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娱乐化
在詹姆逊后现代语境下，“娱乐”是文化的一大特点，也是詹姆逊所指的“深度消失”的具体表现。众人寻找“”、不追问背后深层意义，忽视社会责任感，追求自我压力的释放。文化娱乐化已是当今的一个突出现象，而在网络环境下娱乐化得到了最大化。清华大学教授肖鹰曾说，网络全面娱乐化的结果就是真实的信息得不到确认，严肃的教育得不到传播，还有社会、民族、文化的正能量，“都被娱乐化了”。网络世界给大众提供了一个全民娱乐、全民狂欢的空间。在利益的追逐下，网络文化呈现出了亚健康状态，肤浅、低俗的文化内容横行。我们要警惕在网络文化丰富繁多的背后，可能会是另一种“缺失”，即除了娱乐外，我们一无所获。过度娱乐化使得谣言横飞，八卦色情等消息充斥在网络事件中，长期在这么一个环境下，会使得我们的精神世界贫乏空洞，缺少关心时事政治的热忱，疏于对社会个人终极价值的追问，沉迷于琐碎、无聊、娱乐的低俗事件，在日复一日的娱乐后，人生价值没有得到提升。“现在的网络被严重地娱乐化、游戏化、低俗化，网络从高科技的工具退化为使人们丧志并进而危害社会的玩具。”这句话不是危言耸听，更是对我们敲响了警钟。
2.大众化
网络文化是“草根文化”，有着很强的大众性，这与詹姆逊所说的大众化即为吻合。从互联网上可以及时搜集到大量信息，使得少数人对信息和知识的垄断难以为继，给普通民众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舆论平台。每个人都可在网络上“发声”，各抒己见，人们不再仰视专家和学者，而是将他们的观点与自己掌握的知识进行比较、分析，从新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较之传统媒介下普通民众话语权的缺失来说，网络对整个文化的普及和推广都是很好的。当然我们在看到文化大众化的同时，也要看到可能存在的消极方面。大众群体推波助澜，导致色情、暴力等信息的传播，恶意无聊事件的炒作，网上的各种恶搞、谣言很大程度上与网络过于自由性，平民化缺少约束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要看到大众化有导致媚俗化的一面，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3.盲从性
盲从性正是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中“主体性消失”的表现，网络中的主体在网络文化中迷失了自我，所表现出来的就自然是跟风、盲从。网络的大众化让大家都受到了文化普及的同时，也导致了众人对少数人的“网络暴力”，网络娱乐化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导致我们对任何一种现象的出现都会潜意识的开启“娱乐他人、揣测、质疑他人”的模式，网络言论自由同时也助长了部分网民对社会话题的盲目跟从，甚者是借机诽谤、诋毁他人。尤其是在名人生活全方位暴露在众人视野下，一些敏感话题往往会导致网民易人云亦云、盲目跟帖、评论粗暴、丧失理性，有失偏颇。如“炫富事件”“明星吸毒”等事件后，部分网民的评论暴露出了其仇富、失衡的心态，抑或是表达出对整个社会的不满，其实大部分网民并没有对事件本身做出调查，纯粹是为发泄而言论，媒体渐渐代替了我们的思维，与其说是网民在发表评论，不如说是媒体在“牵引”大众的舆论导向，我们缺少反省精神，考虑问题单一性。从而为散布谣言、危害国家安全的不发分子提供了缺口。
二、优化网络文化
1.抢占网络舆论阵地，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网络阵地作为新世纪文化阵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义不容辞的贯彻党的文化方针，加强网络领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抢占舆论制高点，引领网络文化的发展方向。其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文明”“和谐”“法治”不仅是网络文化建设力争达到的标准，而且也是指导网络文化建设的方针。部分网友由于缺失正确价值观的引领，精神极度空虚无聊，只能求助于网络的花边新闻打发时间，这部分人群更易被消极价值观侵袭，丧失自我。所以，只有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才能帮助广大网民树立科学、向上的价值观，提升广大网民的精神境界，充实他们的精神需求，才能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消极、扭曲的价值观相抗衡，从而传播正能量，促进网络文化健康发展，从而为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强国打下坚实基础。
2.完善和普及网络法规，加强网络监管
加大网络监管力度，坚决打击严厉打击，推动互联网信息和网络经营行为规范化。虽然我国目前已有较完备的网络法律，如《互联网站禁止传播、色情等不良信息自律规范》等，但网络的自由性和隐蔽性一直向网络法律法规提出挑战，提高网络法律的质量任重道远，我们仍要不断地专研网络特点从而使之趋于完备。健全网络法律法规是为了严格贯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同样是网络法律法规的宗旨。对利用网络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的违法犯罪行为，以及网络造谣传谣行为和影响网络信息及规范化的行为都要给予严厉打击。因此有必要从宏观上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加强对网络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这样不仅有利于防止因过度娱乐化而造成的理性缺位，更对提高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因此要不断完善有关网络媒体的法规，这样才能使网络新闻媒介生态环境更加法制化。
3.重视网络主体地位、提高网民素养
关键词：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立场，从当今我国社会文化现实出发，探析詹姆逊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理论与当今我国大众文化现状的相关性，这种研究的立场和角度为我国大众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宏观上提供了指导作用。
一、近几年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国内研究述评
目前，国内翻译过来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著作主要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文化转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政治无意识》《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和《：文化与政治》。从发表的论文来看，国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是近几年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主要集中于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批评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对我国大众文化的影响、后现代文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研究。近几年，国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容和特点的研究。詹姆逊从后现代主义视角提出关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论断使之成为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开创者；其归纳概括出后现代主义文化特点———深度消失，历史意识消失，主体消失，距离感消失，对理论界的影响十分广泛。同时，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已成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主导，后现代社会中文化大众化、文化视像化和文化商品化等文化问题日渐突出，文化与资本相互渗透，从而揭示出后现代社会文化转向的本质。詹姆逊研究文化问题角度与传统的从经济和政治视角不同，他注重从历史的深层逻辑对文化进行探析，尤其注重从社会生产方式与文化生产之间的联系来探析文化问题。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必须透过“文化主导”的概念来掌握。关于这一观点，国内许多学者都进行了研究，刘永杰认为，詹姆逊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对于后现论建构贡献最大，并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进行归纳总结。这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大众文化也具有借鉴和指导作用[1]。刘梅指出，詹姆逊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核心词语：文化扩张、文化历史分期、文化超空间、文化意识形态、文化“他者”视域等，这些范畴构成了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总体轮廓，这不仅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什么”做出回答，而且也一般性解答了“文化是什么”的问题[2]。国内其他学者通过对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也指出，詹姆逊通过分析文化发展的资本逻辑与文化经济内容，考察文化形式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演变与辩证关系，判定文化表现的现实境遇与时空特征，关注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与乌托邦诉求及文化政治使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态度。与此同时，詹姆逊以“空间逻辑”来建构后现代文化理论体系，从“空间”维度思考后现代的历史分期问题。在对一系列后现象的认识上，他认为影像文化的流行是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并从主体、历史等角度分别展开论述。
在对零散、破碎的后现代文化景观分析之后，他为试图解决后现代社会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而提出“认知绘图美学”的方案，在以解构、颠覆为主要精神指向的后现代语境中，表现出独特的“乌托邦”守望精神。总之，詹姆逊的思想方法包括“从整体上把握对象”，他也擅长将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用历史的角度去思考和把握，“历史”在其著作中是一个关键词汇。在《政治无意识》这一本书中，他就以“永远历史化”这个口号作为开端。詹姆逊在其力作《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明确指出：“我在本文所勾勒的后现代主义，乃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而非把它纯粹作为一种风格潮流来描述”[3]。二是从詹姆逊的观点看中国大众文化的研究。詹姆逊解读大众文化的方式既有宏观的一面，也有细致的一面，既作为一种讨论社会普遍问题的特殊方式，也存在深刻的分析性和有效的解释力。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对我国的大众文化研究有很好的借鉴作用。詹姆逊认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后现代同样会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文化现象，因此，他着重强调后现代主义文化问题应在世界范围去研究，同时提出发达国家的文化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之间保持一种张力是世界文化发展所必需的论断。不过我们也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詹姆逊分析后现代文化现象是站在以美国为主导地位的西方社会立场，他所指的后现代是西方文明危机的一种产物，他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批评理论是基于西方大众文化传统进行的，而我国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殊社会背景和独特的文化语境。因此，我国学者们普遍认为，詹姆逊的大众文化理论不仅适用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与实践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是，我们应该用辩证眼光看待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观，并与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形势相结合，批判性的借鉴和吸收其理论，从而对我国的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实践进行丰富和发展。对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不应该照搬，也绝不能照搬，我们可以进行借鉴。
国内学者认为，詹姆逊对文化乌托邦特性的阐释非常符合中国大众文化现状和特征。比如影像文化以及网络文化所组成的部分占我国文化相当大的比重，而詹姆逊指出的“乌托邦”特性是这些文化的一个根本特点。现代化的新媒体逐渐成为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这都可以让观众群体暂时忘记现实而沉浸其中，这就是中国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的种种现象。不过事情都是既有利也有弊，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的消极影响体现在它正在消解着人们的主体性，而积极的作用是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为人们向上精神的树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优秀的大众文化作品的乌托邦特性为人们提供了对理想生活追求的精神动力，出色的励志类文化作品也增添了人们追求“正能量”的思想精神动力。三是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启示研究。任何事物发展都有其两面性，金无足赤，詹姆逊的理论也存在令人难以完全同意的部分，例如中国许多学者对他的“西方中心论”观点进行批判，学者们认为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中仍然存在着发达国家的自身优越感，这就必然影响到詹姆逊的理论观点，所以，我们在研究他的后现代文化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影响时，一定注意他的基本立场。但是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的研究方法对于我们思考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与内在矛盾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在当今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必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与西方文化进行交流时要进行良性的互动发展，吸收其精华，理性地交流，既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性，又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渊博的文化精品。在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冲击下，我们如果仍然固守中国传统文化，试图重返我国经典文化时代，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只是单纯为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需要，任其大众文化自由发展，最终只能使我国文化精神空虚、主体沦丧，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们应该推陈出新，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
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认为：“所谓人文精神，主要是指一种追求人生意义或价值的理性态度，即关怀个体的自我实现和自由、人与人的平等、社会的和谐进步、人与自然高度统一等。”[4]另外，陈思和教授说过，人文精神就是“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一种对于人类发展前景的真诚和关怀，一种作为知识分子对自身所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专业岗位如何结合的总体思考。”[5]所以，我们应该在保留大众文化积极成果的同时，借鉴后现代主义中对现状的反省以及对“神性”的追求。
二、近几年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国外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后，詹姆逊开始转向文化问题，起初这一研究方向的转向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随着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出现，詹姆逊后现论才被学术界逐渐重视起来。和中国学者对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研究相比，西方学者则更早开始对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关注，并且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国外的理论研究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和挖掘詹姆逊后现论的深刻意义，使得以前文学界没有及时被发现的重要问题浮出水面。比如将詹姆逊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进行对比问题的研究以及对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探讨等等。国外学者普遍认为，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奠定了他在现当代文化理论界不可动摇的地位，是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理论思想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是后现代语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产物。詹姆逊文学生涯正式开始的标志是《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的问世。20世纪50年代，詹姆逊认为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视野太狭隘，并且指出当时现象学侧重于主体表象投射的研究方法是说明不了文学与当下社会的内在联系，这些观点表明詹姆逊与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已经开始出现分歧。同许多后现代的学者相比较，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问题的研究也更加有理论的深度与现实意义。国外许多学者给予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极高的评价与肯定。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思想家和活动家佩里•安德森对詹姆逊后现代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地域—政治层面的理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詹姆逊是这一领域的专家。安德森认为自己的重要著作《后现代主义起源》也是从詹姆逊理论中获得的灵感。英国著名学者肖恩霍默在自己的著作《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导言里详细地介绍了作为理论批判家的詹姆逊的文学作品、对詹姆逊的理论和政治方案定了位。他高度评价了詹姆逊的后现论，并提出詹姆逊的后现论在当代世界的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1]刘永杰.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及其对我国社会主义大众文化建设的启示[J].安阳工学院学报，2005（2）.
[2]刘梅.詹姆逊文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倾向[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6）.
[3]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500.
[4]王一川.从启蒙到沟通———90年代审美文化与人文精神转化论纲[J].文艺争鸣，1994（5）.
【关键词】詹姆逊；后现代文化；马克思主义；全球化
作为20世纪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分析是透彻和独到的。《文化转向》这本书中，涵盖了詹姆逊丰富的后现代文化思想，他从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谈起，坚持将后现代置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更新中加以评价，解读了主体性消解，空间优位，视像文化盛行等后现代文化关键词。同时詹姆逊坚持对后现代持一种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从生产方式的基本概念入题，以历史的辩证的方法看待后现代主义文化，此外对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进行了批判。
一、后现代文化关键词
1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詹姆逊把后现代主义概念定义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他认为对后现代主义的分析，必须与晚期资本主义的时代特征联系起来，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联系起来，与现代主义联系起来。《后现代主义与消费》提到后现代两个特征，一是大部分的后现代主义都是“作为对高级现代主义的既有形式，对占据大学博物馆、美术馆以及基金会等这样或那样的主导性的高级现代主义的刻意反动。这意味着，有多少不同形式的高级现代主义就会有多少相应的后现代主义”。二是，一些主要边界或分野的消失，“最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高雅文化和所谓的大众或通俗文化之间的区别的消弭，高雅艺术和商业形式之间的界限似乎越来越难以划清”。詹姆逊敏锐地觉察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和资本运行的中，经济与文化相互交融和渗透，一方面经济进入到了各种文化形式，使艺术作品成为商品；另一方面文化也逐步变得经济化，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较为狭小的文化圈中扩散出来，进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消费品。詹姆逊理论的核心论题，即现代主义的过去和作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表现的新形式的后现代的到来。他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论断建立在他对资本主义文化发展三阶段划分的基础上，即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詹姆逊强调“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将后现代主义置于一个偌大的历史语境之中，既强调了后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断裂，同时又突出了与以往各种文化形式的相连，不仅仅视其为一次历史的断裂，而且视其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阶段。
2主体性消解
自启蒙运动以来，主体性一直被哲学赋予至了高无上的地位，标志着人的中心地位和为万物立法的特权。主体性“它如同你的指纹一般不会雷同，或如你的身体一般独一无二。这意味着现代主义美学以某种方式与独特的自我和私人身份、独特的个人和个性的概念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这些概念被期待产生出它自身对世界的独特的看法，并铸就它自身独特的、毫无雷同之处的风格”。然而，在后现代文化中，詹姆逊认为主体已被“零散化”，失了昔日的中心地位。后现代文化里，性和个人身体代表着过去的东西，旧的个体或个人主体已经“死亡”，即一种形成经典现代主义的文体实践的经验和意识形态已经结束，人们不再拥有那种独特的私人世界和风格去表现。在后现代主义社会中，自我的解构，伴随着主体的消失，从而带来了人的精神的零散化。后现代社会中，人所体验的到不是完整的世界和自我，相反体验的却是一个变了形的外部世界和以及“非我”的主体。人没有了自己真实的存在，无法感知到自己与现实的联系，无法将自己和历史乃至未来起来，无法使自己真正统一起来。在后现代主义者的心目中，过去变成了一个死亡的仓库，过去只是过去的形象，因而可以将后现代社会描述为形象的社会，而形象只是对现实的复制。正是在这种复制中，形象将现实抽象化，非真实化了。
3空间优位
詹姆逊认为空间在后现代社会中具有主宰性的地位。他指出，“现代主义的叙述性作品提出了一个不同的问题，即一个关于时间的新的历史经验；而后现代主义在一个困境与矛盾都消失的情况下似乎找到了自己的新的形势、新的美学及其形式上的困境，那就是空间本身的问题。”不仅时间具有空间性特征，而且一切都空间化了，市场的货币形式和商品逻辑也转换成为空间形式，成为结构性要素。詹姆逊分析出，由于后现代时间转化成了永恒的现在，那么后现代文化就是一种缺乏深度感的空间性的文化，“后现代主义现象的最终的、最一般的特征，那就是，仿佛把一切都空间化了，把思维、存在的经验和文化的产品都空间化了。”当下我们正处于资本主义第三个阶段即“跨国或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这一阶段直接塑造了后现代主义空间内涵。“资本本身变成了自由浮动的东西，从它产生地的‘具体语境’中分离出来”，场所的中心意义被解构，资本积累呈现“解区域化”的特征。资本所呈现出的这种无限扩张的全球性空间结构，已经远远超越第二阶段的“世界市场”意义的全球一体化，而是信息化、网络化推动下的全球化、一种电子计算机控制的空间。电子空间的发展“为资本的转移消除了空间和时间的隔阂”，从而提升了资本积累的规模和扩张速度，使金融资本开始超越工业资本在全球资本的权力结构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晚期资本主义也因此呈现一种“金融资本主义”的特征，詹姆逊称之为全球化社会中的金融资本时期。
二、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
1生产方式总体化解读
詹姆逊曾经说过“我本人要再次说明的是关于‘生产方式’的概念，我对后现代主义的分析正是对这一理论的又一贡献”，不同于其他的后现论家，詹姆逊第一次将后现代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坚持只有在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后现论才能得到最好的理论化。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大多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社会主力理论中的同一性和整体性，而詹姆逊则对后现代的研究采用的是总体化方式以“总体性”方法，通过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现象透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而如何用总体性概念来解释后现代现象，詹姆逊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概念。后现代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晚期的系统转换与资本主义自身是一以贯之的，具有同一性的。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始终是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问题最有生命力的理论模式，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也不例外，“说到底，马克思是正确的，不管人们说什么，没有哪一个人类社会的结构具有像当今社会这样的集体性”。他反对把后现代主义看成美学风格或文化现象，而是从生产方式变迁的角度，对这一文化现象作出总体的说明。生产方式自身内含着的这种异质成分，使得其在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表现为不同的形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詹姆逊认为，作为上层建筑的后现代主义，是受经济基础制约的。若要研究后现代主义，就必须深入到与后现代主义先关联的后现代社会中，联系后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才能揭示后现代主义存在的最深层的根源。
2坚持历史的辩证的方法
后现代主义作为晚期资本主义阶段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内容，相对于现代主义而言，是反对语音中心的罗格斯主义的，并对“元叙事”产生怀疑，同时消解掉了统一性和主体性。作为历史新的发展阶段，后现代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方法，具有一定的颠覆性和进步性。但是否新的就是最好的，伴随着资本运行的全球扩张，整个世界已经被串联成了一个信息网，正如书中所说的帝国主义已经过去，替代它的是新殖民主义和全球化。詹姆逊对后现代文化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深刻批评，“正如在文化领域，抽象的形式在现代时期似乎是一种丑陋的、不和谐的、令人反感的和粗鄙可憎的东西，而现在则成为消费文化（从最大的意义上讲，从广告到商品样式，是视像装饰到艺术产品）的主渠道，并且不再使任何人感到震惊”。这也就意味着当社会中什么都被视为文化时，其实文化本身的概念被解构和消散了，从而带来了后现代文化在表达形式上的极端和解构化，理解上的晦涩难懂，心理刻画上的肮脏鄙俗，对于后现代社会中的这种金融文化和消费文化，詹姆逊所持的态度是批判和否定的。能够历史的辩证的看待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利与弊，坚定从事着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对我国的大众文化研究而言，无疑是新的思路和好的方向所在。
三、后现代文化全球化质疑与启示
帝国主义已经过去，替代它的是新殖民主义和全球化，这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和文化的全球化，更是资本和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对后现代主义全球化概念的否定从某种程度意义上讲是传统的对资本主义概念的否定的重现，因为后现代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晚期的系统转换与资本主义自身以一贯之，具有统一性。后现代主义文化批判说到底就是与全球化的资本逻辑作斗争，后现代文化的堕落与资本主义的腐朽具有同样的程度，也只有通过不断探索后现代种种文化现象后面所隐含的社会现实才能挖掘其深层意义。在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涉及到了两种以及多种文化的交融，文化的双方涉及到“观看”与“被看”。一种文化只有借助于其他文化的参照，才能在互相观照和互相审视中获得更为开阔的视野，从而更清楚地把握自己的位置。詹姆逊他从文化“他者”的视阈出发，把文化的“他者”视阈广泛运用于其后现代文化批判和文化研究的实践，他一再警醒人们认识美国在全球化文化中的霸权主义。
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中有关大众文化和文化全球化的分析对于我国建设自己的文化理论有着重要的作用。在文化全球化扩张的阶段，我们如何能够在吸取西方后现代文化的各种利弊同时，不失去自己的传统文化根基，做到真正的兼蓄并收，如何能够抵制西方世界对我国的文化霸权侵略，都可以在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分析理论中得到启示。此外，随着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在全球范围内边界的消去，在消费社会中正确认识大众文化起着重要的价值导向作用。在我国，大众文化的流行一方面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增添新的文化形式，活跃了文化氛围，但同时我们应该警觉到的是，有些大众文化种类在表达形式上的极端和低俗，也会导致了国民人文素养的下降和人伦道德的沦丧。因此我们应采取辩证的态度来看待大众文化，同时还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处理好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的关系，在广阔的文化范畴中，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参考文献：
[1]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著，胡亚敏译：《文化转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版。
[2]詹姆逊著，张旭东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社1997年版。
[3]张志忠、陆世宏：《论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论坛》2003年第2期。
[4]刘梅：《詹姆逊文化理论关键语总体解读》，《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1期。
[5]包立峰：《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意识形态批判》，《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后现代主义虽然其风行的范围主要是在文学界、艺术界、文艺理论界，但影响很大。按照学术界比较认同的说法，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后现代主义变体出现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在八十年代后半期，后现代主义是与先在的中国现代主义交织为一体而悄然出场的。在当时，人们还未对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区别形成清晰、明确的认识，大多将之与现代主义混为一谈，等量齐观。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思潮进一步渗入了大众传媒和日常文艺消费，激起了众声“喧哗”。由于后现代主义的无中心意识和多元价值取向，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评判艺术价值的标准不甚清楚或全然模糊，艺术精品的存在受到了消费者的挑战，出现了高科技操作下的复制的艺术，甚至拼凑的艺术，无深度。平面化。增殖、拼贴、碎片等均成为后现代艺术的特征。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漫画《论语》，大话《西游》，戏说乾隆，“搞笑”诺贝尔奖金，“”鲁迅小说中的人物，以及王朔的“痞子文学”和“无知无畏”的文学批判等等。尤其是孔子和他的思想，在古典社会被作为“万世师表”的“圣人”而顶礼膜拜，只有少数精英分于才对它有解释权；至现代社会，则被作为“孔老二”、“孔家店”而打倒，较多的“准精英”开始对它说三道四地进行批判；进而到了后现代的今天，竞成为大众调侃的“漫画”对象。这种现象，来自于现代艺术家杜尚的给《蒙娜丽莎》加上胡子并将小便池搬到展览会上作为艺术品展出，但不再具有杜尚的“先锋”、“前卫”意义，而是代之以大众时尚调侃的意义。
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存在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它之所以得以输入，自有其客观原因。一是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中介绍了许多西方理论与学说。其中有名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就引进了不少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的著作（如福科、德里达、加达默尔、杰姆逊、丹尼尔·贝尔等）。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出现有很大的合理性，其从人文主义价值立场出发，对现代化过程中人性、价值和意义世界的失落，充满了文化上的忧虑——正是这种“人文主义”的色彩，很容易诱惑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所以，即使在九十年代初，国内尚未出现全方位的世俗化市场社会，后现代主义就以一种学理层面上的人文忧思出现了。二是自八十年代末以来，国家政治危机相对缓和，社会生活相对稳定，商品化逻辑无限扩张，大众传媒的迅速普及，后现代语境已经包围着中国人。在娱乐文化方面，后现代氛围日渐浓厚。流行音乐、排行榜、卡拉OK、通俗文学、畅销书、电视小品、连续剧甚至肥皂剧、武打片、言情片、VCD、录像带等等，消费文化市场已经形成，文化工业初具规模，艺术、理想、品德、情操、权威、价值等崇高的意义已经悄然引退，高雅和通俗的界限正在打破，无论政治还是文化，诸多领域已经渗透着资本的逻辑，甚至理论也成为一种实用主义的手段。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传播、大众文化的流行提供了温床。
毫无疑问，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从合理性方面看，它确实能让人对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危机有清醒的认识：例如对自然资源的过分掠夺、物欲膨胀而导致的人文精神价值的失落等等。它的批判精神对现代化发展有一定的约束意义。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深刻的矛盾和严重的弊端，不仅对于整个人类文明，就是对于当下的社会文明，也已经带来不可漠视的负面影响。
首先，后现代主义打破艺术与生活的界限，使得一向被认为是崇高和高雅的艺术打上了当代商品经济的印记，因而失去了美的崇高和独立的价值。后现代艺术对古典艺术、现代艺术的冲击，导致崇高和理想的衰落。社会理想、人生意义、国家前途、传统道德等等，在后现代主义的浸淫下变得相当模糊、淡化，这就难免导致文化生态的平衡和社会大众文化素养的低俗化。
其次，后现代主义的“复制性”导致“快餐文化”的泛滥，使千锤百炼、呕心沥血的文化力作、精品的出现，变得几乎没有可能。本杰明最早开始了这种批评，他指出，电影、电视、广播等电子传媒的出现，意味着不仅是对物质的复制也是对十精神的复制，“复制技术把所复制的东西从传统的领域中解脱了出来，由于它制作了许许多多的复制品，因而它就用众多的复制物取代了独一无二的存在。”的确，后现代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复制的文化，它不仅是可以复制在胶片、磁带、激光唱盘上的批量生产的商品，而且它的类型、风格、模式，甚至语音也是复制出来的。它日复一日地为人们提供着各种大同小异的流行丈化，如同满街的快餐，廉价而畅销。个性、创造力、批判热情、现实精神都消失殆尽。人们当然会担心：在一个丧失了首创性和怀疑精神的社会中，我们的生存、发展，靠什么来得到保障？而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几件力作、精品的文化产品推出，那么，它的文化建设无疑是很不成功的。当前，社会舆论一再呼吁力作、精品，但无论在文学还是艺术的领域，力作、精品始终未曾出现，归根到底是与后现代主义的“复制性”分不开的。
再者，后现代主义也追求“独创性”，但这类“独创”并非真正的创新，而是以时尚的胡闹来博取轰动的新闻效应。这在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后现代艺术中表现得最为鲜明。从中摘取几个镜头可见一斑：将中国人描绘得傻呼呼的笑（愚顽得不可救药的形象）；将牛肚剖开“艺术家”钻出来（美其名曰“再生”）；将自己用铁链吊在天棚上，在医生协助下输血，让血滴在电炉上散发了异样的气味（自残范例）；有的作者还利用自己外貌上女相男身”弯曲的直线”的暧昧性别，表演性自虐，满足了不同性别观者的好奇心，而且首先是西方传媒的热烈炒作，逐步被“国际大展”的策展人选中。这一时期，“经典”之作当属《为无名山增高一米》，11位男女叠罗的，耸立在北京妙峰山区的一个秃山包上，丈量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现实处境，也创造出一个以身体为信息载体的地景艺术标竿，尽管只有一米。还有肉末书法、病毒餐、颜料浴，为都江堰算命、用冰洗河、对水弹琴等等。这些不但扭曲了艺术的含义，有的已与艺术没有多少关系。
创新是艺术的本性。一切文化艺术形态的发展、进步，都是以创新为动力的，但创新的手段或方式、方法各不相同。在古典艺术，是同求不同，不同求同，即跟别人一样的做法但也要比别人做得更好；在现代艺术，是不同求不同的标新立异，即跟别人包括昨天的自己做得不一样，不仅要新（new），而且要成为新闻（news）；在后现代艺术，则是以同求同的时尚，而时尚，正是大众的新闻，所谓创新，也就成为创造具有轰动效应的新闻，从而吸引大众的追随或注目。因此，后现代艺术，不仅“媚俗”成为一种时尚，而且“欺世”也成为一种时尚。
后现代主义的负面影响在中国颇有点惊世骇俗的震撼力，所引起的争议也很强烈。应该说后现代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启示，例如在强调人的创造能力、绘画的各种材料与风格的结台以及推动艺术家同观众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艺术发展与社会的关系等等艺术多样化方式方面，都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清并确定自己与艺术的关系。但是，正如许多学人指出的，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最严重的缺陷，就是完全忽视了中国的现状与西方社会完全不同：西方是一个早已现代化的、发达的工业、后工业社会；而中国还是一个处在从前现代到现代过度的社会。因而，在中国大谈、大用后现代主义，是否符合国情？
网络空间是网络文学产生和成长的基础。20世纪的最后十年，文学网站大量涌现，《黄金书屋》《书路》《文苑英华》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些文学网站为网民提供了海量的阅读空间，但版权问题也随之而来。1999年，王蒙等六位作家状告“北京在线”侵权一案表明，著作权同样适用于网络传播。在这种情形下，《新雨丝》《橄榄树》《榕树下》《原创动力文库》等原创文学网站应运而生，成为网上文学爱好者的天堂。互联网的发展不仅仅为网络文学提供了空间，它还在诸多方面影响了网络文学。首先，互联网改变了各个文化圈封闭的状态，有助于形成多元化的文化意识。互联网把世界各地的计算机联为一体，人们在网络上畅所欲言，各种文化思想在这个开放的空间里交流、碰撞。在线的每个人既是信息的阅读者也是者，在接受文化的同时也创造着文化。他们使网络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他们创造了一个多元文化的时代。其次，互联网的发展树立了平等、自由、参与的现代观念。互联网改变了信息传播的传统方式。在传统社会，普通人是靠人际交往传递信息，表达观点的。传递通道的局限，使得个体的心声只能在狭小的生活圈子中表达。互联网改变了这种信息传播方式。通过网络，人们可以自由地表达世界观、人生观，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平等、自由的讨论，获得平等的话语权。互联网颠覆了传统的信息垄断和由此衍生的集权控制。个体在自己的话语空间里，充分展示自我，平等、自由、参与的现代观念逐渐成熟。最后，互联网极大激发了个体的创造性。在互联网上，没有权威的管理机构和管理者，网络文学撤销了作品发表之前的一切审查机制，公共文化空间向私人话语开放。文学一夜之间仿佛回到了原始状态：人人都可以无拘无束的抒情言志。这种体制之外的写作极大地激发了个体的创造性。
二、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出现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到了六七十年代，后现代主义学者们用各种方式阐释他们眼中的文化图景并形成了被普遍认可的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网络文学的发生与兴盛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情。因此，从时间上看，网络文学活跃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背景下，并且不可避免地受到后现代主义的渗透和影响。网络文学与后现代主义虽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但后现代主义学者们却在网络文学中找到了后现代主义文化表征的有力证明。可以说网络文学强化了当代文化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表征包括去中心与多元化、大众化、娱乐狂欢、拼贴复制等。这些表征在网络文学中都有所体现。首先，作为后现代主义基本品格的去中心与多元化也是网络文学的重要特征。后现代主义一反现代主义的精英意识和高雅指向，崇尚相对、多元与不确定性。网络文学消解中心话语模式。网络的开放性，拆除了传统文学对文学传播平台的垄断，颠覆了文学话语霸权，提供给大众一个全新的、开放的、平等的文学空间。网络文学迎来了“众声喧哗”的自由时代。文学的“载道”功能被削弱。网络文学表达内心感受，展示最真实的自我，以生命本色的喧哗替代对文学主旋律的协奏。其次，后现代主义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它的大众化、娱乐狂欢性质。在后现代语境下，文化已走出神圣的殿堂，阳春白雪、下里巴人的界限已被打破。艺术品成为大众茶余饭后消遣的手段。网络为大众狂欢提供了更为广阔、更为自由的空间。大众在这里畅所欲言，尽情抒发欲望。网络文学成为最直接的宣泄欲望的工具。展现自我，张扬欲望是大众的集体狂欢。最后，后现代主义的显著特征是无穷复制。网络为后现代主义的无穷复制提供了最快捷的方式。网络文学作品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封闭的文本，它处于一个巨大的网络环境中，每一个文本都有可能被引证和参照，而它自身就可能是一个引证参照的结果。这就使得网络文学散发出机械复制和类像化的意味。而这一点无疑对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表征形成了某种应和。
三、网络文学是与网络技术共生的文学
在1965年到1980年的“理论高峰”时期,西方社会语境中出现的民权运动、学生运动、民族解放、女权运动等等激进思潮此起彼伏、风起云涌,政治上新左派呈现出蓬勃之势,它们对处于这些语境中的理论家们产生深刻的影响。像德里达、罗兰•巴特、福柯、萨义德等一大批理论家的开山之作均诞生于这个时期,“他们的著作主要与60年代末的政治事件紧密相关。某种意义上,理论是那些政治事件的继续,是在这些运动结束之后,让那些观点保持热度的一种方式。”[7]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伊格尔顿认为理论的真正的兴奋点已经发生了改变,“如今是‘性’取代了真正个性化的话题。在愈加疯狂的学术界,一种对法国哲学的兴趣已经让位于对法国式深吻的迷恋。在某些文化圈儿里,的政治远远要比中东政治来得更令人着迷。社会主义已彻底输给了施虐受虐狂。在研读文化的学生中,身体是非常时髦的话题,但是他们感兴趣的往往是充满的身体,而不是饥肠辘辘的身体;对交媾的身体兴趣盎然,对劳动的身体兴趣索然。”[4](P2)传统经典的权威被颠覆,年轻的学生和新加入学术界的学者们不再对阐释文学作品感兴趣,而是渴望尝试运用这些崭新的批评方法,在图书馆里勤奋“钻研着一些耸人听闻的课题,如吸血鬼现象和挖眼珠、半机械人和。”[4](P3)这些转变一方面表明传统文学批评的范畴,涵盖到整个文化生产领域,尤其是大众文化进入理论研究的领域;另一方面也表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类似的种种主义已经风光不再。”[4](P2)理论的热潮已经退去。伊格尔顿对此流露出明显的忧虑和不安,因为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他,关注的当然是“饥饿的身体”,是“劳动中的身体”。他站在马克思主义现实批判的立场指出,这种转变恰恰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患上“政治失忆”症以及遭受了政治上挫折的文化理论的一种映照。
返观处于全盛时期的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理论,伊格尔顿认为其具有一种不同寻常的特色,即“政治与文化的混合是两者并重的”。[4](P44)在那段短暂的时间里,打碎偶像的文化批评、先锋派艺术和革命性的政治杂糅在一起,满怀希望地迈向崭新的未来。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一梦想逐渐破灭了,许多激进分子开始放弃过去的理想,文化成为了激进政治的替代品,80年代与90年代的文化理论呈现出了“去政治化”的趋势。尤其到了后现代社会,它“所提供的那些更有诱惑力的商品之一就是文化理论本身。……后现论也代表着一种在日趋竞争的知识环境中积累可贵的‘文化资本’的一种方式。”[6]在后现代主义那里,“文化成了继续保持激进政治能量的方式,一种以其他方式继续政治的工具,文化逐步成了激进政治的替代品。”[4](P45)也就是说两者的身份日益接近,政治以文化的形态出现。
伊格尔顿把这种现象称为“是对真正的政治僵局的奇妙替换”。[8](P11)他对后现代主义的盛行做出了独特的政治心理诊断,认为其虽然戴着反抗与批判的激进面具,“把大量时间用在抨击绝对的真理、客观性、永恒的道德价值观、科学研究以及对历史进步的信念。它怀疑个体的主体性、僵化的社会和性别规范,以及对世界具有监视基础的信仰。怀疑这个社会得以建立的稳固基石。”[4](P17)实际上却缺乏在实践中实现的可能性。“后现代反对规范、统一和共识的偏见,是一场政治上的灾难。”[4](P15-16)伊格尔顿指出后现代主义者高估了文化问题的重要性,它们在当今显露出了轻佻和不足的一面,说其轻佻是因为当下的许多严峻的现实不能仅以文化理论视之,“我们在新的千年面临的首要问题———战争、饥荒、贫穷、疾病、债务、吸毒、环境污染、人的易位———根本就不是特别‘文化的’的问题。”[9](P151)这其实是人类从一开始就一直面对的物质问题。说它不足,是因为对于许多无法回避的关于人类存在的重大问题,当今的文化理论未能做出充分回答和回应。“我们坚持的文化理论许诺要尽力解决的许多基本问题,总的说来没有兑现诺言。在道德与形而上学问题上,它面带羞愧;在关于爱、生物学、宗教与革命的问题上,它感到尴尬窘迫;在邪恶的问题上,它更多的是沉默不语;在死亡和苦难面前,它更是讳莫如深;它教条地对待本质、普遍性与基础的问题;在真理、客观性以及公正方,它则是肤浅的。”[4](P101-102)令伊格尔顿感到痛心疾首的正是理论这种“欺瞒”和“失言”的缺陷。文化理论当初是在密切关注和参与现实政治的背景下产生,可是理论发展到后来,已与现实问题相距甚远了。尤其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文化理论对传统的思想观念不分青红皂白地解构和颠覆,却又无法有力地解释人类的根本性问题,这势必造成文化理论在社会和学术界的影响的衰弱。理论以标榜自身的政治性曾获得人们的支持,但在实践的过程中它却偷梁换柱,把宏大、严肃的涉及到人类终极关怀的政治问题换成了人类琐碎的生活形式,其陷入目前的困境也是不可避免的。
“不管怎么说,一个新的吉凶未卜的世界历史阶段已经开启,甚至最与世隔绝的学究们也无法漠视它。即使这样,最具破坏作用的,至少在抵抗资本主义运动出现之前,就是对集体、实际政治行动的失忆。正是这种失忆,使得众多当代文化理论观点歪曲走样。”[4](P7)对于伊格尔顿而言,理论中缺失的另一半并不是文学、读解、文化或美学,而是政治。在他的脑海中,理论主要不是福柯、德里达等人的那些高深理论,而是“后现代主义”。他认为在目前新的历史语境中:“随着一场新的全球资本主义叙事的开始,伴随着所谓的反恐战争,人们所熟悉的那种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正在走向终结。”[4](P51)由此可见,伊格尔顿试图证明走向终结的是“后现代主义理论”。然而,伊格尔顿所宣布后现论的“行将就木”或“终结”并不意味着理论发展到了“终点”,他的“理论之后”是理论的重新启程,理论在变换着,理论自身并未终结,而是通过变化而不断获得新的生命。伊格尔顿十分重视文化中那个超出现实的政治实践需要的部分,认为这是文化中真正重要的东西。
“文化在传统上几乎是资本主义的反义词。文化是关于价值、而非价格的,是关于道德、而非物质的,是高尚而非庸俗的。文化是与符号、伦理与神话、美感与情感在一个日渐对它们感到不耐烦的社会秩序中得以建立家园的所在。”[4](P24-25)因而他认为,理论重生的可能不是标新立异的理论创造,而是向传统的回归。“如果男男女女都需要自由与灵活性,那么他们也需要一种传统和归属意识。向根的回归并不是一种倒退。”[4](P21)这种回归对于理论来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文本,也不是那种精英领域的纯理论,那是一种指向广泛社会和实践的理论形式即是他一贯主张的政治批评。因此,他的“理论之后”其实是“更多的理论”,在一种更宏伟、更负责的层面上,以真理与客观性为哲学基础,向后现代主义逃避的诸如道德、良善、幸福、死亡等这些宏大问题敞开胸怀。伊格尔顿运用自己天主教背景以及马克思本人与亚里士多德学派的联系认为研究宗教和伦理学是开展理论重建的一种可能途径。“我们有一套非常古老的颇受敬重的话语,那就是伦理学。这个领域被政治左翼们大大忽视了。他们犯了个致命错误,认为伦理学主要是关于人际关系的学说,与政治无关。美国的基督教右翼也这么认为:伦理学关注卧室,而非议院,关注胎儿问题,而非费卢杰战斗,关注私情,而非军备。我认为,在主流的伦理学传统中,从亚里士多德到阿奎纳和马克思,伦理学总是意味着政治伦理学。”[10]伊格尔顿认为,在亚里斯多德那里,伦理学与政治学是紧密相联的。伦理学是关于人类欲望的科学,因为欲望是所有人类行为背后的动机。而由于我们的欲望都是社会性的,所以欲望必须被放置在一个更广阔的情境,这个情境即是政治。关于政治的概念,伊格尔顿指出,人类必须具有“德行”,个人不能只单纯地检视自己的感受,而应该在更加宽广的情境下观察自己的生活。“亚里斯多德称这种更加宽广的情境为‘政治’。我们也必须在时间的脉络下观察自己;了解自己的生活作为一种叙事具有怎样的意义,从而判断它究竟是好是坏……你也必须要对什么才能算得上是人类的充分发展具有一定程度的理解。这并不是一种个人的事物。”[4](P127)伊格尔顿从宏观的角度提出一个人能否过着道德的生活,即一种属于人类的自我实现的生活,最终是政治的。“这是亚里斯多德之所以没有在伦理学与政治学之间做出明显区分的原因之一。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们有一门‘研究人类至善的科学’,接着便出乎意料地指出这种科学即为政治学。”[4](P128)
面临文化研究一味地剔除政治,不去关注道德的缺失的现象,伊格尔顿认为理论的重生需要继续在反思中保持批判的姿态,并且指向实践行动。因为伦理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为了追求道德的完善,我们需要的是实际行动。伊格尔顿认为现世还存在饥饿的“男男女女”,使饥饿者摆脱悲惨的命运,可以作为践行道德的实践。同时也必须配合更大范围的政治行动,即变革与革命,才能使更多的人摆脱悲惨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对革命的需求仅仅是一种现实的观点。”[4](P180)这种对生活在悲惨命运里的现世“男男女女”的关怀,具有鲜明实践指向性的政治批评体现了伊格尔顿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伊格尔顿通过全面考察20世纪的西方文化理论,明确指出新兴文化理论中的大部分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在与马克思主义极富创意的对话中形成的。“20世纪有众多的反抗殖民的伟大理论家和政治领袖在西方接受教育,并持续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路易•阿尔都塞信奉马克思主义,他感到有必要打消许多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感到马克思对他的专业领域———人类学,几乎无所建树。……(罗兰•巴特、茱莉亚•克里斯蒂娃)两位思想家在当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关系紧密。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利奥塔发现马克思主义与信息社会和艺术先锋派思想了无干系。……德里达始终把他自己的解构主义理论理解为一种激进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福柯最著名的基本著作中为他提供了一个沉默的对话者。……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掠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提出了像‘符号’资本这样的概念。”[4](P32,34-35)的确,20世纪中后期活跃在世界文化理论舞台上的大师们很难说是在反驳还是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但在某种程度上都与马克思主义有关,正如萨特所说:“马克思主义代表着20世纪在一个方面的最终境界,你可以置若罔闻,但无法逾越。”[4](P36)尽管由于斯大林主义的出现,使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教条,在西方受到质疑,但伊格尔顿敏锐地发现其实许多理论家已经开始反思马克思主义陷入困境也是因为资本主义本身发生了变化。新型资本主义是以消费而不是生产,以影像而不是真实,以媒体而不是工厂为中心的,而马克思主义对这些新的议题显然缺乏足够的建树。伊格尔顿对此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也必须处于与时俱进的发展之中,以崭新的面貌和姿态介入新的历史语境和阐释新的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仍具有解释能力,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理论重生的重要资源。“看来使马克思主义与时代脱节的变迁正是它所需要解释的变迁。马克思主义显得多余,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改变了本质;马克思主义不再受到青睐,是因为资本主义比以往更加彻底。资本主义陷入了危机,正是马克思主义阐述了这些危机是如何产生和结束的。因此,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观点来看,使它显得多余的资本主义恰恰证实了它的不可或缺性。
（一）以学习先进为最大价值取向的激进态度所造成的文化困境
在上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教育学者的态度都相当激进，他们主张对外学习，并对先进教育理论予以了高度肯定。然而，在他们充满热情地学习国外教育理论时，却陷入了文化困境。作为文化的产物，中国教育学者的文化属性必然带有中华文化的特色。也就是说，他们当中的每一个都是中华文化的“所有者”，特别是近代早期学者，其文化属性更带有明显的国学色彩。带着这种浓厚的国学色彩去学习西方教育理论和模式，难免会对西方文化教育理论的认识和理解产生偏差，面对这一困境，只能摒弃传统，以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去进行研究与学习，久而久之，就渐渐被西方文化“殖民”了［1］。对于广大中国教育学者而言，这种价值观与思维方式的“歧出”对其研究和学习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影响，具体表现在：首先，它分割了中国教育学者的日常生活与学术生活。关于这一现象，台湾著名心理学家杨国枢先生曾说过：“我们以西方的模式从事研究工作，以中国的生活模式生活。”其次，它容易使国人过分崇拜西方教育理论。由于西方教育理论具有情境性和临时性的特点，中国人一旦走出研究工作的“象牙塔”之后，就会失去生活的方向，甚至迷失自我，但是他们坚持向先进教育理论学习的精神又迫使他们陷入了以理论指导实践的困境，这大大弱化了实践对理论的约束力。面对这种情形，自然会出现过分崇拜某种理论的现象。再次，它将教育理论的创新精神扼杀在了摇篮中，导致中国教育研究极其缺乏原创精神。
（二）以注重继承传统为价值取向的发展态度所造成的文化困境
当中国教育学者穷尽自己的力量去承接教育传统和传统文化，或开始对传统文化特色予以高度重视时，尽管其价值取向是正面的，但实践起来却困难重重。首先，如果他们不解决“破旧立新”的问题，就算多么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是无济于事的。换言之，当代的中国教育学者一方面要有所突破，另一方面又不能因创新影响传统的继承。但是，我国教育理论本身就沿用了西方模式的大环境下，他们该如何厘清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理论、传统教育之间的关系？当中国教育传统和传统文化与先进教育理论发生碰撞时，我们会发现，这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所看见的东西均未超出“胚胎”、“萌芽”、“历史”的范畴。这难免会使广大中国教育者陷入理论困境中。由于无法在传统中找到可以与先进教育理论相抗衡的东西，教育学者们便只能徘徊于西方教育理论的框架中，同时也使得中国教育者即便是尽了最大努力去发展本土教育理念，但触碰到西方教育理论，却又被打回了原形［2］。其次，由历史原因引发的困境。受中国教育学者自身价值观的影响，他们在研究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会因为教育理论中国化价值取向发生变化而陷入困境。他们熟知近现代教育理论的一切内容，而且可以轻松地阅读各种外文文献。在他们眼中，古文比英文更为复杂、陌生。目前，除了专门从事古文研究的学者之外，我国很多教育学者都不太了解古文，这已成为了我国教育学界的普遍现象。这种困境阻碍了他们传承传统文化的脚步，也切断了他们与古代文化典籍的联系。这严重影响了他们研究教育传统和传统文化的效果。
二、后现代教育理论下中国化文化的出路
（一）改变先进和传统二元对立的思想观念
新文化运动以来，人们对传统文化表现出了强烈的排斥感。现代社会的发展轨迹表明，西方文化并非“先进”的代名词，现代化也并非西化。换言之，落后并非是“传统”的代名词。实际上，我们根本不应该用“好”、“坏”二字来形容传统，只是因为人们看待传统的观点不同，因此才会产生好与坏的看法。如果简单地把西化视为现代化，将先进文化视为西方文化的话，那么异质的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就是坏的、落后的。传统文化强调的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文化中的“礼”，就被视为一种落后的表现，因为它是束缚人们思想的封建礼教。尽管我们早就摆脱了传统礼仪的枷锁，但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学校中、街道上、公共场合里，依然可以看到各种丑态百出、缺乏教养的行为。尽管在当代社会已经见不到“三跪九叩”这样的大礼，但见到长辈鞠躬、行礼也未尝不可。在教育领域中，已失去了用于划分传统与先进的界线，正是因为如此，人们才特地对教育的范畴进行了划分，将其分为了现代教育和传统教育。严格来说，这种划分方式就是人们排斥落后，追求先进的一种表现，再进一步说，这种划分方式无疑是想让大家认同现代教育的先进性与传统教育的落后性。就教育而言，在不考虑社会因素的情况下，这种区分是很难明确的。就算可以根据时间区分这两种范畴，也无法明确教育观念的归属。如果再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尝试将教育分为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归根结底就是一种思维方式不成熟的表现。要知道，无论哪一个时代都在努力的寻求“教育是什么”的答案，如果早已对自己时代和社会的教育实质了然于胸，又何必将教育分为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教育理论和实践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既充满了时代性，也表现出了明显的传承性。人们只有通过解释和补充上一代的教育观念，才能得到符合当下时代特征的新观念，如果没有上一个时代的教育精神作为支撑的话，这种解释与补充是无法实现的［3］。就拿教育组织形式来说，当今教育的基本组织形式乃班级授课制，这种组织形式是在个别教学形式上发展起来的。但是班级授课制却始终未得到现代教育史上几次大规模教育组织形式改革的认可。与传统教育相比，尽管现代教育中的个别教学在性质和复杂程度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承认，就个别教学来说，现代和传统是高度统一的。在历届教育改革中，人们用于取代班级授课制的教学组织形式就是一个全新的事物。
（二）以中西文化交流为基础
西方教育理论中国化作为后现代教育理论中国化的代表，是以中西方文化交流为支撑的，我们要用理性和客观的态度去对待和接受西方文化，同时又要自觉地抵制其不良文化的侵蚀。一方面，在对后现代教育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进行接受和理解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全面地把握西方文化的历史结构与逻辑习惯，这样才能尽可能地避免后现代教育理论在中国变成一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另一方面，倘若我们仅一味地接受外国教育理论的模式，而不用本民族的特性对其进行创新的话，就会影响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导致中华民族文化出现断层的现象。所以，我们应该敞开心扉地去接受和传承传统文化，而不是一味地拒绝、排斥。与国外教育学相比，我国教育学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加之中国学者在探索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经常将教育传统视为一种“落后”的东西，因而难免会对外来教育表现出崇拜之情。要知道，教育理论的发展与教育传统是相辅相成的，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如果没有丰富的经验，就无法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鉴于此，当务之急就是要正确认识传统文化。传统是必需的，我们不能因为其是“过去式”就不假思索地舍弃，而要是看到其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4］。所以，在外国教育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中，我们应该公平地对待中西方文化，而且要努力为中、西方文化搭建沟通与交流的桥梁。
（三）反思性地运用
中国社会的文化环境与西方社会的文化环境有着本质的区别，这导致二者的发展现状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无论是中国社会还是中国教育，都面临前代和现代的问题。正如北大教授钱理群所说：“我们是旧病未愈，又添新病。”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当代中小学学生所接受的仍然是一种奴化的教育，一方面，他们不敢说真话，也不能说自己的话。相比之下，“五四”时期主张说真话、强调个性解放的思想还是比较先进的；另一方面，当今的孩子基本都是独生子女，父母长辈的宠爱使他们养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思想，同时优越的生活条件使之越来越物质。由此不难看出，中国教育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又遭遇了新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以一种反思的态度来引入和运用后现代教育理论［5］。毫无疑问，后现代教育理论中的一些主张的确起到了推动中国教育发展的作用，当然也不乏一些不符合中国教育现状的论断，甚至还有一些模棱两可的观点与主张。有些学者表示，引入后现代教育理论的目的是补充、完善现代教育，而非否定现代教育，所以现代教育理论永远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我们应该树立一种有限理性的教育观，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要不余遗力地挖掘非理性的潜力，另一方面又要大胆地承认理性精神的启蒙作用；我们应该本着“以人为本”的思想去发展教育，树立与人类发展规律相一致的教育观，一切以人为出发点，同时要正视人类对生态、环境与资源造成的破坏，反对过分夸大人的作用；与此同时，在批判和反思人类命运和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也要保持积极健康的心态；我们还应该树立诗意理性的教育观，既要鼓励浪漫、诗意的教育理念，又不能有失分寸，显得过于主观，这样才能赋予教育观一定的张力和弹性；我们要根据中国当前的发展状况，树立以科学精神为主导的教育观，还要本着人文关怀的态度去弱化科学的技术性与工具性［6］。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在不放弃现代教育主张的前提下，科学地、理性地引入和运用后现代教育理论，学会运用后现代教育理论中的优秀观点去对现代教育进行补充与完善，甚至创新现代教育，最终使现代教育变成一个先进的、多元化的教育理论。
（四）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
中国自古以来有着“和而不同”的传统思想，每种文化之间虽然存在诸多不同之处，但是这些文化的发展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具有“和”性的。所以，在后现代教育理论发展基础上，我们应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和发展，简言之，这是一种多种文化中间从“不同”达到特定意义上的“同”的过程。这里的“同”并非意味着要同化中国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或是在这些文化中占据绝对的主导位置，更不是取代这些文化，而是要找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集，并以此为依据，准确把握文化的多样性，并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互补。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并不意味着否定本国传统教育文化，或是抬高西方教育文化，而是要建立一个被所有人认可的教育世界。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为中西双方教育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最终体现出“和而不同”中“和”的内涵。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有利于拓宽中国教育发展的眼界，有利于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并且还能够为中国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三、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