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关公；龙；前世；显灵；成神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6-0100-04
一、前言
历史人物，多是依据他在历史中所流传下来的英雄事迹以及后人给他的宏冠，渐变为后人所敬仰和崇拜的神■人物，这类突出型英雄人物自然会成为后人所歌颂、崇拜下的文学作品题材的普遍现象。
人类有了历史，就产生了历史意识……为了积累生产、生活经验……纪念部落英雄事迹，先民通过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将其不断地承续下来[1]。
就当事人而言，其传说形成的时间点以该人物去世以后的时期为主，即传说的形成会经过一段关于他的英雄功绩的叙事或传衍后，先联成一套英雄事迹的记载，接着在民间才会渐渐有其相关的传说形成。关公的前世及显灵成神传说也避免不了这样的形成过程。三国名将关羽这位历史人物之所以能深入民间并造成广大影响，跟他生前的英雄事迹脱离不了关系，而他生前的性格又和其之后流传的显灵成神传说的说法有其紧密之处，其形成的过程避免不了上述的形成模式。另外，在关公显灵成神传说中，也有不少历史传说的形成，例如玉泉山显圣传说[2]869、智■禅师与关公的传说事迹[3]8875等类的历史传说。
在民间里，对关公的神性塑造及其显灵传说最具代表性，并深植华人心中，在时间的流传上至今超过一千五百年。关公生前的处事风格及之后的显灵事迹，将关公塑造为忠、孝、节、义的化身，它是中国固有传统文化的精神与德操，体现出儒家人文精神，基于这样的理由，让关公成为信众所尊崇与礼敬的神■之一。从商贾到农夫，从将士到演员，从凡夫到书生，没有不为其忠义诚信所倾倒。而关公之所以风靡全球且历久不衰，其重要因素在于他的显灵事迹传说所设下的重要特色。
关公前世或后来的显灵成神传说是珍贵的民间文化遗产之一，它是中国民间文学与文化增添的元素，增益民族的道德传统与历史传说人物个性特征的手法，成为族群间凝聚力、向心力的载体及推动民间文学之势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本文以载述关公传说的《中国民间故事全书》[4]、《中国民间故事集成》[5]写定本传说文献为主，辅以《三国演义》为背景探讨关公的传说文本为辅，作为本文探讨关公前世与显灵成神的论述依据。文献中，《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湖北·远安卷》云长出世传说：关公本是上界的一条赤须火龙[4]，《江苏·铜山卷》关公转世传说：我乃天上行雨的青龙[6]，《湖北·当阳卷》关公降凡传说：关公本来是天上的火龙星，真身是一条金花老龙[7]，《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辽宁卷》关公出世传说：实不相瞒，我是四爪金龙，因错行天雨被困在玉河……[5]27，周濯街《关圣帝君》传说：关公是中条山的老龙[8]35，《三国演义的传说》火龙星下凡传说：火龙星是个啥子人呢？他呀，就是关圣人的前生……[9]102以及《三国演义的传说》关公出世传说提到有一条木龙精[9]102得知玉皇大帝要旱死全村人时，他于心不忍，所以唤雨、喷雾、施露，以保全村人，这条木龙精，便是日后被玉皇大帝砍首之后降凡至人间的关公。借由关公前世为龙、为民解苦的起始，进入其本世为三国时期彰显大义千秋的形象，继而为凸显其正义凛然的正面形象，而后在历代皇朝对他的崇仰与所追加赋予封号的过程中，以探讨关公显灵成神的社会功能性与其社会意义。
二、关公前世是龙的传说
有关关羽前世为龙的民间口头文学呈现，其背后所反映的人群心态，与现实生活样态紧紧相扣。程蔷《中国民间传说》一书说。
传说是一种富于想象的口头文学。它反映现实生活，但所求者不是事实的真实……传说所反映的生活，却往往比一般琐碎的事实更具有历史的代表性……传说所描述的有关人物、有关事件，无论时间、地点，或者种种细节，并不与事实完全吻合，具有相当的想象成分[10]31。
正因为传说所传达的信念，远超过真实历史的概念，以致人们愿意将它信以为真并传颂不已。关公的前世传说，本身已具有相当程度的想象成分，故其以龙为主体的前世传说得以传颂至今。本单元从玉皇大帝何以要惩罚民间以及关公为拯救民间而被玉皇大帝砍头为切入点，探讨关公的前世传说。
1.玉皇大帝何以要惩罚民间
关公诞生传说，其文本的呈现多以民间作乱，而由前世为龙的关公下凡为民解苦而遭玉皇大帝惩罚的形象，其惩罚分两部分，一为民间作乱遭上天之罚，二为前世龙（关公）为避免民间遭上天惩罚，愿意为民承受惩罚之苦，关公前世为龙的传说继而形成。有关民间乱象的主题，也是中国长久以来的政治议题，王孝廉先生在《中国神话世界(上编)》一书提到。
乱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主题，不论是造反成功的易姓革命，或是被镇压下去的农民起义，历史几乎全是在“悖乱”与“治乱”之间反复循环[11]325。
民间乱象形成之后，为减缓或革除其乱象，而有革命或起义等事件的形成，逐渐成为各阶段民间乱象之起与革命之成等后继传说形成的源头与管道，它是现实生活的想象化，诚如程蔷《中国民间传说》一书所言。
民间传说是历代人民对现实生活(从对于自然的了解和征服，到社会上形形的关系和斗争)的素材进行艺术加工，即进行概括、变形、夸张、渲染乃至大胆虚构的产物[10]31。
从政治观点与人民现实生活为切入点看关公的诞生传说，清楚地看出其传说内容贴近人民现实生活的写实状态，它具有警世性和解释性的传说特点。
传说提到玉皇大帝惩罚民间的原因，包括。
一、民间文学内容的选择
民间文学的体裁很多，包括民间童谣、民间神话、民间传说、民间寓言、民间童话等，并且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民间文学内容也体现了不同地域的民俗风情和语言特色。教师应选择那些融知识性、趣味性、审美性于一体的优秀民间文学作品，与小学语文课程相整合，共同促进学生素养的全面发展。
1 内容的选择要有可接受性
民间文学作品内容的选择要贴近学生的生活经验，符合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认知特点，同时关注学生的兴趣。低年级学生理解能力比较差。选择民间文学的内容时就以短小易记、节奏明快，韵律和谐、形象生动的童谣为主。如《假善人与石巴狗》《三兄弟除九头妖》《梅花鹿与大白狼》等，让学生们在生动的情境中感受童谣的乐趣。学生到了中高年级理解、表达能力大大增强。选择的内容就以民间故事传说为主。如《夜光杯的传说》《牛郎织女的传说》《酒泉·金泉》《嘉峪关的传说》《神奇的磨石》等，从而拓展学生的视野，丰富他们的想象力。使学生更喜爱收集并阅读民间文学，更使教师的语文课堂丰富多彩。
2 内容的选择要有本土性
酒泉的文化渊源深厚，像“酒泉”的来历，泉边的左公柳的来历，嘉峪关、夜光杯等传说丰富了地方文化内容。在收集过程中发现酒泉的民间文学时间跨度极大，取材范围颇广，有的反映了人民勤奋好学、淑贤礼让的传统美德，有的记录了风云变幻、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有民间智者，还有巧匠神医……可以说，民间文学是一部历史书，是一个了解酒泉文明发展史的小窗口。可选择的民间文学作品有民间传说《夜光杯的传说》《药水泉里的金鸭子》《酒泉·金泉》《文殊山的传说》《嘉峪关关城的传说》等，民间故事在学生的心中扎下了地方文化的根。
3 内容的选择要有教育性
学生在接受民间文学作品时，会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的情感经验融入作品中，他们自身被作品所同化，在情感、行为上趋向于作品中的真、善、美的形象。如成语故事《愚公移山》、神话故事《女娲补天》中的主人公，为了拯救他人而甘于奉献，这种舍己为人的思想浸入学生的心田，从而懂得了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而要学着去关心别人，给别人以温暖。《鲁班造锯》《司马光砸缸》等故事更是教育学生遇到问题要仔细观察、积极动脑，才能想出好的解决办法。《夜光杯的传说》《酒泉的来历》《文殊山的传说》《嘉峪关关城的传说》教育学生热爱家乡，热爱家乡民俗文化。
二、民间文学融入小学语文课程的途径
民间文学融入小学语文课程，不是纯粹地在现有的课程中加入新的成分，而是把民间文学同课程内容结合起来，融合和渗透到其他课程之中，使民间文学的教育真正达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目的。
1 和语文单元主题活动相融合
新教材课程编排都以单元主题形式呈现，在语文课程编排中注重了地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如，教六年级下册《老北京的春节》一课时，在结合课文的学习时，可以进行《酒泉的春节》口语交际和习作训练。布置学生课下调查、走访、询问、搜集有关家乡酒泉春节习俗的资料，从而使学生了解家乡，热爱家乡民俗文化。结合五年级语文综合实践课《走进生活中的传统文化》的教学进行《走进酒泉民俗文化》的课内外实践活动，通过活动，学生搜集了有关酒泉传统节日清明节、中秋节、端午节、春节等节日的民间故事传说、歌谣及实物荷包、对联、门神、粽子等，一一呈现在课堂上学生们在尽情地交流展示。结合“家乡的特产”这一单元主题，让学生课外搜集“酒泉夜光杯”传说故事，了解这些特产采用的材料，制作过程及其影响力，之后进行习作。这些民间文学教育活动和主题活动的相融合，不仅丰富了学生的课外知识，扩展了学生的知识面，更重要的是通过活动，认识了家乡民俗文化的博大深远，增强了自豪感，从而更加热爱家乡的民俗文化。
2 和阅读教学活动相结合
在语文教学活动中，从中年级开始每周都排有一节阅读课。教师可有目的有选择地将民间故事穿插其中，让学生进行阅读并作简要读书笔记，以便使民间文化得到延续。结合地方民间文化配合学生读的内容有《泉的传说》《夜光杯的传说》《文殊山的传说》《药水泉里的金鸭子》；《嘉峪关的传说》中《嘉峪关“左公柳”的传说》《嘉峪关关城的传说》《瓷窑口的传说》《高台的传说》等故事。
关键词：民间传说 特征 神话 民间故事
学术界通常把民间散文体叙事文学进一步划分为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回顾民俗学研究的历程， 我们不难发现：神话、传说与民间故事的相互关系一直是国际民俗学界竭力探讨的一个相当古老的问题。本文试图对比民间传说与神话、民间传说与民间故事的关系，来突出探讨民间传说的特征。
日本著名学者柳田国男在《传说论》中提出：“传说这个词，既有人用于广义，也有人用于狭义。”[1]从民间文艺学的观点来看，广义传说实际上就是神话、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的总和。狭义传说，是相对于神话和民间故事而言的，指某一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风物或习俗的散文体口头传奇叙事。而“‘神话’一词， 英语Myth，它所表示的， 是原始时代关于神奇的事物或受神能所支配的自然事物的故事。掺杂神话因素的传说， 英语为legend，其意为：一、传说、传奇；二、传奇人物和事件的起源。”[2]由此可以看出， 对于神话和传说这两个概念，，西方在传统的理解上是有区别的。民间故事是“广大民众创作并传承的反映人类社会生活以及民众理想愿望的口头文学作品”[3]，指“神话、传说之外的散文体口头叙事，包括幻想故事、生活故事、民间笑话、民间寓言等”[3]。
一、民间传说与神话
由于这两种体裁的部分作品所产生的时间十分接近，它们往往既可以作神话，也可以看作民间传说。有不少民间传说由神话而来，从而使民间传说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民间传说借用了神话“变形”手法以及神话夸张叙事的手法，前文李子贤提到的“神话因素”就可这样解释。但总体来说，它们从创作到流传的诸多环节上有着明显的区别：
二者主人公属性不同：神话的主人公是神，“这类神具有超人或超自然的力量，他往往是将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力量人格化而形成的，神话可以说是以人拟神”[3]；民间传说的主人公则是人，“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历史上出现过的，他是历史人物的艺术化和传奇化的结果，民间传说是以神拟人”[3]。这是二者最为基本、最为明显的区别。
二者形成的思维机制不同：神话是经过不自觉原始思维加工而形成的；民间传说则是民众自觉艺术思维的产物。
就讲述的情境而言，神话具有神圣性，神话的主人公是神，人们对神敬畏，认为神是神圣的；民间传说则具有世俗性，民间传说的主人公是人，尽管有时主人公具有超人的能力类似神，但是相对于神来说，还是世俗的。
就题材内容而言，神话是宏大的，而民间传说总是以历史上或社会生活中实有的人物、事件、风物、习俗作素材， 按一定的审美要求及社会理想编织故事， 刻画人物， 再现历史，因此民间传说是平实的。格林兄弟在《德国传说》引言中说：“幻想故事更偏向是诗的，传说更偏向是历史的。”[3]这里“幻想故事”就是指神话，他们认为神话具有诗的宏大，而传说偏向历史的是平实的。
二者都具有历史因素，却是有区别的。神话只是在幻想的神话世界中折射历史的影子，“历史只是通过在原始心理的背景上产生的主观幻想这一三棱镜，才得以曲折地反映”[2]。民间传说的历史性其题材内容中显露无疑。
二者的内容多半有“不合理性”与“合理性”之分。神话中多半有离奇怪诞的故事内容，其故事情节也完全按神话思维的特定秩序在幻想中展开；传说的内容多半是合乎情理的，大多是按生活的逻辑展开情节的，即使是一些幻想性较强的作品，其故事内容也合乎今天的情理。
二、民间传说与民间故事
民间传说与民间故事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民间传说与民间故事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即故事的传说化和传说的故事化。因而，这些民间文学作品既可以看做民间传说，也可以看做民间故事，如田螺姑娘的故事。尽管二者联系密切，但是它们也有明显的区别：
就有无“客观实在物”而言，二者有明显区别。民间传说总是与一定的纪念物相关联，围绕客观实在物进行叙事。在民间传说的创作中，客观实在物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因此人们又将它称为“传说核”。对此，柳田国男曾经说，“传说的核心，必有纪念物”[3]。“传说核”可以是“一个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也可以是一个地方古迹或风俗习惯等”[3]。而民间故事却无需围绕客观实在物建构故事，如果说有些故事中出现客观实在物，它也不是故事叙述的中心，只是作为情节的需要而安置的。
就主人公是否受历史的局限而言，二者也有区别。民间传说的主人公一般是历史上的，可以说所有的传说人物都有名有姓，有事件发生的具体事件和地点，尽管有虚构成分，但它同历史的关联较为紧密；而民间故事则完全不受历史的局限。
就叙事风格而言，民间传说“实”，民间故事“虚”。“实”体现在民间传说的幻想和虚构是有限的，因为传说的幻想是受“传说核”限制的；“虚”体现在民间故事不受具体时间、特定空间的限制，因此在民间故事中，民众可以尽情幻想，尽情虚构故事。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民间传说具有确定性，而民间故事具有不确定性、虚构性。
就讲述的情境而言，二者虽然都具有世俗性，但是相对来说，民间传说具有一定的神圣性。因为民间传说有时借用神话的“变形”、“叙事夸张”等手法，使原本世俗的人或物具有了一定的神圣性。
经过比较，我们发现民间传说相对神话世俗化和现实化的发展，而民间故事又以娱乐欣赏的方式将这一倾向向前发展。可以说，民间传说是介于神话和民间故事之间的，它本身既有神话的某些特点，又有民间故事的某些特征。
三、民间传说的特征
通过对民间传说与相近的神话、民间故事的比较，民间传说的特征体现的就十分明显了，主要表现为：
（一） 内容大体上具有可信性
民间传说的内容的可信性主要表现在民间传说有“传说核”即“客观实在物”。在区别民间传说与民间故事“有无客观实在物”时，我们就已经提到了。“传说核”可以是“一个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也可以是一个地方古迹或风俗习惯等”[3]。可见，客观实在物是可信的。民间传说始终围绕客观实在物进行叙事，客观实在物具有可信性，那么民间传说的内容也就具有可信性了。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往往是历史上实有的，这点可以从对民间传说与神话、民间故事的主人公进行区别中看出来；民间传说所讲述的事件或人物活动背景或景物一般是客观存在或历史上出现过的，这点可以从对神话与民间传说的“历史性”、“是否具有合理性”以及对民间传说与民间故事的“叙事风格”的区别中得出结论；民间传说总是与当地特有的风俗习惯有关联，这点可以从对神话与民间传说“题材内容”区别中看出来：这些因素使民间传说因具有深厚的历史而可信。除此之外，有学者对民间传说的内容概况出“四固定”，即时间固定、地点固定、人物固定、事件固定。“民间传说的内容所涉及的一些人物、事件、地点、时间，一般是特指的、相对固定的，讲述时不能随意遗漏或替代。”[3]这就决定了民间传说的内容具有可信性。
其次，从民间传说的作用看，传说作为一种“口传的历史”，具有对正史的某种补充和纠偏的作用。民间传说正是因为内容的可信性，才具有这种作用的。
因为民间传说的情节有时夸张、充满幻想，使民间传说不是完全可信，所以我们说民间传说大体上具有可信性。
（二） 情节的传奇性
民间传说情节的传奇性主要体现在对夸张、幻想等艺术手法的运用。民间传说借用了神话“变形”手法以及神话夸张叙事的手法。这点主要从神话与民间传说的联系中体现出来。民间传说的讲述情境具有神圣性也是基于此的。民间传说的主人公的活动大多时候是符合历史事实、正常逻辑的，但是有时也会出乎我们的意料。如《白蛇传》中的白娘子的一系列活动就是超人间的传奇性情节；《梁山伯与祝英台》中两位青年双双化蝶的幻想也是传奇性情节；《孟姜女》中的孟姜女千里寻夫、哭倒长城这般大胆想象的情节也具有传奇性。
民间传说情节的传奇性还受到仙道思想的影响，这一点在我国民众传承的“仙话”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日本学者柳田国男说，民间传说“是架通历史与文学的桥梁”[1]。我们可以理解民间传说通过奇情异事、夸张、偶然巧合以至超人间的手法，安排出人意料的情节即传奇性的情节，把历史演化为了文学。柳田国男这句对民间传说的评价，正说明了民间传说情节传奇性的重要意义。
（三） 箭垛式的人物形象与滚雪球似的流传方式
民间传说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往往把一些同类情节集中安置在某一个人物的身上，这种人物就是箭垛式人物形象。对人物最具代表性的某种性格进行集中描写、突出显现，使主人公的这种性格不断强化进而逐渐定型下来，使人物形象鲜明突出，得以深入人心，把传奇人物塑造成一个极具包容性、凝聚力的箭垛式人物。
就民间传说的情节来说，民间传说中的“事件”在流传过程中的情节像滚雪球似的日渐丰满和复杂。
（四） 传承范围的相对固定
民间传说总是围绕一定的客观实在物叙事，叙事风格也要受到历史受到客观实在物的限制，这就使其流传也是围绕客观实在物进行的，因此其传承范围是相对固定的，从而构成了“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民间传说圈”[3]。如屈原的传说在湖北、湖南较为流行。我们可以理解为民间传说具有地方性特点。
民间传说以其独特的价值受到民众的广泛重视，然而我们研究民间传说的价值前，应该先对民间传说的特征有所了解。通过对比民间传说、神话、民间故事，我们就可以大致了解民间传说的特征，可以进一步对民间传说的价值进行探讨并将其运用到实际当中去。
参考文献：
[1]柳田国男.传说论[M].连湘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
【关键词】民间文学；变异性；两重性
一
变异性是民间文学的四大基本特征之一。民间文学是口头语言艺术，“由于口头语言的不稳定性，作品在流传过程和具体的讲唱中，常常因时间、地域、民族的不同，以及传播者的主观思想情感和听众的情绪变化等因素，而有所变异。”
孙正国先生《文学的生活遭遇――民间文学本体批评引论》中指出，民间文学的叙事方式“酷似一棵茁壮成长的多枝大树”。以梁祝传说为例，“梁祝传说经过一千六百多年的流传，人们按照自身的愿望将其发展成为具有理想色彩的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梁祝传说在演变与发展过程中成为口传经典；各地的梁祝传说异彩纷呈；梁祝遗存地的梁祝传说成为人们情感的凝聚；梁祝传说在流传中变得生动细腻、枝繁叶茂，成为千古绝唱。
二
然而，并非所有的变异都对民间文学具有发展和扩延的作用。刘守华先生和陈建宪先生指出，“变异性对民间文学发展的影响具有两重性。”
民间文学变异性的两重性指的是：一方面民间文学的变异是一个不断发展、适应、变化、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使得民间文学作品充满了生命力，拥有长久的艺术魅力。这是变异性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传承过程中的误传、遗忘甚至是讹传，使得作品原有的精彩黯然失色。这将造成民间文学作品文本出现残缺、颠覆，甚至自相矛盾的结局。这是变异性的局限性。
三
我们认为，变异性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变异是作品的自我完善的过程。
很多优秀的民间文学作品在流传过程中，经过历代人民反复琢磨、增删、锤炼，使得很多野蛮因素“合理化”；使得其成为历久弥新的文学精品；成为“人民文学的精华部分”；成为“优越的典型人物和故事”。比如，在“蛇郎”故事中，最初讲述是“通婚”的情节，随着文明的不断演进，人们自觉地将“通婚”改变为蛇本来就是人变的，施以魔法后，蛇又变成了人。这就是变异使得民间文学作品合情合理的例子。
第二，变异使得流传更为广泛。
万建中先生认为，“从根本上讲，变异本身就是变异的原因，变异是民间文学的存在，有变异才有传承。”这说明了变异对民间文学的传播具有积极作用。变异使得作品贴近人民，贴近生活，人民在消费民间文学的过程中也在创作民间文学。我们拿民间小戏来说明问题，民间小戏的故事核都大致相同，同一个故事通过各个地方不同形式的艺术改编，在城乡广为流传。如同长江的支流和干流的关系一样，不同版本的口传文学共同丰富了同一个故事或传说。
第三，变异导致了更高水平的再创造。
民间文学的发展是发散式的发展，有的完全矛盾，有的完全冲突，不论是怎样的变异都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变异涉及到新作品的产生。”同时，情节的程式化和时间地点的模糊化有利于作品的创造和再创造。那些在原有故事的基础上改编的反映人民某些意愿与时代风尚的新的故事、笑话、传说等，它们将不断涌现，永无枯竭之日。
第四，变异提供了丰富的研究价值。
变异使得民间文学呈现出多样性、地域性和历史性，这些都为研究民间文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以“董永遇仙”传说的传播特征为例，我们看到了它的地域性特征――三条传播路径――从黄河下游向黄河中游传播――从黄河中游向长江中游南迁――从长江中游向长江下游汇总；其历史性特征――四种传播态势――内容从简单到复杂――人物由少到多――情节从粗糙到生动细腻――从故事的文本到文化的文本。同时，地域性和历史性又使得文本呈现不同的特点――多样性。我们认为，变异为民间文学构建了一个“四维”空间，这对于研究者来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第五，变异激发了民族想象力。
相对于作家文学而言，民间文学的听众不仅仅是被动的消费者，还是积极的生产者。变异鼓励创新，鼓励发散，同时也激发了民族想象力。如“梁祝”传说的“化蝶”部分，使得整个故事“升华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11，可谓神来之笔，有画龙点睛之妙。变异的存在允许了一个民族永远处于“健康的儿童”时期，永远保持浪漫的情怀。
四
通过比较与总结，变异的消极影响也不可忽视。我们认为，变异性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变异使得文本残缺不全。
民间文学的传承主要靠口耳相传。在传承的过程中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如遗忘、误传、有意删减，使得文本形式出现很多异文。这些异文有可能使得文本残缺不全。另外，“在理解和传播中，为了增强可信度和吸引力，传播者常常主动加入时代和个人真实生活的内容，因此虽然沉淀下新的历史内容，却也常常丢失掉其原生阶段的历史内容。”
第二，变异使得文本自相矛盾。
文本自相矛盾的现象在民间文学作品中十分常见。文本自相矛盾是对原有作品价值取向、道德观念的颠覆，有可能对作品原本的艺术特色造成不可估量的伤害。
第三，变异对传统经典内容的解构。
在分析民间文学变异性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有人利用民间文学的变异性，把某些民间文学作品改成低级庸俗的东西”，一方面，这是由于民间文学具有世俗性；另一方面这也是对传统经典内容的解构和损害。
第四，变异对传统价值观的颠覆。
在近些年，中国民间文学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命运――“后现代”演绎对传统价值观的颠覆。比如：某些经典民间文学作品在网络上被恶搞得面目全非；影视节目因为经济效益的需要而对传统价值观进行颠覆；民间文化为经济搭台的同时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人们只重视如何争取民间文学的使用权，而不重视对它的保护。这些都使得民间文学所承载的传统价值观遭遇挑战。
五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民间文学早已经由口传文化发展为印刷文化，再发展为当今的电子文化。记录下来的民间文学文本再也不用面对残缺、自相矛盾等问题。然而，更为严重的是“当演说者依据固定文本演说，他们就成为复制者而非创作者，相应地，被演说的作品再也不会出现异文，因为文本已经固化和单一化了人们的记忆。”人们对民间文学的关注转向了无聊的电视节目和电脑游戏。民间艺术家的身份和地位也得不到社会的足够重视。
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采用以下一些方法：
首先，重视传统民间文学的价值，学者们应当加强对传统民间文学的整理和保护工作。
其次，面临全新的传播语境，我们要重新构建新的当代民间文学，让民间文学重回民间，重新承担起独特的价值和功能。
最后，引导民间艺术家拥有“民间身份”、“本土立场”、“世界视野”、“现代品格”。
民间文学变异现象的两重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既要看到变异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也要看到变异性的局限性。只有这样，才能使民间文学发挥出长久的艺术魅力和特殊的审美价值。
【参考文献】
[1]钟敬文.钟敬文民间文艺学文选[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14.
[2]孙正国.文学的生活遭遇――民间文学本体批评引论[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255.
[3]刘魁立.梁祝传说[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1.
[4]刘守华.民间文学教程[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28.
[5]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2009:260.
[6]赵景深.民间文学丛谈[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1982:1.
[7]钟敬文.钟敬文民间文艺学文选[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39.
[8]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78.
[9]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2009:257.
[10]纪永贵.董永遇仙传说研究[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114.
[11]向云驹.“梁祝”传说与民间文学的变异性[J].民族文学研究，2003(4)：94-97.
[12]翟墨.从满族神话《尼山萨满》的百年变迁看民间文学的流动变异性[J].东北史论,2011(6):64-67.
[13]黄桂兰.浅谈民间文学的变异性[J].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1994(3):35-36.
[14]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73.
关键词：鄂伦春；民族；说唱；艺术；生态；历史；现状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3-0138-02
鄂伦春民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其传统说唱艺术历史悠久，艺术特色鲜明，文化积淀丰厚。而对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说唱艺术生态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细致的研究，对于鄂伦春民族传统说唱艺术的传承与保护、繁荣与发展，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思考价值，又具有重要的实践参考意义。为此本文专门对此进行系统化研究，以期引起关注与讨论。
具体而言，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说唱艺术的生态研究，可以分解为以下三大理论层面来进行。
一、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说唱艺术简析
要对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说唱艺术的生态进行系统化研究，首先就必须对鄂伦春的传统说唱艺术有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与把握，并进行简要的分析与解读。
（一）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说唱艺术概况
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说唱艺术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摩苏昆”，又分为用悲调说唱的“摩如苏昆”和用喜调说唱的“乌伦恩沁”两种。“由一人说唱，唱一段说一段，说说唱唱，散文与韵文相结合。一般都是长篇为多，但也有中短篇的。”另一种是“萨满调”，原为巫师给人看病时的说唱，后演变为“融诗、歌、乐、舞、说、术六种表演方式。”“似说唱，节奏鲜明，乐句不多，多用鼓伴奏。”说唱形式为萨满为主，众人随和。
（二）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说唱艺术的思想内容丰富。其一是反映、歌颂鄂伦春民族英雄的，例如“摩苏昆”中的《英雄格帕尔》、《布提哈莫日根》、《波尔卡内莫日根》、《薇丽彦和英沙布》等。这些作品都反映鄂伦春猎人与魔鬼作斗争，最终以智取胜的故事，具有民族史诗性质。其二是反映爱情的，特别是以“逃婚”为题材者居多，表现出鄂伦春人反封建、反压迫的愿望和意志，以及对幸福和自由的追求与向往。例如“摩苏昆”中的《婕兰和库善》、《诺努兰》、《特尔根吐求亲记》等。其三是反映鄂伦春人社会生活与劳动生活的，例如“摩苏昆”中的《库巴列》、《雅林觉罕和额勒黑汗》等。其四是表现祈求平安康泰的，例如“萨满调”的大部分作品。其五是以动植物传说为题材，歌颂大自然的，例如“摩苏昆”中的《磨石山》、《大青山和小青山》、《鹿的传说》、《罂粟花的来历》、《姑都堪与雅都堪――姊妹山的传说》等。
（三）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说唱艺术的美学特征
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说唱艺术具有鲜明的民族化美学特征。在唱词方面，使用鄂伦春本民族语言，并且口语化，通俗易懂，易于传唱。并运用了比喻、夸张、排比、双关、对偶、反复、设问等多种修辞手法。在音乐上，“摩苏昆”采用本民族民间曲调[库雅若调]作为固定曲调，旋律简单，但优美流畅，结构简朴，极富说唱性。“萨满调”的音域和旋律则分两种：一种是音域较窄、旋律平稳的级进式咏诵调；另一种是音域较宽、旋律起伏的咏叹调。
二、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说唱艺术生态历史
所谓“生态”，指的是事物生态发展的状态，它受生态环境影响和制约，而生态环境又主要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等。
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说唱艺术的生态历史，正与鄂伦春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密切相关。
建国前的漫长历史岁月中，鄂伦春民族面临恶劣的北方高寒地带和深山老林的自然环境，并饱受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军阀的压迫，尤其是从1931年到1945年，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迫害与，其文化发展受到严重摧残，故使得该民族传统的说唱艺术屡遭破坏，濒临灭绝的边缘。
众所周知，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说唱艺术，既属于民族艺术，又属于民间艺术，纯系“草根文化”，既非主流文化，又非物质文化，其传承全凭民间口口相传，长期属于自生自灭状态。
当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勇敢顽强的鄂伦春人民，在恶劣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等生态环境中，坚持不懈，锲而不舍，守住了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之根，也守住了自己本民族传统说唱艺术的血脉，终于使它们没能消亡，这是鄂伦春人民之幸，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之幸。
三、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说唱艺术生态现状
对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说唱艺术进行生态研究的重点，是对其生态现状的研究，这也是“立足现实、放眼未来”的必然选择。
这种现状研究，应以实地调查研究为依据，并由此进行理性分析与思辨。
建国以后，随着党的民族政策的落实，鄂伦春人由以前的游猎改为定居，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得到翻天覆地的改变。人民真正成为大自然的主宰、社会的主人、文化的主体。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鄂伦春族传统的民族民间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其中就包括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说唱艺术。许多有志有识的文化人士，也积极热情地投身于鄂伦春民族传统说唱艺术的挖掘、收集、整体、传播的系列化文艺工程之中，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一）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说唱艺术的传承人得到保护
鄂伦春民族传统的说唱艺术――“摩苏昆”和“萨满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传统人得到保护。例如“摩苏昆”的第一代传承人李水花（1922-1987），是鄂伦春族人，她演唱的“摩苏昆”曲目《英雄格帕尔》、《鹿的传说》、《双飞鸟的传说》等，都被文字与录音记录下来，成为传承的载体。“摩苏昆”的第二代传人莫宝凤（1934-），也是鄂伦春人，她全面继承了李水花演唱的“摩苏昆”曲目。又如“萨满调”的传承人关扣尼（1935-），被确认为黑龙江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鄂伦春族萨满舞”和“鄂伦春族占日格仁舞”两项代表性传承人，因鄂伦春族老萨满相继去世，她成为鄂伦春族最后一个萨满。
（二）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说唱艺术的作品，被收集、记录、整理、出版
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说唱艺术，以文字载体形式，被收集、记录、整理、出版。例如鄂伦春民间艺人孟兴全（1910-1982），就出版了鄂伦春说唱艺术“摩苏昆”的文本《薇丽彦和英沙布》、《卡拉尔和库勒尔》、《库多莫尔根》、《尼玛尔》、《大青山和小青山》、《英雄格帕尔》、《空库乌那季》、《宝马》等多部专著。又如鄂伦春族孟淑珍（1951-），也出版了鄂伦春民间说唱文学作品集《英雄格帕尔》，并荣获中国北方十五省区民间文学奖一等奖。
（三）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说唱艺术的理论研究取得显著成果
文艺理论与文艺作品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只有双轮驱动，才能比翼齐飞。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说唱艺术的理论研究工作，全面深入地展开，并且硕果累累。例如鄂伦春族关小云（1958-），鄂族名“乌拉丽翰”，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萨满教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黑龙江省鄂伦春族研究会副会长。她先后出版了《鄂伦春族萨满教调查》、《鄂伦春萨满调查》、《大兴安岭鄂伦春》、《鄂伦春族风俗概览》等多部专著，对鄂伦春民族传统的说唱艺术――“摩苏昆”与“萨满调”，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其科研成果多次荣获社会科学类各种奖项。
（四）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说唱艺术以多媒体形式广泛传承
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说唱艺术，已被现代化的录音带、录像带、磁盘，光盘，U盘等多媒体记录下来，并迅速广泛的传承。
（五）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说唱艺术演出活动广泛开展
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说唱艺术演出活动，在广大鄂伦春族中间广泛开展，深受全民族人民群众的欢迎。
综上所述，可见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说唱艺术生态研究，是一项全方位、系列化、深层次的复杂系统工程。限于水平与篇幅，本文只能提纲契领，概而言之，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望专家与读者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杨治经，杨诗粮，彭放等著.北大荒文学艺术[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P600.
关键词：刘伯温传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本真性保护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5-0144-02
一、历史人物刘基与传说人物刘伯温
刘基，字伯温，浙田人。明初任御史中丞，封诚意伯，是集道德、功业、文章于一身的“三不朽”伟人。他悲悯苍生，以人为本，做官清正，诚意正心，为后世树立了道德楷模；他著述等身，文章传世，具有崇高的文学地位；他运筹帷幄，定计后先，助朱元璋开创大明王朝，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和政治家。后被追赠太师、谥号文成，有“王佐”、“帝师”、“千古人豪”之称[1]1。这是历史人物刘基。
历史人物刘基的字是伯温，从这个意义上讲，将刘基称为刘伯温是顺其自然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从传说的角度来说，刘伯温又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刘基。刘伯温，因刘伯温传说而为民间世人广为知晓。刘伯温传说的产生是与历史人物刘基分不开的。周群指出，元明之际的刘基（伯温），因其卓越的才秉、高洁的品行、通究天人的学术而被庙堂与民间有意无意地神化了[1]序。由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刘伯温传说其实就是基于历史人物刘基，将其某些历史事实和人物本身神话后的民众口头文学。那么，刘伯温就是民众长期以来，根据传说的流传与发展，神话、虚构出来的人物形象。
对于这两个人物形象的探析，在陈胜华的《刘伯温传说新探》中，作者对这两个形象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刘基是生活在元末明初的真正历史人物。他天资聪颖，以其智慧与神勇为百姓办事情；他才华横溢，著书写诗，成就了《烧饼歌》《郁离子》等佳作；他神机妙算、忠心为国，辅佐朱元璋建立明政权，并鞠躬尽瘁的为国效劳。而刘伯温，是人们根据自己的心理需求，对刘基自身的才华进行神话与加工，就形成了民众心中的“完美”形象。集智慧、清廉、正直、勤奋、忠义、神奇等品质于一身，满足了民众的各类心理需求，具有广泛的传播空间。
二、作为文本的刘伯温传说
民间文学都有其产生与传承的“土壤”，即特定的语境。刘伯温传说也不例外，虽然其地域分布较为广泛，在全国各地都有刘伯温传说群的存在，但传说的产生都是根据本人到过或者在此地居住过，才产生的。例如，我国浙江文成县就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刘伯温传说传播集群，这里刘伯温传说的种类多，传播较为广泛，影响较大。究其原因，现浙江省文成县南田镇原为青田，就是刘基的故里，文成县的名称也是根据刘伯温的封号而取的。这里的刘伯温传说有着广泛的发展空间与环境。
陈胜华在书中对作为文本的刘伯温传说进行了初步的归纳，但是较为系统，书中对刘伯温传说产生的原因，传说的特点和文化价值进行了重点论述。
刘伯温传说与传统四大传说（牛郎织女传说、孟姜女传说、梁祝传说、白蛇传说[2]181-182有着较大区别。传统四大传说历史悠久、流传广泛，但是都有其特定的产生过程和基本固定的故事情节或者是固定的人物形象。刘伯温传说“流布广泛，疏密有间，南北有别；短小精悍，数量众多，内容丰富。这些特点是其他传说所没有和很少有的，构成了民间文化的一大奇观。”[1]23
刘伯温传说没有特定的故事情节，故事也没有特定的人物形象作为支撑。这是刘伯温传说相对于其他传统传说的独特之处。刘伯温传说分散在全国多个地区，并且各个地方有其自己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且多短小精悍，数量也较可观。目前搜索的刘伯温传说接近四百，全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32个省，23个省有刘伯温传说的分布，其中，浙江、北京、安徽、江苏等省有较多篇幅的刘伯温传说分布，可见刘伯温传说的分布在全国范围看来是较为广泛的。
刘伯温传说数量较为庞大，且分布在全国各个地方，使得刘伯温传说整体呈现纷繁杂乱的形象。当前较多学者将大部分的热情投入到了传说的搜集中，而忽略了传说的分类系统研究。传说的分类有很多种，根据传说内容或题材的不同，将传说分为四大类：人物传说、史事传说、风物传说和习俗传说[2]148。在《刘伯温传说新探》中，陈胜华先生对根据刘伯温传说中，刘伯温不同的人物形象进行了分类：刘伯温和民间道德、刘伯温和民间智慧、刘伯温和民间信仰。这样，就将刘伯温传说分为三类，分别体现刘伯温在民众中的道德、智慧和信仰中的作用。
三、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刘伯温传说的传承与保护
在文成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会同有关部门及有心人士的共同努力下，2008年经国家文化部颁布国务院公布，刘伯温传说被列入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一）刘伯温传说的传承与保护现状
刘伯温传说距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传说中所包含的道德伦理观念，对现世仍有积极的教化作用，并且丰富的传说内涵也有较大的研究价值。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刘伯温传说的生存发展空间不断缩小。“在民间，刘伯温传说已是风光不再，越来越没有市场了；弄不好，还将会进入历史博物馆，成为了历史陈迹呢！”[1]103陈胜华先生在《刘伯温传说新探》中专门用了一章来陈述刘伯温传说的生存困境和保护措施。作者立足于当地的刘伯温传说发展，从口传传说的保护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刘伯温传说的生存困境和保护措施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自己的见解。笔者认为这是目前刘伯温传说研究中较具有前瞻性的问题，针对成为非遗后的传说的传承与保护问题进行研究，对未来刘伯温传说的发展与走向有很大的关系。
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传承与保护的重大困境，刘伯温传说也不例外。首先，传说的存在语境发生变迁。传说产生主要有四个途径：以现实存在的实物为基点，进行自由的想象和虚构；将神话的情节和故事进行现实化和人格化的加工，使神话转为传说；将历史事实传奇化；将完全虚幻的故事粘附在真是的事物上[2]167。刘伯温传说就是民众根据自己的需要，将虚化的人物刘伯温粘附在历史人物刘基身上，将其演绎成各种形象，来满足民众自身的需要，而这里的刘伯温就是我们所说的箭垛式人物，是民众集体智慧的结晶、价值观念的集合。随着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农民已经逐渐的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传说也不再是民众茶余饭后的主要娱乐活动，并且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已经解决了很多以前无法解释的问题，传说的生存空间不再广阔。其次，传说传承人的老化。传说的传唱多是老年人，受限于身体状况，语言问题（多数老年人只会当地方言）等原因，使得传说的进一步传承与发展带来较大困难。第三，传说本身的局限性。传承内容较为单一，老年人在传承过程中，对传说的内容与形式的变迁较少，致使传说的传承形式与内容趋于单一化。同时，刘伯温传说本身数量较多，内容形式不固定，这给传说的传承与保护带来很大的难度。收集工作量大，对传说还需要有大量的鉴别工作。
（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刘伯温传说的本真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并非自然，非遗保护要尽量保护其自然属性，但并不干扰其自然发展，也不使其消亡。①
就刘伯温的故乡文成县来说，一方面当地的文化局组织开展关于刘伯温传说的讲故事大赛，并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分为老中幼组，有针对性地收集故事的同时，将刘伯温传说不断传播开来。另一方面，将地方文化深入学校课堂，将刘伯温传说印成课外读物，供学生阅读学习。在一定程度上也保证了刘伯温传说的发展，使其不致消亡。很明显，这些做法多是政府部门在主导，且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非遗保护的本真性原则。
本真性是世界遗产委员会所特别强调的重要保护原则之一，也是我们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活动时需要遵守的重要规范。王霄冰指出，文化事象的本真性是一种难以确定的存在，本真性就是作为一个原本事象的参照体系而存在的[3]。
刘伯温传说的本真性不单是其传说的文本，还包括传说在传承过程中的特定语言环境、传承的口头程式、语言形式和传说过程中的表演等等。因此，在保护刘伯温传说过程中，我们保护的不单是刘伯温传说的口头和书面文本，传说产生、发展和传承的语境、传承方式等也是我们保护的重点。
在保护的过程中，还需要注意政府、传承主体和民众间的角色定位。政府过度参与甚至主导的角色是不可取的，这样不仅保护不了刘伯温传说本身的巨大文化价值，还可能加快它的变异与消亡，将民俗变成“官俗”。
四、结语
保护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刘伯温传说，需要坚持本真性的原则。同时要明确，保护刘伯温传说，尤其是作为非遗的刘伯温传说，不仅需要保护其故事文本，还需要保护传说的存在语境、传承方式及其丰富的价值内涵。这就是说非遗本真性的保护不是单纯一方力量的作用，需要多方的通力合作才可以完成的。刘伯温传说的保护，就需要政府、专业学者、传承人和民众等多方力量的合作，在确定好各方的准确定位后，要结合当地的发展现状进行相应的保护与发展。在保护的同时，既要保证传说立足于其本土化的发展，又要对传说的进一步的传承与发展提出合理化建议。
参考文献：
[1]陈胜华.刘伯温传说新探[M].北京：中国戏曲出版社，2008.
关键词：民族音乐 民间文学 民间文艺 非物质文化遗产 高校传承
在物质文化兴盛的当下，非物质文化却日益凋敝和流失；影视、网络等大众传媒为主体的消费文化成为时尚，以民族音乐、民间文学等民族传统文化则处于边缘地位而发展濒危。民族音乐、民间文学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主要内容。因此，高校的《民族音乐》《民间文学》课程应该承担非物质文化传承的时代使命。
一、“非遗”高校传承的必要性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为了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强化民族认同感，《民族音乐》《民间文学》课程理应在高校课堂给当代大学生以传统文化精神的滋养。在全球化、信息化的21世纪，文艺在世界交流互动中有“趋同化”的发展趋势。我们认为，只有各民族保持文艺传统的特色，才能丰富人类文化的样态。
首先，民间文艺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基。民间文艺作品数量繁多，样式众多，它忠实地记录着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历史，凝结着民族的精神，全面地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文明发展史。从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到歌谣、民歌，都体现了人民群众的道德观念、生活愿景和中华民族精神，保留着形成民族品性的文化原生态。我国的民间文艺是数千年的农耕文化生态环境下的精神产物，集中体现了农耕文化的“和为贵”“天人合一”“协和万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思想。这些思想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集中地体现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智慧、审美创造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族传统文化是民族依存的前提，是维系民族认同感的精神脐带。
民间文艺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非物质文化宝库中最主要的宝藏。民间文艺是几千年来广大人民群众代代流传、不断创新的杰作，成为数千年来人民的精神家园，对塑造民族精神和审美创造起着重要的作用。
其次，现代的文化生态环境对民间文艺生存空间的挤压。现代文化生态环境下，生存竞争加剧，急功近利的物质化功利化明显，都市文化的消费时尚和视听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如电视、电影、网游等）不断地挤压精神空间，导致精神家园不断地萎缩。民间文艺的生存和发展就日益维艰。“根据联合国文件的规定，‘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对象主要指濒危的民间文化。”而民间文学、民间表演艺术、民俗是民间文化最主要的内容。为此，对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文艺的保护、传承、发展是我们中华民族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重要而又迫切的问题。
基于民间文艺所包含的深厚民族文化意蕴和现代生存困境的分析，高校的《民族音乐》《民间文学》课程应秉持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责任感来传承民间文艺的流脉，使其得以香火传承。因此，民间文艺的传承与发展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承继、民族精神家园守护的重要途径。
二、“非遗”高校传承的路径
如今的文艺作品都是大量复制和快速传播的，该如何承传具有地域性的民间文艺？地方高校如何利用《民族音乐》《民间文学》等课程来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呢？
（一）“非遗”相关课程资源的开发
《民族音乐》《民间文学》不仅作为高校相关专业的专业课程，也作为高校的人文通识课程，不能死守教材的理论知识的讲授，更主要的是要进行课程资源的开发和更新。
如前所述，民间文艺全面地反映了民族发展史，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活化石”。所以，在做好课程理论储备的前提下，任课教师要善于挖掘和开发“非遗”相关课程资源，一是要广泛涉猎关乎整个中华民族的重大问题的民间文艺，比如，华夏民族的龙图腾的传说，“年”的故事等，“它们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所有子民彼此认同的标志”，这种包含情感内涵的文化不是消费文化能比拟的。并对反映同一话题的各种民间文艺样式进行选择和组合，以便课堂上给予大学生不同的审美感受和传统文化侵染。
二是进行田野采录和整理。因为民间文艺的地域性特点，所以，任课教师对地方高校所在地的民间文艺进行田野采录和整理，以充分挖掘地域文化传统。我们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地处重庆市合川区，可以利用地缘之便，对重庆的各种民间文艺进行搜集，尤其是已经进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文艺，例如，川江号子、巴南区的木洞山歌、巴南区和万盛区的吹打、秀山民歌、酉阳民歌、九龙坡区的“走马镇民间故事”、南岸区的“广阳镇民间故事”、巫溪的“炎帝神农传说”、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酉阳古歌”等等。
三是要不断创新和拓宽“非遗”课程资源开发的方式。目前，我们将课程资源开发与课堂活动结合起来，采用了课堂“曲艺传唱”、“山歌、民歌大比拼”、“故事擂台上”、“传说人人说”等形式；在田野搜集与学习后举行“民族音乐”系列展示活动，如“吹打”专场音乐会；“非遗社团”第二课堂活动的开展等。这不仅传承了民间文艺，丰富了课程资源、活跃了课堂，开辟了第二课堂。此外，我们还以课题申报的方式，加强对“非遗”课程资源开发的经济和时间投入。
（二）创造良好的“非遗”传承氛围
首先，营造民主、轻松愉快的传承“非遗”的课堂。民间文艺具有活态流传性，如果不流传，它就会丧失生命活力。所以，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和来自不同少数民族的大学生带着各自的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曲艺、民歌“开口说”“开口唱”，形成中华民族的“民间文艺”交汇的活态课堂。
民间文艺的传播方式是“现场”传播，课堂上就让学生通过“说”“唱”“演”，现场流传的过程是再创造的过程。我们采用比赛的方式激励大学生用进行说唱展演，同时以课程加分或课程考核的方式鼓励学生对其他学生说的民间故事和传说进行“复述”，对民歌、山歌、民间曲艺进行“翻唱”，然后叫“原版”学生进行评价。这个过程，虽然不能诞生“非遗”传承者，毕竟“诞生于农耕文化语境中的民间故事在其特定的场域里发挥着原生态服务民众的功能， 有听众市场的讲述情境造就了故事家的诞生。”但是，我们发现，教育主体积极参与“说唱”“展演”，激发了其学习民间文艺的兴趣和体会到了创造的快乐和精神的愉悦，而且促使了其对各种“非遗”（民间文艺）样式进行自觉的横向传承。
其次，邀请重庆“非遗”传承人来高校进行展演传唱，进行“现场传承”。民间文艺的“传承应该还是人和文化展演空间的传承。”我们认为，只要高校教育持续创造民间文艺传承的人文氛围，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创设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的活态流变空间，营造互动交流的故事讲述情境和唱演的氛围，“非遗”的保护、发展就会以活态流传的方式持续下去。
（三）加强对重庆民间文艺的研究
地方高校利用科学研究的优势，加强对高校所在地的民间文艺进行研究。一是因为田野调查方便，能收集到第一手资料；二是有利于地域文化的研究，以使地方高校的科学研究与繁荣地域经济文化进行有机结合。
对地方民间文艺的研究，首先要从民间文艺的产生、发展、变迁和演化过程进行纵向研究，以对其进行宏观的、规律性的东西进行探究。其次，从民间文艺的文学本体进行研究，如审美特征、类型归属等层面入手进行研究。再次，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来研究民间文艺，这样就可以关注与民间文艺密切相关的当地社会生活、文化生态的研究，以解释不同地域和不同族群民俗现象、文化现象的异同。
当前比较重要的是对保护、传承民间文艺的策略进行研究。由于孕育民间文艺的文化语境已经和正在被现代化“风蚀”，民间文艺不能仅仅停留于“留声”的保护性策略，而要采取活态的“传声”策略和路径。可以将“非遗”与重庆富丽的自然景观结合起来，建构文化旅游景观。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不仅风景秀丽，而且拥有丰富的人文景观，其中秀山民歌就是一大亮点。再如，重庆三峡地区是世界著名的旅游区，这里“流传着有许多民间故事，几乎每一个景观都有神话传说，这些民间故事和景观传说，超越时空界线在历代人民群众中口耳相传，经久不衰……丰富和深化了自然景观的审美价值，构成了三峡旅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重庆民间文艺的研究及其研究成果，有利于丰富和开发“非遗”课程资源，也有利于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传承，从而加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校传承。
三、“非遗”高校传承的重要性
民间文艺（“非遗”）既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民族精神的源泉。当代大学生将是实现伟的中国梦的中坚力量，高校的“非遗”传承可以利用民间文艺对其进行民俗风情和历史教育，也可以对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精神正能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振奋团结、和平、勤劳、勇敢的民族精神，发扬仁义礼智信的传统美德。
民间文艺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丰富多彩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态，影响和烛照着中华民族一代代人民的精神生活。民间文艺发挥着娱乐和教化作用、宣传鼓动作用、组织协调作用的文化生态一去不复还。在现代化的当下，民间文艺属于“草根文化”，具有平民化特点，具有民主、平等的特征，具有强烈的生活意识和社会担当意识，坚持以人为本的文化内涵，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财富。因此，高校“非遗”的流传，有助于当代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通过对民间文艺的学习和传承，让大学生感受民间文艺学特有的审美习惯、审美特征和审美风采，不断提升其民间文艺的审美鉴赏能力。
总之，地方高校对保护、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充分认识到了民间文艺这种活态文艺的文化价值、流传特征及其在高校传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们进行了“非遗”相关课程资源的开发，思考和探究了民间文艺高校传承的实现路径。希望藉此让世代相传的“古老”的民间文艺继续现代流传，让中华民族的文化流脉源远流长。
基金项目：
本文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研究”（DLA110302）子课题《重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音乐类）高校传承研究》，课题编号：FY3D008。
参考文献：
[1]段宝林.中国民间文学概要・序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黄涛.中国民间文学概要・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