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农业现代化
农业经济的发展质量，决定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改革效果，制约着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影响着民族地区城乡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的水平。稳步推进绿色发展，农业生产持续向好，实现农民收入大幅增长、农产品品质普遍提高、农业产业不断升级、农业结构持续优化，都离不开农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由于历史、地域、文化等因素以及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四川民族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不仅与东部和中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仍然处于低质量发展状态。因此，依据四川民族地区所处的特殊发展阶段，迫切需要构建与之相适合的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格局，着力探究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困境、有效实现形式、运行机制体制等进路问题，将农业经济的资源、政策、制度等优势传化为高质量的发展优势，对四川民族地区实现协调发展、平衡发展和充分发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具有重大意义。
一、研究概况
现有关于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状况看，存在以下特征：一是学院派研究较多，研究的队伍大部分来自高校、科研院所和党校系统的专家学者们，大众性研究不强，反映其他社会群体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二是整体性、系统性研究不突出，大部分聚焦个案和个例性研究。三是经验性研究较多，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理论和对策性研究较少。虽然学者们对特定区域或特定省份农业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专门针对民族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比较少。介于此，本文基于四川民族地区深入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聚焦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路，拟构建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分析框架，分析其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的困境，进而提出政策建议及优化策略。
二、存在的突出问题
农业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面对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压力、稳增长、调结构对四川民族地区农业经济如何破解低质量的发展境况提出了肯待解决的时代课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要素配置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大、可持续增长压力大等问题十分突出，成本攀升与农产品价格迟滞、增加产量与提升品质、技术需要与人才不足等矛盾急需破解。
一是农牧民收入偏低。四川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总体上远远低于全省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这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薄弱有很大的关系。从气候看，四川民族地区立体气候明显、地区海拔跨度大，高山、高原、半山、峡谷、河谷气候多样，形成了“一山有四季”的立体气候和“十里不同天”的小区域气候。从生态环境看，四川民族地区是长江黄河上游的生态功能保护区，自然地理环境和地质结构尤为特殊，且大部分耕地都具有水土流失易发多发，农作物难以形成规模性经营的普遍性特征。另外，在牧区资源承载能力已经达到上限，大部分地方草原草场“超载过牧”情况时有发生，人、草、畜之间的矛盾没有从根本上化解，草原草场生态保护建设任重道远。从基础设施建设看，四川民族地区的道路、水和电灯基础设施建设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道路的通组入户总里程不高，覆盖范围还需要进一步扩大。道路通组入户的等级较低，大部分道路等级多在四级以下，而且道路狭窄、弯道多、错车道严重不足，已经建成的机耕便民道路技术等级不高，道路承载能力远远不足以满足现实的需要。同时，大部分地区是高山、半高山等高海拔地区，农田水利设施、灌溉渠系配套建设、微水工程、节水灌溉等基础设施还不能从根本上给予保障。另外，自然灾害频发，防灾减灾等基础设施严重缺乏，且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难实现根本性的改变。
二是农牧产品品质不高。从产品研发看，初级农牧产品销售和纯畜牧活体销售仍然偏多，畜产品附加值利用不充分依然不同程度存在，农牧产品整体研发存在科技含量不高、研发投入不够，特别是新品种新技术试验示范推广和更新换代的进程缓慢，后备特色产业储备严重不足，产品品质提升不明显等问题。从产品经营方式看，农业新型经营主体之间、新型经营主体和农牧产品生产户之间利益联接比较松散。农业产品整体上“靠天吃饭”的传统生产方式还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改变传统粗放的农业牧业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的任务十分紧迫而繁重。同时，农牧产品包装销售人才严重缺乏，值得注意的是，四川民族地区特色农牧产品主要通过利用错季优势，走市场“填缺补位”之路，主要以规模扩张占领市场，重点仍然停留在扩大初级销售端口，在农牧产品品牌包装上重视不够、创新不足。从产品质量看，粮食类等商品率低、产出效益低的产业在种植业中占比还偏高，在高原地区、高山地区和半高山地区的边远农牧区表现尤为突出。从产品模式看，大部分地区产品同质化程度高，过度追求“一村一品”执行的一致性，没有因地制宜，一些特色产品在不适宜生产的地区大规模生产，有效资源浪费严重，优势特色产品发展不足。
三是农业产业升级缓慢。从产业类别看，休闲农业设施配套不完善，经营模式单一，与文化旅游业等第三产业的融合不够，带动优势产业转化升级效果不显著。电商产业向城郊、乡村落地困难，产品集散处理、冷链物流、专业配送、服务营销等新业态发展缓慢，产品增值链短小，难以形成气候。从产业培育看，四川民族地区由于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和传统思想观念、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制约，在高山、高半山、河谷以及边远牧区在培育民族地区特色产业、支柱产业上严重缺乏有效的手段和切实可行的方式方法。大部分荒山荒坡治理和生态修复与发展产业相脱节，林下种植和立体种养开发利用不多，饲草产业和粮改饲料推进缓慢，种养模式依然较为传统，传统农牧业向现代农牧业转变的步伐依然十分缓慢。从产业增量看，四川民族地区农业经济整体发展要素保障滞后，产业链条短小，产品附加值利用不充分。四川民族地区普遍面临着土地、草场、试验基地、监管服务体系、物流配送、金融支持等发展要素保障水平不高、覆盖范围有限、规模零散，新型生产经营主体“量大体小质弱”。
三、对策建议
一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强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建设，突出强化党组织引领各类组织在共建共享共治作用发挥的政治核心和引领力度。政府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加大宣传力度和政策支持力度，要精准投入，特别是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力度，重点扩大对农牧业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化设施建设的投资，尤其是加强草原鼠虫害等灾害应急防治物资储备和基础设施设备投入，加强草原灾害防治队伍专业化水平建设和草原资源管理、监测预警等信息平台建设。也要加强对社会组织和经营主体的指导和服务力量，及时了解社会需求、政策实施的效，壮大社会经营主体力量，重点帮扶困难企业“爬坡过坎”走出困境果、补齐公共服务的短板等，提升社会参与生态治理的能力。还要加大农牧业优惠政策和扶持项目的改革创新力度，最大限度发挥优惠政策和财政项目的引导作用，着力壮大一批优势产业生产经营的中坚主体，提升生态治理的整体水平。第三，社会组织要积极融入生态治理，全面提升自身参与生态治理的能力和服务水平，要增强生态责任意识，辩证处理好經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之间的关系，坚持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协调处理好多方利益，提高共建共享共治的效果。
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模式。循环经济的这种人与自然融合发展的生态化特征，理性地顺应了经济社会克服资源短缺、避免生态环境恶化、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成为国际社会推崇的主流发展模式。我国人均资源短缺，生态环境形势严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任务非常繁重且刻不容缓。近年来，发展循环经济已经上升到了我国的战略层面，各级政府都将其摆上了突出重要位置，随着《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的相继颁布与实施，循环经济试点省市、试点行业、试点园区和试点企业纷纷涌现，发展循环经济进入了快速推进时期。纵观这几年循环经济的崭新实践，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培植出了一批丰富多彩的循环经济闪光亮点，取得了令人欣慰的“经济、社会、生态”多赢成绩，总结出了富有本地特色的新鲜经验，为顺利完成经济社会“十一五”发展目标和打赢节能减排攻坚战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也要看到，一些地方为了突出循环经济政绩，出现了不顾本地资源禀赋和生态环境容量的产业盲从发展；一些地方编制了循环经济规划，但推进情况并不理想甚至举步为艰；一些地方政府热情高涨、政策手段频频，但企业和公民却反应冷淡。如此现象表明，仅仅依靠简单的工作热情和政策工具堆积难以形成有效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必须深刻认识其发展规律，解决好发展路径、动力机制等深层次问题。我国循环经济实践已经走过了一段历程，正步入加速发展阶段，现在回过头来反思目前的路径和动力机制，对于警示或纠偏一些地方或部门的行为、引导循环经济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我们认为，只有选择适合本地循环经济发展的组织路径、技术路径，明确三次产业和社会循环化发展的方向，及时合理地设计政策工具，构筑起政府、企业、公众合力推进的动力机制，并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发展循环经济方能有所建树。
二、循环经济的两大主要路径
理论上而言，发展循环经济可以从资源流动的三个组织层面和资源利用技术的三条技术路径去实现。
（一）三个组织层面
1.以企业内部的物质循环为基础，构筑企业、生产基地等经济实体内部的小循环。它强调依靠科技进步，充分发挥企业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构建循环经济微观体系。
2.以产业集中区内的物质循环为载体，构筑企业之间、产业之间、生产区域之间的中循环。它强调合理组织产业布局，建立企业间纵向和横向上的能量流与物质流集成，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废物交换和综合利用，降低园区内污染排放，形成循环型产业集群或循环经济区。
3.以整个社会的物质循环为着眼点，构筑包括生产、生活领域的整个社会大循环。它强调统筹城乡发展和生产生活联动，建立城镇与农村之间、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循环经济圈，建立整个社会的生产和消费大循环，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最大化。
（二）三条技术路径
1.依靠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提高资源的利用水平和要素产出率。农业领域需建立集约利用土地、水资源和能源的高效生产方式，不断改善土地、水体等资源的品质，提高农业资源的持续力和承载力。工业领域采用高效的管理和生产技术、高质能源、高性能设备、高功能材料，高层工业建筑替代原有的低水平技术和物质；在余热利用、中水回用，设备修理和再制造、再生材料生产等环节开展以“低”替“高”、以“旧”代“新”的替代。生活消费领域则提倡节约型生活方式，推广节能性、节水型用具。
2.以可再生资源能源核心，构筑循环产业链，提高资源的循环利用水平。农业生产领域要遵循自然规律，有机耦合种植废弃物－养殖、养殖废弃物－种植等产业链。工业生产领域以工业副产品、废弃物、余热余能、废水等为载体，加强不同产业之间的纵向、横向产业链接，促进资源的循环再生利用。生活和服务业领域构建废旧物质回收网络，回收二手产品、废旧物资，增加这些资源再回到生产环节的概率，促进生活废弃物资源的再利用或资源化。
3.推广经济社会发展的无害化技术。农业领域推广水产养殖污染控制、生物或物理的病虫害防治等技术；工业生产领域推广废弃物排放减量化和清洁生产技术，降低废气、废液和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生活消费领域研究垃圾分类等技术。
三、循环经济的动力机制探究
如何有效地组织企业、产业区和社会三个层面来发展循环经济，涉及到循环经济的动力机制问题。当前广泛认为，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充分调动政府、企业和公众这三大主体的积极性，发挥政府、企业和公民的协同作用，建立政府推动、企业运作、公众参与的工作机制，目前阶段这种机制是科学和必要的。在进一步观察和思考后不难发现，三大主体分属于不同性质的类别，虽然对发展经济和改善环境有着根本一致的需求，但各自的行为会受到观念不一、利益差异、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影响，导致发展循环经济的动力不够合拍。我们可以用博弈论来研究这个问题。例如，循环经济要求企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但一些企业为了自身利益，或不购买环保装备，或不运行已安装的环保设施，怀着偷排罚款小于治污成本的侥幸心理；政府环保执法的公职人员一方面开展全面环保检查执法力量不足，且希望工作时间能享受一定的闲暇与轻松，另一方面又要受到政绩监督。假定执法人员在企业治污时不做环保检查、在企业不治污时做环保检查，执法人员得到的效用总分（包括享受休闲与政绩评价）均为6分；执法人员在企业治污时不做环保检查、不治污时政府做环保检查，执法人员得到的效用总分（包括享受休闲与政绩评价）均为5分；假定企业安装治污的成本为5万元，不安装治污设备被检查到后罚款是3万元。括号内第1个数为政府执法者的效用总分，第2个数为企业付出的成本。从上表中看出，不管政府检查与否，企业为减少成本都会选择不治污，说明企业需要有更强的措施来约束；对政府来说，执法人员追求总效用最大化，将选择在企业治污时不检查和在企业不治污时做检查。然而，政府与企业之间在是否偷排问题上的信息并不完全对称，政府执法人员有可能依靠判断或感觉来决定其行为。同理，在节约资源和珍惜环境方面，社会公众与政府的奖惩政策也一定程度地存在着动态博弈。因此，要建立循环经济三大主体的协调动力机制，仅靠觉悟和道德约束远远不够，还需在减少主体之间信息不对称、加大考核奖惩力度等方面做很多工作。
四、完善产业路径和动力机制的建议
（一）按照功能区选择循环经济产业路径
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合理地运用组织路径和技术路径，并将其有机地统一到产业发展之中，因此，找准循环经济产业路径是又好又快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我国地域辽阔，各地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差异很大，现根据国土分布的功能特征，粗略地对几类主要功能区进行一下循环经济产业发展路径划分。
1.中心城区（包括县级市以上城市），是该服务周边区域的政治经济核心，承担着行政、商贸、交通、物流、会展等各项服务功能，这种区块发展循环经济的产业路径重点是：依托其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科技等服务优势，发展再生资源回收市场、环保科研服务等循环特征型服务业；构筑信息集成度高、省地、快速的集约化物流体系；以节能节地建筑和节水器具推广为突破口塑造节能节水型社区、建设节约型机关；创建“绿色餐饮、绿色宾馆、绿色商场、绿色学校、绿色医院”，形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化城区。
2.工业园区（包括近郊产业区），是工业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我国工业区数量多、范围广，发展循环经济产业路径需结合当地资源和产业基础而设定，但其总体发展方向是：发挥土地资源、政策体制、产业配套、政府服务等优势，引进发展占地少、投资强度大、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高的电子信息、精密机械仪表、新材料、新能源、新型装备制造等各种节能环保特征型工业；引入补链企业，续接企业之间的物质流能量流产业链；利用信息技术和节能环保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大公共环保基础设施投入，治理行业性污水和工业固废。
3.平原和山区农村，是农产品的产地来源，当前农业土地资源趋于减少，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已显得越来越必要。循环型农业发展路径主要包括：发展高效栽培、立体养殖、优质种子种苗、规模化和标准化农业生产、节水灌溉农业等；完善作物—饲料—养殖、养殖—废弃物—种植、畜禽粪便－有机肥、养殖—废弃物—养殖、生态兼容型种植—养殖、废弃物—能源等农业循环产业链；实施农村宅基地整理，有序推进农民向城镇和中心村转移，增加农村可用土地。
4.海洋及其附近陆域，承担海洋气候调节、海洋运输、海洋渔业、滨海旅游等多种功能。该类功能区发展循环经济的产业路径重点是：以渔业高效养殖为基础，挖掘渔业精深加工潜力，培育海洋生物、海洋医药等产业；完善交通集疏运网络，发展海陆多式联运物流；以可持续理念规划建设海滨休闲旅游圈带，发展海滨生态旅游产业。
（二）强化循环经济合力机制中的薄弱环节
鉴于发展循环经济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引发的种种博弈，以及因奖惩、激励等政策力度不大而引发的动力不足，我们认为，建立政府推动、企业运作、公众参与的循环经济合力机制，财政支助、优先贷款、税收优惠、价格调节等常规工具固然重要，信息公开、考核、执法、居民激励等薄弱环节也不容忽视，它对于完善合力机制不可或缺。
1.增大企业循环经济的信息透明度。各地区要建立健全循环经济信息平台，让企业方便地知晓其它企业的副产品、余热余能、废旧资源等余缺信息，以便根据自身实际做出补链决策，形成紧密的循环经济产业链条。实行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及时向社会公布环境质量、跨行政区交接断面水质、重点企业的污染物减排进展等情况，全面安装与环保部门联网的重点污染企业在线检测装置，以利于执法人员随时对企业监督和执法，减少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逆向选择。
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模式。循环经济的这种人与自然融合发展的生态化特征，理性地顺应了经济社会克服资源短缺、避免生态环境恶化、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成为国际社会推崇的主流发展模式。我国人均资源短缺，生态环境形势严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任务非常繁重且刻不容缓。近年来，发展循环经济已经上升到了我国的战略层面，各级政府都将其摆上了突出重要位置，随着《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的相继颁布与实施，循环经济试点省市、试点行业、试点园区和试点企业纷纷涌现，发展循环经济进入了快速推进时期。纵观这几年循环经济的崭新实践，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培植出了一批丰富多彩的循环经济闪光亮点，取得了令人欣慰的“经济、社会、生态”多赢成绩，总结出了富有本地特色的新鲜经验，为顺利完成经济社会“十一五”发展目标和打赢节能减排攻坚战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也要看到，一些地方为了突出循环经济政绩，出现了不顾本地资源禀赋和生态环境容量的产业盲从发展；一些地方编制了循环经济规划，但推进情况并不理想甚至举步为艰；一些地方政府热情高涨、政策手段频频，但企业和公民却反应冷淡。如此现象表明，仅仅依靠简单的工作热情和政策工具堆积难以形成有效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必须深刻认识其发展规律，解决好发展路径、动力机制等深层次问题。我国循环经济实践已经走过了一段历程，正步入加速发展阶段，现在回过头来反思目前的路径和动力机制，对于警示或纠偏一些地方或部门的行为、引导循环经济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我们认为，只有选择适合本地循环经济发展的组织路径、技术路径，明确三次产业和社会循环化发展的方向，及时合理地设计政策工具，构筑起政府、企业、公众合力推进的动力机制，并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发展循环经济方能有所建树。
二、循环经济的两大主要路径
理论上而言，发展循环经济可以从资源流动的三个组织层面和资源利用技术的三条技术路径去实现。
（一）三个组织层面
1.以企业内部的物质循环为基础，构筑企业、生产基地等经济实体内部的小循环。它强调依靠科技进步，充分发挥企业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构建循环经济微观体系。
2.以产业集中区内的物质循环为载体，构筑企业之间、产业之间、生产区域之间的中循环。它强调合理组织产业布局，建立企业间纵向和横向上的能量流与物质流集成，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废物交换和综合利用，降低园区内污染排放，形成循环型产业集群或循环经济区。
3.以整个社会的物质循环为着眼点，构筑包括生产、生活领域的整个社会大循环。它强调统筹城乡发展和生产生活联动，建立城镇与农村之间、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循环经济圈，建立整个社会的生产和消费大循环，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最大化。
（二）三条技术路径
1.依靠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提高资源的利用水平和要素产出率。农业领域需建立集约利用土地、水资源和能源的高效生产方式，不断改善土地、水体等资源的品质，提高农业资源的持续力和承载力。工业领域采用高效的管理和生产技术、高质能源、高性能设备、高功能材料，高层工业建筑替代原有的低水平技术和物质；在余热利用、中水回用，设备修理和再制造、再生材料生产等环节开展以“低”替“高”、以“旧”代“新”的替代。生活消费领域则提倡节约型生活方式，推广节能性、节水型用具。
2.以可再生资源能源核心，构筑循环产业链，提高资源的循环利用水平。农业生产领域要遵循自然规律，有机耦合种植废弃物－养殖、养殖废弃物－种植等产业链。工业生产领域以工业副产品、废弃物、余热余能、废水等为载体，加强不同产业之间的纵向、横向产业链接，促进资源的循环再生利用。生活和服务业领域构建废旧物质回收网络，回收二手产品、废旧物资，增加这些资源再回到生产环节的概率，促进生活废弃物资源的再利用或资源化。
3.推广经济社会发展的无害化技术。农业领域推广水产养殖污染控制、生物或物理的病虫害防治等技术；工业生产领域推广废弃物排放减量化和清洁生产技术，降低废气、废液和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生活消费领域研究垃圾分类等技术。
三、循环经济的动力机制探究
如何有效地组织企业、产业区和社会三个层面来发展循环经济，涉及到循环经济的动力机制问题。当前广泛认为，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充分调动政府、企业和公众这三大主体的积极性，发挥政府、企业和公民的协同作用，建立政府推动、企业运作、公众参与的工作机制，目前阶段这种机制是科学和必要的。在进一步观察和思考后不难发现，三大主体分属于不同性质的类别，虽然对发展经济和改善环境有着根本一致的需求，但各自的行为会受到观念不一、利益差异、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影响，导致发展循环经济的动力不够合拍。我们可以用博弈论来研究这个问题。例如，循环经济要求企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但一些企业为了自身利益，或不购买环保装备，或不运行已安装的环保设施，怀着偷排罚款小于治污成本的侥幸心理；政府环保执法的公职人员一方面开展全面环保检查执法力量不足，且希望工作时间能享受一定的闲暇与轻松，另一方面又要受到政绩监督。假定执法人员在企业治污时不做环保检查、在企业不治污时做环保检查，执法人员得到的效用总分（包括享受休闲与政绩评价）均为6分；执法人员在企业治污时不做环保检查、不治污时政府做环保检查，执法人员得到的效用总分（包括享受休闲与政绩评价）均为5分；假定企业安装治污的成本为5万元，不安装治污设备被检查到后罚款是3万元。表中括号内第1个数为政府执法者的效用总分，第2个数为企业付出的成本。从上表中看出，不管政府检查与否，企业为减少成本都会选择不治污，说明企业需要有更强的措施来约束；对政府来说，执法人员追求总效用最大化，将选择在企业治污时不检查和在企业不治污时做检查。然而，政府与企业之间在是否偷排问题上的信息并不完全对称，政府执法人员有可能依靠判断或感觉来决定其行为。同理，在节约资源和珍惜环境方面，社会公众与政府的奖惩政策也一定程度地存在着动态博弈。因此，要建立循环经济三大主体的协调动力机制，仅靠觉悟和道德约束远远不够，还需在减少主体之间信息不对称、加大考核奖惩力度等方面做很多工作。
四、完善产业路径和动力机制的建议
（一）按照功能区选择循环经济产业路径
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合理地运用组织路径和技术路径，并将其有机地统一到产业发展之中，因此，找准循环经济产业路径是又好又快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我国地域辽阔，各地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差异很大，现根据国土分布的功能特征，粗略地对几类主要功能区进行一下循环经济产业发展路径划分。
1.中心城区（包括县级市以上城市），是该服务周边区域的政治经济核心，承担着行政、商贸、交通、物流、会展等各项服务功能，这种区块发展循环经济的产业路径重点是：依托其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科技等服务优势，发展再生资源回收市场、环保科研服务等循环特征型服务业；构筑信息集成度高、省地、快速的集约化物流体系；以节能节地建筑和节水器具推广为突破口塑造节能节水型社区、建设节约型机关；创建“绿色餐饮、绿色宾馆、绿色商场、绿色学校、绿色医院”，形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化城区。
2.工业园区（包括近郊产业区），是工业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我国工业区数量多、范围广，发展循环经济产业路径需结合当地资源和产业基础而设定，但其总体发展方向是：发挥土地资源、政策体制、产业配套、政府服务等优势，引进发展占地少、投资强度大、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高的电子信息、精密机械仪表、新材料、新能源、新型装备制造等各种节能环保特征型工业；引入补链企业，续接企业之间的物质流能量流产业链；利用信息技术和节能环保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大公共环保基础设施投入，治理行业性污水和工业固废。
3.平原和山区农村，是农产品的产地来源，当前农业土地资源趋于减少，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已显得越来越必要。循环型农业发展路径主要包括：发展高效栽培、立体养殖、优质种子种苗、规模化和标准化农业生产、节水灌溉农业等；完善作物—饲料—养殖、养殖—废弃物—种植、畜禽粪便－有机肥、养殖—废弃物—养殖、生态兼容型种植—养殖、废弃物—能源等农业循环产业链；实施农村宅基地整理，有序推进农民向城镇和中心村转移，增加农村可用土地。
4.海洋及其附近陆域，承担海洋气候调节、海洋运输、海洋渔业、滨海旅游等多种功能。该类功能区发展循环经济的产业路径重点是：以渔业高效养殖为基础，挖掘渔业精深加工潜力，培育海洋生物、海洋医药等产业；完善交通集疏运网络，发展海陆多式联运物流；以可持续理念规划建设海滨休闲旅游圈带，发展海滨生态旅游产业。
（二）强化循环经济合力机制中的薄弱环节
鉴于发展循环经济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引发的种种博弈，以及因奖惩、激励等政策力度不大而引发的动力不足，我们认为，建立政府推动、企业运作、公众参与的循环经济合力机制，财政支助、优先贷款、税收优惠、价格调节等常规工具固然重要，信息公开、考核、执法、居民激励等薄弱环节也不容忽视，它对于完善合力机制不可或缺。
1.增大企业循环经济的信息透明度。各地区要建立健全循环经济信息平台，让企业方便地知晓其它企业的副产品、余热余能、废旧资源等余缺信息，以便根据自身实际做出补链决策，形成紧密的循环经济产业链条。实行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及时向社会公布环境质量、跨行政区交接断面水质、重点企业的污染物减排进展等情况，全面安装与环保部门联网的重点污染企业在线检测装置，以利于执法人员随时对企业监督和执法，减少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逆向选择。
1.经济学专业发展的有利因素
在生源的数量方面，经济学专业发展的时间相对较长，其生源有一定的基础，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优质的经济学专业人才，致使其生源方面相对乐观，在数量上占有一定的优势。目前，各个高校均设有经济学专业，专业数量的增多，提升了其学生的规模。在师资力量方面，由于生源的增多，为了满足学生的需要与专业发展的要求，经济学专业聘请了众多的优秀教师，不仅在数量方面有所增加，同时教师的质量也有所保证，其教师的学历基本保持在硕士学历以上，对高学历人才的重视，如：海归人才、博士等，促进了经济学专业发展。同时，各个高校为了促进其经济学专业的发展，对其教学科研的投入力度不断增大，并采取了相应的政策、制定了激烈机制，从而吸引了高素质的教师。在政策方面有提供住房、安家费，改善办公条件等措施；在激励政策方面，鼓励创新、积极进行科研等，如果在其教学与科研等方面取得成果，教师的奖励是十分丰厚的，从而激发了教师科研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在教学质量与科研成果方面，现阶段，各个高校均注重与企业、政府部门、科研结构等各个方面的联系，为其科研提供了物质保障，同时保证了科研的环境与资金。高校为了提高其教学质量与科研成果，积极重视研究性人才，通过一系列政策实现了对人才的吸收，进而为教学与科研提供了人才保证。经济学专业的科研项目较多，通过不断的努力，其科研成果不断发表，其科研的数量与质量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其教学质量也在不断提高[2]。在教学设施方面，教学设施直接影响着教学的效果，是教学工作中较为重要的因素，对学生的身心发展均有所影响。教学设施包括教学环境、教学设备、教学条件等方面。教学环境是学生成长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优质的教学环境将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从而促进其学习，保证其学习的质量。随着社会发展的需求，各个高校均重视经济学专业的发展，通过对其投入的增加，改善了其教学环境，主要是经济学专业的教学理念、专业发展方向、专业发展的方式等方面的改进，从而为教学提供了必备的资源。同时，经济学专业的资金投入明显增多，使其教学设备与条件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多媒体、计算机与教学实验等各个方面条件的改善，利于经济学专业的进一步发展。
2.经济学专业发展的不利因素
经济学专业经过不断的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在其发展与建设过程中仍存在诸多的不利因素，制约着其专业的稳步发展，为了实现经济学专业特色路径的建设，下面将分析影响经济学专业发展的不利因素，从而在其建设过程中，避免不利因素的影响，或解决其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实现特色路径的建设。在专业构建方面，经济学专业在其建设过程中，普遍存在重视外延发展，忽视内涵建设，主要是由于经济学专业在不断扩招，使其学生的数量大幅增多，但面对其专业的快速发展，高校的办学能力不能满足专业的需求与学生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在师资力量、基础设施、办学条件等等方面的不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下，高校实现了长足的发展，其经济学专业的数量有所增多，其生源规模不断扩大，为了实现学校的转型，提高专业的竞争力，高校纷纷采取重视外延发展的方针，这一方针制约了学校的发展与人才的培养，降低了其教学质量，使其在科研成果方面也未能获得较大的提升。同时，学校在管理方面也存在问题，未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管理方法、管理理念、管理制度等方面存在问题，制约着其专业内涵建设，不能实现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在教师资源方面，经济学专业由于盲目扩招，学生数量的急速增多，但经济学专业的优秀教师资源却相对较少，教师资源在一段时间内，不能满足专业发展的需要，同时由于教师在其他方面的发展机会较多，其稳定性较弱，教师往往担任多学科的课程，多领域的职位，从而教师的精力未能全部放在经济学专业的教学工作中。由于高校的教学任务重，科研经费不足，致使教师的教学、科研动力不足，教师为了实现自身发展，往往选择其他行业。在学生就业方面，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整体经济发展的前景不容乐观，在此环境下，企业的发展受到一定影响，对人才的需求有所减少，导致就业机会也逐渐减少，直接影响着经济学专业学生的就业。同时，由于经济学专业的重视其理论知识，轻视学生的实践能力致使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不足，其就业更加困难。
二、实现经济学专业特色路径建设的措施
经济学专业特色路径建设的实现，需要通过多方面的共同作用，如：办学理念、培养目标、专业方向、教师素质等，办学理念将指导经济学专业的发展，培养目标将利于其教学的实现，教学素质将保证其专业的持续发展，因此，经济学专业在其发展过程中，要注重特色路径的建设。
1.确定办学的理念
经济学专业的特色路径建设中其办学理念是最为关键的，办学理念直接影响着其专业建设的成败，专业的发展要满足社会的需要，进而确定其办学的方针、理念与方式等。办学理念是专业建设的核心内容，将指导专业的发展，同时影响着专业的教学、管理与科研等。办学的理念要具有先进性、科学性与系统性，从而使其专业的发展更加完善，同时办学理念要不断创新，使其专业具有特色与竞争优势，才能适应激烈的竞争环境；办学理念要与时俱进，进而才能实现特色路径建设。经济学专业的办学理念要坚持一切为了学生，在满足社会发展、经济发展需求的基础上，突出专业特色，根据时代的需要，实现其人才培养与专业发展，高校要更新其经济学专业发展的理念，教师要转变其教学的理念，逐渐提升学校的办学能力，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积极研究学生培养的方案，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实现学生身体与心理素质的全方位提高，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同时，针对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要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使其能够更好的适应社会的发展与工作岗位的需求。在学校管理方面，经济学专业也要坚持一切为了学生的办学理念，从而实现人性化管理，促进其培养目标的实现，实现创新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2.规划专业的方向
经济学专业特色路径的建设要规划其专业的发展方向，随着办学理念的调整，其专业发展方向也要实现多元化发展，才能促进高校的发展，实现专业特色路径的建设。专业发展方向的规划是高校改革的重要工作，合理的规划，能够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与经济效益的增涨，因此专业方向的规划是必要的。经济学专业的发展方向，要适应国家的建设、社会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等方面的需求，经济学专业仍需坚持扩招、合作办学等方式，同时要注重外延发展与内涵建设的有效结合；经济学专业要确定长远的战略目标，根据国际经济的形势，调整其专业定位，使其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经济学专业要积极利用自身的资源，如：师资力量、硬件设施、办学条件等，逐渐实现资源的共享，实现交叉学科的教学，实现多元化的教学，进而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明确自身专业发展的方向，实现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使其满足企业的需求，并实现专业的特色路径建设。
3.完善教育的资源
教育资源主要包括生源与师源，二者的完善有利于专业的特色路径建设，经济学专业建设过程中，要注重其师资力量，不仅要保证其数量，还要保证其质量，教师的综合素质直接影响着专业的发展，教学的质量与科研的成果等，经济学专业的教师要具有特色，具有专业特色，才能建设特色路径的经济学专业。高校要采取相应的政策，从而吸引优秀的教师人才，并加大对科研的投入，使教师通过科研实现自我价值；同时高校要为教师提供培训、留学等机会，使其教学能力不断提升，通过交流将使其更加了解经济学专业的发展；高校要健全其用人机制，其机制要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并提高物质待遇，采取关怀手段，进而保证其教师队伍的稳定性。经济学专业建设过程中，要注重其生源，通过大力的宣传，树立学校的形象，通过各个方面的建设，提高学校的办学能力，从而吸引更多的生源，为专业的发展与建设提供可靠的保障，高校的生源要注重其质量，进而实现人才的培养，学校要注重人才培养的目标，注重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实现学生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三、总结
关键词：结构方程模型；人口素质；经济发展；因果影响
中图分类号：F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4）01-0037-07
收稿日期：2013-09-03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推进济南和莱芜一体化发展对策研究”（12BJJJ10）。
作者简介：刘德军，男，山东德州人，山东省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所所长，研究员，研究方向：宏观经济、人力资源管理；刘文涛，男，山东东营人，山东省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办公室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宏观经济理论。
一、引言
测算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因果影响系数，实际上是假设人口素质和经济发展具有因果关系，然后通过对样本数据的建模，提取二者之间的影响系数。因果关系是经济学中最常见的关系类型，许多经济学实证研究的目的就是测定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方向和具体形式，从而验证经济理论和进行结构分析，这就经常用到计量经济学中处理因果关系的模型。由于人口素质和经济发展是概念化的变量，不能由数据样本直接计算，因此需要应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完成测算。
本研究把人口素质和经济发展作为潜变量进行重点研究，选取文化素质、身体素质、思想素质等人口素质指标以及经济增长、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投入效率、可持续性等代表经济发展指标作为潜变量的测量变量，绘制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因果影响路径图（Path Graphics）；再根据路径图写出反映潜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结构方程和反映潜变量与显变量之间关系的测量方程；然后选取我国30个省份的普查和统计数据（自治区由于数据缺失严重未纳入样本），采用工具软件Amos估计结构方程模型中的参数（即路径系数，Path Coefficient），并检验参数的显著性和合理性，对结构方程模型的整体性能进行评价；最后根据检验结果，修改指标体系和路径图，修改后的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参数即是我国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因果影响系数。
最后根据路径图和路径系数得出人口素质综合指数（潜变量）与经济发展综合指数（潜变量）之间的因果影响系数（总影响系数包括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该因果影响系数即定量表达了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因果影响程度。
二、我国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因果关系结构方程模型构建
建立结构方程模型需要明确各个潜变量的设置、对应的观测变量及其作用方向，即需要明确各个潜变量之间的关系。在人口质量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问题上，多数研究的价值判断是一致的，认为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且人口质量越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因此本研究所构建的模型结构非常明确，将人口素质和经济发展作为两个潜变量，通过假定人口素质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根据历年指标数据的模型构建和测算，得到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关系。
从数据的可得性和相关性角度，我们选取平均受教育年限（V1）、大专以上文化人口比重（V2）、科学家与工程师比重（V3）、预期寿命（V4）和婴儿死亡率（V5）作为受人口素质潜变量影响的可测变量；选取GDP（T1）、人均GDP（T2）、第三产业比重（T3）、消费比重（T4）、劳动生产率（T5）和单位GDP能耗（T6）作为受经济发展潜变量影响的可测变量。之所以选择这些指标，主要是剔除了某些相关性较大的一致性指标、波动性指标和
数据缺失指标，如土地生产率与GDP是完全线性相关的，发案率和合同违约率部分省份缺少数据，净出口比重数据受地域影响过大且方向意义不明确，单位GDP水耗以及污染物排放数据难以获得，且与能源消耗具有较强的一致性。所选指标中除了缺少思想素质的表示指标外，其余一级指标均有相应数据作为支撑。
采用全国各省1980-2008年数据（端点数据由于差值原因存在较大误差，予以剔除）作为样本，其中缺失数据通过前述方法建模插值。根据结构方程模型的系数矩阵分析可测变量与潜变量之间、两个潜变量之间的因果影响关系。以下算法均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进行模型参数估计。
首先对总体数据进行独立模型估计（该模型限制最多，各个变量之间的关联性设置为零），根据模型估计的需要，分别设定平均受教育年限和GDP的因子荷载为1，即以平均受教育年限和GDP作为整个模型的衡量尺度（该设置对非标准化结果有影响，对标准化结果无影响）。借助AMOS软件的运算功能，得到初始模型的路径图，如图1所示。
三、我国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因果关系结构方程模型评价
1.路径系数/荷载系数评价
模型评价首先要考察模型结果中估计出的参数是否具有统计意义，需要对路径系数或载荷系数进行统计显著性检验。这类似于回归分析中的参数显著性检验，原假设为系数等于0，表1为初始模型的回归系数估计的结果。
从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模型对于路径系数和载荷系数的统计显著性是相当高的，并且临界比率CR的绝对值较大，p值均小于0.05，不存在显著性不足的系数，即不需要对模型变量进行简约化处理。
2.模型拟合指数评价
模型拟合指数评价要通过统计运算方法求出使样本方差协方差矩阵∑与理论方差协方差矩阵∑（θ）差异最小的模型系数。本研究的原始模型拟合指标如表2所示。
四、全国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因果关系结构方程模型修正
由于本案例卡方值较大，因此在进行修正时，先对MI大于300的残差变量进行修正，初步检验修正效果。然后依次选取修正指数较大的参数继续修正。因为随着逐步修正，原先MI值较大的参数会有所变化，因此逐批次的修正有利于用最小的改动获得最大的改进。经过多次修正，修正指数均在25以下，相对于修正之前有了明显改善。此时，各拟合指标也基本达到要求，见表3。
从结果看，非标准化模式下，该路径系数有计量单位，因而有实际意义，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直接效应系数为2548.99，即人口素质每提升1个单位，相应的经济发展可提升2548.99个单位，由于构建模型时分别选取人均受教育年限和GDP作为人口素质和经济发展的初始单位指标，因此可以理解为，人均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可以使GDP增加2583.564亿元。模型的标准化估计对比较变量的效应大小有重要作用，从标准化后的结果看，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直接效应系数为0.966，这意味着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效率非常高，要大于对GDP的影响作用，为0.630（间接效应=0.652×0.966）。可以看出人口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要大于单纯对经济总量的作用。
五、我国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因果影响系数测算
1.分时间段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因果关系测算
为了进一步探讨不同时间区段内我国人口素质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可以采用三个时间区段内的样本分别构建相应的结构方程模型。三个时间区段分别是1980-1989，1990-1999，2000-2008。为了让模型路径参数的临界比率均达到显著性要求，需要根据修正指数进行扩展修正。按照修正指数MI的大小，依次修正各个模型，由于分时段的数据相对较少，因此，最后各个参数的MI值均调整为10以下。此时各模型基本达到拟合精度要求，修正结束。修正后的各因素之间系数的回归结果和拟合指数如表5和表6所示。
2.分地区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因果关系测算
采用同样的模型和方法，所用样本分别是东、中、西部的相应历史数据。同样初始模型下模型拟合指数不够理想，需要进行模型修正。修正后，模型路径参数的临界比率均达到显著性要求，因此只需根据修正指数进行扩展修正。按照修正指数MI的大小，依次修正各个模型，最后各个参数的MI值均调整到10以下。此时各模型基本达到拟合精度要求，修正结束。修正后的各因素之间系数的回归结果和拟合指数如表7和表8所示。
从模型拟合精度来看，效果较好，考虑样本数据的绝对量仍然较大，所以对绝对适配指标的标准给予一定的放宽。整体来看，模型结果符合精度要求。
六、结论
我国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贡献的绝对值有明显的增长，从上世纪80年代的177.438提高到90年代的865.994，直到本世纪初的3361.725。尽管这里存在价格因素的影响，但人口素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从增长倍数来看，上世纪90年代是80年代的4.88倍，21世纪初是上世纪90年代的3.88倍，有所下降。如果假设30多年来通货膨胀率基本一致，那么目前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提高程度要弱于上世纪90年代，或者说人口素质提高对经济发展的边际贡献在减弱。这一点也可以通过标准化后的结果反映出来，即标准化后，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与人口素质对GDP的影响效应之比分别为3.80、2.72、2.21，呈现下降趋势，说明假设以人口素质对GDP的影响关系为参照标准，那么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有所下降。换句话说，早期人口素质的提高对除经济增长因素之外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贡献效果更大。从单指标观察，绝大部分指标在三个时段内均较为一致，但是经济发展与单位能耗之间的关系有明显的变化，1980-1989年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之间的关系为0.419，1990-1999为-0.021，2000-2008则变为-0.406。这很明显地体现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过程，从粗放式发展向集约式发展的转变过程。另外第三产业比重、劳动生产率系数的变化，也能体现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总体来看，人均受教育年限、大专以上文化人口素质以及科研人员比重对人口素质的贡献一致性大，并且较为稳定，说明我国政府和社会对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一直较为重视，效果也非常明显；从经济发展角度观察，人均GDP的提高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从时间的角度看，人均GDP能较好地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是最为明显的。
从三大地区非标准的参数横向比较结果看，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贡献的绝对值有明显差异，从东到西依次减小，特别是，西部地区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差距较大，即使扣除地区间的物价影响，不同地区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贡献的绝对量还是存在一定差距。从标准化后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系数与经济发展对GDP系数的比率来看，分别是1.66：1.27：1.70，这表明：假设以人口素质对GDP的影响关系为参照标准，那么中部地区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全面性较弱，人口素质对GDP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大，东部和西部人口素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效果更加广泛。从单位能耗的比较来看，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单位能耗的改善较为明显，说明相对于东部和西部地区，中部地区转变能源消费方式的空间较大，效果也较为明显。从第三产业比重因素进行比较，则西部地区第三产业相对于东部和西部地区提升较慢，同时科研人员在人口素质评价中所起作用也相对较小，说明在产业结构和高端科研人员方面，西部地区还未给予较高的重视和发展。总体来讲，对于三大地区的人口素质发展，人均受教育年限、大专以上文化人口素质以及预期寿命所起的作用较为明显，说明各地区在这三个方面均有较好的改善；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劳动生产率和人均GDP所起的作用较为明显，地区间在这两方面都取得较为一致的进步，从另一个角度讲，劳动生产率和人均GDP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经济发展的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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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JONES C L. Times Series Tests of Endogenous Growth Model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5，110（5）：495-525.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比较不同经济增长路径的特征效率，提出了现阶段中国必须尽快由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转换为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
关键词：经济增长 投入型 效率型 竞争力 路径转换
经济增长路径是指实现经济增长(即产出增加)的方法或途径，也就是经济增长方式。人们可以依据不同的标准对经济增长路径进行分类：如果按照经济增长对传统生产要素（主要指劳动力、资本、土地三大要素）投入量和要素生产率（指全要素生产率，以下同）的依赖程度的差异，经济增长路径可划分为投入型和效率型。其中，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指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占50%以上，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生产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是指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其特征是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占50%以上，超过生产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
两种经济增长路径的特征比较
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主要通过单纯依赖生产要素的投入，如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工作时间的延长、大量投资的吸纳来实现经济增长。在这种增长路径中，经济增长对资源的依赖程度极大。投入型增长路径追求高投入、高消耗、高积累，在短期内较有成效，可能使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增长总量较大，但一旦由于资源的过量消耗造成资源供给短缺，则经济增长速度会迅速下降，经济增长难以为继，表现出周期性波动。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主要是通过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优化资源配置结构，全面改进技术水平，提高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表现为经济协调、平稳、持续的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路径转换的方向
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路径一直是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这可从表1看出。
由表1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来源于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加，其份额高达近95%，其中资本投入的贡献最大，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微乎其微，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为广义的知识进步)增长的贡献份额高达50%以上，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来源。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物质资源投入量的依赖度极高，这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后劲。这种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导致资源消耗过大。以1989年能源消耗的国际比较数据可以说明此问题。当年人均GNP分别为330美元、2040美元、1833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地区)、高收入国家(地区) 的人均能源与消耗(千克油当量)依次为330、1242、4867，能源消耗GMP之比则为1.00、0.61、0.27，中国能源消耗GNP之比为该类国家的倍数为1.69、2.77、6.26倍。由此看出中国工业的物质资源消耗量太大。虽然1989年中国人均能源消耗量比世界平均水平高5.45倍，但产出率极低。同时，中国储蓄率、投资率均高于世界各类国家，中国的人均产值却不高。就1993年人均产值而言，中国是日本的1/65，是美国的l/50，是韩国的l/15，是马来西亚的l/6，泰国的l/4，仅高于印度；1990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是日本的l/40.8，美国的l/36.5，德国的l/45.9。
经济发展的规律证实知识经济将取代工业经济是必然的趋势。中国正处于加速工业化时期，进入知识经济自然是迟早的事。适应知识经济出现的要求，中国应由原来的投入型增长路径转向效率型增长路径。当然也应注意到：经济增长路径的转换并非一刀切、非此即彼，而是指某种类型占主要地位。同时也难以避免辅助类型的作用，不可片面看待。经济增长路径的转换过程是动态的、渐进的、持续的，由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运行机制等决定，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也不能任其由无到有慢慢自然转换。因此我们应该从思想上充分认识经济增长路径转换的必要性，分析其加速转换的可能性，并努力从物质上为转换经济增长路径创造必要的条件，以早日实现中国经济增长路径的转换。
加快中国经济增长路径转换的必要性
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的低竞争力
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路径是一种特别依赖于劳动力、资本要素投入增加实现经济增长的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这种经济增长路径存在众多弊端，主要表现在：受资源供给的约束。在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中，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源的投入数量。经济的高速增长要投入大量的经济资源，经济增长速度越快，所需投入的经济资源的数量就越多。一旦资源供应不足，经济的高速增长就无法实现。高通货膨胀。在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中，经济高速增长必然要求增加大量的投入，对原材料、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需求必然大幅增加，导致其价格上涨，从而引起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同时，由于需求旺盛，企业片面追求产量扩张，而不注重提高要素生产率，这造成产品成本的上升，从而诱发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经济波动。在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中，由于受资源供给的约束，经济增长无法摆脱资源供应与需求矛盾可能导致的经济增长速度时高时低的变动。由于这些弊端的存在，在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中，一国的竞争力低下。我国的现状正说明了这一点。由于长期以来纯粹依赖增加投资、铺新摊子、搞重复建设发展经济，我国仍处于资源严重短缺，劳动生产率低下，人均GDP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甚远的落后状态。
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的高竞争力
依靠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发展经济是发达国家共同的经验。在认识到知识对于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作用后，直接通过加大知识的投入来提高要素生产率，从而增加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更成了各发达国家推进经济加速增长的最主要做法。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具有很多优势，主要表现在：受资源供给的约束小。在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中，经济增长能否保持高速增长主要取决于要素生产率的高低。即便在资源供给有限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提高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低通货膨胀。在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中，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一定要求以资源的大量投入为条件，而可以通过依赖知识投入，提高要素生产率来解决。因此，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会带来对资源投入的过度需求膨胀，也不会产生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由于知识的产生是无穷的，它的生产成本因产量的扩大而上升的部分微乎其微，所以增加知识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不会导致产品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也不会诱发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经济持续增长。在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中，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要素生产率的增加又主要取决于知识的多少。长期来看，知识的供给是不存在短缺的，知识用于生产也不会受收益递减规律的影响，甚至还可以抵消其他生产要素的收益递减趋势，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并不困难。这些优势使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具有极大的竞争力。美国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已证实了这一点。近年来，美国经济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表现出“三高四低”，即“高经济增长率、高劳动生产率、高出口率、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低财政赤字、低利率”。这说明，在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中，一国能实现高质量、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尽快由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向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转换是极其必要的。
参考文献：
1.余天心等.经济增长要素：中外国际比较.经济日报，1996(1)
2.中国生产力经济学研究会主编.生产力规律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85
关键词：经济增长投入型效率型竞争力路径转换
经济增长路径是指实现经济增长(即产出增加)的方法或途径，也就是经济增长方式。人们可以依据不同的标准对经济增长路径进行分类：如果按照经济增长对传统生产要素（主要指劳动力、资本、土地三大要素）投入量和要素生产率（指全要素生产率，以下同）的依赖程度的差异，经济增长路径可划分为投入型和效率型。其中，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指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占50%以上，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生产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是指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其特征是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占50%以上，超过生产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
两种经济增长路径的特征比较
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主要通过单纯依赖生产要素的投入，如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工作时间的延长、大量投资的吸纳来实现经济增长。在这种增长路径中，经济增长对资源的依赖程度极大。投入型增长路径追求高投入、高消耗、高积累，在短期内较有成效，可能使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增长总量较大，但一旦由于资源的过量消耗造成资源供给短缺，则经济增长速度会迅速下降，经济增长难以为继，表现出周期性波动。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主要是通过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优化资源配置结构，全面改进技术水平，提高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表现为经济协调、平稳、持续的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路径转换的方向
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路径一直是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这可从表1看出。
由表1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来源于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加，其份额高达近95%，其中资本投入的贡献最大，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微乎其微，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为广义的知识进步)增长的贡献份额高达50%以上，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来源。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物质资源投入量的依赖度极高，这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后劲。这种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导致资源消耗过大。以1989年能源消耗的国际比较数据可以说明此问题。当年人均GNP分别为330美元、2040美元、1833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地区)、高收入国家(地区)的人均能源与消耗(千克油当量)依次为330、1242、4867，能源消耗GMP之比则为1.00、0.61、0.27，中国能源消耗GNP之比为该类国家的倍数为1.69、2.77、6.26倍。由此看出中国工业的物质资源消耗量太大。虽然1989年中国人均能源消耗量比世界平均水平高5.45倍，但产出率极低。同时，中国储蓄率、投资率均高于世界各类国家，中国的人均产值却不高。就1993年人均产值而言，中国是日本的1/65，是美国的l/50，是韩国的l/15，是马来西亚的l/6，泰国的l/4，仅高于印度；1990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是日本的l/40.8，美国的l/36.5，德国的l/45.9。
经济发展的规律证实知识经济将取代工业经济是必然的趋势。中国正处于加速工业化时期，进入知识经济自然是迟早的事。适应知识经济出现的要求，中国应由原来的投入型增长路径转向效率型增长路径。当然也应注意到：经济增长路径的转换并非一刀切、非此即彼，而是指某种类型占主要地位。同时也难以避免辅助类型的作用，不可片面看待。经济增长路径的转换过程是动态的、渐进的、持续的，由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运行机制等决定，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也不能任其由无到有慢慢自然转换。因此我们应该从思想上充分认识经济增长路径转换的必要性，分析其加速转换的可能性，并努力从物质上为转换经济增长路径创造必要的条件，以早日实现中国经济增长路径的转换。
加快中国经济增长路径转换的必要性
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的低竞争力
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路径是一种特别依赖于劳动力、资本要素投入增加实现经济增长的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这种经济增长路径存在众多弊端，主要表现在：受资源供给的约束。在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中，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源的投入数量。经济的高速增长要投入大量的经济资源，经济增长速度越快，所需投入的经济资源的数量就越多。一旦资源供应不足，经济的高速增长就无法实现。高通货膨胀。在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中，经济高速增长必然要求增加大量的投入，对原材料、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需求必然大幅增加，导致其价格上涨，从而引起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同时，由于需求旺盛，企业片面追求产量扩张，而不注重提高要素生产率，这造成产品成本的上升，从而诱发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经济波动。在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中，由于受资源供给的约束，经济增长无法摆脱资源供应与需求矛盾可能导致的经济增长速度时高时低的变动。由于这些弊端的存在，在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中，一国的竞争力低下。我国的现状正说明了这一点。由于长期以来纯粹依赖增加投资、铺新摊子、搞重复建设发展经济，我国仍处于资源严重短缺，劳动生产率低下，人均GDP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甚远的落后状态。
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的高竞争力
依靠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发展经济是发达国家共同的经验。在认识到知识对于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作用后，直接通过加大知识的投入来提高要素生产率，从而增加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更成了各发达国家推进经济加速增长的最主要做法。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具有很多优势，主要表现在：受资源供给的约束小。在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中，经济增长能否保持高速增长主要取决于要素生产率的高低。即便在资源供给有限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提高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低通货膨胀。在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中，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一定要求以资源的大量投入为条件，而可以通过依赖知识投入，提高要素生产率来解决。因此，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会带来对资源投入的过度需求膨胀，也不会产生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由于知识的产生是无穷的，它的生产成本因产量的扩大而上升的部分微乎其微，所以增加知识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不会导致产品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也不会诱发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经济持续增长。在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中，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要素生产率的增加又主要取决于知识的多少。长期来看，知识的供给是不存在短缺的，知识用于生产也不会受收益递减规律的影响，甚至还可以抵消其他生产要素的收益递减趋势，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并不困难。这些优势使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具有极大的竞争力。美国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已证实了这一点。近年来，美国经济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表现出“三高四低”，即“高经济增长率、高劳动生产率、高出口率、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低财政赤字、低利率”。这说明，在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中，一国能实现高质量、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尽快由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向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转换是极其必要的。
参考文献：
1.余天心等.经济增长要素：中外国际比较.经济日报，1996(1)
2.中国生产力经济学研究会主编.生产力规律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