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阿经贸发展的现状及发展前景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全球战略的发展，中国经济体系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广泛。阿拉伯地区国家处于连接中欧的经济枢纽，且中阿都属于发展中的经济体，所以中阿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随着中阿全面经济战略合作的发展，为了推动我国内陆经济与阿拉伯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党中央、国务院及商务部、外交部等部委的正确领导及高度关注下，在我国宁夏先后举办了多届中阿经贸论坛，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全面开放的一种重要步伐。在中阿经贸论坛中，先后落实并促进了中阿在各个领域的发展，其中包括了经贸、金融、能源、文化、科技、出版、人才、广播电视、旅游、农业、教育、清真产业等多个领域，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13年中阿首届博览会在银川举办，进一步拉近中阿双边经贸关系，博览会期间共签约达成合作项目30多个，总签约金额达600多亿元人民币。中阿双边贸易也在稳步增长，2013年1月至10月，中阿贸易总额达到1950亿美元，同比增长5.8%，双边贸易都得到优化。在非金融领域，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投资总额达到16亿美元，同比增长179%，投资领域从原来仅有的资源开发、石化工业、纺织服装向机械制造、汽车组装等不断拓展，有力地带动了当地产业发展，并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其中文化经贸领域也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在经贸关系稳步向前发展的同时，中东的政治动荡也对中国在阿拉伯地区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中国近年在阿投资承包的工程领域在过去两年中不断连续下落。但对于两个互补性经济发展的需要，地区局势的动荡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发展，中阿经贸关系发展全面上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中阿关系的发展日益与整个国际体系转型和全球治理密切结合在一起。总的来说，中阿在经济领域的战略性相互依赖，在文化领域的相互融通，在推动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资源合作、贸易往来、文化教育交流等各方面发挥了更大作用，有利发展条件大于不利因素，贸易合作发展前景良好。
2中阿在文化经贸合作深化的重要性
中阿贸易合作的发展离不开非金融经济的合作，文化贸易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国与国之间发展经贸合作就需要充分了解对方的文化、语言、礼仪及信仰等，阿拉伯民众主要信奉伊斯兰教，所以有效地沟通交流才能创造出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华民族跟阿拉伯语民族都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和民族信仰，语言区别非常大，除了中国的汉语言难学之外，阿语也是其中之一。阿语即阿拉伯民族语言，有27个亚非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把阿语做为官方语言，主要通行于中东地区和北非地区，使用人数超过2亿多，且分布广泛，有着不同地区的方言，而“标准”阿拉伯语则是以回教经典《古兰经》为准。所以在文化经贸合作中，有效沟通和交流是非常重要的。中阿经贸双边往来离不开历史悠久的文化贸易的宝贵资源与财富，随着中阿经贸全面战略合作伙伴的提升，中阿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活动必将密不可分，人员往来也必将频繁，文化交流也会日趋活跃，这也是经济贸易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将对两个地区的文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中阿文化贸易的发展最早可以从丝绸之路开始探究，它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使两个地区的文明需要进一步融合有了充分的依据，发展中阿经贸合作也需要源远流长的文化做基础和铺垫，因此，文化交融会为中阿经贸注入发展的生机和活力。
3文化经贸合作深化的重要意义
3.1增进互信及双边关系的稳定发展
文化经贸往来是两国及两地区相互了解和学习交流的窗口，通过文化经贸往来充分利用国际政治秩序及国际传媒机构等传播载体，对中阿不同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及人文理念价值观等存在的差异，本着务实、有效、全面、客观的交流对话和相互理解，推动文化交流，文化合作，并进一步深化中阿文化经贸方面的论坛主题和内容，把中阿最真实的一面呈现在世界的眼前。中阿经贸合作以来，文化经贸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中阿高层领导互访频繁，商界人士有着密切的联系和接触，政府层面也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和手段，建立了多层次的协调和合作机制，使得中阿在经济领域投资一直保持着稳步的增长。所以，文化经贸深化可以增进商界、政界多方面的互信，相互尊重、相互吸引、相互借鉴使得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稳定发展。
3.2增强民间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合作
近年来，中阿经贸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友好关系得到稳步发展，合作领域也不断加深，中高层交流频繁，但文化贸易在民间基础相对非常薄弱，市场发展潜力有待加强。因此，进一步深化中阿文化经贸的发展，就需要增加民间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合作，这是中阿文明发展和经贸关系深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发展方向。
3.3优化和完善中阿双边贸易结构和发展方式
中阿同属两个发展中经济体，开展双边贸易有着很强的经济互补性，中国是能源需求大国，大部分能源靠进口完成，中东阿拉伯地区国家石油资源丰富，但在制造业、纺织业等主要轻工业发展比较落后，所以中阿经济的互补性非常强。对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多，廉价劳动力出口等方面，给阿拉伯地区国家造成低价低质量的不好印象，这样也影响了中阿贸易的发展深化。所以中阿商品贸易的商品结构需要调整优化，要从消费关系向投资关系发展，并实现贸易的多样化，因此文化经贸深化就是重要的选择，也是优化和完善中阿双边贸易深化发展的重要选择，这才是中阿经贸发展的百年大计。
3.4提升中阿文化影响力和软实力
（一）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特点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随着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相应的变化，具体表现在：首先，在思想上，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次，在指导方针上，将经济建设作为建设的中心，因此，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服务于经济建设。最后，目标上，以培养“四有”新人为根本目标，加强企业员工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管理，为企业打造一支坚实的“四有”员工队伍。企业文化建设在新时代下所具有的特点与以往相比也有所不同。首先体现在时代性与创新性上，创新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形成特色企业文化的题中之意；其次，企业文化建设也存在差异性与复杂性。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考量企业自身面临发展阶段和文化沉淀的不同，能形成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的企业文化，创新企业的文化生命力。最后，企业的思想文化建设具有有机性的特点。企业的各个要素是一定的形式序列，同时又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应综合考量其在企业的战略规划、人力资源开发、企业制度管理方面的作用[1]。
（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关系
就共性而言，两者的研究对象、指导思想、追求目标、内容结构存在着众多相似之处。两者的研究对象都是人，将关心、激励、理解和尊重人作为出发点，强调企业内部人际关系的调动。在指导思想上，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在追求目标上，都以建设四有员工目标，并强调经济建设和生产效益的提高。在内容上，两者具有依存和交叉的关系，都是通过正确价值观的引导，来规范员工的行为。就差异性而言，首先，两者的范畴不同。企业文化和政治思想工作分属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两个领域；其次，两者的内涵不同，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对员工进行思想性教育，而企业文化的内涵式企业文化、形象、审美意识的建立；最后，两者实施的主体不同，思想政治工作实施的主体是企业的党组织，而企业文化建立的建设属于管理行为，其主体是企业的管理人员。两者在建设中相互依存，不能偏颇和代替。在建设中，应当遵循其各自发展原则进行有机结合，实现优势互补和企业的良好发展[2]。
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的现状分析
（一）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的生命线，但是，在企业中，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存在着思想政治方法落后、政治工作载体单一、工作队伍建设落后的问题，对企业员工积极性的提高具有严重的阻碍作用。在企业的文化建设中，企业文化建设上的表象化和形式化、忽视以人为本的建设理念以及建设中创新性与个性化的缺失，使得企业文化的建立面临着众多的困难。
（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问题原因分析
通过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原因的探索，其原因主要产生在企业评价指标不全面、思想政治地位弱化、传统工作方式的影响等三个方面。同时，在探究企业文化建设产生的原因时，我们必须注意其建设过程中建设目的偏差、企业道德缺失以及外来文化对企业文化建设的强势不良影响[3]。
三、新形势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建设的融合策略
（一）新形势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建设相融合的原则
在新形势下，强调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相关原则很有必要。具体来讲，两者结合的原则是标准、以人为本的原则是集中体现、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工作重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根本目标、教育与管理相结合的原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立足点。
（二）新形势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建设相融合的方针
同志在党的十中强调，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文化竞争力在国际竞争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因此，在建设中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树立方针和目标，在两者的融合中突出诚信理念，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三）新形势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建设相融合的对策
1.加强组织领导
企业党组织是企业政治工作的组织者，是沟通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桥梁。首先，应做好调查工作；其次，要抓好企业领导班子的作风建设。明确职责，为企业发展提供动力。2.改进管理理念在管理中引进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注重员工个体行动力的发挥，改进员工的生活，为企业文化的基础教育和家庭教育提供高质量保证，以服务生产和发展为目的，挖掘企业内部“人”的力量。
3.纠正价值取向
企业的价值观直接决定着企业的未来发展方向，是企业文化的灵魂和核心。在政治思想工作中应注意对正确价值观进行引导，发挥正确价值观在思想政治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4.建立援助计划
员工援助计划是对企业中成员实施的一项长期而系统的福利援助计划。通过专业组织和员工的建议，提升绩效和管理。有利于缓解现代生活中员工自身的压力，调动企业发展的积极性，增强其归属感和核心竞争力。
5.建立融合机制
两者的融合机制是引导和制约企业发展的基本准则，也是决定企业经营行为及相关因素的总称。首先，应建立两者融合后的组织保证机制，使方针政策和路线和企业的文化建设，不仅为党工作也是群众工作。坚持党组织的绝对领导地位，在党政工齐心协力的合作下，创设好管理机制。其次，建设两者融合后的程序机制，在决策机制和执行机制的建立下，结合现代管理理论，和现代型的企业制度相结合，解决好实际问题。再次，建立两者融合的保障机制，企业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其环境的建立不仅受到内部结构的制约，也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
因此，建立好队伍保障机制、经济保障机制、制度保障机制、沟通保障机制以及评估保障机制显得尤为重要。最后，应当建立好两者融合后的激励机制，所谓激励是满足员工的各种条件，使员工产生持久的工作动机。通过完善和有效激励机制的建立，采取多种方式相结合的激励方式，例如，物质与精神相结合的激励、工作激励、目标激励和参与激励，获得员工长期的理解与支持。当然，实现企业思想政治建设的企业文化建设道路相当漫长，在实际工作中面临着不同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顺利实现思想政治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的融合。
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相融合建设的现实意义
（一）实现企业更好的发展
两者的建设都属于精神文化的建设范畴，通过组织上的凝聚力，为企业的发展创设更好的环境，实现企业的良好发展。在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工作下，企业立足于自身的实际，结合社会主义荣辱观、科学社会主义论断以及科学发展观，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继承和发展的理念下，创新两者的统合机制，通过两者良好的渗透的促进作用，实现了企业朝着经济效益优化的方向发展。
（二）促进企业文化本土化
传统的企业文化理念形成于西方，因此在使用的同时应当考量我国企业的发展实际。经过30年的发展，已经逐渐富有中国特色。而思想政治理论工作是我国的一项传统工作，拥有理论和方法体系，两者的结合，对于充分发挥两者的优势，保证其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以实现企业文化建设的本土化。
（三）形成特色企业优势
思想政治工作在特定的环境下，为社会主义的建设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强大的理论体系与操作体系的控制下，形成了优势的发展力量。初步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企业的产权关系和利益关系存在着新的问题。而两者的结合对引导企业直接面对市场竞争、引导企业内部整合上发挥重要作用，有利于形成新的特色优势，是两者结合的意义所在。
五、结语
(一)两岸政治互信度低，文化产业领域合作不够深入
两岸政治关系紧张或融洽对于经济交流合作影响重大。文化产业属性的双重性决定了它既是经济产物也是文化产物。经济属性体现在作为一类产业，它可以创造经济价值。而由于文化属性进程属于意识形态领域，对政治因素变化更为敏感，所以缺乏稳定友好的政治共识基础，文化产业的合作必定受到影响。当前两岸关系发展稳定，尤其在ECFA(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服务贸易协议)签订之后，经济和事务性方面的协商谈判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是由于两岸在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差别，政治互信度仍然较低，政治关系的发展缓慢，从而对经济合作特别是文化产业的深入合作产生不利影响。
(二)两岸文化产业发展策略存在差异，互补合作模式尚未形成
大陆文创产业以园区模式为主，发展趋同，盈利能力仍处弱势。很多地区将文化产业作为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推动自主创新的重要支柱产业。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共有14个城市建设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形成了六个文化产业集群，有超过2500家文创产业园区，每个园区都动辄规划上百亩土地，投资若干亿元，但真正做到盈利的园区竟低于10%，超过70%的园区处于亏损状态。园区资源的不合理配置、集聚区的功能定位不明确使得园区内企业间的关联度较低，无法最大限度发挥集聚优势。台湾采取的是创意人才培养模式，这种中、小企业为主的模式在发展过程中最缺乏的不是创意，而是资金和政策的支持。目前两岸在提升产业集聚度和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的互补性对接合作中仍未找到最佳发展模式。
(三)两岸交流合作机制不健全，合作平台建设不够完善
两岸文化产业合作的顺利开展是以统一、健全、高效、灵活的组织协调机制为前提的。只有突破区域市场建构、区域经济平衡等制度性和政策的局限，才能扩展文化产业交流合作的广度与深度，才能强化两岸文化产业的互利互惠机制，实现双赢。与此同时，沟通管道的通畅性、市场运行的开放性对于打破文化产业合作中存在的隐秘“壁垒”至关重要，这关系到两岸能否最大限度实现优势互补、降低交易成本、增强内聚力，从而推动合作迈向更高层次。
(四)两岸文化产业相关法律制度不同，知识产权的保护存在差别
大陆文化产业起步晚，相应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我国现行240多部现行法律中涉及文化领域的法律仅占5部，不少方面还存在立法空白。这使得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制度性问题不能依法进行界定，并且全国各地文化产业发展情况各异，其法律的普适性也较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显然违背了法治原则，从而也对两岸文化产业合作法治化、规范化的发展路径造成消极影响。而台湾文化产业立法更倾向于保护知识产权和维护公平竞争，透明公开的法律依据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发展空间。
(五)两岸文化产业合作的产业链对接度低、产业带动度低，延伸链较短
根据“微笑曲线”理论，在传统产业链的发展中，越是位于产业链的末端，创造的经济效益也越高。我国制造业始终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所以在其创造的经济贡献上并不具有发达国家的优势。这种产业链低端导致低经济效益的模式影响禁锢着文化产业寻求新的突破。我国文化产业GDP贡献率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平均25%的发展水平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两岸文化产业提高合作的互补性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资源优势的充分整合利用是基础，只有不断创造符合市场需求的优秀文化产品，才能打开国际国内市场，不断延伸文化产业链条，实现其相关产业的联动发展。
二、两岸文创产业合作发展的对策分析
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使得两岸在文创产业领域联系更为紧密，优势互补才能合力提升中华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比较成本贸易理论(也称为“比较优势贸易理论”)是大卫•李嘉图于1817年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并详细阐述的。比较优势理论区别于绝对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由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而产生的相对成本的差别，也就是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每个国家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这个理论同时可在区域文创产业开发上得以应用，坚持比较优势的思想，谋得两岸文创产业的共同发展。台湾文创产业发展较早，相应的配套产业也较完善，同时在创意、人才、研发、营销等方面具有优势，但却面临市场狭小、资金不足等问题;而大陆有着积极的政策支持、充裕的资金、广阔的消费市场方面的优势，但也存在创意不足、缺乏市场运作经验、经营效率低、品牌知名度不高的问题。这种发展现状的互补性以生产要素的差异为基础，为两岸文化创意产业的合作与发展提供了现实条件。我们将最大化的利用在市场上的规模优势与台湾品牌创意相结合，共同向西方展示中华民族“文化底蕴”的魅力。具体对策分析如下:
(一)拓宽合作领域，引导投资多元化
文创产业在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以其高附加值、技术密集、高回报率、低污染、低消耗等特点成为一国财富增长的巨大源泉。从文化产业细分的各类别所占比重可知，大陆企业的投资方向主要在于文化产品的生产，所以政府可以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台商在动漫、工艺、影视、广告、工业建筑设计、展演设施及视觉艺术、品牌时尚、等生产性文化服务业领域开展广泛而有深度的合作。加快建立两岸文化资源库，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目前大陆在建筑设计和广告设计方面的发展潜力巨大。能吸引台湾设计类、品牌塑造类等富有创意性的知名企业落户以提升生产业的实力。同时两岸应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科技合作，目前在生物医药、数控技术等领域已开展相关科研项目合作，可以此为基础拓展新的发展方向。
(二)加大开放力度，交流机制规范化
东南沿海地区经济优势明显，闽南文化在台湾获得了长足发展，我们既要利用地域临近的优势，加强福建省、广东省与台湾的经济联系，大力发展闽台特色文化创意产业。通过举办两岸文化产业博览会等大型公共活动来招台商引台资，同时台湾方面也要制定一系列措施鼓励陆商投资。随着开放程度的加深，必然会带动文化与科技、商贸、金融等的融合，两岸的交流机制也会渐趋规范化。
(三)发展文化旅游，文创园区集群化
文创园区建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用产业集聚，实现效益最大化，而旅游文化的良好宣传会吸引更多游客去了解文化内涵，购买文化产品。借鉴台湾文化创意园区优势，发展大陆的文化产业集群，并着重考虑在厦门、深圳、福州这类具有相对丰富的旅游资源、扎实的创意产业基础、较高的台资聚集度的城市建设海峡两岸特色创意产业园区，使之成为聚集两岸创意资源，促进两岸创意交流的重要平台和载体。
(四)改善投资环境，行政程序简便化
目前台商投资还存在许多限制，首先要简化行政审批程序，让资金流动效率更高。其次要构建专门化服务体系，积极协助解决在陆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再者银行等金融机构也要对台商一视同仁，最大限度在财税、金融、工商等方面提供便利，为引导文化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条件、法制和政策环境，建立良性发展机制。
(五)依托高校合作，文创人才精英化
两岸政府可以协商“优秀人才引进计划”，将那些拥有独特创意、高科技素养和杰出管理能力的台湾顶尖创意人才引进，为大陆提供相关领域的专业性指导。同时应加强两岸高校合作，联合培养文化创意产业的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例如可以增加公派交换生名额，以学生间交流促进创意互通。将台湾文创优势资源推广到大陆，共同推动中华文化的国际化进程，这将对发展两岸的文创产业前景大有裨益。
(六)实现跨界融合，融资方式多样化
【论文摘要】据统计，全球范围内，在并购的失败案例中．80％以上直接或间接起因于新企业文化整合的失败。企业文化整合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只有针对问题提出有效的文化整合策略，才能真正达到1+1>2的协作效应。
【论文关键词】企业文化文化整合整合对策
在近代工业史上出现了多次的企业并购浪潮，并正在经历新一轮的并购浪潮，每一次并购浪潮都会使一些企业的规模和竞争能力得到迅速提升。但是，据统计企业并购的成功率不足30％，大多数的企业并购是失败的或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全球范围内，在并购的失败案例中，80％以上直接或间接起因于新企业文化整合的失败。企业文化整合不是将原有两个企业的文化进行简单叠加和拼凑，而是将其优秀部分进行最优融合与升华，其实质就是要重新塑造一种新的企业文化，以便在新的企业组织中充分发挥新企业文化的功能。企业文化是长期沉淀形成的，它具有强烈的个性，不同文化相碰撞必然会有冲突，因此并购中文化的整合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逐渐磨合的过程，同时，由于企业对文化整合的认识与实践比较晚，这就使得企业文化整合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本文主要归结出其中的几个显著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文化整合对策。
一、相关概念界定
1、企业并购
企业并购是兼并、合并与收购的统称，泛指企业为获得目标企业的全部或部分控制权而进行的产权交易活动，其结果是使目标企业法人地位消失或控制权改变。一般包括三个阶段：并购前的准备工作、并购中的谈判阶段和并购后的整合阶段。本文所指的文化整合存在于企业并购的全过程中。
2、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指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通过社会实践所形成的并为全体成员遵循的共同意识、价值观念、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和准则的总和(Scheln，1984)。它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兴起发展的，与企业创始人的品格、创业意识、经营思想、工作作风有直接关系。
3、文化整合
文化整合是指不同企业文化之间的磨合和新型文化的培育过程，对于并购中其他方面的整合也有一定的影响，且文化整合的好坏将直接影响着文化协同效应的大小。由于将原来具有不同企业文化的企业合成一个全新的企业，两种不同风格的企业文化必然在劳动人事、价值观念、经营模式、管理风格等方面存在差异，形成文化冲突，影响企业并购绩效的实现和提高，文化整合恰恰是解决文化冲突的根本。
二、文化整合过程中存在问题
1、企业管理者对文化冲突重视不够
一些企业管理者对文化整合无意识或认识模糊，他们往往认为企业文化是很虚无的东西，既看不见也摸不着，是“软性化”的，只要并购双方将资产、技术、债务、产品等“硬性”的东西解决了，“软性”问题则不攻自破，文化整合中遇到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而另一些实施国内并购的管理者则认为双方同属于一个国家，文化环境相同，企业管理方法、制度、员工工作氛围一致，并购双方就不会存在大的文化差异，对文化差异重视不够。这些都可能导致并购中的企业双方产生文化冲突，具体表现为：行为文化冲突、制度文化冲突和精神文化冲突，而文化冲突是企业冲突的集中体现。如果并购双方对文化冲突处理不好，则直接影响企业并购效果的好坏，甚至可能导致整个企业并购的彻底失败。
2、对文化整合的“全过程性”认识不足
企业并购前，并购双方宴充分了解对方的企业文化，明确并购双方中存在的文化差异，如不同的历史、不同的管理方式、不同的声誉等；并购中的谈判阶段，并购双方应列出各方的文化要点，提出对对方公司对待文化差异、解决文化冲突的期望，并找出各自文化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正视文化整合过程中存在问题；并购后的整合阶段则主要是对员工进行跨文化的培训，进行公司的变革，诸如：建立新的组织结构、调整管理层、人员的精简等，该阶段是双方文化逐渐融合的阶段。一些企业实施文化整合时并未认识到文化整合的“全过程性”，致使文化整合在并购中所处的阶段选择不当，往往实行先并购后整合的策略，这导致并购有时会因文化冲突的存在而难以进行。
3、企业文化整合流于形式
虽然并购行为已经完成，但有些并购后的企业(包括并购企业与被并购企业)仍然各行其是，各自员工独立保持原有的企业文化，没有真正地融为一体，企业文化整合流于形式。一些企业仅仅是提出口号，制定文本规章却很少实施，缺乏文化整合的具体措施。还有一些企业只强调企业制度文化建设与创新而忽视精神文化整合与融合。
4、员工参与度不高
一些企业领导者独断专行，员工长期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难以主动参与公司事务，当然更谈不上主动参与文化建设，从而导致员工对新企业和企业文化的低认同，对新企业的各项措施的不理解。并购企业～些文化整合策略实施以后，由于信息传达不及时或不通畅，员工往往感到无所适从，导致员工对文化整合策略的实施采取不支持、低配合甚至是不配合的态度，从而加大文化整合的难度。
5、文化整合模式选择不当
企业在进行文化整合时可以采取不同的整合模式，如注入式、渗透式、隔离式或破坏式，影响并购企业文化整合模式选择的因素也是多种多样的，诸如企业的并购战略、并购双方规模的大小、企业家对待风险的态度、并购方原有企业文化包容性、并购双方原有企业文化的强弱程度等等，并购企业应该根据企业具体情况分析判断具体采取那种方式。但实际中，根据国内学者的调查，我国大部分企业并购案例中，普遍采用注入式模式作为企业文化整合的模式，这些并购企业认为自身的企业文化各方面都优于被并购企业，企业员工也带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因此，形成文化整合模式选择单一的状况，导致被并购企业员工产生抵触心理，加大文化整合难度。
6、缺乏创新性
在文化整合过程中，一些并购企业在未对目标企业文化进行考察和评估的前提下，模仿其他文化整合成功的企业，建立了自身的文化整合方案。在此过程中，并购企业不考虑自身特性，而是一味地模仿其他成功企业的整合策略，其结果往往是失败的。其所建立的文化整合方案轻创造，缺乏企业个性，缺乏创新性，从而导致文化整合效率不高，效果不佳。
三、文化整合对策
1、注意文化整合的速度
并购中文化的整合不会是短期快速的，而是一个漫长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文化整合操之过急，就会使员工感觉是并购企业在强迫他们改变原有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他们就可能产生抵触情绪，从而加大文化整合的难度。但同时，如果文化整合操之过缓，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购企业员工依然各持自己原有的文化信仰，企业内部难免会出现冲突，使得企业经营效率低下。并购企业应找准一个合适的契入点，选择适当的整合速度，不断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使员工逐渐接受新的企业文化。
2、将文化整合贯穿于企业并购全过程
文化整合应贯穿于企业并购的全过程。首先，做好并购之前的企业文化调研工作。在企业并购前应进行文化调研，充分了解被并购企业的文化状况，合理分析企业文化的差异，让双方员工接受此次并购，并能互相了解、相互理解，接受各自的差异；其次，制定适宜的文化整合策略并进行有效实施。并购企业应根据自身特点，结合文化整合理论，制定切实有效的文化整合策略，并与员工积极沟通，使整合策略不仅存在于规章制度之上，更重要的是要在企业并购全过程中真正实施下去。再次，作好并购后的新企业文化建设工作。企业文化是不断发展与创新的，文化整合是一个动态过程，并购企业应建立危机意识，大力宣传新企业文化，使员工逐渐认同、接受，这需要较长时间的不断努力。
3、加强与员工的沟通，提高员工参与文化整合的积极性并购企业在文化整合过程中应不断与企业员工深入交流，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积极听取员工的反馈意见和建议，使员工形成群体意识，认同企业的价值观，形成共同的企业文化意识。同时，企业领导者要建立良好的信息传达机制，避免层层传达而导致的信息失真问题，使员工及时了解企业的各项文化整合措施，不断的去引导员工，使员工从心理上真正认同企业的各项措施，积极配合实施，促使企业文化建设全面系统地开展。
4、重视非正式组织在文化整合中的作用，
企业中，都存在一定的非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具有相对较强的凝聚力，对其成员在心理上产生重要影响，其作用有时甚至超过正式群体。非正式组织在企业并购后文化整合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企业只在正式组织中灌输自己的企业文化，力求实现文化的整合，而忽视非正式组织，不向非正式组织渗透企业文化，或灌输的企业文化受到非正式组织的抵制，往往会导致文化整合的失败。
5、合理选择文化整合模式
首先，并购企业要认识到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尊重被并购方企业文化，积极汲取其中的文化精华。双方员工之间平等交流，逐渐磨合，消除彼此之间的不信任。其次，并购企业要认识到文化整合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实际操作中，应理论联系实际，灵活运用文化整合理论，结合影响文化整合模式选择的诸项因素，选择适宜的文化整合模式。
6、进行必要的企业文化培训
当前我国并购企业中，绝大多数都偏重于对员工的纯技术培训，却忽视对员工的企业文化培训。文化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对文化的认识或敏感性训练、语言学习、跨文化沟通、冲突的处理方法和地区环境模拟等。企业不光要对员工进行跨文化培训，有效解除双方员工的文化障碍，加强每位员工的文化适应能力，使两种不同文化能更好的融合，同时也要对企业领导者进行培训，使领导者意识到文化整合对企业并购成败影响的重要性，同时通过文化培训还可以提高领导者的思维灵活性，使其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改变一味模仿其他成功企业整合策略的做法，增强创新陛，善于同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友好合作。
7、建立新的企业文化
企业并购实现后，并购双方应积极配合建立一种适合于现有企业的新的企业文化。文化整合毕竟不是将两种企业文化进行简单的堆积和叠加，而是要将不同文化通过相互的接触、交流、吸收、渗透，从而融合为一种全新的统一的企业文化。当然，这种新的企业文化还应尽可能的借鉴原有优势企业文化，同时吸收异质文化某些精华部分。所以，并购方要加强对目标企业的文化考察、评估和吸收，切不可盲目追求企业文化的统一，更不能强行植入优势企业文化，或强迫被并购企业完全放弃自己原先的文化，并购企业需要给员工一个逐渐接受的适应时期。
论文摘 要：目前，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本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以影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与古老的传统文学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就是在此基础上，了解这种文化现象的现状，分析此文化现象的成因，从而预测文学的发展趋势。
引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民众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市场经济社会带来的各种新鲜事物，其中正面临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困扰，即伦理道德、价值规范和文化观念的急剧变化的问题。
我们应当关注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在社会市场经济和功利心态的引导下，人们放弃了以传统精英文化为代表的深度文化，取而代之的是以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为依托，以此时此刻为关切中心的消费文化，即大众文化。以下就此文化转型中的一种文化现象作具体分析，透过这种现象来探求这场文化转型的深层原因。
一、影视文化中文学作品改编的现状
“从小说到影视”是一个常说常新、屡谈不厌的重要话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影视艺术创作中对文学作品的借鉴和改编，带来了影视剧丰富多彩的形态，特别是当代生活内容、生活观念及生活状态的丰富多彩，使影视剧的改编和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风格，从内容到主题涉及到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影视艺术一道重要的风景线。
文学作品中的深刻思想，畅销小说中的动人情节，成为不同导演所钟情的改编对象。[1]经过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不仅在当代影视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世界大奖的评选中不同凡响。德国施隆多夫的《锡鼓》，美国的《克莱默夫妇》，我国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都是世界影坛上不可多得的精品。由此可见，即使在影视技术与艺术走向成熟的今天，改编仍然方兴未艾，正继续创造着一个个动人的“银幕神话”。他们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向我们招手，吸引我们深入其中，探究一二。
目前影视改编创作呈现以下几种状态：
（一）对古典名著的改编
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最繁盛的明清时代，已聚集了众多改编者的目光。四大名著被首先请上银屏，一饱国人眼福。此外，《聊斋志异》、《封神演义》、《三言二拍》等一系列古典名著也不甘落后地在银屏上创造着各自的世俗神话。不难看出，观众对其喜爱程度和观赏热情远远超过了根据外国名著和现当代名著改编的影视剧。从这一方面恰恰可以看出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二）对历史题材的改编
在《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几部古典名著被逐一品尝后，改编者开始逐个朝代寻找可供改编的历史素材。于是接踵而来的《末代皇帝》、《秦始皇》、《唐明皇》、《康熙大帝》等历史剧争相出台，它们多以长篇电视连续剧的面孔出现，极尽述说之能事，由点及面，极力铺陈。从当今上映和正在拍摄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来看，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令人咋舌，而且每一部都在数十集以上。在中华民族浩浩荡荡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改编者可谓“溯洄从之”，没有一个朝代不曾被涉猎。
（三）对当代畅销小说的改编
畅销小说一直是影视剧改编所钟情的对象。“畅销”意味着通俗，流行，意味着被当时的社会大众所接受和欢迎，意味着有较高的商品价值。这一切都是影视剧作为大众传媒本身所需要的。因此，影视剧和畅销小说似乎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对畅销小说的改编往往使影视剧更为畅销，而且经常会产生国际影坛的扛鼎之作。如《辛德勒的名单》（根据托马斯·肯尼利同名纪实体小说改编），《侏罗纪公园》（根据迈克尔·克赖顿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阿甘正传》（根据温斯顿·格卢姆同名小说改编）。
二、改编热潮的深层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文化转型不可逆转的趋势呢？
本雅明曾把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传统的乡村社会，资本主义阶段以及二十世纪高科技社会，对应着的分别是故事——现代主义语言与诗歌——传播媒体。这一观点说明了文学艺术从讲故事的口传方式，经过特别的文学写作发展到机器作为媒介的传播方式。[2]
因此，在当下，以大众媒体为核心的电子媒介必将对文学秩序产生强烈冲击。正如有学者认为，在高度信息化、技术化、商业化语境中，世纪之交的社会已从“读写时代”进入了“读图时代”，而影视即为“读图时代”的典型代表。究其原因：
其一：文学隐藏在单一的语言载体中，而影视是把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文学、戏剧的诸因素综合起来，故事和戏剧情节是图像的动态，音乐伴随着图像，图像隐含了思想，反映着生活。[3]读文学，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文字；看电影、电视，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图像，听到的是声音。因此，“读图时代”的来临也标志着社会文化由文学主体转变为影视主体。
其二：文化主体两个向度的变化，无疑给由传统延伸而来的文艺受众带来接受方式的改变，而最直接的改变，就是由欣赏型转化为消费型。[4]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心态是90年代文艺受众的最主要的艺术意识方式，“消费”已成为话语中心，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消费者的消费倾向日益凸显，“看不见的消费之手”不仅是外部环境的制导因素，更直接渗透到文学的组织、生产、流通与接受过程中。纯文学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窄，经济时代的文学从写作到出版再到评审，已经越来越难以抵抗商业化与消费主义思潮的冲击。
其三：在文学中，形象和思想通过文字这一载体间接地表现出来，而形象和思想又源于作者的心灵，可以说文学的白纸黑字始终是由心灵来灌注的。而电影、电视都是以一种技术力量在改变着文学所依托的那种自古而来的观念体系，在影视文化中，从表层到深层，从现象到本质，已经不同于心灵活动的微妙，不同于文学表现的诗意，而是一种能“看”得见的图像，它带来了新的时空观和本质观。在影视中，图像是主体，任何人都可以看图像，而在文学中，只有识字的人才能读文学。
三、改编热潮的发展趋势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影视艺术创作要实现自身的审美价值必须通过观众的欣赏。如果一部作品不能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的话，那么它的审美价值就不能得到实现，也就没有任何美学意义。欣赏它的观众，层次越宽广，人数越多，它的审美价值和意义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文学作品也是如此。[5]因此，在当前社会，不论文学家还是影视编剧或导演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大众的喜欢，自然而然，他们就把“雅俗共赏”作为自己作品的美学追求。
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理解“雅”和“俗”呢？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理解。我们理解的“雅”是指符合艺术审美特点的规律，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深意和艺术创造性的作品；我们理解的“俗”是指通俗易懂、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高雅之作其优点是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缺点是可能不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通俗之作其优点是能为广大群众欣赏，缺点是可能浅显，缺乏深意，甚至流为低俗。因此，最好是能使二者结合，各取其长去其短，既能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又能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这就是雅俗共赏的好作品。
总论
现代文学艺术由于其日渐显露的商品化形式，使得现代艺术、现代科技与工商业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文学作品为代表的高雅文学在面向更广大的读者的“大众化”过程中，也放下了“正统”的架子，不断地向普及教育的方向发展。人们需要在激烈竞争的工作之外享受到一些轻松、愉快，而影视文化也在做大量的文学和文化的普及工作。高雅文学主动向大众文化靠拢，而大众文化主动向高雅文化提升，这两种“主动”就是现在文学最清楚的格局。我们说大众文学也好，高雅文学也罢，其目的是使读者在娱乐的同时提高文化素养和知识涵养，在陶冶情操的同时得到精神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大众文化已初见端倪这一事实，通过良性地引导高雅文学（以传统的文学作品为代表）和大众文学（以影视文化为代表）的整合，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深处挖掘和培育出现代化的人文精神。
注释：
[1]赵凤翔，房莉：《名著的影视改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234页。
[2]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14—315页。
[3]张法：《走向全球化时代的文艺理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91—192页。
论文摘 要：目前，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本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以影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与古老的传统文学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就是在此基础上，了解这种文化现象的现状，分析此文化现象的成因，从而预测文学的发展趋势。
引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民众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市场经济社会带来的各种新鲜事物，其中正面临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困扰，即伦理道德、价值规范和文化观念的急剧变化的问题。
我们应当关注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在社会市场经济和功利心态的引导下，人们放弃了以传统精英文化为代表的深度文化，取而代之的是以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为依托，以此时此刻为关切中心的消费文化，即大众文化。以下就此文化转型中的一种文化现象作具体分析，透过这种现象来探求这场文化转型的深层原因。
一、影视文化中文学作品改编的现状
“从小说到影视”是一个常说常新、屡谈不厌的重要话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影视艺术创作中对文学作品的借鉴和改编，带来了影视剧丰富多彩的形态，特别是当代生活内容、生活观念及生活状态的丰富多彩，使影视剧的改编和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风格，从内容到主题涉及到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影视艺术一道重要的风景线。
文学作品中的深刻思想，畅销小说中的动人情节，成为不同导演所钟情的改编对象。[1]经过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不仅在当代影视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世界大奖的评选中不同凡响。德国施隆多夫的《锡鼓》，美国的《克莱默夫妇》，我国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都是世界影坛上不可多得的精品。由此可见，即使在影视技术与艺术走向成熟的今天，改编仍然方兴未艾，正继续创造着一个个动人的“银幕神话”。他们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向我们招手，吸引我们深入其中，探究一二。
目前影视改编创作呈现以下几种状态：
（一）对古典名著的改编
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最繁盛的明清时代，已聚集了众多改编者的目光。四大名著被首先请上银屏，一饱国人眼福。此外，《聊斋志异》、《封神演义》、《三言二拍》等一系列古典名著也不甘落后地在银屏上创造着各自的世俗神话。不难看出，观众对其喜爱程度和观赏热情远远超过了根据外国名著和现当代名著改编的影视剧。从这一方面恰恰可以看出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二）对历史题材的改编
在《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几部古典名著被逐一品尝后，改编者开始逐个朝代寻找可供改编的历史素材。于是接踵而来的《末代皇帝》、《秦始皇》、《唐明皇》、《康熙大帝》等历史剧争相出台，它们多以长篇电视连续剧的面孔出现，极尽述说之能事，由点及面，极力铺陈。从当今上映和正在拍摄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来看，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令人咋舌，而且每一部都在数十集以上。在中华民族浩浩荡荡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改编者可谓“溯洄从之”，没有一个朝代不曾被涉猎。
（三）对当代畅销小说的改编
畅销小说一直是影视剧改编所钟情的对象。“畅销”意味着通俗，流行，意味着被当时的社会大众所接受和欢迎，意味着有较高的商品价值。这一切都是影视剧作为大众传媒本身所需要的。因此，影视剧和畅销小说似乎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对畅销小说的改编往往使影视剧更为畅销，而且经常会产生国际影坛的扛鼎之作。如《辛德勒的名单》（根据托马斯·肯尼利同名纪实体小说改编），《侏罗纪公园》（根据迈克尔·克赖顿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阿甘正传》（根据温斯顿·格卢姆同名小说改编）。
二、改编热潮的深层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文化转型不可逆转的趋势呢？
本雅明曾把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传统的乡村社会，资本主义阶段以及二十世纪高科技社会，对应着的分别是故事——现代主义语言与诗歌——传播媒体。这一观点说明了文学艺术从讲故事的口传方式，经过特别的文学写作发展到机器作为媒介的传播方式。[2]
因此，在当下，以大众媒体为核心的电子媒介必将对文学秩序产生强烈冲击。正如有学者认为，在高度信息化、技术化、商业化语境中，世纪之交的社会已从“读写时代”进入了“读图时代”，而影视即为“读图时代”的典型代表。究其原因：
其一：文学隐藏在单一的语言载体中，而影视是把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文学、戏剧的诸因素综合起来，故事和戏剧情节是图像的动态，音乐伴随着图像，图像隐含了思想，反映着生活。[3]读文学，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文字；看电影、电视，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图像，听到的是声音。因此，“读图时代”的来临也标志着社会文化由文学主体转变为影视主体。
其二：文化主体两个向度的变化，无疑给由传统延伸而来的文艺受众带来接受方式的改变，而最直接的改变，就是由欣赏型转化为消费型。[4]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心态是90年代文艺受众的最主要的艺术意识方式，“消费”已成为话语中心，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消费者的消费倾向日益凸显，“看不见的消费之手”不仅是外部环境的制导因素，更直接渗透到文学的组织、生产、流通与接受过程中。纯文学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窄，经济时代的文学从写作到出版再到评审，已经越来越难以抵抗商业化与消费主义思潮的冲击。
其三：在文学中，形象和思想通过文字这一载体间接地表现出来，而形象和思想又源于作者的心灵，可以说文学的白纸黑字始终是由心灵来灌注的。而电影、电视都是以一种技术力量在改变着文学所依托的那种自古而来的观念体系，在影视文化中，从表层到深层，从现象到本质，已经不同于心灵活动的微妙，不同于文学表现的诗意，而是一种能“看”得见的图像，它带来了新的时空观和本质观。在影视中，图像是主体，任何人都可以看图像，而在文学中，只有识字的人才能读文学。
三、改编热潮的发展趋势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影视艺术创作要实现自身的审美价值必须通过观众的欣赏。如果一部作品不能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的话，那么它的审美价值就不能得到实现，也就没有任何美学意义。欣赏它的观众，层次越宽广，人数越多，它的审美价值和意义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文学作品也是如此。[5]因此，在当前社会，不论文学家还是影视编剧或导演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大众的喜欢，自然而然，他们就把“雅俗共赏”作为自己作品的美学追求。
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理解“雅”和“俗”呢？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理解。我们理解的“雅”是指符合艺术审美特点的规律，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深意和艺术创造性的作品；我们理解的“俗”是指通俗易懂、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高雅之作其优点是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缺点是可能不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通俗之作其优点是能为广大群众欣赏，缺点是可能浅显，缺乏深意，甚至流为低俗。因此，最好是能使二者结合，各取其长去其短，既能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又能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这就是雅俗共赏的好作品。
总论
现代文学艺术由于其日渐显露的商品化形式，使得现代艺术、现代科技与工商业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文学作品为代表的高雅文学在面向更广大的读者的“大众化”过程中，也放下了“正统”的架子，不断地向普及教育的方向发展。人们需要在激烈竞争的工作之外享受到一些轻松、愉快，而影视文化也在做大量的文学和文化的普及工作。高雅文学主动向大众文化靠拢，而大众文化主动向高雅文化提升，这两种“主动”就是现在文学最清楚的格局。我们说大众文学也好，高雅文学也罢，其目的是使读者在娱乐的同时提高文化素养和知识涵养，在陶冶情操的同时得到精神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大众文化已初见端倪这一事实，通过良性地引导高雅文学（以传统的文学作品为代表）和大众文学（以影视文化为代表）的整合，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深处挖掘和培育出现代化的人文精神。
注释：
[1]赵凤翔，房莉：《名著的影视改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234页。
[2]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14—315页。
[3]张法：《走向全球化时代的文艺理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91—192页。
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的建构是人类存在与作为的产物，它诞生的前提就是人的主体意识开始由自觉思维走向自由思维，由此，在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的建构中，就出现了知识习得假设论、交际能力锻炼论、教学交往情感论、教育沟通渗透论、教学互动诱发论、教育水平相长论等观点。这说明，人类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自由建构，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建立在“自由存在论”基础上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能够将来自“虚无自然”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这个“理论科学”，转化成“自由存在”的“实践科学”，从而将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从“虚无”的此岸世界中赎救出来，使其达到“存在”的彼岸。
【关键词】 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自由存在；实践科学
【中图分类号】 G115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9―458x（2013）01―0027―06
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的建构是人类存在与作为的产物，它诞生的前提就是人的主体意识开始由自觉思维走向自由思维，亦即通过人的学科建构自由思维探索，将它从他律的“囚徒困境”中解放出来，从而使它获得新生，显现出其庐山真面目。也正由于此，我们说，人的存在先于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的本质，正是人，使它的本质揭示和显现成为可能。可见，人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建构行动，究其实质，就是要在现实世界中，与未知的科学世界中保持一种最基本的关系，通过自己的建构行动超越自然世界原本简单而又稳定的存在决定论，以在世界的纯粹物质性中，把握人通过远程教育合作及其文化改造世界的可能性，并在这种人的能动性改造中，完成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的自律性建构，从而使得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逐步由自在走向实在。惟因如此，笔者认为，在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构建中，人作为主体是自由的，他作为人的自由是必须保证的。人在远程教育合作及其文化理论建构行动中表现出来的并不是它自身，而是一个对自我在场的绝对超越。当人步入一个纯粹的形而上世界之中时，就意味着人将因为保持了一种自由的理论性思维、建构性思维、创造性思维、选择性思维、否定性思维及批判性思维，必然做出符合自己“心智特征的选择”（康德语），并且对作为整体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存在着的诸多存在结构”，做出符合自己心智的合理“解释”（萨特语）。
显然，正是由于自由的人所进行具有鲜明自我特征的自由创造，我们才领略到种种与众不同的远程教育合作活动及其理论的魅力，才从千姿百态的远程教育合作活动和理论中，目睹到远程教育合作主体千差万别的鲜明个性特征。也正基于此，笔者确信，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的构建，归根结底，首先应当归功于人的自由创造人格、人的自由创造合作行动，恰恰正是因为人作为主体的自由创造行动，才使得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呈现出群星灿烂、异彩纷呈的理论态势。由此可见，对象着主体自由意志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构建，其行动的前提条件就是人作为一种自由的存在，通过自己的自由行动选择，选择了属于自己的自由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建构行动及其模式。诚如萨特所说的那样，建构的理由和建构的根据是与建构主体的自由选择行动一起爆发出来的，就像在许多情况下，自由表现为自由动机、自由动力和自由目的及其整体一样，“我的每一个活动，哪怕是最小的活动，都是完全自由的”[1]。不过，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构建的主体自由性发挥，并不意味着人的有关理论自由建构是任意的、随意的，甚至没有理性节制的。其实，它恰恰说明，在人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建构中，构建行动往往具有理智意向性，甚至经常被理智意向性所规定，所以，人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建构自由行动，其实也得受这样那样的文化制约，就像我们平常所认识到那样，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必然、必须受客观存在着的物质现实性的制约。也正由于此，笔者认为，人类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建构动机是极其复杂的，人的远程教育合作活动及其文化理论构建的愿望是多种多样的，正是因为物质现实性的多种可能性和人的自由建构意志的多元性，才导致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自由建构呈现出种种与众不同的心理需求和观点认识。
1.知识习得假设论
在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构建的自由存在论中，自由的知识语言习得假设成为一种最有意思的观点。按照其代表性人物斯蒂芬・狄・克拉申（Stephen D Krashen）的认识，语言合作应当是人类合作的最初起源，谁曾见过不与他人交流的语言呢？语言的特性决定它必然会将两个以上的主体联系在一起，使他们通过彼此间的合作，掌握更多的知识及其话语权。因此，在远程教育中，知识的语言习得假设，成为各个开放大学及其教师、学习者走向合作办学、合作教学和合作学习的一个重要原因。作为一种合作文化理论假说，它可以分为五个类型：一是“区别假说”（The Acquisition―Learning Hypothesis），其理论核心就是克拉申对人的“知识语言习得”和“知识语言学得”做了区分，按照他的观点，“知识语言习得”是潜意识的合作过程，是学习者注意意义的自然交际的结果，而与之相对的“知识语言学得”则是指一种有意识的语言学习相互支持过程，即通过开放大学教师的讲授辅导，以及学习者有意识的练习、记忆等活动，达到对所学知识的了解和掌握；二是“监控假说”（The Monitor Hypothesis），根据这个假设，克拉申认为，人的“语言知识习得系统”与“语言合作学得系统”的作用各不相同，“知识语言习得系统”成就的是一种人在潜意识中获得知识语言的能力，它是真正的语言能力，而“知识语言学得系统”，则开发的是一种人的有意识的知识语言获得能力，它是人类大量使用知识语法规则监控能力的必然结果，二者的存在，都以与他人的知识文化交流为目标，它们的出现与作用，都是在学习主体与其它主体的互动合作中实现的；三是“输入假说”（The Input Hypothesis），依据这个假说，克拉申提出，只有当习得者接触到“可理解的知识语言输入”，即略高于他现有语言技能水平的第二方、第三方的知识语言输入（这种输入或许是由他人或学习机器来完成的），而他又能把注意力集中于对知识信息或知识意义的理解而不是对形式的理解时，才能产生知识习得，这种知识习得其实恰恰正是远程教育合作及其教学一直追求的理想目标，据此，他提出，理想的远程教育知识输入应具备可理解性（comprehensibility）、既有趣又有关 （interesting and relevant）、非语法程序安排 （not grammatically sequenced）、要有足够的输入量等特点的观点；四是“情感过滤假说”（The 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克拉申认为，有大量的可理解的“知识语言输入环境”并不等于学习者就可以学得很好，原因是在学习者的知识语言习得过程中可能还会受许多情感因素的影响，只有知识语言输入经过了其他主体的巧妙情感过滤，这些知识语言才有可能最终被学习者完美地“吸收”（intake），反之，如果其他主体的知识语言输入情感屏障性较高，他们获得的有效知识语言输入量就减少，他们的远程学习效果也就差；五是“自然顺序假说”（The Natural Order Hypothesis），根据这个假说，克拉申认为，学习者对知识语言结构的习得是按照由外到里、由浅入深、先简后繁、先易后难等知识语言习得自然顺序进行的，在远程教育过程中，为学习者提供支持服务的那些合作主体，不论是开放大学及其教师，还是其他学习者，都应当按照此顺序假设操作，只有如此，才能切实提高学习者的远程学习效 率[2]。由此可见，知识语言习得假说论的确是远程教育合作及其文化理论建构的重要动力之一。
2.交际能力锻炼论
在种种建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的呼声中，交际能力锻炼论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建构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借助其覆盖全社会的远程开放大学系统，为学习者的广泛交友、相互切磋、互帮互学、学会学习、学会做事、学会做人、培养人脉、练达人情、共同进步提供一个平台。由于开放大学的学习者都是成人，都有自己的职业背景，广泛分布于社会的各个界别、行业和阶层，因此，广泛的交际不仅有助于学习者在校的合作学习，而且有助于他们校外的工作合作。当然，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许多学习者才非常看重开放大学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氛围，并通过其“天网、地网和人网”“三网合一”的互动平台，寻觅知音，有的学习者甚至发出倡议，与其他同学共同做事，为社会服务。具体到我国电大而言，就是许多学习者充分利用中央电大、省级电大和地市电大的“三级互动”平台，跨时空、跨地域、跨专业、跨年级漫游交友，寻求合作学习、合作做事的机会。笔者认为，作为一种社会型大学，成人学习者的这种交际能力锻炼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由于他们大多是社会人，在社会生存、人生规划、事业发展中，都离不开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少不了与形形的人群打交道，所以，开放大学的这种人际交往能力锻炼，很可能非常有助于他们事业发展的成功。就像美国心理学家卡耐基所断言的那样，一个人事业的成功，30%取决于才能，70%则取决于其交际能力的大小。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远程教育合作活动开展及其文化理论建构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同时也印证了功能派文化理论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社会制度是构成文化的真正要素”。那么究竟什么是制度呢？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而制度博弈论的代表人物安德鲁・肖特（Andrew Schotter ）则认为，“在一个人群P中，当其中的成员在一重复出现的境势Γ下，作为当事人常规性的R而成为人群P中共同知识时，它才成为一种制度”[3]。我们不妨把这个“P”当作是远程教育合作及其文化为学习者所提供的知识信息和交际能力，显然，正是为了这个共有的知识信息和交际能力，远程教育合作及其文化才生生不息，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建构才不可或缺，并成为人类社会有组织的、非常有意义的理论体系建构活动之一。正是它，不断推动我们致力于建设和完善远程教育合作这种奇特的“社会制度”，让开放大学及其教师和学习者在合作这一事务上，不断地和某些社会机构、社会团体、社会人群进行交往和联络，让他们在一种规律性的、技巧性的社会交往过程中，获得知识和人生的增长点。基于此，笔者认为，交际能力锻炼论肯定也是促进远程教育合作及其文化理论产生的重要原因。
3.教学交往情感论
在远程教育中，人们发现，由于失去了面对面的传统教学情境，教师的教学失去了与学生交往的现场亲切文化氛围，原来他们所掌握的那种课堂教学情感策略一时找不到表现的对象，最终导致英雄无用武之地，从而使其教学顿时变得黯然失色，失去了生动的知识渲染力和暗示力，而学习者也因为无法感受到教师现场教学丰富的情感表现元素，其课程学习体验变得索然无味。特别是在网络自主学习时，由于面对的是抽象、单调、贫乏的文字符号知识文本信息，失去了传统课堂教学情境里那些与他们同样充满激情的同学们的呼应和支持，他们的学习顿时变得孤独和落寞。在一个因为情感缺失而导致知识缺失、文化缺失的个人化教学情境里，学习者与人交往的欲望激增，那种曾经被虚拟学习冷却和固化了的学习交流热情再次被激活和焕发出来，他们渴望开放大学能够给他们创设和提供一种充溢着丰富教学交往情感那样的再现式课程教学情境，由此，远程教育合作及其文化理论构建命题以一种人们不曾想到的方式被提了出来，教学交往情感因素由此上升为影响远程教育质量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笔者认为，在远程教育教学过程中，对象进更多主体情感体验的课程教学模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呼唤，如何创设一种能够卷入更多教育主体――不论是教师还是学习者，无论其身在何处，都能积极参与的合作教育、合作教学或学习模式，成为研究远程教学、远程教育合作文化及其理论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惟因如此，我国学者洪梅指出的那样，“教学过程的本质由两种根本关系决定：交往关系（主体――主体）和认识关系（主体――客体）”，“教学是一种特殊的认识过程和交往过程”[4]。这说明远程教育系统就是一个由主体与主体相互交往、相互作用的合作教育系统，通过师师、师生、生生的交往互动和共同发展的合作教学和学习模式，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合作教育文化氛围，为师生们授业解惑、学习知识、掌握技能、养成习惯、个性发展等，提供了一个便捷、高效的途径，并且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人人更加乐于接受的创新性的教学体制和学习机制，而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的研究，显然有助于这个创新性教学体制和学习机制的建设。这说明，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的建构也是远程教育教学交往情感渗透的必然选择。
4.教育沟通渗透论
远程教育合作文化及其理论的出现，也是教育沟通理论诞生的必然结果。由于人类社会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和学习型社会，国民教育体系与终身教育体系的沟通已不可避免，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沟通已成为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现代远程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沟通初现端倪，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证书相互沟通的倾向已非常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构建适合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远程教育“立交桥”，形成一种与各种教育相互融通的课程互选、学分互认、当量替换、一专多能的远程教育合作机制，以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远程教育教学资源共享，促进全民学习、全域学习、全面学习和全程学习，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正由于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努力建立符合国情的职前与职后教育培训相互贯通的体系，使初等、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与培训互相衔接，并与普通教育、成人教育互相沟通、协调发展”，在当前这样一个急剧变革的社会时代里，“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教育内在规律相适应、不同类型教育相互沟通衔接的教育体制”，“为毕业生提供继续学习深造的机会”，已成为新时期我国各级各类学校事业发展的重要任务。电大也不例外，它必须在建设学习型国家中担当主力军的角色，为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均衡、协调和持续发展。与此同时，在远程教育教学和学习过程中，学校之间的相互沟通、专业之间的相互沟通、课程之间的相互沟通、教师之间的相互沟通、教师与学习者之间的相互沟通、学习者之间的相互沟通，也是非常有必要和具有现实意义的，因为这种沟通，不仅活跃了开放大学的校园活动文化氛围，缩短了沟通主体之间的心理距离，而且还极大地提高了教学效率和学习效率，保证了远程教育的品质和质量，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它还成为开放大学发展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的有效手段。 因此，笔者认为，沟通教育是一种非常富有创造性的教育方式，它是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表征着远程教育离不开主体之间的信息传播、交往、交流特性，也表明远程教育离不开“若干人或者一群人互相交换信息的行为”（《大英百科全书》）。就像我国学者王泽英所言，沟通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沟通指以符号、记号为媒介实现的社会行为的交互作用，即人们在互动过程中通过某种途径或方式将信息传递给对方接受信息的人”，“广义的沟通则是人类整体的社会互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仅交换观念、思想、知识等信息，而且交换相互作用的个体的全部社会行为”，“沟通的本质是人们之间的信息传递与交流”，“信息的交流在于符号，在符号互动意义上实现沟通”，“所以符号互动论者常将‘互动’与‘沟通’通用”，二者“虽然名称不一样”，但本质相同。他还认为，沟通活动可分为四个层次：一是“自己和自己的对话称为自我沟通”；二是“在少数人之间的沟通称为人际沟通”；三是“组织和其成员、组织和其所处环境之间的沟通称为组织沟通”；四是“职业传播者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将大量的信息传递给众多的人称为大众传播”[5]。根据他的认识，我们可将教育体系之间的沟通称为教育沟通，学历证书之间的沟通称为学历沟通，专业之间的沟通称为专业沟通，课程之间的沟通称为课程沟通，教师与学习者之间的沟通称为教学沟通，学习者之间的沟通称为学习沟通。这充分说明，沟通已经渗透到远程教育的各个层面，作为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的基本内核，它已经渗透到了国家的远程教育体制、制度和战略之中，渗透到开放大学办学及其学科、专业、课程、资源、教师和学习者等多种多样的丰富社会关系层次之中，已经成为开放大学远程教育事业发展和运行的重要活动方式。也正由于这一点，笔者认为，沟通教育至关重要，它是远程教育文化生生不息和远程教育文化理论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动力。
5.教学互动诱发论
众所周知，远程教育是一种互动教育模式，在这种教育模式中，教师之间的互动、教师与学习者之间的互动、学习者之间的互动、学习者与学习资源的互动司空见惯，这些千姿百态的互动形式形成一个个丰富多彩的远程教育互动圈，装点着远程教育这个时空跨越、教学分离的教育模式的大风景。可是，究竟什么叫互动呢？就是事物相互之间的来回往复运动，它包括相向运动、相交运动、相对运动等丰富形式。其实，在自然科学中，物理学最早阐述了互动的概念，以解释物体或系统之间的作用和影响，说明能量守恒定律。而在社会学领域，互动则是指各种社会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作用和关系，人们借助它来解释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形成了具有丰富理论内涵的“社会互动论”的学说。在今天，伴随着全球信息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交往范围、交往手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事物之间、系统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进入了新的层次。在这种情况下，互动关系研究引起社会多方的关注，互动概念被应用到越来越多的领域。远程教育的互动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人们提出来的，被人们用于描述远程教育媒体教学环境里，教育主体与其他主体和教育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教与学行为模式。按照迈克尔・穆尔（Michael Moore）和格雷格・基尔斯利（Greg Kearsley）的观点，互动理论的出现，乃是因为在远程条件下，教师和学习者之间出现地理距离和物理距离而引发的。由于这种可能造成教师和学习者之间产生文化隔离或误解的时空屏障的存在，因此有必要设计一种合作教学模式或学习模式，促进和推动教师和学习者冲破孤立彼此的那种天然存在的“交互距离”，以便打破时空束缚，消弭由于时空距离存在而导致知识学习被隔离或产生误解的可能性。穆尔和基尔斯利指出，“互动距离是由于教师与学习者地理上的距离造成的理解和交流的空缺，这种空缺必须用教学设计的一些专门步骤与互动支持来弥合”，“互动距离就是导致交流缺失的物理距离，是教学者与学习者之间存在误解的可能性，必须由特别的教学技术来弥合的心理距离”，“互动距离是一个连续变量，而非离散变量”，借助大众传播媒介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现代教育技术，可以改变远程教育中存在的教学时空离散教师和学习者彼此的窘迫问题，让教师与学习者、学习者之间通过远程教育媒体进行对话，并借此形式彼此“积极主动地倾听”，从而在别人富有启发性的思想的激活下“提出更有价值的意见”，从而把远程教育教学和学习转化成一种“有指导的教学会谈”，一种“以学习为目标的指导性对话和带有助学特征的对话”，这样“师生之间交流的感觉可以提高学习的愉悦程度和学习动机”，“这种感觉可以通过完善的自习教材和适当的远程双向交流进一步强化”[6]。依据他们的观点，教学互动是远程教育的有效模式，正是教学互动模式的诱发才导致独具特色的远程教育教学合作文化和学习合作文化模式的出现。因此，在研究具有传奇特色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教学互动诱发论”的贡献，它的存在，也是推动我们不得不研究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的重要力量之一。正如马克思曾明确指出的那样“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6]。
6.教育水平相长论
以交互为特征的远程教育合作活动及其文化繁荣最明显的效果，就是导致教育主体彼此之间教育水平的持续提高，使得开放大学之间，以及它们与其它类型的大学和社会相关机构及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办学进入一个规范、有序、和谐的新天地，使得教师与教师、教师与学习者之间的合作教学进入默契、融洽和友好的新境界，同时也使得学习者之间的合作学习进入快乐交友、互学互帮、共同进步的新时代。一言以蔽之，就是它，推动教育主体之间进入一个相互促进和共同增长的良性运行状态，呈现出教教相长、教学相长、教研相长和学习相长的可持续发展态势。可见，基于合作文化模式为基础的远程教育催生出许多在传统教育中不曾看到过的教育亮点，在政府主导、统筹规划、分工协作、相互促进的政策引导下，各教育主体之间不断地拓展战略对话的渠道，寻求合作的机遇与可能，从而进一步激活了彼此的教育活力，强化了开放大学共商发展、共话发展的校园文化氛围。与此同时，由于各教育主体之间信息意识不断增强，信息摄取能力大幅度提高，已形成了一种信息互通、知识对称、增长均衡的远程教育教育机制，其共图发展、共谋发展的教育潜力已初现端倪。当然，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由于各教育主体都在不断致力于整个社会系统的远程教育资源整合、战略重组、体制创新、机制优化，适时采取一种优势互补、行动协调、集约经营的合作策略，这无形之中提升了各自的教育实力，为其共同发展和共赢发展创造了契机形成了一种共促发展、共荣发展的远程教育事业发展新格局。当前，随着远程教育合作观念的日趋深入人心，一个教育主体共同发展、共享发展的大好局面正在形成，因为合作及其文化，远程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持续发展的动力性大大增强。笔者确信，远程教育主体之间的教育相长必然要求人类大力发展远程教育合作文化及其理论，而这，恰恰是“教育水平相长论”出现的一个深层原因。
德国哲学家康德指出，“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一个人”，“人，只有人，才必须接受教育”。教育是人从自然人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变为一个有血有肉的自由人的唯一方式，而远程教育正是一种可以让更多的教育主体参与进来、活动起来、团结起来、发展起来的合作文化发展模式，才使得它自身成为人类教育文明中一道宏伟、壮丽的风景。毫无疑问，远程教育合作文化正是开放大学及其教师和学习者主体获得“自由”的“全部精神存在的类本质”，正是它，才使得其合作文化理论成为我们“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自由的人必须接受自由的教育，自由的教育必然是一种更加灵活开放的教育方式，远程教育作为一种更加灵活开放的教育方式，正是因为它所拥有的这种与众不同的合作文化品质，才使得它成为无数自由人从伴随他们由生到死的社会规定性中解放出来的伟大确证。惟其如此，我们说，正是远程教育合作文化，将无数深陷其中的自然人、社会人转化成为一个个独立的、活生生的远程教育主体，让他们在天各一方、彼此疏离的自然世界里，共同协作，守望自己心中那一片美好的精神家园。由此可见，远程教育合作文化及其理论是让教育主体保持自己独立自由尊严的“最后一片栖息地”，作为一种自由存在的教育理论，它已成为促进人性自由、教育自由、人格自由的一种强有力的思想工具，并使得远程教育越来越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以人的自主选课、自主学习为其终极文化旨归。
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从自然存在论，向自为存在论，向自觉存在论，直到最后向自由存在论的进化历程表明，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的远程教育文化情境并不能自由选择，但是可以确认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自由选择合作文化方式，来实现对于并不自由的文化情境的超越，如恩格斯所言，“许多人协作，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9]。由于人具有至高无上的自由选择权利，这就使得人对于环境、处境和情境自由超越，成为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的建构恰恰是因为和人的自由超越权紧密地结合了起来，结果也就赋予它可以由人来自由建构的无限可能性，而这也正是远程教育合作理论生成的奇妙之处。诚如萨特所指出的那样，行动对于人类现实来讲，就是通过行动超越世界简单而又稳定的决定论，以在世界的物质性中改造世界，人的存在应该归结于行动，而行动的首要条件就是自由，因此，人的存在就是自由。可见，正是由于人的自由创造，使得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从虚无中一步步走向自由，正是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的诞生，又将人类一步步从自然王国引向自由王国。
按照康德的有关观点，笔者认为，建立在“自然存在论”基础上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究其实质仍然是一个纯粹的理论科学，而建立在“自由存在论”基础上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却是一个实实在在、名副其实的实践科学，它们的分野就是“学”和“用”的关系。不可否认，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的建构，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学以致用”，因此，将来自“虚无自然”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理论科学”转化成“自由存在”的“实践科学”，正是远程教育理论工作者的责任。把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从“虚无”的此岸世界中赎救出来，是我们的职责，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真正达到“存在”的彼岸。由此，笔者坚信，来自“自然存在论”这种“虚无”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是我们研究的起点，是我们研究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的形式起因，而来自“自由存在论”这种“存在”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则是我们研究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的必然归宿。将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从“自然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和“自由的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的本质差别不同功用区别开来，决定着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理论建构，必须按照从自然建构到自为建构，再到自觉建构，直到最后进行自由建构的因果律去进行。
[参考文献]
[1] 萨特. 存在与虚无[M]. 北京：三联书店，1997，（1）：565.
[2] 李研. 对于“斯蒂芬・克拉申”语言学习和语言习得划分的回顾和
评析[J]. 邯郸学院学报，2007，（2）：106-108.
[3] 黄卫华. 经济转型中的制度[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4）：36-39.
[4] 洪梅. 教学过程的交往性本质浅探[J]. 江苏教育研究，1990，（3）：
13.
[5] 王泽英. 他你我的世界（导论）[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00.
[6] [美] 迈克尔・穆尔，格雷格・基尔斯利. 远程教育系统观[M]. 王一
兵译. 上海：上海高教电子音像出版社，2008：222-223.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
4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