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传染传递机制；金融危机冲击
[作者简介]王忠文，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天津 300191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9―0043―06
进入2008年，我国经济发展极不平静，在胜利迎接两会之际，我国的经济发展也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在战胜南方特大暴风雪之后，我国又进入抗震救灾，与此同时，面临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风险，我国已经开始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首要的任务就是防止我国的结构性通货膨胀转化为全面的通货膨胀，这已经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首要问题。与此同时，我国证券市场连续出现资产价格连续下跌，反弹乏力。在要求政府出台系列有效政策的同时，鉴于美国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和次贷危机的影响与传染，也要求我国谨防新一轮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及传染传递机制的研究，一直是国际金融理论研究的重点前沿课题。这种研究不仅具有较深的理论性，也具有较强的实践性。结合这种理论分析我国目前经济形势，要求我们充分认识国际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和爆发的可能性。因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和主要矛盾，为这种危机冲击提供了一定条件。
一
分析国际金融危机首先需要定义国际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是指在国际金融货币领域内，由于制度安排、金融秩序、市场机制存在漏洞和隐患，或由于国际游资冲击等原因引起的金融货币体系出现严重紊乱乃至崩溃的现象。如果仅在一国范围内则称为国内金融危机；如果跨越国界在多国引起连锁性反应就可成为国际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经常表现为金融资产价格的急剧变动、货币贬值、银行挤兑、金融机构倒闭等，并对实体经济运行和正常经济秩序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则是指个别国家率先爆发的金融危机，可能通过某种传递途径或传染机制，对其他国家经济运行和金融发展形成的破坏性打击和影响，这种传递也许是个别国家的主观恶意，也许是经济依存的必然现象，也可以说是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必然结果。
现代国际金融理论认为，根据金融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和表现，可以将其大致分为四种类型：(1)债务类型危机。由于盲目举债，造成外债规模失控引起的金融危机，如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2)单纯货币危机。由于国际收支严重失衡、汇率制度安排不合理等原因引起的本币汇率急剧波动或对外严重贬值，如亚洲金融危机、欧洲货币危机等。(3)金融机构危机。由于监管失误、交易失败等引起的金融机构倒闭事件，如巴林银行倒闭等。这种危机经常是由于内控制度失效并导致资金链供应中断而产生的，并且极易形成连锁性反应。(4)金融市场危机。由于资产价格暴跌引发大规模金融资产抛售，从而导致金融市场震荡乃至崩溃的危机，如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股市动荡等。必须指出的是，在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国际金融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空前加深，不同类型的市场联动日渐加强，现代的国际金融危机很少表现为某一单纯或单一的类型，而往往是一种类型的危机引发其他类型的危机，使不同类型危机交织并发。尽管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复杂，类型各异，但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金融资产价格急剧下降，资金大规模逃离国内市场，并且恶性循环进而形成一股冲击波，使金融货币体系的稳定面临威胁。
我们认为，不管是国内金融危机还是国际金融危机，最重要的判定标志是金融体系的运行遇到困难，从而不能实现资金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进而影响实体经济的正常发展。资金跨国移动与国际金融危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可以说是一种量变与质变的关系。在国际金融货币领域内，利率汇率波动、金融资产交易、投资机构的投机活动、银行机构的跨国交易与国际资本流动都是极为普通正常乃至日常的业务活动，与此相关的资金跨国移动并不无条件地构成国际金融危机，也就是说正常跨国交易活动引起的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危机并没有内在固定联系。只有当这种资金跨国移动在规模、频率和速度上超过了某一体系的承受能力，从而使该体系的稳定面临威胁时，才形成国际金融危机。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资金大规模迅速跨国移动对一国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所形成的威胁程度为标准，把国际金融危机划分为轻度、中等、严重三种程度类型：(1)轻度类型：主要是指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危机，指金融动荡事件已威胁到一些大型金融机构或市场的存在。这里指的仅仅是有较大影响力，其崩溃可能危及整个金融领域的机构或市场。如巴林银行、日本山一证券公司的倒闭可视为国际金融危机。相反，像在美国国内频繁发生的小银行倒闭事件，对金融体系构不成根本性威胁，则不能视为金融危机。(2)中等类型：金融货币体系危机。这类危机往往迫使一国的重大金融货币制度安排解体和重构。如欧洲货币危机中英镑和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欧洲货币体系，日本金融“大爆炸”和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较小国家的金融重组等。(3)严重：经济体系危机。金融危机巨大冲击力波及整个经济社会，不但金融货币体系陷于瘫痪，而且整个经济社会秩序陷入混乱，连政府的地位都受到威胁。如墨西哥债务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泰国、印尼等。在这里判定的关键是，只有当这种资金跨国移动和国际资本流动，在规模、频率和速度上超过了某一体系的承受能力，从而使该体系的稳定面临威胁。并且形成破坏性跨国连锁反应时才成为国际金融危机。在这里，政府对金融形势和发展趋势的判断，及对危机程度的认知预警和预防应对才是最重要的。
二
分析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潜在风险首先分析国内因素。我们认为，没有国内因素的配合是很难遭受冲击和形成国际金融危机的，也就是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必须有国内因素的配合，国际金融危机一般是和国内金融危机联系在一起的。下面，我们就以国内经济发展中的潜在风险来分析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可能性。
1．分析目前经济形势，应当首先重视通货膨胀因素。从经济运行的国内因素来讲，通货膨胀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首要风险。自2007年年中发生通货膨胀以来，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和遏制，2008年1～2月份的CPI分别高达8.7％和8.1％，
已经严重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党中央、国务院把关注民生和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是完全正确的，但实现起来有很大困难。从理论上讲，通货膨胀既是一种货币现象又是一种经济现象。说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是说流通中的货币超过经济运行实际需要的货币，就是说货币供应量过大，当然其中或者有外汇储备过多因素或者有货币内生性在起作用。统计资料显示。我国近年的货币供应量增长每年都在15％～17％以上，如果根据M3测算，增长比率可能还要大，这还没有考虑外汇储备增长因素和货币内生性增长因素。因此，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是完全必要的。说通货膨胀是经济现象，归根到底是说社会总供应不能满足社会总需求，特别是有关日常生活的物资产品。我们现在的通货膨胀是两种因素交叉在一起起作用。这也给我们的宏观调控增加了很大难度，不是短时间就能见效的。正是基于这种判断，当国家发改委有关官员2007年上半年说，物价特别是与粮食、农产品有关的食品类价格上涨下半年就会得到缓解和控制时，我们认为是过于乐观了。国内有专家解读认为我国的通货膨胀形成主因是输入型的，我们认为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实际情况是我国的通货膨胀形成在前，国际性的通货膨胀发生在后，特别是在粮食及农产品价格方面。我们的基本判断是，目前国内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还在于结构性的社会总供给小于总需求，或由于中间销售环节的随意加价造成一定阶段的物价持续性上涨。所以，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有效控制的主要办法是增加有效供给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
分析通货膨胀因素，还应特别重视粮食和食品类价格上涨问题。在此次通货膨胀行情中，特别明显和占据主要成分的是粮食和食品类价格上涨。因为粮食、农产品和食品类产品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事关人心所向和社会稳定，所以更应引起重视。在这方面，我们坚持自己的判断，此轮通货膨胀更多是由于结构性的社会总供给小于总需求而形成的。坚持的理由如下：(1)我国的粮食、农产品和食品类产品的库存可能并未减少，但储粮单位由于种种原因可能更愿意投向和群众生活关系相关不大的生产加工，例如酿酒或生物燃料工业，因为这样可能更有利可图和获利更丰。这等同于面向群众生活的粮食和食品类产品供给实际减少。(2)尽管粮食和食品类产品的库存可能仍然充足，但很可能储存单位出于获利考虑，已经出现空库现象。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已经多次呼吁清查粮库库存，如果属实可能将为以后的持续性上涨埋下隐患。(3)尽管我国粮食产量和粮食库存都位居世界前列，也许粮食、农产品和食品类产品的库存和当年生产都没有减少，但生产和储存后劲已经明显不足。农民种粮难、养猪难现象已经比较普遍，需要从深层次寻求激励机制。总之，像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经济大国，是不能依靠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社会解决吃饭问题的。温总理最近特别着重指出，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党中央、国务院每年年初都特别强调“三农”问题是非常英明的。
这里附带提一下发展生物燃料问题。我们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寻找新能源和替代能源，是人类保护环境和解决资源短缺的有效办法，但中国不能走从粮食和农作物提取生物燃料的道路，美国可以，中国不可以。因为虽然美国的粮食产量低于中国，但那是在有近四分之一土地存在休耕条件下的产出。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通货膨胀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受影响最大的是广大群众，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众。根据恩格尔系数定律，通货膨胀对高收入阶层的影响要远小于对中低收入阶层的影响。所以列宁说，通货膨胀是对劳动人民的掠夺。鉴于我国贫富两极分化明显和社会矛盾比较突出，如果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将为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提供潜在风险。南方特大暴风雪的严峻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经济运行的脆弱性。一旦有国际金融冲击，就有可能演变成为国内金融危机。
2．分析经济形势还应当重视流动性过剩因素。流动性一词，是从国际金融中借用过来的。国际金融理论中的流动性是指现实的和潜在的、可动用的储备资产。货币银行学中的货币供应量，是指由中央银行创造的、由商业银行体系派生的、全社会公众持有的货币量。国内金融所指的流动性过剩，是指货币当局货币供应量增长之外所形成的货币资产充裕或货币资产过多，主要是指：(1)外汇储备增长所形成的货币资产；(2)货币传导机制的内生性，即由于金融机构非正常途径信贷信用扩张所形成的货币资产；(3)外资变相流入过多生成的货币资产。其主要表现标志就是金融资产价格泡沫和房价增长过快，也是通货膨胀形成的因素之一。这种形势下，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是正确的。
从经济运行的国内因素来讲，前段时间，控制和打压流动性过剩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我们已经基本成功实现这一目标，但对经济运行造成的负面影响还是巨大的，重要表现就是股票市场资产价格的连续下跌，反弹乏力。发展证券市场的正确定位应该是既有直接融资的重要功能，也是投资获利的重要市场。十七大报告指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过度打压和控制流动性过剩，或把控制流动性过剩作为主要目标不仅已经影响商业银行业务的广泛开展，也沉重打击了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和市场信心。令人惊讶的是，面对这种负面影响，证券主管和监管当局竟然没有采取及时有效的重大补救措施。诚然，我国证券市场不是完全的政策市，但具有政策市内容，就连自由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也认为采取一定有效措施是合理的可行的。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和市场信心对经济运行和证券市场的正常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在政策调控影响下，由市场力量推动资本市场稳健发展，在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同时塑造良好的政治形象，创造形成有利于奥运氛围的市场态势，才是经济发展中的最大政治。如果面对继续恶化的金融市场环境不采取行之有效的激励措施，而任由金融市场自生自灭自由发展，那就将如脱缰野马有可能完全失控，就有可能为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提供内生性因素。
三
分析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重要的还是应该分析国际因素，也就是外部因素。外部因素引起金融危机、金融危机能够国际传染，虽然已经成为国际金融领域的新问题，但并非是近年才出现的新现象。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游资的膨胀，国际货币金融危机频繁爆发。与此同时，国际货币金融危机的传染性也大大增强，往往在一个国家爆发不久，就如同传染病一样迅速从最早爆发危机的国家或地区蔓延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国际媒体和舆论界留下了许多描绘这种现象的词汇，如“亚洲流感”、“俄罗斯病毒”等。与此相对应，对货币、金融危机传染机制的研究也迅速兴起。最新的研究证明，由于多种危机传染机制，需要在资本项目和金融市场高度开放条件下才能实现，因此，我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资本项目的适度管制和金融服务市场的适度开放，才能抵御
1997年的金融风暴冲击，才能在波涛汹涌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幸免于难。但时至今日，随着我国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尽管我国资本项目仍未完全开放，危机传染的风险已经大大上升，震撼国际金融市场的美国次贷危机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表明国际金融危机传染机制出现了新特点。结合这种传递传染机制的最新特点，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外部因素有两个：一是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扩散和蔓延；二是大量的外国资金和国际游资的变相流入，其重要影响是决不能轻易忽视的。
1．关于美国次贷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的真实情况和真正影响，现在还没有完全暴露和显现，受到牵连和陷入其中的金融机构已经为数不少，极负盛名的比较成功的债券投资公司贝尔斯滕公司的将被收购就是明证。美国次级按揭规模庞大，危机初起之时公布的2005～2006年间美国累计发放次级按揭贷款的统计数字已是1.5万亿美元，现在透露出来的统计数字可能更为庞大。美国次级按揭违约情况恶化说明金融危机的险象已经萌生。为挽救经济发展颓势和遏制次贷危机的蔓延，美欧央行和货币当局已经先后注资近7000亿美元，尚未具有消除隐患的明显效果。2008年美国经济衰退可能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尽管美国政府已经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但这种衰退趋势并没有减缓。更为令人忧患的是，美国次贷危机开始跨国传染国际蔓延，尽管美欧官方和货币当局已经多次注资解救。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的金融机构也是已经深陷其中。我国金融机构真正陷入的情况还没有完全显露，但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来，中国在美国次贷危机中蒙受的损失主要来自对外金融投资，主要是中国金融机构所持有的次级按揭债券的损失，此外还包括中国已经参股和计划参股的海外金融机构因这场危机股价下跌的损失。2007年8月初，美国财政部公布的一份报告称，截至2006年6月底，中国机构购入的美国按揭证券从559亿美元猛增至1075亿美元，占同期亚洲投资美国按揭证券总额的47.6％，其中可能有相当部分为高风险的次级按揭证券。虽然真实性一直无法核实，但潜在危险性确实是存在的。根据有关银行年报等公开信息，目前可以确认中国金融机构损失肯定是存在的，而且估计数额不会很少。如以传言中受损较重的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为例，截至2007年6月底，中国银行对美国次级按揭债券(MBS)的投资规模为89.65亿美元，占其证券投资总额的3.51％，其中AAA级次级债67.58亿美元，占75.38％；AA级19.45亿美元，占21.7％；A级2.62亿美元，占2.92％。中国银行另持有与此相关的债务抵押债券(CDO)6.82亿美元，占其证券投资总额的0.27％，中国银行对MBS、CDO分别计提了3.88亿元人民币、7.58亿元人民币减值拨备，拨备比率为0.6％和14.6％。建设银行、中信银行对美国次级按揭债券的投资额分别为10.6亿美元和300多万美元，建设银行计提了0.18亿美元拨备，拨备比率为1.69％。以上数字可以说明一些基本陷入情况，背后的实际情况可能更为严重，这还没有包括我国财富基金的损失情况。上述数据足以说明和充分体现，对外投资作为一种风险传染渠道的重要性在提高。随着美国次贷危机随后产生的恶性循环，上述损失数字可能还要增长。仅就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影响而言，贸易联系与金融业务的作用可能并不十分关键，倒是中国对外投资和中国公司海外上市可能已经成为最主要的危机传染途径。伴随我国经济规模和对外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日益融入全球化，这种危机传染途径的重要性还会上升。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可能处理得较好，但恶性的后遗症却留给其他国家，特别是我们中国。
2．关于外国资本和国际游资的变相流入。外国资本和国际游资的变相流入一直是有关部门和理论学界密切关注的重点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收和利用外资已经多达2000多亿美元，成为发展中国家引进利用外资的头号国家，其中直接投资占主要成分。但也不能否认，尽管尚未完全开放金融市场和资本项目，但仍有大量外国游资变相流入。我国近几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误差与遗漏”项目下数额日益增大，就是这种外资变相流入过多的主要表现。其中，通过QFII等正常渠道的流入是我国可以掌握和调控的，但仍有大量外国游资的变相流入，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不可测和失控因素。
从理论上讲，在经济与金融日益全球化的条件下，广义的货币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渠道可以划分为偶发性和非偶发性传染渠道两大类型。由于非偶发性传染渠道源于国家或地区间实际的经济金融联系，危机的传染来自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变动，因此又称为“基于基本面的传染”，或“实体经济联系渠道”，或“真实联系渠道”，主要包括与产业发展相关联的贸易联系与汇率调整、随机性的总需求变动和内生行流动性冲击等途径。偶发性传染与经济基本面无关，仅仅是投资者或金融市场参与者的投机行为的结果，因而又有“基于投机面的传染”或“真正的传染”、“纯粹的传染”之称，主要包括对冲性的投机性操作、突发性流动性冲击、多重均衡失效和政治影响传染等途径。客观地讲，这些传染机制往往是通过与贸易联系有关的跨国公司及机构投资者渠道进行，多是建立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证券投资基础之上的，发达国家的机构投资者纷纷追逐跨国优质资产的高效收益而在新兴市场兴风作浪，这也是目前传染机制新特点的重要表现。
外国资本和国际游资的变相流入，还可从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非正规发展窥见一斑。我们认为，前段时期的房地产市场房价持续走高，宏观调控收效甚微和股票市场资产价格非正常的一路攀升，都和具有外资背景的过度投资有关。北京、上海许多中等以上规模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和投资咨询公司大多具有外资背景，或与外国资本具有较深的业务联系，特别是一些新成立的私募基金公司，已经利用丰厚的知识、资金和人才资源收获颇丰，满载而归。就我国境内的证券组合投资而言，根据美国等国的一些统计数据，尽管我国已经批准的QFI投资额度已经用满100亿美元上限并予以适度扩充，但美国统计的美国居民持有中国证券规模就是这个数字的数倍，表明确实有不少海外游资变相流入中国股市。正常的、通过正规渠道流人的外国资金是我国货币当局可以监测和调控的，但非正规渠道流人的非正常的外国资本和国际游资则是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不可测因素和金融危机隐患。就目前而言即使将变相内流的游资纳入考虑，其规模也难以在抽逃之际引发股市大规模崩盘，但引发的恶性循环将是不可想象的。外资变相流入过多作为危机传染的新途径和作为新型传染机制的新特点倒是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注意。正是鉴于这种新特点，我们才更应该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有清醒认识和预防措施，才更应该谨防新一轮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目前讨论和预测的数字可能
比我们以上引用的更为巨大。
四
谨防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还要分析与危机有关的潜在因素，这里值得关注和讨论的则是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房价持续上涨问题不是本文讨论的内容，我们仅关注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房地产市场可能产生的冲击性影响。
1．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房地产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率先发展汽车工业、房地产制造业和高科技领域产业，应该说是正确的选择。根据美国经济发展规律，房地产业一直是美国经济景气期的最重要的推动力量。统计资料显示，近5年来美国新增GDP中有50％来自房地产业，居民消费增长的70％依赖于房地产增值的财富效应。正是基于对这种规律的认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也大力发展房地产业，不仅适应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也极大改善了我国城镇居民的居住条件和生存质量，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资料显示，近些年来，房地产业发展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每年都在30％以上。但是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也有自己的许多问题，尽管已经实行市场化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并行发展，但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近些年来房价增长过快过高，大大超过城镇居民普通家庭的收入水平和支付能力，即使在所谓房地产新政调控的情况下，也没有增幅减弱和走低迹象，这说明还有其他未明因素在推动房价持续上涨。但美国次贷危机告诉我们，如果国内金融存有潜在隐患，一旦资金供应链中断或面临国际金融冲击，就有可能影响经济正常运行和经济体系稳定。
从我国情况来看，虽然房地产业的重要性和美国基本相同，但我国房地产市场有着根本不同的基础和特点。经过近30年的改革发展，伴随我国城市化进程发展，从我国房地产业的供应方也即开发商方面来看，在经过多轮竞争淘汰以后，基本形成两大股力量：一是具有官方背景的房地产开发商；另一是具有强大实力的民营或私企开发商。这两大股势力的开发商，不仅资金实力强大，基本已经形成垄断局面，并且和官方有着良好的人际关系。在这两大股势力的瓜分下，不仅房价很难打压抑制，而且很难形成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暴跌和崩盘。从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方即购房者方面来看，鉴于收入水平极高的富豪权贵和收入水平极低的贫穷阶层都人数较少，而且购房需求稳定，因此应该重点关注中低收入一般家庭的购房需求和支付能力。在我国，由于居民收入不断增加和资产证券化程度较低，危机的国际传染和突然爆发不太可能是直接因为国内已购房者大面积违约而造成。正是基于以上特点，风险更大的危机传染渠道可能会是由于海外投资者突然冷淡中国房地产业的大规模撤资，或者国内金融体系的过度紧缩政策导致国内房地产投资市场资金链断裂，进而出现房价紊乱和陡降，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那时就不是什么拐点的问题，而是类似于次贷危机的金融危机了。
2．在这里值得关注和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冲击渠道和传染途径。抑制房价增长过快和解决中低收入家庭购房困难问题，前段时间已经成为我国政府关注民生着重解决的重要问题。经过几次房地产新政以后也收效甚微，其中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其主要责任不在房地产业开发商而在地方政府。除了社会保障体系的房地产业供给不足之外，我们分析主要原因有这样几个：一是土地属不可再生资源，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城市面积扩大，土地价格有自然上升的惯性趋势；二是由于大量占用农田耕地，对农民的补偿成本日益增加，这也是和建设和谐社会相一致的必然结果；三是由于城乡建设扩大和自然上升因素，房地产开发的材料成本日益上升；四是各地政府是房地产业大力发展的最大收益者。我们以前论述过，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种盲目扩张的自发冲动，各地政府如果不能自觉贯彻科学发展观，就会不自觉地被动陷入这种盲目扩张的自发冲动，因为城市建设规模扩大、房地产市场兴旺可以增加国民生产总值，可以改善辖区居住条件，可以提高政绩改善执政形象，可以增加财税收入等等，好处多多，何乐不为。所以城市建设一旦扩大运行起来，房价自然一路攀升，居高难下。新华社记者在这方面的述评还是很中肯的。
最近以来，大陆涉台学界开始重视与讨论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问题。目前，台湾社会原来并不显著的阶级矛盾愈益突出，已成为在政治斗争与选举中主打的议题。那么，如何看待当前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的确是我们深刻认识台湾社会与政治的重要问题。纵观台湾诸多社会矛盾与问题，可以发现，蓝绿对立与蓝绿矛盾是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其他社会矛盾，包括统独矛盾、省籍矛盾、南北矛盾、政经矛盾、环保与经济发展矛盾等，或多或少都受这一矛盾的制约与影响。
蓝绿矛盾是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
在台湾社会的诸多矛盾中，蓝绿矛盾是一个基本矛盾，而且是一个对抗性的矛盾，影响与制约着其他矛盾。蓝绿矛盾不解决，其他矛盾与问题就很难解决。
当今，台湾社会不再是一个整体，不再是一个和谐、团结的社会，而是一个蓝绿二元对立、分裂的社会。泛蓝阵营在政治与权力结构上以为主体，包括盟友亲民党与新党等，其支持者构成泛蓝阵营的群众基础；泛绿阵营政治上以为主体，包括盟友与建国党等，其支持者构成泛绿的群众基础。蓝绿的主要区别在于：泛绿阵营具有强烈的本土意识与台湾主体意识，主张与追求，否定“中华民国”的政治架构，否定“九二共识”，“反蓝反中”；泛蓝阵营既有本土意识与台湾主体意识，也有中华民族意识，坚持“中华民国”的政治架构，承认“九二共识”，反对“法理”，“反绿不反中”。因此，蓝绿矛盾与统独矛盾、族群矛盾、国家认同矛盾等密切相关，但又不完全相同，存在差异与区别。
蓝绿矛盾之所以是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与两岸等几乎所有议题，都存在明显的蓝绿差异与蓝绿之争，双方难有共识；对于同一个议题，蓝绿也很难有一个共同的看法与认知。第二，台湾社会对事物已没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与是非标准，完全是以蓝绿立场与蓝绿政治标准来衡量，形成典型的二元格局。第三，今天台湾的一切政治斗争与政治运作，完全呈现蓝绿之间的利益与权益分配，没有第三势力生存、发展的空间。
蓝绿矛盾的核心问题不是内政与经济社会发展等问题，而是如何处理与定位与大陆的关系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台湾内部与大陆的矛盾是台湾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台湾内部的许多重大政经决策，都与大陆或两岸关系存在密切关系，或者说无法回避两岸议题。国、民两党在权力争夺中，主要是围绕两岸议题（台湾的政治问题核心也是两岸问题）展开激烈斗争。只要两岸问题不解决，蓝绿矛盾就会长期存在，并制约与影响台湾社会经济发展与两岸关系的发展。
统独矛盾已变为“独”与“非独”的矛盾，是台湾的主要矛盾
长期以来，许多涉台学者认为统独矛盾是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或最重要的矛盾。在前些年，如果有这样的认知也许是正确的，但现在情况有所变化。虽然目前台湾社会的统独矛盾依然存在，好像还非常突出，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台湾的统独矛盾已经发生重要变化，今天台湾只有“独”与“非独”的矛盾。
这是由于，台湾社会内部尽管还存在统派，但统一的力量在迅速衰退，在岛内已无法构成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相反，在今天的台湾，尽管维持现状派占绝大多数，是主流民意，但越来越多的人倾向独立，因此，今天的台湾已不是“统”与“独”的矛盾与选择，而是“独”与“非独”的矛盾与选择。“非独”就是维持现状，而不是“要统”。“非独”是一个需要科学解读的概念，这里还存在一个“事实独立”与“法理独立”的区别。“非独”是指不搞“法理”，而是要“维持现状独立”，或寻求“事实独立”。
事实上，随着“非统”立场的变化或“独台化”（承认台湾的“事实独立”，不谋求“法理”）之后，统独矛盾就不再是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今天，仍将视为“亲中”的统一政党，是对的栽赃与抹黑，是政治斗争的手段，是逼不断“台湾化”、“本土化”与“化”。事实上，已是一个完全“台湾化”的政党，是一个仍坚持“中华民国”政治框架或“一中宪法”的政党，是一个承认“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政党，是一个不再追求两岸统一的政党，是一个公开主张不搞“法理”、而谋求维持台湾事实独立的政党。是一个政党，一方面在现实中逐步向“事实”靠拢，另一方面仍没有放弃“法理”的主张与目标（追求建立“”的“党纲”仍在），是一个“事实”与“法理”兼顾的政党。台湾民众的主流民意虽然不主张统一，但也不希望搞激进的“法理独立”，而是维持现状，即维持台湾的“事实独立”。可见，统独矛盾不再是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台湾的主要矛盾已经演变为“独”与“非独”的矛盾，即维持“事实”与追求“法理”的矛盾。
省籍矛盾依然存在
台湾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本省籍与外省籍两大族群的矛盾，即省籍矛盾，这是台湾一个重要的社会矛盾。
统治政权退居台湾后，形成台湾社会“中央/外省―地方/本省”的二元政治权力结构。反映在社会层面，则呈现出掌握社会优势资源的外省人与居于弱势地位的本省人的关系与矛盾，也表现为掌权的外省少数群体与不掌权的本省多数群体之间的关系与矛盾。的发展与崛起，就是建立在这一省籍矛盾强化的基础之上的，即强烈反对所谓的外省权贵层，为所谓的弱势本省群体争取利益。经过多年的政治演变与执政，这一省籍矛盾更为突出，其内部力量发生了重大变化：本省人及本省政治集团势力不断壮大，外省人及外省政治集团实力不断弱化。目前，外省籍群体绝大多数（约占80%）支持，本省人（占60%左右）是支持的主体力量。
特殊的省籍矛盾在的政治操作下变得甚为敏感，渗透到了台湾社会生活中的各个角落。李登辉曾试图融合外省人为本省人，建构“新台湾人”，形成“台湾命运共同体”，事实上，李登辉一直在压制外省人，非但没有实现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和解，实现族群融和，反而因其分裂路线进一步加深了省籍矛盾与省籍裂痕。执政后，在“去中国化”、“去中华民国化”、“去蒋化”与“文化”路线下，极力打击与排挤外省人与外省势力，进一步加深了省籍矛盾。时至今日，仍在质疑的外省人身份与质疑他对台湾的政治忠诚度，就是省籍矛盾在政治斗争中的典型体现。
南北矛盾依旧突出
台湾的南北矛盾是由南北经济发展差距引起的南北地区的经济与政治矛盾。就历史发展来看，台湾经济重心一直呈现由南向北转移的过程，只是近几十年才形成显著的南北差距。最重要的原因是台北市作为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集中了台湾最多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源。当局曾有以台湾作为基地的战略考虑，存在一种过客心态，于是在施政上采取了“重北轻南”的政策，即重点经营北台湾，较忽视发展南台湾，南北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因此扩大。今天以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县与新竹市为中心的北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高科技产业与现代服务业发达，南台湾（中南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以传统工业、重化工业与农业为主。
台湾的南北地区经济差距虽然很大，但是与东西地区相比，则不为过。为何从来没有出现所谓的东西矛盾或东西问题，反而出现严重的南北矛盾？这显然是经济话语权与政治因素造成的，与反对势力或反对的策略有关。外省人绝大多数生活在北部地区，所以制造南北差距也有制造省籍矛盾与政治矛盾的显著用意。不断制造南北矛盾并将其原因归结为的“重北轻南”政策，造成了南部民众对的强烈不满，也造成了政治结构上的“北蓝南绿”格局。
阶级矛盾被炒作
在台湾，虽然也存在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但劳资矛盾并不紧张，也不突出，劳资争议案件还在减少，没有出现普遍性、强烈的劳工抗议资方的社会运动，为数不多、小规模的劳工运动是劳工阶层向政府争取权益，而不是直接要求资方增加工资或保护权益。
现在外界之所以认为台湾的阶级矛盾变得突出，是因为随着台湾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的两极分化现象变得更加严重。一方面，以上层社会为代表的有钱阶级（以工商大资产阶级为主体）的财富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中低收入群体扩大，收入减少。如果将台湾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与收入最低的5%的家庭进行对比来看，双方收入差距从1998年的32倍迅速扩大到2009年的66倍。为了选举的需要，不断以贫富差距扩大这一现实问题制造新的阶级矛盾，一方面让台湾社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商情结”，另一方面积极争取低层劳工群体。然而，贫富差距扩大并没有加剧与恶化台湾的阶级矛盾，台湾中产阶级并没有因此与其他阶级或阶层发生利益上的冲突与矛盾，也没有发生典型的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抗议运动。扩大阶级矛盾不符合台湾的社会与政治现实，不会改变蓝绿矛盾这一基本社会矛盾。事实上，台湾各个阶级或阶层并非一个整体，而是三分天下，一部分倾向支持泛蓝，一部分倾向支持泛绿，还有一部分保持中立，尽管其间的比例有所差异，但这一大致结构基本确定。在蓝绿基本矛盾与政治倾向分野下，台湾的阶级矛盾就显得不那么突出，甚至被蓝绿矛盾所淹没。
无解的政经矛盾
政治本来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但在台湾却变为政治绑架经济，选举绑死经济，经济发展受制于政治斗争，让台湾经济发展陷于新的困境。
在民主政治机制下，政党轮替逐步成为常态。在一般民主国家或体制下，新政府基本上会延续旧政府的基本经济政策，即使采取新的经济政策，也不会已经在体制或法制下运行的政策。但在台湾则不同，由于两个主要政党的政治理念与两岸政策有很大差别，新政府会采取或否定旧政府的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新的风险。
重新执政后，当局彻底修改了当局处处限制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管制与保守政策，而是采取积极开放的政策，加强两岸经济合作，为此签署了一系列经济合作协议，以促进台湾经济发展，实现两岸经济的互利双赢与共同发展。则在主张与意识形态主导下强烈反对两岸经济合作，污名两岸经济合作，回避两岸经济合作为台湾带来的巨大利益与好处，无限扩大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果2012年赢得选举上台执政，在政治利益的考虑下很可能废止ECFA，或者修正ECFA，采取不积极作为，让ECFA的未来命运存在很大变数。这为台湾经济的未来走向带来变数。
环保与经济的矛盾再度尖锐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一直是台湾后工业化发展以来面临的一个主要矛盾，但近来因政治领袖的党内初选变得尤为突出，其中又涉及复杂的政治因素或蓝绿矛盾。
【关键词】矛盾；物质基础；发展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0351（2012）03—0059—04
一、坚实基础的经典论述
在2010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时，指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我们要深刻认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着眼于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更加积极主动地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良好社会环境。特别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我们解决好人民内部矛盾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充分认识到经济社会发展对解决好人民内部矛盾的基础性意义。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问题成堆，诸如落实政策、知青返城问题等急需解决。邓小平汲取历史经验教训，针对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提出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和满足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从根本上妥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1］182“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2］377在世纪之交，多次指出：“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自己的发展。”［3］16国家的统一、稳定和强大，是我们解决国内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根本前提和基础。发展是解决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的关键。这就需要我们通过抓住和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来带动全局。在新的世纪，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
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意义，是基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实际。现阶段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存在着种种矛盾，但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要解决这个矛盾，最根本的是必须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要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中国的总目标是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解决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途径。”［4］214
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意义，是基于矛盾表现的重点。人民内部矛盾当然表现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但更为大量地表现为利益矛盾，尤其是涉及到经济利益，诸如劳方资方、贫富悬殊、地区差异、城乡差别、效率公平、分配不公、就业失业等新的矛盾。这些矛盾表现在不同经济成分之间和各种经济成分内部，贯穿于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各个环节。特别是劳资矛盾、分配不公、失业就业、贫富悬殊等成为当前人民内部矛盾中受到社会普遍关注的重点。经济利益矛盾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主要依靠经济办法来解决。邓小平指出，解决这些矛盾，“政治工作是要做的，而且是要好好地做。但是，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1］195不重视物质利益不行。“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1］146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比较侧重于政治方面，对经济领域的矛盾及用经济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认识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实践证明，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最大需求，完全离开物质利益去认识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根源，仅仅依靠单纯的和空洞的说教来处理人民内部的诸多矛盾问题，是不可能真正收到良好效果的。不能笼统地把人民内部矛盾都归结为思想是非矛盾，不能简单地认为“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唯一方法，必须重视用经济的手段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利益得失矛盾。
二、坚实基础的全面作用
经济社会发展对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具有基础性作用。
第一，生产力发展水平不足是诸多人民内部矛盾的总根源。当前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发生的原因，从根本上来看，还是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经济社会发展还比较落后，导致各种利益的冲突较为普遍。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少数人闹事”部分中谈到：“一九五六年，在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这些人闹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5］236。当前一些地方的重大事件，几乎全部是为了经济利益问题，诸如征地拆迁、劳资纠纷等。受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的限制，各类群体的利益诉求难以得到完全满足。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重心是放在政治思想方面的人民内部矛盾上，而对物质利益这个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最根本的原因研究不够。忽视利益矛盾和利益分析，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没有在实践中真正落实的一条重要原因。当然，这也不是说社会发展水平高就没矛盾了。穷有穷的问题，富有富的问题，如同邓小平在晚年所指出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6］1364但是，在不同的发展水平上，矛盾的表现不一样，解决的方法也不一样。
第二，生产力发展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提供基本支持。加快经济发展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治本之策。经济搞不上去，一切都无从谈起。经济发展了，才能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才能为统筹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妥善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济发展了，还能增强人们的信心，从而稳定人心，进而稳定社会。老百姓腰包鼓了，怨气就少一些，文明程度就高一些，社会矛盾发生率就会降低。目前我国综合国力大为增强，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位。从整个国家看，统筹协调各种差别、利益的经济能力提高了，解决社会矛盾的回旋余地增大了。
需要指出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并不必然导致人民内部矛盾自然而然地解决，生产力的发展与人民内部矛盾的缓和也不存在必然的正相关性。运用发展的基础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有有效的相关政策。
要增加民生投入。发展的物质成果究竟多少用于投入再生产，多少用于投入民生，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过去经济发展基础差，社会财富较多地投入到再生产方面。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提高，以及市场经济中投资主体的变化，社会财富就要更多地用于改善民生。今天民生方面的矛盾比较突出，需要引起重视。当前中国政府用于民生方面的支出占GDP的比重，无论从自身的需要，还是与国际比较来看，都严重偏低。因此，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把发展成果更多地落实到保障和改善民生上, 重视用经济办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政府要建立健全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慈善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向低收入阶层倾斜，确保低收入阶层的最低生活保障，突出解决失业、医疗、养老保障问题，加大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投入，保证保障性收入分配到位。
要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目前人民内部一个突出的矛盾是利益分配不均问题。许多人民内部矛盾，表面上是由于各种诉求没有得到及时有效解决而引发的，但归根结底还是各种利益之间的博弈和冲突。
在共享成果方面，要致力于社会公平。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明，社会成员之间、地区之间贫富差距过大，就会引发民族矛盾、地区矛盾、阶级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就会出大乱子。因此，收入分配差距和地区差距扩大的问题，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当前理顺分配关系，规范分配秩序，既要着重解决初次分配非正常收入造成的差距，还要着重解决再分配的社会公平保障，建立公正的收入分配体制。需要以公平为原则，加大政府调控力度，通过经济立法、经济政策，运用税收、金融、行政等调节干预手段，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采取切实措施保证低收入居民的保障性收入，解决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部分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调节收入，缩小贫富差距，总的原则应该是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当然，公平也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把社会分化、社会差别控制在适度的范围。
在共享成果方面，要致力于统筹兼顾。人民内部矛盾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局部和暂时的矛盾，我们党历来强调要采取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在《论十大关系》中，说：“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5］30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专列一节“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说：“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5］227 - 228指出，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统筹兼顾这一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也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1］175解决人民内部物质利益矛盾，不是抹煞其中任何一方相对独立的利益，而是在保证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条件下，统筹兼顾，全面安排，使各方面利益协调发展相得益彰。指出：“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7］706
三、坚实基础的辩证思维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充分发挥发展的物质基础作用。过去如此，今后还要坚持这样的方针。处理矛盾的辩证法是，主要矛盾决定和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抓住了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当前人民内部矛盾受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影响和制约，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必须与解决我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相统一，并服从服务于主要矛盾的解决。我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根本办法就是发展。《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社会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发展的协调性。”［8］652因此，就扎实做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工作提出四点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注重从源头上减少矛盾，要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不断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打牢物质基础。我们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发展生产力，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之路，为解决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创造有利的条件。
人民内部矛盾既有思想是非矛盾，又有利益得失矛盾，还有差异互补矛盾。人民内部利益矛盾是一个由许多矛盾构成的多层次、多领域、多类型的纵横交错的复杂系统，这些矛盾分别在经济、政治、意识等领域表现出来。因而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也是各不相同的，处理矛盾的手段不能简单化，更不能单打一。解决这种矛盾就要运用综合的方法，包括利益调节、说服教育和民主法制的方法等，而不仅仅是依靠经济发展奠定雄厚物质基础这一种方法。
在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注意各种手段综合协调地运用。对于各种矛盾，要区分不同情况，通过改革和发展，通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通过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教育等各种手段，妥善加以解决。在三十三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强调，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强化责任，创新机制，统筹兼顾，落实措施，认真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依法保障人民权益，不断提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和水平，扎实做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各项工作。提出的四点要求包括：一是注重从源头上减少矛盾。要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坚持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部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各项决策符合客观实际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二是注重维护群众权益。要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注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要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落实到社会管理各领域和全过程，善于用法律手段解决矛盾，依法保护群众权益。三是注重做好群众工作。要认真研究和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深入做好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工作，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加强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宣传教育，推行领导干部接待群众制度，健全工作责任制，及时了解群众心声和实际需求。四是注重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管理发展变化，积极推动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健全民主制度，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加强社会管理基层基础建设，提高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能力，加强社会组织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提高社会管理信息化水平。这四点要求，既突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又体现了全面性和协调性。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文集：第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邓小平年谱（1975 - 1997）：下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关键词】矛盾；物质基础；发展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0351（2012）03—0059—04
一、坚实基础的经典论述
在2010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时，胡锦涛指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我们要深刻认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着眼于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更加积极主动地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良好社会环境。胡锦涛特别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我们解决好人民内部矛盾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充分认识到经济社会发展对解决好人民内部矛盾的基础性意义。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问题成堆，诸如落实政策、知青返城问题等急需解决。邓小平汲取历史经验教训，针对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提出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和满足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从根本上妥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1］182“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2］377在世纪之交，江泽民多次指出：“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自己的发展。”［3］16国家的统一、稳定和强大，是我们解决国内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根本前提和基础。发展是解决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的关键。这就需要我们通过抓住和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来带动全局。在新的世纪，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
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意义，是基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实际。现阶段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存在着种种矛盾，但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要解决这个矛盾，最根本的是必须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要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中国的总目标是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解决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途径。”［4］214
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意义，是基于矛盾表现的重点。人民内部矛盾当然表现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但更为大量地表现为利益矛盾，尤其是涉及到经济利益，诸如劳方资方、贫富悬殊、地区差异、城乡差别、效率公平、分配不公、就业失业等新的矛盾。这些矛盾表现在不同经济成分之间和各种经济成分内部，贯穿于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各个环节。特别是劳资矛盾、分配不公、失业就业、贫富悬殊等成为当前人民内部矛盾中受到社会普遍关注的重点。经济利益矛盾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主要依靠经济办法来解决。邓小平指出，解决这些矛盾，“政治工作是要做的，而且是要好好地做。但是，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1］195不重视物质利益不行。“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1］146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比较侧重于政治方面，对经济领域的矛盾及用经济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认识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实践证明，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最大需求，完全离开物质利益去认识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根源，仅仅依靠单纯的和空洞的说教来处理人民内部的诸多矛盾问题，是不
能真正收到良好效果的。不能笼统地把人民内部矛盾都归结为思想是非矛盾，不能简单地认为“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唯一方法，必须重视用经济的手段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利益得失矛盾。
二、坚实基础的全面作用
经济社会发展对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具有基础性作用。
第一，生产力发展水平不足是诸多人民内部矛盾的总根源。当前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发生的原因，从根本上来看，还是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经济社会发展还比较落后，导致各种利益的冲突较为普遍。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少数人闹事”部分中谈到：“一九五六年，在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这些人闹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5］236。当前一些地方的重大事件，几乎全部是为了经济利益问题，诸如征地拆迁、劳资纠纷等。受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的限制，各类群体的利益诉求难以得到完全满足。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重心是放在政治思想方面的人民内部矛盾上，而对物质利益这个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最根本的原因研究不够。忽视利益矛盾和利益分析，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没有在实践中真正落实的一条重要原因。当然，这也不是说社会发展水平高就没矛盾了。穷有穷的问题，富有富的问题，如同邓小平在晚年所指出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6］1364但是，在不同的发展水平上，矛盾的表现不一样，解决的方法也不一样。
第二，生产力发展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提供基本支持。加快经济发展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治本之策。经济搞不上去，一切都无从谈起。经济发展了，才能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才能为统筹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妥善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济发展了，还能增强人们的信心，从而稳定人心，进而稳定社会。老百姓腰包鼓了，怨气就少一些，文明程度就高一些，社会矛盾发生率就会降低。目前我国综合国力大为增强，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位。从整个国家看，统筹协调各种差别、利益的经济能力提高了，解决社会矛盾的回旋余地增大了。
需要指出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并不必然导致人民内部矛盾自然而然地解决，生产力的发展与人民内部矛盾的缓和也不存在必然的正相关性。运用发展的基础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有有效的相关政策。
要增加民生投入。发展的物质成果究竟多少用于投入再生产，多少用于投入民生，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过去经济发展基础差，社会财富较多地投入到再生产方面。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提高，以及市场经济中投资主体的变化，社会财富就要更多地用于改善民生。今天民生方面的矛盾比较突出，需要引起重视。当前中国政府用于民生方面的支出占gdp的比重，无论从自身的需要，还是与国际比较来看，都严重偏低。因此，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把发展成果更多地落实到保障和改善民生上, 重视用经济办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政府要建立健全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慈善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向低收入阶层倾斜，确保低收入阶层的最低生活保障，突出解决失业、医疗、养老保障问题，加大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投入，保证保障性收入分配到位。
要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目前人民内部一个突出的矛盾是利益分配不均问题。许多人民内部矛盾，表面上是由于各种诉求没有得到及时有效解决而引发的，但归根结底还是各种利益之间的博弈和冲突。
在共享成果方面，要致力于社会公平。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明，社会成员之间、地区之间贫富差距过大，就会引发民族矛盾、地区矛盾、阶级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就会出大乱子。因此，收入分配差距和地区差距扩大的问题，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当前理顺分配关系，规范分配秩序，既要着重解决初次分配非正常收入造成的差距，还要着重解决再分配的社会公平保障，建立公正的收入分配体制。需要以公平为原则，加大政府调控力度，通过经济立法、经济政策，运用税收、金融、行政等调节干预手段，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采取切实措施保证低收入居民的保障性收入，解
决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部分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调节收入，缩小贫富差距，总的原则应该是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当然，公平也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把社会分化、社会差别控制在适度的范围。
在共享成果方面，要致力于统筹兼顾。人民内部矛盾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局部和暂时的矛盾，我们党历来强调要采取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说：“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5］30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专列一节“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说：“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5］227 - 228毛泽东指出，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统筹兼顾这一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也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1］175解决人民内部物质利益矛盾，不是抹煞其中任何一方相对独立的利益，而是在保证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条件下，统筹兼顾，全面安排，使各方面利益协调发展相得益彰。胡锦涛指出：“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7］706
三、坚实基础的辩证思维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充分发挥发展的物质基础作用。过去如此，今后还要坚持这样的方针。处理矛盾的辩证法是，主要矛盾决定和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抓住了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当前人民内部矛盾受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影响和制约，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必须与解决我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相统一，并服从服务于主要矛盾的解决。我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根本办法就是发展。《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社会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发展的协调性。”［8］652因此，胡锦涛就扎实做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工作提出四点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注重从源头上减少矛盾，要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不断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打牢物质基础。我们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发展生产力，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之路，为解决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创造有利的条件。
人民内部矛盾既有思想是非矛盾，又有利益得失矛盾，还有差异互补矛盾。人民内部利益矛盾是一个由许多矛盾构成的多层次、多领域、多类型的纵横交错的复杂系统，这些矛盾分别在经济、政治、意识等领域表现出来。因而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也是各不相同的，处理矛盾的手段不能简单化，更不能单打一。解决这种矛盾就要运用综合的方法，包括利益调节、说服教育和民主法制的方法等，而不仅仅是依靠经济发展奠定雄厚物质基础这一种方法。
在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注意各种手段综合协调地运用。对于各种矛盾，要区分不同情况，通过改革和发展，通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通过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教育等各种手段，妥善加以解决。胡锦涛在三十三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强调，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强化责任，创新机制，统筹兼顾，落实措施，认真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依法保障人民权益，不断提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和水平，扎实做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各项工作。胡锦涛提出的四点要求包括：一是注重从源头上减少矛盾。要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
，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坚持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部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各项决策符合客观实际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二是注重维护群众权益。要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注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要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落实到社会管理各领域和全过程，善于用法律手段解决矛盾，依法保护群众权益。三是注重做好群众工作。要认真研究和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深入做好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工作，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加强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宣传教育，推行领导干部接待群众制度，健全信访工作责任制，及时了解群众心声和实际需求。四是注重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管理发展变化，积极推动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健全民主制度，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加强社会管理基层基础建设，提高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能力，加强社会组织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提高社会管理信息化水平。这四点要求，既突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又体现了全面性和协调性。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江泽民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江泽民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毛泽东文集：第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邓小平年谱（1975 - 1997）：下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原刊期号】200301
【原刊页号】3～7
【分 类 号】B1
【分 类 名】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0307
【 标 题】“三个代表”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
——历史唯物史观视野中的“三个代表”
【 作 者】邓永昌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贵阳市委讲师团
【 正 文】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经历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面对新的形势、新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如何才能始终履行好执政兴国的神圣职责?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必然的历史性选择，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
一、执政党的根本任务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
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存在于一切社会的始终，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毛泽东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科学地概括为社会基本矛盾。执政党能否解决长期执政面临的社会基本矛盾，事关执政的前途和命运。因为执政的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努力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适应，从而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共同进步，保持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唯其如此，执政党的地位才能巩固，执政才能长久。
需要指出的是，执政党所要解决的社会基本矛盾，主要不是马克思所指的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的桎梏引发的那种剧烈冲突状态的矛盾。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适应的一面为主，相矛盾一面为次，是总体上的相适应与局部的不相适应的矛盾。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相适应的一面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相适应的一面下降为矛盾的次要方面，呈现出总体上不相适应与局部相适应的矛盾状态的矛盾。
可见，在生产关系没有完全成为生产力的桎梏，尚未导致社会基本矛盾达到最激烈的冲突状态之前，在执政的很长时期里，执政党所要解决的主要是这样两类较为缓和的社会基本矛盾。这两类状态的社会基本矛盾虽然相对缓和，它们却同样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如不能及时得到解决，生产关系就会最终演变成生产力的桎梏，从而引发社会革命，导致政权瓦解。所以对执政党来说，在执政的大多数时期，所要解决的社会基本矛盾，主要是这两种状态的基本矛盾。在执政的实践中，执政党如何千方百计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使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适应；如何尽一切力量不断推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进步，始终保持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这是执政的永恒主题，也是执政党的永恒使命，又是一切执政党面对的共同难题。
二、共产党执政长期探索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途径
解决冲突最激烈的社会基本矛盾，马克思已经指出了解决的途径，即通过社会革命变革生产关系，为生产力开辟前进道路。显然，执政的共产党是不能通过社会革命的途径去解决较为缓和的两种状态的社会基本矛盾的。一是因为它们的矛盾没有达到需要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去解决的程度。所以，即便是发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准革命去解决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也必定是一个错误。二是因为执政党倘若通过社会革命去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等于自己起来搞垮自己的执政地位，推翻自己的政权。因此一般来说，只有与执政党尖锐对立的阶级和政党，才会采取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现存的政权，去达到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目的。
那么，执政党应该通过什么途径，去解决长期执政面对的这样两种状态的社会基本矛盾呢?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难题。因为在不同形态的社会和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内容、表现形式、冲突程度和范围各不相同。执政党对基本矛盾的认知程度和解决基本矛盾的实践能力也各不相同。执政党如何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使它们始终处于相适应状态，这是中外执政党都大伤脑筋的难题。
共产党执政后，为了找到在执政条件下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在20世纪进行了长期的艰辛探索。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列宁便着手研究苏联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首开了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如何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探索。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斯大林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民族问题和文化问题的研究，实际上是这一探索的继续。到50年代和60年代，苏联和南斯拉夫进行了一些政治经济的改革，70年代匈牙利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掀起一个改革的浪潮，以及80年代后期苏联再次进行改革，其实质都可以说是这些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为解决本国社会基本矛盾进行的一些探索。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这些探索因为走入歧途而惨遭失败。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同样为在执政条件下如何解决中国社会基本矛盾而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探索。在建国初期，毛泽东率先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开始了这一探索的历程。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任务的路线，是这一探索取得的初步成果。80年代，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领导全党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把我们党解决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探索推向一个高峰。进入新世纪，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把我们党解决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探索推到一个新的更高阶段。
“三个代表”理论的产生，为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找到了一条根本途径，这就是党必须始终成为“三个代表”，坚持按照“三个代表”要求执政，通过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途径去解决中国社会基本矛盾。这样，党就能够不断解决中国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不断推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全面进步，保持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永保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政权长治久安。
三、“三个代表”揭示了人类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实践规律
为什么按照“三个代表”执政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因为“三个代表”体现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与人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实践的本质联系。这种联系是人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必须遵循的实践规律。纷纭复杂的社会基本矛盾有其自身运动的规律。人解决基本矛盾的实践活动看似杂乱无章，无一定法，其实也有其必须遵循的基本实践规律，只是过去由于社会发展水平对人的认识的制约，人们未能发现它的存在。“三个代表”理论的创立，将这一规律揭示出来，为人们找到了一条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
对马克思揭示人类社会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人尽皆知。但是对社会基本矛盾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存在什么本质联系，人们却缺乏深入的探究。其实，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是天然的存在物。它们都是人的社会实践创造的产物。是人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创造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创造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也是人的这些活动不断导致它们产生矛盾；又是人的这些活动不断解决它们的矛盾。所以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既是制造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源，又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归途；既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决定性力量，又是阻碍解决基本矛盾的障碍性力量。总之，人的实践活动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载体，社会基本矛盾对立统一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人在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过程中扮演着主要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基本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取决于人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的存在和发展。一旦人类停止了这些社会实践活动，社会基本矛盾也就停止了矛盾运动。
因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的产生、发展，乃至解决统一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所以，世界上不存在离开人的实践活动的社会基本矛盾。因此，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既要到基本矛盾的实际当中去寻找，又要到人解决基本矛盾的正确实践中去寻找。
从人的正确实践中去寻找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实践规律，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忽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对人的实践活动的制约。恰恰相反，尽管人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制造者和解决者，但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一经被人创造出来之后，它们的矛盾运动规律会反过来对人的实践产生制约作用。人只有从它们的矛盾运动规律中，找出解决它们的矛盾的实践规律，才能找到一条解决它们的矛盾的根本途径。
“三个代表”理论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深刻认知，在于它揭示了人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实践活动与基本矛盾之间存在的本质联系。即：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三大动因。因而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满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人类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最根本的实践活动。在人类创造历史进程中，这三大实践活动尽管长期进行着，但只有当它们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符合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时，它们才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正确的实践活动，才能够有效地解决社会基本矛盾，从而推动历史进步。否则，人们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实践就会遭到失败。这是一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实践规律。
四、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根本途径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为什么会产生矛盾?一般的看法，认为是由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造成的。这种认识虽然正确，但今天看来还需要深化。因为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多方面的。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范围看，有对科技的要求、对资本的要求、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对体制的要求、对教育文化的要求等等。从不同层次的生产力发展要求看，有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有一般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有落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只要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这些发展要求，就可能产生诸多矛盾。问题是，在生产力发展的众多要求中，什么要求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占主要地位?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众多矛盾中，什么矛盾是它们的主要矛盾?不认识清楚这个问题，只是一般地认为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导致它们产生矛盾，只是一般地根据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规律去解决它们的矛盾，并不一定能够凑效。我们只有抓住生产力发展众多要求中的主要要求，抓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才能有效地解决它们的矛盾。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命题启示我们，在生产力发展的众多要求中，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居主要地位的要求。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诸多矛盾中，生产关系不适应先进生产发展要求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其他矛盾，都是由于这个主要矛盾的存在而产生的。
人们知道生产关系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而生产力处于相对活跃的状态。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层次的生产力都处于相同的活跃状态。在不同层次的生产力中，只有先进生产力最具活力，最具发展优势，总是处于最活跃的状态。所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适应的平衡，总是最先被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打破，从而引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其他矛盾。这是由整个社会历史的演变所证实了的真理。所以，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最重要的是通过不断满足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一途径去解决。由此可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执政党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根本途径。
五、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解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的根本途径
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建立之后，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而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文化的上层建筑却在不断发生变化。意识形态文化的发展变化，对经济基础起着三种不同的作用。一种是与经济基础同一性质的意识形态文化的发展，将其所包容的先进成分充分发挥出来，能够促进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完善。今天人们看到比较完善和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就是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文化几百年不断发展的促进下巩固和成熟起来的。所以，为了不断巩固和维护经济基础，执政的资产阶级要坚持独尊资本主义文化。另一种作用，是与经济基础不同性质的先进的意识形态文化的发展，会唤起人们变革现存的经济基础，建立新的经济基础。如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与封建经济基础性质不同的新文化，中国“五四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与封建经济基础性质不同的新文化都起到了这种巨大作用。因此，历史上执政的反动阶级，为了维护落后的经济基础，总要压制和扼杀先进的新文化的发展。再一种作用，是当意识形态的文化与经济基础的性质不同，又落后于经济基础时，它会对经济基础起腐蚀破坏作用。所以，一切执政的阶级都要扼制落后文化，防止它对经济基础的破坏。
意识形态文化对经济基础的这三种不同作用，导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产生两大矛盾：一是先进文化与落后的经济基础的矛盾。如资本主义文化与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矛盾，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的矛盾。二是落后文化与先进的经济基础的矛盾。如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矛盾，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矛盾。
在建立政权时期不太长久的社会主义国家，从一般情况看，落后文化与先进经济基础的矛盾，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主要矛盾。这时说的落后文化，指两类文化。一类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落后文化。另一类是指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落后文化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矛盾，表现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要巩固和完善，而这两类落后文化却对它起侵害和瓦解作用的矛盾。低水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矛盾，则表现为这种水平的文化不能充分满足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完善的需要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执政，主要面临的是落后文化与先进经济基础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主要矛盾。 六、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凝聚人民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
通过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途径去解决社会基本矛盾，需要有实践的主体来承担这一历史性的艰巨任务。显然，这一任务必须由执政党率领广大人民共同来承担。因为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实际上是亿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反映。所以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通过他们在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实践中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创造历史的。无论是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还是解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都是如此。我们很难想象，近代以来的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俄国十月革命，以及中国革命等一系列创造历史的伟大事件，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英勇奋斗能够取得成功。我们也无法想象，改革开放20多年，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在改革中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能够创造出这一段振兴中华的辉煌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人民群众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实践主体。社会基本矛盾既是通过人民的社会实践活动来体现的，又是通过人民的社会实践去解决的。
因此，执政党能不能始终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带领他们去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这是问题的关键。马克思主义指出，工人阶级政党要能够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必须忠实地代表人民的利益。然而，怎样代表人民的利益，却是一个随着社会的发展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是发展变化的。革命战争年代的人民利益要求，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的利益要求不一样。改革开放前广大人民利益要求，与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人民的利益要求又不一样。那么，作为执政党，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如何才能忠实地代表好人民的利益，将十几亿中国人民凝聚起来去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呢?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命题，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用矛盾观点正确认识当前任务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党面临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执政能力、外部环境等“四种考验”，要应对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四种危险”，十八大再次强调仍然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决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同时指出“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首次在党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新的历史时期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重要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矛盾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分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的发展起着决定作用，规定或影响矛盾群体中其他矛盾的发展，而次要矛盾处于从属地位，对事物的发展过程不起决定性作用；同时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也是辩证统一的，它们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在某些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可以说，胡锦涛同志的讲话充满了辩证法，既强调了经济建设这个主要矛盾，也兼顾了稳定这个次要矛盾，同时注重了主次矛盾的转化性，突出了“两手抓”。新时期，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手抓”具有重要意义。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解决当前经济社会主要矛盾的需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某些沿海发达城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或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10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实体。但是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东西部地区和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近14亿人口中，仍然有很多群众生活在温饱线上，甚至有几千万人民至今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相当一部分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与发达国家居民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对物质生活有了新期待，迫切需要继续提高生活质量，保障和改善民生任重道远。在人口多、底子薄、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人均占有自然资源水平低的大国，可以说，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能够提高社会生产力，提升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改善民生，增强人民幸福感，破解经济落后、经济发展不均衡、人均生活水平低的矛盾。
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解决次要矛盾的需要。“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与落后社会生产力之间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除此之外，还有次要矛盾，比如精神文化不能满足群众实际需要，生态环境日渐恶化，社会存在不稳定因素，黄赌毒等各类犯罪活动影响社会和谐，外部环境考验，敌视社会主义中国的外部势力依然存在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高低，发达的经济和高水平的物质生活不但能够为提高人民精神生活品位提供物质基础，减少社会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而且能够有足够的资金发展高新技术，改造污染型产业，治理土地沙漠化，推动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同时还可以增长综合国力，提高国防建设水平，战胜国内外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势力的挑战。也就说，抓住了经济建设这个牛鼻子，拥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可以为解决一些次要矛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便于更好地解决其他非主要矛盾。
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党面临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执政能力、外部环境等“四种考验”，要应对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四种危险”，十八大再次强调仍然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决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同时指出“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首次在党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新的历史时期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重要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矛盾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分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的发展起着决定作用，规定或影响矛盾群体中其他矛盾的发展，而次要矛盾处于从属地位，对事物的发展过程不起决定性作用；同时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也是辩证统一的，它们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在某些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可以说，胡锦涛同志的讲话充满了辩证法，既强调了经济建设这个主要矛盾，也兼顾了稳定这个次要矛盾，同时注重了主次矛盾的转化性，突出了“两手抓”。新时期，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手抓”具有重要意义。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解决当前经济社会主要矛盾的需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某些沿海发达城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或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10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实体。但是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东西部地区和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近14亿人口中，仍然有很多群众生活在温饱线上，甚至有几千万人民至今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相当一部分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与发达国家居民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对物质生活有了新期待，迫切需要继续提高生活质量，保障和改善民生任重道远。在人口多、底子薄、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人均占有自然资源水平低的大国，可以说，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能够提高社会生产力，提升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改善民生，增强人民幸福感，破解经济落后、经济发展不均衡、人均生活水平低的矛盾。
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解决次要矛盾的需要。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与落后社会生产力之间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除此之外，还有次要矛盾，比如精神文化不能满足群众实际需要，生态环境日渐恶化，社会存在不稳定因素，黄赌毒等各类犯罪活动影响社会和谐，外部环境考验，敌视社会主义中国的外部势力依然存在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高低，发达的经济和高水平的物质生活不但能够为提高人民精神生活品位提供物质基础，减少社会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而且能够有足够的资金发展高新技术，改造污染型产业，治理土地沙漠化，推动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同时还可以增长综合国力，提高国防建设水平，战胜国内外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势力的挑战。也就说，抓住了经济建设这个牛鼻子，拥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可以为解决一些次要矛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便于更好地解决其他非主要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