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理论是经济史学工作者研究经济发展过程后作出的理论概括与抽象。到了现阶段，凡是经济史学科研究的对象几乎都有相关的理论。经济史研究工作者在研究某个问题时，都可以从有关这个问题的一般理论中受到启迪。对于研究者来说，这种启迪或理论指导是极为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在完成研究工作时，在研究成果的表达方式上，应史论结合，对研究成果进行理论概括或抽象，得出理论性的结果，即史中出论(论从史出)，将这种理论纳入经济史理论的宝库，使经济史理论更加丰富。从严格的意义上说，经济史学研究就是对生动、复杂、变化的经济历史进行理论概括，研究者的科学研究能力主要表现为这种概括能力。纯粹摆材料或仅叙述历史过程的著作，有其存在的意义与作用，但它们只是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而非研究成果的最终形态。
在笔者看来，今后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努力。
一是扩大概括的范围。作为中国经济史学科，应力图抽象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特色与理论。就中国经济史以往进行理论概括的对象即研究范围而言，有大有小，小到一个企业，一个家庭，一个村庄，大到某个部门，某个地区，某个时代，某种经济形态。理论概括的形态多数是抽象出它的特点，如中国城市产生的特点、城乡关系的特点、土地所有制形式的特点、中国封建经济形态的特点等等。这类理论概括不仅是需要的，而且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们是进行更大范围的理论概括的基础。可是，至今还没有一本可以回答“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特点是什么”的著作。这与缺少一本观点统一(这必须由一人主持才能做得到)的中国经济通史密切相关。没有后者，就不可能有前者。我们的前辈有不少人就想做这件事。我的老师尚钺教授和傅筑夫教授就是其中的两位。他们都致力于中国历史上经济形态总体特色的研究。1957年和1958年，尚教授主持的《中国奴隶制经济形态片断探讨》、《明清封建经济形态探讨》、《中国封建经济关系的若干问题》先后出版。之后，他受到极左路线下不公正的批判，恶棒的毒打，逼使他中断了研究过程。我当研究生时，傅筑夫教授给我们讲授“中国近代经济史”与“外国经济史”两门课。那时，他已着手写一部多卷本的自有文字以来，即自殷以来的中国古代经济史。1957年，他被打成分子，仍矢志不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已70多岁，每天坚持写作2000字左右的论著，写成并出版了《中国封建主义经济史》l～5卷(计划写7卷)。他在研究自殷商至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整体过程及欧洲经济史的基础上，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与欧洲经济发展过程相比较，概括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许多特点。《中国古代经济史论丛》上下册、《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就是他这种研究成果的部分反映。如同对待所有经济史学家的论著一样，人们可能不同意他的论点，但他的这种精神和努力方向值得我们继承。在这里想强调的是，要能做到他这样的概括是很不容易的。他能做到这一点，与他的治学经历有关。他先攻理论经济学，继后又研究中国现实问题，后专心致志于中国经济史，从30年代起，长期潜心收集、整理自古代至近代的经济史料，又赴英研究欧洲经济史。他研读各家经济理论，掌握丰富史料，学贯中西，博通今古。且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下笔成章，前后半个世纪，犹赍志而殁。可见此事之难。
就经济史学科整体而言，理论概括的范围当然更大一些。它概括的对象是世界经济史，即整个人类经济发展过程。除后文将要提到的英国约翰·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美国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这类概括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史教授W·W·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过程》、《经济增长的阶段》(中译本名为《经济成长的阶段》)等专著，以及他主编的《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等书中所表述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就是经济史学家对发达国家近现代经济发展史的一种理论概括．至于本世纪40年代以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笔者以为，它也是对发展中国家近现代经济发展史的一种理论概括。当然，对这类大范围的研究对象作理论概括，更需要广博的学识作基础，要求研究者有很高的学术素质和长期的努力，不是想这样做就可以很快地做到的。通过集体的努力，可能是达到这个目标的好办法。正因为如此，通过《中国经济史研究》这种专业刊物，开展经济史理论的讨论很有必要。
二是使理论概括进入更高的层次。现在我们从经济史研究中作出的理论概括，就概括的层次而言，有低的也有高的。就研究的方法而言，有从分析经济史实得出理论性结论或抽象出范畴的，也有从范畴人手分析经济史实的。王亚南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分析》、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经济形态研究》，都是以一种经济形态为对象，取类似经济学中规范方法进行分析。它们是两本有特色的书，可以向他们学习写出类似的书来，例如“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分析”、“中国奴隶制经济形态分析”等等。当然，也可以继续对中国封建经济形态、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进行理论概括，成另一家之言。
从世界各国经济史发展的过程与趋势来看，经济史的理论概括确实有不同的层次，以笔者手边的书而言，德国于尔根．库钦斯基在《生产力中的四次革命》中对欧洲近现代生产力史几次突变的理论概括，是一种层次。
上文所述W·W·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是对发达国家近现代经济过程的一种理论概括，抽象出经济增长阶段理论。这是另一种层次。
英国的约翰·希克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经济史理论》一书中，依据人类经济发展的进程，概括为由习俗经济和命令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这又是一种层次。
美国道格拉斯·C·诺思1993年在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按时序的经济实绩”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经济史是关于按时序的经济实绩的学问。我们研究它的目的，不仅在于使我们对经济的过去有新的认识，而且通过提供一种能使我们理解经济变迁的分析框架，而在经济理论上有所建树。”他在《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产权是交易的根据，制度是实施产权的规则，产权与制度结构的有效与否是决定经济兴衰的关键，以及交易费用的作用、专业化增益和专业化费用之间不断发展的紧张关系是结构和变革的基本原因，也是现代政治经济绩效问题的核心，就是这样的经济理论。这又是一种层次。
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说：马克思“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众所周知，马克思以英国作为他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史的典型，他还研究过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史。他在经济史研究中抽象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经济形态变革等一系列经济学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社会发展中的辩证法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经济发展的规律预测人类的未来。这是更高层次的理论抽象。
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文明古国之一，而且是唯一能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中国的经济独立发展。它是研究人类经济史的典型。中国古代文献的丰富与系统又是世界之最。这是祖先为我们留下的伟大遗产。在这方面，中国经济史工作者拥有作出理论概括的最优越的客观条件，也面临着既严肃又艰巨的任务。
有关经济史的理论问题很多，可以作出理论概括的层次也很多，不可尽述。每个研究者的研究对象、研究成果中概括出的理论及其层次都不相同。这使经济史理论涉及面广，色彩纷呈，有利于经济史理论的全面发展。因此，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将经济史的理论研究局限在哪个或哪几个方面。当然，经济史研究者也有共同关心的理论问题；现实也会要求经济史研究者在一个时期特别关注某些理论问题，作为经济史研究工作者共同园地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限于篇幅，也不可能探讨所有的有关经济史的理论问题。因此，可以在一个时期集中讨论一个或几个问题。在今后一个阶段，笔者认为，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有计划地引导或组织讨论。
1．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特色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共性和个性理论。
2．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史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理论。
3．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的产生与经济形态发展的延续与跳跃的理论。
4．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与经济现代化理论。
5．中国农业经济史与个体农业经济理论。
经济史学理论是以经济史学科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学科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在《财经大辞典》经济史分卷“总论”、“经济史学科”词目中，我将按照时序研究经济发展客观过程的学科，称之为经济史学科(简称“经济史”)；将在经济史研究中抽象出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如上所述)，称之为经济史学通论；将以经济史学科为研究对象的理论，称之为经济史学概论，即经济史学理论。
经济史学理论包括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社会功能和任务，它的任务，它的分支与分类，指导研究经济史的理论和学派，它与相邻学科的关系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包括工作程序在内的研究方法。
对经济史研究方法极重视，确定并发表了系统论著的，是我们中国经济史研究会的第一任会长严中平教授和现任会长吴承明教授。严中平教授在60年写作过几篇专门论研究方法的文章，80年代出版了《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一书。从80年代中期开始，吴承明教授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文章，我所读到就有：“外国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派和方法”、“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杂谈”、“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论历史主义”、“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等。这些文章总结了中外研究经济史的各种方法，分析它们的长与短。他在这个时期写的“试论交换经济史”、“论广义政治经济学”、“论二元经济”等论文，就我的体会而言，也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吴承明教授认为史无定法；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研究经济史中也是一种方法，即分析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马克思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最高层次的指导，但它也只是一种方法。因此，经济史“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其它都属方法论”。这种高明而准确的见解，对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从根本上指出一度很流行、现今远未绝迹的如下错误：把某种理论的具体结论、论点都视为绝对真理，用作框框来套中国经济史上的事实，把中国的实际纳入这些框框之内，作为这些结论的例证。这种做法既导致扼杀了研究的创造性，又导致抹煞中国经济发展的特色。它曾长期影响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吴承明教授的观点有助于中国经济史研究者的思想解放。
经济史理论是经济史学工作者研究经济发展过程后作出的理论概括与抽象。到了现阶段，凡是经济史学科研究的对象几乎都有相关的理论。经济史研究工作者在研究某个问题时，都可以从有关这个问题的一般理论中受到启迪。对于研究者来说，这种启迪或理论指导是极为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在完成研究工作时，在研究成果的表达方式上，应史论结合，对研究成果进行理论概括或抽象，得出理论性的结果，即史中出论(论从史出)，将这种理论纳入经济史理论的宝库，使经济史理论更加丰富。从严格的意义上说，经济史学研究就是对生动、复杂、变化的经济历史进行理论概括，研究者的科学研究能力主要表现为这种概括能力。纯粹摆材料或仅叙述历史过程的著作，有其存在的意义与作用，但它们只是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而非研究成果的最终形态。
在笔者看来，今后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努力。
一是扩大概括的范围。作为中国经济史学科，应力图抽象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特色与理论。就中国经济史以往进行理论概括的对象即研究范围而言，有大有小，小到一个企业，一个家庭，一个村庄，大到某个部门，某个地区，某个时代，某种经济形态。理论概括的形态多数是抽象出它的特点，如中国城市产生的特点、城乡关系的特点、土地所有制形式的特点、中国封建经济形态的特点等等。这类理论概括不仅是需要的，而且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们是进行更大范围的理论概括的基础。可是，至今还没有一本可以回答“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特点是什么”的著作。这与缺少一本观点统一(这必须由一人主持才能做得到)的中国经济通史密切相关。没有后者，就不可能有前者。我们的前辈有不少人就想做这件事。我的老师尚钺教授和傅筑夫教授就是其中的两位。他们都致力于中国历史上经济形态总体特色的研究。1957年和1958年，尚教授主持的《中国奴隶制经济形态片断探讨》、《明清封建经济形态探讨》、《中国封建经济关系的若干问题》先后出版。之后，他受到极左路线下不公正的批判，恶棒的毒打，逼使他中断了研究过程。我当研究生时，傅筑夫教授给我们讲授“中国近代经济史”与“外国经济史”两门课。那时，他已着手写一部多卷本的自有文字以来，即自殷以来的中国古代经济史。1957年，他被打成分子，仍矢志不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已70多岁，每天坚持写作2000字左右的论著，写成并出版了《中国封建主义经济史》l～5卷(计划写7卷)。他在研究自殷商至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整体过程及欧洲经济史的基础上，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与欧洲经济发展过程相比较，概括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许多特点。《中国古代经济史论丛》上下册、《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就是他这种研究成果的部分反映。如同对待所有经济史学家的论著一样，人们可能不同意他的论点，但他的这种精神和努力方向值得我们继承。在这里想强调的是，要能做到他这样的概括是很不容易的。他能做到这一点，与他的治学经历有关。他先攻理论经济学，继后又研究中国现实问题，后专心致志于中国经济史，从30年代起，长期潜心收集、整理自古代至近代的经济史料，又赴英研究欧洲经济史。他研读各家经济理论，掌握丰富史料，学贯中西，博通今古。且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下笔成章，前后半个世纪，犹赍志而殁。可见此事之难。
就经济史学科整体而言，理论概括的范围当然更大一些。它概括的对象是世界经济史，即整个人类经济发展过程。除后文将要提到的英国约翰·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美国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这类概括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史教授W·W·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过程》、《经济增长的阶段》(中译本名为《经济成长的阶段》)等专著，以及他主编的《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等书中所表述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就是经济史学家对发达国家近现代经济发展史的一种理论概括．至于本世纪40年代以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笔者以为，它也是对发展中国家近现代经济发展史的一种理论概括。当然，对这类大范围的研究对象作理论概括，更需要广博的学识作基础，要求研究者有很高的学术素质和长期的努力，不是想这样做就可以很快地做到的。通过集体的努力，可能是达到这个目标的好办法。正因为如此，通过《中国经济史研究》这种专业刊物，开展经济史理论的讨论很有必要。
二是使理论概括进入更高的层次。现在我们从经济史研究中作出的理论概括，就概括的层次而言，有低的也有高的。就研究的方法而言，有从分析经济史实得出理论性结论或抽象出范畴的，也有从范畴人手分析经济史实的。王亚南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分析》、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经济形态研究》，都是以一种经济形态为对象，取类似经济学中规范方法进行分析。它们是两本有特色的书，可以向他们学习写出类似的书来，例如“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分析”、“中国奴隶制经济形态分析”等等。当然，也可以继续对中国封建经济形态、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进行理论概括，成另一家之言。
从世界各国经济史发展的过程与趋势来看，经济史的理论概括确实有不同的层次，以笔者手边的书而言，德国于尔根．库钦斯基在《生产力中的四次革命》中对欧洲近现代生产力史几次突变的理论概括，是一种层次。
上文所述W·W·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是对发达国家近现代经济过程的一种理论概括，抽象出经济增长阶段理论。这是另一种层次。
英国的约翰·希克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经济史理论》一书中，依据人类经济发展的进程，概括为由习俗经济和命令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这又是一种层次。
美国道格拉斯·C·诺思1993年在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按时序的经济实绩”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经济史是关于按时序的经济实绩的学问。我们研究它的目的，不仅在于使我们对经济的过去有新的认识，而且通过提供一种能使我们理解经济变迁的分析框架，而在经济理论上有所建树。”他在《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产权是交易的根据，制度是实施产权的规则，产权与制度结构的有效与否是决定经济兴衰的关键，以及交易费用的作用、专业化增益和专业化费用之间不断发展的紧张关系是结构和变革的基本原因，也是现代政治经济绩效问题的核心，就是这样的经济理论。这又是一种层次。
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说：马克思“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众所周知，马克思以英国作为他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史的典型，他还研究过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史。他在经济史研究中抽象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经济形态变革等一系列经济学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社会发展中的辩证法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经济发展的规律预测人类的未来。这是更高层次的理论抽象。
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文明古国之一，而且是唯一能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中国的经济独立发展。它是研究人类经济史的典型。中国古代文献的丰富与系统又是世界之最。这是祖先为我们留下的伟大遗产。在这方面，中国经济史工作者拥有作出理论概括的最优越的客观条件，也面临着既严肃又艰巨的任务。
有关经济史的理论问题很多，可以作出理论概括的层次也很多，不可尽述。每个研究者的研究对象、研究成果中概括出的理论及其层次都不相同。这使经济史理论涉及面广，色彩纷呈，有利于经济史理论的全面发展。因此，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将经济史的理论研究局限在哪个或哪几个方面。当然，经济史研究者也有共同关心的理论问题；现实也会要求经济史研究者在一个时期特别关注某些理论问题，作为经济史研究工作者共同园地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限于篇幅，也不可能探讨所有的有关经济史的理论问题。因此，可以在一个时期集中讨论一个或几个问题。在今后一个阶段，笔者认为，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有计划地引导或组织讨论。
1．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特色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共性和个性理论。
2．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史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理论。
3．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的产生与经济形态发展的延续与跳跃的理论。
4．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与经济现代化理论。
5．中国农业经济史与个体农业经济理论。
经济史学理论是以经济史学科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学科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在《财经大辞典》经济史分卷“总论”、“经济史学科”词目中，我将按照时序研究经济发展客观过程的学科，称之为经济史学科(简称“经济史”)；将在经济史研究中抽象出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如上所述)，称之为经济史学通论；将以经济史学科为研究对象的理论，称之为经济史学概论，即经济史学理论。
经济史学理论包括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社会功能和任务，它的任务，它的分支与分类，指导研究经济史的理论和学派，它与相邻学科的关系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包括工作程序在内的研究方法。
对经济史研究方法极重视，确定并发表了系统论著的，是我们中国经济史研究会的第一任会长严中平教授和现任会长吴承明教授。严中平教授在60年写作过几篇专门论研究方法的文章，80年代出版了《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一书。从80年代中期开始，吴承明教授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文章，我所读到就有：“外国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派和方法”、“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杂谈”、“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论历史主义”、“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等。这些文章总结了中外研究经济史的各种方法，分析它们的长与短。他在这个时期写的“试论交换经济史”、“论广义政治经济学”、“论二元经济”等论文，就我的体会而言，也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吴承明教授认为史无定法；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研究经济史中也是一种方法，即分析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马克思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最高层次的指导，但它也只是一种方法。因此，经济史“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其它都属方法论”。这种高明而准确的见解，对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从根本上指出一度很流行、现今远未绝迹的如下错误：把某种理论的具体结论、论点都视为绝对真理，用作框框来套中国经济史上的事实，把中国的实际纳入这些框框之内，作为这些结论的例证。这种做法既导致扼杀了研究的创造性，又导致抹煞中国经济发展的特色。它曾长期影响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吴承明教授的观点有助于中国经济史研究者的思想解放。
经济活动是人们在一定的经济关系的前提下，进行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以及与之有密切关联的活动。在经济活动中，存在以较少耗费取得较大效益的问题。经济关系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在各种经济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生产关系。
经济一词，在西方源于希腊文，原意是家计管理。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的著作《经济论》中论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奴隶制经济的管理，这和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是适应的。
在中国古汉语中，“经济”一词是“经邦”和“济民”、“经国”和“济世”，以及“经世济民”等词的综合和简化，含有“治国平天下”的意思。内容不仅包括国家如何理财、如何管理其他各种经济活动，而且包括国家如何处理政治、法律、教育、军事等方面的问题。
包括在“经世济民”内的“经济”一词，很早就从中国传到日本。西方经济学在19世纪传入中、日两国。日本的神田孝平最先把economics译为“经济学”，中国的严复则译为“生计学”。 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已逐渐成为各门类经济学科的总称，具有经济科学的含义。
现代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大量运用现代数学方法和现代计算机技术，进行经济数量关系的分析，这是由于现代经济发展日益错综复杂，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运用这些新的方法进行精确的描述和解释。经济学各门学科依据本身的特点，适当运用现代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的新方法和新成果，对于增强经济科学的精确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济学发展简史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前，对当时的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形成了某种经济思想，但是并没有形成系统。
在以历史和文明悠久著称的民族和国家中，以中国、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保存的历史文献最为丰富。它们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在经济思想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
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的经济思想
古希腊在经济思想方面的主要贡献中，有色诺芬的《经济论》，柏拉图的社会分工论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商品交换与货币的学说。
色诺芬的《经济论》论述了奴隶主如何管理家庭农庄，如何使具有实用价值的财富得以增加。色诺芬十分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希腊自由民的最好职业，这对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和以后法国中重农学派都有影响。
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从人性论、国家组织原理以及使用价值的生产三个方面，考察社会分工的必要性，认为分工是出于人性和经济生活所必需的一种自然现象。这种分析与中国古代管仲的“四民分业”论和孟子的农耕与百业、劳心与劳力的“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的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与《伦理学》两书中指出，每种物品都有两种用途：一是供直接使用，一是供与其他物品相交换，而且说明了商品交换的历史发展和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指出货币对一切商品起着一种等同关系的作用，从而成为最早分析商品价值形态和货币性质的学者。
古罗马的经济思想部分见于几位著名思想家如大加图、瓦罗等人的著作中。古罗马对经济思想的贡献，主要是罗马法中关于财产、契约和自然法则的思想。
古罗马早期有十二铜表法，以后在帝国时期有适用于罗马公民的民事法律—市民法，和适用于帝国境内的各族人的万民法。在这些法律中，对于财产权、契约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买卖、借贷、债务等关系都有明确的解释。万民法所依据的普遍性原则和自然合理性，以后逐渐形成自然法则思想，成为资本主义初期的自然法、自然秩序思想的重要来源。
西欧中世纪虽然经历了千年之久，但封建制度是在十一世纪才真正建立起来。中世纪的学术思想为教会所垄断，形成所谓经院学派。
经院学派主要用哲学形式为宗教的神学作论证，但也包含某些经济思想，用来论证某些经济关系或行为是否合法或是否公平。后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教会不得不回答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贷款利息的正当性问题，一是交换价格的公正性问题。
贷款取息与教义抵触，教会曾一再明令禁止。但后来迫于大量流行的贷款取息的现实，经院学派不得不采取调和态度。
在中世纪神学家中较早论述公平价格的是大阿尔伯特，他认为公平价格是和成本相等的价格，市场价格不能长期低于成本。对这两个问题，在中世纪并未形成有说服力的观点，但为以后的经济学家提出了研究的课题。
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自己的特点。与西方古代的经济思想比较，除在重视农业生产、社会分工思想等方面有些共同之处外，也有它自己的特点。 这方面主要有“道法自然”的思想、义利思想、富国思想、赋税思想、平价思想、奢俭思想等。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经济思想。道家从自然哲学出发，主张经济活动应顺从自然法则运行，主张清静无为和“小国寡民”，反对当时儒家所提倡的礼制和法家所主张的刑政。道家这种经济思想后来传到西欧，对17～18世纪在西欧盛行的自然法和自然秩序思想有一定影响。
义利思想是关于人们求利活动与道德规范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利”主要指物质利益，“义”是指人们行动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儒家贵义贱利，成为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僵化教条，妨碍了人们对求利、求富问题的探讨和论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使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富强，提出了各种见解或政策。孔子的学生有若就提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这是儒家早期的富国思想。以后商鞅在秦国变法，提出了富国强兵和“重本抑末”政策。商鞅和以后的韩非，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战士之源，发展农业生产是国家富强的唯一途径。同时，他们认为工商业是末业，易于牟利，如不加限制，就会使人人避农，危害农业生产，因而主张“禁末”。富国思想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史上具有独特地位，这与中国长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这一特点有着密切关系。
对土地课征赋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产品的主要分配形式，是中国思想家经常论述的问题之一。自西周的“公田”制消亡后，对农业生产改为按所有田亩课征赋税。因此，中国古代的经书、史籍如《尚书》、《周礼》、《国语》等，常有关于田地分级和贡赋分等的论述。
平价思想，即关于稳定物价的思想。战国时代，李悝、范蠡鉴于谷价大起大落对农民和工商业者都不利，提出国家在丰年购进粮食，在歉年出售粮食的“平籴”、“平粜”政策，使粮价只在一定范围内涨落。这一平价思想也被用于国家储备粮食的常平仓制度，和救济贫民的义仓制度中。
古代王公贵族生活的奢侈或节俭，关系到财用的匮乏或富足，税敛的苛繁和薄简，因此，对待消费应提倡“俭”还是“奢”，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经常论述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黜奢崇俭是中国封建时期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思想。
但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也出现过一些相反的观点。如《管子》一书的《侈靡》篇，就论述过富有者衣食、宫室、墓葬等方面的侈靡性开支，可以使女工、太工、瓦工、农夫有工作可做。即有利于贫民得到就业和生活的门路，也可使商业活跃起来。这在当时确是一个颇不寻常的观点 ，它从经济活动各方面的相互联系来考察消费问题，提出了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的卓越见解。
除上述几种主要经济思想外，中国古代思想家还有其他的经济观点，如欲求思想、功利思想、理财思想、田制思想、富民思想、人口思想，以及地尽其利、民尽其力的思想等等。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大都是为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但也有些思想是为扩大商品生产与交换、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道路而提出来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和演变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在西欧各国逐渐形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
重商主义 16～17世纪是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这一时期商业资本的兴起和发展，促使封建自然经济瓦解，国内市场统一，并通过对殖民地的掠夺和对外贸易的扩张积累了大量资金，推动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代表商业资本利益和要求的重商主义思想。
重商主义原指国家为获取货币财富而采取的政策。16世纪末以后，在英、法两国出现了不少宣扬重商主义思想的著作。重商主义重视金银货币的积累，把金银看作是财富的唯一形式，认为对外贸易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只有通过出超才能获取更多的金银财富。因此，主张在国家的支持下发展对外贸易。
古典经济学 17世纪中叶以后，首先在英国，然后在法国，工场手工业逐渐发展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 ，重商主义已经不适应日益壮大的产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资产阶级面临的任务是对封建势力作斗争，这种斗争要求从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怎样使财富迅速增长，探讨财富生产和分配的规律，论证资本主义生产的优越性。由此，产生了由流通过程进入生产过程研究的古典经济学。
古典经济学的先驱是英国的配第和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尔。配第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初步考察了工资、地租、利息等范畴。布阿吉尔贝尔认为流通过程不创造财富，只有农业和畜牧业才是财富的源泉。
出现于18世纪50～70年代初的以魁奈和杜尔戈为主要代表的法国重农学派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理解。他们提出自然秩序的概念，用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农业来概括资本主义，用的生产经营活动来分析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
斯密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他所著《国富论》一书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他批判了重商主义只把对外贸易作为财富源泉的错误观点，并把经济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
他克服了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才创造财富的片面观点，指出一切物质生产部门都创造财富。他分析了国民财富增长的条件以及促进或阻碍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分析了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把它看作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社会经济活动，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提出自由放任原则。
李嘉图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他在1817年提出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论为中心的严谨的理论体系。他强调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阐明财富在社会各阶级间分配的规律，认为全部价值都是由劳动生产的，工资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利润是工资以上的余额，地租是工资和利润以上的余额 。由此，他阐明了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对立。此外，李嘉图还论述了货币流通量的规律、对外贸易的比较成本学说等等。古典经济学到李嘉图时达到了顶峰，对后来的经济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古典经济学产生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上升发展的时期，在这种条件下，古典经济学还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和矛盾进行较为客观的探索，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成份。古典经济学员主要的贡献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从而成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一个重要来源，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他们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包含一些庸俗因素。
历史学派 19世纪上半叶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远远落后于英法。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以国家主义为先驱的德国历史学派。
历史学派分为旧历史学派和新历史学派两个阶段。以罗雪尔为创始人的旧历史学派活动于19世纪40～70年代。他们反对19世纪中叶以前的英法传统经济学，以历史归纳法反对抽象演绎法；以历史反对理论，否认经济规律的客观存在；以国家主义反对世界主义；以生产力的培植反对交换价值的追求；以国家干预经济反对自由放任。
随着19世纪7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出现了以施穆勒、瓦格纳、布伦塔诺等为主要代表的新历史学派，他们在上述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改良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因而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者”。
边际效用学派 这是19世纪70年代初出现在西欧几个国家的一个庸俗学派，以倡导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为共同特点，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两大支派：一是以心理分析为基础的心理学派，其主要代表为奥地利的门格尔、维塞尔和帕姆·巴维克等；一是以数学为分析工具的数理学派或称洛桑学派，其主要代表有英国的杰文斯、法国的瓦尔拉斯和帕雷托。
边际效用学派在美国的主要代表是克拉克，他在边际效用论的基础上提出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当代经济学家把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出现称为“边际主义革命”，即对古典经济学的革命。这个学派运用的边际分析方法，后来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基础。
新古典经济学 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他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继承 19世纪以来英国庸俗经济学的传统，兼收并蓄，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这是继密尔之后庸俗经济学观点的第二次大调和、大综合。
马歇尔用均衡价格论代替价值论，并在这个核心的基础上建立各生产要素均衡价格决定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分配论。他颂扬自由竞争，主张自由放任，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新古典经济学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
制度学派 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出现的历史学派变种。它的主要代表有范勃伦、康蒙斯、米切尔等。他们把历史学派的方法具体化为制度演进的研究，否认经济理论的意义，以批判资本主义的姿态出现，提倡改良主义政策。
此外，在北欧出现了以维克塞尔为代表的瑞典学派，提出与马歇尔不同的理论体系，强调投资与储蓄的均衡，提出自己的利息理论，在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中，占有特殊地位。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学
这里主要指经过所谓“凯恩斯革命”迄至今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与后凯恩斯主义 1929年爆发空前规模的世界经济危机后，资本主义经济陷入长期萧条状态，失业问题严重。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借助市场自动调节机制 ，达到充分就业的传统说教彻底破产，垄断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套“医治”失业和危机，以加强垄断资本统治的新理论和政策措施。正是适应这个需要，凯恩斯于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
《通论》的出现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震动，把它说成是经济学经历了一场“凯恩斯革命”。凯恩斯抨击“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萨伊定律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观点，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总量分析，提出了有效需求决定就业量的理论。
有效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它主要由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消费倾向、收益预期、流动偏好和货币供应量决定的。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存在失业和萧条，就是由于这些因素交相作用而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据此，他提出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采取财政金融政策，增加公共开支，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以提高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凯恩斯这一理论为根据而形成的凯恩斯主义，不仅成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一个流派，而且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具有重大的影响。
新经济自由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20世纪50～60年代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促成了凯恩斯主义的盛行。但是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激化，国家干预经济不断引起一系列的新问题，特别是70年代以来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滞胀”局面，使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陷于困境，受到各式新经济自由主义流派的挑战。
各种色彩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具有各自的论点和论证方法，但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鼓吹恢复和加强自由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作用，是他们的共同立场。
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面临的问题愈来愈复杂，所研究的范围也愈来愈广泛。不同的流派出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及其有效运行的共同目的，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别性，既相互交叉地研究同一课题，又各有侧重地研究不同的经济领域。因而，不仅在理论上彼此有争论，而且出现了门类繁多的“经济学科”。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学说的主要内容，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马克思从分析商品开始，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地继承并发展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奠立的劳动价值理论，指出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二重性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劳动的二重性决定的。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马克思把社会总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并把每一部类产品的价值，分解为由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所构成。马克思还考察了资本的各种具体形式，以及相应的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形式。
经济学学科分类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深化，人类经济活动的内容愈来愈复杂、丰富，专业化程度愈来愈细密；同时，各种经济活动之间、经济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联系，也愈来愈紧密。
为了适应这种情况，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也愈来愈扩展。一方面，从带有高度概括性的理论经济学中，不断分化出带有应用性和独立的部门经济学、专业经济学等分支学科；另一方面，也出现了经济学科内部各个分支相互交叉的学科 ，以及经济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以至自然科学学科之间彼此联结的边缘学科。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对分析的精确性的要求愈来愈高，出现了研究经济数量的分析和计量方法的学科；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为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系统的历史依据，出现了各种经济史的学科。这样，就在社会科学中逐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门类分支繁多的经济学科体系 。
关于现代经济学的学科分类，大体上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门类：
理论经济学 论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各个经济学科提供基础理论。 理论经济学通常称为一般经济理论，它分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两个分支。
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为视野，以经济活动总过程为对象，考察国民收入、物价水平等总量的决定和波动。其中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波动(经济周期)理论又是宏观经济学的两个独立分支。
微观经济学研究市场经济中单个经济单位即生产者(厂商)、消费者(居民)的经济行为，包括供求价格平衡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在不同市场类型下厂商成本分析与产量、价格决定理论、生产要素收入决定即分配理论等。
经济发展史 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及其特殊规律的学科。它为总结历史经验和预见未来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提供依据，也为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经济思想、学说、政策提供历史背景。
经济史按地域范围划分，有国别经济史(如中国经济史、英国经济史等)，地区经济史(如欧洲经济史、拉丁美洲经济史等)，世界经济史(以世界为整体，研究世界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按部门或专业来区分，有农业发展史、工业发展史、银行发展史等；按历史分期，有古代经济史、近代经济史、现代经济史之分。关于世界经济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的研究，实际上属于现代经济史范围。经济史如同理论经济学一样，要受研究者的阶级立场、观点、方法的影响。
经济思想史 或称经济学说史。它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出现的经济观点、经济思想、经济学说及其产生的经济政治背景、所起的影响、所占的历史地位，以及各个人物、各个学派之间的承袭、更替、对立的关系等方面的学科。
经济数量的分析、计量方法 包括数理经济学、经济数学、经济统计学、经济计量学等学科。
经济学家比较注重各种经济现象之间数量关系的分析。自19世纪70年代起，就有一些经济学家应用数学推导经济理论，建立数理经济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理经济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广泛应用现代数学方法建立了各种静态的、动态的、微观的宏观的经济模型。与之相联系的一个分支是经济数学，它侧重阐述现代经济分析中运用的各种数学方法，这实际上属于应用数学范围。
应用经济学 主要指应用理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专业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规律性，或对非经济活动领域进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分析而建立的经济学科。应用经济学大体上可分为：
以国民经济个别部门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农业经济学、建筑经济学、运输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等；
以涉及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而带有一定综合性的专业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计划经济学、劳动经济学、财政学、货币学、银行学等等；
以地区性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城市经济学、农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经济地区规划、生产力布局)等等；
以国际间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国际经济学及其分支：国际贸易学、国际金融学、国际投资学等等；
以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企业管理、企业财务、会计学、市场(销售)学等等；
与非经济学科交叉联结的边缘经济学科，如与人口学相交叉的人口经济学；与教育学相交叉的教育经济学；与法学相交叉的经济法学；与生态学相交叉的生态经济学或环境经济学；与社会学相交叉的社会经济学；与自然地理学相交叉的经济地理学、国土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等等。
这些边缘经济学科主要研究这些非经济领域发展变化的经济含义、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从中找出它们的规律性。
应用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断扩展、不断充实的。应用经济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经济实践，离不开理论经济学的指导，但它们的发展反过来又丰富了理论经济学的内容，起着指导实践的作用。
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
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活动和各种社会关系的理论和历史的多种学科的总称。经济活动是其他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经济关系也是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物质基础。因而，除了哲学之外，经济学，特别是作为理沦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就成为社会科学中的基础科学，成为人们认识社会、改造社会必先掌握的思想武器。
经济活动是人们在一定的经济关系的前提下，进行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以及与之有密切关联的活动。在经济活动中，存在以较少耗费取得较大效益的问题。经济关系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在各种经济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生产关系。
经济一词，在西方源于希腊文，原意是家计管理。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的著作《经济论》中论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奴隶制经济的管理，这和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是适应的。
在中国古汉语中，“经济”一词是“经邦”和“济民”、“经国”和“济世”，以及“经世济民”等词的综合和简化，含有“治国平天下”的意思。内容不仅包括国家如何理财、如何管理其他各种经济活动，而且包括国家如何处理政治、法律、教育、军事等方面的问题。
包括在“经世济民”内的“经济”一词，很早就从中国传到日本。西方经济学在19世纪传入中、日两国。日本的神田孝平最先把economics译为“经济学”，中国的严复则译为“生计学”。 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已逐渐成为各门类经济学科的总称，具有经济科学的含义。
现代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大量运用现代数学方法和现代计算机技术，进行经济数量关系的分析，这是由于现代经济发展日益错综复杂，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运用这些新的方法进行精确的描述和解释。经济学各门学科依据本身的特点，适当运用现代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的新方法和新成果，对于增强经济科学的精确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济学发展简史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前，对当时的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形成了某种经济思想，但是并没有形成系统。
在以历史和文明悠久著称的民族和国家中，以中国、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保存的历史文献最为丰富。它们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在经济思想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
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的经济思想
古希腊在经济思想方面的主要贡献中，有色诺芬的《经济论》，柏拉图的社会分工论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商品交换与货币的学说。
色诺芬的《经济论》论述了奴隶主如何管理家庭农庄，如何使具有实用价值的财富得以增加。色诺芬十分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希腊自由民的最好职业，这对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和以后法国中重农学派都有影响。
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从人性论、国家组织原理以及使用价值的生产三个方面，考察社会分工的必要性，认为分工是出于人性和经济生活所必需的一种自然现象。这种分析与中国古代管仲的“四民分业”论和孟子的农耕与百业、劳心与劳力的“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的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与《伦理学》两书中指出，每种物品都有两种用途：一是供直接使用，一是供与其他物品相交换，而且说明了商品交换的历史发展和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指出货币对一切商品起着一种等同关系的作用，从而成为最早分析商品价值形态和货币性质的学者。
古罗马的经济思想部分见于几位著名思想家如大加图、瓦罗等人的著作中。古罗马对经济思想的贡献，主要是罗马法中关于财产、契约和自然法则的思想。
古罗马早期有十二铜表法，以后在帝国时期有适用于罗马公民的民事法律—市民法，和适用于帝国境内的各族人的万民法。在这些法律中，对于财产权、契约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买卖、借贷、债务等关系都有明确的解释。万民法所依据的普遍性原则和自然合理性，以后逐渐形成自然法则思想，成为资本主义初期的自然法、自然秩序思想的重要来源。
西欧中世纪虽然经历了千年之久，但封建制度是在十一世纪才真正建立起来。中世纪的学术思想为教会所垄断，形成所谓经院学派。
经院学派主要用哲学形式为宗教的神学作论证，但也包含某些经济思想，用来论证某些经济关系或行为是否合法或是否公平。后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教会不得不回答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贷款利息的正当性问题，一是交换价格的公正性问题。
贷款取息与教义抵触，教会曾一再明令禁止。但后来迫于大量流行的贷款取息的现实，经院学派不得不采取调和态度。
在中世纪神学家中较早论述公平价格的是大阿尔伯特，他认为公平价格是和成本相等的价格，市场价格不能长期低于成本。对这两个问题，在中世纪并未形成有说服力的观点，但为以后的经济学家提出了研究的课题。
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自己的特点。与西方古代的经济思想比较，除在重视农业生产、社会分工思想等方面有些共同之处外，也有它自己的特点。 这方面主要有“道法自然”的思想、义利思想、富国思想、赋税思想、平价思想、奢俭思想等。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经济思想。道家从自然哲学出发，主张经济活动应顺从自然法则运行，主张清静无为和“小国寡民”，反对当时儒家所提倡的礼制和法家所主张的刑政。道家这种经济思想后来传到西欧，对17～18世纪在西欧盛行的自然法和自然秩序思想有一定影响。
义利思想是关于人们求利活动与道德规范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利”主要指物质利益，“义”是指人们行动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儒家贵义贱利，成为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僵化教条，妨碍了人们对求利、求富问题的探讨和论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使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富强，提出了各种见解或政策。孔子的学生有若就提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这是儒家早期的富国思想。以后商鞅在秦国变法，提出了富国强兵和“重本抑末”政策。商鞅和以后的韩非，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战士之源，发展农业生产是国家富强的唯一途径。同时，他们认为工商业是末业，易于牟利，如不加限制，就会使人人避农，危害农业生产，因而主张“禁末”。富国思想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史上具有独特地位，这与中国长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这一特点有着密切关系。
对土地课征赋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产品的主要分配形式，是中国思想家经常论述的问题之一。自西周的“公田”制消亡后，对农业生产改为按所有田亩课征赋税。因此，中国古代的经书、史籍如《尚书》、《周礼》、《国语》等，常有关于田地分级和贡赋分等的论述。
平价思想，即关于稳定物价的思想。战国时代，李悝、范蠡鉴于谷价大起大落对农民和工商业者都不利，提出国家在丰年购进粮食，在歉年出售粮食的“平籴”、“平粜”政策，使粮价只在一定范围内涨落。这一平价思想也被用于国家储备粮食的常平仓制度，和救济贫民的义仓制度中。
古代王公贵族生活的奢侈或节俭，关系到财用的匮乏或富足，税敛的苛繁和薄简，因此，对待消费应提倡“俭”还是“奢”，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经常论述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黜奢崇俭是中国封建时期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思想。
但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也出现过一些相反的观点。如《管子》一书的《侈靡》篇，就论述过富有者衣食、宫室、墓葬等方面的侈靡性开支，可以使女工、太工、瓦工、农夫有工作可做。即有利于贫民得到就业和生活的门路，也可使商业活跃起来。这在当时确是一个颇不寻常的观点 ，它从经济活动各方面的相互联系来考察消费问题，提出了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的卓越见解。
除上述几种主要经济思想外，中国古代思想家还有其他的经济观点，如欲求思想、功利思想、理财思想、田制思想、富民思想、人口思想，以及地尽其利、民尽其力的思想等等。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大都是为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但也有些思想是为扩大商品生产与交换、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道路而提出来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和演变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在西欧各国逐渐形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
重商主义 16～17世纪是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这一时期商业资本的兴起和发展，促使封建自然经济瓦解，国内市场统一，并通过对殖民地的掠夺和对外贸易的扩张积累了大量资金，推动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代表商业资本利益和要求的重商主义思想。
重商主义原指国家为获取货币财富而采取的政策。16世纪末以后，在英、法两国出现了不少宣扬重商主义思想的著作。重商主义重视金银货币的积累，把金银看作是财富的唯一形式，认为对外贸易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只有通过出超才能获取更多的金银财富。因此，主张在国家的支持下发展对外贸易。
古典经济学 17世纪中叶以后，首先在英国，然后在法国，工场手工业逐渐发展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 ，重商主义已经不适应日益壮大的产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资产阶级面临的任务是对封建势力作斗争，这种斗争要求从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怎样使财富迅速增长，探讨财富生产和分配的规律，论证资本主义生产的优越性。由此，产生了由流通过程进入生产过程研究的古典经济学。
古典经济学的先驱是英国的配第和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尔。配第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初步考察了工资、地租、利息等范畴。布阿吉尔贝尔认为流通过程不创造财富，只有农业和畜牧业才是财富的源泉。
经济活动是人们在一定的经济关系的前提下，进行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以及与之有密切关联的活动。在经济活动中，存在以较少耗费取得较大效益的问题。经济关系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在各种经济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生产关系。
经济一词，在西方源于希腊文，原意是家计管理。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的著作《经济论》中论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奴隶制经济的管理，这和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是适应的。
在中国古汉语中，“经济”一词是“经邦”和“济民”、“经国”和“济世”，以及“经世济民”等词的综合和简化，含有“治国平天下”的意思。内容不仅包括国家如何理财、如何管理其他各种经济活动，而且包括国家如何处理政治、法律、教育、军事等方面的问题。
包括在“经世济民”内的“经济”一词，很早就从中国传到日本。西方经济学在19世纪传入中、日两国。日本的神田孝平最先把economics译为“经济学”，中国的严复则译为“生计学”。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已逐渐成为各门类经济学科的总称，具有经济科学的含义。
现代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大量运用现代数学方法和现代计算机技术，进行经济数量关系的分析，这是由于现代经济发展日益错综复杂，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运用这些新的方法进行精确的描述和解释。经济学各门学科依据本身的特点，适当运用现代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的新方法和新成果，对于增强经济科学的精确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济学发展简史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前，对当时的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形成了某种经济思想，但是并没有形成系统。
在以历史和文明悠久著称的民族和国家中，以中国、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保存的历史文献最为丰富。它们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在经济思想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
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的经济思想
古希腊在经济思想方面的主要贡献中，有色诺芬的《经济论》，柏拉图的社会分工论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商品交换与货币的学说。
色诺芬的《经济论》论述了奴隶主如何管理家庭农庄，如何使具有实用价值的财富得以增加。色诺芬十分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希腊自由民的最好职业，这对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和以后法国中重农学派都有影响。
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从人性论、国家组织原理以及使用价值的生产三个方面，考察社会分工的必要性，认为分工是出于人性和经济生活所必需的一种自然现象。这种分析与中国古代管仲的“四民分业”论和孟子的农耕与百业、劳心与劳力的“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的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与《伦理学》两书中指出，每种物品都有两种用途：一是供直接使用，一是供与其他物品相交换，而且说明了商品交换的历史发展和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指出货币对一切商品起着一种等同关系的作用，从而成为最早分析商品价值形态和货币性质的学者。
古罗马的经济思想部分见于几位著名思想家如大加图、瓦罗等人的著作中。古罗马对经济思想的贡献，主要是罗马法中关于财产、契约和自然法则的思想。
古罗马早期有十二铜表法，以后在帝国时期有适用于罗马公民的民事法律—市民法，和适用于帝国境内的各族人的万民法。在这些法律中，对于财产权、契约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买卖、借贷、债务等关系都有明确的解释。万民法所依据的普遍性原则和自然合理性，以后逐渐形成自然法则思想，成为资本主义初期的自然法、自然秩序思想的重要来源。
西欧中世纪虽然经历了千年之久，但封建制度是在十一世纪才真正建立起来。中世纪的学术思想为教会所垄断，形成所谓经院学派。
经院学派主要用哲学形式为宗教的神学作论证，但也包含某些经济思想，用来论证某些经济关系或行为是否合法或是否公平。后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教会不得不回答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贷款利息的正当性问题，一是交换价格的公正性问题。
贷款取息与教义抵触，教会曾一再明令禁止。但后来迫于大量流行的贷款取息的现实，经院学派不得不采取调和态度。
在中世纪神学家中较早论述公平价格的是大阿尔伯特，他认为公平价格是和成本相等的价格，市场价格不能长期低于成本。对这两个问题，在中世纪并未形成有说服力的观点，但为以后的经济学家提出了研究的课题。
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自己的特点。与西方古代的经济思想比较，除在重视农业生产、社会分工思想等方面有些共同之处外，也有它自己的特点。这方面主要有“道法自然”的思想、义利思想、富国思想、赋税思想、平价思想、奢俭思想等。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经济思想。道家从自然哲学出发，主张经济活动应顺从自然法则运行，主张清静无为和“小国寡民”，反对当时儒家所提倡的礼制和法家所主张的刑政。道家这种经济思想后来传到西欧，对17～18世纪在西欧盛行的自然法和自然秩序思想有一定影响。
义利思想是关于人们求利活动与道德规范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利”主要指物质利益，“义”是指人们行动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儒家贵义贱利，成为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僵化教条，妨碍了人们对求利、求富问题的探讨和论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使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富强，提出了各种见解或政策。孔子的学生有若就提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这是儒家早期的富国思想。以后商鞅在秦国变法，提出了富国强兵和“重本抑末”政策。商鞅和以后的韩非，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战士之源，发展农业生产是国家富强的唯一途径。同时，他们认为工商业是末业，易于牟利，如不加限制，就会使人人避农，危害农业生产，因而主张“禁末”。富国思想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史上具有独特地位，这与中国长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这一特点有着密切关系。
对土地课征赋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产品的主要分配形式，是中国思想家经常论述的问题之一。自西周的“公田”制消亡后，对农业生产改为按所有田亩课征赋税。因此，中国古代的经书、史籍如《尚书》、《周礼》、《国语》等，常有关于田地分级和贡赋分等的论述。
平价思想，即关于稳定物价的思想。战国时代，李悝、范蠡鉴于谷价大起大落对农民和工商业者都不利，提出国家在丰年购进粮食，在歉年出售粮食的“平籴”、“平粜”政策，使粮价只在一定范围内涨落。这一平价思想也被用于国家储备粮食的常平仓制度，和救济贫民的义仓制度中。
古代王公贵族生活的奢侈或节俭，关系到财用的匮乏或富足，税敛的苛繁和薄简，因此，对待消费应提倡“俭”还是“奢”，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经常论述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黜奢崇俭是中国封建时期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思想。
但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也出现过一些相反的观点。如《管子》一书的《侈靡》篇，就论述过富有者衣食、宫室、墓葬等方面的侈靡性开支，可以使女工、太工、瓦工、农夫有工作可做。即有利于贫民得到就业和生活的门路，也可使商业活跃起来。这在当时确是一个颇不寻常的观点，它从经济活动各方面的相互联系来考察消费问题，提出了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的卓越见解。
除上述几种主要经济思想外，中国古代思想家还有其他的经济观点，如欲求思想、功利思想、理财思想、田制思想、富民思想、人口思想，以及地尽其利、民尽其力的思想等等。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大都是为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但也有些思想是为扩大商品生产与交换、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道路而提出来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和演变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在西欧各国逐渐形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
重商主义16～17世纪是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这一时期商业资本的兴起和发展，促使封建自然经济瓦解，国内市场统一，并通过对殖民地的掠夺和对外贸易的扩张积累了大量资金，推动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代表商业资本利益和要求的重商主义思想。
重商主义原指国家为获取货币财富而采取的政策。16世纪末以后，在英、法两国出现了不少宣扬重商主义思想的著作。重商主义重视金银货币的积累，把金银看作是财富的唯一形式，认为对外贸易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只有通过出超才能获取更多的金银财富。因此，主张在国家的支持下发展对外贸易。
古典经济学17世纪中叶以后，首先在英国，然后在法国，工场手工业逐渐发展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重商主义已经不适应日益壮大的产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资产阶级面临的任务是对封建势力作斗争，这种斗争要求从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怎样使财富迅速增长，探讨财富生产和分配的规律，论证资本主义生产的优越性。由此，产生了由流通过程进入生产过程研究的古典经济学。
古典经济学的先驱是英国的配第和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尔。配第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初步考察了工资、地租、利息等范畴。布阿吉尔贝尔认为流通过程不创造财富，只有农业和畜牧业才是财富的源泉。
出现于18世纪50～70年代初的以魁奈和杜尔戈为主要代表的法国重农学派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理解。他们提出自然秩序的概念，用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农业来概括资本主义，用的生产经营活动来分析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
斯密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他所著《国富论》一书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他批判了重商主义只把对外贸易作为财富源泉的错误观点，并把经济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
他克服了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才创造财富的片面观点，指出一切物质生产部门都创造财富。他分析了国民财富增长的条件以及促进或阻碍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分析了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把它看作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社会经济活动，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提出自由放任原则。
李嘉图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他在1817年提出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论为中心的严谨的理论体系。他强调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阐明财富在社会各阶级间分配的规律，认为全部价值都是由劳动生产的，工资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利润是工资以上的余额，地租是工资和利润以上的余额。由此，他阐明了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对立。此外，李嘉图还论述了货币流通量的规律、对外贸易的比较成本学说等等。古典经济学到李嘉图时达到了顶峰，对后来的经济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古典经济学产生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上升发展的时期，在这种条件下，古典经济学还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和矛盾进行较为客观的探索，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成份。古典经济学员主要的贡献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从而成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一个重要来源，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他们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包含一些庸俗因素。
历史学派19世纪上半叶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远远落后于英法。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以国家主义为先驱的德国历史学派。
历史学派分为旧历史学派和新历史学派两个阶段。以罗雪尔为创始人的旧历史学派活动于19世纪40～70年代。他们反对19世纪中叶以前的英法传统经济学，以历史归纳法反对抽象演绎法；以历史反对理论，否认经济规律的客观存在；以国家主义反对世界主义；以生产力的培植反对交换价值的追求；以国家干预经济反对自由放任。
随着19世纪7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出现了以施穆勒、瓦格纳、布伦塔诺等为主要代表的新历史学派，他们在上述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改良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因而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者”。
边际效用学派这是19世纪70年代初出现在西欧几个国家的一个庸俗学派，以倡导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为共同特点，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两大支派：一是以心理分析为基础的心理学派，其主要代表为奥地利的门格尔、维塞尔和帕姆·巴维克等；一是以数学为分析工具的数理学派或称洛桑学派，其主要代表有英国的杰文斯、法国的瓦尔拉斯和帕雷托。
边际效用学派在美国的主要代表是克拉克，他在边际效用论的基础上提出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当代经济学家把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出现称为“边际主义革命”，即对古典经济学的革命。这个学派运用的边际分析方法，后来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基础。
新古典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他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继承19世纪以来英国庸俗经济学的传统，兼收并蓄，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这是继密尔之后庸俗经济学观点的第二次大调和、大综合。
马歇尔用均衡价格论代替价值论，并在这个核心的基础上建立各生产要素均衡价格决定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分配论。他颂扬自由竞争，主张自由放任，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新古典经济学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
制度学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出现的历史学派变种。它的主要代表有范勃伦、康蒙斯、米切尔等。他们把历史学派的方法具体化为制度演进的研究，否认经济理论的意义，以批判资本主义的姿态出现，提倡改良主义政策。
此外，在北欧出现了以维克塞尔为代表的瑞典学派，提出与马歇尔不同的理论体系，强调投资与储蓄的均衡，提出自己的利息理论，在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中，占有特殊地位。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学
这里主要指经过所谓“凯恩斯革命”迄至今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与后凯恩斯主义1929年爆发空前规模的世界经济危机后，资本主义经济陷入长期萧条状态，失业问题严重。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借助市场自动调节机制，达到充分就业的传统说教彻底破产，垄断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套“医治”失业和危机，以加强垄断资本统治的新理论和政策措施。正是适应这个需要，凯恩斯于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
《通论》的出现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震动，把它说成是经济学经历了一场“凯恩斯革命”。凯恩斯抨击“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萨伊定律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观点，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总量分析，提出了有效需求决定就业量的理论。
有效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它主要由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消费倾向、收益预期、流动偏好和货币供应量决定的。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存在失业和萧条，就是由于这些因素交相作用而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据此，他提出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采取财政金融政策，增加公共开支，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以提高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凯恩斯这一理论为根据而形成的凯恩斯主义，不仅成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一个流派，而且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具有重大的影响。
新经济自由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20世纪50～60年代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促成了凯恩斯主义的盛行。但是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激化，国家干预经济不断引起一系列的新问题，特别是70年代以来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滞胀”局面，使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陷于困境，受到各式新经济自由主义流派的挑战。
各种色彩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具有各自的论点和论证方法，但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鼓吹恢复和加强自由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作用，是他们的共同立场。
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面临的问题愈来愈复杂，所研究的范围也愈来愈广泛。不同的流派出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及其有效运行的共同目的，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别性，既相互交叉地研究同一课题，又各有侧重地研究不同的经济领域。因而，不仅在理论上彼此有争论，而且出现了门类繁多的“经济学科”。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学说的主要内容，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马克思从分析商品开始，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地继承并发展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奠立的劳动价值理论，指出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二重性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劳动的二重性决定的。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马克思把社会总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并把每一部类产品的价值，分解为由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所构成。马克思还考察了资本的各种具体形式，以及相应的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形式。
经济学学科分类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深化，人类经济活动的内容愈来愈复杂、丰富，专业化程度愈来愈细密；同时，各种经济活动之间、经济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联系，也愈来愈紧密。
为了适应这种情况，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也愈来愈扩展。一方面，从带有高度概括性的理论经济学中，不断分化出带有应用性和独立的部门经济学、专业经济学等分支学科；另一方面，也出现了经济学科内部各个分支相互交叉的学科，以及经济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以至自然科学学科之间彼此联结的边缘学科。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对分析的精确性的要求愈来愈高，出现了研究经济数量的分析和计量方法的学科；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为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系统的历史依据，出现了各种经济史的学科。这样，就在社会科学中逐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门类分支繁多的经济学科体系。
关于现代经济学的学科分类，大体上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门类：
理论经济学论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各个经济学科提供基础理论。理论经济学通常称为一般经济理论，它分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两个分支。
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为视野，以经济活动总过程为对象，考察国民收入、物价水平等总量的决定和波动。其中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波动(经济周期)理论又是宏观经济学的两个独立分支。
微观经济学研究市场经济中单个经济单位即生产者(厂商)、消费者(居民)的经济行为，包括供求价格平衡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在不同市场类型下厂商成本分析与产量、价格决定理论、生产要素收入决定即分配理论等。
经济发展史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及其特殊规律的学科。它为总结历史经验和预见未来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提供依据，也为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经济思想、学说、政策提供历史背景。
经济史按地域范围划分，有国别经济史(如中国经济史、英国经济史等)，地区经济史(如欧洲经济史、拉丁美洲经济史等)，世界经济史(以世界为整体，研究世界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按部门或专业来区分，有农业发展史、工业发展史、银行发展史等；按历史分期，有古代经济史、近代经济史、现代经济史之分。关于世界经济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的研究，实际上属于现代经济史范围。经济史如同理论经济学一样，要受研究者的阶级立场、观点、方法的影响。
经济思想史或称经济学说史。它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出现的经济观点、经济思想、经济学说及其产生的经济政治背景、所起的影响、所占的历史地位，以及各个人物、各个学派之间的承袭、更替、对立的关系等方面的学科。
经济数量的分析、计量方法包括数理经济学、经济数学、经济统计学、经济计量学等学科。
经济学家比较注重各种经济现象之间数量关系的分析。自19世纪70年代起，就有一些经济学家应用数学推导经济理论，建立数理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理经济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广泛应用现代数学方法建立了各种静态的、动态的、微观的宏观的经济模型。与之相联系的一个分支是经济数学，它侧重阐述现代经济分析中运用的各种数学方法，这实际上属于应用数学范围。
应用经济学主要指应用理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专业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规律性，或对非经济活动领域进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分析而建立的经济学科。应用经济学大体上可分为：
以国民经济个别部门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农业经济学、建筑经济学、运输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等；
以涉及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而带有一定综合性的专业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计划经济学、劳动经济学、财政学、货币学、银行学等等；
以地区性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城市经济学、农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经济地区规划、生产力布局)等等；
以国际间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国际经济学及其分支：国际贸易学、国际金融学、国际投资学等等；
以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企业管理、企业财务、会计学、市场(销售)学等等；
与非经济学科交叉联结的边缘经济学科，如与人口学相交叉的人口经济学；与教育学相交叉的教育经济学；与法学相交叉的经济法学；与生态学相交叉的生态经济学或环境经济学；与社会学相交叉的社会经济学；与自然地理学相交叉的经济地理学、国土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等等。
这些边缘经济学科主要研究这些非经济领域发展变化的经济含义、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从中找出它们的规律性。
应用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断扩展、不断充实的。应用经济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经济实践，离不开理论经济学的指导，但它们的发展反过来又丰富了理论经济学的内容，起着指导实践的作用。
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
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活动和各种社会关系的理论和历史的多种学科的总称。经济活动是其他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经济关系也是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物质基础。因而，除了哲学之外，经济学，特别是作为理沦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就成为社会科学中的基础科学，成为人们认识社会、改造社会必先掌握的思想武器。
关键词：经济学；关系；发展；诞生
中图分类号： F0 文献标识码： A
一、国家与市场: 一条永恒的主线
早在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之初, 就已经出现主张国家干预与主张自由放任两大思潮之间的分歧与论战。20 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依然是紧紧围绕着这个主线展开的, 所不同的仅仅是双方各自的学派更为繁杂, 争论的范围与内容更加泛化,两种思潮此消彼长, 兴衰交替的周期或被政府御用的周期更缩短了。
( 一) 战前关于国家与市场的论争及凯恩斯主义的诞生
19 世纪末, 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看不见的手的自由放任理念, 认为在竞争环境中, 通过市场的力量, 个人的最大化行为会转化为一种最优化的社会状态。这个传统后来构成经济学家偏爱“自由放任0 的一种比喻, 并最终演变成在19 世纪占据统治地位的”生产自动创造需求0 的萨伊定律。
当历史刚刚踏入20 世纪门槛的时候, 经济学家们逐渐看到, 在现实世界中, 市场机制并非万无一失, 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伴随着失业等不良经济现象时有发生。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旧制度学派主张国家调节和仲裁劳资矛盾、反对自由放任政策; 马歇尔的门徒庇古创立了福利经济学, 虽然总体上讲他仍然排斥政府干涉经济生活, 但对自由放任的理想主义也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认为国家应出面校正生产外部性以防止出现边际私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相背离的现象发生。
( 二) 战后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的论争
20 世纪60) 70 年代是西方经济学最繁荣的时期,在野0 的自由主义思潮在新保守主义的旗帜下休养生息, 重整旗鼓, 在70 年代凯恩斯主义陷入危机时东山再起; 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学派林立, 各领。它们或是自诩为 “嫡传” 的凯恩斯主义者, 或公开声明是凯恩斯主义的叛逆者。
在美国, 凯恩斯主义受到了来自供给学派的严峻挑战。60 年代末以拉弗尔、费尔德斯坦和蒙德尔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全盘否定凯恩斯“需求决定供给”这个需求管理的核心命题, 认为它是导致产生“滞胀”的根本原因。因为增长与刺激需求将导致货币供给数量的增长, 由此必然导致通货膨胀; 刺激需求无疑等于抑制储蓄, 从而导致了投资率和劳动率的下降, 进而降低了积累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供给学派主张全面恢复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精神, 尤其是恢复
萨伊定律, 反对凯恩斯“需求管理”的国家干预主义, 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供给管理”, 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应该影响供给而不是影响需求, 以促进私人储蓄和投资。这样降低税率便成了开给白宫的“药方”。这个药方基于三个理论假设:
第一, 税收量不一定与边际税率呈同方向变化, 在达到某一点时会朝相反方向变化;
第二, 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人们用劳动代替休闲;
第三, 高税收还将造成低投资率, 使投资减少、资本存量降低, 因此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投资和生产。
二、主流经济学的革命
20 世纪主流经济学的革命性理论突破为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铺平了道路, 从而形成了今天任何一个西方经济学院学生或经济学教授既人人皆知又无法跨越的基本理论框架。
( 一) “张伯伦革命”
亚当斯密以后的一百多年里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 那时垄断还是个别现象。正如1982年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勒所言, “ 亚当斯密作为建立传统的伟大人物, 在垄断领域也没有给我们留下空白, 他创造或者说提出了三个权威性的传统”。这三个传统分别是: 对正规的垄断理论置之不理、将他那个时代的垄断现象看做是国家赋予的专营特权、对垄断和勾结行为无需采取什么行动。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 经济学理论已无法对其进行解释, 现实世界中的普遍垄断现象开始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从19 世纪初的西斯蒙第、穆勒、麦克库洛赫, 到19世纪末和20 世纪初的马歇尔、古诺、埃奇沃思、西奇威克, 尤其是庇古和斯拉法, 他们早已对垄断理论和市场的不完全性作了大量的研究。 ( 二) 凯恩斯革命
如果说1929-1933 年大危机是对当时微观经济学的反动的话, 那么, 凯恩斯主义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次革命。而5货币通论6 则使得西方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实现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分野, 从而使凯恩斯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甚至20 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 在整个20 世纪西方经济学的演进与发展中成为一个永恒的主角。如同凯恩斯1936 年出版的5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6 一书的名称那样, 凯恩斯主义的推演逻辑是从充分就业开始的:
( 1) 以往假设的充分就业均衡是建立在萨伊定律基础之上, 其前提是错误的, 因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函数的分析结果显示, 通常情况下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
( 2) 之所以存在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 其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因为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 所以就业量就取决于总需求。
( 3) 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 三个基本心理因素, 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 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对资本未来收益之预期”。
( 4) 政府不加干预就等于听任有效需求不足继续存在, 听任失
在经济学中，经济思想史是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学科，在经济学中是独立存在的。其着重研究人类在参与经济互动后所产生的观念与经济思想，并且对于人类在掌握一定经济观念与经济思想后所形成的系统的经济学说、经济理论以及经济制度等的产生与演变规律等进行记录。在西方经济思想史起源于十八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国家，是发展时间较长的学术研究。其学科的研究将经济学与历史学相结合，将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以及学术发展过程中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时代背景下群众的经济意识形态都详细的记录，以此形成全面系统的经济思想史。所以在现今的经济学的教学中展开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能够在较大程度上促进现代经济学的建设与创新发展，并且能够通过将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史相结合以此解决在经济学的建设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问题。
在经济学各类学科研究中，经济思想史学科史是经济学中最为基础的学科，但是也是最为特殊的学科。经济学是对于经济活动中的思想展开分析，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则是对于经济活动展开深度分析之后再次分析的过程。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并不同于其他的经济学研究，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不便于使用文本展开记录，这样就与其他的研究记录方法有所不同。这样也就造成经济思想史在现代的经济学研究中逐渐被学者忽视，在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就逐渐的减少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但是现代经济学只有对经济思想史进行深度的研究才能够有效的发展与建设。现今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在西方各个国家的研究的速度与效率逐渐减慢，各国经济学研究学者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减少，虽然，目前依然有部分专业对于经济思想史进行研究与分析，但是在整体的经济学研究方向上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依然是呈减弱势态发展的。
西方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与中国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有所不同，相对来说西方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过程要更加复杂。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来说，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各个方面的学术氛围逐渐固化，我国经济学者展开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更像是引进了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任务。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我国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针对西方的经济思想史展开研究。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我国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政策不斷放宽，大量外出留学归来的优秀学者开始回到各大高校与科研机构中对于经济思想史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样的现象也就促成了我国的经济学主要以西方经济学为主要的研究方向。随着主流西方经济学的发展，部分的学者乘胜了经济思想史已经完成了传播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任务，于是对于传统的经济思想史学术的研究程度逐渐减弱，这样就造成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日益减少。
一、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发展历程
（一）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启蒙时期
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启蒙时期是自18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在十八世纪初期经济学进入现代经济学阶段，并且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与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是系统的，在开展系统的研究过程中，开始着重针对经济与思想之间的关系，并且对于经济思想展开重点的分析与论述，并创作出大量的学术文章与理论。《一个新科学的起源与进步》是西方关于经济思想史研究方面最早的学术著作，其著作是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过程中最为整体的研究模式，将传统研究过程中零散的思维聚合征集成为一个整体，并且整理成为系统的理论形式进行编写。其著作是由重农学派代表人物“物杜邦”编写的，不仅仅是当时最早的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学术著作，并且也是当时第一本系统的理论知识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学术著作。在启蒙阶段的西方经济思想史是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在其阶段大多数的经济学家也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经济思想史学家。但是在其阶段中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并没有为经济思想史做出较大的贡献，并未更高效率的促进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进步与发展。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启蒙时期，其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与经济学的研究是同步的，经济学者注重经济思想之间的联系与发展，并对于其中的所蕴含的理论进行分析与整合，制定成系统的理论知识。亚当·斯密也针对之前的研究学者的思想进行国整合与研究，但是他在整理的过程中过度的倾向于自身的关断，所以其梳理的理论大多是与他的思想与观点相契合的，这样的梳理方式就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所以纵观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启蒙时期，其突出学者并没有在一定程度上并未促进经济思想史学术的进步，在经济思想史的发展历程中并未留下较多能够供后世学者研究的学术贡献。
（二）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古典时期
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古典时期是随着古典经济学的发展潮流所在启蒙时期所建立的基础上形成转变的。古典时期的发展是由十九世纪初至十九世纪中后期，部分古典经济学者认为自己已经能够掌握经济学的中心理论，对于前人对于经济思想的系统理论逐渐失去重视。由于这样现象的出现，在其阶段中任何人都对经济思想展开讨论与分析，并且都对前人的思想观点有所异议，甚至出现较多的小思想帮派。但是在其阶段中，真正能够引领理论思潮的专业性学术著作却少之又少，大多只为不痛不痒的评论与分析，缺少真正具有专业性的认定与分析。古典经济学者面对这样的现象，开始针对经济思想史展开研究，并且通过各方面的研究结合历史将其整理成为真正系统的学说，其学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政治经济的有效进步。其中韦斯特的观点更具影响力，他的著作《关于16世纪以来欧洲政治经济学之进步的观点》（1847年）中认为政治经济学是起源于亚当·斯密。这样，由古典经济学家的整合过后，经济学的研究开始走向科学研究的正轨，开始通过历史来对理论进行检验，以此获得正确的理论来为社会提出有效的建议。在韦斯特的思想中，认为采用带由技巧性的条件来分析结论是错误的，所以在他的思想中，通过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作为检验经济学研究错误的工具，以此促进经学更好的发展与进步。麦克库洛赫认为经济思想史研究应该在树立共识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为只有所有的观点都达到一致，这样才能将学科发展成为科学，成为具有研究价值的学术。并且麦克库洛赫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1830年）中将经济学的发展过程详细系统的梳理与研究，并且再次提出上述的观点。另外在其时期的经济思想史中还存在一定的民族倾向，较多的学者在对经济思想史方面的学术著作的创作过程中会增加较多的个人民族倾向，导致其思想观念出现民族倾向。不过经济学家布朗基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史》（1837年）中将代表欧洲的经济思想在不同的国家展开传播，并且将其国家的经济思想与欧洲经济思想结合。在古典时期的最后阶段，通过经济思想史来研究经济学的学术研究方式在德国受到广泛的应用，其中较多的经济学家都参与了研究，其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针对前人经济思想的研究与分析，并且形成了更加系统的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
（三）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的新古典时期
新古典时期是指西方十九世纪中后期至二十世纪初期。随着科技革命的不断开展，物理、数学以及化学、生物等方面的研究逐渐在科学界形成研究热潮，经济思想史在西方学术研究中的地位悄然生息的发生了变化。经济思想史开始成为经济学家在创作学术文献过程中回顾与例子，而不在是曾经重点论述的中心论点，经济思想史开始主要出现在经济学者的文章前言、结语、附录以及注释中。在当时阶段经济学家的著作中都有如此的文献回顾部分，这样就造成在此阶段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出现带由个人思想色彩以及缺少系统理论化的特点。与此同时，经济思想史学术的中心也同时在发生者变化，经济思想史学术的中心开始转变为静观点诚信与释放方面，而并非傳统的将非理论化的观点删除的方式。这样的转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检验前人所提出的观点是否正确，对前人的研究展开更具真理性的检验与测试，分析前人观点的准确性。英国政治经济研究学家坎南的著作《英国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与分配理论史：1776-1848》（1898年）中所提出的观点对西方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并且西方经济在之后的半个世纪之久依然受到其观点的影响。坎南的观点并不同于其他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与特维斯以及麦克库洛赫等学者的观点是有所不同的，他认为早期的经济思想存在较多的缺点，并未表现出其中所蕴含的价值，所以早期的经济思想并非所谓的科学。这样的观点在极大程度上对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意义探究带来了阻碍与挑战，相关的学者开始怀疑研究经济思想史的意义何在，对于其研究的价值与科学理论数去了方向。
与此同时，在奥地利兴起了一个新的经济学派既奥地利学派，其学派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由此开展。其学派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所获得的成果主要就在将传统的错误的经济思想史的理论由现今正确的观点相代替，而并非将传统经济理论一味的整合。
在经济思想史的新古典时期这一阶段，新的学者开始对前人的观点与理念提出怀疑与挑战，在这一学术环境下，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热度开始逐渐降低。其相关的学术书籍的出版较少，并且在经济学术书籍中有关经济思想史的论述也相对减少，大多数都在文献注释中出现。在其阶段中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虽然相对于前者来说其研究相对较少，但是在当时的学者与学派的研究中对其提出了较多的怀疑与批判，对与前人所提出的理论知识不在一味的整合，而是与新的思想相结合，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思想史学术的有效提高与进步。
（四）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的黄金时期
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的黄金时期的阶段是在二十世纪早期直到中后期，其阶段所发展的时间相对较短，但是其时期在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方面上所获取的成就相对于其他阶段要高。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进入的黄金时期，在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发展进入黄金时期之前，在学术研究界并未受到关注与重视。经济思想史能够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并且走向更高的水平与时期阶段，主要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造成各个国家的经济受到严重的影响，摈弃给在战后经济迟迟得不到回升，出现了经济大萧条的现象，这就将新古典时期对经济学的怀疑彻底的打开。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经济问题并非是简单的论述问题，而是极其复杂与重要的，就这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学者们展开了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的热潮。在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过程中，学者们发现在之前的新古典时期对于经济思想史的批判是存在错误的，同时学者们也开始发觉对于任何社会构建性的研究都不是简单对问题审核与批判，而是在应该更加全面的思考与分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经济大萧条所带给人民的危机感，学者未能够在较快的时间内研究出能够复兴经济的方式与方法，于是及那个目光集中到经济思想史上来，在这一段时间所有的经济学者都认为经济思想史能够解决经济大萧条的危机，帮助各个国家走上经济复兴的道路。
同时在这一时期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开始不断的扩展，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不在局限于经济类问题上而是结合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的学术来开展研究，这样的方式在研究过程中显得较为杂乱无章，并且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对于较多学派的理论知识无法高效的应用与实施。所以部分学者为能够将经济类问题结合各个种类的学说，将各类学说与实际问题相结合，开始通过经济思想史来展开研究，以此将经济类问题结合其学术观点与理论知识做到有效的解决。在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中对于研究成果不在采用传统的在附录与文献采用中出现，而是创作出一大批高质量高水平的经济思想史学术文章。并且在经济学的研究中，经济思想史也一改往日仅作为参考文献出场的尴尬地位，开始在其研究过程中作为研究的重点进行探究与讨论，并且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所采用的语言与知识更加的严谨。在这个时期，经济学家对于经济思想史开始更加的重视与关注，并且对于经济思想史在经济学中的地位重新的定义与划分，学者认为经济思想史并非独立于经济学之下的一门学科，而是经济学研究中新的研究方式，是将历史学与社会学等学科融合在经济中的研究模式，是与经济学研究中的研究方式一样值得学者花费时间花费心血潜心研究的研究方法。在这一段时期大量的经济学家开始展开了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并且参加研究的学者大多为在当时阶段中最为顶尖的，引领一段学术潮流的优秀经济学家，例如：奥地利学派的熊彼特、哈伯勒，英美边际学派的希克斯、罗宾斯，美国制度学派的韦斯利·米切尔、康芒斯，以及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斯拉法、贡纳尔·默达尔等人。大量的学者在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获取了更多的优秀理论知识，将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推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且在这一段时期中开始出现了大量的带有专题性的经济思想研究史学术研究成果，例如：瓦伊纳（JacobViner）的《关于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1955年）、斯彭格勒（JosephSpengler）的《马尔萨斯的法国前辈》（1942年）、马盖特（ArthurMarget）的《价格理论》（1938年、1942年）、哈伯勒（GottfriedHaberler）的《繁荣与萧条》（1937年）、斯蒂格勒（GeorgeStigler）的《生产与分配理论》（1941年）、科尔（ArthurCole）的《经济学与商业文献的历史发展》（1957年）等等。在这一阶段中，经济思想史获得了较高的地位，并且在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也过去了更多的课程编排与课程教授地位，甚至在大学的教学中能够于经济学类其他学科共同的在大学生课表中编排。同时相关的经济思想史学者也获得了较高的地位，并且大量的出席经济学学术研究会议，在这一阶段经济思想史已经与主流经济学有了相同的地位。
（五）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的重构时期
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的重构时期是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至今。西方经济思想史在经历了短暂且辉煌的黄金时期后再次走向没落，其学术地位逐渐衰落。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的衰落是比较迅速的，在得到一个快速的提升之后由迅速的衰落，其主要的原因是在黄金时期的最后阶段西方的经济开始大幅的好转，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接连的战争并未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对西方经济带来极大的损失，反而在第二次世界大站后经济学的影响力相对要更加稳固，甚至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要更加的坚固。这样的现象就造成了大量的经济学家开始对经济学的发展提高重视，并且在研究过程中开始对经济的未来提起了更高的关注程度，这样也就开始忽视了对于经济历史的研究。并且随着数学学科新的计算方法与统计模式的出现与流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在这样的现象影响下，经济思想史学术逐渐在经济学研究中衰落，并且相关的经济学者开始抛弃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所以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脱离出西方主流经济学。随着学者对于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逐渐降低，经济思想史再次成为经济学中的一门分支学科，并且其中相关的研究学者也逐渐减少。在此阶段中的经济思想史研究中仅有在黄金时期开展研究并接受相关训练的专业研究者依然坚守在岗位进行研究。并且在这一时期在国际学术格局中的经济思想史的地位已经确定，暂时来说这一段时期经济思想史的地位是在经济学的一大分支学科。其研究学者的分布主要欧洲的英国以及北美的各个地区与国家，还有少数在澳大利亚等国家，另外在一些非英语的国家也有少部分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学者，对经济思想史依然着重的开展研究。在这一阶段，虽然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地位有所下降，但是在学术研究的期刊与书籍发表方面依然是比较多的，在这一段时间主要是对于经济思想史教材的编写相对较多。
与此同时，经济思想史学科已经有了适合自身学科发展的制度与规划，在发展过程中也开始顺应科学哲学的潮流，在经济学的发展中开展适合自身学科的学术研究。为了能够防止经济思想史改变现状，能够重新回到经济研究中的更高地位，所以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学者们在研究中积极的对本学科的意义与理论知识及逆行探索。例如利兰·耶格尔在对人思想的研究中也提出只有做好提前的准备，才能够防止学说被后人们忘记，他在其发表的书籍中特别提出：“纯经济学比自然科学的早期发明更有被遗忘的危险，这使得知识的积累式增长更为困难。……所以，我们需要能专门帮助我们保持警惕，以及当其面临可能的新观点时能够识别早期的贡献，以及早期的谬误的学者”。但是现今的經济学发展趋势是依然在不断下降的，在西方各大学经济学科的课程安排中对于经济思想史课程的安排逐渐减少，甚至有部分大学已经将经济思想史排除了重点课程安排规划中。这样的现象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经济思想史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是逐渐降低的，这也是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发展过程中的危机与挑战，只有通过更高水平的研究方式以及理论知识分析才能够重新树立经济思想史的地位。
由上文中对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各个发展阶段的描述中可以清楚的发现，经济思想史的发展需要与现代的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在上文的论述中，对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各个阶段的学术特征都有明确的表现：首先，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正是通过现代经济学的不断研究与分析而出现的。在现代经济学出现前，在经济学研究学界已经开始出现了较多带有先进科学性质的经济思想研究出现，后来随着现代的经济学不断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体系，西方经济思想史才正式出现，并且发展成为系统的知识与理论系统。并且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与考察对象也都是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中出现的，在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中大多都与现代经济思想的研究对象有所关联。另外，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发展历程也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与需求有所关联，经济思想史是根据现代经济学的需求而出现地位的升高与境地现象的，可以这样解释，西方经济史的研究是为满足现代经济思想的需求而开展的。在西方经济思想史的五个发展阶段中，主要分为：启蒙时期；古典时期；新古典时期；黄金时期；重构时期；这些时期的变化也刚好是现代经济学的五个发展时期。并且，由上文中的论述可以清楚的了解到，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地位的降低与提高刚好的三段式的，同时也是按照现代经济学的需要而提高与降低的。当现代经济学受到困难与挑战时，学者开始通过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来寻找帮助现代经济史创新与发展的方式，当现代经济学发展较为顺利时，就将经济思想史作为边缘化的学说，在其学说下独立发展。最后，在于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的研究方向与发展方向，传统的西方经济思想史学者在学习过程中所接触的专业学科训练多为经济类学科训练对于历史类的训练少之又少，并且对于经济类问题的理解能力与应用能力也极高，但是在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面对经济学家在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思想却没有更好的办法给予评析，存在局限性。二、中國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发展历程
（一）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奠基阶段
在中国的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相对于西方开始时间相对较晚，第一个阶段是在1978年到1987年这九年的时间是整个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奠基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内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相对较少，只有部分对于国外学术关注程度较高的人群会对相关的学术论文进行简要的阅读。在国内大部分的人只针对中国现代人物经济思想的相关论文展开研究于讨论，并且中国现代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相对于经济思想史学科论文要少。据当时的论文统计可以得出现代经济思想研究的学术论文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中的论文比例相对较少，并且能够清楚的发现在这一阶段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是极少的，甚至可以说在众多对于现代经济史研究的人是极少数的。但是不得不承认在这一阶段的经济思想史类学术期刊中对于我国经济思想的论述是相对客观与正确的，但是在其学术期刊中由于研究人员与研究环境的缺少，对于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中所出现的各类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缺陷。例如在1979年学者孙治方所发表的一期文章：《经济学界对马寅初同志的一场错误围攻及其教训》疑问中注重讨论了马寅初同志在这一阶段中所提出的新的思想与理论，并且简单的介绍了在当时学术界所争论的问题是如何由正常学术争论演变成过度的政治风波的，对这一历史事件展开了详细的讲解。由上文中的论述中可以清楚的发现，我国在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奠基阶段的发展并不顺利，甚至在学术界出现较多的动荡现象，这样对于经济思想史的初步研究就不易开展。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奠基阶段是最早期的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起步阶段，可以被称作学科建立初期的探讨与研究。
（二）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初步建设阶段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初步建设阶段史在1988年至1999年间，在这一阶段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发展受到了更多的重视，也获得了大量学者与社会环境的支持。所以在这一阶段中的经济思想史的发展与建设是比较迅速的，在这一段时间里有关经济思想史的学术论文的发表数量不断增加，并且还出版了大量的经济思想史著作。并且在这一阶段所发表的著作与学术论文相对于其他时期，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论文比例上占到二分之一，所以能够明显的发展在这一阶段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已经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广泛的开展，并且掌握了一定理论探索与研究的方法。在这一阶段的经济思想史的特点相对比较明显，大多数的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以传统的具有一定影响力与地位的代表人物作为研究方向，但是却比之前研究作所采用的方式更加的先进，这样在研究过程中就有效的提高研究效率，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获取了更多的研究成果。据相关的调查数据显示，在这一阶段中，并非针对人物思想研究作为基础研究方向的论文由奠基阶段的100篇文章发展到现今这一时期大概800篇左右，在本阶段的现代经济思想史论文数量中所占的比例也是比较大的，能够达到文章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同时相关模式的学术著作也开始不断的提高出版速度，在前一阶段此类著作是处于空窗期的，而现今也由零向着一百而变化了，已经达到了大概32部学术著作。大概占本阶段现代经济思想史著作总量的三分之一。
在这一阶段中有部分的学者已经开始通过对于学术的变化与争论来对经济思想的变化展开分析，并不是传统的对于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思想死板的开展研究。还有部分的研究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开始关注特定的学科或者一项较为重要的问题所出现的学术争辩以及思想变化展开研究，例如对于政治思想史、农业思想史等。还有部分的学者在研究中针对国际间一些国家经济的对比于分析来开展研究，将国家间的思想与学术发展程度进行对比，以此发现一定的理论知识。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一阶段中，有关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不仅取得了更多的重视与研究环境的变化，并且学者在研究过程中的所采用的方式与方向也发生了极高的提升与改变，学者的研究方向与研究模式更加的丰富这样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更好开展，以及研究成果的有效丰富。这样丰富的研究方式在有效的改变了传统学术研究中过度关注时期中代表人物的考察所出现的研究漏洞与研究错误，这样的研究模式更大程度的面向中国现代经济思想或者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作为背景，来针对历史、针对学术变化，针对各经济模式的对比展开更具科学依据更具真实性的经济思想史分析。所以，综上所述，在这一阶段的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取得了较多实质性的进展，并且在优秀成果方面的获得也极其丰富，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含金量高并且质量优秀，可以称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过程中里程碑式的一段时期。
（三）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深度发展阶段
2000年到2014年间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深度发展阶段，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在这一段时期取得了更好的进步与发展，其取得进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者对于研究方向的扩展与研究内容的丰富才达到的。首先随着对于经济思想史的深度研究以及经济理论的更好发展，并且学者在针对早期代表人物的经济思想研究中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另外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以及经济发展的提高，大量具代表性人物的经济思想也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较多的经济学者开始对于经济决策者如国家领导人等或者此阶段较为优秀的经济学家的思想展开深入的研究与分析，并且取得了比较好的经济思想成果。其次在各个学说的发展史的研究中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与发挥在哪，在各个方面与领域中经济思想的研究都获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并且随着改革开放的大范围开展，经济热点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所以经济学研究领域取得了较大程度的发展。这样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于经济四线那个是研究的方向与范围作为更有效的规定，并且在研究过程中对生态经济、旅游经济等反面的经济思想都展开了详细的调查与研究，并且获得了相应的成果。
在这一段时期论文统计与著作统计的结果也产生了一定的差异，并且史在数量上的差异。这一阶段发表的现代经济思想史论文约有5400篇，出版的著作约有89部，分别约占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三分之二和三分之一。与上一阶段相比，论文总量增加了86.2%，但是著作总量却减少了9.2%。另外是在内容结构上所产生的差异，在这一阶段中对人物的研究有3600篇论文与43部著作，约占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总量的四分之一与四分之二，所以对于期刊论文著作部分的人物研究比例有所降低，本文论述中认为差异和变化与本阶段学科任务的变化有关。例如在对新代表人物的深入考察中，此类的学术期刊论文在这一阶段中大量的出现，但是学者们在开展研究的时候并未给研究对象更多的时间来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检验与分析，所以这就导致所汲取的理论思想的准确性缺少实际的检验，所以在这一段时期信息量虽然大，但是所出现著作并不系统与成熟。并且较多对于早期代表人物的早期思想展开研究时对于非人物的思想问题已经在学科的开展前就展开了介绍，所以在这一阶段对于研究成果的信息量相对较少，所出现的期刊与论文多为短篇论文出现，与前一阶段在学科空白方面通过大量的思想与实际案例分析的著作出版并不相同。简而言之，学科体系的建设是需要在不断降低时将这一阶段的经济思想史展开研究，更多更全面的对期刊论文的发表，而减少对于著作的出版方式来表达思想。三、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学术研究环境与现状
（一）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学术研究环境
学术研究的进步与发展是与学术环境相对应的，也就是代表学科地位是否提高学科是否取得好的成就的重要指标是在于本学术在学术期刊的发表状况。西方国家经济思想史学术方面在不同时期都出现了独立的学术团体，是不同思想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共同研究与讨论的专业学术组织。例如：美国经济学史学会（简称HES，成立于1974年）、欧洲经济思想史学会（TheHistoryofEconomicThoughtSocietyofAustralia，简称HETSA，成立于1981年）。另外在日本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较为重视，其中在日本的经济思想史学会的成立时间也相对较早。这些专业的学术组织会定期的组织开展会议，并以学会为单位创办期刊造纸，将其思想在期刊中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思想史学科走向更加规范的道路。但是经济思想史与其他的经济学科来对比的化，还是有比较明显的独立性，与其他的学科融合性有所不同，并且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在研究方式与研究对象方面与其他的经济学科并不相同，所以在未来的发展中也能够清楚，经济思想史很难融合与主流经济学的学术活动中。尤其在对于专业的学术团体的成立时间来看也能够清楚为和经济思想史学科与主流经济学无法融合，主流经济学会的成立时间要明显的早于经济思想史学会的成立时间。综上所述，经济思想史的学科虽然与经济学的建立是在同一时期发展的，但是在学术发展方面经济思想史学科要远远落后于主流经济学，并且与主流经济学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现今来看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学术研究环境是在不断缓和的，随着学术期刊的不断增多，有关于经济思想史方面的刊物开始增多，所以相关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学派的研究理论于思想也能够大量的在期刊中有所发表，帮助西方经济思想史在次走向更好的方向。
（二）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现状
学术期刊是在现代的学术体系中检测学科发展能力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学科证明自己理论与知识的重要平台之一。现今在世界范围内专门刊载经济思想史的学术期刊主要有《政治经济学史》（简称：HOPE）、《经济思想史学报》（简称；JHET）、《经济学史评论》（简称：HER）、《经济思想史》（简称：HEI）、《欧洲经济思想史学报》（简称：EJHET）等。在这其中发展时间最长，并且最具学术界代表性的期刊是的攻治经济学史》，此期刊创建于1969年春季，由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以季刊形式每年分4次发行。HOPE刊登的论文则着重针对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分析史方面研究与论述，并且在期刊中着重对于有关经济思想发挥与经济学历史中重要代表人物的思想产生背景以及思想的解释与经济理论史学家的方法论研究等。笔者在针对当时《政治经济学史》（HOPE）中所发表的论文中展开研究，能够明显的发现西方国家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存在较多的特点。
首先，在研究对象方面，虽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于进步，国家经济也走向好的方向，并且在进入二十世纪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开始向着多方面给的方向发展，但是在学术研究上依然是针对人物的经济思想作为研究重心展开研究。在针对人物经济思想展开研究的基础上开展更高水平研究时，西方经济思想史的部分研究学者开始着重关注一些具有代表性人物身上并未被其他研究者所发现的经济思想观念，例如：“詹姆斯·穆勒与效用价值论”等。另外就时在对于经济学著名学者的研究中或者对于其他带由经济思想的学者研究过程中，开始出现了大量的带有社会史思想色彩的经济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传统的经济思想史，所以更加着重对于主流思想家的经济思想展开研究。
另外在研究模式的变化上，在现今大范围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所研究出的成果都对历史的研究方式带来了一定的帮助。并且在针对素材研究重要历史人物的过程中，着重对于研究对象所表述的思想展开解释与论述，并且对与研究对象的思想产生背景也有一定的分析，将经济思想所产生的背景与原因都全面的分析与研究。在对于研究对象的研究过程中应该严格结合人物的生平，与思想产生的年代，结合时代背景分析其思想所产生的原因，并展开注重的分析，将思想研究成为能够供后世学习与应用的理论知识。现今大量的美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开始将研究目光转移到对于时代档案与文献的研究中，开始从档案中寻找研究的价值。例如，杜克大学的布鲁斯·卡德维尔教授近些年就针对哈耶克的文献进行新的整理与论述，并且研究出较多新的观点与理论，他在杜克大学还专门建立了哈耶克档案室，并主持编写“哈耶克文集”系列丛书。这样的发展趋势是对于传统经济思想史研究者在经济分析方面的更好提高，同时也是对于历史环境评价相对不足的一种调整与平衡式的发展选择。
并且，在西方经济思想史学者对于本学科的未来发展的预订中，大多数的学者所保持的态度并不是积极向上的。经济思想史的发展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相比是相对立而发展的，现今的西方经济学的发展相对比较矛盾，其在学术界的地位依然呈现出逐渐下滑的现象，但根据研究发现，现今在经济思想史学家的学者而数量以及相关的经济思想史学会的活动与创建却呈现出一种上升的状态。对于这种现象，可以根据相关的研究人员的解释是由于高校经济院系针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教学逐渐降低，甚至在核心学科课程中已经排除了经济思想史，所以在学术界中经济思想史的地位逐渐降低，但是随着主流经济学的发挥在哪，在其论述方式与分析模式方面的转变，造成在主流经济学中部分的学派与代表人物的思想产生分歧，所以主流经济学内部的发展出现困难，于是部分的学派开始转移到相对稳定的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中来。其中就包括较多的主流经济学的代表学派例如；制度主义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新奥地利学派、后凯恩斯学派、斯法拉学派等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思想史学科人数与学会数量的增多。但是也有相关的研究所表示经济思想史学科在未来的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与地位是不可估计的，其主要由于现今在专业的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中，学术期刊的发表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研究学者持续着一种亢奋的研究状态，并且在强烈的学术冲击下，经济思想史学科依然保持着自身的研究模式与学术研究方法。当然在西方学术界依然存在着大量的对于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不理解的声音，认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是没有必要的，无谓的。但是部分的经济学者依然将经济思想史作为其经济理论研究中的一方面组成部分，主要在文献中有所体现，认为经济思想史依然不是经济学中的重要学科组成部分。所以在针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专业能力培养与训练中依然需要有效的稳固与增强，保证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有过硬的研究技能与专业水平。在学科建设中本文已经论述到，在西方的各国大学中，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地位正受到较大的冲击，甚至即将被排除出重点课程安排中，其在大学中正受到较多学科的排挤与轻视。所以在这样的现象下，20世纪60年代布劳格教授曾在耶鲁大学为研究生开设过经济思想史的课程，但是在教学中从学生到其他教师对于其学科的重视程度依然较低，对课程并未做到应有的学习与尊重，甚至导致在讨论其终身教职时，布劳格教授被委员会成员以学科缺乏价值而否定。直到现在，相同的情况以让屡见不鲜，甚至此类现象更加的嚴峻。在欧美顶尖大学的经济院系中，经济思想史课程的地位极低，甚至完全被放弃开设课程，在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中更是将经济思想史课在历史系中开展教学。在较多大学的经济院系中对于经济思想史并未单独开设课程，部分大学在未开设其课程的情况下，在其选修的课程中也有所开设。在美国排名前30的经济系中，仅杜克大学保留了经济思想史研究方向，该校经济系大约每周有3次课时的经济思想史基础课程，课程设计上不仅有教师理论知识的讲解，还有学生的课堂讨论与点评。另外，杜克大学经济系还开设了“政治经济学史研究中心”，每周举行一次学者间的工作论文研讨会，参与者包括该中心的成员以及经济系的专职教师、受邀的外校访问学者，以及在读互访的经济学博士生等。该中心的主要研究人员包括前文提到的卡德维尔教授（中心主任）、古德温教授、温特劳布教授，并且有胡佛教授和马奇教授等，他们都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学术交流与深入探讨付出了较多的努力，从而成为了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的重要学术平台与核心力量。但是即使在在杜克大学这样的经济思想史重要研究中，经济思想史学科也依然呈现着衰落的趋势；现今古德温教授业已退休，其余的四位教授也都年过半百。现今，在杜克大学经济系，选择进入政治经济学史研究中心的博士生数量极少，所以其专业中的人才相对较少。杜克大学政治经济学史研究中心的情况也表现出了整个西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落后状态。四、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术研究体系与成果
（一）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的历史分期
在中国的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相对于西方开始时间相对较晚，第一个阶段是在1978年到1987年这九年的时间是整个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奠基阶段。第二个阶段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初步建设阶段史在1988年至1999年间，在这一阶段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发展受到了更多的重视，也获得了大量学者与社会环境的支持。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并且在阶段中，较多对于早期代表人物的早期思想展开研究时对于非人物的思想问题已经在学科的开展前就展开了介绍，所以在这一阶段对于研究成果的信息量相对较少，所出现的期刊与论文多为短篇论文出现，与前一阶段在学科空白方面通过大量的思想与实际案例分析的著作出版并不相同。简而言之，学科体系的建设是需要在不断降低时将这一阶段的经济思想史展开研究，更多更全面的对期刊论文的发表，而减少对于著作的出版方式来表达思想。据当时的论文统计可以得出现代经济思想研究的学术论文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中的论文比例相对较少，并且能够清楚的发现在这一阶段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是极少的，甚至可以说在众多对于现代经济史研究的人是极少数的。但是不得不承认在这一阶段的经济思想史类学术期刊中对于我国经济思想的论述是相对客观与正确的，但是在其学术期刊中由于研究人员与研究环境的缺少，对于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中所出现的各类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缺陷。
（二）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内容
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创建时间相对于西方较晚，但在延展过程中所获得的成就并不落后与西方国家，尤其在对于任务思想的研究与讨论方面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研究课题，并且在课题中分别列成各类体系的研究模式。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引入与传统经济学相互融合，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向已经逐渐由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更具包容性的现代经济思想研究，并且其研究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较大的提高与进步。当然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依然存在较多的问题，主要由于发展时间较短，在研究体系与研究模式建设采用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所以在未来的研究过程中还应该吸取更多的经验完善学科体系建设，以此提高经济思想史研究水平现今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主要针对的是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等，并且在研究过程中对于各类的经济学说的对比也相对较多。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本文中对于经济思想史的发展与现状的研究主要针对西方于我国的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过程于在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变化展开详细的描述。西方经济思想史是根据经济学的发展而展开记录的，经历了由启蒙时期到形成思想宗旨的古典时期再到以对学术发展回顾为中心的新古典时期，着重于启发与反思的黄金时期，最后直到其逐渐被学者抛弃后寻求突破的重构时期。在针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在开始的阶段主要采用经济分析的方式，在之后的研究过程中，随着其研究的不断深入开始转变为采用经济与历史相结合的研究方式。现今几年的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学者更加注重对于经济文献与经济档案等作为素材展开研究，重点对于人的思想与详细的研究，并且在研究过程中更加注重对细节的表述以及其背景的再次呈现。在西方经济研究学者的研究中其主要重视本学科的学术期刊的编排，并及那个学术期刊作为学术论述与学术进步与创作的发展平台。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是由欧洲开始发展，在美国更好的发展与繁荣，其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向是变化较多的经济学，所以在研究过程中的难度就相对较大，由此可以得出西方国家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依然是世界前茅的。对于中国来说对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学者对于学术发展的过程与发展的成果了解较少，对于其经济学科学术界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接触较少，并且与国外优秀的经济思想史学家的交流也相对较少，无法在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表达属于中国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