔多斯市的民间借贷机构借贷资金总额达到220亿元左右，约占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贷款余额的28%和34.4％；然而另外根据一份对企业、家庭及个人的问卷调查测算，鄂尔多斯市民间融资规模达到410亿元，约占同期全市本外币各项存贷款余额的66.72%和71.65%。
（三）民间借贷利率水平总体较高
民间融资利率的市场化程度较高，基本趋势是随行就市，并参照银行贷款利率的变动随时变化，集资集股的利率还要考虑资金使用的回报率。据调查，企业和家庭的民间融资利率主要集中在月利率为10‰-20‰和20‰-30‰这两个区间，并且民间融资利率与企业规模、融资规模没有显著相关性，只是与行业有一定的关联。从总体利率执行结果来看，家庭民间利率大约在20‰-30‰，其中农户借款利率一般在20‰-30‰之间，个体工商户融资利率相对较高，在20‰-30‰，中小企业集资的利率一般在20‰左右，以典当和投资公司为媒介的民间借贷利率最高，一般在30%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了50%。据调查，融资机构吸收存款的利率一般维持在20%左右，最高的达到25%。
二、鄂尔多斯民间借贷情况有如下特点
（一）民间融资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
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旗区和经济水平中等的传统农牧区，民间融资依然保持着传统的自由借贷和民间集资的形式，而在经济相对较发达的地区，由于煤炭以及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对资金的需求表现的非常高而且极为普遍，其融资的形式更趋向于组织化、规模化的各类融资机构以及类似私人钱庄这种融资形式。据调查，鄂尔多斯民间融资较为集中，其中60%以上集中在东胜，准格尔旗和伊金霍洛旗，其融资需求主要体现在解决推动私营经济发展和中小企业发展的资金需求以及房地产、采掘业的投资需求方面。
（二）借款期限灵活、用途广、手续简便
一是期限灵活。民间融资的期限由于用途的广泛及利率水平档次多而灵活多用，但总体来看期限集中于短期，最短有几天，最长可能几个月甚至一年以上；二是用途广。民间融资的资金用途主要是用于生产经营以及解决购房建房的资金需要。从企业融资用途看，主要用于解决流动资金不足、更新固定资产以及投资开发房地产。从家庭融资用途来看，主要用于生产经营、经商和进行农业生产及购房建房。总体来看，民间融资的资金用途已从消费型向消费型与投资型并重转变。资金主要投向房地产开发、煤炭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经营；三是手续简便。从民间交易的方式来看，民间融资的形式主要以信用借贷为主导，操作手段比较规范，手续简便。据调查，民间融资的协议方式以选择签订正式合同的形式居多，其次为打借条和口头约定，且借款方式中大部分需要保证人或者财产抵押。
（三）民间借款利差较大，趋利性强，融资方向转变
过去民间借贷关系主要维系在亲朋好友之间，多数出于互助和支持，一般是向家境好的借用，也有大家之间相互帮助而发生的借贷关系。随着民间借贷的发展，期融资趋利性逐渐增强，融入方愿意承受一定的费用支出，融出方希望获得一定利益收入。融资方向也发生重大变化，以前，民间融资主要是“富帮穷”，资金从富裕户向经济困难户移动，现在资金是由一般居民个人向会经营、懂管理、有效益的经济主体方向移动，呈现“民助富”特点。如前所述，民间融资机构吸收资金利率在20%左右，最高的达到25%，然而发放资金的利率却在30%以上，甚至达到50%，利润空间可观。
（四）非公有制经济是民间融资的主体
民间融资的规模与民营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主要为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居民个人，在县域经济中，民营经济占据了中小企业的绝大多数。我国的金融体系结构决定了缺少专门为民营中小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提供融资服务的制度安排，中小企业大多数缺乏贷款所必需的抵押品和信用担保，而且对资金的需求呈现规模小，时间紧等特点，正规金融机构出于对其信贷风险和信贷成本的考虑，很难把面辐射到中小企业，因此，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不得已只能依赖民间融资，在民营企业发展越快越好的地方、民间融资的成长也非常迅速。
（五）外来资金占有相当比重
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已经不仅仅局限于鄂尔多斯市本市内居民的闲散资金，市外资金通过本市内的融资关系成为鄂尔多斯市民间借贷的一个部分。通过个案调查，发现目前部分家庭事实上扮演着一个小型地下钱庄的角色，在那里聚集着来自四面八方社会关系的闲置资金。
三、鄂尔多斯市民间信贷的发展原因分析
（一）从民间融资的需求层面看，主要由于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繁荣及其金融支持相对缺失几个因素
第一、从整体经济发展的历程来分析，民间融资的扩张主要依赖于地区经济环境的改善和经济实力的增强，社会体系中各个经济体的资金需求量激增导致民间融资的繁荣。
第二、非公有制经济的生存与发展催生了民间金融。
第三、广泛的金融需求与信贷支持的有限为民间融资扩张提供了金融环境。正规信贷支持的有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GDP增长率远高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增长率，正规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总量小，存贷比例远远高于国家水平。2）而正规金融机构数量小、种类少、结构不完善、布局不合理，无法满足市场对于资金的需求。3）银行业与企业所有制结构不匹配。
（二）从供给层面看，民间资本的聚集和强烈的投资意识造就了民间融资的繁荣
随着鄂尔多斯市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传统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居民的生活水平和个人收入有了显著提高。2007年全市人均GDP已突破1万美元，超过北京（7200美元）、上海（8500美元），排名全国第四，2008年已达到1.5万美元，赶上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水平；2008年，鄂尔多斯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19435元，较上年增长14.3%，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也已达6500元，较上年增长8.5%。
四、民间信贷对鄂尔多斯经济的影响
（一）促进作用
首先，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金紧张的矛盾，在弥补正规金融供给不足，满足弱势群体对资金的需求，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和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从经济学角度讲，民间借贷的产生与发展是市场调节的产物。由于市场需求与银行供给之间存在严重缺口使得民间资金走上舞台，鄂尔多斯经济的高速发展恰恰又成为民间融资渠道的催化剂。根据保守估计，鄂尔多斯的民间融资总量占鄂尔多斯市贷款总量的三分之一。另一方面，民间融资资金获得的快速性成为高利率的补偿，很好的适应了中小企业，尤其是房地产公司和能源开发公司。与正规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的繁琐手续和高标准不同，民间融资的手续往往只需签个合约，甚至熟人圈内的口头协议，这对于刚起步不符合银行标准的小企业或者资金周转速度要求高的新兴企业来说无疑是唯一的解决途径。以房地产行业来看，2008年，鄂尔多斯二级以下的房地产公司86家，占全部房地产公司的91%，这也就意味着91%的房地产公司或多或少需要依靠民间信贷来维持产业的高速运转，满足大量资金和快速的资金流动。
第三，民间融资能有效缓解央行的货币紧缩政策对中小企业发展所带来的制约。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但由于民间信贷的存在，紧缩的货币政策对于中小企业的影响并不明显，因此民间融资可以说是国家贷款政策与企业需求之间的的一个缓冲剂。
第四，民间借贷市场有利于促进银行业经营能力的提升，提高地区整体金融服务水平。民间融资繁荣对正规金融体系形成了压力，为争取社会资金融入正规金融市场体系，银行必须不断创新适应市场需要的金融产品，提高信贷管理效率，提升经营能力和服务水平。
（二）负面影响
民间借贷对经济也可能存在一些负面影响，尤其在金融机构发展比较完善的地区。在鄂尔多斯经济发展模式以及金融机构发展现状下，目前可能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
第一，民间融资对制定和执行货币信贷政策产生较大的抵消作用。民间融资使得部分社会资金需求由显性化转为隐性化，不能准确反映社会资金供求状况，货币管理监管部门依据的市场信息不全面，其所做出的宏观决策必然不够准确。在鄂尔多斯，资金的供求缺口十分显著，但银行爱莫能助，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的准确与否无法改变资金短缺的现状，因此，这种“自救”式的民间融资成为一种必要。
第二，是民间融资对储蓄存款市场造成一定干扰，给商业银行经营造成一定影响。民间信贷高利率的特点吸引了部分资金，与正规金融机构争夺资金来源和市场份额，分流了金融机构的存款。但是，我认为这种影响只是有限的影响。由于高收益伴随着高风险，个体在决策过程中也必然考虑到收益风险，最终的决策结果受到个体对于风险偏好的影响。从这种意义上说，民间借贷与购买股票债券相同是人们的一种投资选择。
第三，民间融资带来一定得市场风险
上述两个问题在我看来都不是民间信贷带来的主要问题，或者说在鄂尔多斯还不是主要问题，我认为，民间信贷造成的最主要的问题是给市场带来了一定得风险。的资金供应者以获取高利为主要目的，而资金需求者则以高利率为诱饵，一拍即合，但高利率使经济行为中蕴含高风险因素，助长投机现象，而非理性的长期投资。
第四、民间融资加重了维护稳定的压力。民间融资大多具有自发性和不规范性，缺乏合法的组织管理机构，因而很容易引发债务纠纷，也极易形成非法集资，扰乱当地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但在鄂尔多斯，文化因素使鄂尔多斯民间信贷享有“信誉度高，资金安全性高，坏账率较低”的美名。当然，随着民间借贷规模的不断扩大，仅仅依靠文化约束是不够的，事实上，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规范民间借贷行为。
五、相关结论
第一、民间融资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合理化运行，对地区经济发展的肯定性作用强于消极影响。民间借贷的发展方向是经济繁荣的一个侧面，而且相互依存。首先，推动多元化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的贡献功不可没，其次，促进行业群体的发展，市场带动作用明显增强。民间融资存在于快速发展的经济环境中，依赖于庞大的市场主体，从其存在的各种形式来分析，足以证明其巨大的市场需求。因此，民间融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而且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规金融的不足，极大地推动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并缓解其融资难的问题。
第二、鄂尔多斯市民间融资的规模虽然不断扩大，但其运作基本规范，民间借贷并没有出现大的社会问题。
第三、合理的政策结论不在于打击取缔民间借贷，而是应该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比如说自律机制使民间借贷的社会成本得以有效控制，与此同时，不断完善金融机构，使金融机构种类多样化、结构合理化。
关键词民间借贷夫妻共同债务连带责任
近几年民间借贷纠纷越来越多地诉诸法院,其中有很多涉及到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本文对夫妻共同债务进行简要的分析,结合笔者在审判实践中的感悟对如何认定夫妻共同债务进行一些探讨。
一、夫妻共同债务的概念与特征
夫妻共同债务,顾名思义,即夫妻共同的债务,可分为生活性债务和经营性债务。生活性债务指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或一方因共同生活的需要而引起的债务,如扶养子女、赡养老人、医疗疾病、建造房屋、购置家用物品等引起的债务。经营性债务是指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或双方出于共同生活的目的,从事经营活动所负的债务。因此,夫妻共同债务具有时间存续特点、原因行为特点、连带债务性质、外部责任特点。
二、现行法律与司法解释的规定
我国《婚姻法》第41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个人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这条规定将夫妻共同债务限定为因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从婚姻法的其它条文中也找不到关于夫妻共同债务如何偿还的规定,该规定确立了以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作为判断夫妻共同债务的标准。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17条第二项规定可以看出,《婚姻法》第41条和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17条的规定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后者并不是对前者的突破,因为不论是不是夫妻关系,只要两人以上有共同举债合意而向出借人借款的,则应共同向出借人承担归还借款的法律责任,而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则是一刀切,只要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除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债权人明知夫妻存在约定财产制外,均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由此,我国立法与司法解释在认定夫妻共同债务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标准,立法规定的标准是夫妻共同生活,司法解释规定的标准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前者注重的是本质,更加公平而不便操作,难以具体认定,后者注重的是形式,可能带来不公但是简便易行。在司法过程中,法院按照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规定来认定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在具体适用时存在一些弊病:
1.夫妻中非举债方未分享到举债带来的利益,却被要求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在实践中,虽然大部分的民间借贷都给夫妻双方带来了利益,但是也存在一些特殊情况,如夫妻一方举债用于、包养情人等,但是因该债务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而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双方承担连带责任,这对夫妻中非举债方而言显然不公平。
2.虚假债务诉讼增多。在夫妻离婚诉讼中,一方为多分财产,往往虚构借款债务,转移财产。法院在审理这类虚假案件时,根本无从辨别,查明债务是否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即可作出判断,容易导致夫妻中一方利益受损。
三、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要素
一、民间借贷中存在的风险
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民间借贷中，因额度不大，老百姓都比较喜欢现金交易，不愿意走银行转账，又没有债之担保，大多数老百姓只能拿出一张不是很规范的欠条，在发生不能正常还款的情况时，有些事实根本就说不清楚，查证也很难，甚至诉到法院，给法院审理案件时也带去很大的麻烦，据法院不完全统计，90%的民g借贷案件都是这个情况，没有担保，证据单一，不容易查实。
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过，一些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被允许，当然不能以此为营利手段，确实是基于生产经营需要来融资，才认定为有效。这里如何判定两公司之间的借贷是否出于生产经营的需要，这个度的把握就很重要，同时要把握出借人资金来源的合法性，如果是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的，抑或向本单位职工集资不是用于生产经营，而是转贷牟利的，这些都会造成合同的无效。
二、赋予民间借贷合同强制执行效力公证的理论与条件
现在社会人们遇到纠纷时，多数人会采取诉讼、仲裁、协商调解等手段来解决，虽然这能很大程度上起到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作用，但却需要耗费较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才能达到目的，而且它们是在纠纷发生之后才启动的程序，事实上，许多纠纷完全可以消灭在萌芽阶段，公证恰恰有这种作用。
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公证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对经公证的以给付为内容并载明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承诺的债权文书，债务人不履行或者履行不适当的，债权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对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两部法律的两条规定，是公证强制执行的法律依据，另外，司法部的《公证程序规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以及中国公证协会的《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及出具执行证书的指导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都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的条件做了规范。
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的条件为：1.债权文书以给付货币、物品或者有价证券为内容；2.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债权人和债务人对债权文书有关给付内容无疑义；3.债权文书中载明当债务人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义务时，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的承诺；4.《公证法》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赋予民间借贷合同强制执行公证的作用及程序
当前，对于经过公证的民间借贷合同赋予强制执行的效力，在当事人申请时，就已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并对违约的后果即强制执行做出了承诺，这样一旦债务人不履行债务，债权人可持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向公证机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然后凭原公证书及执行证书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无须再经过诉讼或者仲裁程序，达到与诉讼相同的法律效果，对当事人来说也比较便捷，节省了时间和财力，有利于纠纷的及时了断。同时，债权文书经过公证后，债务人更加明确了不履行债务会给自己带来的不利因素，从而加强履约的责任心，有助于防止纠纷的发生。
在实际操作中，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主要分两个步骤：
1.当事人申请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应当由债权人和债务人共同向公证机构提出申请，涉及第三人担保的债权文书，担保人承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的，担保人也应向公证机构提出申请，公证员对各方当事人的资格、债权文书的内容、债务人是否愿意接受强制执行进行审查，符合条件者，为其出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
2.当债务人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债权人可以向原公证机关申请执行证书。公证员对债权人履行合同义务的事实、对债务人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义务的事实以及债务人对债权文书规定的履行义务有无疑义等情况进行审查核实，符合条件者，为其出具执行证书。
四、赋予民间借贷合同强制执行效力公证中应注意的问题
赋予民间借贷合同强制执行效力公证，在实际操作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如果不能将问题及时解决，会导致执行证书的使用效力，也会影响公证的公信力。
1.对借贷双方身份及履约能力的审查。在办理公证过程中，应审查放贷资金来源是否合法。对借款方的还款能力，抵押的财产，担保的措施等进行审查，确保一旦借款人无法顺利履约时，有可执行的财产，能够顺利收回出借的资金。
2.对借贷合同的审查。借贷合同要采用书面的形式，明确债权债务关系，债务人（担保人）要明确承诺不履行、不完全履行合同义务时，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自愿放弃抗辩权。合同内容要合法，谨防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谨防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谨防借款人借款用于、诈骗、贩毒、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
3.利率的问题。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相关规定，民间借贷年利率24%以内的受法律保护，超过年利率36%以上的借贷合同为无效，对于年利率24%到36%之间的部分属于自然之债。
4.债权转让的问题。债权人将经公证的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合同的债权依法转让给第三人的，受让人持原公证书、债权转让协议以及债权人同意转让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公证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如有必要，可以在合同中加以明确。
5.出具执行证书前的核实问题。借贷双方应在合同中约定对债务人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合同义务时的核实方式及举证期限，如果核实地址发生变更，需在一定时间内以书面的形式告知公证处及另一方，以便公证处核实双方的合同履行情况，如被核实方没有在约定期限内回复，或者提出异议没有提供充足的证据，则视其同意债权人向公证处提出的债权人已完全履行合同的证据和债务人违约的主张。对于核实方式，建议采用信函核实与电话核实两种方式相结合，信函核实的宜采用国家邮政机构寄送的方式；电话核实宜以录像、录音的方式对核实过程予以保全。
五、赋予民间借贷合同强制执行效力公证的价值及建议
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民间借贷成为了社会企业在当前阶段进行融资的重要手段，但是从民间借贷方面的民事立法来看，存在的冲突与缺陷还需要从制度方面入手来进行完善与修复。当前与民间借贷相关的民事立法在概念方面的模糊不清让民间借贷的法律管制面对着较多困难，在适度保护原则基础上，民间借贷方面的民事立法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正确的认识并给予相应的法律地位。
（一）推动民法典颁布施行进程
在民权的保障、人民与国家利益的平衡以及社会经济的健康运行中，民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民法典的颁布与施行则是为了确保民法现实作用的充分发挥。当前我国在1986年进行颁布和施行的《民法通则》在内容方面过于简单，并且一些条款已经难以与时展向适应，所以推动民法典颁布施行进程，对于为各类民事案件的处理提供依据以及对市场交易行为进行完善都具备着重要意义。虽然我国在2002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进行了审议，但是我国民法典的颁布与施行之路仍旧需要做出众多努力，如职业立法者队伍的建设以及对多方利益的协调等，这些为的存在让我国所具有的民法体系仍旧欠缺完整性。毫无疑问的是，我国民法典的颁布与施行将会体现出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也会为我国法制化建设以及经济市场的发展提供保障。
（二）对民间借贷进行专门立法
我国所存在的民间借贷现象逐渐被许多社会企业采用并被社会大众熟知，所以将民间借贷纳入到金融监管体系当中并通过专门立法对民间借贷现象进行制约是十分必要的。在此过程中，对民间借贷开展专门立法对于合法借贷人员权益的维护以及民间借贷发展的规范化具有着重要意义。在民间借贷方面进行专门的立法能够使民法具备更好的操作性、实践性以及针对性，使民法体现出对我国民间借贷现象的适应性。当前如何推动民间借贷的良好发展以及如何实现民间借贷法制化与规范化是我国十分关注的问题，而当前的学界更加倾向于针对民间借贷现象制定专门的《民间借贷法》来对相关事件以及案例进行处理，我国人民银行业通过开展调研工作来为正式立法提供依据。在民间借贷的立法工作中，不仅要在对我国国情作出充分考虑的基础上对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之间的关系作出正确的处理，同时有必要严格现实民间借贷渠道、借贷对象以及管理范围，从而给你个号的规避因民间借贷产生的金融风险以及社会风险。另外，在立法过程中有必要对其他国家在此方面的经验作出借鉴。
（三）对民间借贷现象中的经济类犯罪进行防范
民间借贷现象中经济类犯罪的防范应当强调对民法的运用，而不能单纯依靠刑法来对民间借贷进行压制，这主要是因为单纯的依靠刑法来对民间借贷进行管理不仅制约了民法所具有的社会调解作用的发挥，同时也凸显了重刑酷压等刑法功能，这并不鲤鱼法律效果、政治效果以及社会效果的发挥。因此，在民间借贷现象中的经济类犯罪管控中要从强调刑法作用的发挥专项刑法与民法以及调节的结合。对于严重的经济类犯罪则应当转交给检察院以及公安局开展侦办，而对于具有合法原因但是却暂时欠缺还债能力的现象则应当以民法为依据进行惩处与警告，同时有必要开展教育与调节。对于违法借贷以及虚假诉讼等现象则有必要对惩罚制度作出明确的规定，在对借贷合同该内容以及形式作出规范的基础上避免给犯罪行为留出空间。民间借贷方面方面法律法规责任体系的构建需要从刑事、民事以及行政多个方面作出考虑通过完善，通过完善其中的具体条文以及对民间借贷与刑法中存在的高利贷行为作为严格界定来在源头上对经济类犯罪进行扼制。
二、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