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柏坡红色遗产的内涵意义
革命圣地西柏坡遗址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红色遗产，红色遗产是指从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全国胜利阶段的遗产，包括党的创建、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纪念地、纪念馆、纪念物及其所承载的革命精神。革命圣地西柏坡历史文化红色遗产从内涵上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为政治、理论、党建、文化、精神、经验等方面遗产。从形式上分为外在物质风貌遗存和内在精神文化遗产。
革命圣地西柏坡红色遗产是指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解放前的历史阶段内的遗产，其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内容涉及面广，极富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按其表现形式可划分为以下三大类型：
（一）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红色政治遗产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红色理论遗产指军事思想和策略理论的发展。红色党建遗产是指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作风建设，党内民主建设与党的组织建设的形成。红色文化遗产是指党中央和的重要文献及非物质红色文化遗产等。红色精神遗产指“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红色经验遗产指西柏坡时期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的遗产。
（二）外在物质风貌遗存
外在物质风貌遗存是指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以及中央各部委机关旧址、烈士纪念碑、^^水电厂旧址等红色革命历史遗存;晋察冀解放区、晋冀鲁豫解放区和华北解放区的革命历史遗存，其主要留存形式为旧址建筑、墓碑、石刻、工作生活用品、版画、档案、日记材料等。
（三）内在精神文化遗产
内在精神文化遗产指通过一系列重要英烈英模人物和重大历史活动事件所充分展现出来的科学思想理论、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品格、宝贵宗旨作风、良好精神风貌和形象及西柏坡精神。譬如凝结西柏坡精神的红色歌曲、红色戏剧、红色民谣及红等。
西柏坡红色遗产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还是历史的真实见证。西柏坡不仅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还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政治遗产。革命圣地西柏坡红色历史文化遗产具有党史文化传播功能、政治教育功能、先进文化建设功能及经济社会发展效益功能，对于人民群众学习西柏坡精神，坚定崇高理想，运用西柏坡经验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
二、西柏坡红色遗产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学界及传媒界对红色文化遗产的研究逐步展开，对于西柏坡红色文化遗产主要集中于加强红色遗产旅游的开发利用，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且先后挖掘完善了大批革命遗存，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红色教育基地和开展干部学习培训的基地，进而促进了西柏坡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河北省政府在保护和利用好西柏坡红色文化遗产方面做了很多切实可行的工作，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全面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对于西柏坡红色遗产的传承和利用问题仍旧存在一些不足，这将制约红色遗产的功能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一）非统一立法的缺失增加了对西柏坡红色遗产的保护难度
我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措施对红色遗产进行保护，但是由于国家层面的相关立法较为缓慢，现有法律规范的内容和表述较为宽泛和简单，缺乏针对性。若干法律关系也还没有进一步落实，如红色遗产保护规划问题、政府职责问题、条件保障问题等。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导致红色遗产保护中的无法可依、无规可循。
（二）西柏坡红色遗产保护专项工作所需财力基础薄弱
革命圣地西柏坡红色遗产的保护工作，从确立到保护都需要大量财力基础的保障。当今社会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群众义务参与历史文化活动积极性不高，经济不太富裕，红色遗产很难保持现状。只有通过大量的资金投入用以支付各项活动所产生的费用，才能够实现各种实地调研、文献查阅、遗址维护的保护措施。
（三）产业规划与开发没有遵循西柏坡红色遗产发展的自身规律
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在西柏坡红色遗产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假冒红色遗产和对红色文化遗产进行商业破坏的情况随处可见。
（四）西柏坡红色遗产挖掘广度及深度不足
一方面，大量革命旧址尚未得到有效开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规模较小，没有形成基地群。另一方面，西柏坡红色遗产缺乏深入研究，不能停留在就事论事的浅层次，要让广大人民群众积极的去寻找体验和感悟深层次的革命精神，进而升华人民群众的人格修养、品行修养和党性修养。
（五）社会大众对于西柏坡红色遗产的严重漠视
人是历史文化遗产的拥有者、创造者、认同者和传承者。由于现代社会文明的强势冲击以及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娱乐活动逐步增多，传统的历史文化受到冲击。特别是现代年轻人对传承历史文化遗产的必要性产生疑问，参与红色文化的积极性不高，致使红色遗产面临严峻形势。
三、西柏坡红色遗产的保护思路
保护和利用好革命圣地西柏坡红色文化遗产，对于继承和发扬优秀文化传统、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深远意义。应加快开展西柏坡红色历史文化遗产档案的收集整理、保护抢救和资源发掘利用工作，采用建立保护机制、明确保护方针、落实保护任务、积极组织宣传、努力培养人才、创新社会工作等方法将红色遗产档案记录下来并进行保护。有效传承西柏坡红色遗产要以党中央时期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奋斗为历史依据，不断创新形式和扩展传承途径。
（一）建立专门机构负责西柏坡红色遗产的保护工作
政府应充分发挥其行政职能，统筹协调各方面力量，重视人才队伍建设。首先，建立红色遗产专业人才的培训机制，举办红色培训班对红色遗产传承人进行培养。其次，政府部门应多举办红色文化活动，积极聘请红色遗产专家参与到保护红色历史文化遗产的工作中来，多吸收专家意见，确保红色文化遗产和西柏坡精神得以传承。再者，要继续完善和严格执行相关的法规制度，尊重革命遗址的历史原貌、修旧如旧、慎重重建的原则。
（二）加强西柏坡红色遗产保护的资金支持力度
西柏坡红色遗产的开发要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坚持可持续发展，建设展馆设施和景区文化。一方面，西柏坡遗址充分利用自身优越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开发旅游资源，积极筹集和吸纳社会资金。综合开发红色旅游产业，既要不断推进新的文化产业，又要不断扩大产业规模。 另一方面，政府设立专项资金对革命圣地西柏坡进行全面补助和保护，建立西柏坡红色历史文化遗产档案和相关法律法规相结合机制。保护代表性的遗产，注重对红色遗产的修葺和完善。
（三）产业规划与开发应遵循西柏坡红色遗产特有发展规律
西柏坡红色遗产保护应按照其自身特有的发展规律，在坚持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合理规划和适度开发利用其经济社会效益。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既不能只强调社会效益而造成可持续发展的困难，又不能片面要求经济效益而损害红色遗产的形象。应力求做到正确处理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坚持红色遗产保护的真实性和整体性，防止对红色遗产误解、歪曲或滥用。
（四）扩大西柏坡红色遗产的挖掘强度
传承西柏坡红色遗产要继续扩大广度和深度的挖掘，开发大量尚未开发的革命旧址，增添新内容、开辟新阵地。西柏坡是全世界的西柏坡，应多渠道、广范围的进行资源整合和资源共享。
（五）加强民众对于西柏坡红色遗产的开发意识
传承方式上要不断创新，引进学校教育，在党校、干部学校和普通高等院校中应加入西柏坡红色历史文化遗产教学内容。西柏坡地区的档案部门和相关文化机构应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传媒进行多渠道多层次的西柏坡红色遗产的保护工作知识宣传，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不断增强政府部门和社会对红色遗产档案的保护与开发利用意识，以确保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
关键词：语言文学 江西红色文化
江西省语言文字类红色文化遗产作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点发展内容之一，已经成为支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动力之一。在语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方面，虽然红色文化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重视，但是由于受到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对于红色文化遗产发展的观点仍然没有深入人心。国内学者对于该方面的研究目前还缺乏深入性与针对性。笔者以江西省语言文学类红色文化遗产的现状为例，对其特点和规律进行相应的探讨，以期对发扬红色文化能取得更有实效的进步。
一、江西红色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及重要性
1.江西红色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江西红色语言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为地域红色文化影响具有广泛性和深刻性的特点。江西省作为中国著名的红色革命根据地、红色之都，中共中央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国内第二次革命战争风雨飘摇的年代，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村民对于红军情真意切，“千军万马江畔站，十万百姓泪汪汪”送别红军的场景深刻体现了军民的鱼水之情。流行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歌曲如《十送红军》中这样写道：“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上野鹿声声哀叫，树树梧桐叶落光。问一声亲人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歌词中情景交融和词作者借景抒情的手法深刻体现出了江西人民对于红军的深厚的感情以及对胜利的强烈期盼。江西红色文化在革命战争年代对于建立和谐的军民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在当今江西红色文化的艰苦奋斗精神对于江西地区群众的精神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宣传和引导意义。
江西红色语言文学非物质文化内部各类文化小类之间互相交融，呈现百花争鸣的现象。赣南的采茶戏诞生于明末清初时期，并在解放战争后发扬光大，赣南采茶戏的优秀作品《风雨姐妹花》以其深厚的文字底蕴成为红色语言文字中的典范之作并一度改编成影视作品《女大当婚》，主要讲述了江西地区一对姐妹花对于封建婚姻世俗制度的挑战，激发了那个年代年轻人为爱情执着追求的精神，对于解放那个年代的婚姻观念具有积极的意义。赣南大型采茶戏作品《山歌情》以其优雅的红色文字以及深刻的红色教育意义被评定为“曹禺剧作奖”和“五个一工程”奖。《山歌情》中通过对主人公贞秀和刘满仓在革命战争时期赣南苏区的故事，并通过对于刘满仓的短暂的生命历程的刻画，将那个年代革命人的身上所具备的无私风险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在传统思想束缚下的隐忍交织的意识下而产生的苦涩与高尚。这部作品代表着赣南苏区革命人士身上夹杂着痛楚却毅然投入新生活的勇敢，他们不但心灵上忍受着极大的创伤，而且在沉重负荷下仍然选择坚定前行，即使面对的是死亡也不后悔。这代表了一种苏区的精神——勇于牺牲的苏区魂！
2.江西红色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江西红色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受到改革开放西方思潮涌入的影响，西方文化对江西红色语言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冲击，重西方语言文化轻红色语言文化成为了中西文化发展交织中的矛盾点之一。江西红色语言类文化对于巩固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树立社会主流价值观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江西红色文化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井冈山红区形成了独特的井冈山红色文化，一些红色的脍炙人口的歌曲广为流传，激发了广大老百姓对于红军工作的支持。《十送红军》中这样表述：“十送红回来，武陵山巅搭高台，盼望红军打胜仗，盼望亲人早回来。”歌词中总共十句话，句句都体现了那个时代红色文化的精神，村民与革命战士的深厚感情都能够在红色文化中体现，并且文字贴切，通俗易懂，广为传唱。
江西红色文化的深刻思想体现促进了当年井冈山革命斗争的顺利开展。江西红色文化在抗日战争时期表达了一种大无畏的革命乐观精神。在安源大罢工时期曾经提出了这样的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主人”。这不仅仅是对封建社会的檄文，更是开启新社会的号角。革命将领当年写出这样的诗词：“在新城，演新剧，欢迎新同志，打倒新军阀；趁红光，当红军，高举红旗子，创造红世界。”蕴含了革命人士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同志曾经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编制了这样的一首打油诗：“造福人不享福，雇农自己没有谷，砌匠自己没有屋，木匠自己没有凳坐，裁缝自己打赤膊。”文字通俗易懂，读起来朗朗上口，产生了很好的红色文化效应。并且在江西还亲自起草了《红四军司令部布告》，全布告一共由94个字组成，每四个字为一小节，具有极高的文学研究价值，成为文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除此之外，在江西红色文化基础上改编的《草鞋歌》、《大败江西两只羊》等也成为了江西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
红色语言文化对人们具有极强的红色教育警示作用，它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有着广泛的革命教育作用，对于当今人们克服浮夸的文学作风以及发扬红色文化、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有积极作用。江西红色文化包括了解放区文化、苏区文化、抗战文化以及左翼文化的重要内容。江西红色文化在此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二、结语
江西的红色文化是一种革命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红色革命根据地面临白色恐怖包围的条件下诞生的。在特定的革命战争年代，江西红色文化从属于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范畴。红色文化是社会主义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化以及改革开放文化的一种扩展和延续。江西红色文化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体现出极强的时代精神，是炎黄子孙共有的精神财富和精神家园。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互相交织的年代，社会格局的改变以及社会生活的多元化要求文化也应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在提倡多元化文化的背景下，必须突出民族文化的主旋律，江西红色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文化的体现，是江西人民文化发展的主旋律。
江西红色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的发展工作不仅是江西省的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项政治工程，离不开政府的主导作用以及社会成员的积极参与。江西省政府要积极组织和动员革命发祥地以及社会成员的力量，加强文化环境的培育，搞好精神文明建设的氛围，发扬优良的革命文化传统。江西民众也应自觉维护、塑造和展示江西红色文化的社会影响力度和社会风貌。发展工作要遵循共性和个性相互结合的方式，走文化发展的可循环发展的长久道路，只有这样，江西语言文字类红色文化遗产发展工作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场所精神革命历史文化遗产当代传承红色旅游
〔中图分类号〕K1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3-0126-03
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是顺应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转型视角下的文化遗产类型，主要表现的是近现代革命史迹，是“静态遗产”、“动态遗产”与“活态遗产”相结合的典范，对现代社会人类价值观重塑与心灵启迪具无可替代的教化作用。
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所在的“场所”给予公众更多的是精神含义而并非实用的物品，为公众展示的是表达“爱国情感”的历史作品，其“特性”比“空间”概念更具体，一方面在暗示一种气氛，另一方面则表达“稳定的爱国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是抽象的概念，还可以用具象的方法表达与展现。红色旅游被认为是传承革命历史文化遗产的有效路径，开发的目的在于以现实存在的实物和场景唤起并增强人们的爱国情感，弘扬民族精神，达到传承革命历史文化遗产的目标诉求。
陕西近现代革命史迹等文化遗产品类丰富，是体现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重要阵地，通过场所精神的挖掘，使公众体味革命历史文化遗产的空间意象，对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增强爱国情感具深远的影响力。
一、概念诠释与解析
1“场所”与“场所精神”内涵
“场所”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活动的处所”，如公共场所、娱乐场所等。①有了人的活动，使得场所具有物质“空间”涵义以外的特征表现，即有了“氛围”，是人们对于特定空间的记忆和认同。②
“场所精神”的概念是由挪威著名建筑学家诺伯格・舒尔茨提出，他在《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这本书中说明，人的基本需求在于体验生活情境而富有意义。③即探究建筑精神的涵意而非实用的层面。人需要象征性的“表达生活情境”的物质或非物质元素来适人心怀，体验融入历史的感觉，并因之而感动，是“场所”以独特的精神征服了我们。④
在可视化的革命历史文化遗产元素有限但在“场”中蕴含的意味却十分深厚的情况下，更多的 “红色文化意象”需要场所精神表达，使公众体味遗产空间革命传统精神与爱国主义情感。
2革命历史文化遗产的概念解析
革命历史文化遗产的概念主要指在革命战争年代时期所遗留的有形文化遗产及无形文化遗产，“革命”是指引起社会变革的政治革命。林龙飞、王华、杨斌：《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模糊评价模型》，《商业研究》2009年第8期。
革命历史文化遗产的资源类型主要有：军事遗址、会议旧址、名人故居、墓园、历史文物、文献资料等，也包括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如革命故事、革命传说、革命文学、革命歌曲、革命事迹等，还有在不同时期形成的革命精神。革命历史文化遗产不是将历史搬到实景中的简单教化，需要的是引导与共鸣，需要让人们由“眼”到“心”获得一种阅历和体验，所以“看”并不是传承的全部，更需要挖掘场所精神，满足公众精神体验，触动公众内在的情感和情绪，才能发挥革命历史文化遗产当代传承的功能。
3场所精神视角下革命历史文化遗产的当代传承意义
革命历史文化遗产顺应的是人们对爱国主义情怀的释放需求，其实质表达的是公众的爱国主义情感。在革命战争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等不同历史阶段所遗留的有形及无形的文化遗产，需要场所精神来弘扬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坚定信念。简言之，红色历史留给我们的价值要用场所精神去延续，去实现爱国情感的共振。
二、红色旅游开发是革命历史文化遗产
传承的有效路径红色旅游概念最早被提出是在20世纪90年代，但真正成为专项旅游活动并有序推进是在200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相继印发了《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和《2011～2015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明确了红色旅游有序发展的格局。目前，红色旅游已成为革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展示和利用的有效方式，并被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相关规划。红色旅游的内容体系不断扩大丰富，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更是弘扬的重点，无论是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延安精神、红岩精神等，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的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以及改革开放时期形成的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包括载人航天精神等，都是革命历史文化遗产蕴含的民族精神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锤炼与升华。
实践证明，通过红色旅游，可以加强革命历史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增强人们对爱国主义精神的认识和理解，促进革命历史文化的当代传承，红色旅游实现了红色旅游资源的保值增值与创新，也实现了红色旅游三大工程――文化工程、政治工程、经济工程功能的有机统一。邵琪伟：《努力推动红色旅游再上一个新台阶》，《经济日报》2009年5月2日第2版。
三、场所精神视角下陕西革命历史
文化遗产传承概述1以革命历史文化遗产为载体的红色旅游展示引领作用已形成
陕西作为文化遗产大省，许多宝贵的革命历史文化遗产被深入挖掘并生动展现。根据陕西党史部门对革命遗址的普查工作统计显示，截止2010年底，陕西的革命遗址有2051处。《华商旅游》，《陕西红色文化资源丰富革命遗址达2051个》，http：//.2011年6月29日。许多革命历史文化遗产入选《全国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名录》和《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虽然相比陕西更悠久的古代文化积淀，这些近现代史迹的历史并不久远，但对于现代社会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在红色旅游开发中，陕北板块将红色旅游与黄土风情结合，关中板块将红色旅游与古代文明相结合，陕南板块则是将红色旅游与绿色生态自然环境相结合，马耀峰等：《陕西红色旅游发展战略研究》，《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7期。遵循文化遗产传承的理念，陕西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红色旅游产品体系。
2“场所精神”视角下的革命历史文化遗产展示不充分
虽然，陕西红色旅游开发对于完善陕西旅游产品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对比革命历史文化遗产的本体价值，其场所精神挖掘并不充分。
首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03）国家标准要求，陕西省具有影响力的红色旅游资源486处。在陕西省进行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陕西省文物局：《踏遍青山――陕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纪实》，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2010年。在增加的上千处乡土建筑、近现代的史迹、文化遗产线路等新文化遗产品类中，很多都是革命历史文化遗产，因此可知，革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展示与红色旅游开发并不匹配。其次，已有的革命历史文化遗产展示，更多的是静态纪念物的陈设，展示手段单调，传承方式雷同，甚至有讹误，没有真正挖掘其历史文化内涵，更没有强调公众的参与性和体验性。第三，红色旅游解说系统单一，对于更深层次的精神解读缺乏深入引导。很多红色景区的解说系统是“看”，没有“解”，不同年龄层次与知识层次的公众，对于革命历史文化遗产，虽有大量珍贵的记忆，但却都是记忆的碎片，无法拼接。
四、场所精神传承的思路与建议
1挖掘场所精神和文脉资源，延伸革命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价值
挖掘体现文化传承的红色记忆符号，并在革命历史文脉中注入新元素，注重公众的参与和体验，依托红色旅游开发路径延伸综合价值，赋予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更多新内涵，使更多表现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根”与“魂”的元素让公众用心去读、去意会。
2整合文化遗产资源，设计凸显场所精神的复合型旅游产品
整合遗产资源，挖掘更多表现红色文化的素材，尤其是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表现探索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历程的新遗产，结合这些革命历史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精神内涵、区位优势，进行设计、体验与开发。同时，注重复合型产品的开发，将红色资源与所在地域的其他资源有效链接，如与民俗、乡村、休闲、生态等项目的融合，设计凸显场所精神的复合型旅游产品，大力开发名人、红色故事等非物质遗产元素，如谱写出《我的祖国》、《英雄赞歌》、《让我们荡起双桨》等脍炙人口的“红歌”曲谱的陕西作曲家刘炽，赞扬的出版家“张季鸾”等都是可设计的红色元素。
3加强宣传推广，打造彰显场所精神的红色演艺精品、节庆品牌和活动品牌
依托革命历史文化遗产的本体资源价值，可通过2014年邓小平诞辰110周年、2015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等重大纪念活动作为契机，精心策划主题鲜明、彰显场所精神的红色旅游产品，并加强宣传推广。可积极创作、生产、推广表现爱国主义精神并有综合市场效益的红色演艺精品，形成节庆品牌和活动品牌。
4构建红色旅游解读系统，丰富公众的场所精神体验
【摘 要】红色文化遗产是一类特殊的文化遗产，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是无比珍贵的财富，具有独特的特征和非常重要的保护价值。作为东北抗联地区主要城市之一的牡丹江市拥有大量的红色文化遗产，但是在保护与开发工作方面，由于保护手段及资金的限制存在很大的问题。因此，加强牡丹江市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对红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关键词】红色文化遗产；牡丹江；开发与保护
一、牡丹江市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现状
在发展红色旅游的五年规划“121”工程中首次提出了红色文化遗产概念并指出要建立“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红色文化遗产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红色文化遗产是指“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解放前夕28年的历史阶段内，包括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革命时期存在、产生和创造的在历史、艺术、社会学等方面有着重大革命纪念意义和纪念价值的建筑物、遗迹，或者一些工艺品、文献等实物和人类精神文化产品及其所承载、体现的革命历史、事迹、精神。”【1】
本文从狭义的概念上对牡丹江红色文化遗产进行研究探讨。牡丹江市红色文化遗产分为物质红色文化遗产和非物质红色文化遗产两类。其中，物质红色文化遗产主要包括革命遗址旧址、烈士陵园、纪念碑、纪念馆、要塞遗址等，如：绥芬河铁路大白楼―中共六大代表秘密过境居住地旧址、杨子荣烈士陵园、牡丹江爱国自卫战争殉难烈士纪念碑、马骏纪念馆、东宁要塞群等；非物质红色文化遗产指这些遗址遗迹及纪念设施所承载的革命事迹、精神和一些反映它们的文学作品、歌曲、戏曲等。如；反映剿匪英雄杨子荣的一本书《林海雪原》、一部戏或电影《智取威虎山》。
目前黑龙江省具有革命遗址924处，其中牡丹江市224处，占全省革命遗址总数的24.24%，居于首位。牡丹江市主要革命遗址分布情况：市区有孟泾清烈士纪念碑、牡丹江市革命烈士陵园、“八女投江”雕塑、中共吉东局第二、三、四次工作会议遗址等18处；绥芬河市有绥芬河站―绥芬河站党支部旧址、铁路工团活动旧址、李春荣故居等15处；海林市有杨子荣烈士陵园、海林威虎山剿匪纪念地、东北抗日联军柴河东山密营遗址群等15处；东宁县有中共东宁党组织早期活动地、沙河子烈士陵园、三岔口地下交通站遗址等13处；宁安市有工作室、石门子站斗遗址、陈翰章牺牲地等26处；穆棱市有中共穆棱县诞生地遗址、绥东军分区司令部遗址等16处；林口县有八女英雄杨贵珍故乡纪念碑、大盘道伏击战遗址等12处。牡丹江市革命遗址224处中，文物保护单位部级2处，省级5处，市级5处，县级14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部级2处，省级4处，县级14处。
另外，目前牡丹江市革命遗址保存状况为：保存好的18处，保存较好的58处，一般的76，较差的28处，差的22处，消失的22处。我们看可以看出牡丹江市革命遗址从一般到较差再到差，最后到消失的红色文化遗产共有148处，占全市革命遗址总数的66%以上。建国以来，随着社会发展，一批革命遗址在城区规划改造中被拆除，而未拆除的遗址中也有大部分处于危房状态，如不抓紧维修加固，将会造成一大批革命遗址消失。因此，加强对牡丹江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形势严峻，刻不容缓。
二、牡丹江市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
1.保护力度不够，开发不平衡。全市的红色文化遗产缺乏整体战略思维，保护开发不平衡。在红色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有关管理机制不健全、规章制度不完善。另外，在牡丹江各城区和县域内都分布着各类红色文化遗产，行政归属不同造成了这些文化遗产在管理问题上比较混乱，阻碍了牡丹江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
2.公众参与意识薄弱。虽然牡丹江市部分红色文化遗产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与开发，但是由于公众参与保护意识薄弱，群众没有深刻认识到红色文化遗址的财富性和保护的重要性，导致很多红色文化遗产原貌被改变，原真性和完整性被破坏。同时，随着社会更替，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对革命历史不了解，对革命史迹、人物及其精神不关心，面对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更是缺乏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
3.缺乏相关专业人才。伴随着数字化、信息化技术的推进，红色文化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出现了专业性、技术性、学术性、实践性较强的特征，这就要求从事红色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者，不仅要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还要有相关学科理论和技术的支撑。
4.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处理不当。在旅游开发中，没有处理好红色文化遗产与旅游开发的关系。旅游开发者片面强调经济效益，在开发中规划建设各类现代化设施，致使红色文化遗产及其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破坏的现象时有发生。
5.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目前，在红色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比较完善的法律，我国还没有。红色历史
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散见于《文物保护法》《城市规划法》《环境保护法》等，而执法权分别由文
物、城市规划、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等多头负责。【2】
三、加强牡丹江市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措施
1.加大保护力度。牡丹江市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首要的是解决经费问题。一方面，各级政府要重视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有意识地增加用于保护红色文化遗产的财政拨款额度，确保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可以借鉴法国利用社会基金进行文化遗产保护的成功经验，通过社会融资的方式来拓宽红色文化遗产保护的资金来源，以此来保护红色文化遗产。同时，通过开发红色文化遗产带动牡丹江红色旅游发展，进而将红色旅游的部分经济收益再次投入到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之中。【3】第二，理顺红色文化遗产的管理体制，完善红色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制度。目前牡丹江市红色文化遗产有的由牡丹江市管理，还有的分属各县区市博物馆、文化局等，管理体制混乱，不利于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利用， 政府应成立专门的机构，根据各县区市的实际情况，统一协调，规范管理体制，并通过相应的制度保障，指导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2.开发与保护并重，增强全民参与保护意识。一是牡丹江市在开发红色文化遗产的同时也要加强对其保护措施，应将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纳入全市城乡建设规划中，既要对红色文化遗产的精品进行重点保护开发，又要加强对其它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以便将来更好的开发利用，最终从整体规划战略角度来完成对其保护与开发的实施。二是加大保护开发的宣传力度，提高公众参与保护意识。信息时代下，要充分利用网站、微信、微博、网络平台等多种新媒体，加大红色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力度，经常开展红色文化遗产保护的主题宣传活动，促使人们自觉主动地投入到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之中，增强全社会参与保护的观念与责任意识，同时也是对牡丹江丰富的红色文化的有利宣传。
3.正确处理保护与开发的关系。所谓保护性开发是指“以保护为根本前提，以可持续发展为最大目标，强调利用性保护，通过一系列科学方法对旅游资源进行的开发与利用”。【4】牡丹江市红色文化遗产的开发必须以保护为前提，在对其进行红色旅游开发的过程中，要以“先保护后开发，边保护边开发”为原则，始终把红色文化遗产保护放在第一位，杜绝开发中的破坏行为，做到红色文化遗产开发是对保护红色文化遗产的促进；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为了更好的实现对其开发利用。最终，实现牡丹江市红色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的良性循环，达到其可持续发展。
加强文保管理机构力量，引M专业技术人才。为防止多头管理与执法，建议政府设立相关的文化遗产保护局，使机构编制与其承担的职能任务相适应。另外，注重引进相关专业技术人员，深入挖掘牡丹江市红色文化遗产，完成文物鉴定、技术保护、规划编制、文物执法等工作。
四、总结
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是红色精神传承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需要。【3】牡丹江市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应该在政府指导下，依靠多方面的力量，通过上述几个方面加强保护与开发措施，使红色文化遗产得到有效地保护，并实现永续利用。
参考文献：
[1]曹学文.红色文化遗产及其开发利用研究―以湘潭市为例[D].长沙：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2]陈俊文.浅议桂东县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J].湘潮（下半月），2015，（07）：110-112.
[3]禹玉环.红色文化遗产保护探讨――以遵义市为例[J].山西档案，2014，02：79-81.
[4]陈燕.论旅游资源保护性开发的内涵与要素[J].商场现代化.2008（10）.
基金项目：
国家旅游局2016年度“万名旅游英才计划”―研究型英才培养项目“龙江丝路带”战略下牡丹江红色旅游开发导向及模式研究”（项目编号：WMYC20161050）。
一、江西红色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及重要性
1.江西红色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江西红色语言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为地域红色文化影响具有广泛性和深刻性的特点。江西省作为中国着名的红色革命根据地、红色之都,中共中央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国内第二次革命战争风雨飘摇的年代,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村民对于红军情真意切,“千军万马江畔站,十万百姓泪汪汪”送别红军的场景深刻体现了军民的鱼水之情。流行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歌曲如《十送红军》中这样写道:“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上野鹿声声哀叫,树树梧桐叶落光。问一声亲人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歌词中情景交融和词作者借景抒情的手法深刻体现出了江西人民对于红军的深厚的感情以及对胜利的强烈期盼。江西红色文化在革命战争年代对于建立和谐的军民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在当今江西红色文化的艰苦奋斗精神对于江西地区群众的精神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宣传和引导意义。
江西红色语言文学非物质文化内部各类文化小类之间互相交融,呈现百花争鸣的现象。赣南的采茶戏诞生于明末清初时期,并在解放战争后发扬光大,赣南采茶戏的优秀作品《风雨姐妹花》以其深厚的文字底蕴成为红色语言文字中的典范之作并一度改编成影视作品《女大当婚》,主要讲述了江西地区一对姐妹花对于封建婚姻世俗制度的挑战,激发了那个年代年轻人为爱情执着追求的精神,对于解放那个年代的婚姻观念具有积极的意义。赣南大型采茶戏作品《山歌情》以其优雅的红色文字以及深刻的红色教育意义被评定为“曹禺剧作奖”和“五个一工程”奖。《山歌情》中通过对主人公贞秀和刘满仓在革命战争时期赣南苏区的故事,并通过对于刘满仓的短暂的生命历程的刻画,将那个年代革命人的身上所具备的无私风险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在传统思想束缚下的隐忍交织的意识下而产生的苦涩与高尚。这部作品代表着赣南苏区革命人士身上夹杂着痛楚却毅然投入新生活的勇敢,他们不但心灵上忍受着极大的创伤,而且在沉重负荷下仍然选择坚定前行,即使面对的是死亡也不后悔。这代表了一种苏区的精神——勇于牺牲的苏区魂!
2.江西红色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江西红色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受到改革开放西方思潮涌入的影响,西方文化对江西红色语言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冲击,重西方语言文化轻红色语言文化成为了中西文化发展交织中的矛盾点之一。江西红色语言类文化对于巩固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树立社会主流价值观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江西红色文化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井冈山红区形成了独特的井冈山红色文化,一些红色的脍炙人口的歌曲广为流传,激发了广大老百姓对于红军工作的支持。《十送红军》中这样表述:“十送红回来,武陵山巅搭高台,盼望红军打胜仗,盼望亲人早回来。”歌词中总共十句话,句句都体现了那个时代红色文化的精神,村民与革命战士的深厚感情都能够在红色文化中体现,并且文字贴切,通俗易懂,广为传唱。
江西红色文化的深刻思想体现促进了当年井冈山革命斗争的顺利开展。江西红色文化在抗日战争时期表达了一种大无畏的革命乐观精神。在安源大罢工时期曾经提出了这样的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主人”。这不仅仅是对封建社会的檄文,更是开启新社会的号角。革命将领当年写出这样的诗词:“在新城,演新剧,欢迎新同志,打倒新军阀;趁红光,当红军,高举红旗子,创造红世界。”蕴含了革命人士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同志曾经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编制了这样的一首打油诗:“造福人不享福,雇农自己没有谷,砌匠自己没有屋,木匠自己没有凳坐,裁缝自己打赤膊。”文字通俗易懂,读起来朗朗上口,产生了很好的红色文化效应。并且在江西还亲自起草了《红四军司令部布告》,全布告一共由94个字组成,每四个字为一小节,具有极高的文学研究价值,成为文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除此之外,在江西红色文化基础上改编的《草鞋歌》、《大败江西两只羊》等也成为了江西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
红色语言文化对人们具有极强的红色教育警示作用,它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有着广泛的革命教育作用,对于当今人们克服浮夸的文学作风以及发扬红色文化、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有积极作用。江西红色文化包括了解放区文化、苏区文化、抗战文化以及左翼文化的重要内容。江西红色文化在此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二、结语
江西的红色文化是一种革命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红色革命根据地面临白色恐怖包围的条件下诞生的。在特定的革命战争年代,江西红色文化从属于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范畴。红色文化是社会主义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化以及改革开放文化的一种扩展和延续。江西红色文化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体现出极强的时代精神,是炎黄子孙共有的精神财富和精神家园。
一、江西红色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及重要性
1.江西红色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江西红色语言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为地域红色文化影响具有广泛性和深刻性的特点。江西省作为中国着名的红色革命根据地、红色之都,中共中央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国内第二次革命战争风雨飘摇的年代,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村民对于红军情真意切,“千军万马江畔站,十万百姓泪汪汪”送别红军的场景深刻体现了军民的鱼水之情。流行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歌曲如《十送红军》中这样写道:“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上野鹿声声哀叫,树树梧桐叶落光。问一声亲人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歌词中情景交融和词作者借景抒情的手法深刻体现出了江西人民对于红军的深厚的感情以及对胜利的强烈期盼。江西红色文化在革命战争年代对于建立和谐的军民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在当今江西红色文化的艰苦奋斗精神对于江西地区群众的精神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宣传和引导意义。
江西红色语言文学非物质文化内部各类文化小类之间互相交融,呈现百花争鸣的现象。赣南的采茶戏诞生于明末清初时期,并在解放战争后发扬光大,赣南采茶戏的优秀作品《风雨姐妹花》以其深厚的文字底蕴成为红色语言文字中的典范之作并一度改编成影视作品《女大当婚》,主要讲述了江西地区一对姐妹花对于封建婚姻世俗制度的挑战,激发了那个年代年轻人为爱情执着追求的精神,对于解放那个年代的婚姻观念具有积极的意义。赣南大型采茶戏作品《山歌情》以其优雅的红色文字以及深刻的红色教育意义被评定为“曹禺剧作奖”和“五个一工程”奖。《山歌情》中通过对主人公贞秀和刘满仓在革命战争时期赣南苏区的故事,并通过对于刘满仓的短暂的生命历程的刻画,将那个年代革命人的身上所具备的无私风险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在传统思想束缚下的隐忍交织的意识下而产生的苦涩与高尚。这部作品代表着赣南苏区革命人士身上夹杂着痛楚却毅然投入新生活的勇敢,他们不但心灵上忍受着极大的创伤,而且在沉重负荷下仍然选择坚定前行,即使面对的是死亡也不后悔。这代表了一种苏区的精神——勇于牺牲的苏区魂!
2.江西红色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江西红色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受到改革开放西方思潮涌入的影响,西方文化对江西红色语言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冲击,重西方语言文化轻红色语言文化成为了中西文化发展交织中的矛盾点之一。江西红色语言类文化对于巩固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树立社会主流价值观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江西红色文化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井冈山红区形成了独特的井冈山红色文化,一些红色的脍炙人口的歌曲广为流传,激发了广大老百姓对于红军工作的支持。《十送红军》中这样表述:“十送红军转回来,武陵山巅搭高台,盼望红军打胜仗,盼望亲人早回来。”歌词中总共十句话,句句都体现了那个时代红色文化的精神,村民与革命战士的深厚感情都能够在红色文化中体现,并且文字贴切,通俗易懂,广为传唱。
江西红色文化的深刻思想体现促进了当年井冈山革命斗争的顺利开展。江西红色文化在抗日战争时期表达了一种大无畏的革命乐观精神。在安源大罢工时期曾经提出了这样的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主人”。这不仅仅是对封建社会的檄文,更是开启新社会的号角。革命将领陈毅当年写出这样的诗词:“在新城,演新剧,欢迎新同志,打倒新军阀;趁红光,当红军,高举红旗子,创造红世界。”蕴含了革命人士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毛泽东同志曾经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编制了这样的一首打油诗:“造福人不享福,雇农自己没有谷,砌匠自己没有屋,木匠自己没有凳坐,裁缝自己打赤膊。”文字通俗易懂,读起来朗朗上口,产生了很好的红色文化效应。并且毛泽东在江西还亲自起草了《红四军司令部布告》,全布告一共由94个字组成,每四个字为一小节,具有极高的文学研究价值,成为毛泽东文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除此之外,在江西红色文化基础上改编的《草鞋歌》、《大败江西两只羊》等也成为了江西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
红色语言文化对人们具有极强的红色教育警示作用,它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有着广泛的革命教育作用,对于当今人们克服浮夸的文学作风以及发扬红色文化、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有积极作用。江西红色文化包括了解放区文化、苏区文化、抗战文化以及左翼文化的重要内容。江西红色文化在此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二、结语
江西的红色文化是一种革命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红色革命根据地面临白色恐怖包围的条件下诞生的。在特定的革命战争年代,江西红色文化从属于毛泽东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范畴。红色文化是社会主义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化以及改革开放文化的一种扩展和延续。江西红色文化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体现出极强的时代精神,是炎黄子孙共有的精神财富和精神家园。
关键词：红山文化；赤峰地区；产业开发
中图分类号：K8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3-0005-04
红山文化广泛交流沟通南北，它既有着独特的区域文化气息，又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庙底沟文化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甚至与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有着同样的葬玉习俗。刘国祥、陈国庆、索秀芬、滕海键等从整体上对整个红山文化进行了研究，得出红山文化早、中、晚三期的生业模式以及祖先崇拜[1]。杜金鹏、倪玉湛、叶舒宪、付维鸽、郭明、吕昕娱等主要探讨红山文化与红山玉器之间的关系，论述红山独特玉器除用于佩戴之外，还有通神以及守护死者尸神等功能，具有宗教意义[2]。雪莲、徐昭峰、曹雅洁等从红山文化的祭祀方面出发，来研究红山文化与萨满教、祖先崇拜之间的关系[3]。王贺婵、徐子峰、段岩涛等则分别从红山文化的考古学方面、旅游产业开发方面以及红山文化的再生产品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提出可以从影视、纪念品、文化符号方面入手[4]。虽然如此，但关于红山文化在赤峰地区的研究现状还鲜有人论述，故本文选择红山文化研究现状以及遗产开发进行探讨。
一、红山文化典型遗址
红山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重要的文化遗存，其内容非常丰富，文化特征富有特色，不仅拥有北方地区独特的玉文化、丧葬文化、宗教文化等，同时还体现出了黄河流域彩陶文的特征。虽然祭坛、女神像等表现出了母系氏族的特征，但也有父系氏族文化特征的出现。使用的工具大多数为磨制石器，但是在红山遗址中还出土有细石器。丧葬习俗多为洞穴墓或土坑竖穴墓，而且有玉器随葬。总之，延续达到两千多年的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了重要线索。
（一）东山嘴遗址[5]
作为红山文化的典型代表，东山嘴遗址已经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面积已经达到15000平方米左右，遗址中发现了很多珍贵的考古材料。首先是关于祭祀的，在东嘴山遗址中发现了很重要的祭祀遗址，而且还发现了女神像或者说是当时的女性再或者是当时女祭司的塑像。总之，这些塑像的出现对于红山文化时期祭祀习俗以及当时的宗教文化甚至是当时的部落组织结构和生业模式的研究都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其次，东山嘴遗址石器建筑的中心部分石器建筑四周皆为体积较大、重量较重并且加工成规整的长方形条石砌成。条石长、宽、高分别为30cm、20cm、15cm。两翼的墙基同样是用这样的条石砌成的[6]。这些石器建筑可以分析出当时的建筑水平、建筑风格以及附近的地质条件，不仅对考古学而且对建筑学的研究也有很重要的作用。再次，在东山嘴遗址遗址中还有钵、盆、盘、豆、杯、壶、罐等陶器、石磨盘、石磨棒、斧、凿等磨制石器的出土，石片、石核、族等打制以及少量细石器的出土[7]，为研究红山时期居民的日常生活、生产工具、科技发展程度提供了丰富、可靠的资料。总之，东山嘴遗址对于揭露红山文化的面貌以及中华文明的起源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实为研究红山文化的重要遗址。
（二）牛河梁遗址[8]
同样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的牛河梁z址，也是红山文化时期的重要遗址。作为红山文化晚期重要遗存的牛河梁遗址具有很多神秘的符号以及特色的文化。牛河梁遗址中最出名也最具有特色的遗址就是女神庙，女神庙由女神主庙以及附属的祭坛、窖穴等组成[9]。称之为女神庙或许不太准确，在红山文化时期，还没有后世形成的完整的宗教观以及严密的宗教体系和神职人员，从当时的生产水平以及当时居民的认知水平来看，其很可能是女性崇拜的表现，可能为当时的部落酋长或者祭祀之类的人物。其次就是积石冢，牛河梁遗址的积石冢很多，也非常具有特色，积石冢的形状也不尽相同，有圆形也有长方形，大多数的积石冢都是多人分棺合葬，即很多棺材并列的放在一起，上面统一用大石板盖上，这种丧葬形式非常具有特色，而且在墓中还随葬有玉器，这种玉器随葬的风俗贯穿于每一个红山文化的遗址中。此外遗址中的人工夯筑小土山、冶铜遗址、玉猪龙、勾云形玉佩等也很有特色，为红山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
（三）白音长汗遗址[10]
相对于上面两个遗址来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白音长汗遗址的文化内容更加丰富，时间跨度更加大，它不仅包含了红山文化的内容，还包含有小河西、兴隆洼、赵宝沟、小河沿等文化类型，可以说其文化内涵是相当复杂，文化辨别过程也是相当困难的，鉴于本文研究的内容，故仅对其红山文化遗存部分进行介绍。白音长汗遗址不同于前两个遗址出土有和祭祀有关的大量遗存，其出土的遗存多为与当时居民日常生活相关的遗存，例如出土了17座半地穴式圆角方形或矩形的房屋，还有30多个灰坑[11]。这些与居民吃、住相关的遗存的发现，对于研究红山文化时期部落的布局、建筑的发展水平、居民的生业方式都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可以说，前两个遗址主要从祭祀、宗教、酋长方面揭露红山文化，而白音长汗红山文化遗址从平民、生活角度展现了红山先民的文化面貌。
（四）哈民忙哈遗址[12]
随着哈民忙哈遗址展示馆和博物馆的建设，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了哈民忙哈遗址。哈民忙哈遗址中独具特色的红山文化遗存，也是其中的房屋遗存，发现14座半地穴式房址，这些房址中都存在门道以及灶，还都发现有柱洞。房屋的形状也多为圆角方形，建筑技艺高超，并且有木质的梁架结构出土[13]。这些都为复原红山文化时期的房屋建筑以及研究中国北方地区的房屋发展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同时也为研究当时的居住风俗、居住形式提供了线索。哈民忙哈遗址中还有很特别的一点，就在其遗址中出现的墓葬中的尸骨都是经过人为扰动的，而且还发现有大量弃置的人骨遗骸[14]，这种情况在其它红山文化的遗存中比较少见。对于这种情况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更加明确的了解当时居民的丧葬习俗，以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可能为气候学、古环境学的研究提供一些思路，从人口体质出发，研究当时居民的体质，进而研究当时的主要食物以及生存环境。
二、红山文化遗产典型开发形式
（一）学术文字开发
一方面学术界通过召开与红山文化相关的学术会议，例如“五千年文明见证――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红山文化高峰论坛”等学术会议，通过邀请国内外学者进行研究商讨，为红山文化提高了知名度，使很多学术界的人士更加熟悉和了解这一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同时通过学者们召开的学术会议的探讨，也为红山文化的产业发展提出了更加具体的方法和实践性的指导。另一方面，国内外学者对于红山文化的发展以及红山文化的产业开发以论文的形式提出意见和建议，例如段岩涛的《在红山文化基础上的视觉形象设计研究》[15]、刘敬华的《红山文化遗产活化与旅游区构建研究》[16]、杜广洲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区的景观资源保护探讨》[17]等。这些学术论文的出现，从学术的角度，为红山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同时也让更多的人研究红山文化，发扬红山文化。但是这种纯学术性的会议以及学者的研究，也存在很大弊端，它不能让红山文化的知名度走出学术界、甚至是走出历史和考古。不用说普通的民众，很多其它学科的本科生、研究生甚至博士生都不知道红山文化，更不用说了解红山文化。这就使得红山文化的产业发展受到很大的局限性，缺乏更加广泛的宣传。
（二）遗址公园建设
建立遗址公园或者博物馆，例如牛河梁国家遗址公园、红山国家森林公园、哈民忙哈遗址展示馆和博物馆、承德红山文化博物馆等，这些遗址公园和博物馆也是促进红山文化发展、展现红山文化面貌、揭示红山文化考古成果、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式。这些遗址公园和博物馆的建立为红山文化的保护和宣传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但其经济效益是有限的，也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因此对于红山文化的发展还是有欠缺的，尚需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以丰富红山文化的宣传手段，增强红山文化的影响力。
（三）文化饰品研发
在红山文化饰品的研发方面，主要集中于仿制红山文化的玉器、陶器等作为纪念品，以及将红山文化的符号，如玉龙、陶器纹饰等应用于笔记本、衣服等上面去。这对于红山文化发展以及其产业开发方面是非常好的方法，但现在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这些仅仅是纪念品，只有来旅游的人会买一两件回去留作纪念，还称不上流通的商品，还不能真正意义上作为一种特色首饰或者特色服装而打开市场，因此其需要努力和进步的空间还很大。
此外还有一些影视宣传，如以红山文化主题的文艺节目演出、设计和红山文化有关的音乐、舞蹈以及拍摄有关红山文化的纪录片，但这些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不能很好的与普通大众相结合。而内蒙的美丽乡村建设，就为此提供了很好的契机，能够让红山文化走出象牙塔，走向普通民众。
三、红山文化遗产开发思路
红山文化遗产的开发，不能单打独斗，必须将红山文化的发展与现代旅游业相结合。红山文化遍及内蒙的西拉沐沦河、老哈河、辽宁省的大凌河与西辽河上游以及河北省北部地区，其范围非常广而且大多遗址都分布在农村地区。同时红山文化作为整个中华文明有机体的一部分，具有很浓厚的历史感以及很强的文化特征和艺术内涵。因此将其融入到地的旅游中去，能够提升赤峰地区旅游的文化厚重感，增强旅游观念中的文化意识。通过优秀的传统文化，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旅游中，加快赤峰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同时，将红山文化融入到普通群众的生活中去，让红山文化不仅仅属于研究的学者而是属于每一个人，推动红山文化的宣传和发展。只有让普通群众可以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接触到，才能去除红山文化的神秘感，让其真正作为一种文化，为大多数人所熟知，这样才能从根本意义上推进红山文化的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文字书本，才能让红山文化的产业发展有深厚的认知基础，这才是其发展的最好出路。
红山文化与赤峰旅游结合的方法主要有：第一，将红山文化的符号融入到旅游宣传中去，这种融入不仅仅是将红山文化的器物、图画等照抄照搬过去，而是将红山文化特有的玉龙、勾云形玉佩、动物形玉饰、横“之”字形纹以及直线纹等器物、纹饰凝结成一种符号，展现在旅游之中；第二，体验式再现，将红山文化时期的房屋、街道、甚至农田重现，让外来人可以亲身体验红山人的生活，这样就更能吸引人。现代人忙于现代生活，缺乏自我以及亲近自然、感受原始的机会，而这种方式的乡村旅游正好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可以促进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也有利于红山文化的传播；第三，根据自己当地红山文化遗产的特色开展红山文化产品的再开发，这种开发不是简单的重造红山文化的首饰、瓶瓶罐罐作为旅游纪念品，而是将红山文化融入到现代人生活的用具中去，与现代相结合，使其不仅具有文化价值、旅游纪念价值还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并且要申请专利，还要通过网络、电视、手机微信、QQ等方式进行宣传。这样的红山文化产品，才能成为正真意义上的产品。最后，要把握住红山文化的精神，将红山先民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勇于探索、不断进取的创新精神融入到旅游业中。
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份子，红山文化遗址众多，遗存非常丰富，具有典型特征的玉龙、玉婵、玉龟、玉佩等。红山先民用他们勤劳的双手、无谓的精神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这种精神也是留给我们的重要财富。对于红山文化的开发，现在主要集中在学术讨论、博物馆建设、纪念品研发的几个方面，但这些方面都存在一定的不足。而与之相比较，将红山文化的产业发展与现在的旅游业相结合就会发现，其中有很多其它方式不具备的优点。这些优点对于赤峰地区旅游业和红山文化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需要采取灵活的方法推动红山文化遗产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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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刘国祥.红山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15；滕海键.红山文化的社会性质及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赤峰学院学报，2015，（7）；陈国庆.红山文化研究.华夏考古，2008，（3）；索秀芬，李少兵.红山文化研究.考古学报，2011，（3）.
〔2〕杜金鹏.红山文化“勾云形”类玉器探讨.考古，1998，（5）；吕欣娱，李亭霖.红山文化玉器研究述略.赤峰学院学报，2014，（7）；倪玉湛.红山文化“勾云形”类玉器文化意义再探讨.艺术百家，2009，（6）；叶舒宪.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为“^形玉牌”说――玄鸟原型的图像学探源续篇.民族艺术，2009，（4）；付维鸽.红山文化“玉猪龙”考析.兰州大学，2013；郭明.试析红山文化的勾云形玉器.考古与文物，2008，（5）.
〔3〕雪莲.红山诸文化中所反映的原始宗教观念问题.赤峰学院学报，2012，（4）；徐昭峰，尤彦婷.试论红山文化的原始宗教系统.东北史地，2014，（6）；曹雅洁.红山文化玉器与萨满教.赤峰学院学报，2007，（5）.
〔4〕王贺婵，谢春山.红山文化资源旅游开发途径探析.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15，（1）；徐子峰.牛河梁红山文化积石冢探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2）；段岩涛.在红山文化基础上的视觉形象设计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12.
〔5〕〔6〕〔7〕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11）.
〔8〕〔9〕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文物出版社，2012.
〔10〕〔11〕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科学出版社，2004.
〔12〕〔13〕〔14〕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科左中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科左中旗哈民忙哈新石器时代遗址2010年发掘简报.考古，2012，（3）.
〔15〕段岩涛.在红山文化基础上的视觉形象设计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