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指导各国保险监管当局在监管国际保险机构和保险集团的国外业务经营时进行有效合作，以增强保险监管的有效性，使投保人和潜在投保人了解保险机构的财务状况和偿付能力，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曾经专门颁布了国际保险机构和保险集团跨国业务的监管原则。
（一）任何外国保险机构都不得逃避监管
各国保险监管机构之间合作的主要目的是确保没有任何保险机构逃避监管。在注意避免重复监管的同时，每一个监管机构都有义务确保其辖区内所有的外国保险机构均受到有效监管。对子公司和分支机构的监管是有不同之处的，子公司一般应由东道国辖区监管，并受到东道国对资本充足性和偿付能力的规章约束。分支机构通常由东道国辖区实施日常监管，但分支机构的偿付能力既可由母国辖区，也可由东道国辖区适用的条款来评估，东道国辖区的监管当局也可以借助母国辖区监管当局的评估结果得出自己的判断。
（二）所有国际保险集团和国际保险机构都应受到有效监管
在决定是否给辖区内外国保险机构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授予许可证或延长许可证时，东道国辖区监管当局需要对国外保险机构在母国辖区被监管的有效性进行仔细评估，必要时须向母国监管当局咨询。这种评估应考虑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的一般监管原则和标准，以及母国监管当局应用处罚条款限制与有效监管冲突的保险机构的能力。传统的保险监管方式一般把重点放在对每个保险公司的单独监管上，因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相比，保险机构不那么容易受到传染性连锁风险的危害，它们也不那么容易对大范围的金融体系造成系统风险。保险监管当局尽量对其辖区内设立的单个保险公司筑起一道“篱笆”，以便把它与同一集团的其它机构隔离开来。然而，当保险机构的母公司对其他保险机构或金融机构有实质性的参股时，在评估母公司和整个集团的财务能力时，把由于集团的存在而可能造成的潜在风险考虑进去就显得非常重要。
（三）设立跨国界保险机构应由东道国和母国国监管者协商决定
东道国监管当局需要就许可证申请的某些方面向母国监管当局咨询，它在授予许可证之前应该进行必要的核实工作，以确保申请者的总部或母公司所在国的监管当局没；有不同意见。这一过程为母国监管当局提供一个机会，使它能够把不同意其所监管的保险机构跨境设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的理由告知东道国监管当局，并可以建议东道国监管当局拒绝颁发许可证。东道国监管当局在没有得到母国监管当局的肯定答复，或在收到有保留的答复时，应考虑选择拒绝许可证申请、加大监管力度或对授予许可证提出附加条件等，并且应该将自己所采取的措施通报给母国监管当局。东道国监管当局在对那些偿付能力在母国辖区没有受到谨慎管理的国外保险机构，或者没有明确的母公司对其负责的合资公司进行许可审查时，应特别谨慎。是否授予许可证的最终决定，应由东道国监管当局根据非歧视性标准作出。同时，母国监管当局也应当掌握它们的保险机构所属的所有跨境机构的情况。
（四）提供跨境保险服务的国外保险机构应该受到有效监管
是否允许国外保险机构在某一辖区提供跨境保险服务，通常涉及该辖区的法律问题。当消费者能不受任何约束，自愿、寻求国外保险服务时，一般认为他们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然而，当允许积极推销跨境保险产品时，东道国监管当局通常需要了解该国外保险机构在其辖区内推销保险产品的真实动机，并进行核实，以确保该保险机构的偿付能力在母国辖区受到了谨慎的监管。另外一种方式是通过专门的许可证审核程序，或采用具体的安全措施，来保护本国投保人的利益。如果允许积极推销跨境保险产品，母国监。管当局对确保保险机构的偿付能力负有主要责任，而东道国监管当局则应非常认真地考虑母国监管当局对保险机构拟开展的跨境经营活动提出的保留或反对意见。母国监管当局如果认为其辖区内的保险机构没有充足的财务能力、或者没有对其业务进行有效管理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它就应该阻止该保险机构到境外推销其保险产品。
二、关于跨境保险活动相关国家保险监管当局之间的监管信息交流问题
（一）母国监管当局的信息需求
母国监管当局的主要希望是能够及时、充分地得到保险机构总部或母公司的有关信息。为此，需要建立一个完善而又可以核实的报告体系，要求任何一个境外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都应向其总部或母公司报告，并且还必须有满足特别信息需求的可行办法。为此，母国监管当局应要求保险机构健全内部控制制度，设在国外的机构应向总部或母公司定期提交综合性的报告，以便母国监管当局能够对该保险机构的总体财务状况及其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性进行比较准确的评估。如果东道国监管当局有理由怀疑某一外国保险机构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就应主动通报母国监管当局。因为东道国监管者通常处于发现问题的最佳位置，所以应该主动采取措施。母国监管当局有可能希望对其国外保险机构上报的资料进行独立核实，当母国监管当局需要跨境检查时，东道国监管当局应当允许。如果母国监管当局暂时不能进行跨境检查或者不拟启动跨境检查程序，它可以向东道国监管当局提出咨询，请求东道国监管当局对该保险机构跨境活动的情况进行核实或做出评价。当东道国监管当局决定撤消某国外保险机构的许可证或采取类似行动时，它应在可能的和适当的时候事先向该机构的母国监管当局发出预警。东道国监管当局应该向母国监管当局通报任何由于提供跨境保险业务活动引起的问题。
（二）东道国监管当局的信息需求
如果母国监管当局对母公司或整个集团的审慎监管能力和政策措施有充分了解，那么东道国在对国外保险机构实施监管的效果就会更好。为此，母国监管当局应向东道国监管当局通报对其保险机构跨境经营活动有重大影响的监管措施，让东道国监管当局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母国监管当局应积极回复东道国监管当局提出的各种信息要求，如当地机构的业务活动范围、在集团内的作用和内部控制情况，以及东道国监管当局进行有效监管的其他相关信息要求。当母国监管当局对某一特定辖区的监管标准有疑问，并因此而准备采取可能对该辖区国外保险机构产生重要影响的措施时，它应事先与东道国监管当局沟通和协商。一般来讲，母国监管当局应尽可能地让东道国监管当局对跨境保险机构保持信心。即使在敏感时期，如某一保险机构将发生产权变化或面临问题时，母国监管当局与东道国监管当局之间的充分沟通也会对双方都有利。母国监管当局应积极回复东道国监管当局提出的有关在东道国提供跨境保险服务的保险机构的各种信息要求。
（三）信息交流的保密问题
进行监管信息的自由交流可以增强监管者之间的有效合作。当然，这种自由要受到一些旨在保护信息提供者和接收者的条件限制。不同辖区有不同程度的保密规则，这对监管信息的传递可能造成一定障碍。如果辖区的保密要求限制了不同保险监管当局之间的信息共享，或者有的监管当局不能对其他监管当局提供的信息予以保密，那么这些辖区的监管当局则应考虑着手审查其保密要求，总的原则是获得的信息只能用于与监管金融机构有关的目的；应允许信息双向流动，但不能要求信息的形式和详细特点严格对等；所传递信息的秘密性应受到法律保护。当然，所有保险监管当局都应该遵守职业保密制度，对其活动过程中，包括进行现场检查时所获得的信息保密。获得信息的监管当局如果准备根据所获得的信息采取行动，应在可能的情况下与提供信息的监管当局协商。至于被监管机构的信息被监管当局之间交流以后，是否应把监管当局之间沟通的情况通报给被监管机构，目前仍是讨论的问题，实践中往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三、关于金融集团模式下对被监管机构高层管理人员和重要股东的资格考察问题
在金融集团模式下，对被监管机构高层管理人员和重要股东的资格考察的目的在于确保金融集团内部有关机构的监管当局能够有效行使他们的职责，对这些机构是否得到审慎的监督和指导，以及主要股东是否对这些实体构成损害等问题做出评估。同时也可以促进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磋商和信息交流，从而实现有效监管。
（一）对金融集团模式下对被监管机构高层管理人员和重要股东的资格考察的目的和主要内容
银行、证券和保险机构高层管理人员的品行和能力是审慎监管的重要内容之一。确保被监管机构得到审慎稳妥的管理和指导的责任根本上属于被监管机构自身，监管当局期望这些机构采取必要措施，确保经理、董事以及持股超过一定数额或者对业务有重大影响的股东能够达到监管当局提出的称职、适当以及其它要求。对经理、董事和主要股东在这些方面进行考查是监管当局为了确保被监管机构能够以稳妥和审慎的方式进行经营的常用监管机制。如果经理、董事和主要股东不能达到称职、适当或其它资格方面的标准，监管当局一般可以动用制裁手段，促使其采取补救措施。金融集团所属的不同机构，往往要分别接受不同机构的监管，各监管机构分别依据相应的法律和规定对管辖范围内的机构进行称职、适当或其它资格方面的考查。在行使职责时，不同监管机构之间应当进行积极的协调与沟通。称职性考察通常要评估经理和董事的才能以及他们完成岗位职责的能力，而适当性考察则主要是评估他们的品行操守。在确认能力方面，监管机构通常审核其正式的资格证书、以往经历和一贯表现。在评估品行和操守时，重点是犯罪记录、经济状况、因债务引起的民事诉讼、拒绝加入专业组织或被专业组织开除，其它相似行业监管当局进行的处罚，以及过去的不良商业行为。有关评估主要股东称职、适当或其它资格的因素包括商誉、财务状况，以及他们的权益是否会对被监管机构构成负面影响。
为了指导各国保险监管当局在监管国际保险机构和保险集团的国外业务经营时进行有效合作，以增强保险监管的有效性，使投保人和潜在投保人了解保险机构的财务状况和偿付能力，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曾经专门颁布了国际保险机构和保险集团跨国业务的监管原则。
（一）任何外国保险机构都不得逃避监管
各国保险监管机构之间合作的主要目的是确保没有任何保险机构逃避监管。在注意避免重复监管的同时，每一个监管机构都有义务确保其辖区内所有的外国保险机构均受到有效监管。对子公司和分支机构的监管是有不同之处的，子公司一般应由东道国辖区监管，并受到东道国对资本充足性和偿付能力的规章约束。分支机构通常由东道国辖区实施日常监管，但分支机构的偿付能力既可由母国辖区，也可由东道国辖区适用的条款来评估，东道国辖区的监管当局也可以借助母国辖区监管当局的评估结果得出自己的判断。
（二）所有国际保险集团和国际保险机构都应受到有效监管
在决定是否给辖区内外国保险机构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授予许可证或延长许可证时，东道国辖区监管当局需要对国外保险机构在母国辖区被监管的有效性进行仔细评估，必要时须向母国监管当局咨询。这种评估应考虑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的一般监管原则和标准，以及母国监管当局应用处罚条款限制与有效监管冲突的保险机构的能力。传统的保险监管方式一般把重点放在对每个保险公司的单独监管上，因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相比，保险机构不那么容易受到传染性连锁风险的危害，它们也不那么容易对大范围的金融体系造成系统风险。保险监管当局尽量对其辖区内设立的单个保险公司筑起一道“篱笆”，以便把它与同一集团的其它机构隔离开来。然而，当保险机构的母公司对其他保险机构或金融机构有实质性的参股时，在评估母公司和整个集团的财务能力时，把由于集团的存在而可能造成的潜在风险考虑进去就显得非常重要。
（三）设立跨国界保险机构应由东道国和母国国监管者协商决定
东道国监管当局需要就许可证申请的某些方面向母国监管当局咨询，它在授予许可证之前应该进行必要的核实工作，以确保申请者的总部或母公司所在国的监管当局没；有不同意见。这一过程为母国监管当局提供一个机会，使它能够把不同意其所监管的保险机构跨境设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的理由告知东道国监管当局，并可以建议东道国监管当局拒绝颁发许可证。东道国监管当局在没有得到母国监管当局的肯定答复，或在收到有保留的答复时，应考虑选择拒绝许可证申请、加大监管力度或对授予许可证提出附加条件等，并且应该将自己所采取的措施通报给母国监管当局。东道国监管当局在对那些偿付能力在母国辖区没有受到谨慎管理的国外保险机构，或者没有明确的母公司对其负责的合资公司进行许可审查时，应特别谨慎。是否授予许可证的最终决定，应由东道国监管当局根据非歧视性标准作出。同时，母国监管当局也应当掌握它们的保险机构所属的所有跨境机构的情况。
（四）提供跨境保险服务的国外保险机构应该受到有效监管
是否允许国外保险机构在某一辖区提供跨境保险服务，通常涉及该辖区的法律问题。当消费者能不受任何约束，自愿、寻求国外保险服务时，一般认为他们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然而，当允许积极推销跨境保险产品时，东道国监管当局通常需要了解该国外保险机构在其辖区内推销保险产品的真实动机，并进行核实，以确保该保险机构的偿付能力在母国辖区受到了谨慎的监管。另外一种方式是通过专门的许可证审核程序，或采用具体的安全措施，来保护本国投保人的利益。如果允许积极推销跨境保险产品，母国监。管当局对确保保险机构的偿付能力负有主要责任，而东道国监管当局则应非常认真地考虑母国监管当局对保险机构拟开展的跨境经营活动提出的保留或反对意见。母国监管当局如果认为其辖区内的保险机构没有充足的财务能力、或者没有对其业务进行有效管理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它就应该阻止该保险机构到境外推销其保险产品。
二、关于跨境保险活动相关国家保险监管当局之间的监管信息交流问题
（一）母国监管当局的信息需求
母国监管当局的主要希望是能够及时、充分地得到保险机构总部或母公司的有关信息。为此，需要建立一个完善而又可以核实的报告体系，要求任何一个境外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都应向其总部或母公司报告，并且还必须有满足特别信息需求的可行办法。为此，母国监管当局应要求保险机构健全内部控制制度，设在国外的机构应向总部或母公司定期提交综合性的报告，以便母国监管当局能够对该保险机构的总体财务状况及其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性进行比较准确的评估。如果东道国监管当局有理由怀疑某一外国保险机构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就应主动通报母国监管当局。因为东道国监管者通常处于发现问题的最佳位置，所以应该主动采取措施。母国监管当局有可能希望对其国外保险机构上报的资料进行独立核实，当母国监管当局需要跨境检查时，东道国监管当局应当允许。如果母国监管当局暂时不能进行跨境检查或者不拟启动跨境检查程序，它可以向东道国监管当局提出咨询，请求东道国监管当局对该保险机构跨境活动的情况进行核实或做出评价。当东道国监管当局决定撤消某国外保险机构的许可证或采取类似行动时，它应在可能的和适当的时候事先向该机构的母国监管当局发出预警。东道国监管当局应该向母国监管当局通报任何由于提供跨境保险业务活动引起的问题。
（二）东道国监管当局的信息需求
如果母国监管当局对母公司或整个集团的审慎监管能力和政策措施有充分了解，那么东道国在对国外保险机构实施监管的效果就会更好。为此，母国监管当局应向东道国监管当局通报对其保险机构跨境经营活动有重大影响的监管措施，让东道国监管当局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母国监管当局应积极回复东道国监管当局提出的各种信息要求，如当地机构的业务活动范围、在集团内的作用和内部控制情况，以及东道国监管当局进行有效监管的其他相关信息要求。当母国监管当局对某一特定辖区的监管标准有疑问，并因此而准备采取可能对该辖区国外保险机构产生重要影响的措施时，它应事先与东道国监管当局沟通和协商。一般来讲，母国监管当局应尽可能地让东道国监管当局对跨境保险机构保持信心。即使在敏感时期，如某一保险机构将发生产权变化或面临问题时，母国监管当局与东道国监管当局之间的充分沟通也会对双方都有利。母国监管当局应积极回复东道国监管当局提出的有关在东道国提供跨境保险服务的保险机构的各种信息要求。
（三）信息交流的保密问题
进行监管信息的自由交流可以增强监管者之间的有效合作。当然，这种自由要受到一些旨在保护信息提供者和接收者的条件限制。不同辖区有不同程度的保密规则，这对监管信息的传递可能造成一定障碍。如果辖区的保密要求限制了不同保险监管当局之间的信息共享，或者有的监管当局不能对其他监管当局提供的信息予以保密，那么这些辖区的监管当局则应考虑着手审查其保密要求，总的原则是获得的信息只能用于与监管金融机构有关的目的；应允许信息双向流动，但不能要求信息的形式和详细特点严格对等；所传递信息的秘密性应受到法律保护。当然，所有保险监管当局都应该遵守职业保密制度，对其活动过程中，包括进行现场检查时所获得的信息保密。获得信息的监管当局如果准备根据所获得的信息采取行动，应在可能的情况下与提供信息的监管当局协商。至于被监管机构的信息被监管当局之间交流以后，是否应把监管当局之间沟通的情况通报给被监管机构，目前仍是讨论的问题，实践中往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三、关于金融集团模式下对被监管机构高层管理人员和重要股东的资格考察问题
在金融集团模式下，对被监管机构高层管理人员和重要股东的资格考察的目的在于确保金融集团内部有关机构的监管当局能够有效行使他们的职责，对这些机构是否得到审慎的监督和指导，以及主要股东是否对这些实体构成损害等问题做出评估。同时也可以促进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磋商和信息交流，从而实现有效监管。
（一）对金融集团模式下对被监管机构高层管理人员和重要股东的资格考察的目的和主要内容
银行、证券和保险机构高层管理人员的品行和能力是审慎监管的重要内容之一。确保被监管机构得到审慎稳妥的管理和指导的责任根本上属于被监管机构自身，监管当局期望这些机构采取必要措施，确保经理、董事以及持股超过一定数额或者对业务有重大影响的股东能够达到监管当局提出的称职、适当以及其它要求。对经理、董事和主要股东在这些方面进行考查是监管当局为了确保被监管机构能够以稳妥和审慎的方式进行经营的常用监管机制。如果经理、董事和主要股东不能达到称职、适当或其它资格方面的标准，监管当局一般可以动用制裁手段，促使其采取补救措施。金融集团所属的不同机构，往往要分别接受不同机构的监管，各监管机构分别依据相应的法律和规定对管辖范围内的机构进行称职、适当或其它资格方面的考查。在行使职责时，不同监管机构之间应当进行积极的协调与沟通。称职性考察通常要评估经理和董事的才能以及他们完成岗位职责的能力，而适当性考察则主要是评估他们的品行操守。在确认能力方面，监管机构通常审核其正式的资格证书、以往经历和一贯表现。在评估品行和操守时，重点是犯罪记录、经济状况、因债务引起的民事诉讼、拒绝加入专业组织或被专业组织开除，其它相似行业监管当局进行的处罚，以及过去的不良商业行为。有关评估主要股东称职、适当或其它资格的因素包括商誉、财务状况，以及他们的权益是否会对被监管机构构成负面影响。
为了指导各国保险监管当局在监管国际保险机构和保险集团的国外业务经营时进行有效合作，以增强保险监管的有效性，使投保人和潜在投保人了解保险机构的财务状况和偿付能力，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曾经专门颁布了国际保险机构和保险集团跨国业务的监管原则。
（一）任何外国保险机构都不得逃避监管
各国保险监管机构之间合作的主要目的是确保没有任何保险机构逃避监管。在注意避免重复监管的同时，每一个监管机构都有义务确保其辖区内所有的外国保险机构均受到有效监管。对子公司和分支机构的监管是有不同之处的，子公司一般应由东道国辖区监管，并受到东道国对资本充足性和偿付能力的规章约束。分支机构通常由东道国辖区实施日常监管，但分支机构的偿付能力既可由母国辖区，也可由东道国辖区适用的条款来评估，东道国辖区的监管当局也可以借助母国辖区监管当局的评估结果得出自己的判断。
（二）所有国际保险集团和国际保险机构都应受到有效监管
在决定是否给辖区内外国保险机构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授予许可证或延长许可证时，东道国辖区监管当局需要对国外保险机构在母国辖区被监管的有效性进行仔细评估，必要时须向母国监管当局咨询。这种评估应考虑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的一般监管原则和标准，以及母国监管当局应用处罚条款限制与有效监管冲突的保险机构的能力。传统的保险监管方式一般把重点放在对每个保险公司的单独监管上，因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相比，保险机构不那么容易受到传染性连锁风险的危害，它们也不那么容易对大范围的金融体系造成系统风险。保险监管当局尽量对其辖区内设立的单个保险公司筑起一道“篱笆”，以便把它与同一集团的其它机构隔离开来。然而，当保险机构的母公司对其他保险机构或金融机构有实质性的参股时，在评估母公司和整个集团的财务能力时，把由于集团的存在而可能造成的潜在风险考虑进去就显得非常重要。
（三）设立跨国界保险机构应由东道国和母国国监管者协商决定
东道国监管当局需要就许可证申请的某些方面向母国监管当局咨询，它在授予许可证之前应该进行必要的核实工作，以确保申请者的总部或母公司所在国的监管当局没；有不同意见。这一过程为母国监管当局提供一个机会，使它能够把不同意其所监管的保险机构跨境设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的理由告知东道国监管当局，并可以建议东道国监管当局拒绝颁发许可证。东道国监管当局在没有得到母国监管当局的肯定答复，或在收到有保留的答复时，应考虑选择拒绝许可证申请、加大监管力度或对授予许可证提出附加条件等，并且应该将自己所采取的措施通报给母国监管当局。东道国监管当局在对那些偿付能力在母国辖区没有受到谨慎管理的国外保险机构，或者没有明确的母公司对其负责的合资公司进行许可审查时，应特别谨慎。是否授予许可证的最终决定，应由东道国监管当局根据非歧视性标准作出。同时，母国监管当局也应当掌握它们的保险机构所属的所有跨境机构的情况。
（四）提供跨境保险服务的国外保险机构应该受到有效监管
是否允许国外保险机构在某一辖区提供跨境保险服务，通常涉及该辖区的法律问题。当消费者能不受任何约束，自愿、寻求国外保险服务时，一般认为他们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然而，当允许积极推销跨境保险产品时，东道国监管当局通常需要了解该国外保险机构在其辖区内推销保险产品的真实动机，并进行核实，以确保该保险机构的偿付能力在母国辖区受到了谨慎的监管。另外一种方式是通过专门的许可证审核程序，或采用具体的安全措施，来保护本国投保人的利益。如果允许积极推销跨境保险产品，母国监。管当局对确保保险机构的偿付能力负有主要责任，而东道国监管当局则应非常认真地考虑母国监管当局对保险机构拟开展的跨境经营活动提出的保留或反对意见。母国监管当局如果认为其辖区内的保险机构没有充足的财务能力、或者没有对其业务进行有效管理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它就应该阻止该保险机构到境外推销其保险产品。
二、关于跨境保险活动相关国家保险监管当局之间的监管信息交流问题
（一）母国监管当局的信息需求
母国监管当局的主要希望是能够及时、充分地得到保险机构总部或母公司的有关信息。为此，需要建立一个完善而又可以核实的报告体系，要求任何一个境外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都应向其总部或母公司报告，并且还必须有满足特别信息需求的可行办法。为此，母国监管当局应要求保险机构健全内部控制制度，设在国外的机构应向总部或母公司定期提交综合性的报告，以便母国监管当局能够对该保险机构的总体财务状况及其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性进行比较准确的评估。如果东道国监管当局有理由怀疑某一外国保险机构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就应主动通报母国监管当局。因为东道国监管者通常处于发现问题的最佳位置，所以应该主动采取措施。母国监管当局有可能希望对其国外保险机构上报的资料进行独立核实，当母国监管当局需要跨境检查时，东道国监管当局应当允许。如果母国监管当局暂时不能进行跨境检查或者不拟启动跨境检查程序，它可以向东道国监管当局提出咨询，请求东道国监管当局对该保险机构跨境活动的情况进行核实或做出评价。当东道国监管当局决定撤消某国外保险机构的许可证或采取类似行动时，它应在可能的和适当的时候事先向该机构的母国监管当局发出预警。东道国监管当局应该向母国监管当局通报任何由于提供跨境保险业务活动引起的问题。
（二）东道国监管当局的信息需求
如果母国监管当局对母公司或整个集团的审慎监管能力和政策措施有充分了解，那么东道国在对国外保险机构实施监管的效果就会更好。为此，母国监管当局应向东道国监管当局通报对其保险机构跨境经营活动有重大影响的监管措施，让东道国监管当局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母国监管当局应积极回复东道国监管当局提出的各种信息要求，如当地机构的业务活动范围、在集团内的作用和内部控制情况，以及东道国监管当局进行有效监管的其他相关信息要求。当母国监管当局对某一特定辖区的监管标准有疑问，并因此而准备采取可能对该辖区国外保险机构产生重要影响的措施时，它应事先与东道国监管当局沟通和协商。一般来讲，母国监管当局应尽可能地让东道国监管当局对跨境保险机构保持信心。即使在敏感时期，如某一保险机构将发生产权变化或面临问题时，母国监管当局与东道国监管当局之间的充分沟通也会对双方都有利。母国监管当局应积极回复东道国监管当局提出的有关在东道国提供跨境保险服务的保险机构的各种信息要求。
（三）信息交流的保密问题
进行监管信息的自由交流可以增强监管者之间的有效合作。当然，这种自由要受到一些旨在保护信息提供者和接收者的条件限制。不同辖区有不同程度的保密规则，这对监管信息的传递可能造成一定障碍。如果辖区的保密要求限制了不同保险监管当局之间的信息共享，或者有的监管当局不能对其他监管当局提供的信息予以保密，那么这些辖区的监管当局则应考虑着手审查其保密要求，总的原则是获得的信息只能用于与监管金融机构有关的目的；应允许信息双向流动，但不能要求信息的形式和详细特点严格对等；所传递信息的秘密性应受到法律保护。当然，所有保险监管当局都应该遵守职业保密制度，对其活动过程中，包括进行现场检查时所获得的信息保密。获得信息的监管当局如果准备根据所获得的信息采取行动，应在可能的情况下与提供信息的监管当局协商。至于被监管机构的信息被监管当局之间交流以后，是否应把监管当局之间沟通的情况通报给被监管机构，目前仍是讨论的问题，实践中往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三、关于金融集团模式下对被监管机构高层管理人员和重要股东的资格考察问题
在金融集团模式下，对被监管机构高层管理人员和重要股东的资格考察的目的在于确保金融集团内部有关机构的监管当局能够有效行使他们的职责，对这些机构是否得到审慎的监督和指导，以及主要股东是否对这些实体构成损害等问题做出评估。同时也可以促进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磋商和信息交流，从而实现有效监管。
（一）对金融集团模式下对被监管机构高层管理人员和重要股东的资格考察的目的和主要内容
银行、证券和保险机构高层管理人员的品行和能力是审慎监管的重要内容之一。确保被监管机构得到审慎稳妥的管理和指导的责任根本上属于被监管机构自身，监管当局期望这些机构采取必要措施，确保经理、董事以及持股超过一定数额或者对业务有重大影响的股东能够达到监管当局提出的称职、适当以及其它要求。对经理、董事和主要股东在这些方面进行考查是监管当局为了确保被监管机构能够以稳妥和审慎的方式进行经营的常用监管机制。如果经理、董事和主要股东不能达到称职、适当或其它资格方面的标准，监管当局一般可以动用制裁手段，促使其采取补救措施。金融集团所属的不同机构，往往要分别接受不同机构的监管，各监管机构分别依据相应的法律和规定对管辖范围内的机构进行称职、适当或其它资格方面的考查。在行使职责时，不同监管机构之间应当进行积极的协调与沟通。称职性考察通常要评估经理和董事的才能以及他们完成岗位职责的能力，而适当性考察则主要是评估他们的品行操守。在确认能力方面，监管机构通常审核其正式的资格证书、以往经历和一贯表现。在评估品行和操守时，重点是犯罪记录、经济状况、因债务引起的民事诉讼、拒绝加入专业组织或被专业组织开除，其它相似行业监管当局进行的处罚，以及过去的不良商业行为。有关评估主要股东称职、适当或其它资格的因素包括商誉、财务状况，以及他们的权益是否会对被监管机构构成负面影响。
关键词：问题保险公司；监管干预；监管容忍度；监督力量
中图分类号：F8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1)03－0056－06
一、导言
金融危机背景下，陷入偿付能力不足等危机的问题保险公司屡见不鲜。如何对这些保险公司实施监管干预，一直是监管部门的议题，也是理论界的一项难题。实践中，我国某财产保险公司从2003年至2008年底由于机构扩张过快、经营成本居高不下等原因导致巨额亏损一百多亿元。事实上，该财产保险公司自2003年起偿付能力充足率从未达到监管标准的最低要求70％，但监管机构并未及时按照相应规定采取监管行动干预该公司的运营。令人遗憾的是，该财产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资金缺口也从2003年底的5亿元逐步扩大到2008年底的147亿元。
监管机构为什么没能及时监管干预该公司的运营呢?监管机构为何没能严格执行自己的《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呢?其他的监督力量如保险行业协会、公众媒体、其他从业者等为何也对该财产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资金缺口熟视无睹呢?这一系列的问题令人不解。当然，无论在理论或实务界，监管机构如何对陷入偿付能力危机的保险公司实施监管干预是个难题。解决它的关键在于寻求合适的理论依据和科学的监管方式。国内尚无对陷入偿付能力危机保险公司实施监管干预的经验，因此借鉴学习监管理念先进的英国保险监管机构的做法，并逐步形成我国监管机构对危机保险公司实施正确监管干预的理念和程序，这将会是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问题。
本文以监管机构干预问题保险公司为研究目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寻求实施监管干预的理论依据。同时，借鉴英国Vehicle和General Insurance Company(下文称车辆通用保险公司)的破产案例中监管机构采取干预行动的经验与教训，包括监管干预行动的决策和时点、不同监管方式下的监管效果、监督力量在监管干预中的作用等，对比分析我国保险公司陷入偿付能力危机的监管干预行动的相关问题。
二、文献综述
保险监管干预的文献涉及监管干预决策、监管容忍度、监管方式选择等内容。国内的研究较多是关于保险监管框架、模式比较构建分析，对监管干预陷入偿付能力危机保险公司的还比较少见。从事保险理论上的研究如赵利胜、胡玉芬(2004)认为保险监管的基础理论包括保险脆弱说、公共利益论、监管失灵论和监管成本论。一般监管理论方面的研究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如刘鹏(2009)认为，监管政治理论(regulatory politics theory)是指国家在监管过程中能够保持其相对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政府的监管既不是单纯服务于纯粹的公共利益，也不是完全被利益集团所俘获，而是在公共利益、利益集团以及自身利益之间寻求某种策略性平衡，监管会随着成本与收益在不同利益之间的分配状况而出现不同的类型。谭福梅(2009)，郑长军等(2010)认为我国应通过积极的金融体制改革，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金融机构信息披露制度以及风险评级体系。
监管机构对何种监管方式的选择直接影响到监管干预行动的决策与实施，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金融监管的相关研究。如徐捷(2010)认为，以美国银行业监管为代表的规则导向监管(rule basedregulation)是指监管机构颁布一系列的标准，以及开展业务时必须符合的程序，从而确保金融机构能够稳健运营的一种监管制度安排。原则导向监管(principle based regulation)是指监管机构主要通过“道义劝说”和“君子协定”等方式开展监管工作。而张士杰、蔡政宪(2009)认为，原则导向监管方式就是让各公司能够依照自身特色建立属于内部的整合形态风险管理架构，进行财务与业务的自律规范。贾守乔(2009)认为，两种监管方式相辅相成、不可分离，实施原则导向监管并不是要抛弃规则导向监管，而是要将一般原则与特殊规则相结合，通过实践权衡不断调整二者的平衡，从“规则导向监管”向“规则导向监管”与“原则导向监管”结合转变。
国外关于保险监管干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监管容忍度(Regulatory Forbearance)、增加监管主体的监管权等内容。对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理可分为监管容忍和及时校正(prompt corrective action)两种方式。Osterberg et al.(1992)以及Kane et al.(1995)认为，监管容忍就是监管机构没有按照规则行事。Schellhorn和Spellman(2000)认为监管容忍是没有及时关闭或者没有及时救助有问题的银行。而Patrick(2007)则认为监管容忍是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一系列要求的放松。在发现商业银行出现问题时及时校正银行，以防止商业银行损失的进一步增加。
综上所述，监管机构在采取监管干预行动需要均衡考虑各方面的利益，监管干预行动的决策往往难以做出。监管机构干预行动也面临着监管容忍与及时校正的选择。监管干预行动的决策实施还会受到监管方式选择的影响。增加其他监管主体的监管权和其他监督力量的参与对于正确的监管干预行动也很重要。但是，以上的文献主要是集中于理论层面的论证，关于实证和案例的研究还比较少见。因此，本文通过中英两国的案例研究来验证监管干预行动的相关理论，以及不同监管方式的监管干预行动等内容。
三、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法是通过对实践中典型素材的分析，以达到寻求能够解决目标问题的一般性答案的方法。本文选择英国通用车辆保险公司和我国某财产保险公司为素材的双案例研究。这两家公司的主要险种、经营特点都很接近，都以车辆保险为主，都经历过高速扩张阶段并因此留下隐患，最终都陷入了偿付能力危机。本案例研究的目标问题是监管干预行动的决策与时机、监管容忍度、不同监管方式下的干预行动、其他监督力量的影响等。
(一)案例一：英国监管机构在车辆通用保险案例中的干预行动
英国监管机构对车辆通用保险公司采取的监管干预行动包括：
第一次干预行动：是在英国保险行业协会BIA于1962年10月4日要求当时负责管理保险业的政府部门贸工部对车辆通用公司进行调查后做出的。
第二次干预行动：1964年9月，BIA再次致信贸工部，通过引用《INVESTOR CHRONICLE》杂志的质疑并与其他两家公司的数据进行比较，认为车辆通用的未决赔款准备金不足。
第三次干预行动：1967年1月、5月和11月，另一家车险公司总经理Mr.Bamby三次写信给贸
工部，举报车辆通用保险公司的准备金不足。贸工部分析公司账目，初步打算干预车辆通用保险公司。
第四次干预行动：1970年2月，BIA与贸工部DTI举行多次会谈，讨论接管车辆通用的可能性，而DTI决定等收到1969年的账目再说。如图1所示。
1971年2月26日，DTI正式宣布调查车辆通用。调查结果：车辆通用至少需要850万英镑才能满足最低偿付能力标准。1971年3月22日，法院做出了强制车辆通用停业的判决，车辆通用保险公司破产了。
1.监管机构的干预行动为什么总是迟滞
从图1可知，作为英国保险监管机构――贸工部的监管干预行动总是迟滞，往往是在保险行业协会BIA或是媒体的要求质疑下进行监管调查行动，甚至以公司能够满足账面的资金要求拒绝采取任何监管干预行动。无论是国内外监管机构的行动决策都是权衡各方利益集团的策略性均衡，各方利益集团包括监管机构自身利益、保险行业利益、保单持有人的利益、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等。因此，监管机构对保险公司实施监管行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有所顾忌，监管干预行动也因此滞后。
2.监管机构往往给予问题保险公司较高的监管容忍度
贸工部在对车辆通用保险公司进行的四次干预行动，都是在其他监督机构如保险行业协会BIA、其他从业者的检举下进行的，往往以未收到财务报告等为拖延的借口，迟迟不愿采取处罚性干预行动，给予问题公司较多的监管容忍度。
3.规则导向监管在英国保险监管实践中的经验教训
规则导向监管主要是运用量化的指标和标准化的方法进行监管，偿付能力充足率就是实务中一个重要的监管指标。按照1958年保险法的相关规定，1961－1967年英国对保险公司法定偿付能力资本金的监管要求是保费收入的10％。
英国监管机构在1967年修改过保险法，修改后的保险法提高了保险公司偿付准备金的标准，从图1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直到英国通用车辆保险公司破产前，其账面偿付金额还是远远大于法定最低偿付金额。到了1968年9月，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车辆通用的偿付能力风险，贸工部仍然没有采取措施。所以，以规则导向监管为原则，仅靠法定偿付能力额度等账面指标来监管保险公司，其效果并不理想。
4.监督力量在英国保险监管实务中的重要作用
监管干预行动的效率还需要监督力量发挥作用，形成对监管机构的督促、约束机制。监督力量可向监管机构检举出现偿付能力危机的保险公司，督促监管机构及时采取监管、调查核实行动。英国保险行业的监督力量包括保险行业协会、新闻公众媒体、其他从业者等。在本案例中，英国保险行业协会BIA是最早注意到车辆通用的业务扩张和资产质量问题的监督机构。共有两家媒体(INVESTOR CHRONICLE杂志和时代商业新闻)对车辆通用保险公司的财务问题进行曝光。其他从业者的举报。另一家车险公司总经理Mr.Bamby三次写信给贸工部，举报车辆通用的准备金不足。正是在Mr.Barnby的坚持下，监管机构贸工部才对车辆通用保险公司实施监管干预行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英国保险监管干预行动中监督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保险行业协会发现保险公司有问题时就会及时告知、要求监管机构进行调查，而公共媒体、其他从业者等也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分析并提出质疑，以此引起监管机构的警示和采取干预行动。
(二)案例二：我国监管机构对某财产保险公司监管干预的案例
我国某财产保险公司2003年实际偿付能力额度为负2.56亿元，这时已经不需去看偿付能力充足率的指标(因为偿付能力已经为负值了)，监管机构应该在2003年实施监管干预行动。但是，直至2009年5月，监管机构才对该财产保险公司实施了监管干预行动。
1.我国监管机构对问题保险公司干预行动的迟滞现象
监管机构是考虑了保险行业的利益、监管机构自身的利益，公司及其国有股东的利益、保单持有人的利益等，迟迟不愿公开采取监管干预行动。从图2可看出，虽然问题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缺口在2003年就出现并为负值，但是监管机构并未采取监管干预行动。对照英国的案例，车辆通用保险公司至少在账面上是能够达到监管要求的，而我国的问题保险公司即便是在账面上都无法达到监管的最低要求。
2.我国监管机构给予问题保险公司更高的监管容忍度
监管容忍是监管机构对问题金融机构没有及时关闭，从而可能增加问题机构破产时造成的损失、也可能为问题机构赢得“重生”的机会。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2003)第十六条规定：“对偿付能力充足率小于30％的公司，中国保监会除采取前两款所列措施外，还可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对保险公司进行接管。”但是，在本案例中自2003年财产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为负值时起，直至2009年5月监管机构并未采取合适的监管干预行动(如接管等)，给予该公司很高的监管容忍度。
3.规则导向监管方式在我国某财产保险公司案例中的失灵。从图2的数据我们看到，自2003年起该公司的偿付能力充足率就达不到保监会的相关规定，甚至在2003年实际偿付能力额度为负值，令人费解的是各个监管机构并未实施任何监管行动，导致其偿付能力资金缺口在不断扩大。因此，规则导向监管方式下的干预行动都不是很成功。其主要原因在于规则导向监管注重静态的账面指标，这些单一的财务指标(如偿付能力充足率等)很容易被保险公司通过财务手段蒙混过关，而监管机构根据规则也无法实施干预行动，最终造成公司资金缺口过大，甚至导致问题公司的破产。
4.我国保险监管实务中监督力量的缺失
与英国的案例对比分析，发现在我国某财产保险公司从2003年陷入偿付能力危机甚至偿付能力为负值的情况下，几乎很难看到保险行业协会、公众媒体以及其他从业者的质疑，监管机构也没有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在失去监管力量与监督力量之后，该公司的偿付能力资金缺口持续扩大至2008年底的147亿元。所以，与英国的保险监管实务比较，我国保险监管缺乏不仅是监管机构如何实施正确的监管干预行动，同时还欠缺的是多种监督力量和完善的监管体系。
四、结论
本文以监管机构如何对问题保险公司实施监管行动为研究目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进行了案例研究，通过对比英国车辆通用保险公司与我国财产保险公司的监管干预行动，总结监管行动在实务层面的经验与教训，得出的建议如下：
1.监管干预行动是监管机构综合各方利益的策略性均衡。如果增加保险保障基金公司等机构的监管权可以打破单一监管主体所造成的利益偏好倾向及干预行动迟滞现象。
2.缺失惩罚机制的监管决策者往往给予问题保险公司较高的监管容忍度，应建立监管干预行动决策实施的问责机制，追究行动迟滞相关人员的责任。
(一)具有行政公允的价值取向
在监管工作中真正让公众在公共利益面前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就应当体现一种监管的正义。行政的重要特点之一在于行政行为一旦做出，必然会给行政相对方带来权利及义务上的改变。而法律、法规、规章和权威性文件作为实施行政行为的基本依据，在实践中必然会遇到立法者原本未能预见到的问题，因此始终会面临自由裁量的存在。这就需要监管者必须始终正确理解指导他们行为的命令的精神，才有可能作出最有价值的行政判断，这就是监管文化中的公允精神。在现实生活中，保险企业、保险消费者甚至社会公众都可能成为行政相对人。这就要求监管者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要摆脱追逐私利的“理性经济人”束缚，获得“公共人”的品质，将自身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心理素质、职业操守等文化因素转化为一种公允之道和行动指南，公正、公开地处理各种事务，依法公平地对待每一个行政相对人，使“公共善意”成为监管机关的自觉追求，担负起提供社会公平正义的使命。除此之外，这种公允精神还应体现在行政效果的衡量标准上，即监管行为的结果应使得监管对保险事务的管理处于一种合理状态，监管不仅不妨碍相反会促进权利和义务、资源与利益在社会成员之间的适当安排和合理分配，从而得到社会普遍认可。
(二)坚持阶段性和与时俱进原则
任何文化的发展总是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下展开，不可能超越历史阶段。推进保险监管文化建设，要充分认识保险监管事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当前监管形势的复杂性，制定切实可行的文化发展战略。同时，保险监管文化建设应牢牢把握形势变化，始终站在保险事业发展前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创新精神和科学态度去认识、把握和遵循保险监管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断推进保险监管文化建设的理论创新，推动实践创新，使保险监管文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始终体现时代性，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
(三)坚持实践创新原则
实践表明，构建优良监管文化要坚持与现有的创建创先争优等活动紧密结合，将保险监管文化的价值取向贯穿其中，使抽象的监管文化内涵在具体实践中展现出来，使监管干部充分领悟监管文化的实质，在思想观念上不断提高对核心价值理念的广泛理解、认同和践行。
二、保险监管文化建设的现实途径
(一)建立健全相关机制
一是建立健全保险监管文化建设的责任机制。保险监管机构要把保险监管文化建设任务进行层层分解细化，逐级明确责任，落实任务，做到总体有目标，人人有分工，共同推动，抓好落实。二是建立健全保险监管文化建设的推进机制。保险监管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必须要制定时间表，细化实施计划安排，形成分阶段、分步骤、可持续的推进机制，切实做好相关工作。三是建立健全保险监管文化建设的参与机制。保险监管机构应发动全体监管干部参与到保险监管文化建设中来，形成领导干部带头，党员干部带动，群团组织推动的全员参与机制。四是建立健全保险监管文化建设的宣导机制。保险监管机构要建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宣导机制，使保险监管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在每一名监管干部中入脑入心，将思想认识转化为行动，形成合力，推动工作。五是建立保险监管文化建设考评机制。把保险监管干部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创造性作为干部队伍建设重要内容，纳入干部培养教育、提拔使用目标评价体系，注重发挥群团等组织的作用，鼓励保险监管干部深入研究监管文化的特点和规律，深入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分类监管、专项监管、跟进督导，提高保险监管工作的科学化水平，真正把保险监管文化建设抓实抓好抓出成效。六是建立保险监管文化创新激励机制。支持保险监管文化首创精神，从战略层面、组织层面、学术层面、技术层面、操作层面等，全方位建立健全保险监管文化创新激励机制，对保险监管文化创新成果、典型人物事迹进行表彰，推动干部注重从保险监管文化建设过程中汲取、提炼和升华各种新的文化元素和要素，促进保险监管文化在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向高层次推进。
(二)齐抓共管、多方参与
关键词：保险行业文化；保险企业文化；诚信；践行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2-0-01
一、保险行业文化建设的核心是诚信体系建设
我国保险业经过30多年突飞猛进的发展，资本实力与市场规模都达到了世界水平。截止2012年保费规模已达1.54万亿，总资产达到7.35万亿，保险机构也已从1978年恢复国内业务时中国人民保险公司1家，发展到现在有保险公司148家、保险中介机构2532家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15家，保险市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行业呈现出业务增长与效益提高、科学发展与风险防范、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行业进步与服务大局、营造环境与夯实基础协调统一的良好局面，在中国特色保险业发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与中国经济一样为世界所注目。
伴随着保险业务快速发展、保险机构数量的大量增加，保险行业也初步形成了行业的文化和价值理念，保险文化从完全垄断时期的单一文化向多元文化发展。在中国保监会的倡导下，行业逐渐形成了“服务社会、造福人民、积极向上、艰苦奋斗，诚信规范、合规经营，和谐发展、合作共赢”的保险行业文化。中国保监会“十二五”规划提出，要构筑诚信为本的行业价值观，弘扬“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扶危济困”的互助文化，倡导“服务大局、勇担责任、团结协作、为民分忧”的行业精神，充分发挥保险机构的主体作用，监管机构引导监督，行业组织协调推动，共同构筑以诚信为核心的行业价值观，因为只有诚信才能体现保险互济互助的本质内涵，体现保险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
保险行业文化来源于企业文化，是保险企业文化的集中与概括，一方面行业文化对保险企业的文化产生着重大影响，对企业文化具有规范、制约、引导的作用，另一方面，各个保险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不断总结、积累的具有不同特色的企业文化反作用于行业文化，丰富和发展行业文化，积极地推进行业文化向更高层迈进。
二、保险企业是保险行业文化的载体
在保险行业文化建设中，保险企业文化建设是关键，保险企业应作为保险文化建设的“第一责任人”，站在企业发展战略的高度上，着眼未来，以行业文化的最新诠释及标准重新审视、检讨和改进自身企业文化建设，保证企业文化建设投入，建设高标准、高质量、高品位的企业文化，不断的丰富和完善行业文化建设的内容。
保险企业文化同时也是保险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是企业价值观、经营理念和经营策略的集中体现，优秀的企业文化是企业之魂，具有导向、激励和凝聚作用。这些年来，各个保险经营主体根据自身的经营特点，并融合其经营理念，建立了各自的企业文化，各个保险企业在价值观上都把“诚信”作为企业安身立命和长远发展之基，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都加强“以服务客户为核心”的保险企业品牌建设，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扩大保险业的社会影响力等作为重要的经营理念贯穿在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
因此说，保险行业文化建设离开了保险企业的践行，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本。
三、保险企业文化建设关键在践行
考量企业文化的关键在于行为与表述是否一致。要求保险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或文字表述要和深刻的内涵相统一，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不仅容易停留在表层，更容易在半空中你来我往、高谈阔论。企业宣言、高峰论坛等等，无论声势多大，多么吸引眼球，都只是企业文化表层的浮土，保险文化必须言行一致地从实际出发，从管理的客观水平和客观要求出发，反映保险文化发展规律，同时努力付诸于实践，并切实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提高，否则企业文化便成了“空中楼阁”和“形似而神不似的幌子”。笔者认为，践行诚信文化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一）坚持实践性，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一是践行保险诚信文化，必须从经营管理的细节抓起。从业务经营的每一个环节抓起，从业务流程的设计、服务标准的制定、业务发展计划的下达、业务经营过程的考核、争议的处理等等全面抓起，做到契约诚信、信息不对称时诚信、充分考虑当事者利益的诚信。二是践行保险诚信文化，必须强调执行力、建立执行的机制。不能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经营效益好时就搞一点所谓的企业文化活动、效益差时少搞甚至不搞，缺乏一种常抓不懈的机制，缺乏一种持久的动力和发展后劲。“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说一套、做一套”。老百姓对保险业的信任度不高，说到底是这个行业或者说各保险公司在诚信文化建设的落实上差距很大，责任心往往停留在口头上、口号上，还没有真正落实到每一个员工的行动上，或者每一个从业人员的行动上。三是践行保险诚信文化，必须在经营管理中给予实实在在的政策支持。保险诚信文化是保险企业长治久安之道，是企业高管层的最大责任，在制定业务发展计划就要充分考虑企业长远的发展，把企业诚信文化建设与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结合起来，让全体员工准确掌握企业文化的内涵，积极践行企业诚信文化，形成全员认同的企业价值观，在业务指标的下达与考核中，不能仅停留在眼前的规模、效益上，而是要充分体现诚信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二）强化失信惩罚机制的原则。从行业监管的角度来看，要研究建立由保险法律制度、市场监管、信用评价和标准化体系组成的保险诚信监督评价体系，促进市场主体行为逐步规范。提高失信成本，严肃惩处失信的保险企业和保险中介机构，建立严格保险市场退出机制，以维护保险业的整体诚信，使失信者无法承受失信的代价。
从保险企业的角度要建立健全失信惩戒机制，完善保险从业人员诚信档案，严格落实行业禁入和“黑名单”制度，充分利用社会征信系统、评级机构等社会资源，强化对保险从业人员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
加大惩处力度，使失信的保险公司和保险员工无利可图。防范和治理失信，仅仅靠道德规范是不够的，还必须形成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法制环境，才能维护和培育良好的保险市场信用秩序。
关键词：政策性农业保险 监管目标 法律监管 农业风险管理局
政策性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农村和农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对农业保险的法律监管更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但在我国未来的农业保险法中如何建构监管法律制度，还有一些理论和实际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的明确和清晰将有利于科学的农业保险监管法律制度的建立。
一、我国农业保险的性质及其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必要性
（一）农业保险的性质
农业保险的性质事关我国未来农业保险法对农业保险的定位和我国农业保险监管法律制度的建构。
关于农业保险的性质，有学者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角度从理论上进行了论证，有学者从农业保险具有商品性和非商品性的二重性以及农业保险主体面．临的博弈困境的角度加以分析，由此得出农业保险经营的市场失灵并需要政府大量补贴的结论。[1]
笔者认为农业保险应当属于准公共物品。在市场经济体系中，人们需要的物品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第二类是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第三类是自然垄断物品，第四类是共有资源。私人物品是既有排他性又有竞争性的物品，公共物品是既无排他性又无竞争性的物品，自然垄断物品是有排他性但无竞争性的物品，共有资源是有竞争性但无排他性的物品。[2]农业保险的特点——社会效益高而自身经济效益低，反映它具有明显的公益性，但是，农业保险同时又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因为，参加农业保险必须符合一定条件，比如缴纳保险费等，因此农业保险应当属于准公共物品。另有学者认为农业保险产品是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一种物品，但更多地趋近于公共物品。[3]
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表明：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因为市场是按照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的，只有在私人物品的范围内，市场机制才是有效率的。由于农业保险自身风险大、社会效益高和经济效益低，所以市场不能有效地提供社会所需要的农业保险。农业保险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按照商品的实际价值进行等价交换。实施农业保险只能是违背商品交换一般规律，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而当农业保险既定的社会效益目标不能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时，政府就要用“看得见的手”通过国家立法、国家定价、财政补贴等国家干预手段来实现这一特定目标。[4]
国外农业保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也说明农业保险商业化经营的不可行。Wright和Hewitt在研究中发现，历史上使用私人来承担农业保险多重险的尝试无一幸存。对于所有险和多重险，基本上都由政府来直接或者间接经营。在1938年以前，经营农作物保险的私人保险公司都遭到了惨败，最终退出了这一业务领域。[5]美国联邦政府于1938年颁布《联邦农作物保险法》的基本原因就是私人保险公司根本无法承担农作物保险的巨大风险。
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性质决定了我国农业保险不可能走商业化道路，而只能是政策性的。与一般商业性保险相比较，政策性农业保险是非营利性的，其目的在于实现国家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政策目标。继2004、2005和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后，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进一步要求“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范围，各级财政对农产参加农业保险给予保费补贴，完善农业巨灾风险转移分摊机制，探索建立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从上述中央一号文件的规定可以看出，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已得到国家核心层的认可和支持。
（二）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必要性
1．我国农业保险监管的理论解释
一般说来，农业保险监管本身并无独立的理论体系，从农业保险实践来看，其思想基础源于一般的规制理论。其中有三种重要的规制理论：公共利益论、捕获论和公共选择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