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在分析经济法的使命和现代国家的职能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的意义、目标、原则、基本内容和可操作性等问题，进而揭示了经济法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密切关系。 〔关键词〕经济法 现代行政管理 经济管理法制化 一、经济法的使命在于规范国民经济关系 1.经济法的实质 法律的基本功能是调整社会关系，以形成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其中，经济法调整国家因素影响的经济关系，亦即国民经济关系。 这里所说“国家”，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和它的执行机关——行政机关。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有关经济的基本法律，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关于经济的一般法律，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有权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修改和补充，审查和批准国家计划和预算的部分调整方案。国务院制定有关经济的行政法规，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国家预算，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经济法对各级国家机关，主要对政府领导、组织和管理国民经济的职权以及行使职权的程序作出具体规定，以利贯彻执行。这就是“国家因素”。 国家因素影响的范围，包括宏观方面和微观方面。宏观方面，指的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全局，重点为计划、预算、税收、金融、物价、工资、产业政策、对外经贸等。微观方面，指的是政府有关部门对企业、对市场的具体事项的必要管理。 国家因素影响的方式，包括干预和参与。干预，说的是间接调控和直接管理。宏观调控主要采取经济办法，按照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办事，并且尽可能纳入法制程序。直接管理从表现形式上看主要采用行政手段，但也应当是依法行政。干预又可分为积极干预与消极干预，前者指保护、鼓励，后者指限制、禁止。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我们已形成了这样一条指导原则：“政府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国民经济，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1 〕这就明确了什么叫“国家适度干预”。参与，说的是国家投资，举办企业、事业。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而公有制中又以国有为主体，国家对国有资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国有并不等于国营，所有权与经营权可以分离。严格地说，干预是“管”，参与是“办”，管、办应当分开，前者属于政府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的职能，后者属于政府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的职能。经济法侧重规范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活动。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认识：经济法是国家管理和协调国民经济运行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的基本组成部分有三大块：一是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宏观调控和必要的行政管理；二是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三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企业自主经营，构成经济法的基调。 根据这种认识，经济法与民法作出了基本的划分。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之间的经济关系，而经济法调整国家因素影响的经济关系。当然，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发生一定的交叉联系。在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的过程中，民法、经济法既有相对分工，又共同发挥作用。 2.经济法在国家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一国的法律体系是指由具有内在联系的各个部门法组成的统一体。对法律部门的划分和法律体系的框架，中外法学界历来存在多种意见。我们认为，设计一国的法律体系，一方面要适合本国的国情，另一方面要考虑与国际接轨。笔者曾经提出：“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在宪法这一根本大法之下，主要有六大法律门类：行政法、刑法、民法、经济法、社会法和诉讼仲裁法。”〔2〕去年初， 王家福等六位研究员著文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主要应由以下九类法律构成：宪法，行政法，经济法，行政诉讼法，民商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社会法。其中，列在第三位的是“国家从整体利益出发对经济生活进行必要干预、对经 济秩序予以维护和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法。”〔3〕如此突出经济法的位置，在目前所看到的著述中， 还是不多的。 经济法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首先表现为它已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客观存在的、现实的经济关系，既有自己的特殊性又有一定的范围。经济法的调整方法，具有直接性和综合性。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经济法尚处于一种理论形态的话，那么，今天可以说，一系列的、调整国家因素影响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已经组合成整体意义上的经济法部门。 作为一种新型的法律形态，经济法在国家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不仅表现为它是否为一个法律部门，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它是否为一个基本的法律部门。建立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市场经济模式，综合协调国家、市场、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主要依赖于民法和经济法，而其中宏观调控为经济法特有的功能。经济法解决的社会矛盾属于基本的经济关系，所起的作用是别的法律部门无法替代、因而不可或缺的。有鉴于此，称之为基本的法律部门，不是顺理成章吗？ 二、行政机关最大量的工作是依法管理国民经济 1.现代行政管理的职能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行政、司法往往混为一体，知县、知府大量的事务是审理案件。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则是把立法、行政、司法分开来了。虽然我国不照搬西方某些国家的“三权分立制”，但也将国家机关划为既有分工、又有配合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三类。考察现代行政管理的职能，必须以此为起点。这还只是一般性。 特殊性在于体现时代特征。在经过正、反两种经验比较之后，中国人民在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党的领导下，终于找到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现已庄严地记载于党章和宪法之中。这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既然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那么，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行政机关，最大量的工作必然是管理国民经济。与此同时，还要管理各项行政事务、文化事业及其他社会事务。 2.经济法与行政管理的结合点 前面已分析经济法的使命和现代国家的职能，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探讨经济法与行政管理有些什么关系。经济法从法律的角度反映国家因素如何对市场经济秩序发生影响，行政管理从行政的角度规范行政机关如何领导和管理国民经济建设，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此，行政学家和法学家是达成了共识的。不妨援引如下两份资料： （1）夏书章教授主编的《行政管理学》， 对当代行政的概念作了下述界定：“行政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和机关内部事务的活动。”〔4〕 （2）张尚zhuó＠①教授所著《行政法教程》， 提出下述观点：“在我国，政府工作的法制建设，主要是同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两大法律部门紧密相关的，这就是经济法和行政法。当然，经济法，除它的一个大的分支——经济行政法是同政府工作密切相关的以外，它还有另外的一些内容。而行政法，包括它的同经济法交叉的一个大的分支——经济行政法在内，则全部是同政府工作密切相关的。总之，加强政府工作的法制建设，在我国，主要就是要大力发展经济法和行政法。”〔5〕 毋庸置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就包含着依法管理国民经济，特别是将经济法行政法运用于行政管理之中。 经济行政法是调整国民经济管理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如我国现已制定出来的《预算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审计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外汇管理条例》、《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等。因其以经济法与行政法相交叉的形态出现，兼具经济法和行政法两方面的属性，一些学者称之为经济行政法，也有人认为应称之为行政经济法。因其强调国家因素的作用，行政管理服务于经济建设， 所以它也就是国民经济管理法。 据统计，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约有80％的法律和行政法规是由行政机关执行的，而其中，最大量的行政执法活动是由经济行政管理机关进行的，如计划、财政、税务、中央银行、审计、统计、物价、工商行政、技术监督、规划、土地、城市建设、劳动、海关、自然资源管理、环境保护和各产业部门，既是行政机关，同时又是执法机关。 经济法立足于国家整体，显示出社会公共性的根本特征； 现代行政管理又称公共行政管理，即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作用。结论自然而然地得出来了：经济法与现代行政管理有不解之缘；现代行政管理中必须运用经济法这种手段。 三、经济法在现代行政管理中的具体运用 1.目标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期望实现什么目标呢？众所周知，一切经济工作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我们正在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前一个转变，本世纪之内要求初步实现；后一个转变，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当前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外贸企业，面临不少困难，某些企业效益不甚理想。因此，我们的着眼点应定为效率优先，同时也要兼顾公平。 经济法对国民经济发生影响，一般通过经济基础作为中介，或是改造旧的生产关系，或是确立新的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也有些涉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经济法律，可以直接对生产力起到保护和促进的作用。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熟练地掌握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所必需的法律知识，特别要提高运用经济法管理国民经济的意识和能力，努力实现国家提出的目标：“经济管理法制化达到较高水平。”〔6〕制定社会主义法律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按法律办事与按规律办事要尽可能一致起来。实现经济管理法制化，也就是实现经济管理科学化。科学管理，治国之道。 2.原则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必须坚持什么原则呢？概括地说，就是依法行政。其理由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是法制型经济。 依法治国的基础环节是行政管理法制化。行政机关按照法律规定行使行政权力，管理国家事务，反映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即从人治走向法治。现代国家政府普遍奉行这一准则，我国于改革开放之后亦确立了这一原则。依法管理国民经济，正是依法行政的重要方面。 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依法行政，以规范化的制度，正确处理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利于保证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利于保证行政管理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也有利于保证社会对行政工作的监督。 近二十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还存在不少的问题。例如，在经济领域，侵占、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制造、销售伪劣产品，搞不正当竞争，扰乱市场经济秩序，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政府机关滥用职权、自办公司、巧立名目、与民争利等等，人民群众对这些社会公害深恶痛绝。1996年3月， 在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指出：“各级政府及国家公务员都要依法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坚决维护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统一性与严肃性。” 3.基本内容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需要掌握哪些基本内容呢？可分为宏观调控与具体行政管理两大环节。 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把宏观管住，包括规划整体发展、制定方针政策、协调市场运行、组织社会保障，通过立法确立计划、财政、金融三者之间相互配合和相互制约的机制，确立价格、工资综合改革方案。因此，计划法、财政法、税法、银行法、价格法、工资法等在经济法体系中占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现代经济法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法律，显示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作用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是高屋建瓴的管理，而不是拾遗补缺。 这里有一个成功的例子。1993年3月， 我国修正《宪法》，增加了一项重要条款：“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同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提出了16条措施。中央领导同志说，16条中有13 条属于经济手段。 从1993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实施了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到1996年底，国民经济的运行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在此期间，立法上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1）1993 年12月制定的《公司法》，确定“公司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按照市场需求自主组织生产经营，以提高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和实现资产保值增值为目的。”（2）1994年3月的《预算法》，开宗明义提出：“为了强化预算的分配和监督职能，健全国家对预算的管理，加强国家宏观调控，保障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3）1995年3月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一条规定：“为了确立中国人民银行的地位和职责，保证国家货币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执行，建立和完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对金融业的管理，制定本法。”第三条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上述?梅啥记康髁恕巴晟坪旯鄣骺亍闭庖蛔钪匾墓芾硎侄巍?/P> 另一个环节为对国民经济活动的具体行政管理。例如，公司注册登记，颁发各类许可证和执照，征税，物价检查，商品市场管理，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等等。行政法上称之为具体行政行为。 至于抽象行政行为，那是指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国务院有关部委局和地方有关政府制定规章，各级行政机关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这些行政法规、规章、决定、命令，有的涉及宏观的即全局性的方面，有的涉及微观的即个别性的事项。宏观管住、微观搞活，并非指宏观管死、微观自流。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都可以对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4.可操作性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需要注意哪些可操作性的问题呢？根据我国的实践，主要应当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 第一，国民经济法制管理的层次划分——基本层次与补充层次。行政机关是社会经济的管理者，同时又是行政执法者。依法行政的第一个层次或曰基本层次的内容，即是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管理权，包括行政处罚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机关面临着大量的社会、经济问题，需要作出许多的具体行政行为。而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之后，行政机关则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依法行政的第二个层次或曰补充层次的内容，即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处理、行政处罚不服，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和要求取得国家赔偿。这三项相互关联的法律补救制度，其结果，可能是对行政处理、处罚的认可和维护，也可能是对行政处理、处罚的否定和制约。行政机关享有行政管理权，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享有法律救济权，从中亦可体现社会主义法制的公正性。 第二，行政管理权限的范围——法定职权与自由裁量权。行政机关行使权力遵循法定原则，即只有法律规定的行政权力才能行使，法无明文授权则不得为之。违反这一原则办事，就构成越权。针对目前对某些违法行为打击不力的情况，人们要求加大执法的力度，这从一般意义上讲也是对的，但全面理解，应当是：行政执法、行政处罚既要有力度，也要有限度。这个“度”，就定在法定职权上。由于社会经济生活复杂多样，完全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并不恰当，法律常常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列出一个幅度，行政机关可在法定的幅度内享有自由裁量权，但不能显失公正。如一般违反治安管理行政秩序的罚款幅度为1元以上、200元以下；对虚假广告可以根据情节处以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行政机关行使职权不能越出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范围。因此，自由裁量权不等于无所不为。行使法定职权和自由裁量权都属于依法行政。 第三，行政管 理职权的内容——权力与义务。行政管理职权是代表统治阶级意志（在社会主义国家，就是代表人民意志）的国家通过立法授予的，它不仅意味着权力，而且同时意味着义务，因此又称为职责。既然承担了义务，就应当作为，而不能不作为。乱作为是越权，不作为是失职。权力也好，义务也好，说到底，都是为了实践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的人做了官（准确地说，应是公务员），只想到自己是管老百姓的，没有想到为老百姓办实事。人们感叹到某些地方、部门办事难，其源盖出于此。所以，国家工作人员需要树立统一的权力、义务观。政府与企业的正确关系，应当是：管理中有服务，服务中有管理，管理也是服务。 第四，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过程——实体权限与程序要求。实体法规定实际的权利、义务，程序法规定行为的方式、步骤。前面所讲作为和不作为，亦适用于是否按照法定的程序执法。不论行政处理、行政处罚，抑或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都不能违反法定的程序要求。例如《行政处罚法》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所以，行政管理一要讲权限，二要讲程序。但须注意，程序不能太繁，应当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又方便人民群众。 四、经济法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密切关系 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发展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公共行政管理。1996年4月联合国首次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国际行政科学学会为目前世界行政科学领域规模最大、层次最高、最为重要的学术组织，第三届国际行政科学大会于1996年10月在北京举行。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发展，吸收外国的先进经验，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行政管理模式。我们对行政管理学的重要性应当有足够的认识。 行政管理学又称行政学，或公共行政学，或公共管理学。前述《行政管理学》一书指出：“行政管理学是研究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和机关内部事务的客观规律的科学。”〔7〕 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行政管理学同其他许多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经济法学。经济法学是整个法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研究经济法的产生、发展和发挥作用的规律性。它的学科对象中，包含政府的法律地位和经济管理行为的规范化问题。政府作为体现公共权力的国家机关、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以及作为民事关系中的机关法人，这三重性法律身份必须严格区分、正确适用，否则就会因法律地位模糊而导致管理秩序混乱。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还需继续，同时对外国的特别是以日本、法国、韩国等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应予关注并进行一些比较研究。政府依法管理国民经济，协调市场经济运行，既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又是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手段。由是观之，经济法成为现代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乃是题中应有之义。 诚然，经济法学与行政管理学各有特定的内容和体系，但在如何建立有效的行政体制、依法管理国民经济这一主题上，它们发生交叉的关系。我们可以运用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将它们统一或结合起来。日本法学家曾经说过：经济法中的大部分规范，是要由国家各种行政机关来执行的〔8〕。中国亦如是。经济法学中包含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学中包含经济法。学科交叉是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向之一。 〔1 〕见《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3年11月14日）。 〔2〕拙作：《经济法新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6月版， 第4页。 〔3〕王家福等：《论依法治国》，《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 〔4〕〔7〕夏书章主编：《行政管理学》，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页、第6页。 〔5 〕张尚zhuó＠①：《行政法教程》，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29页。 〔6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 010年远景目标纲要》（1996年3月17日）。 〔8〕【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 中文版见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第一版，第118页；【日】江上＠②：《经济法、禁止垄断法概论》， 中文版见国外法学知识译丛：《经济法》， 知识出版社1982年3月第一版，第8页。
关键词：地理条件合理选择社会形态现代化
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归纳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后写道：“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苏联人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不够确切，以原始社会代替亚细亚社会，归纳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其低级阶段）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理论。
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在进行了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大讨论之后，按照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理论，把夏商周三代确定为奴隶社会，战国以后确定为封建社会，并认为至迟在明清时期，中国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按照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的说法，“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也会缓慢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几十年来，许多人认为经苏联人修改后的形态更替理论虽然比较清楚，但也更加绝对化，绝对化的结果是产生了许多疑问：“亚细亚社会”真是原始社会吗？夏商周是奴隶社会的依据何在？战国以后的社会符合封建社会的特点吗？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没有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本文根据地理条件，应用经济学原理探讨社会形态的基础，并对不同社会形态的关系予以分析。
一、亚细亚社会不是原始社会
“亚细亚”的本意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亦即东方。在西欧人来，从埃及经两河流域、伊朗高原、印度半岛到中国、日本甚至澳大利亚、新西兰，都属于东方，他们把“东方”这一广阔地域笼统地称为“亚细亚”洲，简称亚洲。由于四大文明古国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都位于东方，所以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无疑就是指存在于四大文明古国的生产方式。根据我们对中国情况的了解，以农户家庭生产和生活为基础的小农结构是这种生产方式的主要特点。由于文明古国几千年来的生产方式一直没有多大变化，直到资本主义扩张到这里时还保持这样的小农结构，所以把它作为原始社会形态显然是不妥当的。那么马克思为什么把亚细亚社会作为古代奴隶制社会之前的社会形态呢？
晚年的恩格斯在研究家庭问题时曾经谈到这一原因。马克思提出社会形态的1859年，人们还没有开始研究家庭演变的历史，但当时就已经知道，氏族的规模大而家庭的规模小，所以人们普遍以为氏族制度是由家庭（或家族）制度发展起来的。由于希腊、罗马的古代社会产生于氏族制度（解体以后），而埃及、巴比伦、中国等文明古国却仍然是以家庭农户为基础的生产方式，这就有理由认为古代奴隶制生产方式是文明古国亚细亚生产方式发展的结果。由于亚细亚社会的产生也确实早于古代希腊社会，于是马克思就把亚细亚社会和古代社会看成是依次演进的两个社会形态。
1877年，摩尔根在他的《古代社会》一书中阐明，家庭有着长期演变的历史，以血缘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的原始形态是氏族，它在世界上曾经普遍存在，而家庭和家族的各种形态，则是氏族解体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这样，实际情况就与人们原来所认为的相反，不是家庭发展成氏族，而是氏族发展为家庭和家族。于是，以家庭农户为基础的亚细亚社会，就肯定是氏族社会经过长期演变发展才形成的社会形态。由于苏联人无法合情合理地解释亚细亚社会，于是他们把亚细亚社会一笔勾销，在它原来的位置上放入了原始社会。但是这样一来，从原始氏族组织发展起来的社会，都要首先经过奴隶社会阶段。这一教条主义的历史框架，给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研究设置了许多障碍，也引发了许多无谓的争论……
无论如何，本来意义上的亚细亚社会，与苏联人用以代替他的原始社会根本不是一回事。
二、中国没有经过奴隶社会
我们知道，世界历史上最典型的奴隶制国家存在于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南北战争前的美国南方，也广泛地利用奴隶进行生产，雅典是古代希腊最著名的城邦，它把战争中大量的俘虏变为奴隶，依赖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发展了工商业，奴隶们“在监工的监督下在房屋很大的手工工场内一起工作”（恩格斯语），产品销售到地中海沿岸的广阔地域。罗马帝国时期的意大利境内，也曾经有过许多面积巨大的庄园，由少量奴隶照管牛羊经营畜牧业，或者使用大批奴隶经营园艺业，产品则在城市市场上出售。南北战争前的美国南方，种植园主利用大量黑人奴隶从事单一作物（例如棉花）的生产，为欧洲和北美的工业提供了大量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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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发现，以上利用奴隶劳动的共同特点就是为市场进行批量生产。那么，市场的存在是不是奴隶制生产的必要条件呢？
理解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关键是把奴隶看成是能够思考并具有个人追求的经济人。由于奴隶劳动没有任何报酬，所以他们在工作中总想消极怠工，被逼无奈就会逃跑或反抗，这一情况要求利用奴隶劳动的人必须进行严格的监督和管理。很容易理解，监督单个奴隶劳动，剥削收益显然不能补偿监管费用，所以在经济上是得不偿失的。因此，只有当大批奴隶集中在一起劳动，生产单一产品时，每个奴隶所分摊的监督管理费用才比较低，利用奴隶劳动才是划算的。但是，由于单一产品不能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求，所以单一产品生产者必须依赖市场进行交换，这样，市场的存在就是实行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前提。
按照恩格斯的看法，罗马奴隶制的消失，正是由于丧失了市场条件。“罗马帝国的田庄田产及其园艺业，随着领主的贫穷和城市的衰落而失败了，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庄园经济，已不再有利可图。无论在乡村的大规模的农业方面，还是在城市的工场手工业方面，它所提供的收益都不能够补偿劳动的耗费，因为销售它的产品的市场已经消失了。帝国繁荣时代的庞大的生产，已经收缩为小农业和小手工业，这些小农业和小手工业都不能容纳大量的奴隶了。只有替富人做家务和供他过奢侈生活的奴隶还存留在社会上。”可见，收益不能补偿劳动消耗，是奴隶制灭亡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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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利用奴隶劳动还与行业的特点有关。手工业是便于集中在房屋或院落中进行生产的，因为手工业的劳动场所固定，也便于计件规定劳动任务，监督管理费用比较低，这就便于利用奴隶劳动。农业耕作却根本不同：要防止在没有围墙的野外进行田间耕作的奴隶逃亡，需要花费很大力量进行监管，这在经济上显然是得不偿失的；另外，大部分农活也不便于计件确定劳动成果，这就要求劳动者有很高的自觉性，而奴隶劳动显然不具备这一主观条件；最后，大部分农产品都低值笨重（重量大而价值低），承受不了远距离的运输费用，无法销售到范围广阔的地区，所以根本不适合于批量生产，因而不便于奴隶劳动。历史上在农业中利用奴隶劳动的，都是生产畜牧、园艺产品和棉花、橡胶等工业原料产品，因为它们价值较高，能够承受较远距离的运输费用，适合于供应范围广阔的市场，因而适合于批量生产。那么，中国的夏商周时期，具备不具备利用奴隶劳动的条件呢？
在夏商周的大部分时期，铁器还没有出现，生产力还非常低下，手工业产品不可能批量生产，所以手工业中不可能利用奴隶劳动；从农业方面看，当时也不存在销售高值农产品的市场，所以农业中也不存在利用奴隶劳动的条件。因此，那时中国不可能存在在奴隶制生产方式。
中国不存在奴隶制生产方式，也早已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认识，例如普列汉诺夫在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文中就明确指出，由于特定地理环境的影响，在中国、埃及等国家的原始社会解体以后，并没有导致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出现。当然，不存在奴隶制生产方式并不等于说中国从来没有过奴隶：奴隶劳动有自己的特点，罗马帝国大规模的奴隶制生产消失以后，家务劳动中的奴隶还长期存在。中国也曾经长期存在为宫庭服务或为富人做家务劳动的奴隶。但家务劳动不能代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我们不能以家务劳动中存在奴隶劳动而断言中国存在奴隶社会。
三、封建的本意和西欧封建社会
随着日耳曼人的入侵和罗马帝国的灭亡，西欧逐渐形成了封建主义和庄园制度，封建主义的特点是层层分封，最后在国王以下形成了公、侯、伯、子、男五等贵族，各级封臣都对他的封主承担义务，最主要的义务是在战争时提供一定数量的武装士兵，“封建”一词就是指这种分封。下层封建主都拥有自己的庄园，因而称为庄园领主。庄园的耕地都分成长条形小块，领主自用的耕地和农奴的份地互相错开。农奴要自备家具和牲畜在领主用地上耕作，还要有一定时间替封建主服其他劳役。这种剥削方式通常称为劳役地租。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其《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用经济学原理阐明了西欧封建主义、庄园制度和劳役地租形成的基本原因。西欧的土壤、气候条件使得食物消费品的种类非常复杂，动物性食品一直占相当比重，许多产品不便于长期保存和远途运输，因而不易集中利用，所以国王和大封建主无法直接以消费品的数量来确定其臣属的义务。另一方面，当时货币经济还不存在，没有可品交换的市场，所以也不能以货币来确定臣属的义务。这些条件决定了国王和大封建主无法建立常备军以保护他们所管辖的广阔地域，于是，只好分封其部属并要求他们在战争需要时提供士兵并负责装备和给养，层层分封的结果就形成了典型的封建制度。
以庄园为基本生产和消费单位的社会结构，也是与西欧特定的客观条件相适应的。在封建制度形成后的很长时期内，西欧人口稀少，庄园之间还存在着广袤的荒野，荒野上不时有盗匪出没，携带货物在荒野上旅行要冒很大风险，所以没有人将日用品运输到广阔的村落进行销售，这就迫使庄园必须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大多数产品，只有庄园无法生产的盐、铁等必需品以及丝绸、珠宝等奢侈品，才从外来商人处购买，于是西欧各地大都形成了以庄园为基本生产和消费单位的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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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定居的农业生活中，总有人企图通过偷盗或抢劫获得产品，这就迫使农民对庄园或村庄进行保护。依靠远处的国王对庄园和农户进行微观保护是不现实的，于是庄园领主就承担了保护庄园和农户（农奴）的职责。另外，庄园的住户在生产和生活中也会发生纠纷，于是领主的另一个职责就是为农户解决纠纷（提供公正），作为提供保护和公正的回报，农户则为领主提供劳役（地租）。保护和公证是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供给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庄园人口越多，平均每个农户（农奴）所分摊的保护费用就越低，领主的收益也越大，所以每个领主都对庄园人数十分关心。农奴中如果有人感到难以忍受领主的剥削，就会逃到其他庄园谋生。如果他逃到其他庄园后处境确实能够有所改善，就会吸引更多的农奴做出逃跑的选择。农奴逃亡的可能性规定和限制了领主对他的剥削程度，如果剥削没有超出这一程度，那么农奴逃到其他庄园就不会获得更好的处境。现实生活中领主和农奴的关系，就是在领主之间这种对劳动力相互竞争的作用下形成的。
与封建主义形成的原因类似，庄园领主之所以实行劳役地租的剥削方式，也是在缺乏市场的条件下由消费品的复杂性决定的。消费品的复杂性使领主和农奴很难就交纳的产品达成一致（谈判费用很高），即使能够达成一致，在实际交纳时也很容易产生纠纷（实施费用很高），因为许多产品不易测定数量和质量，消费时间和产出时间也难以吻合。这些困难使人们力图寻求交易费用较低的方法，于是就形成了投入分摊和产出分成的劳役地租的形式。不过，在投入分摊“契约”中，农奴分摊的主要是劳动（力），在为别人工作时，劳动者总是有消极怠工的倾向，而对他们监督显然是得不偿失的，于是便于从劳动结果上衡量劳动投入的方法被人们发明了出来，这就是把庄园耕地分割成条状，使领主用地与农奴份地错落相间，这种办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农奴在领主用地上劳动时的偷懒行为，因为如果紧临的耕地产出差异过大，农奴是无法推托责任的。
可见，西欧层层分封的封建主义政治制度，以庄园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劳役地租的剥削方法，条状相间的耕作形式，都是经济人在特定客观环境下合理选择的结果。
四、小农社会与封建社会根本不同
与中世纪的西欧显著不同，从战国到清朝，中国最基本的经济结构是小农经济，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是血缘宗法组织，最基本的政治结构是以县为基础的专制王朝统治。我们以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为例，分析这些特点形成的原因。
黄河流域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年降水量六、七百毫米，并且夏秋多雨，因而有利于农作物生长，所以古代农业主要靠天收成（利用井水和渠水灌溉是后来的事）。在这种环境下，单个农户不与其他农户结合完全可以进行生产。单家独户生产也不牵涉与其他农户分配产品的问题，为自己劳动可以充分发挥生产积极性。因此，最迟从春秋战国时代起，这里就形成了以农户为生产和生活单位的松散的社会结构。每个农户大约五六口人，一般以一对成年夫妻为核心，男耕女织。农户不能再小，再小就不能实现其生产功能（生活资料生产和人口生产）；它也不适合于再大，再大只是使生产规模外延式扩大，对提高生产效率并无益处，却无端增加了管理费用，引起分配中的矛盾和斗争。从经济学上说，中国的农户正好能够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于是两千多年来，尽管有数十次的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农户本身也生生灭灭，但是小农经济结构却保持不变。新中国成立后曾经用强力消灭小农经济，但这一实践却使中国农业走了大弯路。
单个农户能够生产的环境也使中国形成了弟兄平分家产的遗产继承制度，所以不论多大的家庭都会因弟兄们平分家产而分解为小农。历史上黄河流域很难找到连续几代的大地主庄园，就是由特定的遗产继承制度造成的。农户长期繁衍分化，就形成了有共同祖先、共同坟地、共同族谱和共同宗祠的宗族。
宗族制度能够延续几千年，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可惜直至现在，其合理性只有极少历史学家所认识。
首先，共同使用大型用具和设施，是宗族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当弟兄们最初分家时，犁、耙、耧、水车、马车等大型用具以及磨房、水井等设施不易分割，所以分立后还往往共有一些大型用具和设施。另外，特定农活（例如夏收麦场打麦）的“适度规模”较大，需要较多劳力共同合作，这就使得已经分立但仍然共有大型用具和设施的农户形成合作或互助关系，这种合作互助也维持和加强了同宗农户的关系。
其次，共同操持婚丧大事，是宗族得以延续的又一重要原因。婚丧大事需要很多人手帮忙，单个农户是无力应付的，所以农户举行婚丧大事必须依赖宗族帮助。婚丧大事的组织、指挥者，都是宗族中有威望的成员（例如族长等），他们在组织、指挥婚丧大事中付出了心血和劳动，他们获得的是个人在宗族和社会上的威望（无形价值）。共同操持婚丧大事，无疑也是宗族凝聚力加强的重要原因。
最后，宗族还有一种重要功能，这就是解决同宗农户的纠纷。由于宗族都由农户分立而成，所以农户的院落和耕地往往同宗相邻，这一客观条件使得农户生产和生活中发生纠纷的对方大都属于同一宗族，于是宗族组织也常常为同宗农户解决纠纷。从这一角度看，宗族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为同宗农户提供“公正”。
经济人选择与社会形态
不过，宗族没有什么强制手段，即使解决族内纠纷也并不总是有效的。如果纠纷发生在不同宗族的农户之间，往往需要由宗族首领出面解决，解决不好有时会导致宗族之间的群斗。宗族之间的群斗当然对人口多的大家族有利，而小家族在解决纠纷时则必须考虑对方的势力。从这一角度看，宗族还有保护族人（农户）不受其他宗族侵犯的功能。
但是宗族无法对付大规模的外来抢劫，这就需要依靠更大规模的政治单位。黄河流域地面辽阔，地理条件相对单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较为稠密的人口，村庄之间已没有多少荒野，有组织的盗匪团伙没有多大活动余地。在这种环境下，农户对保护的需求，也不象西欧农民那样迫切，一支小规模的武装就可以对较大范围进行流动保护，于是中国就形成了由县衙掌握少量衙役，对县域内的农户提供保护和公正的制度。历史上周武王灭商后曾经分封了许多诸侯国（有点类似于西欧的分封），那时一个诸侯国也就与现在一个县的范围差不多，实际上就是一个提供保护和公正的基本政治单位。春秋时期诸侯国逐渐兼并，规模越来越大而数目越来越少，到战国时期形成“七雄”，最后由秦始皇完成了统一。政治单位扩大有利于对社会的宏观保护，但对社会提供微观保护和公正的职责一直是由县衙来执行的。县域范围内的刑事、民事案件，都由县太爷（县令）一手处理。距县城几十里的农户也要到县城解决纠纷，显然很不方便，所以才由宗族组织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向松散的社会提供保护和公正。从提供公共产品的角度看，古代农村中广泛存在的宗族，实际上是政治统治机构的必要和有益的补充。许多历史学家注意到中国的乡村名义上虽然名义上处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之下，但实际上却是以乡绅为首的一种广泛的自治，只要向国家“完粮”，官吏并不干涉乡村的事务。农村的文化精英（“秀才”）、社会精英（族长政治精英（保长、甲长），往往都出自经济上的富户（土话叫“财主”，共产党搞时所划分的地主、富农或富裕中农），或者也可以说，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精英是三位一体的，他们维持了农村稳定的社会秩序。
中国消费结构单一，吃穿两方面最基本的消费品是粮食和布匹，这两种物品便于衡量和支付，也便于长期保存和远途运输，所以国家早就把粮食和布匹作为赋税征收，并以它们为基础组织常备军对整个社会进行宏观保护。宏观保护也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国家规模越大，单个农户的保护成本就越低，所以统治者都力图扩大统治范围，人民也拥护建立统一国家。为便于管理，国家在县以上设有省、道、府、州等统治机构，县以下则通过乡、里、保甲等基层组织向农户征取赋税。
很多人早就发现，在世界的任何地区，小农结构总是形成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但对何以出现这一情况却缺乏令人信服的分析。我们用公共产品理论将其原理分析如下：
我们知道，定居的农业生活必须有人提供公共产品才能够生存，而政府的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而以税收作为报酬，农户则以向政府缴纳赋税而交换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我们可以把“公共产品”分解为宏观和微观两部分。宏观上主要是抵御外部侵略而使居民安居乐业，这一“产品”只能由中央政府提供。在传统社会的正常条件下，宏观保护的费用是稳定的（特殊情况下当然例外），农民不需要有太高的负担；就微观来说，公共产品又主要是由宗族提供的，县衙（代表国家）提供的本来就不多，一个县的农户只需要负担少数几个公务人员，所以费用也不高。因此，一般情况下国家征收的赋税并不重。历史上在军阀混战中，潜在统治者为了争取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也不敢过分搜刮农民，他们的竞争实际上使农民获得了“选择”公共产品提供者的机会，谁提供的公共产品“质优价廉”就接受谁。历史上新的统治秩序建立以后，农民的负担总是有所减轻，基本道理就是如此。普通农民都懂得，即使换一个统治者，他的负担也很难再有多大减轻，所以只要国家提供了宏观保护，他就认为应当如数交纳赋税。传统的历史学家往往责备农民不知道参与政治权力的分享，这一指责没有多少道理。因为在这样简单结构的社会中，实在没有什么可供农民参与讨论的政治问题，农民不要求分享政治权力，只不过是不愿意去做对自己无益的事情而已。从政治运行的客观过程看，都是统治者不费多大力气就将政治权力强加给了农民，这就必然形成农民对统治者绝对服从。历史上小农社会都形成了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基本原理就是如此。
小农结构必然形成专制制度，还可以用交易费用原理予以说明。我们知道，任何一宗交易的成功都是需要交易费用的，交易费用可以分解为搜寻费用、谈判费用和实施费用三部分。搜寻费用就是双方寻找交易对象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农户居住场所固定，潜在的统治者很容易找到他的交易对象，所以搜寻费用很低；由于公共产品的价格没有多大讨价还价的余地，农民“购买”公共产品就像我们到不容许搞价的超市购买物品，只能无条件接受对方标明的价格，所以谈判费用几乎为零；就实施费用来说，不论国家是按户、按人还是按耕地面积征收，农民都不具备逃避的条件，如果不是严重灾荒，农民只能照章纳税，所以实施费用也很低。由于整个交易费用很低，所以不论谁“提出”契约条件，对交易“净价”的影响都不大。既然交易一方为单一的主体即国家，而另一方却是由许多个体组成的农民群体，于是必然形成由统治者提出“契约”条件而由农户直接接受的局面。
经济人选择与社会形态
总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中国以农户为基础的松散结构，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组织，以县为基础的统治制度，以及高居于社会之上的专制主义王朝，都是“经济人”在特定客观环境下“合理选择”的结果。
有必要指出，传统教科书把社会划分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两大对立的阶级，是根本不符合实际的。在中国的农村，真正的地主户不到5%，规模一般也不大（只雇佣一个长工），并且很容易由分家转化为自耕农。占人口大多数的是自耕农，大致占90%以上，阶级剥削在历史上从来不占重要地位。
与中世纪西欧劳役地租的剥削方式也显著不同，中国地主大都雇佣长工进行剥削。从要素价值论原理看，雇佣长工经营土地，地主付出了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粮食），自己则获得了土地价值（地租）、管理收入和经营风险收入。但如果只依靠出租土地，则只能够得到土地价值，收入就会大大降低。所以除非缺乏管理能力，地主是不采用出租土地剥削的。
综上所述，不论是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还是阶级关系和剥削方式，清代以前的中国社会与中世纪的西欧社会都明显不同，按照形态更替理论强行把中国塞入封建社会的框架，实在是“削足适履”。
五、中国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把两千多年的中国归入“封建社会”，又产生了新的问题：中国封建社会何以那么漫长？为什么没有产生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几十年来，学者门力图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探寻能够成长为资本主义的因素，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学者们对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并没有一致意见。人们往往过分强调资本主义的阶级属性，把资本主义看成是“以资本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于是就把雇佣劳动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依据。由于雇佣劳动早在战国时期已经存在，结果从战国到明清，都有人找出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证据。虽然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在明清时期，但他们并不能使不同意见得到统一，因为问题在于判定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准存在问题。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它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传统看法脱离生产力的发展，单单考察属于生产关系方面的雇佣劳动关系，显然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讨论资本主义萌芽何以萌而不发，必须考察“生产力”发展的状况。
大多数人认为，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在于生产技术的突破。例如高中世界史教材就特别指出，生产技术突破是西欧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但是善于追根究底的人们回问，生产技术突破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它是偶然发生的，还是具有某种必然性？
现代经济学认为，人类在进行行为选择时都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有利可图的事情才会去干。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认为，西欧经济兴起的原动力是人口的自然增长；人口增长导致向边疆地区的移民；新老地区自然条件和人口密度的差异使人们生产了不同的产品，引起对交换的需求，促进了市场的兴起；市场兴起刺激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引起了专业化和分工；精细的分工使人们在操作中只需要重复简单的动作，促使人们考虑用机械代替手工，用自然力（水利和风力）代替人力和畜力这就大大降低了技术创新的成本成本；另一方面，广阔的市场销路又大大提高了创新收益；预期纯收益的提高吸引许多人致力于发明创造活动，于是西欧出现了一系列的技术突破。这样，诺思就用成本收益原理令人信服地阐明了西欧出现技术突破的原因。不过在我们看来，人口的自然增长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但它在其它地域却并没有成为经济兴起的原动力。可见，关键问题在于人口增长能否促进商品市场的发展，因为西欧生产技术突破的原动力是市场盈利的刺激。
诺思也阐明了西欧市场发展的有利条件，一是西欧自然产品差异大，不同地区存在明显的“比较利益”，例如尼德兰（现今的荷兰、比利时），面积只有七万多平方公里，但其自然条件复杂多样，引起产品差异较大，刺激了交换的需求；二是西欧天然运输条件好，有许多便于通航的河流，运输费用低廉，这就使得各地的“比较利益”能够实现。
与西欧的自然条件几乎完全相反，中国产品差异小，陆路运费高，是不便于商品市场发展的。例如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面积比荷兰、比利时的总和大十倍以上，但是这里的等温线和等降水量线稀疏而且平行，大致都呈东西方向。从现今陕甘交界处向东一直走1500公里到山东半岛东端，各地的土壤，气温和降水差不多都是相同的，导致自然产品基本相同（古代都是夏麦秋粟），因而没有交换的必要。虽然南北方向上土壤、气温和降水有一些差异，但是没有南北方向的河流，产品交换只能通过陆路运输。在古代条件下，陆路运费大概等于水路运费的30倍，一般商品根本承受不了这样高额的运输费用，结果南北方向有差异的产品无法实现交换。从成本收益的比较看，中国农民将自己的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交换所需要的产品，比自己直接生产所需产品还要花费更高的代价，于是人们的“合理选择”就是调整产品结构来满足需求，结果社会就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基本产品的交易市场无法发展，是中国没有产生市场经济，从而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
中国产品差异小，陆路运费高，从事基本物品的交换无利可图，商人们为了赚钱，只好行奸弄巧或者贩卖盐铁等违禁物品，所以百姓都把商人称为“奸商”，战国时期的思想家韩非则干脆把商人看作盘剥农民的“蠹虫”（《五蠹》）。基本物品的交换无利可图，也决定了统治者很难从商业中获取多少税收收入，在统治者看来，商人对社会的积极作用还抵偿不了他们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对其收税还不够管理费用），所以历代统治者都重农抑商。过去，人们总是把统治者实行“重农仰商”政策归咎于统治者的短视，并认为这一政策是导致商品经济难以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根据我们的分析，不是“重农仰商”政策造成了小农经济和商品市场的萎缩状态，而是农业和商业的实际状况使统治者“选择”了重农抑商政策。
最近有人把康熙皇帝与同时代的彼得大帝和路易十四进行对比，认为彼得大帝和路易十四都极力发展工商业，为他们国家的强盛做出了贡献；但康熙皇帝却固守传统，为中国的衰落种下了祸根。这一看法其实是很肤浅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到政策选择的客观基础。在十七世纪后期，荷兰与英国都早已因发展工商业而强盛起来，欧洲的帝王们都由此认识到发展工商业的重要性，于是彼得大帝和路易十四才“选择”了促进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康熙皇帝所处的客观环境却根本不同，当时整个亚洲还都是传统社会，商业的重要性还没有表现出来，任何人也不可能凭空认识到这一点，在那样的环境下，康熙皇帝也只能选择那样的政策。考虑到直至时代，国家还严厉制裁农民的弃农经商行为，就没有任何理由责备康熙大帝的政策。说如果康熙皇帝更具有远见卓识，中国在十七世纪就能够赶上世界前进的步伐，就好象说如果比尔·盖茨早生200年，世界就会早200年进入微软时代一样可笑。
六、对形态理论的宏观认识
考察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归纳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四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并不是必然结论。普列汉诺夫在其《唯物主义史论丛》和《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中，在几乎逐句阐述马克思那段历史唯物主义名言时，对形态依次更替理论却只字未提。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文中，普列汉诺夫专门谈到了形态理论，他认为，马克思在了解氏族和家庭的真正关系以后，就会改变对亚细亚社会和古代社会关系的看法，因为“这两种经济制度的类型，每一种都是生产力在氏族组织内部成长的结果”，它们可以是两种并列的社会形态。
这一结论的不科学之处，马克思在世时已经发现，他在对摩尔根所著《古代社会》一书的批语中写道，“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一开始就是同田间耕作的劳役有关的。”这一批语表明，他已经认识到，奴隶制和封建制也可以是并列的社会形态。
现代俄罗斯学者认为，人类历史有两大基本类型，即特殊的西欧类型和普遍的亚细亚类型。氏族制度解体以后，西欧先是形成了奴隶社会，依次发展到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世界其他地区则普遍形成了亚细亚社会。按照他们的看法，形态更替理论只是一个概括了西欧社会特殊发展过程的理论。
在我们看来，即使用来概括西欧的发展过程，形态更替理论也显得牵强。
首先，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亚细亚社会和古代（奴隶制）社会产生于不同地区，他们并不具有前后相继的关系。
其次，典型的古代（奴隶制）社会存在于希腊、意大利半岛，而典型的封建社会却产生于北海沿岸（英、法、荷、比等国），这两种社会形态也不具有继承关系。再次，资本主义社会和封建社会也很难说具有必然的继承关系。因为它们所依赖的自然地理条件并不相同：封建社会主要依赖于西欧的微观自然条件，这一条件使得农户不能单独生产和生活，所以形成了庄园制度这一条件又使得统治者不便于建立常备军以对广阔地域实行有效统治，所以形成了封建主义（层层分封）的政治制度。资本主义则依赖于西欧的宏观地理环境，在这一环境中，各地自然产品差异大并有水道相连，因而适合于发展商品市场。典型的封建主义和典型的资本主义先后出现于西欧，不是因为这两种社会形态具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在诺思看来，封建主义在十五世纪已经消失，它让位于民族国家，两个世纪后才有资本主义的出现），而是由于西欧既具有适合于封建主义生存的微观条件，也具备资本主义产生的宏观环境。当然，在历史进程中，人类首先只能利用微观条件，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可能利用宏观环境，这就出现了西欧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前后相继。可以设想，如果西欧只具有封建主义得以形成的微观条件而不具有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宏观环境，那么封建主义和庄园制度就会向传统的亚细亚社会那样一直维持下去。
最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也需要重新认识。一方面，社会主义出现于俄国、东欧和东亚等传统的亚细亚社会之中，它们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继承者；另一方面，不论是由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荷、英、法、德、西，还是由欧洲人直接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美国和加拿大，不但都没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且也看不到进入社会主义的任何迹象。事实并未表明资本主义必然要发展到社会主义。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社会发展的道路是多元的。在氏族社会解体以后，在暖温带半湿润地区的黄河流域，形成了典型小农结构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地形复杂且为地中海气候的希腊、意大利半岛，形成了典型的奴隶制生产方式；而在温带海洋性气候的地中海沿岸，则形成了典型的封建生产方式。世界其他地区的生产方式都不太典型，但大都是以小农结构为主，类似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后来由于丧失了市场条件，南欧典型的奴隶制消亡，演变为与亚细亚方式差不多的生产方式；北海沿岸由于具备发展商品市场的有利条件，人们发展市场经济，创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更早脱离氏族制度而形成亚细亚社会的文明古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却一直维持着小农社会的古老状态。
一、社会管理在我国的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进行了具有社会管理性质的工作，但并未形成与之相应的理论。解放初期，为稳定全国社会生活秩序，我国政府结合社会的发展曾经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政府调动一切资源完成了工业化体系的建设。1979年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促使整个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为形成有序的社会管理局面，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需要，我国从教育、医疗、就业、收入分配、住房、城乡关系等领域，先后进行了一系列涉及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初步建立了社会管理体系。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管理在我国具体而言的措施主要有以下优点：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的政府“全能”的一种社会管理体制，改变了以前旧中国社会分散的状况；在从业人员管理方面是以国体为单位的经济基础体制；城市人员社会管理是以街道为主体的管理体制；四基础管理体制是以单位制度、户籍制度、职业身份制度和档案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流动管理。社会管理体制的建立为我国在非常薄弱的经济基础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极大地增强了国家对社会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控制能力。但是，这种社会管理体制也存在固有的缺点，一是所有就业社会人员都由一个个相对封闭的单位所管理与控制，不利于社会的正常流动，使社会缺乏活力和创造力。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制度的不断变迁。二是政府直接管理经济和社会，成为包办一切社会事务的全能型政府，不但行政管理成本很高，而且在把一切权力集中到政府的同时，也把一切责任都集中到政府，社会自身缺乏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调节的机制；这种巨大社会变迁的规模之大、速度之快、波及之广、影响之深、势头之猛，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是罕见的。在新的形势下，我国的社会管理体制，在许多方面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社会变化的挑战，为此对于社会管理的研究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重视，社会管理的概念和理论正在逐步的发展和完善。
二、社会管理的定义
如对于什么是“社会管理”，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看法。从不同的角度学者对社会管理提出了不同的定义，学界对上述四个问题进行了不同解答，对社会管理概念形成了不同的定义，总体而言，国内学者主要从三个层面对社会管理做出了界定，第一种界定从国家管理角度看，有学者将社会管理定义为：国家通过自己的权力机关或授权部门依据一定的规则，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干预、协调、调节、控制等行为，它是政府以调整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为目的管理行为。第二种界定从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角度来界定社会管理的内涵，认为它实际上是指政府通过制定专门的、系统的、规范的社会政策和法规，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结构，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回应社会诉求、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杜会稳定，孕育理性、宽容、和谐、文明的社会氛围，建设经济、社会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社会环境的过程。以上两种对社会管理的定义突出了国家、政府作为社会管理的主体地位，但从社会实践角度看，其定义有十分明显的局限性，首先社会管理涉及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实施社会管理的主体也不应局限于国家和政府层面，其次在这种概念定义下国家作为唯一主体凸显的是国家、政府行政管理式的“硬”管理模式，而忽视了国家及各社会管理主体的引导作用。第三类社会管理的定义区分了广义的社会管理和狭义的社会管理，广义上，是由社会成员组成专门机构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事务进行的统筹管理；在狭义上仅指在特定条件下，由权力部门授权对不能划归已有经济、政治和文化部门管理的公共事务进行的专门管理，较前两种定义，第三种定义中社会管理的主体包括了社会成员组成的专门机构，但与前两类定义相同的是，该类定义依然强调社会管理的管理监督方面，而忽视了社会管理中的引导、调节等“软”管理，而且广义和狭义之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实际上，二者是不能截然分开的，第三种定义突出价值诉求和管理目标但没有指出社会管理的内容。基于以上对社会管理概念的分析和目前我国社会发展现状考量，我们可以把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即规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控制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平衡社会公正、对应社会风险、促进社会稳定。这七条既是我们所理解的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也是现阶段社会管理所应包括的主要内容。社会管理的核心是保护、维护群众的权益，促进社会公正，这是一个价值尺度，没有社会公正，协调利益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就谈不上。没有社会公正，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就难以化解。只有在规范行为、协调关系、化解矛盾、处理问题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保持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的目的。基于以上考量,我们可以把社会管理界定为：在一定的共同价值和规章制度下，在一定的法律框架内,政府、社会、企业和公众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防范社会风险，维护公共利益，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管理活动。通过这个界定试图回答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社会管理的概念和范围，二是社会管理的主体，三是社会管理的目标。
三、社会管理与公共管理、经济管理的概念区分
我国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但缺乏相对独立的概念和明确的研究范围，通过上述三种社会管理的概念分析，不难看出其与公共管理的概念是十分相似的，而社会管理未来必将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甚至成为一门专业的学科，这就势必应与其他相似学科进行区分，在现阶段社会管理与公共管理概念相区分是十分必要的，公共管理从产生意义上讲是公共组织的一种职能，包括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组织和以公共利益为指向的非政府组织为实现公共利益，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与社会管理具有很强的相似性，二者的相似性在于：（1）公共管理不仅为社会提供高效优质服务，而且更强调社会公平，同样社会管理的最终目标也是在维护社会公平的基础上消除社会不和谐因素，实现社会和谐发展。（2）公共管理的主体不只限于政府也包含了各类社会组织，同样社会管理的主体也应是多元化的，既包括国家、各级政府、各类社会组织也应包含各类民间组织，市民团体等各类组织参与其中。
企业的经济管理通常由建设管理转为经营管理，且建设转为经营角色的过程较长，大部分人以建设成就作为经营管理的本钱，不加以开拓思想，创新思路，不主动深入市场观念，对市场前景不进行细心琢磨研究，容易导致与市场经济脱节。目前大多数企业人员缺乏电力生产及其运营经验，若稍有沟通不到位的地方，对生产成本不能加以估算，易导致经营不善等不利的局面，转向经济管理则无法开展到底。由于电力行业长期处于垄断地位，使得企业管理不能居安思危，忽视企业的经营与效益，对经济不加以合理规划与控制，造成了电力企业的内部经济建设相当薄弱。譬如项目工程不能给出合理可行的预算管理，当然其规划到实施，也是受相关部门与人员的影响的。所以，制定人性化的人员管理制度和财务规划制度对于建立健全的经济管理型电力企业也是尤为重要的。现代电力行业需要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现代化经济管理手段，对电力行业的发展进行实时的分析、控制和决策，实现经济管理。
二、二次探讨电力企业经济管理原因
国有电力行业发展中，一直坚持以“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为安全方针，以“安全第一，质量第二，效益第三”为管理体系。电力行业成本管理也是围绕坚持“安全第一”的方针，以经济效益为基础，但此方法在国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下，作用是体现不出来的。此外，国有电力行业管理流程不够优化，管理制度不够健全，全面安全经济预控和监督工作不够完善，以及企业整体的效益观念不够清晰。因此，对市场经济体制下电力企业转向经济管理型二次探讨是很有必要的。
三、电力企业现状改革措施
(一)明确经济效益与安全的关系
电力企业在市场化条件下的效益关乎其在市场中的生存与否。目前，企业虽重视经济效益，同时也知道“以安全为基础，以效益为中心”，但在实际经营管理中，由于责任、利益的直接关系，加之相关制度的缺失，造成经济效益与安全未能合理化运用，往往安全大于经济效益，出现过度维修、改造等脱离市场需求的经营现象，可能导致企业效益逐步降低。由此可见，经济效益与安全关系的重新明确具有重大意义。电力企业要结合实际，有全面的安全培训计划，树立严明的纪律，加强各级人员的责任心，使工作人员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形成安全生产的保证体系和监督体系，为电力企业经济的稳步发展奠定基础。
(二)明确生产管理过程中的成本控制
企业成本控制是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一种科学管理，包括成本的预测、计划、控制、核算、分析及考核，此过程中各个环节相互依存补充，集成体系，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因此，要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投入先进科学技术，使得成本控制管理更加符合实际情况，起到管理控制与考核的作用。生产过程中，成本预算的编制人员需要关注可能影响价格和定额的因素，比如国家宏观调控及电力行业市场行情的变化等，从而能够把握市场走势，给出切合实际，合理控制的经济预算。
(三)检修、维护及施工外包，逐渐脱离业主管理
由于电力行业改革的不断发展，某些电力企业可能存在仅有资产权，而营业方面交由乙方。比如在某些发电企业中有着这种观念，以运行生产和发电效益为主，维护和检修等仅作为辅助措施维持生产发电的持续性存在。对某些辅措施往往忽略无几，未加以重视，常常在这些方面出现不可弥补的重大事故，那时后悔莫及已晚，从而降低了企业效益，甚至阻碍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以技术和管理创新为导向，以先进的信息化为动力，以企业雄厚的文化为基础，才能使一个企业在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市场拥有站稳脚跟的竞争力，电力行业也不例外。只有不断的技术创新，不断提高生产过程中知识含量和科技含量，才能不断扩大经济总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才能使得电力行业得到可持续的发展。
(四)汇集凝聚力，集中一切优势力量，增强核心竞争力
是否具有较强的核心竞争力，是企业能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断发展的先决条件，只有具备了竞争优势，不断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优势，扩大对外界的沟通渠道，完善内部的管理层次，提高管理的质量，才能在错综复杂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立于不败之地。增强电力企业核心竞争力，除了要有熟练、先进的技术力量以外，还需要加强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和财务管理，促进管理创新，从而促使电力企业能够经济有效的长久经营。电力企业要解放思想，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统一全体员工的安全思想及企业的集体荣誉感，造就技术精湛的核心竞争力，从而迎接多变型的市场挑战，促进企业的改革和发展，认清形势，创新思维，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结论
[关键词]全球化；资源约束；经济位差；战略博弈；发展理性
全球化的最初启程，可以追溯到1492年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随着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巨大的国际交易费用(包括技术易费用和制度易费用)不断被削减，带来了分工、分业的不断扩大。最终，经济资源的全球配置成为社会经济进步和扩大交易惠利的必然趋势。然而，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显著经济位势差异，即经济位差，①在同一的全球化浪潮中实际得到的交易惠利常常存在显著差别。发达国家因其比较高的经济位势，全球化成为它们进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内生动力。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则常常是在一种外生强制与利益诱致的复杂环境中面对与接受着全球化进程的。由于在交易惠利与交易费用上存在的差异，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两大国家集团之间必然存在着全球化利益博弈，并由此引起对发展战略方面的路径选择。
资源约束与经济位差
理论上讲，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是经济资源的全球配置。通过资源的全球配置，使生产要素跨国界地流向最有效率的组织，实现全球经济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资源全球配置的前提是国家、地区间的资源禀赋差异。因此，资源的重新配置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内生现象。从物理经济角度讲，万物皆由能量生成，经济全球化在根本上涉及能量及其由之产生的各种具体物质资源在国家间的合理配置，内能补充、熵(无用能)增加等资源配置与利用的全球系统性问题将进一步显性化。深入解析全球化过程中的资源与能量补给问题，我们可以发现深藏于全球化背后的国家利益与矛盾。
由热力学第一定律发现，自然界能量的数量在传递和转化过程中保持不变，即能量守恒。经济全球化在能量全球转移与传递中遵循着同样的规律。然而，事实上能量守恒定律的一个更加重要的意义在于表明，一个系统内能U的增加(变化)，等于系统吸收外界的热量Q和外界对于该系统所做的功W。即：
dU=dQ+dW(1)
一个系统要做功，要么就是消耗内能，要么就是吸取系统外部的能量。这里，一个系统就相当于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在本质上是一种能的使用、消耗和转化行为。发达国家因其在经济上具有先发优势，全球经济活动中总体上表现为资源输入，因而能够以占世界10％的人口，消耗占世界近80％的能源。这已经足以显示其在吸取外部资源以补充和增加内能上存在的明显优势。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突飞猛进式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以不断地吸取外能特别是吸取经济落后国家的经济资源为其基础条件的。而在发展中国家，因其经济技术落后，国际贸易中表现为资源型的初级产品输出，经济发展中的内能消耗与补充主要限于国内解决。这就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大量耗用能源会遇到严重的资源承载力约束，发达国家就没有，或者症状要轻得多的原因所在。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第一个严重约束，即内能消耗与补给约束。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位差这种发展不平等现实与资源全球配置的所谓公平市场准则结合在一起，必将使发展中国家遭遇更大的资源承载压力，世界经济与政治市场中的主要矛盾也将产生一些新变化。②
继续这个问题，由热力学第二定律揭示，当物质形态转化时，会使某种能量受到一定的损失，这种不能再被转化做功的能量的总和就是熵。熵同样是一个表示系统内部特征的量。③根据卡诺等人的论证，在一个系统内部，随着能量的不断使用，不能再做功的无用能是累增的，即总的熵不断增加，由此形成了熵增加定律。有机体系统要摆脱死亡，惟一的办法就是向环境中不断吸取负熵，以平衡熵增机制，维持系统均衡。在一个国家中，国民经济增长依赖于大量能源消耗的支持，而经济增长过程中消耗的大量能源，会导致熵的不断累增，包括与熵的具体化形式相联系的废水、废气、废物的大量增加。熵增加会大大扩展经济发展的负外部性，导致生态系统失去平衡和生命维持系统功能弱化，产生了生态可持续性问题。而生态可持续性又是经济可持续性与社会可持续性的基础，由此使得维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生态(资源)系统均衡成为一个国家社会经济稳定、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确立国际政治经济地位的基本条件。
综合热力学第一、第二定律，我们可以发现，在内能补充与熵平衡机制上，发达国家利用自己的科技优势和经济上游地位，通过向经济位势低的发展中国家大量吸取经济负熵(资源、利润)，并大量转移高污染、高能耗产业以及熵扩散等负外部性输出行为，而维持了发达国家内部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稳定均衡与可持续发展。发展中国家则完全不同，因其经济位势低，向系统外部特别是向发达国家吸取经济负熵与转移负外部性的能力要弱得多。正是全球经济格局中的这种发展的约束条件差异，造成了少数发达国家几乎是在肆无忌惮地挥霍能源，而处于经济低位势的发展中国家，则更多地需要从本国内部吸取负熵来推动其经济发展，并把由经济发展带来的熵增加及其他负外部性积累在国内。这便构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另一个重要约束，即熵增加约束。把内能消耗控制在经济资源能够承受的限度内，把熵增加控制在生态资源能够承载的限度内，既是对这两大约束条件的具体解释，也是发展中国家面对全球化环境必须努力戒守的长期条件。④
全球化：经济位差与发展理性
因此，由于经济位差的存在，由于全球化所包含的资源全球配置的深重涵义，使得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居于显著有利的地位。在经济发展所需要解决的能补充和熵消弭两个关键约束条件上，发达国家因其处于高经济位势而通过向外部吸收经济资源、转移负外部性，从而实现了持续的经济扩张和良性经济循环。这种经济负熵和负外部性可以扩展到一些夕阳产业、淘汰设备的转移等等，因为这些转移归根到底涉及高能耗与熵增加两大发展的关键问题。而在发展中国家，则因受到外能补充困难与内部熵增加的双重约束，处于不利的可持续环境。而这种不利的可持续环境事实上才是这些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失重的真正根源。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到三个主要结论：
第一，当科学技术的制约而使得全球经济处于有限度的全球开放环境中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内能消耗与熵增加两个主要的发展约束条件上主要以国家系统为解决的自然限界。因为超越国家系统的资源与熵解决路径将导致过大的交易成本而放弃。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后发国家的生态资源能够得到相对比较好的保护，工业化先发国家为寻找外部资源的成本是昂贵的。
第二，随着生产力进步，使交易费用下降，分工无限渐进地扩大。为了实现最大的交易惠利，工业化先发国家必然要利用其高经济位势而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资源，以实现工业生产力的最大效用。于是，全球经济进一步扩大开放。这种经济全球化进程，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是内生和利益诱致性的，对于大量发展中国家而言，则是交织着外生强制与内在利益诱致的双重向量力的并合。由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其制度变迁所体现的利益趋向是非常明显的。而当全球化进程受阻时，由于利益诱致，工业化先发国家总会推出全球战略来谋求利益甚至不惜谋求军事战略和诉诸武力来达到次终极的经济利益目标，那就是根源于经济利益的一次次的世界战争。经济利益一次次地演变为政治和军事行动。只要预期的长期经济收益大于政治和军事行动的即期成本，国际政治努力甚至战争就都可能发生。
论文全球化：经济位差与发展理性来自
第三，当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时，生产力撞击与创新性毁灭使得国际经济活动中的技术易费用与制度易费用进一步降低，一次次的全球贸易谈判使得经济位势低的国家的保护门槛也进一步降低，资源的全球配置成为不可逆的选择。例如，经济位势高的发达国家住七楼，经济位势低的发展中国家住一楼。七楼的国家很容易地向一楼国家倾倒垃圾，并抽取资源。而一楼国家产生的垃圾则只能堆在家里，内能补充也只能够主要依靠国内资源。由于经济发展在本质上是一个约束问题而非偏好问题，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自在全球化过程中所受的约束函数不同，即在存在显著经济位差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甚至是更加需要有发展理性。全球化背景下的可持续性发展战略对于发展中国家显得甚至是更加重要。
全球化与美国的长期资源导向战略
美国是一个最善于运用战略管理技术的国家。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取得政权独立和经济自主。这种新的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使得西方工业化国家再也难以通过明火执仗的直接军事占领和政权控制方式来取得外部资源，通过在全球建立、推行并运用市场经济策略来降低交易门槛，取得世界资源，便成为美国在改变了的全球环境中采取的新战略。近半个世纪来，美国经济发展的许多巨大成就都是与它连续实施宏大的国家战略管理和战略计划分不开的。而所有这些国家战略的实施，皆有一个终极原则，即实现美国的全球经济利益，或者更加明确地说，在全球实现美国的经济利益。从鸦片战争开始，欧美列强与中国的无数次接触、冲突与纷争，几乎全是由于利益问题。这一分析，可以使我们得到如下结论：
其一，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以往与中国的矛盾，除了存在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制度性矛盾外，同时还特别存在着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体制性矛盾。与制度矛盾相比，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体制性矛盾事实上更加实际地阻碍着资源的市场配置，阻碍着美国力图进行资源全球配置的根本利益动机的实现。正因为如此，为了加入关贸总协定，波兰、前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于1966年前后相继放弃了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新体制。而当中国也进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时，同样为美国利益当然也为中国利益融合。支持这一结论的还有一个重要依据是，美国贸易法第1106节规定：如果一外国大国加入GATT(关贸总协定)，其国营公司在进出口业务中占统治地位，则总统可以宣布两国之间不适用GATT原则。而美国立法反对国营贸易公司的根本原因，在于国营贸易公司是计划经济和通过政府计划调动国家资源的主要实施者，并且还会使得美国的全球资源配置战略受阻。所以，我们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矛盾除了制度矛盾外，体制矛盾是更加现实的因素。当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这种东西方体制性矛盾逐渐减弱，同时也有利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凭借其生产力优势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取得新的效用。
全球化：经济位差与发展理性
其二，美国是一个十分注重长期战略发展的国家。二战以来，美国推行了一系列重大的国际战略。包括20世纪60-70年代的绿色革命，90年代的知识产权保护，本世纪初推出的全球化攻略等等。由于国家战略管理的成功对国运将产生非常巨大而长期的效用，但对处于低经济位势的发展中国家的效用却是有限的。绿色革命运动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推广其化肥、农药、农业机械和种子等起到了十分有利的促进作用。然而，由于过度的施用化肥、农药，却造成了印度、巴西等国家农业土壤的严重板结，严重地影响了这些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致使这些国家出现发展停滞和主张无发展的局面，贫困问题至今未能得到解决，贻害十分严重。⑤20世纪90年代开始，由美国为首推行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今天的全球化攻略，都首先是基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高经济位势使它们能够推行这些战略并使它们首先获益。因此，在改变了的全球战略环境中，美国政府倾全力研究国际战略，寻找既符合自身利益又顺应世界潮流的利益结合点，形成战略，冠冕堂皇地大肆推广。这些战略的推行使得美国等发达国家能够继续引领世界经济潮流，并在全球市场中充分获益。
其三，美国通过实施长期资源导向战略来保证长期承当世界经济领导人的地位。在这点上，美国比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更有前瞻性。经济资源分为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人力资本是人类社会经济进步的根本动力，人的差异(教育人、管理人、运用人的差异)是经济差异的根本原因，人力资本也必然成为国家发展的长期战略资源。因此，美国政府在人力资本培养与吸引上下大功夫。通过建立自由经济与社会制度，吸引了大量的全球高级人才为美国经济服务。美国的特别开放、自由的市场制度，实际上包含着便于吸引更多的外部资源的深重的国家战略因素，战略目标的根本是美国的国家利益。由于人力资源本身的个体禀赋差异，因此，这种自由、开放制度又必然是有选择的，它仅仅是或者主要是对于高级人才的进入自由。半个多世纪来，美国一直奉行吸引国际人力资本的长期战略，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发达国家吸引了大量的高级人力资本，美国经济创造了大量的经济剩余，保持了美国科学技术的创新地位和经济的持续繁荣，使得半个多世纪来的美国能够始终站在世界经济前列，对国际经济政治产生着巨大而几乎无与伦比的影响。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在自然资源方面同样具有高度的战略意识。从长期发展趋势观察，石油在众多的不可再生资源中，对于经济发展具有最大的影响力和国际战略意义。预期在未来的半个世纪中，国际石油资源将会逐渐枯竭，掌握石油资源，将成为制胜世界的重要的国际战略筹码，并将产生巨大的国际战略利益。美国国内的石油储藏十分丰富，美国政府却把石油资源列为长期战略资源，限制国内石油开采，长期从国际石油市场购买石油与储存石油。为了控制海湾地区的石油资源，美国不惜投入巨资，对中东国家进行渗透性控制，甚至不惜诉诸武力。美国政府正是通过实施这种长期资源导向战略，使得美国能够在不断变幻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取得全球利益博弈的主动权，并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影响着世界。
合作博弈与发展理性
今天，发展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演化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大集团之间的利益博弈关系。这在事实和思考问题的方法论上都是成立的。由于经济发展对于各国政府政治利益的极端重要性，使得各国政府都在各种可供选择的条件下寻求最大化的发展路径。然而，由于经济位差的存在，使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资源约束与熵增加两个约束条件下，事实上接受着不同的发展约束力。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究竟应当选择怎样的发展战略，才能够最大化地有利于自己的国家利益并在全球化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呢?对此，不少发展中国家都因缺乏发展理性，盲从于工业化、全球化，采用了以损害弱要素(普通劳工和生态资源)利益为主要特征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战略，教训极其深刻。⑥我们可以通过运用博弈论方法进行发展理性选择的成本收益分析，并考虑其外部性问题，以得到一个真正符合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共同的国际政治经济利益的纳什均衡模型。
我们把所有国家分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个集团，在全球化、经济位差、资源约束和熵增加条件下，假设各自都可以有可持续发展与不可持续发展两种战略选择。这样就可以产生如下四种选择结果：
(1)假设两类国家集团都选择不可持续的发展战略，那么就都没有为此而需要付出的成本，当然也就没有由此而得到的收益。收益组合为(0，0)。
(2)发达国家集团单独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设其成本为3，总收益为6。由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正的外部性，发达国家得到5个收益，净收益为2(5减3)，发展中国家则因此得到1个净收益。收益组合为(2，1)。
(3)由发展中国家单独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位势较低，向系统外部吸取负熵与转移负外部性的功能较弱，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更加合理。但因其满足水平与科技水平均较低，实行可持续发展的目前成本比发达国家稍高，设为4。而发展中国家因其区域广大且其环境、资源问题更为突出，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全球效益会更加显著，总收益同样较发达国家单方面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为高，设为7。其中，发展中国家获得6个收益，净收益为2(6减4)，其余1个净收益为发达国家获得。收益组合为(1，2)。
全球化：经济位差与发展理性
(4)发达国家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集团同时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设总收益为13，发达国家的成本为3，发展中国家的成本为4，净收益为6(13—4—3)，各自获得3个净收益。其收益组合为(3，3)。
我们可以把这些数据构成一个纳什均衡模型(附表)：
上表中，每栏的前一数字为发达国家的净收益，后一数字为发展中国家的净收益。从表中不难看出，发达国家实行可持续发展的收益分别为3和2，实行非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收益为1和0。因而以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为优战略。而不论发达国家实行何种发展战略，发展中国家都以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收益为最大，即3>2>1>0。(3，3)点为一个纳什均衡点。因此，根据经济发展过程中发生的能补充、熵增加和系统均衡等约束条件，综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自的经济位势和实行可持续战略的成本收益差异，可以得出结论，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采取合作博弈方式，实行可持续发展，都是最优战略选择。这一结论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提示意义是：如果实施不可持续的发展战略，包括全球战略中对外部资源的无约束的吸取和对熵增加(如二氧化碳排放)不加控制，美国终将为此付出沉痛代价。因为，全球化已经使得对全球环境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变得对所有国家都没有好处。而国际战略中的极端利己主义同样会是成本大于收益。⑦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一个更加值得重视的发展战略选择。一个国家的长期政治经济利益永远根源于这个国家的生态资源系统和经济资源系统的可持续性。在这场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利益博弈中，发展中国家更加需要有发展理性的支持，只有持之以恒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才能够最终确立起自己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
注释：
①经济位差一词是由物理学中的电位差要领借用而来，其指的是国家、地区间在经济发展上存在的水平差异和国际经济中的战略地位差异。
②朱国宏：《经济社会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7页。
③[美]里夫金·霍华德：《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5页。
④[英]皮尔斯（Pearce,D.W.），沃福德（Warford,J.J.）著，张世秋等译：《世界无末日：经济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44页。
⑤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7页。
【论文摘要】当前，高等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实验室建设存在重视不够、重复建设、没有实验教学大纲和教材等问题。应加强经济管理类专业实验室的硬件、软件建设，整合实验资源，提高利用率，同时努力提高实验教师的整体素质。
经济管理类专业要培养新时期所需要的“宽知识、厚基础、应用型与创新性”人才，必须在开展理论教学的同时，注重实践与实验环节，使实验教学成为人才培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然而，由于认识上的偏差，我院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实验室建设长期处于滞后的状态，难以适应不断提高的人才培养的要求，成为制约经济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的“瓶颈”。因此，如何加强实验室建设，发挥实验教学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已经成为当前教学改革中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经济管理类实验室建设的必要性
经济管理类实验室的规划与建设必须坚持“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设计思想，站在一定战略高度来考虑问题。20世纪90年代末期，军事经济学院经济管理专业开始进行计算房的建设，这就是经济管理实验室的雏型，经历1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它对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建设经济管理类实验室是培养复合型经济管理创新人才的有效途径
面向21世纪的经济管理人才，必须是适应信息化和国际化的要求、理论与实务并重、具有全局观念和创新精神的复合型经济管理人才。这就对传统的教学手段和教学内容提出了挑战。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式很难使学生将所学过的专业知识与相关知识融会贯通起来，而难以培养出复合型经济管理创新人才。计算机模拟技术方式被应用于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领域则解决了这一难题。学生通过参加计算机模拟实践教学，可以把同一课程中的不同知识点、同一专业不同课程的知识点贯穿起来，把不同专业不同课程的知识点贯穿、综合起来，教师通过案例教学、企业模拟实战等教学方法启发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鼓励学生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引导学生自己解决问题，从而真正获得知识，也使学生分析问题、自我学习的能力得到提高。从而使学生在受到良好的专业教育与专业技能训练的同时，获得对经济管理类的专业知识、专业活动的系统理解与认知，在现代教育技术基础上真正搭建起一个培养复合型经济管理人才的平台。
在培养经济管理类专业本科生的实践活动中可以发现，普遍采用的教学模式突出存在三大问题。第一，片面强调知识的传授，忽视知识的整合与知识意义的建构；第二，片面强调理论教学，忽视实践教学与理论的应用。第三，注重教师的“教”，而忽视学生的“学”，忽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主动性与创造性的发挥。长期以来，为解决上述问题，对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教学改革只局限于将案例教学、讨论式教学引入到课堂教学之中等。然而，案例教学大多蜕变为课堂讲授中的实证举例，这些“打补丁”式的改革并未获得理想的效果。
2、建设经济管理类实验室是经济管理专业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随着信息技术在各行各业的渗透，经济管理的理念也在不断地发展，经济管理学科系统自然地融入了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和新思维，因此经济管理实验室的建设正是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科发展的结果，是经济管理学科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经济管理类实验室现存在的问题
1、对实验室的作用认识不足，重视不够
长期以来，对于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教学方式有一个普遍的看法，认为经济管理类专业属于软科学，只需要一支笔、一本教材和一本讲义就可以完成人才培养计划。而经济管理类专业实验室较之于理工科实验室而言，完全是“只投人、不产出”的实验室。因此，不少高等院校更愿意将资金投向于能够带来明显经济效益的理工科实验室，而不愿意将资金投向于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实验室的建设。在人员配备上，也不愿意合理增加编制。由于对经济管理类实验室的作用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导致实验室的建设长期滞后于人才培养的需求，难以发挥其在人才培养中的必要作用。
2、低水平重复建设，实验室利用率较低
一方面是实验室建设的资金不足，另一方面，经济管理类实验室又面临着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局面。院内实验室普遍是按照专业来设置实验室，一般分属不同的系，有的甚至挂靠在教研室，经济管理类专业实验室也不例外。由于实验室之间一般情况下不允许跨系使用，因此不少实验室不得不重复设立一些设施与项目。“小而全”的重复建设，不但浪费了实验室资源，降低了实验室的使用率，而且难以使实验室发挥规模效益。
3、缺乏行之有效的实验教学大纲与实验教材
传统教学认为，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实验大多以验证课程理论为主，因而把实验教学作为对理论知识的巩固与加深，实验课内容只是重复理论教学内容的简单、孤立的实验项目。基于这些观念的影响，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实验教学难以像理工科实验教学那样，事先编写行之有效的实验教学大纲以及与专业教学内容相配套的实验教材，往往使实验教学与人才培养计划相脱节，实验环节流于形式。学生普遍反映实验环节收获不大，也没有兴趣，因而实验课程成为学生“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课程。
4、实验室教师队伍建设长期滞后
由于经济管理类专业实验方法的滞后性，使实验教学在教学上长期处于从属地位，实验室教师与专职教师相比薪酬较低，职称晋升也相对较难。因此，实验室队伍处于“专业人员少、学历低、知识结构单一、接受培训机会少、工作热情低”的状态，实验室人才队伍长期滞后。有的实验人员实质上只是实验室的设备管理人员，缺乏经济管理专业理论知识，对实验教学的开展也缺乏全面认识，既不利于实验教学质量的提高，也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
三、经济管理类实验室建设思路
实验室的建设与发展必须以实验教学与课程体系改革为先导，建立独立的实验课程体系，实验室改革才有内涵与支撑。
1、改革实验课程教学体系
在课程管理过程中，应该按大学科分类单独设置实验课，才能改变实验课的从属地位。今后，随着专业的不断拓宽在教学计划中应按专业分类，设置相同的基础课程，这在客观上就为实验课的单独设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经济管理类专业实验课程教学体系应符合相关学科群的发展，课程的设置、实验项目的选择及内容的覆盖面都应符合这一要求。通过分析现有的管理类实验课教学体系和实验设置，对实验项目、内容和深度，以及侧重点加以区别，把实验教学活动分为经济类和管理类两大类型。对于经济类专业的实验课程应整合设置为一门课程，以便相关理论验证及相关原理演示的融会贯通，而对于管理类专业的实验课程则分设会计实验（手工和电算化）、审计实验、统计实验、财务实验、经营实验、商务实验、证券实验等，以便每个实验课题具有相对独立的实验内容。同时，各个实验课程都应有独立的教学体系和教学大纲，突出设计性及综合性实验的项目，通过仿真模拟和电子计算机技术实现综合设计。
2、进行分层次的实验教学
在原有教学形式上，实验教学一般是验证性实验较多，而设计性实验较少。实验课按照大学科独立设课后，整个实验教学活动有利于进行分层次教学。第一层次，主要则是以演示验证性、模拟操作性实验为主。这一层次主要是培养学生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掌握实验的基本技能。要求学生熟练掌握基础实验的方法步骤，熟悉常规实验设备的使用，在教师指导下较熟练地独立完成各项实验，并能掌握数据处理的方法，完成实验报告。第二层次主要以设计性实验为主。这一层次主要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设计能力的主要阶段。实验的方案、步骤和所需的仪器设备的选择完全由学生自己完成，自己选择调配实验所需的仪器、软件等。通过这样的实验教学，使学生在大学期间的综合设计和操作能力得到真正的培养。第三层次，逐步开设综合性选修实验课。这一层次，要求学生设置一些难度较大或根据学生的爱好与特长自己设计开发的实验项目，利用实验室的实验条件进行实验。由于这类实验一般具有一定的研究性质，在实验实施过程中，可以举办一些综合设计性实验竞赛和等级考试，以培养学生的综合创新能力。第四层次，探索开放性实验课程的设置。这一层次，则主要是为那些基础较扎实、动手能力强、具有探索精神的学生提供广阔的空间，并能够辅助专业教师以完成其相应的科研课题。同时，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是教学科研上水平的一个重要性标志。
3、实验队伍建设要改变传统的用人观念
实验教师是实验室建设与管理中最活跃的因素，建设高水平的实验室必须配置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根据新形势的要求，从知识结构、学历结构、专业结构、年龄结构等方面综合考虑，力求建成一支技术精干、基础扎实、素质过硬、乐于奉献的实验技术队伍。
4、建立适应教学和科研发展需要的多种功能并存的实验室体系
教学型和科研型的实验特点及要求虽有相同的地方，但还是存在着差别，而且教学与科研自身对实验的要求也有差别。因此，实验室就要根据教学与科研的不同特点和要求而有不同的功能形式。所以，必须根据专业的需要，以大学科分类的实验课程体系和实验教学改革为龙头，建立相应的大规模实验中心或覆盖面宽、综合性强的多功能实验室，确保实验室建设与改革的持续发展。
四、结束语
随着现代经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的“课堂填鸭式”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管理类人才的培养需要。经济管理类教学和科研必须紧密结合实验教学以成为广大经济管理类教师和研究者的共识。经济管理类专业实验室的建设从而也提高到一个十分迫切、重要的地位。在经济管理类实验室的建设过程中，必须深刻认识到经济管理类实验室建设的必要性和对于经济管理类实验室的正确定位，重点从实验室场地保证、计算机网络等“硬”环境和应用软件、实验师资力量和实验教材等“软”环境两个方面如手，最终实现有机结合，培养出合格的经济管理类人才。
【参考文献】
[1]尹恩山：经济管理专业实验室若干问题研究[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03（5）.
[2]赵公民：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实验教学研究[J]，华北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04（2）.
1教育管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教育与经济是国家综合国力的象征，良好的教育管理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则可以推动现代教育管理，因此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既相互促进，又相互依赖，综合世界各国，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发达的国家其教育管理水平也比较高，而教育管理水平高的国家往往经济发展水平也比较高，因此两者的关系非常密切，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与两者也息息相关，因此国家在制定发展规划时，重点对教育与经济进行投入，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的促进国家发展。其两者直接的关系笔者总结如下：
2教育管理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贡献
众所周知，现阶段我国已经进入到了知识经济时代，而该时代最大的特征就是人才，而人才是教育管理最终的体现。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非常快，这固然是改革开放有重要的关系，在对外开放中引进了先进的管理经验与技术，对我国各行各业发展影响巨大，但是最重要的是对内改革，尤其是高考制度恢复之后，我国高等教育水平越来越高，经济建设前线输送了大批的人才，随着教育水平的进一步的提高，我国的高等院校可以是市场的需求，可以有计划的开设各个学科，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因此可以说，我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教育的发展，如果没有良好的教育管理，其经济也很难实现质的飞跃，所以说教育管理发展对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未来其贡献的程度将更大。
3经济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教育管理水平的提高
我国教育管理已经进入了现代化阶段，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教学设备都有严格的要求，要想聘请优秀的教师，培养大批的教师团队，使用先进的教学设备这些都需要经济资本支持，而经济资本是经济发展最好的体现。我国从各地教育管理发展情况来看，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其各方面的教育水平都要高一些，而经济欠发达的中部以及西部地区则差一些，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教育管理水平受经济发展的制约，无论是从横向比较，还是从纵向比较，都能够总结这一规律，要想两者形成良性的循环关系，则需要从教育入手的同时，也不放松基础性的经济发展。
4教育管理与经济可以协调发展
教育管理与经济发展本身就不存在排斥关系，因此两者可以协调发展，通过以下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两者完全可以协调发展，促进我国整体综合能力的提高。首先，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有利于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我国教育改革之后，尤其是高校扩大招生之后，很多农村孩子走向了城市接受了高等教育，这些农村孩子有些留在城市，为城市建设贡献一份力量，而有些则回到家乡，为家乡发展贡献一份力量，进而减少了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即使农村孩子考上大学的比例并不高，但是文化程度却显著的提高，目前我国很多的农村地区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其次，高等教育的发展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就业压力。近年来高等教育的发展，主要以职业技术相关专业和院校的发展。培养出了大批应用性的人才和专业技能性人才，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培养了一批一批社会型人才，在以前中职教育模式上有了很大转变，进行理论上的深化和技能上操作上的实践。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上，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据统计数据表明：1999年以前，我国高职高专的规模，占高等教育招生的四分之以左右，到2005年以超出了一半许多高职在1998以前都是以中职，技校，为主。随着近年来的发展和壮大，到2013年，规模已达到万人以上。最后，高等教育的发展拉动投资消费。现代大学的办学模式主要是以市场化形式的发展，形成多元化，集团化，产业链的发展。高等教育拉动消费与投资，扩招以来到2013年的十年里，累计国债投资就达到70多亿元，同时拉动各种方面体系投资达120多亿元。2007年国家鼓励私人创造民族产业。同年我们民办高校达295所，同时拉动了各项事业的发展如餐饮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