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新想法
1956年，中共政治上的调整，直接目的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实现国家工业化战略目标。然而，等领导人关于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些新想法的产生，则直接与苏共二十大有关。苏共二十大的召开，特别是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错误的秘密报告，震动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苏联的教训中，中共领导人觉察到了权力过分集中带来的弊端，希望通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来防范这些弊端。多次谈到制度问题。他说：“集权集得多也有好处，就是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搞起来了。但是，也有毛病，也带来了阴暗的一面，就是容易缺乏民主，忽视民主，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很容易生长出严重的，把旧社会残留下来的东西保留下来，甚至更浓厚起来。我们的制度要求我们不仅不能扩大和怂恿这种事情，而且要防止这类事情。”“忘记了民主，结果是滥用权力，强迫命令，。”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民主扩大”。7月8日，他在接见南斯拉夫大使波波维奇时说，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实现，已使国内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现在可以扩大民主了。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正在从事研究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体制问题，以防过分集中所带来的缺点和阴暗面，也就是。另一方面，也将便于我们动员一切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7月21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系统地说明了他关于“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观点。他说：“我们处在国际紧张局势肯定地趋向和缓的时期中”，“世界战争推迟的可能性加大，便于我们争取时机加速进行经济建设”。同时，“国内形势的变化，使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余地越来越小了，也就是说的威力把反革命打垮了。现在，虽然反革命残余分子还存在，今后也还会新产生一些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但是比起解放初期的情况来是大大不同了。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估计，必须认识到我们人民民主的巩固性”。应该继续。“但是，由于我们的更加巩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更加强大了，所以我们的民主就应该更扩大，而不应该缩小。”他指出，的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对苏、美比较中，等人表现出对美国政治的兴趣。据邓小平说，对于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美、法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类似的话不止说过一次。据薄一波回忆，在《论十大关系》的口头报告中有一段话，谈到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说：“我国宪法规定，地方没有立法权，立法权集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条也是学苏联的，因为起草宪法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一些同志：是不是应该这么写，据说苏联是这样，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但美国似乎不是这样。美国的州可以立法，州的立法甚至可以和联邦宪法打架，比如宪法上并没有剥夺黑人权利这一条，但有些州的法律就有这一条。似乎财政和税收方面，州和州的立法都不统一。美国这个国家很发展，它只有一百多年就发展起来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我们恨美国那个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实在是不好的，但它搞成这么一个发展的国家总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看起来，我们也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不只是，、刘少奇等人都谈到过这个问题。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级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文献来发现问题。”刘少奇说：“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所采用的一些民主比我们现在的一些民主办法甚至更进步一些，我们比那个时候不是更进步了，而是更退步了。”他甚至以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功成身退为例，说：“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呢？”可见，、刘少奇、等人认真考虑过借鉴西方民主制度的某些形式的问题。当然，他们是把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某些民主形式严格加以区别的。
派还需要存在吗
扩大民主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提出共产党与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中国的派与中共有长期合作关系。建国之时，中共把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纳入新政权，形成了“联合政府”。第一届中央政府，6个副主席，派有3个；56个委员中有23个派人士。派的组织也有所发展，吸收了一批文化界和工商界的中上层代表人物。1951年1月召开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专门讨论派的组织发展问题。在听取汇报时说：去年说要巩固，今年说要发展。中国人口四万万七千五百万，所有派不到二万人，今年发展一倍也不过四万人，并不算多。中共中央提出《协助各派发展党员的建议》要求各大中城市在1951年协助派发展成员一至二倍。1950年底，登记的各派成员总计不到1．3万人，到1952年初，派在国内成员的总数为3．2万余人，比1950年底翻了一番多。
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以后，派的前途成了一个有疑问的问题。在1953年6月至7月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指出，党内出现了想利用普选的机会来排斥派的“错误倾向”。他不得不在会上明确：“我们要把资产阶级、派、民主人士等一直引导到社会主义。”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派在国家政权机构中仍占有一席之地。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选出13位副委员长，民主人士有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达赖喇嘛・等人。36位国务院部委部长、主任，有十多位民主人士。1954年12月19日，召集参加政协会议的部分党内外人士座谈，专门谈到政协存在的理由及其性质。他说，有了人大，并不妨碍成立政协。政协不能搞成国家机关，但也不仅是人民团体，而是“各党派的协商机关，是党派性的机关”。这事实上确定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体制。
在进入社会主义以后派是否继续存在，又成了一个有待明确的问题。既然认定“派的大多数代表着中国的资产阶级”，“同派的合作实质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合作”。民族资产阶级不存在了，派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因此，在三大改造高潮以后，中共党内的怀疑和抵触情绪在上升。据李回忆，党内不少人认为派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终结，说“派可有可无，寿命不长了，最多不过维持三五年也就完了”，主张要以斗争为主，“少统多战”。派内部不少人也感到派可有可无。在1955年1月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派人士反映：“宣传总路线以后，派成员中对派产生可有可无的思想。宪法公布后，虽有改变，但尚未完全解决。”上海有民主人士说：“派工作干部认为自己好似锡箔店中做伙计，明知无前途，只好干。”
然而，最高决策层并没有放弃派的想法，李领导的中共中央统战部显得更加积极。他们强调派的进步，希望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派“还应当同我党一起继续存在下去，并且继续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1956年1月间，由李主持起草了《1956年到1962年统一战线工作方针（草案）》（简称《七年方针》）。在1月28日给中央的送审稿中提出，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成了“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各派和工商联“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团体”。此前，在1月25日中央统战部向中央呈报的另一件请示报告中，更明确提出：应当肯定各派和工商联“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党派”。有趣的是，在看了这个文件后并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妥，他把文件批给了邓小平：“此件看过，觉得可用，请酌办。”但在审阅《七年方针》时提出了异议，他认为“这些提法不妥”。中央统战部随即取消了这些提法。
2月16日至3月3日，中央统战部主持召开第六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2月28日，李在会上就“1956年到1962年统一战线工作方针”作发言。会议通过了《1956年到1962年统一战线工作方针》和《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关于帮助派工作的意见》等文件，这两个文件由中共中央批转全党。这次会议关于派的政策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为派的政治角色重新定位。李的发言没有再提“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但指出“派已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为社会主义工作的政治团体”。会议着重批评了统一战线工作存在的“关门倾向”和“右倾保守倾向”，这种倾向表现为对派和派人士发生的很大变化估计不足，没有给以应有的信任。第二，把教育工作提到“中心工作”的位置。认为统一战线内部仍将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但是今后这种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有可能用说服教育的方法来处理，提出在统一战线中把教育工作作为“中心工作”。为了落实以教育为中心的精神，中共中央决定，仿照中央高级党校的办法，设立社会主义学院作为派、民主人士的“高级党校”。3月27日，社会主义学院以全国政协常委会名义决定成立，亲自为学院命名。第三，有条件地支持派发展组织。从1953年下半年起，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兴起以后，各派在组织上就“很少发展甚至没有发展”。到1955年，各派成员比1952年只增加几千人，总数为3．9万人。各派对这种状况不满，都有发展组织的要求。据李说，“这成了他们的一个共同性的要求，不是少数上层人物的希望。他们的会员代表和地方组织都提出意见，我们要替国家作一点事，我们要有一点本钱，要增加一点本钱”。对此，李的态度是，“应该赞成他们，让他们去发展”。“七年工作方针”的文件则说：“各派有可能发展党员的，应该加以赞助。”第四，要让派人士有事可做。发挥政协、派和人民团体的作用，有计划地进行政治协商工作，吸收民主人士参加和协助调整内部关系，共同组织政治学习，经过他们加强联系和教育散在社会上的数量不少的旧中上层分子，要求中共基层组织争取派成员成为自己的助手，等等。
可见，李主持的这次会议，其意义在于明确在社会主义高潮出现以后派为什么继续存在下去，以及如何帮助派存在下去。至于“互相监督”，特别是让派监督共产党的思想还没有十分明确。
从“两个万岁”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除了李提出派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的提法没有得到高层认可，派将长期存在，这在中共最高决策层并不成问题。4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两个万岁”的说法，把它进一步明确了。、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是从两方面来看待派继续存在的作用的：一是它在知识界的影响力；一是它对执政党的咨询价值和对的监督作用。各派的成员中包括一大批拥有现代科学技术的专家学者和企业的经营管理人才。据1955年统计，全国教授、副教授7499人，其中派成员2110人，占28％；在全国高等学校正副校长、系主任以上的领导人员中，派成员占1／3左右。而且，派成员具有各种社会影响，尤其在民族资产阶级和各界知识分子中有着广泛的联系。因此，派无疑是未来建设必不可少的智力资源。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派的中介作用不可替代。
对于派，还有政治方面的考虑，就是要使共产党的干部“有所顾忌”，听到一些批评的声音。这个想法是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明确起来的。1956年4月19日，在听取汇报时说：“少奇说过：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哇哇叫，二怕民主人士发议论。我们搞两个万岁，共产党万岁，派万岁。”4月25日，的《论十大关系》报告，讲到党和非党的关系时再次说：要有两个万岁，一个是共产党万岁，另一个是派万岁，资产阶级不要万岁，再有两三岁就行了。（在公开出版的《文集》中，对的《论十大关系》讲话作了修改，删去了两个“万岁”的话，加进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字眼。据李回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字句并没有出现在这次讲话中，是“后来概括”的。）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他们是打倒一切，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的办法，很少能听到不同意见。弄得大家无所顾忌，这样做很不好。在我们国内是派林立，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5月3日，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传达讲话中，把“两个万岁”的思想提到政党体制的高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缺点，就是单一政党体制，它使民主少了，集中多了，不容易听到不同意见，这本身就包含着它的阴暗面。“一个党，就是一鼻孔出气，呼吸就不舒适，会使思想僵化，社会发展停滞起来。”
6月25日，李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发言。这篇发言事先经、邓小平审阅同意。在这个发言中，李把关于“两个万岁”的思想，第一次概括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李说：“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共产党和各派长期共同存在，互相监督，首先是对共产党起监督作用，是一个重大的方针。”他说，“宣告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是共产党的一条‘固定不移’和‘永远不变’的原则”。“固定不移”和“永远不变”引用的是1941年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的演说中说过的话。李再次强调了尊重派政治自由和独立性的问题。他说：“必须严格地尊重各派和人民团体在宪法赋予的权利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性，任何党派和团体对其他党派和团体的这种自由和独立都没有权力加以干涉。”在9月召开的中共会议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得到进一步明确。与李在6月全国人大会议上的发言相比，更加强调了“互相监督”的意义。邓小平在《关于修改的报告》中说：“这些党外的民主人士，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于我们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
派的响应和诉求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不久，全国政协即举行工作会议，研究如何根据这个方针开展工作。会议建议常务委员会增加会议次数，充实会议内容，除进行政治协商外，并可听取国家有关部门、派、人民团体和本会各单位的工作报告。会议还决定设立地方工作委员会，以加强对地方政协工作的调查研究和经验推广。民革等各派中央及其地方组织分别召开座谈会，交换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意见。主要媒体加强了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宣传，仅《人民日报》就先后发表了多位派人士的文章。
为了改进党同非党人士的关系，中共统战部门从3月开始，对党与非党人士的关系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检查。3月到5月，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秘书处党组首先进行内部检查，随后发动派、民主人士视察和检查统战工作，召开各种座谈会，听取意见。5月21日，中央统战部发出文件，要求全国各级统战部门组织和推动派、民主人士检查统战工作。邀请派和民主人士共同检查中共的统一战线工作，“揭发和批评”共产党员的缺点和毛病，这已经有了对共产党实行监督的意味。“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以后，检查进入第二阶段。7月和10月，中央统战部召开了两次派高层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各省市中共统战部也相开座谈会。
根据李的回忆，这两个阶段的检查中，从派方面听到的意见有相当大的区别。在前一段的检查中，党外人士提出意见最多的是，民主人士“坐冷板凳”和“不受尊重”之类的问题。然而，在6月以后，“统一战线内部出现了民主活跃的局面”，派提出的意见就越来越尖锐了。
派高层并不满意自己的政治陪衬的角色。“1949年后的派应该做什么？这是新政权下民主人士思考议论的一个重要话题。”章诒和说：“父亲（章伯钧）在民盟中央的一次讨论会上就主张政治监督，坚决反对把政治学习和教育改造作为民盟工作的重心。他说：‘那样的话，我们民盟就要变成教条主义者。’”1956年的政治形势似乎为章伯钧等派高层人士展示自己的政治抱负提供了一次机会。朱正说：“苏共二十大之后，提出十大关系和‘双百方针’，章伯钧、罗隆基感到政治格局可能有所变化，颇觉兴奋。”反右中，罗隆基在民盟中央作的交代中说：“在中共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章伯钧对我说，现在我们派大有可为。可以大做特做。”
根据李《回忆与研究》记载，在7月、10月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以章伯钧、章乃器为代表，向中共提出了尖锐、严厉的批评。章乃器对中央统战部1952年提出的以“中小为基础”的建议提出批评，认为这是团结中小、排斥打击大资本家，是制造阶级斗争。对过去协议的各派重点分工范围，章伯钧一再表示不满。他主张，要打破“防区制”、“包干制”。有人提出，中共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是“对九三学社的威胁”。从增强派实力出发，有人主张，取消民盟、民进、农工、九三学社四个党派，另组一个知识分子大党。可见，派希望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更大的发言权。
党与非党关系的不平等，是派批评的另一个重点。罗隆基、章乃器提出，共产党员和非党员不平等，党外人士怕党员，见到党员唯唯诺诺，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反映最普遍的是党外人士有职无权。章乃器说，他当粮食部长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对中共同资产阶级的关系也提出了批评。章乃器尖锐批评中央统战部有阶级斗争简单化、统战工作庸俗化的倾向。批评部分党员、进步分子怀疑和歪曲党的和平改造方针，工作执行得七折八扣，使商业者受到无情打击，要求重新审查“三反”、“五反”的案件，处分过重的予以。说“现在工商界只抬了半个头”，号召工商业者不要自卑，要敢于起来斗争。章乃器的这些观点在民主人士、资本家中受到欢迎。
章伯钧等人更加看重“互相监督”主要是对共产党实行监督这一条。他们提出，监督应有法律保障，派向政府部门应有质询权；派可以在人大中设立类似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党团”，每个“议会党团”有权单独向中外记者发表主张；政府部门和政协对派提出的批评建议，应认真处理，不得敷衍应付。当然，也有人持谨慎态度。在民建中央常委会上，对如何实行监督的问题上意见各异。孙晓村说，互相监督不能离开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原则，不能离开共产党的领导；互相监督不能理解为“互相对立，分庭抗礼”。对孙晓村的说法，有人赞同，有人反对。章元善等人就认为，不应该怕相互监督就会变成“分庭抗礼”，今后也不要提“分庭抗礼”这个意思，因为这样会妨碍对这一方针的正确理解，并妨碍各派大胆地对共产党进行监督。许多人不满意把安排民主人士当政协委员看作是政治待遇，不满意政协“开会轰轰烈烈，闭会冷冷清清”，“政协成了座谈的组织、举手的机构”的状况。章伯钧主张中国应实行“两院制”，使政协变成上议院，他提议各派领导人成立政治讨论会，定期讨论国家大事，向党和政府提出政策方针的建议。
可以看出，6月以后派的批评，已经不只是涉及中共党员同民主人士的合作共事关系问题，而且涉及党的领导、国家政治生活等广泛的问题，甚至涉及政治结构。如章伯钧提出的建立“两院制”、“议会党团”、“政治讨论会”的建议和“质询权”的要求，有引进“议会民主”的味道。章的主张给李的印象很深刻，以至他在20世纪80年的《回忆与研究》中，仍然认为当时派“有些人表露出向我们争取更多政治权利的倾向”。章伯钧的主张是否在民盟和农工高层酝酿过，不得而知，但在公开场合并没有得到呼应。李说，章伯钧关于“两院制”的主张“因高级民主人士反映冷淡而作罢”。
被搁置下来的制度安排
1956年，中共领导人并没有因章伯钧等人提出的一些政治主张而感到不安，中央统战部把北京和各地派的批评和意见汇集成7款48条，对派和民主人士提出的绝大多数的意见，给予了正面回应，并提到第七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讨论。这次会议在10月16日至11月8日召开，主题是进一步研究改进中共同派关系问题。
这次会议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仍然是在说服中共党内大多数人接受“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事实上，在关于“两个万岁”的说法传达下去后，党内就有许多人表示“不理解”。6月，全国人大明确提出并且公开宣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党内外都有人表示怀疑，“怀疑在资产阶级消灭以后，以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为基础的派为什么还能继续存在，怀疑这些党派继续存在下去究竟还有什么作用”。还有一些人，“害怕派对我们实行监督，担心这样会不会削弱党的领导，会不会惹出更多的麻烦，不好办事”。中共党内更有人表示不服气。他们说：“派有什么必要和我们长期共存呢？派有什么资格对我们进行监督呢？”非党人士也有人对这个方针能否贯彻表示怀疑，说“共产党里面有人不重视派，派里面也有人不重视派”，“长期共存没有必要，互相监督没有可能”。因此，会议认为，“还有必要依据文件向党内外作反复的阐释”。在中央统战部的“指示”中，从理论上对为什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提出三条依据：一是承认派的历史作用和政治上的进步，“没有理由不让它继续存在下去”；二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逐渐向劳动人民转化以后，派还有它的社会基础，就是“劳动人民的右翼”，“各派将成为这一部分劳动人民的政党”；三是党的工作不可能没有缺点和错误，我们当然首先依靠党内自我批评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监督，同时还要借助派和民主人士的批评和监督。李引用的话说：“共产党同派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以此表达长期共存、合作的诚意。
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中央统战部起草了一份《关于派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指示》，作为草案发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征求意见。在这份文件中，对于派的作用问题，共产党同派的关系问题，派发展组织问题，在派中吸收共产党员问题以及派的编制、经费、干部调动、生活待遇和物质设备等问题作出了更加具体的规定。在中共同派的关系问题上，更加明确地规定了要尊重派的组织独立性，强调中共同派是“平等的友党关系”。指出党对派的政治领导必须保持和加强，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党有超越它们之上的权力，决不意味着可以把它们当作附属的团体，决不意味着我们党可以去命令、干涉或者控制它们”。文件特别批评了统战部门一些人不尊重甚至不承认派的独立平等地位，常常通过它们内部少数进步分子“把持控制”它们的内部事务。如修改它们的文件草稿，干预它们的人事安排，控制它们的组织发展。派的许多事务必须取得统战部门的同意才能决定和实行等等。文件要求“彻底纠正”这种“错误做法”。
关于派的组织发展，文件规定，应“由它们自己决定方针和步骤，在它们联系的社会基础上自由发展”。统战部门尽可能地给予帮助。各派的发展是否仍然要有“重点分工”由各总部协商决定，协商的结果仍然保留重点分工，但不机械地划分范围；不再坚持发展对象以其所联系的阶级、阶层的中上层为主，发展地区以大、中城市为主的“建议”；不再限制其在铁路系统和工矿企业中以及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党员。可见，与年初出台的“七年工作方针”相比，关于派发展的政策进一步放宽了。
这个“指示”草案所阐明的观点和政策措施，是希望从制度上保障“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实行。如果按这个文件实行，派会有一个相当的发展，并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这个文件只是一个“草案”，而且只由中央统战部下发各地统战部征求意见，而不是由中共中央批转全党。它更多地反映了李及其领导的中央统战部的意见，并没有在党的高层形成广泛共识。后来由于反斗争兴起，这个“指示”草案自然被搁置起来，没有形成正式文件。
酝酿将《光明日报》、《文汇报》、《大公报》交由派主办
落实“长期共存”的一个重要举措，是酝酿把《光明日报》、《文汇报》、《大公报》交回由派主办。有几个人都回忆到这件事。徐铸成回忆：大约在六七月间，副部长姚溱到刚创刊的教师报社访问，对徐铸成说：“现在中央为贯彻‘长期共存’的精神，决定把《光明日报》还给民盟，请章伯钧任社长，原总编辑常芝青同志为中共老同志，中央决定撤出来，想请你担任总编辑，让我来征求你的意见。”徐铸成以他的班底都在《教师报》为理由，未予允诺。徐说：“后来怎么请出储安平的经过，我就不知道了。”另据章诒和写道：6月的一天，李把章伯钧、罗隆基、王芸生等人请到中央统战部开会，告诉他们：中共打算重新考虑“大公”、“光明”、“文汇”三报的归属问题，请他们就三报重返民间的问题进行研究和座谈。
徐铸成没有答应主持《光明日报》，却没有推辞出任复刊的《文汇报》总编辑。《文汇报》是一些爱国报人于1938年1月在沦为“孤岛”的上海租界创办起来的。1956年4月“自动宣布停刊”。这张联系了相当数量知识分子作者和读者的报纸为什么突然宣布停刊呢？公开宣布的理由，是教育部仿照苏联要办一张《教师报》，《文汇报》的全部人员北调北京参加《教师报》的工作。实际上是《文汇报》有些办不下去了。据徐铸成后来说，这倒不是因为受到中共中央的压力，而是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对党外报纸“采取歧视和排斥的态度”。“他们认为这样性质的报纸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我国也不应该有”，因此要“改造和逐步消灭”。一个时期“《文汇报》和《新民报》被压得气都透不过来”。1955年调来一位中共党员副总编辑，他对人说：“我到文汇报来的使命，是改造和消灭《文汇报》。”他的话是有来头的，徐铸成名义上是社长兼总编辑，实际上“只是可有可无的顾问”。文汇报社内部“不仅党群有矛盾，党内也有矛盾，墙内有墙，墙外有沟，一般干部对报纸前途都没有信心，过一天算一天”。最后不得不“自动宣布停刊”。
然而，《文汇报》的停刊，有些不合时宜。正当此时，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了推动百家争鸣，开辟发言之地，《文汇报》刚刚停刊就有人考虑它复刊的事了。《文汇报》复刊的主张，即使不是首先想到，也一定是经过同意的。7月下旬，中共中央宣传部分管新闻工作的副部长张际春约见徐铸成、浦熙修，正式通知他们中央已经决定《文汇报》复刊，要他们立即写出《复刊后言论方针》和《复刊计划》两份方案，迅速送中共中央审批。张际春还满足了徐铸成提出人事调动的要求。对复刊后的编辑方针，徐铸成很是踌躇，就如何宣传“双百方针”心中无底，于是向《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讨教。邓拓说：“我们已千方百计鼓励知识分子鸣放，但知识分子看来还有顾虑，不能畅所欲言。你们《文汇报》历来建立了知识分子的信任，你们要首先说服知识分子抛开顾虑，想到什么，说什么。广大知识分子思想上的障碍消除了，他们才能尽其所长，为社会主义建设尽其力量。我看这应是《文汇报》复刊后主要言论方针。”徐铸成大体按照邓拓的意见写了《〈文汇报〉言论方针计划》，送给张际春。张当面详细看一遍，对徐说：“很好，很好，你们不必等中央批示，先照此计划，着手筹备复刊工作。”不久，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方案，批文别写明“要让徐铸成同志有职有权”。徐铸成等人对上海主要负责人“早有些戒心”，想把《文汇报》办在北京，并由直接领导。以“没有直接领导一家报纸的先例”为由没有同意。上海是《文汇报》的发祥地，动员他们早日决定搬回上海出版。10月1日，《文汇报》在上海复刊。罗隆基负责，徐铸成任总编辑。
2、建立乡镇党委书记与村干部定期交流制度。各乡镇党委书记每个月至少要召开2次与村干部交流会，认真听取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汇报，交流感情、发现问题，研究有针对性的工作措施，帮助所辖村党支部解决基层党建方面的问题。每次交流会时间不能少于2个小时，要有会议记录，记录要真实、详细，每月底将记录报县委组织部。对流于形式、走过场的，由部主要领导进行诫免谈话。
3、实施乡镇党政主要领导包难村、乱村制度。每个乡镇领导班子成员都要建立党建工作联系点，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首先要联系难村、乱村，长期深入所包村进行排查、调度，督促落实党建工作，带着感情深入群众中做工作，帮助解决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及时总结典型经验，强力推动后进村的整顿转化。同时，开展领导班子成员联系一个村、一个企业、一名党员、一名科技致富能手、一个贫困户、一个村民代表的活动，切实做到深入农村，服务农民，积极为群众办实事、好事，不断凝聚党心、民心。
4、建立乡镇领导班子成员参加村务述职会议制度。为加强对村级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强化村级干部责任意识，县委组织部下发了《关于建立农村村务述职工作制度的意见》，通过一年来的运作，村务述职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在今后村务述职工作中，乡镇领导班子成员要分头参加所辖村的村务述职会议，并对每位村干部的述职进行详细点评，认真提出整改意见，扎实推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
5、建立乡镇下派干部定期汇报工作制度。为充分发挥乡镇机关到村任职干部作用，各乡镇党委要建立下派干部定期汇报工作制度，每两周召开一次下派干部工作汇报会，汇报内容包括开展工作和目标完成情况,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等，突出问题和隐患由下派干部和乡镇党委共同研究解决措施。
一、 整顿的由来
1975年的中国，“”已进入第九个年头。社会上下对“”的厌倦情绪不断上升，人民希望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呼声更加高涨。因此，进行整顿，成为“”发动后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就是在这一年，邓小平临危受命，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整顿。
在全面整顿过程中，邓小平把科技整顿摆到重要位置。1975年7月11日，他提出：“科学院急待整顿。”经请示同意，邓小平调到科学院主持整顿工作。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是由三科（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全国科协）合并而成的，除领导各研究所外，还担负着原国家科委的职能。因此，对科学院的整顿也可以说是对全国科技战线的整顿，是对党的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拨乱反正。
当时科学院的主要问题在于：（一）科学院过去执行的正确方针、政策，遭到批判和否定。如1954年中共中央对中国科学院党组报告的批示、1956年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文件、1961年中共中央批准的《科学十四条》和聂荣臻的《请示报告》、1962年广州会议的文件和报告，一概予以否定。对“”前17年的科技工作，说成是修正主义黑线统治。誉为“科技宪法”的《科学十四条》被说成是“修正主义纲领”。（二）科学院的党政大权被“”的帮派势力篡夺。1967年初，造反派夺取了科学院的领导权，院党组成员全部被打倒，各所的党委基本上都已瘫痪。后来虽陆续“结合”了一批干部，但到1975年时，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中，组长郭沫若不可能实际过问具体工作，副组长周荣鑫在1974年底调往教育部，副组长武衡在1972年科技工作会议之后一直处于被批判的地位，而且身体有病，不能参加工作。副组长中只剩下一名军代表王建中。核心小组的实权实际上操纵在造反派头头手中，而且他们还自作主张搞了个“列席成员”制度，让其心腹作为列席成员参加核心小组，以壮大他们的声势。（三）科学院的科技人员和领导干部受到批斗。大批科技精英被指责为 “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被赶进“牛棚”；科学院各级领导干部大多数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受到批判、斗争。
就是在这样的困难局面下，肩负党中央和邓小平的嘱托，走马上任，扛起了科学院的整顿大旗。
二、整顿的全面展开
1975年7月17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科技工作的受邓小平的委托同谈话，向其通知中央的任命：到中国科学院任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组长仍为郭沫若），加强领导，整顿科学院。并且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首先是党的整顿，搞好安定团结，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近期要完成三项任务：一是了解情况，准备向国务院汇报；二是搞一个科学院发展规划；三是准备向中央提出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名单。谈话后第4天，就在住同早几天已到科学院参加领导工作的李昌、王光伟商谈整顿工作。从这一天起他开始对科学院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
（一）批判派性，向中央提出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名单
消除派性，整顿好领导班子，是邓小平在1975年全面整顿中突出强调的重要问题。领导的科学院整顿正是这样做的。
中国科学院之所以出现那么多问题并长期得不到解决，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造反派组织的涌现造成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派性思想严重，以派性取代党性，不是用党性掌权而是用派性掌权。 在不同场合都批判了派性问题。他指出，现在搞派性就是搞资本主义，就是搞修正主义。搞派性的人，他们分裂革命队伍，破坏党的团结，搞乱部队思想。我们一定要彻底批判和消除派性。派性不消除，就不能贯彻落实安定团结的方针。他强调，在消除派性的斗争中，一定要把派性严重的头面人物和受派性影响的群众区别开来。即使对派性严重的人，也要首先进行教育，如果改了就欢迎，如果仍不觉悟那就要作组织上的调整。对极少数执迷不悟拒绝批评帮助继续搞派性的，则要坚决实行纪律制裁。其讲话态度鲜明掷地有声，在科学院产生了广泛热烈的反响。
为深入了解情况，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他走访了几十个研究所，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尤其是专家学者座谈会，每天从早到晚日程都安排得很满。时任秘书的梁金泉回忆说：“为了抓紧时间搞调研，耀邦中午不回家吃饭，常常是自己带个冷馒头，边吃边看材料，边吃边跟人谈话。在科学院的四个月里，耀邦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了调研和起草《汇报提纲》上面。他召开了大量座谈会，几乎跑遍了所有研究所。一天要看二三十封群众来信。”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认真听取意见和反复酝酿，主持会议，提出了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成员方案。不久，中央先后调进王屏、刘华清、胡克实等领导干部。10月7日，党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批准了改组后的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任命郭沫若继续任核心小组组长，任第一副组长，李昌、王光伟担任副组长，王屏、刘华清、胡克实等任核心小组成员，稍后，核心小组又增补武衡、王建中、秦力生、郁文。当时郭沫若已年老多病，实际上是主持科学院的日常工作。他废除了几年来造反派头头列席核心小组会议的做法，改变了核心小组政治、业务“一把抓”的现象，把行政业务和党的工作分开，专门建立行政办公会议，分派专人抓业务。科学院工作的领导权基本上集中在核心小组，干部的审查、任命，科研方针的确定等重大事项都由核心小组讨论决定。科学院新的领导班子的建立，为整顿工作的全面开展创造了条件。
（二）邓小平召开国务院会议，讨论通过《汇报提纲》（第四稿）
8月26日，邓小平要胡乔木就《汇报提纲》的修改同等一起议一下，并要求胡乔木亲自动手修改。还让胡乔木转告、李昌，要他们少在群众中说话，等提纲改好、国务院通过、批准了，让提纲自己说话，让群众在讨论提纲时自己说话。从这时起参与修改《汇报提纲》的，除了中国科学院的吴明瑜、明廷华，还有国务院政研室的于光远、教育部的甘子玉等人。9月2日，《汇报提纲》形成第四稿，题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这一稿与前三稿相比，在抹掉一些棱角的同时，不少针对性很强的原则性问题也被删掉了，文件内容由6个部分变为3个部分，集中和突出了汇报主题。9月3日，胡乔木将它面交邓小平，邓看了表示满意：这个文件很重要，不仅对科学院，而且对整个科技界、教育界和卫生界、文化界也起作用。同日，这一稿印发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征求意见，准备讨论。
邓小平决定9月26日下午召开国务院会议，讨论《汇报提纲》（第四稿）。为开好这个会议他作了充分准备。9月25日早晨，他得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对其中有关自然科学与哲学关系的论述有疑义后，特地把胡乔木找去，要他整理一组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自然科学与哲学关系的语录，说明《汇报提纲》在理论上是有根据的、站得住的，并将语录作为其附件在第二天早上编好印发。26日早晨，邓小平再约胡乔木谈话，要他去找纪登奎谈谈关于哲学与自然科学关系的问题，交换意见，以免下午开会讨论时出现不必要的分歧。
9月26日下午，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等人汇报，讨论《汇报提纲》（第四稿）。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王震、谷牧、孙健都参加了。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胡乔木、吴冷西、于光远，教育部长周荣鑫，国防工办主任方等列席了会议。
会议一开始，邓小平说，很久没有开这样的会了。他要求先讲讲概况，然后做重点说明。在汇报的过程中，邓小平多次插话，会议气氛比较热烈。
当说：解放以来，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我们用了二十几年时间，走过了资本主义国家一二百年的路程。但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不小的差距。邓小平插话：这一点要谦虚一点好。他在谈到科技工作的组织体系时说：全国科技战线专业科研机构有（一）科学院系统；（二）国务院各部委系统；（三）各省、市、自治区系统；（四）全国高等院校系统。专业科技机构共3309个，职工近40万人，其中科技人员15万人。邓小平插话：国防的在不在内？国防工办主任方强回答，国防工业7个院，96个所，13.6万人，其中科技人员4.8万人。邓小平说：一样多啊，加上他们，补充一个材料。有一半科研人员不写上，怎么能说明重要性呢？全国应加在一起。他汇报：中国科学院今后十年根本任务有三个方面。这三个任务的摆法：把生产需要摆在第一，第二是新兴科技领域，第三是基础科学。他说新兴科技方面自己很不懂。邓小平插话说，请教一些专家嘛。我对科学技术没有发言权，有些名词概念我也不懂。当他汇报科技路线时，讲到现在科技人员不敢讲红专时，邓小平插话：实际上是不敢讲“专”字，要说清楚。他汇报科学院整顿时说：科研人员每周只有4个半天搞业务。胡乔木插话说，看电影也占工作时间。邓小语嘲讽，那不是很好吗！文化娱乐。他说，大家不满意。邓小平说，怎么会满意呢？并感叹：这是不务正业，少务正业。他汇报科技人员住房、两地分居等实际困难问题时，邓小平说：不是一般的问题，高级人员的房子被占？要修些房子。他汇报到落实政策时，邓小平说：所、研究室领导不调整，很难说落实。一个县、一个工厂不把班子弄好，谁执行政策？你落实，他就落虚，归根到底是领导班子问题。他说自己有“辫子”。邓小平笑着说：辫子也确实有一点，比我强一点。我说过我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有时说错话，做错事。他们抓住不放，拆台。
接着邓小平鼓励等人要有信心，要相信大多数。他说，不高兴你们的人是少数，希望改变现状的是95%，相信这一点。最后，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了以下几个重要思想：一、强调科学研究工作要走在前面。二、要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三、提出科技人员也是劳动者。四、关于红专问题。五、要关心科技人员的生活。六、要办好教育。七、提出科技机构领导班子要有三套人，即党的、科研的和后勤的。邓小平的这些思想非常重要，后来以《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这次国务院会议原则通过了《汇报提纲》（第四稿）。邓小平指出，根据会议所提意见，抓紧时间再改出一稿，就可以上送了。
（三）《汇报提纲》共修改至第六稿，但最终没有批准下发
会后，按照邓小平9月26日的谈话，胡乔木对《科学院汇报提纲》又进行了修改，于9月28日形成第五稿。作为定稿，以、李昌、王光伟的名义报送邓小平。
《汇报提纲》（第五稿）内容仍为3个部分：一、中国科学院科研工作的方向任务。抹去了“成绩是主要的，必须加以肯定”和科技队伍“绝大多数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这样明确鲜明的论断。二、坚决地、全面地贯彻执行的革命科技路线。就是按照关于科技工作的论述，归纳整理成科技路线的十个方面，并提出对的科技路线必须进行准确的宣传。三、关于科学院的整顿问题。按照邓小平的要求，增补了一些内容。首先是增加了一条：调整和健全领导班子。另外在整顿机构这一项加写了一段话：“今后科技大学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一定数量的合条件的学生，结合专业实行半工半读，加速培养年轻的科技人员。”
9月30日，邓小平把《汇报提纲》（第五稿）报送，毛看后表示不满意，特别提出文件中引用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不曾记得讲过。10月14日，邓对胡乔木说，主席还没有把稿子退回来。这可是一件大事！24日上午，邓再次同胡乔木谈话。说主席退回了《汇报提纲》，要按照主席的意见再修改一次。10月底，《汇报提纲》改出第六稿，由胡乔木再送邓。但这时毛对邓及其领导的全面整顿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邓已开始受到指责批判，因此邓就没将第六稿送毛。这样，《汇报提纲》的起草和修改就此结束。
在随之而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汇报提纲》被“”列为“三大毒草”之一，印了低蚍莘⒌饺国批判。尽管这一文件最终没有批准下发，但在它的起草和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就得到了领导干部和广大科技人员的普遍欢迎。文件不仅把科技人员憋在心里多年不敢说的话大胆说了出来，使广大干部、科技人员耳目一新，而且也使人们从中看到了等人实事求是的作风和敢于斗争的勇气。
四、整顿的中断及影响
1975年的中国科学院整顿，实质上是在极端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试图消除“”对科技工作的破坏和影响，纠正党在科技事业上的“左”倾错误，把科技工作搞上去的一次努力。但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开展，包括科学院整顿在内的1975年全面整顿被迫中断。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批判。
但广大群众对批判等人十分反感。科学院的“小”多次想组织批判大会，群众就是不来参加，后来只好化整为零让各研究所分头去开。在院机关由几个科室联合在小会议室开批判会，能容纳百余人的会议室，只零零落落地坐了几十人，和李昌坐在台上一张小桌旁等待质问，那些造反派提不出像样的问题，有的问题只能使人捧腹。一次，造反派跳上台去指着他吼道：“你一到科学院就上窜下跳，到处开座谈会、讲话、作报告，蛊惑人心，你安的是什么心？”他当即反驳说：“教导，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党中央、国务院派我到科学院的任务是，提出切合实际的发展科学的规划，我不到各单位去调查研究，征求科学家、专家学者的意见，怎么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汇报？”又有的造反派追问：“你们在《汇报提纲》中说，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要走在前面，这不是在搞‘唯生产力论’吗？”他又反驳：“我不懂什么‘唯生产力论’，我只知道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没有瓦特发明蒸汽机，能有英国的工业革命吗？”他的反驳使造反派无言以对，只好退下，台下的群众却发出了阵阵赞叹声。
、李昌停职反省后，“”在科学院的干将自行改组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造反派头头自封为实际上的第一把手。他们还马上把《汇报提纲》送审稿私印成千上万份散发，作为批判的靶子。
10月下旬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连续召开七次座谈会，听取56个派驻机构工作情况汇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何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充分发挥派驻机构的职能作用，切实加强对驻在部门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监督，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何勇在听取汇报后，充分肯定了各派驻机构所做的工作。他指出，按照党中央的决策，中央纪委、监察部对派驻机构实行统一管理，是新形势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加强党内监督的一项重大举措，是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的重要内容。今年是委部全面实行派驻机构统一管理的第二年，在委部的领导下，派驻机构坚持一手抓统一管理改革，一手抓各项工作任务的落实，在学习贯彻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和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精神、落实惩防体系《实施纲要》、协助驻在部门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派驻机构的派驻意识明显增强，监督职能得到了加强，组织协调工作得到了规范和提高，建立健全了内部管理制度。总的看，派驻机构统一管理工作进展比较顺利，新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初步确立并逐步完善。实践表明，统一管理对于充分发挥派驻机构的职能作用，加强对驻在部门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监督，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何勇要求，要认真贯彻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切实发挥派驻机构的职能作用。要把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全会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首要的政治任务，切实抓紧抓好。派驻机构要结合驻在部门的中心任务，找准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从思想上、作风上、纪律上为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围绕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以人为本、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要求，更加自觉地研究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切实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服务。要进一步抓好惩防体系《实施纲要》的贯彻落实，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部署和要求，按照任务分工和时间进度，抓紧做好教育、制度、监督和惩治的各项工作，协助驻在部门抓好《实施纲要》实施意见的落实，督促、检查驻在部门党组（党委）落实牵头任务，推动《实施纲要》牵头任务的完成。版权所有
何勇强调，派驻机构要切实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把加强监督作为第一位的职责，认真做好对驻在部门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工作，紧紧抓住监督的重点对象、重点环节、重点部位，研究探索在新体制下加强对驻在部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有效监督的方式方法，把预防问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切实发挥新体制、新机制的作用。继续严肃查办违纪违法案件。进一步增强责任感，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强对案件分析排查，坚持依纪依法办案，努力提高办案的能力和水平。切实发挥组织协调作用。按照中央纪委、监察部的部署，结合部门实际，协助驻在部门党委（党组）抓好廉洁自律、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治本抓源头等各项工作的任务分解和组织协调，加强对工作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大力加强派驻机构的自身建设，着力提高对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有效监督的能力，提高依法执纪、依法办案的能力，提高发展党内民主、维护党员权利的能力，提高协助党委（党组）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能力。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和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自觉接受驻在部门党组织和干部群众的监督，努力把派驻机构建设成一支政治坚强、纪律严明、业务精通、作风优良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何勇强调，委部机关要进一步做好派驻机构统一管理工作，加强与派驻机构的联系，更好地为派驻机构服务。要加强分类指导，加强工作协调，进一步理顺与派驻机构的工作关系，及时了解派驻机构查办案件工作的情况，帮助解决办案工作中的问题，协调指导有关案件查处工作。及时总结、推广派驻机构的工作经验，促进派驻机构之间的交流学习。认真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的措施和办法。要进一步关心派驻机构干部的成长与进步，加强派驻机构干部任用、交流和培训工作，努力为派驻机构干部的成长进步创造条件。版权所有
一、选派干部的条件、名额、确定方式及有关待遇
1、选派干部的条件：中共正式党员；政治素质好、党性观念强；工作经验丰富，有一定的政策水平和组织协调能力；热爱农村工作，作风扎实，有奉献精神；身体健康。要重点从县直、镇（区）有一定培养前途和发展潜力的优秀后备干部中进行选派。
2、选派干部的名额：从县直党政机关（含一条编单位）选派20名干部到村任党组织第一书记，为保持工作的连续性，选派第二批村党组织书记原则上与第一批选派单位和选派村一致。各镇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派2-3名机关干部到村任党组织第一书记。
3、选派干部的产生程序：县直机关选派干部人选要与扶贫工作和“双联双促”活动相结合，凡县直机关有“双联双促”活动联系村的，由单位党组织研究确定一名选派干部对象，于11月10日前报县“双联双促”活动办公室，由组织部择优确定选派人选，于**年元月组织选派到位。各镇（区）选派工作由各镇（区）党委负责，研究决定选派人选，安排下派事宜，下派具体情况报县“双联双促”活动办公室。
4、选派干部的有关待遇：选派干部到村任职时间为一年（**年元月至**年12月底）。选派干部在选派期间只转党组织关系，有职务的不免，享受派出单位在职同级干部的一切政治、经济待遇。其中：县直党政群机关选派干部到村任职的，由派出单位每月发给选派干部生活补助费240元（按每天8元标准），交通费按规定报销。同时，派出单位要提供一定的村务活动经费，并与镇（区）党委妥善解决好选派干部食宿问题。
二、选派干部的职责任务
1、帮助联系村加强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选派干部要积极推进农村干部“素质工程”和“明白村官”工程建设，着力选精配强村级领导班子，注意培养选拔村级后备干部，不断提高农村党员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建设一支达到“五个好”标准的村党组织。要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切实理顺村“两委”关系，形成搞好新农村建设的合力。要大力实施“农村党员培养工程”，积极把致富能手、专业大户、退伍军人、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培养入党，增强农村党员队伍的生机和活力。要积极推进“党员安家工程”、“三级联创”、“两建三引”、党员中心户、无职党员“设岗定责”等党建主题活动，加强流动党员教育管理，充分发挥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2、帮助联系村发展村级集体经济。选派干部要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围绕“生产发展、生活宽裕”目标，立足村情民情，帮助选派村理清发展思路，研究发展措施。围绕壮大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增收的目标，在瞄准市场行情上下功夫，引导农民调整产业结构；在发展本地优势上下功夫，努力形成“一村一品”经济模式；在推进农业产业化上下功夫，培植一批龙头企业、主导产业。要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积极探索村级集体经济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善于用市场的办法，着力在发挥资源优势、盘活集体资产、搞好生产和流通服务等方面动脑筋、做文章。在为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增加集体收入，为全面加强农村公益事业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3、帮助联系村推进和谐社会建设。要围绕推进新农村建设，加强村级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改善村容村貌，改变农民生活陋习，提高农民生活质量。要积极推动农村党组织活动场所建设，在坚持标准、完善功能、发挥作用上下功夫，真正把村活动场所建成干部之家、党员之家和群众之家。要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建立健全和严格执行“一评”、“说事”制度和村务公开等各项规章制度，把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落到实处，推进联系村的各项工作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轨道。要协助做好维护农村稳定的各项工作，妥善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推进农村和谐社会建设进程。
4、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做好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工作，加强派出单位与驻点村的沟通联系，及时掌握“双联双促”活动情况，并向所在单位党组织汇报，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加强对党员干部联系贫困户工作的指导，促进“双联双促”活动任务的落实。
三、选派干部的工作方式
选派干部要在镇（区）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紧紧依靠村党组织一班人，充分发挥指导、协调、示范、带动作用。
1、要自觉接受镇（区）党委的领导。选派干部要按照镇（区）党委关于驻点村基层组织建设、经济建设等方面的部署和要求，配合驻点村党组织抓好落实。要经常向镇（区）党委汇报工作情况，听取意见建议，接受监督管理。
2、要正确处理好与村党组织特别是村支部书记的关系。选派干部要指导、支持和协助村支部书记抓好驻点村的各项工作，充分调动班子每个成员的工作积极性。要积极参与村党组织的工作，但不能包办村领导班子成员的工作；要积极出主意、当参谋，但不能搞独断或另搞一套。对村领导班子中存在的问题，要注意及时与村支部书记加强沟通，共同研究解决。
3、要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选派干部要谦虚谨慎，多向基层干部、群众学习，要坚持以服务基层、服务群众为己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尽心尽力地为驻点村办实事、办好事。对基层单位和群众急需解决的问题，要积极主动地出主意、想办法，帮助解决。各派出单位要在资金、技术、信息、项目等方面，对选派干部给予大力支持，为选派干部开展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四、选派干部的管理和考核
1、要加强日常管理。选派干部到村工作期间，与原单位工作脱钩，其党组织关系转到驻点村，纳入当地镇（区）村级干部管理范围，县直机关选派干部由县委组织部统一进行管理。派出单位党组织要配合当地党委搞好选派干部的管理，不能自行更换选派干部。各镇（区）选派干部由各镇（区）党委负责进行管理。
2、要建立工作日志制度。选派干部要认真做好到村任职期间的工作记录和民情日记，并定期向派出单位党组织和镇（区）党委汇报驻村任职工作情况。选派干部所在单位党组织要经常深系村，了解选派干部的思想状况和工作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积极支持他们开展工作。
近年来，××县公安局党委一班人思路清晰、意志坚定、决策果断，采取有效措施，强力推进“三基”工程建设，实现了××公安工作的历史性跨越，两年共修建了19个派出所办公用房，彻底消除了无房、危房派出所；投资230万元为思唐所、刑侦等部门添置警务用车28台，车辆从06年的12台增加到68台，消除了无车所；投资70万余元为派出所、刑侦、治安等部门添置惠普牌台式电脑153台，计算机从06年初的50台增加到248台，百名民警拥有计算机88台；09年共投入53.3万元经费用于派出所规范化设置、扫描仪、彩色激光打印机、练兵器材等设备，投入20万余元购置了19座的运警车一台。
为了深化和延伸“三基”工程建设，提高公安派出所“软实力”，为全县社会治安稳定奠定坚实的基础，我局于20__年6月27日在邵家桥派出所召开全县公安派出所规范化建设现场会议，迅速掀起新一轮派出所规范化建设的新高潮，会后各乡镇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大了对公安工作特别是公安派出所规范化建设的领导和支持力度，积极帮助解决影响和制约公安工作发展保障性问题。邵家桥镇党委以召开经济座谈会的形式，为派出所的基本建设投入鼓与呼，先后为派出所征得经济援助7万元，用于派出所购置电脑、办公桌椅及新建派出所小食堂，设置健身房等，最近为了派出所购置警务用车，镇党委书记罗凤同志亲自出面协调3万元的购车款，镇政府还从公益性岗位为派出所配备食堂工人1名。张家寨派出所在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积极协调各单位，争取援助解难，党委政府除解决了2万元外,另赠送了电视机一台和一套投影设备；各单位和社会各界共支持该所1万元。青杠坡派出所搬进新办公楼后，不等不靠,积极向镇党委、政府汇报，得到了镇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党委、政府除解决经费1.5万元外，另赠送了电视机和饮水机各一台；各单位和社会各界共援助该所3.3万元。该所紧紧围绕简洁、实用、价廉物美的原则，统一外观标，统一办公室设置，购置办公设备等。许家坝派出所搬进新办公楼后，对室内进行了规范设置，许家坝镇党委、政府解决派出所建设经费2万元;各单位和社会各界共捐助该所4万元;派出所设置了小健身房，添置了日常健身器材，将民警体能练兵日常化。并坚持每天1小时出操开展练兵活动，既加强了民警体能练兵，又加强了民警日常养成教育;鹦鹉溪派出所本着不等不靠,积极向镇党委、政府汇报，得到了镇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党委、政府除解决经费2万元外，另赠送了电视机和投影仪各一台。该所紧紧围绕简洁、实用、价廉物美的原则，统一外观标，统一办公室设置，添置会议桌、档案柜等办公设备；规范了双龙警务室的内务设置。塘头派出所搬进新办公楼后，积极向党委政府公安局汇报，向社会各界人士，各单位筹集资金，党委政府解决经费3.2万元,社会各界人士及有关单位共捐赠款10.5万元,党委政府捐赠电视机2台,民政局捐赠棉被12床,规范了派出所民警备勤室的设置；该所统一外观标识,购置健身器材一台,购置办公设备。
通过开展派出所规范化、正规化建设，进一步规范了派出所的内务设置，统一了外观标识，派出所的“五小工程”基本得以实现。全局共修建派出所民警食堂8个，各乡（镇）人民政府从公益性岗位为派出所配备食堂工人5人；完善派出所洗衣房和洗浴室建设，共添置了洗衣机13台、热水器19台，切实解决派出所民警生活上的后顾之忧；规范了会议室的设置，有7个派出所设置了多媒体会议室，全局共添置办(来源：文秘站 ）公桌椅165套、饮水40台、空调34台；规范了档案室建设，全局共添置派出所档案柜133个；共添置派出所书柜43个，规范了派出所阅览室设置，拓宽了民警业余学习平台，丰富民警学习生活。信息化建设不断深化，20__年各派出所新网添置微机28台，派出所民警达到人均一台微机办公，许家坝、塘头、香坝等6个派出所开通了qq警务，拓宽了派出所基础工作和服务群众工作渠道。全局共计投入派出所规范化建设资金181.11万元，其中公安局投入资金53.3万元，各乡镇党委政府投入37.03万元，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援助49.3万元，各乡镇派出所自筹资金41.48万元。同时，还进一步规范了派出所各项职责制度，统一了各类工作台帐、档案，进一步规范了警务公开内容。
通过开展派出所规范化、正规化建设，进一步提升了公安派出所整体形象，工作效率得以较大幅度提升，全局派出所共破获刑事案件50起，查处治安行政案件930起，行政拘留250人，有效维护了全县社会政治稳定，为创建“平安××、和谐××”作出了积极贡献。
1、健全乡镇党委党建工作例会制度。各乡镇党委要真正树立“科学发展是硬道理，基层党建是硬基础”的思想，充分认识到没有基层组织的和谐稳固，就不可能有县域经济社会事业的大发展。要进一步健全党建工作例会制度，每季度至少召开1次党建工作例会，专题研究党建工作，真正分析基层组织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实行党委班子成员分工负责制，对基层组织建设中的每个问题都要责任到人，限定完成时限，以工作制度的完善推动干事创业氛围的形成，确保党建工作责任落实到位。每次召开乡镇党委党建工作例会，要有详细的网会议记录，每季度末报县委组织部。乡镇党委召开党建工作例会工作列入每年基层党建工作考核重要内容。
2、建立乡镇党委书记与村干部定期交流制度。各乡镇党委书记每个月至少要召开2次与村干部交流会，认真听取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汇报，交流感情、发现问题，研究有针对性的工作措施，帮助所辖村党支部解决基层党建方面的问题。每次交流会时间不能少于2个小时，要有会议记录，记录要真实、详细，每月底将记录报县委组织部。对流于形式、走过场的，由部主要领导进行诫免谈话。
3、实施乡镇党政主要领导包难村、乱村制度。每个乡镇领导班子成员都要建立党建工作联系点，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首先要联系难村、乱村，长期深入所包村进行排查、调度，督促落实党建工作，带着感情深入群众中做工作，帮助解决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及时总结典型经验，强力推动后进村的整顿转化。同时，开展领导班子成员联系一个村、一个企业、一名党员、一名科技致富能手、一个贫困户、一个村民代表的活动，切实做到深入农村，服务农民，积极为群众办实事、好事，不断凝聚党心、民心。
4、建立乡镇领导班子成员参加村务述职会议制度。为加强对村级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强化村级干部责任意识，县委组织部下发了《关于建立农村村务述职工作制度的意见》，通过一年来的运作，村务述职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在今后村务述职工作中，乡镇领导班子成员要分头参加所辖村的村务述职会议，并对每位村干部的述职进行详细点评，认真提出整改意见，扎实推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
5、建立乡镇下派干部定期汇报工作制度。为充分发挥乡镇机关到村任职干部作用，各乡镇党委要建立下派干部定期汇报工作制度，每两周召开一次下派干部工作汇报会，汇报内容包括开展工作和目标完成情况,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等，突出问题和隐患由下派干部和乡镇党委共同研究解决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