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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性社会学反思性韦伯福柯
〔中图分类号〕C9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10-0121-08
追溯现代性话语的研究谱系，依靠哲学式演进思路进行梳理解读的研究成果占主流，体现出浓厚的抽象化学科特征，与嵌入现代性研究图景中的社会学视角形成鲜明对照，前者明显缺少社会学持久关注的以社会变迁、社会转型等为核心的主题内容。二者比较，社会学更能契合“深描”现代性和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需要。社会学重点关注现代社会的一个核心问题――如何理解现代性，即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展示现代性的发展脉络与结构特征，这和许多学科对现代性的阐释有了截然不同的论调。因此，在社会急剧转型的今天，重新反思现代性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社会学独特的学科优势和研究特色，有利于厘清现代性的内涵。同时，社会学的学科视域涵盖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断裂”现象及其有待阐释的相关时代议题。
一、融入现代性：思考背景和蕴涵价值
多维多变的时空观创造了一个“新面孔”――现代性，其作为现代社会的思想代言者，在宏观叙事结构层面重新审视现代社会的时代特征，回应了社会结构变动的走向。因此，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需要跨越“断裂性鸿沟”。这种鸿沟不仅形塑了每段社会变迁的时空边界，也引发了日常生活中社会个体的适应性问题。进一步来看，“断裂性鸿沟”不仅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转变，更是社会结构层面的调整，着重体现在文化观念协调、代际关系处理、经济社会地位调整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对日常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而关于现代性出现后的复杂性，吉登斯作了极为精辟的分析，“在整个社会科学中，人们对现代性的理解仍然极为肤浅。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迈进一个所谓的后现代时期，而是正在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在其中现代性的后果比从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强烈化更加普遍化了”。①
现代社会面临一系列挑战，从宏观社会结构到微观个人日常世界，由于原有社会发展“轨道”出现了变动调整，社会思想认识容易陷入失序状态，这些历史事实逐步投射到社会结构中产生连带影响。随着社会结构形式和内容发生大量变化，直接导致现实生活世界呈现出碎片化的可能，使得社会个体对自身所处时代的变迁无法理解，也想象不到社会发展远景的清晰全貌，更无法指出这对理性产生的深远影响。因而，现代社会的整体架构需要引入新的话语来诠释当下的时代特征及其价值，通过这种方式把现代性全景和个人生活经历整合为一体，有助于厘清时代论题背后的现代社会本质。可想而知，每个转型断裂时代都需要相应的一个评判尺度，以概括当下世界的内外状态，如果不具备相应尺度，会导致现代社会的理性可靠性被质疑。所以，期盼出现更为坚实的理性知识观，清晰地阐述现代社会的思想轮廓和实践经验。
提出现代性的意义，重点在为多变社会转型状态下现代性匹配好相应的社会图景，并与以往曾发生“断裂”的动力机制区别开来。最为重要的是，现代性在现代社会结构中有三个支撑点：一是现代社会已形成了变动不定的时空观。在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互动格局中，互联网、通讯设施及交通设施等大幅改进和持续创新为认知现代性提供了充分注脚和现实例证；二是全球化演变成为现代性的“民间版本”。全球化目的不是消解异质性，相反保留了特质，消除了地域界限，并为现代性完成推进社会转型和变迁的历史任务不断进行实践层面的努力。围绕全球化的推进力度和发展趋势，仅依靠反思性的个体化力量无法准确把握，需要差异化的社会个体/共同体同步互动交流达成共识，并借此厘清历史变革背后的真实社会秩序；三是当“异化”成为一种常态，技术制度化成为主流话语，现代性时代主题也由此得到进一步确立。当下社会状态已把暗藏的结局逐步展现于人类历史整个视域内，技术与人的同一性为反思该现象作了更为简洁有效的回答。
现代性立足于现代社会的制度化和结构化演进路径，其特征正不断走向明晰化、透明化、具体化。正是由于现代性源自现实的现代社会，要贯彻反思性就得深入到社会变迁、社会转型的每段实际发生过程，感受来自现代社会一系列实践中的反思。所以，现代性的真正价值在于重建现代社会所带来的思想历程变化。在实际重建过程中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现代性反思主题，现代性内容在反思作用下通过自我解构的方式呈现于人前，并在现代社会的真实场景里得到见证。现代性产生的根源在于社会主体的反思能力，现代性和反思主体总是徘徊于传统与现代社会互动的边缘，双方通过概念、特征的再理解、再解释，互换观念加深认识。当反思主体进入现代性世界后，如果没有深入观察社会变迁、社会转型等带来的冲击和后续效应，必将自我迷思和茫然。当然，现代性也需要以反思主体作为互动载体，充分展示现代性在不同类型社会的存在形式、实践状态和个体影响。
由此，现代性通过对现代社会进行全方位 “扫描”，影响现代社会的理性行动者――现实世界生活中有自我行动能力和认知意识的个体。与此同时，理性化的现代性又引导着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个体，完成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的生成和秩序塑造，从容地把现代性知识镶嵌到社会的理性视角中。进一步来看，要深入理解现代性带来的现代社会结构化变革，并对其所处的变迁/转型时代进行理论判断，依靠新的社会理论反思和解构方式重建及解读现实生活世界的社会结构特征，同时提出新的概念框架建构和巩固现代社会的观念根基和运转逻辑，消解那些在理论层面上原本无法应对的现代性多重困境，远离现代性“认识误区”和“理论陷阱”。
二、现代性的概念化梳理
现代性可以理解成对各种理论进行批判、反思、解构及再建构的变化过程，历史进程中的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主动承担了这一重任。他们各自认同的概念范畴差异很大，相互之间时有观点争执抑或态度冲突，但这也为厘清现代性提供了进一步对话交流的场域。现代性的概念解释虽纷繁复杂，但通过比较分析其不同关注点，可以归纳出一系列典型特征。
解读现代性可基于社会学研究的三重视角展开，分别为理性的现代性、类型化的现代性及解构和批判的现代性。就理性的现代性来说，在观察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个体更多的是以理性为中心逐一探讨、对话以及梳理影响现代社会形成的“前因后果”，并在对理性的反思与批判中确定其范畴变化，同时注重体现理性对整个社会结构整合与离散的形塑逻辑；着力体现时空发展阶段、社会形态特征、社会反思性等研究主题，关注这些领域十分契合类型化的现代性对象指向要求，它试图在社会整体与社会行动个体之间寻求理论思考和观点互动的张力；解构和批判的现代性则重在与现代社会、现代文化等社会长期发展的结果走向紧密结合起来，社会个体以一种反思、批判的态度对待现实社会乃至处理二者之间认同或背离的关系状态。就此来说，无论现代性在理论和实践中涉及到哪一类具体的对应领域，都能挖掘出它与时代精神变化、社会发展变迁历程之间互动融合的“亲密程度”。
第一，理性的现代性。以现代性产生的历史背景作为研究的主线，与之相关的如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理性启蒙时期，到工业社会开辟新天地，这些都为其诞生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孕育土壤。特别是，理性占据着相对拥有丰富内涵的现代性内容，甚至横跨从古典社会理论到现代社会理论中有关现代性的诸多论述，“理性”这一中心概念凝聚着涂尔干、齐美尔、韦伯、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学者对现代性所持的学术立场和社会情怀。[英]尼格尔・多德：《社会理论与现代性》，陶传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理性化的现代性，在社会学理论指引下，凝结成“思”的状态，言说着正处在社会转型时论扩展和社会发展实践的空间。
回顾现代性在传统社会/古典社会理论时期或向下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前移几步，不乏理性主义者的身影晃动，包括齐美尔、韦伯、哈贝马斯等人。相对哈贝马斯而言，齐美尔和韦伯更像是理性的现代性拥护者中坚守传统主义的一员，他们对现代性的认识存在着更多交集，如理性化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都极为重视工具理性与现代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理性增长带来的双重后果，尤其关注经济因素在推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角色塑造，这可以从齐美尔对“货币哲学”孜孜不倦的探索，韦伯对宗教、伦理及经济活动之间关系的深入研究中探知清楚。而哈贝马斯将齐美尔和韦伯的理性主义思想向前再推进了一步，强调理性化对现代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突出理性运转逻辑的双重性特征：工具性和沟通性，治愈“现代性的病理”，顺利走出现代性的历史循环困境。
第二，类型化的现代性。细数史上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们，他们在围绕现代性这一理论命题和社会实践具体环节的过程中，并非都能够一直坚守最初的价值取向和研究立场，而仅有寥寥几位社会学人参与其中，把现代性作为其学术历程中颇为厚重的一条主线，这几位社会学者由于自身的思考积淀程度厚薄不同和学术目标指向各有千秋，反映在现代性的类型化起始点选择上的重大差别，如比较典型的晚期现代性（吉登斯）、[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方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流动的现代性（鲍曼）、[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自反性现代性（贝克），[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赵文书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等等。
在涉及到类型化的现代性相关内容的社会学家们眼中，现代性本身带有鲜明的现代社会时代特征。如吉登斯谈及晚期现代性，指明现代性与技术、制度等消融在一起，意味着与工业化的凭证或代言人纠缠于现代社会图景中。现代文明的特征多样性更多体现了现代性的存在意义，工业化世界在不断从片段输入到整体的过程中证明了现代性的象征符号内涵。再看鲍曼重视的流动的现代性，看到现代性本身在动荡中成长，多维多变的特征预示着其性质的不确定性，通过对现代性自身性质界定其定义，发现了全新的维度和视角――动态化的现代性。与前两者相比，贝克则开辟了截然不同的另一条现代性思考道路――自反性现代性。在贝克的理论构建历程中，自反性现代性是第二次现代性，是对第一次现代性的积极质疑和有效回应，他着重阐释的自反性带有双重特征：自我消解和反思。其中，自我消解的自反性是站在与现代性相对立的位置上，形成“自我对抗”、“自我抗拒”，导致部分冲突性的社会后果出现；反思的自反性与自我消解的自反性区别明显，而自反性的反思特征实质上是现代哲学对现代性所依附的哲学思想传统的适度批判和理论建构。
第三，解构和批判的现代性。在福柯看来，应采取一种批判式眼光审视“现代性”的存在，自启蒙以来，现代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文化及其附属物需要有限度地运用“理性精神”，并在厘清启蒙与现代性内在关系的基础上，划定理性在启蒙历史以及整个社会变迁历程中的活动边界，赋予其灵活性、可及性、有限性的特征。也因为现代性历史缠绕及其观点复杂并存，清理其被赋予的含义和意义就成为一件短时难以完成之事。福柯曾经用一种略带反讽的语气委婉地表达了对“现代性”认识的困惑和不可能性――似乎四处贴满标签才能证明它或者类似的概念存在。关于这种疑虑和不解其实也能从福柯围绕现代性所表达的另一种观点中看出端倪，他“主张将‘现代性’理解为某种特定的态度，而不是特指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作为一种态度的现代性，就是对现实所采取的某种模式。进一步强调对现代性的态度，就是对于现实的某种关系的模式，意思是指同现实所保持的关系”。高宣扬：《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2～123页。由此看来，福柯的研究工作揭示了现代性自身 “不可捉摸的状况”，其产生过程虽然越来越凸显复杂性，但仍然取决于现代社会发展历史和理性实践事实关系的清晰程度。
综合来看，现代性谱系中的各个时点概念在不同社会理论/社会变迁/社会转型发展阶段互有交织，共议论题甚多。同时，该思想空间充满着无限解读张力，其理论饱和度也从未停止变化增长。在社会结构不断自我演进和现代社会发展实践过程中，现代性历史内涵逐渐凝聚形成，足以使其能够支撑和回应人类文明社会种种复杂变局的挑战和未来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现代性与社会学同行
现代性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除了在社会学的学科范围内成为一类流行的讨论主题，也有逐渐转变为一个属于通用范畴基本分析单元的趋势，还在哲学、人类学、文学等领域内多姿多彩地演绎变化着。一般来说，社会学对现代性的阐释是把其还原到现代社会的真实语境下去重新解读的结果，并对其多维的元成分内容进行再组合建构出来。
不少社会学家认可现代性成为现代社会的驱动力，并指出社会学崛起对现代性后果的意义。社会学研究背景其实就是现代性，社会学从古典阶段向现代阶段转移的内在驱动力实质是对现代性不断寻求在社会层面予以解读的结果。某种程度上，社会学作为关注现代社会制度性转变过程的学科，其产生与现代性的衍生规律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社会学是现代性的伴生物。同时，社会学属于一类分支领域庞大且复杂的学科体系，从学科演进史看，其经典理论视角全面、观点多元，兼具宏观、微观分析角度。因此，外界很难用一套完全相同的方法重复多次地论证社会学的存在性和价值性，而且，面对社会学“浩如烟海”般理论体系分布，任何尝试简化社会学的意图都是不切实际和难以实施的。然而，通过梳理社会学学科体系中的古典社会理论、现代社会理论及后现代社会理论相关内容，从中挖掘出以现代性为主题的分析要点和显著特征，并相应抽离出一系列参照概念解读现代性：“第一个概念涉及到对现代性作出制度性诊断，第二个概念与社会学分析的基本焦点‘社会’有关，第三个则是社会学知识和这种知识所涉及的现代性特征之间的联结点”。[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9页。
上述从社会学学科视角引出了现代性三个概念，实际上是基于现代社会的制度维度，现代社会结构中以社会为核心主题的角度以及现代社会知识观三个方面，严格界定了二者交集范畴，明晰了社会学和现代性的真实关联程度及互动方向，因此，现代性也成为理解社会学“社会”内涵起源地的重要一环，这是以追述“社会”为线索，呈现两者正在同行的完整过程。但更为重要的是，现代性与社会学的“携手同行”充分反映出现代性的历史命运和社会学的时代变局，因为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最强音符”，支持和推动着现代社会的种种变迁和转型。现代性多变和不稳定特征也颠覆了经典社会学理论结构，创造并诠释与现代性相容的成长空间，顶着社会学符号的现代性坐标也会随之发生转变，它以往展示人前的“整体面貌”正在闪烁不定，失落、缺失并不是现代性理性化的后果，但之后到底是什么尚无法完全确定。
通过现代社会的结构特征和整体状态可以重构现代性的结构领域，同时促使其自身不断反思社会学知识以及对现代性起作用的行动范式。现代性有时无法用一种明确而准确的说法来描述或定义，这种状态等同于现代性所承担角色不断转变的过程。吉登斯曾经恰如其分地指出这一点：“社会学起源于现代性（modernity）的来临――即起源于传统社会的分解和现代社会的巩固与发展过程中”。[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文军、赵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6页。在吉登斯理论话语的诠释下，对社会学与现代性的关系认知不断获得强化。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为现代性增添了“孕育”其产生的时空背景和来自社会变迁、转型的经验事实支撑，而从古典社会理论、现代社会理论到后现代社会理论的观念演进变化，则为现代性的思想内容提供了不可复制的多元化观点。因此，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双重视角聚焦，摆脱了以往社会学各种视域传统限制，把现代性最为真实的一面呈现于现代社会空间内，有助于全面理解现代性的内涵、特性、指向及局限。所以说，现代性和社会学特征的密切程度用二者同行来表达恰如其分，社会学思想的巨大影响力在追问现代性定义中一步一步走向真实的“自我”。
同时，现代性成为社会学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整个社会理论体系、分析概念和实践路径都频繁地与现代性进行直接或间接互动，以此来建设甚至“规训”现代性理论内容和行动策略。而且，社会学与现代性的关系建构产生了双重效应：其一，塑造了社会学视域中的现代性，把社会学想象力加入到现代性日常活动中，可以说现代性的社会学色彩浓郁，其社会学思维、行为特征明显；其二，现代性“改造”了社会学所能覆盖的对象空间，传统“残留”的社会学功能作用领域正在被扩大，即现代性重塑社会学的可及性日趋明显。因此，现代性与社会学在现代社会结构中的对接结果，为其赢得了社会信任和各方支持。
吉登斯有关论述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性与社会学相互纠缠的特性，明确指出了二者同行在社会学语境下的解读和被解读的现状，现代性进一步成为反思对象，尝试用一种学科思维的方式，即依靠带有社会学学科特征的分析立场阐释问题和提供解决方案。现代性命运变化更趋复杂，而现代社会变迁带来了社会学思考立场的转换。可以说，现代性已深深嵌入到社会学的学科知识生长和理论逻辑演进的历程中。
基于上述分析，社会学和现代性具有内在的关联发展逻辑，无论抽象价值还是社会事实都会体现在被社会学日常关注的主题之中。同时，社会学与现代性正处于互构共生的状态之中，社会学的诞生被现代性的内在特征打上了牢牢的时代印记，而现代性也紧接着嵌入到社会学的理论逻辑中。
四、现代性理论反思与再实践
由于现代性与社会学的“纠缠互构”特性，社会学的理论源起及其发展同时涌现出现代性的几个阶段性特征：第一个阶段是古典时期的现代性，韦伯提出“理性化”概念为其确定了发展方向；第二个阶段是现代时期的现代性，“现代化”作为主题取代了他题，成为不同学科领域学人共同探讨的题目；第三个阶段是当代时期的现代性，吉登斯批判和再反思现代性，打破了现代性的内在结构和原有秩序，现代性产生了断裂。由现代社会向全球社会发生转型的时期就是现代性的再分裂时期，即进入全球化的现代性发展阶段。与此同时，对现代性重新认识过程即是对生活中的自我进行反省的过程，也是对现代性结构和机理再梳理更新的过程。
与古典社会学时期其他著名社会学家相比，韦伯对现代社会的看法极为悲观。他认为，社会发展进步和物质丰富改善都离不开“扼杀”社会个体的活力和能动性，同时伴随着科层制不断扩展膨胀，导致现代社会的发展存在着令人疑惑不解的地方。更出乎人意料的是，任何社会个体都无法预判到现代性的未来走向，令人担忧它会不会“反噬”现代社会，现代性没有完全示人的另外一面值得高度关注。就此来说，经典社会学理论有其局限性，而这些局限性对现代性展开的诠释，却为人们展示了现代性的其他面向。“社会学自身的基础是建立在现代性内涵之中的。因此，关于现代性特征的描述和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产生与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背景下，伴随着对社会学知识特征与地位的哲学与方法论之上的争议，现代性问题自然也成了社会学话语中的中心议题”。文军：《现代性、全球化与社会学理论的演变》（代译序），载于[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文军、赵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页。
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学家们对现代性内涵做了自我界定：理性化（韦伯）、反思性（吉登斯）、启蒙理性/权力关系（福柯）等。要从社会学角度阐释现代性，韦伯必然是一个首先要直面的人物。韦伯认为，站在客观立场，现代文化依靠思想“祛魅”过程加上理性化的扩张，为现代性的出现提供了解释框架，由于有自身的理性分析逻辑和价值目标，对非理性化工程做出反思性理解，现代社会成长的基础在于理性化追求，理性化类型的行动推进了现代社会的发展速度，韦伯论题也就成为现代社会的内在驱动力。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祛魅”的过程是把思想符号化，构建理想类型的象征，同时也会造成精神的“铁笼”，导致思想、文化、价值等不断地被剥离和排除。
在吉登斯视野中，现代与传统结合紧密，反思性能够在理性基础之上界定现代性的特征，也构成了断裂时代的行动因素。传统社会局限为研究过去领域的思想，反思理性的不确定性特征构建了思想知识世界，在这种环境中对必然性知识的质疑进行回应。社会世界并不会因为经过知识的反思就会立即实现现代社会深刻内涵的理性化，由于不确定性价值观不停地变化，知识在反思中得到强化输入和再生产。现代性和反思性就被吉登斯较好地联系在一起，并借此重新渲染了现代性的理性色彩。
比较而言，福柯拥有更为强烈的理论批判特质，深刻把握现代性极端化的外在形式，不断地质疑现代性分析框架中的制度和技术等固有因素。他一再提及知识再生产和知识产生权力的理性判断，并指出放弃个人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心化主体的地位，围绕疯癫、身体、性、权力等颠覆性的解读，批判以往的术语，摒弃传统历史的轮廓。他通过描述启蒙理性在历史分析中凸显的作用，慢慢弱化规范意识，引导他人进入他的自我世界，尤其在强调启蒙方面就是为了批判的目标指向。
对比三位社会学家的思想，可以发现存在一条基本概念分界线。韦伯不仅建构了社会学理论的基本内容，还把相应的理论贯彻到社会实践中。吉登斯、福柯与韦伯所处的时代差异很大，社会背景差异导致他们的思想成长轨迹会有较为明显区别。前两者更多地关注国家状态和全球社会，并将其作为自身的天然使命，后者关注社会个体同时也把目光投向国家和社会，但这种目光来源是有时代印痕的，可以此作为比较重点，这也是入手分析现代性在社会学这门学科中的存在意义。吉登斯等人或多或少地都强调过这两个概念，它们并不是完全孤立的，有着某种历史渊源，其实可以在社会宏观叙事的历史结构中去寻找，两者属于同一种历史状态，但能否延续或何时进入社会理论家的视野，需要我们加以认真探讨。社会学历史上的三位思想大家为后现代性的诞生铺垫了社会建构与知识再生产的工作，后现代性不是为了取代现代性而出现的，但二者由于自身所特有的时代背景早已为今日的争议埋下了伏笔。总之，社会学语境下两者的意义就是要指出社会需要它们的历史价值何在，无论是社会学的古典阶段还是现代、后现代阶段，现代性的定义都表现出一股强烈的时代气息。
综合来看，从韦伯、吉登斯再到福柯的现代性思考中既有令人收获感十足的内容，也有使人疑窦丛生的地方。首先，应关注三大著名社会学家/社会理论家对“理性”的自我诠释已然成为勾勒和呈现现代性思想轮廓的最初出发点，这些触及到“理性”的理解实质上是一种“”式的解读，虽然彼此之间存有不完全相同的理解，使用略带差异的话语进行表述，但透过“理性”概念的历史变化痕迹，还是可以相应发现现代性各种观点的修正过程及其与现代社会结合的松紧程度。如果截取一段由韦伯出发到福柯为止的理性演绎过程及其回应现代性的历史，从中可以看到在社会理论不同时期这些社会学家对现代性议题所坚持的“真知灼见”。围绕现代性主题，理性在韦伯、吉登斯、福柯眼中分别被认为是“理性化”、“反思性”、“权力关系”的代名词，这些不同的概念事实上都成为了学者们解读和认知现代社会发展和存在的核心特征。其次，韦伯、吉登斯、福柯看到的“理性”状态是一个动态的、不断获得新的知识积累的“理性”积淀的结果。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主轴和影响因素调整变化，围绕在现代性周边的有关观点层出不穷，恰如“理性化”、“反思性”、“权力关系”等概念的出现，表明可能存在着一种近似的、相对清晰的现代性衍生变化动向。这一组概念展现了背后的演变逻辑：赋有理性的、能动的社会个体被某种力量“裹挟”进现代性与现代社会互构的历史进程中，他们无论挣扎与否都不可能改变现有的知识-权力、理性-惯习等能产生重要吸附力的社会结构关系，一定程度上，几者之间的冲突融合反而为现代社会的“进化”提供了发展动力。在这个过程中，一直伴随着社会个体的主体性与社会整体取向之间的消减与增长博弈关系变化。最后，人类社会的种种发展轨迹显示，总有一种试图通过现代性的理性核心特征影响现代社会走向和结局的潜在力量，但是也总会遇到现代文明中“非理性”的一面，二者形成了一种互相掣肘关系，由此来看，现代社会的发展努力似乎有些力不从心。针对这些方面如何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结局尚令人存疑，也为现代性危机潜在爆发留下了隐患，这不仅是现代性的命运，也是现代文明的命运。
五、结语：现代性危机及其回应
现代性危机实为潜藏着的现代社会矛盾或现代性悖论。因为现代性是一类结构化的社会整体单元，对其理解必须经过社会行动主体――个体化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化过程，这也是现代性自我“救赎”和反思的过程。现代性悖论是现代社会发展逻辑中已有内在矛盾冲突升级后的具体表现，这一有待解决的悖论成为现代性的日常思考主题：应对现代性思潮的元成分进行前期描述和深化解释，推演现代性后果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所能产生的反响和实践效应，孕育和生产出新的社会学范式，扮演好一种方法论角色，有利于摆脱和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困境与“沉疴”，较好地回应现代性危机所带来的挑战及潜藏的问题。
苏国勋曾明确指出现代性危机的软肋之处：“韦伯在上世纪与本世纪之交以其睿智和洞见深刻揭示了现代人的这种尴尬处境，他一方面深刻批判现代文明的反文化、反人道特征，另一方面又强调作为现代人的命运，现代文明注定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现代性的悖论”。苏国勋：《“韦伯热”及其三种形态――苏国勋研究员访谈录》，《中华读书报》1998年4月15日。据此对现代社会发展实际展开反思，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不是类似以丰裕社会为目标的发展，不少时候夹杂着各种表象，如经济数量规模化、经济质量结构优化、社会物质生活丰富改善等与现代性成长相对应的现实结果；而另一方面现代性亦会导致社会个体被赋予难以摆脱的“理性计算”、“行为工具化”等社会现象症结关联性表现，围绕市场与社会关系处理，经济需求与人的精神追求关系协调，合理解决社会问题、矛盾、冲突等而提出的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等行动策略和推进政策，现代社会与社会个体就在这种对立互动所形成的张力过程中逐渐向前“演进”，现代性也从中获得了冲破理论和实践局限的最大可能性。
社会学视野中现代性产生的驱动力正好来自于现代性悖论。在现代社会整个塑造过程中，理性的种种冲突与“挣扎”充满着这一社会变迁转型的前后阶段，它甚至可以看成是一条“规训”现代性变化历程的主线。同时，在这一悖论话语体系中，理性视域下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共同构成了其指向内核和阐述形式。整体上看，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既相互依存又存在着一定“碰撞”空间的二元张力，两者经过不断调适、消解及融合，为现代性发生“争议”和存在危机时提供合理解读。导致现代性危机的原因本质上来自上述二元张力的影响，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恰好演绎着相应的角色：它存在于社会科学多个分支领域中，通过理论对话、实践总结、观点分享、解读诠释，甚至具体到解构现代性在现实生活中推进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的程度和方向，以尽量避免出现现代性危机不断被“发酵”、升级、扩大的趋势变化。另外，作为社会个体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直接“拒绝”或者单方面改变现代性危机的到来，对现代性危机的刻画在时代差异和思想碰撞中逐渐深化，社会行动个体需要主动地置身于这类危机中，不断感受并揭示出内在悖论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但令人吊诡的是，做出任何选择都有可能造成对现代性阐释的简单化、片面化甚至是极端化，因为现代性悖论的动态特征早已造成危机中所有的社会结构呈现出转移状态，从“观点争执”阶段进入另一个极端状态，却不知未来走向如何。这样看来，现代性研究社会变迁、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诸种现象，应以思想批判和实践印证为基本的逻辑基础，对现代性的理解要去中心化、去主体性，加强社会层面的自我反思和理性塑造，这不失为突破现代性危机的一种可选方案。
现代性与现代社会学危机也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对现代性危机的本质反思体现在“现代性自身所具有的潜在危机也演变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潜在危机。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随着现代性与现代社会危机的日益显露和严重化，社会学理论研究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也越来越大，正如现代性的危机只能用超越现代性的方式来解决一样，滞留在现代化研究范式之上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也只能用超越现代化研究范式的方式来予以解决”。文军：《逻辑起点与核心主题：现代性议题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这一论断框定了现代性危机的思考边界，它需要社会学理论的“自我突破”和“实践创新”，依靠社会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其提供理论和实践维度的“滋养”，最后，在现代性视野中，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等学术话语的凝练为化解危机拓展出更多的理论融入社会实践的机会和空间。
关键词： 现代舞基训 艺术类中专高年级 课程设置 可行性
一、艺术类中专舞蹈专业高年级开设现代舞基训课程的必要性
在艺术类中专舞蹈专业高年级开设的现代舞基训课程，没有必要“反”什么，它的主要目标应该致力于“借鉴、吸取、创新、开发、解决”——借鉴西方国家的现代舞训练内容与方式方法，吸取中国舞蹈训练方法中的精髓部分和中国艺术文化中的精华所在，创新出适合于艺术类中专舞蹈专业教学体制的现代舞训练内容与方式方法。使学生的舞蹈意识和肢体动作语汇，以及艺术感染力等方面得到进一步开发，以便解决学生舞蹈肢体动作单薄、匮乏或僵化等问题。
首先，之所以借鉴西方国家的训练内容与方式方法，是因为现代舞在那里的诞生至今已发展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而系统的训练方法和体系。但是毕竟那是针对西方人的“身体条件和肌肉素质”所形成的训练内容和方式方法，关注到的是西方人的文化历史背景和审美情趣。因此我们决不能单单按照西方国家的一些现代舞理论和训练体系发展自己国家的现代舞教学，必须寻找到自己的“根”。借鉴国外的现代舞训练内容与方式方法完善中国舞蹈教育的体制。
其次，谈到吸取中国舞蹈训练方法中的精华部分和中国艺术文化中的精髓所在——我们民族对舞蹈本体的认识受制于对宇宙之本体的认识，宇宙之气的生成过程是圆流周转、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中国的现代舞基训虽强调了主体性，但没有走向主观随意性；虽强调了元素动作的发展与变化，但没有忽视其功能性；虽强调了人体运动的自然，但没有排斥以往人体律动的历史积淀。东方有吸取不尽的艺术精华，中国有令西方人赞叹的精神文化，因此我们更应该根据东方民族特有的艺术文化背景，创造出真正属于中国现代舞的训练方法及其内容。例如：北京舞蹈学院的曾焕兴老师的现代舞训练风格，既借鉴了西方训练体系中的一些动作原理和训练方法，又吸取了中国古典舞训练中“圆”的概念与太极中“心静”“体松”与“气和”的原则，创新出了一套属于中国现代舞的训练方法与授课内容；北京现代舞团也在尝试着创造出符合中国文化历史背景和中国人的身体条件与素质的一些训练方法和原则。
在艺术类中专舞蹈专业高年级开设的现代舞基训课程，应该借鉴和吸取适合学生成长和有助于他们专业水平提高的有利因素，根据他们的心理特征和身体条件与素质，创造出真正符合他们的现代舞训练内容和方式方法。
再次，现代舞基训课程在开发舞蹈肢体语汇和舞蹈意识，以及艺术感染力等方面，对于艺术类中专舞蹈专业高年级的学生而言是很有必要的。处于此阶段的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肢体支配意识和肢体表现能力；然而他们缺乏的是肢体的“感受力与诠释力”，往往会出现肢体动作单薄或僵化、缺乏美感和亮点等问题——虽然他们可以把舞蹈基训课程或舞蹈剧目中的舞蹈动作完成得较为规范和到位，却难以看到关于“灵性”或是“情感性”的显现。现代舞基训课程的“风格训练”便要求学生通过心态与情感的体会与传递，准确把握和控制舞蹈肢体动作的性质、幅度及速率，这是含有一定的性格色彩或感彩的，致力于学生运用自己的情感产生与抒发、情绪变化与宣泄和心理状态的调整与把握带动或处理肢体动作的训练；再者，在现代舞基训课堂中所运用的音乐类型和风格也是较为丰富和广泛的，这有利于激发学生的运动神经的敏感性与动作细胞的调动性，以及他们情感抒发、情绪宣泄、心理状态的产生与肢体传达和释放的意识。
最后，便关注到“教育目的”本身，之所以在艺术类中专舞蹈专业高年级开设现代舞基训课程，主要是为了使学生们在舞蹈意识和舞蹈肢体语汇等方面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对于打破学生的动作“惯性思维模式”和解决他们肢体的柔韧性等方面达到较为明显的训练效果——此阶段，高年级的学生在体能方面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肢体能动性和肌肉的能量与素质。软开度问题也已基本解决，“柔性”十足；但是大部分学生在此阶段缺乏肢体的“韧性”和肌肉能量的“爆发力”，这就要依靠现代舞基训中一些特定的功能性组合进行训练与强化——让学生们由浅入深、由简到繁地体会和运用气息、力量与肢体的相互配合与相互作用，以便解决他们肢体动作单薄或缺乏力度与韧性等问题。
二、艺术类中专舞蹈专业高年级开设现代舞基训课程的有利条件
首先，艺术类中专拥有比较浓厚的艺术学习氛围和专业化的舞蹈训练场地，这里拥有舞蹈专业性较强的学生资源——他们大多数都是通过严格的测评和筛选而保留下来的舞蹈苗子，身体条件和肢体协调能力等方面相对良好。
关键词 高校课堂；现代领导理论；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489X（2016）20-0114-02
多项研究显示，高校课堂出勤率较低，并有持续走低趋势。大学生感觉高校学习比较迷茫，如何提升大学生出勤率，提升高校课堂学习效率，是目前高校面临的共性问题。现代大学生的特点是优缺点并存，其心理尚未成熟。领导思想对于提升课堂教学效率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现代领导理论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领导素质理论、领导方式理论和情境领导理论等。这些理论指出，领导方式从高度集权到高度分权要适应于领导环境的变化，管理中要实现工作和关系同时抓，对重要的下属要根据其意愿和能力实施不同的领导方式。
1 现代大学生的特点要求提高高校课堂教学管理效率
现代的大学生具有独立自主、个性自信、智商高和勇于担当的优点，但受独生子为主体的家庭环境和经济大发展社会环境的影响，他们同时表现出独立能力缺失、功利思想重、个人利益中心和吃苦能力弱的弱点。对优缺点并存的大学生，让他们感受到学习的乐趣和必要性，是提升课堂教学效率的重要任务。
解决大学生课堂教学效率问题需要分三步走：
第一步，将学生带进课堂；
第二步，培养严肃认真的学习学习氛围；
第三步，课堂上令学生感受学习的意义和收获知识的乐趣。
2 领导思想对于提高高校课堂效率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领导（Leadership）是指挥、带领、引导和鼓励部下为实现目标而努力的过程（引自周三多《管理学原理：理论和实务》），其本质是实现被领导者的追随，对下属心理和行为施加有效的影响。领导对下属的影响方式分为内在影响和外部影响两方面。外部影响主要包括传统观念的影响、利益满足的影响、恐惧心理的影响。内在影响方式有以下两种。
1）理性崇拜的影响。领导者个人的品格、能力、知识、专长等因素在企业中赢得稳固的威信或声望，引发被领导者的尊敬、信服、敬佩乃至于崇拜感，接受其领导，甚至以领导者为楷模，加以效仿。
2）感情的影响。让职工感受到领导者的关心、尊重，并与之建立超越正式组织关系的密切的人际关系，他们在感情上自愿接受、支持领导。
大学生在心智上实际是不成熟的，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主体，起主导作用，运用自身权力，将大学生引入课堂，规范其行为，令其感知学习的重要性和学习的乐趣，就会逐渐形成良好的课堂学习习惯，提升学习效率。
教师可以用来影响学生心理和行为的因素，在管理学上称为权力。常见的权力来源包括三个方面。
1）法定权力。法定权力是指领导者在职责范围内拥有的决策指挥权、人事调配权等。高校教师作为基层工作者，手中可以利用来分配的资源较少，这种权力几乎为零。
2）奖励权力。奖励权力是指领导者利用物质的、精神的奖励手段来诱导下属的追随。高校教师有评价学生学习成绩的权力，包括作业评语、平时成绩和考试成绩等，直接影响学生能否获得奖学金和能否达到毕业水平。学生对于成绩和师长的认可是非常渴望的。
3）强制权力。强制权力与惩罚权相联系，利用下属惧怕惩罚的心理。高校通常有规定，教师有权对迟到或旷课达到一定次数的学生禁考，有权对扰乱课堂秩序的学生做出处置。要将学生引入课堂，强制权力必须很好地利用，如课堂考勤、作业全数评阅、严格公正地批改试卷及严肃的考场纪律等，都是常用的手段。
3 提升高校课堂效率的三点建议
高校的课堂教学与组织管理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知识具有实用价值，与学生价值观吻合；
2）能快速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
3）学生具有充分的参与机会。
基于现代大学生的心理和行为的特征，高校课堂教学管理要在规范课堂纪律、提升学生满意度和参与度三方面着手，打造严肃认真同时积极活泼的课堂文化氛围。
严肃考勤制度和考试制度 建立和执行制度的目的在于事先预防。大学生自律能力差，但具有一定的安全意识。教师事先申明纪律和处罚措施并严格执行，可以利用其惩罚权力达到引导学生进入课堂的目的。学生对制度的专注度不可能长期维持，预防其逃课的侥幸心理就要降低其实现的概率和提高后悔成本。全数检验对此有很好的作用。每节课采用不同方式点名，发现不良征兆就要及时提醒。纪律执行一定要到位，有制度不执行比没有制度效果要差得多。
考试是学科学习的检验环节，学生在这个环节如果可以作弊，就可能放弃后期的努力学习。必须建立和执行严肃的考试制度。制度的执行与否关键在于领导的认识和执行力度。
提升课堂学习的吸引力和满意度 大学生是有求知欲望的，也是急功近利的，他们对实用的知识和经验特别关注。在平时与学生交谈中，学生经常提到：跟老师聊天，效果比单纯上课好得多。学生和教师聊的问题都是他们感兴趣的，有过长时间的思考。笔者对学生做过测试，让学生比较实用的知识和有趣的知识哪个更愿意学习，多数人选择实用知识。这种思想有些急功近利，但是脱离这一实际，就难以获得课堂教学对大学生学习的吸引力。
满意度是预期的目标价值与感知的价值的相符程度。感知的价值高，其满意度就高。学习是有阈值（释放一个行为反应所需要的最小刺激强度。低于阈值的刺激不能导致行为释放，过高的刺激也会使个体失去反应）的，学习的知识过于简单、晦涩难懂或知识量过大，学生都不会满意。合格的教师必须想办法调试好课堂教学的难度和信息量，实现每次授课中都张弛有度、学练结合。
学习和实践结合，提升学习的参与度 学习的过程应该是积极向上的，是充满追求和自信的。不断地学习，不断地练习，与学生适时地沟通，才能让学生感知到自身知识和经验的提升。笔者在课余时间与大学生交流中发现，大学生对于学习的满足和自信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其掌握程度。多年的中学学习生活中，他们已经养成学练结合的学习习惯，要求在学习中能够跟上教师的思路，及时练习巩固，掌握知识对他们而言是最大的满足。
总之，要提升课堂教学效率，就要运用领导理论，既要建立教师的权威，又要以学生为本，科学有效地引导学生学习，从知识的吸引力、学习的满意度和学生参与度三方面着手，建立起严肃活泼的学习氛围，让学生感知学习的必要和乐趣。
参考文献
[1]周三多.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六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2]幺晓辉.大学生公共基础课逃课行为分析[D].重庆：西南大学，2011.
[3]赵蕾.大学生课程学习投入度的影响因素分析[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3.
【关键词】科技；科技哲学；传播
一、科技哲学概述
科技哲学全称叫科学技术哲学，是对科学（内在地包含技术）的哲学理解，属于哲学中一个很重要的分支学科，主要研究自然界中的一般规律、科技活动的基本方法、理论及其发展中得哲学问题、科技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内容。
科技哲学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理论，研究自然界的辩证本性、研究科技思维的辩证法、研究科技与社会的辩证关系等内容。以自然观、方法论、认识论、科学观、科技与社会等为研究领域。由于科技活动已经成为了独立的社会活动，因此，将科技作为一个单独的对象进行考察和研究，无论是对科技发展还是对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科技哲学的历史很悠久，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科技方法论的研究开始出现，科技对科学的影响也日益明显，科技与社会关系成为了科技哲学研究的重点。因此，只有认识了科技哲学在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才能更好地研究科技哲学，更好地传播科技哲学，充分发挥科技哲学的作用，实现科技哲学对科学和社会的贡献。
二、科技哲学的发展现状
我国的科技哲学的前身是自然辩证法。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自然辨证法一直被当做高校理论课程的必修课，这不但培养出了一大批从事自然辩证法专业的专业性人才，并且也丰富和拓展了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内容，逐渐地超越了自然辩证法自身的范围。目前，虽然学术界关于科技哲学和自然辩证法的关系研究，以及有关科技哲学和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等方面一直处于激烈的讨论之中；但是科技哲学却是在沿着自身学术和学理轨迹在不断地发展，主要体现在下面几方面：
（一）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随着学科建设的进一步加快，自然辩证法也被科技、科学技术以及科学与社会等名称所更改，由先前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室，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科技哲学研究室、科技哲学研究中心等。
（二）从科技哲学的学术研究来看。20世纪80年代的科技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自然观、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以及科学方法论等几方面，而90年代，在研究传统自然辩证法的基础上，学术界在研究自然辩证法上也相继出现多元化的局面。目前，在研究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等最新成果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诸如：量子力学哲学、生命科学哲学、信息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等。
（三）从教材建设上来看。在已经出版的为数不多的基本教材或者参考书来看，最具影响力的应该是：黄顺基、黄天授和刘大椿主编的《科学技术哲学引论――科技革命时代的自然辩证法》[1]和刘大椿著的《科学技术哲学导论》[2]。《引论》一书明确详细的给出了科技哲学的定位，指出科技哲学是以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提出的新问题为依据，以的观点与方法为指导，是自然辩证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是科技革命条件下的一门新学科[1]。而《导论》一书在定位科技哲学上则是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指出科技哲学是对科技时代提出的科技及其相关问题、要求和挑战的哲学回应[2]。与《引论》有所不同的是，《导论》给出的科技哲学定位不但使科技哲学摆脱了自然辩证法本身所存在的框架束缚，也使对哲学的思考开始转向科技反战本身。
三、科技哲学传播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随着现代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需要从哲学的角度来观察现代科技变化的规律，运用哲学观来细致分析科技变化的特征，从而才能推进科技的良好运行和持续创新。所以，就目前而言，无论是从科技创新的角度来看，还是从科技哲学学科体系建设方面来分析，科技哲学在传播的过程中都急需两大主要问题：即现代科技与科学伦理的内在关系的问题和虚拟与现实的内在关系问题。
（一）现代科技与科学伦理的内在关系问题。站在科技哲学的角度来分析现代科技与科学伦理的内在关系问题，不难看出，既存在理论上得原因，也存在现实上得原因。首先，科技与社会伦理是及有所不同又有所关联的。科技追求的是理论上得“真”，发现的是在现实中已经存在的客观规律，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社会伦理追求的则是理论上的“善”，解释了现实中的人与人相处的方式或方法，解决的是人与人间的关系。判断伦理的标准是从善的行为和风尚，而判断科技的试金石则是科技实验，是观察，是论证。因此，人们只有不断地对知识进行累积和创新，才能实现和促进对科技的不断完善。
（二）虚拟和现实的内在关系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创造超越现实时空的虚拟时空已经成为了真是的场景，也不再只是一个神话。虚拟时空是在现实时空的基础上，通过用虚拟的技术而构造的一种时空形态。这种形态既和现实有所关联，但又不同于现实。因为，其构造方式很特殊，它的运行方式也和现实不一样，并且它的运行状态更是超乎常态，再加上其独特的时空维度和新奇的时空场景，使得其给予人们非常特殊的空间感觉。虽然表面上看虚拟时空是脱离现实时空的，但是从科技哲学的角度来看，虚拟时空是离不开现实时空的存在的，因为，无论现实时空怎么被改变或者突破，时空的本质是不会被改变的。另外，虽然虚拟时空超越了现实时空的有限性，建立了独具模糊性的网络时空，但是无论是在虚拟时空还是在现实时空，物质在时空的存在是无限的。因此对现实时空而言，虚拟时空并非是完全模糊的、完全脱离现实时空的虚拟网络时空。所以，从科技哲学的角度分析，把虚拟时空看作是绝对非确定性的模糊世界，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在实践中也行不通的。因此我们应该十分清醒的认识虚拟与现实的内在关系。
参考文献：
[1]黄顺基，黄天授，刘大椿.科学技术哲学引论――科技革命时代的自然辩证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2]刘大椿.科学技术哲学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本社，1995.
[关键词] 文科生；科技素质教育；科学技术学；开放式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634（2012）04—0064—03
目前我国高校文科生的科技素质普遍不高，近八成的文科生对20世纪初至21世纪初世界重大的技术发明和科学发现不了解，对我国的科技现状以及我国重大的科技计划也不知道。笔者以为，造成文科生科技素养不高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体制的问题。很多文科生表示，他们希望了解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且认为在当代社会不懂得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对自身的发展非常不利，但他们缺乏系统了解当代科学技术现状的机会和条件。
学术界关注更多的是理工科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提高问题，而对文科大学生科学素质不高的现象缺乏关注。建议在高校要为文科生开设《科学技术学》（SST，Scie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课程体系（这一学科名称的提法参照“社会科学学”的提法），通过在教学方法上实行改革，提高我国高校文科生的科技素质。
1 国外文科生的科技素质培养模式
在欧美发达国家，文科大学生的科技素质课程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文理交叉学科。从20世纪70—80年代起美国许多大学都设有文理综合课程。如美国洛厄尔大学就开设有“技术、社会和价值”课程，这门课程的授课教师有理学院教授、历史学教授和社会学教授。这一课程吸引了许多文科生的注意，取得了很大成功。
2）欧美很多高校开设了一种称为STS（Sci—ence，Technology and Soeiety，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课程，而STS（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y，科学技术研究）是一种文理交叉学科的培养项目。这一培养项目兴起于上世纪70—80年代的美国，随后加拿大以及英国等国的著名高校也开设了这种专门从人文科学角度研究科学技术的培养项目，这一项目提供具有文理交叉学科性质的STS学士学位以及硕士、博士学位，而学生的来源则是文科生或者理工科学生。其中STS项目的学士学位是第二学位。从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加拿大约克大学等有STS培养项目的高校来看，它们的STS课程并不承担文科生普及科学技术常识的任务，但这一培养项目无疑对文科生科技素质的提高至关重要。
我国目前高校的STS课程体系可以说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现有的课程也是为培养哲学专业或者政教专业本科生以及研究生服务的。
2 文科生科技素质教育课程体系的设计
我国高校的文科生是高中阶段文理分科后进入大学的，科学素质不高并非是他们自身的原因。在美国，高中阶段有一门必修课就是《科学技术导论》（Introduction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或者简称为科学课程（Science），是一门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平行的课程，其实质就是一门现代科学技术素质的培养课程。对我国的大学文科生而言，他们也迫切需要有这样一门课程来弥补他们在科学素养方面的不足。依据多年的教学经验，建议为文科生开设《科学技术学》课程体系。
这一课程体系由《科学技术史》、《现代科技概论》和《科技价值论》3个模块组成（如表1所示）。
上述3个教学模块和两个教学平台构成了《科学技术学》课程体系，这一课程体系的目标就是提高大学文科生的科技素质。三个模块的教学内容既相互独立又有交叉，共同形成了培养文科生科技素质的科学知识网络。3个教学模块的分工是：《科学技术史》模块主要揭示科学技术的本质、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科学技术发生的文化与社会历史背景。其基本内容有：古代科学技术、近代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近代技术的全面发展及第二次技术革命、中西近代科学技术比较等；《现代科技概论》模块主要是为文科大学生普及现代科技知识，对他们实行“科学扫盲”。基本内容有：新材料技术、能源科学技术的创新、信息科学技术、空间科学技术、现代生物工程、环境科学技术等；《科技价值论》模块的主要目的是要让文科大学生学习科学的研究方法，领会科学技术的价值。其基本内容有：科学技术的方法论价值、科学技术的认识论价值、科学技术的经济价值、科学技术的人文价值、科学技术对政治及法律的影响等。
《科学技术学》课程体系的3个模块有如下几个特点：（1）综合性。单一的知识结构已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全球文理交叉学科的大量涌现正是顺应了大科学时代知识综合化的趋势；（2）层次性。《科学技术学》课程体系的3个模块是分层次的。《科技史》模块为文科生描绘整个科学的轮廓，是表观层次；《现代科技概论》模块则描绘现代科学技术的全景，是中间层次；《科技价值论》模块则是在前两篇的基础上的应用和提升，是核心层次；（3）时代性。《科学技术学》课程体系的后两个模块围绕前沿性的科学技术，分析其深刻影响以及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4）开放性。《科学技术学》课程体系不是一个知识封闭体系，它追踪现代科学技术、历史学研究、哲学研究乃至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不断更新知识内容。
3 《科学技术学》课程体系对文科生的意义
【关键词】翻译学；理论；特点
一、引言
2001年4月，英国翻译理论家杰里米・芒迪编著的《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一书。本文将重点阐述《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一书的主要内容，并简述本书的结构特色，理论特色以及思想特色。
二、《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了西方翻译学的主要理论流派，但杰里米・芒迪本书的重点在于20世纪后期的理论学派。
第一章开篇明意，指出“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向读者介绍翻译研究的主要概念和模式”。芒迪首先从翻译的概念这一基本的问题入手，根据罗曼・雅各布森对翻译类型的划分，明确了传统意义上的翻译指的是语际翻译；最后，本书探讨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翻译学的发展。
第二章芒迪在引言中明确指出：本章旨在探讨始于公元前一世纪的“字对字”与“意对意”之间的争论。芒迪从西塞罗和圣・哲罗姆的对直译和意译问题的观点的开始，到马丁・路德的《圣经》翻译再到约翰・德莱顿、多雷与泰特勒早期为创建系统的理论而做的努力；本章最后讨论了施莱尔马赫的顺化和异化思想及其对后世学者的影响。
第三章主要从静态语言对比的角度探讨了翻译研究中的意义、对等和“等效”的概念与理论。主要阐释了尤金・奈达著名的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以及科勒对纽马克理论的发展和延伸；最后，作者介绍了对等在70年代以后的发展。
第四章主要讨论了翻译研究中等值概念所不能解释的现象即翻译转换。本章作者主要介绍了维奈和达贝尔内的七种翻译转换程式：借词、仿造词语、直译、词性转换、调节、等值、改编，卡特福德的层次转换和范畴转换，范・勒文-兹瓦特翻译转换的比较模式和描述模式，并对各种转换模式的优缺点进行了讨论。
第五章介绍了七、八十年代在德国兴起的功能学派的翻译理论。本章主要讨论了卡塔琳娜・赖斯从交际层面对文本类型的分类；霍尔兹-曼塔利的“翻译行为理论”；维米尔的目的论。
第六章概述了70到90年代利用话语分析和语域分析理论进行翻译研究的理论模式。本章讨论了豪斯翻译质量评估模式以及显性翻译和隐性翻译的概念，贝克对翻译中的语篇衔接、主位结构、信息结构和语用进行的研究，最后到90年代哈蒂姆和梅森的语境和语篇的意符层次，即社会和权利关系在翻译交际中的体现。
从第七章“系统论”开始，翻译研究逐渐转向了文化学派。本章开始介绍了伊塔玛・伊万-左哈尔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多元系统论；并探讨了翻译文学系统在译语文化的整个文学中的地位变化情况及成因；切斯特曼在图里翻译规范的基础上提出了另一套规范。本章最后作者介绍了操纵学派的兰伯特和范・戈普的描述翻译研究的主要成果。
第八章“文化研究的多样性”中翻译研究转向了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翻译进行分析即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本章从勒菲弗尔作为“重写”的翻译谈起，指出文学系统中，翻译的功用由三个主要因素决定，最后作者另辟一节讨论“翻译理论家们的意识形态”，客观公正的评论了翻译理论家们的意识形态对其理论的局限。
第九章“翻译异质性：翻译的隐（显）形”集中讨论了有关文化差异及原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界面的研究，把意识形态及主导话语与翻译策略联系起来。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首先提出了译者的“隐形”的概念用来描述译者在当代英美文化中的状态和活动；其次，韦努蒂提出了两类翻译策。本章的最后还提到了文学译者和出版商的对翻译的影响。
第十章本章主要讨论乔治・斯坦纳的阐释步骤：起始阶段的信任、攻占、吸纳、补偿；庞的能量化语言观；瓦尔特・本雅明的翻译“纯语言”观；以及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运动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第十一章“跨学科的翻译学”重新回到本书第一章所讨论的翻译学的学科建设问题。斯奈尔-霍恩比翻译研究的“综合法”为翻译学的跨学科道路奠定了基础；哈维利用语言实践中的“接触理论”和“礼貌理论”为跨学科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最后作者还展望了翻译学的未来，并探讨了包括网络在内的现代科技对翻译学发展的影响。
三、《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一书的特点
（一）结构特色
《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每章按照编排模式分为四个部分：（1）“主要概念和主要文献”总结了本章中提及的主要术语和概念以；（2）“正文”分章节按流派讨论有代表性的翻译理论；（3）“个案研究”主要是用于检验和评估本章阐释的理论；（4）“小结”概括全章的重点内容。
（二）理论特色
《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一书十分注重各翻译流派和翻译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本书在梳理各翻译理论和流派时，注重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不是散点式的罗列堆砌理论，这样便于初学者更好的抓住个流派和理论发展的脉络
（三）思想特色
本书作为翻译学的入门指导读物，编写过程中加入了“个案研究”、“补充读物”和“研讨要点”等部分，目的是从一开始就注重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同时也能帮助读者进一步思考各翻译理论模式中存在的不足并对进一步发展该理论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路。
四、结语
《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一书虽未能逐一介绍译学的所有流派，但已经大致勾勒出西方翻译理论的概貌。作者将语言学流派、文学流派、文化流派的纷繁复杂的翻译理论分别做清晰的梳理，并客观公正地讨论了各种理论模式存在的优缺点。本书作为翻译学的入门教材，内容充实，思路清晰，编排详略得当，十分具有参考价值和启发性。
参考文献：
[1]杰里米・芒迪.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M]，李凤德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一、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渊源
科学技术哲学并非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学术渊源和历史背景，学界从不同视角阐述了科学技术哲学产生的渊源。如学者任元彪从学术渊源上指出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及其学术传统；（2）哲学自然辩证法传统；（3）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哲学传统。而学者郭贵春、成素梅、邢如萍则认为“科学技术哲学”的根源在“自然辩证法”，他们比较突出“科学技术哲学”与“自然辩证法”的演变关系，认为“科学技术哲学”是从传统的“自然辩证法”的基础上演变过来的，是对“自然辩证法”学科的继承和发展。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渊源，笔者认同郭贵春等人的观点。科学技术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关系密切，科学技术哲学是“自然辩证法”在新时期的时代体现，是对自然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
二、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
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富有争议，学者有各自不同的见解。如学者黄顺基、黄天授和刘大椿在1991年编写的《科学技术哲学引论———科技革命时代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对科学技术哲学作出了明确的定位。他们把科学技术哲学定位为以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提出的新问题为依据，以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是自然辩证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是科技革命条件下的一门新学科。学者刘大椿在2001年出版的《科学技术哲学导论》一书中又进一步把科学技术哲学定位为“对科技时代提出的科技及其相关问题、要求和挑战的哲学回应”。而著名学者于光远先生也曾指出，“自然辩证法”是一个科学群或科学部门体系，它是具有的特色和色彩的诸多科学部门的总称，其中包括许多不属于哲学的科学部门。学者于棋明据此认为，在自然辩证法旗帜下汇集或孕育、成长以至分化出了许多分支学科，其中包括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历史、科学方法论、科学认识论、科学学、科学技术社会学等，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哲学是自然辩证法的分支学科。学者陈其荣则认为，科学技术哲学是当代自然辩证法的新范式，这意味着自然辩证法的范式在当生了改变。从以上众多学者对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定位的不同见解中，我们可以看出，现在要想对科学技术哲学进行学科定位，至少应该考虑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是否从“哲学”的范围内界定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内容，第二是科学技术哲学的内涵和外延的问题，第三是科学技术哲学的现实性问题。
三、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
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方面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一般都趋向认同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是一门崭新的学科，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条件，科学技术哲学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
四、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
尽管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问题与时代主题紧密相关，但学界关于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的研究也有所差异，但是有一点比较明显，那就是学界一般认为“科学与技术的划界问题”、“科学与技术的本质问题”、“科学与技术的价值问题”以及“科学技术的人文关怀和文化问题”成为现阶段关注的热点。
五、新时期科学技术哲学发展面临的问题
21世纪科技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科技哲学的发展也面临相同的境遇。国内一些学者通过研究认为，21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面临一些潜在的问题。中国科学技术哲学要想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其未来发展，必须解决这些问题。学者庞跃辉则认为，以现代科技变化发展规律和特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技哲学，无论是从推进现代科技良性运行和创新发展的迫切需要，还是从科学技术哲学自身学科体系建设的迫切需要来看，科学技术哲学都必须下功夫解决面临的三大前沿问题：（1）如何认识现代科技和科学伦理的内在关系；（2）如何认识虚拟时空与现实时空的内政关系；（3）如何认识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的内政关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