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我的安东尼娅》;生态女权主义;自然
生态女权主义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环境保护运动与妇女解放运动相结合的产物。1962年，美国作家蕾切尔・卡森在其创造的作品《寂静的春天》中首次对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写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破坏自然是十分不道德的行为。而在1974年时，法国作家费朗索・德・埃奥博尼首次提出了生态女权主义。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生态女权主义逐渐渗入到了美国的文学界当中，生态女权主义者将人类对自然和对女性的态度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相联系，认为自然与女性是当时时代的牺牲品。生态女权者认为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统一，要与当时的父权主义相对等。所以当美国作家凯瑟写出《我的安东尼娅》时，在当时的文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被大多数人歌颂，因为凯瑟在写文章的过程中已经发现了人们对自然的态度与对女性的态度是一样的，而女性与自然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凯瑟对生态女权主义的智慧也在这篇著作中运用。
一、薇拉・凯瑟与她笔下的安东尼娅
《我的安东尼娅》以第三方视角为读者展示了安东尼娅在拓荒移民中的艰辛与自身自强不息的精神。安东尼娅年幼时家境十分窘迫，她的父亲迫于现实的压力选择用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年幼的安东尼娅在很小的时候就要帮助母亲做家务，并去镇上打工来减轻家中的经济负担。而后来不幸的婚姻、在怀孕后被人抛弃等等一系列恶劣的事件并没有让我们的女主人公丧失对生活的信心，反倒是在艰苦的环境中不断坚强，并不断战胜磨难，最终拥有了一个美好的家庭，有一个好的结局。
这是作者以自身为原型创作的小说，也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的喜爱以及对父权主义的批判，也让作者追求女性与自然能够和谐公平。
二、生态女权主义视角下《我的安东尼娅》解读
（一）主人公与自然的和谐美好
生态女权主义认为女性能够与自然、生态环境亲近才能够使大自然更加生动，而大自然的万物也会因女性的特征而生机勃勃。在《我的安东尼娅》中，对女性的描写也与自然有着很大的结合，比如女主人公的肤色就与当地土壤的颜色相同，明亮的眼睛也表达了大自然给人的生气，而散乱的头发也表达了主人公倔强的生命与大自然的野性。重要的是女主人公十分热爱大自然，她认为自己与大自然密不可分，能够与各种动物愉快的玩耍，也会像长辈照顾孩子一样照顾自然界中娇贵的植物，大自然像天生就是安东尼娅的朋友，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二）安东尼娅对女权主义的幸福追求
我们的女主人公在自己年幼的时候便失去了自己的父亲，而当时的社会是一个父权社会，女人只是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而存在，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自由的意志。她们就像是一种物质资源一样供男性来抢夺。所以父亲去世后安东尼娅失去了自己独立的人格，只能够顺从家中的男性放弃读书，辛苦耕种。不同的是这样的打压没有使安东尼娅放弃自己的人格，反而在土地中安东尼娅意识到自己与男生一样，并不比男性要差。于是，她开始追求女权主义。
路途并非一帆风顺，在当时社会下，女性权利的低下让安东尼娅在很多地方遭受排挤，也在一次次失望中看清男人充满了欺骗，社会有着无尽的诱惑。她又回到了自己最热爱的大自然，辛勤劳作，一步步的坚持，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也找到了自己应有的幸福。
（三）凯瑟笔下男性的脆弱
在《我的安东尼娅》中对男性的描述有许多，比如安东尼娅的父亲，在自己的家乡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丰厚的收入，可是到达了西部的草原时，远离家乡，她们穷得只剩下一件大衣进行取暖，他们甚至没有一顿像样的食物，只能够吃腐烂的蔬菜与别人废弃的食物，最终因忍受不了而自杀。还有故事的叙述者吉姆，一开始认为自己在安东尼娅面前有着强烈的优越感，但发现自己的生活无论如何都没有安东尼娅过得充实，心中 的优越感荡然无存。凯瑟笔下的男性大多描述的十分脆弱，与坚强的安东尼娅是两种生活状态，也从另一方面表达了凯瑟生态女权主义的智慧。
二、结语
从《我的安东尼娅》中，我们很容易就能够明白作者想要表达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应该和平、和谐，而不是一味地认为女性一无是处，要从心底里认为人人平等，只有消除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对自然保持一种虔诚的心态，才能够让这个社会更加美好。这也是生态女权主义者认为的观点，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薇拉・凯瑟是一位具有浓重生态女权主义的作家。
参考文献：
[1]任冰.从《我的安东尼娅》看薇拉・凯瑟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J].外语研究，2014（6）：94-97.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新学派 生态危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20 世纪7 0 年代初以来形成的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支学派，是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变化了的社会现实而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的理论表达，他们从生态危机及由此而引发的“生态革命”中找到与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结合点，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威廉·莱易斯和加拿大的本·阿格尔。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派别较多，但就其基本观点来说，还是比较一致的。他们认为，首先，生态问题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为突出的问题，应强调生态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和当时的社会现实，使他强调内部社会关系而不是强调人与外部自然的关系来论述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在当今生态问题突出的情况下，应当在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社会理论的两个基本范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外，补充第三个同样重要的范畴——生产条件。
其次，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消费”是人性的扭曲，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他们主张应予批判，进而提出“劳动闲暇一元论”。当代资本主义为克服经济危机，力图歪曲满足人们需要的本质。这种“异化消费”导致刺激“异化生产”。因此，他们认为首先消灭“异化消费”才能消灭“异化劳动”，进而有效地制止生态危机。
再次，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建立一种“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所谓“稳态”，就是维护生态平衡，维持人类的生存和经济的持续发展的状态。这样既可防止不合理的过度生产和消费，又能防止异化和分裂人的存在的社会状态，克服“异化消费”。
第四，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争取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不能像过去那样依靠“暴力革命”，应当运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他们的生态危机理论去发动人民批判资本主义的那种集中化、官僚化的违反自然和人性的倾向，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创造条件，解决所有制问题，最终把生产过程的分散化、民主化、工人管理这三者结合起来，以建立实行“稳态”经济的社会主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高生产、高消费所导致的生态危机、人的异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透过生态环境问题，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对人和自然的严重损害，揭示了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倡导生态保护，主张人类和平，着眼人类的未来，把人类的希望寄托于社会主义，在诸如维护和平，提倡男女平等和政治民主，建立国际新秩序等方面的国际活动中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绿色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其他西方思潮一样，在理论上也存在着复杂的成分，既有科学的一面，又有其局限性。
（一）在基本理论的构建方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贯穿其理论的始终，存在不少理论自相矛盾的地方。它把生态问题作为理论构建的核心，通过人与自然不可分离的关系来揭露资本主义的弊端，这样必然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用“生态危机”代替“经济危机”，其结果是必然导致否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进而取消社会变革，转移了人们反对资本主义的视线和方向。
（二）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理解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暴露出片面性和局限性。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的集中化、官僚化和技术统治论本来是正确的，但是把这些都归结于工业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增长，进而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构成整个工业文明基础的现在科技体系是有失公允的。又如，它主张的稳态经济是以企图追求产品质量和经济的零增长为前提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的。这在当今世界人口增长速度对经济总量形成严重压力的情况下是不切实际的，必然导致新的供应不足。党的十七大首次把“生态文明”写入党代会报告，并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对生态文明建设再次做了强调。这为解决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人与自然的突出矛盾指明了方向，为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生态文明意识，科学选择发展路径，统筹规划，系统推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我们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可操作性的方法。
（一） 加强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文化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精神依托和道德基础。只有大力宣传生态文化，培育全民的生态道德意识，使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转化为自觉行动，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运用广播、电视、网络、报纸等媒体，广泛宣传生态文明建设的科普知识，将生态文明理念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态亲和型产业发展模式，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所在。其一、积极发展生态农业。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建立完善的农产品生产、加工及农业品质量标准体系，规范农产品管理和市场准入体系。其二、加快发展生态工业。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力度，发展循环经济，推行清洁生产，提高能源资源综合利用率，最大限度地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和排放，控制污染物的总量。其三、大力发展生态服务业，加快生态旅游开发，积极发展绿色商贸、绿色物流，发展金融保险、科技咨询、商务服务等现代服务业。
（二） 加强生态环境治理。抓好重点流域、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的污染防治工作。建设完善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设施，严格控制并逐渐减少各个领域的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总量。
（三） 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体系和法律体系。第一、建立综合决策制度，把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宏观调控的目标和手段，用行政手段维护好生态环境。第二、出台相关政策，综合利用价格、税收、信贷、保险等环境经济政策，调动各地各个行业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第三、把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写入相应的法律法规，使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得到法律上具体而切实的保障，从而保证生态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一、引言 生态问题是现当代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1962年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该书的问世被认为是“现代环境主义运动开始的标志”（张艳梅，2007：1）。1993年，生态文学研究成为公认的批评学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生态文学批评的专著相继出版。英国著名的生态文学研究者乔纳森•贝特在《大地之歌》中指出：“环境已经完全变了，我们必须再次提出那个老问题：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张艳梅，2007：4）因此，生态文学旨在以文学的形式唤醒人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引导人们形成内心的生态信仰。生态问题也引起了很多作家的思考和关注，并把这种危机展现在了作品中。随着工业革命在十九世纪席卷英国，许多农民和手工业者面临着很大的困境。他们中很多人没有了房子、工作，也丢掉了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生活方式。而工业化进程对自然则有着更为强大的冲击，很多原有的田园乡村被铁路、城镇所取代。哈代作为这些社会变革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把工业革命对社会带来的冲击和改变融入他的作品中。哈代的小说以他所生长生活的英格兰西南部地区为背景，富有浓重的地方色彩。在哈代的小说中，尤其是在他的“性格与环境小说”系列，对环境和自然的描述占据了很大的篇幅。而且，自然在他的小说中不是简单的人物活动的背景，更多的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在小说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小说《德伯家的苔丝》中，读者可以感觉到社会文明发展对自然的破坏，对人性的忽视。哈代对工业发展、人类物质文明进步所带来的弊端表达了深刻的关注和思考，体现了他的生态主义思想。以下将从生态批评的角度，从自然、人类和动物三个方面，分析哈代的生态主义思想。 二、自然的角色 在小说中，自然环境提供了故事发展的自然背景。哈代对人物活动的周围环境进行了细致而生动的描写。比如，在小说的开始部分，哈代描绘了黑原谷的自然景观，这是苔丝的出生地，是尚未被工业革命吞噬的一块净土。在哈代眼中，黑原谷里的大气是“懒洋洋的，泛一片浓浓的蔚蓝”，远处的天际是“深重浓郁的紫兰”，一眼望去几乎到处是“绿草和树木，丰美芊绵，覆盖着高山大壑之间的这片丘陵小谷”（哈代，1993：9—10）。首先，哈代呈现给读者的是一幅美好的画面，幽静安详，却又生机勃勃。这里之所以这么静谧和美好，是因为它还未被工业化的浪潮污染，是一个人和自然和谐相融的地方。作者选择了“懒洋洋”这个词来描写这个地方的大气，而很显然，这个词大多数时间是用来形容一个人的状态的。另外，不同的颜色，“蔚蓝”，“深重浓郁的紫兰”等表达帮助读者在大脑中构建出一幅五彩缤纷、生机盎然的画面。作者对于大自然之美的喜爱反映在了这些文字里，也从反面暗示了对于工业化对自然的破坏这种现象的排斥。值得一提的是，在哈代的小说中，自然并不是简单地被角色感知的景观，它不仅仅提供了人物活动的场所，事实上，自然也以某种形式参与了人物的内心情感，因此可以把自然看做是人物之外的另一个重要角色。例如，自然界的冬去春来给了遭受生活苦难的女主人公的活力和追求新生活的动力。另外，女主人公的心理感受，也会受到周围自然景观的影响，得到回应或强化。劳伦斯认为，在哈代的小说里，存在着一个重要的背景，这个背景很关键也很生动，甚至比在这个背景下活动的人物还要重要（Lawrence，2001：503）。在小说《苔丝》中，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有着其组成的部分，各个部分都有其独特的生命和个性（Howe，1985：22）。哈下的自然环境是独立于人类意愿之外的实体。正如一些生态批评者们所认为的，自然是一个可以影响到我们，也会被我们影响的实体，如果我们一味地破坏自然，那么自然对我们的影响有可能是致命的（Barry，2002：252）。这就意味着只有人类尊重自然，才能和自然和谐共处，否则的话，如果自然被不断打扰甚至威胁，它就会反过来对人类施加影响。哈代小说中自然的独立性和重要地位反映了他积极的生态意识。在小说里，不仅有黑原谷这样的和谐画面，而且有工业化发展对自然带来的挑战和威胁，这一点集中地体现在机器耕种对人性的摧残。 三、机器对人性的摧残 在该小说里，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自然和文明发展的冲突。在维多利亚时期（1837—1901），英国在经济、工业、艺术及政治领域都发展得非常快。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高级的生产工具出现了，并且这些现代文明的产物大大就提高了劳动效率，也大范围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作为一个思维敏锐的作家，哈代看到的不仅仅是表面的繁荣，他强烈地感觉到了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最明显的一点就是随着现代化机器的出现，人类被迫和自然及土地分离。原本和自然有着紧密联系的农民和工人，和自然分离以后，一定程度上沦为了机器的奴隶。虽然现代化机器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是它也使劳动本身失去了乐趣，因为机器作业要求的是劳动者一味地重复相同枯燥的动作。而在此之前，人们是用一种原始和古老的方式进行耕作，这样的劳动方式使他们和土地更为紧密。通过辛勤劳动，他们从自然力获取必要的生存的物品，人和自然保持着平衡、协调的关系。但是，现代文明的发展打破了这种平衡，原本人与自然的紧密关系失去了，人们只能服务于机器。小说中脱粒机的描写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它被称作“天不饱的大肚魔王”（哈代，1993：364），使人们“投入了一种昏昏沉沉，恍恍惚惚的境界，一双手脱离了意识的支配，只是机械地工作着”（哈代，1993：364）。除了剥夺劳动者劳动的快乐外，现代化机器也同样无视人的尊严，使人们成为工作的奴隶。以下描述司机的句子就能够让读者认识到机器生产对人们的危害有多严重。“他那份与众不同的神气和颜色简直像是个来自托斐特的生灵，偶然闯入了这个只有黄色的麦子、白色的土壤、清明的空气、却没有黑色烟雾的地区。他跟这里毫无共同之处，只是让当地的乡下人感到惊讶和惶恐”（哈代，1993：355）。很明显，机器耕作把劳动者变成了简单、枯燥的生产工具。这里的司机已经失去了作为人的身份，完全沦为发动机的奴隶。他如同一个没有生命的木乃伊，看不出任何思想和活力。从这个角色读者可以了解到现代文明的发展对人造成的伤害。另外，这个司机身上沾满了烟灰，也间接地揭示了机器对人们健康的威胁，以及对环境的污染。对于哈代来说，传统耕作被工业化所吞噬表明了一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死亡，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不是以剥削利用为基础，而是以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紧密联系为基础。对于大多数哈代同时代的人来说，他们从工业化看到的是繁荣，高效，以及财富的迅速累积，而哈代看到的却是对人性的忽略。#p#分页标题#e# 四、动物的命运 动物的悲惨命运更明显地揭示了文明和自然的冲突。哈代的生态意识也体现在了他对动物的关注。从孩童时代，哈代就展现出了对动物的喜爱（Howe，1985：6）。在小说《苔丝》中，哈代同样表达了对动物的同情，多次描写到了动物所面临的悲惨境地。收割机工作时给动物带来的恐慌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大耗子，小耗子，大野兔，小野兔，还有蛇，纷纷后撤，好像躲进了城堡，并不懂得它们的避难所也寿命有限，也不懂得毁灭正等待着它们。到了下午它们的藏身之地便会缩小到越来越可怖的程度。那时它们便只好敌友不分地挤在一起，直到连最后几码地上的直立的小麦也在那分毫不爽的收割机的牙齿之下倒下时为止，这时它们便一一被收割人的棍子和石头砸死（哈代，1993：95）。这些文字描写了作为工业化的产物之一的收割机强大的破坏力。首先，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哈代对这些无助的小动物的同情和关注。它们原本在自然环境中生存，但这种平静被现代化工具打破了。由此读者可以看到社会的进步是如何打扰，甚至威胁到了自然的和谐。另外一个类似的场景是捉老鼠。老鼠把麦垛作为最后的避难说，当麦垛逐渐被脱粒机加工完之后，老鼠在空地上四处乱跑，引起“乌烟瘴气的混乱”（哈代，1993：365）。从表面来看，是机器带来了动物的不幸遭遇。而机器只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因此，这些动物的悲惨命运反映了人类对其他物种的残忍和不负责任。生态学提倡的是物种平等和自然的和谐，很明显这种残忍态度是有悖这一生态原则的。 五、结语 从以上分析，读者可以了解到哈代对自然的态度。由于工业化的蔓延，人类和动物不得不和自然分离。对此，哈代表达了深切的思考和关注。对于物质财富的累积，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哈代没有给予肯定和赞许，因为这一切是以破坏自然的和谐和摧残人性为代价的。而他提倡的是尊重自然的独立性，保护自然界的动物，以此达到自然与人的和谐发展，并保持人类和自然的亲密关系。哈代作品中体现的生态主义观点反映了他作为作家对自然和人类前景的深深忧虑。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得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生态主义思想，通过阅读该小说，读者可以“开始想象另一种与我们现状不同的栖居于大地的方式”（张艳梅，2007：4）。
关键词:机械论;有机论;自然;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性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J01文献标识码:A
女性主义是滥觞于19世纪80年代、以欧陆妇女解放为其内涵的文化思潮。它的第一次浪潮以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为其时段,以争取妇女的权利为其目标;而第二次浪潮则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反对性别歧视为其内涵;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则以与其它各种文化理论交流对话为其特点,衍生出后结构主义女性理论、精神分析女性理论、后殖民女性理论以及生态女性主义等等,成为“后现代”语境下的女性主义理论。1974年,法国女性主义者奥波尼(Franoised Eaubonne)首次提出“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术语,目的是将女性运动与生态运动相结合,推动两者的深入发展。1980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环境哲学与环境伦理学教授卡洛林•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博士出版《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以下简称为《自然之死》)一书,试图从妇女与生态的双重视角来评介科学革命,成为生态女性主义的重要著作之一。
一、有机论与自然作为母亲
生态女性主义的基本内涵是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与男权中心主义。在这里,男权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是紧密相连的,男权中心主义可以说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派生物。它们的哲学基础都是以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身与心、感性与理性二分对立为其特点的机械论哲学以及与之有关的僵化的思维方式。而与之相反的生态整体论与生态女性主义则是以消解以上各种二分的有机论为其哲学基础。因此,有机论就是生态女性主义的最基本的理论根基。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非常集中地论述了有机论哲学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包括人类早期朦胧的有机论所导致的人与自然的血肉相连、启蒙主义时期有机论的失落以及在当代的回归等等,其最基本的就是有机论所必然导致“自然作为人类母亲”的观点。
首先,麦茜特认为,人类早期为了生存一直生活在与自然秩序的直接的有机关联中。
人类来自自然并与自然紧密相连,这是最基本的事实,因此有机论是人与自然最本真的现实关系。麦茜特说,“从我们这个物种的朦胧起源时代开始,人类为了生存,就一直生活在与自然秩序的日常的、直接的有机关联中”①。麦茜特记述了西方古代许多哲人对有机论的相关论述。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赋予整个世界以生命,并将这个世界比作一个动物,认为“神构造了一个看得见的动物,它包罗了具有相似本性的所有其它动物”。亚里斯多德也是以有机理论为基础强调自然的内在生长和发育的首要性。他在《形而上学》中将自然定义为“自然物体运动的源泉,或者潜存于这些物体之中,或者在一个整体的实在之中”。普罗提诺的新柏拉图主义则是综合了基督教哲学与柏拉图主义,将女性灵魂划分成两个组成部分,其中较高级的部分由神的思想所形成,较低级的部分[自然]则产生现象世界。②
其次,自然作为女性与母亲。
事实证明,有机论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是将自然比喻为女性与母亲,因为,有机论总是与自然所具有的诞育万物与哺育人类的特点相伴。正如麦茜特所说,“有机理论的核心是将自然,尤其是地球与一位养育众生的母亲相等同:她是一位仁慈、善良的女性,在一个设计好了的有序宇宙中提供人类所需的一切” ③。麦茜特举了一系列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作品来加以说明。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乔叟等作家的笔下,“自然是母性供养者形象,是把预定秩序赋予世界的上帝的化身”;在莎士比亚的悲剧《李尔王》中李尔王的女儿柯黛里亚“代表着乌托邦的自然,也代表着作为对立面的理想统一的自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田园诗“代表着作为女性的另一类形象,即对过去时代母亲般仁慈怀抱的向往”;在德国画家卢卡斯•克拉那赫所作的绘画《春天女神》中则有“代表着女性地球的女神躺在花床上,象征着和平的鸽子正在附近的涓涓溪流边吃食,小鹿在它远处的岸边饮水”。④麦茜特还举了著名的拉夫洛克将地球比喻为“该亚”的例子。她说,人类对自然的污染扰乱了地球母亲该亚的生活、破坏了她的身体。⑤
“该亚假说”是1970年由泽尔(Timothy Zell)首次提出,并由大气化学家詹姆斯•拉夫洛克(James E.lovelock)于1972年加以完善并进行深入阐述的。主要将地球比喻为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该亚”――她不仅诞育了大地以其乳汁哺育万物而且是活的有生命的。这是一种形象而崭新的生态观念,成为当代生态理论特别是生态女性主义的重要理论资源,后来也有人将其称为“该亚定则”。“该亚定则”有力地说明了大地与自然的母性品格,特别是其内在的有机性与生命力。
最后是召唤一种新的有机生态世界观的产生并力图使该亚将被治愈。
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有力地批判了机械论世界观所造成的严重生态破坏与自然之死,同时也预见了一种新的有机论的生态世界观的产生。她认为,相对论、量子论、过程物理学、新热力学以及混沌理论都是对机械论的挑战与突破,并预示着一种新的有机世界观的产生。她说,“支配着西方文化过去300年的机械形象,看起来正在被某种新的东西所替代。有些人称这种转型为一个‘新范式’;另一些人称它做‘深生态学’;还有一些人召唤一个后现代的生态世界观” ⑥。这个新的生态世界观是“一个非机械的科学和一个生态伦理学”,也是一种经受过新时代科技革命洗礼的有机世界观。这个新的有机世界观既保留了前现代时期有机世界观中人与自然血肉联系的价值内涵,同时又充实了现代科学技术内容,具有了前所未有的价值,起到前所未有的作用。麦茜特认为,它“必定支持一个新的经济秩序,这个新秩序建基于可再生资源的回收、不可再生资源的保护以及可持续的生态系统的恢复之上,这个生态系统将满足基本的人类物理和精神需要。也许,该亚将被治愈” ⑦。
二、机械论与自然之死
17世纪中期以降,有机论世界观逐步让位于机械论世界观,其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自然之死”与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这正是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一书中的重点论述之处。诚如她在书中所说,“而且‘科学革命’的新概念框架――机械主义――也一起引起了不同于有机论准则的新准则” ⑧。新的机械主义的秩序,以及与它相联系的权力和控制的价值,将把自然交给死亡。
首先,她认为在16、17世纪之际,一个以有生命的、女性的大地作为其中心的有机宇宙形象,让位于一个机械的世界观。⑨
众所周知,16、17世纪之际,欧洲发生了波澜壮阔的科技革命与工业革命,而其重要标志就是传统的有机论世界观让位于机械论世界观。这是哲学与思想领域发生的巨大变革,其代表人物就是英国的培根、霍布斯与法国的笛卡尔等人。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详细地论述了他们的机械论哲学观念。她称培根是公认的现代研究所概念的首倡者、工业科学与皇家学会内在精神的哲学家以及归纳方法的奠基人。⑩培根在当时的英国皇室具有重要地位,先后担任法律顾问、总检查官、枢密官、掌玺大臣、大法官与维鲁兰公爵等。他将科学方法与机械技术相结合,创造出一种“新工具”,也就是一种立足于主客二分的、以具体的科学实验为主的机械论方法。培根认为自然处于自由、错误与束缚三种状态,其中第三种“束缚”的状态就是“被置于限制、制作和塑造中,被技艺和人手做成新东西,像人工制品所表现出的那样”B11。在这里,自然成为被人限制、制作和塑造的完全被动之物。培根的机械论世界观集中地体现在他于1624年所写的乌托邦著作《新大西岛》之中。他在这个乌托邦社会中虚构了一个“本森岛”,一个“等级化的、家长制的,仿照现代早期父权制家庭的模式”建构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这个乌托邦社会的最高统治机构是叫做“所罗门宫”的科研机构,掌管所罗门宫的科学家成为统治者,推行一种“支持对自然的进攻态度,鼓吹‘掌握’和‘管理’大地”的培根式纲领。按照这个纲领,人类开始对自然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和破坏。麦茜特指出,“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后期技术统治主义运动中肇始的现代设计环境(planned environments)的思想,其起源还是在《新大西岛》中,在那里可以看到由人且为人而产生的完全人工的环境。这类环境一直不断地被机械主义的问题解决方式所产生,此种方式以基本不考虑人只是其中一部分的生态系统为特征。机械主义作为整体论思想的对立面忽视化工合成产品的环境后果,忽视人工环境对人的后果”B12。麦茜特对这个本森岛模式进行了自己的分析。她说,“培根机械主义的乌托邦完全与在17世纪发展起来的自然哲学相协调。机械主义把自然分成原子粒子,它就像本森岛的居民一样是被动的、惰性的。运动与变化由外部来推动:在自然中,最终的动因是上帝,17世纪的神圣天父、钟表匠和工程师;在本森岛,它就是家长下的所罗门宫的科学机构”B13。在法国,机械论哲学的推动者则是著名哲学家笛卡尔,他提出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将理性与感性加以两分对立。他在自己的《方法谈》中表示自己要“掌握和拥有自然”。他在1622年的《论人》中把人体明确地描述为机器,而在1644年的《哲学原理》中则把宇宙重构为一个机械的装置,“这个装置依靠把运动通过有效的因果过程连续地从一个部分传到另一个部分,使惰性粒子移位”B14。另一位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则将这种机械论哲学运用到社会领域,认为“政治实体由平等的原子式的存在所组成,它根据由共同的担忧而成的契约而统一到一起,并被来自上面的有力的君主所控制”B15。总之,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为我们勾画了16、17世纪以来,机械论哲学观的大体面貌及其内在的僵化与荒谬。
其次,麦茜特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机械论哲学观所造成的全球化的生态危机及其对地球母亲健康的严重威胁。
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主义的观点,那就是一切的观念都不是抽象的、先验的,而是在一定的历史中形成的,包括自然与妇女的概念。她说,“自然的概念和妇女的概念都是历史和社会的建构”B16。这是非常重要而有价值的理论观点,说明一切的理论观念都是生存于一定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的背景之上,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才能正确理解这些观念的内涵。这恰恰说明麦茜特女性主义生态观的科学性,她正是从这样的视角来确立自己的生态观与女性观的。她认为,正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机械论哲学观的经济文化背景下自然才沦为人类的奴隶并遭到蹂躏,因为市场经济打着进步的旗号,通过剥夺和改变自然,使更多的财富集中于商人、服装商、企业冒险家和自耕农场主手里,倾向于扩大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鸿沟,最后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她说,“今天,一个超出了70年代环境危机的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威胁着整个星球的健康。臭氧的消耗、二氧化碳的增多、氯氟烃的排放和酸雨,扰乱了地球母亲的呼吸,阻塞了她的毛孔和肺。大气化学家詹姆斯•拉夫洛克将这位母亲命名为‘该亚’。有毒的废弃物、杀虫剂和除草剂,渗透到地下水、沼泽地、港湾和海洋里,污染着该亚的循环系统。伐木者修剪该亚的头发,于是热带雨林和北部古老的原始森林以惊人的速度在消失,植物和动物的物种每天都在灭绝。人类与地球之间迫切需要一种新的伙伴关系”B17。她从多个层面揭示了人类蹂躏地球母亲的现实。从农业的角度,她说“虽然农业改良原本有益于土地,但一旦纳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运行之中,成为其积累和膨胀的加速器,久而久之,作为自然和人类资源基础的环境和村庄公社便成了其牺牲品”B18。化肥和农药造成难以遇见的副作用;单一的耕作导致病虫害的肆虐;新处女地的不断开垦破坏了整个的生态平衡。从沼泽的角度,她揭示了因为草场沼泽而被抽干,因为疾病而被诅咒,因为有野鸟而受剥削,在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下不可挽回地改变了英法等国的沼泽地。从森林的角度,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森林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纯粹的人口压力所产生的影响”B19。总之,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向我们全面地展示了一幅地球母亲残遭蹂躏的画面。
另外,麦茜特还揭示了资本主义在压榨自然的同时也拼命地压榨妇女,力主妇女应该驯服并老老实实地待在被驱使的位置上。
事实证明,机械论所导致的人类中心主义也同时导致了男权中心主义,资本主义在压榨自然的同时也压榨妇女。她说,“与难以驾奴的自然相联系的象征是妇女的阴暗面。虽然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式的情人体现真、善、美,贞女玛丽被崇拜为救世之母,但妇女也被看作更接近自然、在社会等级中从属于男人的阶级、有着强得多的。……和混沌的荒蛮自然一样,妇女需要驯服以便使之呆在她们的位置上”B20。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与思想观念中也充斥着将女性妖魔化的内容。在艺术作品中,当时的许多作品将妇女描写成任性傲慢、殴打欺骗丈夫、酗酒之人。医生约翰•韦尔在《争论论题的历史》一书中认为,女人心智和精神脆弱,很容易被负担她们头脑的黑胆汁恶化她们的理性。当时的人类学家则认为,自然和妇女都处于比文化低的层次。苏格兰新教改革家约翰•诺克斯则认为,既然肉体服从于精神,那么妇女的地位就在男人之下,自然规律决定男人应命令女人。当时的医学专家甚至荒唐地认为,在生殖中女人只提供质料,而运动的本原则来自男性的,灵魂通过男性系统传递等等。麦茜特在总结资本主义时代的以机械论为标志的“科学革命”所导致的妇女的被压迫时写道,“对妇女来说,‘科学革命’的这一方面并没有带来人们以为会带来的精神启蒙、客观性,也没有从古代的假定中解放出来,倒是与之在传统上是一致的”B21。
三、生态社会建设的理想ぁ―自然权利与妇女权利的同时实现
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不仅表达了自己对于现实社会压榨自然与妇女的深刻批判,而且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建设自然权利与妇女权利同时实现的生态理想社会的构想。
她首先在很大的程度上肯定了17世纪早期产生的两个生态乌托邦社会形态及其留给我们的有关思想财富。
这两个社会形态她将其命名为“有机乌托邦”。这两个乌托邦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康帕内拉的《太阳城》(Tommaso Campanella’s City of the Sun,1602)和安德烈的《基督徒城》(Johann Valentin Andrea’s Christianopoli’s,1619)。他们两人都曾试图将这种乌托邦理想国付诸现实,康帕内拉曾经组织过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起义,但最后以失败告终。《太阳城》即是他在狱中的作品。而安德烈则组织过这种乌托邦计划的实施,当然最后也失败了。但这种生态乌托邦理想及其实践却为人类今后的建设发展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理论智慧与启示。这两个乌托邦都力倡有机论思想。麦茜特认为都“表达了一种公社共享的哲学,反映了工匠和穷人基于人与自然的原始和谐,要求更平等地分配财富的利益”B22,也就是说这两个乌托邦社会都继承原始的人与自然有机和谐的有机论思想,以之为社会建设的指导。而且,这两个乌托邦的“建造者”又是文艺复兴时期自然主义哲学的追随者,在其信仰里,上帝存在于万物之中,因此任何物质都有生命。
正是在有机论的指导下,这两个乌托邦都坚持整体论,而这种整体论实际上也是有机论的具体表现。麦茜特在论述这种整体论时指出,“它成长于农民经验和村庄文化,以差异性层次为基础,却强调共同体的首位性、人民的集体意志和内部同意与自我管理的理想。这里,公共整体仍然大于和更重要于部分之和,但部分之间没有或几乎没有高低贵贱之分”B23。这个与有机论紧密相关的整体论生态观成为当代生态哲学与美学的最基本的理论支撑之一,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正如麦茜特所说,“今天已经认识到,自然界中生态系统生存的关键是系统各部分的有机统一性和相互依存关系,以及维持生态多样性”B24。由此说明,生态的有机整体性是生态系统最重要的特性。再一个就是妇女的解放及其权利的实现。麦茜特认为,“乌托邦共同体是以男女之间、工匠与主人之间的更加平等为出发点的”B25。并说,“在基督徒城和太阳城里,妇女的解放程度高于现实中的16世纪社会”B26。
她还介绍了当代其他生态理论家提出的生态乌托邦构想。
她认为前述17世纪早期的两个生态乌托邦仅仅代表了“社会革命的前工业形式”,也就是说还是未经过工业革命的思想成果。于是,在面对当代严重的生态危机时,一些生态理论家提出了自己的生态乌托邦。这种生态乌托邦出现了两个新的特点:一个是试图将“是”与“应该”即道德与科学加以统一;再就是试图将继续享受现代科技与人同环境的和谐相处加以统一。她提到卡伦巴赫的《生态乌托邦》,这个当代的生态乌托邦描写了美国的北加州、俄勒冈和华盛顿于1980年脱离联邦政府后所构成的一个与世隔绝的乌托邦社会。在这个静止的生态乌托邦中,社会以自然生态哲学为基础与指导,妇女成为社会的领导与主要党派的领袖,废除了私有制,人们生活在小型的乡村共同体或微型城市里,现代生活与生态保护高度一致。但麦茜特认为这还只不过是“对当代社会的一种极端理想主义的愿望”B27。
最后,麦茜特认为面对愈来愈加严重的生态危机,惟有对主流价值观进行逆转,对经济优先进行革命,才有可能最后恢复健康,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必须再次倒转”B28。
麦茜特认为,在当代社会自然生态的污染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特别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哈里斯堡附近的三里岛核反应堆事件,更加说明由放射性废料、杀虫剂、塑料、光化学烟雾和碳氟化合物所导致的地球疾病,乃至自然之死。但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机械论世界观已经占据压倒地位,在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然与妇女被压榨的情形根本无法改变。她说,“由17世纪自然哲学家发展出来的机械自然观,基于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西方数学传统,至今仍然在科学中占据支配地位”B29。又说,“关于自然的机械论假定,迫使我们日益增长地走向人工环境,对人类生活的越来越多的方面施行机械控制,而且丢失了生命本身的质量”B30。更为重要的是现行的资本主义体系限制了自然与妇女的解放。麦茜特是历史论者,力主一切的观念都是历史与社会的建构,因此,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下自然与妇女的解放都是不现实的。事实上,自然保护和生态运动争取妇女权利和自由的结合,已经走到了相反的方向,“既是对自然也是对妇女的压制”B31。为此,这个“世界必须再次倒转”不仅对主流价值观进行逆转,而且要“改革在消耗自然和劳动人民中创造利润的资本主义体系”,建立“适应性的新的社会模式”。B32这就将社会革命的问题提到了生态运动与生态女权运动面前,具有相当的革命色彩,正是麦茜特《自然之死》一书及其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特色所在。
在生态女性主义之后,出现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1996年,美国生态批评家格洛特•费尔蒂在她主编的第一本《生态批评读本》的导言中概括了女性生态批评发展的三阶段:第一阶段,发掘女性主义文学的主题与作品;第二阶段,追溯女性主义文学传统,发掘其内涵;第三阶段,考察包括经典文本在内的生态女性文学的内在结构。B33
当代生态女性文学批评内涵丰富,目前看来,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首先应该将生态女性主义的诸多观点,如上所说的对有机论与自然母亲观点以及生态理想社会建设的倡导,对机械论与自然之死的批判等等运用于文学艺术的批评之中。同时还有如下一些内容:
第一,借鉴生态文学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有力地批判了男性中心主义。恰如鲁克尔特在分析艾德里安•里奇的《潜入残骸》一文时所说:“男性对待与摧毁女性的方法与男性对待与摧毁自然的方法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B34
第二,发掘文学作品与其它作品中有关大地母亲形象的丰富内容。例如英国科学家接任洛克对于大地母亲该亚的发掘与阐释,发展出十分重要的生态定律――《该亚定则》。
第三,对妇女特有的生存场所的描写与阐释。例如威廉•霍沃斯在《生态批评的一些原则》中所说:“今天,生态文学批评在女权主义批评家与性别批评家当中找到了最有力的支持者,因为他们关注位置观念(the idea of place),这种位置观念起到了界定社会地位的作用。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观念是‘一个女性的位置’(a woman’s place),这个位置通常被描述成阁楼或储物间,在个体寻找到合适的环境之前,这个位置就是容纳并且扶养这些个体的地方。”B35
第四,对女性文学与女性作家的重新评价。这也有价值重建的性质,因为在文学史上,女性文学与女性作家很容易被忽视与曲解,需要站到正确的女性立场上来给予重评。
第五,鼓励广大女性积极参与生态女性文学创作,参与其它生态运动,真正成为保护女性权益、保护地球、保护孩子的主力。生态女性批评家们认为,由于女性天然地与自然的接近,由于她们是哺育子女的母亲,所以,可以说,她们具有关爱地球,关爱自然,关爱人类未来的天性。
①[美]卡洛琳•麦茜特(著),吴国盛等(译)《自然之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② 同①,第11-15页。
③ 同①,第2页。
④ 同①,第6-10页。
⑤ [美]卡洛琳•麦茜特(著),吴国盛等(译)《自然之死》(前言),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⑥ 同⑤,第3页。
⑦ 同⑤,第5页。
⑧ 同①,第210页。
⑨ 同⑤,第3页。
⑩ 同①,第181页。
B11同①,第188页。
B12同①,第205页。
B13同①,第204页。
B14同①,第224页。
B15同①,第229-230页。
B16同⑤,第3页。
B17同⑤,第1页。
B18同①,第60页。
B19同①,第70页。
B20同①,第146页。
B21同①,第180页。
B22同①,第89页。
B26同①,第85页。
B24同①,第93页。
B25同①,第89页。
B26同①,第101页。
B27同①,第109页。
B28同①,第327页。
B29同①,第322页。
B30同①,第323页。
B31同①,第326页。
B32同①,第327页。
B33[美]切瑞尔•格罗费尔蒂(著)《前言:环境危机时代的文学研究》,《生态批评读本》,美国乔治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5页。
B34[美]威廉•鲁克特(著)《文学与生态学:一项生态批评的实验》,《生态批评读本》,美国乔治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页。
B35[美]威廉•霍沃斯(著)《生态批评的一些原则》,《生态批评读本》,美国乔治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2页。
Ecological Feminism and Ecological Feminist Criticism
ZENG Fan-ren
(The Center for 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关键词：生态殖民主义；生态殖民文学；生物扩张；食物链；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5X（2012）06-0087-09
通过阅读相关的文学作品，笔者发现：在西方殖民扩张时期，欧洲疾病、动物和植物随欧洲殖民者流散到新欧洲，破坏了当地原有的生态系统，引起当地生态环境严重恶化，造成当地人口急剧下降，带给殖民地本土人重大灾难，在欧洲殖民者征服殖民地本土人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在时下（后）殖民文学研究中，欧洲疾病、动物、植物在西方殖民扩张中所产生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包括赛义德、霍米·巴巴、斯皮瓦克后殖民理论奠基人在内的后殖民理论专家和学者大都在系列人类文化命题中运思西方殖民主义经验，侧重于生命有机体中人类因素的作用，忽视文学作品描写的生命有机体中微寄生物病原体、动物、植物等非人类因素在西方殖民扩张中的重要作用。为此，本文通过相关文学文本透视其中的生态殖民主义，深入考察微寄生物病原体、动物和植物三个主要的生命有机体在西方殖民扩张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引起国内学者对生态殖民主义的关注。
在展开论述之前，须对本文中的“生态系统”、“生态殖民主义”和“生态殖民文学”三个重要概念做出明确界定。在本文中，“生态系统”主要指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具有特定功能的生命有机体或生物群落（如人类、微生物、动物、植物等）及其赖以生存的非生物环境（如土壤、岩石、阳光、空气、水分等）构成的系统。①生态系统中相辅相成的生命有机体或生物群落构成环环相扣的食物链，这些食物链又纵横交织、紧密结合成复杂的食物网，维持着某一特定区域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食物链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变化都必然牵动整个食物网，打破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历史上欧洲人的殖民扩张触动了殖民地食物链中某些环节，牵动了特定区域的食物网，引起殖民地生态系统的恶化，带给殖民地本土人灾难。本文中的“生态殖民主义”主要指欧洲微寄生物病原体（疾病）、动物、植物等非人类生命有机体随欧洲人移居遥远异国所产生的结果，如欧洲疾病导致毫无免疫力的当地人大量死亡，人口急剧下降；欧洲动物大量繁殖，贪婪地吞噬当地的植物，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系统的平衡。本文中的“生态殖民文学”则指那些描写欧洲疾病、动物和植物破坏殖民地生态系统平衡的经验和结果的文字。
此外，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彼（AlfredW·Crosby）在其《生态帝国主义：欧洲生物扩张900-1900》（EcologicalImperialism：TheBiologicalExpansionofEurope，900-1900，以下简称《生态帝国主义》）一书中，该书名又译《生态扩张主义：欧洲900-1900年的生态扩张》。杜撰“生态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来提醒世人，西方帝国主义不仅像尼日利亚后殖民文学作家钦努阿·阿契贝（ChinuaAchebe）的小说《瓦解》（ThingsFallApart）所描写的那样瓦解东方被殖民地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而且还破坏当地民族及其文化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克罗斯彼提出的“生态帝国主义”概念与本文中的“生态殖民主义”概念意义相近、关系紧密，但又有所不同。著名后殖民理论家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意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两个概念做出区分：“帝国主义”指强势宗主国统治远方他国的实践、理论和态度；“殖民主义”则是“帝国主义”的结果，即移居于遥远的他国。［1］8但赛氏区分忽略了强势西方宗主国（如欧洲列国）的疾病、动物和植物参与其征服远方他国实践活动（即生态帝国主义）这一事实。据赛义德，“移居于遥远的他国”是“殖民主义”最基本的含义，也是“帝国主义”产生的结果。其实，不仅欧洲人移居他国，而且欧洲疾病、动物和植物亦随欧洲人移居他国；再说，移居他国并不是帝国主义的唯一结果，殖民地生态系统的失衡及其带给当地人的灾难也是帝国主义产生的一个主要结果，更准确地说，是生态帝国主义的主要结果。所以，生态帝国主义侧重于实践，生态殖民主义侧重于结果。
一、欧洲疾病——隐形杀手
克罗斯彼生态帝国主义的一个主要命题是，促成欧洲殖民者成功征服新世界（即东方被殖民地国家）的主要因素是他们带到新世界的疾病。在《生态帝国主义》中，我们看到被称为“俄罗斯人”的西方入侵者于17、18世纪拓居于西伯利亚，他们将天花、麻疹、猩红热、伤寒等病原体带入西伯利亚。这些疾病在当地迅速而广泛地扩散，导致大量当地西伯利亚人死亡，人口急剧下降，环境急剧退化。［2］38可见，西方殖民者并非纯然无杂地拓居于东方被殖民地，随其同行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病原或病菌；这些病原或病菌在“新欧洲”随欧洲人扩张而扩张，形成克罗斯彼所称的“欧洲生物扩张”（BiologicalExpansionofEurope）。克罗斯彼论述的欧洲生物扩张中的三大主要因素“杂草”、“动物”和“疾病”构成“植物（杂草）草食动物欧洲人（及其微寄生物病原体）”食物链。链中末端环节上的“欧洲人”是寄主及其微寄生物的合成体。此处的“微寄生物”主要指寄生于寄主体内的病毒、病菌、真菌、病原，它们随寄主扩张而扩张。故此，我们不可抛开欧洲殖民者体内所携带的病原体而单独考察欧洲殖民者的殖民主义经验。
在一般情况下，微寄生物病原体会把没有免疫力的寄主杀死。乔万尼·薄伽丘在《十日谈》引言中描写的那场在1348-1352年间蔓延整个欧洲的黑死病（又称鼠疫）短短的数月内就吞噬了10万多佛罗伦萨居民，使昔日生气怏然、人声鼎沸、繁华美丽的佛罗伦萨城瞬间变得尸体纵横、十室九空、哀鸿遍野。［3］3-9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中的忒拜城也因瘟疫肆虐而变得人畜病死、土地荒芜。但人类这一生命有机体初次被病原体感染后，其免疫记忆对同样病原体的再次侵袭产生快速反应，体内特定细胞会直接攻击并吞没病原体细胞，同时体内抗体量迅速上升，产生一定的免疫力，抑制病原体的感染，甚至杀死病原体。所以，在一定的条件下，虐杀寄主的微寄生物病原体同时又诱发寄主产生免疫力而反被寄主杀死。后来欧洲人甚至能够生产疫苗来加强寄主对某种病毒的免疫力，正如拜伦在《唐璜》中所作：“但种牛痘苗的发明确可称得起抵消了康格利夫的榴弹的祸害；靠着从牛身上借来的新痘菌，医生倒能打发走人身上的痘病。”［4］75
第6期罗世平：生态殖民主义与生态殖民文学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受到寄主强力攻击或抵抗的微寄生物病原体的传染力急剧下降，不能随心所欲地再次享用同一寄主；此时的病原体需要寻找还未获得免疫力的新的易感寄主，转换寄主，将其寄生的适合度重新扩大到极致，以维持其生长、发育和繁衍。欧洲人的远航探险、征战侵略、殖民扩张、旅行考察、迁徙移居、商贸往来、说教传道等使欧洲人与新欧洲本土人广泛接触。如此的广泛接触为欧洲获得免疫力的旧寄主体内的微寄生物病原体寻找新的易感寄主、实现寄主转换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和提供了非常难得的机会。这样，获得某种疾病免疫力的欧洲种群（population）生态学中的种群（population）是指栖息在某一地域中同种个体组成的复合体，是在特定的时间内，由分布在同一区域的许多同种生物个体自然组成的生物系统。种群具有共同的基因库（genepool），彼此之间能够进行自然并产生出有生殖力的后代，因此，种群是种族生存的前提，是系统发展的结果。自然界中任何物种的个体都不可能单一地生存于世，生物个体必然在某一时期与同种及其他种类的许多个体联系成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群体才能生存。种群的英文“population”不仅指生活于同一区域的同种个体组成的“人口”，而且还指栖息于同一地域的同种个体组成的人养或野生的“牲口”，如马群、牛群、羊群等，故早期研究昆虫、鱼类、鸟类的生态学者又将“population”译成“虫口”、“鱼口”、“鸟口”。（来源：李振基等《生态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90页）中的寄主在其殖民扩张过程中突破旧的疾病疆界，将病原体传给毫无免疫力的新欧洲种群，从而打破了新欧洲种群原有的寄主与其体内微寄生物之间的平衡关系，造成灾难性后果。于是，带给佛罗伦萨人和忒拜城人弥天大难的黑死病之类的瘟疫突破旧欧洲疾病疆界，蔓延到新欧洲或新世界，将灾难降临到对外来疾病毫无免疫力的当地人头上，为欧洲人征服当地人充当了隐形杀手，夺去数以万计当地人的生命，使得原住居民人口锐减，斗志丧失，帝国消亡。
欧洲人携带病原体到新欧洲去征服当地人的思想意识在拜伦的诗体小说《唐璜》中已有所表露：“据说那大痘（即梅毒——笔注）之患是来自美洲，看来它也许该驾返其故乡了，据说新大陆的人口已嫌太多，那么也该轮到它使人口减少，用战争，瘟疫，饥荒，用什么都成，好叫他们领略一下文明之道；谁知道哪种祸害最削减人口——他们的真梅毒？或我们的假花柳？”［4］76众所共知，早在16世纪初，入侵美洲的欧洲士兵就将天花带入美洲，结果天花迅速在整个美洲蔓延，吞噬了半数美洲当地人口的生命。1520年，西班牙王国驻古巴总督维拉斯奎斯率军队1500人讨伐征服阿兹提克帝国的科尔特斯，但被科尔特斯率军击败收编。讨伐军中一名染有天花病的士兵把天花病从欧洲传入美洲。最初天花病出现在申泼拉镇（今墨西哥哈拉帕城一带），然后迅速蔓延到阿兹提克帝国全境，进而传遍美洲大陆，在短时期内吞噬美洲半数以上的人口的生命，很多染上天花的印第安人部落消亡灭绝。因为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美洲从没有过天花病毒，所以当地印第安人对此病毫无免疫力，也不知道如何防治。又如艾勒克·博埃默（EllekeBoehmer）在《殖民与后殖民文学》（ColonialandPostcolonialLiterature）中所言，“继16世纪初西班牙征服占领了美洲后，当地土著人就因天花、麻疹的流行而开始了所谓的‘大死亡’，这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史实。”［5］21但这个尽人皆知的史实的真正成因并非是尽人皆知的。西班牙人柯帝兹率领区区数百名随从就成功征服了统辖数百万人的阿兹提克王国的主要的、真正的原因被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H·McNeill）在其《瘟疫与人》（PlaguesandPeoples）中称为“史学家的漏网之鱼”。［6］显然，麦克尼尔以此提醒人们，史学家忽略了在这场以少胜多战争中起最关键作用的传染病。在麦克尼尔看来，促成几百西班牙人征服拥有数百万人的阿兹提克王国的真正原因不是西班牙人的科技优势、火药枪炮、，而是他们传给阿兹提克人的传染病。他在《瘟疫与人》的序言中道出这一真正的原因：“因为，就在阿兹提克人把柯帝兹及其手下逐出墨西哥城的那天晚上，天花传染病正在城中猛烈蔓延。而且，负责率队攻击西班牙人的土著将领也死于那场‘悲伤之夜’——事后，西班牙人这么称呼它。这场致命传染病所酿成的瘫痪性效果足以解释，为何阿兹提克人当时并未乘胜追击溃败的西班牙人，反而让对手有时间、有机会喘息重整，进而联合其它印地安族人来包围墨西哥城，赢得最后的胜利。”［6］毫无疑问，麦克尼尔在此道出的原因与克罗斯彼生态帝国主义的主要命题相一致，即，促成欧洲殖民者成功征服新世界的主要因素是他们带到新世界的疾病。
在克罗斯彼所描述的900-1900年生态帝国主义时期内出现的欧洲殖民者迁徙和移居类型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携带传染病原到新世界。旧世界的病原菌通常随寄主搭乘远洋航船漂洋过海，到达新世界。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哥伦布的船队到达加那利群岛，将痢疾、梅毒、花柳病等传染给岛上的关切人。例如，欧洲男子通过女关切人把当时在欧洲流行的梅毒传染给毫无免疫力的关切人，导致关切人口急剧下降、甚至灭绝。［7］122-164在17世纪末，一位德国传教士写道，“印第安人的生命力非常脆弱，西班牙人的目光或气味就足以使他们丧命。”［7］36-37虽然这位传教士的言辞过于夸张，但其所言至少说明印第安人对来自欧洲的传染病毫无抵抗力，很容易染上外来疾病而丧失生命。
在1768-1771年间，英国“奋进”号远征船船长詹姆斯·库克在其前往澳洲的划时代航行中察觉到他的船员将一种疾病带到太平洋的岛屿，并在当地迅速蔓延，他为此而深感愧疚。当“奋进”号到达塔西提岛后几天，库克写道，“我们的船只到达几天后，我们的一些人就得这种病（梅毒病——笔注），而这些在皇家‘海豚’号到来时是没有听说过的。我有理由认为（虽然不一定）是我们带来的，这一点让我丝毫轻松不起来，我所做的应该是尽我的能力阻止它的进一步蔓延……”［8］131-132库克的忧虑不是多余的，因为确实有欧洲船只将某种疾病带到太平洋岛屿，如彼德·奥顿（PeterAughton）所肯定的那样，“不能否认的是，在18世纪晚期的一段时间里，一般欧洲船只确实给太平洋的岛带来过性病。”［8］133所以，在克罗斯彼描述的“生物扩张”过程中，疾病伴随欧洲人流散而流散。
我们在达夫妮·杜穆里埃（DaphneduMaurier）的《牙买加客栈，法国人的港湾》（JamaicaInn；Frenchman’sCreek）中看到，玛丽的母亲料理的那个“农场里不久就会有人饿死。然后瘟病开始肆虐，并残杀赫尔福德附近村庄的牲口。那是一种不知名的瘟疫，根本无以治疗。瘟疫席卷一切，所向披靡，很像不当令的晚霜，新月时分悄然而至，离去时又无影无踪，只是在它的来路上留下死物一片。”［9］13-14再者，18世纪随欧洲殖民者进入美洲的天花病导致著名智利诗人弗朗西斯科·洛佩斯的妹妹月貌花容消失殆尽，于是又见洛佩斯的诗作《致患天花病的失去美丽的妹妹》。美国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小妇人》（LittleWomen）中善良无私、至善至美的贝丝不幸染上猩红热而离开人世。当代墨西哥裔美国作家亚历杭德罗·莫拉莱斯（AlejandroMorales）的代表作《布娃娃瘟疫》（TheRagDollPlagues）的第一卷描写了发生于18世纪末墨西哥的瘟疫灾害。书中主人公、西班牙王国御医团里最年轻的医生格雷高利奥·雷维尔塔斯于1788年被派往被称之为“新西班牙”的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协助新西班牙总督改善殖民地墨西哥的医疗状况。当时，墨西哥南方一种被称为“布娃娃”的瘟疫盛行，）患“布娃娃”瘟疫而死的尸体软软的，像个布娃娃，因此得名“布娃娃”瘟疫。感染上“布娃娃”瘟疫的病人的手指和脚趾肿大，数日后变红，不久骨肉化脓，四肢糜烂，病毒蔓延到躯体，致使患者死亡。短短的三个月里就吞噬了数千人的生命。据诺贝尔·戴维·库克（NobleDavidCook）估计，“1519年墨西哥中部人口高达1500万，但与欧洲人接触一个世纪后，其人口就减少到150万。”［10］4-5总之，欧洲殖民种群在接触新欧洲被殖民种群时将体内的微寄生物病原体传给了后者，使其人口锐减、民族衰退。但由于微寄生物病原体寄生于寄主体内，不易被人察觉，所以人们考察欧洲人迁徙过程时，往往关注于寄主的迁徙移居，却忽略了随之迁徙移居而流散蔓延的微寄生物病原体。
二、欧洲动物──不速之客
欧洲生物扩张的主要形式是多个不同的种群（如人口、牲口、植物，或人群、羊群、牛群、马群、鸡群等）一同迁徙移居，而非某个种群（如人口或人群）单独迁徙或移居于异国他乡，即，欧洲生物扩张通常以多个不同的种群组成的群落（community）为其迁徙移居的基本单位。生态学中所说的“群落”是指共同生活在同一区域的多个不同种群组成的集合整体。［11］194如果说种群是个体的集合体，那么群落就是种群的集合体。据此，欧洲殖民扩张是欧洲人连同欧洲动物和欧洲植物一起迁徙或移居到新欧洲殖民地的欧洲群落扩张。欧洲殖民者不仅随身带入新欧洲殖民地致人死命的疾病，而且还有意无意地带入同样对当地的生态系统造成灾难性破坏的各种动物和植物。我们不妨先考察欧洲动物在欧洲生物扩张中扮演的角色。欧洲动物在“植物（杂草）草食动物欧洲人（及其微寄生物病原体）”食物链中处于杂草与欧洲人之间的中间环节，属于第二营养级，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转化者），它一方面消费第一环节上杂草提供的食物，另一方面又生产供第三环节上的欧洲人消费的食物；或言之，它是将欧洲人不能食用消化的植物纤维物质（如青草、树叶、嫩枝等）转化为欧洲人能够食用消化的肉奶物质（如猪肉、羊肉、牛肉、鸡肉、牛奶、羊奶等）的转化者。草食动物扮演的这一角色要求它的消费量不能超过第一营养级上杂草的生产量，否则第一环节（或第一营养级）上杂草植物就会不堪重负，终止食物供应，导致食物链断裂，食物网破损，生态环境退化。
众所周知，澳大利亚在英国人来到之前并没有本地土生土长的兔子，但在英国人殖民澳大利亚初期，欧洲兔子被引进澳大利亚。1859年一个名叫波米的农民因思乡恋井，将24只野兔从英格兰带入澳大利亚以解乡愁。出乎人们预料的是，由于这些野兔在澳大利亚没有天敌，它们以其特有的杂乱迅猛繁殖，泛滥成灾。它们大量吞噬庄稼牧草、啃吃树皮嫩枝，它们在地下打洞而居，破坏土壤河堤，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系统，给当地居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在考琳·麦卡洛（ColleenMcCullough）的小说《荆棘鸟》（TheThornBirds）中，鲍勃真实地道出了兔子带给澳大利亚的灾难：“兔子的祸害比袋鼠还严重，它们吃的草比绵羊和袋鼠加在一起还多。”［12］415再看：
天干得很厉害。在梅吉的记忆中，德罗海达的草地总是能设法挺过每次干旱的。但这次就不同了。现在，草地显得斑斑驳驳，在一丛一簇的草之间露出了黑色的地面。地面上网着细密的裂纹，就像是一张张干渴的嘴。弄到这步田地是兔子的过错。她不在的四年中，它们突然在一年之中大量地繁殖了起来。尽管她认为在这之前，它们就已成为了一大祸害。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它们的数量远远超出了饱和点。到处都是兔子，它们也吃宝贵的牧草。［12］416
于是，人们把罪过归于波米，鲍勃抱怨道，“上帝惩罚思乡恋井的‘波米’吧，是他第一个把兔子从英国运来的。”［12］416小说直接表明来自英国的兔子给澳大利亚生态造成的破坏：“兔子不是澳大利亚的土产。它们被多愁善感的人们引进来，大大破坏了这个大陆的生态平衡……这里人太少，兔子太多了。”［12］416显而易见，兔炸使兔子消费量超过杂草生产的食物量，导致食物链断裂，生态失衡，造成灾难性后果。
食物链中间环节上的动物一方面摄食前一个环节上的杂草，另一方面又被后一个环节上的人食用，即牛羊吃草，人吃牛羊。彭斯在其诗歌《赶羊上山》中唱道，“把母羊赶上山岗，赶到长着野草的地方，赶到流着溪水的地方，我的好亲人。”［13］17听罢彭斯“赶羊上山，采食野草”的诗歌，就见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Galsworthy）的《福尔赛世家》（TheForsyteSaga）餐桌上的头菜羊胛肉：“羊胛肉……这道菜在福尔赛家宴会上是公认的头菜。福尔赛家不论哪一房请客都没有不备羊胛肉的。羊胛肉又有滋味，又耐咬嚼，对于‘有相当地位’的人士特别相宜。它有营养而且——好吃；恰恰是那种叫人吃了不能忘怀的东西。”［14］51可见，羊肉及其它草食动物肉（如牛肉、鸡肉、猪肉等）是欧洲人必不可少的食物。
无论在旧世界或新世界，牲口（如羊口、牛口、猪口等）在很多情况下是欧洲殖民者维持生计的主要来源，以致欧洲人口种群和动物种群通常组成群落一起生活。在杰弗里·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里《女尼的教士的故事》中的那个寡妇依靠其死去的丈夫留下的一块地、几只鸡、几头猪、几头牛和一只羊养活了自己和两个女儿，且过着相当富裕的生活。在故事中我们看到：“她（寡妇）小心栽培上帝所赐的一点东西，维持自己和两个女儿的生活。她只有三只大母猪，还有三头牛和一只名叫穆勒的羊……她喂着一只公鸡名叫腔得克立……手下管辖七个母鸡……”［15］675同样，华兹华斯诗作《最后一头羊》中的那个成年汉子靠一头母羊生小羊赚钱结婚、养活6个孩子，其诗曰：“可我呀却买了一头母羊；我把它生下的羊儿喂养，它们一头头都非常壮健；后来我结婚，富裕起来，要多少就有多少钱；我的羊已有二十头上下，而每年这数字还在增加。羊的头数一年年在增长；就凭那原先的一头母羊；……它们越多，我们家越富有……”［16］36-37鲁滨孙在孤岛上驯养当地山羊，以获取羊肉和羊奶养活自己。如鲁滨孙自己所述，“我经常考虑能不能弄到一两只小羊，繁殖出一群驯羊，等我的弹药用完的时候，供我作食料。”［17］98后来他捕到一只老公羊、一只小公羊和两只小母羊，并把它们驯养起来，实现了他养羊取食、维持生命的目的。他说，“不到一年半，我已经连大带小有了十二只山羊了；又过了两年，除了被我宰杀吃掉的几只不算，我已经有了四十三只羊了。”［17］130这也说明，欧洲人擅长驯化动物，孤岛上的鲁滨孙显然比当地土著人更擅长驯化动物。欧洲殖民者带到新欧洲并驯化的动物主要有牛、马、猪、羊、驴、鸡、猫等。鲁滨孙在荒岛上驯养山羊，建立了一个包括狗、猫、羊、鹦鹉在内的热闹家庭。［17］65-66牲口不仅被用来维持生计、赚钱致富，而且还常用来耕田犁地、载物运货。在彭斯的诗歌《老农向母马麦琪贺年》中，老农赠送礼品麦子一把给曾为其辛劳耕作的老马麦琪，并向它恭贺新年，“恭贺新禧，麦琪，请收下这点麦子喂肚皮！……拉犁你也肯出力，四马之中你走最里，你和我常在三月天气，连续八个钟头，一次耕十亩田地，一同把汗流。……你拉车也是好样，最陡的山坡也敢上；……只把脚步稍稍放长，车子就跑得顺利。”［18］131-134牲口种群的这些利用价值足以将人口种群和牲口种群紧紧地联在一起，共同生活。
欧洲人口种群和动物种群不仅组成群落一起生活，而且组成群落一同乘船漂洋过海、迁徙移居异国他乡。在驶往澳洲的“奋进”号船上，库克及其船员带有羊、鸡、猫、狗等动物。如奥顿所述，“从‘海豚’号上挑选的第五个成员就是船上的山羊，就是这只动物，以后被约翰逊冠以无上的荣誉，有以下文字为证：‘环球两次，只有这只山羊，作为神的第二侍从，神灵赐以它，以后再不用产奶。’”［8］20虽然“奋进”号“在比斯开湾时，甲板上的两条狗、几只绵羊、一只山羊和船上的猫以及装着三四打母鸡的几个大板条箱也被冲跑了，”［8］34但我们由此可见欧洲人确实带着动物同船漂洋过海、驾往异国。在《鲁滨孙飘流记》中，鲁滨孙游回到斜搁在沙滩上的遇难船上，找到一些欧洲麦子，他说，“这点麦子本来是准备用来饲养我们带到船上的一些家禽的，但家禽现在已经死了。”［17］43这说明鲁滨孙等一行在从英国出航时把一些家禽带上了船。除在海难中死去的动物外，还有一条狗、两只猫幸存下来，如鲁滨孙所述，“同时还有一件不应该忘记的事情，就是我们船上还有一条狗和两只猫，……我把两只猫都带到岸上；至于那条狗，它是在我第一次搬东西上岸的第二天自动跳下船来，泅到岸上，来找我的，后来做了我多年的忠仆。”［17］55-56这说明，由人口和牲口（或动物）不同种群组成的群落不仅共同生活在同一区域，而且还共乘同一船，如“海豚”号或“奋进”号远洋探险船，飘移到东方被殖民地。早在公元10世纪晚期，欧洲人来到格陵兰岛南部建立殖民地，他们不但在那里建造教堂、住宅，而且带来牛羊，在牧草稀疏的土地上放牧。15世纪欧洲殖民者将公羊和母羊、公牛和母牛投放到亚速尔群岛啃食青草、生殖繁衍。当1439年葡萄牙国王首次允准葡萄人在亚速尔群岛上定居时，那里已经牛羊成群了。欧洲人征服加那利群岛时，为使该岛“欧洲化”而引进了狗、山羊、猪、绵羊、马、驴、牛、骆驼、兔子、鸽子、鸡、鸭子等不同的欧洲动物种群。欧洲动物的到来使殖民地食物链中间环节“草食动物”的数量急剧增加，超量的动物抢食有限的牧草，导致大面积草地超载放牧，食物链始端环节断裂，杂草质量迅速下降，生态系统严重退化。
欧洲动物不仅掠食殖民地有限的牧草，而且参与欧洲帝国军队征服当地民族的战争，甚或亲自向土著人直接发起攻击。如“在1880年的马温战争中，跟随在66步兵团士兵后面的是役畜——大约2000匹骆驼、500头矮种马、100头骡子和350头驴子，加上100多头公牛……它们背上驮着弹药、补给品和帐篷。”［19］9-11欧洲殖民侵略军时常利用这些身强力壮的大动物攻打本土人，例如，西班牙人利用战马进攻阿兹提克人，斯堪的纳维亚人用公牛打先锋战胜了斯库利林人。无疑，作为欧洲人坐骑的马在征服殖民地土著人的战斗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甚至欧洲小动物也直接与欧洲殖民军士兵并肩战斗，亲自攻击殖民地土著人，且立下赫赫战功，成为沉默的战斗英雄。据伊芙琳·勒·切尼，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在各个军队中，养宠物狗是很平常的……特别是大英帝国在非洲、印度和远东进行扩张时期，这种情形更是司空见惯。宠物会与它的士兵主人分享生命，分担职责……”［19］2切尼紧接着举例说，“白色短毛狗鲍比是1880年马温战争中66步兵团的宠物。另外还有混血狗耐利，公狗比利，它们同它们的主人一起战斗到最后时刻。然而当其他所有的人和动物或者被杀或者因受伤绝望地躺在那儿时，鲍比还是继续撕咬，给敌人以重创，展示了战胜所有恐惧的个人勇气。”［19］2-3显然，像鲍比这样的欧洲“英雄动物”在欧洲殖民扩张、征服土著人的战斗中发挥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三、欧洲植物──秘密武器
现让我们考察欧洲植物在欧洲生物扩张中扮演的角色。克罗斯彼在《生态帝国主义》中强调欧洲人带到新欧洲的主要植物是“杂草”。克罗斯彼所称的杂草“指的是任何在乱七八糟的土地上蔓延得很快并能竞争过其他植物的植物。”［20］156-157根据这个定义，杂草包括或好或坏、有利或有弊的植物甚或作物。从生物学角度来看，杂草是生命有机体的主要生产者，由绿色植物和具有化能合成、光合作用的细菌组成，能利用太阳能把水和二氧化碳合成为有机物，为其它生命有机体（如草食动物和人）提供食物。所以，杂草在特定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能量运转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能把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其光合作用所固定的能量以化学键能的形式储存备用、或以牧草、作物和食物的形式进入“杂草动物人”或“作物人”的食物链，环环传递，形成能量流。
由于杂草在生命有机体生产、食物制造和能量转化中所起的如此重要的作用，欧洲殖民者总会想方设法将欧洲杂草（包括作物）带入新欧洲供欧洲殖民动物和欧洲殖民者食用。据克罗斯比，杂草是这样移居的：“在移居的植物中，地中海地区的杂草无疑是头一个成功的横渡者；进行短程跳跃而到达亚速尔群岛、马德拉群岛和加那利群岛那砍掉了森林的山坡上，尔后进行长途航海到达西印度群岛和美洲热带地区。”［20］157这些被引进的杂草在无人照管的情况下长得很茂盛——确实长得顶好。［21］10，97-98面对如此茂盛的杂草，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的贡柴罗感叹道，“草儿望上去多么茂盛而蓬勃！多么青葱！”［22］28-29据安德鲁·H·克拉克（AndrewH·Clark）的考察，来自旧欧洲的卷叶酸模、苦苣菜、红茎法拉里是移居美洲的先驱植物。18世纪西班牙士兵和传教士有意无意地随身携带卷叶酸模、苦苣菜、红茎法拉里、野燕麦、雀麦、黑麦草等植物来到美洲。这些植物随着西方殖民者，如士兵、传教士等，沿着海滨地区的山岭进入圣华金河和萨克拉门托河流域，［23］748-751由此向其他更广泛地区拓展。
到了19世纪中叶，很多外来杂草种类适应了新欧洲的生存条件，茂盛地生长。克罗斯比很有把握地断定，莎士比亚在悲剧《李尔王》中描写的杂草（如芹叶钩吻、荨麻等）早在莎士比亚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在北美洲的土壤里扎根了。［20］162在《暴风雨》中，如果贡柴罗当上岛上的岛王，安东尼奥肯定，“他（贡柴罗）一定要把它种满了荨麻。”［22］33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一幕第二场出现的“车前草”移居新英格兰和弗吉尼亚，被美洲印第安人称为“英国人的脚”，［24］24因为他们相信这种杂草长在英国殖民者踏走过的地方。鲁滨孙无意中把从欧洲带来的谷粒抖落在岛上一块岩石脚下，后来鲁滨孙说，“不料过了一个多月，我忽然看见地上抽出几根青绿的茎子……我看见那些茎子上又生出十几个穗子，完全和我们欧洲的大麦，甚至英国的大麦一模一样……尤其奇怪的是，在大麦茎子旁边，沿着岩石脚下，我又看到几根稀疏的绿茎，显然是稻茎……”［17］68这样，多种欧洲植物移居于新欧洲，在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据克拉克提供的数据，在圣华金流域的外来植物占草地草本植物的63%，占林地草本植物的66%，占灌木林草本植物的54%。［23］750这一切说明，欧洲植物与欧洲的士兵、商人、传教士、探险者、拓居者、殖民官一样具有侵略性。如此“植物扩张”同样侵占大片土地，抢夺庄稼地、破坏森林，帮助欧洲殖民者征服殖民地本土人。
16世纪引入秘鲁的一种叫做特雷博尔的欧洲杂草具有很强的扩张性，侵占了很多庄稼地，埋没地里的庄稼，为扩张的欧洲动物提供优质草料。另有很强侵略性的欧洲桃树、白三叶草、禾草、小檗属植物、金丝桃、麦仙翁、雀麦、野洋蓟、荠菜、繁缕等逾百种杂草在随后的世纪里进入美洲殖民地。［20］164-166这些杂草或粘附于牲口毛皮翻山越岭、或随风飞散飘落、或随河流雨水流散，向四面八方迅速传播。据克罗斯彼，当欧洲橘子落地烂掉后，其籽儿就随河流雨水流散到各地，长成橘树林。［7］66-67这样，杂草通过成千上万的杂草籽儿和大量的球茎、根茎的片断等多种方式四处传播、繁衍蔓延。例如，野生大蒜在北美殖民地以多种不同的方式繁衍，成为当地麦农的灾星。有些杂草的籽儿轻得不到0.0001克，可以随空气的运动飞散到其它地方，如苦苣菜、蒲公英的籽儿随风飘得很远。另些杂草带粘性或带钩的籽儿则抓攀上兽毛和衣服免费旅行到新地方。还有许多杂草（如匍匐冰草）通过地面或地下根茎或长匐茎的伸展来传播，以浓密的丛簇方式向前推进，把挡路的其他植物淹没闷死。［25］686-687从英国引进的“车前草”被美洲印第安人称为“英国人的脚”，其叶子把其它植物完全遮住或挤向旁边。移居到新欧洲的杂草为移居到新欧洲的牲口提供了重要的饲料，而这些牲口又为它们的主人效劳。这样杂草对欧洲殖民者是极其重要的。
在澳大利亚，“1788年英国人有意携带多种植物到达新南威尔士寻找殖民地，到1803年3月，英国人带来的植物超过200种……其中一些植物立即就占据了当地杂草（如马齿苋）的地盘。由此可见，面对旧世界植物的侵略，澳大利亚的植物群显得何等脆弱。”CommonwealthofAustraliaHistoricalRecordsofAustralia，SeriesI，Governors’DispatchestoandFromEngland（TheLibraryCommitteeoftheCommonwealthParliament，1914-25），IV234-41.例如，扩张性很强的“白三叶草……快速前移，在气候湿润的墨尔本定居下来而‘常常破坏了其他的植被’”。［20］169“苦苣菜似乎在墨尔本及其周围的每个地方都长得很繁茂……将较无侵略性的青草完全挤出一些牧场。与西北欧气候十分相似的塔斯马尼亚对于新的杂草也很相宜，因而两耳草和拳参与开拓殖民地的人们齐步前进。”［20］169根据克罗斯彼的引介，约150种来自欧洲的植物侵占了澳大利亚的土地，扎根生长。［20］170“在加拿大，有60%较重要的农地杂草来自欧洲；在美国，500种农地杂草中有258种来自旧世界，有177种明确地是来自欧洲；在澳大利亚，适应该地生长环境的异域植物的种类总数约为800种。”［20］171欧洲杂草的引进使美洲、澳洲等殖民地的生态系统发生变化，欧洲殖民者一般在新欧洲建立符合他们要求的生态系统，这要求他们首先要解构殖民地原有的本土生态系统。结果，殖民地本土的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例如，“在新南威尔士，定居者们飞快地砍伐树木，使土生的野草暴露在烈日下，而牲畜们也飞速地啃食着土生野草和草本植物。”［20］286在每一寸土地都被树林覆盖的马德拉岛上，欧洲殖民者为耕种作物、畜牧牲口而清理树林、开辟空地。殖民者为省力、省时、省钱，竟然放火焚烧岛上树林，严重破坏了岛上原始树林的生态环境。
在本·奥克利（BenOkri）的长篇小说《饥饿之路》（TheFamishedRoad）中我们看到，非洲某国一个小镇的居民原来过着平静和谐的原始生活，但西方殖民者的到来打破了他们的平静生活，使那里的道路逐渐变宽，房屋日益增多，但本土野草越来越少，树林滥遭砍伐、森林向后退缩。在加那利群岛上，欧洲人大量种植甘蔗和生产糖，结果岛上的森林让位于蔗田，而森林的减少又导致岛上降雨量的减少，降雨量的减少直接导致岛上生态环境的恶化。被称为“外来植物”或“外来杂草”的欧洲黑莓（悬钩子属植物）在加那利群岛上迅速蔓延，严重侵蚀了岛上土地，成为当地一害。在V·S·奈保尔（Naipaul）描写的《自由国度》（InAFreeState）中，读者所见的是生态环境遭受破坏后的荒芜景象：“道路的一旁是一些小土丘，类似于长满了杂草的蚁丘。每一个峰丘都可以看出树木被砍伐过的痕迹。现在这片被废弃了的土地上一片荒芜……”［26］136
行文至此，我们看到，杂草动物欧洲人（及其微寄生物病原体）食物链随着欧洲人的殖民扩张而延伸到新欧洲，食物链交织成的食物网也随之扩展至新世界。食物链中末端环节上的欧洲人把病原体传给毫无免疫力的新欧洲本土人，使其人口锐减、甚至消亡。食物链中间环节上的欧洲动物一方面掠食新欧洲杂草，增加了绿草消费者数量，使杂草不堪重负，供不应求；一方面又将欧洲人不能食用消化的植物纤维物质（如青草、树叶、嫩枝等）转化为人能食用消化的肉奶物质，供养欧洲殖民者；另外，许多种动物还充当役畜或兵畜，加入征服土著人的战斗。食物链始端环节上的欧洲杂草在新欧洲侵占土地，埋没庄稼，破坏森林。简言之，欧洲生物扩张导致新欧洲食物链断裂、食物网破损，解构了当地原有的生态系统，并按欧洲人的要求重构新欧洲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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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彭斯.赶羊上山﹝一﹞［M］//彭斯诗选.王佐良，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17-19.
［14］约翰·高尔斯华绥.福尔赛世家﹝第一部﹞［M］.周煦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15］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M］.方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16］华兹华斯.最后一头羊［M］//华兹华斯.华兹华斯抒情诗选.黄杲炘，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36-37.
［17］笛福.鲁滨孙飘流记［M］.徐霞村，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18］彭斯.老农向母马麦琪贺年［M］//彭斯彭斯诗选.王佐良，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131-136.
［19］伊芙琳·勒·切尼.沉默的英雄：历史上最伟大的动物战士［M］.韩宁宁，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
［20］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生态扩张主义：欧洲900-1900年的生态扩张［M］.许友民，许学征，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21］GonzaloFernándezdeOviedo.NaturalHistoryoftheWestIndies［M］.Sterling.AStoudemire，trans.ChapelHill：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1959.
［22］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一〉［M］.朱生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23］AndrewHClark.TheImpactofExoticInvasionontheRemainingNewWorldMid-LatitudeGrasslands［M］//JrWilliamLThomas，ed.Man’sRoleinChangingtheFaceoftheEarthII.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56：748-751.
［24］EdmundBerkeley，DorothySBerkeley.TheReverendJohnClayton，aParsonwithaScientificMind.HisWritingsandOtherRelatedPapers［M］.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PressofVirginia，1965.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
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开展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需要借鉴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时在实践中还需要坚持正确的原则与方式，当前做好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是高校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三个主要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以实践为中介，在批判旧哲学抽象自然观的基础上，通过强调自然、人、社会的相互交织及其互动，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包含了三个主要内容。
第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首要内容。马克思指出：“自然界是人无机的身体”。[1]一方面，自然界对于人具有演化先在性。另一方面，自然界对人的实践活动具有前提性和制约性。因此，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统一。人与自然的共同存在、共同发展，是生态过程及其关系存在的前提。
第二，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马克思指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是为自身而存在的存在物……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 [1]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劳动，通过劳动，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基础上建立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两方面彼此联系，相互作用于人类的劳动实践过程和社会活动中，形成了生态关系与经济关系有机结合的生态经济关系。实现真正的人与自然的和谐，还必须积极处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社会发展同自然生态系统协调进行。
第三，人与自我的和谐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统一，其中自然属性是实现人发展的基本方面，人要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还需要使人的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相互协调、相互强化。建设生态文明不只是技术问题、项目问题、经济政策问题，而是核心价值观问题、人的灵魂问题。
透过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三个主要内容，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其一，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强调人与自然不可分离，有助于我们辩证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提高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自觉性。其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强调人与自然冲突的根源在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冲突，认为生态问题的背后是人的价值观或社会发展观问题，这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生态问题的本质，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生态和谐。
二、大学生生态文明观的培养途径
（一）理论上深刻理解生态文明观
生态文明观的形成是对人类发展道路的总结反思，体现了对生态危机解决途径的理论认识和对生态环境观念的理论变革。这些理论认识和变革包含了人与自然界相互关系的基本认识以及与此相关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科技观和发展观等一系列生态文化观念。大学生生态文明观教育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时代要求，也是构建生态文明观的基本途径。
首先，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读生态文明。恩格斯指出：“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两个变革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 [1] “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2]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运用自然史和人类史相统一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生态问题，其对大学生生态文明观的教育具有启发意义。
其次，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渗透生态文化知识。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可结合科学发展观的内容，说明生态文明是随着时展而日渐完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选择，是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理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说明生态文明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总结和提升，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要求的。
最后，在教育教学体系中体现生态文明理念。将生态文明教育列为公共课程，让大学生系统地了解生态文明理论及生态环境保护方法；结合不同专业开展与专业相关的生态伦理课程，在各个学科的教学中，挖掘本专业与生态科学的交叉领域，根据专业教学特点与内容，将生态文明理念渗透到教学之中，使生态文明教育在各学科的专业教育中得到深化。
（二）实践中自觉践行生态文明观
马克思指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3]生态文明中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实践观念，正是马克思调节与控制思想的体现。大学生生态文明观教育的成功离不开实践维度的应答，实践是大学生生态文明观教育的重要手段，同时又是大学生践行生态文明观，实现教育目标的重要形式。
生态文明观的实践包括举办生态文明教育讲座，组织讨论会，开展生态文明知识竞赛，使大学生系统地了解生态文明知识；组织生态文明主题活动，让大学生在自然中陶冶性情，激发与大自然的情感。开展经常性的生态文化宣传教育，充分发挥大学生社团的作用，要抓住网络阵地，建立生态文明教育专题网站，在校园网设置生态文明栏目，定期生态文明相关知识、理论动态等，建设良好的校园生态文化环境，弘扬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文化，使大学生做到心中有校园，心中有生态。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对于人们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坚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而且也为目前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指明了方向。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603.
作为一种新兴批评流派，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要求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全新的解读，让人们用一种全新的角度去审视文学的历史、现状及未来，它打破了传统的陈旧的文学批评模式，为西方文学批评带来了巨大的生机和活力。可以说，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充盈着强烈的环境保护意识和女性主体意识，在这种自然和女性的眼光下，传统的文化、文艺观、价值观以及批评尺度等受到质疑，文学作品将面临重新定位和评价。
二、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特点
(一)理论渊源与现实基础
生态女性主义作为生态思潮和女性思潮的组成部分，并非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之上的。其理论基础在于生态女性主义是环境主义与女性主义相结合的产物。生态理论的进步及女性主体意识是其发展的理论源泉。生态女性主义在继承传统的理论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为文学批评及其他文化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女性主义者投身生态环保运动并对环境问题的思考是生态女性主义产生的而现实基础。上个世纪60年代初，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尔森发表了作品《寂静的春天》，这部作品毫无保留地揭示了农药的广泛使用引发的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的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从而唤醒了美国广大民众的生态意识，在美国引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环境保护运动。在文学界，作家们特别是女性作家也不甘示弱，他们将女性和自然作为主题写进文学作品中去，将“自然歧视”和“女性歧视”裸地展示给广大读者，引发读者深思。如朱晓光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渊源与流变》一文中提到，1978年，美国著名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格雷芬的《妇女与自然:她内心的吼叫》一书出版;1979年，卡洛琳•麦茜特的《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学与科学革命》发表。这两部专著的发表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提供了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生态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的结晶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是在借鉴生态批评与女性批评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融合，其理论意义看似等于其实大于二者的结合。生态批评是把以地球为中心的思想意识运用到文学研究中，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而女性主义批评则是一种用女性意识关照文学作品，具有女性价值标准和审美追求的文学批评。早期的女权主义者伍尔夫在她的女权主义批评奠基之作—《一间自己的屋子》一书中深刻指责男性的统治地位和对女性身处的困境表示同情，她主张女性应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拥有独立的经济来源、高贵的尊严和崇高的社会地位。另一位女权主义者波伏娃于1949年发表了《第二性》，该书被誉为西方女权主义的理论经典。在书中，波伏娃认为女性要从这种家族式的社会中摆脱出来，撕去“他者”的标签，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正是在生态批评与女性主义批评的参照下建立起来的，具有极其深厚的渊源和背景。它通过女性批评与生态批评的途径，从女性与自然的角度出发，深入研究文学与女性、自然的关系，将生态女性主义伦理文化作为文学批评的价值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对传统文学作品进行新的评价。
(三)将生态女性主义文本作为批评的对象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有选择性地进行文本批评，将有针对性的文本作为批评的对象，其中包括女性和男性的自然写作和其他经典之作。如在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的《红字》作品中，周红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野分析指出，以宗教为代表的父权制对人性残酷的压抑不但造成了诸多如海斯特这类女性命运的悲剧，也扭曲了男性生命状态，而回归自然、人性，于母性中汲取力量，是摆脱异化、重获生命和谐的希望与路径。吴晓梅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揭示出苔丝与自然的亲密关系以及父权制社会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女性和自然的剥削和压迫。又如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在这些作品中，女性和自然一样，都是受害者，受到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的压迫和歧视。因此，生态女权主义者认为，只有反抗父权制观念才能解放妇女和自然，才能最终解决生态危机，实现生态平衡，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男人与女人的和谐平等。
(四)女性与自然的关系贯穿文学批评的始终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与男性相比更贴近自然。在她们看来，男性中心主义和环境破坏行为共同构成对女性—自然联合体的威胁。女性与自然在本质上有惊人的相似性，女人孕育生命就像大自然创造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一样，正如美国生态女权主义家斯普瑞特奈克所描述的那样，“女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生儿育女，并把食物转化成乳汁喂养他们，大地则循环往复地生产出丰硕物产，并提供一个复杂的容纳生命的生物圈”。以劳伦斯的作品为例，在他的作品中，女性与自然的关系密切，钟情于自然，亲近自然。小说《虹》中的女主角厄秀拉从小就喜欢大自然，“每当发现一条涓涓流淌的溪流，她就非常开心。她的心好像也随着小溪奔跑着，歌唱着”。《恋爱中的女人》厄秀拉姐妹俩也喜欢畅游于大自然之中，享受着自然所给予她们的欢乐。在劳伦斯看来，自然和女性是同一的，女性是热爱自然，自然是女性的生命源泉，她们互相安慰，互相支持。自然与女性的关系在狄金森的诗歌中以及托马斯•哈代的作品中也得到了完整地呈现。所以说，女性与自然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作品的两大主题，成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聚焦点，贯穿文学批评的整个过程。
三、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不足之处
作为西方文学批评的一支新锐，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无疑给西方文学界带来了一笔巨大的财富。它推动学术界从生态和女性双重角度去解读文学作品，重新审视经典和传统著作，从而再次定位人类文化观、价值观以及生态观。然而，这一文学理论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体系，因而在指导文学批评的实践过程中难免会有不足之处。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只是有针对性地选取部分具有解析力的作品进行解读和分析，难以避免“以偏概全”的过错。生态女权主义者在选择文本进行批评的时候往往选择以女性为主角的自然写作或是以自然为背景的“反女性”文本，而忽略了两者的硬性结合只会导致这两个视角之间出现悖论的严重后果。再者，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在进行文本批评时有时比较感性，从主观意念出发，缺乏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根基。因此，对文本进行细读和深入研究是当下文学批评的必然要求，同时切忌对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文学批评“套帽子”，力图从实际出发，客观分析不同文本甚至同一文本之间不同人物的生态观、价值观、文化观以及伦理观的差异，本着公平正义的心态批判性地进行文本分析。
四、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未来发展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