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利益；“经济人”；“道德人”
“经济人”、“道德人”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日愈巩固完善的今天，是一个弥久日新的话题，人们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对其进行了深入探讨、分析，揭示了两者间内在的辩证关系。本文拟从利益的角度出发，对当代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道德人”话题进行考察论证，以求找出两者间交互作用、交互影响的内在关系。
一、利益的表达：“经济人”、“道德人”
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已成为经济生活的主流与历史趋势，同传统的自然经济、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摆脱了个体谋利的道德禁忌和社会禁锢，其利益导向的价值功能表现出了惊人的生命力、支配力，追求与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已成为市场经济社会中人的基本存在方式。
利益问题，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一般而言，利益是指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特别是在一定的经济关系中，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创造、占有、享用物质对象的一种积极主动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发展实际上是人类以利益为支点并在其实现形式上逐步拓展的过程。利益需求的满足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前提，人们利益需求的满足程度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尺度之一。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个体生命始终都是围绕利益展开的，利益如空气，存在于人类实践的每时每刻，无论人的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文化活动、交往活动，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动因。从本质上讲，人类社会关系的形成是人类在其漫长的历史中所进行的利益实践的产物。现存的每种社会关系都在这种利益实践活动中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从而形成了今天严密浩繁的社会关系之网。比如，人类自原始低级的自然经济形态关系发展到今日现代高级的商品经济形态，其背后的推动力，无疑即是利益需求这根魔杖。社会关系形成、发展的动力源是利益，而这种利益需求是真实沉淀于从事着社会实践活动的各生命主体之内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人的本质是各种利益关系的总和，现象界纷纭繁杂的种种社会关系不过是利益的不同外显形式，它们体现着利益的现实目的性与历史目的性的统一。
因此，作为社会经济关系与道德关系人格化表征的“经济人”、“道德人”，本质上也只是利益的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作为利益决定性方面的物质利益，首先表现为经济关系，“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作为利益表现出来”。人的生存与发展首先诉求于经济基础，社会主体间的经济交往构成了社会关系的基干，人们不断膨胀的利益需求，促进了经济关系的日趋深入复杂，而这种日愈发展完善的经济关系，反过来又激发了人更大的利益欲求，“经济人”是利益在经济关系上的一种人格化形式。
伦理道德关系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关系，它是通过社会舆论、内心信念、风俗习惯，来调整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道德关系的形成起源于人类的利益实践活动，而它反过来又调节着人类在利益实践活动中产生的利益冲突、利益矛盾，以达到社会主体利益实现的合理化、和谐化、最优化。随着人类利益实现方式、形态的不断演化、提升，道德关系也在不断变换着自己的实践内涵，“道德人”的界定亦呈现出不同的理论解读形态，这从本质上也表明了“道德人”是利益在伦理道德关系中的人格化表现。观念同旧的经济体制遭遇了同样的命运。由于市场经济的求利本性，每一个社会主体只有在个人利益最大实现的基础上，才能在激烈竞争的社会中完好地生存与发展。不求利益，即遭市场机制的无情淘汰，因而“个人至上”、“利益至上”，成为个人不得不接受的“绝对律令”。从而导致了社会整体价值观的骤变：由先义变为先利，由轻利变为轻义。这可以说是“经济人”与“道德人”割裂的文化价值根源。
最后，从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看，我国市场经济正处于逐步完善阶段，它所蕴涵的深层价值理念“义利统一”、“义利和谐”还没有充分展现出来，人们对它的理解仅仅局限于对功利性的物质利益的最大追求。而市场经济本质上是通过市场机制而达到整个社会资源的最优化配置。这种最优化配置的结果不仅仅体现在利益实现的最大量上，而是更要体现在利益实现的质上，即它应是利益实现的质与量的完美统一。邓小平同志说过：“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如果风气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市场经济本真价值理念偏狭化认识的危害性结果。这种对市场经济深层价值理念认知的匮乏，是造成“经济人”与“道德人”割裂的认识根源。 转贴于
三、利益的整合：“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
由于“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分裂，从而造成了利益的严重分化，引发了各领域的利益矛盾、对立，这同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理念存在着实践及逻辑上的冲突。为了消除弊端，实现利益最大化并达到最优化——即利益的整合，就必须实现“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内在统一，那么这种统一的可能性、现实性何在呢?
“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具有其必然性因素：(1)两者有共同的内在基础，即利益。无论“经济人”还是“道德人”，两者都是实践生活中利益的人格化表现形式，它们赖于存在的经济关系、道德关系均起源、形成、发展于人类利益实践的历史进程中，是主体追逐自我利益的社会产物，并且两者为利益实现提供了相应的经济手段和道德手段，推动了利益主体与利益对象间矛盾的解决。这种内在的统一性与服务的共向性为两者统一提供了基础性条件。(2)利益自身的发展也必然要求两者统一。利益的发展、实现不是一个简单的量的增加过程，它具有层次性，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动态过程。例如，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五种需要同人的自身利益需要密切相关，体现了人不同层次、不同向度的利益追求，但是单纯的“经济人”与“道德人”都无法单独为它的实现提供足够的资源支撑。因此，必须要求“经济人”与“道德人”相统一。(3)两者的统一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要求，体现着社会历史发展的终极目的，为了个体与“人类”最大幸福的充分实现，必须把两者真正结合起来，使人类的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和谐一致。
在当下，“经济人”与“道德人”统一的现实性表现如下：(1)社会整体道德反省意识的日益增强。无论是“道德滑坡论”的呼吁还是“道德爬坡论”的执持，都表明了这样一种思想共识：当人类在狂热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时，却痛苦地发现所栖身的家园已变成一个世风日下、人际冷漠、污染严重的场域，在获得的同时，失去了更多。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所进行的道德审视、道德批判、道德重构的实践努力就成为两者统一的社会基础。(2)利益个体的道德觉醒：在社会个体与需求对象间的矛盾对抗中，各实践主体总是在不断地开掘、强化自身获取利益的能力与手段。在利益实践活动过程中，人们越来越发现，道德并不仅仅是一种伦理说教，他还内蕴着强大的经济功效，做一个符合社会规则要求的“道德人”，可以使自己的利益实现更具持久性、最优性，并使自己在利益竞争中具有社会所认可的正当性、合理性。这样在社会资源向自我利益转化中更具竞争力。“以义取利”逐渐为社会主体所普遍接受，因此便形成了两者统一的个体基础。(3)公共权力的强力支撑。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公共权力一直都占据着特殊地位，它作为社会的物质强制力量，对生活世界中的每一个体、组织都有着现实的支配力、强制力、权威性、导引性。在市场经济运行中，那些妨碍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利益的行为，国家是给予其否定性价值判定的，这是权力公共性的表现。权力来源于人民，服务于公众利益，在社会主体的片面谋利行为所展现的社会负面效应日益严重，危及社会秩序时，公共权力就会积极介入其中，通过立法建制、政策导引等措施来抑制这种单纯“经济人”的非理性、非道德行为。并通过大力倡导“道德人”的价值理性，来弥补“经济人”的道义缺失，如前期，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基本纲要”与“八荣八耻”思想，就是其表现。这实质上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奠基了坚实的公权基础
二、利益的分化：经济人、“道德人”的割裂
“经济人”、“道德人”作为利益在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人格化形式，在社会主体的利益实践中两者具有不同功能：“经济人”侧重于利益的获取，使之实现最大化，体现了利益量的规定性；而“道德人”侧重于利益的协调，使之实现最优化，反映了对利益质的规定性。利益实现的最大化、最优化是利益实现的最高境界，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追求，但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往往侧重于利益实现的最大化，而忽略了利益最优化问题，从而造成了利益实现中的质量内在统一性的失衡，从而导致利益自身的分化甚至异化。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此类现象普遍存在。例如，个人在谋取利益时，不择手段、损公肥私；企业经营活动，只重内部效益，忽略外部效益。这种利益分化、异化现象，对社会机制的健康发展，市场经济的良态运行，极具侵蚀力、破坏力，表现在：(1)排斥或舍弃了经济主体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使其对自我利益片面化追逐达到放肆无度的地步，使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处境；(2)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大大降低了经济运行的秩序效率；(3)切断了物质与意义的内在关联，使主体际间的丰富内涵被功利、物欲所禁锢，抛弃了人的目的意义，加剧了社会主体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影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4)使社会发展呈现一种单边化倾向，造成社会各构成要素间的不平衡格局。
【关键词】法权结构；现代经济法；权力；权利
【正文】
一、法权结构的界定
1．法权结构中的“法”。法权结构中的“法”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主体认知的“法”，主要是从学理角度而言的，包括学者对规则及制度的价值追求、一般民众对于规则及制度的普遍向往，主要体现为学理性的著述、大众的信念；二是法律规定的“法”，主要是指成文制定法，即由国家机关、国家授权机关制定或认可的规范性文件；三是现实表现的“法”，主要是指制度生活的行动者实际确立、维护并遵守的实践规则。以上三个层面分别构成法权结构的不同形态：应然态、法定态和实然态。[1]
2．权力和权利。根据政治哲学和社会学晚近的研究成果，权力更强调一种“控制权”，而权利则意指一种“行动的自由”。[2]权力和权利的本质利益属性，也不再局限于单纯的经济利益或资源，而扩大到了几乎一切形式的资源。在当今社会，由于资源形式多样且数量巨大，任何公民个人、团体、国家机关等等都可以享有一定的资源，若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同意，自然就会产生强制性的支配和控制能力。[3]同时，权力与权利除了数量上的比例关系，还存在其他多种形式的关系。包括二者相互的影响、二者在一定的社会情势下发生的互相转化、二者在具体场域中的不同组合，等等。
总体而言，权利与权力二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可以分为两个极端：互侵与互动。所谓“互侵”，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单极化的权力（国家权力）对个体权利的吞噬；二是指分散化的个体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反对或者武力反抗，以及个体权利对原属于公共权力领域的侵犯。所谓“互动”，同样是从两个方面而言：一是指多元化的权力（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对社会个体权利和团体权利的尊重与信任；二是指有组织的、自治的社会个体权利和团体权利对公共权力（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监督与信从（一种建立在信任和信念基础之上的配合与服从）。一般说来，法权结构不是静态的，而是常处于变动不居之中。就人类历史的总体发展趋势而言，法权结构表现为由“互侵”到“互动”的变迁。权利对权力的态度以及相应的行动，也从屈服、盲从，逐渐演变为反对、暴力反抗，到理性思考、有限参与，再到追求自治、积极参与、严格监督，等等。当然，这是理想的变迁描述，实际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反复甚至倒退亦在所难免。
二、经济法的法权结构
法权结构是指包含于法之中的权力与权利的关系，经济法的法权结构就是包含或体现在经济法之中的权力与权利二者之间的关系。由于这里的“经济法”存在应然、法定、实然等多个形态，相应的法权结构即经济法中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也存在应然态、法定态和实然态三个互相联系又互有区别的层次。
笔者将法权结构在性质上界分为传统和现代两种。传统法权结构最突出的特征是权利与权力之间的“互侵”，与之相对，现代法权结构最突出的特征是“互动”。以此为基础，“传统法权结构和传统经济法”与“现代法权结构和现代经济法”可以形成对应的关系。所谓“传统经济法”，从理念维度分析，最基本的特征是“互侵”。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表现为奉行单向度的“国家干预”的集权思想和“全权计划”理念，对国民经济进行几乎无所不包的计划和安排；在西方社会则表现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崇尚的绝对自由和对公共权力的绝对排斥。所谓“现代经济法”，最基本的特征则是“互动”，表现为秉承“协调互动”的理念，包括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经济民主与政府管制的“协调互动”等，在促进和张扬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体现和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基础之上追求政府的有限干预和市场的有限自治。当然，与传统法权结构和现代法权结构一样，传统经济法和现代经济法都只是一种大致的、笼统的理论概括。
三、现代经济法的法权结构的基本层次
（一）应然态：从共生到协调的经济法理念
应然态的法权结构是主体认知的法权结构，主要是从学理角度而言的。现代经济法互动式的法权结构表现在应然层面，体现为经济法理念对于互动的诠释。经济法的理念即经济法的宗旨、基本精神和价值追求。笔者以为，经济法的互动理念从法理角度看体现为共生，从制度角度看体现为协调。
经济法权力与权利之间的互相融合、互相转化、相辅相成等关系，在法理层面都是共生的反映与体现，是权力与权利之间互动的高级形态，在有些场合，经济权力与经济权利甚至是互以对方为条件、须臾不可分的，比如在商会的组织运作中，商会对成员的组织、管理的权力与商会成员参与商会运作的权利互为条件、互相依存。协调作为一种理念，其内涵也在于强调各个因素之间的互动和共生。作为制度层面的理念，协调强调的是互动的制度化的理论表达，包括主体的协调、行为的协调、责任的协调等等。主体的协调是指分享经济法权力的主体与分享经济法权利的主体在机构设置、资格认可上的对应；行为的协调是指经济权力主体行为与经济权利主体行为之间的配合；责任的协调是指权力主体因违法的经济权力行为所承担的责任与权利主体因违法的经济权利行为所承担的责任之间的匹配。
（二）法定态：经济法制度间的功能组合
法定态的法权结构是实体法及程序法规定的法权结构，主要是从立法角度而言的。现代经济法互动式的法权结构表现于法定层面，主要体现为各种经济法制度之间的功能组合。
法律功能的组合就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和目的，在分析不同法律各自具有的功能的基础上，寻求功能之间的组合以形成协同效应。就经济法制度之间的功能组合而言，即是针对具体的经济问题，主要通过经济立法将体现不同理念和原则的经济法律规范进行组合，并通过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律实施环节予以落实。实现经济权力与经济权利的互动，在法定层面上最关键的就是完善经济法制度间的功能组合。比如在城市管理、规划行为中，政府的土地征用、房屋拆迁规划等经济权力必须与民众获得生活保障、获得再就业和再发展的经济权利相共生、相协调，才能发生互动的效果，这就需要土地征用制度与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制度、发展制度之间的组合，需要城市房屋拆迁制度与拆迁公民的生活安置和再就业发展制度之间的配合。
（三）实然态：从“互侵”中探寻通往“互动”之路
实然态的法权结构是指社会现实的经济生活体现出来的权力与权利二者的关系，与应然态和法定态的法权结构不同，它是法权结构在现实层面的终极表达。从功能的意义上讲，只有这个层面上的法权结构才真正体现了现代经济法的法权结构实现互动的范围和程度，因而这个层次的研究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但法律的现实运行会受到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因此对实然态法权结构的分析也具有更大的难度。
从经济权力与经济权利的现实生态来看，经济法的法权结构在实然层次上存在很多的不协调，准确地说，在性质上离互动还相差甚远，“互侵”的现象反倒更为常见。比如商会组织不健全出现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反映了经济权利和经济权力之间的不协调、不配合，甚至相互侵占、职能错位、功能失效等状态。因此，对实然态的法权结构进行分析，真正的价值还是在于从权力与权利之间的不协调入手，从二者之间的“互侵”入手，分析不协调和互侵的成因，以此探寻实现“互动”的路径。这一路径最关键的问题是必须理顺法权结构三态之间的关联，使得经济法的法权结构在应然、法定和实然三个层次之间彼此互通、信息和资源共享，实现良性循环。
四、现代经济法的法权结构的具体特征
（一）经济权力的多元化和“经济元权力”的制度化表达
现代法权结构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公共权力的多元化，不仅权力的职能要分散化，权力的主体也必须多样化。经济权力主要包括“经济组织权力、经济支配权力、经济强制权力、经济处罚权力、经济监督权力”，[4]随着权力多元化和社会化理论的发展，经济权力的行政性色彩日渐淡化，个体、社会与国家在对公共经济事务的支配上都具备了现实性与可能性，特别是在主体上，经济权力的分享机制可以包括政府的经济权力、专门性机构的经济权力社会中介组织的经济权力、以及社会成员的经济权力等等。
经济权力的多元化带来了经济权力生态的繁荣，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在现代经济法的法权结构中构建一个针对多元化权力本身的监管机制就变得极为重要。这个监管机制中最为核心的一点应是“经济元权力”的创设及其制度化表达。所谓“经济元权力”，也可以称作“经济权力的权力”，即创设经济权力的权力，它是所有个别的、具体的、社会化的经济权力的合法性和经济性的基础，是经济权力在制度化设置及运作中的终极性的价值标准。经济权力是特定主体对国民经济运行施加支配性、强制性影响的资格和能力，特别是对于经济行政主体而言，其享有的经济权力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权力，其从事的经济干预（如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制）行为本质上属于一种经济行为。[5]规范经济权力、约束经济行为的关键在于为相应的权力和行为寻求宪法、意义上的合法性，这种寻求的实践进路则是探索“规则”、“元规则”[6]在经济权力和经济行为领域的制度化表达。只有确立并遵循“经济元规则”及其衍生的“经济元权力”，各种具体的、分散的经济权力才能在根本上获得合法性，才能在经济权力社会化、泛化的同时保持自身的规范与正当，从而实现与经济权利的互动。
（二）经济权利的自治化与规范化的制度构建
一般认为，经济权利是经济法主体依据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所获得的，实现经济目的的，满足物质利益需要的权利。事实上，经济权利的发生往往并不依赖于经济法律或经济合同的规定及约定，特别是在大多数场合下，实然态的法权结构都包括了经济权力及与之相对应的经济权利。
与经济权力不同，经济权利不需要“经济元规则”、“经济元权利”的制约，相反，最大化地实现权利、发展权利才是经济权利的本质内涵，也是互动式法权结构的根本要求。经济权利的问题在于私权的滥用同样会造成法权结构的失衡，在经济权力缺位、越位、错位的场合下，个体的经济权利往往会因为空间的无限和监管的缺位而挤占公共空间，结果或是个别的权利主体实施不正当竞争侵犯了其他权利主体的利益，或是若干权利主体通过不正当联合或结盟实行垄断、限制竞争，比如价格卡特尔等，从而损害互动的法权结构，损害整体的社会福利。显然，同权力一样，权利自身也要具备实现互动的要件，因此必须通过制度构建实现经济权利的规范化，即对私权滥用的制止。比如经济法中宏观调控的功能之一是弥补市场主体力量之不足，市场规制法则主要是对越出正常范围和幅度的私权进行纠正或惩戒。规范和监管等作用方式主要是消极、被动的，互动式法权结构还要求实现经济权利的自治化，促使个别、零散的经济权利主体由分散走向自治。自治即自理，是经济权利主体获得更大的自由空间、积极参与公共领域事务、监督经济权力行使的必然要求，一个有组织的、自治性很高的权利网络还可以自发地形成自我规范，有效地节约权利监管和规范的成本。
（三）社会经济权力和权利的权限制约机制的型构
社会经济权力和社会经济权利，即社会中介组织掌控及享有的经济权力与经济权利。社会中介组织在结构上连接经济行政主体和市场主体，其重要的功能一是作为经济行政主体的替代实现对市场主体的自治性管理；二是通过信息制造及传输以产出中立、客观、社会性的经济评价。前者的代表是形形的商会，后者的代表是各种各样的信息咨询和信用评级组织。但社会中介组织的问题在于容易发生行政化和内部人控制。[7]行政化是指社会中介组织变成政府的代表，沦为经济行政主体的经济权力触角的延伸，典型的比如各种官办产业协会；而内部人控制则是指商会组织内部发生经济学上的“道德悖逆”和“逆向选择”，沦为个别成员谋求私益、掌控话语权的工具，社会经济权力被个别权利主体挪用，社会权力的空间被个别权利主体挤占。
社会中介组织同时具有经济权力主体和经济权利主体的资格与能力，这一点使它在现代经济法的法权结构的互动之链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因此，社会经济权力和权利的勃兴是实现及保障现代经济法的法权结构的关键。然而，这种双重的资格与能力也造成了对其进行规范和完善的重大难题，因为单向的权力制约和权利监管机制此时已经难敷其责。要完成这个目标，最重要的一点应是经济权限制约机制的型构。我国学者认为，经济权限是“经济法主体依法享有的经济权力、经济权利和承担的经济义务的总和”。[8]经济权限强调在经济义务基础之上的权力与权利的复合，事实上是看到了在经济权力与经济权利之间的互动关系中，仅有经济权力主体与经济权利主体之间的制约是不够的，而必须通过另外一个支点完善法权结构内部的互动机制，这个支点就是义务。通过将义务同时附着在经济权力和经济权利之中，实现了经济权力和经济权利的强制性倚赖，保障法权结构的互动格局。因此，经济权限本质上是一种法权结构的保障机制，建立健全经济权限制约机制，是解决社会中介组织的社会经济权力及权利监管难题的关键。
【注释】
[1]李步云：《走向法治》，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17页。
[2]（美）丹尼斯·朗：《权力论》，陆震纶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3]郭道晖：《权力的多元化与社会化》，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
[4]刘瑞复：《经济法：国民经济运行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页。
[5]单飞跃：《经济哲学论纲——经济法哲学基础的建构》，载《西南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第29页。
[6]规则，又称“规则的规则”，参见（澳）布伦南、（美）布坎南：《经济学》，冯克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中文版序，第1页。
【关键词】法权结构；现代经济法；权力；权利
【正文】
一、法权结构的界定
1．法权结构中的“法”。法权结构中的“法”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主体认知的“法”，主要是从学理角度而言的，包括学者对规则及制度的价值追求、一般民众对于规则及制度的普遍向往，主要体现为学理性的著述、大众的信念；二是法律规定的“法”，主要是指成文制定法，即由国家机关、国家授权机关制定或认可的规范性文件；三是现实表现的“法”，主要是指制度生活的行动者实际确立、维护并遵守的实践规则。以上三个层面分别构成法权结构的不同形态：应然态、法定态和实然态。[1]
2．权力和权利。根据政治哲学和社会学晚近的研究成果，权力更强调一种“控制权”，而权利则意指一种“行动的自由”。[2]权力和权利的本质利益属性，也不再局限于单纯的经济利益或资源，而扩大到了几乎一切形式的资源。在当今社会，由于资源形式多样且数量巨大，任何公民个人、团体、国家机关等等都可以享有一定的资源，若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同意，自然就会产生强制性的支配和控制能力。[3]同时，权力与权利除了数量上的比例关系，还存在其他多种形式的关系。包括二者相互的影响、二者在一定的社会情势下发生的互相转化、二者在具体场域中的不同组合，等等。
总体而言，权利与权力二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可以分为两个极端：互侵与互动。所谓“互侵”，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单极化的权力（国家权力）对个体权利的吞噬；二是指分散化的个体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反对或者武力反抗，以及个体权利对原属于公共权力领域的侵犯。所谓“互动”，同样是从两个方面而言：一是指多元化的权力（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对社会个体权利和团体权利的尊重与信任；二是指有组织的、自治的社会个体权利和团体权利对公共权力（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监督与信从（一种建立在信任和信念基础之上的配合与服从）。一般说来，法权结构不是静态的，而是常处于变动不居之中。就人类历史的总体发展趋势而言，法权结构表现为由“互侵”到“互动”的变迁。权利对权力的态度以及相应的行动，也从屈服、盲从，逐渐演变为反对、暴力反抗，到理性思考、有限参与，再到追求自治、积极参与、严格监督，等等。当然，这是理想的变迁描述，实际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反复甚至倒退亦在所难免。
二、经济法的法权结构
法权结构是指包含于法之中的权力与权利的关系，经济法的法权结构就是包含或体现在经济法之中的权力与权利二者之间的关系。由于这里的“经济法”存在应然、法定、实然等多个形态，相应的法权结构即经济法中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也存在应然态、法定态和实然态三个互相联系又互有区别的层次。
笔者将法权结构在性质上界分为传统和现代两种。传统法权结构最突出的特征是权利与权力之间的“互侵”，与之相对，现代法权结构最突出的特征是“互动”。以此为基础，“传统法权结构和传统经济法”与“现代法权结构和现代经济法”可以形成对应的关系。所谓“传统经济法”，从理念维度分析，最基本的特征是“互侵”。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表现为奉行单向度的“国家干预”的集权思想和“全权计划”理念，对国民经济进行几乎无所不包的计划和安排；在西方社会则表现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崇尚的绝对自由和对公共权力的绝对排斥。所谓“现代经济法”，最基本的特征则是“互动”，表现为秉承“协调互动”的理念，包括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经济民主与政府管制的“协调互动”等，在促进和张扬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体现和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基础之上追求政府的有限干预和市场的有限自治。当然，与传统法权结构和现代法权结构一样，传统经济法和现代经济法都只是一种大致的、笼统的理论概括。
三、现代经济法的法权结构的基本层次
（一）应然态：从共生到协调的经济法理念
应然态的法权结构是主体认知的法权结构，主要是从学理角度而言的。现代经济法互动式的法权结构表现在应然层面，体现为经济法理念对于互动的诠释。经济法的理念即经济法的宗旨、基本精神和价值追求。笔者以为，经济法的互动理念从法理角度看体现为共生，从制度角度看体现为协调。
经济法权力与权利之间的互相融合、互相转化、相辅相成等关系，在法理层面都是共生的反映与体现，是权力与权利之间互动的高级形态，在有些场合，经济权力与经济权利甚至是互以对方为条件、须臾不可分的，比如在商会的组织运作中，商会对成员的组织、管理的权力与商会成员参与商会运作的权利互为条件、互相依存。协调作为一种理念，其内涵也在于强调各个因素之间的互动和共生。作为制度层面的理念，协调强调的是互动的制度化的理论表达，包括主体的协调、行为的协调、责任的协调等等。主体的协调是指分享经济法权力的主体与分享经济法权利的主体在机构设置、资格认可上的对应；行为的协调是指经济权力主体行为与经济权利主体行为之间的配合；责任的协调是指权力主体因违法的经济权力行为所承担的责任与权利主体因违法的经济权利行为所承担的责任之间的匹配。
（二）法定态：经济法制度间的功能组合
法定态的法权结构是实体法及程序法规定的法权结构，主要是从立法角度而言的。现代经济法互动式的法权结构表现于法定层面，主要体现为各种经济法制度之间的功能组合。
法律功能的组合就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和目的，在分析不同法律各自具有的功能的基础上，寻求功能之间的组合以形成协同效应。就经济法制度之间的功能组合而言，即是针对具体的经济问题，主要通过经济立法将体现不同理念和原则的经济法律规范进行组合，并通过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律实施环节予以落实。实现经济权力与经济权利的互动，在法定层面上最关键的就是完善经济法制度间的功能组合。比如在城市管理、规划行为中，政府的土地征用、房屋拆迁规划等经济权力必须与民众获得生活保障、获得再就业和再发展的经济权利相共生、相协调，才能发生互动的效果，这就需要土地征用制度与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制度、发展制度之间的组合，需要城市房屋拆迁制度与拆迁公民的生活安置和再就业发展制度之间的配合。
（三）实然态：从“互侵”中探寻通往“互动”之路
实然态的法权结构是指社会现实的经济生活体现出来的权力与权利二者的关系，与应然态和法定态的法权结构不同，它是法权结构在现实层面的终极表达。从功能的意义上讲，只有这个层面上的法权结构才真正体现了现代经济法的法权结构实现互动的范围和程度，因而这个层次的研究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但法律的现实运行会受到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因此对实然态法权结构的分析也具有更大的难度。
从经济权力与经济权利的现实生态来看，经济法的法权结构在实然层次上存在很多的不协调，准确地说，在性质上离互动还相差甚远，“互侵”的现象反倒更为常见。比如商会组织不健全出现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反映了经济权利和经济权力之间的不协调、不配合，甚至相互侵占、职能错位、功能失效等状态。因此，对实然态的法权结构进行分析，真正的价值还是在于从权力与权利之间的不协调入手，从二者之间的“互侵”入手，分析不协调和互侵的成因，以此探寻实现“互动”的路径。这一路径最关键的问题是必须理顺法权结构三态之间的关联，使得经济法的法权结构在应然、法定和实然三个层次之间彼此互通、信息和资源共享，实现良性循环。
四、现代经济法的法权结构的具体特征
（一）经济权力的多元化和“经济元权力”的制度化表达
现代法权结构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公共权力的多元化，不仅权力的职能要分散化，权力的主体也必须多样化。经济权力主要包括“经济组织权力、经济支配权力、经济强制权力、经济处罚权力、经济监督权力”，[4]随着权力多元化和社会化理论的发展，经济权力的行政性色彩日渐淡化，个体、社会与国家在对公共经济事务的支配上都具备了现实性与可能性，特别是在主体上，经济权力的分享机制可以包括政府的经济权力、专门性机构的经济权力社会中介组织的经济权力、以及社会成员的经济权力等等。
经济权力的多元化带来了经济权力生态的繁荣，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在现代经济法的法权结构中构建一个针对多元化权力本身的监管机制就变得极为重要。这个监管机制中最为核心的一点应是“经济元权力”的创设及其制度化表达。所谓“经济元权力”，也可以称作“经济权力的权力”，即创设经济权力的权力，它是所有个别的、具体的、社会化的经济权力的合法性和经济性的基础，是经济权力在制度化设置及运作中的终极性的价值标准。经济权力是特定主体对国民经济运行施加支配性、强制性影响的资格和能力，特别是对于经济行政主体而言，其享有的经济权力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权力，其从事的经济干预（如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制）行为本质上属于一种经济行为。[5]规范经济权力、约束经济行为的关键在于为相应的权力和行为寻求宪法、意义上的合法性，这种寻求的实践进路则是探索“规则”、“元规则”[6]在经济权力和经济行为领域的制度化表达。只有确立并遵循“经济元规则”及其衍生的“经济元权力”，各种具体的、分散的经济权力才能在根本上获得合法性，才能在经济权力社会化、泛化的同时保持自身的规范与正当，从而实现与经济权利的互动。
（二）经济权利的自治化与规范化的制度构建
一般认为，经济权利是经济法主体依据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所获得的，实现经济目的的，满足物质利益需要的权利。事实上，经济权利的发生往往并不依赖于经济法律或经济合同的规定及约定，特别是在大多数场合下，实然态的法权结构都包括了经济权力及与之相对应的经济权利。
与经济权力不同，经济权利不需要“经济元规则”、“经济元权利”的制约，相反，最大化地实现权利、发展权利才是经济权利的本质内涵，也是互动式法权结构的根本要求。经济权利的问题在于私权的滥用同样会造成法权结构的失衡，在经济权力缺位、越位、错位的场合下，个体的经济权利往往会因为空间的无限和监管的缺位而挤占公共空间，结果或是个别的权利主体实施不正当竞争侵犯了其他权利主体的利益，或是若干权利主体通过不正当联合或结盟实行垄断、限制竞争，比如价格卡特尔等，从而损害互动的法权结构，损害整体的社会福利。显然，同权力一样，权利自身也要具备实现互动的要件，因此必须通过制度构建实现经济权利的规范化，即对私权滥用的制止。比如经济法中宏观调控的功能之一是弥补市场主体力量之不足，市场规制法则主要是对越出正常范围和幅度的私权进行纠正或惩戒。规范和监管等作用方式主要是消极、被动的，互动式法权结构还要求实现经济权利的自治化，促使个别、零散的经济权利主体由分散走向自治。自治即自理，是经济权利主体获得更大的自由空间、积极参与公共领域事务、监督经济权力行使的必然要求，一个有组织的、自治性很高的权利网络还可以自发地形成自我规范，有效地节约权利监管和规范的成本。
（三）社会经济权力和权利的权限制约机制的型构
社会经济权力和社会经济权利，即社会中介组织掌控及享有的经济权力与经济权利。社会中介组织在结构上连接经济行政主体和市场主体，其重要的功能一是作为经济行政主体的替代实现对市场主体的自治性管理；二是通过信息制造及传输以产出中立、客观、社会性的经济评价。前者的代表是形形的商会，后者的代表是各种各样的信息咨询和信用评级组织。但社会中介组织的问题在于容易发生行政化和内部人控制。[7]行政化是指社会中介组织变成政府的代表，沦为经济行政主体的经济权力触角的延伸，典型的比如各种官办产业协会；而内部人控制则是指商会组织内部发生经济学上的“道德悖逆”和“逆向选择”，沦为个别成员谋求私益、掌控话语权的工具，社会经济权力被个别权利主体挪用，社会权力的空间被个别权利主体挤占。
社会中介组织同时具有经济权力主体和经济权利主体的资格与能力，这一点使它在现代经济法的法权结构的互动之链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因此，社会经济权力和权利的勃兴是实现及保障现代经济法的法权结构的关键。然而，这种双重的资格与能力也造成了对其进行规范和完善的重大难题，因为单向的权力制约和权利监管机制此时已经难敷其责。要完成这个目标，最重要的一点应是经济权限制约机制的型构。我国学者认为，经济权限是“经济法主体依法享有的经济权力、经济权利和承担的经济义务的总和”。[8]经济权限强调在经济义务基础之上的权力与权利的复合，事实上是看到了在经济权力与经济权利之间的互动关系中，仅有经济权力主体与经济权利主体之间的制约是不够的，而必须通过另外一个支点完善法权结构内部的互动机制，这个支点就是义务。通过将义务同时附着在经济权力和经济权利之中，实现了经济权力和经济权利的强制性倚赖，保障法权结构的互动格局。因此，经济权限本质上是一种法权结构的保障机制，建立健全经济权限制约机制，是解决社会中介组织的社会经济权力及权利监管难题的关键。
【注释】
[1]李步云：《走向法治》，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17页。
[2]（美）丹尼斯·朗：《权力论》，陆震纶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3]郭道晖：《权力的多元化与社会化》，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
[4]刘瑞复：《经济法：国民经济运行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页。
[5]单飞跃：《经济哲学论纲——经济法哲学基础的建构》，载《西南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第29页。
[6]规则，又称“规则的规则”，参见（澳）布伦南、（美）布坎南：《经济学》，冯克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中文版序，第1页。
[7]鲁篱：《行业协会经济自治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58页。
关键词：循环经济 文化模式 可持续发展
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是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循环过程，实现从“排除废物”到“净化废物”再到“利用废物”的过程，达到“最佳生产，最适消费，最少废弃”。
循环经济文化是和循环经济相适应的文化。文化包含宏观、中观、微观等层次，是一个系统工程，包含社会文化、政府文化、企业文化、学校文化、城市文化、社区文化、乡村文化。树立循环经济文化，要求这些文化和“循环经济”相适应，反映循环经济的理念和要求。循环经济文化模式包含大小系统，各种类型的企业和家庭是处于社会经济这个大系统之下的子系统。和循环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即循环经济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是包含多层次的复杂系统。
文化和循环经济的逻辑关系论证
（一） 文化和循环经济产出的数学分析
循环经济产出可用公式I=f （x，y，z，l，λm）表示。x代表制度，y代表科技水平，z代表立法，l表示利益机制，m表示循环经济文化，λ表示循环经济文化程度，说明循环经济是这五种变量的函数。
dI=f（x，y，z，l，λm）' dx+f（x，y，z，l，λm）' dy+f（x，y，z，l，λm）' dz+f（x，y，z，l，λm）' dl+f（x，y，z，l， λm）'dm，这个公式表示边际产出的增加。
其中，循环经济文化引起的边际产出的增加，我们用dI1来表示。
dI1=f（x，y，z，l，λm）'dm=λf（x，y，z，l， m）'dm
由此可见，当λ>0时，带来的产出增加dI1>0，λ越大，产出增加越大。
其中，循环经济文化程度λ是多种文化整合的结果：
λ=λ1+λ2+λ3+λ4+λ5+λ6+λ7
λ1表示社会文化，λ2表示学校文化，λ3表示政府文化，λ4表示企业文化，λ5表示城市文化，λ6表示乡村文化，λ7表示社区文化。
（二） 文化和循环经济关系的哲学分析
从哲学的角度探究，文化属于社会意识领域，而循环经济属于社会存在领域。作为社会存在的经济，对文化有决定作用；而作为社会意识的文化，对经济有反作用。良好的社会文化，能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发展；树立和循环经济相适应的文化模式，必能促进循环经济发展，而循环经济的发展，又会提升社会文化水平，推动社会进步。反之，如果社会理念比较落后，循环经济的观念没有普及，就会阻碍循环经济的发展，阻碍社会进步。
从图1可看出，循环经济的理念渗透到社会文化当中，树立起和循环经济相适应的学校文化、企业文化、政府文化、城市文化和社区文化，从而促进了循环经济的实践，而循环经济的实践又提升了社会文化的水平。
循环经济文化理念普及程度的比较
（一）日本：循环经济立国，观念普及
日本循环经济始于20世纪90年代，是探索循环型经济起步较早的国家，目前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循环经济发展体系。当时日本政府和民众就已经普遍认识到只有发展循环经济，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才能解决日益严峻的资源短缺问题，才能保证居民身体健康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问题。1993年，日本制定《环境基本法》，规定了国家、公共团体、事业者和国民在环保方面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展示了国家环境保全的基本方向。1999年，日本政府在《环境白皮书》中提出21世纪是“环保的世纪”。同时，完善循环经济立法，在大学设立“人类环境”学部培养综合性循环经济开发人才。日本社会强调最低限度地使用资源，最大效率地利用资源和最低限度地污染环境。
（二）中国：观念薄弱，尚未深入人心
冯之浚在2004年《论循环经济》中指出：为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宏伟目标，就必须发展循环经济，树立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循环经济型的理念，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但目前，许多企业仍片面地认为发展循环经济是政府的事情，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缺少关注资源利用效率和废弃物处理问题；各地方政府单纯追求政绩和经济效益，盲目扩张城市规划，城市环境保护规划不足，造成城市生态状况极差，政府没有发挥实施循环经济的带头作用。
树立循环经济文化的必要性分析
树立循环经济文化，才能有效推进我国的新型工业化，真正做到“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有效推进各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和经济发展。新型工业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以循环经济理念推进新型工业化实践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意义。树立起和“循环经济”相适应的社会文化、政府文化、企业文化、学校文化、乡村文化以及具体实施，才能让每个微观主体都参与到循环经济建设中，形成这样的理念和生活方式，以此直接或间接推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树立循环经济文化，才能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进而有利于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支持循环经济，要懂得如何再利用、再循环。有必要探索一些方法，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循环经济文化，可在一定程度上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
循环经济文化模式的各层次主体的树立
（一）社会文化
社会文化是广大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中根据集体生活的需要创造并稳定下来对群体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和影响力的各种生活观念、思维方式和风俗习惯、以及各种生活准则的总和。根据人们的认可程度又分为主流文化和泛文化。人们的风俗习惯和是不容易改变的，但生活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准则容易受到影响。有必要通过公共媒体让循环经济的理念渗透到人们的生活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准则当中，普及循环经济的相关知识，让人人以支持循环经济的发展为荣。国家应鼓励各种媒体，充分利用报纸杂志和互联网充分宣传循环经济发展理念。同时鼓励人们消费环保型产品也很重要。
（二）政府文化
政府文化是政府在自身能力的长期建设过程中培育形成的，为政府公务员普遍认同和自觉接受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道德标准、规章制度、行为模式、生活方式及人际关系等各种行政伦理要求与行为准则的总称。
政府始终是推进循环经济实施的主导者，政府在具体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应当注意：其一，应首先在政府各级官员中普及循环经济的相关知识，学习循环经济的先进理念；其二，政府应给群众提供机会，参与地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其三，政府在上马项目时，不应单纯考虑经济利益，追求政绩，而应综合考虑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此外，有必要树立和循环经济相适应的政府文化。一是在政府价值观和政府精神中体现循环经济理念的要求。二是在政府愿景也就是政府奋斗目标中体现循环经济理念，制定政府带动人民实施循环经济的中长期目标。三是在政府口号中体现循环经济理念，设计好记忆利于传播的口号，宣传循环经济理念，提升政府的环保形象。
（三）企业文化
从企业来讲，要求各企业树立和循环经济理念相适应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包含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从物质层面讲，企业的生产过程和生产产品体现循环经济的要求。从精神层面讲，企业的价值观、行为规则和习惯要反映循环经济的要求，并且渗透到企业的各个环节。员工要学习循环经济相关的知识，并体现在行为规则与习惯中。在企业文化中普及循环经济的理念绝非一日之功，这还需要政府的鼓励和支持，需要社会公众和媒体的监督。企业家在企业文化的形成中具有决定作用，因此，很有必要将循环经济的价值观贯彻到企业家精神当中。
（四）学校文化
学校文化，是学校成员在教育、教学、教研、组织和生活的长期活动与发展演变过程中共同创造的，对外具有个性的精神和物质共同体，如教育和管理观念、历史传统、行为规范、人际关系、风俗习惯、教育环境和制度，由此而体现出来的学校校风和学校精神。学校的教育管理者首先应当具有循环经济发展的理念，才能在学校教育中普及循环经济理念。环保教育，应当从孩子抓起，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爱护环境节约资源。在中小学应当建立良好的环境保护氛围，通过开展多种活动让学生们了解环保，了解循环经济。在高校，应当加强环境教育的师资建设，加强教材建设，通过参与式和体验式的教育方式展开环境教育，鼓励学生组建环保组织并在学校和社会展开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
（五）城市文化
城市文化体现了城市的历史文化、城市的建筑风格、城市的形态格局，反映了城市市民的综合素质、文明程度、价值取向、思想情操和精神风貌。在城市文化中，有必要渗透进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其一，在城市精神中，贯穿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体现城市个性特质追求；让环境保护和循环经济提升城市的良好精神风貌，使城市洋溢着勃勃生机。其二，强化各种文化设施的循环经济理念，以学校、图书馆、影剧院、科技馆、体育馆、会展中心等为文化载体，举办体现环保和循环经济理念的文化活动，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其三，在城市形象文化中体现循环经济的理念，建立时尚的体现循环经济的标志性的文化设施。其四，建立循环经济人才队伍，通过培养、凝聚和引进这方面的人才，促进城市循环经济的建设。
（六）乡村文化
乡村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推动乡村全面和谐发展、促进乡村文明进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我国新农村的建设过程中，农村环境出现的一系列环境问题缺乏及时有效的疏导。为解决已经出现的环境问题和防患于未然，有必要从文化着手，促进农村循环经济的发展，解决农村的环保问题。其一，乡村文化应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爱护自然环境；其二，将发展乡村生产力和提高村民素质结合起来，努力提升村民的文明素质，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村民；其三，在乡村普及环保知识和循环经济相关知识，建立良好的文化氛围，培养村民的环保意识。
（七）社区文化
社区文化的主要任务是维护社区稳定，创造充满活力的和谐社区，让职工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共建精神家园。在社区文化中渗透进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可采取以下措施：其一，把建设循环经济的文化氛围纳入社区文化的目标规划中，目标是进行社区文化建设的方向，而规划则是实现预定目标的行动策略、举措、安排的总体设计。其二，专门成立循环经济文化领导小组，下设专门成员，全面负责社区循环经济文化建设的目标规划、制度建设、措施落实等工作。其三，引入督导检查制，督促引导社区循环经济文化健康运作，保障文化设施经费的到位。其四，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普及循环经济文化理念。其五，引导群众广泛参与，组织生动活泼的社区循环经济文化活动，增强循环经济文化理念的强大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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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化与工业化相伴而生，是工业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没有运输化就没有工业化。运输化理论是首次跳出仅局限于个别运输方式的分析方法，提出将各种运输方式作为一个系统进行分析研究的运输发展理论。该理论将经济发展中的运输化过程分为前运输化、运输化和后运输化三个阶段［1］。实际上，这三个阶段也是指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社会经济大系统中的交通运输子系统所处的不同状态。其中，前运输化阶段主要在工业革命发展之前，其特征表现为交通运输条件虽然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但从总体上看社会经济对交通运输的依赖比较小；发展到了运输化阶段，交通运输系统进一步扩张，社会经济的发展对运输速度和质量等的要求越来越高，运输需求越发多元化，并会逐步从初步运输化发展至完整运输化；而到了后运输化阶段，交通运输的重要性开始让位于信息化，并体现出后运输化趋势。该理论还指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可以按照运输化的这三个阶段进行划分，这就是经济发展的运输化过程。在运输化过程中，人与货物空间位移的范围因现代化运输工具的使用而急剧扩大，交通运输因此成为经济快速发展所依赖的最主要的基础产业。［2］由于仍处于市场经济初级发展阶段，我国的运输化从总体上看也属于初级阶段。探索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使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能够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运输化初级阶段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也是决策者和管理者关注的重要问题。由于我国是一个经济发展状况很不平衡、基础交通条件也不一致的大国，区域差异及其特征明显，不仅有东、中、西部的局部差异，还有局部之中各省份之间的地域差异，因此基于运输化理论研究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有一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的关系进行了积极的探讨，比如：郎志红的研究认为，交通运输对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经济空间结构及区域市场都会产生影响，我们要注意发挥这些有利因素，促进经济发展［3］；周志龙通过研究我国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变化与交通运输结构发展变化关系探讨了交通运输结构的演变规律，分析了不同区域经济因素对各交通方式的影响以及各区域交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情况［4］。但是，基于运输化理论来研究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关系的却不曾见到，本文拟就此做以下探讨。 一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 在经济发展的运输化过程中，整体上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会推动交通运输的进步，而交通运输的改善又将反过来促进和引导社会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两者交替推拉、循环往复，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态势。具体到运输化过程的三个发展阶段，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应呈现出了不同的阶段特征：在前运输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表现出弱需求，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表现为弱支持；在运输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需求由弱变强，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也由弱支持变为支持；在后运输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需求相对于信息化而言相对由强转弱，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则转而表现为优化支持。不论是整体上的交替推拉，还是阶段化的相互影响，也不论是全局还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运输化过程实际上正是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相互耦合作用的过程。所谓耦合，原本是指两个本来分开的电路之间或一个电路的两个本来相互分开的部分之间的交链，可使能量从一个电路传送到另一个电路，或由电路的一个部分传送到另一部分，其中，多个物理场相互叠加的影响问题被称为多场耦合问题。图1为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的作用机理示意。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可以直观地体现在其主导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上，并最终以GDP来量化反映；区域交通运输的实现需要有移动线路、沿线设施等基础设施和移动设备，并集中表现为整体上的立体式网状布局，以客运量和货运量来量化反映。两者可视为两个电路或一个电路的两个部分，其间相互交链，能量可相互传送，正似上述的耦合关系。而区域交通运输体系中不同的区域A、B、C，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管道等不同的运输方式，客运、货运等不同的运输对象，以及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体系中不同的产业分类等，都可以看作是不同的物理场，它们之间相互叠加影响，使得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更似多场耦合，变得极为错综复杂。不过，运输化理论将各种运输方式作为一个系统进行分析研究的理念，又使得这一错综复杂的多场耦合关系回转到了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相对简洁的两两耦合关系上。正如图1所示，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的交链点是运输需求，能量传送的影响机制为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下文则分别就两者耦合关系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表现以下分析： （一）耦合关系的作用机理 1．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影响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交通运输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它决定着区域交通运输的发展水平。作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的建设、结构、布局等都必须服务且受制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因此，它的发展需要对应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层次。另一方面，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是区域交通运输发展的动力。随着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交通运输发展会不断提出新的需求和更高的要求，同时必然带来区域内外资源、商品流通数量的增加和速度的加快，这就要求区域交通运输能力不断提升，从而带动区域交通投资的增加与运输发展水平的提高。换言之，区域经济体系内主导产业与相关产业的不断发展，对资源、商品的集聚和扩散需求增强，使得运输需求随之不断增强，从而推动了区域交通运输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2．区域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反过来，区域交通运输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动脉和联系各行各业的纽带，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基础和先导作用，区域交通运输为了满足不断增强的运输需求，自身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而运输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也是区域交通运输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同时增强的过程，并会影响和带动区域经济体系内主导产业与相关产业进一步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更直接影响到区域竞争力的提升、产业布局的优化、市场范围的扩大和城市化发展进程，从而提高区域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具体而言，区域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p#分页标题#e# （1）交通运输能提高区域可达性，增强区域竞争力。区域运输条件改善，运距缩短，运时减少，运费降低，能够提高区域交通运输和社会经济可达性，改变区域经济地理位置，使区域工农业生产的成本降低，从而增强企业竞争力，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2）交通运输能促进资源和产业布局的优化。交通运输能够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分布在不同区域的自然资源的交流更加方便、频繁，促进区域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使产业布局在更大范围内扩展成为可能，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形成更加合理的生产地域分工格局。 （3）交通运输能扩大市场范围。交通运输对区域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区域运输工具速度、运输质量和运输生产力的提高，有利于对外交流的增多与商品流量的增加，进而可促进原有专业化市场的扩大、新市场的形成，以及农村集贸市场的发展。 （4）交通运输能优化区域城镇布局，促进城市化进程。交通运输的发展是城市产生和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在交通运输集聚和扩散效应的作用下，原有城市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新城镇迅速形成，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向城市，城市功能多样化，城镇体系逐渐成熟，从而大大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和沿线地区的发展。 （二）耦合关系的阶段特征 1．前运输化阶段：弱需求与弱支持 此阶段处于工业革命之前，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经济发展方式以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由于能够自给自足，因此经济、生活等都相对封闭，交换、出行等非常有限和简单，对资源、商品的集聚和扩散需求也相当有限，因而对交通运输的需求较弱。然而，满足需求的过程才是自身发展完善的过程，较弱的需求自然便无法有力地刺激和推动交通运输的快速高效发展。相应地，由于交通运输的缓慢发展，其对资源、商品的集聚和扩散效应也会维持在较低水平，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对体系内主导产业、相关产业乃至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表现出的影响也仅是弱支持。而这种弱需求与弱支持的特征表现，实际上并未充分体现出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关系。 2．运输化阶段：强需求与支持 运输化阶段是交通运输的快速发展阶段，也是社会经济的大发展时期。此阶段，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开始步入交替推拉、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良性快速发展时期。正是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完善，使得集聚、扩散与运输需求三点同时由弱转强，推动了交通运输进一步发展完善，反过来，运输的强需求得到满足，集聚、扩散效应随之增强，基本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对体系内主导产业、相关产业乃至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表现出的影响也由弱支持变为支持。而这种强需求与支持的特征表现，实际上已基本充分体现出了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关系。 3．后运输化阶段：相对弱需求与优化支持 后运输化阶段最为突出的标志是信息化的发展日趋成熟。虽然在运输化阶段，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已变得较为充分，可以达到交替推拉、循环往复，以至螺旋式上升发展，但是，交通运输在这一阶段能够达到的理想状态也只是整体上的立体式网状布局，即完整运输化。由于信息的不完全、不对称，即便有了完整的运输布局，但并非所有的运输都是高效、经济、优化的。经济学讲求最优配置，社会经济也讲求最优发展，因此，后运输化阶段的信息化无疑比运输化阶段完整的运输布局更为重要，所有的集聚、扩散、运输需求以及需求的满足和效应的传送都必将借助信息化来最终实现。相对而言，社会经济对交通运输的需求由强变弱了，而交通运输对体系内主导产业、相关产业乃至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表现出的影响相应由支持变为优化支持。而这种相对弱需求与优化支持的特征表现，实际上最终充分体现出了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关系。 二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耦合发展的实例分析 在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框架下，本文拟采用相关性分析、因果关系分析、弹性分析等方法来定量研究区域交通运输与其社会经济的耦合发展关系，并基于相关数据进行实例分析，以为有关决策者和管理者提供参考与依据。自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陕西交通抢抓机遇，加快调整运输结构，协调推进区域交通发展，交通布局和通行局面得到了根本改善，发展成效明显。“十二五”期间，陕西省的经济结构特点与经济发展形势，又构成了陕西交通发展新的现实需求，尤其是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与经济特色的日益强化，对交通运输能力、布局和结构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5］。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拟选取陕西省交通运输快速发展的2001－2010年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同时，选取客运量与货运量指标来表征区域交通运输发展水平，选取GDP来表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所选取的相关数据来源于《陕西省统计年鉴》、《陕西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一）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是用来描述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间相关关系的一种统计方法，本文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或积矩相关系数）来讨论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关程度，其计算公式为：其中，x和y为相关变量，分别指表示交通运输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r的取值在－1和1之间，符号表示两个变量变化的方向，绝对值表示两变量的密切程度。基于相关数据，采用公式（1），利用SPSS软件分析可得皮尔逊相关系数矩阵，如表1所示。从中可见，相关系数值均大于0．95，表明表征陕西省交通运输发展水平的客运量、货运量指标与表征陕西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GDP指标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 （二）因果关系分析 众所周知，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GDP的三驾马车，因此，此处仅应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研究陕西省社会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间的单向因果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要求考虑以下回归：对GDP与客运量、GDP与货运量分别进行ADF检验，检验值都大于5％临界值，说明以上两对序列均为非平稳序列；对两对序列做一阶差分，再进行ADF检验，得出它们的一阶差分均为平稳序列，说明GDP与客运量、GDP与货运量之间具有协整性，可以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运用EViews软件可得出如表2所示的检验结果，从中可见，检验结果拒绝了零假设，显示出社会经济发展显著影响着交通运输的发展。#p#分页标题#e# （三）弹性分析 运输弹性系数是交通运输量的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比值，运用运输弹性系数可以判断运输与国民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可以反映运输发展是否适应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适应程度的大小，或运输发展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持程度。其计算公式为：其中，T、VT分别表示某一时期内发生的交通运输量及其增量，E、VE分别表示同时期内的国民经济总值及其增量。如果运输弹性系数大于1，表示这一时期运输量增长速度高于社会经济增长速度；等于1，表示两者发展速度相同；小于1，则表示运输量增长速度低于社会经济增长速度。首先可计算出所有变量的年增长率，再由公式（4）计算得出运输弹性系数β。为了消除其他不定因素的影响，同时便于比较，本文将陕西省的运输弹性系数划分为2001～2010、2001～2005和2006～2010年三个时段来进行比较，其结果如表3所示。从中可见，在不同时段，陕西省的运输弹性系数显现出增大态势，但整体上均小于1。为了对比不同阶段交通运输发展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适应程度或支持程度，本文还选择了运输化和信息化程度均较高的美国，分析了其同时段的运输弹性系数，如表4所示。从中可见，美国的运输弹性系数也小于1，且在2006～2010年小于2001～2005年，显现出了下降态势。 （四）结果分析 2001～2010年是陕西省交通运输发展较快的10年，在经济发展的运输化过程中处于中间阶段，按照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耦合发展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表现，此阶段陕西省的经济发展应对交通运输有较强需求，而交通运输反过来相应支持着其经济发展，两者之间交替推拉、上行发展。通过上述相关性和因果关系的实例分析，结果表明陕西省的交通运输发展与其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而且社会经济发展显著影响着交通运输的发展，是推动交通运输发展的主要原因。而运输弹性的实例分析则表明，陕西省的交通运输在经济发展的强需求与刺激下出现了较快增长，客运量与货运量对应的弹性系数分别由2001～2005年的0．3177、0．4571增大至2006～2010年的0．9420、0．7562，对经济发展的适应程度和支持程度也随之大幅度提高。综合起来看，现阶段陕西省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发展的量化指标计算结果支持了两者耦合发展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 然而限于发展水平。陕西省的实例分析只能说明在经济发展的运输化过程尚处于初步运输化阶段时的耦合特征，无法验证运输化过程发展至完整运输化甚至是后运输化阶段时的耦合特征。为此，本文以运输化和信息化程度都较高的美国为例进行了运输弹性分析，结果表明，美国2001～2005年客运量与货运量对应的弹性系数已分别达到0．8409与0．8017，处于较高水平，而在2006～2010年则分别下降为0．6456与0．7239，说明随着运输化和信息化程度的提高，交通运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开始让位于信息化，在整体式立体布局已经较为完备的基础上，运输已变得更为高效和优化，不再表现为数量上的单纯增长，而是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表现为对经济发展的优化支持。 三结论与启示 基于运输化理论，本文探讨了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关系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指出两者耦合的交链点是运输需求，能量传送的影响机制为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整体而言，社会经济的发展会推动交通运输的进步，而交通运输的改善又将反过来促进和引导社会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两者交替推拉、循环往复，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态势。具体到运输化过程的三个发展阶段，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应呈现出了不同的阶段特征：在前运输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表现出弱需求，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表现为弱支持；在运输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需求由弱变强，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也由弱支持变为支持；在后运输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需求相对于信息化而言相对由强转弱，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则转而表现为优化支持。本文还以陕西省2001－2010年的相关数据为例，采用相关性分析、因果分析和弹性分析方法，对陕西省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发展的量化指标进行了分析计算，结果支持了现阶段两者耦合发展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同时以美国同时段的相关数据为例进行了运输弹性分析，说明了完整运输化或至后运输化阶段时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发展的耦合特征。 本文最主要的启示在于：区域社会经济与交通运输耦合发展，交通运输虽然受制于经济发展，但又可以反过来影响经济发展，对于陕西省而言，现阶段仍处于经济发展运输化过程中的初步运输化阶段，交通运输对于经济发展的适应和支持还主要体现于量上的增长，其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集聚和扩散效应、基础和先导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有进一步提升的巨大空间，后期一方面应着重准备应对完整运输化阶段的高要求，对交通运输的整体式立体布局进行进一步的完善与优化，另一方面还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积极着手进行与交通布局相对应的运输信息化配套建设与准备，为进入以信息化为统领的后运输化阶段奠定应有的基础。此外需要指出，虽然我国的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发展存在区域差异，但总体上的发展阶段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都应处于经济发展运输化过程中的初步运输化阶段，因此，对于陕西省的上述启示应该同样适用于我国的其他经济区域。
关键词：商品市场一体化；空间面板数据地理加权回归；经济增长；珠三角
中图分类号：F127；F129.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2）12-0001-04
Differences of Economic Growth of Commodity Market Integration
——In the case of Pearl River Delta 2000-2009
LONG Zhi-he1， LIN Zhi-peng1， WU Mei1，WU Xiao-jie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Commerce，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 510006； 2. School of Management，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 510520）
Abstract：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spatial panel data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model with spatial correlation and spatial heterogeneity； it analyzs the differences of economic growth of commodity market integra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cities. Empirical result shows that the commodity market integration on economic growth has a significant time lag， but there are two asymmetries： one is between relatively developed areas and relatively backward areas， the other is in the relatively backward areas. Commodity market integration on economic growth in relatively developed areas more favorable， in relatively backward areas of uncertainty affecting. In addition， there is 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commodity market integration on economic growth， when the commodity reaches a certain level of market integration and its impact on local economic growth will occur change in direction.
Key words：commodity market integration； spatial panel data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model； economic growth； Pearl Riverdelta
一、引言
自Young认为改革开放加剧了中国区域市场分割[1]，国内外学者由此展开了针对中国及其部分区域的市场一体化测度等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市场一体化的测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测度方法，比如技术效率、经济周期和贸易流量等；第二，市场非一体化的原因，皮建才和陈敏等人分别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造成市场非一体化的原因[2，3]；第三，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徐现祥等人的实证研究认为市场一体化促进经济增长[4]，陆铭和陈钊等人的实证研究表明市场非一体化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倒U型影响[5]。
已有研究不足之处主要有两点：其一，现有的方法忽略了经济区域内不同观测点的市场一体化对当地经济增长影响的不同，只得到一个平均结果；其二，忽视了观测点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等导致观测点之间存在空间相关性，回归结果将无法满足一致性和无偏性[6]。因此，本文以珠三角9个城市为例，研究最近十年内珠三角商品市场一体化对珠三角各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市场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概述
区域市场一体化是区域市场化和一体化的融合，是指一国内部区际资源的自由流动以及产品和要素在区际间的无歧视，市场一体化是过程和状态的统一。过程是指区际资源自由流动的障碍被消除的运动，状态是指区际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区域市场化和一体化的深化同时推动着区域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其中，区际市场化是推动区际资源自由流动的主要动力，区际合作的深化，即市场层面的一体化则消除产品和要素在区际间的歧视。商品市场一体化是区域市场一体化的部分内容，此外还有要素市场一体化等。
市场一体化的测度是研究的难点之一，已有研究分别从状态和过程进行测度。对市场一体化状态测度的方法主要有：生产法、经济周期法和相对价格法[7]；对过程的测度方法有：贸易流法、社会网络分析法和问卷调查法[8]。
市场一体化的测度有两个作用：研究区域市场一体化的趋势和现状，量化它对经济的影响。理论分析认为，市场一体化导致交易成本的降低，企业实现规模经济，地区竞争加剧使得消费者获益增加，需求增加又导致投资进一步的增加，投资增加又促使价格的下降，实现良性的经济循环[9]。因此，市场一体化意味着竞争加剧和技术进步与创新，从而提高整个地区的经济效率。
然而，经验研究结果并不完全支持理论分析，实证结论包括三种情形：第一种，市场一体化有助于经济增长[4]；第二种，市场非一体化会促进经济增长[5]；第三种，市场非一体化对经济增长影响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有关[10，11]。
概述之，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个体和时期的差异性会影响结果，但是并未得出统一性的结论。文献阅读发现，已有研究至少忽略了区域空间异质性和相关性两个方面的不足。为弥补已有研究方法的不足，本文基于内生增长模型，采用空间面板数据地理加权回归方法，实证研究珠三角商品市场一体化影响内部9个城市经济增长的差异性。
三、研究方法选择和模型设定
（一）研究方法的选择
已有文献对市场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采用传统的不变系数模型，即假定变量之间的经济关系在观测点之间保持一致性，变量系数不随观测点位置的移动而改变。传统方法既存在忽略样本差异性，从而可能得到与实际情况不符的结论[12]，又存在应用对象的局限性。
为了解决传统方法对异质性的忽视，Brunsdon等提出了变系数的地理加权回归方法（GWR，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13]。GWR方法能够有效处理空间参数的非均衡，而且其处理异质性的模型更为灵活，其参数随空间变动而不再依赖于具体的函数形式。本文将GWR方法扩展至面板数据，同时考虑了空间相关性，最后应用于商品市场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二）模型设定与估计
1.GWR模型介绍
GWR模型的设定形式：
Yi=Xiβ（ui，vi）+εi i=1，2，...，N（1）
其中，Yi表示被解释变量，Xi是1×K的解释变量，β（ui，vi）表示参数，ui、vi表示回归点i的空间属性变量，如经度和纬度，εi～N（0，δ2）。该模型将样本点的空间位置引入到回归参数中，利用局部加权回归方法分别对每个样本点进行估计，获得各样本点参数的不同估计值[13，14]。若i为回归点，j点的权重是其与i点空间距离的函数，如wij=exp[-12（dij/h）2]，其中，h为带宽。从wij的表达式可以看出，h直接决定了在对i点进行回归时j点的权重。
2.空间面板数据GWR模型的设定与估计
空间面板数据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Y=ρoWY+Xβo+u， u=v+ε（2）
其中，Y=（Y1，Y2，...YN）T表示因变量向量，Yi=（Yi1，...，YiT）T。ρo为空间自相关系数矩阵，矩阵W表示空间权重矩阵，通常对其进行行和等于1的标准化，WY表示因变量的空间滞后项，表示Kronecker积。X为NT×NK的外生变量对角矩阵，其对角线上的元素为T×K矩阵，βo为NK×1维参数矩阵。u为NT×1维干扰项向量，v为个体效应向量，ε～N（0，δ2εINT）是随机扰动项。
根据空间面板数据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设定方式，采用ML估计方法可得到模型（2）中个体效应v为随机效应时的参数估计值由于篇幅所限，文中未列出混合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过程，实证模型中其他变量的回归结果也未详细列出，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i=（X′Ω-1iX）-1X′Ω-1iAY（3）
2ε=F（Ψ2，hi，ρi）=（u′（（TΨ2IN+Gi）-2GiT+G-1i（IT-T））u）∑j=1，...NgijTΨ2+gij+N（T-1）（4）
其中，Ωi表示估计i点时干扰项的方差协方差阵，ET=IT-T，T=JT/T，JT表示元素全为1的T阶方阵，Ωi=（Tδ2vINT+δ2εGiIT）（INT）+（δ2εGiIT）（INET），2ε表示回归时得到的δ2ε的估计值。Ψ2=δ2v/δ2ε，δ2v表示个体效应v的方差。
然后根据随机效应模型的集中化对数似然函数CLNFC（Ψ2，hi，ρi）：
CLNFC（Ψ2，hi，ρi）=c-12∑j=1，...，NΨ1-NT2lnF（Ψ2，hi）-12u′^Ψ21F（Ψ2，hi）+lnabs∏q=1，...，NT（1-ρiwq）（5）
其中，P=INT，Q=INT-P，Ψ1=ln（TΨ2+goi）+（T-1）ln（gij），Ψ2=（（TΨ2IN+Gi）-1IT）P+（G-1iIT）Q，表示干扰项的估计值。模型（5）需要估计3个参数，Ψ2、hi和ρi，将其估计值代入式（3）和式（4），即可完成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
四、商品市场一体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一）珠三角商品市场一体化的测度
本研究采用Parsley和Wei提出的相对价格法测度珠三角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7]。该方法的研究思路从冰川成本模型出发：假设商品k在i地价格为pi，在j地的价格为pj，在i和j之间销售商品k的交易成本为商品价格的一个比例C，0pki时，存在套利活动，即会有人进行跨区域的贸易活动获取利润，直至达到均衡状态。因此，得到相对价格pki/pkj的无套利区间[1-C，1（1-C）]。由于众多商品的绝对价格很难获得，而且现实的统计数据通常采用相对价格形式，Parsley和Wei等提出利用区际间相对CPI或相对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的方差Var（qkijt）来测度区域商品市场非一体化程度，Var（qkijt）越大则说明区域间的商品市场非一体化越严重，反之则反是[15]。
本文以2001～2010年《广东省统计年鉴》中珠三角各城市的9大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包括服务项目、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用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为基础，根据相对价格法测度珠三角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
根据桂琦寒等（2006）的定义，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越大，对应城市的商品市场非一体化程度越深，反之则反是。表1的统计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各城市的商品市场非一体化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在2008年普遍出现了提高，很可能是“次贷危机”导致地方保护加剧。此外，珠三角各城市的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广州最高，深圳和东莞最低[16]。
（二）商品市场一体化的经济增长差异效应研究模型
本研究基于陆铭和陈钊（2009）的研究文献，得出商品市场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模型：
growthit=ci+βi1MIit+βi2MI2it+ρi∑j=1，...，i-1，i+1，..Nwijgrowthjt+γiXit+uit，uit=vi+εit（6）
其中，growthit表示地区i在时期t的真实人均GDP增长率（%），ci表示常数项，MIit是地区i在t时期的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MI2it表示MIit的平方项，ρi表示空间自相关系数，wij是空间权重系数。系数下标i表示该系数与回归点i的地理位置有关。在模型中分别用滞后一至三期的MI_LAG代替MI，以研究商品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滞后效应，即表2中的模型Ⅱ～模型Ⅳ。Xit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人均资本k的对数lnk，通货膨胀率CPI，对外开放OPEN，实际利用外资（AFC）占GDP比重，人口增长率PG（‰）。uit表示扰动项，包含个体效应vi和独立同正态分布的随机扰动项εit。
lnk的估算采用永续盘存法：
Kit=Kit-1（1-δit）+IitKit（7）
其中，Kit和Kit-1分别表示第t年和t-1年的物质资本总量，δit表示资本重置率，Iit表示当年的投资总量。令δit=9.6%，并用各城市1980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除以10%作为该市的初始资本存量，得到人均资本存量kit=Kitpopit，popit表示年初和年末人口总数的算术平均[17]。
（三） 数据来源和回归结果
模型（6）和模型（7）的数据均来源于2001～2010年《广东省统计年鉴》。回归分析包含模型的估计和检验两部分：首先，采用ML方法对混合效应、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下的模型（6）进行估计；其次，采用基于拟合优度的拟合χ2分布检验固定效应模型相对于混合效应模型，以及渐进χ2分布的随机效应模型相对于混合效应模型的LM检验。两个检验统计量值分别为F（1.01，54.9）=0.00015和LM=8.00。因此，本研究认为随机效应模型适合所使用数据。
在包含MI的回归模型中，空间自回归系数ρ的估计结果不显著，而且在不变系数面板数据模型的空间自相关Moran’s I检验也表明自变量不存在空间自相关（Pmoran’s I=0.53）。该统计结果表明珠三角各城市的经济增长在研究期内并无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即周围城市的经济增长对该地区经济增长无统计上显著的影响。因此，在分别包含MI_LAG1、MI_LAG2和MI_LAG3的模型Ⅱ～Ⅳ中未再加入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
表2为包含不同时期商品市场非一体化指数模型的估计结果。总的来看，研究期内珠三角商品市场一体化对各个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性。其中，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会提高广州、深圳、惠州和江门的经济增长水平，但会降低肇庆和东莞的经济增长水平。此外，珠海的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滞后期变动：
模型Ⅰ，模型的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只包含当期MI，大部分城市的经济增长不受珠三角商品市场一体化当期值的影响。但是，东莞和中山的MI显著为正，即说明采取商品市场非一体化的方式将更有利于同期的经济增长；江门的MI显著为负，说明商品市场非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会降低当地的经济增长水平。
模型Ⅱ～模型Ⅳ的回归结果显示，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的滞后期对地方经济增长效应更显著，与MI相比，MI_LAG1、MI_LAG2和MI_LAG3在9个地区中分别有7个、4个和5个地区显著。广州、深圳、珠海、惠州、中山和江门的MI_LAG系数总体为负数，即商品市场一体化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有明显滞后的积极影响；东莞和肇庆的MI_LAG1和MI_LAG3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滞后一期和滞后三期的商品非市场一体化对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表2的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城市的经济增长受商品市场一体化的有利影响。当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至一定水平时，商品市场一体化将不利于相对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见表3）。由于发达地区在高技术产业拥有比较优势，且通常具有较快的技术进步速度，所以往往在贸易利益的分享中得到较大的份额[18]，商品市场一体化对较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更有利。但随着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相对落后地区通过获得相对发达地区的技术溢出，或者采用赶超战略等方式使其拥有部分高技术产业的生产能力，提高其与相对发达地区贸易中所享受的利益份额，相对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不再受益于商品市场一体化。本文结果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国际或国内部分区域的一体化组织不断扩大的原因，只有通过不断添加相对落后的个体，才能够保持较发达地区获取区际贸易的正面影响。
但是，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城市中，只有肇庆市和东莞市的经济增长明显受商品市场非一体化的有利影响，江门和惠州的经济增长受商品市场一体化的有利影响，两种不同的影响同样会随着商品市场（非）一体化程度提高而出现拐点（见表3）。虽然商品市场分割能够保护当地企业免受外部竞争，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这种经济增长是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的结果。根据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决定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可分为两大类：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19]。商品市场一体化通过区际贸易同时直接或间接影响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商品非市场一体化则只能影响供给因素①。如果相对落后地区的产品和企业太缺乏竞争力，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增长的只有供给因素，则商品市场非一体化更有利于当地经济增长，这样能够保护本地企业免受外地企业的竞争（肇庆和东莞）。但是随着商品非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过于封闭的商品市场会给技术创新等供给因素造成负面影响，从而对地方经济增长起阻碍作用。如果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包含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则商品市场一体化更有利当地经济增长（江门和惠州）。
表3的结果可检验商品市场非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拐点，即是否存在U型或倒U型的趋势。回归结果表明，除了模型Ⅰ的东莞和模型Ⅱ的江门以外，β1显著的绝大部分城市都存在拐点，即商品市场一体化对大部分城市经济增长存在拐点，该结论与陆铭和陈钊（2009）的结论相似。根据拐点公式-β12β2计算得出，大部分观测点仍处于拐点的左侧，即说明商品市场（非）一体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趋势在大部分地区未发生方向性的变动。
从β2的总体分布情况来看，商品市场（非）一体化对几乎所有研究对象的经济增长影响都存在拐点，当商品市场一体化达到一定程度后，商品市场一体化会不利于相对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同样地，当商品市场非一体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商品市场非一体化也会阻碍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
此外，其他系数的估计结果显示，所有地区的lnK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物质资本的增加对所有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4个模型的CPI系数都显著为负，陆铭和陈钊（2009）认为当期的通货膨胀导致经济的周期波动，当年的通货膨胀有可能伴随着未来更低的经济增长。东莞和肇庆的对外开放OPEN系数显著为负，珠海和江门对外开放OPEN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对外开放加剧了地区的竞争，但并非一定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地区本身的特征差异影响区域对外来竞争的消化能力，因此表现出区域之间的差异性。同样地，实际利用外资AFC变量也出现了区域间方向性的差异性，其中，东莞和肇庆的AFC系数显著为负，珠海和江门的AFC变量系数显著为正。综合OPEN和AFC两个变量来看，虽然东莞和肇庆在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但是外来资本的投入对地区经济增长带来了正面影响，而珠海和江门则出现与它们相反的结论。为了有效地吸收贸易及外资的有利方面，去除其不利影响，这两组城市之间应该相互借鉴，增进交流，从而实现共同进步。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的研究表明，商品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滞性。商品市场一体化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两种不对称性：相对发达地区和相对落后地区之间的不对称，以及相对落后地区内部之间的不对称。商品市场一体化有利于相对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但是不一定有利于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商品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需求因素直接或间接起作用，由于构成相对落后地区的产品和产业结构差异，有些相对落后地区无法消化外来产品的竞争，从而商品市场非一体化对当地经济增长更有利（如东莞和肇庆）。相反地，如果相对落后地区的产品结构和当地企业竞争力可享受到区际贸易中的利益分配，则商品市场一体化同样能促进当地经济增长（如江门和惠州）。
商品市场一体化对研究对象的经济增长影响都存在拐点（模型Ⅱ的中山市除外），当商品市场一体化达到一定程度后，其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发生方向性的转变。即随着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变化，相对发达地区或者相对落后地区不会一直收益或受损，这可能是影响区际关系波动的原因之一。
总之，商品市场一体化降低了区际间的交易成本，有利于区际间的产业分工，从而提高整个区域的经济效率。不同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系统的构
成存在空间非均衡，导致经济组织内部成员受商品市场一体化的影响不同。提高区域商品市场一体化，完善区际经贸关系需要重（上接第4页）
点解决落后地区与相对发达地区在商品市场一体化过程中的利益分配。因此，相对发达地区需要在发展本地技术创新和生产能力的同时，兼顾相对落后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一味地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不仅会损害落后地区的利益，而且会促使落后地区选择带来市场非一体化。同样地，相对落后地区在商品市场一体化过程中的获利有赖于自身的产品竞争力，当地政府和企业应该更多地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而不是单纯选择技术含量高，利润可观的产品。最后，相对发达地区和相对落后地区在实现区际合作时，应该形成互惠互利的政策，从而减少区际贸易中的摩擦，降低区际贸易的风险，以提高区际合作为手段，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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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城市；聚集；乘数效应；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 F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9)05－0042－03
作者简介 王妙英，北京城市学院经济管理学部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经济管理、管理工程；(北京100083)
孟祥林，华北电力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经济理论与区域研究。(河北保定071003)
一、城市得以产生的前提分析
1、个体城市产生的农业剩余财富前提。城市是非农人口的聚集地。第一产业的充分发展促使第二、三产业的出现进而聚集和加强了生产的社会化和专业化，继而导致了不同产业构成在空间场所上的分工，这个分工过程决定了以非农产业为经济核心的城市不能生产农产品，城市人口所必需的粮食需要由城市区域外部的农业产业提供，所以只有农业的发展和发达，城市的兴起和成长在经济上才有可能，农业剩余是非农化和城镇化的物质前提。第一，农业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是一切分工的基础。如果农业生产者生产出来的产品仅够直接生产者本人消费，即使有部分劳动者想专门从事非农产业但由于缺乏坚实的农业基础而不得不重新从其他产业中回归到农业产业中来。第二，农业剩余产品的出现首先使内部分工开始出现，农业内部分工更细且出现专门服务于农业的“原始工业”。第三，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剩余产品增多，非农产业从农业中独立出来，社会出现了生产农产品的农民和加工农产品的工人。第四，在数量上有多少农民能转化为工人不取决于非农产业发展的愿望，而完全取决于农民能生产出多少粮食并以之养活脱离农业产业的工人。如果农业产业能为其他产业提供赖以满足其基本生存需要的足够产品，就使得农业产业中富余的劳动力有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可能，且不会造成重复性回归，城市化进程便成为一种可持续的过程，为城市的发展创造了第一个必要前提。
2、个体城市产生的农业剩余人口析出前提。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农业出现了剩余劳动力，该条件只是为城市的产生创造了可能性，而要将其转化为现实性就必须使富余的农业劳动力从农业产业中析出。这需要通过农产品的商品化过程实现。农业的商品化会极大地推动劳动力的非农化进程，具体表现在：促使农业分工和专业化进而加剧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充分释放；使生产要素在结构调整中进行重新组合从而冲破生产要素流动的各种阻力；在产品商品化过程中加强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并且加强科技的应用力度；通过建立各种机制和通道加强农业过剩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排放；加速农业劳动者间使用生产资料的组合关系发生变化并通过农业内部劳动过程的细分加剧农业劳动力分化；加强农业产业与非农产业间的联系从而建立农业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联系的系统，为农业劳动力转移提供信息条件；通过加速市场的发展拓宽农业劳动力吸收的路径从而强化农业过剩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因此，城市现象的发生除了前面所提及的第一前提外还必须有第二个前提，即农村还必须提供有劳动能力的剩余人口。第二、三产业为农业提供了新工具，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农村在生产效率提高后又可以提供更多的剩余粮食和剩余劳动人口进城从事非农产业活动，这个往复过程不断叠加，城市化也就随之得到发展。
三、聚集及其双向作用对城市体的空间影响
1、聚集的二重乘数效应与城市的产生。支撑城市发展的全部要素是在“比较优势利益――功能互补利益――机会选择利益”等三种动力机制作用下通过双重乘数效应实现的。第一层次乘数效应，即第二产业的经济增长推动城市第三产业的相应发展(聚集作用于成长)；第二层次乘数效应即城市第三产业经济增长形成投资环境的改善带来新一轮工业项目投入(成长作用于聚集)，两个层次的乘数效应交互作用产生了不同形态和规模的城市。
第一层次的乘数效应――由“聚集”作用导致城市“成长”的机理。研究表明，导致城市发生和成长的聚集过程往往是与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工业的作用相关联的，这种始发性的工业就成为推动城市成长的增长极，进而成为城市发展的主导工业，城市在不断扩大了的经济规模的基础上深度发展，区域内外的经济体对这些发展机会的充分利用又相应促进城市聚集的进一步发展，整个过程便是城市发展过程的第一层次的乘数效应。由此可以看出，第一层次乘数效应作用过程的关键，不仅仅在于工业项目数量和规模的扩展，还在于流入城市体内的异质生产力能否与原有生产力形成质的交融，实现异质要素同质化，促成区域经济发展的同向力，使得分散杂乱的要素成为按照一定秩序排列的为实现特定目的(城市成长)的功能整体。这是第二层次乘数效应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基础。城市在聚集过程中实现的规模成长实际上是一个自组织过程，城市化过程中个体城市作为一个系统对生产力要素的引入不是机械嵌入而是要借助自组织过程中经济系统的主动优选进而进行消化与调适，使外来要素成为个体城市系统自身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过程。
第二层次的乘数效应――由“成长”引致城市成长进一步引发“聚集”的机理。城市由一个点开始通过要素聚集逐渐成长为一个规模庞大的地域经济复合体，城市成长总是伴随着城市聚集规模的进一步扩张。城市成长过程就是经济质的流动和累积过程，并且这个过程进一步创造经济质的流动和累积，在空间上表现为城市聚集规模进一步扩张，使得城市投资环境和内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分工得以进一步深化。深化和精细的分工使得区域内产业和部门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使得创新活动在城市域内有更加广阔的空间，在创新活动深化和逐渐扩展到相关产业链条的过程中又进一步推动了城市自身的发展，城市系统成长过程中的功能创造主要表现在城市投资环境的改善，改善后的城市环境使城市成长为城市聚集的推动力。所以，第二层次的乘数效应中的城市成长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产业的成长，由于不同产业之间特有的关联效应和产业本身的聚集效应，使得密切联系的产业部门在空间分布上通过产业链条表现为明显的集中趋势。而城市借助于这种聚集优势不断扩展其规模。
三个动因和两个乘数的作用机制使得城市在一定的空间条件下产生，通过自身的发展创造进一步聚集的条件，这种过程可以通过简单的模型来表示(如图1)。图中表示了城市中两个经济体的聚集过程及其聚集后所产生的效应。假设两个经济体生产同类产品但分别处于不同市场区域，经济体(左图)具有需求线D1和供给线St，形成均衡的价格Pt和均衡的产量O1，经济体：(右图)具有需求线Dq和供给线S’1，均衡
水平时的价格为P2和产量为O2。如果两个经济体之间由于某种生产联系需要聚集在一起，如果在同一个市场中进行生产时经济体：的供给曲线在经济体t的市场中位于s2的位置(假设D。不变化)，这时经济体，的价格由P1下降到P2，均衡产量在Q3
2、聚集的双向效应与城市体的空间聚散。根据宏观经济理论，一定时期内的国民收入是由该时期的生产要素投入量F和要素生产率(P)所决定的。用函数表示就是：Y=f(F，P)。在技术水平一定时，要素生产率相对稳定，国民收入Y主要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δY/δF>0即经济增长是要素投入的增函数，δY/δP>0即生产水平是劳动生产率的增函数。但是在城市经济中要素投入行为并不完全按照一般生产规律进行，聚集作用表现为聚集经济与聚集不经济的双重效应：当聚集经济超过聚集不经济时，即使生产技术水平不变，该城市的要素生产率也将高于其他城市，从而吸引要素流入的速度增加，促使经济呈现累积增长。聚集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运用Baumol的累积非均衡增长模型得到很好地说明。该模型包括两个表示收入变动的线性等式：Y=a－βD1和Dt=γ―δY10方程中Y表示聚集的效果，D表示生产消费需求，t是经济发展周期，D1表示第t期的消费需求，t+1表示当期的后一期，α，β，γ，δ等都是常数项系数。第一个公式表示：下期的聚集效果是本期生产消费需求的减函数，即本期的生产消费需求越高(低)，下一期的聚集效果就越低(高)；第二个公式表示本期的生产消费需求是本期聚集效果的减函数，即本期的聚集效果越高则本期的消费需求就越低。这两个式子的综合意义是：若本期因集聚不经济所导致的损失增大(减小)，未来的收入就会变小(变大)，即下一期的聚集水平依托本期的聚集收益(损失)程度，相反若本期聚集经济所导致的收益增大，未来的收入就会变大。将两个式子合并得：Yt+t：α―βγ+βBY10该方程可以表示：下一期的收益水平是本期收益水平的函数，从方程中可以看出，若B8>1时，本期的收入会导致下期的收入增加，于是经济态势呈现累积性扩张；相反，若βδ0且βδ
经济发展的这种作用规律正是聚集经济与聚集不经济的表现，当一个城市区域出现经济发展的累积性扩张时即出现聚集经济，反之则出现聚集不经济。这个思想可以通过图3说明。图3中1线为城市经济的均衡增长路径，即如果城市沿着1增长则不存在聚集经济也不存在聚集不经济。m线表示受聚集效应明显影响时的增长路径，聚集所产生的经济或者不经济用m线与1线之间的面积来表示。m线高于1线时表示聚集经济产生，高出的部分越多表示聚集经济越显著，m线低于1线时表示聚集不经济，低出的部分越多表示出现聚集不经济的程度越大。当聚集效应比较明显时，城市的收入变动将表现为第一种情况，图中表现为累积方向，当聚集效应较小或者为O时表现为第二种情况，图中表现为收敛方向。当聚集经济效果明显大于聚集不经济时，由于大量要素的流入，城市的收入将大于均衡值，图中表现为m与l的交点Ye的右边，城市经济呈现出累积式加速增长态势。当聚集经济不明显时，即m和1交点Y。的左边，城市经济将呈现加速衰减态势。图中描述了A、B、c三种均衡状态，城市的规模依次是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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