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性地谈及文艺活动时,人们常常将之二分为文艺创作(文艺生产)与文艺阅读(文艺消费)两个阶段。事实上,忽视和脱离对中介环节的分析,对文艺生产和消费过程的考察则显得极不完整。任何完整的文艺活动,在作者的创作与读者的阅读之间,往往横亘着一个中介:文艺传播。文艺传播的方式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传统意义上的文艺传播形式包括文艺作品的出版、发行、吟诵、表演等。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电子媒介在各个领域得到日益广泛的运用,它作为文艺传播方式之一种,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卡拉OK到电子读物再到网络文艺,以数字为媒介的新型文艺形式和传播方式正不断占据人们文艺消费的营地。毋庸讳言,传播方式的不同导致了接受效果的差异。不仅读者对以何种方式接受文艺有着心理选择,即便是作者在其创作过程中对以何种方式传播其作品也会有一定的心理预期,读者的预期同作者的预期一起,影响着作者的艺术创造,促使作者对创作不断进行调整。因此,我们研究文艺传播的作用、形式及其对创作和接受的影响,会大大加深我们对完整的文艺活动的认识,从而从一个更为宏观和动态的角度审视文艺生产和消费的可能性。
一、传播学与文化传播
传播学(communication)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一门学科。虽然早在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就在《修辞学》中对口头传播的规律进行了研究和总结,但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却是在20世纪20-40年代的西方逐步形成的。传播学的诞生地在美国,一般认为,其奠基人和集大成者是美国学者威尔伯•施拉姆(WilburL.Schramm,1907-1987)。20世纪60年代,台湾留学生将传播学从西方带入台湾,70年代末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和大众传媒的发展,传播学日益受到中国大陆新闻、学术、教育界的重视。1982年,我国召开了第一次传播学讨论会。近20年来,传播学在中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不仅译介了大量西方的传播理论著作,而且推出了不少中国学者的传播学新论。更为可喜的是,传播学的理论观念已被日益广泛地运用到人们的实际工作中,传播正成为与每个人密切相关的事。作为研究传播现象、总结传播规律的一个年轻而富有生命力的学科,传播学的体系正日趋完善。从国际传播协会年会的分组,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学科的诸多分支,如信息系统、政治传播、组织交流、人际交流、教学交流、跨文化交流、大众传播学、医疗卫生传播等。这些分支,有些具有明显的实用性,如医疗卫生交流、教学交流。更多的则是自成一体的研究方向,有些已发展为某种新型的分支学科,如大众传播学、跨文化交流等,受到不同国家学者的共同重视。
有人将“传播”与“交流”相提并论,认为在英语中,“交流”与“传播”是同一个词(communi-cation),因此二者的内涵、所指当无相异。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因为在日常交流中,交流的双方是面对面(facetoface)的,两个主体是平等的,信息流动一般呈现出双向互动的对话性特征;而在大众传播中,传播者和被传播者的地位并不对等,信息的流动不是双向而是单向的(one-wayflow),信息或文化产品是为那些基本上不在生产与传播现场的人们生产的,接受者参与或介入传播过程的能力极其有限,从而也就很难影响传播的内容。当然,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也隐含着交流,但这种交流是滞后的,并不像日常交流那样具有即时性和现场感。比如,读者对一部小说的评价,可以看作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但这种交流至少发生在读者阅读欣赏了作品之后。“交流”的在场性和“传播”的不在场性,决定了二者在信息流向及传输过程上的迥然区别,正是因为这一点,才有外国学者提出,在谈及大众传播时,应用“传递”或“传送”(diffuse,transmit)取代“交流”(communication)意义上的传播。这种提议是不无道理的。[1]
人类的传播行为,就其广义而言,可以涵盖人类现有的一切行为方式,因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在现实中生存发展,总存在着与他者的交流、对话,可以说,传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一般意义上所说的文化传播,主要指的是狭义的传播行为,它又可具体分为物质文化传播和精神文化传播两种类型。文艺作品是人类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凝聚了人类的情感、希望,反映了人类生存的本质,是人类精神文化进步的标志物,因此近年来,文艺传播受到研究者的日益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改变了过去文艺研究单一的、静态的思维习惯,将文艺生产和消费当作一个完整的动态过程进行研究和考察。文艺传播作为文化传播之一种,同样受制于一般传播行为的规律。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指出:“描述传播行为的一个方便的方法,是回答下列五个问题:谁(传播者)→说了什么(信息)→通过什么渠道(媒介)→对谁(接受者)→取得了什么效果(效果)。”[2](P16)传播者借助于一定的传播媒介,将信息传送给接受者,并在接受者那里产生一定的效果,即完成了一次传播行为。对于文艺传播而言,艺术家把蕴含在艺术作品中的信息通过形形的中介(书刊、广播、影视、表演),输送到读者和观众那里,对他们形成情感上、知识上和审美上的影响,也就实现了自身的传播过程。文化传播活动具有明显的流向性。一般来说,总是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传播,新兴文化向传统文化传播。这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一般规律。正如某些学者指出的,一定文化的积累和运演而形成的文化“高峰”态、“凸起”状或超前性,容易打破原有文化整体相对的稳定与均衡,其“高峰”、“凸起”与超前部分或因素就必然要向其业已超出的四围地带扩散与流布。这种扩散流动的过程,就是文化传播。那些可称之为“信源”的“高峰”、“凸起”与超前部分,有时可显现为某一社会区域的超常发展,有时也可仅仅显现为某些个人的思想观念与创造力的非凡。正是由于文化的这种不断的高峰突现与平衡传播,才有了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3]从这一点上讲,文化传播渠道的畅通,将促进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传播,进而促进后者的发展,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二、文艺传播:观念变革与内容演化
上文我们初步分析了文化传播之于完整的文艺生产与消费过程的意义。的确,正如人类的生产活动要经过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诸环节一样,人类的文艺活动也要经历文艺生产、文艺传播和文艺消费等环节,文艺传播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环节,文艺价值的实现只有经过一定的文艺传播渠道传递与散布才能达到。传播是中介,直接沟通着文艺信息与文艺接受者之间的联系,最终促成二者的双向互动。人类很早就注意到借助于文艺传播实现文艺的审美价值及社会效用,并逐步从最初的不自觉传播走向自觉传播,进而形成一系列关于文艺传播的有效观念,促使传播行为的规范化。这里,我们将试图考察我国自古以来不同历史阶段的文艺传播行为及观念,以发现人类传播的演变轨迹及其在不同时期的表现。传播是人类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先民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通过诗歌的传播,达到交流思想、共享信息甚至处理问题、规定行为的目的。颂诗言志,赋诗抒情,以诗唱和对答,成为当时贵族阶层彼此交往及对外交往的一种重要方式,“诗言志”、“兴观群怨”等诗歌传播概念也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有学者认为,“诗言志”以乐的方式来实现,涉及到传播交流的双方即“志”的发出者(传者)与接受者(受传者)。综合当时的文献及汉代学者的论述,诗歌在君王、诸侯、士大夫之间传播的具体方式,可以归结为采诗观志、献诗陈志、称诗喻志和教诗导志四种[4]。对先秦诗歌传播性质的认识,给我们提供了考察当时文艺存在方式及价值的又一新视角。只有从传播的角度进入,我们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孔子关于诗歌传播效果“兴观群怨”说的理论指向,也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这一诗学观念为何在后世被高度重视和深化,因为它指涉了文艺价值实现的传播中介,把文艺传播过程中的各种要素以效果论的形式清晰地呈现出来了。#p#分页标题#e#
“兴观群怨”等文艺传播观念在汉代得以不断生发和演化,传播在诗歌价值实现过程中作用人们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这一认识到了唐代,直接影响了一些诗人的创作观念,并进而影响了他们诗歌创作的内容和形式。过去我们探究唐诗繁荣的原因,总是从经济学、社会学等角度切入,去考察当时的社会状况及诗人的理想追求。事实上,诗人对作品传播的重视及实践,更为根本和直接地促进了诗歌的繁荣。一方面,由于不同时期传播媒介及途径的发展和程度有别,因此不同时期的诗人在当时社会的影响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别。比如李白和杜甫,被后世公认为唐代诗坛上的双子星座。但在他们所生活的盛唐之世,他们的名声和影响,相对中唐白居易在中唐之世的名声和影响而言,却并不很大,远未获得白居易在世时那样高的声誉。杜甫去世时,在文坛并未引起多大的震动,直到中晚唐,其声名和影响才逐步扩大。李白和杜甫诗歌创作成就巨大,却并未成为他们所处的盛唐时期的诗坛领袖。相比之下,中唐的白居易及宋代的欧阳修、苏轼等人,却在他们所生活的当世,声名就震动海内,并成为当世的文坛宗师。究其原因,文学传播方式的变化应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盛唐时期文学作品的传播,主要是利用手工抄写的形式,诗文集主要是写本。手工抄写,其传播的速度和广度都受到极大的限制,所以盛唐时期能读到李、杜诗的读者相对有限,李、杜本人及其诗歌也就很难在当世产生广泛的影响。到了中唐时期,虽然诗文的传播仍然主要是依靠手抄,但已流行开了另外一种大众传播方式,即题壁。白居易诗能为“时俗所重”,赢得广大市俗民众的欢迎和喜爱,除了其诗本身通俗的特点之外,与题壁这种大众传播方式的盛行密切相关,否则仅靠手抄写本流传,广大的士庶、僧徒、孀妇无法及时而普遍地读到白居易的诗篇。[5]由此可见,传播媒介及方式的变化直接制约着文艺作品的影响面,既往的文学史研究对传播在文学史上的影响着力似还不足,因此有必要大力强化这一研究。
宋代是一个词作繁荣的时代。宋词以其或优美婉转或铿锵激昂的曲调,引得当时人们争相传唱,这一广泛传唱更加促进了宋词从内容到形式的发展。关于音乐特色及传唱方式对宋词传播的影响,众多专家已有论说。更有论者指出,歌妓演唱作为当时一种专业的词曲传播途径,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宋词的革新与发展[6]。当时词家每有新作,即能得到歌妓的传唱,一些歌妓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份,更是主动向柳永、苏轼、晏几道、辛弃疾等著名词人索要新作,努力成为其“第一传播者”。宋词的即时传播保证了它的时效性,词曲传唱的声情并茂特色则保证了作品的良好传播效果和较为广泛的传播范围。词人与唱者共同强烈的传播意识及实践行动,使得创作者、传播者始终得以保持密切联系,共同强化了传播的效果。宋词的传播和接受,堪称我国文艺传播实践的一个高峰,它将成为一个典型的个案,其意义和价值正有待于人们去进一步认识和揭示。小说作为一种晚出的文体,在我国元明清阶段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为民众接受的主要艺术形式之一。在小说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戏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元明清小说戏剧则是在以印刷术为基础的文字传播的明代大行其道、空前普及而走向繁荣的。其传播方式,依李玉莲先生的归纳,可分为选辑、改编、评点、翻译四种[7]。这些方式不仅对当时的小说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后世乃至当今的文学传播也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五四”前后,我国的文艺传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不仅体现在对大量国外作品的译介上,而且还表现在人们文学传播观念的日益自觉上。梁启超、严复、鲁迅、胡适等一大批文化传播家的出现,促成了20世纪初我国文艺传播的星河璀璨时代。“五四”新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与当时传播观念的强化及传播媒体的变化有着极其密切的内在联系。正像一些学者所总结的,“传教士———维新士大夫———辛亥志士这一文化传播的三级跳是新文学萌芽的背景和渊源。文化传播媒介在近代的兴起,既是域外文化作用的产物,也是中国社会的现实要求。由于文化传播媒介的平民化特质,文学首先从特权阶层解放了出来,从创作、传播、接受这一过程与传统文学的传播通道出现了很大的不同,这就是文学创作者身份的普泛化、文学传播的市场化、文学接受的大众化,这是前所未有的变革。文化传播这一过程,为新文学萌芽造就了一个新知识群体,他们将民主、科学的文化思潮带给了新文学;与此同时的翻译带来了中国文学观念的变革,使小说、戏曲由传统文学的婢女地位登上文坛的霸主宝座;自晚清开始的白话文运动一直到新文学萌芽,是一个有机的发展过程。”[8](P16)这一切都说明,20世纪初萌芽的新文学是文化传播的产物,这个传播既包含域外文化的引入,也包含中国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的承传,它的实绩、局限皆与文化传播的性质有关,是两种文化遭遇后碰撞、作用的结果。当我们站在新的世纪之交,回眸上个世纪初风起云涌的文学运动时,我们必须看到,正是文学传播的发展,在根本上决定了“五四”新文学的基本趋向和内在品质。
三、传播方式:从古典走向现代
从上文对中国文学史上文学传播情形的大体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文学传播同人类总体的传播活动相一致,其方式也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动态发展过程。就总体上讲,它经历了语言传播、文字传播、电子传播这样三个阶段。其中,语言传播是人类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传播方式,它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先秦)和一定的文学体裁(如词曲)的传播中,担任着主要角色;文字传播是一种历史悠久、迄今仍在沿用的传播途径,它所形成的人类阅读心理,至今还影响着人们的文学接受方式;电子传播作为一种新型的传播方式,其速度快,范围广,将成为未来文艺传播有生命力的形式。传播方式从古典向现代的过渡,既是社会科技发展的结果,也顺应了人类社会生活节奏和方式变化的需要。今天我们探讨文艺传播方式的变化,事实上涉及到传播者和传播媒介两个方面。在实际传播活动中,传播者由两方面来承担:一是作家本人,直接向接受者传递与散布自己的作品,如广场朗诵。古希腊文学家本人经常在半圆形斜坡式的露天剧场中高声朗诵自己的作品,或在大街小巷里散发并朗诵作品。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也经常向公众朗诵自己的诗作。至于文学沙龙,更是人们口头发表作品的场所。战争时期文艺工作者即兴表演的战地文学作品,也是艺术创作者直接传播艺术作品的一种形式。除了作家本人,阅读者也可能成为传播者。阅读者欣赏了文艺作品,当与他人分享其体会与感受的时候,也就同时实施了一次文艺传播行为。#p#分页标题#e#
传播媒介的发展是影响和决定传播效果的关键。传播媒介的多样化,如印刷业、出版业、广播、电视、展览场所的出现,为文艺传播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作为印刷传媒的文艺出版业,在历史上担当过文化创造的角色,它的职能已不是简单地机械地传播现成的信息,它会主动地获取信息,并加以过滤,承担着孕育新知识诞生的功能。德国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的出版家S•费舍尔创立了S•费舍尔出版公司,它的指导思想就是积极参与当时的文学运动,连续不断地推出有发展潜力的作家。当时欧洲的一些现代主义作家如卡夫卡、霍普特曼、斯特林堡、托马斯•曼等都是在出版公司支持下将一代新文学思潮广泛传播出来的。同样,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出版业的密切关系也是显而易见的。现代文学的一些大家,往往本身就是杂志的主编,或出版社的主持者。鲁迅先生借助于内山书店,培育了大批文学青年。旷新年曾在论及杂志与现代文学生产、传播的关系时这样说道:“文学杂志为文人活动和文学交流提供了便利。它不仅为文人创作提供了空间,而且文学杂志所构成的现代交流空间打破了以往文人酬唱的封闭‘圈子’。这也因此改变了文学创作本身以至文学批评的性质和方法。”[9](P26)他还分析了新书出版业与现代文学生产之间隐秘而内在的联系。当前各文艺出版公司更是着力于发现作家,培养作家,为作家寻觅读者,制造新的“文学市场”已日趋成为出版传媒的传播目标。出版社日益企业化、公司化、集团化,这为文学传播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出版条件。一些出版社甚至不惜巨资,包下一些有潜力的作家,这已成为当前出版业的一个新流向。
电子媒介成为新的文化中介,标志着人类文化传播进入一个新阶段。电视、电影、广播运用了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传播文化,同时又加强了同文艺的结合,文学家“触电”的现在愈来愈多。音乐TV、散文TV、相声TV,名著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将使文艺传播的覆盖面越来越大,一部作品经过电子媒介的传播很快就能家喻户晓,电视更有轰动效应。新的中介的出现使文学艺术创作出现新趋向。导演、作家与演员的联袂,将电影引入了一个新领地,同时也分别造就了不同的行业成功者。比如,凭借《大红灯笼高高挂》一片,张艺谋不仅创造了巩俐,也扩大了苏童原作《妻妾成群》的影响。反之,作家也为导演和演员提供了基本的文学资源。正是看重于电子媒介的传播力,许多作家才竞相向电影、电视靠拢,出现了为电影、电视创作的倾向。
【关键词】异化翻译 文化传播 关系 作用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4-0025-02
一、引言
在如今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随着国际间交流与合作的加强，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包括外国文学作品在内的大量外国语言文字材料引入国内，通过各领域翻译工作者的努力，国内民众对外国文化的了解日益加深，人们希望了解外国文化的这种需要也在不断上升。这便要求我们的翻译工作者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多地将外国的语言、文化、历史、风土人情、社会风貌等展现给国内读者。从翻译策略上来讲，异化翻译策略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良好途径，异化翻译在文化传播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异化翻译的涵义及其与文化传播的关系
（一）异化翻译的涵义
谈到异化翻译，便不得不提到归化翻译。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是一对矛盾的概念，两者主要是在语言和文化的层面划分的。归化翻译是指语言形式上或者语言形式所负载的文化内涵倾向于目的语的翻译策略；而异化翻译则是指在语言形式上或者语言形式所负载的文化内涵上倾向于源语的翻译策略。
（二）异化翻译与文化传播的关系
翻译是用一种语言形式把另一种语言的内容表现出来的活动，以沟通两种语言文化。使一种语言的读者通过本国文字了解他国文化是翻译的一个重要目的。翻译承担着传播文化的使命，翻译的真正价值也在于文化传播。可以说，异化翻译和归化翻译是文化传播的两种主要策略。
另一方面，异化翻译更有利于文化的传播。这是由异化翻译的特点决定的。异化翻译强调保留源语的内容和形式、包括文化意象和语言表现形式，译文在很大程度上保留及再现原文的异域性。韦努蒂把异化翻译定义为“偏离本土主流价值观，保留原文语言和文化差异。”因此，异化翻译避免了归化翻译造成的源语文化的缺损，将译语蕴涵的外国文化尽可能完整地展现给了国内读者，从而更有力地推动了文化的传播。
三、异化翻译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异化翻译的理论依据是语言的开放性与渗透力，因为语言文化不是封闭的，它本身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具有强大的吸纳、包容能力。因此，异化翻译可以将大量的源语表现形式引入本族语之中，充实和丰富本族语的表现形式，在本国文化中注入异域文化，使本国民众和译语读者感受异国文化和风土人情，并且增进文化间的了解、缓和文化冲突。
（一）异化翻译能够极大地丰富本族语的语言
异化翻译的性质决定了其在处理原文中带有明显文化特征的因素时，必然会将一些不同于母语的新的表现形式引进到本族语之中。而这些新的表现形式蕴涵着原民族的文化内涵，一旦被社会接受，就会使这些本民族原本不存在的新兴语言进入到本族语之中，丰富本族语的语言和增强其生命力。
在翻译过程中，有很多外来语在本族语之中都很难找到与之对等或文化意义匹配的表达，尤其是英语习语。译者除了忠实地表达原文习语的意义外，还应尽可能保持原文习语的形象比喻、丰富联想、修辞效果以及其民族、地方特色等。这时，采用异化翻译就可以尽量保留源语的表现形式和文化内涵。例如，早年“honeymoon”一词在汉语中没有对应的表达，林纾将这个合成词的两部分分别按字面意义译出（honey“蜜”，moon“月”）构成“蜜月”一词，指“新婚后的一月”。如今，该词已从最初的洋味十足变得人人皆知，完全融入本族语体系之中。
（二）异化翻译有助于拓宽读者文化视野
翻译负有文化交流的使命，即尽可能把源语的语言和文化习惯介绍给译语读者。鲁迅先生就特别强调译文要“保留原文的丰姿”。而且，越来越多读者希望通过译文欣赏外国作品特有的语言风格和文化底蕴，了解中外之间的异同。因此，从促进世界文化交流这个角度上讲，我们在翻译时，应着力于全面、完整地向译语读者介绍源语作品的全部文化意蕴。异化翻译更强调保留源语作品的语言表现风格和文化蕴涵，并且使译文最大限度保留原文的异域特征，因此能在文化交流和拓宽读者文化视野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
其实，中国文化本来也是一种海纳百川的文化，“五四之后，中国文化始终善于甚至急于接受异质事物”。随着文化交流的扩大，越来越多的英语谚语、习语通过异化翻译进入汉语，为中国读者打开了一扇窗户，例如：A rolling stone gathers no moss (滚石不生苔)。
对于英语谚语翻译，“千万不要用充满本国民族色彩的谚语去套译原文，也就是说不能用包含中国地名或人名的汉语谚语去套译英语谚语”。因此，像那些在汉语之中根本没有对等或者类似表达的英语谚语，异化翻译能够把原文所承载的有关异域历史背景、民族传统、社会习俗等文化信息如实地传达给译语读者，从而有助于通过丰富读者的阅读经验，拓宽其知识面和文化视野。
（三）异化翻译有助于缓和文化冲突、促进跨文化交际、实现文化多元化
由于国际间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广泛交流，各国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地球村”、“全球化”正成为世界发展的趋势，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熟悉更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文化融合的大背景下，“异化”翻译便架起一座桥梁、搭起一个平台，不仅有益于向外国介绍本国历史文化，也能让读者有机会熟悉了解异域风情，直接接触西方语言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树立文化差异意识，通过了解进而比较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和价值观的不同，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改变对策，缓和文化冲突、促进跨文化交际、实现文化多元化。
例如在英语和汉语一些谚语中，由于文化上的不同，同一个词语在英语和汉语中的指代意义也完全不同。如英语谚语“as timid as rabbit”，按归化译法可以译为“胆小如鼠”，但是这样就会造成文化上的减损；而采用异化翻译将其直译为“胆小如兔”，就能够使中国读者了解到中西文化的差异，从而可以将英语谚语中的形象和汉语中的形象进行比较，发现两者间的不同之处，进一步加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
文化传播是翻译工作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任务，而异化翻译是源语所蕴涵的民族文化的翻译，异化翻译保留了源语的文化异质，从而有助于丰富本族语的语言和文化体系，使译语读者了解更多的源语文化，拓宽文化视野，并有助于缓和文化冲突、促进跨文化交际、实现文化多元化。随着国际间交流与合作的加强，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异化翻译必将涉猎更多的领域，为文化传播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张培基,喻云根,李宗杰,彭谟禹.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0
[2]张南峰.特性与共性――论中国翻译学与翻译学的关系[J].中国翻译,2000,(2)
[关键词]文化;传播;传承;影响
一
谈论文化，就必须了解何谓文化，只有对文化进行一个界定，才能更好的去研究文化。但是，文化一词的范围很广，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人类学家在19世纪末首次提出现代的文化（culture）概念。第一次十分明确和全面的文化定义是爱德华・伯内特・泰勒的定义。泰勒在1871年撰文在其著作《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做出了一个界定，“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所掌握和习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也就是说文化是人类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切东西的一个复合体，是一个复杂的，多样的整体。
明白文化的概念之后，再来探讨文化的传播和传承，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文化传播是一种文化扩散的形式，是一个横向发展的文化方式，属于在空间上向其他地区扩散的范围或向其他人扩散的形式。文化传播是文化从一个地区到另外一个地区的传播，或者是一个人和群体向另外一个人和群体传播。而文化传承是一种文化延续，是一个纵向发展的方式，属于时间上的范围。文化传承是从古到今，从前人到后世的传承，随着时间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演变。文化传播与文化传承彼此影响，在某些地方处于交叉的地位。
在当今中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会生活的变迁，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出现了新的特点和挑战。大量的带有民族特色，地域特色等方面的传统文化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甚至有些已经频临消失灭绝的状态。
文化的传承是文化传播的基础，只有传统文化被传承延续下去，才会使某种传统文化的传播有据可依，否则，没有一个基础载体，传播就无法继续。同样，文化只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才会被人民接受，才会使更多的社会群体关注，从而被传承下去，否则，一种文化只是在内部传播，随着时间的演变，以及其他方面的限制，其最终走向的前途就是消亡。
龙文化是中国传统的一种文化，被传承了千年，至今不衰，究其原因，是因为龙文化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现在中国广大地区都存着“舞龙”这一传统的文化活动。并且在各个地区都呈现出了不同的形式，带有本地区的区域性特征，与当地的一些传统的文化和习俗相结合，成为一种带有区域特色的文化传统，虽然各个地区的“舞龙”文化在龙的制作，材料，组成，舞动方式等方面出现了与本地习俗相结合的新的特征，但是，其根本还是龙文化，这是其内在的精神主脉。是基于一种文化的传承形式的基础之上传播到其他地区，从而形成了丰富的、各具特色的以龙文化为主题的多种龙文化表现形式。
从龙文化的传播和传承来看，龙文化自其诞生之日起，就逐渐的被广大的中国人民所接受，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传承，成为中华传统文明中的重要传统文化。今日的中国人民常说自己是龙的传人，就是龙文化传播与传承的体现。
二
中国有很多的传统文化以及优秀的传统手工艺技术，在历史的发展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各具特色的独特的文化形式，但是由于行业内部的限制，以及传播方式的局限，使得很多的传统技艺后继无人，从而依靠这种技艺为载体的文化也不复存在。所以，从此来看，文化传播是文化传承的一个动力和保障。一种文化只有得到传承才能够被传播下去，同时，只有得到传播，才能随着时间的演变被传承下去。二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发展的一个关系。
古代行业规则的限制
古人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是对古代众多行业的一个真实反映。各行各业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都逐步的形成了行业内部的一整套的行业规则，并为全体行业内部从事人员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某一行业在其日常行为以及技艺的传承方面都有其独特的特点，如“传男不传女、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等俗语就是这些行业规则的体现。行业规则的形成，对于行业从业人员的日常行为形成了规范，促进了行业的发展。但是，行业规则中关于技艺传播与传承的规则，则限制了某种行业技艺的传播与传承。维吾尔族桑皮纸技艺是南疆维吾尔族的传统手工艺，从出现开始，一直就被广泛使用，直至民国。现在南疆桑皮纸工艺仍在使用制造的人是吐迪・托乎提巴，其祖辈都以制造桑皮纸为生，他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是农民，跟他学会了造纸，反映了这门技艺的传承特点为家庭内传。
桑皮纸工艺的传承方式说明传统行业规则的影响直至今天，这种方式导致该工艺的传播范围只局限于家庭内部人员，由其子女传承下去。这种工艺的传播范围没有得到扩大，只局限于内部人员之间，只有少数人了解。一旦传承的内部人员由于某种原因没有把工艺传承下去，这种工艺就面临消亡的境地。
三
文明是人创造的，也是人来传承延续的，其中有主观能动参与，因此，在传播与传承过程中，人是主要的因素。郑培凯在《口传心授与文化传承》一书中说：“文化传承的载体可分为三大类，第一、以文字为载体的文献。第二、以文物古迹为载体的实物遗存。第三、以口传心授为载体的非实物文化艺术传承。[6]因此，传统文化在传承过程中，运用传播的方式，以文字、文物古迹、口传心授进行传播，达到传统文化或传统技艺的扩散，为社会群体关注、重视，进而促进文化的传承。
传播具有使社会各部分为适应环境而建立相互联系，使社会遗产代代相传的功能，所以利用传播的功能做好传统文化这一社会遗产传承下去。在现代社会，传播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传播的手段工具不断创新变化，因此，利用传播去达到传统文化的扩散，使文化传播在传承的基础之上得到更好的发展，并最终影响文化的传承。
论文关键词：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文化安全策略
20世纪下半叶，随着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随着高新技术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的愈演愈烈，随着工业型社会向服务型社会的过渡，文化产业的发展出现了规模化、垄断化、跨国化等一系列新趋势，因此，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也成为历史的必然。它既给全球文化带来了日益频繁的融合，又难免给国家文化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应对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确保本国文化安全，这是当前各国政府都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而文化产品的多重属性与综合功能，使得这一问题显得相当复杂棘手。这就需要我们首先要了解文化产品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文化渗透的意义、接受的方式及特点，认识到“文化帝国主义”和“民族保护主义”的偏颇，比照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的文化产业管理模式，提出我们的应对策略。
一、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的历史必然
1959年，美国人类文化学家爱德华·T．霍尔在其经典著作《无声的语言》中首次使用了跨文化传播(intercalturalcommunication)一词，认为跨文化传播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相互交流的一种情境”(李正良、李玉平，2006)。他通过对非语言符号传播维度的分析，比较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模式，指出文化的不同、交流者固有的背景、经历和假设的差异，都会使交流异常困难，有时甚至无法开展。跨文化传播有三层含义：一是日常生活层面的跨文化传播，反映不同文化范畴人群在日常互动过程中的沟通；二是文化心理结构层面的跨文化传播，代表了不同文化意义系统的传播可能性；三是前两种层面在实际传播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冲突甚至戏剧性变化，决定了文化传播中的融合和变异。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各种文化不断相互融合的传播史，多样文化造就了五彩缤纷的现实世界，而跨文化传播则打通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分割，形成了文化与文化的交流互动，推动了世界文化的共同发展，创造了共享的人类文明。因此，研究文化差异所引发的文化误解和障碍，既是现实交流的要求，也是达成良性传播的必需条件。
二、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的方式及特点
文化产品的传播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符号的传播，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下，不同的个人对同一符号的解码方式也是不同的，世界的无限性和符号的有限性决定了传播出现意义偏差的必然性。在传播过程中，传者和受者互为传播过程的主客体，他们执行着相同的功能，即编码和解码功能。所谓编码，就是将意义或信息转化成符号的过程，也就是用语言把意义表达出来。所谓解码，就是将符号还原为信息或意义的过程，也就是理解所接受语言表达出来的意义，传播的过程就是对信息或意义交替反复进行编码和解码的过程，符号是决定传播过程的核心因素。
文化学家指出，符号是文化的产物，是社会习得的结果，代表了经验与传统，因而为社会群体所共有，但符号本身具有抽象性和片面性，用有限的符号来指代无穷的世界，难免造成理解层面的不确定性。语言的线形特征让其只能表达事物的某一方面而排斥其他可能，“任何一套符号都不能把一个人的全部感觉和内部的所有活动表达出来”(施拉姆、波特，1984)。因为编码、解码的行为不完全是个人的活动，这是由语言符号的社会性所决定的。一方面它受个人世界观、价值观、知识范围、经验等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也受其所在社会、文化环境的制约。文化产品要进行跨文化的传播，必须对所要传播的意义进行编码与解码。
对于文化产品的编码和解码研究表明，无论文化产品呈现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观众读解的意义未必是制作者的初衷。传播心理研究也表明，受众“个体”具有各自独立的认知系统，他们会对媒介信息进行自我建构，也就是多维性解读。因此，在传播过程中，媒介应当允许受众对媒介内容进行不同方式的解读。这一理论假说使得受众的主体地位得以实现，掌握了接触和使用信息的主动权，从而彻底改变了传统理论中受众被动盲从的形象。
无论是何种立场，文化产品的意义都并非由作品传递的，而是由受众“生产”的，这就是说，受众既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同时也是意义的生产者。传播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例如，澳洲土著居民将美国电影《第一滴蚴中的男主角看成是反抗压迫的象征——这种生产“意义”的权力掌握在受众的手中。这证明了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传播并不能保证受众的理解和接受。在对拉斯》这一被贴上文化帝国主义典型标签的肥皂剧的研究中，研究学者将以色列阿拉伯人、从摩洛哥和俄罗斯移居以色列的人、以色列合作农场居民、洛杉矶第二代美国人以及日本公民对拉斯》的不同看法进行了跨文化解读方式的研究，研究中发现，在提出批评性观点方面，美国人小组远远超过了其他小组，这些美国人并未把这个节目看作是真实的抑或是严肃的，因为他们显然对真正的达拉斯》与真正的好莱坞都非常熟悉。每个文化群体都找到了他们自己独特的与节目进‘协商”的方式——不同类型的解读、不同形式的卷入以及不同机制的自我防御。因此，从理想的传播效果来说，任何文化产品都必须精心构筑在已经验证的公众的陈规定见或既定态度上。
对于编码、解码和认知效果这一问题，许多哲学家和传播学者也曾经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如伽达默尔提出的“效果历史”、罗兰·巴特所说的“能指的狂野游戏”、德里达所说的“延异”、英尼斯的“传播偏向论”、新历史主义提出的“文本的历史性”，等等。从以上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通过何种方式，文化意义的生产权利始终掌握在受众的手中。基于传播效果的理论分析有利于我们清醒地认识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与国家文化安全的关系，以及我们的文化产业在管理上应采取的应对策略。
三、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与保障文化安全策略
就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而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其优势的传媒体系和文化产业，促使文化作为一种商品源源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其中又必然伴随着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的渗透与传播。因此，经济全球化所构建的世界舞台，远不仅仅是一个国际贸易的自由市场，它还是一个文化意识激烈碰撞的场所。文化通过国家之间商品交易的渠道，如同“特洛伊木马”一般悄悄地从政治经济大国进入弱势国家。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巨大的文化贸易逆差不仅使中国人的文化消费发生了明显的倾斜，而且还使中国大陆的文化面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模糊。因为这些文化产品都强烈地表现出西方的社会文化，反映了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在当代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作为惟一的第一世界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具有无与伦比的强势，再加上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差异，因此，中国必然要在文化上面对来自美国的冲击。面对这一挑战，我们应理智地加以分析，既不能盲目悲观，也不能盲目乐观，而是要冷静、理智地提出我们的文化安全策略。
(一)理智地看待所谓“文化帝国主义”
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采取一种被西方学者称之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政策，即进一步加强文化外交，全面输出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近年来，美国提出了全球信息化的“五个原则”：即“私营化”、“鼓励竞争”、“灵活的政策”、“开放使用”和“普遍服务”，它们是符合美国国情和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发展中国家必须看到这些原则对发展中国家的消极意义：“私营化’——发展中国家的信息和文化产业弱小，如果国有企业私有化，就更不是美国垄断信息产业和文化产业的对手，无疑会被美国巨型跨国公司所吞并，最终受制于美国；“鼓励竞争’一发展中国家哪里是美国巨型跨国公司的对手?“灵活的政策’，——淡化国家的原则；“开放使用’——撤除把关人，使美国文化观念长驱直入；“普遍服务’——使美国信息直接通到寻常百姓，这无异于一张“文化入侵”的许可证。一定的理论总是来源于一定的实践、并为一定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的。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出现的上述种种理论思潮，同急剧变化的国际关系密切联系，反映了西方国家对外政策的新趋向，迎合了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扩张的需要。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虽然美国是文化强国，处于战略进攻态势，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认识到，文化的传播并不能像‘魔弹’哪样让受众一击即中，它所预期的效果也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左右。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曾经提出：“一个人只要其民族的和地方群体的传统没有被打破，那么他就仍然受这种传统的习惯思想方式的制约，以至把在其他群体中被理解的思想方式看作是奇异的、错误的、模糊不清的，甚至异己的。人们暂时既不怀疑他自己的思想传统的正确性，也不怀疑在思想总体上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只有当横向运动伴随有强化的纵向运动，亦即在社会地位的上升或下降意义上的阶层之间的迅速变动时，人们对于自己思维方式的普遍的永恒的有效性的信念才会动摇。”(曼海姆，2000：121)这一文化学角度的论述也可以用传播心理学中的“团体动力学”理论来解释：传播对象并非是一个没有依靠的靶子，在他的背后有一个文化共同体对其进行保护，传播要对受‘个体”实现预期目的，就必须首先对他的“掩体”进行突破。
从整体上看，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产品输入对中国的文化虽然具有一定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主要是表现在文化生产上，而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等深层思想在较短的时期内并不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因为文化传播所面对的不仅是一个个分散的个人，而是绵延数千年的中国文明。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它的内在张力，能够在外民族的军事入侵和内部的政治文化动荡下仍然保持着千年一脉的传统。这种早已深入中国人思想的本土文化，是对抗文化帝国主义的最有效武器。即使是受本土文化教育并不多的年轻群体，他们也都处于中国文化的场域之中，在耳濡目染中接受着熏陶。文化帝国主义尽管能够通过形形的文化产品传播西方理念，但是在“选择性定律”之下，相比于中国文化的绝对强势地位，要实现文化上的突破也有着相当大的阻力。原因有三：首先，美国文化产品的输入有时确实对地方精英文化的利益是一个挑战，这便使得持“文化帝国主义”论者把美国描述成一个地方文化的外部威胁，但其实正如我们在很多范例中——如印度、拉丁美洲、中东地区——看见的那样，地方文化领域里存在着自身的内部动力，面对压力，他们会呈现出问题意识，会主动放弃自身的僵化，而美国文化的影响有时反能成为消除地方文化窒息的解毒剂。其次，不管国际教科文组织怎么认为，无人可以证明文化产品的国际间交流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美国支配模式。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跨文化传播和区域间交流的学科，在很多情况下，甚至都没有美国的参与。实际上，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受外来文化渗透的程度超过美国本身，许多美国人也观看来自世界各地的电视频道，其中也有中国电视频道，美国或许是一个电视节目输出巨人，但它同时也是一个电视信号的输入大国。第三，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推定，电视观众是外来电视信息的被动接受者，但是，大量研究表明，实际上，电视观众在观看外国节目时更倾向于充当一个积极的参与者。
(二)坚持国家文化、制定合理的文化政策
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在当今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它可以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也可以使一种文化消亡，关键在于国家的决策机构采取什么政策。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文化外交上是弱国，在国际文化传播中是易受伤害的弱势文化。面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威胁，发展中国家特别要加强信息和文化的意识。利用国家，制订合理的文化政策，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国际文化传播加以宏观调控，这是我们抵抗美国文化的入侵，维护和发展自己文化安全的根本措施。这种宏观调控不是仇视西方文化的国家保守主义，而是根据自己的国情，掌握文化传播的主动权，进行积极的防御，主动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把它熔铸于有本国特色的文化产品之中。
针对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而言，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堵”，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把入侵的有害于民族文化的外来文化堵在国门之外。一是“兴”，首先在国内大力发展和弘扬自己民族的文化，稳住民族文化在国内文化市场的核心地位，其次是努力把自己的文化产品打入国际文化市场。“堵”与“兴”是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具体来说，可以有以下几种手段：
1．建立健全涉外文化法律法规体系。目前我国对境外文化产品进入的管理，主要是依据一些行政管理办法或规定，这些文件在境外文化产品进入我国的管理方面的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毕竟层次不高，覆盖面不广，调控力度也有限，不能够完全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境外文化产品的竞争力不断提高、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的新形势。国家应在宪法等国家基本大法中制定有关条文和具体的相应法律，对现有的行政管理办法、规定及相关文件进行整合与完善，将其上升到法律的层面，从而使弘扬民族文化，保证国家文化安全得到法律上的保证。
这种宏观调控，一方面是“量”的调控，即实行配额限制，国家应制定法律，明文规定境外的文化制品的市场占有率；另一方面是“质”的调控，即建立内容审查制度，对外来文化制品不仅进行政治上的审查，而且进行价值观和伦理道德方面的审查，这是独立国家在文化领域里行使自己的的正当做法。虽然各国的审查方式与审查标准各有不同，但在拒斥低级下流、暴力、色情、恐怖、反科学、反人类的内容，以及有损本国形象的内容(包括历史文化形象、社会生活形象、民众形象、现任领导人及历届领导人形象)等方面则大体上一致，反映出各国对文明、美好的追求，以及维护本国根本政治利益与文化利益的态度。无论是“量”，还是“质”的宏观调控，国家都应制订相应的法律，同时建立一支强有力的执法队伍，依法实施对进境文化产品的管理。
2．设立统一的行政管理机构。当前文化产业管理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管理的覆盖面小，管理盲区多，管理力度不足等，要彻底改变“政出多门”、“百家混战”的局面，就要建立全国统一的进出境文化制品的管理体系，对包括新闻出版，影视音像制品、文艺表演、网络游戏、软件产品、建筑风貌、会展广告、玩具、保健用品与体育用品等文化产品与服务进入我国，进行统一的管理指导、监督调控。同时，也要建立对文化制品市场管理的计算机网络系统，为全国有关部门及时进行统筹安排、政策导向、组织协调等实施全面的宏观调控提供信息依据。
3．利用经济政策，扶植民族文化的发展。(1)通过直接拨款、经费投入的倾斜扶植民族文化的发展。例如，意大利在罗马歌剧院的全年开支中，国家直接拨款占70％，省、市政府拨款占20％，剧院的门票收入只占10％，这就为政府意念的贯彻提供了经济保证。(2)实行差别税率，扶植民族文化发展和外来文化精品的进境。例如：对以盈利为目的地组织境外通俗歌手演唱的单位经济收益，课以较高的所得税。对于高雅的外国精品文化、民族文化的演出免税或减税。(3)设立文化基金，支持民族文化艺术的生产。法国在战后几十年，国家对电影始终实行补贴，国家电影部门下属的“支持电影基金会’’规定，必须将票房收入、电视和录像带方面的广告收入按一定百分比上缴基金会，法国人认为，如果不给予补贴，不加以限制，粗制滥造的美国情景喜剧和肥皂剧就会吞掉法国国内的影视业。
4．建立国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提高全民的文化安全意识。在当今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国家的有形边界日益减弱，人民大众的自日益增强的形势下，发展中国家在全国民众中增强民族文化安全意识，提高文化自觉性的国民素质尤为重要。著名文化学者胡惠林在《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中指出：国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是国家安全管理的有机构成部分，它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克服国家文化安全管理中决策的随意性和个人因素”(胡惠林，2005)。为此，应当建立一套指标体系，来对国家文化安全状态进行科学准确地评估，比如，图书出版总量与销售总量中的进口图书与国产图书畅销之比等。如果某项指标接近或超过了国家文化安全管理的“红线”，国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就会适时启动，依法进行干预。提高全民的文化安全意识就是使人们增强信息和文化的意识、弘扬和保护民族文化的意识，同时也应该认识到文化多元性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精华，它们是人类的共同宝贵财富。如果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精华被某一种文化所取代，那么这对人类将是一种灾难。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也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发展中国家采取措施来维护本国文化安全是信息和文化的体现，弘扬和保护民族文化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5．加强国际合作，抵制跨国垄断。发展中国家的携手合作，建立双边的、多边的和地区性信息交换组织，这是抵制西方国家的文化产业垄断、建立世界文化传播新秩序的一个重要措施。
从1970年代起，亚、非、拉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在跨国的文化传播领域里，纷纷建立了地区性和跨地区性的合作组织，如“亚洲一太平洋地区新闻交换网”、“亚洲电视新闻交换网”、“东盟国家通讯社”等。“亚新网”要求：每个成员通讯社每天向该网提供l5分钟的英文电传新闻，内容以本国的要闻和经济建设为主。在电影、电视节目、音乐等文化产业，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与周边国家文化相似的特点，进行地区间的合作。这些组织对于打破西方文化产业对亚太地区的垄断发挥了重要作用。
摘要：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使强势文化大行其道，而弱势文化面临生存的威胁。广告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它在传播人类文明的同时，也加速了弱势文化的消亡。在世界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背景下，我们应当理智地对待这个问题。关键词：广告；跨文化；文化安全；对策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各国之间文化的渗透和冲突越来越频繁。广告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它不仅要在本国传播，而且要跨出国界，融入世界经济文化的大潮中。广告传播中所带来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有目共睹，它是影响了一个国家的文化安全，还是促进了人类信息资源的共享和文化的交流？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探讨。一、广告跨文化传播所带来的问题文化是个很复杂的系统。人类学家泰勒认为：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个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1]（P126）马林诺斯基认为，（文化）显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包括工具和消费品，各种社会群体的制度宪纲，人们的观念和技艺、信仰和习俗。[2](P52）广告是传达说服性信息的艺术，它具有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功能。就经济而言，广告作为信息传播的一种方式，它能传递产品信息，沟通产需关系，引导消费购买，创造需求欲望，加速商业流通，从而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就其文化功能来说，广告又是一门生动的视听艺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广告在传播经济信息，完成其产品促销的同时，又以其审美魅力不断地创造文化形态，营造文化气氛，传输文化信息，对社会产生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各种传播手段的出现，使广告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迅速提升。广告传播是一种文化传播，广告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精美的广告往往承载着民族文化精髓。在营销活动中，追逐利润和谋求发展也许是普遍的规律，但在不同的市场上，这一目标的实现方法和手段也不尽相同。就其原因，就在于营销绝不是一种单纯的商品买卖行为，它同时也是一种复杂而微妙的文化行为，它与社会风俗、文化偏见以及人们的意识观念、价值取向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正如美国广告界知名人士迪诺.贝蒂所言：如果没有人做广告，谁能创造今天的文化？你又能从哪儿为文化活动找到比一种广告媒介更生动的宣传方式呢？[3]（p37）国际上的知名企业早已不把广告仅仅作为推销产品的营销手段，以此来传达企业经营理念，塑造与提升企业整体形象。即“先推销文化，再推销商品”。在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民族文化处在大碰撞、大分裂、大融合的时期，跨文化广告传播变为越来越重要的文化传播方式。它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任何一种传播方式，成为经济与文化全球化最有力的助推器之一。当前品牌竞争已成为经济竞争的决定因素，而决定品牌价值的背后是文化支撑，以品牌支出为代表的全方位输出已成为国际资本大流通的亮点。经济全球化和文化霸权主义的珠联璧合，呼应进军，正在造成弱势民族文化的“断裂”，附加于商品之上的西方文化正在成为世界性的文化。全球化不仅为广告传播带来了广阔的舞台，更带来了重重矛盾，最主要的表现即“文化冲突和文化消失”。通常情况下，跨文化广告传播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文化适应模式，二是文化变迁模式，三是全球化标准策略。无论是哪种模式，弱势民族文化都面临生存威胁。因此，在国家、民族还存在的当今世界，各民族文化保持其相对的独立性是必要的，这是关系到一个国家民族生存的重大问题。我们认为，各民族个性化的文化传统和文化选择应该而且必须得到尊重。广告作为物质文明与不同价值观传播的重要阵地，更多地表现为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冲击，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窗口。二、广告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渗透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可口可乐、耐克、万宝路、麦当劳等品牌的广告宣传，美国文化中那特有的对“英雄主义”的狂热崇拜精神，那“征服与超越”的那种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自信，那种个人主义的价值追求，那种粗犷、奔放、自由而不失幽默的美国精神等，便成为许多国家追求的大众流行文化。这些品牌已成为美国文化的代名词，使消费者潜移默化地体验着美国的文化。不过，虽然以可口可乐、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消费文化在全世界大行其道，但并没有出现弱势文化消亡的现象。相反，各民族国家不同的文化渗透中，越来越重视对本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开发。文化是一个民族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积淀而来的，它根植于民族心理中，更偏重于精神意识层面，不会轻易质变。各国不同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渗透与融合，可以通过多种形式与手段，广告无疑是影响力最大的传播形式之一。广告传播中的文化渗透表现在：1、广告作为一种商业文化，是人们所创造的经济与文化的最佳结合。广告传播既是一种商业宣传，更是一种文化传播。它不仅影响并引导人们的消费，在潜移默化中也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乃至社会风气、社会文明。广告传播了人类最时尚的文明信息，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不同的生活理念，进而接受了自己认可的价值观。广告的文化功能主要表现在通过塑造一定的价值理想来影响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广告塑造的价值理想，或追求健康美丽，或寻求人间友爱，它必须通过积极向上的形象，来引导公众的价值需求，帮助社会营造一种良性的文化空间。“从理想的效果来说，广告的目标是实现人的一切冲动、愿望和努力的程序化的和谐。任何耗资巨大的广告，都精心构筑在已经验证的公众的陈规定见或‘成套’的既定态度上，正如摩天大厦是建立在基岩之上一样。任何受欢迎的广告都是公众经验的生动有力的戏剧化的表现。”[4]（P283）2、广告传播在引领世界潮流中接受当代强势文化。如“摇滚文化”、“追星文化”、“怪异文化”、“我的地盘听我的”等，传递了异类的文化信息。那种五花八门密集轰炸般的视觉表象，配合震耳欲聋竭斯底里的听觉表象，最大限度地发泄着人们的浮躁压抑、无归宿感和价值重心的感受与情绪。西方MTV音乐频道入主中国，使附着在音乐背后的西方文化价值理念，对青年一代的影响极为明显。一些年轻人努力追求的“酷”装束时尚、半土半洋的口语交流，都表现着外来文化对中国当前社会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这些包括知识体系和科学技术的传递交流，形成无国界的当代新文化。”[5]（P17）3、广告传播体现了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冲击。全球化使各个民族的文化封闭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全球化时代，各个民族的文化难以自主地被放在一个平台上进行交流和碰撞。尽管有互相吸收借鉴的地方，但是弱势文化终归难敌强势文化的冲击。在国际广告舞台上，中国的声音非常弱小。1996年以来国际嘎纳广告奖评审，几乎没有中国广告的位置。国外广告咄咄逼人的态势，反映了其背后强大的经济实力。经济全球化成为政治、文化全球化的基础。发达国家挟其优势，以多种方式叩开了不发达国家的门户。三、跨文化广告传播给我国文化带来的机遇各民族的文化传统目标价值各不相同，且长期积淀，根深蒂固，不可能随着经济标准的统一而统一，文化多元化是不会消失的。相反，越是经济全球化，文化的渗透与冲突越激烈。在这样一个时代，对作为经济文化先锋载体的广告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挑战在于广告跨文化传播不可避免地遭遇文化冲突，而机遇在于把这种冲突转化为双方共赢的策略。一般来说，强势文化处于主导地位，而弱势文化也必定具有其突出的民族特色。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广告的运作与传播要始终坚持民族化的特色，并寻找到不同文化区域共通的契合点。通过有效的沟通，不同文化都可以更好地参与国际交流，从中吸取营养，并不断地丰富民族文化的内涵。跨文化广告传播给我国文化带来的机遇是：首先，通过广告传播，应在更大程度上借鉴、吸收世界文明的先进成果。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是愚蠢的。”[6]（p44）由于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发达国家在中国进行的广告传播，给我们带来了物质文明与先进的理念，并融入我们的本土文化。如万宝路公司曾在中国策划了“万宝路贺岁锣鼓比赛”，鼓手鲜红的装饰和震天的锣鼓，象征着吉祥、幸福，与新春的喜庆气氛相融合，既符合中华民族的特点，易为中国受众所接受，又宣染了万宝路广告中西部牛仔雄壮、野性的阳刚之气。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文化的全球化并不排斥民族文化的特色，而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也有助于推进文化的全球化。其次，通过广告传播，有利于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世界成功广告都是通过传播本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广告传播的背后总是伴随着本土文化的输出。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灿烂的文化，为人类的文明做出了卓越贡献。应始终把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作为广告传播的主要内容，将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传播出去，使它成为走向世界的中国品牌。因此，在广告艺术表现手法上，要多运用中国特有的诗词、民歌、谚语、书法、国画、戏剧、音乐、建筑等艺术风格，将传统文化推向世界，让全球消费者不断认同和了解中国文化。我国的许多优秀文化“养在深闺人未识”，我们必须大力借助广告传播，把它作为一种文化新产品向外推介。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不少西方有识之士洞悉了中华文化的优异之处，提出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这能否成为现实，有待历史发展来证明，但“申博”、“申奥”的成功已充分说明了中华民族文化的魅力。第三、以积极的态度推动文化体制改革。文化的产业化是发达国家文化扩张的重要政策，是占领世界文化市场的重要产品。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给落后国家的文化产业施加了压力，其中广告传播是文化产业化的突出表现，我们已经感到发达国家文化输出的压力。这种外在的压力必然会形成内在的改革文化管理体制的动力，使我国的文化资源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按照文化产业发展的要求，不断推进文化体制和机制创新，大力加强我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主导声音，并输出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念。只有主动出击，才能热切参与民族文化安全的保护，也才能自觉抵制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渗透。四、跨文化广告传播中的文化安全对策大规模的广告传播给全球文化带来了日益频繁的融合，其中积极的和负面的因素同时存在。广告传播给国家文化安全造成的威胁，是在于“如何保持民族文化的个性”。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对于西方广告文化中的一切积极因素如企业竞争观念、公平意识及效益原则等应予接受，而对于其中的腐朽思想如拜金主义、商品拜物教及极端个人主义思潮等必须加以鉴别。我们要以自己的优秀文化为后盾，采取积极主动的进取精神，保护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安全。采取的相应对策应当是：1、立足传统文化，保持鲜明特色。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历史长河的洗礼中凝集沉淀下来的最为可贵的东西。尤其是作为有5000年文明的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生命力。在其传统文化里出现了大量具有表现顽强不屈、奋勇进取的文化现象，如愚公移山、后羿射日等；表现光明正大而富于仁者情怀的“厚德载物”等；表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尊老爱幼”等。这些传统文化的价值核心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传统并不是包袱，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对待与利用。我们在传播商品信息的同时，应弘扬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如孔府家酒广告中的“叫人想家”、人伦亲情、血缘文化，红豆衬衫的“红豆诗”等。可以说，传统文化藏在人们的灵魂深处。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广告人要善加利用。跨文化广告传播要以传统文化为依托，兼容外来文化之精粹，在各种不同文化的碰撞、交汇、融合中形成自己的特色。当然，我们要舍弃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才能有效地实现广告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2、坚持文化创新，不断有所发展。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证明，对于民族文化最有效的保护就是与时俱进地不断发展，最有效的继承就是与母体血肉相连地不断创新。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才有生命力。[7]（p3）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只有通过不断创新，才能更好地参与国际交流。著名的“海尔文化”就是融合东西方文化于一身，在继承中创新，在引进中消化，最终根植于本民族文化的土壤。用海尔总裁的话说，就是“海尔文化=日本文化（团队意识＋吃苦精神）＋美国文化（个人主义＋创新精神）＋中国传统＋中国文化的精华。”2001年2月8日，中国广东移动通信“沟通从心开始（牵手篇）”荣获第30届莫比广告节影视类第一名。该节是全球最具权威的三大广告节之一，实现了中国广告在此节广告评比中的“零的突破”。在作品中，选择“牵手”来用为表达理念的符号，而载体是儿童。因儿童是纯洁、真诚的标志，儿童是未来的希望：“一种来自中国的声音，引发全球的回应，在童声合唱《欢乐颂》旋律的伴奏下，来自美国、法国、印度、马尔代夫，来自世界各地的孩子突破心灵屏障穿越地域的界限，奔聚在一起，手牵着手连成一体……”。广告对“以心沟通”的企业理念进行了出色的诠释，其团结友爱的诉求点正好是站在人性的高度。这种对和平、团结的追求，对儿童的关爱之情是世界各国人民所共有的，也与我们中华民族崇尚和平、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相一致。3、克服思维定势，增强跨文化传播能力。在文化市场中，发展中国家不仅要引进来，而且要“打出去”，不仅要大力出口一般商品，更要积极出口文化商品。要在广告传播中融入独特的中华文化，形成鲜明的个性特征，不仅能避免广告淹没在信息洪流中，还能使中华文化在世界大放异彩。当然，民族特色应选择各国受众容易理解的方式表现出来。海尔集团1997年曾试图以“海尔：中国造”的核心广告语来塑造其全球化品牌形象，却忽略了这一广告语其实包含了一种民族情绪，仿佛是要为中国人争气，是一种典型的弱民族心态。事实证明，这一广告语成效甚微，海尔不得不回到“真诚到永远”的广告口号上。同样，像“非常可乐，中国人自己的可乐”之类的广告语也暗含了民族排外情绪，对产品和品牌的国际化十分不利。国际品牌可口可乐在中国有“泥娃娃阿福”的系列贺岁广告，丰田有“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这样妙用中国谚语的广告语，都深深打动中国消费者的心。因此，在国际广告传播中，我们要增强自己的跨文化传播能力。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人们的品位和偏好都在趋向统一化，由于任何地方的人群都因为相同的原因而需要相同的产品，因而企业可以通过在全球范围内使用标准化的主题统一广告宣传，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8]（P165）4、理智地对待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道，世界文学的形成是资产阶级对世界市场的开拓所带来的文化结果的表现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思指出了这种文化格局出现的历史必然性：“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化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9]（P254-255）这段文字精彩地影射出当代全球化的意义，即一个民族的经济与文化活动，不仅是单纯地属于本民族，只在本国本民族中得到交流和享用，而是从国家和民族闭关自守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具有某种共同共通的经济与文化交往交流的关系。虽然这些国家和民族之间在这种关系中的地位、作用、利益是并不相同的，但趋向却是从封闭、隔绝、拒斥而走向超国界的交往与交流，走向全球性的文化共享。世界各国文化正向趋同方向发展。我们对外来文化不能“一棍子打死”，毕竟任何文化都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如果我们只强调“本文化”的纯洁而反对与“他文化”进行交流和交往，就可能发展成为一种以自我为中心、拒斥异质文化存在的“文化孤立主义”。广告传播要在对母国文化与目标市场文化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巧妙寻觅文化之间的共同点，并架构起东西方文化连接的桥梁。结语面对强势国家通过广告传播进行的文化渗透，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一个国家的文化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发达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强势地位必然造成他们在文化领域的强势地位。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发展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10]（p356）特别在当前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经济和科技实力的竞争成为全球竞争的主要内容。国家文化安全的前提是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了，就能够在世界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人们都说，广告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广告传递的信息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广告传播扩大了人类文明的成果，改变着许多民族的原本的文化构架。美国评论家波特在分析现代广告的文化功能时说：“广告对社会的影响，目前已发展到可以与拥有悠久传统的教会和学校相匹敌。广告支撑了各种媒体的发展，在大众兴趣的形成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广告已成为当代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11]（P36页）至于广告传播是否破坏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安全，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放在某个历史阶段或历史过程来考察，只要其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就是对全人类有益的。我们无意极端扩大广告传播的文化力量，但由于广告传播本身的重复性、大批量化，其隐性的文化影响力不可低估。我们要始终坚信：广告跨文化传播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全球范围内的信息资源共享，使人类文明的交流突破历史强加的局限；同时，又在世界文化舞台中表现出其独特的价值，形成开放、自由、平衡、多元的国际文化传播新秩序。参考文献：[1]克莱德.克鲁克洪著，高佳等译，《文化与个人》第12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2]马林诺斯基著，黄建波等译，《科学的文化理论》第52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3]陈培爱：《广告策划》p37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4][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P283，商务印书馆，2000[5]沈立人：泛论全球化，《特区经济》P17，2002年第4期[6]邓小平文选：第3卷[M]p44，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7]范凤国：《维护文化安全浅探》，《中国国防报》，2001年8月20日第3版。[8]韩中和，《品牌国际化战略》P165，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9]《马克思恩格思选集》第一卷第254-255页，人民出版社1976[10]邓小平文选：第3卷[M]p356，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引自：小林太三郎，《新型广告》第36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
论文摘要:翻译过程不仅涉及两种语言，还涉及到两种社会文化，这就要求译者翻译时不能只在语言上推敲，还应考虑不同的文化背景，采用合适的翻译策略，以在最大限度的保留原作的文化特色的同时，使译作可以被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所接受，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好翻译的文化传播作用。
一、文化的概念及翻译的任务
(一)文化的概念
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表现方式，又是一种社会现象。两个不同民族的语言交流，实质上是两个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在语言交际过程中，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人能否相互沟通，不仅决于他们对语言本身的理解，而且取决于他们对语言所负载的文化意蕴的理解，因此，文化翻译应“突破以往‘语言的囚笼’(the prison一house of language)的束缚”，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进行。笔者认为，当今不同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文化传播空前活跃，翻译又是文化传播中信息转换的桥梁，人们对翻译与文化的关系也愈来愈关注，因此如何翻译以实现更好地进行文化传播，我们就有必要进一步探究了。
有关文化的定义很多，笔者赞同王克非的定义:“所谓文化指的是历史上创造的所有的生活样式，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合理的、不合理的以及谈不上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一切，它们在某一时期作为人们行为的潜在指南而存在。”他的定义指出了文化具有相对性和文化是人们行为的指南这两个重要概念。
(二)翻译的任务
翻译过程不仅涉及两种语言，还涉及到两种社会文化。正如张今先生所言:“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就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它的任务是把原作品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映像或艺术映像，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译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近代学者越来越注重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奈达曾指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
二、文化传播与翻译的关系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反映文化并受着文化的制约。任何语言文学都是某种文化的反映，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社会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方式和表达能力。
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注定了翻译与文化的密切关系。翻译的过程就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而两种语言转换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到两种文化。我们常常见到由于缺乏对源语文化的了解而错译、误译的情况。例如:将to blow one’s own hom译为“各吹各的号”，而这个习语的真正意思是“自吹自擂”。因此，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就无法真正掌握语言。我国著名学者王佐良教授在谈到文化与翻译的关系时曾指出:“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他处理的是个别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翻译已不再仅仅被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文化的交流。所以翻译越来越被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
三、中西方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由于社会历史、和风俗习惯等原因，中西方存在着较大差异，彼此对事物的好恶不同，因此在遣词造句上就各具特色。例如，英语中绿色常用来表示“嫉妒、眼红”等意，如词组green with envy“十分嫉妒”。若把“眼红”译为“red-eyed".将会使以英语本族语的人不能理解其内涵。又如，同一动物在不同语言中的含义是互不相同的。英语民族有爱狗的传统，中国人却崇敬龙。在封建时代，龙是皇帝的象征。中华民族称自己是“龙的传人”。
“龙”(dragon)在西方世界的神话传说中却是一只巨大的蜘蝎，长着翅膀，身上有鳞，拖着一条长长的蛇尾，嘴中喷出火焰，是罪恶的象征。因此，中文的成语“望子成龙”若译为“to hope that the son will become a dragon"，西方读者一定会大惑不解甚至产生误解;若译为“to expect one’s son to become an outstanding personage”或“to hope that the son will have a bright future "则能恰如其分地传达源语的文化内涵，易被西方人所接受。中英人民对于某些动物的心理反应是不完全相同的，这就要求翻译时必须进行适当的转换。
中国遵循直觉的感悟式的思维方式，追求形象思维。而西方开放性的商业社会造就了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外向型思辨。这种外向性的“思物”又形成了西方注重逻辑关系的分析性思维方式。两种思维模式决定了对语言的两种审美标准:语言的形象美和语言的逻辑美。例如: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o’er old trees wreathed with rotten vines fly evening crows;
neath tiny bridge beside a cot a clear stream flows ;
on ancient road in western breeze a lean horse goes.
对照上面马致远的“秋思”与译文可以看出，原诗通过九个形象性名词的连续使用，译文则是通过形式完整的逻辑语句来抒发作者当时的心境，这正符合东西不同思维模式的特点。所以，在翻译时若遇到这种情况，就要打破原文形式上的束缚，运用不同的思维模式构建译文，以符合译入语文化的审美标准。
因为中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社会习俗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人们的行为方式又受社会文化的潜在指引，所以翻译中最大的困难往往不是来自语言本身，而是语言所承载的文化意蕴。这就要求译者翻译时不能只在语言上推敲，还应考虑不同的文化背景，只有这样才能将翻译做好。
四、文化翻译的策略及原则
(一)翻译策略的选用
翻译的目的是促进不同语言、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沟通，因此，翻译是文化传播的中介，而译者就是文化传播的使者。译者的翻译策略与翻译目的、译者的意识形态、文化背景、社会氛围、读者的趣味要求等可变因素息息相关，又直接影响到翻译效果。因而，异化与归化等翻译策略在中外翻译史上都留下了浓彩重墨的一笔。“归化翻译法”(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和“异化翻译法”(foreignizing translation)是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lvenuti, 1995)创造的术语，用于描述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归化翻译法追求译文文体自然流畅，一目了然，其目的是尽量减少原文给目的语读者带来的陌生感;而异化翻译法则故意冲破目的语常规，把原文本的异国情调带到目的语文化之中。随着翻译研究越来越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异化与归化也被置于文化研究的大视野中进行关照。叶子南将西化界为在两个语言体系中已固定的表达方式间有差异时(英译中)所采取的原语的表达方式;并认为缓慢适度的西化有益无害，西化的总趋势是合理的。郭建中认为归化与异化各有其长，这两种互补的方法将同时并存。孙致礼则持适度原则，即在“纯语言层面”用归化法翻译，在“文化层面”力求最大限度的异化。但他们又都推断异化法将最终会占上风。
(二)“文化传真”:翻译的基本原则
鲁迅说:“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所谓“异国情调”，鲁迅指的不是语言上一味仿效西洋，而是尽量保存原文所蕴含的异域文化特色。韦努蒂积极倡导翻译过程中对源语文本的异化处理，从而揭示两种语言在表达形式和文化上的差异。这就是说，翻译不仅要考虑语言的差异，还要密切注视文化的差异，文化差异处理得好坏，往往是翻译成败的关键。语言可以转换，但文化特色却不宜改变，一定要真实地传达出来。因此，“文化传真”应是翻译的基本原则。
为了能够更好地保留原文的民族特色和形象，一些来源于典故或宗教的习语常采用异化的译法。当然，为了照顾译语读者的需要可采用直译加注脚的方法，如汉语谚语“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由于基督教国家对“和尚”这一概念比较陌生，而有关和尚的典故更是鲜为人知，所以可以采用直译加解释:one monk,two buckets; two monks, one bucket; three monks,no bucket, no water一more hands, less work.这样既传达了语言的意义，又传播了文化背景知识。
论文摘要:翻译过程不仅涉及两种语言，还涉及到两种社会文化，这就要求译者翻译时不能只在语言上推敲，还应考虑不同的文化背景，采用合适的翻译策略，以在最大限度的保留原作的文化特色的同时，使译作可以被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所接受，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好翻译的文化传播作用。
一、文化的概念及翻译的任务
(一)文化的概念
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表现方式，又是一种社会现象。两个不同民族的语言交流，实质上是两个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在语言交际过程中，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人能否相互沟通，不仅决于他们对语言本身的理解，而且取决于他们对语言所负载的文化意蕴的理解，因此，文化翻译应“突破以往‘语言的囚笼’(the prison一house of language)的束缚”，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进行。笔者认为，当今不同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文化传播空前活跃，翻译又是文化传播中信息转换的桥梁，人们对翻译与文化的关系也愈来愈关注，因此如何翻译以实现更好地进行文化传播，我们就有必要进一步探究了。
有关文化的定义很多，笔者赞同王克非的定义:“所谓文化指的是历史上创造的所有的生活样式，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合理的、不合理的以及谈不上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一切，它们在某一时期作为人们行为的潜在指南而存在。”他的定义指出了文化具有相对性和文化是人们行为的指南这两个重要概念。
(二)翻译的任务
翻译过程不仅涉及两种语言，还涉及到两种社会文化。正如张今先生所言:“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就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它的任务是把原作品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映像或艺术映像，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译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近代学者越来越注重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奈达曾指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
二、文化传播与翻译的关系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反映文化并受着文化的制约。任何语言文学都是某种文化的反映，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社会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方式和表达能力。
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注定了翻译与文化的密切关系。翻译的过程就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而两种语言转换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到两种文化。我们常常见到由于缺乏对源语文化的了解而错译、误译的情况。例如:将to blow one’s own hom译为“各吹各的号”，而这个习语的真正意思是“自吹自擂”。因此，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就无法真正掌握语言。我国著名学者王佐良教授在谈到文化与翻译的关系时曾指出:“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他处理的是个别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翻译已不再仅仅被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文化的交流。所以翻译越来越被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
三、中西方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由于社会历史、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原因，中西方存在着较大差异，彼此对事物的好恶不同，因此在遣词造句上就各具特色。例如，英语中绿色常用来表示“嫉妒、眼红”等意，如词组green with envy“十分嫉妒”。若把“眼红”译为“red-eyed".将会使以英语本族语的人不能理解其内涵。又如，同一动物在不同语言中的含义是互不相同的。英语民族有爱狗的传统，中国人却崇敬龙。在封建时代，龙是皇帝的象征。中华民族称自己是“龙的传人”。
“龙”(dragon)在西方世界的神话传说中却是一只巨大的蜘蝎，长着翅膀，身上有鳞，拖着一条长长的蛇尾，嘴中喷出火焰，是罪恶的象征。因此，中文的成语“望子成龙”若译为“to hope that the son will become a dragon"，西方读者一定会大惑不解甚至产生误解;若译为“to expect one’s son to become an outstanding personage”或“to hope that the son will have a bright future "则能恰如其分地传达源语的文化内涵，易被西方人所接受。中英人民对于某些动物的心理反应是不完全相同的，这就要求翻译时必须进行适当的转换。
中国遵循直觉的感悟式的思维方式，追求形象思维。而西方开放性的商业社会造就了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外向型思辨。这种外向性的“思物”又形成了西方注重逻辑关系的分析性思维方式。两种思维模式决定了对语言的两种审美标准:语言的形象美和语言的逻辑美。例如: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O’er old trees wreathed with rotten vines fly evening crows;
Neath tiny bridge beside a cot a clear stream flows ;
On ancient road in western breeze a lean horse goes.
对照上面马致远的“秋思”与译文可以看出，原诗通过九个形象性名词的连续使用，译文则是通过形式完整的逻辑语句来抒发作者当时的心境，这正符合东西不同思维模式的特点。所以，在翻译时若遇到这种情况，就要打破原文形式上的束缚，运用不同的思维模式构建译文，以符合译入语文化的审美标准。
因为中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社会习俗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人们的行为方式又受社会文化的潜在指引，所以翻译中最大的困难往往不是来自语言本身，而是语言所承载的文化意蕴。这就要求译者翻译时不能只在语言上推敲，还应考虑不同的文化背景，只有这样才能将翻译做好。
四、文化翻译的策略及原则
(一)翻译策略的选用
翻译的目的是促进不同语言、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沟通，因此，翻译是文化传播的中介，而译者就是文化传播的使者。译者的翻译策略与翻译目的、译者的意识形态、文化背景、社会氛围、读者的趣味要求等可变因素息息相关，又直接影响到翻译效果。因而，异化与归化等翻译策略在中外翻译史上都留下了浓彩重墨的一笔。“归化翻译法”(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和“异化翻译法”(foreignizing translation)是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LVenuti， 1995)创造的术语，用于描述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归化翻译法追求译文文体自然流畅，一目了然，其目的是尽量减少原文给目的语读者带来的陌生感;而异化翻译法则故意冲破目的语常规，把原文本的异国情调带到目的语文化之中。随着翻译研究越来越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异化与归化也被置于文化研究的大视野中进行关照。叶子南将西化界为在两个语言体系中已固定的表达方式间有差异时(英译中)所采取的原语的表达方式;并认为缓慢适度的西化有益无害，西化的总趋势是合理的。郭建中认为归化与异化各有其长，这两种互补的方法将同时并存。孙致礼则持适度原则，即在“纯语言层面”用归化法翻译，在“文化层面”力求最大限度的异化。但他们又都推断异化法将最终会占上风。
(二)“文化传真”:翻译的基本原则
鲁迅说:“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所谓“异国情调”，鲁迅指的不是语言上一味仿效西洋，而是尽量保存原文所蕴含的异域文化特色。韦努蒂积极倡导翻译过程中对源语文本的异化处理，从而揭示两种语言在表达形式和文化上的差异。这就是说，翻译不仅要考虑语言的差异，还要密切注视文化的差异，文化差异处理得好坏，往往是翻译成败的关键。语言可以转换，但文化特色却不宜改变，一定要真实地传达出来。因此，“文化传真”应是翻译的基本原则。
为了能够更好地保留原文的民族特色和形象，一些来源于典故或宗教的习语常采用异化的译法。当然，为了照顾译语读者的需要可采用直译加注脚的方法，如汉语谚语“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由于基督教国家对“和尚”这一概念比较陌生，而有关和尚的典故更是鲜为人知，所以可以采用直译加解释:One monk，two buckets; two monks， one bucket; three monks，no bucket， no water一more hands， less work.这样既传达了语言的意义，又传播了文化背景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