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新经济；企业文化；基本特征
中图分类号：F27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4-0-01
一、新经济时代企业文化的基本特征
新经济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美国兴起并广为传播和使用的一个概念，从经济表现来看，是指在高科技产业的带动下，美国已经出现的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又与低通胀和低失业率并存的一种经济现象，即：“一高两低”现象。而从更深层次上讲，新经济是指在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联合推动下，经济发展过程产生的一系列质和量上的变革并导致世界经济的系统关联结构、功能和所遵循的规则发生了质的变化。具体表现为经济已经由生产实体产品转变成基于全球化背景下的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和运用。知识和技术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和动力，知识、拥有知识的劳动力已经成为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信息产业已经成为新经济的支柱产业。可以说，新经济是指建立在网络经济和知识、信息经济基础上的，以知识为主要生产要素、以规模收益递增为主要特征、以享受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外部性为条件、以电子商务为主要交换手段的新型经济形态。
二、新经济时代的企业文化是一种速度文化
由于现代通讯传输工具的广泛应用和互联网的普及，现代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时间上的竞争。美国思科系统公司信奉的企业信条是：“在未来的商场中，不再是大吃小，而是快吃慢”。因此，培育起一种重视速度的企业文化已成为现代企业的当务之急。
首先，企业速度文化要求在最快的时间里发现并满足消费者的当前需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消费者消费观念的转变，现代市场竞争的焦点不仅看谁的技术更优良，谁的规模更强大，谁的资本最雄厚，更要看谁最先发现并满足消费者的当前需求，抢先占领市场。其次，企业速度文化要求企业每个员工更新观念，树立时问观念，增强危机意识。企业要营造出能够充分发挥员工知识和才智的企业文化氛围，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中建立起最快速的反应机制，让员工充分发挥自身潜力，在各自工作岗位上都讲求效率，不断增强企业的合力，牢牢把握稍纵即逝的商机。
三、新经济时代的企业文化是一种人本文化
新经济时代的人本文化主要体现在内外两方面：1.是企业内部要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文化氛围；2.是企业对外要以顾客为出发点，企业的生产与服务必须以满足顾客需求为标准。
四、新经济时代的企业文化是一种创新文化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创新经济时代，创新的作用得到空前强化，并升华为一种社会主题。国家的强盛需要创新，企业的发展和壮大也是通过创新得到的，而不是继承来的，创新是企业战略的核心。企业只有基于创新制订战略，才能获得和保持竞争优势。创新是企业的生命源泉，在竞争激烈的时代，成功者往往是那些突破传统游戏规则，敢于大胆创新。不畏风险的人，敢改变游戏规则的人也就是在思维模式上能迅速改变的人。在信息社会中，“明天意味着重大事件”。未来似乎不可预测，是充满不确定性的，那么怎么让它确定呢？答案应是自然人或者法人这个经济活动主体本身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活动。新时代的企业自上而下，每个毛孔都必须充满着创新，通过自身主体创新的主动性和确定性来对付明天的不确定性。
企业要在市场的大潮中做一个成功的弄潮儿，依靠的是其核心竞争力，要增强核心竞争力，就需要创新，包括企业文化创新、战略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产品创新等，企业文化的创新在创新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文化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文化的创新，转变了员工的思想观念。同时也为企业实施文化管理开辟了新的途径。创建于1937年的麦当劳，从最初的汽车餐厅发展到当今世界上最成功的快餐连锁店，并跻身世界500强之列。不能不归功于它的独特的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麦当劳的创始人雷・克罗先生创业初期，就为自己设立了快餐店的三个经营信念，后来又创造性地加上了“v”信条，构成了麦当劳快餐店完整的Q、S、c、V经营理念，即质量、服务、卫生、价值的经营理念。正是以这一经营理念为核心，构建了独具特色的麦当劳文化，使麦当劳创下了世界最大的连锁体系纪录。
五、新经济时代的企业文化是一种虚拟文化
新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无形资产在企业的各种资产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于有形资产。虚拟文化可理解为通过专利局、互联网和其它媒体使无形资产增值的人文环境，例如企业的知识产权、专利、网页和广告宣传等，以及由于电子商务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引起的市场全球化，营销观念、交易和支付手段的变化所带来的思想和观念上的转变。
企业虚拟文化的要旨在于具有灵活、柔性、合作、共享、快速反应、高效输出等素质。耐克、可口可乐等美国公司就是虚拟经营的典范，它们不断地制造概念，通过概念来进行市场扩张。此外，在新经济中，企业大小的重要性在减少，因为进入虚拟市场的门槛很低，所以任何个人都能够通过网络象大企业一样向全球市场提供非物质产品，既不需要自己拥有生产设备，也不需要拥有销售网络。虚拟的另外一个含义，是创造消费、购买消费。在全球生产普遍供大于求的形势下，人们的消费越来越超市化，传统的消费概念已经过时，发现消费、创造消费，从有限消费转变为无限消费，就成为虚拟经营的重要内容。
六、新经济时代的文化是一种融合文化
企业自身具有追求发展的内在要求，经济全球化也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目前企业已经从过去的恶性竞争逐步转向既竞争又合作的新型“竞合”关系，主观和客观因素都迫使企业必须不断融合多元文化，同时经济全球化也为企业文化的融合铺平了道路，让身处这个时代的企业成为跨文化的组织。实际上，企业融合文化应当是多元文化、合作文化和共享文化的集合。多元优于一元，合作大于竞争，共享胜过独占，企业有了包容性的融合文化，就能突破看似有限的市场空间和社会结构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重组，在更为广泛的程度上成双赢或多赢的商业运作。在最近几年以来，市场活动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形，只有善于竞争和合作的企业才能在市场中不断做大做强。
参考文献：
[关键词]本土化 经济学范式 中国经济学 经济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F01；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10―0052―07
共同荣获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位经济学大师――缪尔达尔和哈耶克，尽管在学术主张上截然不同，但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上却罕见地表达了他们之间的共同观点。缪尔达尔指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重大差别：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永远也得不到常数和普遍适用的自然法则；也即，在我们的社会领域中，对事实以及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所涉及的事物，比物质的宇宙间的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而且变化多端并充满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究其原因在于，社会科学所研究的问题是关于人的行为的问题，而人的行为，不像自然物质一样具有永恒不变的性质，人的行为有赖于并取决于生存其中的生活条件和组织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复合体；人类的行为表现为不同的、千变万化的可变性与僵化的东西的各种组合，因而即使是在某一时点上和在某种特殊情况下，这些现象确实是难以把它们作为事实而定义、观察和衡量的。同样，哈耶克也指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存在着这样的不同：一方面，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上是“单一”现象，很容易观察到各因素之间的规律性，而社会科学把资料分类和确立其规律性并非根据它所具有的共性，而是基于我们所作的关于个人行为的假设；另一方面，自然科学所研究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涉及到的是相对简单的现象。而社会科学所研究的人与物或人与人的关系涉及到生活、精神和社会中更为复杂的现象，因而社会科学具有非常强的主观性，它并不是按照客体所具有的共同属性，而是根据个人对经济现象以相同的方式所作的主观反应去对经济现象分类并找出其规律性的。这也意味着，社会现象中没有一成不变的事情，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同样的行动产生的后果完全不同；因此，我们就不能从中归纳总结出公理性的经验规律，而只能对个体现象、个体行为和个人性质作出假设和概括。
一、社会科学离不开心理文化的基础
经济学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一方面，经济学所研究对象――经济现象――本身就是人类行为的产物，不仅主体的行为构成了经济现象的一部分，而且主体的认知也构成了经济现象的一部分，因而主体对经济现象的认知也不是脱离自身的经验和感觉的，即经济学的研究本身就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另一方面，人们对社会现象进行探究并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仅仅是应用不可变更的原理，相反是试图对不合理的现状进行改造以促进人类社会更为良性地发展，从而使社会科学的研究本身具有强烈的规范性。正因如此，经济学的理论探索本身就充满了主观性和规范性：主观性体现了个体的私人知识和传承的社会习惯，规范性体现了个体的社会关怀和立场视角。Ⅲ正因为经济学本身具有强烈的人文性，经济学的科学性也体现在如何理解真实而具体的社会关系下人的理性内涵问题：显然，具体社会中的人类理性具有丰富的社会性内容，而不仅仅是自然主义的先验理性。事实上，经济学根本上是要通过剖析人们的行为机理来探求提高人们的福利的途径，因而经济学不仅是要研究物，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人，也即，经济学的研究必须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面对着自然物时如何行为，如何最大化地使用自然物；二是人对着他人或社会时如何行为，如何充分运用人的理性以实现社会需求的最大化。前一个内容可以借鉴自然科学的知识，但并不需要像目前这样复杂化；而后一个内容根本上是心理学和文化学的内容，需要分析具体环境下人的行为方式和偏好。而且，根本上说，社会现象都必然涉及到后一个内容，因而需要认真研究内在经济现象中的“人”的因素；譬如，米塞斯就把经济学视为研究人类有意识的行为的科学，研究人如何达到他的目的。
而且，即使现代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学视为研究理性人如何行为的科学，但理性本身也是具体社会关系下的产物，从而也具有明显的社会人文性。事实上，经济学所意指的理性主要集中于在人们的目的与选择的手段之间的关系上，本意是强调达到目的的合理手段的选择；但显然，目的本身只不过体现了人们愿望，从而具有主观性和多样性，因而目的本身没有所谓的理性与非理性之分。正是基于这一角度，“每个人的行为总是有理性的”，这表现为两点：“(1)它指向某一目的；(2)在他眼里，它的收益必须超过它的成本，否则他便不会采取这一行动。”这意味着，对理性的理解和判断与人的具体目的有关，如果仅仅因为从自己的评价角度看行动的目标是不值得追求的而把它们称为非理性的，这显然是无根据的。进一步地，人的目的与心理和文化有关，因而不同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下人的目的是不同的；特别是，受不同文化所熏陶的人之社会性也是不同的，因而其行为机理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正是因为社会现象是由人的互动行为产生的，而行为又受人的心理支配的；因此，有的学者就指出，心理学实际上是任何社会科学出发的基础，所有根本性的解释都要以此为基础，分析具体社会关系下人的理以及人类行为造成的经济现象。也正是由于不同社会环境下人的行为方式的不同，因而要真正探悉社会现象产生的内在机理，要探究人类有效的理性行动，则必须搞清楚行为主体的需求特点以及行为发生时的条件或背景；正因如此，经济学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本土性，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也必须建立在本土行为机理的契合性基础之上，而“所谓‘本土契合性’，就是指研究者的研究活动及研究成果与被研究者的心理与行为及其生态、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方面的脉络密切或高度符合、吻合及调和的状态”。
其实，正如帕累托指出的，“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心理的活动，根据这一观点，不仅经济学的研究，而且还包括人类活动的所有其他部门的研究，都是心理学的研究，并且所有这些部门的事实，都是心理学的事实”；显然，这一观点也得到穆勒、波普尔等人的认可，而且，许多经济学现象的经典解释也依赖于心理主义。譬如，主流经济学有关价格变化的解释就是建立在假定一个或多名个人的偏好变化的基础之上，现代经济
学对人类行为中互动均衡的理解也是建立在心理学定律的帕累托有效的概念之上；可以说，从微观经济学的“戈森三大定律”到宏观经济学的凯恩斯三大心理基础都与心理学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以致长期以来学界也往往把经济学的思想视为心理学或应用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当然，由于现代经济学产生、成长并壮大于西方社会，从而也就是建立在西方个人主义行为心理的基础之上的；特别是，随着20世纪30年代之后主流经济学在美国最终形成，从而导致现代经济学也深深地打上了美利坚民族行为的烙印。基于此我们认为，现代主流经济学也就是真正的“西方”经济学，而且，即使已经为广大非西方国家所广泛传播和接受的马克思经济学，它也是“西方”非主流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们都是建立在西方人行为心理之上的，并体现了西方社会基本的自然主义思维(尽管与主流经济学还存在一定的差异)。
正因为经济学本身存在强烈的人文特性，需要与具体的文化心理相结合；事实上，经济学探究的是社会主体行为所产生的经济现象，而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行为动机是不同的，从而建立在人类行为机理之上的经济学理论也有所不同。例如，中国人的思维就与西方社会截然不同：在中国，人一直被视为思维和认知的主体，中国社会本质上也是人本主义的，它首先关心人类社会，儒家文明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共生关系；因此，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方式就是由人而物、由内而外、由社会而自然，将从对社会秩序的探究中获得的知性逐渐反思到自然社会中，这是天人感应乃至于天人合一哲学的基础。正如杨国枢指出的，“所谓美国心理学，无非是美国人的本土心理学：所谓德国心理学，无非是德国人的本土心理学：所谓法国心理学，无非是法国人的本土心理学。但在近代史的不同阶段，中国心理学却曾先后将这些国家的本土心理学当作‘世界心理学’或‘(全)人类心理学’，甚至将之视为可以照样适用于中国人的心理学。试问，任何单一国家的本土心理学能够置诸天下而皆准吗?能直截了当地成为世界心理学或全人类心理学吗?美、英、德、法大都是属于基督教文化圈的国家。然则，基督教文化圈之人民的本土心理学能代表人类的心理学吗?它能适用于儒家文化圈(中国、日本及韩国)的人民吗?”显然，这里把心理学一词换成“经济学”一词，意思同样存在；杰宁斯就强调，文化不仅保证了人类社会行为和社会内在安排的连续性，而且也意味着，社会过程不是由一个普遍规则所支配而是互动和历史地决定的。
因此，经济学本质上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科学化、客观化和通用化，而是具有强烈的本土化色彩：特别是，随着经济学研究对象从原先狭隘的物质资源配置领域转向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领域，经济学本土化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了，现代经济学根本上面临着一个本土化的问题。然而，尽管早期的古典经济学本身就包含工程学和伦理学两方面内容，但自新古典主义以降，经济学日益局限于稀缺性资源配置的探究，而“人”这一因素在经济行为中的影响逐渐被主流经济学所忽视了；相反，它开始盲目地接受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刻意模仿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以求研究的“客观”和“科学”，从而逐渐形成了与工程学的研究内容相适应的抽象化方法论。特别是，迄今为止的经济学理论仍然建筑在西方的科学主义基础之上，从而抹煞了经济学的人文性和本土性，也使得经济学理论与不同社会的具体制度安排相脱节。哈耶克就感慨，“20世纪肯定是一个十足的迷信时代，其原因就在于人们高估了科学业已取得的成就；所谓人们高估了科学业已取得的成就，并不是说人们高估了科学在相对简单现象的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而是意指人们高估了科学在复杂现象的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因为事实业已表明，把那些在相对简单现象的领域中被证明为大有助益的技术也同样适用于复杂现象领域的做法，是极具误导性的”。为此，本文通过对经济学说史中的本土化现象来对当前中国经济学的走向作一分析。
二、经济学说史及流派中的本土化现象
关于经济学的本土化问题，我们可以从经济学说史的发展以及各个流派的特性中窥见一斑：正是基于经济学的这种本土性，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所形成的经济学往往具有较大的差异，而这些不同特质的经济学流派共同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在历史上形成了两种相差很大的理性传统：一是经验的和演化的理性传统。一是先验的和建构的理性传统：即为盎格鲁的经验主义传统和高卢的唯理主义传统。其中，法国受启蒙主义时期的百科全书派学者以及卢梭等的建构理性主义影响较大，充满了笛卡尔式的唯理主义；相反，英国传统主要是由一些苏格兰道德哲学家所明确阐明的，他们当中的杰出者首推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亚当・福格森，这些思想家所利用的资源主要是那种根植于普通法理学中的思想传统。正因为两个国家在思维特质上存在差异：从英国传统发展的是演进理性，而法国发展的则更凸显建构理性的特点；因而这两个国家产生的经济思想、理论和政策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法国的经济学特别重视均衡和数理的分析，这一点显然不同于与英国传统强调演化和连续性的思想。事实上，在从重商主义向古典经济学的过渡方面，英国就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方式，继承和接受了重商主义重视商业和贸易的传统：而法国的重农主义则是18世纪法国的资产阶级在对重商主义的激励批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把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因而更有效地探讨财富的增加问题，并开始思考整个宏观经济的均衡问题。而且，在古典时期形成强调供给等于需求的萨伊学派与强调演化的斯密学派也存在很大不同，也正因如此，在边际效用兴起之后，瓦尔拉斯开创的洛桑学派主张与古典经济学断裂，也正是在继承这种建构理性主义的思维传统的基础之上拓展了一般均衡的分析；相反，以马歇尔为首的新古典经济学则强调经济的“连续原则”和信奉“自然不会跳跃”的格言，充分将边际分析与较早的以李嘉图和穆勒为其冠冕的英国经济学早期传统结合起来，并基于演化理性主义的传统构建了在特定域里的封闭性的局部均衡模型。
经济学本土化现象更为突显的例子是德国，德国本土孕育出来的经济学说与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存在很大的不同，它特别强调历史的意义和国家的作用，这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文化上具有强烈的集体主义和文化主义色彩；二是历史进程上的落后状态使它无论是思想上还是经济形态上都深受中世纪的影响。事实上，德国承袭了日耳曼部落人的民主政治传统和立约、守约精神，在早期的日耳曼公社制度中就有民众大会以及民选王的制度：民众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它有权决定部落中的一切重大事务，包括立法等事项，并具有审判的功能；在日耳曼部落的民众大会开会时，所有成年男子均全副武装参加，由王来主持，但在开始时王的权力并不大，王由民众
大会选出。随着氏族贵族和军事贵族势力的增强，在日耳曼部落中也曾出现过“贵族议事会”，有关战争、媾和、土地分配以及对外交涉等重大事务，都先由贵族议事会审议，然后再在民众大会上讨论。这种形态也在神圣罗马帝国中得到继承：当时众多邦国林立和封建主地方割据，为了解决教会的神权与皇帝的王权、国王与邦主之间的利益冲突，德意志皇帝、教皇以及大封建主之间经常进行争斗，而每次较量的结果都会制定一项“诏书”、“条例”或“合约”之类的性法律性文件。因而帝国皇室的权力实际上很小，并形成了德国通过封建领主选举方法产生君王的独特历史传统。也正因如此，德意志地区长期以来都处于诸侯割据的状态，直到18世纪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德国的思想家也尚未经历过市民社会的生活：因此，德国的启蒙运动在康德那里达到了其顶峰：但并没有成熟就开始消逝了，而他的学生海德格尔将康德的启蒙思想扭向了另一个方向，成为启蒙运动的批判者，代表了前浪漫主义运动观念的最初发展，其关注的焦点问题是文化差异观、民族精神、各民族在历史中的地位等。同时，为了快速提升国家和民族的力量，德国社会又特别赞颂国家的作用，认为个人是附属于国家的分子。个人财富不仅依赖、而且必须服从整个民族国家的福利和权力；因此，德国的经济学思想深深地打上了历史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烙印，这不但与英国存在着差异，敌视孕育斯密思想的世俗化自然法则，而且与法国也有很大不同，敌视功利主义和强求来自理性的一般规则。
事实上，这种区别自从德国的官房学派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后来的历史学派则更深刻地体现出了这一点；而且，即使二战后受到了英美制度的改造，但德国的弗莱堡学派的经济思想依然残留着历史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特征。其中，关于德国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差异突出地体现在古典时期，当时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就强调德国人的行为和社会环境与英国的不一致性，并以此出发认为，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这种普遍的经济规律，而只可能有适用于某特定国家的经济规律：从而尝试建立以国家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提出需要确立一些新的适合于经济落后的或正在兴起的国家的原则，而且根据这种思路，李斯特等又将古典经济学视为“英国的国民经济学”。譬如，李斯特就认为，“政治经济学或国家经济是由国家的概念和本质出发的，它所教导的是，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它自己的特有国际关系下，怎样维持并改进它的经济状况”：因此，经济学的任务就是将经济现象加以历史的经验的叙述。从德国的民族立场出发开始着手建立德国的国民经济学，李斯特强调，国家经济学的任务是“研究如何使某一指定国家凭农工商业取得富强、文化和力量”，并研究“国家为了改进它的经济状况所应该遵行的政策”：而且，基于历史发展的事实，他提出了经济发展阶段说，认为在不同的时期应该有不同的政策，相对于当时工业化程度最高的英国，相对落后的德国就应采取保护政策。特别是，尽管德国的历史学派是根基于本国的历史，但它对经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影响了本国的经济学发展，而且派生出了美国的早期制度学派等。
正因如此，尽管20世纪30年代后美国逐渐把英、法两大经济学传统合流起来，但德国经济学却仍然作为一个重要思想流派或泉源而存在着；直到现在，德国仍乐于将经济学称为国民经济学，推崇自由市场的同时仍然偏好国家干预的弗莱堡学派仍然以新自由主义旗帜飘扬在当今世界经济学界。显然，这种经济思想存在着明显的历史渊源和连续性传统，如弗莱堡学派的创始人――欧根早期就比较倾向于历史学派，只是由于面对一战后魏玛政府时期空前严重的通货膨胀，历史学派却束手无策，欧根才放弃历史学派的传统，而走向经济理论的研究；但不管如何，欧根的思想却深受历史学派的影响，他和他的追随者反对概念式的经济理论研究，而主张重视现实世界的经济分析，而这被视为是历史学派的精粹。而且，弗莱堡学派推崇的“奥尔多秩序”这一词汇就是从中世纪欧洲基督教会关于“ordo”的观点中直接脱胎而来的，它强调的是一种合乎人和事物本质的秩序，体现为一种有用和公平的秩序，从而具有较强的规范性色彩。事实上，根据中世纪基督教会的观点，世界秩序是神授的秩序，这种秩序是“本质秩序”、“自然秩序”或“奥尔多秩序”，是合乎理性的人和事物的自然本性的秩序；而且，这种秩序特别强调连续的或适当的顺序、有规则的排列，所以政治上往往用于指公民的等级、阶级级别等，而教会也用来指教会内部的等级。此外，德国历史学派的一些方法论和政策主张对经济学的发展也作出了积极贡献：一方面，目前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已认识到历史经验研究对于解释现在、检验旧理论、发展新理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历史归纳法也已经被普遍接受并成为抽象演绎法的补充；另一方面，历史学派认识到不加限制的自由企业不一定为整个社会生产出可能的最佳产出，因此对自由放任的批驳也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一般共识。
三、本土化现象对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启示
当然，尽管西方经济学说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历史发展界定和特殊文化的差异而产生出不同的流派，但是，整个西方文化的基本特质是大体相通的：都是发源于希腊理性和希伯莱信仰，并且都受到基督教文明的长期洗炼；正因如此，西方社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机理也大致相似，这为西方经济学的趋同提供了相应的文化心理基础：英、法两大经济学传统逐渐被统一在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旗帜下，德国学派的很多思想也不断地被吸收进主流经济学中。其实，李斯特并未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行为基础，仍然把英国的古典经济学称为“世界主义经济学”：但是，他认为，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经济理论是不同的，英国的古典经济学不适合德国的实际经济状况，因而主张德国要建立更适合自己经济发展背景的经济学，并基于历史发展阶段提出了国民经济学。也正因为如此，当西方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开始趋近以后，原来具有浓郁本土化倾向的各流派就开始逐渐统一起来；当然，这种统一也是建立在西方文化也更趋同化的情况下的(如德国社会的个体主义意识已经明显增强)。与此同时，这种统一也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日益集中在资源配置领域有关，这可以更好地引入自然主义思维，并以物理学和生物学为效仿的榜样；正因如此，我们说，以美国为中心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实际上是源于西方各国的理论和思想之综合，并逐渐用数学分析和经济计量学来作为经济学的统一语言。正如斯皮格尔所说，“尽管很多不同的民族都对经济思想作出过贡献，但大体上说，经济思想是整个西方文明遗产的一部分”。
然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人的行为却与西方存在很大的差别，即使像日本这样已经高度西方化的国家。在一系列的社会制度上也与西方存在很大的差别；因此，经济学的东方化就不像李
斯特所讲的那么简单。这需要对经济学基本的微观行为机理进行修正。事实上，我们知道，尽管日本的经济实力已经非常高，且社会制度也与西方存在如此的差别，但在经济学领域并没有取得相应的成就和声望；究其原因就在于，当前的经济学话语权还为西方社会所掌握，而东方社会迄今也没有提供一个相应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尽管日本学者也正在朝这方面努力。杨国枢说，“时至今日，儒家、佛教、伊斯兰教三大文化圈的心理学者大都仍在东施效颦，以盲目模仿基督教文化圈的本土心理学为能事，所发展的只是一种西方本土心理学(特别是美国本土心理学)的复制品――西化心理学”；显然，经济学更是如此，因而经济学更自诩为客观的一般化的科学，这种一般化实际上也就是将西方经济学一般化。正因为经济学基本研究范式，特别是其基本微观行为基础是西方的，那么，当前的经济学也只能是“西方”经济学，没有以自身的行为机理为基础，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本土化理论。显然，目前社会上流行的那些本土化口号也仅仅是肤浅的将研究对象本土化而已，而其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思维也都是西方的，也必然无法真正搞清楚中国社会现象的内在机理。
那么，怎样运用归纳法总结历史阶段性特征呢？下面，笔者结合教学实践谈谈自己的看法。在运用归纳法总结历史阶段性特征时，需要做好以下三步：
第一步，分类梳理史实。
这是归纳的基础。因为史实浩如烟海，只有依据学习目的将具体史实进行归类整理，才可能进行第一步的研究。在总结历史阶段性特征时，归类整理的方法是，把同一时期、相同性质的重要史实排列在一起，或者按史实的基本分类（如政治类、经济类、思想文化类等）将同类重要史实排列在一起。例如，在总结春秋战国时期的阶段性特征时，把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王室衰微、分封制崩溃等史实与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各国变法运动等史实归于政治类；把铁器牛耕的使用推广、井田制的瓦解、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确立、经济的发展等史实归于经济类；把春秋时期的思想文化和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等史实归于思想文化类。
第二步，分析得出每一类史实的本质特点。
任何一类史实或一个史实都有若干特点，为了最终得出规律性的认识，就要找出其本质的内容，分析得出其本质特点。仍以总结春秋战国时期的阶段性特征为例，在分类梳理的基础上，可以根据经济上铁器、牛耕的使用和推广，井田制的瓦解，私田的出现，各国通过变法将封建土地私有制合法化进而推动经济繁荣发展等史实，总结出这一时期的经济特征：封建土地所有制代替了井田制，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可以根据政治上春秋时期王室衰微、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进行变法确立封建制度等史实，总结出这一时期的政治特征：奴隶制瓦解，封建统治确立，上层建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思想文化上从百家争鸣到法家思想备受统治者推崇的变化，反映出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的变化和政治上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是密切相关的。
第三步，概括不同类史实的共同本质，或者通过分析不同类史实的内在联系，揭示历史阶段性特征或发展规律。
论文摘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道德文化，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完善的必备条件之一。建构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道德文化，应以马列主义、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从实践出发，从社会生活实际出发。这种新型道德文化体系的确立，应建立在市场经济所包含的内在合理性的基础上，既着眼于对传统道德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亦着眼于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实践。
一
一种经济形式的发展，必然会形成与之相适应的道德文化，或叫伦理精神。这既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也是一定社会整体自我完善的内在要求。由此决定了一种经济形式作为一定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求其社会关系结构，尤其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包括道德文化)发生相应的变化。而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在其演进的过程中，亦必然要求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努力适应经济形式发展变化的需要。
道德文化的这种制度背景，充分表明了道德的历史性、实践性特征，表明了在一定经济形式、一定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建构一种道德文化所必然具有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规定性。正是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就须从实际出发、从现实出发来建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道德文化。
只有从道德文化与经济形式的内在一致性出发，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人类历史上不同类型的道德文化的本质特征。从历史的角度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前，人类社会主要存在过两种类型的道德文化，即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亲(血)缘型道德文化和建立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语)。而曾在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过的计划经济制度，笔者认为它实质上是自然经济的延续，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缺乏一般性且昙花一现。其道德文化更多的是在特殊条件下形成和放大了的小农意识，亦未能真正深入人们的内心。因此本文不作分析。
自然经济形式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经济活动方式。自然经济以自给自足为特征，劳动产品归生产者使用，不用于交换，亦不为了交换。故而生产规模不大，人们活动的地域范围狭小，彼此间相互联系亦较少。受这种经济形式的制约，在社会关系结构上形成了以亲(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关系网络，甚而演变成为一种宗族制度(如中国)，并培育了与之适应的文化观念。以儒家文化为例，它充分体现了自然经济的特点，以宗族制和等级制为核心，讲“亲亲”、“尊尊”，以血缘、宗族为中心来构建其社会关系，在道德观念上则形成了人情主义、宗教观念、厚古薄今、因循守旧、重义轻利、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儒家伦理。
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程，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逐渐代替自然经济的过程。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条件下形成的宗族制度和文化观念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商品经济的最显著特征是不同所有者之间在特定社会分工前提下的商品交换，而这必然要求在新的经济形式的基础上重新构建其社会关系和文化观念。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代替自然经济的过程，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性使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过程充满了血腥。一方面，农民逐渐丧失了世代耕作的土地，被迫成为雇佣劳动大军;另一方面，地主贵族转而成为资本家，成为新的追逐剩余劳动价值的剥削者，从而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阶级，社会的文化观念也愈来愈带有对立和对抗的性质。但是应该看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既包含着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利益冲突和矛盾的方面，也还有其利益一致的方面。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下，发展生产，共同参与市场竞争，并通过市场最终获得和实现自身的利益等都是带有共同性的，因而也必然成为资本主义道德文化一致性的基础。
资本主义的文化观念的变革以文艺复兴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又以宗教改革方式最终确立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道德文化。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试图探讨“一种经济制度的社会精神气质”[1](P16)，他认为新教之所以能成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精神力量，就在于新教伦理的天职观使信徒相信，惟有自助者才能成为上帝的宠儿，而自助者只有认真地从事世俗活动，不停歇地、有条理地从事一项世俗职业，“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1](P59)，增加上帝的荣耀，才能得到上帝的恩宠。因此，不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都把毫不懈怠、发奋勤俭、恪尽职守作为社会公认的美德，也成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精神动力。
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我们知道，商品经济是与自然经济相对而言的概念，而市场经济则是与计划经济相对而言的范畴，故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基本可以认为是同义语。笔者认为，商品经济可分为两个大的发展阶段: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或叫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初始阶段，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是商品经济的高级阶段。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高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必须确认各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任何否认这一客观事实的观点都是违反市场经济要求的。而保证各经济主体的利益，是通过市场经济的两个特征来体现的:一是利益特征，二是结构特征。[2](P98)从利益特征的角度说，市场经济主体本身有其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因而各经济主体都把追求目标利益的最大化作为经济活动的目标，而这必然要求保护各经济实体的合理利益，保护经济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合理性。在道德关系中则必然要求张扬个人利益，必然刺激个人本位主义和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进程就充分地验证了这一点。结构特征则指其产权特征，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律制度特征。产权特征要求产权分散、明晰，只有产权分属不同的所有者，才能有市场的竞争，才会存在和形成供求矛盾，价值规律也才能够得以实现。结构特征要求和倡导契约关系，以契约主义来保证产权的合理流动，保证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的归属关系。契约关系在道德关系中则表现为信用关系，信用关系能够更有效地保证契约关系实际地得到遵守和履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商品经济的高级形式，必然在这两个方面都表现出特殊性和相对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进步性。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是外部的结合，社会主义是市场经济的制度特征，而市场经济则是社会主义的现实基础。在利益特征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存在着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矛盾和冲突:一方面市场经济本身必然助长和刺激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这表现了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共性;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致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更好地带动和实现共同富裕，这又充分表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进性。
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对个人利益做出更多的限定，而倡导和要求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毫无疑问是经济活力的源泉，但如果不加以合理的限制，则往往会损害社会的公平、公正，因此倡导“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努力促进和实现个人利益的合理性，促进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统一性，在此基础上实现个人利益。从结构特征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要求产权明晰、适度分散、适度集中，因为分散、明晰的产权不仅是决策的基础，而且是商品交换的必要条件。因此，应在法权关系上和法律制度上以契约主义来保证产权关系的合理性，以契约明确彼此的权利义务关系，在道德上以诚信关系来促进契约关系得以实现和履行。
市场经济本身表明，市场关系是一种互利关系，也是以“形式公正为特征的形式化的契约关系”[3](P306)，这本身就蕴含着特定的道德内涵。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保证契约关系得以顺利履行的道德，正是市场经济本身最主要的道德要求和道德内容。道德作为社会的整合力量，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3](P311)，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中发挥着不同作用和功能。显然，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道德未能在形式公正的前提下有效地促进内容的公正。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促进互利的同时，应努力在这种形式公正的前提下促进内容公正能够得以实现。这不仅是个人理性与制度理性的问题，而且也有制度德性的问题。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了个人理性即“经济人”的基础地位，而把它发展到极端，未能真正促进“经济人”向“道德人”、“文化人”的转化。社会主义同样应该从个人理性中引申出制度理性，且应着力突出加强和促进制度德性建设，最终促进“经济人”、“道德人”、“文化人”的统一。
正由于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文化必然表现出两方面的特点:即一方面是个人主义、合理利己主义、自由主义精神，力主个人积极进取，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另一方面则是契约主义、信用主义，社会必须讲法治， 讲以德治国，讲求公正，注重社会的秩序感，注重社会价值观的建设。
三
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内涵之一，道德文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顺利建成的必备条件。建构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道德文化，既是道德文化建设的目标，也是衡量的最终标准。而建构这种新型的道德文化，应以马列主义、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我们应该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从现实出发、从实际出发，从活生生的人民群众的生活出发，从现实的人们正在践行着、发展着的道德生活中汲取道德观念，而非以往那种仅仅从理论出发，形成没有现实基础的说教道德。这种新型的道德文化应以促进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为中心，以社会公正与自由为原则，按照“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的精神来构建其框架体系。同时注意吸收传统文化中的优良文化传统，借鉴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批判吸收市场经济国家的道德文化上的成功经验，从而确立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道德文化。
有的学者试图从抽象的人性出发来建立新型道德的理论基础，如以“为己利他”[4](P5)为理论依据的观点，以“人的自我生存保护的合理性”、“人追求自身需求的合理性”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德体系的“第一假设”[5]的观点。笔者认为这些努力都是应该值得肯定的，但在方法上却并不可取。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建构新型道德文化所面临的制约性因素:其一，从外在环境来说，当前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不断完善，与社会经济体制发展相适应的政治环境、文化氛围、观念等都处在变革的过程中，因而一定的道德文化形成的外部环境并不理想，既有促进的因素，也有制约的方面，甚至与之背离的、负面的影响都是存在的。其二，从道德文化本身来说，其内在的必然性表现尚不充分。在这样的条件下，要准确把握道德文化的规律性就存在着较大的难度，则力避主观性、以免变成道德空谈，也就任重而道远。
尽管人们对于正在形成的新型道德文化的重视程度和呼声日益高涨，但由于上述原因，这种新型的道德文化的内部诸要素的关系，以及其必然表现出来的结构特征等许多方面，尚难以真正被人们所把握，故而形成和探讨比较完善的道德文化尚有待时日。因此，笔者认为，解决问题的希望与困难同在，迫切性与长期性共存，建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道德文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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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征信；金融中介理论；金融资源；普惠金融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7）03-0003-05
信贷市场上广泛存在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由此产生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造成交易成本的上升和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从宏观上讲，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违约风险，将对信贷市场的存在和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甚至导致信贷市场的萎缩，因此需要建立征信体系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现有文献中，对征信理论的研究主要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以信息不对称、交易费用和博弈论等理论为基础去解释征信的产生、发展和功能等问题。本文对征信理论基础问题追根溯源，以金融发展为背景，从金融中介理论出发来阐释征信的本质特征，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分不同的侧面利用规模经济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对征信基础理论问题进行剖析。
一、征信的产生源于信息不对称
古典经济学通常假定信息是完全的，市场竞争是充分的，可以自动达到一般均衡，因此在理想的金融市场中，金融中介因失去功能而变得多余。然而，信息不对称在现实中长期存在，从信贷领域而言交易双方难以达到信息的完全共享。这样贷款者很难依据风险程度确定利率水平，而只能根据借款者的平均风险水平确定利率，从而使高风险者获益而低风险者受损，产生“逆向选择”问题。而且，“道德风险”也难以避免，主要表现为拖欠债务等失信行为。从总体上讲，信息不对称提高了金融市场上的交易成本、降低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为解决信用交易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需要以可负担的成本建立信息的收集、甄别和共享机制，提高获取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增加交易双方的信息透明度。征信作为专业提供信用信息服务的行业应运而生，成为市场经济特别是金融领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征信对于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节约社会交易成本和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显著效果（见图1）。
从微观上讲，通过信用信息的共享可以降低授信人决策时的信息收集成本，提高对受信人的了解程度，完善交易前的筛选机制，提高根据风险决定利率水平的定价能力，从而降低逆向选择的程度。而且，信息的共享和长久保存使得交易双方的一次交易变成受信人与整个社会在存续期间的重复博弈，完善了对违约者的事后惩戒机制，降低了违约概率，也就相应地降低了道德风险，减少了对贷款人的事后监督成本。从宏观上讲，征信在整体上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完善的征信体系可以提高守信者交易成功的概率，提高失信者参与交易的成本，从而构建“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机制，帮助市场上每个交易主体养成良好的信用习惯，提升整个社会的信用水平。
二、征信的本质是金融中介功能的分离与专业化
金融中介是处于资金需求方与供给方之间买卖金融资产的机构。抽象地讲，金融中介是与金融市场相对应的、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基础制度性安排（见图2）。金融中介理论围绕金融中介为何产生、如何发展以及在经济金融发展中的作用展开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期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
19世纪以前，“信用中介论”占据主导地位，认为金融中介是“存款人的集中”和“贷款人的集中”，具有“信用创造”和“资产转换”的功能。信息经济学的发展推动金融中介理论成为20世纪70年代金融理论的热点，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促使资金富余者将资金委托给专门从事信息生产的人或者机构来从事放贷业务，这样就沿着“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将资金委托给从事信息生产的人（机构）”的逻辑更加有力地阐明了金融中介存在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美国经济学家戴蒙德于1984年提出“贷款者委托金融中介机构对借款者进行监督（贷前和贷后）”，从“防范道德风险”和“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进一步论证了金融中介的功能。
回顾金融中介理论可以发现，通过信用信息的归集、加工和应用来开展信贷活动、防范信用风险是金融中介存在的重要原因。换个角度讲，金融中介是资金流、信息流共同汇集的中心和节点，以此也可以体现金融是现代经济核心的地位。在经济金融化、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程度不断提升的背景下，金融中介的l展使得资金流动高度契合了物流、信息流的要求，助推社会资源以高效快捷的方式进行配置，满足了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并推动社会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形态。金融中介需要处理的信息数量日益增多、结构日益繁杂而且效率需要成倍提升，客观上就产生了将信息收集、整理和加工环节分化出来，成立专门的信息服务类机构的现实需求。从这个角度讲，征信机构可以视为金融中介中专门从事信用信息服务的类别，是对信用信息服务功能的强化，是通过提供信用信息服务而优化金融资源配置，进而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的细分行业。因此，征信机构作为金融中介的组成部分，既具有金融中介所具有的共性特征，又作为信用信息服务机构具备独有的特征。
三、征信的核心特征
（一）征信行业发展具有规模经济特征
征信行业具有不同的发展路径，具体可分为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和混合型三种模式，在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都已经建成完善的征信体系。无论发展模式如何，征信机构在信用信息的采集、加工、共享和对外提供服务的过程中都呈现出显著的规模经济特征。在各国的征信系统建设初期，需要投入巨大的资源，因此准入门槛较高；发展成熟阶段成本降低而收益明显提升（见图3）。主要原因在于征信行业具有网络经济的性质，一旦信息提供者和信息使用者之间形成完善的信息共享平台，构成双向的信息流网络，需要继续投入的资源和维护成本较低，同时随着征信产品应用者的增多所带来的收益不断增长，呈现出显著的规模经济特征。
在美国、英国等市场主导型国家的征信行业发展初期，征信机构众多，规模较小，经营覆盖的区域较窄，在经历了100多年的兼并重组和优胜劣汰之后，形成现在少数机构垄断征信市场的格局。对于征信行业后发国家而言，在发展初期需要较大规模的投资去购买信息存储和处理设备、雇用征信专业人才、架设信息输送网络以及开发征信服务和产品。这一阶段，由于需要采集的信用信息数量巨大，社会认可度较低导致征信产品的使用率不高，收益远远小于成本，市场主体缺乏进入征信行业的实力和动力，大多数是由政府和行业组织等机构出资建设公共征信平台，完成征信制度建设、基础信用信息收集和征信市场培育等基础性工作。基础性工作完成后，征信行业开始进入快速成长的阶段，此时收集数据、架设网络和培育市场等成本大幅下降，信用信息的数量、更新速度和应用领域在逐步扩展。这一阶段，大量专业化的社会征信机构逐步出现，征信机构的构成从单一的公共型向公共型与社会型并存的格局发展。在信息主体的相关信息已经实现全面共享、数据更新机制比较成熟、应用领域比较广泛和社会信用机制已经比较完善之后，征信市场开始进入成熟的阶段。这一阶段，在规模经济和正外部性的作用下，征信行业的投入呈现出规模报酬递增的特征。此时，征信机构的实力更强，征信产品和服务呈现出更加明显的多样性、专业性、个性化等特征。
由于征信行业具有网络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双重特征，在征信市场发展的任何阶段进入成本都比较巨大，特别是到了成熟阶段，即使有新的进入者也只会增加成本而不会带来更多的效益。因此，征信市场上一般只能存在一个或者少数几个市场主体，表现出自然垄断的性质。目前，世界范围内征信业发展的高度集中也在实践上印证了征信业的自然垄断性。
（二）征信产品具有准公共性特征
公共产品是私人产品的对称，指具有效用的非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特征的产品，是那些能够为绝大多数人共同消费或享用的产品和服务。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公共产品都能同时严格地满足以上三个特性，如果能够全部满足叫作纯公共产品，比如国防、公安和司法等方面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如果三个特性皆不满足是纯私人产品，这方面例子最多，比如衣服、食品等仅供个人消费的物品。介于二者之间，既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又带有私人产品性质的为准公共产品。
首先，从效用上看，征信产品不是提供给某一特定的y行、企业或者个人的，而是可以面向整个社会共同提品和服务；而且从消费环节看，征信产品具有联合消费的特点，任何信用信息需求者均可获取所需要的信息而不会影响其他使用者的效用。其次，征信产品的消费具有非竞争性。只要获得许可，在征信系统运转良好时，一个消费者查询某个信用主体的信用报告时，都不能排除其他人同时查询同一主体的信用报告，同时也不会因此减少其他人享用该信用信息的数量和质量。而且，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征信系统的功能更加强大，增加一个用户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第三，征信产品在受益上具有排他性。也就是说，征信产品一般按照谁付款谁消费的原则运营，将不付费的主体排除在外。可见，征信产品不是纯公共产品，而是既带有公共产品特性又带有私人产品特性，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效益上可以定价且技术上可以实现排他性的准公共产品（见表1）。
（三）征信体系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
外部性的概念是由马歇尔和庇古在20世纪初提出的，指一个经济主体（生产者或消费者）在自己的活动中对其他主体的福利产生了影响。完善的征信体系具有较强的辐射作用，能够显著地促进信贷市场的稳健发展和金融体系的稳定，而且能够提升信贷可获得性，推动金融普惠，促进信贷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在此基础上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升整个社会的信用程度，可见征信体系具有明显的“外溢效应”，或者称为显著的“正外部性”。
具体地讲，征信体系覆盖的经济主体越多、信息内容越完整且应用的范围越广泛，那么征信体系的作用就越大，也就是对于信息主体评价结果的影响力就越大，外部性的影响也越大。换个角度讲，由守信主体构成的信用网络规模越大、以征信体系为基础的信用交易越频繁，那么征信体系的重要性越高，地位越重要，发挥的正外部性作用越明显。相反，由失信者组成的团体越大，信用交易的规模和范围越小，那么征信体系就越不重要，甚至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此，充分发挥征信体系的正外部性，减少甚至消除其负外部性，促进社会成员普遍建立信任感、不断完善“守信者处处受益、失信者寸步难行”的社会机制，将显著提升整个社会的信用水平。市场经济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经济形态。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表明，市场经济越发展就越要求诚实守信，信用的价值就越高。市场经济的发展如果缺乏信用，就会影响经济主体的活动范围、频率、深度，减少商品交换规模或者延缓交易，进而严重影响社会的投资和消费，拖累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因此，征信体系正面的辐射作用越强大，社会的信用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市场机制建设，进而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四、征信有利于金融资源的合理高效配置
实现金融资源的高效配置和金融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完善的征信体系作为基础，以降低交易成本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从微观层面看，征信产品和服务可以帮助交易对手了解信息主体的信用状况；从中观层面看，征信体系是金融行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可以用于防范信用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从宏观层面看，以征信体系为基础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可以推动行业信用建设和提升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能力，提升社会诚信水平。然而，金融资源在配置过程中追求利润最大化，具有马太效应，表现出“嫌贫爱富”的特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受到不同程度的金融排斥。如果用长尾理论曲线来描绘（见图4），金融机构比较多地关注曲线的“头部”，而将处于曲线“尾部”的弱势群体排斥在外，也就是说金融市场具有典型的“二八定律”特征。征信体系的存在能够为中小企业、贫困人群建立信用档案，帮助金融机构降低向弱势群体提品和服务的成本，推动更多的金融机构开发针对弱势群体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有效拓展金融机构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在整体上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可得性和满意度，进而提升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
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推进、互联网金融加速发展的新形势下，金融行业对征信产品的要求已经不再局限于原始的信用报告，而是在精细化营销、个性化服务和批量化处理等方面寻求更高级的征信服务。同时，随着经济金融的快速发展，征信服务的需求者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银行类金融机构，而是扩展到证券、保险、电子商务、公用事业、企业雇主和消费者个人等群体，这些都为我国征信市场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从供给角度讲，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新兴技术也为征信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海量和多样化的数据、高效的数据处理模式和便捷的服务渠道，从而为征信业务升级和服务领域拓展提供了技术支持。总之，征信体系已经成为现代金融体系的基石，对促进金融结构演进、金融功能强化和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支撑作用。展望未来，征信体系建设应该顺应金融发展的需要，以征信基础理论为指导，促进金融资源的合理高效配置，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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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会计信息 质量特征 采取的对策
一、会计信息的质量及质量特征
会计信息的质量是指会计信息产品满足规定或潜在需要的特征和特性的总和。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就是会计信息所应当达到或满足的基本质量要求，即会计信息为满足规定或潜在需要而必须具备的那些特征和特性要求，它是会计系统为达到会计目标而对会计信息的约束。要想全面、正确地理解会计信息产品质量特征的本质，必须认识到会计信息质量受到信息的使用时间、使用地点、使用对象、社会环境、市场竞争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其基本本质是一个动态、变化、发展、相对的概念，而不是固定的概念，即要求内含的质量特征和特性均满足用户需要，并在一定条件下实现诸特征的最佳组和。
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是为会计目标服务的，它是联系会计目标与实现目标之间的桥梁，对财务报表所提供的信息起约束的作用，是提供信息符合会计目标的要求。在会计目标被定义为决策有用性的前提下，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就是使会计信息对决策有用的特征。投资者把资源投资于企业，目的在于未来获得更多的收益，包括股利和资本利得等，出于这一目的，投资者需要做出持有还是出售的决策，债权人需要做出是否贷款的决策，等等。这些人作为会计信息使用者都需要有用的会计信息，即有利于他们做出决策的信息，对其预测未来时会导致决策差别的信息。所以，相关性是保证会计信息对决策有用的最重要的质量特征；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经营者拥有更充分的信息，投资者和债权人等外部信息使用者可以获得的信息是不充分的，他们为了做出正确的决策需要可靠的信息，任何虚假和误导的信息都比没有信息更有害，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因此，可靠性是保证会计信息对决策有用的另一重要质量特征。会计信息的其他质量特征有：可比性、重要性、及时性。
二、新经济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影响
美国国家商务部在1999年度报告中将新经济定义为：“新经济指在过去的15年中，由于功能强大的个人电脑、高速的电子通讯以及Internet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得到改进的市场的不同名称加在一起的简称，包括‘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经济’、‘知识社会’以及‘风险社会’等。”新经济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信息化经济；以知识决策为导向的经济；以智力为支撑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面向未来的经济。新经济对会计环境产生重大影响，从而使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受到以下两种挑战：
1.国际需求与国内需求的挑战。新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企业跨国化的发展造成资本和信用的跨国流动，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各国经济与企业的发展与他国紧密相连，会计信息在全球范围内交流成为必然趋势，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一方面要满足本国会计目标的需要，另一方面要满足国际经济环境和国际金融市场的需要，财务报告使用者广泛化和多样化，使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受到挑战。
2.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的挑战。新经济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信息不完全导致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虽然经济主体的“有限理性”也导致不确定性，但信息不对称是导致不确定性的主要原因。信息不对称表现为事前和事后不对称，相应地带来了两种不同的后果：一种是由于信息事前不对称引起的逆向选择问题，另一种是由于信息事后不对称引起的道德风险问题。这些都使会计环境的风险加剧，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如何应对环境变化显得十分迫切。
三、关于我国构建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的几点设想
1.建立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纳入框架体系中。“概念框架”一词是在1966年由美国会计学会（AAA）在《基本会计理论报告》中提出。此后，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以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也纷纷效仿建立了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对会计准则的发展与完善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提高了会计准则制订的效率。我国目前尚无完整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新颁布的具体会计准则已达到较高水平，使得现有的企业会计基本准则在理论上与具体准则不匹配、不协调。因此，修订企业会计基本准则、建立概念框架显得十分迫切。在修订时应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作为概念框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明确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在会计基本理论中的地位，有利于使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理论研究深入发展。
2.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要符合我国的会计目标的要求。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主要取决于会计目标，由于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不同，各国的会计目标也不相同。FASB在其第1号概念公告中指出：“财务报告应当提供有助于信息使用者评估报告主体预期现金收入的金额、时间和不确定性的信息”，国际会计准则也将会计目标规定为“决策有用性”，受会计目标的影响，美国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偏向于相关性，德日的会计目标定位为“受托责任观”，其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则偏向于可靠性。
我国财务会计目标目前并不十分明晰，但主要体现的是“受托责任观”，这基本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但所有者缺位现象影响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实现。笔者认为，“决策有用性”是指对信息使用者有用，信息使用者包括投资人、债权人以及委托人等相关各方，因此“决策有用观”实际涵盖了“受托责任观”。根据新经济时代的特点，我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机遇大大增加，“决策有用性”将有利于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因此我国会计目标应定位为“受托责任观”与“决策有用观”二者的结合，这样才能与会计信息使用者扩大到全球范围的变化相适应。
3.构建多层次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我国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的建立可以借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模式，但要考虑中国的国情。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应多层次化，第一层次为总体质量特征，即有用性；第二层次为主要质量特征，包括可靠性、相关性、透明度、可比性和充分性；第三层次为次要质量特征，包括如实反映、公允性、谨慎性、完整性、重要性、前瞻性和实质重于形式；会计信息的制约因素包括及时性、成本效益原则及相对性和动态性。
四、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应该采取的对策
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披露有赖于企业高质量的会计信息生产与高质量的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其中，企业会计信息生产是企业会计师在企业经营者领导下，依据企业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利用会计劳动手段，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如实反映。为此，若将经营者对企业会计工作的蓄意干扰、企业会计师的业务素质低两因素搁置不论，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企业会计准则的质量与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质量。由于审计问题已经成为今天的焦点，本文在此就不再赘述，本文着重从会计信息的生产方面来考虑，如何更好的生产高质量的会计信息。
民族文化创意市场连接着业已存在的民族文化环境，相比于传统的农产品市场、工业产品市场，具有更加错综复杂的市场关系。其市场特征体现出:(一)产品的新奇特征。文化创意本质是生产者和消费者适应新奇观念的市场［4］，因此，新奇是民族文化产品成为民族文化创意产品的重要标志，是民族文化产品产生经济效益的核心引擎，是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形成的重要动力。对民族文化创意产品而言，不管该产品与历史、社会以何种方式融合，与经济、技术以何种方式结合，最后以何种形态出现，其本质上都体现出产品的新奇特征。而缺少新奇特征的民族文化创意产品，必然会导致市场的衰落与枯竭。(二)生产的合作创作特征。文化创意是文化和经济的合作演化，因此，单纯的文化创作或纯粹的经济行为，都不能完整表达文化创意的实质，或导致文化缺乏经济活力，或导致经济失去文化依托。基于此，民族文化创意的生产过程相比于一般产品的生产过程，更强调民族文化从业人与生产经营者的合作创造。通过合作创造，实现民族文化创意的美学价值、精神价值、社会价值、历史价值和象征价值的经济转换，推进民族文化创意成为一个稳定的、具备自进化能力的高层次的文化与经济融合的新奇系统。(三)消费的文化身份特征。消费者对民族文化创意产品的新奇进行消费，表面上是一种针对民族文化的消费活动，但从其消费偏好而言，反映出消费者的文化品位，从而本质上体现出消费者对自身潜在的文化身份的一种认同和追求［5］。这不同于一般意义的高档产品消费。在高档产品消费中，尽管消费者也体现出一种身份，但主要是基于经济身份，具有炫耀性。而文化身份，是消费者对自身精神活动的一种追求，具有较强的隐秘性。这种对文化身份的消费，比炫耀性消费层次更高，是在工业文明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种更高层次的文明。(四)价格的社会网络特征。由于民族文化创意产品的新奇性，使得民族文化创意产品对消费者而言，具有更大的信息不对称，其定价表现出更大的不确定性。但同时，由于文化创意的社会特质，使得民族文化创意产品的价格确定可以借助更加显著的社会网络实现。即是说，面对不确定的民族文化创意产品，消费者的选择不仅仅取决于传统的市场价格，更取决于复杂的社会系统中其他个体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从而使价格具有社会网络特征［6］。(五)空间的体验特征。产品的新奇特征，要求通过一定的体验完成;消费的身份特征，也要依赖于个体行为与其他个体行为的相互体验实现。因此，民族文化创意产品的市场空间，不仅仅是一般产品市场的简单买卖空间，更应是适应文化创意的产品特征、考虑文化创意产品的体验氛围、满足个体消费者互动需求的体验性空间。通过体验性空间，可以更好地实现消费者与产品、消费者与生产者、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互动和相互认同，促进民族文化创意市场的发展和繁荣。
民族文化创意的融合机制
后福特经济的一种发展景观，就是以文化和创造力作为经济发展的工具［7］，更密切地联合其文化遗产，更重视民族和当地文化，以文化为基础推动区域扩大和再生。基于此，在民族文化创意的实现机制上，体现出“旧瓶装新酒”的融合思路。(一)文化与经济的融合机制。在民族文化创意的实施和发展中，应充分考虑各地方的文化特征，这是文化创意的基础，也是其差异性所在。必须重视不同民族文化的传统价值，通过对民族文化的传统价值进行充分挖掘、整理、提炼，以使民族文化创意产品具有鲜明的、独特的文化特征。与此同时，民族文化创意虽然根植于文化，但更重要的是一种经济活动，要求实现财富的增长。因此，必须按经济规律进行民族文化生产，通过文化与经济的结合机制，让传统文化的美学、精神、社会、历史和象征等价值焕发出新奇特征和经济活力，从而激发消费者的文化体验需求，满足消费者的文化身份主张，使民族文化实现合理和充分的经济表达。(二)文化与技术的融合机制。民族文化创意以文化为基础，但本质是一种创造性经济和知识型经济，因此，民族文化创意的生产过程也是民族文化和新技术应用的一种组合选择。传统的民族文化，要合理和充分实现其经济表达，满足现代社会更高层次的文明追求，将越来越依赖现代技术手段，通过信息处理、物质转化、空间整合，使其多种价值得以充分和有机反映，使其新奇特征得以凸显，使其经济表达得到完整和准确呈现。但另一方面，虽然新技术是民族文化产业向民族文化创意产业转型和发展的重要工具，但在具体的实践中，不同的民族文化创意却应该根据其文化资源的禀赋情况，选择不同的、适宜的技术实现机制。如依托于劳动力资源的民族文化产品，可以选择劳动与技术充分结合的技术实现机制;而依托于资本资源的民族文化产品，则可以选择资本与技术的有机结合。(三)文化与社会的融合机制。由于消费者的文化身份特征、价格的社会网络特征和空间的体验特征，决定了民族文化创意离不开社会活动，离不开消费者与消费者间、消费者与生产者间以及消费者与各种中介组织间的社会交往。特别地，作为消费者的文化身份，本身也有一个唤醒、激发和培养的过程，而社会参与将是极其重要的实现途径。因此，在民族文化创意发展中，建立消费者与消费者间、消费者与生产者间以及消费者与中介组织间的联系机制，将降低文化创意市场各种主体的社会进入壁垒，促进文化与社会的充分融合，有利于文化创意的深入推进。(四)文化与空间的融合机制。从国际建设的成功经验来看，基于前文化设施、前工业设施的文化创意再生计划，由于更能结合城市规划和多利益相关者，从而有着更强大的可行性［8］。因此，民族文化创意空间，应充分考虑原民族文化设施、废弃的工业厂房，通过这些文化的延续性载体，借助政府的空间发展机制和经济政策引导，促进旧的空间有机注入和展现现代文化创意元素，实现民族文化与民族地区废旧空间的混合再生。也即是说，通过民族文化创意使民族地区的文化空间转变为创意空间，使民族地区的废旧空间再生出新奇空间，实现民族空间的财富增长效应。(五)文化与组织的融合机制。民族文化的创意过程，也是民族文化、民族艺术、民族遗产的知识连续、知识合成和知识创造的过程。为此，在民族文化产业向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的转化中，必须建立文化知识的建设性和创新性的连接机制，使文化专家、艺术家、企业家、技术专家、各种中介组织、具有创造活力的消费者建立广泛而紧密的联系，形成富有创造性的组织网络。这一网络，将对文化创意的资源开发、生产流程、技术配置、市场发展等问题充满兴趣，并能够通过互动和合作，有效促进上述问题的解决。
民族文化创意的企业家行为
民族文化创意企业家是文化企业家中专注于民族文化创意的企业家群体。根据文化(创意)企业家的最新定义［9］，可以将其理解为民族文化变迁的人，他们通过组织民族文化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使民族文化与经济获得快乐结合、民族艺术家的梦想与企业家的冒险得到创新结合，在获取个人收益的同时，有力地推进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和民族地区国民收入增加。作为民族文化创意企业家，其行为具有四个结合:其一，文化行为与经济行为结合。民族文化企业家具有文化与经济结合的战略理念，并致力于经济上可持续的文化企业发展，因此，他们熟悉和热爱民族文化，充满梦想地去寻求和实现民族文化与商业经济的充分结合。在他们身上，既有文化专家的身影，也有企业家的身份。其二，学习行为与创新行为结合。从民族文化转换为民族经济，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变。要完成这一转变，民族文化创意企业家必须具有强烈的求知欲望，通过对文化知识和文化变迁、技术知识和技术变迁、管理知识和管理变迁等的持续学习和不懈关注，以创新性地获取将民族文化转换为民族经济的解决思路。其三，组织行为与合作行为结合。由于民族文化创意的价值分布在文化、经济、技术、社会等多个环节，因此，在文化创意的经济活动中，民族文化创意企业家既要对存量的文化、金融、技术、社会、人力等资源进行有机的组织，又要积极探索与文化机构、经济组织、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的增量合作，拓展和丰富新的文化资本、金融资本、技术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其四，自利行为与他利行为结合。文化创意产业在组织上表现的社会网络性、在空间上表现的混合再生性，决定了企业家在民族文化创意经济活动中的财富获取必然建立在自利与他利有机结合的基础上。对民族文化创意的企业家而言，在实现生产者财富增加的同时增加消费者的价值，在增加新的就业机会的同时保留城市或社区旧的空间情结，在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促进文化繁荣，将是符合文化创意产业特征、具备激励兼容效应的可持续的行为选择。
民族文化创意的产业发展
(一)民族文化遗产。民族文化遗产具有十分明显的私人价值，这种私人价值一般通过民族文化遗产的门票得以体现。同时，民族文化遗产也具有显著的公共价值，如Throsby［10］所说，作为身份符号的文化遗产，代表着一个民族的身份，告诉人们曾经发生的故事，有助于界定“我们是谁”，从而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此外，民族文化遗产除自身收益外，还带动了旅游业、表演业、食品业、制造业等行业的发展，体现出明显的国民经济乘数效应，从而成为民族文化创意的重要产业。从供给而言，民族文化遗产的创意一般通过博物馆的形式呈现。博物馆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所谓的巨星博物馆，由于其较高的层次定位、较大的空间规模、较强的技术含量、较丰富的产品设计，使其遗产的美学意义、象征意义得到较充分的表达，从而成为民族地区或一座城市的重要标志。另一类是专业博物馆，通常规模较小、投入成本较低，通过提供新奇、特殊的展览而对社会产生一种新的吸引［11］。从需求而言，由于文化需求、休闲需求、收藏需求在人们生活中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民族文化遗产博物馆正成为人们旅游越来越重要的景点。这里，既有个人或家庭的文化爱好和休闲需求，也有企业和各种组织的文化和教育需求;既有社区的社会活动需求，也有对文化遗产感兴趣的文物收藏家、文化经营者的经济需求。从制度形式而言，民族文化遗产博物馆既有公共的，也有私人的。但从国外的实际运行来看，很少有纯粹的公共博物馆或纯粹的私人博物馆，大多数都是公私合作的营运模式，通过混合的资金甚至混合的产权或混合的经营来实现。比如，几乎所有的私人博物馆都接受某种形式的政府补贴;而公共博物馆也接受私人捐赠，通常捐赠者的捐款可以免税［12］。从产业发展而言，民族文化遗产创意通常以民族文化遗产为内容，依托博物馆这一载体，衍化和延伸民族文化遗产的产业链。比如，在民族文化遗产博物馆提供免费参观的同时，也可以利用民族文化遗产元素，通过公私合作经营，打造高文化品味、高技术含量的大型民族文化剧目，将民族文化遗产的美学价值、精神价值、社会价值、历史价值和象征价值充分呈现给消费者，其所获收益既实现了公私经营者的经济发展需求，也实现了民族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恢复和再利用的目标。(二)民族生态文化。反思工业发展，虽然繁荣了人们的经济生活，却也极大地导致了人类精神层面的俗化;虽然促进了资源的合理利用，却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类生态环境的异化。在工业发展模式日益呈现边际收益递减甚至停滞的态势下，对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探索已刻不容缓。在此背景下，生态文化发展和民族生态文化创意就体现出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民族生态文化创意，意味着民族地区的环境资源和社会资源在生态经济的视角下将得以严肃考虑，通过对民族地区的环境资源和社会资源进行整合，对现有的制度安排进行渐进性变革，以实现经济上的边际调整，使民族生态文化激发出绿色的经济效益。从消费而言，一种生态效率的价值观正日益融入人们的价值理念中。社会公众和消费者对企业发展和区域发展的成效判断，不再是单纯的基于成本利益分析的货币效率，而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的投入和产出。富有生态文化的产品、具有生态文化的企业、凸显生态文化的地区，已经日益融入大众消费体系，日渐为消费者所推崇和尊敬。可以预见，随着低碳经济的崛起，具有生态文化特点的消费必将成为国内的主流消费，而民族地区的生态文化具有天然的和显然的比较优势。从供给而言，在创意经济下融入并突出民族生态文化的差异性，在经济诉求中强化并蕴藏民族文化的生态美学价值、生态精神价值、生态社会价值、生态历史价值和生态象征价值，将是民族生态文化创意企业的战略选择。比如，以民族生态饮食文化的开发而言，发达的制造设备和先进的生产技术通过日益广泛的国际销售网络和国际技术扩散已越来越容易获取，其设备和技术的进入壁垒已十分有限，而产品本身的差异化能力将日益凸显其重要性。在这种背景下，民族生态饮食文化的创意就是要突出民族的生态性、突出地域的文化性，其供给过程就是体现民族生态文化的差异化过程，也是民族生态饮食文化的创意企业以一种及时和有效的方式，预计和回应全球消费者偏好的内在变化过程。从制度形式而言，民族生态文化创意是民族生态文化在市场和非市场的关系和活动中的一种平衡。单纯的市场关系，在取得民族生态经济收益的同时，可能极大地破坏民族生态文化本身，扭曲生态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损害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和谐。比如，民族生态文化具有较明显的公共产品特征，在没有获取民族地区居民充分认同和相互合作的情况下，单纯的私人创意或厂商创意，必然难以获取民族生态文化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支持，从而制约私人或厂商的进一步发展。而单纯的非市场关系，又因为远离经济因素而失去发展的活力，导致民族生态文化发展黯然失色。诚如S•Der-baum［13］所言，在可持续发展中，作为行动者的个体和组织的关系，既可能是市场关系中的一种，也可能是非市场关系中的一种。因此，民族生态文化创意应该在市场和非市场的关系和活动中获取一种平衡，应该考虑合作，而不仅仅是排他性的竞争;应该考虑社区，而不仅仅是市场;应该考虑共同的产权，而不仅仅是私人产权。从产业发展而言，民族生态文化创意通常以民族生态文化为内容，依托民族生态环境，培育和发展民族生态文化的产业链。比如，在民族生态文化的开发中，可以发掘和延伸民族生态的器物文化、产品文化、生产文化、生活文化和精神文化，借助民族生态的特定环境，通过生态休闲、生态观光、生态体验，展现民族生态文化的美学价值、精神价值、社会价值、历史价值和象征价值，使传统生态的内涵和业态得到丰富和拓展，从而提高民族生态文化的经济价值，推动民族生态向高级化发展，实现生态文化创意对民族地区的经济促进和产业带动。
民族文化创意的政策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