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区域文化；区域经济；发展路径；创新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2)05-0125-03
作为经济社会的基础性构成，区域经济以空间为载体，具有空间差异性、相对独立性和整体关联性等特征，包括区域内的资源组成、产业分布、产品类型、技术水平、区域文化等要素，其中尤以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最为深刻。区域文化指的是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由特定群体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该区域社会经济和政治形态的外化。在区域文化和区域经济关系上，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区域经济能够决定和固化区域文化的发展形态、发展的结构、类型和特质以及发展水平等，并为区域文化提供物质条件；区域文化能够推动或制约区域经济的发展，当区域特色文化渗透进区域经济中，又可以形成特色区域经济模式。
一、区域文化的形成与概念界定
(一)区域文化的形成
作为特定区域内思想意识的总和，区域文化的形成反映了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和特定地区、特定人文历史境遇，也因此使该地区的人文特色得以定型，并与其他区域的文化特征相区分。区域文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因其限于特定的历史文化和时代文化的时空条件，使之进一步分为地域文化和地方文化两种形态，这种划分能够体现出国家在形成过程中区域文化的历史进程。地域文化又因分布的广泛性和历史的沉积性而具有意识文化和地区文化的双重特征，地方文化则因传统意识的作用而具有地缘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双重特征。一般而言，由于自然地理环境、人文社会环境和历史发展脉络的不同，形成的区域文化也都各具特色，并在此基础上，整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也因此而形成。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地理环境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并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不断演变过程中，各种文化群体和流派的交流与碰撞更加激烈，无论是碰撞的深度、广度还是频度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不一致，加之不同地区通过长期的积累形成的独特的但是不对称的文化心理积淀，都会对该地区的传统习俗、风土人情和性格特色以及心理特征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并因此创造出风格各异、稳定成熟的文化成果。而继续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和融合，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特质就会在某些特殊的地理区域出现，该区域居民的语言习惯、方式、艺术表现形式，以及生活习惯和道德观念、心理特征、性格特质和行为模式等，也就有了一致性的表现，这便是区域文化的雏形。
(二)地域文化的界定
区域文化首先表现为地域文化，而其中的意识形态主流，即意识文化是促成区域文化现象得以发生的主要构成要素，其功能在于以政策性手段为主，对区域文化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调控。地域文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为地区文化，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基于区域文化的政治行政区划，其功能在于通过体制性手段，对区域文化进行行政调控。此外，地域文化的内涵以社会体制为中心，并在意识文化和地区文化两者之间实施互动和补充，即便是作为其文化调控功能实现方式的政策性手段和体制性手段，也必须以政治需要为前提达成一致。因此，地域文化具有一定的体制性的政治色彩。
(三)地方文化的界定
地区文化是使区域文化现象得以显现的构成要素，区域文化中的人文地理环境，即地缘文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功能在于为区域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资源支撑。地区文化的另一个表现方面是民族文化，也就是所谓的区域文化的民族归属区分，它的功能在于为区域文化提供适时的生活导向。此外，地区文化的内涵在地缘文化与民族文化两者之间，会进行相互的融通甚至重合，而这种交融是以满足特定的地理条件和民族条件下人们的生存需要为前提的。因此，地方文化便具有了实存性的特征。
二、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一)区域文化氛围调节区域经济意识
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巨大树荫下，我国的不同区域产生了风格迥异的文化脉络，并在此影响下，不同区域内人们的经济意识和经济行为也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即区域文化的氛围对区域经济意识的形成和走向有一定的决定作用。如果区域文化的风格辛辣活泼，人们封闭内向，那么区域内的人际关系就表现为和谐的乡邦式的协作，这种模式使得当地的人们更多地注重具有本土特色产品的开发，而对外部世界却表现出了相对迟缓的反应，因而其市场开发程度低，相关的市场活动也会显得不够，市场的发育水平和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会因此而受限。如果区域文化的风格既端庄细腻，又灵活洒脱，则在此种文化风格的影响下，区域内的企业不但能够使其传统特色得以良好的保存，还能在文化的积淀下孕育出适合时展的创新精神，技术设计、产品质量、市场开发等，都能得到很好的重视，继而在此影响下，资金、技术人才等区域经济发展所需的大量资源会聚集到该区域，这必将推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
根据经济区的同质性和集聚性特征，区域经济可分为同质性经济区和异质性经济区或极化性经济区(陈秀山、张可云，2003)。随后，同质性和极化(集聚)性两种基本方法被许多国家在对经济区进行划分时采用。两相比较而言，以同质性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区发展更具有竞争性(孙红玲，2012)，而以集聚性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区发展则更需要加强以区域互补和合作为重要内容的区域合作。(一)同质性划分思想同质性划分强调的是区域经济发展内部的一致性和外部的差异性。同质经济区依据区域之间的某一种或某一类经济活动、经济要素、经济问题等的一致性或相似性进行划分的。从这种意义上看，中国国民经济的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是采用同质区域方法进行划分的同质区域经济。同质经济区的“匀质”特征具有相对性。例如，按照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中国国民经济可以划分为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经济区域);在具体区划实践中，也按照发达程度将经济区域划分为发达经济区域和欠发达经济区域。在中国国民经济的区域经济板块划分中，纵向划分的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被广泛接受，国家分别针对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制定了不同的区域经济政策，并产生良好政策效应，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这种同质区域的划分方法，在认识经济区域的一致性或相似性特点时，忽视了经济区域内实际存在的异质性，不能完全反映出区域的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的空间联系性和内聚性。而且划分时往往照顾到省级行政区划的完整性及地理空间连续性(杨开忠，姜玲，2010)。如果舍弃区域的一致性或相似性，去关注区域内的差异性，那么区域内的经济板块的存在也是客观事实。以我国西部地区为例，从整体上讲这是一个典型的欠发达区域，属于同质区域。但事实上，西部地区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地理条件也是有较大空间差异的，有发展水平较高、集聚程度较强的城市经济板块，也有发展水平较低且处于贫困状态的农村经济板块。因而，对同质经济区的“匀质区域”特征的理解不能绝对化。(二)集聚性划分思想极化经济区是中国国民经济中具有内在经济功能联系的经济区，是由若干互补性强的异质区域构成、在功能上联系紧密的经济集聚区。极化经济区是以在某种区域的共同利益和集团意识基础上所形成的内聚力作用而形成的，由经济中心、经济网络和经济腹地等要素构成(刘本盛，2009)，对这种区域进行划分的主要依据是组成极化区各部分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程度。因此，它强调的是区域内事物的相互联系性和内聚力，它所反映的是一种结构(郝寿义，安虎森，1999):极化经济区的区域内各组成部分存在着高度相关性，即不同行业按其内在的相关性共占同一区位而相邻、相互影响，以至共同发展，具有一种在共同利益或系统基础上形成的内聚力。极化经济区具有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从空间过程来看，区域经济一体化表现为各种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从空间状态来看，则表现为生产要素流动所形成的经济集聚核心和经济扩散点(聂华林、王成勇，2006)。极化经济区形成的关键机制是市场机制作用下经济主体的自组织行为过程中形成的空间相互作用。综上所述，两种经济区划分思想都具有各自的适用性和合理性，应根据国民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化需求来确定。经济区划不是目的，而仅是识别特定经济区域、制定相应的差异化区域政策的必要手段，应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发展目标的战略需要而加以调整。
二、中国国民经济的空间结构特征
在生产要素区域流动基础上，区域发展过程中的空间关联日益深化，区际经济联系模式也不断演化，形成经济发展的空间依赖。而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依赖最终表现为经济空间结构的规律性特征。考察我国国民经济空间结构特征，可以对区域经济发展中形成的联动模式加以识别，进而为区域规划、区域政策制定奠定基础。城市经济增长是国民经济增长的核心空间(李郇，徐现祥，2011)，选择城市经济作为考察基本空间单位，分别从人均GDP、人口密度、经济密度及区域发展度等4个指标加以分析(如图1－4所示)，国民经济空间结构呈现人口、经济等的空间分布具有相似性与规律性，以城市为基本单元呈现出空间组团化趋势。第一，三大极核区域已经形成。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与环渤海城市群已经成长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三个核心“牵引空间”，不仅是经济重心区域，也是要素集聚中心、经济集聚中心与创新中心，是牵动国民经济发展的空间“动力核”。第二，核心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已逐渐显现。区域联动发展过程中，距离衰减效应显现，临近区域经济发展相对快于距离稍远区域。随着极核区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的产业结构转换与产业升级过程形成的产业扩散日益加强，空间溢出效应不断引领各区域经济板块式演进。这一产业升级过程与区域比较优势变化相协同，从而确保新产业中的企业具备自生能力(林毅夫，2012)。这一过程更多依赖的是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是建立在区域经济发展空间关联关系基础之上的。要素的空间集聚与扩散成为推动空间联系及相互作用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这种经济自组织机制的宏观表现是区际发展的空间依赖程度日益加深，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尤其在一国内部，区域的相互作用强度日益增强，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空间相互作用在空间取向、强度变化等方面都呈现出规律性。由于区域主体消费者及企业，其空间流动的规模往往受到一定约束条件的限制，如空间距离、转移成本、适应成本、政策引力等等，在其空间取向、转移规模上往往具有一定的空间特征，形成毗邻效应，即空间位置靠近的区域之间更易于成为相互作用的方向，相互作用的强度往往随距离的增加而衰减，这就是很多学者由实证研究得出的“距离衰减率”。获取经济相互依赖和增长传递在一经济系统内运行的渠道，最好的方式是研究跨区组织的空间结构(Pred，1976)，如企业跨区域组织生产行为的空间结构等。第三，依托重要交通干线，形成经济扩散通道。通过城市群内部交通网络连通整个城市群，通过城市群间网络连通全国(程前昌，2013)，形成以城市群为发展核心，沿交通干线溢出格局，城市化与区域一体化进程有效融合。中国经济空间结构呈现又一典型特征是城市群经济在区域经济中的战略地位日益显现，无论是沿海的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环渤海城市群，还是中部的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等，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重要的“牵引空间”，在人口、经济集聚力日益提高的同时，其规模效应产生的增长极作用对区域经济发展发挥着战略核心作用。城市群经济区是城市经济向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形式。城市群中的每一个城市通过生产、流通方面的协作和合作，形成城市经济板块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城市经济一体化运行机制。近年来，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城市群经济区的内在经济联系得到增强，尤其是城市群的一体化基础设施和制度创新不断取得突破，从而不断深化区域城市化与城市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例如，长三角经济区中的长三角城市群的内在经济联系的强化，推动着长三角经济区一体化发展，就是城市群经济区这种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形式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例证。通过重要的交通干线连接作用，构成城市间、城市群间空间经济联系的要素流通道基础，如横向的新亚欧大陆桥快速交通束(主要由铁路、高速公路构成)、长江快速交通束及纵向的京沪、京广、京九快速交通束等形成的网络化、现代化交通体系，在我国沿海－内陆城市群间形成有力的空间经济联系基础，为增长传递的实现提供了通道，也为空间协调发展的实现提供了支撑。综上所述，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特征已呈现出区域城市化、城市集群化发展趋势，因势利导制定相应区域经济空间管治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中国国民经济横向划分的“三大泛经济区”
在国民经济发展空间结构特征考察基础上，调整区域规划战略思想，破除行政区域经济发展思维的制约，以区域联动发展为纽带，遵循集聚性经济区划思想，重塑中国经济区划，将中国国民经济横向划分为“三大泛经济区”:泛长三角经济区、泛珠三角经济区与泛环渤海经济区，将适应区域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内在要求。泛经济区是经济区的特殊形式，是具有极核区及其经济腹地区的区域板块。中国国民经济已经或正在形成“泛珠三角”(泛珠江三角洲)、“泛环渤海”和“泛长三角”(泛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等，这些泛经济区的形成与发展标志着中国区域规划与管治向着更广域化的方向发展(方创琳，2007)。泛经济区极核区与其经济腹地的内在联系日益增强，区域合作及其一体化发展的程度日益加深，区域治理、区域政府等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日益拓展。从这种意义上说，泛经济区是具有内在的经济区性质和“宽泛”外延特征的极化经济区。按照区域经济的横向集聚性或异质性划分要求，中国国民经济中的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区是极核区，三大极核区各自的极化和辐射区是经济腹地，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区与其各自的经济腹地构成泛珠三角区、泛长三角区和泛环渤海经济区。因此，“三大泛经济区”是中国国民经济横向划分的三大极化经济区。(一)“三大泛经济区”的空间范围界定(见图5)珠三角经济区率先提出建立极化经济区即构建“泛珠三角‘9+2’模式”的战略设想。泛珠三角经济区由珠江三角洲的广州、深圳等14个城市经济板块为经济极核区，以厦、漳、泉等福建沿海岸城市经济板块为副中心，极化和辐射带动粤、闽、琼、桂、湘(部分城市)、赣(部分城市)、黔、滇等珠江流域经济带的省、市、区和港、澳特别行政区经济板块组成。泛长三角经济区由长三角经济区及其经济腹地区组成。以“22城市”、“一市两省”内涵的长三角为极核区，长三角城市群经济的快速发展“牵引”着长三角经济腹地发展和空间结构演化。以长江流域经济带和新亚欧大陆桥经济带(主要为陇海－兰新经济带)为“动力轴”，极化和辐射的苏、浙、皖、豫、鄂、湘(部分城市)、赣(部分城市)、渝、川、陕(部分城市)、甘、青、藏、新等省(市、区)域经济板块组成(朱舜，2009)，具有“一极两带”空间结构的经济区，是中国国民经济的举足轻重的极化经济区之一。泛环渤海经济区，即以环渤海城市群为区域经济中心并连接黄河下游区域和华北、东北平原腹地的经济区，主要包括京、津、辽、鲁、冀、晋、陕(部分城市)、吉、黑、蒙、宁等省(市、县)域经济区，形成以北京、天津、济南、青岛、大连等构成的环渤海城市群为增长极的大扇形经济区板块。从整体上看，泛珠三角经济区、泛长三角经济区和泛环渤海经济区的现有人口、经济规模和政府财力都接近，因而无论是总量指标还是人均指标，“三大泛经济区”基本处于同一竞争平台(孙红玲，2005)。概括地说，极化经济区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类型。发展程度不同的增长极总是极化和辐射着一定的经济腹地。因此，从空间经济意义上看，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区域经济不具有同质经济区的特征;从内在经济联系看，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区域经济板块是快速发展的极化经济区，因而“三大泛经济区”由具有极化经济区特征的极核经济区及其经济腹地组成。(二)“三大泛经济区”划分意义1.与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特征相协调。“三大泛经济区”的形成是区域经济空间关联与相互依赖的结果，以三大核心区域港口群及区际快速交通网络形成的要素流为物质基础，在核心区与腹地区间形成紧密的空间经济联系，再加上地方政府的政策导向作用，推动着核心区与腹地区间的极化与辐射作用的发挥，形成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泛长三角经济区的形成和发展显示出明显的极化经济区的区域发展梯度特征，从整体层面来看，一方面存在长三角经济区、长三角经济腹地和长三角经济弱影响区(以新亚欧大陆桥中国段西安以西部分及与之相连接的青藏铁路和高速公路等基础交通束形成的经济带及其极化和辐射区域)。长三角经济弱影响区还不具有长三角经济腹地的特征。随着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的快速发展，长三角经济弱影响区与长三角经济区、长三角经济腹地的内在经济联系必然增强。长三角经济区和长三角经济腹地的内在经济联系与日俱增，形成极化－腹地区，即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长三角经济腹地不是具有长三角经济区性质和特征的经济区，而是受“一极两带”极化和辐射的经济腹地。另一方面，长三角经济腹地中有类似长三角经济区性质和特征的经济区，例如，皖江、环鄱阳湖、长株潭、武汉、成渝、东陇海(淮海经济区)、中原、西安等城市群，是次一级区域的经济发展核心区域。泛珠三角与泛渤海经济区亦具有类似层次特征，形成多极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格局。2.与劳动力等要素空间关联模式相协调。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的空间流动取向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梯度差、交通便捷度、社会资本等，中国目前已基本形成要素流动的板块化，表现为三大泛经济区内部、在不同发展阶段城乡间、城市群间形成较密集的劳动力流、资本流、商品流、资源流、技术扩散等，要素空间配置模式不断随经济发展演化，两者形成相互促进的自组织过程，且不断自我强化。以劳动力流动为例，皖、豫、鄂、湘、川等人口流出构成中，相当比例流向长三角经济区，而长三角经济区的资本、技术等要素也成为推动经济腹地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三大泛经济区”的划分不但反映了现实中要素空间关联模式，而且通过区划与合作网络的协同，为各区域发挥比较优势、实现优势互补集成奠定了基础。3.行政区域经济与经济区域经济的有机融合。“三大泛经济区”的划分在保持市级行政区划的完整性基础上，充分考虑城市经济辐射形成的集聚区特征，以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经济区划的基本单位，实现行政区域经济与经济区域经济的有机融合。“三大泛经济区”的划分并不追求省级行政区划的完整性，而是以城市经济发展空间关联模式作为识别基础。现代区域经济发展与竞争，日益表现为城市及城市群竞争力之比较。城市经济活力的增强、经济实力的提升，推动行政区域经济下较固化的行政等级系统管理模式不断演化，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这一过程正是经济区域经济不断形成发展的过程，将有力破除行政区划刚性约束作用产生的消极影响。4.城市化与区域一体化进程的耦合。横向划分的三大泛经济区具有促进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可以使中、西部拥有内在联系的东部沿海城市群极核区。三大泛经济区的经济腹地也是东部沿海城市群极核区空间结构扩展的必然要求。区域经济板块的内在经济联系的加强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从而推动经济腹地的农民工进城务工和落户，使“三农”问题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得到解决。以城市群协同发展为战略取向的“三大泛经济区”内部，在集聚与扩散机制作用下，形成空间关联基础上的区域分工与合作关系，在城乡间、城市间、城市群之间，以及由城市群空间关联形成的区域间，不断深化一体化进程，同时也是区域城市化与城市区域化耦合发展的过程。尤其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水平城市群之间横向合作联系的加强，更有利于区域比较优势的发挥，避免低水平竞争造成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问题。(三)“三大泛经济区”与“三大经济地带”的比较中国国民经济纵向划分的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和横向划分的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泛环渤海三大泛经济区在空间结构、协同发展机制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性。1.经济区空间结构差异。泛珠三角经济区、泛长三角经济区和泛环渤海经济区由各自起龙头作用的经济极核区和广阔的经济腹地构成，是有内在经济联系和协调发展机制的极化经济区。从整体上看，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的同质经济区特征十分明显，与泛珠三角经济区、泛长三角经济区和泛环渤海经济区的空间结构差异十分显著。泛珠三角经济区、泛长三角经济区和泛环渤海经济区从整体上看属于异质经济区，各经济区内部表现为异质性或集聚性;东、中、西部经济地带内部表现为同质性。这就说明，在纵向划分的三大经济地带的同一个大经济地带板块内，经济同质性就意味着更多的竞争，而异质经济要素和资源的互补性又不在同一个大经济地带;在横向划分的三大泛经济区空间结构中，由于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经济的异质性和互补性是在同一个大经济区板块内，因而有利于协调经济极核区与经济腹地的分工与合作，在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的基础上，推动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指向优化方向演化。2.协同发展机制差异。同质经济区的三大经济地带缺失增强区域经济核心竞争力的内在机制。区域经济核心实力主要表现为产业规模优势、企业群体优势和产品质量优势，而这些优势又取决于区域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的程度和范围。同质经济区的三大经济地带划分，割裂了东部沿海区域资本、技术优势与中、西部自然资源、劳动力优势的互补关系，造成东部资本、技术要素和中、西部自然资源、劳动力要素空间异质特征难以协同，环境资源利益补偿机制缺失，核心城市群带动中西部经济发展作用不明显，不利于区域经济整合(张子云、于武、杨柏，2007)，难以保证经济要素高效使用和升级换代，使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并没有实现缩小区域差距的政策预期。三大泛经济区的经济本质是具有拓展横向经济分工与合作内在联系的经济区，具有人流、物流、资本流等内在联系机制，一体化运行从而有利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提升区域经济综合实力核心竞争力的“驱动力”，具备协同发展的内在机制。三大泛经济区中的东部经济极核区拥有广阔经济腹地，不仅使经济腹地能更好地接受沿海经济极核区的辐射和带动，更重要的是伴随着经济要素的有序流动，沿海城市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条件和腹地空间，从而使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等沿海大城市群得到更大发展。
四、政策启示
关键词：社会变迁；区域开发；互馈演进；共轭本源；共时性考察
中图分类号：F2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7-0106-03
区域开发与社会和谐变迁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实践课题，也是区域经济学与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范畴。探讨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多元共轭本源及其时空递变，是解构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时空演进互馈机制的内在逻辑，也是实现和谐社会变迁与可持续区域开发的内在依据。
一、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的概念与内涵
1.社会变迁的概念与内涵
作为社会学的基本理论范畴和重要研究命题，社会学界也先后形成和发展了诸多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社会变迁理论，包括孔德在内的很多社会学家曾分别对社会变迁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由于其内涵的丰富性和动态性，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认识。笔者认为，所谓社会变迁是指社会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生成与变化过程，主要包括如下内涵：（1）社会变迁的根本动力是社会需要的产生和变化；（2）生产力变更是社会变迁的主要依托；（3）社会变迁的基础是经济变迁；（4）社会变迁的核心是社会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变迁；（5）社会变迁的主要内容包括社会主体、社会经济、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社会环境等的变迁［1］。
2.区域开发的概念与内涵
笔者认为，所谓区域开发是指人类社会系统的“人为”生产力在地域空间的拓展作用过程，主要包括如下内涵：（1）区域开发的根本目标是满足区域社会主体自我存在和发展需要；（2）区域开发的根本动力区域社会系统的需求与创新及其关联互动；（3）区域开发的主要依托是“人为”生产力的分化和拓展；（4）区域开发的核心是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结构与功能转变；（5）区域开发的主要内容包括经济开发、社会开发、文化开发和生态环境开发［2］。
二、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共轭本源
基于上述相关概念界定与内涵解析，可以看出社会变迁和区域开发在演进主体、演进起点、演进时序、演进动力、演进空间和演进内容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共轭性，这种多元共轭性是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内在本源［2］。
1.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主体共轭性
作为社会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生成与变化过程，社会变迁的主体自然是人类社会，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社会变迁是人类社会主体结构和功能的变化过程；而作为“人为”生产力的地域空间拓展作用过程，区域开发的主体自然也是人类社会，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区域开发是区域社会主体的特定行为过程。因此，社会变迁和区域开发本质上分别是人类社会主体的变化和行为过程，时空演进具有必然的主体共轭性，构成了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主体性前提和动因。
2.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起点共轭性
作为社会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生成与变化过程，社会变迁时空演进始于人群从自然界的分化，即人群社会属性的生成。而作为人类社会主体的“人为”生产力的地域空间拓展作用过程，区域开发时空演进始于“人为”生产力从“自然”生产力的分化，即社会性生产力的生成。因此，人群社会属性的生成是社会变迁和区域开发的共轭起点，构成了社会变迁和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初始性前提和动因。
3.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时序共轭性
时间是所有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形式，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完整时间序列。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多个不同的社会经济时代，不同的社会经济时代赋予人类自身及其“人为”生产力以不同的社会属性和时代内涵，影响甚至决定了各该时代社会变迁和区域开发的方向、重点、范围、广度和深度。而且，由于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及其社会主体对各该时代社会属性和时代内涵的认同与响应的差异性，不同区域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的方向、水平、程度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因此，不同社会经济时代的渐次演进，赋予社会变迁和区域开发以不同的社会属性和时代内涵，构成了社会变迁和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时序（阶段）性前提和动因。
4.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动力共轭性
社会变迁时空演进的根本动力是社会需要的产生与变化，区域开发时空演进的根本动力则是区域社会主体的需求与创新及其关联互动，根本目标在于满足区域社会主体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可见，社会变迁和区域开发持续演进的根本动力都是区域社会主体的需求与创新及其关联互动，具有明显的动力共轭性，构成了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持续性前提和动因。
5.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空间共轭性
空间是所有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形式，任何事物都有其存在与发展的必要空间场所。社会变迁和区域开发分别作为人类社会主体的变化和行为过程，都是在特定地域空间进行和展开的。特定地域空间为社会变迁和区域开发提供了载体，也为区域开发提供了资源、环境等对象。因此，社会变迁和区域开发时空演进具有明显的空间（载体）共轭性，构成了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载体性前提和动因。
6.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内容共轭性
社会变迁主要包括社会主体、社会经济、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社会环境等的变迁，本质上是以社会主体为核心的经济、社会、文化、制度和环境变化过程；区域开发主要包括经济开发、社会开发、文化开发和生态环境开发，本质上是以社会主体为核心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行为过程。因此，社会变迁和区域开发互馈演进具有明显的内容共轭性，构成了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实质性前提和动因。
三、近现代海南岛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共轭考察
以近代以前海南岛古代社会及其区域开发为基础，以影响近代以来社会变迁的重大历史事件为线索，以社会形态及其制度变革为基点，把海南岛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的互馈演进划分为如下五个阶段，借以考察其多元共轭特征及其共时性变化：
1.半殖民半封建体制及其互馈演进阶段（1840―1938）
鸦片战争后，在殖民外力的嵌入式强力作用之下，海南岛被迫开始了殖民化社会变迁进程，逐渐进入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把本岛作为工农业产品市场向本岛倾销包括鸦片在内的工农业产品，随着这些工农业产品的大量输入，本岛传统手工业受到严重冲击而纷纷破产或停业；另一方面，外国侵略者把海南作为其重要的原料产地进行疯狂的掠夺。据统计，1882年至1891年间，先后输出以砂糖为主的包括瓜子、花生、槟榔、芝麻、土布、兽皮、生猪和烟叶在内的十几种原料。与此同时，包括农业、手工业在内的本岛原生产业和半殖民半封建经济刺激之下而产生的本岛民族资本或遭受冲击而破产或被逐步纳入殖民经济体制而处于被动从属地位［3］。总体而言，此阶段海南岛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表现出明显的二元性、殖民性、资源性和非持续性的共轭特征。首先，武力强行嵌入的殖民统治势力，在海南岛社会经济生活处于主导、支配地位，利用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开始了以侵略掠夺为目的、以粗放外延式资源开发为主的区域开发进程，矿产、林木、粮食、水产等资源成为区域开发的主要内容；而处于殖民统治和压榨之下的本岛居民，在岛内社会经济生活中处于被动、从属地位，利用封建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继续其以维持生存为主要目的，以资源开发为主的区域开发活动，土地和劳动力等资源在其区域开发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可见，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在演进主体、演进动力、演进内容上的二元性形成了此间海南岛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二元性共轭特征。其次，西方殖民势力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导、支配地位及其殖民侵略本性，形成了此间本岛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殖民性共轭特征。再次，二元社会主体以资源开发为主要目的和内容的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活动，形成了此间本岛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资源性共轭特征。最后，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二元性、殖民性和资源性共轭特征也给此间海南岛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嵌入了非持续性的共轭特征。
2.殖民社会体制及其互馈演进阶段（1939―1945）
1939年2月3日日军开始其蓄谋已久的侵琼行动，并采取步步为营的方式逐步占领了海南全岛，建立起以军事统治为基础、殖民政治为辅、经济掠夺为主的殖民统治体制。从此，海南岛开始逐步进入殖民社会。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凭借其强大军事力量，运用其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在拟定的五年掠夺计划指引之下，对海南岛开始了以侵略掠夺为主要目的、以粗放、外延、破坏式资源开发为主的区域开发活动，并将处于殖民统治和压榨之下的本岛居民依靠落后生产力进行的以生存为主要目的的社会经济活动纳入殖民经济体制之下。据统计，日本占领海南岛期间，为了进行经济掠夺先后投资1.12亿日元用于海南西部南部地区的铁路、公路、桥梁、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并依托所修建的铁路、公路、桥梁、港口等基础疯狂掠夺海南岛矿产、农、林、牧、渔业资源。仅铁矿石一项，日本帝国主义从海南岛累计掠夺了3 382 634吨［4］。因此，此间海南岛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仍表现出明显的二元性、殖民性、资源性和非持续性共轭特征。而且，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本岛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绝对主导和支配地位以及相应的殖民化程度的深化，本岛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二元性特征有所弱化，而殖民性、资源性和非持续性共轭特征则得到了空前强化。
3.独裁体制及其互馈演进阶段（1946―1949）
抗日战争胜利后，琼崖当局先后实施“三征”（征兵、征粮、征税）、“十杀”发动政策和“五家联保”、“十家联保”的保甲制，试图建立和强化法西斯统治，并积极准备和发动海南内战，海南岛进入法西斯统治和内战时期［3］。由于受到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琼崖统治当局发动的内战的冲击和影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蹂躏和战争创伤得不到及时医治，而日军占领期间所创办的许多产业也逐渐废置和毁坏，海南经济又陷入了十分萧条的境地。在“三征”和“清剿”政策迫害之下，统治区的区域开发活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代表本岛广大人民群众的中共琼崖党组织在进行自卫战争中，坚持领导解放区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发展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解放区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区域开发得以坚持和发展［3］。因此，此间海南岛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仍具有明显的二元性、资源性、殖民性和非持续性共轭特征。相比而言，殖民性共轭特征明显弱化，而非持续共轭特征空前强化，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停滞性和迟缓性。
4.计划经济体制及其互馈演进阶段（1950―1987）
1946年以后，经过历时五年多的国内战争，海南岛于1950年全岛解放，重新回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怀抱。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海南岛由于孤悬海外区位条件和从属于广东历史传承，而成为广东省的一个地区，纳入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在计划体制及其指令性计划驱动之下，海南岛迅速进入战后重建和全面发展时期，在全岛范围进行了大规模的资源开发和经济建设。就此间海南岛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而言，由于全岛解放和重归广大人民群众怀抱，因此，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二元性、殖民性共轭特征逐步消除。但在计划经济体制及其指令性驱动之下，采取的是以资源的粗放、外延式、大规模开发为依托的产品经济模式，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又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明显的非持续性共轭特征。同时，由于隶属广东省的行政体制安排，本岛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不得不服从、从属于广东省的社会经济发展，导致此间本岛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又相应表现出一定的跟随性。
5.市场经济体制及其互馈演进阶段（1988―至今）
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和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使海南翻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页［5］。1992年10月12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十四大在北京召开，同志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战略目标。海南建省、办特区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健全，掀起了新时期海南岛社会快速变迁与岛域全面开发互馈演进的新一轮热潮。省级行政单元的建立，奠构了海南岛自主开发、发展的行政体制架构，赋予了海南岛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自主性共轭特征；中国最大经济特区的建立，奠构了海南岛全面对外改革开放的全新模式架构，赋予此间本岛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开放性共轭特征；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海南岛的逐步建立健全，奠构了海南岛全面改革开放的内在机制，赋予了此间本岛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灵活性共轭特征。因此，此间海南岛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表现出明显的自主性、开放性和灵活性共轭特征。但是，由于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历史继承性以及建省、办特区决策依据的资源环境优势论以及目标定位的企高性及其所伴生的社会主体变化和行为的投机性和急于求成性，致使此间本岛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也表现出一定的资源性、非理性和非持续性共轭特征。
四、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近现代以来，海南岛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经历了半殖民半封建体制、殖民社会体制、独裁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等五个阶段：半殖民半封建体制赋予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以二元性、殖民性、资源性和非持续性共轭特征；殖民社会体制既弱化了其互馈演进的二元性共轭特征，也空前强化了其互馈演进的殖民性、资源性和非持续性共轭特征；独裁体制既弱化了其互馈演进的殖民性共轭特征，也强化了其互馈演进的二元性、资源性、非持续性共轭特征，并赋予其互馈演进以短暂的停滞性共轭特征；计划经济体制既消除了其互馈演进的殖民性和二元性共轭特征，也进一步强化了其互馈演进的资源性和非持续性共轭特征，并赋予其互馈演进以跟随性共轭特征；而市场经济体制则赋予其互馈演进以自主性、开放性和灵活性全新共轭特征，并使其互馈演进的资源性、非理性和非持续共轭特征的遗留和延续。
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在演进主体、演进动力、演进时间、演进空间和演进内容等方面的多元共轭是两者互馈演进的内在机制和客观根源。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的多元共轭及其时空递变决定了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互馈演进的目的、方向、动力、内容、程度、广度、深度以及效果。因此，必须着眼于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的多元共轭本源及其时空递变，构造社会变迁与区域开发良性互动、协同演进的共轭机制，才能实现和谐社会变迁与可持续区域开发的双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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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jugated Review on the Mutual Feedback Evolvement between Social Change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Modern and Neoteric Hainan
FAN Shi-chen， WANG Feng-xia
（College of Tourism,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 China）
【关键词】重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现状
一、引言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一个重大问题。中国是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疆域、13亿人口的发展大国，区域经济不平衡，构成了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特征。
在学术领域，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已经成为了区域经济学的研究热点，有大量的文献对其内涵、机制以及评价体系做出了分析和探讨。虽然很多文献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行了评价研究。相对缺乏了对于地区内部地区之间协调发展的研究。
自2007年重庆市成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一直在西部担当者现先试先行的角色，经济总量的迅速增长，多年居西部前列，但是由于重庆市农村、大库区等特点构成区域内部发展差异明显。2006年末“一圈两翼”发展战略、“十一五”期间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等政策。
综上，本文试图通过阅读和梳理学术界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概念的界定，定义出本文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特征。并以此为依据建立评价体系，对重庆市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科学评价，为促进重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策提供理论意见。
二、评价方法
本文按照如下步骤对重庆市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进行分析：1.梳理学术界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认识，找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外在特征，2.选取合适且易获得指标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行描述刻画。3.建立模型并进行评判。
（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外在特征
关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特征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化，二是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缩小，三是区域经济整体水平的快速提高。
（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
选取合适的指标体系来评价以上三个特征应当遵循以下几个原则：首先，准确性，所选指标必须准确的反应重庆区域经济发展对应特征的信息，保证实证的合理性。二是简单易的，所选指标应该简单明了，保证操作的可行性。
1.选取全域Moran I系数作为衡量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指标。理由如下：Moran系数是反映空间或邻近区域单元属性值的相似程度，能很好的检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总体特征。
本文以人均GDP作为变量x，通过计算相应的全局MoranI指数衡量不同区域之间人均GDP的空间关联程度，以综合反映区域之间一体化程度。
2.选取基尼系数（G）作为反映区域经济差异缩小的指标。理由如下：相对于区域经济差距缩小的外在特征而言，基尼系数是一个逆向指标，体现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公平性要求。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取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重庆市统计年鉴》（2006——2012），期间包括了重庆市提出“一圈两翼”概念以及“十一五”的整个时间段，年鉴中明确统计了“一圈”“两翼”的数据，方便计算。
（二）分指标讨论
根据公式（1）（2）（3）分别算出重庆市2006——2012年“一圈两翼”之间的Moran系数、基尼系数以及经济增长速度如表3。
从表3可以看出Moran系数处于一个不断增长的状态，这表明自2006年以来重庆市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在不断的提升，相互依赖程度也不断扩大。“十一五”期间一直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水平。基尼系数稳中有所降低，在整体降低的事态中2008至2009年有所回升，但并不影响重庆市区域经济间差距在逐步缩小的趋势。整体经济增速较快，均位于西部先列，其中“两翼”的发展速度要快过整体发展速度，这也同时说明了区域差距在不断缩小。整体增速近年有所下降，这也国家的“稳增长”政策的体现。
（三）综合评价
根据表3给出数据，为了避免由于数据量级不同而带来的分析差别，将数据标准化得到的新数据y=x/max x；算出重庆市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程度C的值，并针对表2划分出相应等级，如表4。
从“十一五”初期到末期，重庆市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从0814增加到了2011年的0.971，2012年有所下滑。这说明，自重庆市成为统筹城乡配套改革试验区后，在统筹城乡、缩小差距、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圈两翼”战略实施以后，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方面也有突出的贡献。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选取重庆市作为研究对象，结合理论与实践，总结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三个特征：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差距缩小、经济增长速度，并分别运用Moran I系数、基尼系数、GDP增速对重庆市一圈两翼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做出了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明确了“十一五”期间重庆市“一圈两翼”发展的协调程度和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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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姜文仙，覃成林.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的进展与方向[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10：90-95
关键词： 专业化分工 空间结构 演进机制
问题的提出
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集聚和扩散这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必然会使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出现分异，而这种分异的不断演进将形成各种相互作用的功能区块，从而发展成为区域经济空间体系。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进为我们研究区域经济结构提供了一个新的框架（陈健，2012）。区域经济空间结构不只是单纯的空间架构，因为它可以通过一定的空间形式将游离于地理空间的资源整合起来，也可以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长三角地区城市圈的形成，带动了周边县区的发展，由于部分郊区高端要素难以集聚，大好高项目引进难，导致部分镇域的高附加值产业、高端项目发展缓慢，也导致了专业化分工程度偏低。因此，需要大力发展大都市，优化长三角区域的空间结构，推进长三角地区经济的转型升级。需探索都市圈发展的特点、路径以及机制，借鉴国内外优秀的发展模式，研究专业化分工中的个性问题和共性问题，探索适合长三角区域空间结构演变机制与管理模式。
克鲁格曼（2000）采用系统论研究了空间经济结构的形成和演变机理，从而拉开了经济学深层次研究的序幕。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出现了一定的调整，但由于区域经济空间结构不是简单的一个空间架构，因此深入探讨空间结构的演变机制尤为必要。纵观国内研究发现，许多学者的研究集中在区域空间结构的变化特征上（杜丽菲、徐长乐、郭小兰等，2008；吴鑫露、聂正彦，2013，等），杜丽菲、徐长乐、郭小兰等（2008）以长三角区域发展过程为脉络，系统地研究了长三角区域的空间结构演变模式，并探讨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空间演变特征。吴鑫露、聂正彦（2013）选取广东区域为例，探究广东省区域经济在空间上的集聚效应及扩散效应。虽然以上学者对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变特征分析的较为系统和全面，但是对空间结构演进机制的系统研究却较少。基于这一缺憾，本文尝试以专业化分工为视角，系统分析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演进机制，为理论界对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进特征
（一）我国区域空间结构总体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区域空间结构呈现出明显的特征。从大范围来看，基本形成了东部沿海发展带、东北经济区、中部六省经济区、西南经济区、西北经济区等空间结构格局。
以东部沿海经济带为例，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空间结构的不断演进，产业分工和专业化不断深化，经济发展带不断细化，区域产业特征进一步明显，目前以基本形成了“三大四小”的空间格局。其中，“三大”指的是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经济圈；“四小”指的是北部湾、海峡西岸、江苏沿海和辽宁沿海。“三大”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是率先发展起来的，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而且目前还扮演着我国经济领头羊和机制体制改革探索者的重要角色；“四小”的经济发达程度与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这三大区域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四小”在近几年不断发掘和发挥自身优势，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有望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发动机。
由于沿海经济带具有海洋、港口等地理优势，因此可以率先崛起，然后沿对内的主要通道，向中西部地区辐射，这是中部崛起、西部开发等区域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从南往北看，珠三角、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这两大区域开发和开放程度不断提高，能主动发挥服务“三南”（西南经济区、华南经济区和中南经济区）的功能，是推进中部快速崛起和深化西部大开发的加速器。海峡两岸经济区的联结也成为区域联动发展的一个重要角色，构建海峡西岸经济区，可以将我国台湾的发展优势逐步辐射到海峡西岸区域，从而进一步推动中部地区的崛起。长三角区域的不断开发和开放，能沿长江流域一带不断辐射，深入到中部地区，进一步拉动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江苏沿海地区的不断开发和开放，也必然为处于邻近纬度的淮河流域和周边经济带开辟一条更加便捷和宽阔的出海通道。天津滨海新区以及辽宁沿海经济带这两大经济区的联动发展，必将有利于辐射带动“三北”（西北地区、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联动发展。以长三角为例，目前长三角都市圈已发展进入工业化成熟阶段，工业服务业体系不断完善，凭借河港条件，不断拉动长江流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以珠三角为例，通过广州、深圳等城市的辐射，不断带动沿珠江流域城市带经济的发展。
（二）长三角经济圈的空间结构及产业发展特征
1.空间结构特征。长三角经济圈是我国经济较发达、产业密集度较高的经济圈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经济圈的经济空间结构发生较大变革。目前，长三角经济圈形成了以上海为核心，沿沪宁和沪杭甬线、沿江、沿湾、沿海、沿宁湖杭线、沿湖、沿东陇海线、沿运河、沿温丽金衢线为发展带的经济空间发展形态。
上海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宁波都市圈、南京都市圈是长三角经济圈的5个主要节点，这5个节点对整个长三角经济发展和空间结构转变都有重要的带动作用。在长三角“九带”中，沿沪宁和沪杭甬线空间地位也最为突出，它包含了5个主要节点，形成了联结5大都市圈的“之”字型空间发展格局。
2.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演进特征。随着长三角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产业结构和产业空间布局也不断演化，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不断演进。在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较为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产业结构不断发生调整，服务业比重显著上升，农业占比显著下降，工业占比呈现一定下降，但仍有一定的主导地位。
从各省市的变化特征来看，上海三次产业结构从1990年的4.4∶64.7∶30.9调整为2012年的0.6∶39.0∶60.4，农业和工业占比显著下降，服务业占比迅速上升，目前服务业比重已大大超过工业比重。江苏和浙江的产业结构分别从1990年的25.1∶48.9∶26.0和24.9∶45.1∶30.0调整为2012年的6.3∶50.243.5和4.8∶50.0∶45.2，均呈现农业占比显著下降、服务业占比明显上升、工业占比保持稳定的特征（见表1）。与上海相比，目前江浙服务业比重仍低于工业比重，表明江浙地区工业化进程仍未结束，仍需加快引进先进制造业，改造传统制造业，并不断发展现代服务业，争取产业结构向“321”转变。相对而言，江苏省与浙江省的三次产业结构特征及其演变特征都比较相似，因此在向“321”的演变过程中很可能在多方面存在联动或者借鉴的可能，为自身产业转型和经济空间结构升级创造新条件。
从产业空间变化上看，长三角区域呈现了产业不断发生空间转移的特征。2012年长三角区域生产总值达到108905亿元，比1990年增长了34倍。随着长三角区域经济规模的扩大，区域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化，上海、杭州、苏州等大城市呈现服务业专业化分工和区域互补，无锡、绍兴等中小城市呈现制造业专业化分工的格局。随着这种趋势的不断演进，上海工业的比较优势不断弱化，周围城市的工业比较优势明显上升，上海工业增加值占长三角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55.9%下降至2012年的15.3%，江苏和浙江则分别从1978年的31.5%和12.6%上升至2012年的51.6%和33.1%。显然，长三角工业经济的重心不断从上海转向江苏和浙江。在这种情况下，上海不断将部分制造业分配到周边城市，而周边城市不断吸收制造业成分，使自身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3.长三角产业分工的发展特征。根据长三角区域产业结构的演进特征可以看出，长三角产业群的总体产业结构存在一定的趋同现象。但这只是对于长三角区域整体而言的，在整体趋同的同时，江浙沪各省市内部的产业集聚效应也具有各自的特征。也就是说，区域之间的产业分工正不断细化，产业链不断延展。长三角区域内部制造业不断转移的现象也说明了这一点。
以浙江省产业群中的服装产业为例，目前全省服装产业有85%以上集中在杭州、绍兴、宁波、温州、湖州、嘉兴这6大城市，而且这些城市之间的服装产品也存在一定差异，服装产业各部门之间的专业化分工不断明显。具体而言，杭州地区主要发展女装，目前已形成了以女装为中心的城市服装产业及配套体系；绍兴以生产领带、轻纺原料等纺织产品为主，已形成了领带产业高度集聚地，产量占全国的90%以上；宁波侧重男装品牌，已发展成为全国大品牌西装、衬衫生产和销售基地；温州主要生产休闲服饰，湖州侧重童装生产，嘉兴则侧重生产皮革服饰。
江苏省各产业也呈现产业不断集群和分工不断细化的特征，且集群产业主要集中在机械、化工、纺织服装等行业，各个行业内部产品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产业分工不断明细。例如服装产业主要集中在虞山集聚带、碧溪集聚带、海虞集聚带等区块，区块之间的服装产品特色截然不同。
由此可见，在长三角区域产业同构现象存在的背景下，地区之间专业化分工也正不断强化。目前对于长三角区域产业发展的重要出路就是不断扬长避短，不断吸收适合发展的产业形成集聚，并通过专业化分工不断细化产业链，转移不适合继续发展的产业至其他区域。这样既促进长三角区域不断提高产业的比较优势，也增进了与其他区域之间的交流，优化区域空间结构。
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演进机制
根据以上对我国东部沿海以及长三角经济圈的区域空间结构及演变特征分析，可以推断产业集聚与扩散效应在区域空间结构演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追溯集聚与扩散效应的内在机理，分工与专业化毋庸置疑地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也可以说，专业化分工是影响区域空间布局和空间结构演化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分析专业化分工对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影响机制，探讨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化路径。
（一）专业化分工通过调整城市内部空间结构而影响区域经济空间结构
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规律就是区域内所有城市都会依据自身在区域劳动分工中的地位，发展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的产业，并通过宣传、政府支持等招商引资方式吸引专业的企业落地并投资建设（年猛，2012）。因此，区域劳动分工首先会对各个城市的产业变革与发展产生影响。其次，随着区域内各个城市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及优势产业的不断发展，区域整体的城市化进程便会自然加速，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发生演变。由于不同城市在空间劳动成本、土地成本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差异，在劳动分工中的地位也存在差异，因此三大产业尤其是工业和服务业在区域空间结构上的调整具有动态性和连续性。
以长江三角洲经济圈服务业发展与空间演进为例，上海是核心商贸中心，专业劳动分工等比较优势相对较高，因此有利于发展商贸综合体，形成一批具有专业特色的商贸服务业集聚区，西虹桥商贸商务集聚区、枫泾国际商务区等就是典例。苏南经济带凭借自身比较优势，并依托苏锡常经济圈强大的工业优势，着力在各城市打造一大批现代服务业集聚地。浙江杭州、绍兴、湖州等城市凭借区位优势和要素比较优势，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目前已形成特色纺织、新能源、新型装备制造等特色产业不断集聚发展，现代物流、现代商贸等服务业集聚区加快建设的新格局。随着长三角城市空间结构的不断演进，将会使产业进一步发生转移，区域经济空间结构也将继续演进。
（二）专业化分工通过连锁效应推动区域经济空间结构不断演进
区域内具有相对优势的城市或区块在分工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区域空间经济活动产生的连锁效应，借助区位条件带动周边城市相关经济活动的发展。在区域内两个经济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的城市之间，经济发达的城市内部往往存在某些发展性因素不断向外辐射，对经济欠发达城市的经济水平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并产生一定的波及效应，使得整个区域的经济水平不断提升（谭啸，2012）。区域内城市间的连锁效应可以使欠发达城市的外部性内部化，使发达城市的内部性外部化，而共同推动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发生转变。对于发达城市而言，其内部的专业化分工较为率先，因而对周边欠发达城市产生辐射效应，于是专业化分工不断外部化，城市发展空间不断拓展；对于欠发达城市而言，由于其自身的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部分要素资源也相对较为丰富，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吸引一系列企业进行投资发展，于是发达城市的外部性不断向欠发达城市渗透，欠发达城市的外部性不断内部化。
对于长三角经济圈而言，上海是核心城市，专业化分工程度较高，产业链相对更为完整。而随着专业化分工的不断深入，产业链必然不断延伸，于是向苏州、嘉兴等周边城市渗透。而苏州、嘉兴等城市作为产业链上的节点城市，必然不断通过专业化分工，避开产业同质化发展。于是这些城市内部化也不断外部化发展，产业链在各个节点上进一步拓展，向常州、湖州等城市辐射，整个长三角经济圈的空间结构进一步演进。这就是长三角专业化分工引致的连锁效应。长三角沿海港口发展总体规划明确提出建设以上海港为中心、以江苏和浙江港口为两翼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也反映了这一点。
（三）专业化分工提高了要素流动性并促进区域空间结构变动
生产要素在区域内的流动性表现出明显的增值倾向，是区域内实现专业化分工的动力源泉。当区域专业化分工的格局形成后，生产要素流在区域空间的“外溢效应”也更容易得到发挥。这种“外溢效应”既能促进区域空间结构不断趋同，又能促进区域空间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趋异。至于趋同还是趋异，取决于一定区域内专业化分工的特征和程度。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可以促进技术不断创新，而技术对区域经济也有“外溢效应”，促进周边地区经济发展，进而促使整个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发生转变。
仍以长三角城市为例，上海市产业体系较为完整，产业链较为完备，电子信息通讯等制造业、现代商贸物流等服务业不断集聚，产业基础较为雄厚，这就需要有明细的专业化分工来提高产业链上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相对上海而言，嘉兴的产业链较为薄弱，因此通过专业化分工可以使上海的生产要素和创新技术不断溢出到嘉兴地区，于是嘉兴同类特征的生产要素不断积聚，要素服务的行业不断趋同，从而使产业基础不断雄厚。当嘉兴地区一系列行业的基础达到一定水准后，必然会吸收外部的生产要素来扩大产业链和提高产业多样性，这时要素的“外溢效应”便产生“趋异效应”。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特征入手，着重分析了长三角区域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演变特征，并基于专业化分工的视角探讨了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演进机制。研究发现，专业化分工至少从调整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城市外部化连锁效应、提高要素流动性三个方面使区域空间结构发生演变。随着专业化分工的进一步明细化，区域产业将持续多样化发展，区域空间结构必将进一步调整。
针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要实现各个地区空间格局均衡发展和缩小区域的差异，未来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发展应从以下一些方面入手：一是加强对外开放战略，提高长三角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能够“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地利用国内外的两种市场资源，加强与珠三角、京津冀等地区的合作，不断提升长三角地区的国家竞争力。二是建立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战略联盟，增强区域经济的关联度。为了缩小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促进整个长三角地区协调发展，加强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合作，发挥各个区域的特色优势，发展本土特色产业，提高区域内的专业化分工水平，促进整个长三角地区实现优势互补。三是积极响应长三角地区产业转型策略及“十二五”规划。切实抓好信息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充分发挥长三角地区的特色优势，以上海为中心，辐射到各个地区，发挥上海在自主创新中的带头作用。四是充分利用政府的协调作用。上海地区的经济辐射不仅限于长三角地区，还向我国西部地区扩散。近些年来，长三角地区一直在实施援疆计划，为国家政策实施以及西部开发作出了较大贡献，提升了长三角地区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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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复杂系统；区域经济差异；协同发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3－0126－04
近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明显，2009年我国GDP总量与1978年相比平均增加了71.14倍，其中，东部沿海地区的广东和浙江的GDP分别增加了192倍和174倍，远远高于西部各省的发展速度(金相郁、武鹏，2010)。针对我国区域经济差距较大的客观现实，“十二五”规划要求消除区域间的市场壁垒，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引导区域产业转移，进一步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推进东部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和自主创新等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从而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各区域之间的资金、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更加顺畅，通过各地区(经济活动主体)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协调使区域经济构成了一个复杂适应性系统。为此，本文根据复杂适应性系统的开放性、非线性、反馈性和涌现性特征，运用复杂系统理论和自组织理论对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思路进行分析，探讨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特征及深层次原因，并提出推进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复杂适应性特征
区域经济发展是集成了生产制造、市场需求、金融服务、交通物流体系构建等各类经济活动，涉及到资金、信息、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企业区位选择、产业转移等多层次的区域之间与区域内部各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动态变化的复杂性网络体系。区域经济发展体系的复杂性和开放性决定了区域经济行为主体必须具备较强的适应性和学习能力，而区域经济行为主体在于外部环境的互动中进行不断的学习和适应性变化，进一步使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复杂适应性特征。
第一，区域经济发展是在由众多相互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经济行为主体构成的网络体系中进行的。区域经济行为主体分布在不同的产业与领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独立进行行为决策。各经济行为主体之间又存在着物质或非物质形态的互动作用与业务联系，一定区域范围内各行为主体之间具有典型的网络结构分布特征。区域内部的各企业之间、企业与政府、企业与中介组织、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彼此交错，存在多种网络互动关系结构，形成了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复杂性特征。
第二，区域经济发展是在一个开放性系统中进行的。区域经济发展总是在开放性的环境中进行的，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是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环境的持续变化和不确定性的客观要求。外部环境的改变将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体系中的运行机制、要素构成、规则标准发生不确定性和非线性改变，进一步使区域经济发展体系的复杂性程度增加。
第三，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典型的动态适应性过程。对于区域经济发展体系而言，无论是外部环境，还是内部各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机制、行为规则和资源优势都在持续进行着动态变化，区域经济发展体系的一些状态变量和控制变量随之发生持续变化，区域经济发展过程呈现出时空构成上的多阶段、多层次的动态结构特征和自适应性特征。为了有效应对内外部环境变化。区域经济行为主体必须根据环境变化的要求提升学习能力进行自适应，通过优化运行机制、结构体系以充分利用资源，不断提升应对市场竞争能力，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体系的整体优化。
第四，区域经济行为主体及区域之间的动态协同特征。区域与区域之间或者区域内部各经济部门之间存在着决策行为的自治性特征，有各自的运行机制、规则标准和发展模式。在复杂适应性系统条件下，区域之间或者区域内部各部门之间存在着既竞争有合作的关系，为了有效应对全球化竞争和信息时代的环境变化，各方将基于一定的契约关系构建一种合作性协同发展的超边界组织。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打破行政界限，消除区域市场壁垒。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区际产业转移，从而提高区域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产生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效应。区域经济发展体系的空间结构的多层次性及其行为主体充满着复杂性决定了对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可能性和对其进行理论研究的复杂性。
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机理分析
协同是指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彼此协作、相互作用和有机地整合的状态，强调在差异基础上实现各要素(子系统)的协调发展，坚持差异与协同的辩证统一，最终实现整体协同效应。协同发展要求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有统一的发展目标和规划，有高度的协调性和整合度，在相互平等和开放的条件下，共同对外开放，在相互协作、相互促进和功能有机整合中实现整体发展。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基本原理是区域经济组织在结构形态、发展模式呈现出来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自组织特征和行为机制。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程度不仅取决于区域经济发展系统的构成要素的个体特征，更取决于区域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关联状态与机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是区域经济系统自组织的产物和效应，是通过区域经济发展体系中众多经济行为主体自下而上产生的相互协调与相互作用提升复杂适应性系统整体功能的体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过程具有明显的自组织特征，区域及区域经济组织在开放环境条件下具有耗散结构组织特征，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过程可以纳入自组织和协同理论的研究范畴。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本质是资源、要素与产业的协同，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来讲，通过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管理。协调各区域之间的资源配置、要素与产业的流动。发挥各区域的比较优势，使其协同运转，从而产生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效应。
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基本要求是将区域各经济部门的所有经济行为主体视为复杂系统的要素，通过区域经济发展系统的自组织运转或者外部调控产生的涨落机制作用，使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各要素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协调，实现区域之间及区域内部资源、要素与产业的合理分配与优化整合，其目的是为了有效优化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体系的整体功能，最终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局部最优与整体最优的最佳结合。有效的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既能够帮助区域各经济部门、经济行为主体实现预期经济发展目标，也有助于增强有效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区域产业竞争优势。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层面，区域经济协同发展需要从整体和全局出发，通过组织和调控，把区域之
间或者区域内部各经济部门的相互关联而又相对分离的资源、要素、产业及经济行为主体整合为一个系统。并对其进行战略优化布局，达到整体功能大于局部功能简单相加之和的系统优化效果。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运行机制层面，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全球化经济发展趋势及市场竞争要求推动区域资源、要素和产业进行优化配置和合理流动，发挥区域各经济部门、经济行为主体的比较优势，扬长避短，实现区域资源优势与产业结构的最佳结合。在运行机制上需要通过组织制度安排和宏观调控机制来增强和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竞争优势，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实现战略目标。
三、我国区域经济难以协同发展的原因分析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缺乏有效的区域合作机制使地区利益协调困难、基础建设重复布局、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缺乏统一的区域市场体系导致商品和生产要素区域之间难以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区域比较优势难以体现、区域经济未能有效实现规模经济与集聚经济效应等。区域之间恶性竞争与重复建设，产业结构雷同程度过高，缺少特色经济，有研究表明，我国中部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工业结构相似度高达93.15％，中西部之间工业结构相似度达到97.19％(马广琳、刘俊昌，2005)。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本身是建立在自组织系统、开放系统和非线性系统等基础之上的，需要国家对各区域的协调管理和区域内各级政府机关及产业部门的协作配合才能实现，这就决定了对各区域子系统的协同管理的难度系数很大。即使建立了完善的区域经济协同机制，在全国大系统中进行运作也可能存在滞后效应，这就导致了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效果很难在短期体现出来。推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战略的运行效果评价也困难。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短期内难以实现协同发展，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基于梯度因素造成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大，区域协作困难。我国幅员辽阔，区域之间在资源禀赋、地理位置、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性大，经济发展梯度层次多，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特征还存在交叉分布，各区域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和观念差异显著导致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较为困难。由于缺少合理的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机制，各区域的区位优势、资源禀赋等在工业结构中没有体现出来，其促进作用就更不用提了。再加上根深蒂固的保守文化思想和落后的发展理念的存在，与现代开放性市场经济发展理念要求不适应，导致区域经济交流与协调的障碍较大。
二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加大了各区域经济发展协同的难度。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效应，也叫区位粘性、区域经济发展的锁定效应，如果在某一区域经济发展中初始选择了特定的发展路径，在以后较长的经济发展进程中，由于当时的多种因素和行为方式适应了这种发展路径，短时期难以改变，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式被锁定。由于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或者锁定效应的存在，除非有强大的外生冲击，单靠这一区域系统的内生力量是很难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状态的。也就是说，当某区域经济发展处于路径依赖的稳定均衡状态时，短期的政策变动或修补是不可能改变这种状态的，需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协力实施力度很大且持续的经济政策才能奏效。
三是不合理的政府干预加大了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难度。不合理的政府干预破坏了市场机制所倡导的区位优势、资源禀赋优势和比较优势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意义，打破了基于上述原理而形成的合理的区域分工体系，导致区域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协作水平降低和区域整体经济效益的下降。由于各区域之间是平等的经济发展和行政主体，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合作关系的建立需要在中央政府科学合理的指导下，各区域之间反复磋商、相互让步才能实现。在强制性且不合理的政府干预下，很难形成有效的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长效合作机制。最终导致区域之间处于无序的自然状态。
四是新经济地理学对区域经济难以实现协同发展的原因分析。新经济地理学基于规模报酬递增的垄断竞争框架，提出了相互密切联系的“市场接近效应”、“生活成本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三种力量的产业聚集力的存在决定了可流动生产要素的流动方向和强度，可流动生产要素的持续流入能够持续强化区域经济发展优势，形成具有区位优势的强势地区的循环累积过程。循环累积效应的存在使初始资源禀赋对称区域之间开始分化最终形成核心区和边缘区、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等。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引起的各种生产要素聚集或分散，进而产业集聚的变化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五是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的市场分割是区域经济难以协同发展的根本性体制原因。我国的中国行政区划、财税体制和政府考核机制的结合决定了各区域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发展体，地方政府追求区域经济利益最大化，这就导致了地方保护主义泛滥和市场分割现象趋于更加严重。市场分割形成了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进一步扩大。地方政府积极追求GDP政绩过程中，忽视市场规律，采取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保护本地弱势产业阻止外地商品进入，阻碍了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使本地工业化发展处于低水平状态。
四、推进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要求在中央政府指导下加强各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具有一定意义的自组织内部各系统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基础上整体推进，是在协调各区域经济发展基础上的实现各区域功能整合发展的过程。
第一，建立和完善超越地方利益的区域协调机制。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是一种多赢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协同发展机制和制度框架。实施跨区域协调操作。在目前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严重的情况下，特别需要建立一个超越地方利益、有调控能力的协调机构和组织运行机制，制定科学合理的区域协同发展政策对各区域经济发展方向、规模与结构等进行科学引导和有效约束；推进各区域协调互动，建立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信息沟通平台和高效的物流网络系统；打破市场分割，建立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区域大市场，实现在各区域之间资源流动与优化配置。在区域经济发展和生产要素流动方面模糊各区域的行政区划界限，培育密切的区域空间协同关系，实现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实现区域间的优势互补，推动各区域走协同发展的道路，发挥全国经济的整体优势最大化。
第二，建立跨行政区的点轴开发与增长网络体系。在进行跨区域协同和合作过程中，要结合点轴开发理论，注重充分发挥城镇特别是中心城市、空港等具有较强的跨区域带动辐射能力的经济增长“点”，健全交通运输体系，健全由铁路、公路、航空运输、江海航运干线等“轴”连接起来的经济协同发展的“点轴体系”。积极对“点轴体系”进行科学开发一方面是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更重要的是通过“点轴体系”的跨区域联动机制有助于冲破区域合作中的市场分割与地方保护主义“行政藩篱”的特殊作用，建立具有实质意义的跨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机制。
第三，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实现全国整体区域协同发展。针对各区域不同层次的经济发展子系统，必须构建有效的不同层级有效衔接的区域经济分工体系和相互促进与带动机制，各区域子系统扮演好基于资源禀赋与区位优势的区域经济发展角色和作用，通过城乡统筹机制和跨区域城乡统筹发展机制，为各区域子系统构成的整体经济系统的协同发展提供有效的序参量，进而为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大系统和各子系统之间高效协同发展做出贡献。在推进中心城市或增长极的发展过程中必须认识到要积极防范回流效应导致的中心城市在近期可能不利于邻区发展。在推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中要注重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积极建设中小城镇，发挥市县对中心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而在防止回流效应的基础上发挥中心城市对相邻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与辐射作用。充分发挥本地市场效应在实现产业集聚的同时区域之间收入差距不会扩大的特征，积极实施“跨区域城乡统筹”战略。
第四，通过“政策梯度”，推进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实现区域之间的协同发展。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可流动生产要素从落后地区不断流向发达地区、持续强化聚集力较大区域的区位优势的循环累积因果聚集机制是导致区域发展难以协同发展的核心因素。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就必须打破这种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循环累积因果聚集机制。有效构建合理的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的“政策梯度”，在落后地区实施与发达地区不同的政策，是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的核心选项。这些政策包括差别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土地政策、人力资源政策和金融政策等(安虎森、李锦，2010)。构建“政策梯度”最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政策引导，实现资本、技术、人才、信息和商品在区域之间合理流动，特别是有效实现区域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最终实现代表区域协同发展最重要的形式的区域产业的协同发展。
第五，积极推进产业转移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科学合理的要素投入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改善基础设施、优化投资环境，积极吸引来自发达地区和跨国公司的资本、技术和人才等生产要素对于促进本区域经济发展特别重要。由于我国非均衡经济发展战略的长期累积效应，尽管在小尺度中出现了劳动力和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缩小情况，但在中长尺度中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依然呈现出扩大趋势，因此。各区域在制定招商引资政策和措施时要注意保持人才引进、资本投资的长效机制。在积极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推进区域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应积极促进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实现良性互动，通过建立完善的区域产业转移机制。促进东中西之间的要素流动和产业协调发展，带动相关经济区域共同成长，缩短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积极承接符合本地要求的产业的转移，也是推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加速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符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要求，能够有效的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五、结语
推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但从某一个方面着手是难以达到目标的。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过程是区域之间竞争与合作的过程。区域之间的竞争激发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创新动力，提高了产业的发展活力和效率；区域间的合作有助于推动要素流动和区域产业转移，进行优势互补，形成协同效应，提升国家经济系统整体的发展效率和水平。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显著，迫切需要推进区域合作，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的过程中，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应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向中、西部地区的传统产业转移。并且要在转移过程中，帮助中、西部地区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升级改造。中部地区需要积极探索对内搞活、开发本土市场的内生型发展模式，创新发展环境，提升承接产业转移的环境接纳能力。西部地区在接受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要有选择、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充分发挥资源丰富的优势，提升产业结构，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当然，对建立在竞争与合作基础上的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机制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和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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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一体化；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次区域国际经济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3）03—0036—05
信息革命改变了各主体传统的经济关系，经济一体化成为各类经济主体的重要行为。有关经济一体化的提法很多，要清晰划分和准确定义是十分困难的。唐纳德·普查拉（Donald.J.Pucha.1a，1972）曾把一体化理论的多样性比作印度寓言中的肓人摸象，正如每一个盲人只能触及大象的某一部分一样，每一种理论最多也只能解释一体化进程中的某一个侧面，而无法反映全貌。。此外，几乎每一种理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那就是它有一定的假设前提或者只能适用于具体的环境。环境不同，同一理论产生的效果可能就会完全不同。
一、经济一体化的相关概念与经济一体化分层
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集团化向纵深发展，有关区域经济一体化在概念上出现不断的交叉、融合，有时也容易产生混淆。因此，本文尝试性地对涉及各类区域的经济一体化进行区分和界定。
（一）一体化相关概念
1.一体化。“一体化”译自英文“integration"。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最早在“将各个独立的经济区结合成为一个更大的经济区”这一意义上，即“经济一体化”意义上使用“integration'’一词的是两本独立的著作：瑞典经济学家埃利·F.赫克歇尔（Heckscher Eli F）于1931年出版的《重商主义》著作和两位德国人于1933年出版的关于贸易统计的著作。“integration”一词在我国大陆多以“一体化”出现于文献中，而在我国台港地区则被译为“整合”，实质上就是把零散的要素通过某种方式而彼此衔接、组合，以实现系统资源的共享和协同，最终形成有价值有效率的一个整体。所以，一体化是指多个原来相互独立的实体通过某种方式逐步整合为一个单一实体的过程。一体化过程涉及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等多方面的整合，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涉及领域十分广泛的概念。
2.经济一体化。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行为主体为了获得某种经济利益而通过某种方式整合为一个经济活动整体的过程。经济行为主体既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国家内部的地区，还可以是企业；整合过程既可以是通过合约、协议等方式，也可以通过建立一个统一机构来监督合约的实施，还可以是松散型的协调机制。经济一体化不但应该包括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区域性国内经济一体化，而且应该包括次区域国际经济一体化和次区域国内经济一体化，还应该包括国际或国内生产网络下的产业链分工与协作，即垂直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一般意义上的经济一体化是指国际经济一体化，但概念过于狭窄，很容易产生概念上的混淆。
3.区域与次区域。对于区域与次区域的界定，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论述。“地区”或“次地区”的概念总是相对的，它们不是天然给定固定不变的，而是人类所创造和构建的。GMS这个概念相对于东南亚来说，是次地区，而东南亚相对东亚而言，也可以算是次地区，从而认为GMS地区合作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地区主义的表现。但不可能把一个独立的洲或大陆板块称为次区域。因此，本文将次区域界定为相对一个洲或大陆板块的更小区域，“次区域”是一个相对于“区域”更小的概念。
4.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各种层次的区域在分工的基础上，通过某种方式整合，以实现商品和要素能够自由流动，从而成为一个更大区域的过程，最终实现在这个区域内不存在任何贸易壁垒。由于区域是一个相对概念，既存在洲级的区域，也存在部级的区域，还存在着国家内部的区域，所以，区域经济一体化应该包括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和次区域国际经济一体化，也应该包括区域性国内经济一体化和次区域国内经济一体化。
5.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在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国际分工的基础上，由政府间通过协商缔结条约，建立多国的经济联盟。在这个多国经济联盟的区域内，商品、资本和劳务能够自由流动，不存在任何贸易壁垒，并拥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来监督条约的执行和实施共同的政策及措施。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南非关税同盟和东盟等组织虽然一体化程度不同，但属于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目前，很多文献上所称的经济一体化、广义的经济一体化、国际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实际上都是指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
6.次区域国际经济一体化。就是次区域国际经济合作。是指区域内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内部地区之间或国家与地区之间，通过某种方式协调与整合，消除边界障碍，以实现区域内互利互惠、协调发展和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次区域国际经济一体化在理论上的发展还不够深入，也存在着较大争议。伍贻康、周建平（1994）的分类中将区域和次区域作为一个层次，是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同来划分区域经济一体化层次。实际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着经济一体化形式，所以将区域和次区域分开是很必要的。
7.区域性国内经济一体化。是指一个国家内部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同级别行政区域之间，为消除地方行政分割或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通过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关系而开展的经济整合与协作，实现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区域之间的自由流动。
8.次区域国内经济一体化。是指一个国家内部的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级别行政区域之间；依托某种地理区位条件和地缘关系，通过区域内的协作与整合，形成合理分工与协作，以增强整体区域的竞争优势。
（二）一体化层次划分
由于各主体之间形式各异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一体化被用于研究越来越多的领域，所以，对一体化的层次划分是动态的，将会随着各类一体化形式的深入而层次不断增加。就目前主要涉及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言，大致可以划分如图-1的层次。
二、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形式及特征
有学者将次区域国际经济合作视为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一个比优惠贸易安排更低层次的一个阶段（董潘等，2004），这意味着次区域国际经济一体化在实践中仍然将遵循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理论，也将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在目前已经形成的各个次区域国际经济合作区实践中，有其自身的特征。也有学者认为，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并不适用于次区域国际经济合作（赵永利、鲁晓东，2004）。鉴于这种争论，有必要总结一下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特征。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从其组织形式可以看出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显著特征。
（一）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形式
关于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形式的划分有多种方法，李普西在《国际一体化：经济联盟》（1961）中提出的划分方法被学界所广泛接受，他认为，区域行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可分为以下六种形式。
1.优惠贸易安排（特惠关税区）。优惠贸易安排是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中最低级和最松散的组织形式。成员国之间通过贸易条约或协议，规定了相互贸易中对全部商品或部分商品的关税优惠，对来自非成员国的进口商品，各成员国按自己的关税政策实行进口限制。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建立的“英联邦特惠制”及战后建立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在优惠贸易安排这种形式中，各成员国的贸易政策是不一致的，即各成员国给予来自其它成员国进口商品的关税等政策待遇是不相同的。这种状况如同各成员国对来自非成员国进口商品的关税等政策待遇各不相同。因而，许多学者不把优惠贸易安排列入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形式之中。但笔者认为，优惠贸易安排形成后，对成员国之间开展商品贸易的政策制定有一定程度的约束，以后任何成员国都不能独立自主地进行增加商品进口限制的政策调整，商品贸易的自由程度有所提高，这也是一种经济政策和措施的统一。因而，优惠贸易安排也可以称为一种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形式。
2.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是指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的成员国相互彻底取消了在商品贸易中的关税和数量限制，使商品在各成员国之间可以自由流动。但是，成员国仍保持各自对来自非成员国进口商品的限制政策。最典型的自由贸易区是“北美自由贸易区”。在世界上众多的自由贸易区中，自由贸易的商品范围是有所不同的。有的自由贸易区只对部分商品实行自由贸易，如在“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内，自由贸易的商品只限于工业品，而不包括农产品。这种自由贸易区也被称作“工业自由贸易区”。有的自由贸易区对全部商品实行自由贸易，如“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均对区内所有的工农业产品的贸易往来免除关税和数量限制。据此，在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上就有部分一体化和全部一体化之说。
3.关税同盟。关税同盟是指成员国之间彻底取消了在商品贸易中的关税和数量限制，使商品在各成员国之间可以自由流动。另外，成员国之间还规定对来自非成员国的进口商品采取统一的限制政策，关税同盟外的商品不论进人哪个同盟内的成员国都将被征收相同的关税，如早期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和“东非共同体”。关税同盟意味着撤除了成员国各自原有的关境，组成了共同的对外关境。这样使成员国的商品在区域内部自由流动的同时，排除了来自非成员国商品的竞争。关税同盟使成员国在商品贸易方面彻底形成了一体化。关税同盟开始具有超国家性质，是实现全面经济一体化的基础。
4.共同市场。共同市场是指成员国之间不仅在商品贸易方面废除了关税和数量限制，并对非成员国商品进口征收共同关税，另外还规定了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等）也可在成员国间自由流动。例如，“欧洲共同体”在1992年底建成的统一大市场。其主要内容就是实现商品、人员、劳务、资本在成员国之间的自由流动，也称“四大自由”。
5.经济联盟。经济联盟是指成员国之间除了商品与生产要素可以进行自由流动及建立共同对外关税之外，还要求成员国实施更多的统一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等。例如，“欧洲联盟”属于此类经济一体化组织。在理论上，应在多大的经济政策范围内实现统一才能称得上经济联盟。但是，货币政策的统一作为一个重要标志是具有共识的，即成员国之间有统一的中央银行、单一的货币和共同的外汇储备。到目前为止，世界上也只有欧洲联盟达到这一阶段。
6.完全经济一体化。完全经济一体化是经济一体化的最高级组织形式。区域内各成员国在经济联盟的基础上，全面实行统一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使各成员国在经济上形成单一的经济实体。而该经济实体的超国家机构拥有全部的经济政策制定和管理权。目前世界上尚无此类经济一体化组织，只有欧盟在为实行这一目标而努力。
（二）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特征
上述六种形式的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是由低级到高级排列的。各种形式的一体化组织之所以可以分级排列是因为上一级形式的一体化组织包含下一级形式一体化组织的特点。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形式的分级排列并不意味着一个区域性组织在向一体化深度发展时一定是由低级向高级逐级发展的。从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实践来看，一体化的起点并非一定是优惠贸易安排；某个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也可能兼有两种组织形式的某些特点。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在实践中也许会产生出更多的形式。
从以上区域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六种组织形式看，它们是根据其让渡国家的不同，从低级向高级排列的。无论区域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任何一种形式都必须以国家整体作为参与的主体。这是因为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对参与国问的制度建设和超国家的管理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它要求参与国一部分的让渡，并且在一体化范围内，成员国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因此，以参与国的全部领土参与，是实施超国家机构管理和排他性制度建设的前提条件，如欧盟的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都是以相应国家的全部领土参与到国际经济一体化。
三、次区域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分类与特征
由于各国和各区域性组织对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边境地区的重视，次区域国际经济一体化是目前发展最快的经济一体化形式。对次区域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研究滞后于实践。
（一）次区域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分类
目前国际上已形成的各种类型的次区域国际经济合作可以总结为两种类型：“边境区一边境区”型和“边境区一境外国家”型。“边境区一边境区”型次区域国际经济一体化是指两个以上国家的地理接近、毗邻或具有地缘关系的地区（往往是边境地区）之间开展的国际经济合作，各国参与合作的地区在国家政府授权的范围内通过建立协调机制、会晤机制和争端磋商机制来推进合作。“边境区一境外国家”型次区域国际经济一体化是指参与合作的区域往往包括部分国家和另外一些国家的部分接壤或毗邻地区之间开展的国际经济合作，参与合作的国家和另外一些国家的合作地区之间存在不对等的外交关系，协调机制只能由参与合作的国家政府之间建立，部分地区参与合作的地区则只能在国家授权的范围内与国外建立联系。虽然很多次区域国际经济合作区可以划分到这两种类型中，但仍然有一些是难以作出严格归类的，尤其是一些国土面积很小且没有明显的行政地理层级结构的国家参与的次区域国际经济合作区，很难严格划人以上两类中的一种，如新加坡国土面积只有0.068万平方公里，是一个城市国家，不可能再划分为若干行政区，只能是以国家整体参与合作，且新加坡是一个国家，所以可以把新柔廖增长三角仍然归为“边境区—境外国家”型。
（二）次区域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特征
从辨析次区域国际经济合作与区域国际经济合作的区别，即次区域国际经济一体化与区域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差异性，能够揭示次区域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特征。随着次区域国际经济合作在亚洲的快速发展，次区域国际经济一体化不同于区域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特征逐步显现出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无让渡和超国家权力机构的存在。美国一墨西哥的边境经济合作、欧洲的各个边境经济合作区以及亚洲的各个“增长三角”都存在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不涉及让渡，也不存在超国家权力机构的存在。参与合作的国家之间、参与合作的地区之间通过建立协调机制和建立不具有超国家权力的合作委员会、协会以及民间组织来推进合作。与区域国际经济一体化相比，次区域国际经济一体化之所以无让渡和无超国家权力机构的存在，是由于无论“边境区一边境区”型还是“边境区一境外国家”型的次区域国际经济合作区，都存在一个国家或者多个国家的部分地区参与，这些地区虽然在国家授权的范围内代表国家与合作各方开展国际经济合作，但不具有让渡国家的权限，也就不可能建立超国家权力机构来维持和保证合作机制的实施。朱显平、姜永铭（2008）认为，跨国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实质是跨国的区域联合，以联合的形式解决各国边境地区面临的共同问题。可以避免为实现生产要素的跨国界的自由流动而需要国家的让渡与地方政府又不具有让渡权利的矛盾。次区域国际经济合作的“无让渡”和“无超国家权力机构存在”这一特征，正是文化差异性强和具有强烈的国家意识的东亚各国所容易接受的，所以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次区域国际经济合作成为东亚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形式。就一体化的成本和收益而言，由于次区域国际经济一体化无让渡，也没有超国家管理机构的存在，一体化是通过合作各方的协调来维持的，因此，次区域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协议成本高于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因而次区域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收益低于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
东盟目前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区域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而只是一个政治联盟。有学者（陆建人，2008）认为，“东盟方式”有利于东盟国家的政治合作，是东盟一体化初期阶段的重要基础，但在“东盟方式”的制约下，东盟在经济和安全一体化进程上徘徊不前，取得的成就十分有限。由于没有建立超国家权力机构，东盟缺乏集体行动能力，不能对组织内部的共同问题进行有效管理，使东盟在亚洲金融危机、东帝汶问题等事件中不能发挥协调作用，东盟内部的凝聚力和国际声誉受到损害，“东盟方式”的一体化模式开始面临挑战，东盟内部要求改革“东盟方式”的呼声开始出现。
2.具有毗邻的地理因素和地缘关系。在区域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高的欧洲和北美，次区域国际经济合作都发生在各国接壤的边境地区，为解决边境地区由于国界对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限制而造成的基础设施薄弱和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问题，中小企业培育、吸引外部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边境区居民的跨境流动管理成为欧洲的各个边境经济合作区的重要合作内容，各国参与合作地区之间接壤和毗邻是其显著特征。在区域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还很低的亚洲，次区域国际经济合作也都发生在具有毗邻的地理区位和具有较强地缘关系的范围内，参与合作的目的是为了降低国家边界对接壤地区要素流动的制约作用.扩大对外开放来获得竞争优势，因此，公路、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跨境货物运输管理成为次区域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与次区域国际经济一体化相比，区域国际经济一体化则不强调地理区位和地缘关系。近年来，世界范围内两国及以上的自由贸易区快速发展，如美国与秘鲁、美国与新加坡、美国与南非关税同盟、日本与新加坡、日本与墨西哥、中国与新西兰、中国与智利等自由贸易区都不存在接壤和地理毗邻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