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MOOC又被称为慕课。2013年10月10日，全球第一个中文版慕课平台———“学堂在线”(www．xuetangx．com)由清华大学正式启动。目前，“学堂在线”网络平台上已经有生命科学、环境科学、营养健康、经济管理等19类课程，每门课程都设有入门课程、进阶课程、探索课程，并有一个由课程协调人负责管理和维护每门课程的中心平台———维基(Wiki)。通过Wiki的课程信息包括课程梗概、内容资料、每周话题、活动讯息、教师介绍等，以此来组织整门课程的学习活动。“学堂在线”平台上的课程大多每周更新一次，学习者则通过各种平台和工具浏览、讨论、完成作业，最终达到学习的目的。慕课课程时长通常为5～20分钟，这样可以方便学习者利用碎片化的时间高效地学习。学习者若有疑问，可反复观看课程视频，直到全部理解为止。在学习者在线观看视频时，会有插入的随堂测试题，目的是随时检验学习者对课程内容的理解程度，而课后的在线测试可以对学习者的答题情况进行及时反馈，这与学习的反馈理论规律要求一致。这种几乎完全自由的学习方式要求学习者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和自我控制能力。慕课作为一个大型网络学习平台，具有高度复杂的教育系统，主要由教学、技术和社会交往三个主要维度组成，这三个维度在慕课的平台上均衡发展。笔者认为，MOOC除了具有广泛性与规模化、开放性与国际化的基本特征之外，还具有以下特点:其一，真实性与虚拟性相结合。MOOC的实名制注册旨在建立一个“众人互信”的网络学习平台，打破了过去非真实的人际信息网，这种人际关系网“源于现实，走进现实”，进一步拓展了线上、线下真实的人际关系。其二，个性化学习与合作学习相结合。慕课用30讨论区的形式搭建了“个人”与“组织”之间的桥梁，学习者需要经历个性化的学习、反思等思维内化过程并总结学习成果，Blog或是Wiki则扮演着“桥梁”的角色，学习者表达自己的困惑和收获，集大家的智慧于一体。其三，凸显教育中的社会存在感。MOOC平台有别于其他网络学习平台，可以使学习者更加关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存在。所有学习者都可以和不同的人进行观点交流，提出疑问，寻求解答，从不同的观点中获得启发，其更多地体现为学习者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表达自身情感以及展示自己人际交往的能力。
二、MOOC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毋庸置疑，MOOC平台在我国高等教育应用中体现着上述优势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首先，大学教育功能的部分缺失。按照社会学和谐理论代表人物Parsons的观点，“大学是一个认知的复合体”，这个认知的复合体连接知识、理性、能力与智力，并表现出“现代社会发展中的结构之最重要的特征”以及“核心制度”。大学的教育功能应该触及教育与社会之间很多重要的层面，这些功能应该表现并帮助年轻人社会化。MOOC作为一所大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教学组织机构，不仅仅是“通过教育得到教育”，也应该具有选择、分配的功能;同时，它也要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特性，并以制度的或是精神的形态表现出来。但“虚拟大学”终归是虚拟的，始终是在模仿现实，贴近现实。其次，课堂教学管理不够完善。第一，中途退课现象严重。在Coursera平台中，在注册线上人工智能课程的16万名学生中，最后只有14%的学习者读完了课程。第二，教育的统筹兼顾难以保证。MOOC平台上每门课程的学习者数量都是相当庞大的，课堂上教师与学生的互动难以展开，教师兼顾所有的学生几乎是不可能的。MOOC要做到“有教无类”，就无法做到“因材施教”，很难选出优秀的人才。第三，作弊现象严重。这也是网络教育的通病，这除了与学习者本身意志不够坚定有关之外，还与课程的质量、课程管理系统有关。最后，教学内容抑制了文化弱势群体发展的可能性(文化弱势群体包括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和其他别国文化)。MOOC教学过程中的主体是有文化差异的个体，在差异文化的相遇、对话过程中，MOOC教学重在建立“共同知识”、“共同文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政治、经济等观念会潜移默化地通过课程内容中的语言或行为等体现出来。其大部分课程内容来源于上等阶层或是精英分子所熟悉的文化、经验等，底层学生被定义为知识的学习者，依赖于MOOC教师传输的上层阶级文化，甚至还要否定自己的文化。这实质上是有悖于文化多元性的，弱势群体的文化遭到了不公平的对待，甚至排挤。
三、促进MOOC在我国高等教育中进一步发展的建议
据统计，截至2012年8月10日，在Coursera平台上注册的我国的学习者已超四万人。在可预知的未来，这一数据将以惊人的速度继续增长。因此，作为MOOC平台中三个主要角色的学习者、教师、学校，应该做好迎接MOOC时代到来的准备。
(一)学习者应理性地对待差异文化学习者作为资料的享用者，在各个差异文化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应该跨越边界，以文化知识为媒介，不断扩展新知。同时，要找好立足点，不断地回归到自己所在的现实，在差异文化中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二)教师应努力提高教育教学水平依照慕课的理想轨迹，每门课程仅需要一名会讲课的教师就够了，学生可以在线互动交流，作业也可以在线递交，由机器打分。按照这种方式，一名优秀的教师可以突破教室场地的局限和教育资源的限制，同时教授数以万计的学生。因此，大学教师必须努力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努力成为MOOC课程中的“明星教师”。
[论文摘要]本文对高等教育学的理论建设作了一些探讨，认为继续搞好高等教育学研究工作需要在观点、方法等方面进行梳理，使之更加科学，更加完善。
一
一门理论科学在其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一般总要经历积累材料、整理材料和掌握材料这样三个阶段。没有材料的积累固然不能成为一门科学，但若对材料只是作简单的收集而不予以整理，并进而为我们所掌握，也还是不能为建设我们的理论科学服务。“掌握”一词的德文原意是在精神上“占有”、“据为己有”，按照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在思维中“扬弃了与对象之间的对立”，而“把这一内容变为我的”。所以，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我们所积累起来的材料才能为我所有；否则，就很难吸收到我们的思想体系中来，并对建设我们的理论科学真正有所帮助、有所补益。
按照这一认识来审视当今我国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的现状，我们认为基本上还只能说是处于材料积累的阶段。过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对于国外现代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和发展的现状所知甚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仅引进了许多当代西方高等教育学理论，而且对传统的西方高等教育学理论，也有了更加全面而完整的介绍，这对于开阔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理论资源，从各个视角和层面来认识高等教育学的性质和特点，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使人感到不满足的是，这个工作基本上还停留在引进和介绍上，初步的分析、评价、梳理、鉴别的工作还做得不多。所以，若不尽快改变这种状况，迅速完成整理材料和掌握材料的工作，妻建设具有我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学理论，恐怕也就无从谈起了。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恩格斯在谈到近代欧洲自然科学发展和演变历史时的一段话，对我们是很有启发意义和指导作用的。他指出：“虽然十八世纪上半叶的自然科学在知识上，甚至在材料的整理上高过了希腊古代，但是它在理论地掌握这些材料上，在一般的自然观上却低于希腊古代。在希腊哲学家看来，世界在本质上是某种混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是某种发展起来的东西、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家看来，它却是某种僵化的东西、某种不变的东西，而在他们大多数人看来，则是一种一下子造成的东西。科学还深深地禁锢在神学之中。它到处寻找，并且找到了一种不能从自然界本身来说明的外来的动力作为最后的原因。在这个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缺口的，不是一个自然科学家，而是一个哲学家。1755年出现了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关于第一次推动的问题被取消了；地球和整个太阳系表现为某种在时间的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东西。”他认为．“在康德的发现中包含着一切继续前进的起点”．后来一系列的“进一步的发现使得它最后获得了胜利”。从此，“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正是这个崭新的自然观．推动着19世纪欧洲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这段话对于我们的巨大的启发意义在于：它说明了正确的观点在整理和掌握材料、推动科学走向进步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使我们认识到，目前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之所以处在材料积累的阶段而没有深入下去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至今还没有形成和确立一个足以反映我们时代要求和高等教育精神、并有能力来整合和同化已经积累起来的一切有价值的理论资源的高等教育学观念。因此．尽管我们已积累了一定材料，却无法对其进行整理．更谈不到正确地予以掌握。
二
高等教育学观念是以感性的形式把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作为一个整体显示在人们面前的。这就决定了一切真正的高等教育学都必然具有以下这样一些特点：首先，它是以高等教育实际为对象的，它总是从现实的高等教育中寻求题材，从现实的高等教育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试图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而发展高等教育，使高等教育向着科学化、民主化的境界迈进。其次．高等教育作为社会的存在物．它必然同时又属于一定的民族。所以．在它的身上必然积淀着一定民族的文化意识、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
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对象是高等教育．那么．当高等教育学把高等教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高教研究者投入研究时也就必然会把这些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意识反映到研究成果上来．从而使高等教育成了一定民族教育的“文化的肖像”。这样．民族性也就成了一切高等教育学论著与生俱来的一种属性。作为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对于高等教育的一种概括的反映形式的高等教育学观念．也就不能不打上这种民族的文化精神的印记。再次．高等教育学面对的是整个的高等教育，所以它能够以感性的形式对之作出反映。这就决定了高等教育学活动不只是一个抽象思维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情感与想象的过程；不只是属于反映的活动．同时还包括着传达的工作。这就决定了我们对于高等教育学研究只有通过多学科、多层面、多视角．才能对它加以全面而完整的把握。以往的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虽然未能达到这一步．但也不能否认它们从某一层面、某一视角对高等教育学研究所作出的一定贡献。因此，这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无疑是我们高等教育学理论所要吸取的，高等教育学观念应该能对这些理论资源进行整合和同化；否则．我们对高等教育的认识也将是不全面、不完整的。这就是我们主张我们的高等教育学观念必须具有反映我们时代的高等教育的要求、反映本国高等教育精神、能够用以整合和同化已经积累起来的一切理论资源这样三个条件的主要原因。若是我们不能尽快形成和确立这样一种高等教育学观念．并按照这样的观念去整理和掌握我们的理论资源，那么。积累的资料再多，也只是一堆各自独立存在、互不相干的集合体．而不能达到通过对它们之间内在联系的深入发现和揭示而使之转化为一个有机体。这样，对这些材料的利用也就不能发生质变，产生飞跃，最终为建设和发展我们的高等教育学理论所用。所以．正确的高等教育学观念的形成和确立．也就成了今天把我们的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推向前进的一个关键环节。
三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几乎一开始就是与对研究方法的探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先后被引进的有系统论的方法、结构主义的方法等等，但几乎都是昙花一现、稍纵即逝．都没有在研究中达到过预期的效果。其原因，都是与把方法和观点分割开来，离开了正确的观念的建构，孤立地就方法来谈论方法是分不开的。因为方法作为认识的工具和手段．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是“主观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方面发生联系的中介”。因此，要使方法在研究中得到卓有成效的运用，首先我们就必须了解客体。而观念，就是反映在意识中人们对客体性质的一种认识。这样，就决定了方法与观念有着一种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性：它既是从一定的观念出发，按照一定观念来认识事物、把握事物的思想途径．又通过这一思想途径．使这一观念所包含的内涵在意识中渐次获得全面而完整的展示，从而使人们达到全面认识这一事物的目的。正是由于以往我们不认识观念与方法之间的这种辩证的关系．所以在高等教育学研究中我们在运用“新方法”时难免有些生搬硬套．而不能使之与高等教育学自身的特点加以有机的结合。如系统论的方法．它是根据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思想．要求把事物看作是由诸多元素组成的有机整体，从多种关系和联系中来对事物进行考察和认识的一种充满辩证精神的思维方法．对于我们全面而完整地理解高等教育学的整体特性，无疑是很有价值的。但由于现代系统论作为在生物学、控制论和通讯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在方法论意义上是属于一般科学的方法．所以，它对于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只具有借鉴意义．而很难简单地加以搬用。只有当它与我们所研究的具体对象高等教育(反映在意识中就是高等教育学观念)达到有机地结合之后，才能转化为高等教育学研究方法．并对我们认识高等教育现象真正有所帮助。而高等教育学按照我们前面所说的就其性质来说既然是知识与价值的统一．那么不同的成分只有通过不同的方法才会对之作出有效的把握。高等教育学的这种双重性质决定了对于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也只有从科学的与人文的两种方法的有机结合中去探寻。而这种结合也就带有对系统论方法进行具体应用的性质。科学的方法与人文的方法作为在近代社会科学研究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两种相对独立的研究方法。它们对事物都有自己独特的认识视角和途径，所以．即使同一事物，经过这两种不同方法的研究．也会出现两种不同的风貌。这两种方法的差别自然可以从许多方面来谈。但在我看来，最主要的似乎有这样两点：
第一．科学的方法所探寻的是知识，是不以主体的存在状态为转移的事物的性质和规律，目的是服务于人的认识。高等教育学理论是以对高等教育的研究为基础的，从科学的视角来看。高等教育学理论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是社会在的反映，它与社会存在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所以，我们对任何一部高等教育学论著的思想性质和思想倾向性都可以联系当时的高等教育现实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评价。虽然高等教育学不可能像理性意识那样。通过概念、判断、推理，超越感性存在直接深入到社会关系的本质领域，而始终以感性的形态呈现在人们面前，但是它对高等教育所作的一种未经分解的整体性把握的特点．又使得被理性思维分解和排除了的生活现象唯有在高等教育学研究成果中才能获得丰富而生动的展现。再加上高等教育的历史是不会重复的。所以这些高等教育现象向人们所提供的认识价值也就永远不会因历史的发展而丧失。这就是一切优秀的高教研究论著之所以具有永久魅力的客观原因和文本的依据。这是需要凭借科学的方法才能掌握的。而人文的方法所把握的是价值．价值是一种主体性的事实，它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以及主体的生存条件和需要的变化而变化的。
所以作为价值形态之一的高等教育学，我们又不能像对待自然科学那样完全按科学认识的方法去进行研究，同时还必须借助“理解”和“解释”才能对它作出判断。“理解”和“解释”按照当代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的意见就是“在过去中重新发现最好的东西”。它与认识的方法之不同就在于总是带有主体置人的特点．认为只有当对象与主体获得某种经验上的沟通．并“在主体语言中找到表达”之后，才有可能为主体所理解。所以就其性质来说是主客体之间所开展的一种“对话”，并通过这种对话．克服文本历史的疏远性．使得它变得仿佛是现实的、当下的．以致人们阅读这些论著时觉得都好像是特别为他而讲的。这决定了任何理解和解释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和个人的思想印记。唯其这样，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优秀论著才会生生不息、历久弥新这是优秀高等教育学论著之所以具有永久魅力的主观原因和接受依据。而要说明这些，不通过人文的方法是难以完成的。:
第二，由于科学的方法所探寻的是知识，知识是事物现象和规律的反映，规律是事物本质的联系，只要具备必要的条件，合乎规律的现象就会重复出现，所以它具有普遍的有效性的品格。高等教育学作为一种社会的意识形式，它与高等教育存在的关系，以及高等教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它不同于其它社会意识形式的自身特点等等，自然也就成了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这些问题对于一切国家的高等教育来说。都是普遍有效的；不论某些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过程如何独特，都不过是这些共同规律的一种个别的、特殊的形态而已。而人文的方法由于面对的是价值。价值既然是一种主体性的事实。它是相对于人的需要而言的，所以它也只有通过评价才能把握。因此，在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中也就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在主体一定趣味标准支配下对于高等教育价值所作的估量和裁决的因素在内．完全不带有任何思想倾向和趣味标准的、价值中立的高等教育学理论是不存在的。趣味标准是因各民族的文化心理背景以及各人的社会教养、性格气质而异的．因此评价也就不可能完全不带有民族和个人的印记。所以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全球一体化”的高等教育学理论。事实上。不仅中西高等教育学理论有着巨大的差别，就是西方各国的高等教育学理论之间，这种差异性也是同样存在的。如同是课程理论。在德国是思辨的、哲学的，而到了美国就变成了经验的、实用的。又如大学的办学观，在英国是保守主义、人文主义的。到了美国是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的，而到了德国则是科学主义的。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历史条件和教育文化心理不同而产生的不同。人文科学内容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对这种个别性和差异性的认可而获得的。
［关键词］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
Abstract:Mr.PanMaoyuanhasputupaseriesofviewpointsonmasshighereducation,whichformasystematictheory.Theseviewpointsinvolvethesignificance,implication,transitionperoid,enforcementapproach,quality,classificationandorientationofmasshighereducation.Mr.Pan''''sthoughtonmasshighereducationisaChineseeditionoftheWesterntheories.Theyinherit,developandenrichtraditionaltheories.TheyarebasedonChinesereformpracticeandserveit.
Keywords:PanMaoyuan；masshighereducation；thought
高等教育的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实践的跨越更是需要理论的飞跃。20世纪末以来，随着我国政府启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围绕大众化时期的高等教育问题和理论研究显得十分需要。潘懋元先生作为新中国第一代高等教育研究的学人，在这一宏伟的时代进程中与时俱进，立足中国现实，综观世界风云，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提出了关于高等教育大众化一系列的思想和观点，形成了一套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对于我国过去和正在进行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体系概要
1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意义
为什么要进行高等教育大众化，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模型能不能适应中国的国情，有没有必要进行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些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和高等教育理论界思考较多、争论较激烈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潘先生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其立论有三：首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需要培养大量的高水平的生产、管理、服务人才；其次，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21世纪掌握高新科技的创新人才只能由大学来培养，中国本科以上的人才储备量太少，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将处于不利地位；第三，国民文化素质的重要性：人口的文化构成是综合国力的基础，我国城乡居民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如潘先生所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应重复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老路，而应优先发展科技和教育，争取在知识经济时代能够迎头赶上，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是一条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高等教育大众化正是这条高速公路的超车道。”［1］
2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具体含义
潘懋元先生在引进和接受马丁•特罗的大众化理论基础上，对大众化的理解不是坚持简单的数字标准，而是从量和质两方面来入手，坚持量与质的统一。潘先生认为，大众化的进程包含量的增长与质的变化两个方面。量的增长是人们所熟知的适龄青年入学率(准确说是在校率)达到15%～50%。质的变化具有广泛的内涵，包括教育观念的改变、教育功能的扩大、培养目标和教育模式的多样化、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与方法、入学条件、管理方式以及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一系列的变化。也就是说，大众化进程包括量的增长与质的变化，是两者相互统一的过程。
马丁•特罗教授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最先提出者，他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这一发展观出发，提出了精英、大众和普及高等教育三个阶段的数量指标，并进而剖析了三个阶段高等教育观念、功能、管理和课程等方面所存在的质的变化。特罗教授同时断言，“几乎在所有情况下，学生数量的增长都先于其他方面的变化”，只有量变在先，然后才有后面的质变。潘懋元先生认为，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将高等教育量的扩张与质的变化两者结合起来研究，将以往关于学生选拔与录取、课程与教学方式、行政与管理等许多离散的、孤立的问题研究综合在一起，并将其置于从精英到大众化和普及化的大跨度的历史发展背景下进行分析，这种研究思想和方法使原先只以数据表示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具有了丰富的质的内涵，也使高等教育的重大变革——质的飞跃有了量的参照系，这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但是潘先生根据世界各国学者有关该理论的批评和修正，从我国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的实践来看，提出了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的“过渡阶段”理论，认为在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的进程中存在量的增长与质的变化的非均衡性。对于后发外生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进程中存在一个质的局部变化先于量的总体达标的“过渡阶段”。在这一阶段里，高等教育的“量”的积累尚未达到西方学者所说的大众教育的“度”，即毛入学率未达到15%，但是却“超前”出现了种种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新质。先生在此基础上，进而考察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提出了“过渡阶段”是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符合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因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是要通过量的积累和总的量变过程中的许多部分质变才能完成。部分的质变需要一定量的积累,反过来部分的质变一旦发生又会促进量变，并为整个高等教育的根本质变准备条件”［2］。
3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施路径
潘懋元先生关于大众化高等教育道路的起点和终点都有涉及，自90年代末以来就开始撰写论文，特别提到起点（即资金投入）和终点（毕业生就业）这两个关隘，并以此探讨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两条路径［3］。
（1）民办教育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美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主要是通过公立高校来实施的，以此为基础的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中对于私立高等教育在大众化进程中的作用没有涉及。显然，这种理论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某些发达国家而言具有一定的不适应性。潘懋元先生在90年代末就敏感地注意到这一点，提出了“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由之路”。潘先生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困难重重，最大的困难是国家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和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困难，此外还有师资、设备和校舍等教育资源的短缺等，而这些问题通过发展民办高等教育都能较易解决。
（2）高等教育通向农村。在高等教育的出口即毕业生就业问题上，潘先生认为首先要转变传统思想，改变思维方式，并提出高等教育通向农村就是一条大众化的必由之路。在这里，“高等教育通向农村”不仅仅是为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就业、创业，而且还是在高等教育服务理念上承认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然包括农村的现代化建设，大众化高等教育要为农村的发展提供高层次的智力支持和人力资源；在入学机会上，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不仅要为城市生源服务，也要为占适龄青年人口总数70%以上的农村青年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使农村青年能够‘上得来’，城市青年能够‘下得去’，而且两者都能够‘用得上’、‘留得住’”。
4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施过程问题——高等教育质量
潘懋元先生关于高等教育质量的思想非常丰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如在高等教育质量的标准上，潘懋元先生提出了全面素质质量指标和多规格、多层面的质量要求构成；在教育质量的价值取向上，坚持“社会发展需要与人的自身发展需要相统一”；在实现教育质量标准的途径上，坚持教学是实现教育质量的基本途径；在保障机制上，强调优化教育结构、立法与管理是保障教育质量的重要措施。这里，笔者将重点阐述潘懋元先生的大众化时期的高等教育质量观。
(1)教育质量的多样化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核心。潘懋元先生认为，在大众化时代，基于社会需求的人才培养是多样化的：既需要学术型的高级专门人才,也需要应用型、技术型、职业型的各级各类专门人才，而后者的需要量是数以千万计的。与传统的基本上是单一的本科以上的教育、培养学术型高级专门人才、课程设置着重于传授与研究“高深学问”的精英教育相比，大众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办学类型的多样化，其核心就体现在教育质量的多样化上。据此，先生提出了多层面、多规格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先生认为，高等教育质量在统一的质量标准要求下还存在依各级各类的具体培养目标所规定的质量要求，这就是“具体的质量标准”。不同高校处在不同层次，拥有不同培养目标，针对不同的社会适应面，应当有不同的规格，不同的质量标准。先生非常赞同1998年在巴黎召开的首届世界高等教育会议所通过的《21世纪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宣言》中所言的“高等教育的质量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要“考虑多样性和避免用一个统一的尺度衡量高等教育质量”。按潘懋元先生的理解,所谓“多层面”，包括博士、硕士、学士、专科等纵向层次，也包括理论型、技能型、研究型、应用型等横向层面。对于纵向层次的质量要求，人们比较清楚，而对于横向层面的质量标准,人们则较模糊或容易忽略。在从精英高等教育走向大众高等教育时，分辨横向层面的不同质量标准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能否顺利发展的要害问题”［4］。
(2)关于大众化进程中高等教育质量下降的思考。潘懋元先生认为大众化进程中高等教育质量下降既是真命题，也是假命题。从前者来说，高等学校由于连续不断的扩招，学生数量的增长与学校教育资源的增长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教育质量的下降。为了应对质量的下降，先生提出了改变两条政策性原则（第一，在规模速度上,变“稳步发展”与“快速发展”为“适度超前发展”的原则；第二,在增长方式上，变“内涵式发展”为“内涵式发展与外延式发展并重，以外延式发展为主”）、采取两项适当对策（第一，扩充教育资源；第二，政府切实履行财政性经费增长的承诺，并采取有效措施，鼓励社会力量投资教育，开放海外“招商引资”）。从后者来说，是由于用传统的、精英教育的标准衡量当前的、大众化时期的高等教育所引起的认识偏差。先生提出了要树立正确的质量观，实现两个转变：要把传统的唯知识质量观和西方流行的唯能力质量观转变为包括知识能力在内的素质质量观；要把精英教育时期的单一化的教育质量观转变为大众化教育阶段的多样化的教育质量观，同时要根据社会对各层次、各类型专门人才的需求，采取不同的标准，评价各级各类高等教育的教育与教学质量［5］。
5中国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的分类定位
《高等教育法》提出：“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积极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是以“采取多种形式”为前提的。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以多样化为前提的。没有多样化，只采取全日制这一单一形式，不可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只采用一个传统的本科的精英教育标准来衡量多种形式教育的质量，会对大众化的发展方向产生误导。因此，在多样化的框架下就存在着进行分类定位的必要了：
(1)从大的方面来说，大众化高等教育中同时包含着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潘懋元先生认为，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并不是两个矛盾对立、非此即彼的概念。大众化时期的高等教育既包含了大量的旨在培养专业性的、应用性的、职业性的技术人才、管理人才、服务人才的大众教育，也还存在一定比例的从事高深学问学习和研究的传统精英教育。只不过两者朝着不同的方向去发展，一个朝提高方向发展，一个朝普及方向发展。无论是朝着哪一个方向发展，都是科教兴国战略必要的组成部分，哪一个方面也不能缺少［6］。潘先生进一步认为，尽管大众化高等教育中包含了精英教育，但是对于一所具体的高等院校而言，必须存在较为明确的分工和定位，研究型的大学必须着重发展精英教育，培养学术型人才；而一般的高等学校，尤其是高专高职，应该全心全意承担大众高等教育的任务，培养应用型的各类人才。因此，有必要改变当前各级各类高等学校定位不明、分工不清的局面。
(2)从具体的高等院校来说，要根据经济与社会发展对人才多层次、多类型需求进行正确定位，避免统一，寻求特色。潘懋元先生认为“单一化的发展方向与多样化的人才需求的矛盾，从全国来说是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如当前的共同趋向就是在类型定位上重学轻术，在层次定位上层层攀高，在学科定位上综合求全，在发展目标上定位北大、清华、哈佛、牛桥(牛津、剑桥)。所以当务之急，应当做好分类指导工作。要使高等学校定位明确，各就各位，各定发展方向。分类指导的前提是科学的、恰当的分类。先生比较国内外几种主要的高校分类方法，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比较适合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分类和高等学校的定位。按照这种分类，可以把中国高等学校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1)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相当于5A1)，他们遵循“本科(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顺序提升其学习层次；(2)多科性或单科性专业型(应用性)大学或学院(相当于5A2),他们依循“本科(学士学位或文凭)专业硕士(学位或文凭)专业博士(学位或文凭)或进入研究型博士”的学习阶梯；(3)多科性或单科性职业技术型(或技能型)高校(相当于5B),它们走“专科(副学士学位或文凭)职业本科(学士学位或文凭)进入专业硕士”的培养阶梯。每一种类型都有重点高校，都可以办出自己的特色而成为国内(省内)知名、国际(国内)有影响的高校。这样，高等教育的发展就可以各就各位，避免大家都追随研究型大学的办学路子［7］。在学校的定位上，先生提出，每所高校在制定发展战略时，都必须实事求是地根据学校所处的客观环境、社会需要状况和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在各自的层次和类型中争创一流。
二、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特色
潘懋元先生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内容广博，从入口到出口都囊括在内；思考全面，从大学的分类定位到具体的教学问题都有涉及；视野开阔，从世界反思到中国国情考察，思想深邃，逻辑清晰，系统深刻，自成体系，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思想体系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1是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中国化，是中国特色的大众化理论
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最早在美国提出，其据以为本的仅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实践，而“对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据相当比重的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基本没有涉及”［8］，也没有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后发外生型”的大众化发展方式［9］，因此视野自然具有局限性，甚至对同是发达地区的欧洲高等教育发展也不能进行准确的指导。如马丁•特罗教授在1978年自己也承认“我关于欧洲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变化也将沿着美国大众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假设性预示，现在被1973年以来的欧洲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所证明是明显的错误”［10］。显然，将美国的大众化理论简单移植过来指导本国高等教育发展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这样，日本、英国、德国等国的学者都对大众化理论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在我国，90年代末开始进行大众化发展首先需要的就是理论的指导，潘懋元先生在引进马丁•特罗的大众化理论时保持清醒的头脑，提出了中国进行高等教育大众化具有特殊的国情和特殊的个性：如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国家的经济实力非常薄弱，他认为按照特罗的依靠政府举办公立高校来实现大众化的理想是不能实现的，所以要大力发展民办教育；中国是后发外生国家，决定了我国高等教育在数量还没有达到大众化门槛的时候就已经局部出现大众化的“质”；中国的传统文化重学轻术，崇尚“动口不动手”，这就要求对高等学校进行符合实际的分类定位等等。可以说潘懋元先生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是西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中国本土化，是符合我国国情、建诸于我国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是有中国特色的大众化理论。
2是继承性与发展性的统一，丰富、发展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
以马丁•特罗教授为代表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基本反映了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过程中的一般规律，它提出的数据模型和量变带动质变的论据对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由于是采用归纳法提炼出来的，该理论的实际基础非常狭窄，现在看来，有些观点具有明显的缺陷：由于该理论提出至今的几十年中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经济全球化、网络技术的发展等使许多原先正确的观点现在不能正确反映客观现实而显得有点过时；由于特罗教授本人的精力和视野的有限而使得该理论的问题考虑得不全，具有片面性。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无疑首先是对马丁•特罗教授理论的继承，但同时也是对该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其创新和发展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的：一是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提出符合我国实际的思想，如提出了大众化发展的“过渡阶段”理论和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的思想；二是从现时代的形势出发，与时俱进，促进大众化理论的时展，如根据今天国际竞争的需要提出了“教育——人”才是21世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的理论，进一步阐述了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三是从整体把握，论述马丁•特罗教授没有顾及或涉及不深的方面，如进一步研究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的分类、定位理论等。
3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极大地影响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过来作用于社会存在。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是基于中国的高等教育实践的需要和现实，以指导高等教育大众化改革为目的发展起来的，其思想既来源于中国高教实践，又超前于中国高教实践，因此，既是对实践的把握与升华，又对未来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早在我国政府决定开始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之前，以潘懋元先生为首的厦门大学高教所从西方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中已经看到了大众化发展的必要性，开始着手引进并研究西方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奔走呼号。1999年扩招成为事实后，高等教育由于规模扩张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也相继暴露出来，潘先生从这些问题中觉察到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不同于西方理论论述的地方，并提出了“过渡阶段”一说，开始引导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关注大众化过程中高等教育质的变化，以期尽量减少突然启动的大众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潘先生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国情提出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实施路径，是对我国高等教育良性发展结构的准确把握。同时，面对公众和学界对大众化高等教育中质量问题的批评和责难，先生又进一步阐述了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的质量观，提出了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战略。今天，为了解决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人才培养质量以及与社会需求衔接的问题，他对高等教育结构分化、功能定位的高度重视就是对其思想的继承和延续。从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形成发展的轨迹来看，应该说，这一理论体系是时代的产物，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它有力地指导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改革的实践。
今天，86岁高龄的潘懋元先生仍以他矍铄的精神和睿智的头脑在高等教育这块广袤的田野上孜孜不倦地耕耘，每年仍以数量不菲的思想成果服务于高等教育这一他为之毕生奉献的事业。“人不下鞍，马不停蹄”仍然是今天先生的真实写照。我们深信，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改革的不断前进，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会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潘懋元.潘懋元论高等教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394．
［2］潘懋元.试论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的“过渡阶段”［J］．高等教育研究，2001，（2）：6．
［3］潘懋元.潘懋元论高等教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394-398．
［4］潘懋元.大众化阶段的精英教育［J］．高等教育研究，2003，（6）：3．
［5］潘懋元.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战略［J］．中国大学教学，2004，（1）：4-8．
［6］潘懋元.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中国高教研究［J］．2001，（12）：16．
［7］潘懋元.分类、定位、特点、质量［J］．福建工程学院学报，2005，（4）：106．
［8］张洪亚.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研究［D］．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02.19．
“范式”（paradigm）一词源自语言学，指谓现代语法中词形的各种变化规则，诸如动词的人格化、名词的各种变格等，由此引申出范例、模型、模块、模式等义项。库恩将范式移植于科学哲学并对其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认为“‘范式’一词无论实际上还是逻辑上，都很接近于‘科学共同体’这个词。一种范式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共有的东西。反过来说，也正由于他们掌握160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尽管这些成员在其他方面并无任何共同之处”[1]。这里，我们可以把库恩的范式理解为“某一科学家集团围绕某一学科或专业所具有的理论上或方法上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规定了他们有共同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框架，从而形成了一种共同的科学传统，规定了共同的发展方向，限制了共同的研究范围”[2]。可见，正如库恩所言，范式问题就是一个学科何以可能的“学科基质”（disciplinarymatrix）问题。高等医学人文教育内涵丰富，通常是指在医学教育过程中通过教育者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原则的对医学生进行教育引导和施加各种教育影响，使医学生理解并掌握从事医学职业所必需的思想意识、理论观点、医德规范以及人文理念等，从而培育和提升医学生的医学人文素养并使其具备符合一定社会要求的人文医学执业技能的社会实践活动。就此而言，高等医学人文教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而又特殊的系统，必然有其自身所关注的基点性问题、元问题或曰核心问题，有其自身相对完善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以及基本的方法，同样也有高等医学人文教育主体所秉持的共有人文信念、人文价值以及实施技术等。可以说，以上诸多要素共同塑造与铸就了高等医学人文教育自身所特有的基本范式。因此，所谓高等医学人文教育范式，就是指人们对高等医学人文教育实践活动中发生的各种教育现象所持有的形而上的见解、思维方式以及思维框架的总称，是对高等医学人文教育进行哲学思考的理论反映。基于范式是某一学科领域的理论家们所共同持有的形而上学信念以及高等医学人文教育范式客观存在这一无可争议的事实。在教育目的、教育向度、教育层次等多方面的具体与历史的统一中，尽管高等医学人文教育的范式具有多种表现，但理想范式、问题范式与规律范式是其至少应该呈现出的三种根本性的范式。
2高等医学人文教育的理想范式
古希腊以来“认识你自己”就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鹄的。“认识你自己”的要义就是对人生目的、人生意义、人生价值等根本性问题进行形而上的思考。这样，以反省、明确意义为价值依皈的理想范式就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基础性的重要研究范式。无论是苏格拉底、柏拉图，还是莫尔、黑格尔，或者人本主义、实用主义等近现代西方哲学，都将对人、对社会的理想设计作为重要理论旨趣。完全可以说，若抛弃了理想范式，人文社会科学的安身立命之本就将无以栖息。而这理所当然构成了理想范式之所以成为高等医学人文教育重要范式之一的合法性依据之所在。在当下的高等医学人文教育实践活动中，众多学者从不同维度对高等医学人文教育的理想目标、理想手段进行相对集中的探索，也使理想范式成为高等医学人文教育的重要范式。有学者指出，高等医学人文教育的良好开展对医学教育、对医学生能力素质的培养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由于医学人文教育是一种更倾向于人的本性的教育，是对作为受教育者的人的内在精神世界进行人文熏陶和能力培养，以使其达到完善人格并实现人生价值的自我升华，因而在观念层面培养医学生的人文关怀和在实践层面强化医学生的人文技能便内在的成为医学人文教育的本质使命[3]。还有学者指出，医学人文教育是现代高等医学教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医学教育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其目的就是要提高医学生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使医学生养成良好的医学职业道德，以便能够在未来的医学职业生涯中实现对患者的人文关怀[4]。还有学者从医学目的、医学发展趋势以及反思医学引发的社会问题等层面论证了开展高等医学人文教育的重要意义[5]。关于高等医学人文教育的实施举措，研究者大多从课程建构、教学内容、教育原则、师资建设等方面进行设计、探讨，诸如要提高教师自身的人文素养与人生境界、引导医学生感受医生崇高的职业价值、把人文教育融合到医学实践教学中并拓展实践教学的时间和空间等[6]。可以看到，高等医学人文教育理想范式的核心侧重于对教育目的、教育手段的理想建构倾向。问题是，现实中的理想有抽象与具体之别，因而高等医学人文教育的理想范式也就有抽象的理想范式与具体的理想范式之分。其中，抽象的理想范式，指的是忽视现实中的各种客观要求，以抽象的、永恒存在的原则为依据去建构教育理想目标的范式。这种教育范式虽然对个体、对社会发展有一定的引领价值，但往往走向宗教叙说或话语强权，现实中如科尔伯格所言的“美德袋式”教育即是证明。具体的理想范式则是指能够与其他教育范式实现有机互动，以对现实性问题的分析与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为依据，在长期性与阶段性的辩证统一中实现对高等医学人文教育目标、操作技术进行具体设定的范式。那么，怎样才能避免理想范式的乌托邦叙述或话语强权而不至于滑向抽象？对高等医学人文教育工作者来说，认识到理想范式的非独立存在性进而把握好适度性是极其必要的。
3高等医学人文教育的问题范式
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解决各种既存问题而新问题又不断产生的发展过程。由于人文社会科学将“认识你自己”奉为自身圭臬，因此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就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在逻辑，而问题范式也必然成为其重要的基础性研究范式之一。从古希腊、中世纪到近现代，从皮浪、康德到后现代主义哲学，众多哲学家都曾以问题范式为基础对人类面临的多方面矛盾问题进行过历史与现实的展现和批判。问题范式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础性范式，对于高等医学人文教育而言，问题范式的鲜明特点在于可以从不同维度审视高等医学人文教育实践中所呈现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并对其中的深层次问题进行哲学反思。就高等医学人文教育对于当代医学的重要性而言，现实中还存在着各种质疑，其中代表性的观点有：当前医学发展出现的种种问题，难道不可以通过医学自身的发展得到解决吗？何需人文学的鼓噪？为医学技术的成果运用设置伦理道德界限，难道不会妨碍医学的发展吗？提倡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的结合，难道不是在给医学设置、违背了“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吗[7]？针对当前高等医学人文教育存在的困惑以及边缘化现状，众多研究对高等医学人文教育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有学者总结当下我国高等医学人文教育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重视程度不够，医学人文课程被弱化；课程设置不合理，随意性大；医学人文教育缺乏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医学生未从根本上意识到医学人文素质的重要性，选课具有盲目性[8]。还有研究认为造成目前高等医学人文教育实践中出现问题的原因是多重的，既有认知错位的原因，也有环境困扰的原因，更有机制掣肘的深层原因[9]。当然，针对以上的各种质疑和问题，学者们或从观念层面予以批判论证，或提出一些颇具合理性的知识建议。可以发现，对当下的高等医学人文教育现状进行问题研究，使高等医学人文教育的问题范式相较于理想范式而言要充盈、丰满、具体一些。然而，当我们对高等医学人文教育的问题范式本身进行理性的审视时，就会发觉现有的高等医学人文教育的问题研究本身大多是从纯粹的知识、理念、原则出发，坚持对高等医学人文教育问题进行理念化、原则化的知识反思、知识拯救。而事实上，倘若这种知识反思、知识拯救仅仅驻留于观念层面且抛离了对社会规律、社会存在的正确把握则流于抽象便是其不二归宿。显然，没有对规律的正确把握，高等医学人文教育的问题范式也是存有诸多缺陷的。这也表明，高等医学人文教育的有效实施、开展还需要规律范式这个基础性平台的强力支撑。
4高等医学人文教育的规律范式
客观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往往是一副纷繁复杂甚至是转瞬即逝的现实图景。对此，作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人类就不断的反思这样的问题：自然界与社会的发展是源自偶然的冲动，还是遵循着其深层次的固有规则？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是杂乱无章而孤立存在的，还是遵循着一定规律而普遍联系的？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认为世界的变化和发展是依循着“逻各斯”而有一定的次序和周期并适应着不可避免的必然性的。赫拉克利特所说的“逻各斯”实际上就是指规律。因此，人类在对规律性问题的不懈探索以及在对规律性问题各个层面不同解答的历程中便产生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又一重要的基础性范式，即规律范式。可以说，没有对规律客观存在的哲学承诺及其自觉把握，人类是无法适应复杂的生活世界的，遑论对客观世界的有效改造。规律的存在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规律这一范畴揭示的就是事物运动发展过程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规律就是关系……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10]。当这种规律性的知识客体主体化、内化为人们的思想、观念时，就外在地表现为人们在行动中所必须遵循的实践方案、操作规则。在规律与实践方案、操作规则的关系上，规律是实践方案、操作规则的基础，实践方案、操作规则是规律的主体反映。当人们抛开客观规律去建构实践方案、操作规则时，这种建构是抽象的；而当人们以客观规律为基础去建构实践方案、操作规则时，这种建构则是具体的。因此，是否以客观规律为基础，是判断高等医学人文教育实践方案、操作规则建构具体性与抽象性的重要分水岭。对高等医学人文教育而言，规律范式就是以揭示高等医学人文教育实践中的本质性存在以及高等医学人文教育实践必须遵循的具体规律为基础、对高等医学人文教育从具体层面进行本质把握的基础性范式。库恩曾指出，范式更新带来知识更新，知识更新以范式转换为前提。因此，在明确规律范式科学内涵的前提下，将规律范式基础性地引入高等医学人文教育，将为高等医学人文教育本质的明确、为高等医学人文教育效益最大化的实现提供重要的方法论前提。特别是在实施高等医学人文教育实践中应当遵循的各种教育规律以及受教育者身心发展规律必将获得充分的重视。当然，规律绝不是纯粹的一般性公式，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性、历史性决定了规律是具体的规律、历史的规律。因此，以社会存在为基础，去揭示具体社会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具体规律，是保证规律范式科学性、具体性的根本前提，也是具体的规律范式的必然要求。惟其如此，高等医学人文教育的内在本质才能得到全面揭示，高等医学人文教育科学设定的多层次性目标才能得以全面实现。
5结语
以“本科教学工程”的实施为背景，基于对目前高校课堂教学现状的反思，本文拟从高校课堂这一场域对教师教学领导力内涵进行分析，明确高校课堂教师教学领导力的要素与功能；通过对领导力要素的梳理，指出高校课堂教师教学领导力研究已成为亟待关注的研究领域和实践方向。
二、高校课堂教师教学领导力内涵、要素与功能分析
1.内涵：从单一走向多元
有效学校研究的出现，教学领导力成为校长领域关注的热点，经历了兴起、削弱和再度回潮三个时期。在这样的发展历程中，教学领导力的内涵认识也在不断演变和深化。从专业领域来看，教学领导力的上位概念是教育领导力，而且教学领导力是教育领导力中学校领导力的核心。从学科领域来看，教学领导力的上位概念是领导力，是教育管理学与管理心理学的交叉领域。目前教学领导力的认识仅限于学校领导力的层面。理解教学领导力内涵，应清楚不同场域下的教学领导力层次。在中小学学校领导力场域下，教学领导力层次如图1所示；在高等院校场域下，教学领导力层次如图2所示。因此，大学场域下教学领导力更应从院系主任和教师这样的主体来探讨，这和中小学侧重校长教学领导力有着场域的差异性。从实施主体与场域看，教学领导力呈现层次多元化，内涵个性化和复杂化。其中，影响广泛的是美国学者菲利普·海林杰和贾思铂·墨菲提出的“三维度、十职能”模型，它从行为和职能两个线索上界定了教学领导力的内涵和成分，直接与非直接的教学领导行为都得到了体现，结构清晰，组织文化、干群关系、教师激励等情境性因素也得到了适度的关照。到20世纪末受建构主义影响，出现了质性研究方法对教学领导力内涵的实证分析。进入21世纪，教学领导力研究加强了以学习为中心取向。这种二维分析框架不仅关注校长教学领导力活动本身，而且强调将教学领导力行为与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联系起来，体现了鲜明的结果导向和质量意识。国内对教学领导力界定分为两类：一类是领导者影响教师、学生等利益相关者，有效协调课程与教学，以实现学校教学使命和愿景，促进学生学习和发展的能力；另一类是教学活动主体对教学活动施加影响以使教学活动有效运转进而取得预期目标的一种力量。前者是狭义的中小学校长教学领导力；后者是一种广义的教学领导力，体现了实施主体和实现场域的多元化。本文更倾向于广义的教学领导力，从教学领导力实施主体和实现场域的角度，进一步探索教学领导力的要素领域。
2.要素：从孤立走向整合
高校课堂教师教学领导力要素是课堂教学有效性测评指标体系形成的前提和基础，这里仅从要素的宏观方面进行简略的阐述。教学领导力的内涵由于其层次的多元化决定了内涵的广泛性。任何教学领导力的内涵都应充分考虑实施主体和实现场域。所以，高校课堂教师教学领导力是教师教学影响力、学生对教师愿景的追随力和课堂教学文化交互作用的结果。它是学校领导力的微观表现，其内涵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实现场域和主体的规定性；二是教师教学领导力实现过程的系统性；三是体现了大学教学、学术师承与文化传承三大功能。通过高校课堂教师教学领导力内涵界定，它的组成要素得以凸显。通过三个方面交互作用，实现教学活动任务，达到有效课堂教学的目标。高校课堂教师教学领导力通过领导力的视角，不仅注重三个环节对教学任务实现的影响，而且更加注重三个环节对教学任务提升的交互作用的机制原理，以此实现课堂教学有效性要素的系统整合，实现高校课堂教学形式与内容的整合。
3.过程：从学校走进课堂
校长教学领导力概念可以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理解，前者涉及所有影响学生学习的活动，如资源提供、教学资源、协调者和分析学校现状等四个方面；后者仅限于直接影响课程、教师教学、教师发展和指导行为。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校长教学领导力的目标是协调和激励学校中的员工和学生达到目的和创造一个有效的学校，最终是为提升学生学业成就服务。这一目标通过校长教学领导力更多的是间接实现。因此，从高校课堂这一微观层面来看，教师教学领导力是直接影响学生成就的主体。教师教学领导力是要通过自我发展带动学生全面发展，并且形成积极的教学文化机制。教师教学领导力是校长教学领导力的衍生和发展，是学生发展的直接因素。但由于目前国内外教师教学领导力研究不足，更多地只能从校长教学领导力角度进行梳理，以期对高校课堂教师教学领导力研究起到借鉴作用。从校长到教师这一实施主体的变化，其实质就是从中观走向微观、从学校走进课堂，也是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1）实施主体维度的关注实施主体是指教学领导力的实施者，即领导力的实现者。目前，国外对教学领导力实施主体的关注多集中在中小学校长身上，认为校长教学领导力就是识别学校愿景和使命、规划和管理教育、员工发展、监督与评价教学过程以及创造和发展积极的学校氛围。它的作用一方面是优化学校结构，另一方面是领导力行为影响员工关系，从而促进员工对教学更加投入。校长基本职责表现为肩负提升学生学业成就的使命而实施有利于有效教和学的行为。另外，校长由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要想实现教学领导力就必须授权。授权的途径是形成有力的领导力团队帮助识别和更好地服务教学相关的利益共同体，如父母期望、市场需求、高等教育要求和政府教育目标等。教学领导力起初被认为是学校校长众多角色中的一种。但有研究指出作为管理者的校长也应该具备作为一个教师的知识和技能，比如理解个体学习的需要、组织和社会环境及其交互作用、鼓励学习专业技术和合适的任务、激励个体改善自我和加强认可和提供充分的资源支持学习。这些行为的主要目标是组织学习环境和加强教—学的过程。教学领导力开始被理解为教和学过程中的能力。（2）实施客体维度的关注实施客体是指追随者的追随力。目前，在领导力理论中，追随力已经成为关注的对象，其核心是追随者的类型将影响领导者领导力的实现和发展。从教学领导力的研究情况来看，仍停留在领导者的角度，大部分校长教学领导力强调校长需要使用一定的技能，刺激和领导所有影响学生学习的人。也就是说，校长通过改善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这种关系帮助创造积极的学习环境。显然，校长教学领导力的实现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实现起到间接的作用。当然，校长教学领导力的实现还需要对教师这一重要追随群体进行关注，投入时间和精力以实现教师的信任。也有研究关注根据教师观点反映校长领导能力，校长教学领导力与学校类型和校长专业是否相关。（3）交互载体维度的关注交互载体是指领导力实施主、客体所处的情景，即领导力实现与发展的环境维度。目前研究发现，涉及改善教和学过程的特定教学领导力对学生学业成就是有效的。这也是狭义的教学领导力概念更能为人理解的缘故。这种教和学的过程就是教学领导力实现的环境要素。还有学者关注到学校社会经济地位与校长教学领导力行为和学生学业成就有关。研究还显示，教师对校长教学领导力行为的理解对学校学习氛围的改善与学生学业成就高相关，而校长自身对教学领导力的理解是没有显著作用的。学校情景在校长教学领导力和学生学业成就之间起着重要的作用。微观上，学校使命和学校社会经济地位与阅读成绩具有高显著性。可以说，校长教学领导力行为是通过学校情景变量间接地影响到学生学业成就的提升。校长教学领导能力的影响因素涉及学校类型和校长专业领域。研究结果表明，校长应该创造更加民主的氛围。这是指校长教学领导力实现的专业背景和学校地位。在教育管理领域，教育领导力研究备受关注，有关理论和模型的研究非常丰富，这主要是因为在学校管理中，人的因素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这种关注仅仅局限于教育领导力的现状研究，很少关注学校校长在过去历史时期的类型。究其原因，校长在其他领域与当今学校管理和社会历史有关的领导力和职业经历文献相对缺乏。（4）实施效果评价的关注实施效果评价是指教学领导力的实现与发展，这是目前教育领导力领域亟须深入探讨的方面。虽然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校长教学领导力行为与学生学业成就之间具有高相关性，但教育系统基于校长教学领导力行为的评价尚未进入政策视野。当然，是否关注特定的标准行为对学生发展有益尚未进一步证实。也就是说，校长教学领导力走向实践还需要教育领导者和政府给予更多的理解，不能忽视实践对教学领导力评价的重要方式，因为通过研究和阅历评价教学领导力强调的是教学领导力必须是可观察到的实践和校长能够实施的行为。
4.功能：从困境走向突破
（1）解构与延异：大课堂教学有效观教学领导力功能的最终目标是提升教学有效性。教学有效性的出现源于20世纪上半叶西方教学科学化运动，我国有效教学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随着高等教育后大众化时代的到来，教育质量问题备受瞩目。于是，有效教学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无论从教育经济学、教育学还是教学的内部结构看，教学有效性都具有过程性和复杂性的内涵，并呈现出模糊性、发展性和多元性的特点，这就使得对教学有效性的界定陷入了困境；与此同时，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教学领导力又存在着发生场域的差异，使得我们不能照搬照抄基础教育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标准与模式。于是，要对高校课堂教学有效性形成科学的理解与理性的认知，其前提必须要对传统的大学课堂教学进行解构。传统的课堂教学有效性多是基于教师的角度，将有效教学的影响因素归结为教师的知识（学术水平）、教学观念、教学能力、教学机智以及教师对课堂教学时间的有效使用（时间投入）等方面［26］。大学课堂教学有效性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学科教学目标的完成和课堂发生场域的固定，课堂教学有效性应该使延异现象发生，即通过课堂教学过程的影响，延缓到学生第二课堂中，把在课堂上精神对话后的愉悦和满足带到课外实践活动行为中，实现大课堂教学有效观，这就是教师教学影响力的持续性体现。（2）教师生命实现：教学能力的聚焦“本科教学工程”的实施是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必然选择。如今大学课堂陷入的困境无疑与教学的低效、无效甚至负效密切相关。可见，对大学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关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目前对教学有效性的研究主要停留在中小学，大学课堂场域因其更具复杂性而少有涉足，这也是高校课堂教学领导力尚未形成的直接原因。近十年来，我国“有效教学”问题的研究经历了萌芽、发展和繁荣三个阶段。有关教学有效性成果无不提及教师的作用。然而，这些研究对教师的指涉，其意在学生成长，而非是对教师教学生命成长的关照及对教师个体的伦理关怀。在大学课堂教学有效性过程中，如果不能从教师教学生命成长历程来关注教师发展，不仅违背教学改革的逻辑环节，而且无法真正解决高校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提升问题。因此，教学有效性提升离不开教师教学生命的关照，抛却教师发展的课堂教学有效性是片面的、有失偏颇的。同时，教师教学生命发展历程，与教学能力提升息息相关，教师教学生命发展影响着教学能力的形成。然而，现今对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的认识，还停留在共性化阶段，致使教师发展和教学评价陷入僵局。由此可见，这是高校课堂教学有效性问题的新生点，值得深入探讨。（3）教师的自我实现：超越知识的追随课堂教学有效性无不提到构建良好师生关系，从教学领导力的角度看，就是形成领追型的师生关系。然而，对关系形成的途径却未有更加深入的认识。传统课堂教学有效性大都以知识传授为标尺，这是一元智力观的假设；而现代大学课堂教学有效性则是以成功智力观为理论基础。斯腾伯格认为，成功智力包括分析性智力、创造性智力和实践性智力三个关键方面。这一理论体现了大课堂教学的有效观，充分彰显了对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一体化的认识。高校课堂教学有效性实现领追型的师生关系，首先需要超越学科知识的追随。教师的学术信仰应该融入到课堂教学始终，使教师学术追求愿景和学术信仰与学生追随力类型相匹配，真正实现超越知识的学术愿景的追随，以此反馈给教师的是学术生命的满足和实现，进而最终延续到课堂内外，形成学术一脉相承的学术流派，实现师生领追关系。这是教师教学生命的卓越追求，更是经师与人师融合的体现。因此，在大课堂教学有效观的指导下，通过师生同益发展的课堂有效性的伦理关怀和学术信仰共同愉悦下的师生领追型关系的形成，从而形成积极的教学文化，产生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共同体。这里的教学共同体涉及教学、学术和文化，并且使大学使命形成连续统一体，实现教学、学术和文化传承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得以集中体现，这也充分说明了教学改革的逻辑归宿应该回归课堂教学的观点。
三、高校课堂教师教学领导力的未来趋势
在对教育质量持续关注的影响下，丰富和发展教师教学领导力研究领域，有着重要的学理和实践意义。尤其是在高等教育场域下，在成功智力发展理论假设的前提下，高校课堂教师教学领导力对大学课堂改进，直至实现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具有更为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然而，关于教师教学领导力的研究领域尚未形成，国内外学界对其的关注也相对较少。因此，该领域在未来尚有巨大的研究空间可供涉足，未来研究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研究内容与视角
通过领导力的要素分析可以看出，高校课堂教师教学领导力需要对教师教学影响力、学生追随力和教学文化这三大因素进行系统性整合，才能建构起高校课堂教师教学领导力的研究框架；在此基础上，随着研究视角的日益多元化，该研究领域也将愈发的丰富与成熟。也就是说，研究领域的丰富和发展依赖于研究视角的多样，高校课堂教师教学领导力的出现就源于多学科的交叉。当然，这也符合人文社会科学多元视角审视同一问题，从而不断创新和丰富各个学科领域的需要。不管基于何种领导学理论，无论是共性的领导力研究，抑或是特殊的领导力探索，关于领导力的探究，已然从某一方面如对特质、行为、伦理、价值、道德和文化等的研究，发展到了对领导力概念视野下的实施主体（领导者）的领导力、实施客体（追随者）的追随力、实施环境要素以及三者交互作用实现的影响力程度即领导力效能。从领导力概念深化的认识上来看，无论是具体职位、团体、社团和组织，在追求卓越过程中，赋予实现其目标的影响力，而这种目标和影响都最终归结到个体人的因素上。也就是说，领导力已不再仅仅高居于领导职位，已经从神圣、绝对服从和命令的权力作用走向个体实现其卓越追求的平凡、合作和授权的权威影响力，领导力已成为每个人分内的事情。从领导力形成和开发的角度来看，领导力已经从经院式苦思冥想走向了在实践中提升的道路。正如美国学者萨乔万尼所言：“毕竟，领导力的实质是行动。”
2.研究范式
论文摘要：中国的高等教育应加强总结，善于积累，坚持好的做法;在强调素质教育的同时，不能动摇课堂教学的地位，要客观、全面、实事求是地看待现行教学质量，肯定中国学生潜在的动手能力;进一步大力度改革体育课。
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半个世纪内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建国初期，我国只有少数高校，在校学生廖廖无几。到199年，全国已有1942所高校，其中普通高等学校1071所，成人高等学校871所。在校学生数达到742.3万，其中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为413.4万，成人高等学校在校生为305.5万，研究生23，4万。与发达国家相比，虽然仍存在较大的差距，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是惊人的。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现代高等教育起步晚，并受到等运动的影响，高等教育的规模与人民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还不相适应。据统计，1995年我国每10万人口中的高校在校学生为461人，仅略高于发展中国家(824人)的半数，不足世界平均数(1434人)的三分之一，与美国和加拿大(5544人)相比，则还不到十分之一。在教育管理和教育观念等方面还值得探索与改革，本文就高等教育领域带有普遍性的若干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
一、中国高等教育需要总结、积累与坚持
建国初期，我国在高等教育方面较多地沿用了前苏联的一些做法，专业划分比较细，专业知识占的比重较大，人才培养以“专才型”为主。近些年来，我国基本放弃了“苏式”人才培养模式，而又较多地借鉴了欧美在高等教育方面的经验，专业趋于淡化，专业知识占的比重较小，人才培养以“通才型”为特征。改革开放，学习国外的经验，洋为中用，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我国自己的成功经验强调不够。半个世纪来，我国自身成功的方面是很多的，是值得总结的。我们应该结合国情，遵重中国与外国文化背景上的差异，善于积累，，明白哪些方面必须改，哪些东西应该留，而不是一味追求发达国家的东西。一位叫崔润民的作者在《南方都市报》上撰文指出，当我们正在自我否定时，美国人却在悄悄地研究中国的基础教育。当我们砍掉补习班时，克林顿政府则欲加强对暑期班和校外班的投资。我们要避免盲目否定自己，更要避免盲目学习别人。不要等到国外肯定了我们的成绩自己才能认识到。
无论是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我国成功的例子均很多。象北京四中的张驰(学生)，复旦大学的杨福家(教师)，都是震动英国的中国奇才，张驰在英国爱塞克斯(Essex)大学以优异的成绩本科毕业，直升剑桥大学博士研究生，边攻读博士学位，边指导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做论文。英国广播公司(BBC)将张驰誉为“中国人的骄傲，北京人的光荣”。张驰为中国学生叩开了爱塞克斯大学的门，1997年在该大学留学的中国人仅张驰rl人。1998年该大学专门委派一名代表到北京四中考察，并表示只要像张驰这样的学生，出自北京四中这样的学校，愿意去爱塞克斯大学的，他们全部免试接收。到1999年，在爱塞克斯就读的中国留学生已近百人。杨福家原是复旦大学的校长，如今却是英国诺丁汉大学的第5任校长，成为英国教育史上第一位华人校长。诺丁汉大学宣布此项决定的新闻稿标题为:“诺丁汉推举出一位国际校长”。陈至立部长在祝贺杨福家教授出任英国校长的信中说:“英国著名的诺丁汉大学聘请我国教育家担任校长，这在历史上是首次，这一荣誉是我们教育界同行的骄傲。”对于此事，杨福家校长本人认为:“它说明了20年来，我们中国在科学、教育等领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而更重要的是，这些发展被人所了解，所理解。”确实，中国的教育正在走向国际化，不断为世人所了解和肯定，如荷兰最古老的莱顿(Leiden)大学校长今年2月访华时说，中国学生的英语好得令他吃惊。在今年2月20日北京的新闻会上，荷兰教育、文化和科学大臣卢克·赫尔曼斯认为中国的教育水平非常高。对于中国高等教育，我们自己也需要了解自己，理解自己，肯定自己，坚持成功和成熟的东西，不断积累，办出特色，走中国自己的高等教育之路。
二、论课堂教学的地位
在实施素质教育过程中，强调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实践性教学环节正在逐渐加强。然而，加强实践教学并不说明理论教学不重要，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走向极端。当前，在部分师生中出现了重实践轻理论的苗头，这是十分危险的。理论与实践必须互相结合，互相渗透。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脱离实践的理论是空谈理论。因此，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都是重要的，两者不可偏废。目前，我国高校4年制本科学生通常课堂教学为2500学时左右，从时间分配而言，大量的时间仍然花在课堂上，课堂教学仍是教学主战场。课堂教学的效果对人才培养影响是非常大的，课堂教学不但不能马虎，而且要通过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形式，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和质量。社会发展至今，不仅知识越来越多，而且知识更新越来越快，在高等教育学制不变的情况下，怎样让学生在有限的校园生活中，最大限度地发挥时间的效益、选择好学习内容、在直接学习知识的同时，锻炼自己选择和汲取知识的能力，在这一点上，课堂和教师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课堂是教师的重要舞台，教师面对的是学生群体，教师在课堂上浪费1分钟，那么如有60个学生听课，就相当于浪费了1个小时。当前，多数学校都制定有课堂教学评估体系，作为系统评价课堂教学质量的标准。可见，课堂教学的重要性非同小可。
三、怎样看待现行教学质量
教学质量是全社会都关心的大事，提高教学质量是永恒的主题。对当前高等学校的教学质量，校园内外似乎都有些消极，相当一部分人认为，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教学质量下降了。对现行高校的教学质量，应该客观地分析和全面地认识。笔者认为，抛开历史背景、脱离时代要求，简单地说“提高”或“下降”是不够科学的。近年来，党和国家对教育愈来愈重视;社会对教育越来越关注;教育投人逐年增加;高等教育改革不断推进;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方面均有较大的改进;基础理论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正在加强;学生的外语和计算机应用水平比以往有了提高;办学条件的改善，尤其是现代教育技术的广泛应用，提高了教学效率;市场经济的建立促进了学生的经济意识;毕业生分配制度的改革增强了学生的就业观念;学费制度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这些都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总体质量不仅不会下降，而且正在不断适应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要求。
当然，高等教育仍存在不少影响教学质量的因素，如投入不充足，教学硬件总体水平不高;部分学生刻苦程度不够，不善于自主学习;部分教师对教学工作的投入不够;扩招后使一些学校教学资源更加紧张等等。这些方面都有待于改善。
少数人认为高校教学质量一直在下滑，这是一种缺乏质量观和时代感的极端说法。局部局时教学质量下降是可能的，但凡事都有度，不可能永久朝一个方向发展，世界上没有永远下坡的路。出于对教育的关心，对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表现出忧虑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一定要客观看待，正确认识，全面比较，综合评价，克服消极情绪和负面效应，积极在实践中去探索提高教学质量的新途径。
四、中国学生动手能力刍议
长期以来，人们将中西方学生作对比时，普遍印象是中国学生动手能力明显比西方学生差。其实，这一印象仅对了一半。从表面上看，中国学生总体动手能力是要比西方学生差一些;但认真分析，中国学生的潜在动手能力并不比西方学生差，甚至比西方学生更强。中国学生的动手能力长期受到两方面的制约。一是观念，中国传统的观念比较固封，不鼓励学生多动。二是条件，我国中小学和高校的实验条件比起西方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影响了学生动手能力的发展。据说西南边疆有所学校开设计算机班，却没有计算机，很多学生连鼠标都没摸过。试想，这种环境下学生的动手能力会强吗?然而，中国学生知识比较系统，基础较好，只要转变观念，改善条件，中国学生的动手能力很快就会发挥出来。这一点可在许多中国留学生的身上体现出来。著名科学家丁肇中去美国时打算学理论物理，但后来改学了实验物理，而且获得了巨大成功。这样的例子很多，不少中国学生到西方不久，很快就展现出较强的动手优势。
杨振宁博士也认为中国人不会动手是一个错觉，认为很多的中国人非常会动手。对中国学生的动手能力，应该持乐观态度。
五、对体育教学的思考
1.研究对象
XX高校2010-2014级体育教育专业本科生。
2.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了文献资料法、调查问卷、逻辑归纳法等。
二、结果分析
1.XX高校2010-2014级体育教育专业本科生招生情况
对XX高校2010-2014级体育教育专业学生通过电子邮件的调查得知，该高校的体育教育专业几乎全是本科生，因此，XX高校的毕业生就业时的起点是一样的。通过调查发现，XX高校2010-2014级体育教育专业招生情况有增有减，但基本保持平衡的状态。
2.体育教育专业学生的就业现状
高校就业问题一直是受到人们热议的问题，近年来，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的就业情况并不很好，从我们开展的调查的情况也能看出来。据调查XX高校2010—2014级体育教育专业本科生，12年的就业率平均54.8%,13年平均就业率45.1%,平均下降了9.7%。造成这一现象的发生，原因是多层次多方面的。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当前面临的严峻就业形势。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毕业生人数逐年不断增加，基本上平均每年以20%左右的速度增长，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日益突出。在这一方面，政府已采取很多的措施进行了调整，但从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来看，跟发达国家比较，国内的服务业在GDP中比重还相对较小，而这一行业是最能容纳就业率的地方。这一矛盾，导致大学生的就业途径减少。大学生的工作选择就只能是基层、中小企业、农村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的体育专业毕业的学生就业渠道相对较少。同时，由于毕业生的大量积累，很多人在就业岗位上感觉比自己的期望值要低，于是转头走进别的行业。另外，受国际金融环境的影响，就业压力也慢慢增大。第二，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很多毕业生希望选择去类似政府、学校等事业单位或是国有企业，这些单位相对稳定，有固定收入，也有很好的发展前途和空间，因此，对于体育专业毕业生来说，可以选择的渠道就更加狭窄。第三，对于一些吸纳就业能力较强的就业单位，一般都是对整个专业知识要求比较低的。如一些社会的体育培训机构，根本不需要相应的本科文凭，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体育专业学生的就业。
三、高等院校体育教育专业就业的建议和措施
1.调整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积极适应当前国家对体育人才的各种需求，对体育专业教育相关要求进行调整，按照国家总体规模控制好体育专业人才的招生规模，大力发展社会体育专业等，加强体育院校层次的控制，对不同层次院校的培养目标进行不同的定位，避免造成学生资源的浪费。加强对体育专业学生培养的灵活性，重视体育专业大学生全面素质和各种综合能力培养，积极培养为社会各个层次所需要的体育教育人才
2.不断提高高等院校体育教育专业学生综合素质
注重提高高等院校体育教育专业基础知识教育，同时也要注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宽口径的培养模式，进行学科交叉环境下的综合培养，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积极适应社会各种岗位需求，全面提升各种社会能力，进一步拓宽自己的未来的就业面和就业选择。
3.努力培养高等院校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创业意识
培养创业高等院校体育教育专业学生精神就要注重在日常教学中实施创业教育，通过完善课程培养体系，在课程内容设置方面积极引导学生培养自己的船业意识，拓展学生自主选择的空间，加强对体育创业指导课的认识，培养创新精神。
4.调整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就业心态、树立正确就业观
在就业的引导和教育过程中，高校应该组织好对体育专业学生职业规划的教育和引导，多方面、多渠道、多领域的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要教育学生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进入到公务员或是视野的队伍中。同时，公务员或是事业单位也不是铁饭碗，国家也在逐步尝试建立能进能出的制度。要积极树立正确的就业观，保持一个良好的积极向上的就业心态。
四、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