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比较
1949年到1956年毛泽东和党中央规划并实施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其中以1949年至1953年期间最为典型。这是一种“强计划”与“弱市场”相结合，以计划为主导的商品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片面理解，我国建立起了高度集中完全排斥市场调节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重新重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经过几年的努力，初步建立起了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本手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虽然是针对我国不同的历史阶段提出的，但二者都是建立在我国实行多种所有制基础上的，都强调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与调控，都提出要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有很多的相似性。于是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复归。因此，进行两种理论的比较，分析二者的异同，对于澄清模糊认识，借鉴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及其有益的实践经验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会有很大帮助。
一、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早在1947年12月，毛泽东就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要在国家主导之下发挥市场的作用，“容允自由贸易，但国民经济由我们操纵”。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了这样的论述：“国内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是在中国……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也不是如同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那样被限制和缩小的非常大，而是中国型的。”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体现在了《共同纲领》中：“在国家统一计划内实行国内贸易的自由。”同时，毛泽东认为，国家主导并非政府控制一切经济活动，1948年9月，他在修改一份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文件时写道：“国民经济的组织性与计划性必须严格地限制在可能的与必要的限度以内，并且必须是逐步地去加以实现，而决不能超出这个限度，决不能实行全部的或过高程度与过大范围的计划经济。”(在这里，他将“经济计划”与“计划经济”严格地区分开来)建国以后，他提出，“除盐外，适当划分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在实践中采取了直接计划、间接计划、市场调节相结合多样化的经济管理形式。对国营企业实行了直接计划，即国家直接管理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对合作社和部分私营企业实行了间接计划，即通过实行有关的经济政策，确立利润和收益，推行订立合同，采取加工订货、通过包销、经销代销等经济措施，把他们的经济活动引导到国家计划的轨道；对部分私营、手工业、社员个体经营实行市场调节，但国家通过各项经济政策，如价格、税收、信贷和经济手段如预购合同对其加以调控，使其经济活动按照国家计划方向运转。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进行新的探索。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关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区别的论断，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们党在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之后，他又进一步指出：“要使我国经济富有活力和效率，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同时要看到，市场也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一面，国家必须对市场活动加以正确的指导和调控。”“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二者是统一的，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的。”江泽民的这些论述是对计划与市场有机统一的深刻阐述，不仅是我们所要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要求，也是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历史启示之所在。
从上述两种理论关于市场与计划的关系的论述可见，两种理论都认为：经济运行应当发挥市场机制的基本调节作用，但市场调节具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应当强调政府对经济的调控的必要性。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需要通过具有自觉性、事先性的计划来弥补，把计划和市场两者结合起来。另外，不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还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保证国民经济在全社会范围内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集中必要的物力和财力进行重点建设，也需要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但是两种理论在计划与市场两者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结合的方式上，体现出差异。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程度要比新民主主义经济大得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作用范围覆盖全社会，甚至要扩大到世界市场。不论什么经济成分，一切经济活动都要处于市场关系之中，所有企业作为市场主体都拥有商品生产经营的全部权力；而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条件下，市场调节基本限于国内市场，而且被限制在一定的经济成分范围之内。国营经济基本上处于国家高度集中的直接的计划控制之下，流通领域的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也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合作社经济和部分私营经济处于半市场调节，只有部分私营、手工业、社员个体经营的市场调节发挥比较充分。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国营企业由国家直接经营，并不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不能称之为完整意义上的企业，合作社经济、甚至部分私营经济生产经营权也是有限的。
第二，计划与市场的结合方式存在差异。新民主主义市场与计划的结合从横向看是在同一层面分别采取直接计划、间接计划、市场调节，带有“板块式、拼盘式”形式的结合，纵向看又是国家强有力的计划控制与市场调节的结合，而这种计划更多地带有微观计划的成分。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认为，市场与计划各有长短，计划长于宏观、短于微观，市场长于微观、短于宏观，计划发挥作用的范围是在宏观领域，市场发挥作用的范围是在微观领域，二者是一种优势互补、扬长避短的内在的有机结合。
二、关于政府调控手段
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将计划调节方式区别为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直接计划调节和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计划调节。直接计划调节主要适用于国营企业和供销合作社等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的部分。间接计划调节适用于在控制商品交换关系基础上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和小商品经济的计划管理。间接计划调节又分为两种手段：一种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存在的自由市场活动，以吞吐物资、调整货币流通量等经济手段进行间接调节，目的在于促进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这时计划调节主要作用于宏观经济层面，自发的市场机制仍在起基础调节作用。另一种则借助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方式实行，直接作用于微观经济层面，它以消除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为目的，此时基于供需状况并调节供需状况的自发的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基本不再起作用。
江泽民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应当以间接手段为主，更多地运用经济的和法律的办法”，“同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间接调控就是以市场为媒介，建立以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经济的办法包括宏观经济计划、经济杠杆、财政金融和产业经济政策等。法律的办法是依靠一整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法律体系来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江泽民认为，之所以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是鉴于在目前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由于多种因素，经济和法律的办法的调节一时还难以完全到位，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大量秩序混乱的问题是由于行政行为导致的，加之目前的管理体制也需要通过行政手段来保证经济手段正确、有效地实施，因此暂时还不能没有行政手段。
比较可见，在政府调控手段上虽然两者都有经济计划、经济杠杆、经济政策等手段，但各种手段的运用有所不同：
第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政府调控除了间接的宏观调控外，更多地采用了对微观经济层面直接的或直接色彩浓厚的控制。所采取的手段中行政手段占了主要的地位。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要是宏观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经济手段调控的目的是合理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搞好经济发展预测、总量控制、重大结构调整和生产力布局，按既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要求引导、调节企业在市场中的生产经营活动，保证和实现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这种手段是面向市场而不是直接面对企业的，政府部门一般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的具体事务，其中：经济计划的重点是中长期计划和远景规划，它是宏观的计划而不是微观的计划，是指导性、预期性的计划而不是指令性计划；经济政策是以财政、货币、产业政策为主，更是一种宏观的、间接调控办法。而新民主主义经济较多使用的行政手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采用，而且保持在必要的范围内。
第二，新民主主义经济由于调节经济活动的法律不健全，法律调控手段很少应用，代之的是直接的行政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的经济，所有的生产经营活动都按照一套法规体系来运行，整个经济运行有一个比较健全的法制基础，按法律确定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关系，调整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维护市场竞争的正常秩序。
第三，新民主主义政府的调控对于不同所有制所采取的调控手段不同，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各种手段面向整个社会经济，各种所有制在宏观调控面前一律平等。
三、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异同的成因分析
第一，多种所有制的存在是建国初期采取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和现阶段采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共同原因。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合作社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形态，国营经济与其它经济形态之间以及其它经济形态之间经济运行直接或间接地运用市场规律，采取商品经济形式。但由于新民主主义经济面临着向社会主义经济转变的历史使命，同时又需要完成建国后国家财政经济的恢复、实现国家的工业化、避免商品经济的盲目性和不法私营资本家的投机，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国家对经济的计划管理，因此采取了“强计划”与“弱市场”相结合，以计划为主导的商品经济体制。计划与市场的这种结合方式，能够较好地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四面八方”政策。与新民主主义经济相类似，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存在，产生了市场主体多元化，决策分散化，必然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而市场本身具有一定的缺陷，社会主义又要保证社会生产的按比例发展，实现全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保证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要健全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建立在政府宏观调控下，计划与市场内在有机结合，使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两个阶段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同。新民主主义经济采取“强计划”与“弱市场”相结合的经济体制是与我国建国初期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工业化的战略相适应的。这个时期，我国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经济总量很小，社会经济结构和利益关系也比较简单，资金、物资、技术、资源紧缺，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和禁运，这种强计划的经济体制安排发挥了政府替代市场的作用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有效地实现了资源和资本的集中，解决了资金、物资、技术、资源紧缺的难题，在较短的时期办成了主要依靠市场办不到或需要花很多时间和代价才能办到的事情，恢复了国民经济，奠定了重工业的基础，加快了落后大国的工业化进程。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任务是要实现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建国30多年国家经济总量增大，社会经济结构越来越多样化和复杂化，对外开放也不断扩大，原有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越来越暴露出其在资源配置和企业运行中的弊端，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而市场经济是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必然形式。随着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认识的不断深化，从1984年起我国开始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逐步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进。
第三，对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关系的认识不同。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为实现社会主义做准备的过渡性经济。由于毛泽东承袭了传统的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中更多地加强了计划的作用，特别对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流通领域的合作社经济采取了直接的计划控制方式，在国营企业实行了政企不分的国有国营的经营方式。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解放思想，打破传统习惯和主观偏见的束缚，认识到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不是划分经济制度的标志，大胆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因此，两种理论对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关系的不同认识导致了两种相反的结果：建国初期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很快过渡到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后，又对这一传统的计划经济进行了革命性的变革，建立起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有共同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四，对于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的手段认识不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要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优先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营经济是重要的条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对国营经济采取了计划经济式的管理，对流通领域的合作社经济也基本如此。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认为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必须始终保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但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要通过公有制企业走向市场、自主经营，在与其它企业平等竞争中，不断提高其竞争力来实现。因此，在市场机制和国家宏观调控面前，各种所有制一律平等，没有所有制的高低之分。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
中图分类号：F235.9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3-0099-02
为了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会计工作，财政部于2007年12月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决定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该制度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财政部颁布并于2005年1月1日执行）共同构成了我国农村会计制度体系。本文就两个会计制度的主要差异进行比较研究。
一、资产的比较研究
1.资产组成内容的比较。《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将合作社的资产分为流动资产、农业资产、对外投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而《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则将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分为流动资产、农业资产、长期投资和固定资产。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关于资产分类具有以下特点：（1）将农民专业合作的所有投资统一为对外投资，不区分为短期和长期投资；（2）增加了无形资产的相关内容。
2.存货的比较。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关于存货的核算有以下两点不同：（1）存货核算范围扩大了，增加诸如受托代销商品、受托代购商品、委托代销商品和委托加工物资等内容的核算；（2）仅对存货盘亏、毁损和报废的会计处理做出规定，即将盘亏、毁损和报废的存货价值计入其他支出，而对存货盘盈未规定其处理方法。
3.对外投资的比较。关于对外投资，《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分为短期投资、长期投资，并分别规定其会计核算方法。《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未将对外投资进行短期和长期之分。
4.固定资产的比较。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关于固定资产的核算主要有两项变化：（1）增加了接受捐赠旧固定资产的计价内容，即接受捐赠的旧固定资产，按照经过批准的评估价值或双方确认的价值计价。（2）未对盘盈固定资产确认、计量和记录做出规定。
5.无形资产的比较。《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规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无形资产的内容，并对无形资产计价、摊销方法、转让无形资产的处理等均做出明确的规定，而《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未有相应的规定。
二、所有者权益的比较研究
《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所有者权益包括资本、公积公益金、未分配收益等。《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规定合作社的所有者权益包括股金、专项基金、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盈余等。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关于所有者权益有以下不同：（1）部分项目的称谓不同，如收到投入资本，《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称为“资本”，《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则称为“股金”；（2）《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增加了“专项基金”、“资本公积”的核算；（3）部分核算内容更为细化，如接受捐赠资产，《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计入公积公益金，而《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则单独计入专项基金。
三、收入和收益（盈余）的比较研究
（一）收入的比较
收入内容的比较。根据《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收入主要包括：经营收入、发包及上交收入、农业税附加返还收入、补助收入、其他收入。《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的收入主要包括经营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两个制度关于各项收入确认、计量、记录及报告方法差异不大。
（二）收益（盈余）的比较
1.称谓不同。作为反映和考核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成果的综合性财务指标，《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称为“收益”；而《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则称为“盈余”。
2.构成不同。虽然两个制度均将收益（盈余）区分了经营活动和非经营活动产生的收益（盈余），但其构成确不同。按照《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按照下列公式计算确定：
收益总额=经营收益+农业税附加返还收入+补助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支出
其中: 经营收益=经营收入+发包及上交收入+投资收益-经营支出-管理费用
而《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规定，合作社的本年盈余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本年盈余＝经营收益+其他收入-其他支出
其中：经营收益=经营收入+投资收益-经营支出-管理费用
3.收益分配核算内容不同。村集体经济组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的分配方案，对其当年可供分配的收益按下列顺序进行分配：（1）提取公积公益金；（2）提取应付福利费；（3）外来投资分利；（4）农户分配；（5）其他分配等，其核算内容包括村集体经济组织按规定提取公积公益金、提取应付福利费、外来投资分利和进行农户分配等内容。
四、会计报表的比较研究
（一）会计报表组成的比较
根据《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年度中间(即月份或季度)和年度终了应当提供的会计报表种类有所不同：
1.年度中间：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年度中间(即月份或季度)，应当提供两张会计报表――科目余额表和收支明细表。其中。科目余额表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按月或按季度编制，用以反映月末或季度末会计科目余额的会计报表；收支明细表是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各月或各季发生的各项收入和各项支出情况的会计报表。
2.年度终了：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年度终了，应当提供两张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和收益及收益分配表。其中：资产负债表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年末全部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状况。收益分配表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年度内收益实现及其分配的实际情况。
《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规定，合作社应编制资产负债表、盈余及盈余分配表、成员权益变动表、科目余额表和收支明细表、财务状况说明书等。其中资产负债表、科目余额表和收支明细表性质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中的资产负债表、科目余额表和收支明细表性质、结构等内容基本相同。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不同的是，《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增加了成员权益变动表和财务状况说明书。
（二）会计报表结构和内容的比较
1.资产负债表的比较。由于两个制度关于资产、所有者权益组成内容的差异，进而影响了资产负债表中资产部分的结构以及所有者权益项目的内容。《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将资产负债表资产部分分为流动资产、农业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四部分、所有者权益分为资本、公积公益金、未分配收益三项内容；而《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社会计制度（试行）》则将资产负债表资产部分分为流动资产、长期资产和其他资产三部分，所有者权益分为股金、专项基金、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盈余五个项目。
2.收益（盈余）及收益（盈余）分配表的比较。反映合作社一定期间内实现盈余及其分配实际情况的会计报表，在《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称为“收益及收益分配表”。而《农民专业合作财务社会计制度（试行）》则称为“盈余及盈余分配表”。不仅称谓不同，其结构也不同：
“收益及收益分配表”采用的是报告式结构，其上端为收益的形成，分为经营收入、经营收益和本年收益三个层次，下端则为收益分配，包括本年收益、年初未分配收益、可分配收益和年末未分配收益部分。
而“盈余及盈余分配表”则采用账户式结构，左边为“本年盈余”，右边则为“盈余分配”。每一方分为若干具体项目，左边项目是依据“本年盈余＝经营收入+投资收益-经营支出-管理费用+其他收入-其他支出”的依存关系排列，而右边“盈余分配”则是根据“本年盈余+年初未分配盈余+其他转入-提取盈余公积-盈余返还-剩余盈余分配=年末未分配盈余”的依存关系排列。
为了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会计工作，财政部于2007年12月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决定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该制度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财政部颁布并于2005年1月1日执行）共同构成了我国农村会计制度体系。本文就两个会计制度的主要差异进行比较研究。
一、资产的比较研究
1.资产组成内容的比较。《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将合作社的资产分为流动资产、农业资产、对外投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而《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则将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分为流动资产、农业资产、长期投资和固定资产。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关于资产分类具有以下特点：（1）将农民专业合作的所有投资统一为对外投资，不区分为短期和长期投资；（2）增加了无形资产的相关内容。
2.存货的比较。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关于存货的核算有以下两点不同：（1）存货核算范围扩大了，增加诸如受托代销商品、受托代购商品、委托代销商品和委托加工物资等内容的核算；（2）仅对存货盘亏、毁损和报废的会计处理做出规定，即将盘亏、毁损和报废的存货价值计入其他支出，而对存货盘盈未规定其处理方法。
3.对外投资的比较。关于对外投资，《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分为短期投资、长期投资，并分别规定其会计核算方法。《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未将对外投资进行短期和长期之分。
4.固定资产的比较。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关于固定资产的核算主要有两项变化：（1）增加了接受捐赠旧固定资产的计价内容，即接受捐赠的旧固定资产，按照经过批准的评估价值或双方确认的价值计价。（2）未对盘盈固定资产确认、计量和记录做出规定。
5.无形资产的比较。《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规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无形资产的内容，并对无形资产计价、摊销方法、转让无形资产的处理等均做出明确的规定，而《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未有相应的规定。
二、所有者权益的比较研究
《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所有者权益包括资本、公积公益金、未分配收益等。《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规定合作社的所有者权益包括股金、专项基金、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盈余等。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关于所有者权益有以下不同：（1）部分项目的称谓不同，如收到投入资本，《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称为“资本”，《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则称为“股金”；（2）《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增加了“专项基金”、“资本公积”的核算；（3）部分核算内容更为细化，如接受捐赠资产，《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计入公积公益金，而《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则单独计入专项基金。
三、收入和收益（盈余）的比较研究
（一）收入的比较
收入内容的比较。根据《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收入主要包括：经营收入、发包及上交收入、农业税附加返还收入、补助收入、其他收入。《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的收入主要包括经营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两个制度关于各项收入确认、计量、记录及报告方法差异不大。
（二）收益（盈余）的比较
1.称谓不同。作为反映和考核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成果的综合性财务指标，《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称为“收益”；而《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则称为“盈余”。
2.构成不同。虽然两个制度均将收益（盈余）区分了经营活动和非经营活动产生的收益（盈余），但其构成确不同。按照《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按照下列公式计算确定：
收益总额=经营收益+农业税附加返还收入+补助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支出
其中: 经营收益=经营收入+发包及上交收入+投资收益-经营支出-管理费用
而《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规定，合作社的本年盈余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本年盈余＝经营收益+其他收入-其他支出
其中：经营收益=经营收入+投资收益-经营支出-管理费用
3.收益分配核算内容不同。村集体经济组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的分配方案，对其当年可供分配的收益按下列顺序进行分配：（1）提取公积公益金；（2）提取应付福利费；（3）外来投资分利；（4）农户分配；（5）其他分配等，其核算内容包括村集体经济组织按规定提取公积公益金、提取应付福利费、外来投资分利和进行农户分配等内容。
四、会计报表的比较研究
（一）会计报表组成的比较
根据《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年度中间(即月份或季度)和年度终了应当提供的会计报表种类有所不同：
1.年度中间：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年度中间(即月份或季度)，应当提供两张会计报表——科目余额表和收支明细表。其中。科目余额表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按月或按季度编制，用以反映月末或季度末会计科目余额的会计报表；收支明细表是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各月或各季发生的各项收入和各项支出情况的会计报表。
2.年度终了：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年度终了，应当提供两张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和收益及收益分配表。其中：资产负债表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年末全部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状况。收益分配表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年度内收益实现及其分配的实际情况。
《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规定，合作社应编制资产负债表、盈余及盈余分配表、成员权益变动表、科目余额表和收支明细表、财务状况说明书等。其中资产负债表、科目余额表和收支明细表性质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中的资产负债表、科目余额表和收支明细表性质、结构等内容基本相同。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不同的是，《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增加了成员权益变动表和财务状况说明书。
（二）会计报表结构和内容的比较
1.资产负债表的比较。由于两个制度关于资产、所有者权益组成内容的差异，进而影响了资产负债表中资产部分的结构以及所有者权益项目的内容。《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将资产负债表资产部分分为流动资产、农业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四部分、所有者权益分为资本、公积公益金、未分配收益三项内容；而《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社会计制度（试行）》则将资产负债表资产部分分为流动资产、长期资产和其他资产三部分，所有者权益分为股金、专项基金、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盈余五个项目。
2.收益（盈余）及收益（盈余）分配表的比较。反映合作社一定期间内实现盈余及其分配实际情况的会计报表，在《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称为“收益及收益分配表”。而《农民专业合作财务社会计制度（试行）》则称为“盈余及盈余分配表”。不仅称谓不同，其结构也不同：
“收益及收益分配表”采用的是报告式结构，其上端为收益的形成，分为经营收入、经营收益和本年收益三个层次，下端则为收益分配，包括本年收益、年初未分配收益、可分配收益和年末未分配收益部分。
而“盈余及盈余分配表”则采用账户式结构，左边为“本年盈余”，右边则为“盈余分配”。每一方分为若干具体项目，左边项目是依据“本年盈余＝经营收入+投资收益-经营支出-管理费用+其他收入-其他支出”的依存关系排列，而右边“盈余分配”则是根据“本年盈余+年初未分配盈余+其他转入-提取盈余公积-盈余返还-剩余盈余分配=年末未分配盈余”的依存关系排列。
3.成员权益变动表的比较。为了使合作社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都得到明晰界定和有效保护，反映成员权益变动情况是合作社会计报表应提供的重要信息之一。
为了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会计工作，财政部于2007年12月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决定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该制度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财政部颁布并于2005年1月1日执行）共同构成了我国农村会计制度体系。本文就两个会计制度的主要差异进行比较研究。
一、资产的比较研究
1.资产组成内容的比较。《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将合作社的资产分为流动资产、农业资产、对外投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而《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则将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分为流动资产、农业资产、长期投资和固定资产。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关于资产分类具有以下特点：（1）将农民专业合作的所有投资统一为对外投资，不区分为短期和长期投资；（2）增加了无形资产的相关内容。
2.存货的比较。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关于存货的核算有以下两点不同：（1）存货核算范围扩大了，增加诸如受托代销商品、受托代购商品、委托代销商品和委托加工物资等内容的核算；（2）仅对存货盘亏、毁损和报废的会计处理做出规定，即将盘亏、毁损和报废的存货价值计入其他支出，而对存货盘盈未规定其处理方法。
3.对外投资的比较。关于对外投资，《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分为短期投资、长期投资，并分别规定其会计核算方法。《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未将对外投资进行短期和长期之分。
4.固定资产的比较。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关于固定资产的核算主要有两项变化：（1）增加了接受捐赠旧固定资产的计价内容，即接受捐赠的旧固定资产，按照经过批准的评估价值或双方确认的价值计价。（2）未对盘盈固定资产确认、计量和记录做出规定。
5.无形资产的比较。《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规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无形资产的内容，并对无形资产计价、摊销方法、转让无形资产的处理等均做出明确的规定，而《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未有相应的规定。
二、所有者权益的比较研究
《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所有者权益包括资本、公积公益金、未分配收益等。《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规定合作社的所有者权益包括股金、专项基金、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盈余等。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关于所有者权益有以下不同：（1）部分项目的称谓不同，如收到投入资本，《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称为“资本”，《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则称为“股金”；（2）《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增加了“专项基金”、“资本公积”的核算；（3）部分核算内容更为细化，如接受捐赠资产，《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计入公积公益金，而《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则单独计入专项基金。
三、收入和收益（盈余）的比较研究
（一）收入的比较
收入内容的比较。根据《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收入主要包括：经营收入、发包及上交收入、农业税附加返还收入、补助收入、其他收入。《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的收入主要包括经营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两个制度关于各项收入确认、计量、记录及报告方法差异不大。
（二）收益（盈余）的比较
1.称谓不同。作为反映和考核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成果的综合性财务指标，《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称为“收益”；而《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则称为“盈余”。
2.构成不同。虽然两个制度均将收益（盈余）区分了经营活动和非经营活动产生的收益（盈余），但其构成确不同。按照《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按照下列公式计算确定：
收益总额=经营收益+农业税附加返还收入+补助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支出
其中: 经营收益=经营收入+发包及上交收入+投资收益-经营支出-管理费用
而《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规定，合作社的本年盈余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本年盈余＝经营收益+其他收入-其他支出
其中：经营收益=经营收入+投资收益-经营支出-管理费用
3.收益分配核算内容不同。村集体经济组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的分配方案，对其当年可供分配的收益按下列顺序进行分配：（1）提取公积公益金；（2）提取应付福利费；（3）外来投资分利；（4）农户分配；（5）其他分配等，其核算内容包括村集体经济组织按规定提取公积公益金、提取应付福利费、外来投资分利和进行农户分配等内容。
四、会计报表的比较研究
（一）会计报表组成的比较
根据《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年度中间(即月份或季度)和年度终了应当提供的会计报表种类有所不同：
1.年度中间：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年度中间(即月份或季度)，应当提供两张会计报表——科目余额表和收支明细表。其中。科目余额表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按月或按季度编制，用以反映月末或季度末会计科目余额的会计报表；论文联盟收支明细表是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各月或各季发生的各项收入和各项支出情况的会计报表。
2.年度终了：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年度终了，应当提供两张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和收益及收益分配表。其中：资产负债表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年末全部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状况。收益分配表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年度内收益实现及其分配的实际情况。
《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规定，合作社应编制资产负债表、盈余及盈余分配表、成员权益变动表、科目余额表和收支明细表、财务状况说明书等。其中资产负债表、科目余额表和收支明细表性质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中的资产负债表、科目余额表和收支明细表性质、结构等内容基本相同。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不同的是，《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增加了成员权益变动表和财务状况说明书。
（二）会计报表结构和内容的比较
1.资产负债表的比较。由于两个制度关于资产、所有者权益组成内容的差异，进而影响了资产负债表中资产部分的结构以及所有者权益项目的内容。《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将资产负债表资产部分分为流动资产、农业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四部分、所有者权益分为资本、公积公益金、未分配收益三项内容；而《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社会计制度（试行）》则将资产负债表资产部分分为流动资产、长期资产和其他资产三部分，所有者权益分为股金、专项基金、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盈余五个项目。
2.收益（盈余）及收益（盈余）分配表的比较。反映合作社一定期间内实现盈余及其分配实际情况的会计报表，在《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称为“收益及收益分配表”。而《农民专业合作财务社会计制度（试行）》则称为“盈余及盈余分配表”。不仅称谓不同，其结构也不同：
“收益及收益分配表”采用的是报告式结构，其上端为收益的形成，分为经营收入、经营收益和本年收益三个层次，下端则为收益分配，包括本年收益、年初未分配收益、可分配收益和年末未分配收益部分。
而“盈余及盈余分配表”则采用账户式结构，左边为“本年盈余”，右边则为“盈余分配”。每一方分为若干具体项目，左边项目是依据“本年盈余＝经营收入+投资收益-经营支出-管理费用+其他收入-其他支出”的依存关系排列，而右边“盈余分配”则是根据“本年盈余+年初未分配盈余+其他转入-提取盈余公积-盈余返还-剩余盈余分配=年末未分配盈余”的依存关系排列。
3.成员权益变动表的比较。为了使合作社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都得到明晰界定和有效保护，反映成员权益变动情况是合作社会计报表应提供的重要信息之一。
一、传统比较经济学的缺陷
比较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的诞生,在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占支配地位的“主义”比较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说明,在当时比较经济学家的心目中,比较经济学的存在是以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对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为基础的。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受到两大“主义”制度所出现的各种不同变种的“刺激”,比较经济学才开始摆脱本质论思维的支配。1967~1968年西方学者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比较经济学的对象与方法,打破以“主义”划分经济体制的传统(张仁德,1998),比较经济学才开始“真正地”繁荣起来。由于意识到传统比较经济学所存在的局限性,青木昌彦等人试图用“比较制度分析”取代“比较经济学”这种传统的学科称谓(青木昌彦、奥野正宽,1999)。笔者认为,传统比较经济学存在着三个严重的缺陷。
第一,它主要是满足于运用已有的理论对各国经济体制进行分类和比较,而忽视了比较经济研究通过经验性的工作对现有理论提出挑战,从而为运用回溯法提出新的因果假说奠定最重要的基础。
第二,传统比较经济学仍受主流经济学所谓理性最大化和必然进步这种观念的支配,因而是前达尔文的。达尔命彻底击碎了必然进步的观念,否决了理性最优范式的科学性。在比较经济学中,不论“研究经济体制的一个原因是发现那种体制是最好的体制”(艾登姆等,1987),还是论证社会主义的内在优越性,这些研究目标都是理性最优和必然进步这种思维的反映。比较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经济社会体制多样性的科学,只有彻底放弃先验的理性最优和必然进步的观念,才能为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提供较为健全的知识基础。
第三,传统比较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结构主义的,这严重制约着比较经济学对经济体制的变异、多样性和演化过程的研究。传统比较经济学只关注结构的经济方面,而把其他方面视为外生变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有可能深究为什么同一经济制度,可能因为生产力的变化,经济环境的差异,政治的、历史的、文化传统的甚至地理条件的不同而表现为极不相同的经济体制呢?我们怎么有可能对经济体制的变异、多样性和演化过程做出历史性的说明呢?
二、比较经济学新的研究任务
通过以上对传统比较经济学内在缺陷的批判性分析,比较经济学的未来发展面临以下新的研究任务。第一,揭示结构性制约条件及其与能动作用和偶然性因素如何结合导致了社会经济体制的变异、多样性和演化;识别、理解和进一步阐释多样化体制下人们的无意识动机、意会性知识和技能,为政策制定提供来自于不同经验的知识基础。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对已有的或刚刚发生的不同经验的理解,更重要的是,面对尚未形成但仍有端倪可得的结构和意会性知识,它可以为政策研究和制定提供必要的知识基础。
第二,发现新奇事物对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有可能带来的重大影响。新奇事物的出现及其扩散通过社会经济结构与能动作用交互作用导致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新奇事物的起源可能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下,由于技术变迁所带来的物质环境的变化、生态环境的退化、政治和经济环境的演变、外部冲击等因素的影响,在个体思维与行为模式上所发生的突变。与经济学其他学科对研究上述新奇事物提供的专业背景知识不同,比较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进行复杂系统思维的训练,把它放在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之下进行比较评估,因此它更能发现新奇事物对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有可能带来的重大影响。
第三,促进跨国制度学习。比较经济史的深入研究业已说明,制度学习是导致德国、美国以及日本后来居上最重要的因素。我国的改革目前已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从世界各国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中进行学习的结果。成功的制度学习关键在于其精神而非具体形式,外国制度的引进、修改和创新是以国家或当地的情境和脉络为条件的,完全照搬很少能够成功。比较经济学可以通过对制度原生国与引入国进行比较分析,从而为跨国制度学习与创新提供健全的知识基础。
第四,创造性的阐释文化传统,并揭露现有的经济理论所存在的缺陷。技术和制度创新,特别是从国外所引入的创新,它所蕴含的意会性知识与传统观念必定有一定程度的冲突,这就需要对文化意义系统进行局部修改乃至重新阐释,使产生创新的意会性知识纳入到演变着的文化传统之中,从而为导致结构转变的能动作用提供基础。比较研究通过揭示同种技术、特定制度与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历史渊源,在这种文化阐释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老制度主义与社会经济本体论的重大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老制度主义者各自试图用其理论范式重塑比较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在新制度经济学家斯韦托扎尔·平乔维奇1990年出版的《产权经济学——一种关于比较体制的理论》和老制度主义者皮垂(Petr,J.L.,1994)撰写的“比较经济体制”辞条中,他们都把比较经济体制看作是其理论范式的应用,而避免提起与之相对立的另一种制度主义。与新老制度主义相关,但又有区别,在西方传统比较经济学研究领域之外,出现了两种相互之间几乎从不交流但却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献。1990年,青木昌彦等人在斯坦福大学开设“比较制度分析”这门新的研究生课程,而不再沿用比较经济学或比较经济体制这样的学科名称,它受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较大。另一与老制度主义具有某种联系的“比较创新体系”也开始滥觞,1993年出版了尼尔逊(Nelson,R.)主编的《国家创新体系:一项比较研究》。签于这种情况,对新老制度主义研究纲领及其在比较经济学中的应用做出较为恰当的评价,就成为比较经济学新发展的基本工作之一。然而,对新老制度主义研究纲领进行评价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因为在其内部,各自包括了许多不同的种类以及历史演变,两个学派之间现在也出现了某种融合的迹象。但是,作为其主流,新老制度主义之间所存在的分歧仍是很明显的,正如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威廉姆森所指出的,新制度主义是对正统新古典理论的补充而非替代,老制度主义当代代表人物霍奇逊也写道:“新制度主义不是通过传统的制度主义的再现,而主要是在现代正统理论的心脏中成长起来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凡勃伦等最初的制度主义主要是通过对正统理论的假设进行批判而产生的。”(Hodgson,1989)
在老制度主义者看来,个人与制度相互作用,共同演化。其中,个人行为不是给定的,制度作为社会结构的一种特定类型,它能够潜在地改变行为者的目标或偏好。社会结构在人类社会的复杂层级上处于个人之上,与这个较高层级相关的因果力量不只是简单地约束而且也能影响和改变个人的特征、力量和倾向,这就称作是重组的向下因果关系(reconstitutive downward causation),在社会结构的组成要素中,具有这种能力的要素就被称作制度。
新制度经济学则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有关人类行为的基本假定,即个人被看作是给定的。“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7页。),抽象的、先验的和普适的人性假定即源于这种本体论。因此,在主流新制度经济学的本体论预设中
并不存在作为突现层级的社会结构观念,制度只被看作是个人创造的结果,这是诺斯在分析国家和秩序产生时之所以遭遇困难,并逐渐转向老制度主义的重要原因(贾根良,1999a)。 新老制度主义社会经济本体论对公共政策具有什么含义呢?称尔奈认为,“休克疗法”的设计师们受到科斯很大影响,大规模私有化战略就是对科斯定理的误用(科尔奈,2000)。科斯定理认为,只要交换是自由的,交易费用为零,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进行,那么,合法权利的初始分配是否有效率就无关紧要。实际上,这隐含地揭示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制约作用,要求赋予制度以本体论的地位。然而,由于新制度经济学的主流把制度变量参数化,所以,尽管科斯强调要按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和研究经济问题,但在评估产权制度时,流行的看法仍然是,无论历史和社会条件有何不同,私有产权总是普遍有效的。
制度变迁路径依赖过程的性质说明,人们的能动作用只有通过与既定的结构交互作用才能导致后者的转变,制度创新只有在利用传统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因此,公共政策作为能动作用,在推动结构转变时,要因时因地而异,要以解决问题的实用性而非预先假定的意识形态或目标为标准。由于意识到制度变迁是一个充满风险并往往产生意外结果的过程,意识到政策及其制度选择对人性的塑造作用,老制度主义者主张,政策应以实验和过程为导向,不追求普遍的真理,而只希望暂时的改进。特别是由于经济变化基本上是一个自组织过程,制度创新的真正源泉来自于民间,所以公共政策应该鼓励而非压制多样化的尝试。
四、新老制度主义比较研究方法丰富的内涵
一、传统比较经济学的缺陷
比较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的诞生，在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占支配地位的“主义”比较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说明，在当时比较经济学家的心目中，比较经济学的存在是以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对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为基础的。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受到两大“主义”制度所出现的各种不同变种的“刺激”，比较经济学才开始摆脱本质论思维的支配。1967～1968年西方学者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比较经济学的对象与方法，打破以“主义”划分经济体制的传统（张仁德，1998），比较经济学才开始“真正地”繁荣起来。由于意识到传统比较经济学所存在的局限性，青木昌彦等人试图用“比较制度分析”取代“比较经济学”这种传统的学科称谓（青木昌彦、奥野正宽，1999）。笔者认为，传统比较经济学存在着三个严重的缺陷。
第一，它主要是满足于运用已有的理论对各国经济体制进行分类和比较，而忽视了比较经济研究通过经验性的工作对现有理论提出挑战，从而为运用回溯法提出新的因果假说奠定最重要的基础。
第二，传统比较经济学仍受主流经济学所谓理性最大化和必然进步这种观念的支配，因而是前达尔文的。达尔文革命彻底击碎了必然进步的观念，否决了理性最优范式的科学性。在比较经济学中，不论“研究经济体制的一个原因是发现那种体制是最好的体制”（艾登姆等，1987），还是论证社会主义的内在优越性，这些研究目标都是理性最优和必然进步这种思维的反映。比较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经济社会体制多样性的科学，只有彻底放弃先验的理性最优和必然进步的观念，才能为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提供较为健全的知识基础。
第三，传统比较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结构主义的，这严重制约着比较经济学对经济体制的变异、多样性和演化过程的研究。传统比较经济学只关注结构的经济方面，而把其他方面视为外生变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有可能深究为什么同一经济制度，可能因为生产力的变化，经济环境的差异，政治的、历史的、文化传统的甚至地理条件的不同而表现为极不相同的经济体制呢？我们怎么有可能对经济体制的变异、多样性和演化过程做出历史性的说明呢？
二、比较经济学新的研究任务
通过以上对传统比较经济学内在缺陷的批判性分析，比较经济学的未来发展面临以下新的研究任务。第一，揭示结构性制约条件及其与能动作用和偶然性因素如何结合导致了社会经济体制的变异、多样性和演化；识别、理解和进一步阐释多样化体制下人们的无意识动机、意会性知识和技能，为政策制定提供来自于不同经验的知识基础。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对已有的或刚刚发生的不同经验的理解，更重要的是，面对尚未形成但仍有端倪可得的结构和意会性知识，它可以为政策研究和制定提供必要的知识基础。
第二，发现新奇事物对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有可能带来的重大影响。新奇事物的出现及其扩散通过社会经济结构与能动作用交互作用导致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新奇事物的起源可能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下，由于技术变迁所带来的物质环境的变化、生态环境的退化、政治和经济环境的演变、外部冲击等因素的影响，在个体思维与行为模式上所发生的突变。与经济学其他学科对研究上述新奇事物提供的专业背景知识不同，比较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进行复杂系统思维的训练，把它放在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之下进行比较评估，因此它更能发现新奇事物对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有可能带来的重大影响。
第三，促进跨国制度学习。比较经济史的深入研究业已说明，制度学习是导致德国、美国以及日本后来居上最重要的因素。我国的改革目前已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从世界各国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中进行学习的结果。成功的制度学习关键在于其精神而非具体形式，外国制度的引进、修改和创新是以国家或当地的情境和脉络为条件的，完全照搬很少能够成功。比较经济学可以通过对制度原生国与引入国进行比较分析，从而为跨国制度学习与创新提供健全的知识基础。
第四，创造性的阐释文化传统，并揭露现有的经济理论所存在的缺陷。技术和制度创新，特别是从国外所引入的创新，它所蕴含的意会性知识与传统观念必定有一定程度的冲突，这就需要对文化意义系统进行局部修改乃至重新阐释，使产生创新的意会性知识纳入到演变着的文化传统之中，从而为导致结构转变的能动作用提供基础。比较研究通过揭示同种技术、特定制度与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历史渊源，在这种文化阐释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老制度主义与社会经济本体论的重大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老制度主义者各自试图用其理论范式重塑比较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在新制度经济学家斯韦托扎尔·平乔维奇1990年出版的《产权经济学——一种关于比较体制的理论》和老制度主义者皮垂(Petr,J.L.,1994)撰写的“比较经济体制”辞条中，他们都把比较经济体制看作是其理论范式的应用，而避免提起与之相对立的另一种制度主义。与新老制度主义相关，但又有区别，在西方传统比较经济学研究领域之外，出现了两种相互之间几乎从不交流但却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献。1990年，青木昌彦等人在斯坦福大学开设“比较制度分析”这门新的研究生课程，而不再沿用比较经济学或比较经济体制这样的学科名称，它受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较大。另一与老制度主义具有某种联系的“比较创新体系”也开始滥觞，1993年出版了尼尔逊(Nelson,R.)主编的《国家创新体系：一项比较研究》。签于这种情况，对新老制度主义研究纲领及其在比较经济学中的应用做出较为恰当的评价，就成为比较经济学新发展的基本工作之一。然而，对新老制度主义研究纲领进行评价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因为在其内部，各自包括了许多不同的种类以及历史演变，两个学派之间现在也出现了某种融合的迹象。但是，作为其主流，新老制度主义之间所存在的分歧仍是很明显的，正如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威廉姆森所指出的，新制度主义是对正统新古典理论的补充而非替代，老制度主义当代代表人物霍奇逊也写道：“新制度主义不是通过传统的制度主义的再现，而主要是在现代正统理论的心脏中成长起来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凡勃伦等最初的制度主义主要是通过对正统理论的假设进行批判而产生的。”(Hodgson,1989)
在老制度主义者看来，个人与制度相互作用，共同演化。其中，个人行为不是给定的，制度作为社会结构的一种特定类型，它能够潜在地改变行为者的目标或偏好。社会结构在人类社会的复杂层级上处于个人之上，与这个较高层级相关的因果力量不只是简单地约束而且也能影响和改变个人的特征、力量和倾向，这就称作是重组的向下因果关系(reconstitutive downward causation)，在社会结构的组成要素中，具有这种能力的要素就被称作制度。
新制度经济学则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有关人类行为的基本假定，即个人被看作是给定的。“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7页。），抽象的、先验的和普适的人性假定即源于这种本体论。因此，在主流新制度经济学的本体论预设中并不存在作为突现层级的社会结构观念，制度只被看作是个人创造的结果，这是诺斯在分析国家和秩序产生时之所以遭遇困难，并逐渐转向老制度主义的重要原因（贾根良，1999a）。
新老制度主义社会经济本体论对公共政策具有什么含义呢？称尔奈认为，“休克疗法”的设计师们受到科斯很大影响，大规模私有化战略就是对科斯定理的误用（科尔奈，2000）。科斯定理认为，只要交换是自由的，交易费用为零，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进行，那么，合法权利的初始分配是否有效率就无关紧要。实际上，这隐含地揭示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制约作用，要求赋予制度以本体论的地位。然而，由于新制度经济学的主流把制度变量参数化，所以，尽管科斯强调要按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和研究经济问题，但在评估产权制度时，流行的看法仍然是，无论历史和社会条件有何不同，私有产权总是普遍有效的。
制度变迁路径依赖过程的性质说明，人们的能动作用只有通过与既定的结构交互作用才能导致后者的转变，制度创新只有在利用传统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因此，公共政策作为能动作用，在推动结构转变时，要因时因地而异，要以解决问题的实用性而非预先假定的意识形态或目标为标准。由于意识到制度变迁是一个充满风险并往往产生意外结果的过程，意识到政策及其制度选择对人性的塑造作用，老制度主义者主张，政策应以实验和过程为导向，不追求普遍的真理，而只希望暂时的改进。特别是由于经济变化基本上是一个自组织过程，制度创新的真正源泉来自于民间，所以公共政策应该鼓励而非压制多样化的尝试。
四、新老制度主义比较研究方法丰富的内涵
由于新制度主义在本体论上的缺陷，其方法论对比较研究的意义是相当贫乏的。
老制度主义者凡勃伦早在1898年就批评新古典经济学是前达尔文的，他认为，经济学应该以达尔文革命所产生的进化生物学为原型，所谓演化经济学实质上就是用动态的、在生物学意义上不断变化的眼光来考察人类行为，从而拒绝包括新制度主义在内的主流经济学所使用的均衡方法。演化方法的核心是“累积因果”的概念，卢瑟福指出，这个概念含有明确的路径依赖思想，在凡勃伦看来，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可能会产生明显不同的后果；即使起点差不多，不同的文化还是会按不同的方式发展。老制度主义对制度演化路径依赖和多样性的强调为比较方法的运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累积因果的概念必然反对个人主义方法论，因为累积因果的变化过程是以社会经济系统的演进和整体性质为条件的。整体论的基本含义是研究制度必须考虑整个人类社会系统，只考虑经济部分就无法理解制度的内生演进过程，这就是为什么老制度主义对技术变迁、权力结构和文化价值观给予很大关注的原因，而这在正统的新制度主义那里是缺乏的，正如卢瑟福(1999)所指出的，“新制度经济学不去分析系统的内部动力，它只考虑理性如何对人口、技术、贸易机会或者意识形态外生既定变化做出反应”，这样它自然就把制度或体制的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排除在外了，比较研究就成了无本之木了。
老制度主义者反对高度抽象和形式化的模型，因为他们认为形式化模式必然会丢失掉对制度特定的情境和脉络这些重要的因素。威尔伯和哈里森认为，能够抓住老制度主义整体、系统和演化方法论特征的是由某些科学哲学家所称作的“型态模型”。型态模型与形式化模型在解释结构上是相当不同的，形式化模型按照演绎方法，在解释结构上呈现为从解释变量到被解释变量的层级，而型态模型则是由几个相对独立的部分连结在一起。每一部分的理论独立于其他部分，并首先在特定情境与脉络中被发展、理解和检验，然后以某种形态连结在一起，它对研究主题提供了多层面的和复杂的图景，而形式化模型则是单面的，它从有机整体中抽出某部分进行逻辑研究(Wilber with Harrison,1978)。
威尔伯和哈里森指出，大多数老制度主义者停留在基于案例研究的型态模型上，只有少数老制度主义者如凡勃伦、缪尔达尔等试图以型态模型为基础建立更一般的理论，这就需要比较法。正如老制度主义者斯坦费尔德(1990)所指出的，比较方法“是建立制度分析的合适的方法”，它的基础是运用型态模型对不同地区或国家等进行案例研究，把其政策和制度与特定社会条件联系起来。比较研究通过对特定制度的不同情境和脉络进行相互参照，运用回溯法，提出更具一般性的因果假设（即经济理论）。
五、比较制度分析与比较创新体系发展前景的比较
与制度主义密切相关，比较制度分析与比较创新体系这两个很少进行交流的研究领域给比较经济学的新发展带来了活力。从这两个领域重要人物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它们之间所具有的四个共同特点。第一，它们一致认为，比较研究的对象是多样化的经济体制。全球化不会导致各国经济体制的趋同，相反，“今后的世界经济将成为不同的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竞争场所”（青木昌彦，1997），“为对付创新体系中的新范式，可能的制度形态是多样化的，这意味着国民经济持久趋异的可能性”(Ebner,1999)。第二，它们都强调制度重要。尼尔逊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是一组制度，制度是创新体系效率高低的关键。第三，它们都采用了历史与比较的分析方法。青木昌彦虽然把比较制度分析与格雷夫等人建立的历史制度分析区分为比较现行制度和从过去的历史制度中寻求资料来分析制度，但因为历史方法的核心是把经济过程视作路径依赖、不确定和不可逆的，这无疑包容在青木昌彦所定义的比较制度分析之中。在创新体系的文献中，爱伯纳(Ebner,1999)认为，制度的多样性说明了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作为补充，历史观具有实质性的重要，这就是创新体系的历史与比较方法，称作比较创新体系。第四，它们都使用了情境与脉络特定的方法。青木昌彦指出，对于制度的多样性“不能由新古典经济学的演绎法得到满意的解释，而必须通过新的、相互联系的比较制度分析来研究。这种方法一方面需要收集不同经济的比较信息，另一方面需要在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博弈论、合同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情境和脉络特定的’微观模型”（青木昌彦，1997）。在创新体系文献中，伦德瓦尔认为，在历史经验、语言和文化上的基本差别反映了在创新体系诸要素如企业内部组织、企业关系类型、公共部门的作用、金融制度的结构、研究与开发的性质、组织和数量上的国家特异性(Lundvall,1992)；爱伯纳指出，通过把多样化与情境和脉络化(Contextualisation)的方法联系起来，创新体系文献持有这样的信念：如果从整体的和不可分的“格式塔”形态中观察经济现象，经济行为就镶嵌于具有多种变化可能性的社会关系之中。
但是，比较制度分析与比较创新体系存在着明显的不同。首先，即使是同样地使用了情境和脉络特定的方法，比较制度分析研究的是制度多样性的微观成因，而比较创新体系则着重于体制多样性对科技创新路径有何影响的比较研究。笔者认为，它们分别发展了前述型态模型的两个不同侧面。其次，比较制度分析主要是在技术给定条件下，研究制度多样性的起源；而比较创新体系则以技术变化为核心，研究新知识和技术变化与体制多样性的关系。最后，比较制度分析大量地使用了博弈论，而比较创新体系则几乎从不使用形式化的分析工具。这些差异说明两者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然而，由于所承继的学术传统不同，它们在未来发展的潜力上将会产生差异。
比较制度分析继承了新制度主义的大部分研究成果，虽然它对后者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批评。这些批评是导致它与比较创新体系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共同性的原因，这些共同性的原因实际上大部分都可追溯到老制度主义者那里。但有所不同的是，正如青木昌彦(2000)自己所指出的，比较制度分析“试图在一个统一的博弈论框架下分析制度多样性的源泉和影响，而不仅是（如老制度主义者那样）将制度整理分类”。青木昌彦对老制度主义的批评确实击中了要害。
比较创新体系所承继的学术传统来自于熊彼特、老制度主义和德国历史学派。创新体系的概念最早是由弗里曼1987年在研究日本经济时明确提出的，但其概念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国民体系》(1841)强调了科学技术、教育以及制度创新对后进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比较创新体系理论框架的形成融汇了以下三个学派的成果：新熊彼特对技术变迁问题的研究，老制度主义关于知识与制度的深刻认识，以及历史学派对历史与比较方法的强调。比较创新体系研究方法的发展主要是基于近十几年来发展很快的国家和地方创新体系文献，而后者作为演化经济学的应用领域实际上是近年来非常流行的知识经济和网络经济研究的开拓者。由于知识结构的新颖以及与批判现实主义的某种一致性，它在未来更有发展前途。
六、结语
本文的基本结论是：老制度主义对比较经济学的新发展更具理论价值，比较创新体系的方法更值得进一步发展。但相对于新制度主义在我国的流行来说，目前只有屈指可数的学者在对老制度主义进行研究，比较创新体系更是鲜为人知，这种状况对比较经济学在我国的新发展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实际上，老制度主义在近十几年已得到复兴并产生了重要的创新，而新制度经济学自1998年以来的研究前沿却与一百年前凡勃伦的主题惊人的相似（贾根良，1999b）。因此，无论是在研究重点还是研究力量上，我们早就应该从新制度主义向老制度主义转移。
【关键词】“村改居”社区 社区经济 社区自治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
集中“村改居”社区是随着新型城镇化的迅速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型社区，既不同于城市社区，又不同于农村社区。在集中“村改居”社区自治过程中，既要履行城市社区的服务和自治职能，又要担负社区经济发展职能，促进社区经济发展，全面提高社区居民的创业和再就业率，领导社区居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双重职能。因此，深刻认识集中“村改居”社区加快发展社区经济的重要意义，深入探讨影响发展社区经济的因素及其问题，提出加快发展社区经济的对策，能更好地促进社区自治的发展。
集中“村改居”社区经济发展现状
集中“村改居”社区是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在大中城市的郊区或新型城镇的附近，由于新型城镇化的迅速发展，农村土地绝大部分或全部已被征用，在政府的领导和推动下，农村通过整村易地搬迁安置所建立的新型社区。从形式上看，集中“村改居”社区成立后，基本实现了“农民变居民，农村转社区，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集体经济转为股份经济”①四个转变。但从集中“村改居”社区的实践看还存在许多问题，严重制约社区经济的发展，影响社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美丽和谐社区。主要表现在：
社区居民的市民化程度低。要实现集中“村改居”社区农民的市民化，一般需要经历六个转化：就业转化、身份转变、价值观转变、地域转移、社会权利与义务转变和生活方式转变。但我们从集中“村改居”社区的调查可以看出，集中“村改居”社区居民并没有真正实现职业、思想观念和权利义务三个转变。一是集中“村改居”社区居民并没有真正实现职业的转变。大多数集中“村改居”社区都安排有“商住楼”，其目的是安排农民转变为居民后从事第二、三产业，实现农民就业的转变。但从调查可以看出，“商住楼”主要安置在郊区，流动人口少，第二、三产业发展比较缓慢，就业人口需求量小，再就业岗位少；农村社区经济发展水平低，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同时由于集中“村改居”社区居民的文化素质比较低，第二、三产业的就业技能和就业素质低，就业竞争力不强，就业率不高，就业层次比较低。大多数40～60岁以上的居民基本赋闲在家，30～40岁的中年人基本上是低层次的、无保障的就业，30岁以下的年轻人只有50%的人实现“非正规就业”，因此，可以说集中“村改居”社区居民并没有真正实现职业的转变。二是没有实现市民观念的转变。由于农民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和生活，必然形成农村观念，虽然已经转变为居民，但居民并没有真正接受城市文化、形成城市生活方式，城市意识不强。三是权利义务不平等。主要表现为集中“村改居”社区一般在城市的郊区，优质教育资源贫乏，公共文化设施落后，子女义务教育、公共文化等权利和待遇不平等。同时，由于集中“村改居”社区居民的社会保障费用由社区提供，社区居民没有平等享受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等权利。
社区居民收入水平低。集中“村改居”社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决定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大量集中“村改居”社区居民的收入水平达不到小康水平，小康社会也是不全面的。从我们的调查中可以看出，社区居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来源于改制后的股份分红；二是来源于“村改居”社区居民经营商住楼或出租房屋所得的经营或物业收入，这一收入是集中“村改居”社区居民的主要收入和经济来源；三是社区居民的就业自收入。由于集中“村改居”社区离中心城市比较远，原农村集体经济不发达，居民主要依靠经营酒店、市场等进行股份分红，同时企业还要承担大量的社区自治费用和居民的社会保障费用，股份分红非常有限；由于商住楼远离中心城区，经营收入和租金收入比较低；由于“村改居”社区居民的就业素质和就业技能比较低，就业层次低和就业率低，就业收入有限。因此，社区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较低。
集中“村改居”社区经济发展滞后。集中“村改居”社区经济是指提高社区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提供社区服务质量、促进社区自治的一切经济活动。从集中“村改居”社区经济发展看，主要包括：一是社区居民小组集体经济，“村改居”后改为股份制经济，主要包括酒店、宾馆、商铺和市场等。由于集中“村改居”一般被安置在郊区，集体经济效益比较差，从我们的跟踪调查中可以看出，有的社区的商铺几年没有出租出去，租出去的价格也比较低。社区集体经济经过社区股份合作制改制后，将居民小组的集体资产折股量化到每个居民，在产权清晰的基础上，按股份制经济模式治理、统一经营，主要分为集体经济股份和社区居民股份。在收入分配上，按集体股和个人股比例进行分配。但在实践中，主要存在集体股比例过高，劳动者的收入与公司的经营脱离，激励效应比较差，甚至导致管理层与工人的矛盾尖锐化，公司经济效益比较差等。二是社区经济发展效益比较低，商住楼租金比较低。
发展社区经济对集中“村改居”社区自治的意义
增强社区认同律和提高居民的参与率。目前，集中“村改居”社区认同律较差，进一步导致社区参与率低，其原因是社区经济与社区居民的利益联系不紧密，“村改居”社区经济发展对居民收入影响不大等。社区居民仅仅把集中安置区当作住宿的场所，利益认同感远远低于原农村自治组织，只有在社区选举、股份分红和发生物业纠纷时才会主动参与。正是由于社区自治组织忽视了社区经济发展，社区居民之间没有形成共同利益和共同需求，必然导致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差和参与率低。
课题组在调查中发现，集中“村改居”社区居民均认为加快社区经济发展是增强社区认同感和提高社区参与率的重要因素。首先，加快社区经济发展可以为社区居民提供比较高的社区保障费用，如提高社区医疗保障、养老保障、促进社区创业和提高社区居民的就业率等，进一步提高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参与率。其次，社区集体经济的发展直接关系着集中“村改居”社区居民的经济利益，形成社区居民的共同利益，必然增强社区居民的利益认同律，为了实现居民利益的最大化，进一步促进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经济和社区决策，从而提高社区居民社区自治的参与率。正是共同的经济利益把集中“村改居”社区居民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最后，只有社区经济发展了，才能形成专业市场或形成新型产业基地，进一步增强社区的创业和就业机会，增强社区的吸引力，提高商住楼的租金，增加集中“村改居”社区居民的收入。
全面提高集中“村改居”社区居民的创业和就业率。发展社区经济是解决集中“村改居”社区居民创业和就业的重要路径。主要有三条路径：一是加快发展转制后的社区股份合作经济，特别是在宾馆、酒店、市场管理、商场等服务行业优先雇用本社区居民小组居民，提高社区居民的就业率，同时还可以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二是充分利用社区商住楼，创建专业市场，鼓励和引导居民自主创业，进一步增加居民收入和提高社区就业率。三是创建各种物业公司，优先安排本社区居民就业，通过创业和就业，全面提高社区就业率，提高社区居民的收入水平。我们在对集中“村改居”社区经济发展对提高社区居民就业率的调查中发现，凡是社区或社区居民小组经济发展比较好的社区或居民小组，均已形成专业市场和自己的产业，社区居民的就业率比较高，收入水平也比较高。
有利于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集中“村改居”社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国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的重点，因为与城市社区居民相比，集中“村改居”社区，一般都在城市的郊区，治理难度比较大，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较低，社区公共服务水平比较差，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差距比较大。从世界社区治理实践看，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发展社区经济，集中“村改居”社区是社区治理的重点。如法国在政府支持下通过“激活社区活力、盘活社区经济和促进社区发展”②。因此，只有加快社区经济发展，提高居民的创业能力，才能更好地提高社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我们对“村改居”社区经济发展比较好的社区看，社区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较高，人均年收入达到40000元以上，人均住房等各项指标均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准。
有利于提高社区自治能力。发展社区经济能为集中“村改居”社区自治提供良好的经济基础和物质保证，是实现社区自治和促进社区发展的根本保证。就集中“村改居”社区而言，社区自治的目标是要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相适应，把集中“村改居”社区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环境优美、服务完善、教育先进、秩序稳定、安全可靠、人际关系和谐、生活质量优良的集中“村改居”社区，再过渡到真正意义的社区。只有加快社区经济发展，才能为社区自治提供资金支持和保障。尤其是与城市社区相比，集中“村改居”社区自治的任务更重更复杂，社区自治组织建设、社区文化建设、社区教育发展、社区公共服务、社区安全稳定、社区保障等各项事业都需要投入大量的建设资金。因此，只有优化配置社区资源、大力发展社区经济，才能为社区自治提供充足资金，完善社区公共设施，提高自治能力，实现自治目标。
集中“村改居”社区经济发展的对策
第一，大力发展共享经济。原农村自治组织改为社区后，原农村集体经济改为股份合作制，一般采取“清产核资、人口界定、股权设置（一般是集体公益股占30%～50%，居村民个人股占50%～70%）、管理运作”③。我们从调查中发现，股份合作制经济进一步明晰了产权，促进了社区经济的发展，社区居民的收入有比较快的增长。但也存在许多问题，如集体公益股比重是否合理的问题、“激励”效应不足的问题、管理层与社区居民矛盾突出等问题。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发展共享经济是最佳选择，能更好的实现资产、劳动、人口共同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这种“股份合作制的产权制度安排是一种分享制，……在制度安排上它将劳动力资本化，并承认劳动者以产权、劳动者参与控制权与剩余权的分享。”④因此，农村集体经济改制后，应进行科学的股权设置，根据社区自治发展的需要，合理确定集体公益股比重，合理确定管理、劳动和人口股比重，实现管理、劳动、人口与公司经营绩效的有机结合，促进社区股份合作制经济的发展，促进社区共享经济的发展。
第二，创设社区经济发展环境。政府集中“村改居”的立足点是加快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同时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但由于政府的财政能力有限，很难改变集中“村改居”社区居民的利益分配结构、全面落实集中“村改居”社区居民的社会保障、推动社区经济发展。由于村“改革居”社区居民没有稳定的社会保障，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社区经济发展环境，不能形成专业市场等，社区居民创业、就业机会减少，在房屋租金比较低的情况下，集中“村改居”社区必然陷入“无序”或“失序”状态。社区居民必然面临“再贫困”危险或不断“边缘化”的境地，集中“村改居”社区也会成为新的“城中村”。因此，集中“村改居”社区自治组织在发挥社区服务职能和自治职能的同时，应创设社区经济发展环境，形成发展型社区，形成良好的社区经济发展环境，提高社区居民的创业和就业能力，把提高居民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
集中“村改居”社区组织成立后，与农村村民自治组织不同，社区自治组织没有发展社区经济的职能，主要职能是组织社区居民深入开展自治活动，加强社区管理和提供社区公共服务活动，协助政府做好社区保障等社区服务工作等。如果社区自治组织仍然具有社区经济发展功能，便与城市社区自治制度矛盾。因此，在优化社区经济发展环境时，应该重点发挥居民小组的作用，因为在集中“村改居”社区，大多数居民小组是由原有村民小组转化而来的，是社区自治组织的最基层单元，具有管理人数少且居住靠近、“熟人社会”共同体、共同社区利益和便于组织等优点⑤。因此，重点要发挥居民小组在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中的作用，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形成专业市场或产业发展基地，为社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发展环境。我们在对云南省大中城市集中“村改居”社区经济发展的调查中发现，凡是居民新组自治比较好的小组，都能充分应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社区经济，社区居民收入比较高。
第三，大力发展优势产业。社区经济的发展必须优化配置社区资源，根据社区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才能促进社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集中“村改居”社区由于历史、区域、自然资源和人才的不同，不同的集中“村改居”社区只有深入研究自己的比较优势，形成自己的优势产业，才能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社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民族地区可以大力发展民族旅游、民族饮食服务产业，在人口比较集中的社区可以大力发展住宿餐饮食服务、可以结合自己的优势形成大型市场等。同时在发展传统服务业的同时，大力量发展现代物流业、现代信息产业、特色农业产业等。从我们的调查中发现，凡是能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发展社区经济的集中“村改居”社区，社区经济发展比较快。如在云南省的大理、丽江、迪庆、西双版纳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集中“村改居”社区，充分利用旅游和少数民族饮食特色优势，发展具有鲜明特色的饮食服务业，促进了社区经济的发展，而昭通市的昭阳社区大力发展苹果产业和“天麻”产业，不断提高社区居民的收入。
第四，充分重视整合社区的商住楼资源。集中“村改居”社区都有自己的商住楼，并且是成片开发，社区自治组织应充分利用社区的有利条件，发挥自己的区位优势，把商住楼作为社区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在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的基础上，形成以商住楼为点、社区居民小组为块、集中“村改居”社区为面的立体化社区经济发展新体系，促进社区经济的全面发展。
（作者为曲靖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本文系云南省教育厅重点科研项目“云南村改社区自治组织研究”的部分成果，项目编号：2011z122）
【注释】
①陈晓莉：“新型城市化发展中村改居社区治理变革”，《求实》，2013年第10期，第60页。
②史春玉：“法国城市边缘社区治理年：经验与教训”，《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第5期，第138页。
③徐西胜：“坚持六个集中推进 力促资源服务共享”，《秘书之友》，2013年第7期，第16页。
④陈志新，江胜蓝：《城市化进程中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年，第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