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生态价值会计相关的概念主要有环境会计、生态会计、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生态环境补偿会计等。分清它们之间的联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生态价值会计的内容。
（一）环境会计是会计的一个分支，由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构成
宏观环境会计主要是指国民经济环境核算，微观环境会计则是指企业等微观主体所从事的与环境有关的业务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对于微观环境会计，StefanSchalteggerandRogerBurritt（2004）将其分为环境传统会计与生态会计。其中，环境传统会计包括环境管理会计、环境财务会计、环境其他会计三种。环境管理会计要解决“什么是环境成本，如何跟踪和追溯环境成本”的难题；环境财务会计涉及“是否经环境导致的支出资本化或费用化”“，什么是环境资产，如何计量环境资产”等问题；环境其他会计如税务会计可能会涉及“垃圾填埋修复成本如何抵税”问题。生态会计包括内部生态会计、对外生态会计、其他生态会计三部分。内部生态会计的目的在于收集以实物单元表示的供管理当局内部使用的有关生态系统的信息；对外生态会计收集和披露有关外部利益关系人关心的环境问题的数据；其他生态会计也以实物单位计量数据，是管理部门控制规定执行情况的一种方法。我国对微观环境会计的研究以孟凡利、肖序、许家林等为代表，主要集中在环境传统会计方面，基本上与西方学者保持一致。但在生态会计方面的研究，国内出现了两种局面。一种是沿用StefanSchaltegger等的概念，如耿建新（2007）、王中坚（2007）、张亚连（2011）、杜殿明（2012）、阙啸啸（2014）等；另一种虽然沿用了“生态会计”这一专业名词，但含义却有本质区别，脱离了生态会计实物计量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生态价值的会计核算，如杨宗昌（2002）、温作民（2008）等。
（二）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以张长江的研究为代表
张长江的《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2013）一书将生态效益外部性价值定义为“生态效益外部性价值=生态效益价值净额-生态收益”、生态效益外部性价值应确认为一项债权（应收生态款）、以“历史成本+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属性、以价值法和事项法相结合的披露模式。可见，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只是对本期生态价值尚未实现的部分进行会计核算，要以生态价值会计核算为基础。只有正确的生态价值会计核算，才有正确的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核算。
（三）生态环境补偿会计以秦格的研究为代表
秦格（2011）对生态环境补偿会计的基本假设、核算基础、反映的内容、主要特征、会计科目、账务处理、会计报告、分析体系等作了详细的论述。他将生态环境补偿会计定义为“反映民众生态权益，计量生态资产，从社会效益的角度出发，对社会补偿成本的发生情况进行控制和计量，反映社会成本发生的范围额度、分配去向的一种现代化专项会计核算制度”。作为规范指导生态补偿实践的工具，生态环境补偿会计的首要内容为发映生态资金的筹集和运用。而这一点在生态价值会计核算中是生态收入与支出所要反映的内容。可以得出结论，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与生态环境补偿会计是生态价值会计的发展和细化，而生态价值会计在微观环境会计体系中是与传统环境会计、生态会计并行的环境会计的一个新发展。
二、生态价值会计核算框架构建
本部分主要从生态价值会计核算的基本假设、会计确认与计量、会计科目设置与账务处理、会计报告等方面阐述该框架的构建。
（一）基本假设
生态价值会计的基本假设包含一般性假设和特殊性假设。一般性假设是对传统会计中四项基本假设的继承和发展；特殊性假设是生态价值会计的特有假设，是生态价值会计核算不可或缺的。
1.一般性假设包含会计主体假设、持续经营假设、会计分期假设、多元计量假设
（1）会计主体假设。理论上，生态价值会计主体应与我国的会计体系相一致，分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和企业两种。一方面，由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保护和建设的生态系统，不以盈利为目的，其存在就是追求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最大化；另一方面，现阶段对生态价值的计量，在实践运用中还不成熟，专业服务机构成本高昂，生态补偿的收入却有限，将企业作为生态价值会计核算的主体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所以现阶段应以相关行政事业单位作为会计主体，待条件成熟，再过渡到双主体。
（2）持续经营假设。生态价值会计的持续经营假设与传统会计相同，即会计主体的经济业务活动将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3）会计分期假设。考虑到生态系统的恢复与再生周期较长，生态价值会计核算的周期可分为短周期和长周期。短周期与传统的会计分期假设相同，可以年、季、月为划分标准；长周期可结合生态建设保护工程，以每一期工程项目为一个长周期。在长周期下的各个短周期内，采用相同的会计核算方法，以提高信息的可比性。同时，如果长周期之间有更合理的会计核算办法，在对其作出改变后，为保证信息可比，要进行追溯调整。
（4）多元计量假设。部分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在现阶段可采用生态经济学的方法进行计量。对于这部分要采用货币计量，并反映在报表中。但另一部分生态系统服务目前尚找不到合理的方法进行评估，如果忽视它们，将会人为地降低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不利于生态系统的建设与保护，所以这部分要以非货币形式在附表中报告。
2.特殊性假设包含生态系统服务有价、生态系统服务可持续、生态系统服务有所有权归属三项假设
（1）生态系统服务有价。生态系统服务有价可以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西方的效用价值论两方面认识。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商品的价值来源于无差别的社会必要劳动。生态系统被破坏后，治理与恢复过程必然要耗费人类劳动，凝结着劳动的生态系统成为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实体。按照效用价值论，物品的效用和稀缺性是价值的源泉，毋庸置疑，生态系统服务对人类有效用。在现代社会，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良好的生态系统服务越来越稀缺，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塞尼卡所言：“经济增长和不断发展的工业，向环境排放污染物日益增长，使洁净的水、新鲜的空气成为稀缺的环境物品。”
（2）生态系统服务可持续。这一假设是可持续发展在生态价值会计的具体运用。可持续发展要求当代人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满足自己的需求，强调了代际之间的公平。生态系统服务可持续假设认为，除非有相反的证据，生态系统会一直存在，并提供维持社会、经济发展必需的服务。这一假设保证了生态价值会计核算对象的持续性。
（3）生态系统服务有所有权归属。生态建设保护单位虽然不能控制部分生态系统为谁服务，但却能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其产生主体———生态系统。他们的尽职守则，会改善生态系统，从而提高生态服务的质量；他们的不作为，会损害生态系统，从而降低生态系统服务的质量。从这一角度分析，生态系统服务归生态建设保护单位控制。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这些单位可以把生态系统服务作为自己的一项资产，纳入会计核算体系中。
（二）会计确认
狭义的会计确认包含“如何确认”与“何时确认”两个问题。“如何确认”要以确认标准为依据，“何时确认”要以确认基础为准绳。
1.确认标准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二十一条规定：“符合资产定义的资源，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确认为资产：与资源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该资源的成本或价值能够可靠的计量。”生态系统服务是否可以确认为一项资产，关键看能否满足资产的定义与确认条件。生态系统服务是一项资源。所谓资源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一种可以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具有一定量的积累的客观存在形态，包括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生态系统服务来源于生态系统，具有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可以断定，生态系统服务是一项资源。生态系统服务由生态建设保护单位拥有或控制。这一点与生态价值会计的特殊性假设之生态系统服务有所有权归属相一致。生态系统服务能给生态建设保护单位带来经济利益。首先，在不影响生态系统可持续性下，收获的一些有形产品如木材、药材等会带来经济利益的流入。其次，生态系统服务中的一些无形效益如涵养水源、固碳释氧在现阶段没有公开交易市场的情况下，政府往往会对生态建设保护单位给予补偿。同时，随着以后生态系统服务市场的完善，这些服务给生态建设保护单位带来经济利益是毫无疑问的。另外，良好的生态系统服务带来的游憩收入也是一项经济利益的流入。生态系统服务能可靠地计量。自Constanza等1997年对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以来，生态价值评估的理论与方法越来越丰富与完善，无论是区域生态系统还是单个生态系统，国内外都有众多的生态价值评估案例。所以，现阶段对生态价值进行可靠的计量已不是问题。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生态系统服务可以确认为一项资产。同时，这项资产要素不同于传统资产，它既不能归为有形资产的一种，也不能划分为无形资产，以包含有形产出和无形效益的生态资产命名或许是最好的办法。
2.确认基础
公认的会计确认基础有权责发生制与收付实现制。生态价值会计要素的确认基础因会计要素的不同而不同。因为现阶段生态价值会计主体是政府与非盈利组织，所以与生态价值相关的收入与支出科目要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这符合我国的惯例，也有利于主体的预算与决算，但对生态资产的确认，要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生态资产实际上是会计主体对社会的贡献，也是获得收入补偿的依据。由于生态价值的数额通常很大，而政府给予的生态补偿有限和生态服务市场的不完备，导致现阶段生态价值全额收回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对生态资产的确认也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那么生态资产确认数额有限，则不能充分反映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也与生态价值会计核算的目的相悖。同时，坚持收付实现制与权责发生制的双重会计确认基础，也不违背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会计核算，体现了收付实现制不排斥权责发生制的宗旨。
（三）会计计量
生态价值的会计计量要特别注意对计量属性与计量方法的选择。《企业会计准则第5号———生物资产》指出，应优先选择历史成本对生物资产进行初始和后续计量，公允价值作为辅助的计量属性。生态资产中有形产品部分与准则所指的生物资产相似。一方面，生态系统中有形产品部分如林木、草地等，大多数是自然形成的，具有自然生长与不断增值的自然属性，历史成本很小或者无从考证，既使有一些林木、草地是通过人工培育出来，也可能会存在历史成本极低与公允价值严重偏离的情况；另一方面，生态系统中的一些无形服务是依赖于生态系统中的林木、草地等实体自然产生的，成本可以视为零，同时这部分无形服务往往会发挥巨大的生态效益，如果有生态系统保护与建设的支出，这部分成本也不能完全反映这部分服务的真正价值。所以，历史成本这一计量属性不适合生态价值会计。在没有历史成本或者历史成本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公允价值是可靠的选择。尽管现阶段生态系统服务没有完备的市场，但这并不构成其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活跃的市场并不是形成公允价值的必要条件；当不存在活跃的市场时，可以采用包括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在内的各种估价技术来提供对公允价值的良好估计”。所以可以通过评估手段获取生态价值的公允价值，以评估促进生态价值的会计核算。公允价值的选择要遵循既定的程序，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活跃市场上的公开报价；第二层次为不存在活跃市场，但存在类似商品的活跃市场，以类似商品的公开报价作调整而得；第三层次为相同和类似商品的活跃市场均不存在时，使用估价技术。生态价值的评估方法主要来源于生态经济学，现阶段比较成熟的有基于市场价格的评估方法和模拟市场价格评估方法。同时，每种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也有不同的评估方法可供选择。所以，为保证公允价值的可靠性，有一个选择的先后顺序问题。在确定生态系统服务的公允价值时，应优先采用基于市场价格的评估方法。因为无论是公开的或者替代的市场价格，都是大家所接受的，从而也是相对最公允的。只有当无法获取公开或替代的市场价格时，才可以选择模拟市场价格评估方法确定生态系统服务的公允价值。
（四）会计科目与账务处理
因为现阶段生态价值会计主体是政府与非营利组织，所以它的会计要素基本上与传统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相同，都为资产、负债、收入、支出、净资产五类。在沿用原有的会计科目时，还要在相关要素下增设一些科目，以保证与生态价值相关的业务能纳入会计核算系统。资产类要素下增设“生态资产”科目；收入类要素下增设“生态收入”科目；支出类要素下增设“生态支出”科目；净资产类要素下增设“公众生态权益”科目。作为登记入账、编制报表的理论依据，这些要素之间必须满足的会计等式为：（1）资产+支出=负债+净资产+收入；（2）生态资产=公众生态权益。需要解释的是，等式（1）中的资产与净资产不包括生态资产与公众生态权益，要单列在等式（2）中，这与生态资产的报告方式有关。
1.“生态资产”与“公众生态权益”科目
生态资产科目用以核算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既包括有形产品又包括无形的效益，可按区域内的子生态系统设立二级科目，如森林、草地等。在二级科目下，按照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分类，设立“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支持服务”等三级科目。初次登记入账时，借方按所属的生态系统的服务类型登记相关数额；同时按照复式记账原理，贷方记入公众生态权益科目。该科目下设“已收”、“未收”两个二级科目，并在二级科目下设置与生态资产相同的三级科目。“已收”表示已实现的生态收入，“未收”表示生态系统服务外部性，数额等于生态资产减去“已收”部分。后续评估增值时，按增加的数额做相同分类；评估减值时，按减少的数额做相反的分录。
2.“生态收入”科目
该科目用以核算会计主体提供生态系统服务而取得的各种收入，包含政府补偿收入、生态服务市场交易收入、其他如捐赠等。所以可以按收入来源设置二级科目，同时按“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支持服务”设立三级科目。在实际运用中，会计主体取得的收入有时可能分不清归属于哪类服务，这时，可按公允价值作为分配标准，分摊属于各个服务的收入。同时按收入数额把公众生态权益从“未收”转到“已收”科目。
3.“生态支出”科目
该科目用以核算会计主体和生态建设与保护相关的支出。可按所进行的工程项目设立二级科目，如退耕还林工程。
（五）会计报告
作者：谭旭红 杜真芝 单位：黑龙江科技学院
矿产资源开发中生态补偿的现状及问题
产权界定不明，补偿主体不清科斯定理认为，在存在外部性问题时，只要交易成本为零，且产权是明晰的，那么不论谁是产权的主人，通过市场都能实现最优配置。从科斯定理出发，处理好矿产资源开发中的生态问题就应该从研究矿产资源的产权制度结构、产权主体等方面进行。明确补偿主体是解决生态问题的基本前提，矿产资源开发过程具有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的双重特点。一方面，在稀缺性资源的利用过程中，矿业开采能够解决大量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提高农民收入和增加税收，带动矿区产业发展和矿区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矿产资源在开发过程中必然会导致矿区及周边环境恶化，包括空气、土地、水、矿石废弃物等污染，水资源的洁净度受到威胁、地表植被覆盖率降低、水土流失严重及采空区地表塌陷等问题。因此，构建生态补偿机制十分重要而紧迫。我国矿产资源产权制度实行矿产资源国家所有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明确规定，矿产资源归属国家，国务院代表国家对矿产资源行使所有权。从形式上看，我国矿产资源产权是非常清晰的，产权结构比较合理，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矿产资源在开采过程中存在着不少矛盾，土地国有、政府分级行使土地权利的模式造成中央政府与资源富集区政府的所有权行使权责不明，矿产资源的分配关系从属于权力关系而不是产权关系，引发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资源富集区为了能够从矿产资源开采中获得更多利益，以弥补由于资源开发所承担的公共服务成本和生态环境成本，就会过分利用其管理权限，越权审批“违法许可”招商引资，掠夺式开发，造成更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和一系列矛盾无从解决。生态环境损害补偿法律法规不健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法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也要承担其民事责任。《宪法》和《民法通则》的这一规定就为矿产资源开发中因生态环境恶化而受到财产、人体健康损害的公民获得赔偿提供法律依据。基于以上国家基本法，制定和出台了有关矿产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涉及矿产资源生态环境损害补偿的法规政策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以及《国务院关于生态补偿的若干政策指导意见》等［3］。这些法律法规和政策都对开采企业因矿产资源开采给他人造成的若干政策赔偿做出了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规定，因开采而对他人造成损失的，采矿企业应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但是，研究这些法律法规后，我们发现，它们仅对因采矿造成的地质灾害和生态环境破坏的补偿问题提出原则性的标准，如提出了“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赔偿”等原则，但是均没有提出统一的评估方法、赔偿标准和具体的补偿办法。例如对于《土地复垦法》中规定“谁破坏谁复垦”原则，各地也出台了一系列实施办法，但并没有使矿区复垦率提高，我国煤矿塌陷地的复垦率依然较低，分析原因，除了复垦标准要求不明确、多头执法等原因外，没有建立合理有效的补偿机制也是重要原因。由于缺乏统一补偿标准和赔偿办法，缺乏环境损害补偿机制，这就导致当采矿中出现生态破坏的时候采矿企业以无具体赔偿标准为由推诿，不予赔偿;而政府又没有严格的法律和政策依据要求采矿企业进行赔偿，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矿产资源开发的外部成本得不到有效补偿，而矿区居民和我们的后代不得不遭受生态环境恶化带来的严重后果。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立法，目前我国在这方面还是空白。
建立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议
明确补偿的主体与责任，加强矿产资源规划与开采管理矿产资源开采过程是自然和经济和谐统一的过程，不仅需要经济补偿，而且应当充分考虑其生态价值补偿。目前，我国现有的各种矿产资源税费征收办法主要是偏重于补偿矿产资源的经济价值，或者解决资源耗竭性补偿问题，因而都是经济补偿，而缺失真正意义上的生态补偿制度，从而导致大量旧矿、贫矿废弃，影响了生态环境。根据中国矿产资源开发的特点，应坚持“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明确矿山环境恢复的责任主体。建立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机制过程中，责任主体相对比较明确。在矿产资源开采过程中，主要得益方是国家和采矿权人(包括法人和自然人)，他们应该作为补偿者。矿产资源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及人民应该作为被补偿者。补偿者有责任为被补偿者提供多渠道的补偿途径，同时被补偿者有义务切实地履行监管职责，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并采取有效措施治理和恢复当地的生态环境。在明确补偿主体时应区分新建矿山和废弃矿山补偿主体，新建矿山的责任主体十分明确，就是造成环境破坏的开采者，在开采的同时，他们有责任和义务修复、治理生态环境。而对于废弃矿山，由于企业主的变更，很难明确其责任主体，可以区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矿山开采受益者明确的废弃矿山，可根据“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解决这部分废弃矿山的治理和恢复问题;二是对于收益人无法明确的废弃矿山，应由政府来担当治理主体，作为资源所有者代表的政府有责任恢复及治理废弃矿山［4］。健全生态环境法律保护机制可操作性我国《环境保护法》已确立了“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针对矿区土地复垦问题，《矿产资源法》、《土地复垦条例》、《水土保持法》都规定了“谁破坏，谁复垦”、“谁复垦，谁受益”的原则。这些法律、法规虽然基本明确了矿山生态环境恢复补偿主体，但却没有明确界定破坏者的具体责任和义务，也没有明确复垦者享有的具体权利，这样就大大挫伤了复垦者的积极性［5］。同时，对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如何补偿的问题都没有具体的明文规定和量化运行的具体细则，这使得矿区的生态环境恢复没有形成强制要求，环境的破坏者及污染者便可以逃避责任，这样造成了目前仍然有大部分矿山生态难以恢复以及矿区开采者与群众的纠纷时常发生的困境。我们应当借鉴国外矿山恢复的先进经验，完善法律、法规，使复垦政策与立法细致、明确和更具可操作性，同时明确补偿主体的权利与责任。例如，在矿区批复开采之初就应该以法律形式确定矿区生态恢复、治理的责任主体，对于开采后出现的矿区生态环境破坏，由矿主进行修复，国家通过建立治理基金的方式组织恢复建设。此外，应该对矿山土地复垦做出明确的程序和办法规定:在矿山开采过程中，按照开采的先后顺序将矿土堆放在一边，开采后还原土地时，再按先后顺序回填各表土层，土地还原后采矿单位才把土地移交给当地政府。建立环境影响评价体系矿产资源开发环境影响评价是指对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和对项目实施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价，并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对策和措施建议。矿产资源开发对环境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和社会经济环境影响评价等。(1)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根据矿山建设规模、开采方式、矿山地质条件及矿业活动与地质环境相互影响与制约关系，按照矿山活动可能影响到的周边区域作为评估范围的原则，结合矿山地质环境特点、水文地质特征、开采范围及制约关系、矿井废水污染影响、地下水疏干范围、地下采空区影响、废石渣堆积分布范围等诸多因素，建立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体系，从而构建比较完善的评价体系。建立完善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标准体系。通过建立覆盖矿山地质环境的保护标准体系，同时加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标准的修订工作，使其能够切实满足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工作的需要，最终做到技术标准统一明确、适用范围广的标准体系，以实现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工作的目标。(2)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支持矿产资源。运用先进的现代技术，建立矿山环境灾害预测和控制管理信息系统。转变过去传统的资源管理手段，而是建立动态的资源监测系统，定期收集矿产资源、生态环境的动态信息，从而提升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生态环境的动态监测能力［6］。矿山开采往往引发地面塌陷、泥石流、裂隙、滑坡、地下水位变化、大气污染、地表水污染、尾矿坝状况、土地荒漠化、土地的荒化等人为地质环境问题，利用全球定位系统(GPS)，采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建立地理信息系统，从而对这些人为灾害进行实时监测，有助于研究矿山资源开发引发的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并对治理结果进行客观评价和监督。全球定位系统可以对灾害发生地进行精确定位;遥感(RS)技术可以利用矿区的多时相遥感图像进行叠加分析，从而获取矿区不同时期的地貌破坏程度、塌陷区的面积、形态、矿业废弃物的类型以及分布状况、环境污染状况和生态环境状况;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则可以对矿山灾害数据信息有效地进行空间分析，以便管理人员迅速掌握灾情［7］。为矿产资源开发勘探、开采、生态恢复与治理等环节提供精确的科学依据，应建立矿山环境地质灾害动态监测和管理信息系统。
论文摘要:从劳动价值论的视角来看，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首先是劳动价值和价格理论。自然资源的价值由其内在的满足人类需要的属性和外在的数量有限性与稀缺性决定。自然资源的价值源泉一是体现在直接劳动耗费;二是体现在对自然资源的重置劳动耗费。正是经过人类劳动—对资源的培植、修复、保护、再生等在资源及其产品中凝结了价值，在这个价值决定的价格基础上，加入由资源所有权垄断而决定的那部分价格，构成了资源价格的全部内容。
累积效应不仅使区位内(边缘地或中心地)的经济与生态矛盾增强，也使区位之间，特别是边缘地与中心地之间的经济与生态矛盾扩大、加剧。莱斯特·布朗指出，大自然也是依赖于平衡的，“经济赤字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借贷，生态赤字却是我们取自子孙后代”。因此，我们的经济“一定要遵循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如果违背这个原理，就一定会由盛转衰，江河日下，终致崩溃。我国政府多次强调“要完善生态补偿政策，尽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建立遗传资源惠益共享机制”，“建立和完善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通过生态补偿机制，可以提高生态补偿接受者—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的生态保护积极性，把生态保护内化为各个人的持续行为;同时也使支付者承担了成本，养成资源有价、使用付费的观念和习惯，形成生态保护的长效机制。这是边缘地分享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利益和效应的有效机制或途径。从劳动价值论的视角来看，资源价值与价格理论是生态补偿及其价格决定的理论基础之一。
一、价值及其源泉新探
“价值”既是哲学领域的重要范畴，又是经济学领域的基本范畴，更是日常用语中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词汇，其词义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1.日常含义是指事物的用途或积极作用。2.哲学含义是指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当客体对主体有积极意义时就有正价值，反之则为负价值。3.专指商品价值，即“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东西。它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其大小取决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可以说“价值就是劳动”，就是在商品生产’中的劳动耗费，即支付的劳动成本。劳动成本越低即价值量越小，说明劳动生产率越高，人类的生产能力越强。由于“人与自然是共存、共生、共荣的关系。”因而自然本身既有满足人类需要的外在“工具性价值”，又有满足人类需要的内在“生态价值”，“善待、保护自然就是关爱、保护人类自己，建设自然就是造福人类;伤害自然必定伤害人类，破坏自然就是毁灭人类自己。”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把自然的这种价值分为:经济价值，生命支撑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生命价值，多样性和统一性价值，稳定性和自发性价值，辩证的(矛盾斗争的)价值，以及宗教象征价值等并强调，“人们不可能对生命大加赞叹而对生命的创造母体却不屑一顾，大自然是生命的源泉，这整个源泉—而非只有诞生于其中的生命—都是有价值的，大自然是万物的真正创造者。这个价值的源泉是什么呢?有人认为，自然资源的这种价值除了来自于其本身属性能够满足人类需求之外，还受其数量有限性和稀缺性的制约。因此，自然资源的价值由其内在的满足人类需要的属性和外在的数量有限性与稀缺性决定。
的确，作为存在物，大自然及其相应的自然资源必然对人有用，从而形成价值(哲学意义上的价值)。也就是说，从哲学意义上来说，价值是属人的，“就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关系。我们说某一事物具有价值，就是也只是因为它能满足主体的需要、符合人的利益。离开人类的利益和需要，我们并不否认自然界的各种事物(如占据特定生态位的生物)对于维持生态平衡具有重要作用，但绝不能说它们具有什么与人类的需要和利益毫不相干的‘内在价值夕!这些自然事物能够起到维持生态平衡的作用，因而被人们认为是有价值的，恰恰是因为生态平衡符合人类的利益和需要。倘若地球上根本不曾有人类，那么，即使生态系统再完整、稳定、平衡，又有什么意义呢?或者即使整个生态系统都彻底崩溃了，又有什么关系呢?但是，这种满足关系是果而不是因，大自然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其满足人类需要的属性、方式、方法、程度等等，都要依赖于人的发掘、赋予和实践，也就是说，没有人的劳动，自然的效应是盲目的、间接的，甚至无效的。自然资源的价值还是要回到劳动价值论中来认识。
二、自然资源的劳动价值源泉
自然资源作为人类生存、发展和享受的物质条件，包括两种情况:一是经人类劳动加工的人化自然资源，二是未经人类劳动加工开发的原生自然资源。由于自然资源本身的效用—存在价值或意义，使人类无法离开自然而独立存在，马克思认为，“土地(在经济学上也包括水)最初以食料，现成的生活资料供给人类，它未经人的协助，就作为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而存在。所有那些通过劳动只是同土地脱离直接联系的东西，都是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例如从鱼的生活要素即水中，分离出来的即捕获的鱼，在原始森林中砍伐的树木，从地下矿藏中开采的矿石……土地是他的原始的食物仓，也是他的原始的劳动资料库。例如，他用来投、磨、压、切等等的石块就是土地供给的……土地本身又是这类一般的劳动资料，因为它给劳动者提供立足之地，给他的过程提供活动场所。所以，必须维持自然资源的存在，那么，如何维持其存在呢?是劳动。“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一方面，通过劳动开发自然资源，使其满足人或人类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还是要通过劳动重置这些被消耗了的资源，以延续其存在，才能保证人类的可持续利用和人本身的持续发展。因此，自然资源的价值和价格不是来自于其本身的价值或价格，而是来自于人的劳动的结果。马克思曾说“土地不是劳动的产品，从而没有任何价值”；瀑布和土地一样，和一切自然力一样，没有价值，因为它本身中没有任何物化劳动，因而也没有价格…。
从劳动价值论的视角看，自然资源的价值源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的劳动耗费。商品价值取决于人的劳动耗费，没有人的劳动耗费，或说人的劳动支出，就没有满足人类需要的物品，也就没有商品的价值，这是劳动价值论的真谛。“由于加进价值而保存价值，这是发挥作用的劳动力即活劳动的自然恩惠”。“一切商品(包含劳动在内)的价值(实际交换价值)，决定于它的生产费用，换句话说，决定于制造它们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那么，劳动是怎样创造了商品的价值呢?“劳动被使用，被推动，因而工人的一定量体力等等被耗费了，结果是工人筋疲力尽。但是劳动不仅被消费，而且同时从活动形式转变为对象形式，静止形式，在对象形式中被固定，被物化。这就是劳动的价值创造过程，也就是劳动的消耗过程，正是人类劳动的耗费，一方面在具体的有形的形式下支出，把生产要素转化为有形的商品或服务，创造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作为劳动的耗费、凝结或物化，作为同质的人类劳动耗费形成了商品的价值。西斯蒙第就曾说:“不管自然恩惠如何大，也不能白白送给人们任何东西;……大凡不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劳动而产生或获得价值的东西，不论对人类生活怎样有利、怎样重要，绝不是财富。马克思也指出:“机器和自然因素能大大增加一国的财富……但是……它们不能给这种财富的价值增加任何东西。
二是对自然资源的重置劳动耗费。由于自然资源的独特性质，使其必须不断地得到重置，即被再生产出来。“无论是可再生资源还是可耗竭资源，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都是有限的。为了维持社会生产的持续进行，消耗掉的自然资源也应该得到补偿或替代。其中，可再生资源只有在其利用速度超过再生速度时，才需要人力资本的投人进行强制性恢复;而可耗竭资源则只能依靠替代品的研发来满足人类社会的需要。因此，重置可再生资源(复原型重置，即把资源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或水平，更新型重置，即重置后的资源强于重置前资源的规模、功能、状态或水平)和可耗竭资源(替代型重置，即用新的资源代替已消耗的资源)的劳动耗费及其相应的各种投入必然是该资源价值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一切商品，包括自然资源的价值源泉不仅是其直接劳动耗费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其重置劳动耗费的结果。马克思指出:“价值不是取决于它所包含的劳动或它的生产所使用的劳动时间，而是取决于它能够被生产的那段劳动时间或者说再生产所必须的劳动时间。“每一种商品(因而也包括构成资本的那些商品)的价值，都不是由这种商品本身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它的再生产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种再生产可以在和原有生产条件不同的、更困难和更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如果改变了条件再生产同一物质资本一般需要加倍的时间，或者相反，只需要一半的时间，那末货币价值不变时，物质资本价值及利润加倍或减半。因此，自然资源的价值“是在现有生产条件下，再生产资源而消耗的人类劳动决定的。原始自然资源的价值是按照再生产该资源所预期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决定的。
三、创造自然资源价值的劳动形式
生产物质商品、提供服务或再生自然资源等创造价值的劳动在不同的历史时代、社会形态等条件下是不同的，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拓展，即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范围是不断扩展的。“凡是创设、增加、转移和保存商品使用价值的劳动都必然形成价值，是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所谓创造使用价值是指通过劳动把生产要素转变为一种人们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一种新的使用价值。所谓增加使用价值就是指通过劳动原有使用价值的功能得到提升或使用范围得到扩展。所谓转移使用价值，一是指使用价值的存在状态的转移，即通过劳动使生产要素的使用价值变为商品的使用价值;二是指使用价值存在空间转移，即通过劳动把使用价值由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保存使用价值包括一是延续性保存，即通过不断附加劳动使原有劳动成果随着生产过程的延长而不断地得到延伸、保存，如钢铁工人把采矿工人的劳动保存在其劳动产品中，制造工人又把钢铁工人的劳动保存下来，随着劳动过程的延长，价值和使用价值保存的链条也不断拉长，特别是在知识产品的生产中，价值和使用价值保存的链条很长，甚至很难寻找到它的源头，也无法计量它的价值;二是存在性保存，即要保存使用价值而不得不附加新的劳动，增加价值，如文物的保护，要完整地保存其原有使用价值而不得不增加新的劳动，否则就会因为腐化、污染而使其使用价值丧失，所以文物是在保存中不断增加价值的，而不是因为时间本身或使用价值本身就增殖了其价值。在自然资源的劳动中，无论是直接劳动耗费还是重置劳动耗费都具有创设、增加、转移和保存商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属性，即具有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的属性，从而使资源及其产品具有价值。在商品的价值组成中，除了劳动价值外还包含了原料、资本、技术等各种投人要素价值，使其各种投人要素价值得以补偿。
【论文摘要】循环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不仅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荃础上，而且体现了生态价值论的荃本理念。在循环经济活动中人们以复杂劳动创造了价值，复杂劳动主要包括通过科技创新对工业工艺流程进行改造，通过系统工程协调工业布局。人们不仅在循环经济中创造了价值而且保护、节省和储存了生态价值，因为循环经济拓宽了自然资源的利用范围，提高了单位资源的产出率，降低了单位产品的资源消耗。传统工业经济发展的问题在于没有解决劳动价值和生态价值的平衡关系，对劳动价值的单一追求，意味着对生态价值的忽视，这是工业经济发展思路狭隘的致命之处。生态经济价值是循环经济富有特色的价值形态，体现了循环经济将劳动价值和生态价值兼顾和融合的特点，体现了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视野即经济活动应该具有环境良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生态经济价值是在劳动价值与生态价值对立关系基础上实现统一关系的产物，体现了经济领域中的价值关系辩证法。
一、生态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共同构成经济价值理论体系
将经济与价值联系起来进行哲学思考，马克思做出了杰出贡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揭示了经济与价值的关系真理。从历史的角度来说，马克思的价值论贡献是伟大的，主要在于劳动价值论。当考察当下人类遇到的环境与经济关系问题时，我们发现仅仅以劳动价值论来说明现时代的自然资源、劳动、经济、价值之间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当时的研究条件和应用条件，重点揭示了微观领域的劳动价值关系，对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作出了近似于忽略不计的处理。随着经济学的深人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的拓展，经济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劳动范畴。
马克思在其《资本论》(第一卷)中引用威廉·配弟的话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马克思在这里承认了经济财富的全面价值来源在于人类劳动和土地等自然资源。遗憾的是马克思赋予了劳动以价值，却没有赋予土地等自然资源以价值，而仅仅是承认自然资源的使用价值。“一个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在这个物并不是由于劳动而对人有用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例如，空气、处女地、天然草地、野生林等等”。使用价值与价值是不相容的关系。
由于自然物的使用价值是无法计量和难以比较的，而经济学基本上沿着数学化的方向发展。长期以来经济学的发展没有重视自然资源，不仅仅是因为其与人类劳动的区别，还因为其不容易量化和比较的特征。自然资源作为一个既没有价值当然也不能以数量进行比较的财富来源，在经济学发展的第一阶段被忽略了。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作为后来者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前人的理论创造，也不能无视现实的要求。立足于现实，从逻辑上说，生态价值论是劳动价值论的补充，二者共同构成经济价值理论体系。我们仅仅从劳动创造价值的角度来谈自然资源的价值是不合适的，因为劳动价值论的学术前提与生态价值论是不同的。比如说，以前人们说自然资源是没有价值的，该结论显然是从劳动价值论出发的。自然资源没有价值，是违背常识的。中国的《现代汉语词典》等辞书都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当作价值的第一含义，现在看来，这些解释都将价值的含义作了狭隘的理解。相反《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把价值的常识理解当作价值的第一含义。"value:qualityofbinguseful。:desir-able:有用性，重要性，价值”。从常识的角度来说，价值既包括可以数学计量的劳动价值，也应该包括不能数学计量的，如使用价值。在使用价值概念中，汉语构词是偏正结构，暗示了“使用价值也是价值”的理解。由于马克思明确划分了价值与使用价值，所以就造成了学术界对自然物价值的误解。实际上马克思谈到的价值不是“价值”，而是劳动价值，用劳动价值代替价值，有以偏概全之嫌，并且很多事情就说不通了。因为就概念来说，价值的宽泛含义显然不是劳动价值所能涵盖的。但是把马克思理解的价值表述为“劳动价值”，那么自然物的价值就容易理解了:自然物不是人类的劳动创造，没有劳动价值，但是能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所以显然是具有价值的。既然自然物有价值，那么保护环境和节省利用自然资源就合情合理了。要不，说自然资源没有价值，那么就可以浪费自然资源了，这根本说不通。
由于概念使用和理解上的问题，我们误解了马克思，马克思的价值是指劳动价值，不是一般所指的“价值”。从逻辑上说，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应该包括所有的价值形态，如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经济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伦理价值、宗教价值，等等。这样的话，我们在劳动价值之外，就能够承认生态价值的存在了。生态价值的存在证明自然资源和环境对人类来说是有价值的。从哲学角度来说，自然资源作为客体满足人类作为主体的各种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就是自然资源的价值。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具有价值是我们保护环境的价值前提。没有对自然资源和环境价值的肯定，循环经济的保护环境初衷是不可思议的。
自然环境不仅具有价值，而且具有人类所不能创造的价值。人类凭借自己的脑力和体力，长期致力于经济财富的创造，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人类创造巨额财富使得人类对自己的创富能力的认识急剧膨胀，人类获得了有史以来最积极的自信心。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创造一个自然界作为自己的生存环境，人类的创作力不能代替自然界的创造作用。美国科技界启动“生物圈2号”工程，目的是再造一个人类的生态系统，可是最终失败了。“生物圈2号”工程的失败让我们懂得，目前自然界是人类不可替代的生态系统。实事求是地说，迄今为止人类所有的创造都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人类自己的欲望和要求，在很多的方面并没有考虑到自然界生态循环的规律要求，比如工业流程的孤立设计就与物质、能量的自然生态循环相违背。人类与自然不协调的经济行为破坏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及其发展。循环经济的理念告诉人们，人类应该在自然界面前谦虚一点，人类经济行为的设计应该充分考虑自然界的规律要求，人类的创造不能取代自然界的创造。人类社会不过是整个自然界系统的一个部分，这个系统的命运不是掌握在人类手中。人类对自然界的作用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要取决于自然界的选择，这就是“浪花淘尽英雄……青山依旧在”。
自然界对人类的价值体现在真、善、美多个方面。“真”的价值体现在人类科学研究、模仿自然界智慧等方面。“美”的价值就是自然界为人类提供审美对象、影响人类审美能力和艺术创造力。“善”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经济、生活、宗教等方面，其中自然界的经济价值是本文的主题之一。自然界的经济价值绝不仅限于传统经济粗放利用的自然资源价值，比如森林作为木材的价值。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自然界经济价值的发挥取决于生态条件的状况。直接来自于自然界的经济资源同时也是生态资源，同一资源综合地发挥着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由于生态价值的作用，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得到了可持续的发展。
自然界对人类的价值不仅体现为自然界对当代人类的价值作用，也包括自然界对人类后代的价值作用。人类后代的命运寄托于现有的自然资源能否有效的保护，也就是说自然资源的生态功能得到有效的发挥，才能保证人类后代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其他价值。生态价值是自然资源的基础价值，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是以生态价值为基础的，生态价值的缺失将大大降低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耕地的沙化就大大降低了粮食的产量和质量。人类的发展不仅是自身种的延续，还要有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生态条件。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必然建立在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存在上，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存在有利于自然资源生态价值的发挥。
广义而言，生态价值不仅包括自然界对人类的生态价值，还包括人类对自然界的生态价值。自然界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具有对人类正面的价值作用。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对自然界—人类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影响，所以人类对自然界具有价值关系，人类保护环境、发展循环经济都体现了对自然界的良好价值。
二、循环经济:创造价值
既然生态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共同构成经济价值理论体系，那么自然界创造的生态价值以及人类创造的劳动价值就是经济价值体系的主要构成部分，也就是说经济系统所涉及的价值类型至少包括生态价值和劳动价值。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生产要素主要是三类: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当然与此相应地就产生了三大价值:自然资源和环境价值、资本价值以及劳动力价值。从终极源头来说，资本价值来源于劳动创造价值。也就是说，经济活动中主要包括两类价值即劳动价值和生态价值。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运作模式，相对于传统经济模式在价值创造方面，必然具有更大的优势。那么循环经济是如何创造价值的呢?循环经济作为人类的行为选择，它创造的价值必然是人类劳动创造的价值，而不是自然界创造的价值。自然界创造的价值集中于人类经济活动开始之前。经济活动开始之后，主要是人类劳动创造价值，无论这种劳动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相比较而言，循环经济要比传统经济更能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循环经济创造价值的主要手段是科技进步和策略智慧。由于科技含量的提高，’循环经济创造的价值主要是由人类的复杂劳动带来的。
循环经济中的人类复杂劳动是立足于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和减少污染物排放等生态目的的劳动。具体来说，包括各经济环节的技术改造、工业流程重组、产业衔接整合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循环经济关注的重点不再是经济环节的微观部分，而是经济运行的宏观系统以及系统之间的联系和协调。为了发展循环经济，我们要改造工业流程，对工业环节进行技术改造，最终要实现经济系统与自然界生态系统的良性对接。
循环经济创造价值，“创造”一词在这里的意思决不仅仅是源头性的产生，还包括价值的储存和转移。在循环经济中，人们的劳动创造经济价值。人类节省资源和减少污染排放的行为也是劳动，创造的是生态价值。人类的循环经济行为阻碍了自‘然环境的恶化，对自然环境是有益的，这反过来又有利于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具有生态价值。当然循环经济创造的价值主要还是经济价值。自然界创造的生态价值在循环经济中被节省、储存和循环，体现在不同层次的生产成品上。人类减少污染排放而产生环境价值，降低了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相对于传统经济粗放利用自然资源价值的方式，循环经济变相地创造了生态价值。在经济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提高了自然资源利用率，就会延长自然资源的存续和保护环境，所以说发展循环经济具有显著的生态价值。
具体来说，循环经济创造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原材料、能源开发环节。在该环节，循环经济由于置人了保护环境的理念，提高了自然资源的回采率，避免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同时重视开发可再生能源，而避免了由于大规模开发不可再生资源而威胁人类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把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进行区别和采取不同策略，就是基于循环观念的引人和理解。实际上不可再生资源就是资源循环生成极其缓慢的资源;可再生资源就是循环生成比较快的资源，如风、太阳能等。循环生成缓慢的资源作为自然环境的一部分，具有维持环境稳定和完整的生态作用，其开采和使用应该降低，否则生态环境将面临较大威胁，人类将难以适应环境的巨大变化。相反，循环生成快的资源具有无限的可利用量，并且大规模利用不影响环境的美丽、完整和稳定，没有明显的生态负面作用，并且充分利用了不断循环产生的大量资源和能源，为大规模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2)工业“三废”的回收利用环节。适度延长工业流程，整合工业布局，对工业“三废”进行再加工和深加工，既提高了单位资源的产品产出率，又减少了污染排放，对生态环境具有增益作用。比如糖厂的甘蔗渣和甜菜渣可以用来造纸，造纸排放的废水可以用作水泥制造。(3)消费品报废后回收再利用环节。随着经济发展，报废的消费品数量日益增大，其占有的可利用资源相当可观，为了保护自然环境，加强对报废消费品中可利用资源的回收利用，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比如报废的家用电器，其中有很多零部件具有回收利用的价值，另外像汞等有毒的物质会因为不回收而污染环境。
总之，循环经济是将经济过程的循环与生态系统的循环融合起来，协调经济循环与生态循环，减少两个循环之间的冲突，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目标。
三、生态经济价值:循环经济的价值选择
循环经济是一种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诞生的背景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传统工业经济，从传统工业经济到循环经济经历了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传统工业经济以“大规模消耗自然资源、造成大规模环境污染”为主要特征，该经济模式具有显著的生态和社会负面效应，从而引发了人类对可持续发展的担心。为了确保人类的经济前景，循环经济模式应运而生。循环经济从微观上说，起步于工业流程的生态设计.如清洁生产，还有垃圾等工业排放物的再利用，但是由于经济属于宏观范畴，其涉及范围远远超过工业工程，在单一的工业工程之外，循环经济发展了不同的工业工程之间的复合设计、不同企业之间的工业工程循环设计，以及不同产业之间的循环设计，最后是经济活动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复合设计和循环运作。这个从微观到宏观的过程反映了循环经济由循环工艺到循环经济的发展历史。
循环经济模式与传统经济模式区别的关键在于不同的经济价值观，即在经济活动的价值追求中体现了不同的经济目的。传统经济模式的目的是在不断降低成本的基础上生产和销售更多的商品，获取利润，积累财富。由于人们对成本的理解是狭隘的，没有考虑环境成本，所以这样建立起来的经济模式利用了甚至是浪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破坏和污染了自然环境，总之是牺牲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和环境。循环经济在传统工业经济的基础上兼顾了生态环境的规律要求，体现了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节约利用，同时减少了排放物，有利于环境净化和可持续发展。
在经济价值观上，循环经济与传统工业经济的差别是明显的。传统工业经济只追求经济价值，没有考虑生态价值等其他价值的意义。循环经济不仅体现了经济价值，而且体现了生态价值，这种对多种价值的兼顾使得我们发掘出这样一种价值，即生态经济价值。所谓生态经济价值就是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融合的价值形式，是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共生、兼顾的产物。循环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原有经济模式的调整，意味着过高的经济增长会出现减缓甚至是负增长，所以发展循环经济就是暂时牺牲部分经济价值，保护和发挥更大的生态环境价值。这是对过去片面强调经济价值的一种纠偏，纠偏的目的在于实现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在经济活动中的相对平衡。我们知道健康的必然是相对平衡的，相对平衡的经济活动、价值结构有利于经济长期健康地发展即可持续发展。
传统工业经济单一地体现了经济价值，循环经济不仅体现了经济价值，而且补充体现了生态价值，这是对传统经济的价值结构的有效调整。由此可提出如下问题:有没有一种经济模式单一地体现生态价值，而没有经济价值?在比较传统经济与循环经济的背景下提出这个问题是合乎逻辑的，但是从事实的角度来说没有意义。因为经济价值是所有经济活动的核心价值，取消了经济价值，也就无所谓经济活动、经济发展和经济模式了。
人类现在的经济活动之所以要兼顾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是因为经济活动是一个系统，相比较生态系统来说，它只是一个微观的系统，该系统的健康运行要受到其环境的严重制约。经济活动的环境就是包括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在内的宏观系统。有人说，经济学家把生态环境当作经济活动的一个微观系统来研究，而生态学家则把经济活动当作生态系统的一个微观部分来研究。这话说的是对的，学科研究的视角差异必然造成世界理解的差异。简单比较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谁比谁更宏观，没有太大的意义。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关系本来就不是宏观与微观的关系，不是一个谁包含谁的关系。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是一个交叉关系结构，两个系统有一个巨大的重合部分。如果说这两个系统没有重合的部分分别体现了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那么这个重合的部分就体现了生态经济价值。只有这一部分才最有价值，真正体现了这两个系统关系发展的前景，体现了人类对经济发展的期望。
论文摘要：伴随着经济增长和工业化，人类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以往较为丰富的生态资本变得日益稀缺，阻碍着经济的发展速度。因此，各国纷纷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希望由此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进行生态资本价值核算，构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指标体系，其目的就是使人们正确地看待经济增长成本，注意经济增长质量，实现社会经济持续发展。
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只注意到了对社会经济的正面效应，没有反映负面效应所造成的影响，从而使得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陷入到一个环境恶化、资源缺乏、生态失衡和不可持续发展的困境之中。因此，改革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资源环境进行核算，走“绿色发展”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唯一选择。
经济活动离不开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生态资本三者共同作用。“绿色发展”就是以“绿色GDP”为发展目标，从现行的GDP中扣除资源环境成本和对资源环境的保护服务费用，在保障生态资本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更多地以人力资本代替资源资本和环境资本，提高物质和能源的使用效率，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低能耗、低污染。
1生态资本内涵
1．1生态资本定义
生态资本是相对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实物资本与金融资本)而言的，表现为生态系统所有的资源生态潜力、环境自净能力、生态环境质量和生态系统对人类的整体有用性等生态质量因素的总和，是具有生态价值的资本。生态资本按空间构成关系可分为三类：(1)地质资本，包括矿物资源和化石资源；(2)地理资本，包括土壤资源、水力资源、气候资源和生物资源；(3)星际资本，包括光能和风能。而应纳入生态资本价值核算体系的只包括地质资本和地理资本这两种数量有限的资源。
1．2生态资本的特征
生态资本作为参与经济活动的要素之一，同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生态资本的特征也具有二重性：一是具有生态资本的本质属性，具有自然生态功能，遵循自然生态规律，表现为生态资本的使用价值；二是具有资本的共同属性，即以保值增值为目的，遵循市场供求与竞争规律，表现为生态资本的价值。
但是，生态资本不同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生态资本具备其它资本所不具有的特征：(1)整体增值性。资本的目标是价值最大化或盈利最大化，由于生态资本受到生态系统整体性的制约，保持生态系统内各因子的平衡协调，是实现生态系统整体价值最大化或盈利最大化的前提；(2)长期受益性。通过合理利用生态资本，其使用价值与价值将不会永久丧失。并且，可再生资源还能依靠其自生的累积性，使生态资本自动增值，带来长期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3)双重竞争性。生态系统各因子是在相互制约与相互促进中得到发展的，遵循共生、相生相克等自然生态竞争规律；同时，生态资本又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存在着市场竞争，遵循市场竞争规律；(4)开放性与融合性。生态资本既具有生态环境系统的开放性与多样性，又具有一般资本的融合性与扩张性，生态资本经营可以采用产权主体多元化、利益共同体等方式；(5)极值性。生态资本能够承载人类生存与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经济功能的需求，但是，生态资本对人类的需求并不是无限满足的，其承载力具有一定的极值，超过极值进行开发和利用，将会导致资源环境的退化；(6)不动性与逃逸性。生态资本既具有资源环境的空间固定性，又具有一般资本规避风险的逃逸性。低回报率的生态资本会转移地域或变换形态，流动到回报率较高的领域，引起生态资本的资本功能性逃逸；(7)替代性与转化性。在一定条件下，生态资本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之间能够相互替代或相互转化；(8)空间分布的不均匀性和严格的区域性。不同区域的生态系统的组合和匹配都不一样，而“因地制宜”是合理使用生态资本的一项基本原则。
2生态资本价值理论
生态系统依照其是否凝结人的劳动可分为人工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我国目前的经济价值核算体系不对自然生态系统进行价值核算，导致生态资本价值被低估和人类对资源环境需求的过度膨胀，从而造成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自然生态系统是否具有价值在理论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劳动价值理论、效用价值理论、要素价值理论和供求价值理论等主要价值理论都对此有着不同的认识。
2．1劳动价值理论
劳动价值理论是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广泛地应用于价值的确认和计量中。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劳动是衡量物品是否具有价值的唯一标准。如果生态资本具有价值，该价值就是物化在资源和环境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人们的抽象劳动与生态系统相结合，生态系统就具有价值；相反，当某一生态系统中的资源和环境没有投入抽象劳动时，该生态系统也就不具有价值。而生态资本的价值是由生产这种生态资本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所决定的。
在实际中，不管人们是否承认没有投入人类劳动的自然生态系统是否具有价值，该生态系统都是客观存在的，发挥着具体的生态服务功能。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的深化，没有投入劳动的生态系统或部分投入劳动的生态系统同样具有价值的观点已逐渐被人们所接受。但是，劳动价值理论在生态资本价值计量方面存在着困难。
2．2效用价值理论
效用价值论认为价值就是人们对物品效用的感觉和评价，效用是价值的源泉。自然生态系统能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求，具有价值。但是，效用价值理论具有较强的主观随意性，它仅能为生态系统的存在价值、选择价值的确定和计量提供可行的方案。
2．3要素价值理论
要素价值理论认为自然生态系统等非劳动要素与劳动要素一样共同创造价值并参与到价值分配中，所以自然生态系统同样也具有价值。但是要素价值理论模糊了劳动创造价值这一科学定义。
2．4供求价值理论
供求价值理论认为有需求的东西就具有价格，供求决定价值，供求关系是价值规律的内涵。该理论认为自然生态系统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稀缺的资源，通过市场可使得其价值能够充分得以体现，在价值确认和计量上具有可行性。
总的来说，自然生态系统也具有价值，并且与人工生态系统一起组成生态资本，参与到价值创造的经济活动中去。
3生态资本价值核算方法
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将资源和环境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了一套资源环境与经济一体化核算体系(SEEA)。该体系能准确地表现资源和环境在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并以最简明的经济指标反映可持续发展的本质。SEEA核算法通过把资源和环境账户作为SNA(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体系)的卫星账户，然后与核心账户(货币型账户)对接形成一体化核算。由于资源和环境是物质型账户，需要先将环境账户和资源账户转换为货币型账户。目前生态资本价值的核算方法有以下六种。
3．1补偿价值法
补偿价值法根据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凝结抽象劳动后的资源环境具有价值，从补偿角度看生态资本价值(w)包括三部分：
W=C+V+m
式中，C、V、m分别为补偿、保护与建设某项资源环境所投入的物化劳动价值、活劳动价值和活动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该法以实际投入的补偿支出计量资源环境的两大价值，应用了历史成本属性，可靠性较高但相关性不足。同时，没有收入劳动的资源环境与少量投入劳动的资源环境同样也具有价值的观点已经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对这部分资源与环境不进行计量的话，资源环境总价值易被低估，造成资源环境的滥用。因此，补偿价值法主要适用于资源环境补偿增值的计量。
3．2总经济价值法
总经济价值法根据效用价值理论，将资源环境价值(TEV)按效用不同分为两大类：使用价值(uv)和非使用价值(NUV，又称存在价值)；又将UV细分为直接使用价值(DUV)、间接使用价值(IUV)与选择价值(OV)。其计量关系为：
TEV=UV+NUV=(DUV+IUV+OV)+NUV
式中，DUV是指资源环境直接满足人们生产和消费需要的价值，表现为物质功能，可直接根据市场价值法计量；IUV不直接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但可为生产和消费创造必要条件，表现为环境容量和舒适，可采用生产函数法、损失规避法、预防支出法等计量；OV是人们愿意保护现有资源环境以备未来使用的支付意愿，相当于消费者为一项未使用的资源环境所愿意支付的保险金，表现为资源环境的自行维持功能；NUV为人类对资源环境的永久享用价值与资源环境潜在功能价值的合理评估。目前DUV与IUV可应用于历史成本、现行市价等属性进行直接或间接计量，比较可靠；OV与NUV均仅能采用价值评估法进行计量，计量的主观性强，可靠性低。因此，企业在进行资源环境价值核算时，只要同时符合可定义性、可靠性与相关性要求，企业就应将其拥有的或控制的资源环境确认为自然资产，并同时确认相应的生态资本。
3．3租金或预期收益资本化法
租金或预期收益资本化法根据地租理论和财务管理理论，将预期的资源环境在未来一定年限内产生的两大价值(即预期的租金或收益)按社会贴现率折现后的现值作为资源环境价值。其计量公式为：
V=V1+V2
V1=qRo／r
V2=A(1+K)／(nQ)
式中，V为资源环境价值；V1、V2分别为资源环境的商品价值与服务价值；Ro为基本地租或基本租金；r为地租率或平均利息率；q为资源等级系数；A为投入总额；Q为受益资源总量；n为受益年限；K为资金利润率。该法应用了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属性，可较为准确地反映资源环境的未来经济利益。租金或预期收益资本法主要适用于融资租人、借人资源环境的价值计量。
3．4边际机会成本法(MOC)
边际机会成本法基于效用价值理论，该理论认为任何经济活动的成本代价不仅包括对生产各个要素的消耗，而且也包括由于外部不经济行为对生态系统所造成的代价。因此，理论上任何资源环境产品的价格P等于其边际机会成本(MOC)，MOC又等于资源环境产品的边际生产成本(MPC)、边际资源耗竭成本(MUC)与边际环境成本(MEC)之和。即：
P=MOC＝MPC+MUC+MEC
生态资本价值(V)=MUC+MEC＝P-MPC．
式中，MPC常用生态价格定价法或影子价格法计算，较为准确、简便；P为资源环境产品的现行市价。该法主要适用于生产性资源环境价值的核算。
3．5总和价值法
该理论认为生态资本价值核算方法应该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全部论述中去寻找结果。这部分学者认为，生态资本价值不单单是指直接投入其中的人的劳动价值，还包括生物有机体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价格，以及生态系统服务地租。也就是说，生态资本的价值等于人类直接投入的劳动、生物有机体的使用价值与所有权价值和生态系统服务级差地租之和。投人生态系统的人的劳动包括投入人工生态系统的劳动和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劳动，是抽象的一般社会必要劳动；生态有机体的使用价格实际上是生态系统服务所有权与使用权转移的货币表现，它是经济所有权存在，生态系统被所有者控制，生态系统因所有权规律而产生一种现象，即当社会需要交换资源环境时，生态系统由于有用性而获得价格；生态系统服务级差地租是生态系统服务的差别为基础的地租。
3．6替代价值法
替代价值法根据效用价值论，将不能直接进行价值计量的资源环境，按其各项主要功能分别选用合理的计量方法进行功能替代，计算各项功能的价值，将总价值视为资源环境价值。替代价值法主要有较为可靠的市场价值法、旅行费用法，以及主观性较强、可靠性较低的调查评价法、支付意愿法等。它主要适用于计量资源环境的服务价值，应用时应优先选用较为可靠的替代方法。
4生态资本价值核算与可持续发展
经济理论认为，能够带来收益的东西称为资本。生态系统，无论是天然的生态系统还是已投入了人类抽象劳动的人工生态系统都可以为人类带来巨大的社会财富。按照资本能带来收益和财富的概念以及生态系统为人类带来巨大收益和财富的事实，生态系统无疑是资本。但是，长期以来我国都没有对这种资本进行行之有效的管理，经济发展也为之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并不明显。所以，加强生态资本管理，制止生态系统耗减和质量下降的趋势。通过技术进步、资源利用和环境改善，限制不合理的经济增长计划，适度地开发和利用资源环境，加强生态系统的管理已成为当务之急。但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进行生态资本的价值核算，准确评估经济活动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环境退化数量，事前分析不同经济政策对资源和环境造成的影响，以便决策，从而构建一套能够提供可持续经济增长趋势和经济预警信号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指标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
4．1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生态系统对社会经济的贡献有公共品或准公共品的属性，长期以来，资源环境的产权很难界定清楚或产权得不到保障。众多微观个体构成的群体共同拥有、享用资源环境，对于占用或利用资源环境的利益相关者来说，这些生态系统产品具有稀缺性，对于构成这些群体的个体来说，由于权益分别、交换的代价远远大于它们获得收益，人们更乐于作为免费搭车者，而不愿为享受生态系统付出代价。因此使用者感受不到生态系统的稀缺性，价格机制不能刺激使用者保护生态系统。市场机制的引入，由于使用者已经逐渐意识到生态系统潜在或实际的短缺，价格得到显著的提高，从而强烈刺激使用者投入资金保证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可为经济绿色发展奠定基础。
4．2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长期以来生态系统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是，20世纪末兴起的知识经济为经济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经济的发展的主要源泉不再是劳动力、资本或原材料，世界经济的增长也从增加投入型变为知识和技术进步型。我国已经确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将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建立一套绿色资源环保型社会经济发展体系，走持续发展道路。:
4．3生态系统与经济发展共同决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伴随着经济增长和工业化，人类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以往较为丰富的生态资本变得日益稀缺，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因此，各国纷纷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希望由此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现在，各国在进行政府决策时，更多的是将生态系统与经济发展作为一个整体考虑，进行资源环境核算，使人们正确地看待经济增长成本，注重经济增长质量。
4．4健全相关法制建设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一）教育双主体文化生态关系失衡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活动，可以看成是一种社会主义核心正能量的流动过程，能量的传播主要在教师与学生和学生与学生之间进行。但是受限于传统教学方式，在教学活动中教师总是自觉或不自觉的突出自己的主体地位，形成了教学活动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天然鸿沟，切断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能量传递途径，教、学两个主体的分离导致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分离，最终导致了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面理解很透彻，但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却我行我素的问题现象。
（二）教育内容与教育方法失衡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现代大学生的思想多元性是极强的，学生普遍表现出较强的新知识接受能力和新观念领悟能力，而当前高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还延续着过去的教育方法。以单纯理论的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这种单一、枯燥的教学方式必然不能够满足大学生多元化的接受能力需求，导致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学对学生失去吸引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来源于实践的科学价值观念，其内容本身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在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学活动中，教学内容的实践性应该与教学方法的实践性相结合才能发挥出最好的教育效果，而现实状况是，教学内容与教育方法实践性的失衡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质量。
二、文化生态学视阈下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一）教师发挥主导作用，激活文化生态定位
教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中的主导，主导的文化生态定位就注定教师不能够将课堂建立成“一言堂”，相反应该放低姿态，以平等的姿态对面对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更加“平民化”的诠释。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阐述过程中应该找准自己引导者的定位，更加注意学生的文化生态需求，从学生价值观的实际切入，以满足学生对价值观的需求为目标，切实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单纯的理论转化为有血有肉的价值体系，结合到大学生的生活实际当中去，满足大学生对价值观念的需求，才能真正保证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质量和效率。
（二）学生发挥主体作用，找到自己的文化生态位置
学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中处于主体地位，其自身的文化生态定位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就单纯的教育活动来看，教学的质量和效率不在于教师教了多少而在于学生接受了多少。所以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效率和质量的提升重点还在于学生的文化生态位置确定，学生不能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当成是普通理论知识的学习，而应该结合自己在学习生活中的价值观需求实际，认识到自己在价值观问题上缺陷，体会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是对自己价值观体系进行完善的最佳机遇，进而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过程中充分的结合实际需求、实际状况和特殊事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更加深层次的体会和领悟。
（三）建立文化生态型的师生关系
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中，最为核心的关系就是师生关系，传统教育理念指导下，学生与教师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最终导致教师难做、学生难当的现象。所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活动中，教育者应该致力于建立一种文化生态型的师生关系，教师要在激发和培育情感上下功夫,使情感升华成为意志,实现意志转化为行为习惯的完美过渡,不断增强民族精神和创新精神。
三、结论
生态安全是人幸福生存的生命线，当代人在单向度追寻财富与发展中，遭遇到的是生态环境破坏、生镜丧失和心灵生态失序的艰难发展困境，这种“发展困境与生存安全”的时代境遇，充分彰显着当代人已经不可能把金钱财富以外的东西放在心上，人的高层次生存安全性被迫建立在流沙之上。人类生活的生态危机成为直接制约人类一切高层次自我实现的瓶颈，呼唤生态治理就成为社会最具公共性价值的文化理想，因为当代人已经在物的增殖和人的贬值中深刻地体验到人之生态生存的艰难性“，生态人”的价值信念成为一个形而上学的符号。人的现实生存状态就像巴赫的奏鸣曲：没着没落，漂浮如云，备受蹂躏，昏暗无光，尽管每个人一听这首奏鸣曲都马上觉得大受启发，其核心部分却是奥妙莫测的。生态危机是工业文明时展目标和人文哲学形态的价值性异化体验方式，呈现了一种线性发展观和世界观，人已经忘记了自己与大自然密切相关、共生共荣的互生关系。理性确定性之世界观主导的发展进步模式的普遍性展演，让人类成为世界的孤独存在者，人的自由自觉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效果，则完全被忽视了”。重视经济效益的价值观彻底性地遮蔽了生态效益的可持续性发展价值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变得如此的严峻，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同人类精神心灵痼疾同步性出现，导致社会出现新的整体性状况：一边是现代性进步文化价值的真切体验，另一边是生态危机价值性的恶性体验。自然生态危机、社会生态危机、精神心灵生态危机、文化生态危机构成了人之生存安全性的公共性危机。
人之生存安全性的公共性危机的不断发展与变化让普通民众真实地体验到了一种社会公共性价值危机的现实存在，而生态危机则是社会公共危机的一个客观方面的显性呈现。近一二年，“雾霾”现象创下很多新的历史记录，居生活领域十大流行语之列，全国主要城市居然都有被雾霾严重笼罩的日子。民众真切地体验到了生态性生存的危机，人之生态性存在成为人的一种价值实践奢望，因为人类正陷入一场深重的生态危机之中。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资源锐减，具体表现为森林滥耗、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和土地占用、能源短缺、水资源紧张、粮食匮乏、物种消亡……。二是环境污染，具体表现为臭氧层空洞、温室效应、酸雨、酸雾、飘尘、有害气体和光化学烟雾、河流污染、海洋污染、土壤污染、食物污染、放射性污染、噪声污染。三是人口激增，四是社会危机，具体表现为，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多发、刑事犯罪、道德堕落、精神空虚等。这些显性的环境生态危机和隐性的心灵生态危机在社会场域中的并场出现，证明了人之单向度的占有人格的根本性缺陷，这种缺陷将把人类安全性生存引向一个生态危机价值体验的逻辑结构之中。在此种结构之中“，控制自然”的观念导致了生态危机，也在危机的价值体验中成为化解危机的合理观念之一，这种逻辑的背反成为常见的观念出场逻辑，因为任何观念都难以全面地深刻洞见现实生态危机本身，在莱易斯看来，控制自然的观念不仅造成对自然的控制，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更可怕的是它也带来了对人的控制。它把全部自然（包括人的自然）作为满足人的不可满足的欲望的材料来加以理解和占用，直接造成了“生产无限地扩张”，也导致“评价它的成果对于人的价值的一切合理标准却遭到了破坏”。生态危机在物质需要而发展生产和人之消费逻辑中成就了自身的多重特质，一是现代性社会以科学理性、发展进步建立自己的社会价值观时，追求数量消费为根本目的的生活方式就成为其衡量幸福与否的尺度，“消费满足”的幸福价值观一直占据着工业文明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二是生态危机空间向心灵空间的挪移，导致生态危机更具有文化公共性危机的特质。这种认知逻辑的转换直接引出的是一个心灵生态的危机现象，心灵生态的危机让人的心灵空间呈现出一种无序化的存在结构。三是生态危机存在总是在人的心灵或心智逻辑运演中呈现出特有的行为序列，这种行为序列建构了心灵的异化集合逻辑。
二、生存的环境生态与生存的心灵生态：生态治理的生存安全性逻辑的交互维度
生态治理的生存安全性逻辑，是自身对社会存在的发展观和价值观的深层领悟与转向的结果。卡普拉认为：“新范式可以被称为一种整体论世界观，它强调整体而非部分。深层生态运动却已看到，生态平衡要求我们对人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角色的认识，来一个深刻的变化。简言之，它将要求一种新的哲学和宗教基础。”新的哲学的出场的基础就是要在现实理论的实践中运用治理思维，寻求多元共生之文化存在的优化证成逻辑。“治理”一词是20世纪90年代流行起来的，和“全球化”一样富有弹性，可以被不同立场、不同语境接受。“治理”是在全球化和现代性背景下不断进入人们的视野中的，全球化的进程的加快和现代性所导致的复杂场景，传统的统治已经根本不能适应多元文化主体的国家和社会的根本性诉求。“治理”是作为一种前景光明的现代化运动所出现的新的公共性观念形态，成为经济、政治、社会管理、国际关系等领域一个聚焦性理念和话语。治理理念的出场正是对现代性所造就的权力世界的全新性、多样性、多中心性、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一种积极的回应，治理在哲学上本质是一种差异共在基础之上的文化公共性视域中的多元、共生逻辑的理性选择与优化证成。“治理并非是由某一个人提出的理念，也不是某个专门学科的理念，而是一种集体产物，或多或少带有协商和混杂的特征。治理的最初（或再次）出现也是多极的（或多领域的），这一点和它的研究对象———决策过程———是一样的”，治理产生的多极性正是对复杂化和复杂性一种自我适应和集体决策逻辑的优化关系的选择。
治理在加速了复合现代性中之前参考物的衰亡过程中，也作为新的参考物确立起来。生存的环境生态与生存的心灵生态是生态治理的生存安全性逻辑的交互存在的不同纬度。人之生存的环境生态与心灵生态是共生、共存、共进的意义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说，破坏自然环境就是破坏我们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因为“人类不仅是自然界的主体，更是构成自然界整体的客体，所以必须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利用自然，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理解”。马克思说：“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以生态世界观认为，人、生命和自然界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统一，是主客统一的一个方面，它具有不可分割的性质。这种人、生命和自然的统一必然要求人自身把握自己的生存生态，进而实现安全性生存，人之自身的生存生态的合理性就是正确处理人的生存的环境生态和心灵生态之间的多重互动关系，此种旨趣需要在二元或多元的生存生态中确定和选择优化的实现路径，寻找治理的共生逻辑和优化培育的增长点。生态治理维度的生存的环境生态和心
灵生态的多重共生逻辑的优化生成包括以下几层意蕴：首先，是指对生态治理的人之生存安全性逻辑的本源性澄明和回归。所谓生态治理的本源性，不是因果关系的简单排序，也不是多元结构序列的平列，而是指人生态生存自明性、基础性的选择。在人的多元存在与生存样态中，生态治理始终处于文化公共性的优先位置，彰显的是人之生存安全性逻辑所具有的基础意义。把生态危机性存在的样态纳入生存安全性危机的治理范式之中，回应环境生态对人的现实性存在的客体性作用，进而体现出对生态治理的载体性的实践把握。其次，超越简单的生存的环境生态和心灵生态的二重性，在多重映射共生逻辑中回归和澄明生态治理的生态安全性。现实中人的沉沦状态直接性的表现就是人之环境生态的变异，对这种外在性的超越就是确定人之心灵生态的正当性和正义结构，进而限制外在性的无限膨胀和扩展。证成着人之生存安全性存在的境界绽露，以及对一种人之生态存在的内在确定性的认同性回归，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此在在生存论上就是它在其能在中尚不是的东西。只因为此之在通过领会及其筹划性质获得它的建构,只因为此之在就是它所成为或所不成为的东西,所以它才能够领会地对它自己说：‘成为你所是的’”最后，生态治理是对人之生存安全性逻辑的整体性培育，以整体性对抗环境生态和心灵生态的单向度寻求。环境生态是一种以客体的姿态去认知生态，并寻求治理生态的理性表达，这种方式把生态还原为客体原则支配下的实践方式。心灵生态是从精神空间的维度，非实体化地把生态作为一种心灵化的理念来探讨，进而，从心灵优化或心灵生态化的视域达到人之生存安全性或人的幸福价值的体验。这两种向度都在一定意义上分裂和瓦解了人的全部生态存在的本真面貌，把人的生存安全建筑在单向视位的导视图景之中，让人难以还原一种整体性的生态存在。生态治理就是要超越人之生态危机的存在状况，彰显本源性和整体性基础上的人之生存安全性，唤醒对生存安全性的本体境界之“生态人”的文化理想的价值尊重。在人的安全性生存意义上成为人，是生态治理的一般性、本质性诉求。落实到当代中国话语和中国道路的实践叙事中就意味着，把“美丽中国”作为一种文化公共性的价值理想和实践路径，在中国梦的制度性和精神性逻辑中培育出来。唤醒和呼吁广大民众去获得和保存不同生态存在的生存安全性境遇，澄明和解蔽当下中国生态危机的严峻性，消除一切对生存的环境生态和心灵生态分化治理的逻辑结构，切实地彰显和照亮没有个体存在的生态维度。祈向对生存安全性的本体境界之“生态人”的文化理想的价值尊重，是基于中国现实和理论二重语境所获得的智识。这种智识让处于生态焦虑状况中的中国民众有了理性的认知，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华，……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只有切近时代精神的智识才能把握时代，才能在时代中培育文化之活的灵魂。
三、生态治理逻辑的人文价值本质：从环境生态到心灵生态的公共性转换
人之生存的高阶形态就是对精神生活领域心灵生态的生命价值与伦理形态的优化，从环境生态到心灵生态的公共性转换，核心性地澄明了人的精神世界价值本质，是从人的生存境遇的外在性向生存境遇的内在性转接的必然之途。生态治理自始至终都面临着科技和人文的治理维度的分化与融合，生态文明的建设本质上就是要从科技生态治理向人文的精神生态治理转换，此种公共性的转换能从环境生态到心灵生态实现一个内在性的认知回路。生态危机的治理是根源于理论和现实双重忧思的反思性活动，这种反思就是在人的生存境遇的历史性中实现的。从环境生态到心灵生态的公共性转换之所以成为生态治理的人文价值本质，有以下几个层次：一是“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作为自然的存在物，人就诞生于自然界之中，也生活于自然界之中。实践活动的推进，人和自然界的关系日益密切和复杂，使自然界成为人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人每时每刻都在同自然界进行着信息、能量、物质的交换。环境生态直接影响着人的生存和发展，建构着人之生存安全性的时代境遇。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生态治理的核心价值观，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二者的共生合一。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个比较高的阶段的文明形态，其核心就是承认自然界的价值，承认自然界的道德地位，确认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与共生共荣、互利互惠，环境生态作为生态治理的起点正是合理地确定了生态文明的物质基础和存在载体。二是心灵生态秩序的培育是生态治理的精神性本质。
心灵生态从人文价值生命的本质处关注环境生态的治理，唤醒了人对自己和心灵存在的环境的特殊性珍视，生态治理最根本的还是要从环境生态向心灵生态构建的公共性转换，着力培育心灵生态秩序，建立生态化的生活方式，进而生成新的代表新生态秩序的文化价值。可以说，在自然生态的根源处和心灵生态的失序处，找寻化解环境生态危机的实践方案是真正能够治本的治理之道。心灵生态治理之历史性彰显和认识世界的新方式的发展是一个智力的活力的显著体现，只有在心灵生态的自治与共治之中才能展现时代的精神价值之维，心灵生态治理的逻辑有其自治性，此种自治性是一个在人的精神生活层面和文化价值中重要的概念，自治不等于任意性，而是心灵生态有某种约定和选择的公共性逻辑，心灵生态的治理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对心灵失序、心灵污染的任意性的限制。对于心灵生态的治理和实现人类的生态优化一样，没有心灵生态的治理人就不会有心灵的优化了吗？显然不是，但是，正是心灵生态治理的确立才使得心灵生活秩序有了新的形态，或曰重塑了心灵生活和谐的新形态。就像互联网时代一样，没有互联网人也能交流，有了互联网，人就是在一个全新的维度中交流，和起初的交流维度有了性质的区分。人类各种实践活动都要有治理的维度。治理在新的层面规定了心灵生态的质态。但是心灵生态在现实性的层面需要外部的存在目的，就是说有社会现实性的一面即环境生态的对照。这里所彰显的心灵生态的自治主要还不是与既定秩序的紧张关系，而是指一种内在的、独立不依的精神立场，一种基于环境生态基础之上的人文向度的批判和自我批判的形成，不断地对现实的环境生态的优化作出敏锐反映。同时心灵生态的自治也是一种自我超越和生长的可能性，没有这种心灵生态治理的立场和能力，就没有现实维度的环境生态的可能性。因为市场在现代人的心灵秩序中具有巨大的力量，人们看重价格表不是为了经济问题，而是在追求某种价值，精神和心灵无政府状态的文化价值秩序就在这个过程中确立起来，所以生态治理的文化价值逻辑的本质就是从环境生态到心灵生态的公共性转换。此种转换意味着对生态治理不仅要从环境生态入手，同时要更加注重唤醒人的心灵生态，通过治理的逻辑确立心灵生态的优雅秩序。存在的生活世界不仅创造性地处于历史的建构之中，同时也处于精神生活的心灵生态秩序创造性的建筑之中，生态治理维度中的心灵生态的培育就是对环境生态的构型和心灵秩序的再构型，进而推动社会存在在积极意义上确立一种生态生存的文化逻辑。此种文化逻辑的“这种态度就是更富有弹性和更折中的批判理论，重新将历史的构建与社会空间的生产紧密结合在一起，也将历史的创造与人文地理的构筑和构型结合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