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档案重要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指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直接参与制作、表演等文化活动，并愿意将自己的高超技艺或技能传授给政府指定人群的自然人或相关群体。近年来我国已先后公布了三批共1488名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地方也相继开展了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命名工作，国家、省、地市、县共四级传承人保护制度基本建立，使传承人保护工作成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大亮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动态遗存，一种很容易随时代的迁延而湮没的文化记忆，它不能脱离人而独立存在，是存在于特定群体生活之中的活的内容。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的文化，“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袭主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所以说，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因素。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明确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1)熟练掌握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3)积极开展传承活动。《非遗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传承人必须履行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妥善保存相关的实物、资料；配合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性宣传的义务。2011年9月文化部《关于加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中进一步明确规定：“在前期调查的基础上，对部级代表性项目及其代表性传承人进行文字、图片、影像记录，征集并妥善保管相关珍贵实物和资料，建立档案和数据库。加强对部级代表性项目的深入调查、研究，有计划地出版相关成果”。
笔者认为，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的保护，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档案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的老龄化现象严重。急需政府有关部门对传承人进行立档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老龄化是号称为“人间国宝”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最大杀手，已成为共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代相传的文化现象，它得以延续的主要方式就是通过一代代人传承下去，如果拥有民间艺术和技艺的艺人日渐减少，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会面临断绝的境地。
为了有效地传承和保护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鼓励和支持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进而建立起一套科学有效的传承机制，截止到2009年6月，文化部已经连续公布了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名单。其中包括民间文学、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民俗等10类，共计1488名。各省、市、自治区也公布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通过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的研究，笔者发现在1488名传承人中六七十岁的占了大多数。部分传承人已到耄耋之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已经进入了老龄化时期和衰亡高峰期。很多国宝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年迈体弱，有的身怀绝技但未能传承给后人就已离开人世。如在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川剧六大传承人之一的陈安业和苏剧两大传承人之一的蒋玉芳在评定期间就已于当年元月谢世。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高尔基曾说过“一个民间艺人的逝世，相当于一座小型博物馆的毁灭”。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整体步入高龄时代、银发时代，通过建立传承人的档案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刻不容缓。
2.传承人档案资源的建设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的核心内容，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
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宗旨，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灵魂和本质，人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和最宝贵的载体，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延续不能离开人而进行下去，传承人的存在和延续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续的决定性因素。
严格地讲，我国现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关于传承人的规定力度是不够的，受“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产业思维模式的影响，甚至有些地方政府对传承人的关注远远不如对传承项目本身的关注，因为遗产项目具有潜在的经济价值，而对于传承人的关注却需要付出代价。如果这种观念不尽快改变，将会深层次地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从档案工作服务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分析，如果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档案记录和反映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现象的话，那么传承人的档案则记录和反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灵魂和本质，传承人档案资源的建设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的核心内容，由这些人形成的群体传习、演绎和再现历史遗留下来的传统文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与归宿。
3.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建立档案既可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性。又可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与保护。
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及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建档，二是及时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档案。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忆与保护来说，这两方面的工作必须同等重视，不可厚此薄彼。传承人档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传承性，由于传承人受诸如空间、时间等因素的限制不能顺利的履行他们的责任，建立传承人档案对传承人的自身信息、作品信息等进行入档记录，可以辅助传承人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正常传承，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未来的研究和决策提供重要的依据。文化部于2008年制定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规定，“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单位应采取文字、图片、录音、录像等方式，全面记录该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掌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技艺和知识等，有计划地征集并保管代表性传承人的代表作品，建立有关档案”。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档案的建档与管理需要做好广泛深入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使民众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位、价值及作用，以增强他们保护和传承的自觉意识，从而得到更多的社会认同感。各级档案馆除了利用收集到的以文字、图片、录音、录像为载体的传承人档案向
公众提供基础的档案信息服务以外，还可以利用它们举办展览、参观、培训，让民众在轻松活泼的氛围下了解和加深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弘扬与传播。
4.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档案有利于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民族智慧与民族精神。
2007年6月9日我国第二个“文化遗产日。”期间，总理在中华世纪坛观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华专题展览的过程中指出“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三句话的理解：第一，它是民族文化的精华；第二，它是民族智慧的象征；第三，它是民族精神的结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民族智慧与民族精神的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一个民族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常常扮演着忠实传承历史的史官的角色，他们同时也是民族科技成果的创造者和传承者。历史上，传统农业社会中所使用的风车、水车制作技术、宣纸制作技术、蜡染技术等等，也主要是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教授民间的能工巧匠来传承的。在传承科学技术的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同时还是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的创作者和传承者。如昆曲艺术、曲艺杂技、民间音乐舞蹈以及民间传说故事等等，都是通过他们来传承的。这些具有独特审美风格与地域特色的文学艺术样式，为后来的新文学、新艺术的创造，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与物质食粮。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处于面临灭绝的境地，及时的建立传承人档案可以保护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通过其详细、真实的记录使这些伟大的民族文化得以继续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作为一个特殊社会群体，还是传承一个民族传统道德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我们在欣赏一幅幅剪纸、年画，一出出戏曲，一件件艺术品时，所能感受到的决不会是一种简单的艺术形式或是审美方式，透过这些艺术形式与审美方式，我们同时也会从中感受到一种磅礴的民族精神和这个民族所倡导的传统道德文化。其实不仅仅是上述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就是传统庙会、宗教仪式、传统节庆活动等，也无一不肩负着这样的社会责任，传达着这样的民族精神与传统道德理念。而这一切，正是通过民间艺人、匠人或是传统仪式主持人来完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由此也就获得了民族精神与传统道德忠诚捍卫者的身份。应该说，作为一种重要的、已经所剩无几的人力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理应受到部级保护。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最为有效的保护就是建立传承人档案，利用文字、图片和音像方式详细记录其全部资料，化无形为有形，持续和广泛的传承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
结语
传承人以非凡的智慧创造和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类别的文化传统和精湛的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他们的传承才能世代相传、永不断流。如今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档案已成为一种趋势。如日本的“人间国宝”认定制度，经过专家的严格审议与批准以后，确定“人间国宝”名录。为“人间国宝”建立档案，用文字、图片和音像方式存录其全部档案，文化厅长官负责监督被认定的“人间国宝”，“人间国宝”在传承“绝技”时要进行记录，这些记录要被保存并公开，这些活动是为了使“人间国宝”实现艺术价值。这一制度对于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存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并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推广，被纳入“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整体框架之中。
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档案的急迫性与重要性，积极借鉴学习国外在建立传承人档案方面的成功经验，尽快实现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档案的体系，更好的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珍贵的历史记忆。
参考文献：
1.何永斌.谈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中的几对关系[J]，山西档案，2009(3)：48.
2.王云庆，赵林林.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其保护原则[J]，档案学通讯，2008(1)：72.
3.苑利.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之忧.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省略/inc/detail.jsp?in-fo_id=1546
4.佟玉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与制度建设[J]，文化学刊，2011(1).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3）01-0058-04
当前，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问题是世界各国政府和人们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2003年文化部与财政部联合国家民委、中国文联启动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2005年3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方针为“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正式全面拉开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与传承工作的序幕；2009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29号），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培养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意见》指出，要“加大少数民族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力度。努力造就一支数量充足、素质较高的少数民族文化工作者队伍，营造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体制机制和社会环境，着力培养一大批艺术拔尖人才、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积极保护和扶持少数民族优秀民间艺人和濒危文化项目传承人，对为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突出贡献的传承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支持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参与抢救濒危文化，推动相关学科建设，培养濒危文化传承人。”然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存在着诸多问题。如何有效、合理地培养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才，这是目前亟待探讨和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
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郑一民先生指出：“与物质文化遗产不同的是，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传承和发展始终由其载体——‘老艺人’来完成。他们掌握并传承着古老的民间文化知识和民族技艺的精髓，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的宝库，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的代表性人物。如果没有了传承人，就丧失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传承人坚持非物质文化的生态延续，其保护与传承也就成了一句空话。”[1]由此可见，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目前，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方面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构建了“国家+省+市+县”四级保护体系，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也都建立了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方面却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传承人才队伍青黄不接，断层现象严重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绝大多数来自广大的农村地区，这些掌握“绝技”的艺人大多数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偏低，而且年岁已高，一些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能随着这些老艺人去世而随之消失。而年轻的一代有的迫于生活的压力不得不外出务工，不能学习传承父辈们的“绝技”；有的对身边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屑一顾，不愿意潜心学习和传承，致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出现了青黄不接的尴尬局面。正如有研究者指出：“大多数主要从事民族民间文学、民族民间音乐、民族民间歌舞等的传承人，因所从事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和局限性，无法开发利用自己特长的传承技艺，又无时无力投身其他行业，而无法很好解决个人和家庭的生计问题。他们大部分处于经济来源困难、家庭生计困顿、年老无力的艰难状况，生活甚至不如一般人……极大地影响到了传承人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也现实地影响了年轻后生学习文化传承的积极性，造成了民族文化传承人的断代。”[2]
（二）传承人才培养缺乏规范性，随意性强
当前，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传承上做了大量工作，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规约，然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的培养方面却非常滞后。尽管有些地方在尝试着探索传承人才培养的方式方法，但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规范、可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的培养模式；在国家的层面上，目前还没有出台一个具有全局指导性的人才培养方案；虽然有些地方政府、高校、协会根据自身的需要制订了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的计划和方案，但从整体来看，这些计划和方案大多数随意性比较强，而且缺乏规范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三）传承人才培养结构欠合理，质量不高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日益重视，各级地方政府及高校等机构纷纷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加入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中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与培养也被提上议事日程。特别是全国有很多高校纷纷开设了一些相关专业，招收非物质文化遗产方向的本科生、研究生，这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的培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这些人才培养机构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普遍存在着诸如师资力量缺乏、人才培养结构单一、课程设置缺乏合理的论证、人才模式过于偏重理论、学生实践能力不足等现象；而有些靠师徒传承或民间文化团体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模式，由于对其培养的传承人过于强调实践的“技艺性”，而忽视了对其理论性的指导。这些都导致了我国传承人才培养结构欠合理、质量不高。
（四）相关部门对传承人才培养不够重视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的培养，是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长久之计就是要加强对传承人才的培养。当前，有许多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整理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却忽视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培养，也缺乏必要的资金扶持和政策倾斜。其结果是导致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传承人的离世而日趋消亡，许多工作甚至面临着前功尽弃的结局。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指出：“民间文化处于最濒危的现状有两种，一种是少数民族民间文化，另一种是传承人的问题。而传承人濒危现象又在少数民族地区最为明显，极需关注。”[3]可见，传承人才的培养问题已经成为我国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以制度的形式制定规范有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才培养方案，是解决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滞后问题的前提。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的培养方案是指根据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需求，国家各级政府、社会团体、教育部门等机构为了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制定的人才培养方案。它对于保护、传承和持续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走向规范化、有序化的重要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要体现出指导性、针对性和可行性，具体可以制定国家、政府、高校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四位一体”的培养方案。
一是要从国家宏观层面制定一个具有指导性的人才培养方案。该方案要明确国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中的指导思想、目的、基本任务、机制、目标，以及相应的政策、资金、法律等保障体系，从而为地方政府、教育机构、社会团体等机构制定具体的传承人才培养方案提供指导性的参照。
二是地方政府要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方案”为指导，结合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遗存现状、文化特征、传承人概况等实际情况，充分调动各职能部门的积极性，利用本地各种资源优势，制定出具有较强针对性的“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方案”，使该地区的传承人才培养落到实处。
三是各高校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高校要充分利用自身人才培养的优势，结合本地区的民族文化的特点，制定出相应的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人才培养方案，培养专业性理论和实践人才。
四是各级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协会要在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结合本协会文化研究的特点和传承人才情况，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制定出本协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方案。如《刘三姐歌谣传承人才培养方案》、《蒙古族长调民歌传承人才培养方案》、《傣族孔雀舞传承人才培养方案》等等。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的培养模式
要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基础上，持续健康地传承下去，除了要制定出“四位一体”的、系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人才培养方案外，还要有一整套切实可行人才培养策略，并采取一些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人才培养措施，培养出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才，从而把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推向深入。
（一）重视“师徒传承型”人才培养模式
师徒传承型传承人培养模式，就是俗称“师傅带徒弟”的传承方式。主要有家族世袭传承和社会师徒传承两种类型。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过程中，有些专业性、技艺较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等，其传承模式主要是师徒传承。这种模式是我国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的主要模式，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充分重视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方式和人才培养模式，在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性”时代要求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到其“特殊性”与“专利性”，要注意保护和协调好现有传承人的既得利益。一方面，要完善“国家+省+市+县”“四位一体”的保护体系和传承人名录体系，使真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得到及时的发现和救助；另一方面，要切实落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命名工程，建立传承人档案，将传承人的保护工作列入政府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要进一步加大政府保护传承人的力度和投入，为传承人提供良好的生计保护，为传承人开展传统文化传习工作提供支持和服务，使得老传承人无忧传承、年轻一代积极参与传承。
（二）鼓励社会文化团体“职业型”人才培养模式
一直以来，我国民间文化演艺团体或组织在丰富人们的日常精神生活、传承民族民间文化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而这些文化团体或组织也以独特的团体职业型传承人培养模式续写着各自文化的辉煌。社会团体职业型传承人培养模式是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过程中，一些民间文化演艺团体或组织（如马戏艺术团、彩调歌舞团等）为了职业演艺发展的需要，将一些文化演艺技艺传承给该团体或组织的成员，使这些民间文化演艺团体或组织的文化技艺后继有人，世代相传。社会团体职业型传承人培养模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职业性的团体传承方式，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家和地方政府应积极鼓励这种传承人才的培养模式，充分调动各民间文化演艺团体或组织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为它们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三）扶持高校“理论实践型”人才培养模式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摇篮，聚集有大量的理论型、实践型、管理型人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才的培养应充分利用好高校这个有利的平台。国家和地方政府要积极指导和扶持高校，培养既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又具有一定实践能力的复合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高校可以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结合地方民族文化特色，通过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班，聘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校授课、讲学，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才，从而推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良性持续发展。如哈尔滨师范大学结合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际，设置了黑龙江省少数民族音乐传承专业，定向招收黑龙江省蒙古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达斡尔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的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本民族考生，对黑龙江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行专业化培养。而“北京城市学院2012年起也将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本科专业。学校将把老北京传统手工艺老艺人请进学校，采取艺术家和学校联合培养的模式，努力培养出高学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手工艺者。入读该专业的学生可同时享受课堂教学和老艺人‘师傅带徒弟’的工坊式教学。”[4]伴随着全国各地高校纷纷加入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的培养行列，高校将成为我国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的重要阵地。
（四）倡导群众“业余爱好型”人才培养模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长于民间，传承于民间，它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在于其“活态性”。因此，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源渊流传、经久不衰的强大动力在于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加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中来，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到日常生活。我国有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通过广大人民群众业余爱好的方式来传承的，如广西刘三姐歌谣、侗族的芦笙舞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就是如此，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不是单一的个人或文化团体中的“圈内人”，而是爱好这些民族民间艺术的广大人民群众。因此，积极倡导群众业余爱好型传承人培养模式，也是保护和传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条重要途径。
学者祁庆富指出：“非物资文化遗产的本质不在于‘物’与‘非物’，而在于文化的‘传承’，其核心是传承文化的人。”[5]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承载着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重任和神圣使命。在当前，制定合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方案，采取积极有效的培养策略，充分发挥上述四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势，是确保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薪火相传的必要条件，也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与发展的重要条件。
参考文献：
[1]郑一民.保护传承人是“非遗”工作的重中之重[J].领导之友，2008，（3）：37.
[2]安学斌.民族文化传承人的历史价值与当代生境[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6）：20.
[3]冯骥才.民协将评民间文化传承人[N].新京报，2005-03-23.
关键词：非遗传承；保护；制度建设
一、我国非遗传承人面临的困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是指经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认定的，承担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传承保护责任，掌握并承续某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定区域或领域内被公认为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具有公认的代表性、权威性与影响力的传承人。非遗保护在我国起步较晚，由于非遗保护意识的淡薄和制度的不完善，我国非遗传承人面临着极大的困境。
（一）非遗传承人的生存发展环境很严峻。我国目前最主要的非遗的传承方式是自发推广，主要依靠传承人个人的力量在市场经济中传承宣扬非遗。由于非遗行业的产品大多是精神和文化方面，而我国的人均经济水平不高决定了文化精神类产品在我国当前居民消费中仅占据极小比例，这使得非遗从业者举步维艰，由此可以看出纯市场机制的传承不利于非遗保护。
（二）非遗传承人呈普遍断层趋势，传承人断层现象是各类非遗面临的共同问题。非遗传承人后继乏人既有非遗自身难以传承性的原因，也有客观的社会外部因素。中国传统文化国粹的曲艺、传统戏剧、音乐类目的非遗在现代流行音乐文化的冲击下，早已被青年人所遗弃，甚至部分老年传承人也逐渐将其遗忘民间工艺类的非遗也因不具有较大的经济价值无法形成广阔市场而少有学徒；科技的进步也使得传统医药类非遗为西医及更为精密的医疗设备蚕食得几乎无生存空间。
二、现行非遗传承人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已基本形成了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相结合的非遗传承人保护制度，国家性非遗传承人的相关立法主要见于2008年文化部《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和2011年的《非遗法》；地区性非遗传承人制度主要是各省市相关部门文件，上述文件主要涉及非遗传承人的资格认定、扶持、义务等问题。
(一)非遗传承人的认定机制有缺陷
我国非遗传承人采取层级认定方式，非遗传承人也分为部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和省市等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现行规定在非遗传承人认定方面存在两个缺陷：
（1）没有明确具体非遗的传承人数量。非遗传承人的认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认定的传承人越多则对非遗传承推广的力度越大，一项非遗被认定并获得支持的传承人数目将直接影响该非遗的最终生存。非遗的主要掌握者是民间艺人，他们是否能一代代薪火相传，直接关系到某个“非遗”项目的兴衰存亡，也只有认定支持更多的传承人，才能通过群体力量延续非遗的生命。”对特定项目的非遗，认人并予以支持十分必要。
（2）“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条件不科学。非遗法规定传承人应：“掌握并承续某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定区域或领域内被公认为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等三个积极条件；45号令第4条还增加“不应当是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收集、整理和研究的人员”这一消极要件。需要明确的是，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应是传承人的义务而非认定传承人的条件；而从事非遗收集、整理和研究的人员在完全掌握了一项非遗后完全能够较好地将之加以传承，也应当将其纳入传承人范围予以支持。
三、完善非遗传承人制度之建议
(一)构建完善的传承人认定机制
合理确定非遗传承认认定数量。鉴于传承人的数量同非遗项目的生死存亡存在极大地联系，我们有必要规定非遗传承人的数量，通过非遗传承人的稀缺性来提高认定代表性传承人的精湛技艺和社会地位。瑚认定非遗传承人的数量是非遗保护中的一项重要基础性的工作，当前制度上未明确认定数量。国家、省、市等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在结合具体非遗的稀缺性、本地财政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最大程度的给予更多非遗掌握者以“传承人”身份并加以物质支持。
（二）建立并完善非遗传承人员的保障制度和激励措施
政府应当对特定弱势的非遗传承人群体的扶持给予特殊考虑，他们无足够的社会保障，只有彻底解决了他们的生计问题，才能确保他们有充裕的时间与精力用在传承工作上。相关法律法规应该确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精神性权利和财产性权利，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享有依法获得报酬的权利，该权利的取得可借鉴联合国的《生物多样性公约》中的利益分享原则，依据此原则有两个基本目的：一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中维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二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利益。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过程中利益分享原则表现为：依据公平合理的理念在开发者和传承人之间分配开发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惠益。
四、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势在必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工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和保护工作必须走规范化、制度化道路。
参考文献：
[1]苏晓红胡晓东 《代表性传承人保护与培养机制的多元构建》，《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4期.
[2]周安平 龙冠中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探究 》，《知识产权》2010年5期.
[3]汤凌燕;柳建闽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的法律思考——以福建省为主要分析对象 》，《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6期.
[4]王光荣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养与造就模式试探 》2009年4期.
[5]旷凌龄 《等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之法律保护》，《法制与社会》，2009年 13期.
一、从政府层面，加强引导，做好非遗保护、传承和发展工作
（一）《非遗法》出台，为非遗保护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2011年国家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文化遗产保护方针政策上升到了国家意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上升到了法律制度，各级政府部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职责上升到了法律责任，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长期、高效运行的坚实保障。从此，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了依法保护的新阶段。
（二）因地制宜，制定和完善非遗保护中长期规划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规划是保护工作有序进行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各项工作切实推进的有效保障和客观依据。苍南县非遗保护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以“传承与创新”为主题，以融入现代生活为导向，强力推进非遗生态保护体系、传承发展体系、宣传展示体系和保护制度体系的建设，继续搭建各种传承和展示平台，调动社会各界积极性，努力扩大社会参与，扩大传承人群，不断巩固抢救保护成果，提高保护传承水平，促进苍南非遗保护事业的转型升级和深化提升。
（三）多种保护措施并举，非遗保护取得明显成效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性，决定了保护方式和保护措施的多样性。在保护工作中，我们逐渐探索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多种方式：非遗以项目为主要表现形式，因此在保护工作前期，以建立项目名录、保护项目为主要抓手；非遗主要依靠传承人口传心授进行传承，因此把传承人的保护放在关键地位；非遗与民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因此要尽可能运用生产性保护等积极保护的方式。非遗的不可再生性和脆弱性，决定了我们把抢救性保护放在第一位；非遗特有的项目特点和传承规律，要求我们区别对待，分类制定保护措施。这些措施，为我县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非遗保护传承体系进一步完善，保护传承新格局逐步形成
首先，普查是非遗保护的一项基础性工作。2008年的民族民间艺术资源普查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我县共收集7万多条线索，精心制作了6000多个项目调查表。并在2012年进行信息化录入，上传到省非遗数据平台进行保护。为做好普查成果的整理利用工作，我县成立了非遗保护工作小组和非遗专家库，不断挖掘、整理我县的非遗资源，并录入各级非遗项目、传承人和基地的资料，建立非遗档案和数据库。其次，项目保护体系建设、传承人保护和基地建设是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我县根据国家、省、市有关文件精神，开展各级非遗项目、传承人和基地的申报，进一步完善了非遗保护体系，壮大了队伍。我们在保护非遗本真性的前提下，对濒危项目开展了抢救性工作，全面记录、整理和保存了相关资料。截止2016年11月，我县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3项、省级24项、市级99项；部级传承人1人、省级18人、市级76人；省级非遗传承基地7个、市级13个；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1个，民俗文化村2个。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项目、传承人体系基本形成。
（五）非遗宣传教育活动丰富多彩，非遗保护意识日益深入人心
民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拥有者和传承者。民众保护意识的提高，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好的保护。近年来，我县利用各种文化场馆、广场举办了大量的非遗展示、展演活动，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非遗进校园、非遗进文化礼堂和“文化遗产日”期间的非遗系列活动已形成品牌。近几年，集中展示的非遗精品和运用非遗元素开发的各种衍生品，更让民众们更真切地体验到非遗的魅力，也展现了非遗传承的空间和潜力。非遗走亲，以“非遗”为载体，通过“走出去”和“请进来”的互访，加深了不同地域间文化内涵的了解，非遗“互访”构建起了“相熟、相融、相亲”的非遗工作交流格局。
（六）推进硬件设施建设，打造非遗宣传主阵地
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展馆、展示中心和传承基地，组织经典非遗名录的展示展演，开展特色传承活动，宣传非遗阵地的作用不容小觑。“历史与人文并重，民族与民间同在，传统与现代交融”，这是我县非遗馆的明确定位。苍南县非遗展示馆，历时四年建设完成并对外开放。展馆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使用面积1700平方米，分序厅、古韵、遗风、巧技和尾厅五部分，共展出了我县的国家、省、市、县各级项目60余项。是一个了集展示展演、收集收藏、学术研究、公共教育、文化交流、传承传播于一体的综合性展馆。2015年初开馆后，接待过一大批各地领导、专家和学者，累计参观人数达几十万人次，群众好评如潮。“十二五”期间，我县还建设了乡镇非遗馆和民间艺术馆十余个，这些展馆每年均不同程度开展展示、展演活动，是县非遗馆的有力补充。
非遗传承与保护工作，涉及面广、专业性强、内容既丰富又复杂，这为我们做好这项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要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机遇。坚持科学的保护理念，落实保护措施，挖掘现实价值，扎实有效地推进非遗保护事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用发展的眼光，理顺思路，处理好非遗保护工作中的几个关系
（一）保o与利用的关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活在社会中的传统文化，它具有不可再生性，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并使之世代传承，是当前我们面临的迫切任务。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重要特质，再深入发掘非遗的多重价值，将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民众的生产生活中，才能获得生机和活力。所以，在利用开发的过程中，要牢记“保护重于利用”，保护是利用的保证、基础和前提。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合理利用，使之更好地融入社会、融入民众、融入生活，为当代人服务。
（二）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我们今天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在科学认定的基础上，采取有力措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社会得到认可、尊重和弘扬。继承是发展的必要前提，发展是继承的必然要求。我们要遵循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传承、发展、衍变的规律，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传承。要全面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借鉴、W习其他地区在保护非遗方面的先进理念和手段，充分吸收有益成果为我所用。
（三）保护与旅游的关系
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要“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旅游相结合”。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既要发挥与旅游的优势互补作用，又要注意处理好非遗保护传承与旅游的关系，处理好非遗表现形式与文化创意产品、旅游产品的关系。坚持保护为主、合理利用的原则，在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本真性的基础上，组织非遗项目进入旅游景区，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该是千秋万代的事情。非遗保护工作的长远性，决定了我们要采取稳健扎实的，与民众生活密切结合的发展方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保护、传承、传播，主要依靠项目保护单位和代表性传承人。传承人担负着“传”与“承”双重任务，作为传承人，传承不仅是权利，更是义务。因为，在传承人身上承载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或知识，更是本地区历史、文件发展进程的一个缩影。
三、从传承人角度。明确职责，做好非遗保护、传承和发展工作
（一）鼓励传承人积极开展传习活动，培养后继人才
传承人的保护与传习是促进非遗活态传承的关键。目前，我县共有部级传承人1位，省级18位，市级92位，县级163位。另外，还有市级非遗传承团体2个，市级非遗传承群体5个，建立了较为健全的非遗传承人梯队。为确保传承培育有所作为，有效地促进活态传承，我县加强对传承人的培养力度，推行师徒传承协议制、传承基地责任制，鼓励老一辈传承人积极带徒授艺，对成功收授一位新徒弟的老艺人给予一定的经费补助，并帮助学艺成功的新传承人，添置道具工具等。希望我们的传承人自觉承担传承义务，采取收徒、办学等方式，开展传承工作，无保留地传授技艺，培养后继人才。另外，如何将传承人的概念拓展至传承人群，意在让传承成为人群的传承，而不仅是单个传承人的传承，这将是我们今后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鼓励传承人积极参与非遗公益性活动，确保传承常态化
县内非遗展示、展演活动方面，积极为部级、省、市、县级和其它民间艺人开展传承、演艺活动提供各种支持，并经常性开展非遗下基层、进社区、进校园、进文化礼堂，参加文化下乡巡回演出等公益性文化活动，为各种非遗项目提供展示平台，确保非遗传承有序开展。县外非遗宣传、交流活动方面，历年来，组织过优秀的非遗项目及传承人参加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浙江好腔调”传统戏剧系列展演、年味温州等省、市举办的一系列非遗交流活动，组织过新编单档布袋戏剧目到周边各县、市演出等。非遗媒体传播方面，传承人们积极参与各级电视台非遗专题栏目、非遗数字电影《夹缬之恋》、县电视台《文化苍南》“走进非遗”等节目的拍摄，通过媒体渠道进入了公众视野。电影、电视、互联网为非遗传承助力，使传统文化焕发了新的活力。
（三）鼓励传承人不断创新非遗保护方式，让非遗融入现代生活
只有民众认可非遗的魅力，才能给非遗传承提供更广的空间和潜力。因此，我们要推进创新，努力使非遗更加多姿多彩、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对传统戏剧、曲艺类“非遗”项目，比如单档布袋戏、提线木偶戏、渔鼓、温州鼓词等，可以通过新编、改编剧本，融入现代元素，大胆尝试设计新动作，加入特技，结合现代的灯光、舞美等方式，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观效果。对传统美术、传统技艺类“非遗”项目，比如夹缬、夹苎漆器、矾塑、钩绣等，可以通过不同的设计与转化，将开发的创意作品和衍生品，变为生活用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传统舞蹈、传统音乐类“非遗”项目，比如道教音乐、畲族民歌、布龙舞、马灯舞等，可以通过电视节目、演出的制作，结合网络宣传，汇聚更多受众的目光。总之，只有不断创新非遗保护的方式，吸引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非遗保护中来，才能真正与人们的经济、生活紧密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才有望真正活起来。
论文关键词：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定程序；支持力度；资格取消
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概述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是指具体非遗项目的系统掌握者，并对非遗的传承和发展具有一定影响的自然人或自然人群体。非遗的产生、传承和发展主要由其载体即传承人来完成的，没有了传承人，就丧失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传承人坚持非物质文化的生态延续，非遗就失去了其文化魅力与存在价值。
代表性传承人是指经过政府机构或经政府授权的其他机构认定并从制度上对其加以规制的非遗传承人中的特定个体。代表性传承人通常是非遗传承人中的佼佼者，其对非遗的影响较一般传承人更大，重视对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与保护是非遗传承人制度的核心。
代表性传承人属于广义上非遗传承人的范围，代表性传承人固然重要，但是非遗项目以及代表性传承人自身都不可能脱离非遗传承人整体而独立获得发展。当前，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一般意义上所提到的非遗传承人为狭义的非遗传承人，即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二、非遗传承人认定扶持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已基本形成了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相结合的非遗传承人保护制度，相关立法与文件主要对非遗传承人的资格认定和取消、扶持及义务等问题进行规定。综合分析相关规定，不难发现，非遗传承人制度中的认定及扶持制度均存在较大问题。
(一)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机制有缺陷
“传承人”身份的被认定，是原生的民间音乐、最基层的民间音乐家等有史以来第一次得到官方文化和上层文化的重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国非遗传承人采取层级认定方式，非遗传承人也分为部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现仅以部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为例，来探讨非遗传承人的认定机制。部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依据是文化部45号令，研究该法规，可以发现当前非遗传承人的认定至少存在以下问题:认定数目不明确;认定的条件较为抽象;认定程序不够合理。具体叙述如下:第一，文化部45号令没有明确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传承人数量，《非遗法》关于非遗传承人相关条文对此也予以回避。认定是给予支持的前提，认定的传承人越多则对非遗传承推广的力度越大，一项非遗被认定并获得支持的传承人数目将直接影响该非遗的最终生存。非遗的主要掌握者是民间艺人，他们是否能一代代薪火相传，直接关系到某个“非遗”项目的兴衰存亡，也只有认定支持更多的传承人，才能通过群体力量延续非遗的生命。对特定项目的非遗，认定更多的传承人并予以支持十分必要。
其次，认定程序的申请推荐制不适合非遗实际。文化部45号令第4条规定，成为传承人的方式应是自行申请或被推荐，以申请为主。非遗传承人大多生活于民间，无从了解相关制度，自愿申请方式根本不适合他们。非遗保护意识的淡薄也使得一般民众和组织不会为其偶然发现的非遗传承人去充当“认定”的推荐人。
此外，当前以政府为主导的非遗传承人的认定申报是表格式申报，学院式评审，没有进入田野的深度，更没有细致地观察到传承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不利于将真正的传承人纳入到保护中来。只有进一步拓宽并完善非遗传承人的认定机制，才能将更多的真正的非遗传承人纳入到各级政府认定体系中来，并使其得到切实保护。
(二)对非遗传承人的保护扶持力度不够
我国对非遗传承人保护扶持力度明显不够。首先体现在保护的广度上，其仅保护“代表性传承人”，此举排除了绝大多数的非遗传承人获得支持的可能性。我国《非遗法》上的传承人较为狭义，仅指各级政府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真正意义上的传承人应是:“在有重要价值的非遗传承过程中，代表某项遗产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掌握杰出的技术、技艺、技能，为社区、群体、族群所公认的有影响力的一切人。”
其次，对非遗传承人的保护措施不够得力。根据《非遗法》第30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根据需要，采取下列措施，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提供必要的传承场所;提供必要的经费资助其开展授徒、传艺、交流等活动;支持其参与社会公益性活动;支持其开展传承、传播活动的其他措施。”在法理上，该条明显属于任意性法律规范，各级政府及其文化部门无必然支持非遗传承人的义务，而即使给予支持也有很大的可操作空间。该条另一大缺陷是未规定国际上通行的应对传承人进行培训扶持，从而创新非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保护措施”条款中对“传承人”就加上了“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的说明，这意味着“教育”也是传承人支持机制的重要内容。
其三，被认定的非遗传承人在其扶持未能得到切实保障的同时，还要承担较大的义务。《非遗法》第31条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履行下列义务: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妥善保存相关的实物、资料;配合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性宣传。”在法理上，该条所规定的义务属于“应当”的范畴，是强制性的，是所有被认定的代表性传承人必须履行的，否则是要被取消代表性传承人“资格”的。
此外，现行《非遗法》对传承人保护的不足还体现在保护不够全面，仅体现为一定程度的经济扶持，未提及对代表性传承人的人身侵害从而对非遗本身造成无法弥补影响应否承担特殊责任。对非遗传承人的人身给予特定的行政保护乃至刑法保护，更能体现对非遗的重视。现行刑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也只是停留在其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的阶段上，还没有对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这个特殊身份进行保护。
(三)代表性传承人资格取消机制有违法理与情理
中国拥有十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保护非遗是一项十分艰巨的系统工程。将有限的资源用于保护更为重要的非遗是我国《非遗法》的基本指导思想，取消不履行义务的“代表性传承人”的资格正是基于这一缘由。然而，《非遗法》第31条规定的这一取消机制并不符合非遗保护本身。
1、取消资格的理由不合理
根据《非遗法》第31条规定，代表性传承人的资格取消的缘由是其不履行第31条第一款规定的四项法定义务。国家及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制度实施以来，被认定的代表性传承人实质上所享受的“保护”主要是荣誉称号，政府并未在资金及税收上给予认定的传承人有力的支持。代表性传承人通常有且必须有“主业”，其不可能在无切实保障的情况下全力无私支持非遗事业。相关支持措施未能到位，动辄以违反义务为由取消资格显然不合情理。 2、代表性传承人的能力无法取消
“代表性传承人”是一种荣誉资格，但更是对其内在能力这一事实的肯定。代表性传承人的身份并不取决于是否有这一称号，其能力也不会因具有政府认定的资格而得到根本提高。
3、取消“资格”悖于非遗保护宗旨
取消“代表性传承人”的资格无异于是对非遗传承人施加的“耻辱性惩罚”，此举不利于非遗的传承，尤其是对于异常珍稀的国宝级代表性传承人更是不能用此强制性的方法，以免造成“非遗”彻底灭失。
三、完善非遗传承人认定扶持制度的建议
(一)构建完善的传承人认定机制
1、应合理确定认定数量
认定代表性传承人有助于传承者的精湛技艺被社会及时关注，让年轻一代的学习者在政府的资助下抛去经济上的后顾之忧，防止因为年龄和经济的原因导致“人亡技失”。认定非遗传承人的数量是非遗保护中的一项基础性的重要工作，当前制度上未明确认定数量且实践中认定偏少。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等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在结合具体非遗项目的稀缺性、本地财政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给予更多非遗掌握者以“代表性传承人”身份并加以物质支持。
2、构建并完善多渠道的认定启动机制
现阶段传承人认定制度主要是以政府名义进行的，我们将这种方式称为国家认定制。在这种认定制中，个人申请和他人推荐相结合的申报制是程序启动的原因，但这种机制存在明显弊端:此举不适用于对政策不够敏感的绝大多数“民间非遗掌握者”，也不利于调动社会发现推荐非遗传承人的热情。因此，应规定政府有发现和认定非遗传承人的责任和义务，使其变被动为主动;应构建适当地针对“发现并推荐非遗传承人的个人和单位”的激励机制，激发全社会发现、尊重非遗传承人的热情;应将传承人直接“登记”作为现行认定制度的补充程序。如日本等国家，在评定传承人时，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即除政府组织申报外，还采取由传承人直接“登记”的方式。
(二)加大对传承人扶持的广度和力度
1、应扩大对传承人支持的广度
认定是非遗传承人获得支持的前提，相对于被认定各类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更多的或许更有价值的非遗项目因未能被认定为“非遗代表性项目”而不可能有“代表性传承人”。应当承认，有选择地对非遗传承人进行支持是国际惯例，也符合我国国情，但在现有条件下，适度扩大扶持面也是很有必要的。《非遗法》未提及“非代表性”的非遗及其传承人，无疑是一大缺陷，不利于该类非遗项目的普及和发展。进一步扩大传承人支持的广度还体现在应当扩大扶持门类。按照《非遗法》第30条规定，对传承人的扶持局限于所列的5个领域，尚未涉及传承人的培训支持及传承人对非遗创新的奖励等重要领域。非物质文化的“变”是进化，而不是后退，应当通过立法明确加以激励。
2、应加大并有效落实支持力度
如前所述，《非遗法》对代表性传承人的支持尚未成为政府的法定义务，关于采取的支持措施和力度，政府有选择的权利。非遗保护理念尚未被社会完全接受的情况下，单靠政府自觉自愿实现非遗保护的根本性改观，显然是不可能的。应当将《非遗法》第30条的“根据需要”改为“应当”，明确规定扶持非遗事业是政府应尽的法定义务;应当规定各级政府在财政预算中单独列出专项资金用于支持非遗传承人;应当规定在税收等财政收入领域为非遗传承人创造更为轻松的发展环境;应当对特定弱势非遗传承人群体的扶持给予单独考虑。
(三)废除传承人的资格取消制度
传承人的资格取消制度固然可能有利于督促传承人更好地实现非遗的传承，但荣誉惩罚机制是不适合不以获取物质利益为主要目的文化从业者的，很可能还会招致文化人的反感。一直以来，非遗的传承人都是在没有“官方身份”的情况下为非遗的传承推广默默做着巨大的牺牲，授予身份而又随意剥夺其身份，无疑是对传承人的重创。激励才是非遗保护唯一的原则，而即使认定的传承人不再具有传承能力或不积极传承，也不应当剥夺其传承人身份，而只能继续引导，在仍不能实现时可考虑适度削减乃至终止物质扶持。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意义；问题；措施
国务院公布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鄂温克民俗文化和桦树皮制作技艺。对于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传承与保护是每一个华夏儿女的基本职责。但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基于此，以下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进行探讨。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本民族性格的直接表现，而且是民族情感、民族凝聚力的一个重要载体。笔者认为加强对其传承与保护主要具有以下意义：（1）为了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保持中华民族的个性特征。随着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全球化，给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机遇，这就需要一种传统的精神力量来团结和号召广大的中华民族儿女，增强凝聚力，从而能够使中华民族继续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2）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一种历史文化遗产，而且还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认识和定位，是从较高层次的抽象角度和历史的高度得出的科学结论，在当今全球化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3）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经济资源，更是一种永恒的精神的宝藏。旅游业的发展，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了机遇，也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得到了切实的体现；同时还应清醒地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国还是一种需要大力开发的旅游资源，其发展潜力巨大。这种资源不同于普通的物质文化遗产，它更体现了一种精神力量；它能够充分展示出我们中华民族的独特魅力和丰富的内涵。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机理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中，需要明确传承与保护工作中的各要素运行机理，才能发现传承与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1）主体：非遗传承与保护主体是指参与到非遗传承活动中，并愿意将自身技艺进行传授的个人或是群体；而非遗保护的主体则更加多元化，包括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个人以及社会媒体等多种群体；（2）客体：非遗传承与保护的客体包括各种文化遗产的的表演形式、知识、技能以及各种工艺品等；非遗保护的客体指保护工作中的传承人与传承对象，这一要素在非遗保护工作中有着重要意义；（3）载体：非遗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以人作为传承与保护的载体，在传承与保护过程中必须依靠非遗传承人的口传心授来进行，因此在非遗保护中必须重视对传承人的保护工作；（4）路径：非遗的传承与保护路径主要是人民的广泛参与以及传承人的口传心授；非遗的保护路径则较为丰富，包括静态形式的保护以及对传承人的活态保护，具体包括相关法律政策、非遗教育、市场化发展等，非遗的保护路径没有固定方式，只要有利于活态传承的活动都可以被视作保护路径。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1、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存在的主要问题。（1）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环境的问题。相比于传统的民俗文化，现代年轻人更加推崇城市文化、潮流文化，同时国外文化的不断渗透也使得极少数年轻人愿意了解、认识以及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都给传统文明的发展与传承带来了不利影响。并且由于自然灾害等非人为的破坏也是影响非遗传承的重要因素，在自然灾害中非遗将受到不可修复的严重损坏，因此也是造成非遗传承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2）传承链中断问题。非遗传承的重要载体是人，因此其对于传承人有着较强的依赖性，而随着非遗传承环境的不断恶化，多数非遗传承人已经属于高龄人群，但现代年轻人相比于传统技艺更加青睐现代文化，因此只有极少数年轻人愿意加入到非遗传承的行列中，这就导致了非遗传承链条在不断中断。（3）传承机制的问题。非遗传承工作需要依靠完善的传承机制，虽然当前各级政府已经意识到了非遗传承的重要性，陆续展开了多种传承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从整体上看，国内的非遗传承机制仍然存在很大不足，无法对数量众多的非物质遗产进行科学、有效的传承，也没能深入人民群众之中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因此必须对加快对传承机制的完善工作，从而使政府、社会以及人民群众展开更加系统、科学的非遗传承工作。
2、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1）政府对非遗保护的认识问题。第一、现阶段政府的非遗保护工作更多的是以申遗为工作重点，希望能够通过申遗来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但如果一味地强调非遗的商业性质而忽略了对其文化内涵的保护将失去非遗保护工作的真正价值，为了获得非遗的经济效益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创造非遗的现象，这种非遗过热现象不但无法对非遗起到保护作用反而会给传统文化带来一定的伤害；第二、政府在非遗保护中过度重视对非遗形象工程的建设，地方政府为了申报非遗项目而盲目进行非遗形象的塑造，而一旦申遗通过后，非遗的保护工作将被再度忽略，这就使得申遗工作失去了其文化保护的真正意义，无法真正达到对传统文化的保护目的。（2）非遗保护机制问题。非遗保护机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评审机制问题以及监督机制问题。第一、在地方非物质遗产申遗的评审工作中，政府为了促进地方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仅仅从申报流程以及范围等方面进行，而缺少对非遗项目真实性的严格审查工作，这种做法将给非遗的保护工作带来不利影响；第二、政府缺少对申遗通过地区保护工作的监督机制，政府应该加强对地方非遗保护全周期的监督工作，防止出现申遗过程中的过度开发、虚假申遗以及轻保护现象，从而使得对非遗的保护工作发挥其真正价值。
四、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措施
1、 确定传承项目，切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力度，组织专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评估、判断、筛选，把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地方特色，具有时代相承特点，具有独特的知识、出色的技能和高超的技艺，保护和传承它对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的，确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传承项目，并根据其类别、特点、濒危程度，申报不同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此推动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2、通过相关法律进行保护。法律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在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进程中，必须要注重加强中央与地方的协作与指导关系。全国各地政府应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基础之上，根据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际状况，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分工与职责。首先，地方政府必须要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不断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其次，必须要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工作，相较于物质文化遗产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存在这巨大的差异性，传承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扬至关重要，各地政府必须要构建一个传承人命名与保障体系，在专项资金当中划拨出一部分进行专项管理。最后，要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法律法规，健全相应的奖惩体系。通过立法，不仅能够有效激发人民群众主动、积极的参与到保护工作当中，同时又能够有效避免非物质文化遗产破坏与流失的情况。
3、加强政府扶持力度，进行保护。（1）增加投资。要想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力度，使得更多的群众能够正确意识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这就需要各地政府积极组织社会当中的各种资源，通过积极组织各种宣传范围广、辐射能力强的宣传活动，有效提升民间文化的知名度，从而有效提升人民群众的参与度。（2）协同合作，共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属于全面、系统的工程，这就需要中央、各级政府、地方文化机构、宣传机构以及非物质文化的专家进行协同合作，要积极争取社会各界的力量，最大程度的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从而有效提升整个社会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认识。
结束语
我国具有上下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沉淀，有着极为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当前有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濒危、衰退，甚至存在消失的危机。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进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曹伟伟.浅谈漯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D].合肥：安徽大学，2014.
[2] 于思文.区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策略研究[D].哈尔滨师范大学，2014
[3] 史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探析[J]. 大众文艺，2015（03）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 生命健康权 刑法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2.16 文献标识码：A
1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生命健康权特殊刑事保护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包括刑法在内的许多部门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生命健康权保护，只是停留在将其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的阶段上，还没有考虑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特殊身份进而构建更为有效的保护制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条件、标准和程序的严格性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政府在认定传承人之后，其他任何公民因恶意对传承人的生命或身体机能进行损害导致其无法进行传承或无法进行有效传承，都将对社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如将剪纸艺术文化的传承人的巧手砍掉，这样无疑使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无法更好地体现其社会价值，甚至最终导致传承的断裂。
关于生命权。政府在认定传承人之后，其他任何公民为对传承人资格的侵占或阻碍传承而对传承人进行杀害，虽有刑法的故意杀人罪进行保护，以及民事法律中的死亡损害赔偿金和精神损害赔偿金，但对传承人的杀害所导致的后果不仅仅是自然人的死亡，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某项独特技艺的失传。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独特性及不可替代性，单单对传承人进行一般的保护，并不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的特殊性要求，也与国家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相吻合。
关于健康权。政府在认定传承人之后，其他任何公民因恶意对传承人的身体进行损害导致其无法进行传承或无法进行部分，如对剪纸艺术文化的传承人的巧手砍掉，这样无疑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断裂。
2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生命健康权侵害的刑法保护路径
2.1将其确立为特殊罪行并适用单独罪名
应考虑将部分侵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生命健康权的行为确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毁灭罪单独予以处罚。实践中，部分侵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生命健康权的行为可能会符合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主观上知道对方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知晓自己的杀害或伤害行为可能会对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效果造成不利影响；第二，其伤害或杀害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目的动因就是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丧失其传承功能；第三，其杀害或伤害行为直接造成传承人不能履行其作为传承人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
当某一行为符合上述特征时，无疑构成犯罪，在确定罪名时课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毁灭罪是可行的。以该罪对其进行处罚其体现了主客观相一致的法律原则，既能够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也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对于符合上面条件的传承人生命权的损害，我们需要的是制定特殊条款，在故意杀人罪中增加一项对传承人这个特殊主体予以特殊保护，
2.2 视为通用罪行的加重情节从重处罚
当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的侵害行为符合前述特征时，适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毁灭罪尽管是适当的，但从立法和实践上需要完善的地方更多，这涉及到对刑法罪名的增加，需要对刑法进行修正，技术上认定该行为要件也并不十分容易。同时，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身权伤害行为适用单独罪名，还可能涉嫌违背平等原则，即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置于普通公民之上，实行特殊保护。因此，应该考虑，适用一般罪名即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但加重处罚。
在考虑对侵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身权行为施行刑法处罚时，将其视为加重情节，在量刑时予以考量，则同样能够起到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身权的功效。对于应否从重处罚的判断也必须考虑以下几点：一是行为人是否明知受害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否明知行为会或者可能会发生更大的危害结果；二是行为人的犯罪目的是否是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丧失其传承功能或者其传承功能受到限制；三是行为人最终结果是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构成重大危害，即是否发生行为人所希望的结果。当然，不应仅靠刑法上加重处罚，还应由多部门法联动，如从民事赔偿角度导致传承人丧失或部分丧失传承能力的，其赔偿金还应包含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损害赔偿，从行政处罚角度，还应考虑此行为主观恶性及较大社会危害性，加大行政处罚力度。
参考文献
[1] 韩雪冰.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问题[J].辽宁经济，20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