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近年来我国文化建设的成就有目共睹，文化艺术市场日益兴旺，许多文化基础设施及其管理运作方式都已接近或达到了国际标准，老百姓的文化生活前所未有地丰富。可以说，文化艺术已经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建设的重要因素。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文化建设的最终目标是要使全体中国人变得更有文化涵养，审美鉴赏力、创新的意识和创新的能力有较大的提高，以实现国家建设的良性发展。因此，文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并不意味着要建造更多、更好的文化场馆，而应该是将日益成为越来越多人生活中一部分的文化艺术，达到一个思想上和精神上的高度。很显然，实现这样的目标，必然要以艺术教育的普及和质量的提升为先决条件。
一、文化艺术的教育性和审美性
教育作为文化深层次发展的前提，首先是由文化艺术“产品”在创造和“消费”过程中所体现的教育性和审美性所决定的。与普通商品的流通和消费方式不同，文化艺术品的“消费”往往不是作品的简单购买和使用，而是人脑的艺术鉴赏，视觉和听觉的享用，是一种非物质的、精神上的感染和经历。比如人们在参观博物馆里的青铜器、石刻、绘画等艺术展品时仅仅就是一次欣赏的过程而已，并不形成任何实质性的“商品交换”。我们观看戏剧或舞蹈节目，聆听音乐会，目的也只是一次审美的感受，达到一种愉悦情感、陶冶性情甚至开启心智的精神满足。
文化艺术作品的这种独特的教育性“交易”方式决定了文化艺术“市场”不可能是一般概念上的商品市场。文化艺术品的“消费”需求也不全在于老百姓购买能力的高低或艺术品供应量的多寡，而主要在于人民群众所接受的文化艺术熏陶的程度和他们的教育水准。这就需要通过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培养美感、陶冶情性等多种多样的教育手段才能逐步实现使大众从生活性的初级消费提升到文化艺术层次的“消费”。可以说，教育是唤起文化精神“生产”和“消费”的前提和根本基础。学校的教学和学术性研究既可以进一步提升文化艺术产品的美学价值，又可以带来大、中、小学以及社会其他各界的“学习型”观众，唤起宝贵的市场效应。
文化艺术的教育性和审美性决定了我们的文化建设必须立足于持久不懈地对人的耐心引导。这是一个持久的、逐步递进的过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积累，而不是一蹴而就的振兴行为，也不是短期内筑造起各类不同层次的文化场馆、创作推出一些文艺大作、音乐舞蹈演出、绘画书法展览等所能迅速成就的。过去的经验已经证明，各种形式的“文化大餐”或热火朝天的群众文化运动，虽然能够活跃气氛，但对提高民众文化艺术水平的效果是十分有限的。老百姓在享受了休息娱乐以后，往往会依然故我，难以因此而成为博物馆或各种专业艺术演出的有心观众。
很明显，如果不能形成一个普及的艺术教育氛围，也就无法建立一个有规模、有素质的观众群。那么，在现代传媒业的挤迫下，我们的多数文化机构和文艺团体就难免要面对一个市场日渐萎缩的窘境。其出路要么坚守艺术的阳春白雪而被束之高阁，要么只好放下身价去迎合“市场”需求，使自身降格为商业消费场所。从2008年初开始，全国的公立博物馆都实现了免费开放，以充分发挥其教育功能。然而，根据各方面的报道和笔者的观察，观众的增加并不像预期的那么乐观。免费并不就意味着更多的观众和教育目标的实现。只有在一个普及的文化艺术教育的基础上，全国的各种文化机构才能吸引足够量的、有品位的观众，进而发挥其特殊的文化效应。
二、文化艺术教育应以学校为核心
笔者认为，只有在学校教育的核心框架下，在严谨、系统、水平不断递进的艺术教育课程中，学生和普通的民众才能得到真正深刻的、有长久效应的艺术熏陶。有了学校教育的良好基础，又在社会各种文化设施和活动的交互作用下，普通老百姓的艺术欣赏就能逐渐变得眼光高远，具备高尚的鉴赏品位。久而久之，他们就有可能形成自我教育的兴趣和习惯，就能产生对艺术的主动渴求，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同时，正规的专业教育又是滋养艺术创造能力的土壤和源泉。有了学校教育给予的宽阔视野和深厚的文化修养，艺术家的创造能力就可能登峰造极，普通民众的鉴赏水平也就能水涨船高。
因此，普及文化艺术教育必须要以学校为核心，并以学校严谨的课程为中心导向。而且教育本身就是潜力无限的市场，就是源源不断的观众。教育可以带动知识精英们深刻的研究和严谨的教学，又会有中小学等各种不同层次的艺术实践活动的开展以及家长们的参与。在实现了遍及小学、中学到大学的连贯的、系统性的文化艺术课堂和各种丰富多彩的艺术实践活动之后，当一代又一代人将参观博物馆、观看文艺演出等高雅的文化艺术经历视同完善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时，国家文化的大繁荣也就能水到渠成、长盛不衰。
中国艺术教育的里程碑之一是由王国维和蔡元培等人从德国传入的“美育”，这对中国现代艺术教育可以说有开启之功。但是，“美育”作为一项教育方针尚且可以，作为一门具体的教育学科，就一直陷于理论和实践上的许多困扰，至今难有定论。为了确切“美育”的定义和内容，几十年来教育界一直争论不休。1985年的中国第二次美育座谈会认定“美育”即“审美教育”。这样，“美育”也就常被理解成“美学教育”，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对美学学科发展的倾斜，对艺术学学科的忽视，会在某种程度上迟滞了艺术教育的发展。
2002年教育部颁布了《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明确地指出艺术教育的重大意义，直接推动了各级学校的艺术教学。可惜在严酷的高考指挥棒下和应试教育的惯性思维中，艺术教育仅有一些量化的限定，还没能形成一个系统化的体系，未能改变被边缘化的状况。很显然，仅仅基于“美育”这一理想化的概念，没有一套符合教育规律的科学方法和措施，艺术教育还是难以成功的。我们需要学习西方的经验，尤其是美国实行艺术创作、艺术史、艺术批评和美学四学科交叉重叠的“以学科为基础的艺术教育”（discipline-basedarteducation）的经验，①推出一套综合性、多层次、相互递进的艺术教育体系，培养学生欣赏艺术、理解和评判艺术，并具有良好的创意，而不只是掌握一些应付考试的基本概念。
三、文化部门在艺术教育中的作为
学校是文化艺术教育的基本，但学校教育还要依靠校园以外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国外成功的艺术教育说明：教育的课堂并不只是在学校，还应该在剧院、音乐厅、画廊和博物馆等实践场所。喜欢某一门类艺术的人可以通过各种欣赏的机会提升和强化自己的艺术品位；而对某些艺术门类不甚了解的人通过对相关艺术品的反复接触和观赏，也有可能会得到有益的启发并培养起新的兴趣和爱好。因此，各种文艺团体和博物馆等文化机构的支持和直接介入是艺术教育普及和成功的必要条件。毫无疑问，文化机构工作的重心之一是要立足于教育、满足教育的需要。
根据2007年上海美术馆历时5个月的问卷调查，上海有76%的中小学生从来没有进过美术馆。从我们的大学课堂里也可以轻易了解到多数学生都没有去过博物馆。就是北大、清华的学生参观的比例也很低。可以想象，在文化资源极为缺乏的广大其他地区的学生呢？中国的其他人群呢？在西方，没有去过博物馆、观看文艺演出的人几乎是凤毛麟角，而且多数人是反反复复地去。中国人不去参观恐怕主要是艺术场馆跟他们的生活没有关系。没有艺术教育的基础，人们走进艺术场馆时不太可能与展品发生多少有意义的交流或互动，这样也就失去了走进艺术的必要性和意义。可以想见，如果没有一个普及的艺术教育，各种艺术场馆就只会是一个个被遗忘的角落。
一方面，目前各级学校还没有一个能够让文化机构直接联系的部门和运作机制，也没有一个能够充分地利用校外各种文化艺术资源的开放的教育体系。虽然有许多中小学和高校为活跃校园文化，成立了一些艺术兴趣小组如京剧社和舞蹈队等团体，但是，这样的小范围作业跟我们庞大的教育人口相比，只能是杯水车薪。何况这样的活动既没有教育上的连续性和系统性，也缺乏学术上的研究性和深入性。2008年初，教育部发文开始施行传统戏曲进课堂，但鉴于目前和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学校十分有限的教学条件，如果不能获得文化艺术部门的广泛支持和参与，这一类教育措施恐怕既不能解决我国文化艺术教育的欠缺，也难以普及持久。另一方面，我们的多数艺术场馆和文艺团体大都还没有充分面向教育的设计和活动安排，没有让各级学校和普通观众能够前去参观利用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教育机会。许多博物馆的艺术品仅仅就是有一定艺术性和专业性的陈列展览而已，并无很强的教育性的思考和编排；文艺演出也只是以舞台的呈现为限，没有前后期的教育铺垫和跟进，不能走进大、中、小学校园和各种群众团体，开展各种面对学生、面对民众的有计划的教育活动，以实现更为有效、更为普及的文化艺术传播。
现在许多博物馆和文艺团体都设立了教育部、科，承担起教育组织和宣传工作，提供一定的教育资源；文艺团体也时有送戏到校、送戏下乡的义举；有一些艺术家还应邀亲临各类教育机构，开课开讲座，现身说法。可以说，文化部门中热心教育、并有潜力执教的大有人在。但是，没有一个长期固定的、有完整教学大纲和计划、有足够资金支持的艺术教育机制，这样的活动只能是个例化的、一时一事的短期行为，难以使之制度化并持之以恒。我们需拿出必要的时间和资金来保证系统化的教育项目的进行，以得益于每一位学生。
此外，各种文化产业，包括动漫制作、影视广播、报纸、杂志等企事业单位也都是艺术教育的生力军，应该由政府主导牵头，确立他们的教育义务和要求，并制定有关的规章制度和涉及经济利益的奖惩措施，如税收的增加或减免等，以便创造条件促使他们能够积极主动地与学校和大众艺术教育联姻，腾出必要的资源给学校的人才培养和社会的艺术教育提供有益的服务，从而在社会的多个层面形成应有的艺术诱导力和冲击力，更有效地实现高雅的艺术传播和潜移默化的文化影响。
四、教育与文化部门的双重领导
鉴于艺术教育的特殊意义和发展要求，文化和教育两个部门需要紧密联系合作，共同承担起艺术教育这件事关文化建设成败的工作。其实中国的文化部原本就是艺术教育具体的组织者和直接的领导者，掌管着中国最好的、具有极大影响力的艺术专门院校，甚至直接关注艺术教材的编写和艺术院校的课程设置等。可惜在部属院校制度被废除以后，小孩与洗澡水一同被倒掉，最终使文化界与教育界分为不相往来的两家人，使文化界与教育渐行渐远。当前十分紧迫的是我们的文化部门，包括博物馆、美术馆、剧院、文艺演出等团体，应从观念上和体制上确立作为文化和教育部门的双重定位，或至少是准教育机构或团体的地位，以改变目前这种基本上远离教育的状况，大力提升自己的教育功能，重新承担起引领全国文化艺术教育工作的重任。而广大的教育部门应该欢迎这支重要教育力量的复归，并努力促成这样的转变。
文化部门与教育机构无论在行政定位上还是工作内容上都不应该是两个世界不同行业的人。文化界如果不能够同时把学校以及民间的艺术教育作为自己的当然义务和职责，其无限的教育功能和潜力也就会停止于有限的日常工作或某些短期的行为，这在客观上将造成国家大量现成的优秀艺术教育资源的闲置，也导致潜在的观众和艺术赞助人的流失。其结果就是文化市场的疲软和缺损，艺术团体及各种文化机构生存的困难或为了生存而不务正业。文化部门应该形成一种艺术教育的思维和系统性的持久努力，建立起一个相应的工作机制来推动各个层面的艺术教育。文化艺术部门必须走进校园，成为大、中、小学艺术教师和学生以及社会各界进行文化艺术教育的组织者和倡导者，文化艺术教育政策和规章的共同制定者。只要是有关文化艺术的活动和项目，无论大、中、小学都有请求文化部门给予协助的权利，而各文化部门都应该义不容辞，担负起给予直接帮助的责任。
笔者认为，为了促成这样的有利局面，国家应该创造政策条件，建立起全国的艺术教育和艺术类院校由教育部门和文化部门双重领导的行政格局，从而使文化部门能够主动地、名正言顺地介入大中小学等教育机构的工作，有职有权地参与有关教育方针和政策的制定。如文化艺术教育的计划和指标、文化艺术培训的规定或要求，授予艺术教育证书、学习证书、资格标准等等。国家还应该给文化部门发放专门的教育经费或设立专项教育基金等，使他们能够利用自身的优势，直接承担起一些艺术教学工作，如提供兼职师资、开设某些课程、给教师和学生提供进行实践教学的机会、协助开设各类面向学校和社会的艺术类专题讲座，甚至提供一些必要的艺术教育资料和设施等等。此外，也应使文化部门能够与教育部门合作组织各种演出和展览、开展文化艺术的专题研究、重点扶植发展一些特殊的课程或专业等。
由于一直以来的行政管理传统和现行的政府机构设置和分工，普及文化艺术教育这样的重任和跨行业的事业是无法由文化部门和教育部门自发自愿地协作完成的。我们有必要参照过去成立跨部门的特别委员会的形式，如体委、经贸委那样的机制，成立由两个部门共同组成的“文化艺术教育委员会”来牵头和协调文化部门、教育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之间的文化艺术教育工作，以克服部门之间的种种障碍，调动起共同的教育积极性，联合各大、中、小学和各类博物馆、文化馆、艺术团体，以及其他各种文艺演出和展览机构等，逐步建立起一个不同层次和门类，相互沟通协作的大文化艺术教育体系。可以说，一个跨部门的领导和协调机构也是实现一个普及的艺术教育的必要条件之一。
结语
最后还应该明确的是，内容包括文学戏剧、音乐舞蹈、建筑和美术的文化艺术教育远不只是为了大众的娱乐欣赏及生活品位的提高，也不仅仅是为了提升大众的文化知识和审美素养，更重要的是培养全能的人，是智育，是为了激发多种感知和思维方式，发展人们的视觉、触觉和敏捷的手法，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周围的世界。
因此，普及艺术教育是一种达到目标的方法，而不是目的本身。艺术教育是要使人在创造的过程中变得更富有创造力，并不管这种创造力用于何处。艺术教育也远不只是为了培养各行业急需的艺术人才，满足大众的职业或工作的需要，而是培养人的创造力的必要手段，最终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是我们建设创新型社会的基础和根本保障。显然，艺术教育应当成为我们改革大众教育和学校教育，培养创新人才、建设创新型社会的一项主导策略。我们的教育和文化部门须下大力气建立起一个普及和完善的文化艺术教育体系，实现艺术教育在学校和社会上的普及和质量上的稳步提高。而且应当认识到教育也是文化部门存在的理由和依托。
综上所述，艺术教育是实现文化繁荣、形成深厚的文化积淀的重要条件，也是开辟一个广阔的艺术市场的必要基础，更是文化可持续性发展之根本。因此，我们文化建设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应该是教育，应该考虑把教育功能的拓展作为我们的文化部门进行体制改革的主要着力点。我们的学校教育应该有一个使人人都能得益的文化艺术教育的规划和宗旨。为了达到艺术教育的普及，广大的文化艺术部门与教育部门一样责无旁贷。如果我们能够将文化艺术教育贯穿于我们的社会活动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悠久的文化便能得到真正的复兴，并实现可持续性的繁荣，那么，建设文化大国的宏图大志就将如愿以偿。
提出这样的问题并非多余。现代科技，尤其是以信息革命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发展方兴未艾，以此为动力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正在加快。这说明作为后现代文化重要特征的媒体化生活和消费性艺术，至少在可以预期的未来仍将是现代人文化生活的重要方式；况且在科技与市场的互动关系中不断注入的高新技术含量，将使它变得越来越新颖和宜人。在这样的时代趋势中，波德里亚所说的那种只与它的有限主体联系的“稀缺、珍贵、惟一的物品”，（注：〔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115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即真正的艺术作品，是否还会存在？它是否会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一直“朝着另一种论述（即商品与消费）滑去”，（注：〔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11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并最终在生活艺术化的符号碎片中消解成一堆泡沫？
基于这样的认识来看高新技术时代经典艺术的命运，我们会发现：尽管高新技术的发展及对经济、文化的巨大影响，危及到经典艺术的生存。但是，人们对经典艺术的追求仍在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适应文化变迁需要的新的经典确认原则正在形成，信息技术的内容革命则将为经典艺术提供崭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当代全球性的高新技术热潮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高新技术向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方向发展，不仅引起了相关技术和产业的不断变化，而且引起了生产方式、经济结构、思想观念、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深刻变化。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由信息业，尤其是被称为第四媒体的网络业的巨大发展而变得明朗、敏感和尖锐起来的“全球化”问题。
美国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发源地和最先进的国家。美国人成功地将自己的技术优势迅速转换成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作为这种转换中介和目的的，却是文化。一项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使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台成为美国电视的转播站；当今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由美国和西方国家垄断；美国电影产量仅占全球电影总产量的7%，却占据了全球电影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这些美国文化产品在占领别国文化市场的同时，也输入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对别国文化构成明显冲击。这种现象引起我们如下思考：
一是信息殖民问题。托夫勒曾预言：“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将拥有整个世界。”可见对信息网络的控制绝不单纯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它还必然伴随一种新型的文化殖民。目前英语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凭借先进的传播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新的文化霸权。这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构成威胁，对一些发达国家同样构成威胁。法国司法部长雅克·图邦认为，英语占主导地位的互联网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为此，法国人曾通过一项法律，要求在法国互联网上进行广告宣传的文字必须译成法语。当时的法国总理希拉克就提出，这是“要确保莫里哀和加缪的语言不在信息高速公路上漏掉”。人们已经意识到，在技术层面日益趋同的形势下，文化才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
二是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汇流问题。现代信息技术数字革命不仅带来了信息产业的新面貌，也带来了文化产业的新生机，它使这两个现代社会的标志性产业走到一起，并合成一体。实现这种融合的第一步是传媒汇流，即由数字技术作为一切信息传媒形态的技术基础而为与信息相关的一切产业提供一个统一的平台，大众传媒、通信和信息业因此而汇合为一，通过统一的宽带系统，为用户提供服务。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及欧洲发达国家已基本解除了传媒业、通信业、信息业之间传统的行业管理壁垒，以及各国之间对传媒业的管理壁垒，完成了适应信息社会要求的第一次制度创新。如果说这还只是一种形式革命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必然趋势将是对内容革命的呼唤，信息社会也因此进入第二次制度创新阶段，即实现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的汇流。
面向高新科技时代促进文学艺术发展－－信息革命对经典艺术的召唤来自:第一
在这方面，美国人再次走在世界前列。美国虽然没有什么文化遗产，却率先将“内容产业”纳入商业和产业化轨道。通过1997年“北美行业分类系统”的颁布，美国已向世人宣布了他们将信息内容，特别是文化内容，作为信息产业的主体。由此来看美国文化的信息殖民问题，大概没人再相信它只是一种经济行为了。认识到这一点的世界各国都在力争后来居上，要在信息全球化本身就含有的文化全球化过程中抢占制高点。欧洲小国芬兰以拥有诺基亚这样的信息产品品牌而在信息技术方面处于世界前列，而正是在它的倡议下，欧洲文化产业发展框架性合作计划于2000年启动。我们可以从1999年欧盟文化部长的一次非正式会议文件中看出这项合作计划的动机：“商业压力和由此而来的内容贫乏，而不是文化的多样性，是存在于我们这个日益发展的由数字电视造成的广播时代自身中的固有威胁。可靠而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应该是欧洲的竞争优势所在。保存欧洲人的文化认同至关重要。如果没有有价值的内容，技术的未来发展是没有意义的，这是新千年的最大挑战。”面对这种世界性的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的汇流趋势，经典艺术的命运又将如何？我认为，这场信息技术的内容革命既为经典艺术提供了崭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也要求我们把握机遇创作出具有鲜明中国气派和深厚文化底蕴的经典作品，为“世界文学”的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论文面向高新科技时代促进文学艺术发展－－信息革命对经典艺术的召唤来自
首先，作为文化重要代表的经典艺术，将在建立多元文化平等交流、理解与融合基础上的“世界文学”过程中发挥突出作用。应当说，不同文明或文化之间本身并不存在对抗的必然性，引起对抗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由各种因素造成的相互之间的误解乃至敌视；二是某种文明或文化试图凭借某种强权推销自己而消除异类。在当代世界文化格局中，这两种现象依然存在，而尤以后者更为突出。这使得加强多元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和理解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最能有效实现这种交流和理解的文化载体，正是文艺作品。
早在马克思与恩格斯提出“世界文学”主张的二十年前，歌德曾与爱克曼谈起他读了一本中国传奇后的感受。他说，这部书“并不像人们所猜想的那样奇怪。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很快说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和飞腾动荡的诗兴，因此和我写《赫尔曼与窦绿台》以及英国理查生写的小说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当爱克曼问到这是否是中国最好的作品，歌德说：“绝对不是，中国有成千上万这类作品，而且在我们的远祖还生活在野森林的时代就有这类作品了。”歌德之所以对中国的一部普通作品都如此重视，是因为他既从中感受到人类心灵相通的深邃与博大，也意识到与此相比，坚持一种狭隘的民族文化立场显得多么可笑。因此他说：“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不过我们一方面这样重视外国文学，另一方面也不应拘守某一种特殊的文学，奉它为模范……对其他一切文学我们都应只用历史眼光去看。碰到好的作品，只要它还有可取之处，就把它吸收过来。”（注：〔德〕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第112-1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歌德的意思很明白，“世界文学”并不是对民族文学的否定，而是强调各民族文学应当在相互交流中用一种更开阔的眼界去吸收其他民族文学中的优秀内容来丰富和发展自身。在文化全球化已被信息全球化浪潮裹挟而至的今天，这种观点尤其值得重视。文化全球化不是文化的类同化、均质化，而应是消除时空障碍之后的多元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理解与融合。如果说由于种种原因而使当年的歌德未能接触到中国最好的作品，那么在由数字平台所构筑的世界文化大舞台上，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将它们展现在世人面前，让全世界都分享到这份人类精神的伟大遗产。这正是在创造一种多元文化融合的“世界文学”过程中，我们的竞争优势所在。
其次，应当提倡和强化当代中国文艺家的文化使命感和经典意识，创作出具有鲜明中国气派和深厚文化底蕴的艺术作品，去参与多元文化融合的全球化竞争。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其近著《全球化与道德重建》中指出，席卷全球，从欧洲直到中国、日本和印尼边远城市的“娱乐工业所促成的低档次电视节目，尤其是极其廉价的乃至十分不良的节目的全球化正危害各国的文化传统”，听任其发展，“我们将坐吃山空，变得退化，成为那种面向收视率、广告收入和销售指标并追求大众效应的低水准伪文化的牺牲品”。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除了应当重视民族伟大文化成就和价值的传承，也应当重视培养新的有价值的民族文化的创造能力，“这种能力可以表现于文学、戏剧、哲学、音乐、绘画、雕塑、建筑、思想科学等各个方面……而这样做的前提是意识到我们所面临的危险”。（注：〔德〕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第6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从当前中国文艺的创作实际来看，这种危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面向高新科技时代促进文学艺术发展－－信息革命对经典艺术的召唤来自:第一
一、对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缺乏正确把握，就像歌德所反对的那样，在重视外国文学的时候，拘守于某一种特殊的文学，奉它为模范，结果是失去了自身的民族文化特色。作家邱华栋曾尖刻但不乏深刻地指出，今天中国“几乎每一个‘走红’的‘现代派’、‘先锋作家’、‘前卫作家’的背后，都站着一个西方文学大师，而这些作家们则像个侏儒一样站在大师的前面，费力但悲壮地贡献出了他们的杂交汉语文学变种文本”。（注：邱华栋：《影响下的焦虑与抗争》，《城市的面具》，第117页，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事实上，只有坚持创作的民族文化特色，向人们展示世界一隅的独特生活，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理解，这样的作品才会真正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与价值。
二、在深度追求与世俗追求之间做片面取舍。创作应当面向大众，反映他们的生活，表现他们的情感；但同时也应当有更高的追求，那就是要能同时展现出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或是成为人们理解这种意义和价值的“可以想象的暗指”。这是对文艺作为一种文化的根本要求。怀特就曾指出：“人（用文化的象征含义）建设了一个可以生活的世界……一层文化的纱幕垂在人和自然之间，不透过这层纱幕，人什么也看不见……渗透的是话语的精髓：是超出感觉的意义和价值。除去感觉之外，支配人的还有这些意义和价值，而且它们常常比感觉对人的作用更重要。”（注：转引自〔英〕麦克尔·卡里瑟斯：《我们为什么有文化》，第38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进入新的世纪，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历史终结论”、“哲学终结论”、“意识形态终结论”、“艺术终结论”、“文学终结论”等等的“终结论”思潮。这股思潮对文学艺术界冲击很大。它像“梦魇”一样萦绕在人们的心头。如何面对这种现实？这股思潮何以存在？它是否预示着文艺的终结？迫切需要我们结合实际予以理论上的回答。
本文首先分析了“终结”论出现的历史文化语境，认为它的滋生与发展，是与高科技的发展，“读图时代”的到来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指出世界文学艺术的历史表明，随着各民族诗意的生存方式和艺术地掌握世界的方式的丰富、发展和变化，在文学艺术领域出现萌发与消亡、起始与终结，是一种带有规律的现象。我们需要的主要是以清醒的、冷静的头脑，面对中外文艺的实际，从不同的层面上去认识“终结”论的方方面面。
通过分析，作者认为：文学艺术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奇葩。她因人而存在，为人而存在，只要有人类的存在，就会有文学艺术的存在。“艺术的终结，恰恰是艺术新生的起点，艺术的黄昏则是艺术的黎明的前夜。”在新的世纪，文学艺术必将走向更大的辉煌。
［关键词］艺术终结；读图时代；黄昏与黎明
人类怀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迎来了21世纪。但是新的世纪世界并不平静，西风东渐，众声喧哗的不同声音，不断地震动着人们的耳鼓。“历史终结论”、“哲学终结论”、“意识形态终结论”、“艺术终结论”……，像一棵棵小小的飞弹，不仅打进了书刊、报端和各种媒体，而且打进了文学艺术的圣殿，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哲学家、美学家、文艺理论家、作家、艺术家的惊悸和恐慌。
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雅克·德里达惊呼：“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而且会确定无疑地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的终结。”[1]
国际文艺理论学会主席j·希列斯·米勒也发出了“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的哀叹，他断言：“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s）而把它引向终结。”[2]
中国学者仿佛刚从睡梦中惊醒，突然发现：“艺术终结”成为压在人们心头的梦魇。[3]专门从事中西文艺学比较研究的余虹先生，在《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兼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一文中，也以判断性的语句说：“曾经风光无限而被人追逐的文学成了人们避它不及的弃儿。”[4]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作为基本原理的文学理论所面临的危机却已迫在眉捷，文学理论不再是人人向往、人才济济的显学，而成了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鸡肋。”有的学者甚至忧虑地认为，文学理论“成了没有根据地的流寇，到处受到冷遇。于是‘向何处去？’便成了萦绕在文学理论心头挥之不去的难题。”[5]
中国出版界江苏人民出版社引时代风气之先在新世纪伊始，于2001年9月推出了由周宪许钧主编的“终结者译丛”，包括：《意识动态的终结》（〔英〕丹尼尔·贝尔），《教育的终结》（〔美〕威亷·斯班诺）、《男性的终结》（〔美〕约翰·马林斯）、《哲学的终结》（〔美〕劳伦斯·卡弘）、《艺术的终结》（〔美〕阿瑟·丹托）、《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美〕斯科特·拉什约翰·厄里）、《人权的终结》（〔英〕科斯塔斯·杜齐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作为部级出版社于2003年1月将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于1992年在纽约首版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经黄胜强许铭原翻译，在中国正式出版发行。在福山看来，20世纪末发生的苏联解体、东欧巨变，标志着源自18世纪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确立的自由主义民主制度最终将成为所有人类社会的共同选择，历史将“终结”于一种自由、民主、平等的现代社会的国家形态，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也将普遍成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一出，西方那些专为资本主义世界永世长存进行辩护的各方人士，无不为之欢呼雀跃，而一些有识之士，则坚持真理，根据历史发展的实际，批驳福山的“终结”论的片面和谬误。这场关系到人类历史命运的论争，正在各个领域广泛而深入地展开。
从文学时代的终结、艺术的终结，转向一切的终结，即“历史的终结”，研究其理论依据，可以追溯到黑格尔精神哲学中关于“新时代”诞生的辩证发展的历史观。早在1806年写的《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黑格尔指出：“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人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成长着的精神也是慢慢地静悄悄地向着它新的形态发展，一块一块地拆除了它旧有的世界结构。只有通过个别的征象才预示着旧世界行将倒塌。现存世界里充满了的那种粗率和无聊，以及对某种未知的东西的那种模模糊糊若有所感，在在都预示着有什么别的东西正在到来。可是这种逐渐的、并未改变整个面貌的颓毁败坏，突然为日出所中断，升起的太阳就如闪电一下子建立起新世界的形相。”[6]（p6-7）在《美学》中，黑格尔进一步具体发挥了他的精神理念自我发展的美学观和艺术观，他认为“每个民族文化的进展一般都要达到艺术指向它本身以外的一个时期。”[7](p132)发展到喜剧的发展阶段，也就达到了“美学这门科学研究的终结”，艺术则被宗教和哲学所取代。阿瑟·丹托在《艺术的终结》中完全接受了黑格尔的观点，承认“艺术随着它本身哲学的出现而终结。”[8](p98)他引证马里于斯·德·萨亚斯的诗说明：
艺术死了。
它现有的运动绝非生命力的征兆;
它们也不是死前痛苦的挣扎;
它们是尸体遭受电击时的机械反应。[9]（p74）
艺术终结论所以得到滋生和泛滥，是与高科技的发展，“读图时代”的到来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图像”和“视觉中心主义”有着悠久的历史。电影、电视的发展、网络的广泛运用，使传统的经典的印刷文本的阅读，逐渐被直接地“读图”所代替。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文学艺术的中心舞台，“则被视觉文化的靓丽光辉所普照。此外，这个中心舞台变得不仅仅是个舞台，而是整个世界。”[10](p34)如同詹姆逊所说，通常被空间和视觉形式殖民化的现实，又是“与全球规模的同样强大的商品殖民化的现实一致和同步的。”[11](p89)由于经济文化的一体化趋向愈来愈明显，商品艺术化、艺术商品化，打破了传统的艺术观念，模糊了艺术与非艺术的界线。“自此，文化生产领域发生了变革，传统形式让位于各种综合的实验，摄影、电影和电视开始渗透和移入视觉艺术作品（和其他艺术形式），正产生出各种各样的高技术的混合物，包括从器具到电脑艺术。”[12](p107)进而，使整个“现代社会空间完全浸透了影像文化。”[13](p108)后现代艺术，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直接地展示客体，并使这一对象把自身所特有的、无关紧要的和任意的特性彰显出来。”[14](p268)20世纪末兴起的物品艺术及其他类似的艺术，其先驱是20世纪初轰动一时的马塞尔·杜尚的作品。1917年他将一个磁制的三角型小便器签上名，送到纽约艺术博物馆，名之曰“喷泉”。这是一件反传统、反理性的先锋派艺术品。到20世纪末，一些先锋派艺术家又将它奉之为经典性的艺术品，并以此解构一切传统的艺术。解构主义的大师德里达明确宣布：“我们不能说一部作品属于某一范畴或门类，根本不存在什么文学本质或者可以严格鉴定的文学领域;或者说，的确，文学这一名谓大概注定是不适当的，因为没有标准，没有让人确信的概念或依据。”[15](p124)这样一来，不仅长期人们信守的文学艺术观念被解构了，而且一切传统的文学艺术都被消解了，代之而起的就以马塞尔·杜尚的那个以“喷泉”命名的小便器为代表的一类艺术了。随之，一向被视为真善美的结晶的艺术，自然也就荡然无存，真正“终结”了。历史是作为过程展开的。“一切过程都有始有终，一切过程都转化为它们的对立物。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过程的这种变动性则是绝对的。”[16]周宪许钧先生在《终结者译丛序》中，对他们之所以推出“艺术的终结”等“终结者译丛”的缘由和价值说得很清楚。文中说：“所谓起始者，指事之不必上承他事，但自然引起他事发生者;所谓终结者，乃事之上承某事而下无他事其后者。亚里士多德如是说。太阳升起落下，海水涨潮落潮，生命诞生死亡，王朝更替兴衰……旧的终结意味着新的开始;新的开始又必然脱胎于旧的终结。循环往复，生生不息，此乃生活世界之真谛。……反观种种‘终结’图景，社会发展变迁的脉络赫然眼前。所以谈论‘终结’，不啻于奠基新起点。”[17]综观人类艺术发展史，随着各民族诗意的生存方式和艺术地掌握世界的方式的丰富、发展和变化，不断有新的文艺形式产生，并进而走向发展和繁荣，同时也有一些不能适应时代需要的文体走向消亡。萌发与消亡、起始与终结，不论是在文体的变迁，还是文艺思潮的更迭方面，都是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中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18]阿瑟·丹托在《艺术的终结》中，面对西方当代艺术发展的现实，把艺术从前现代向现代、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向视之为艺术走向终结的不同阶段和模式，这种观点显然并非空穴来风，自有其现实性和理论价值。周宪、许钧先生主编的“终结者译丛”的出版，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它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和一种新的对照系，对我们全面认识进入信息化、数字化的后现代时期的文学艺术和文艺学、美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是有益的。
从阿瑟·丹托到雅克·德里达、希利斯·米勒，他们提出的艺术终结论、文学终结论，对我们来说，也可以说是一支清醒剂。他们看到文学艺术的边缘化、庸俗化和走向衰落的趋势，解构和反对逻格斯中心主义、工具理性主义、政治功利主义，否定一切僵化的传统艺术，毫无疑问，这是具有真理性的。然而，真理越过雷池一步，便是荒谬。他们企图以复活黑格尔的幽灵来阐释后现代艺术出现的危机，并以黑格尔的艺术解体论、消亡论作为他们提出的艺术终结论、文学终结论的理论框架的哲学基础，这样以来，他们就不可避免地犯了一个早被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的历史性的错误，重新陷入了一个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精神哲学的怪圈。关于这一点，只要我们认真读一下恩格斯在120多年前写下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就可认清西方当代文学艺术的“终结”论、“消亡”论的鼓吹者，在哲学基础上失足。
主观设定的哲学构架，决定了他们对于文学艺术的未来和文艺研究的未来作出了悲观的估计。j·希利斯·米勒曾无可否认地感叹，在新的全球化的文化中，他“一生从事的职业日益失去其重要性无疑令人痛苦，但必须面对现实。”[19](p294)从黑格尔的艺术解体论到当代西方出现的文学、艺术终结论，都对文学艺术的未来作了悲观主义的预测，他们所谓的艺术的终结，是说艺术将被哲学所取代。因此，他们所说的“终结”，实际是艺术史的中断，而不是把它看作这是艺术发展史上出现的否定之否定，更不是旧的扬弃、新的萌发的推陈出新的过程。这种艺术“解体论”和“终结”论，对于黑格尔来说，是对他自己所深刻阐发了的辩证法的发展观的背叛。同时，这也是他的辩证法的形而上学的一面和不彻底性的重要标志。对于当代西方的终结论者，则说明他们不仅没有冲破黑格尔的精神哲学的锁链，而且他们又深深地陷入了西方后现代的技术理性王国的困惑之中。
文学艺术的历史长河奔腾不息，从过去、现在，走向未来。高科技的发展与“世界图像”的出现，迅速改变着人们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和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引起了文学的急剧的发展与变化。一些过去被视为高雅的艺术走向边缘化，一些新的艺术形式与媒介的革命相适应，获得蓬勃发展。如影视艺术、网络艺术、波普艺术、光效艺术、实物艺术、行为艺术、身体艺术……，纷纷登台亮相。大众文化的兴起，传媒的发展，更使这些新的艺术尽展其时代。在这些新兴的艺术潮流中，泥沙俱下，真善美与假恶丑相伴而行，崇高与滑稽、进步与反动、拜金主义、色情主义、暴力主义……，无不涌向我们生存于其中的这个正在建构的“图像世界”。面对这个迅速发展的图像世界，人们对文学艺术的存在产生危机感，提出文学何为，艺术何为的质询，那是完全可理解的。
那么，在新世纪的数字化、信息化的时代大潮中，文学艺术是否完全丧失了自己生存的根基和发展的未来呢？文学艺术是生存还是毁灭，是从黄昏走向黑洞，还是从黎明走向辉煌？这的确是值得我们结合实际加以认真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文学艺术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奇葩。她因人而存在，为人而存在，只要有人类的存在，就会有文学艺术的存在。海德格尔说：“人是能言说的生命存在。……唯有言说使人成为作为人的生命存在。”[20](p165)他还特意引证荷尔德林的诗，阐明人作为能言说的生命存在，是一种诗意的存在。荷尔德林诗云：
人充满劳绩，但还
诗意地安居于这块大地之上。[21](p93)
人是安居在大地之上的诗意的存在。诗意的存在不同于动物的本能的存在。我认为诗意的存在的本意就是美的存在。追求美是人的本性，是人生存、享受和发展的强大内驱力和生命的根本的需要。德国著名现象学美学家米盖尔·杜夫海纳明确指出：“在人类身上，有一种对美的渴求吗？答案应该是肯定的，……美就是这种从事物之中被感受到事物的价值，是那种在表象的独立自在之中直接显现的价值;在那种情况下，知觉不再是一种实用的反应，实践不再是功利性的。在审美经验中，如果说人类不是必然地完成他的使命，那么至少也是最充分地表现了他的地位：审美经验揭示了人类与世界的最深刻和最亲密的关系。他需要美，是因为他需要感到自己存在于世界。”[22]（p2-3）文学艺术是审美的主要的、也是最集中的对象，它是人的诗意化生存的生动的符号和鲜明的标志。杜夫海纳认为，在当今世界中，当然，艺术可以退位，要么失之于过分严格而了无生气，要么失之于过于狂放而毫无节制。然而，冒险与狂热是可以加以控制的，在形式与非形式之间也是可以达成一种默契。为此，“艺术还将在世界上继续下去，或者说得更确切些，艺术返回到世界的本源，牢牢地立足在这块大地上，并让我们也站定了脚跟。……经过挣扎和痛苦，躁动在即将临盆的世界的腹中，艺术可能仍然是幸运的，而且有着美好的未来。”[23](p201-202)身居有着悠久艺术传统和浓郁现代、后现代艺术特色的法国美学家杜夫海纳的这些见解，应当说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理性认识，也是符合艺术发展的特点和规律的。
数字化时代，为文学艺术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条件。但是，它并不是要求艺术家成为一个独裁者，艺术家自己说什么是艺术，什么就是艺术。它不仅要求艺术家做一个现代人，换脑、换笔，更新知识结构，而且要求艺术家在继承人类优秀文艺传统的基础上，更加自觉地掌握现代艺术的特点和规律，创造出无愧于新的时代的艺术珍品。在新的世纪，我们坚信，文学艺术有着美好的未来。艺术的终结，恰恰是艺术新生的起点，艺术的黄昏则是艺术的黎明的前夜。艺术发展的历史辩证法，将证明艺术的终结与新生、艺术的黄昏与黎明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1〕〔2〕〔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J）《文学评论》，2001，（1）。
〔3〕参见汪代明《电子游戏，艺术的终结者？》（J），《理论与创作》，2003，（5）。
〔4〕见余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兼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J），《文艺研究》，2002，（6）。
〔5〕参见上李春青《文学理论还能做什么？》（J），季广茂《现状·生长·期待――关于文学理论摆脱危机的思考》（J），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3）。
〔6〕〔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7〕〔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8〕〔英〕阿瑟·丹托：《艺术的终结》（M），欧阳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9〕〔英〕阿瑟·丹托：《艺术的终结》（M），欧阳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10〕〔斯〕阿莱斯·文尔雅维茨：《图像时代》（M），胡菊兰、张云鹏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11〕〔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学转向》（M），胡亚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2〕〔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化转向》（M），胡亚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107页。
〔13〕〔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4〕〔斯〕阿莱斯·文尔雅维茨：《图像时代》，胡菊兰、张云鹏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15〕〔法〕雅克·德里达：《文学行动》（M），赵兴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6〕《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7〕周宪许钧《终结者译丛序》见《艺术的终结》（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18〕刘勰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19〕参见〔美〕j·希利斯·米勒《重申解构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0〕〔德〕M·海德格尔：《诗·语言·思》，彭富春译，戴晖校，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1〕见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郜元宝译，张汝伦校，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数千年书法艺术的伟大生命力，在其根植于中华民族智慧，根植于中华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根植于中华民族生产力发展的迫切需要，根植于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沃土，所以传承的本质，应从中华文化寻根与发展中寻找答案。
当中华文明还处在襁褓中时，作为萌芽状态的书法艺术便诞生在华夏母亲的摇篮里。古老中华在文明进化之初期，由结绳记事的蒙昧时期到仓吉造字文化文明的转化,即根植了书法艺术惊人的智慧与灵根。据唐代张怀王灌《书断》记载：仓吉“博采众美，合而为字”，仓吉独具慧眼拮取自然之美造出文字，这叫作“依类象形”，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把古人造字方法归纳为六种，称为“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象形文字象图画一样再现自然，记载自然，传替自然信息，这种象形之美，就是中华书法艺术的美的萌芽和灵根,是先人书法美的伟大创造。
《汉文字是书法艺术的载体之本源，象形与会意是传统书法的艺术本源，汉文字以象形、会意为特色，在尔后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变化万象，起源于象形意义的中国初期古文字，“形无定体，笔无定画”，至小篆经省改，才出现形体方整、笔画圆匀的定型化书体，但仍保留形象痕迹。经过汉代隶书的变化以后，汉字由繁复的象形文字，趋向于符号化、抽象化、简笔化，但它的象形性质依然存在，又如鲁迅所说：“将形象改得简单，远离了现实。篆字圆折，还有图画的余痕，从隶到现代的楷书，和象形就天差地远。不过那基础并未改变，天差地远之后，就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门外文谈》）.可见中国书法艺术源于无法，变而有法。创新是结于有，起于无，又承于有，变于无。但万变不离其综，象形与会意的艺术本源没有变，汉文字的载体本源没有变。这是其他语言文字所不能比拟的。“象形”或“不象形的象形”，是汉字最基本的特点，也是继承与发展传统书法艺术最重要的、最核心的内容和规律。
那么如何对待书法艺术继承传统与创新的关系呢？笔者认为：传承和创新是书法艺术发展历史过程不可分割的链条，继承首先是对先人书法艺术创新精神与成果的继承。
提倡尊崇优秀传统，必须解决继承什么？如何继承？笔者认为继承书法艺术的优秀传统，首先必须继承先贤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成果，这些是先贤书法艺术智慧的结晶。只求复写传统的“传统唯美主义”或脱离优秀传统“创新”的“流行主义”对发展书法艺术都是偏颇的、畸形的、是不可取的，先贤探索的书法艺术发展规律和创新成果是传统书法的灵魂。没有创新就没有传统，优秀传统是创新的结晶，创新是传统的发展。只有深刻认识传统书法艺术发展的规律，才切身感受到创新才是揭示传统书法艺术经久不衰的发展规律的精髓所在。
继承传统,在于推陈出新。创新更是渐进中继承，继承中的变革。如石鼓文是上承西周金文的精粹，下启秦代小篆的楷模，被后人誉为“书法第一法则”，至今仍引人入胜。大篆、小篆、隶书（如前）都有其传承与演变的轨迹，小篆都是中锋、藏锋用笔、线条挺劲圆匀，富于立体感，结构整齐对称，它把庄严凝重与舒展自如统一与于崇高肃穆的气度之中，在书法艺术上折射了封建中央集权威严统一的特征，这是秦篆反映的时代精神。“隶书”作为书法史上一个伟大的变革。汉朝“汉承秦制”“秦篆汉隶”，汉朝隶书发展逐渐定型，与此同时草、行、揩都逐渐从隶书中演变出来。民间习隶书的热情蔚成风气。定型后的隶书彻底消灭了汉字的象形形态，造成了汉字形体的巨大变化。汉隶脱胎于篆书又大异于篆书，是从笔画到结字方正平直化的新书体。汉隶具有波、磔之美，创“蚕头”、“燕尾”笔法，用笔方、圆、藏、露诸法齐备。同时它又为未来书法艺术的发展前景开拓出广阔的前景，为后来的草书、行书、楷书的产生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可见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是传承基础上的创新，继承也是创新基础上的继承。书法艺术的发展史本身就遵循着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史观。
流行书风该如何认识啊？笔者认为流行是传承和创新结合、推进社会文明的结果，流行书风无论从风格上还是从技法上都是深受社会欢迎的书法艺术极至之法，流行则是传统与创新的交融会合的“贝多芬交响曲”。历史上流行书风是因其释放了书写的效率，拓展了美的视野，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方能千年流行。根据社会生产生活需要去创新与发展是书法文化的生命。流行书风是适应社会生活需要而为社会广泛接受和喜爱的创新书体书风，脱离社会需要虽标新立异，矫揉造作、即使名噪一时，但终归不能“万紫千红总是春”。书法艺术流行数千年无一不与适应社会发展，满足社会需要结下深厚的根源，格调高古的甲骨文取代结绳记事适应人类蒙昧向文明的起步，小篆适应中华一统的文化文明的需要，是中华大地迈出了书同文的坚实脚步，隶书、草书都顺应了社会生产生活的书写便利解放生产力的需要，“草书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速急就因草创之意，谓之草书。”其后产生于汉代的草书，西汉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章》，东汉章帝甚喜爱，因而名“章”草，章草传承了隶书的笔画形迹，仍有波磔，字字独立不连，实际上是隶书的草率写法，杜度、催瑗便是东汉章帝时代闻名的章草书法家，汉末张芝传承章草又进一步“草化”，将上下字的笔势牵连相通对偏旁作了许多省略和假借，而创今草。张旭，怀素将书法艺术的创造性“心灵之音”得到神灵极至的发挥。通观古今流行书风无一不是传统与创新相交融的结晶。
楷书是数千年书法文化中应用最广与流行最持久的书体，草书是扬弃了汉隶的规矩追求书写速度，至今的简化汉字无不得益于草书创造性的书写艺术。魏太傅钟鹞对楷书作了重大的改革，以横代替“蚕头”、“燕尾”又融入篆书、草书中的圆笔法使楷书定型化，加之其超妙入神的书写艺术，新体楷书很快得到了推广。又如流行至今的行书据说为汉末书法家刘德升创造的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一种书体“其法盖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刘书人称“风瞻妍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王羲之创造的行草继承古迹中古掘朴质的风格为妍美流便的新书风格，古人喻之为“清风出袖，明月入怀”，王羲之“博采众"美，熔铸古今”，其神韵超逸的《兰亭序》倾倒千载书家，可见流行书风不仅是当代的更是历史和未来的，不仅是书家自娱自乐，更是社会发展的责任和贡献，不仅是别出心裁，而是高超传统艺术和革新智慧交融的结晶。不是书家冥思苦想的结果，而是适应时代需要的产物。
文化艺术管理人才，是文化艺术发展的基石，地方文化事业要得到发展，首先必须要有一个文化发展理念先进、文化管理能力突出、事业心强、作风过硬的文化管理人才群体。但由于各种原因的存在，革命老区往往缺乏这些相关人才，因此需要通过其他途径引入，其中，艺术院校选派青年艺术管理人才到革命老区，就是重要的途径之一。从2006年开始，川音选派了超过20名年轻干部到南江县挂职，这些干部多数拥有音乐及其他艺术学科本科以上的教育背景，又曾在学院担任科级及以上的职务，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对于文化建设与发展有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思维敏捷，精力充沛，还有较强的创新意识。这些干部到南江县，担任副乡长、副书记、文体局副局长、县长助理、副县长等职务，大多负责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行政事务，直接参与南江县的文化建设和发展，结合南江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将先进的文化发展理念注入南江县的文化发展中，不仅直接提升了南江文化发展的水平，也潜移默化的影响了南江县的文化长远发展思路和文化队伍。川音下派挂职干部为南江县文化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尤其是在文化发展宏观指导及现代文化发展理念等方面，比如深挖南江文化内涵、打造南江文化品牌、创新南江文化发展和管理机制、强化南江文化发展基础、建设南江文化队伍等。近年来，南江县文化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文化活动红红火火，文化事业蒸蒸日上，其中川音下派挂职干部有着突出的贡献，正如南江县文体局负责人所说：“南江群众文化的蓬勃发展，这与四川音乐学院的倾力帮扶分不开的”［2］。
二、艺术院校采取具体的举措，支持革命老区文化发展
艺术院校支持革命老区文化发展，还可以采取更加具体的举措，从细微处着手，切实的为革命老区文化发展做出贡献，比如：开展艺术培训、举办文化活动、捐赠文化设备、等。1．开展艺术培训艺术院校拥有各种层次的艺术人才，可以广泛的在革命老区开展针对艺术考生的培训活动，能够减轻老区艺术考生的负担，提升艺术考生的水平。比如，通过调查，川音下派到南江县的干部发现，“南江每年参加艺术类的考生很多，但是被录取的人数较少”［2］，主要原因是“南江县艺术类师资力量较薄弱，部分学生到外面去学习，外面去的也未进入正规机构学习”［2］，因此，“既耽误了孩子学习文化课的时间，又增加了家庭的经济负担”［2］。针对这种情况，川音下派干部立即开办了音乐高考免费培训班，由音乐专业的下派干部轮流上课，强化培训，课程内容包括乐理、视唱、练耳、琴法等。此外，川音还派出大三、大四的学生到南江第四中学，辅导音乐专业考生，加强专业知识。川音的这些艺术培训活动，既提升了考生的专业知识，减轻了考生的经济负担，也提高了川音学生的专业能力和实践能力。2．举办文化活动艺术院校要在革命老区文化发展中发挥作用，需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扎实的举办一些文化活动，将群众的文化热情调动起来，才能真正推动老区文化发展。比如，川音在南江县南江县东榆镇槐树村村小建立的音乐教室，就是很好的例子。槐树村地处偏僻，“由于多种原因，不仅整个乡村文化氛围淡薄，而且村小也没有一件像样的乐器，学生想学音乐知识而无条件”［2］，而且村民普遍缺乏文化意识。了解到这些情况，为了“培育乡村音乐文化土壤，营造浓厚的音乐文化氛围”［2］，改善村民的文化条件，2010年5月，川音在槐树村建立了音乐教室，通过多种途径，为音乐教师配置了古筝、二胡、长笛、葫芦丝等音乐器材，同时每周到村小为学生讲授音乐课。此举提高了学生的音乐文化素养，也潜移默化的影响了村民的文化意识，对于社会主义乡村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有较强的参考意义。又如，川音协助南江县元潭乡字库村村委会主办的《字库鸣报》。2009年，川音党委书记柴永柏教授在调研中了解到，当地村民文化生活贫乏，对科技信息的了解极少，当即决定安排川音四名下派干部协助协助村支书办一份信息报，并亲自题写了报名———《字库鸣报》。栏目包括“政策咨询”、“字库新闻”、“种养技术”、“信息播报”、等，这份富有特色的报纸分送到每户村民家中，“村民们都是争着看，有的村民跑十多里路专门来拿报纸看……”［2］。3．捐赠文化设备艺术院校自身拥有一定的文化设备资源，也能够组织、调动其他机构的一些文化设备，可以开展为革命老区捐赠文化设备的活动，帮助革命老区文化事业发展。比如，川音考虑到南江县文化设施设备严重匮乏的实际情况，多次向南江县相关机构进行了文化设备的捐赠活动。2011年3月，川音在南江挂职锻炼的7名干部代表川音院向南江四中捐赠了价值1．3万多元的古筝、单簧管、小号、长笛等乐器［3］。同年5月，川音组织筹备了琵琶、二胡等民族乐器22件，价值13000余元，捐赠给南江县文化馆和老年大学［4］。2012年3月，川音下派干部协调多方关系，向南江教育系统捐赠了钢琴、古筝、吉他、葫芦丝、竹笛、竖笛等价值60000多元的音乐器材［5］。川音捐赠的文化设备，为南江县文化艺术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设施设备，使得相关地区有条件开展文化活动。
三、艺术院校充分发挥优势演出资源，推动革命老区文化发展
艺术院校拥有优势演出资源，比如表演人才、表演团体、演出设备和演出管理经验，可以与地方政府合作，开展以宣扬红色文化、旅游文化等为主题的演出，达到宣传推广老区特色文化、培养老区表演人才、推动老区文化发展的目的。川音作为西南地区高水平的音乐艺术院校，拥有大量的音乐创作与表演人才，成立了交响乐团、民乐团、合唱团等多个演出团体，多年来积极参与南江县的文化演出活动，与南江县政府合作组织了多场大型文化演出，其中的四川光雾山红叶节演出尤其有影响力。比如5•12汶川大地震后，2008年10月23日，川音组织100余名师生到南江县光雾山参加“2008中国四川光雾山红叶节暨抗震救灾慰问演出”，演出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样，高水平的演出“将先进文化送到了基层，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极大地宣传了光雾山，提升了光雾山的文化品牌”［6］，鼓舞了南江人民灾后重建家园后的信心。川音先后参加了6届光雾山红叶节的开幕式演出，多采取与南江县、巴中市本地歌舞团共同演出的方式。这些演出活动不仅丰富了南江县的文化活动，宣传推广了革命老区红色文化、旅游文化，还为本地文化表演人才提供了与高水平演艺人员面对面交流、学习的机会，使得他们能够近距离观摩高水平的演出，开拓专业视野，了解最新演出设施设备及信息，从而极大的提升其专业水平及演出管理能力，有利于本地文化表演人才更好的为南江县文化发展做出贡献。
现在，中国艺术教育存在的问题已经引起了艺术教育界的普遍关注，也有人在开始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笔者认为，要改变艺术教育的现状使其在改革中发展，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明确不同艺术教育类型的培养目标，确立不同艺术教育类型的课程设置，评价体系；师范类艺术教育就应体现其师范性，课程设置以艺术史、艺术理论、教育学、心理学等为主，缩小技法课的比例，中央美术学院在进行大规模的二级院校调整中，依然保留教育学院是具有前瞻性的。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文化素养；要提倡普通艺术教育，无论是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都应开设艺术课，而不是只开几个附中、培训班，全面提高学生艺术素养，为高等艺术院校输送优秀人才；加强职业技术类艺术制作人才的培养，着重体现其制作技术，体现短周期、快速培养的特点，职业技术类学校不必要向高等专业院校看齐，但可以考虑为高等专业艺术院校毕业生提供职业技术型训练，从而提高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实现“双赢”的目标。二是走出艺术教育本身的狭窄圈子，提倡整个学校教育的艺术化教育模式，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早已超越了传统的内涵，各种技术（诸如声、光、电、多媒体），各种材料媒介，各种观念，使艺术越来越紧密的与现代生活相接合，接受艺术化教育是提升人类自身生存状态的精神因素，而不仅仅体验物质生活带来的虚幻的幸福，是现代艺术教育的方向，也是艺术教育与科学、技术、伦理、人文的全面结合，将艺术教育最终扩展为文化的教育。三是提倡社会化艺术教育。目前在我国学校艺术教育仍是主要的教育形式，应该看到的是许多社会机构具有学校艺术教育所不可比拟的优势，博物馆、美术馆、音乐厅等有着优秀的文化艺术资源并未得到充分的利用；许多机构追求经济利益削弱了社会化教育的功能。现在，许多美术馆定期开办艺术讲座，请名家、教授讲解艺术品。笔者印象最深的是，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一批文化学者、专家长年担任义务讲解员，为参观者服务。社会化的艺术教育虽还未形成主流，但也将是艺术教育发展的一个方向。
中国艺术教育的改革发展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人们也提出了种种改革的设想和建议，无论怎样发展，将来的中国艺术教育将是一种普遍的文化教育。
参考文献
1聂振斌.艺术化生存[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2阿瑟·艾夫兰.西文艺术教育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3布朗科赞尼克.艺术创造与艺术教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关键词】DV艺术、校园文化、校园电视台、发展。
1.DV艺术的概述及校园DV艺术
何为艺术，所谓艺术无非就是独特，很多人一直以来就是怀着这种认识来理解艺术，甚至我也不列外。当然这样并没有错，艺术本来就很独特。但是艺术还是源于生活，是对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再加工。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与艺术之间的距离弄的疏远，如果你有让生活给别人带去另一种享受，那怕只是一种想法，那么你就有可能接近艺术。然而所谓DV艺术那就更离不开生活了，因为他就是真实生活的写照。DV创作的过程中为了表达我们所设计的主题，就需要对生活时间进行拉伸，重新安排节奏，再加上音效等各种我们所谓的剪辑。这就使生活更加艺术化，使作品更具有审美的价值，带给人们美的享受。艺术的本质在于展现生命力，恰恰DV艺术就本身具有生命，所以我想说DV艺术是我们生命中的活体艺术。DV艺术解释了这么多，我想对与校园DV艺术就不会太难理解了吧。在DV艺术前面加了个限制词“校园”，无非就是进入校园的DV艺术。当然校园DV艺术还是与其他的DV艺术有区别的，我所说的区别并不是DV上的本质区别，而是一些表面形式上的区别。比如校园DV艺术他就会涉及到各种关于学生以及学校的因数，我个人总结了几点：学生的思想理念和一些基本的视野、学校的艺术文化宣传、还有就是学生的专业问题。尽管有那么一点区别，但是艺术的思想是没有界线的。
2.DV艺术、校园DV艺术的现状
就目前具体说来，全国乃至全世界DV的普及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这些明显的变化主要与人们对精神生活以及艺术追求的向往，当然还与时代的变迁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1996年，DV摄像机在日本问世，刚开始的时候大多数都是用来拍摄家庭式的影像，也就是可能一些技术和设备方面还不是很成熟。随着DV本身性能的改进和电脑配套设备的开发与研制，大多数的人都可以很好的掌握运用。直到我们现在DV机已经成为当前个人影像制作甚至专业媒体都非常喜爱的一种摄像设备，尤其是世界各地的年轻人都选择DV进行自己的影像表达。DV承受生活之轻的同时，也承担起艺术的重。为什么这样说，虽然人人可以玩DV，人人都可以创作。但是我上面提到了“DV艺术”，最基本的艺术前提是你的创作可以给别人带去美感，带去一种享受。因为影视是一门高深的艺术，如果你拍一部电影，必须有专业知识，必须有设备，还必须要有创作精神。说这么多，也并不是好像在要求什么，主要的还是创作与审美在生活中融为一体。值得我们大学生注意的可能就是校园DV艺术了，校园DV艺术与社会民间以及其他的DV艺术不同之处还是比较的多，上面也谈到了这一点，这跟DV所处的环境有关。2005年,北京大学团委等展开“北京大学青年流行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题调研,其中“哪种原创文艺样式的影响更大”专项调查,选项包括文学作品、原创歌曲、校园DV、舞台剧、曲艺作品、原创动漫六类,结果分别是32.3%、53.1%、41.5%、21.6%、10.5%、7.6%,校园DV占41.5%,可见校园DV已成为继文学作品之后流行的原创文艺样式,成为了重要的校园文化组成部分。还有国家教育部对校园DV艺术的支持与鼓励，比如各个省份都会相应的开展校园DV艺术节，还有全国性的艺术节。还有一些校内关于DV艺术文化的宣传和建立，以及学生自我培养的本身爱好。加深文化多样化的同时也提高了校园艺术文化的水平，给学生提供自我展示艺术的舞台。
3.................DV在校园中的影响及用............
3.1对校园文化建设的影响
校园DV艺术对校园文化建设有着很大的影响，无论是内发展还是外宣传都与DV艺术紧密联系在一起。校园文化的元素有很多，比如说学校里的晚会演出、各类比赛、等各种活动。但是这些对我们来说非常有意义、值得珍藏的东西，又不可能始终的停留在精彩活跃的那一刻。那么DV就可以帮我们把那一刻的所有记录下了，美好的回忆就再是梦想了。重要的并不只是在这里，因为校园DV艺术也是校园文化的一部分。在校园DV艺术的发展下，相应的校园文化也得到了发展，还有就是校园DV艺术文化可以传递式的发展校园文化建设。
3.2对学生能力素质的影响
2004年4月，当校园DV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个新鲜名词时，湘潭大学学生社团联合会本着“大学生办、大学生拍、大学生看、大学生评”的原则，创办了首届大学生DV电影节，开创了高校学生自编自导自演DV的先河，其参赛作品以完美的镜头和精彩的剧情将思想性、艺术性、可视性有机结合，很好地展现了当代大学生的精神追求。应该说与校园DV走的比较紧密的还是学生，因为大多数情况都是学生持有DV。这也就说明了校园DV对学生有着直接的影响作用，在能力方面能起到明显的变化。对现代科学技术和影视文化的高度认识，也在无意识中提高了学生的艺术美感和艺术体会。还有各方面的能力素质都会相应的得到提高，《论校园DV发展趋势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中谈到了两个引导引导大学生和谐成长、引导校园文化氛围,落实中央16号文"四项教育。在创作的过程中，开发学生的自主想象力和创新力。在对艺术的追求时，借助DV反应现实生活的美感，又会对生活有新的看法、新的认识。对学生自我艺术能力的实现起到重要的作用，如果是专业的话，还可以激发学生内在的专业水平，为以后的事业生涯做好准备。可以想象得到在我们拥有的美丽的校园里，因为有DV艺术文化的存在，而使得我们的校园生活多姿多彩，每个人都能够体会到一种新生艺术的气息。
4...............校园DV艺术对外界的影响....................
谈到校园DV艺术对外界的影响，首先要提出的是DV改变了生活当中的艺术形态，同样也增加了人们的艺术审美观念。我们知道现实生活的竞争，无非就是市场的竞争，再想一下市场是一个消费的市场。要想收益就要促进市场的消费，而消费者正是我们的那些对艺术有美感的人。这样一个很现实的市场推导就间接的告诉了我们，DV艺术改变了竞争的市场。说了这么多
其实就是回到属于DV的一个世界，那就是我们现在的影视文化行业。最近一些年来，国家一直对校园DV文化比较重视。就好比说一些学生的DV作品得到了外界的认可，并给予鼓励的方针。就比如说在电视上看到的学生DV作品，还记得一次在CCTV-3上看到了一系列的校园DV作品的播出，有《毕业了我的大学》、《大话三国之校园大战》、,《校园花工》和《仙湖的化石森林》......。还有目前，中国大学生DV文化艺术节组委会已经与新浪网、三杯水、《大众DV》、《DV@时代》等多家媒体达成全面合作，并且DV节组委会正在积极寻求相关电视媒体进行纵深合作。目前，已经有众多网络、报刊媒体对DV节进行了密切关注。比如还有些学生自己的作品直接的推销到影视行业当中去，而且有的能够站住一定的位置。这些其实就在激活影视行业，促进了影视行业的发展。除了经济效应外，我们还可以了解到校园DV艺术对人们的各种素质培养的提高。就好比一些拍摄的教育性片对人们的思想觉悟有着很重要的效果，还有教育意义。
5.................校园DV艺术还存在的问题以及怎么改善...............
虽然说校园DV艺术发展的还可以，但是那只是对局部的一些，总体情况还是有些不足。第一方面是DV作品的整体水平不高，这也可以找出诸多因素。比如说学校的规划力度不是很好，还有就是设备的不到位，技术上存在问题.......等，导致学生没有好的学习机会。这些就使得作品的艺术化难以实现，水平上不去。当然也会存在学生自身的原因，没有一个好的态度去对待DV。要知道创作是一个过程，可以说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这就必需要求我们要有恒心和毅力。第二方面我觉得还是学校的一些教育体制没有完善，说简单一点就是DV艺术产生和表现的形式还处在普通的化的阶段。就比如说一些校园DV很简单，他的产生过程还有一些技术方面都很粗糙。就是纯粹的用找一个人拿着一个DV去拍摄，艺术的产生过程中没用去策划。还有就是在宣传的形式很单一，处于被动的状态。就比如说把作品拿去参赛吧，还好有一些大学生艺术节，可以进行宣传一下。但艺术节毕竟是一个在有限时间里进行的，这样我们就好像在等待中......。面对以上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转变。DV整体水平不高，学校可以请些比较专业的指导老师进行督促，还得鼓励学生，给学生提供好的学习环境，开发他们的内在艺术潜能。在宣传自己作品的时候首先要在学校创建一个体系结构，比如现在比较好的学校就有自己的校内广播电视台。校园电视台可以说是教学管理中实施各种教育的重要环节，是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引导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营造浓郁的人文气息，点缀校园文化气氛，充分发挥舆论阵地的作用，积极为学校开展的各项活动做好宣传工作，可想而知应该提倡校园电视台的发展。校园电视台要认清外界电视台的形式，要有自己的策划和体制。比如在自己的电视栏目这一块要做到不同于其他电视栏目的特点，努力的寻求自身的创新发展(校园电视台由学生台长负责，下设宣传部、编辑部、记者团三个职能部门。各部各团由部团长负责，各部门之间分工合作，互相配合)。
结束语：校园DV艺术在提高大学生思想、推动高校精神文明建设、展示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生活和当代大学生风采的同时，还将近一步推动大学生文化建设，促进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我相信我们的青年人才在以后的校园DV艺术发展建设中做出更好的业绩，把我们的校园DV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领域。我也坚信校园DV艺术未来发展得更成熟，更辉煌。
参考文献
1.《电影观众学》章柏青张卫著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6
2.(DV生活DV艺术)陈帆与北电毕业生张良学的对话
3.<论校园DV发展趋势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张少兰.
4.论文新天地:<浅谈DV影像与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