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正在积极倡导创新教育模式和学习方式，大力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全面深度融合，加快提升教育信息化整体水平。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同样也面临着与信息技术的全面深度融合问题。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及方法论等理论研究已经卓有成效，而关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专门研究几乎一片空白的情况下，从技术角度全面系统地考察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现象，明确提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概念[1]并将其纳入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体系，深入探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规律，科学构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理论模型，将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方法提升到技术层次，增加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含量，不仅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提供新视角，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开拓新领域，而且对于促进现代教育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层次整合、提高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广义技术观念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客观存在
所谓技术，是指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所运用的策略方法、物质工具、操作规程、知识技能等构成的综合体。技术作为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之一，有着最为漫长的历史和最深刻的人性根源，它的本意就是解决“做什么”“怎么做”以及“怎么最有效地做好”等问题，它的本质就是人有目的的活动方式，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基本表现及其拓展延伸。
(一)广义技术观念
国内外关于技术的定义繁多，大致可归为两类，即狭义技术观念和广义技术观念[2]。两者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把人视作技术系统的构成要素，把技术视为人类目的性活动的基本行为方式。或者说，这两种技术观念的重要分野在于是否承认社会技术和思维技术的存在。
(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客观存在
王伯鲁教授认为“技术就是围绕着‘如何有效地实现目的’的现实课题，人们后天不断创造和应用的各种目的性活动的序列或方式”。他从广义技术视角对马克思技术思想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深度挖掘，认为马克思对技术的理解和论述涉及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最接近于广义技术观念。技术思想是马克思博大精深的思想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在《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中。他在探讨“人的本质”“生产力”“劳动”“分工”“工具”“机器”“交往”“竞争”“异化”等许多重要问题时也论及技术问题，有关技术思想散见于《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等诸多论著中。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根源于人的社会性，人的社会性又源于物质生产活动，而物质生产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技术基础上或社会组织体制下展开，因此，技术是人类目的性活动的基础和灵魂，技术性是人的本质属性，技术活动的出现是人类进化史上的里程碑、人猿揖别的分水岭、人类生存的文化依据和构成人性的基本内容。
1.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一项社会技术
马克思指出劳动或实践活动是人的“类本质”，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著名论断，并把作为劳动工具和技能的技术视作劳动要素，将其归于劳动资料范畴。所谓劳动主要指人类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生产自身生存与发展所需的物质生活用品和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活动。由于技术是人类劳动最基本的行为方式，“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如何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等都属于技术范畴，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讲“技术创造了人”。技术使人成其为人，并使技术性成为人的本质属性。只有人类才有技术，技术与人类不可分割。人不仅是技术主体，而且是技术体系内的构成要素。正由于人类具有技术性这一本质属性，使得人类在所有领域展开的有目的性活动都会被打上技术的烙印、被赋予技术属性。人类在思维、自然与社会各个领域中展开的有目的的、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其活动或行为方式都是技术，理论上可相应地区分为思维技术、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社会技术是在思维技术支持下、由各种自然技术有机整合而成的系统化、综合性的技术体系，其中，思维技术是人类认识与实践活动展开的智能平台，自然技术是建立在思维技术的基础之上、建构社会技术的基本构件。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4]。根据广义技术观念，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类在社会领域的一项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其活动方式或行为方式就是一项社会技术，可称其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
2.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作为中介客观存在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
科学的直接目的和基本任务是认识世界，主要回答“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技术的直接目的和基本任务是改造世界，主要回答“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但是从根本目的和最终意义上，科学与技术的目的都是为了改造世界，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需。只要是科学的理论，最终都需要借助技术的手段才能使科学的功能得以彰显。随着现代信息科技革命的突飞猛进，“科学技术化”与“技术科学化”的步伐显著加快，技术与科学之间“互相联系、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相互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不断深化，变得更加密不可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指出，科学理论与社会实践之间不可能直接发生相互作用，其间存在着一个桥梁，技术便是介于科学理论与社会实践之间的桥梁。也就是说，科学理论用于解决现实问题时必然以技术为中介或桥梁;同样，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理论用于解决现实中人们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时也必然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为中介或桥梁。这就意味着，只要承认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科学理论且能够用于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现实问题时，就应当承认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客观存在。
3.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一种教育技术
教育属于人类社会领域的实践活动，教育实践的活动方式就是教育技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虽然隶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但由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将教育作为中心任务，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更是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育教学为主渠道，具有强烈的教育属性，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也可看作教育学的分支学科。既然人类教育实践的活动方式或行为方式是教育技术，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属于教育实践，所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活动方式或行为方式也是一种教育技术，即“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当今现代教育技术学理论研究的迅猛发展与教育技术实践取得的丰硕成果，无疑使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客观存在得以确证。
综上所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深刻的技术特性，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作为基于思维技术和自然技术的一种社会技术体系，客观存在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之中，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理应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问题纳入其基本理论研究范围。所谓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指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教学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遵循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规律，运用现代教育思想理论和现代教育技术，通过对教与学过程和教与学资源的设计、开发、运用、管理和评价，以实现教学最优化、效能最大化的理论与实践[5]。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本质上就是现代社会条件下以培养“四有”新人为目标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活动方式或行为方式，因此也可将其界定为“人类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所运用的一切策略方法、物质工具、操作规程和知识技能的综合体”。
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理论模型的建构原则
模型(或模式)作为再现现实的一种理论化的简约形式[6]，是对研究对象的系统、过程、事物或概念的一种简明扼要的表达。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理论模型是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体系的建构和运行过程的一般表达形式，是依据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及教育过程等特点，由现代教育技术模型与之交叉融合演化而来。相对于其他学科教育而言，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模型的构建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必须明确领导决策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系统中的主导地位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政治主导、实事求是、民主管理、全面发展等基本原则。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面向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已不再是价值中立的了，而是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鲜明的价值取向。这种鲜明的政治目的性，使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建构及实施都已不再单纯是一个专业性的系统设计过程，而且是一个以科学专业的系统设计为基础，具有鲜明政治性的领导决策过程。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决策首先是教育目标决策，并以目标为依据确定教育内容、策略、方法与方式等。
(二)必须体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多样性要求
这种多样性首先表现在空间场所的多样性上，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广泛存在于学校教育中，而且还超越学校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次，这种多样性还体现在实施途径的多样性上，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不仅通过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课这个主渠道进行，而且还通过文化、传媒、管理、活动、人际交往等多种载体、多种途径实施综合教育。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模型的构建必须最大限度地超越不同类型之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之间的差异性，把焦点集中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同一性上，尽可能覆盖到各种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载体。
(三)必须顺应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综合化趋势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多样性在实践中不断交叉融合，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综合化的要求。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思想政治教育的要素及其结构也正在变得日益复杂化，客观上也要求形成多维度、网络化、立体式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实现党、政、工、团等有关部门齐抓共管，促使家庭、学校、社会等各种渠道形成合力。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模型必须体现综合教育理念、协同教育观及“大电教”思想，能够通过系统设计技术的科学运用、现代化教育媒体的优化组合，构建出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及整体效能的技术体系，最大限度地满足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综合化等发展需求。
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理论模型及其基本性质
(一)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理论模型
遵循上述基本原则，笔者所构建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模型。
该模型表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具有层次性结构的体系。该体系由三大类别的基本技术构成：
1.系统设计与领导决策技术
现代教育技术学中的所谓“系统设计技术”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中的“科学决策方法”基本相当，都是为解决“做什么”“怎么做”以及“如何最有效地做好”等问题所进行的目标选择、工作计划和行为设计与抉择。系统设计技术承担着科学决策、制订技术方案等核心任务，它实质上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结构要素和工作环节进行系统整合与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使得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获得系统整体功能，形成整体效能与合力，因此它在构建技术体系当中居于核心地位，发挥着先导或灵魂作用。考虑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必须遵守政治主导原则等特殊要求，在系统设计技术之外，还必须加入领导决策技术。确定系统设计方案并履行领导决策程序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体系中的一个特殊程序，它主要是对教育目标与内容是否正确，技术与方法步骤等是否恰当、高效、简便可行等内容进行审核评判，作出合理决策，发挥政治主导和把关作用。
2.资源开发与利用技术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开发与利用技术主要就是教育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技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建立一套科学合理且行之有效的教育数字资源组织与推送技术与管理规范体系，从而实现以下几大目标：(1)构建融合信息化和全球化特色的基于全媒体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数字资源设计、开发、利用、管理与评价的新体系，探索出一套面向数字化生存时代的资源整合集成、共享应用、产权保护、质量评估、运营管理的模式方法，切实提高教育数字资源的组织效能、推送质量和应用水平;(2)加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数字资源组织和推送的协同创新，促进数字化环境下教育资源建设与应用的改革与发展，创新优质教育数字资源产生、流动、共享的体制与机制，探索建立跨区域、跨行业的资源组织、推送和应用战略联盟，实现相互之间的互联、互通、互控;(3)建立起一整套与信息化与全球化时代创新人才培养需要相适应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数字资源组织和推送应用体系，统筹利用各种内部和外部资源，构建人才培养的数字化立体型资源环境，促进资源的均衡与优化配置，切实提高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与水平。同时，教育信息化的创新发展，对人员配置和技能培训提出了新的要求，其核心问题是信息技术环境下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专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目前所面临的重点和难点在于信息技术支撑的新型反思性教学模式的构建。如何在反思性教学中，合理配置各种信息技术环境与资源，充分发挥各种信息技术工具的作用，支持和促进教师对教学的持续反思，进而使自身不断成长，是制约我们在实践中是否能够成功构建起一个面向信息技术环境的教师专业发展之基本模式的重要瓶颈，也是让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中的人员配置和技能培训技术最终能够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在实践中有所突破的关键。
3.管理和评价技术
在构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体系中的管理技术的过程中，要在既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引入扁平管理、项目管理和全面质量管理的理念、技术和方法，建立一套科学实用的管理规范，切实提高学习管理的效能和学生学习的绩效。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体系中的评价技术应不止于提供结果判定，而应能促使学生发生某种积极改变。因此要坚持以对学习者学习行为进行调节为目的，以对学习者学习行为进行监控为导向，以对学习过程和结果的测量与统计为手段。要突破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以知识习得的结果作为评价的主要对象的做法，把学习者的学习态度、学习者对各种教育信息资源的利用情况、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能力以及学习者相互之间的交互程度等都纳入其中。
与现代教育技术一般模型相比，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模型中融入了三个环节：一是基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主导原则，融入了“领导决策”环节。对于德育教师、学生辅导员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员经过系统设计所提出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方案，思想政治教育领导与管理机构及其负责人应当予以审核把关，履行领导决策程序，以保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政治方向、教育目标的正确性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原则性与适当性。二是基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多样性，增加了“载体选择”环节。该模型借鉴并拓展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中的“载体”概念及载体应用研究成果，可以客观反映和妥善解决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形式的多样性问题，为建构与各种载体相适应的教育模式提供技术路径。三是基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者任职条件的特殊要求，增加了“人员配置与培训”环节。
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体系中，系统设计技术和领导决策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建构过程中的核心技术;教育媒体技术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实施过程中的核心技术。管理技术、评价技术涉及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每个环节，贯穿技术活动的全过程，发挥着信息反馈和系统调控功能，而人员配置与培训技术则具有关键作用。
(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模型的基本性质与运用要领
1.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一种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现代技术
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科学与技术之间出现互相促进、相互转化、不断融合的趋势，科学日益成为技术的先导，技术日益表现为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具体应用，两者愈来愈密不可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以现代教育思想理论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为依据，在学习科学破解人类学习奥秘，尤其是态度、情感、价值观学习的奥秘基础之上，借鉴系统科学、传播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相关科学理论与方法，通过系统化设计与开发而建立起来的科学型的现代技术，而不是经验型的传统技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总体上属于科学型的现代技术，其中蕴含着科学的力量和智慧的能量。一方面，必须树立科学观点，要保证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真理性与方法的正确性，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建立在坚实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基础上，确立正确的教育方向、策略与基本方法;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始终把解决现实问题、满足社会发展要求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需要作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一个系统化的综合技术体系
关键词：新生产力发展理论；先进生产力论；科技动力论；可持续发展论；跨越式发展论
中图分类号：K02；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6）07-0029-05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研究”（05BKS013）的中间成果。
作者简介：黄亚玲（1977- ），女，安徽阜阳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就字面而言，新生产力发展理论可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是新生产力的发展理论，另一种则是新的生产力发展理论。本文的主旨倾向于后者，是针对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生产力思想而言的。因区别于传统的生产力理论而取之于“新”；因“发展”是生产力的本质特征，且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生产力思想侧重于生产力发展的方方面面，而称之为“生产力发展理论”。笔者对新生产力发展理论概念的界定是：新生产力发展理论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传统生产力理论及邓小平生产力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着眼于解决在当代中国“发展什么样的生产力，怎样更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这一课题而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理论体系，它主要由先进生产力论、科技动力论、可持续发展论和跨越式发展论四个部分构成。
一、新生产力发展理论的历史考察
新生产力发展理论的形成，以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为起点，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这一理论经历了萌芽时期、形成时期和体系化时期，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
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四大，是新生产力发展理论的酝酿和萌芽时期。十三届四中全会确立了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到十四届四中全会，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过渡顺利完成，第三代领导集体担负起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重任。在此期间，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上主要是延续前人的做法，在维护社会稳定、抓紧党的自身建设、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顺利完成治理整顿任务的同时，也开始了对生产力发展理论的初步探索。这一时期新生产力发展理论萌芽的标志，主要是在坚持邓小平生产力理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科技动力论的相关内容。
从1992年10月的十四大到1997年9月的十五大，是新生产力发展理论主要观点及其基本轮廓初步形成并不断深化的重要时期。1992年，以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加深认识，提出了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科教兴国战略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在实践中落实了科技动力论；可持续发展战略则折射出可持续发展论的形成，而这正是新生产力发展理论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从1997年9月的十五大到2002年11月的十六大，是新生产力发展理论的体系化时期，其标志是先进生产力论与跨越式发展论的提出。在这一时期，党的领导人在坚持科技动力论与可持续发展论的基础上，全面落实科教兴国战略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了跨越式发展论及先进生产力论，进一步完善了新生产力发展理论。
二、新生产力发展理论的基本内容
新生产力发展理论既吸收了传统生产力发展理论的精彩篇章，又有着与时展相适应的新内容。它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要素理论，落脚于新生产力三系统理论。其中，先进生产力论是其核心内容，它既是新生产力发展理论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理论的突出之处，也是贯穿整个理论的一条主线；科技动力论、可持续发展论、跨越式发展论则是新生产力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与先进生产力论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新生产力发展理论。
（一）先进生产力论：生产力内涵的新拓展
在马克思之前，生产力只是一个经济学概念。马克思在为无产阶级创立科学世界观时提出：一切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种物质生产活动本身就是生产力。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研究的深入和系统化，他们提出了更趋理性和具体化的生产力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他们认为，生产力并不是每个人身上所蕴藏的生产能力的抽象，因为“各个人――他们的力量就是生产力――是分散的和彼此对立的，而另一方面，这些力量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是真正的力量”[1］128。这些交往和相互联系集中地体现为生产方式，而“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1］80。后来，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作了更具体的阐述：“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2]邓小平第一次把社会主义的本质直接同生产力及其发展要求联系起来。他还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内在联系，科学技术在生产力诸要素中所处的地位，以及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等方面，详细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极大地丰富了生产力理论的内涵。
在全球生产力发生由工业化生产力向信息化生产力和与此相联系的新工业化生产力平台跃升的背景下，提出了先进生产力及其发展要求的思想，这是对邓小平生产力理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继承和创新。先进生产力范畴的内涵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先进生产力”是相对于“落后生产力”而言的，显示出在生产力的发展形态和发展水平上与以往的质的区别。其二，先进生产力是以科学技术为载体的、体现社会生产发展新要求的生产力。其三，先进生产力是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力。其四，先进生产力是社会化程度更高的生产力。
先进生产力论对生产力内涵的拓展与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先进生产力”的提出本身就是概念上的更新。每一个符合实际的理论新概念的产生，都标志着人们对事物认识的新的飞跃，同时，也是人类认识在与时俱进中不断创新与发展的结晶。先进生产力正是基于对我国生产力状况的科学认识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来自世界范围内的挑战而提出来的。 “先进生产力”概念的提出，突破了过去我们讲生产力的发展只关注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要求，而对生产力构成要素优化发展的要求关注不够的局限，实际上是对生产力的更深层次的分析和概括。
第二，先进生产力论体现了对生产力构成要素的拓展。在传统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力要素主要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随着社会的发展，先进生产力论对生产力构成要素的认识更趋丰富，尤其突出了科学技术、经营管理以及信息等在生产力中的重要地位。
第三，在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发展史上，第一次把党的本质直接同先进生产力及其发展要求相联系，提出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根本体现。
第四，提出生产力在性质上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过程。这不仅是对生产力性质和决定作用从理论上的发展，更是对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发展。
（二）科技动力论：生产力动力认识的新飞跃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考察并肯定了科学技术在工业革命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作用。邓小平结合20世纪下半叶世界新科技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最新趋势，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1975年，他在领导科技工作整顿时，针对“”破坏科技工作的谬论，明确肯定科学技术是生产力。1978年，他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全面阐述和分析了二战以来科学技术领域发生的深刻变革，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88年，在总结了七八十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鲜明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学说。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这一命题作了进一步的强调和发挥。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并对它作了进一步丰富与发展，实现了理论认识和领导实践上的新飞跃。这主要体现在：其一，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并且归根到底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3］42的论断，从生产力发展的深层动力的层次，突出强调了科学技术作为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的重要地位，这无疑是认识上的一次质的飞跃。这一飞跃使我们的社会发展动力观告别了以“生产-技术-科学”为主导的时代，而与新时代的“科学-技术-生产”的格局相一致；也表明科学技术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突破口和生长点，它决定着生产力发展的方向、规模和速度，主导着劳动对象和资源的开发、利用、配置以及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创新，从而实现了对生产力发展动力认识上的重大突破。其二，突出了科学技术与先进生产力之间的联系。今天，科学技术不仅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根本标志与集中体现。推动人类社会不断用先进生产力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动力，主要来自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同时，生产力诸要素都与科学技术密切相关，科学技术的先进与否，科技含量的高低，已成为生产力先进与否的根本标志。
科技动力论体现在领导实践中，主要是科教兴国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这不仅是新时期全党全社会对科技和教育战略地位认识的一次历史性飞跃，也是对邓小平关于依靠科技和教育进行现代化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更是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拓展。首先，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关键是科技、教育与经济相结合的问题，这也是我国经济、科技、教育体制改革需要着力解决的根本问题。我们不仅“要从目标任务的确立、规划计划的制定、政策措施的实施等多方面加强科技与经济的结合”[3］52，更要从体制和机制方面促进这种结合。其次，必须把科技和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坚持两者的协调发展。科教兴国必须先兴科教，必须真正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纳入战略发展重点，这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前提条件和必然要求。从科技和教育的关系来看，科技是先导，教育是基础，两者相辅相成。只有在坚持科技与教育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坚持科技、教育与经济相结合的正确方向，才能共同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和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第三，坚持自主创新，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供强大动力。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速全社会的科技进步，关键是要加强和不断推进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3］147科学的本质是创新。对我国来说，在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实现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极为重要。没有自主创新，就没有我们在世界科技领域中的位置。第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关键是人才。人才是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资源，推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实现现代化，必须靠知识，靠人才。可见，科教兴国战略在以下几个方面拓展了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它更加突出科技和教育的结合，更加注重科技、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更加注重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更加重视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更加强调科技人员作为新的生产力的重要开拓者的地位和作用。[4]
（三）可持续发展论：生产力发展路径的新取向
当前，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发展理念，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更是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1992年，中国政府在里约热内卢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签署了《21世纪议程》；1994年又发表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初步形成了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方面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框架。1995年和1996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和八届四次人大会议，将可持续发展战略正式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使其与科教兴国战略并列成为中国面向21世纪的两大发展战略。1997年，在十五大报告中，再次强调中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决心，并提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主要任务。同年，中国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特别会议提交了《中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不仅如此，还完整地阐述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内涵，指出其实质就是以科技进步为动力，追求以人为中心的，由资源、生态、环境、经济、社会诸要素构成的复合系统的协调发展和良性循环，追求在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同时不损害后代人需求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论体现在领导实践上，就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和实施，这一战略同样具有中国自己的特点。首先，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中国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坚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强调要在发展中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只有通过发展才有可能不断消除贫困，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和条件。因此，要坚持计划生育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其次，高度重视科技进步在实现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出科教兴国与可持续发展两大战略并举的方针。一方面，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加速科技进步，优先发展教育。只有不断推进科教兴国战略目标的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才有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战略对科教兴国战略又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只有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充分认识科技进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由传统的粗放模式向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转变，才能真正把科教兴国战略落到实处。实施科教兴国与可持续发展两大战略并举，最能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充分体现了在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社会关系两方面同时取得进步的崇高理想。
（四）跨越式发展论：生产力发展模式的新突破
在唯物史观理论中，生产力发展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自然的历史过程式的发展，另一种便是跨越式的发展。第一种形式的发展，其基本特征是在继承前代生产力的基础上渐次发展，因而存在着封闭性、自发性和发展缓慢等特点。第二种形式的发展即跨越式发展，其重要特征就是一定民族或国家的开放性和与其他民族或国家的广泛交往。正是世界往的历史条件，使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成为可能。当前，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要想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经济竞争和日益复杂的国际斗争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抓住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机遇，转变发展模式，发挥后发优势，大力推动本国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模式对传统发展模式的突破就表现在：其一，它突破了一定国家或民族的闭关自守，使其进入世界历史，“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1］114。其二，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是超常规的发展，它打破了以往经济发展缓慢、渐进、稳步的常规顺序，以快速、突进为主要特征，从而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由较低生产形态向高级生产形态的转变。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清醒地看到了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形势下实现我国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指出，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表明，信息化对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作用，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全力推进，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争取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5]这里的“跨越”，是指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的国家，在发展中不再依循传统的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道路，而是力争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来推动自己的发展，以实现对传统生产力的跨越，较快地接近、达到甚至超过世界先进生产力的水平。
中国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战略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把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同先进生产力紧密结合在一起。党中央制定的我国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总体战略是：大力推进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大力推进高新科技的发展，以此贯穿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和全过程；明确提出发挥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走一条信息化与工业化并举、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现代化发展新路。党要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高度，深刻认识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给我国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大力推动我国现代化进程跨越以消耗大量资源为特征的高成本的传统现代化阶段，直接建立起以现代高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为基础的高级现代化。[6]
其二，明确了跨越式发展的内在动力、社会条件和根本保证。生产力要素的提升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既是跨越式发展的基本标志，也是推动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内在动力。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实现我国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首要内容和关键环节是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努力实现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在当代中国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各级政府的有效工作、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稳定的社会秩序、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先进思想文化的引导以及良好的对外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条件和根本保证；而深化改革、体制创新，则是获得这些条件的必由之路。因此，要不断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为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打开更广阔的通途。
其三，明确了中国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核心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信息化来实现工业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这本身就是跨越式发展的创新思路。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都曾经历过一个高资源消耗、重污染排放的粗放式发展阶段。对于今天中国的工业化发展而言，不可能也不允许重复这条路。我们要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化，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寻找国民经济发展的新的推动力，即要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信息化和工业化并举的道路。
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新生产力发展理论主要由先进生产力论、科技动力论、可持续发展论和跨越式发展论四个部分组成。这四个部分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是内在统一的。其中，先进生产力论是贯穿整个体系的核心理论，是其他理论的基础。科技动力论、可持续发展论和跨越式发展论都是围绕先进生产力论展开的。同时，科技动力论、可持续发展论和跨越式发展论又从不同角度论证了“怎样更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它们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一方面，没有科技的支持，可持续发展与跨越式发展就不可能有前进的动力；没有科技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和跨越式发展；同时，可持续发展、跨越式发展又规范、制约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另一方面，跨越式发展必须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必须为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物质技术基础。新生产力发展理论的全部内容，内在地统一于科学发展观中，并在科学发展观中得到具体体现和进一步完善、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5-696
［3］.论科学技术［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4］张爱茹.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科教兴国”［J］.党的文献，2002（4）：64-65
关键词：党的三代领导人，科教兴国；科学技术；教育；人才
科教兴国作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战略是在1995年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的，而它的形成却是经过了党的三代领导人的共同奋斗。其中，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在领导中国人民三座大山，从而为我国科技发展扫清障碍的同时，开始奠定新中国科技教育发展的基础，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各方面论述了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我国科技教育的发展，从而构建了科教兴国战略的理论体系，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正式把科教兴国作为我党的治国方略，化为全国人民的共同行动。
1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开拓
纵观历史，中国古代科技可谓灿烂辉煌，一度领先于世界，但是到了近代却落伍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独立自主，于是恢复经济，实现强国富民的任务接踵而来，鉴于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党对科学技术予以高度重视，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发展科学技术。
首先。组建国家科研机构，制定科学发展远景规划。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方面组织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工作，实施工业化发展战略；一方面按苏联模式组建中国科学院，提出科学研究的方针是发挥科学的功能，使之成为思想改革的武器，密切配合实际需要来培养人才，使科学做到能服务于国家的各种建设，并提高中国的学术水平，1956年3月，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成立了我国科学规划委员会，集中了我国优秀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几百名，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制定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指明了奋斗目标，在中央的号召下，广大知识分子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使我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出现繁荣发展的景象。
第二，改革旧的文化教育制度，旧中国的教育事业，基本上被帝国主义和官僚地主阶级所控制，并为他的利益服务，具有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要培养适应新社会的建设人才，必须进行彻底改革，党和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进行改革：①改革旧的学制，形成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新的教育系统，并使全体人民都有通过各种渠道受到教育的机会；②大力发展工农教育，努力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以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③对高等院校进行调整和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奠定了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基础，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提高中华民族文化素质，培养国家急需人才奠定了基础。
第三，充分重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党和对知识分子是十分珍惜和重视的，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作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工作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针对我国文化科学落后的状况，强调要更加重视和充分利用知识分子。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世界范围内以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曾经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党和所确定的以实现工业化为目标的赶超型现代化战略，曾经抓住了科学技术的特征，并为此作过宏大的战略筹划。这时党和已有了发展科学技术的紧迫感。
总之，经过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共同努力。新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各级科研机构纷纷成立，科技精英集团随着中科院的设立而形成，海外学子纷纷归来报国，国家有条不紊地派遣留学生，教育事业全面发展，科技队伍不断壮大，科研成果取得重大成果，这既造就了新中国科学事业的良好开端，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
2党的第二代领导人的创新
1978年，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也标志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形成，此后，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为中国走向世界开启了大门，也迎来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春天，在这个伟大的变革时期，围绕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分子的阶级地位与作用、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关系等方面，邓小平高瞻远瞩，实事求是地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从而为中国迎接新世纪奠定了基础。
首先，邓小平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从根本解决了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等方面的问题，使我们摆脱了“左”的意识形态的桎梏，在科学技术发展、人力资源培养以及教育体制改革等方面打开的新的局面，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以很长篇幅的讲话重点论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一个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且最终得出结论：现代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率的提高“最主要的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1988年，邓小平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从此，这一论断就成为中国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思想武器。
第二，论述了科学技术与教育的关系，提出发展科技教育的一系列指导性原则，从而奠定了科教兴国的基础，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过度到工业社会，目前开始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在这一经济形态演进过程中，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推动作用越来越明显，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若要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唯有不断提高科学技术对经济的贡献率，即实行科教兴国，为此必须把科技现代化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而要实现科技进步，关键要有一批科学技术人才和高素质的劳动者，怎样处理好科技与教育的关系，邓小平也提出了若干指导性原则，①必须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②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③发展教育要在普及的基础上发展重点，④振兴教育，教师是关键等等。第三，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关注世界发展变化的大趋势，提出力争使中国在高科技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战略性要求。1986年3月3日，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老科学家上书邓小平，提出了《关于追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他们意识到了时间的紧迫：如果抓晚了等于自甘落后，而且难于再起。3月4日，邓小平在《建议》上作了重要的批示：此事宜速作出决断，不可拖延，党中央、国务院按照邓小平的批示，批准实施了《国家科技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由国家拨款100个亿，启动了七个领域(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制造过程自动化、能源、航天、激光)的15个主题项目的攻关研究。
邓小平的这些论断包含着意义深远的预见性，即人类必将走向以科技发展为动力或知识为基础的新社会，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人才能够提出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科教兴国”战略。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知识经济发展的历史机遇面前，赢得主动，赢得时间。
3党的第三代领导人的延续
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对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特别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的一轮世界科学技术的竞争异常激烈，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对生产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强大。在这一形势下，199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发表了《世界科学报告》，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概念，为了适应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1995年5月26日，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代表党中央郑重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这样，通过党的三代领导人的共同努力，科教兴国战略作为一项治国方针，终于成为了全国人民的共识。为了保证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关于科技教育发展的理论体系。把科教兴国作为党和国家的头等大事，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是以政治的稳定、政策的连续性前提的，党的十五大以“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为主题，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拓宽了道路，为了加速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中共中央成立了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科技领导小组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重申了新一届政府在就职时的郑重承诺：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是大的任务。
(2)加快了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步伐，提高教育质量以培养适应新时期的高素质人才，为此，中国高等教育正式启动了“211工程”：即到21世纪，优先建立100所国家重点大学，让部分优秀大学朝着世界一流大学的方向发展。“211工程”无疑是针对我国现阶段改革开放风起云涌和高等院校改革步伐相对迟缓的现实，借发展一批一流大学之机以促进和带动所有高等院校发展的重要举措，1998年7月，国家在先期投入100个亿的基础上又追加56个亿，在“211工程”滚动实施的同时，我国高等院校还注重了面向经济建设的研究开发，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工作。目前，在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教学内容等方面都取得了一些突破，科研成果不断涌现，教育科技正在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关键词：体育教学 体能训练 科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8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5）05（a）-0228-01
近年来，为了提高全国人民的身体健康水平，提高我国竞技体育水平在国际上的地位，我国政府大力提倡体育教育的改革和体育体能训练方法的更新。体育体能训练是竞技体育运动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结合专项需求并通过符合的动作训练，目的是改善运动员身体状况，提高运动员机体各器官的组织机能，提高运动员的身体素质，促进竞技体育成绩的提高。随着体育体能训练方法研究的不断深入，更加科学的训练方法不断被应用到体能训练中。目前，现代体能训练方法中被应用的最为广泛的有软体训练法和计算机训练法，这些体能训练方法更加注重从运动员自身的特点出发，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总结经验教训，并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对运动员进行体能训练帮助很大。该文就传统与现代训练方法进行简单分析研究，为现代科学体能训练方法的应用做出更多贡献。
1 传统体能训练方法存在的问题
1.1 缺乏科学的思想理论的指导
科学的思想理论指导是体能训练指导的方向，是训练的理论支持和基础，对体能训练的过程和结果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传统的体能训练所依靠的理论知识在时代的发展下已经不再适应现代体能训练的需要，有些理论知识打着“科学”的旗号，贴着“科学”的标签，实际上这些理论并不科学，知识照抄照搬，并不适应我国体能训练发展的实际情况，或者引用的是错误的思想理论。这种现象在目前的体能训练普遍存在着，这些理论认识急需被更加科学的理论方法所取代。如果继续存在，将对未来体能训练的提高，竞技成绩的提高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因此，发展创新更加先进科学的思想理论对体能训练的发展非常重要。
1.2 传统的体能与技术相分离现象越来越明显
体能训练方法应讲求体能与技巧的结合，不仅需要运动员良好的体能基础，训练过程中的技巧训练更加重要。传统的体能训练也讲究体能与技术的结合，但这种结合并不是将他们合成一个整体，而是更加注重体能的训练，在注重体能训练的过程中已经逐渐忽视了技巧对体能训练的影响，导致了体能与技巧逐渐分离的现状。这种不科学的分离状态也造成了庞大的体能训练的堆积，造成体能与身体素质的极大不适应，体能训练的程度也难以深入，运动员的身体机能水平难以上升的现象。因此发展现代科学的理论方法，积极推广应用先进的理论作为指导，将传统的体能训练与技巧训练相结合，才是提高体能训练的重要途径。
2 现代科学方法应用到体能训练中的建议
2.1 利用现代科学理论思想指导实践
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传统的体能训练出现了严重的注重实践却不注重理论的现象，甚至是在利用了错误理论的情况下进行着错误的训练，也成为了我国体育体能水平落后于国际水平的最大原因。因此，更应该慎重选择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实践。要借鉴世界上先进国家的理论研究，结合我国运动员体能的实际情况进行改进，使其更加符合体育训练人员的体质。同时理论也应该是发展着的，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有关体能训练的科学理论也应该不断更新，以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运动员整体体制等需求。理论的创新发展也应该是在研究目前运动员体质和借鉴国际标准水平理论的前提下，不能盲目更新，造成理论脱离现实的困境。
2.2 注重传统与现代训练方法相结合
传统的训练方法虽然存在一些缺陷，但也是经过漫长的研究总结出来的方法，因此在创新训练方法的时候不能将传统方法一味的否定，而是应该在有利于提高体能训练效率的前提下，将传统的训练方法与现代科学方法相结合，达到最佳的训练目的。除此之外，运动员体能具有延续性、间歇性、重复性、循环性，在吸收传统训练方法精华之外，要研究利用一些有高技术含量的更加科学的现代方法，例如程序训练法、计算机训练法、软梯训练法等等，它们给传统的训练方法注入了新的活力，将它们相结合能够在保持传统训练方法的基础上与现代科学训练方法碰撞出火花，为现代科学方法应用到体能训练中做出贡献。
2.3 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理论可以指导实践，但实践才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方法，因此在体能训练过程中一定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训练方法和理念，这是提升体能训练水平的重要方面。首先，理论方面要注重传统与现代相结合，要研究如何利用现代科学手段提高现代科学理论方法，要通过研究逐渐摒弃错误的思想理念，摘除阻碍体能训练发展的各种标签，最重要的是要结合我国运动员的身体技能情况和社会发展实际情况做出更加专业的理论知识研究，为将来的发展做出贡献。其次，在时间方面要坚持通过理论指导实践的思想，在理论的指导下对运动员的体能训练做出合适的引导，要在运动员身体机能承受的最大压力下完成各种实践练习，避免由于超负荷训练造成南辕北辙的效果。最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已经成为提高体育体能训练的必要途径，因此，在体育训练中更要制定科学的计划，将理论应用到合适的实践活动中才是提高体育体能训练的重要方法。
3 结语
体育体能训练是提高竞技体育成绩的必要途径，我国在竞技体育方面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目前的体育体能训练依然存在很大的问题。传统的体能训练方法忽视了思想理论和技巧对体能训练效果的影响，也出现了一些错误的思想理论和观念，这些问题亟待解决。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于体育体能训练方法的研究不断深入，人们开始发现传统训练方法中的弊端，人们在深入研究现代科学思想理论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传统与现代训练方法相结合，并在理论方法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注重与实践相结合，才能逐渐的转变目前部分错误的思想观念，才能在提高体育体能训练方法的基础上提高运动员的体能，为将来我国的体育体能训练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吴清宾.现代体能训练方法在中学跳远训练中的应用[J].神州.2013（12）.
关键词：党的三代领导人，科教兴国；科学技术；教育；人才
科教兴国作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战略是在1995年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的，而它的形成却是经过了党的三代领导人的共同奋斗。其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在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从而为我国科技发展扫清障碍的同时，开始奠定新中国科技教育发展的基础，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各方面论述了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我国科技教育的发展，从而构建了科教兴国战略的理论体系，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正式把科教兴国作为我党的治国方略，化为全国人民的共同行动。
1 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开拓
纵观历史，中国古代科技可谓灿烂辉煌，一度领先于世界，但是到了近代却落伍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独立自主，于是恢复经济，实现强国富民的任务接踵而来，鉴于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党对科学技术予以高度重视，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发展科学技术。
首先。组建国家科研机构，制定科学发展远景规划。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方面组织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工作，实施工业化发展战略；一方面按苏联模式组建中国科学院，提出科学研究的方针是发挥科学的功能，使之成为思想改革的武器，密切配合实际需要来培养人才，使科学做到能服务于国家的各种建设，并提高中国的学术水平，1956年3月，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成立了我国科学规划委员会，集中了我国优秀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几百名，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制定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指明了奋斗目标，在中央的号召下，广大知识分子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使我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出现繁荣发展的景象。
第二，改革旧的文化教育制度，旧中国的教育事业，基本上被帝国主义和官僚地主阶级所控制，并为他的利益服务，具有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要培养适应新社会的建设人才，必须进行彻底改革，党和毛泽东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进行改革：①改革旧的学制，形成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新的教育系统，并使全体人民都有通过各种渠道受到教育的机会；②大力发展工农教育，努力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以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③对高等院校进行调整和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奠定了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基础，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提高中华民族文化素质，培养国家急需人才奠定了基础。
第三，充分重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党和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是十分珍惜和重视的，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作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工作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针对我国文化科学落后的状况，强调要更加重视和充分利用知识分子。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世界范围内以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曾经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党和毛泽东所确定的以实现工业化为目标的赶超型现代化战略，曾经抓住了科学技术的特征，并为此作过宏大的战略筹划。这时党和毛泽东已有了发展科学技术的紧迫感。
总之，经过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共同努力。新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各级科研机构纷纷成立，科技精英集团随着中科院的设立而形成，海外学子纷纷归来报国，国家有条不紊地派遣留学生，教育事业全面发展，科技队伍不断壮大，科研成果取得重大成果，这既造就了新中国科学事业的良好开端，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
2 党的第二代领导人的创新
1978年，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也标志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形成，此后，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为中国走向世界开启了大门，也迎来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春天，在这个伟大的变革时期，围绕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分子的阶级地位与作用、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关系等方面，邓小平高瞻远瞩，实事求是地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从而为中国迎接新世纪奠定了基础。
首先，邓小平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从根本解决了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等方面的问题，使我们摆脱了“左”的意识形态的桎梏，在科学技术发展、人力资源培养以及教育体制改革等方面打开的新的局面，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以很长篇幅的讲话重点论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一个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且最终得出结论：现代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率的提高“最主要的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1988年，邓小平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从此，这一论断就成为中国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思想武器。
第二，论述了科学技术与教育的关系，提出发展科技教育的一系列指导性原则，从而奠定了科教兴国的基础，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过度到工业社会，目前开始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在这一经济形态演进过程中，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推动作用越来越明显，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若要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唯有不断提高科学技术对经济的贡献率，即实行科教兴国，为此必须把科技现代化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而要实现科技进步，关键要有一批科学技术人才和高素质的劳动者，怎样处理好科技与教育的关系，邓小平也提出了若干指导性原则，①必须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②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③发展教育要在普及的基础上发展重点，④振兴教育，教师是关键等等。
第三，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关注世界发展变化的大趋势，提出力争使中国在高科技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战略性要求。1986年3月3日，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老科学家上书邓小平，提出了《关于追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他们意识到了时间的紧迫：如果抓晚了等于自甘落后，而且难于再起。3月4日，邓小平在《建议》上作了重要的批示：此事宜速作出决断，不可拖延，党中央、国务院按照邓小平的批示，批准实施了《国家科技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由国家拨款100个亿，启动了七个领域(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制造过程自动化、能源、航天、激光)的15个主题项目的攻关研究。
邓小平的这些论断包含着意义深远的预见性，即人类必将走向以科技发展为动力或知识为基础的新社会，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人才能够提出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科教兴国”战略。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知识经济发展的历史机遇面前，赢得主动，赢得时间。
3 党的第三代领导人的延续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对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江泽民特别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的一轮世界科学技术的竞争异常激烈，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对生产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强大。在这一形势下，199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发表了《世界科学报告》，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概念，为了适应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1995年5月26日，江泽民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代表党中央郑重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这样，通过党的三代领导人的共同努力，科教兴国战略作为一项治国方针，终于成为了全国人民的共识。为了保证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关于科技教育发展的理论体系。把科教兴国作为党和国家的头等大事，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是以政治的稳定、政策的连续性前提的，党的十五大以“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为主题，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拓宽了道路，为了加速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中共中央成立了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科技领导小组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重申了新一届政府在就职时的郑重承诺：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是大的任务。
(2)加快了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步伐，提高教育质量以培养适应新时期的高素质人才，为此，中国高等教育正式启动了“211工程”：即到21世纪，优先建立100所国家重点大学，让部分优秀大学朝着世界一流大学的方向发展。“211工程”无疑是针对我国现阶段改革开放风起云涌和高等院校改革步伐相对迟缓的现实，借发展一批一流大学之机以促进和带动所有高等院校发展的重要举措，1998年7月，国家在先期投入100个亿的基础上又追加56个亿，在“211工程”滚动实施的同时，我国高等院校还注重了面向经济建设的研究开发，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工作。目前，在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教学内容等方面都取得了一些突破，科研成果不断涌现，教育科技正在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关键词：党的三代领导人，科教兴国；科学技术；教育；人才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7-0054-02
科教兴国作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战略是在1995年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的，而它的形成却是经过了党的三代领导人的共同奋斗。其中，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在领导中国人民三座大山，从而为我国科技发展扫清障碍的同时，开始奠定新中国科技教育发展的基础，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各方面论述了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我国科技教育的发展，从而构建了科教兴国战略的理论体系，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正式把科教兴国作为我党的治国方略，化为全国人民的共同行动。
1 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开拓
纵观历史，中国古代科技可谓灿烂辉煌，一度领先于世界，但是到了近代却落伍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独立自主，于是恢复经济，实现强国富民的任务接踵而来，鉴于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党对科学技术予以高度重视，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发展科学技术。
首先。组建国家科研机构，制定科学发展远景规划。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方面组织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工作，实施工业化发展战略；一方面按苏联模式组建中国科学院，提出科学研究的方针是发挥科学的功能，使之成为思想改革的武器，密切配合实际需要来培养人才，使科学做到能服务于国家的各种建设，并提高中国的学术水平，1956年3月，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成立了我国科学规划委员会，集中了我国优秀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几百名，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制定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指明了奋斗目标，在中央的号召下，广大知识分子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使我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出现繁荣发展的景象。
第二，改革旧的文化教育制度，旧中国的教育事业，基本上被帝国主义和官僚地主阶级所控制，并为他的利益服务，具有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要培养适应新社会的建设人才，必须进行彻底改革，党和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进行改革：①改革旧的学制，形成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新的教育系统，并使全体人民都有通过各种渠道受到教育的机会；②大力发展工农教育，努力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以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③对高等院校进行调整和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奠定了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基础，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提高中华民族文化素质，培养国家急需人才奠定了基础。
第三，充分重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党和对知识分子是十分珍惜和重视的，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作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工作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针对我国文化科学落后的状况，强调要更加重视和充分利用知识分子。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世界范围内以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曾经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党和所确定的以实现工业化为目标的赶超型现代化战略，曾经抓住了科学技术的特征，并为此作过宏大的战略筹划。这时党和已有了发展科学技术的紧迫感。
总之，经过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共同努力。新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各级科研机构纷纷成立，科技精英集团随着中科院的设立而形成，海外学子纷纷归来报国，国家有条不紊地派遣留学生，教育事业全面发展，科技队伍不断壮大，科研成果取得重大成果，这既造就了新中国科学事业的良好开端，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
2 党的第二代领导人的创新
1978年，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也标志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形成，此后，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为中国走向世界开启了大门，也迎来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春天，在这个伟大的变革时期，围绕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分子的阶级地位与作用、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关系等方面，邓小平高瞻远瞩，实事求是地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从而为中国迎接新世纪奠定了基础。
首先，邓小平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从根本解决了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等方面的问题，使我们摆脱了“左”的意识形态的桎梏，在科学技术发展、人力资源培养以及教育体制改革等方面打开的新的局面，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以很长篇幅的讲话重点论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一个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且最终得出结论：现代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率的提高“最主要的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1988年，邓小平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从此，这一论断就成为中国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思想武器。
第二，论述了科学技术与教育的关系，提出发展科技教育的一系列指导性原则，从而奠定了科教兴国的基础，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过度到工业社会，目前开始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在这一经济形态演进过程中，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推动作用越来越明显，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若要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唯有不断提高科学技术对经济的贡献率，即实行科教兴国，为此必须把科技现代化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而要实现科技进步，关键要有一批科学技术人才和高素质的劳动者，怎样处理好科技与教育的关系，邓小平也提出了若干指导性原则，①必须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②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③发展教育要在普及的基础上发展重点，④振兴教育，教师是关键等等。
第三，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关注世界发展变化的大趋势，提出力争使中国在高科技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战略性要求。1986年3月3日，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老科学家上书邓小平，提出了《关于追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他们意识到了时间的紧迫：如果抓晚了等于自甘落后，而且难于再起。3月4日，邓小平在《建议》上作了重要的批示：此事宜速作出决断，不可拖延，党中央、国务院按照邓小平的批
示，批准实施了《国家科技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由国家拨款100个亿，启动了七个领域(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制造过程自动化、能源、航天、激光)的15个主题项目的攻关研究。
邓小平的这些论断包含着意义深远的预见性，即人类必将走向以科技发展为动力或知识为基础的新社会，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人才能够提出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科教兴国”战略。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知识经济发展的历史机遇面前，赢得主动，赢得时间。
3 党的第三代领导人的延续
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对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特别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的一轮世界科学技术的竞争异常激烈，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对生产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强大。在这一形势下，199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发表了《世界科学报告》，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概念，为了适应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1995年5月26日，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代表党中央郑重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这样，通过党的三代领导人的共同努力，科教兴国战略作为一项治国方针，终于成为了全国人民的共识。为了保证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关于科技教育发展的理论体系。把科教兴国作为党和国家的头等大事，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是以政治的稳定、政策的连续性前提的，党的十五大以“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为主题，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拓宽了道路，为了加速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中共中央成立了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科技领导小组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重申了新一届政府在就职时的郑重承诺：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是大的任务。
(2)加快了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步伐，提高教育质量以培养适应新时期的高素质人才，为此，中国高等教育正式启动了“211工程”：即到21世纪，优先建立100所国家重点大学，让部分优秀大学朝着世界一流大学的方向发展。“211工程”无疑是针对我国现阶段改革开放风起云涌和高等院校改革步伐相对迟缓的现实，借发展一批一流大学之机以促进和带动所有高等院校发展的重要举措，1998年7月，国家在先期投入100个亿的基础上又追加56个亿，在“211工程”滚动实施的同时，我国高等院校还注重了面向经济建设的研究开发，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工作。目前，在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教学内容等方面都取得了一些突破，科研成果不断涌现，教育科技正在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理论 高校科技管理 借鉴 创新
中图分类号：G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我国高校不仅肩负着培养人才的重任，每年都向社会输送数以百万的高校毕业生;而且高校也是科学研究、科技创新的重要阵地，国家很多重大科技项目都由高校承担，很多重大科技发明、科研成果都来自高校，很多科技大师也出自高校。“高校是国家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领域创新的重要力量，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聚集了大量丰富的人才资源和科技资源。”以江苏大学为例，仅2014年就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45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0项，国家博士后特别资助19项，国家博士后面上项目30项，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72项，全年科研总经费达6.61亿元。获评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奖44项，其中一等奖9项。授权发明专利485件，SCI收录论文1210篇。4个学科进入了ESI全球前1%。2014年世界大学排名中心全球大学排名学校进入TOP1000，列中国大陆高校第62位;《2015中国大学评价》学校综合实力列全国高校第55位，学校的办学声誉进一步提升。高校在我国科技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积极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伴随着高校科技工作的蓬勃发展，“高校科技管理人员在我国科技事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高校科技管理也成为我国科技发展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科技浪潮汹涌澎湃，我国科技事业突飞猛进的新形势下，要做好高校科技管理工作，就必须遵循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的精神，认真汲取和借鉴世界上各种先进的管理技术和手段，加强和改善高校科技管理工作，新公共管理理论就是值得借鉴的一种先进的管理技术理论。
一、 新公共管理的背景及主要思想
起源于20世纪70-8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 NPM），是兴盛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也是西方国家普遍流行和影响较大的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主体指导思想之一。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将现代经济学理论和现代私营企业管理的理论、技术和方法相结合而应用于公共管理部门的结晶。“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管理是社会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运用复杂的信息技术、组织技术、物质形态的商品生产技术等来有效地管理劳动力要素，是社会生产力进步的保证。”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管理的政治性质，崇尚市场取向的管理，推崇自由化的管理，倡导企业家型的领导者。
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运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实行福利国家政策，经过古德诺、威尔逊、韦伯等人的进一步发展完善，逐渐形成了传统的行政管理理论和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中叶，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传统行政管理模式和福利国家制度。但是伴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经济发展，传统行政管理理论和模式不断受到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挑战与冲击。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传统行政管理模式造成的通货膨胀、经济衰退、福利国家导致的高税收、财政危机以及政府工作效率低下等诸多弊端，引发社会民众的普遍不满，最终导致意识形态领域和公共行政管理领域的改革运动。在这样复杂的社会背景下，新公共管理理论应运而生。
20世纪70-80年代，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出现了一场改革力度、时间跨度都空前绝后、声势浩大的以新公共管理为旗号的公共行政管理改革运动，产生了极其深远的社会影响。人们普遍认为，有别于传统公共行政管理的、新的公共管理模式正在出现。在这场改革运动中，西方国家积极探索各种形式的行政管理改革模式实践。英国在1980年推行了财政管理创新和减少政府机构规模的改革措施，继而推进政府改革和发挥市场机制在公共行政管理中的作用。美国从联邦政府到地方政府则积极推行“重塑政府”运动，借鉴私营企业管理的理念、技术和方法，来指导政府管理的改革，提升政府的管理水平和效率。其他西方国家也开展了各种不同模式的公共行政管理改革运动。这场行政管理改革运动对传统的公共行政管理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严肃的批判，取而代之的是现代经济学及现代私营管理的理论和方法。这场行政管理改革运动摒弃了官僚制度，公共行政管理由过去重视“效率”转向重视管理服务质量和顾客满意度，由自上而下的控制模式转向争取成员的认同和争取对工作绩效和组织使命的认同。“重塑政府”运动的积极倡导者盖布勒和奥斯本，总结了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改革实践和经验，宣扬政府管理的新改革模式。胡德把西方国家推行的公共管理改革运动所体现出来的政府管理新模式称作新公共管理典范。“新公共管理”实践催生出有别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理论新范式。这就是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具有极其深刻的社会背景、时代特征和复杂原因。
新公共管理理论以现代经济学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其主要思想是主张在政府等公共管理部门广泛采用现代私营企业成功的管理理论、技术、方法和竞争机制，重新定位政府部门的管理职能和管理手段，政府的管理职能是掌舵而不是划桨，公共管理人员要具有在政治环境下从事公共管理工作的能力。树立以人为本理念，建立分权管理模式，实施绩效型管理。追崇服务理念，强调服务型管理，借鉴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和成功经验，坚持“顾客驱动”的价值导向，重视公共服务的产出，提高管理服务对象的满意度。充分借鉴和利用各种先进的管理技术和方法，积极进行公共管理改革创新。引入竞争机制提高管理工作效率，倡导在人员录用、任期、晋升、工资及其他人事行政环节上实行更加灵活、更加富有成效的服务型管理机制、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
二、新公共管理理论对高校科技管理的借鉴
新公共管理理论是西方国家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技条件下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的公共管理理论，代表了西方国家公共管理改革的一种发展趋势和方向，在具体实践中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西方国家公共管理的效率和水平。高校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组织，高校科技管理体制是一个复杂的管理系统。作为公共管理一部分的高校科技管理，其管理具有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随着高校的改革开放步伐与国际化趋势，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进步，高校科技管理工作也取得了令人欣喜的进步和成绩，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进一步增强。现代高校科技管理工作应该有它独特的、实用的、符合新时展要求的工作体系。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以改革的精神进行深入地探索，改进高校科技管理工作的方式。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工作效率越来越高，新公共管理理论已被更多的管理者所接受。新公共管理理论是一种先进的管理文化和管理手段，相对于常规公共管理是一个更高层次的理念。对于改进和加强高校科技管理工作具有积极的作用，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体现了与时俱进和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如何借鉴新公共管理理念，在高校科技管理工作中，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发挥人的聪明才智，使高校科技管理工作实现虚功实做，取得成效，提升高校科技管理的质量和水平，这就是本文致力探索的一个问题。
1. 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推行分权管理。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在公共管理部门采用现代私营企业成功的管理方法，而现代私营企业管理的一个成功秘诀就是用人为善。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高校的科技管理，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必须把人才管理放在首位。以人为本是一切成功管理的源泉，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人是管理的核心和动力，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确立人在科技管理中的主导地位。以人为本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根本宗旨的具体体现。因此，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既是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本内容，也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精神要求。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对责任和结果的强调，建立适应高校科技管理队伍特点的较为科学合理的分权管理制度，提高科技管理者的权威、权能和灵活性，对科技管理者的能力和权力给予更多的信任而非施加更多的行为控制，就像新公共管理理论提倡的那样，“让管理者来管理”。在管理机制上强化岗位聘任和岗位考核，打破职务终身制，增强科技管理人员的岗位责任意识和竞争意识，提高科技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和办事效率，促进高校科技管理队伍朝着人性化、专业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2. 追崇服务理念，实行服务型管理。管理的本质就是服务，高校科技管理的宗旨就是服务于科技研究。借鉴新公共管理对服务理念的追崇，在高校科技管理工作中要突出服务功能的重要性，实行服务型管理。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高校科技管理人员要克服官本位的观念，转换功能角色，由传统的“行政”、“管理”向“顾客驱动”和“服务”转变，树立为教学科研服务的意识，建设服务型管理部门。高校科技管理人员应及时了解高校各学术梯队构成及研究方向、研究进展，为他们提供国内外有关研究方向的信息资料，发现和搜集科学问题。同时应积极解决科技人员和科技成果服务社会过程中的问题，为科研人员和地方经济发展搭建对接平台，当好科技成果转化的红娘。从被动的、封闭的、传统的服务功能模式转变为主动的、开放的、创新的服务管理模式，更加切实有效地促进高校科技工作的发展。
3. 强化目标控制，实施绩效管理。中国和西方国家具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因而在公共管理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西方国家具有长期以来形成了行政法制化传统，其公共管理问题主要集中于管理绩效。中国的公共管理则面临行为的法制化和管理能力不足而带来的双重困境。特别是高校科技管理工作，高校科研人员从事的是创造性活动，对高校科研机构、科研活动和科研人员的管理，尤其需要淡化具体行为和具体过程，注重强化创新目标和实际绩效。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提升科技管理能力和改善科技管理绩效方面，毫无疑问具有明显的借鉴价值。按照新公共管理理论和现代经济学的观点，只有当科研效益大于科研成本时，高校科研管理的行为才是合理的、有效的。将现代企业管理的一些先进的管理技术和方法，如目标管理、绩效评估、成本核算等引入高校科技管理中，由过去重视工作过程和投入，转向重视结果和产出，在评价结果的基础上制定奖惩措施，发挥其激励作用。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突出资源配置与人员的业绩和效果结合起来，实施绩效管理。不仅将绩效在宏观层面上与资源配置挂钩，也在微观层面上与个人的分配、奖惩、晋升相关，提高管理人员的责任感，增加其荣誉感和成就感，激发其进取心和创新意识，提高管理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4. 引入竞争机制，提高工作效率。竞争机制是基于市场导向的自然延伸，是现代企业管理及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灵魂。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竞争机制可以激发活力，鼓舞士气，促进革新，提高工作效率。借鉴新公共管理倡导的竞争机制，在高校科技管理工作中，在用人机制上，由过去的身份管理转变到岗位管理，因势利导，创造合理公平科学的竞争环境，最大限度地激发科技管理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和创新活力，调动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建立科学合理的优胜劣汰竞争机制和切实有效的双向选择激励机制，通过组织激励、目标激励、经济激励、评价激励等手段，做到能者优者上、庸者劣者下，提高管理质量、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在高校科技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必须坚持适度、适当的原则，防止竞争过度和竞争失当。
5. 利用互联网+，提升管理水平。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主要思想是主张在公共管理部门采用现代私营企业成功的管理理论、技术、方法，而现代私营企业管理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借鉴和利用一切先进的管理技术和方法，不断进行管理创新。管理创新是现代私营企业管理理论的灵魂。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创新发展，现在互联网技术几乎融入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我们日常工作与生活中的不可或缺。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技术及其不断创新进步，催生了众多的新生产业和新生经济形态，如互联网金融、互联网电子商务、互联网医疗、互联网交通等，这也为提升高校科技管理水平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技术手段。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了“互联网+”行动计划。国务院《“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给“互联网+”的发展前景绘制了清晰明确的路线图，标志着“互联网+”的国家级顶层设计正式亮相。“互联网+”及大数据技术，“对于实现科学技术研究的科学选题，避免重复研究，监督学术道德和诚信，实现研究数据共享复用，进行研究成果转化对接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高校科技管理要乘“互联网+”行动计划的东风，“整合更多互联网数据平台，构建一体化科研管理信息数据平台，加强外部需求数据库和高校科研成果库建设、匹配和对接，加强‘大数据’宣传，推动科研人员转变观念。”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促进高校科技管理标准化、现代化、信息化水平，提升高校科技管理不断迈向新的更高台阶。
综上所述，新公共管理理论作为一种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管理理念，其所提倡的一些积极的思想和方法，比如以人为本、分权管理、竞争机制、服务管理、绩效管理、管理创新等，对我国高校科技管理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在高校科技管理中，充分借鉴和利用新公共管理理论和其它先进的管理理论、技术、手段和方法，有利于提升高校科技管理的质量和水平。但是，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发源于西方国家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显然对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科技管理不能全盘照抄照搬，就像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理念不一定完全适用于中国一样。我们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地看待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我国高校科技管理，只有通过辩证地分析，详细地论证，才能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促进我国高校科技管理事业又好又快地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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