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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文化论文(合集7篇)

时间:2022-09-17 17:42:56
审美文化论文

审美文化论文第1篇

一、审美文化学的学科性质

王德胜在《批评的观念:当代审美文化理论的主导性意识》一文中曾经提出:“批评的观念”是“当代审美文化理论的主导性意识”;惟有“批评的观念”才能使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积极地介入当代历史/文化的实践进程,介入当代人的现实生存领域,从而实现当代审美文化理论之于各种‘当代性现象’的有效揭示。”1也就是说,当代审美文化理论主要是一种文化批评。在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中,坚持文化批评立场,固然可以有效地参与当代文化建构,实现学术研究的社会价值,但是,我们能否就此将审美文化研究定位为文化批评呢?我认为,以“批评”来定位一个学科方向学理依据不足。批评什么、以什么来作为批评武器、如何批评,这些问题都不是“批评”本身所能解决的。换句话说,以“批评”来定位一个学科,并不能解决任何学科定位问题。就当下审美文化研究现状而言,网络、电影、大学体制、波鞋6、超市等一切文化现象似乎都是其批评对象;其理论资源与批评立场也五花八门,毫无学科领域约束。突破学科界限,有时可以为学术发展开拓新的增长空间;多学科交叉互补,也有益于发现新的研究视角,但是,全然漠视学科建制,甚至鼓吹反学科建制,却有害于学术的健康发展。因为学科建制虽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学术研究的自由空间,但是也为学术研究在某个领域向纵深方向推进提供了保障。本文认为,曾经轰轰烈烈的审美文化研究要想避免沦为过时的学术时尚之厄运,必须重新审视其研究立场,将审美文化学建构为一个知识体系,而不是停留在文化批评层面。这个知识体系究竟是从属于美学,还是从属于文化学,应该作进一步辨析。上文已经指出,审美文化研究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上根本不同于美学研究,因此,审美文化学不是美学的话语转型。那么,审美文化学是否就是社会美学,或是美学的一个分支呢?在重视社会生活中的审美实践方面,审美文化学与社会美学的确具有相似之处,但是,审美文化学既不关注研究对象的审美属性,也不关注主体的审美意识,这与社会美学截然不同,也就是说,审美文化学其实并不关注审美问题,因而它不是社会美学,当然也不是美学的一个研究方向。审美文化学与文化学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审美文化的字面意思是文化系统中具有审美属性的类型或层面,因而,审美文化学应该是文化学的一个学科分支。其实,审美文化这个概念的内涵极其复杂,有人认为它特指当代文化中出现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艺术/审美日常生活化现象;还有人认为,“审美文化是一种完整的形态和系统,是建立在人类生存实践基础上的一种社会感性文化。有别于工具文化和社会理论文化的功利性与规范性,审美文化显示出超功利性与自由性相统一的特质。”也就是说,审美文化并非现实的文化系统中审美的和艺术的方面与部分,它具有理想性,对现实的社会文化应该具有规范、引导意义。本文赞同审美文化“是一种完整的形态和系统”之说,认为将审美文化仅仅看作文化系统中具有审美属性的类型或层面,实质上否定了审美文化概念的独特内涵,消解了审美文化学的独特价值;另一方面,本文并不认同对审美文化超功利性与自由性之鼓吹,认为审美文化就是艺术/审美未从一般文化中分化出来这样一种文化状况/文化形态,这样的文化状况/文化形态并不局限于当代,而是出现在人类文化的每一个历史阶段,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表现而已。据此而言,审美文化学不是文化学的一个学科分支。总而言之,审美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具有一定审美色彩,但其关注点不在于研究对象的审美属性或主体的审美意识,这是审美文化学与美学的联系与差异之处;审美文化学虽然致力于研究审美文化现象的发生、发展规律,并揭示其中文化观念变迁与现代性等问题的复杂关系,但是,作为审美文化学研究对象的审美文化并非一般文化系统中具有审美属性的部分与层面,所以审美文化学与一般文化学既有一定联系,又不属于一般文化学的分支;审美文化学看重学术研究对于当下文化状况的批评与建构意义,但是并不以文化批评作为学术研究的主要目的,而是强调学科意识,力求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这是审美文化学与文化批评的既有联系,又大不相同之处。鉴于以上认识,本文认为,审美文化学虽然与美学、文化学、文化批评有着一定联系,但完全可以通过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成为一个独立学科。

二、审美文化学的研究范围审美文化研究

在前苏联曾经蔚然成风,前苏联学者对审美文化学的研究范围也曾经深入探讨过。奥夫斯相尼柯夫的观点对我国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审美文化研究产生过一定影响,他提出,审美文化“贯穿在文化的所有领域、所有部门、所有地段。因为,人的审美积极性表现得极为广泛,它毫无例外地表现在人们活动的所有领域中——表现在劳动和科学认识中,表现在社会组织的各种活动和体育中,表现在人们日常交往和艺术生活中”。如此看来,审美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几乎等同于整个社会生活,其研究范围没有一个相对明晰的边界;另一方面,奥夫斯相尼柯夫的审美文化研究着眼点还在于社会生活领域中所表现出的“人的审美积极性”,这接近于我们的社会美学,也就是说,这个意义上的审美文化研究仍然是美学的发展或分支,与我们所谓的审美文化学有着明显区别。国内有学者提出,审美文化“指的是从建筑外观、室内布置、人体服饰、新区布局、旅游景观到文学艺术多层面审美领域的总和。”他还提出,在研究这些审美领域时,“要从审美的外观形式中揭示其与整个文化变动的关联。”这个主张触及了审美文化学的核心问题,即审美文化研究的着眼点是社会文化的变动以及社会文化心理的变迁,而不是纯粹的审美问题。但是,将审美文化理解为“审美领域的总和”,仍然未能揭示审美文化研究的独特性;而且“整个文化变动”这个概念的外延也过于宽广,似乎应作进一步限定。本文认为,审美文化就是艺术审美未从一般文化中分化出来这样一种文化状况/文化形态,审美文化研究的着眼点是考察审美文化的发生、发展与现代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此基础上建构审美文化学的知识体系。具体而言,这个知识体系应该包含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审美文化史,第二个层面是审美文化学原理,第三个层面是当代审美文化批评。这三个层面大体框定了审美文化学的研究范围。审美文化史主要研究审美文化的发生、发展规律,以及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审美文化形态,包括原始审美文化、古典审美文化、现代审美文化、后现代审美文化等等,并考察不同的审美文化形态与特定历史阶段中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宗教、道德之间的复杂关系。审美文化学原理主要研究审美文化的内涵、性质,审美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基本范畴、主要问题、重要关系等,其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艺术/审美从一般文化中分化出来这个历史过程与现代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尤其考察艺术/审美与一般文化由混同到分化,再到融合这个历史过程中,人们文化交融/团结感的变化状况。当代审美文化批评主要对日常生活审美化、媒介文化、都市文化、乡村文化、建筑文化、消费文化、性别文化、种族文化、身体文化、时间体验等当代审美文化的现象与问题,依据审美文化学原理进行深入研究,揭示这些现象与问题背后的当代文化分裂感、文化团结感与现代性之间的内在联系。无庸讳言,我国的审美文化研究虽然已经有近20年的学术积淀,但是审美文化学作为一个学科,目前尚处于草创阶段,关于这个学科的一些设想难免不够成熟。本文提出审美文化学是一个区别于美学、文化学、文化批评的独立学科,并尝试着讨论其研究范围,旨在强调审美文化研究应该找到自己独特的学术空间,以保障学术研究能够在纵深方向挺进,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展自己的学术空间,而不是一味消耗其突破学科壁垒的批评冲动力。

作者:王誉茜单位:南京农业大学

审美文化论文第2篇

1.1开掘武术审美文化资源是弘扬中华审美文化的重要途径中国武术,这一历经华夏文明几千年风雨洗礼的文化瑰宝,以其保家卫国、行侠仗义的豪气雄风书写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谱写着一曲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生命赞歌。所以,中国武术固有的民族性才被打上生命华章的审美文化烙印。当“关爱生命”的理念成为世人的共识、“以人为本”的生命乐章已然奏响之际,中华审美文化从生命本体出发,对生命本真的弘扬与审美观照理应成为时展的主旋律,从而在多元文化交汇的国际语境下愈发彰显民族文化的魅力,给现代人带来精神的慰藉和心灵的寄予。作为民族文化的特殊载体,中国武术在武技、武理、武德等不同层面诠释着中华审美文化理想,并以独特的生命情感流注阐发中华审美文化的生命美学意蕴。因而,开掘武术审美文化资源,揭示武术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层面的审美表现和审美特征,透视出与之相应的中华审美文化理念,可以在广泛传播武术的进程中增进民族文化、民族意识的情感渗透,逐步实现多元文化交汇中的民族文化自觉行为。

1.2开掘武术审美文化资源是拓宽武术传承发展的重要路径武术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杰出代表,冷兵器时期,武术的技击价值得到淋漓尽致的彰显,其审美价值并没能充分体现。第一,物质文明相对匮乏的社会背景制约了精神文明的提升,武术的应用价值更多体现在技术层面的实用性和时效性,审美文化层面的精神价值被遮蔽;其次,武术长期处于“俗文化”的历史境况,与作为“雅文化”的中国书法、绘画相比,没有成为一种社会主流文化现象,对其审美文化内涵有失关注;第三,武术根源于民间,民间大众的文化水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层次的武术审美文化价值品级的提升,因而,大众对武术的认识及传播往往更多局限于打、踢、拿、靠、摔等技术表面,而边缘化了其审美文化层面,从而制约了武术的发展空间。新的时代背景下,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和谐的社会环境为武术的多元化、多层化发展提升了广袤的空间,为武术审美文化资源的深入发掘提供了平台,为武术的传承发展打开了另外一扇窗。冷兵器时代的终结,使那个驰骋疆场、仗义行侠并足以让武术人豪气冲天、威风八面的“中国武术”,在西方体育的侵蚀下不得不在历史的自我救赎中附丽于“体育”而转型。全球化时代呈现给我们一个多元体育现象混杂交融的格局,提供给大众一个多元需求的选择平台,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竞争纷纭、优胜劣汰的社会生存压力。当武术彷徨于传统与现代、单一与多元的时代对白之际,“全球化”就像一把“双刃剑”,给武术的发展带来空前契机的同时也面临着“四面楚歌”的发展瓶颈。单一路径、固步自封的传统教习已略显狭隘,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禁锢当代武术发展的藩篱。武术的发展必须紧扣时代脉搏、紧抓文化之根、紧跟人们所需,才能得到符合历史规律的客观发展和价值评判。现代武术只有放眼国际视野,拓宽“大武术观”视界,才能在“全球化”的大舞台上做大、做强,从容应对蜂拥而至的西方体育,改善目前社会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的严峻现状,从而破茧重生,振翅高飞。显然,开掘武术审美文化资源,对于深化武术文化研究,全面提升武术价值品级,拓宽武术传播路径,创造在世界体坛与西方体育分庭抗礼的中华民族体育品牌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武术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

1.3开掘武术审美文化资源可以满足大众日益增长的精神生命需求当代美学家叶朗认为:“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追求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压倒一切的统治地位,而精神的活动和精神的追求则被忽视、被冷漠,被挤压、被驱赶。从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统治下拯救精神,就成了时代的要求、时代的呼声。”[3]“艺术、审美不是出于人类的享乐目的,而是出于宇宙本体的召唤,肩负着激发人类本然的创造力,引导人类返回或重建精神家园的重任。”[4]可见,审美需要是人类的一种高级精神需要,是人们精神家园的守护,是人们生命本然的回归。当今社会,对生命的关爱和审美体验已逐渐成为大众的精神诉求,并呈现出审美世俗化、大众化趋向。作为民间草根性色彩浓郁的中国武术,有着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因而具有更贴近大众的亲和力,在泛审美化的社会生存趋向中,充分彰显富有生命颐养之学的中国美学精神,透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生命意识。显然,新的时代背景下,开掘武术审美文化资源,展示民族奇葩的“青春靓丽”之美,培养大众学会鉴赏武术之美,体验武术带来的身心愉悦,使武术真正成为现代中国人修身养性的一种生活方式。开掘武术审美文化资源,使人们通过武术技术的艺术表达和人文精神的审美诉求来体悟心性与天道的统一、感悟德艺双馨的人生境界、践行真善美的和谐统一,从而起到净化人的心灵、提升人的境界、丰富精神生活的重要作用,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2生命美学视域下中国武术审美文化研究的理论探索

2.1武术审美文化以“人”为中心,立足于生命精神的审美探索中国古代哲学是一种关注人性、人生的生命哲学。徐复观认为,中国文化特征是“在人的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出艺术的根源,把握到精神自由解放的关键。”[5]中国审美文化“不离‘人事’之道,也就是不离‘人’的主体性和‘在世性’来谈论审美和艺术。它集中体现着中国人对自身作为‘人’的此岸存在及其理想生存状态的绝对关心。”[6]上述所论揭示了“道不远人”(《中庸》)、“以人为本”的中国文化精神。由此,中华文化可谓是一种“人学”、一种“生命之学”,这两个基点是我们全面发掘武术审美文化的出发点。武术实践者将生命追求的主题以形象化的肢体语言符号呈现,从而在现世的生命存在中获得一种超验的精神生命升华,因而,武术审美文化将在“人”、“生命”以及“天人合一”的生命哲学思想的基石之上,发掘武术这一具象蕴涵的人性之道、人心之道、人生之道、人伦之道、人格之道,关照宇宙生命本体的精神意蕴。

2.2武术审美文化体现了追求生命和谐的审美理想“和”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是大众普遍认同的人文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审美理想。孔子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等都是对“和”的思想阐发。正因为“和”是内在生命的和谐,所以,中国哲学思想中贯通宇宙和谐、个体和谐、群体和谐的是“生命”。没有和谐,就没有生命,这是凝集于中国人观念意识中根深蒂固的生命哲学理念。武术审美文化以“和”为主旨,正体现了生命精神的和谐。

2.2.1武术技法、技理体现了追求精、气、神合一的生命精神纵览世界各国格斗术,中国武术可谓是一种独特的格斗形式。无论是武术套路演练还是现代武术散打竞技,都充分将武术技击元素、技击法则、技击理念体现于一种精、气、神合一的生命优化状态之中,透视出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生命精神。武术套路通过演练的形式,将残忍的搏杀消解于华丽优美的动作展演之中,不仅规避了“武”之杀气,而且弱化了直面的打斗意象,当打、踢、拿、靠、摔、劈、砍、击、刺、撩等技击元素在演练中艺术化唯美呈现时,人性的天然攻击性之本能以及生命力之精神得以淋漓尽致地彰显,因而,武术套路演练既不失强化了技击动作、提升了精气神,保存了武术的技击本质;又淡化了打斗的杀气、搏杀的血腥,并彰显了人之生命精神,体现了一种追求和谐的审美价值取向。现代散打运动符合体育审美判断标准,具有客观存在的文化审美内涵,在规则的人性化“庇护”下,呈现出身体美、技术美、战术美、智慧美、精神美的审美特征[7],体现了内外合一、精气神合一的生命精神。武术拳谚通常表达了对武术技理的基本要求,体现了拳术的风格特点和审美追求。比如,长拳讲究“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八法合一;少林拳要求“手似流星眼似电,身似游龙腿似箭”;形意拳强调“起似伏龙登天、落如霹雷击地”,都是武术追求精气神合一的生命精神的具体范例。

2.2.2武术人文精神体现了追求社会人际生命和谐的审美文化意蕴人文精神是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审美观照,是一种人类普遍的自我关怀。中华人文精神之阐发可以追溯到孔子开启的先秦儒家思想。儒家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主要体现在“仁”、“义”、“礼”、“智”、“信”、“忠”、“孝”、“悌”、“勇”、“恕”等思想方面,是对人性、人生、人伦、人格等价值体现和审美观照。如果说西方社会有赖于宗教作为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和精神信仰,那么,中国以追求和谐为价值取向的思想文化则依赖于道德体系。何新认为:“‘美’是一种从形式上、情感上被升华为一种价值观的社会化的最高理念。”[8]社会文明的洗礼与人文教化,促进了武术由野蛮到文明的社会化进程,促进了武术伦理道德的历史生成。武术界往往通过门规戒约来约束武术技击的滥用、通过武术礼仪促进人际间的和谐相处、通过抑恶扬善以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充分体现了武术伦理道德的社会化价值,体现了追求人际和谐、社会和谐的“和合”人文精神。“侠义精神”是“侠者人格精神经历史积淀而形成的一种武术文化意象,是武术审美文化的精神特质”[9],体现了武术人的一种社会担当、正气弘扬,千百年来已积淀为民间大众的精神纽带和审美心理。张岱年认为:“在雅文化中,‘仁’是最高的道德,而在俗文化中,由墨家思想演变而来的‘侠义’被视为最高的道德,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之类,成为民间结社的道德纽带。”[10]武术仁人志士以“铁肩担道义”的“侠义精神”寄予了忠义的爱国情怀,体现了“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仁义之道,折射出崇高的人生境界和人文精神。孙中山先生提倡的“尚武精神”足以见证武术人文精神的社会化价值与民族大美思想。

2.3武术审美文化体现了形神兼备、德艺双馨的审美诉求中国武术与中国书法、绘画同源异流,它们虽然属于不同的艺术形态,但却脱胎于共同的华夏文化母体,因而,具有很多相同的审美文化要素,诚如旷文楠所说:“武术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审美因素,和中华文化的绘画、书法、舞蹈、戏剧等艺术形式有着许多共同的美学内涵。”[11]中国书法、绘画艺术讲究“以形传神”、“形神兼备”,武术同样体现“形神兼备”的审美诉求,体现整体性思维的中华文化理念。因而,在武术技艺表达中,武术审美文化体现了武术动作外在造型美和内在表意美的统一,体现了追求意象化、理想化观念的审美表达。武术套路演练既要在“形”上逼真,更要在“神”上相似。“神”美是一种意境美,是在以“形”美为载体的基础上的内在性超越,是武术技艺最高境界的描述。从武术拳谚中也能体悟到武术形神兼备的艺术魅力。比如,太极拳“运动如抽丝,迈步如猫行”的动作要求;八卦掌“龙形猴相,虎坐鹰翻”的技法要求等都体现了武术追求“形神兼备”的审美理想,透视出隽永深长的审美韵味。由此,不管是静谧凝神的武术养生还是模拟自然万物的象形武术,武术动作、武术拳谚等总在传达着与此相适宜的生命精神和技击意象,将生命的韵律、形神兼备的东方艺术体现得淋漓尽致。武术道德和武术技击是武术发展历程中相辅相成的两个重要方面,武术技击成就了武术道德的历史生成,武术道德一方面规范、制约了技击的滥用,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武力。武术审美文化透视出对习武之人“德艺双馨”的人格塑造和审美诉求,体现了“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理想人格,符合中国文化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审美标准。

2.4武术审美文化理论以“审美意象”为核心,探索象外之境的生命精神超越意象思维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诚如美学家叶朗所说:“艺术的本体乃是审美意象,中国古典美学以审美意象为核心。”因而,武术审美文化脱离不开武术技艺的审美艺术展示和武术人文精神的审美诉求,脱离不开“象”这一逻辑起点,脱离不开“武术审美意象”这一核心范畴。刘勰从艺术构思的角度,最早提出“意象”这个美学范畴,并提出“窥意象而运斤”的美学命题,其思想根源源于《易传》的“立象以尽意”。“象”是“意”的感性显现,“意”寄寓于“象”中;“象”是对审美客体形象的表达,“意”是审美主体对于宇宙万物“道”的理解。运用中国意象思维理论,循着“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王昌龄《诗格》)的中国艺术创作心理路径,武术审美意象再造体现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心路历程,体现了一种主体化了的“天人合一”生命理想寄予。人们循着自然物象之“象”去领悟“象中之意”,进而把武术行为与“象中之意”联系起来形成“武术意象”。武术意境是武术意象的形而上的超越,体现了“道”的有无相生、虚实结合的生命精神。通过武术典籍、术语、拳谚、文本、图像,我们可以管窥其中的审美文化意蕴[13]。“武术精神”的人格境界充分说明了“武术意象”的超越性,体现于“仁”、“义”、“信”、“勇”、“礼”等象征武术道德本体的人生意象系统,体现出中华人文精神的本真韵致。“武术审美意象在广义上可分为自然意象、人生意象。在狭义上则可包括物意象、人意象、事意象、侠义精神意象等等。折射出武术审美文化中的生命意识和宇宙精神。”[9]由此,中国武术始终秉承对生命精神的不懈求索,追求那种“大象无形”、“大音希声”、“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生命意境,体悟“道”之生命本体,彰显生命之美意蕴。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多元文化交汇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武术的社会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从而也影响着当代武术的发展走向与价值拷问。武术审美文化研究恰恰在民族文化繁荣的时代航标下、在人们生命质量不断提高的精神诉求下、在生态文明趋势的奏鸣曲中得以强化和深化。这似乎为武术的当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和生命活力。只有深入到武术文化结构的深层,围绕“人”、“生命”、“审美意象”、“人文精神”等关节点,展开对武术审美文化的理论发掘,才能把握住武术审美文化精神,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需求,在弘扬民族文化的“中国梦”之浪潮中推动武术的可持续发展。

审美文化论文第3篇

(一)旅游审美文化的大众化

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普通大众对于经济利益有了重新认识,对物质的欲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在缺少了意识形态对审美态度的制约,普通大众的审美态度和趣味开始转向了世俗化和感官享受。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新媒体的日益发达,旅游审美文化也日益趋于大众化,主要表现为旅游审美活动的主体、客体和审美标准日趋于普通大众、日常生活和多元化。

(二)旅游审美文化的多元化和商品化

为满足旅游市场和旅游者的多元需求,旅游经营者几乎对所有的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进行开发,使其作为审美文化商品而推向旅游市场。因此,无论是审美的主体,还是审美的内容与形式都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状况,使当代旅游审美文化呈现出了多元化和商品化的特征。

(三)旅游审美的泛化

当代旅游审美远远超出了古代文人旅游“寄情山水”的范畴,审美的泛化表现得最为突出。在旅游过程中,既有对高雅、古典艺术的欣赏,也有对通俗、现代文艺的欣赏;既有对艺术的纯审美,也有生活化、娱乐化、实用化的宽泛审美活动。使得旅游审美活动中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整个旅游活动呈现出“生活的艺术化,艺术的生活化”的审美文化状况。

二、当代中国古典园林景观旅游审美文化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旅游已发展成为大众旅游,为广大普通民众所接受。中国古典园林作为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传承着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自然而然地成为旅游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传统的古典园林审美活动都是建立在儒道等传统文化基础上而形成的,对于园林所蕴藏的美,赏析得深入而独到。然而,现今所呈现出的旅游审美文化,且不论这种旅游审美文化在自然审美、艺术审美上反应如何,单论它在古典园林这一类型景观审美中所表现出的审美效果就远不如传统审美。就目前所看到的一些问题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由于旅游主体审美文化艺术修养的匮乏,使得古典园林景观的旅游审美浮于表面,缺少对园林艺术深层次文化的审美追求。现今是一个大众旅游的时代,许多旅游者对旅游的认识还比较肤浅,处于以“身临其境”为满足的“视觉”文化阶段。旅游者本身缺乏相关的文化艺术修养和审美感知能力、领悟力,审美趣味比较平庸单一,对于园林景观艺术和文化的审美大多只停留在娱乐和消遣上,没有注重更深层次的审美享受和审美升华。

(二)在古典园林的旅游开发过程中受到功利主义的影响,旅游经营者忽略了古典园林本身的审美文化特色,使得园林旅游设计缺乏历史深度、理性深度和审美深度。在古典园林的旅游开发过程当中,一些旅游经营者在市场利益期望的驱动下,利用普通大众旅游者对古典园林所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向往,营造出一些“文明垃圾”的园林设计,追求视觉刺激,完全脱离了园林本身的审美文化本质与特色,曲解了园林所蕴含的文化。

(三)当代旅游审美文化中还存在一些负面因子。虽说当今旅游审美文化在三大主流旅游审美文化的影响之下不断发展演变,但在某些地区仍然还会存在一些不适应主流文化却有存在市场的其他形式的旅游审美文化,比如旅游审美文化的功利主义、过度实用主义、视觉文化等。在这些文化层次上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旅游者或是旅游经营者都还不能自觉地协调与平衡旅游审美活动中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关系,所以在倡导良好社会风气的基础上,建立起具有较高艺术与审美水准的审美观念体系势在必行。

三、当代中国古典园林景观旅游审美文化塑造的应对策略

旅游审美文化的发展演变是在旅游业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对于旅游审美文化的引导和塑造,我们可以从旅游审美活动的主体、客体、导游和外部社会环境等方面着手。

(一)旅游审美活动主体———旅游者

中国古典园林是中华民族创造的美的生活境域,它是在有限的空间里,创造出无限的具有高度自然精神境界的环境,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精髓与核心,其中渗透着中国传统的审美哲学。而当今旅游者作为整个旅游审美活动的主体,想要深入园林之中,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就必须注重自身旅游审美修养的培养。1.提高旅游者的文化素养,培养审美能力面对蕴藏着中国五千年灿烂文化的园林景观建筑,倘若旅游者没有一定的园林文化知识,贸然前去参观游览,难免会流于景观建筑表面现象,陷入“只看热闹”的旅游尴尬境地。因此,在旅游之前多阅读一些旅游地和旅游景点的知识,了解其所涉及到的文化事物现象,长久地潜移默化之下,文化素养必然会有所提升。另外,旅游园林景区经营者可以在旅游景区服务中心设置相应的多媒体、宣传册,进行中国古典园林知识普及和园林景观建筑文化艺术旅游观赏指南。2.参与旅游审美实践活动,把握正确审美方法除了充实自身文化知识准备外,旅游者还必须在旅游审美实践活动中根据不同的审美对象掌握一些科学的审美方法,特别是在古典园林的欣赏过程中,把握好审美时机,选择好审美角度,保持好审美节奏,对于深入理解诗词楹联所蕴含的文学思想、亭台楼榭所体现的建筑艺术以及整个园林所体现的璀璨文化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旅游审美活动客体的提供者———旅游经营者

古典园林景观中作为旅游产品的那一部分是旅游审美的客体,也是旅游审美活动所关注的重点。现今旅游审美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古典园林旅游审美意识本可以向着“百花齐放”的局面发展,然而有一些园林旅游经营者在市场利益驱动下,为了追求视觉效果和市场效益,不顾及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的本质与发展脉络,忽略了园林本身所承载的历史文化精神,导致了园林景观的破坏,促使旅游审美文化向着不健康的方向发展。为了引导和塑造良好的园林旅游审美文化,对于园林旅游经营者必须提出相应的要求:在园林景观旅游资源开发上必须坚持园林的原真性,真实地反映它特定的历史文化特征;必须坚持系统协调的原则,综合开发古典园林所具备的旅游价值;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但不要有意迎合大众的世俗需求而丢掉了园林本身所具备的文化艺术。惟其如此,古典园林才可能会保持持久魅力和旅游吸引力,旅游者才能从旅游审美活动的伊始就接触到最真实的古典园林景观。

(三)传播美的使者———导游

在古典园林的旅游审美活动中,导游员是旅游者审美的引导者和启示员,对旅游者所达到的审美境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古典园林的旅游观赏活动是综合性的审美过程,导游员不仅要将古典园林所具有的基本景观审美信息传达给旅游者,启发旅游者对景观所蕴含的文化艺术和意境的审美,还要依据旅游者的实际情况,不断地调整旅游者的审美节奏和状态,引导旅游者的审美历程,从而使旅游者在旅游审美中能获得“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志悦神”的审美感受而获得最大的审美满足。基于此,对导游员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导游员除了具备良好的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素质之外,还应在注重培养自我审美意识,不断提升自身审美修养的广度和深度。其次,注意研究旅游者的审美需求,把握旅游者的审美心理。最后,灵活运用旅游观赏原理,引导旅游者达到美的享受。

(四)社会时代的发展变化,使得审美意识与审美文化也在不断演进

审美文化论文第4篇

关键词:文化审美文化美学审美理性文化体系文化结构文化现象

文化审美是人类以审美方式来观照其生存方式和文明成果的精神历程,按照文化的三个层面的定义,文化审美也可以在三个层面展开,宏观层面的文化审美主要是对人类的生存方式系统的审美,纵向如对原始文化、农业文化、工商文化、信息文化的审美;横向如对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及其他大的民族文化体系的审美,中观层面的文化审美依社会结构展开,包括对文化结构、性质和核心要素等的审美,微观层面的文化审美是对文化现象的审美,包括对不同的文化层次的不同文化风格的审美,也包括对日常生活生产方式的审美。

一、宏观层面的文化审美

宏观的文化定义是从哲学角度切入的,基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展开——文化是人生存方式的系统化,文化即人化,人所创造的一切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文明成果皆可称为文化。横向的是由人与自然环境作用而形成的不同文化模式,纵向的是文化发展中呈现的不同历史形态。随着人类社会和人类精神的发展,这些文化在整体上呈现出由简单向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的轨迹,因而在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历时态的文化可能共时态并存,文化可能会划分为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健康与腐朽、主流与支流等,体现出不同时代人们的不同的文化品位和文化时尚,是其文化审美情趣的具体表现。

宏观文化的审美标准受时代和民族审美情趣影响甚深,因而可能尽展其长尽知其短,也可能因时代局限和民族隔阂而出现偏颇,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殖民倾向、狭隘的民族主义、我族中心主义、文化原教旨主义等均体现出功利主义立场的精神误差,而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斗争、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的错位构成的矛盾也彰显着这一领域的错综复杂。全球化时代使文化的丰富多元在同一平台霎时并现,不同文化体系和文化形态的矛盾与交流空前广泛深入,跨国公司、跨国组织、互联网文化使不同生存方式在各领域亲密接触,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频繁迅捷,若仅秉持线性历史观的单一标准,或仅以生产力标准、社会政治制度标准、意识形态标准来对待不同文化,则会加剧文化冲突,在各文化体系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可能引发战争,而在今天毁灭性武器如核武器、生化武器的后果难控的前提下,会使恐怖主义蔓延,可能会威胁到人类文明的终极命运;在文化体系和文化形态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则会激化文化吞并,短期内形成文化同质化,破坏文化生态平衡,使一种文化体系的弊端全球扩展,形成全球性问题和危机,也会影响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宏观文化的审美偏重文化模式审美,以超越功利意识来看待文化,这样对人类在不同环境中形成的不同生存方式有公允、客观的观点,超越民族情绪和经济政治利益的左右,而体现出类意识的宽广情怀。从文化审美的观念来看,以政治制度沿革划分的社会文化的历史形态不仅仅体现为从野蛮到文明的进步序列,还可以看到原始共产主义的互助温情、奴隶制文明的因脑体力分工和阶级分化而形成的效率和文艺辉煌,封建制等级观念全面渗透形成的秩序和谐,资本主义发展期与逐利动机伴生的开拓进取,社会主义制度探索中努力趋向的公平正义;从文化审美的观念看,以生产力发展形态为依据划分的文化形态不仅仅体现为从落后低下到高度发达的经济增长序列,还可以看到原始文明中人与自然的一体化中体现的质朴、野趣,农耕文明中人与自然亲和的田园清逸,工商文明中人征服自然的豪迈自由,信息文明中人远离自然的精神探险,生态文明中人回归自然的天真自在;从文化审美的观念来看,以宗教为核心形成的四大文化体系体现出的不仅仅是各领数千年数百年而今西风压倒东风的格局,还可以看到在原始文明期便达到辉煌的印度文化体系着重探索人类精神内在的结构和超越之途径,体现出脱俗的美,把农业文明发挥到极致的中国文化体系以情感为本位,体现出中庸合度的优雅,在中世纪时期融会百川启示了西方文艺复兴的阿拉伯文化体系以意志为核心,体现出严格自律的精神力度,在近现代科技基础上发达起来的西方文化体系以知性理性见长,体现出富丽繁华的文明风貌。

宏观文化的审美使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看到人类生存方式的发展线索,以及伴随进化进程的退化、伴随文明进程的野蛮、伴随文化进程的不断退隐的自然,这些曾经被遮蔽的东西在审美视野中凸现,更能使我们清晰地意识到不同文化的价值和局限,也更能在类意识和世界历史观点的基础上来审视各民族文化体系和各历史阶段的文化形态,促进人类的相互了解和交流。我们对特色各异的生存方式的欣赏,也许是大同世界成为可能的前提。同时,宏观文化的审美也促使我们思考自然生态平衡、社会生态和谐、文化生态丰富的意义,对人类文化形态与其自然环境基础之间的关系的协调有更明确的认知,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基础上的文化发展观。

二、中观层面的文化审美

中观的文化是在社会结构的层面提出的,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精神交往关系)展开,人类社会活动可分为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对应人的生产活动、社会组织行为和精神活动,相应形成经济文化(物质文化)、政治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精神文化)。这个层面的文化审美在不同领域有不同标准,如经济文化的效率效益原则,政治文化的秩序和谐原则,精神文化的自由个性原则,如果混同错位,则形成经济停滞、政治混乱、精神僵化,无美感可言。

中观层面的文化审美偏重于文化结构审美,强调不同文化间相互制约影响的关系,如物质文化决定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水平,后者对前者有反作用,形成相对稳定的文化结构和风貌;强调不同领域不同层次文化的相对平衡,如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平衡、个体文化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制衡、群体文化之间的相互制衡,结构均衡关系充盈的文化是美的,而过度偏重物质忽略情感和精神发展的文化则显得粗糙庸俗,过度偏重精神而压抑欲望贬低人性的文化则显得空玄冷寂,过度偏重行为规范制度约束得文化则显得保守僵化。

中观层面的文化审美也注重文化性质的审美,如对应同样的经济基础可以有三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同时并存,与现有经济基础正向对应的主流文化、与旧有经济基础对应的传统文化、与未来经济形态对应的先锋文化,它们相互制约的关系使文化在传承和创新的张力中撑展开广阔的发展空间,主流文化推行的强劲、传统文化积淀的厚重、先锋文化探索的锋芒共同构成文化健康发展的基础,单面强调任一性质而不容其他,都可能形成文化畸形,如中国清末闭关自守,兴文字狱绞杀先进观念,在故纸堆中觅古雅,最后形成死水一潭的文化僵局,而时期试图在批判封资修而形成的文化虚无主义基础上建构纯粹的无产阶级新文化,最后成为文化浩劫,形成了文化荒漠,可见单向度单性质的文化强制推行的恶果。美的文化是多元丰富的形态。

中观层面的文化审美还应包括文化核心要素的审美,这里的核心要素不是所有的文化要素,而是在不同历史阶段曾经或将要在文化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要素,如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参见朱谦之《文化哲学》中的有关观点)

在前现代文化体系中居核心地位的文化要素是宗教或伦理,原始宗教是一切社会意识形式的母体,其混沌包容中有原始的丰富性,在现象观察和臆想推理交织中建构的认识模型兼具理性的明晰和非理性的激情及强烈的主观意愿投射,在泛灵论的光环中,自然和文化都有着感性和诗意的光辉,因而在今人看来,原始文化也呈现出泛艺术的特征。在农业文明成熟期,宗教成为文化体系的核心,政教合一的机制强化了宗教对人们思想情感和行为的规范;在中国,准宗教的儒家伦理占统治地位,德治仁政教化百姓的理想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途径结合,再加上“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推行,形成了中国封建制数千年超稳定平面循环的社会文化的内在结构。从审美的角度看,以神的(超人的)的视角规范人的精神,建构了理想社会、理想的人、理想文化的模型,来观照不完满现实,使文化有了悬置目标而变得立体,文化发展有了不断改造现实趋于理想的动力,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态势,因而宗教美的主要特质是其超越性,体现出超凡脱俗、神圣纯洁、虔敬悲悯的美感,是脱去沉滞的崇高和洗去媚俗的优美。而不同的宗教体现的美感也不同,宗教自身有由简单向复杂、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程,由泛神到多神到一神教的发展是个精神征服的历史,而能够发展为世界性宗教的大都积累了丰厚的精神资源,建构出精致的观念殿堂,提供了相对完善的解释体系,为其信徒提供意义支撑系统,指导其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文化观建设,形成其稳定的精神世界和精神生活及确定的精神归宿。这是精神美的层面,是复杂精微难解抽象的美,又伴随着强烈的复杂的情感体验,如爱、敬、悲、怜、畏、耻、罪、怨、恨、悔、悟等,可以用经书解读,也可用文学艺术表达,或在宗教建筑中集中地综合展示,构成传统文化体系中最重要的文化景观。

而即使在宗教中凝结的最普遍的正向情感如“爱”中,也是有情感细微差异并影响了文化体系的不同风貌:如基督教的基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观念的爱启发了资产阶级的“博爱”观念,重视平等为后来“金钱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做了铺垫,而基于人性恶的原罪理论提示人们注重制度建设,因而对现代民主法制建设间接提供了思想资源。而起类似宗教作用的儒家学说提倡的“仁爱”,是基于血缘关系建立的人伦关系中的通则,这是天然不平等的关系,以家族关系为核心建立的以亲疏远近区分的人际关系圈子是人情网的基础,而以亲情推扩为社会情感,以事亲的态度事君,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三纲五常均是等级伦理规范,以性善论为基础的教化说构筑内圣外王德治仁政的人治神话,形成中国传统文化泛伦理泛政治特点,而封建等级道德形成封建****统治的精密的观念基础。在伊斯兰教中的爱更多的是类似于战士对英明领袖的“敬爱”,以服从和虔诚膜拜为基础,理解和情感的接近都在次要,这与其宗教的早期军事化建制有关,利于建立纪律严明的社会,甚至道德这种软约束也硬化为法制,这使其内部凝聚力强化也显现出排外倾向,在全球化时代更突出了其不够开放和宽容的文化特点,不易接受他文化影响也不易渗透到他文化之中。而佛教的爱的观念是悲悯众生的“慈爱”,基于众生平等、佛性普存,不仅人与人平等,人与动植物、无机物也是平等的,这是对现实中印度长期存在的最野蛮的等级制——种姓制的一种精神反叛,而这种“慈爱”超脱世俗人伦关系,与“仁爱”对立,不以实现平等的斗争为基础,与“博爱”不同,也不强调精神强制,与“敬爱”相异,它孜孜以求的不是外在文化建设而是内在精神探索,是精神的解脱、超越和境界升华,印度流派繁多的宗教多数禀承类似的精神取向,形成印度文化早熟而滞缓、通脱而虚玄的精神风貌。在尊重自由的基础上对宗教美的观照,使我们更容易理解不同文化体系在人类精神发展向度上的不同侧重点和优长,这对于理解人类生存方式的多样性和精神发展深度是十分有益的,也利于化解文化冲突,增进文化交流。当然,从辨证的观点看,宗教的精神强制性的负面意义也不容回避,迫害异教徒、宗教战争、精神裁判所、压抑人的情感欲望等形成的中世纪的黑暗也是历史事实,宗教的内核是非理性的情感狂热和意志强制,信仰总是在认识止步的地方开始,宗教的蒙昧色彩也是很浓的。

比较起来,伦理道德则透出人文理性的光亮。中国传统儒家伦理道德是人给人立规范,圣贤为人做榜样,忠孝一脉,家国一体,情理一致,中庸合度,多了人间烟火气、世俗情、现实根基,透显出人性美、社会美、现实美的淳厚亲切,但以神化了的古代圣人为理想人格原型,以西周礼制社会为理想社会模型,个体和时代的局限性就不免会制约后人后世发展空间,形成历史循环论文化复古观等文化保守主义观念,使文化发展缓慢。以道德为核心的文化讲究美善统一,尽善尽美,有温和儒雅之风,但也有过分世俗化甚至庸俗化倾向,文化超越性不足而使文化平面铺展,精神深度高度广度和创新性均受束缚。如果说道德是注重个人修养自律,注重人性发展的高限追求,而政治便是以机制规范大众的社会行为,法律关注的是人的行为底线不可突破。在强调建设政治文明和和谐社会的今天,对政治的审美也可纳入文化审美范畴了,而政治美总是与力量相关,与文明程度相关,繁荣民主文明的社会是综合国力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全面体现,政治美是人的群体力量对象化的产物,是效率与公平、激情与理性、理想与现实的统一,秩序稳定、发展全面、机制合理、高效运作的人性化的社会是政治进入美学境界的表征。

哲学在近现代文化体系中有着重要地位,引领思想文化潮流。哲学从其最抽象的意义上讲是思维方式,在其最丰富的意义上是时代精神,哲学美在于其概念的明晰、思维逻辑的严密、表述的简洁、析理的深刻,这是思维体操精神舞蹈,展示出人的精神力量的壮美。哲学美也在于其在文化体系中的核心作用,对社会发展的前瞻性和导向作用,以及形成认知文化的坐标系,使人类对自身及造物有清晰的认识,如同理性的光穿越文化隧道。传统哲学多致力于解释世界,而现代哲学则广泛参与改造世界,成为实践的指导,而体现出精神力量改造现实的强劲,也折射出人们心底社会理想、文化理想的魅力。哲学是人的理性思考,是人征服改造世界、把握自身命运的一把钥匙,对哲学的审美,是人对自身精神力量的直观。。

科学是现代文化体系的核心,衡量文化体系的现代性,一个重要的指标是科技理性与科学文化的地位与作用。科学美体现在其实证性和不迷信权威,呈现出理智而开放的明晰美感,而且可印证可习得可应用可普及,科学的平民气质使其与大众文化结盟,而科学的祛魅功能使神秘美退隐,而智慧之光照亮的文化美、精神美、理性美因此而彰显。科学在理论领域的进展使人类对与之感官对应的的宏观世界、及通过工具延伸感官而见的世界如在显微镜下的微观世界、天文望远镜中的宇观世界等均有了深入的了解,大大拓展了自然审美视阈,体会到宇宙的和谐、美与真的统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在生产生活领域的应用,使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实质性改变,由主要开发使用自然资源到重点开发使用精神资源,由具体的物质性生存到抽象生存,由物理空间生存到虚拟空间生存,人们的感觉系统因之而发生改变,审美感受和艺术表现形式均出现大的改变,现当代艺术呈现出与传统艺术迥然不同的风貌。科学美学的发展,信息技术支持的数码艺术的扩张,更显现出科学文化审美的突出成就。

艺术在高科技时代成为技术的解毒剂,艺术的新感性塑造、艺术的自由追求、艺术的个性表达、艺术的情感内涵和意义底蕴、艺术的形式规律,艺术的形象与设计及艺术交流等均成为关键词,以对抗机械性文化的泛滥。艺术美的贵族性质淡化,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趋势强化,美的拓展与艺术的泛化结合,语言艺术与视听艺术结合,传统艺术与数字艺术结合,推进了高科技时代新的文艺复兴。传统的艺术美突出其感性特征,而现代艺术美则与理性密切相关,尤其是观念艺术的探索更与精神发展整体水平相关,与古典艺术中“用典”类似,现代艺术中文化符码的广泛使用和普遍理解体现出精神传承的独立系统的自我衍生能力,在高度发达的技术支撑的精神客观化的世界中,艺术成为精神的精神,体现精神的轻灵高迈、情感的细腻丰厚、想象力的充盈、自由意志的不羁和理想向度的绚惑。艺术文化在信息文明阶段成为文化核心,在艺术中充分发展的人性、非理性因素成为这个时代区别与机器的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之源。

三、微观层面的文化审美

微观层面的文化是指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文化概念,主要指人们的精神生活、精神生产和精神成果,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形式。由于文化美学本身是宏观美学,是对复杂事物的整体性观照,其微观层面也是一个深广的领域,也因文化概念本身的综合性,这个“微观”是相对的,在这里,我们用“微观层面的文化审美”来特指对文化现象层面的审美,以区别与对文化体系和文化结构、性质及文化核心要素的审美。

微观层面的文化审美包括对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文化的不同文化风格的审美,也包括同一文化内部各文化层次的审美。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现象的审美也是重要的部分。

不同的气候条件、地理环境、历史传统形成民风民俗的差异,不仅塑造了不同文化体系的风貌,也给文化体系内部的细节处涂饰了异域风情,如东西文化、南北文化,大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平原文化山地文化海洋文化,渔猎牧商文化等独特的文化景观,也因观念文化表达形式——如语言文字系统不同,和表现手段——如侧重乐舞诗画建筑工艺等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特点,形成鲜明的文化个性,成为人类数千年文明发展中形成的特色各异的文化景观。

微观层面的文化审美还包括对不同文化层次的审美分析,文化分层既与文化客观发展程度相关,也与主体相关,在审美过程中,主体性、主观性、目的性、意向性和理想性的因素都会影响到审美判断。文化审美与主体的审美情趣、审美能力、审美习惯及审美环境等密切相关,因而不同时代、制度、国家、民族、阶层、教育程度、社会地位及生活水平等都会在其文化审美中刻下印记,文化审美的主观尺度影响更甚,与主体性发展状况相对应。对文化的审美因主体审美需求不同而呈现出在不同价值观支配下不同的审美判断和审美评价,如雅文化与俗文化、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正统文化与异端文化、宫廷文化与民间文化、贵族文化与草根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主流文化与支流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中心文化与边缘文化、男性文化与女性文化、化与青少年文化等的划分,不是以单纯的感性感觉、自然特征、形式规律、美感强度等为指标,而渗透着社会性因素和文化惯性的影响,使文化审美远比对自然审美、艺术审美更复杂更理性,也比日常生活审美更精微更丰富,带有更突出的精神自觉的意味。这些划分中放在前面的系列,往往是主动的、强势的、精致的、居核心地位的,而后面的系列则往往是被动的、弱势的、质朴的、散漫的,而进入现代、后现展阶段,这个精神格局被颠覆了,精神反抗的浪潮连带着文化审美品位的变革,使后一系列成为当代文化审美的焦点,传统美学的狭隘视界被突破,在等级固化中形成的和谐被瓦解,艺术的新题材、新风格、新形式的探索层出不穷,精神解放进程中主观世界的疆域大幅度拓展,主体的发展在其精神力度上表现出来,审美的视阈大大扩张,欣赏和谐精致的优美成为精神驯服的征兆,而对有力度的美——壮美、崇高,复杂的美——悲剧、喜剧,主体精神超越的美——滑稽、荒诞,艰难的美——抽象、变形、写意,精神挑战极限的美——拙朴、生涩、怪异、丑等的欣赏成为当代审美品味的主导方面,而这些与精神的丰富性和文化的多元性是对应的。

文化的分层及其审美品位的分层是精神领域等级化的表征,对“趣味无争辩”的审美原始状态进行了精神规划,使审美文化的发展在一定时期有了“时尚”导向而呈现出鲜明的风格特征,并以此影响人们的情感世界和观念世界,改造着文化的内在结构和外在风貌。审美意识形态这种说法如果突出的是审美的主导精神倾向的话,对文化美学还是有相当解释力的概念范畴。文化审美的多元化标准也是文化宽容、文化交流与文化融合充分化的表现。

微观的文化审美还包括日常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审美,衣食住行交往游戏发展到高级阶段都可以艺术化、审美化,而社会制度、社会组织、社会行为、社会理想发展到高级阶段也会游刃有余,制度的高效简约,阶层的利益制衡、法律的公正严明,道德的平和宽容等都会使我们在现实的必然王国中感受到自由的气息。在生产、经营、流通和消费领域中,美的观念与设计、管理、广告、时尚等融会贯通,在城市规划、生态护建、精神文明建构中美的原则畅行,在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和精神生产消费领域,无论是古典的高品质的个体精神文化的艺术追求——如琴棋书画乐舞礼,还是现代的普及性大众文化众神狂欢——如娱乐业发达传播媒体多元网络文化崛起,都体现出精神世界的繁丽。

传统的审美主要体现在艺术创造和艺术欣赏领域,创造者主导欣赏者,天才为群众立法,审美体现出立体的梯式结构,审美文化也随之分层;而现代审美则广泛地体现于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领域,大众的文化审美趣味在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的发展中暴露无遗,这是一个接受者主导的时代,大众以口袋里的钱的投向来表达其审美意愿,按价值规律左右文化走向,这样在现代化发展的早期和中期,观念文化世俗化、平面化与民主政治发展同步,艺术文化的大众化、生活化、实用化甚至庸俗化与市场经济发展同步,而到现代化发展的成熟期,文化的开放、多元与艺术的丰富和泛化对应,大众文化审美品位的基础水准普遍上升,精英文化、高雅文化在长期被边缘化的境遇中低迷的状态改观,在高等教育普及、信息文明主导、精神消费成为时尚的时代,审美文化渗透到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化审美则成为精神发展的重要方向:哲学成为文化诗学,科技人文化,人文教育受到普遍重视,人本管理成为管理艺术发展的高级境界,产品设计和形象设计成为核心词,概念艺术和对观念的消费(如广告艺术中引导的)成为大众新宠,文化旅游、文化鉴赏和收藏成为投资焦点------这些都昭示着文化美学的时代来临,文化审美成为人类精神继、科学认知后的又一重要的整体性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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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审美文化论文第5篇

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Redfield)在1956年发表的《乡民社会与文化》(PeasantSocietyandCulture)一书中,提出了“大传统”和“小传统”这一对概念。所谓“大传统”是指一个社会里上层士绅、知识分子所创造和代表的文化,即精英文化;而“小传统”则是指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2]徐州市在进行城市审美文化建设的时候不仅重视传统的主流文化———两汉文化,同样关注民俗文化,下文将以彭祖饮食文化、徐州伏羊节为例进行分析。4000多年前,彭祖建大彭氏国,彭城因而得名。相传彭祖活了800岁,是中华饮食文化及养生文化的鼻祖,作为彭祖文化的栖息地,徐州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彭祖饮食文化、养生文化等遗产。彭祖的母亲是大漠的丁零族人,有食羊的习惯,可以认为彭城吃羊的习俗发端于五六千年前的彭祖,几乎与中华文明史同步。2002年7月11日中国(徐州)彭祖伏羊节正式命名。首届伏羊节是由罗广金先生创意策划、全面组织的,在中山饭店、彭城啤酒厂的大力支持下,全市有100余家饭店参与,徐州民俗学会、《彭城晚报》作为主办单位,《徐州日报》、《都市晨报》、徐州电视台给予了大力宣传,《新华日报》在2002年7月13日刊登了徐州伏羊节的报道,江苏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播放了徐州首届伏羊节的热烈场面,以后每年入伏之日举办伏羊节,成为徐州公认的民俗文化。

2005年,徐州市政府将此民俗活动纳入徐州饮食文化范畴;2008年,中国(徐州)彭祖伏羊节获“中国优秀节庆品牌”称号,被评为“徐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中国烹饪协会认定徐州为“中国伏羊美食之乡”,确定了徐州伏羊节在国内的唯一性和权威性。一年一度的伏羊节开始于入伏的第一天,持续时间为一个月。这一个月中徐州当地百姓集中在各个酒店、饭庄以及专门的羊肉馆、烧烤摊,吃羊肉,喝羊肉汤。有人曾经描述徐州伏羊节的场面:“徐州伏羊节极为喜庆,没到日子就开始张罗,置酒肉,添桌椅。白酒要高度的,啤酒论箱、论捆。满街红、黄的条幅,即使是平时不起眼的小餐馆也要用红纸黑墨写上相关的字样。平时生意就红火的羊肉馆甚至在门口搭起大篷,多放几张桌子,热闹情形如同乡下娶媳妇坐大席。”[3]众所周知,在严寒的冬天喝着热腾腾的羊肉汤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可徐州人偏偏选择在夏天,其目的就是以热制热,排汗排毒,将冬春之毒、湿气驱除,达到以食养身的效果,因此徐州民间早有“彭城伏羊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的说法。徐州的其它民俗文化也得到了很好的继承与发展,比如戏曲艺术中的柳琴戏、徐州琴书等,民间工艺中的徐州剪纸、徐州香包、丰县糖人贡、沛县封侯虎、汉王石刻、邳州木刻版画等,异彩纷呈,各具特色。徐州市在城市审美文化建设过程中不仅强调传统主流文化的作用,同时也注重发展民俗文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二、余论

随着城市化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审美文化建设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城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如何发展城市审美文化,突出城市的文化内涵,弘扬城市的人文精神,是每个城市都需要思考的问题。建设城市审美文化,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做好城市传统主流文化与城市民俗文化的共同建构。所谓的城市传统主流文化主要是指在国家的大文化背景下,城市根据自身的历史文化情况,由城市政府推动和弘扬的一种主流文化,旨在凝聚城市民众的精神共识,为城市发展提供可靠的精神动力。如何做好城市主流文化的建设,笔者认为应做好如下几点:首先,明确城市的传统主流文化是什么。每个城市都有自身的发展历史以及在历史中积淀的特定文化内涵,城市在进行审美文化建设之前应该对自己的文化归属有定位,明确城市的文化精神内涵所指,这样才能把握住城市文化发展的大方向;其次,深入挖掘既定的主流文化内涵。在明确城市传统主流文化的基础上,每个城市应该深入挖掘传统主流文化的史实资料,比如徐州,在确定自身的主流文化为两汉文化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徐州的汉文化史实资料,先后发现汉代大小墓葬300多座,汉代兵马俑4000余件;再次,注重主流文化的宣传与弘扬。

城市的审美文化建设应该本着开放融合的精神,将自身的主流文化展现在大众面前,积极弘扬文化精神,使其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这样才能将城市的文化形象竖立在世人面前,更有利于城市的发展。徐州市将已发现的汉代文化遗存开发为旅游景点,供游人参观,对城市的汉文化精神形象进行了很好的塑造和展示。城市的审美文化建设不仅需要以传统主流文化作为基础,更需要城市民俗文化作为支撑。所谓的城市民俗文化是指依附城市人民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而产生的民间文化。民俗文化同样担负着凝聚人心、感召民众和传承城市文明的社会责任。所以城市在建设审美文化的时候应该注重民俗文化的作用,将其与主流文化共同构建,发挥其在建设城市审美文化、弘扬城市审美文化精神、树立城市文化形象方面的作用。笔者认为,城市民俗文化的开创性建设应该做好以下几点:首先是发掘城市民俗文化。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民俗文化,且每一个城市的民俗文化是多种多样、各具特色的,有的民俗文化已被发掘并得到了很好的继承,有的则不被众人所知,处于消失灭绝的境地,因此,城市在进行民俗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掘各类民俗文化,争取做到没有遗漏;其次是要对已发掘的民俗文化进行很好的保护与传承。中国民俗文化的处境:虽然被发掘了,并被人们所认同了,但很少有人对其进行专门的研究与传承。因此,政府部门应该采取相应措施鼓励民间艺人传承民俗文化,鼓励更多的人投身到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建设中,让民俗文化得以推广和流传,为城市的文化形象增光溢彩。

审美文化论文第6篇

审美情趣日趋多元化,影视文化日益成为审美文化主流;审美文化的市场化、商业化,使受制于收视率、票房率的影视文化出现类型化、单一化等倾向,抑制着影视文化的质量提升和多样化的繁荣。影视业必须重新建构自己的美学特征,特别是从文学艺术中吸取精华,才能提高艺术品味,获得艺术生命。

社会的发展使当下的审美情趣日趋多元化,使影视文化日益成为审美文化主流;但审美文化的市场化、商业化发展,又使受制于收视率、票房率的影视文化出现类型化、单一化等倾向,这些倾向抑制着影视文化的质量提升和多样化繁荣。在这样的大趋势下,影视业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审美价值体系,特别是从文学艺术中吸取精华,才能提高艺术品味,获得艺术生命。

影视文化之所以成为当代审美文化的主流,最主要的原因是现代高科技的发展提供了影视视觉文化的广泛传播的可能,但这也与现代人的生存方式有关。城市化、都市化的扩展使现代人之间越来越隔膜、越来越陌生。这就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对话和沟通越来越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而这种交往、对话和沟通的最简便的方式便是通过直接的形象欣赏。当代审美文化也就适应人们的这一生存方式而向视觉文化转化。现在人们到处可以看到形象,感受到形象,甚至触摸到形象。有的研究者将这种形象称之为“意象形态”,作为意识形态的对举形态而出现,这深刻地概括了当代审美认知从“反映”到“反应”,从理性愉悦到感性娱悦的转变。以“意象形态”为其表征的审美文化当仁不让地在社会审美文化舞台上成为主角,那些业已成为当前人们生活方式、生存范式所必不可少的享受需要的电视、电影、卡拉0K、MTV、广告艺术、时装表演等,正是意象形态的基本承载主体。在高度紧张忙碌的现代都市生活中,快节奏、高速率改变了人们的时间概念,多数人已无暇去浅吟低唱、品尝玩味,去细细咀嚼、推敲和寻索那些潜藏在语词和概念背后的意蕴,无暇进行精细的心灵内省和思想反刍。“形象”能够消除以往人们对待外部事物的距离感和隔膜感,例如电视几乎能将整个世界的“形象”搬进人们的客厅和卧室。精采纷呈的电视图像使观众的审美需求得到很大的满足,极大地丰富了家庭生活。

审美情趣日益多元化和视觉文化成为审美文化主流的发展趋势,不断向影视业提出新的要求,也不断为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人们审美情趣的多元化发展要求影视业提供尽可能丰富的审美文化品种,满足不同的审美文化需求。

当前世界影视文化在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下,已经完全进入商业化运作轨道。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影视文化一方面受全球影视业商业化的影响,一方面受国内改革,特别是业内改革的影响,也越来越商业化了。商业化一方面为影视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内在的不竭动力,为影视生产的多样化提供了动力资源,促进了影视产品的多元化发展;但另一方面,一切以利润为中心的影视业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抑制影视文化多样化健康发展的不良倾向,即在影视审美情趣多元化的总体趋势下,也呈现出一些影视作品类型化、单一化等不良倾向,严重影响着影视审美艺术的发展,影响着影视艺术的质量提升,影响着影视文化的社会功能的健康发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商业化的影响下,影视产品越来越呈现出新的类型化

观众审美情趣的多样性决定了影视制作的多样化。这既是大众审美文化丰富性的要求,也是影视作为一种艺术审美形态的要求。艺术的审美价值首先在于鲜明生动的个性化。电影电视艺术作为一种审美形态,只有具备鲜明独特的个性特征,才能获得真正的美学价值。歌德指出,“显出特征的艺术才是唯一真实的艺术。只要它是从内在的、专注的、注重个性的、独立的感情出发,来对周围事物起作用,对不相干的东西毫不关心,甚至意识不到,那么,不管它是出于粗犷的野蛮人之手也好,还是出于有修养的敏感的人之手也好,都是完整的,有生命的”①。然而,影视作为大众文化传播的主要方式,其审美情趣多元化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收视率、票房率等影视市场机制的影响。影视的产业化发展势头要求把收视率、票房率作为影视生产的重要导向。影视的市场实践证明,只有满足数量最大的一类观众群的需求,才能获得最大的收视率和经济效益。而类型化的电影作品可以有效地避免创新所致的商业风险,避开文化市场竞争中的不利因素。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节目部主任米契尔·丹曾指出,一个节目的成功与否仅仅根据其在收视率方面的竞争情况,而3/4以上的新节目注定要失败。这表明,审美品味的创新意味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所以电影电视节目都倾向于模仿过去的成功作品,以保证收视率和经济效益。在收视率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氛围中,电视审美品味不迎合最大数量的观众的需求是不现实的。正如,美国电视制片人F.齐夫指出,“我们全都很了解美国公众的口味,他们需要的是消闲的娱乐品……我们不搞高雅的东西,我们的产品要面向最大多数的观众。他们是电视机的最大买主。他们买了电视机,啤酒商就会来找电视台了。啤酒商需要吸引的是卡车和出租车司机,普通人,他们对那些少数人喜欢的歌剧、芭蕾和交响乐不感兴趣”②。为此,好莱坞生产的电影几乎完全按照若干成功作品模式进行类型化制作,并扩展成一种全球性的影视生产模式。

在这种世界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影视圈也呈现出严重的类型化倾向。“戏说热”、“纪实热”、“宫廷戏热”、“武打热”等类型化现象层出不穷。近几年来,中国影视业发展迅猛,出现了一批具有较高审美品味的作品,如《牵手》、《围城》等,但是从总的方面看,审美品味高、艺术创新大的精品电视剧太少,而类型化、雷同化的电视剧居多,审美情调单一化现象严重。例如,我国影视圈曾一度兴起宫廷戏热,一打开电视机,粉墨登场的将相帝王、皇后公主、皇嫔皇妃,尽收眼底。其中一些作品审美品味低下,艺术价值不大。与此同时,青少年题材、工业题材、部队题材等反映边缘领域的电视作品则明显偏少。这表明,我国影视审美类型化问题也日益严重,亟待改善。

(二)在商业利益的诱导下,部分影视作品过分追求感官刺激,迎合庸俗低级趣味,致使影视文化中暴力和色情泛滥

暴力对社会的危害早已成为全世界的共识,然而,它却常被影视界用作提高收视率的重要法宝。据统计,美国每10集电视剧中平均有8集包含暴力内容;每1小时的电视节目中平均出现7次暴力情境;每周电视节目中平均会出现600次暴力情境。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影视暴力内容也非常突出。这些暴力内容虽然不会立刻对社会发生消极作用,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的安定。据犯罪心理学家调查表明,大部分恶性凶杀案的制造者都热衷于观看暴力影视节目。在影视暴力现象日益严重的美国,现实社会的暴力事件也泛滥成灾。据美国司法部部长的一份声明指出,由于影视暴力的影响,、抢劫、凶杀等暴力犯罪在美国青少年中呈增长趋势。为此,美国联邦电信委员会于1998年3月批准使用V型芯片技术,便于父母锁住有暴力和色情倾向的电视节目。2000年起,

美国所有电视机用户都要求使用V芯片。

色情泛滥也是当今西方影视界所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自从美国政府对影视色情的控制放松后,好莱坞电影的色情化倾向已经非常严重。与其说好莱坞电影在向全球传播美的理念,还不如说成是性的理念。正如科罗拉多丹佛大学的内尔森教授指出,“我们用我们以为的美污染了全世界”③。目前,美国是全球色情影视作品的传播中心。自1991年以来,色情影视作品的年产量增长了5倍。色情影视节目已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文化出口产品之一。造成影视色情泛滥的原因非常简单,仅仅源于审美品味低下和拜金主义。法国作家维尼在《一个诗人的日记》里指出:“灵感的狂热远远胜过在一个女人怀中的那种令人销魂的迷狂。精神上的享受是更长久的……道德上的陶醉高于肉体上的迷恋。”④影视艺术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品格并不在于的迷恋,而在于从内心深处唤起人们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和对高尚情操的无限向往。希金森早在1867年就对人类审美文化的独立品格和理想境界作了深刻地揭示:“文化的意义在于真善美和造就完人,直到他把肉体的需求看到无足轻重,而把科学和艺术作为唯一值得追求的、有内在价值的目标。这种精神置纯艺术于功利主义的艺术之上,并为求得更为高尚的精神生活而安贫乐道。”⑤

在我国,影视文化中的暴力和色情问题,也早已引起人们的关注。暴力和色情画面容易使人意志消沉、精神颓废、性情孤僻,对广大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观众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的危害。有识之士早已对此一再呼吁,要求减少影视作品中的暴力和色情内容,但是问题一直难以很好解决。一些影视作品为了提高收视率和票房率,肆意渲染恐怖、暴力和色情等感官刺激性强的画面内容。

(三)在商业利益的诱导下,部分影视作品越来越脱离现实而导致人文精神的失落

在1987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中国电视艺术节中国电影学术讨论会上,法国电影学者贝热隆指出,中国电影给予西方最深刻的印象是现实性和时代感。然而近年来,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中国影视界也一度风行玩文学、玩人生的游戏哲学,从而导致影视创作中的人文精神的失落。

影视艺术世界与现实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影视作品往往采用象征性的手法表现社会生活的价值结构和本质联系。影视节目如果过分倾向于通过夸张离奇的审美方式去描写脱离现实社会的幻像,不仅会使作品失去反映现实、指导人生的社会教育功能,也会误导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观众,使他们扭曲对现实生活的认识,产生错误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如日本、韩国、香港等地的电影电视节目倾向于用明星、偶像包装虚假的剧情。内容一般以高度理想化的浪漫爱情故事或轻松喜悦的情境喜剧为主,情感表现往往采用极端夸张的煽情手法,从而让部分观众沉溺于虚无缥缈的“美丽的谎言”中,消磨了学习工作的意志。这些影视作品纯粹从娱乐消遣出发,情节脱离现实生活,内容夸张离奇,格调低级庸俗,不仅不能鼓舞观众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正确的世界观,反而培养出一批追求享乐、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小市民。

因此,影视艺术作为一种审美方式,在艺术形式上无论如何前卫、先锋,但必须始终承担起影视艺术的社会教育功能,大力弘扬影视艺术的人文精神,用正确的思想影响人,用高尚的情操鼓舞人。唯其如此,才能使影视艺术真正成为寓教于乐,真善美统一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相反,如果影视艺术失去了人文精神的合理内核,必然堕落为一种肤浅的感情消费或感官刺激。

影视文化面临危机,必须从文学中吸取精华,才有可能走出窘境,重获生命。文学的繁荣,为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源。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作为一种叙事艺术,具有共同的规律。因此,影视业的发展离不开文学的支持。近年来,影视发展的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脱离文学的滋养所致。实践证明,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使影视取得加倍的成功。无论是《乱世佳人》、《王子复仇记》、《廊桥遗梦》,或是《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还是《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粱》都是以优秀的文学作品为基础的。这些作品从人物形象到审美意味,再到理性层面,都达到艺术所应有的审美标准,都反映了艺术的人文性、审美性特征。因此,很容易得到观众的认可。相反,现在很多影视作品,纯粹从迎合观众的需求出发,忽略文学性的重要意义。结果使作品空洞乏味,格调低下,缺乏艺术底蕴,从而导致影视生产出现大规模的滑坡。文学之所以对影视传播具有重要的作用,就在于文学作品的内涵和外延的丰富性。从影视剧作的角度来看,文学作品为电影和电视提供了优秀的剧本。由于文学与影视的情节建构技巧与叙事艺术规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此,优秀的文学作品本身就具备影视艺术作品的基本要素,有些文学作品甚至等同于影视剧本。另一方面,文学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具有深刻的思想性或抽象性。这种思想性或抽象性为影视作品镜头语言的自由发挥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并成为影视艺术丰厚的艺术底蕴的关键。

文学,作为人学,注重立足思想层面和美学层面对人的生存状态进行观照。这种观照能有效地克服影视艺术商品化造成的各种弊端。以画面为基本载体的影视艺术,如果没有影视文学的支撑,很容易陷入单纯追求画面感觉刺激的误区。以文学作品为基础改编的影视作品往往能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因素,就在于文学艺术丰厚的人文底蕴给影视艺术以思想深度和文化品位。

综上所述,影视艺术只有以文学艺术为基础,才能获得丰富和繁荣。由于文学在形象塑造、风格建构、艺术品味、审美多样化等方面,已经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因此影视业如果从文学艺术中吸取养料,那么无异于如虎添翼,锦上添花。

注释

①鲍桑葵:《美学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01页。

②《世界电影》1996年第5期。

审美文化论文第7篇

审美情趣日趋多元化,影视文化日益成为审美文化主流;审美文化的市场化、商业化,使受制于收视率、票房率的影视文化出现类型化、单一化等倾向,抑制着影视文化的质量提升和多样化的繁荣。影视业必须重新建构自己的美学特征,特别是从文学艺术中吸取精华,才能提高艺术品味,获得艺术生命。

社会的发展使当下的审美情趣日趋多元化,使影视文化日益成为审美文化主流;但审美文化的市场化、商业化发展,又使受制于收视率、票房率的影视文化出现类型化、单一化等倾向,这些倾向抑制着影视文化的质量提升和多样化繁荣。在这样的大趋势下,影视业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审美价值体系,特别是从文学艺术中吸取精华,才能提高艺术品味,获得艺术生命。

影视文化之所以成为当代审美文化的主流,最主要的原因是现代高科技的发展提供了影视视觉文化的广泛传播的可能,但这也与现代人的生存方式有关。城市化、都市化的扩展使现代人之间越来越隔膜、越来越陌生。这就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对话和沟通越来越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而这种交往、对话和沟通的最简便的方式便是通过直接的形象欣赏。当代审美文化也就适应人们的这一生存方式而向视觉文化转化。现在人们到处可以看到形象,感受到形象,甚至触摸到形象。有的研究者将这种形象称之为“意象形态”,作为意识形态的对举形态而出现,这深刻地概括了当代审美认知从“反映”到“反应”,从理性愉悦到感性娱悦的转变。以“意象形态”为其表征的审美文化当仁不让地在社会审美文化舞台上成为主角,那些业已成为当前人们生活方式、生存范式所必不可少的享受需要的电视、电影、卡拉0K、MTV、广告艺术、时装表演等,正是意象形态的基本承载主体。在高度紧张忙碌的现代都市生活中,快节奏、高速率改变了人们的时间概念,多数人已无暇去浅吟低唱、品尝玩味,去细细咀嚼、推敲和寻索那些潜藏在语词和概念背后的意蕴,无暇进行精细的心灵内省和思想反刍。“形象”能够消除以往人们对待外部事物的距离感和隔膜感,例如电视几乎能将整个世界的“形象”搬进人们的客厅和卧室。精采纷呈的电视图像使观众的审美需求得到很大的满足,极大地丰富了家庭生活。

审美情趣日益多元化和视觉文化成为审美文化主流的发展趋势,不断向影视业提出新的要求,也不断为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人们审美情趣的多元化发展要求影视业提供尽可能丰富的审美文化品种,满足不同的审美文化需求。

当前世界影视文化在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下,已经完全进入商业化运作轨道。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影视文化一方面受全球影视业商业化的影响,一方面受国内改革,特别是业内改革的影响,也越来越商业化了。商业化一方面为影视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内在的不竭动力,为影视生产的多样化提供了动力资源,促进了影视产品的多元化发展;但另一方面,一切以利润为中心的影视业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抑制影视文化多样化健康发展的不良倾向,即在影视审美情趣多元化的总体趋势下,也呈现出一些影视作品类型化、单一化等不良倾向,严重影响着影视审美艺术的发展,影响着影视艺术的质量提升,影响着影视文化的社会功能的健康发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商业化的影响下,影视产品越来越呈现出新的类型化

观众审美情趣的多样性决定了影视制作的多样化。这既是大众审美文化丰富性的要求,也是影视作为一种艺术审美形态的要求。艺术的审美价值首先在于鲜明生动的个性化。电影电视艺术作为一种审美形态,只有具备鲜明独特的个性特征,才能获得真正的美学价值。歌德指出,“显出特征的艺术才是唯一真实的艺术。只要它是从内在的、专注的、注重个性的、独立的感情出发,来对周围事物起作用,对不相干的东西毫不关心,甚至意识不到,那么,不管它是出于粗犷的野蛮人之手也好,还是出于有修养的敏感的人之手也好,都是完整的,有生命的”①。然而,影视作为大众文化传播的主要方式,其审美情趣多元化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收视率、票房率等影视市场机制的影响。影视的产业化发展势头要求把收视率、票房率作为影视生产的重要导向。影视的市场实践证明,只有满足数量最大的一类观众群的需求,才能获得最大的收视率和经济效益。而类型化的电影作品可以有效地避免创新所致的商业风险,避开文化市场竞争中的不利因素。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节目部主任米契尔·丹曾指出,一个节目的成功与否仅仅根据其在收视率方面的竞争情况,而3/4以上的新节目注定要失败。这表明,审美品味的创新意味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所以电影电视节目都倾向于模仿过去的成功作品,以保证收视率和经济效益。在收视率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氛围中,电视审美品味不迎合最大数量的观众的需求是不现实的。正如,美国电视制片人F.齐夫指出,“我们全都很了解美国公众的口味,他们需要的是消闲的娱乐品……我们不搞高雅的东西,我们的产品要面向最大多数的观众。他们是电视机的最大买主。他们买了电视机,啤酒商就会来找电视台了。啤酒商需要吸引的是卡车和出租车司机,普通人,他们对那些少数人喜欢的歌剧、芭蕾和交响乐不感兴趣”②。为此,好莱坞生产的电影几乎完全按照若干成功作品模式进行类型化制作,并扩展成一种全球性的影视生产模式。

在这种世界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影视圈也呈现出严重的类型化倾向。“戏说热”、“纪实热”、“宫廷戏热”、“武打热”等类型化现象层出不穷。近几年来,中国影视业发展迅猛,出现了一批具有较高审美品味的作品,如《牵手》、《围城》等,但是从总的方面看,审美品味高、艺术创新大的精品电视剧太少,而类型化、雷同化的电视剧居多,审美情调单一化现象严重。例如,我国影视圈曾一度兴起宫廷戏热,一打开电视机,粉墨登场的将相帝王、皇后公主、皇嫔皇妃,尽收眼底。其中一些作品审美品味低下,艺术价值不大。与此同时,青少年题材、工业题材、部队题材等反映边缘领域的电视作品则明显偏少。这表明,我国影视审美类型化问题也日益严重,亟待改善。

(二)在商业利益的诱导下,部分影视作品过分追求感官刺激,迎合庸俗低级趣味,致使影视文化中暴力和色情泛滥

暴力对社会的危害早已成为全世界的共识,然而,它却常被影视界用作提高收视率的重要法宝。据统计,美国每10集电视剧中平均有8集包含暴力内容;每1小时的电视节目中平均出现7次暴力情境;每周电视节目中平均会出现600次暴力情境。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影视暴力内容也非常突出。这些暴力内容虽然不会立刻对社会发生消极作用,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的安定。据犯罪心理学家调查表明,大部分恶性凶杀案的制造者都热衷于观看暴力影视节目。在影视暴力现象日益严重的美国,现实社会的暴力事件也泛滥成灾。据美国司法部部长的一份声明指出,由于影视暴力的影响,、抢劫、凶杀等暴力犯罪在美国青少年中呈增长趋势。为此,美国联邦电信委员会于1998年3月批准使用V型芯片技术,便于父母锁住有暴力和色情倾向的电视节目。2000年起,

美国所有电视机用户都要求使用V芯片。

色情泛滥也是当今西方影视界所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自从美国政府对影视色情的控制放松后,好莱坞电影的色情化倾向已经非常严重。与其说好莱坞电影在向全球传播美的理念,还不如说成是性的理念。正如科罗拉多丹佛大学的内尔森教授指出,“我们用我们以为的美污染了全世界”③。目前,美国是全球色情影视作品的传播中心。自1991年以来,色情影视作品的年产量增长了5倍。色情影视节目已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文化出口产品之一。造成影视色情泛滥的原因非常简单,仅仅源于审美品味低下和拜金主义。法国作家维尼在《一个诗人的日记》里指出:“灵感的狂热远远胜过在一个女人怀中的那种令人销魂的迷狂。精神上的享受是更长久的……道德上的陶醉高于肉体上的迷恋。”④影视艺术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品格并不在于的迷恋,而在于从内心深处唤起人们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和对高尚情操的无限向往。希金森早在1867年就对人类审美文化的独立品格和理想境界作了深刻地揭示:“文化的意义在于真善美和造就完人,直到他把肉体的需求看到无足轻重,而把科学和艺术作为唯一值得追求的、有内在价值的目标。这种精神置纯艺术于功利主义的艺术之上,并为求得更为高尚的精神生活而安贫乐道。”⑤

在我国,影视文化中的暴力和色情问题,也早已引起人们的关注。暴力和色情画面容易使人意志消沉、精神颓废、性情孤僻,对广大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观众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的危害。有识之士早已对此一再呼吁,要求减少影视作品中的暴力和色情内容,但是问题一直难以很好解决。一些影视作品为了提高收视率和票房率,肆意渲染恐怖、暴力和色情等感官刺激性强的画面内容。

(三)在商业利益的诱导下,部分影视作品越来越脱离现实而导致人文精神的失落

在1987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中国电视艺术节中国电影学术讨论会上,法国电影学者贝热隆指出,中国电影给予西方最深刻的印象是现实性和时代感。然而近年来,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中国影视界也一度风行玩文学、玩人生的游戏哲学,从而导致影视创作中的人文精神的失落。

影视艺术世界与现实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影视作品往往采用象征性的手法表现社会生活的价值结构和本质联系。影视节目如果过分倾向于通过夸张离奇的审美方式去描写脱离现实社会的幻像,不仅会使作品失去反映现实、指导人生的社会教育功能,也会误导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观众,使他们扭曲对现实生活的认识,产生错误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如日本、韩国、香港等地的电影电视节目倾向于用明星、偶像包装虚假的剧情。内容一般以高度理想化的浪漫爱情故事或轻松喜悦的情境喜剧为主,情感表现往往采用极端夸张的煽情手法,从而让部分观众沉溺于虚无缥缈的“美丽的谎言”中,消磨了学习工作的意志。这些影视作品纯粹从娱乐消遣出发,情节脱离现实生活,内容夸张离奇,格调低级庸俗,不仅不能鼓舞观众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正确的世界观,反而培养出一批追求享乐、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小市民。

因此,影视艺术作为一种审美方式,在艺术形式上无论如何前卫、先锋,但必须始终承担起影视艺术的社会教育功能,大力弘扬影视艺术的人文精神,用正确的思想影响人,用高尚的情操鼓舞人。唯其如此,才能使影视艺术真正成为寓教于乐,真善美统一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相反,如果影视艺术失去了人文精神的合理内核,必然堕落为一种肤浅的感情消费或感官刺激。

影视文化面临危机,必须从文学中吸取精华,才有可能走出窘境,重获生命。文学的繁荣,为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源。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作为一种叙事艺术,具有共同的规律。因此,影视业的发展离不开文学的支持。近年来,影视发展的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脱离文学的滋养所致。实践证明,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使影视取得加倍的成功。无论是《乱世佳人》、《王子复仇记》、《廊桥遗梦》,或是《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还是《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粱》都是以优秀的文学作品为基础的。这些作品从人物形象到审美意味,再到理性层面,都达到艺术所应有的审美标准,都反映了艺术的人文性、审美性特征。因此,很容易得到观众的认可。相反,现在很多影视作品,纯粹从迎合观众的需求出发,忽略文学性的重要意义。结果使作品空洞乏味,格调低下,缺乏艺术底蕴,从而导致影视生产出现大规模的滑坡。文学之所以对影视传播具有重要的作用,就在于文学作品的内涵和外延的丰富性。从影视剧作的角度来看,文学作品为电影和电视提供了优秀的剧本。由于文学与影视的情节建构技巧与叙事艺术规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此,优秀的文学作品本身就具备影视艺术作品的基本要素,有些文学作品甚至等同于影视剧本。另一方面,文学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具有深刻的思想性或抽象性。这种思想性或抽象性为影视作品镜头语言的自由发挥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并成为影视艺术丰厚的艺术底蕴的关键。

文学,作为人学,注重立足思想层面和美学层面对人的生存状态进行观照。这种观照能有效地克服影视艺术商品化造成的各种弊端。以画面为基本载体的影视艺术,如果没有影视文学的支撑,很容易陷入单纯追求画面感觉刺激的误区。以文学作品为基础改编的影视作品往往能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因素,就在于文学艺术丰厚的人文底蕴给影视艺术以思想深度和文化品位。

综上所述,影视艺术只有以文学艺术为基础,才能获得丰富和繁荣。由于文学在形象塑造、风格建构、艺术品味、审美多样化等方面,已经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因此影视业如果从文学艺术中吸取养料,那么无异于如虎添翼,锦上添花。

注释

①鲍桑葵:《美学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01页。

②《世界电影》199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