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岛模式
青岛模式是培育大企业、造就大品牌的区域性模式。青岛是我国拥有名牌产品与名牌企业最集中的城市之一，它拥有十个中国驰名商标，三十一个中国名牌产品，也是最早拥有国际品牌的城市，其中海尔是中国本土唯一入选的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一百个品牌之一；并于2004年跻身世界五百强；在中国最受欢迎的品牌和最具市场竞争力的品牌评比中，青岛入选数量在国内名列前茅，被公认为全国拥有名牌最多的城市。同时青岛还有一个独特的“企业家扎堆”现象，在2004年全国优秀企业家评选活动中，青岛同时有三位企业家入选。一个沿海中等城市，短短十几年内，同时拥有如此众多的知名品牌和知名企业家，引起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并把这种大企业云集、名牌集聚、企业家荟萃的经济发展模式称为“青岛模式”。
（二）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是中国最具民营化特色的区域性模式，在温州“人人讲经商，家家有企业”，形成了“以户、村为基本生产单位，以民营企业为支撑，以小商品市场为交易中心，以农民能人为创业带头人”的经济发展格局，其显著特点是经济发展起步于家庭经济，民营经济是其主要的经济形式，这种经济格局在改革开放之初，促进了温州县域经济的飞速发展，并同时影响、带动了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创造了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神话，被经济学界称为“温州模式”。
（三）两种模式的差异
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是两种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其不同之处下面予以浅析：
1、从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看
青岛的名牌企业几乎都是国有企业或者国家控股企业，在青岛实施名牌战略的过程中，从国有或集体小企业壮大发展而来，如：海尔、海信、双星等十大集团，目前这些大企业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整个青岛工业经济的50%以上，体现了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优势与活力。而在温州几乎没有大型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大力发展的是民营经济，所有权与经营权统一，经济活力十足，民营经济的经济总量占温州经济总量的98%左右，除了电信、银行、电力等国家垄断领域，民营企业几乎无不涉足。温州的民营经济具有显著的家庭经营的特点，在这些民营经济中，不仅个体经济、独资业主制私营经济而且股份合作企业以及公司制企业，也都保留着家庭、家族的色彩。
2、从企业的发展战略看
青岛的大企业以品牌产品为基础，致力于实现国际化经营，向世界品牌目标迈进。如2001年第二期美国《家电》杂志对全球前10位家电制造商进行了排名，海尔集团名列第九强，位列日本日立公司之前。温州经济是集群经济,所谓集群经济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中，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大量产生联系密切的企业在空间上积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经济现象。在温州，往往一个村或邻近的几个村，形成某一类或某一种产品的产销基地，一个镇或几个镇形成一类或一种产品的产销基地，从而体现了温州集群经济的优势。
3、从企业决策层看
青岛拥有高素质的企业家群体，他们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在市场竞争中是理性的决策人，他们在同一个城市中共生共荣，相互借鉴，良性竞争，合作共赢，“君子和而不同”，构成青岛企业家群体的独特现象。而温州自古就有重商传统，全体温州人都崇尚经商，人人都是“小老板”，人人都是自己企业的决策者。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是差异较大的两种经济模式，但他们在同样的改革开放的环境下，具有同样的外部环境，产生差距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导致两种区域经济模式不同的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区域文化的差异。
二、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形成的区域文化根源
（一）青岛模式形成的文化根源
1、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青岛地处山东胶东半岛，孔子的故乡曲阜距离青岛仅几百里地，因此青岛的传统儒家文化比较浓，青岛人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中较多的渗透着传统儒家的精髓：
（1）“义”与“信”。义利关系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孔子把“义”看作人立身做事的根本，坚持谋求物质利益必须建立在合乎道义的基础之上，他主张“见利思义”，亚圣孟子也主张“以义制利，以义胜利”。儒家另一个极力倡导的品德即是诚信，孔子曰：“民无信不立”，“信近于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也曾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在这种思想的教化、熏陶之下，青岛人格外具有道德感，“求利不贪财”，他们认为企业固然是求利的，但求利的行为首先要放到为社会、为大众服务的价值取向上，讲求信誉，推崇“德是根本，财是末端”，并在企业的经济行为中体现出来，正因为如此，青岛的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了声誉，打响了品牌，一步步地发展壮大。
（2）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大学》曰：“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这种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之下，青岛的企业家具有强烈的政治抱负、事业心以及社会责任感，把企业的发展看作是自身的职责以及自身社会价值的体现和政治抱负的实现。比如海尔精神“敬业报国，追求卓越”即是这种思想的生动体现。
2、近代西洋文化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19世纪末青岛沦为德国的殖民地，德国为了达到对青岛长期统治的目的，耗费巨大精力与财力，不惜巨资建设青岛港口、铁路、城市建筑，从客观上发展了青岛的基础设施、基础工业，为贸易往来、海洋作业等行业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设施保障。但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观念及其技术条件也随之而入，现代法人制度也随之进入青岛。正因为历史的传统，青岛的大企业在外部条件适宜时，纷纷进行了改制，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引进西方现代管理制度，运用现代人才管理理念，吸纳人才，提升科研开发能力，并建设了各具特色的企业文化，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凝聚力与竞争力。
3、政府制度文化因素。青岛市委、市政府大力扶植名牌企业，为企业的发展和品牌的诞生消除制度上的障碍，较少对企业进行干预，形成“大企业，小政府”的政企关系，把自己的主要职责定位于营造最宽松的环境，放手让企业按照自身特点和内部规律，在市场竞争中自由的发展，但在企业发展的关键环节上又给予大力支持并采取有力措施，特别是在企业的一些重大项目上，政府根据需要实行重点帮助和扶持，如促成了青啤与美国AB公司、海尔与日本三洋、海信与日本位所等的合作，从而促进了企业的良性发展。同时政府积极保护、推广、宣传名牌企业，为培育品牌产品提供技术和管理保证。政府的支持和企业家的适时决策相辅相成，共同搭建了国有企业的成功之路。另外，青岛市委、市政府还注重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坚持把党管干部原则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破除求全责备，论资排辈，简单套用党政干部标准选用企业干部的观念，用发展的眼光选人用人，大胆启用年轻干部，如张瑞敏、汪海、周厚健、鲁群生等一批企业家在35岁左右就被任命担起了重任，这就造就了一支相对稳定的高素质企业家队伍，为青岛大企业的发展培育了最重要的人力资源。
（二）温州经济模式形成的文化根源
地处偏僻的沿海边远地区的温州，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具有巨大影响力和魅力的经济奇迹的深层次原因就是温州的区域文化的独特魅力。
1、地理资源因素的作用。温州的地理环境十分独特，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山多为高山，两条大江横贯其中，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灾害性气候，三面高山一方面挡住了北方冷空气的侵袭，另一方面海上暖湿的东南风在这里受阻上升形成雨水，虽然雨水充沛，但同时也加重了台风的危害，据统计，台风每年侵袭温州两次，其中一次危害较大，气候条件非常恶劣。温州的这种地理环境使得温州能用于农业种植的土地很少，人均不足0.4亩，靠种田难以维持生存。正是这样的地理资源环境造就了温州人吃苦耐劳，敢闯敢干的冒险精神。
2、传统的重商主义文化的影响。温州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温州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南宋时期，温州出现了“永嘉事功”学派，又称功利学派，该学派最早提出了“事功”思想，用功利来衡量义利，主张利与义的一致性，反对传统儒家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提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无用之虚语尔”。坚持“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治理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即发展工业与商品经济，并指出雇佣关系与私有制的合理性。永嘉学派的这种价值观在不断的演进过程中，有力地塑造和强化了温州的民间心理与文化模式，并内化成了温州人心中的重商观念、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和拼搏精神以及经商理财、富人为本的经济思想。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一旦一种独特的有力发展轨迹建立以后，就能引起一系列的外在外在性、组织学习或效仿的过程，也就是说，人们在选择一种行为模式或发展路径之后，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总会按原来的路径发展下去，而且依赖初始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在改革开放之后的政策环境下，温州传统的经济活动路径制度无疑显示出了强大的经济驱动力，指导着温州人的经济行为，激发了温州人的商业潜能，促进了本区域经济的发展，渐渐形成了温州模式。
3、温州浓郁的家庭文化氛围。家庭文化，是指文化在家庭的呈现形态，包括文化的内容和存在形式。广义地理解，家庭文化包括特定时期社会家庭所体现出的生产方式、物质消费方式、精神消费方式以及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等。狭义地讲，家庭文化主要是指特定时期社会家庭所体现的精神生活方式，包括思想观念、价值追求、文化在特定家庭的存在方式、家庭成员的文化行为方式等。温州经济起步于家庭经济，家庭内的成员彼此了解，这有利于家庭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依据各自的特长而合作分工，既降低了管理的成本，又提高了经济效率。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文化底蕴、文化氛围、价值观、经营观、创造精神乃至劳动者的文化素质等培育出了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三、正视优劣，取长补短，促进区域间文化经济互动发展
一个区域的文化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先进的文化因素和落后的文化因素，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讲，先进的文化因素是指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文化，反之则属于落后的文化因素，区域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软环境，因此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具有优劣势。
（一）青岛模式的优劣势
就青岛模式而言，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拥有实力极强的大企业。这些大企业的生产领域大多是高新产业，企业开发能力强，产品走出国门远销海外，具有融取外资、赚取外汇的能力，在市场竞争乃至国际竞争中具有抗御风险的能力；拥有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能在企业的经营中做出理性的决策，等等。但就整个青岛经济而言，其劣势是民营企业不发达，市场经济活力不足，人们受传统儒家的“重本抑末”、“官本位”思想意识的影响，不愿脱离集体，安于现状，市场意识差，因此青岛的打工者多，老板少，市场培育不成熟，市场经济不发达。正如钟朋荣所说：“青岛经济这片森林主要是由几棵大树支撑着，……”这从青岛整个区域经济发展来看，显然是不健康的。
（二）温州模式的优劣势
温州模式的优势在于温州经济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人们的经济活动遵循着市场交换的规则，市场机制全面调节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温州的民营企业非常发达，温州有近10万家民营中小企业，除了邮政、电信、电力、银行等部门之外，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由这些中小企业来进行，温州人人争当老板，市场经济动力十足。但是由于这些民营企业大多是家族式企业，而家族文化具有封闭性、落后性以及不规范性的特点，对优秀人才尤其是管理人才的引进具有排他性，因此管理相对简单，未能建立起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因而企业普遍较小，很难做大作强，因此温州的民营企业有一个奇怪的3000万现象，即一个企业资产达到3000万时必然分家；其次产业结构落后，这些家族企业大都以劳动力密集型的轻工业等传统经济为主，高新技术类产业几乎无人涉足，在国内市场竞争中都很难站稳脚跟，更毋庸说参与国际竞争，这必然导致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再次，温州的民营企业大都重视利润的实现，而对企业文化重视不足，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在很大程度上对管理者的思维和决策施加影响，一个没有自己企业文化的企业其经营往往是随波逐流，员工缺乏凝聚力和主人翁意识，企业难以健康持续发展。
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出，青岛模式的优势正是温州模式的劣势所在，温州模式的优势正是青岛模式的劣势之处，要想打破两种经济发展模式的瓶颈，实现经济模式上的新突破，关键在于破除本区域的区域文化定势，进行区域间文化经济的交流与合作。
这两个区域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据报道，青岛模式握手温州模式，各取所长，各取所需，青岛模式看重的是温州的民资发达，民营企业竞争机制灵活，借鉴其经验，以壮大自己的民营经济实力。而温州看重的是青岛在外资的引进、大企业的规模、品牌的数量等方面的优势，借其经验努力培育自己的大企业大集团。唯有如此，这两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才能克服发展中的“症结”，获取新的活力，摆脱“日暮穷途”、“终结者”的命运，实现区域经济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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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区域经济 区域文化 资源整合 经济一体化发展
随着经济、科技的迅速发展，以及学习型社会的建立，文化已经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制度趋同的今天，文化差异是导致社会和经济差异的决定因素。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它在生产方式、经济结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以及情感抒发等方面潜移默化地规范或影响着人们，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深入研究和充分认识区域文化，重视发挥文化传统和文化特色的优势，找准发展特色经济的基准点，是加快发展区域经济的一个重要途径。为此，正确认识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对于弘扬区域文化优势，促进区域文化的整合与认同，实现区域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
1.传统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传统地域文化是一个地区经历了数代人的公共选择、历经数百年甚至数千年，所最终构成的具有民族特质的地区文化底色，是一个地区发展最深厚的底蕴。它营造区域经济发展的社会氛围，激发当地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对该区域的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作用。因而，各具特色的地域经济总是体现出受不同类型地域文化影响的深刻印记。如长江三角洲，由于受“亲经济”的吴越文化影响，形成以上海为中心、浙江和江苏为两翼的著名“长三角经济圈”。这是历史所形成的崇尚规范、开放开拓、重商观念深入民心的地域文化特征与区域经济契合的一种内在必然；又如珠江三角洲，在悠久的岭南文化传统、秀美的地理环境、特殊的政策优势和多种外来文化的整合下，形成以广东为代表的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并成为中国经济最活跃地区的文化根源。
2.文化资源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
美国著名经济管理学家德鲁克指出:“今天,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资源，以及绝对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和劳动,而是文化”。随着知识型社会的建立，文化与经济越来越相互交融、越来越一体化。如果把区域经济比作是“硬实力”，区域文化则是“软实力”，它倍增或递减区域综合国力，文化产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内容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生长点。
文化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文化搭台，经贸唱戏”，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利用自身的民俗文化、自然景观、工艺文化等传统文化资源为当地的经济贸易、招商引资、经济产品开发搭建良好的平台,有利地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如北京的故宫、长城，陕西的兵马俑和羊肉泡馍，山东“三孔”文化，云南的丽江古城，广西的桂林山水和刘三姐文化，安徽的黄山，苏州园林和丝绸等都成为当地旅游经济发展的自然人文资源。二是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文化资源可以增加产品的文化含量,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形成良好的品牌效应。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文化的消费需求呈现出多样化、高档化、消费品位不断提高，越来越重视产品的文化内涵。许多企业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对产品进行文化包装,有利地提升了产品的影响力、辐射力和吸引力,增加了产品的美誉度和知名度。如“风雨少林”就是传统文化、现代元素与商业运作相结合的成功范例。
3.文化创新对区域经济的促进
有人说，“硅谷的空气里飘着的是创意”，而温州人“头发是空心的，里面藏着抓市场商机的智慧”。创新是一个社会性、地域性和嵌入的互动过程,具有明显的区域特色和文化烙印。经济文化能够通过独特的作用机制形成创新模式与创业意识，并通过“企业家精神”这一载体对区域经济发挥促进作用。当今世界，创新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并通过有效整合和转化劳动与资本等物质要素，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制约
1.文化的交互性导致一些重复建设和资源争夺现象时有发生，不利于区域经济整体的一体化发展
如长三角区域2002年5月浙江宁波与江苏宜兴的“ 梁祝文化争夺战”，表明了文化资源整合的无序性;浙江省为了第七届中国艺术节的举办，新建20个场馆，并翻新20个场馆，整个花费高达30亿。这些，都极大地制约着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协调发展。
2.落后、消极的文化往往导致落后的经济
（1）现阶段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东西部差距问题，这固然是由诸多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因素造成的，但其中区域文化的差异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2）经济落后地区常常存在小富即安观念。如云南人小得而安、商人们则小富即乐；海南人捧着金饭碗要饭吃等等。归根结底是因为其思想不开放、思维保守的文化因素所致。（3）儒文化中的“义利之辩”使人轻视经济;现实生活中吃喝风盛行现象，以及各种黑恶势力逐渐抬头现象，越是在欠发达地区越是严重,这些是跟当地绿林好汉式的侠文化分不开的。
三、重塑区域经济文化，实现区域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
1.充分发挥文化整合的作用，以文化认同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时代，文化资源的共享和整合将是一个多赢的战略选择。通过日益广泛的交流、融合与协作，达到资源共有、市场共占、利益共享的目的。通过文化整合与共享，进一步促进管理理念、科研人才等文化认同感。反之，要充分运用文化认同上的力量，整合资源，降低成本，促使区域经济一体化健康有序发展。
为了达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当前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打破行政体制的障碍，以市场经济为导向，构建共同认可的规则和机制；其次进一步扩大和完善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加深文化认同；最后构建经济文化圈，建设经济、文化资源共享平台。如中国现在正在着手打造世界第六大都市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就是为了整合劳动力、资金、技术，以及文化等各种资源，加快融合、形成合力，带动长三角乃至整个中国经济一体化发展。总之，要加大资源整合力度，以文化认同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才是必由之路。
2.以区域文化为基础，发展特色经济
在文化整合基础上发展特色经济。首先，要把区域文化的精髓渗透到经济领域，结合区域的资源和经济优势，科学地设计出具有特色的区域经济形象。其次，要适应区域文化特点，培育具有区域特色的产品，形成有区域特色和优势的产业，使之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体，并围绕这一主体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建立具有特色的经济格局。
3.文化建设要走产业化道路
文化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最为综合地体现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文化产业是以文化作为主体资源，通过生产经营和市场运作而盈利，为消费者提供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文化力量的企业与行业的总称，它是以精神产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为主要特征的产业系统，文化产业是发展先进文化的助推器。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发展的今天, 经济竞争正逐渐成为文化竞争。文化正在成为一种经济，文化产业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当今全球金融风暴提出的必然要求，对于振兴服务业、拉动内需、促进整个经济发展、改善投资环境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说明发展文化产业已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文化产业化已经成为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在文化产业化进程中，要充分运用产业理念，依靠市场经济的作用，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不断推进先进文化产业，增强先进文化产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助推动力，并最终实现区域经济和文化的一体化协调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庞敦之:论文化对其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山东社会科学，2006
关键词：区域文化；区域经济；云南省
一、引言
云南省有着自己的历史、文明、传统和生产方式，这些因素都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的影响着当地人的思维和生活，进而影响着当地的经济发展。文化不仅能够为一个地区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氛围，同时也对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成为增强区域竞争力的基础因素。因此，将传统文化因素纳入经济研究中是非常必要的。
二、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1.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1）文化模式对区域特色经济形成的影响机制。一个地区能够形成产业结构的优化发展是区域社会对生活与发展方式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能够与当地文化相契合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在当地文化的价值认同与技术支持上，还是在组织系统、技术系统上，都有一定的关联。技术系统是所有产业都要具备的，如果所选择的技术系统与该区域的文化不能够协调统一，该区域的人就无法更好的摒弃原有的模式而去接受和适应它。文化模式下的技术系统不仅是特指的生产工具，更是生产工艺，即使人们使用的工具改变了，工艺还是会继续延续下来。所以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要与文化水平保持一致，本土文化正式这一环节的内在基础。区域文化对于本地经济的发展有着直接、间接和广泛的影响。文化对产业经济结构、发展水平和方向的影响都是直接性的，但是对劳动力、资本等因素的影响是间接性的。本文借助经济分析工具，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将正式制度进行分类，进一步分析区域文化对经济的影响。
（2）区域文化建设是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区域的社会群体意愿、利益等形成了一个文化氛围和环境，能够起到调节社会关系和支配行为的作用。当今占主体地位的发展模式是市场经济，有助于促进生产，但同时也遇到了自然与人类对立的问题，这就是经济发展缺乏人文关怀的结果。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不道德、不健康的观念也影响着正常的消费途径。只有通过提高文化水平、加强文化建设才能够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才能够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正常健康的致富手段才能够营造健康的市场经济环境。
（3）区域文化建设是经济的核心竞争力。进入小康社会后，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模式也由功能性消费向审美性消费转变。产品不再仅仅是一个实体，更多的代表了审美价值和使用价值。从产品的设计、包装到产品营销，每一个环节都紧紧围绕着一定的文化内涵，各种文化因素形成了无形资产，是企业经济竞争的核心力量，可以说，所有的经济活动都离不开文化价值，随着经济的文化取向日益增加，二者之间也呈现出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状态。因此，可以使区域文化和经济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这是当今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
2.区域文化对正式制度的影响
（1）区域文化对正式制度选择的影响。制度的制定是建立在约束主体福利的基础上的，本文将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种，前者是成员要共同遵守的规范和准则，例如法律规章等，后者是源自于价值的文化遗传，后者先于前者产生，二者都对人的行为有着规范作用。格雷夫从博弈论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热那亚人和马格里布人的两种社会价值体系决定了不同的制度路径。热那亚人建立了能够支撑现代市场经济圆形的制度，主要是由无限连带责任、提货单制度、永久合伙性质、保险制度等形成的，同时建立了有效而完善的法律制度，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所以不同的文化价值能够形成不同的正式制度，形成与市场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正式制度体系。
（2）区域文化对地方正式制度变迁的影响。一种制度形成后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迁，变迁是制度创立之后被打破，被新的制度替代的方式。正式制度的变迁也会受到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如同初始制度安排一样，非正式制度对制度变迁会产生很大影响，是一种诱致性、强制性变迁，不同于正式制度的变迁，这是一个慢慢累积的过程。因此，很多国家和地区的非正式制度变迁速度都赶不上正式制度，所以前者延长了地区制度变迁、阻碍了制度创新。
（3）区域文化对正式制度实施的影响。意识形态能够提高人们遵循制度的自觉性，减少了制度安排服务费用成本，大大减少了制度实施过程中的摩擦和冲突。由诱致性制度变迁而来的正式制度易于执行，而强制性制度变迁而来的正式制度则难以执行，前者具有一致性，而后者则相冲突。正式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安排、正式制度执行和正式制度变迁，正式制度会受区域文化的影响，所以本文用正式制度代表区域文化程度。
综上所述，区域文化主要是通过制度的选择、执行和变迁对区域经济产生影响的，当正式制度和文化一致时，就能够推动制度向良性方向发展，但相冲突时，就会阻碍制度的发展变迁。所以当文化和经济发展相适应时，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绩效，不一致时阻碍制度的执行而影响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双重的。
三、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以云南省为例
1.模型与假设
为了研究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一：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和制度等区域文化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假设二：区域文化主要通过正式制度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生影响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观点，正式制度安排可能是从外引进的新制度，也可能是从初始制度演化而来的。但无论是哪一种，都要受到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因此我们把制度定义为区域文化的函数：
LNY=LNA+aLNK+bLNL+cLNI
其中Y表示经济发展程度，A表示技术进步，K表示资本，L表示劳动力，I表示正式制度安排。
2.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了云南省2010年的数据，区域文化程度采用经济性观念、经营性观念和制度性观念三个一级指标来衡量，这三个一级指标下含有17个二级指标，以此来判断云南省的文化程度，如果得分高，则说明该地区的文化程度高，反之较低。正式制度主要通过非国有化率（FGYH）、市场化程度（SCH）、分配格局变化程度（FPGJ）和对外开放程度（DWKF）的加权平均值来衡量。本文选择的计量软件是EVIEW5.0。
3.回归分析
可以看到，调整后的R方为0.883047，F值为227.5141，因此模型拟合较好，假设成立，即区域文化对正式制度有所影响。主要是因为正式制度的执行有赖于非正式制度的存在，后者能够有效的提高前者的执行效率，但是当二者有冲突的时候，后者就会阻碍前者的执行效果。另一方面，非正式制度是优先于正式制度而存在的，地区文化的差异也会导致制度安排的差异。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非正式制度会影响正式制度的变迁进程，有引导作用。所以，区域文化是通过对正式制度来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
利用收集到的数据我们对云南省正式制度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结果如下（见表2）。
可以看出，调整后的R方为0.781643，因此模型拟合较好，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回归结果表明，地区经济的发展受资本、技术、劳动力和制度等文化的影响，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有三方面的作用：首先，正式制度能够减低经济的不确定性，通过使人们之间的关系和行为构成一种固定模式，激发人们的积极性，降低行为的不稳定性；其次，正式制度能够节约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减少人们行为选择的信息成本，降低人们的机会主义倾向，形成一种有效的约束；最后，正式制度能够促进形成一种激励结构，使个人与社会收益达成一致，有效的统一人们的权利和责任。
四、结论
关于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至今都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但是随着经济学和文化变量越来越受到重视，二者的关系也不断的被验证。本文利用云南省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和制度等区域文化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区域文化主要通过正式制度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生影响。这样的结论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第一，除了提高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以外，改变传统落后的文化观念也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创建一种先进的文化氛围，提升区域竞争力。文化是多种要素发挥作用的基础，提高社会资源的使用效率，制度的创新和减低制度的实施成本有赖于该地区文化发展水平，从而有力促进经济发展。
第二，云南是传统文化水平很高的地区，虽然传统文化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传统陈旧的观念已经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在保护与发展传统文化的同时，还要注意在此基础上进行文化创新，使其更好的融入市场经济，这也是保证区域经济能够得到更好发展的基础。
第三，文化是区域经济的发展的重要内在驱动力之一，我国还存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中西部地区封建社会思想较为严重，文化观念落后，而东部地区则较容易接受新鲜文化，形成了良好的市场经济理念。要加强落后地区的文化，创建先进的文化，减少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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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目标；经济；文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G05；F061.5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7-000-01
一、相关概念
文化即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又是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一定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 ，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广义的文化，着眼于人类与一般动物，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 ，着眼于人类卓立于自然的独特的生存方式 ， 其涵盖面非常广泛，所以又被称为大文化.指意识形态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情操、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各种制度等.狭义的文化，排除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的部分，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主要是心态文化，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种种物质文明，包括交通工具、服饰、日常用品等，是一种可见的显性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分别指生活制度、 家庭制度、社会制度以及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它们属于不可见的隐性文化.包括文学、哲学、政治等方面内容.狭义的文化是指人们普遍的社会习惯，如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文化的内部结构包括下列几个层次：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物态文化层是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是可触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制度文化层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组建的各种社会行为规范.行为文化层是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以礼俗、民俗、风俗等形态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心态文化是人类在社会意识活动中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观因素，相当于通常所说的精神文化、社会意识等概念.
区域文化主要研究的是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文化的差异，由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环境下，包括地势、环境、产品需求、风俗、科研等等各个方面一定存在着不同的区别，它在不同的地方变现出不同的特征和功能，有些地方促使区域经济的发展，而有些地方制约着经济的发展。举例说明，A地区人口众多，没有山，没有水，土地多，人们思想观念薄弱，以种地创收入，根据地方的需求，文化水平低下，思想观念落后，依旧传统思想，制约着地方经济的发展；B地区人口少，有旅游产业，交通发达，人们的文化素质水平很高，人们在追求价值观的时候思想意识达不到觉悟高，地方经济水平逐渐增高。通过两个地区的对比，不难发现，这种结果是由区域差异、环境因素、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意识等众多方面造成的，分析两个地区存在的问题，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现状，A地区首先，根据当地文化与经济相结合，人口和土地多可以招商引资，一方面可以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地方政府，国家对贫困地区的政策，招商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让企业来这里投资，餐饮、交通、物流等方面，最重要是要求政府开一些辅导班，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提升人们的价值观。B地区，人们思想意识超前，在旅游文化产业可以改进方法，更好的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相互关联。由于各个因素，如人的素质、居住的环境、需求不同，造就了非常大的文化差异，制约着经济发展。
二、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的关系
区域文化是由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过程决定的，区域文化的特点、构架、因素等各个方面决定着区域文化发展状况的高低。地方产业文化的发挥离不开经济的支撑，不管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环境不同，地域差异，表现出文化的特征显然不同，因此地域差异的原因发挥出不同的功效。从而区域文化差异制约着区域经济状况的高低。各地区文化的差异不同，也制约着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受文化差异的影响，文化价值观高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强，反而，文化价值观低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薄弱。
三、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区域文化与经济是有关联的，不是孤立的，他们互相影响着对方。结合地方文化来带动经济的发展，如开封市，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可以带动交通、餐饮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从2006年度全市累计旅游接待量为1891万人次，增长到2010年的3469万人次，年均增幅16.3%，年旅游综合收入持续攀升，由2006年的60.5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128.4亿元，年均增幅20.6%。从数据表明，开封市旅游文化产业呈逐渐上升状态，这就说明特色文化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开封市每年会举办很多节日，如大宋年文化旅游节、清明文化节、第32届文化节等精彩活动，吸引了海内外游客到开封观光旅游，开封特色地方文化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氛围，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因此，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深刻的，二者之间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影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经济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同时人们在追求利益的时候对价值观会产生分歧，这就需要结合地方经济的发展，逐渐提高人们对文化思想的改变，对文化产业的认识，加大文化产业投入力度，这样才能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促进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区域经济 文化因素 作用
随着国际和区际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日趋深入，区域文化力也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立足区域发展实际，研究区域文化的现实状况，进一步培育并弘扬先进文化，是净化社会风气的必然要求，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长久之计。
一、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的关系
（一）区域经济的发展决定区域文化的发展
从文化与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有什么样的经济形态，就有什么样的文化类型。畜牧经济阶段滋养了畜牧文化；农业经济时期孕育了农耕文化；工业经济昌盛了工业文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文化的发展水平，并深刻影响区域文化的类型与构成、形式和内容。
从上述角度来看，早在六七千年前河湟先民创造的石器时代文化，再加上民和喇家遗址和地处西宁市西郊杨家寨的南凉“虎台遗址”、唃厮啰政权的“青唐城”遗址等古遗址文化，历史上汉、藏、回、土、蒙古、撒拉族等诸多民族的先民，在共同发展河湟地区物质文化生产的基础上，实现了自身的繁衍，形成了现今青海6大世居民族既共融共通、相互交融又别具一格、独具本民族特色的河湟多元多样民族文化。
河湟地区不仅是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五大宗教齐全共存的宗教圣地，而且也是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发祥地和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诞生地，宗教文化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还有民俗民间文化和人文自然景观文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型城市文化、企业文化等河湟现代文化，无一例外都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文化建筑的实证。河湟地区物质生产方式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河湟文化新类型的孕育和诞生乃至繁荣昌盛。
（二）区域文化的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美国著名经济管理学家德鲁克指出：“今天，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资源以及绝对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和劳动，而是文化”。21世纪，经济和文化出现一体化趋势，文化力日趋成为区域发展的一种强大的内在驱动力。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每个经济活动的主体都要受到区域文化背景的影响。例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关于商业活动文化背景的阐释，如关于齐国的“其俗宽缓阔达，有先王遗风”，关于邹鲁的“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好礼，地小人众，俭啬”等。可见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在当时已经比较明显了。另外以宗教文化为核心，以旅游文化为补充的文化资源产业化模式推动着该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高了青海的知名度，也对青海整个旅游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二、区域文化影响下的区域经济发展对策
（一）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同步发展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文化已深深融入当今社会经济运行之中并成为经济发展持久的动力。区域经济要形成特色并健康发展，就必须立足文化和经济的相互关系，在制定实施区域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方案时，把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资本，把文化经济化作为经济发展的手段，使之成为一个发展整体。坚持两者发展并重，以达到文化带经济，经济促文化，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同时，要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必须对传统区域文化进行扬弃，将继承和创新有机结合起来，有力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优质发展。鉴于此，大力开发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是河湟地区当下必须坚持的发展战略。开发、利用好河湟文化旅游资源，就为河湟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点。所以，河湟区域文化与河湟区域经济的同步发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着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也促进着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是符合文化发展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的正确选择。
（二）文化产业推动经济迅速增长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文化与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市场的开放性同文化的包容性在本质上是可以融合的，在此基础上引进竞争机制，可以促使文化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推陈出新，又能在融合过程中实现文化产品量的增加与质的升级。所以，充分利用地区文化资源，发展教育、文艺、体育、民间工艺、旅游、科技、工艺服务等文化产业，能够促进区域经济文化的相互融合和协调发展。
根据青海省的统计，青海旅游业近几年增长十分迅猛，1995—2000年5年内旅游收入从1914万元猛增至10个多亿，年均增长约122.92%。旅游收入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1995年为0.16%，2001年达到4.47%。2008年实现旅游总收入48亿元，比上年增长0.3%，2009年全省旅游总收入突破60亿元，增长26.6%。再从居民消费支出中文化消费所占比重来看，青海省同全国一样，用于文化方面的消费增长较快。城市住户家庭人均文化教育娱乐支出在消费支出总额中所占比重1995年为7.9%，2000年达到11.8%，2005年为12.9%，2009年为10.1%。农村住户人均用于文化教育娱乐的支出，1995年为33.70元，比重为3.7%；2001年增至79.38元，比重增长至6.52%。2008年为148.9元，比重为5.0%，2009年为173.8元，占消费支出比重为5.4%。因此可以说文化产业是真正的“朝阳产业”。文化的繁荣对于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因此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步伐，最终表现为有利于实现经济的全面发展。
（三）文化融通促进区域经济融合发展
我国东、中西部省份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和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必然导致其文化在形式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例如，中西部省份以农耕文化为主，而东部商业文化比较发达，一定程度上讲，这是中西部省份地理位置的相对封闭和东部省份地理环境的相对开放长期影响的结果。
青海省民族成分复杂，为各民族文化融通提供了先天的条件，伴随着国家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政策，青海各区域各民族的文化开放与交流已呈现出雨后春笋般的势头，其必然增进各民族的了解与团结，维护着社会的和谐稳定。河湟地区农耕文化发达，从一定意义上说，该地区居民保守有余但进取开放意识不足，通过与中东部省份的文化交流，其商业意识、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开放意识必然增强。所以，河湟地区的文化只有通过省内省际文化融通政策才能不断丰富其内涵，也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当地经济发展。
首先，着力扩大文化对外交流合作。继续办好青洽会、国际清真食品用品展览会、藏毯国际展览会、唐卡艺术和文化遗产博览会等经贸文化活动，提升青海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深化同海外和省外的文化交流和经贸合作。同时加强省外、国外的先进技术、快捷的市场信息和经营机制与青海的文化资源、产业政策优势的密切结合，以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腾飞。
其次，加强扶持引导。河湟地区应在拓宽融资渠道、广泛招揽人才方面下功夫，坚持“走出去，请进来”战略，大力扶持具有河湟民族特色的歌舞、戏剧、曲艺等，为河湟文化走出河湟，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做好铺垫。另外对有发展潜力的历史文化遗址和重点旅游景区等要争取多方支持，重点发展，实现旅游产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结语
目前，文化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处于密不可分、互相促进的重要机遇阶段。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文化影响力将日益突出和重要。只要结合好区域文化，科学规划区域发展，正确处理不同民族文化类型之间的文化冲突与融合，即可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进步。
参考文献：
①马清华. 关于传承和弘扬河湟文化的思考［J］．攀登，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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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景晖．青海研究报告，青海省社会科学院，精品版2005：344—345
④马兴胜. 区域民族经济与区域民族文化的依从理论思考［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122—125
[关键词]区域经济文化;资源优化整合效应;企业成长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0)02-0059-06
一、引 言
新古典经济学通常认为,企业的生产要素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和企业家才能,他们之间总能够理想地粘合在一起以达到帕累托最优,至于促进要素之间充分粘合的机制,经济学家们往往看作基本假定而忽略考虑。然而,我们也充分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地理环境、交通条件、资源禀赋等都差不多的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并不一样,有的甚至差距悬殊,其原因恐怕很难仅用经济因素来解释。因此学术界在反思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强调文化因素的作用,并试图以此解释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奇迹”和“欠发达”现象。波特(Michael E. Porter)甚至断言:基于文化的优势是最根本的、最难替代和模仿的、最持久的和最核心的竞争优势[1]。不过,区域文化作为区域非正式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内容庞杂且可操作性较差,经济效应模糊且作用机制隐蔽,很难对其进行深入具体分析。本文试图剖析区域优性文化的内涵,揭示区域优性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作用机理,并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让企业“快生”、“长大”、“做强”的战略对策。特别提及的是,细分区域经济文化的目的就是欲使区域经济文化的内涵进一步清晰化,尽管可能不甚完善,但作者意在抛砖引玉。
二、区域经济文化的内涵与作用机制
(一)区域经济文化的内涵
从广义来讲,文化可以被定义为共享的价值和一套规则系统,以及共同体内在社会交往方面的各种更具体的要素[2]。文化构成了社会资本中的一个重要基础:即它对于如何有效地转化劳动与资本这些物质资源以服务于人类的需求和欲望具有重要的影响,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文化资本”或“社会资本”。迈克尔•波特认为:“经济文化,是指那些对个人、单位及其他机构的经济活动有影响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 [3]。陈佛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区域经济文化是一种优性文化,它强调独立性,反对依附性,重视现实、弘扬创造性和奋斗精神,反对墨守成规和不求进取性等区域性价值观念[4]。至于区域文化价值体系所包涵的具体内容,国外学者在该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比如Hofstede的文化模型将价值体系分为权利的距离(power distance)、对不确定的回避(uncertainty avoidance)、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和刚毅(masculinity)4个维度[5];Schwartz的文化模型将社会文化价值体系分为协作(harmony)、团结(embeddedness)、统治(Mastery)、情感自治(affective autonomy)、理智自治(intellectual autonomy)、平等(egalitarianism)6个维度,然后他们借助这两个分类模型进行了具体量化的平均积分分析[6]。本文遵循Hofstede和Schwartz的分析范式,根据区域经济文化的内容与性质,将区域经济文化细分为微观层面的创业精神、创新意识与流动偏好以及宏观层面的合作意识、开放思维与信用观念。
1.创业精神。创业是创业者将人才、项目(技术)、想法和资本等生产要素进行组合或重新组合,创立基业或开创既存事业的新领域、新业绩,以实现其目标价值的实践活动,它包括初次创业和二次创业等多次创业过程。创业精神是指在创业活动的过程中,一个社会(包括创业活动过程中的多个参与主体)普遍表现出来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基本态度、行为方式等与创业有关的思想理念和精神状态。创业精神就是指企业家精神,包括三层涵义:一是指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创造精神;二是指用新方法组织生产要素和发现潜在新市场的创新精神;三是争创第一与不怕失败的冒险精神。创业精神是创业者们的精神动力和发动机,是创业企业诞生与发展壮大的灵魂和精神支柱,对创业活动产生重大的潜移默化影响。
2. 创新意识。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经济的灵魂,而创新则是企业家的基本职能。所谓“创新”,就是重新组合生产要素,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这种创新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1)生产新产品;(2)开辟新市场;(3)采用新技术和新的生产方法;(4)创造和使用新材料和新能源;(5)创立新的企业组织[7]。蓝德沃尔认为,创新是“一个社会性的、地域性的、嵌入的互动过程,一个不考虑其制度和文化背景就无法理解的过程”。创新的地域性,不但使进行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它赖以进行创新的地域背景一起构成了区域创新系统,而且使创新具有明显的区域特色和文化烙印[8]。
3. 流动偏好。如果资源不能在正确导向下,进行合理流动,资源配置低效率的格局就很难打破。区域文化鼓励资源流动,促进资源优化整合,达到动态最佳配置并增进社会福利。开放性的移民文化为各种文化观念的撞击创造了条件;人们在竞争、迁徙中形成的实用主义思想观念,导致了更加重视策略、看重效果的行为模式。如珠三角地区,海洋文化中冒险、开拓、自由漂流、四海为家的潜能激发着一代又一代珠三角人们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开拓创业。美国硅谷和中国深圳的发展都得益于移民文化。
4. 合作意识。社会分工促使市场容量扩大,但是必须依赖于经济主体的合作协调。合作意识能够提高经济效率,降低交易成本,长期合作具有声誉效应。合作大于竞争,共享胜过独占。企业只有在企业团队之间以及与股东、渠道伙伴、客户之间均倡导平等、共赢、和谐、协同的合作文化,企业才能在分工协作中快速成长。
5. 信用观念。信用是一种昂贵的资源,它放弃短期的机会主义收益,并在长期内小心谨慎地积累信用资本。当然给予的回报也是丰厚的:较少的检查造成的成本节约、信任造成的交易成本下降,更多的合作机会和由此造成的正外部收益。信用资产沉淀成本高,能产生租金。当出现有利的信用信息时,企业或个人的信誉在消费者、供应商及合作者或者同事、亲戚朋友和上级之间扩散,将导致其在相关机构和个人中的社会资本上升,最终通过市场途径直接给予奖励,收益以乘数方式上升;相反,将导致乘数性惩罚效果。信用有两层含义:一是要以信用取信于人;二是对他人要给予信任。不讲信用、丧失信任,就失信誉。
6. 开放思维。家族文化造就了家族企业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不利于企业的成长壮大。福山认为:在家族文化盛行不衰的文化环境下,家族主义企业就是一个无法避免的选择,因为在家族文化中,个人的跨家族的信任关系很难建立。同时,由于家族企业的社区内敛性和强烈的利益排他性,导致生产要素流动的壁垒效应:在管理上重伦理亲情,轻控制手段;在用人制度上,重德重亲,轻才能。相反,在一个平等开放合作的社会中,企业的契约关系不仅稳定而且牢固,合作扩展秩序较容易形成,企业可以越做越大[9]。家族管理模式引进职业经理人,网路组织与虚拟团队都体现开放思维这一优性文化理念。在此过程中接触外来文化,形成博采众长的开放心态。
(二)区域经济文化的作用机理
区域经济文化所内含的价值理念形成一系列调控机制,作用于整个区域的行为主体,尤其是企业主体,以此实现微观企业发展基础上的区域经济繁荣(见图1)。
1. 激励机制。如果一个国家政府能够科学合理地界定并保护产权,“追求成功、实现自我”的创业文化能够激励创业者个人开拓创新以实现自我与超越自我,去创造一个新的经济组织或产生一项新的经济活动。在创业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与阶段后,追求更大成功的持续动力会激励创业者们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
2. 导向机制。创业者们的成功创业史,还会激励许多具有创业优势资源的潜在创业者们去尝试实践创业活动,提升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区域文化体现在个体的实践与成功会对整个社会的居民心理产生一种良好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引导社会闲置资源向生产性资源转变,引导一部分配置不当的资源转向合理配置。区域文化的导向功能还表现在舆论导向上。
3. 扩散与渗透机制。区域文化经济效应的中介传导和渗透放大的力量在于它缓慢的渗透性,其始终潜移默化地影响区域发展主体。某个群体或某个区域的文化一经形成,就会向其他群体或其他区域辐射,影响其他区域人们的行为特征。区域文化传递着积极的信号和价值理念,减少了交易成本,导致资源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区域文化的可持续性存在与发展为整个社会减少了摩擦,实现了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4. 规范与整合机制。区域优性文化具有指导并规范行为的功能。一个地区文化的形成对该地区的实践能够形成一种导向性约束。区域文化所具有的这种软约束功能对于整合区域优质资源,塑建区域内部及区域间的良易环境至为重要。
5. 创造机制。埃尔伍德(Ellwood)认为,文化是学习和制造的过程。优秀区域文化的创造性不仅表现在与时俱进中不断吸取有机营养,扬弃不再适宜的文化因子,而且表现在创业实践活动过程中所诞生出来的新的组织、新的产品、新的技术与新的管理经验[10]。
特别地,区域经济文化中的创业文化创造了企业家阶层。传统上关于企业家的形成有三种理论观点:心理因素观、人力资本积累观和文化因素观。心理因素观强调了个人的天赋在企业家形成中的作用,完全忽视了后天的积累对企业家才能的重要意义;而人力资本积累观又过于强调后天教育和培训的重要性,忽视了个人天赋差异在企业家形成中所起的作用。我们认为,心理因素观和人力资本积累观在解释单个企业家的产生时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在解释企业家阶层的形成和由此而出现的民营企业簇群时,却解释力不足。相反,文化因素观(尤其是创业文化)对此的解释却恰如其分。
创业文化在促使企业家阶层生成时存在两个作用机制:(1)自上而下型推动机制。它是指创业文化首先由政府倡导,通过一些中间政策变量传递到民众终端,由民众自觉响应并完成创业活动,产生新的组织、产品和服务并因而诞生企业家阶层的生成路径:其一,创业文化首先由政府发现潜在的盈利机会,进而大力倡导,形成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通过制订一系列有利于民众创业的政策作为中间变量,传递着支持创业的强信号;其二,民众作为信息的受体,在政策信息的诱导下,遵循理性原则,参与创业实践;其三,与之伴随的是,大量服务于创业活动的社会组织的出现,帮助创业企业优化资源配置,减少交易成本。(2)自下而上型拉动机制。它是指首先由民众发现潜在盈利机会,通过一系列资源配置而实施创业活动,同时将创业活动的信号经由多种渠道自下而上地传递到政府,政府在认识到该种创业活动的获利机会后,制订相关有利于创业活动的政策变量,自上而下地再一次传递到民众终端,由民众进行微调以完成创业活动:其一,创业文化首先由民众倡导,形成一种民间意识形态;其二,获利机会的信息经由各种渠道传递到政府,促使政府发现获利机会、认可创业活动,制订一系列有利于民众创业的经济与社会政策,支持创业活动;其三,民众作为信息的受体,遵循理性原则,参与创业实践的企业家阶层趋于扩大;同时大量服务于创业活动的社会组织的出现,帮助创业企业进行资源配置,并减少交易成本。
三、区域经济文化的资源优化整合功能与区域企业成长
通常认为,计划机制是通过权威手段来配置资源,市场机制是通过利益导向来配置资源,我们认为区域经济文化作为第三个资源配置机制,主要是通过价值观念选择而进行资源优化整合。很明显,区域经济文化具有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功能。在我们看来,没有区域经济文化造就企业家阶层,企业就不可能大量普遍存在。进一步地,如果我们假设企业家资源与物质资源是企业资源的两极,那么中间必然存在着一个嫁接两者、由此及彼的桥梁。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是:什么因素能够促使企业家资源与物质资本充分粘合并促进企业内外资源优化整合?我们认为,区域经济文化决定着外来资源引进与区域自身资源开发的结合,新的产业结构形成和资源组合方式的确立,形成有利于区域企业成长的总体战略。
其一,优性区域经济文化增加创业者(企业家阶层)的数量、素质与主动性以促进资源整合。韦伯认为,近代市场经济的兴起不仅与特定的生产技术有密切的关系,而且与新教伦理有十分重要的内在联系。“宗教革命”所形成的新的精神气质培养了一批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须的要素:守纪律而且能够吃苦,具有奉献精神的劳动力大军;具有寓拯救于创业之中的企业家;理性的企业组织制度和理性的国家政治结构等等。首先,衡量一种文化能否是优性文化,是否对创业有积极促进作用,核心的标志在于这种文化能否培育大批具有创业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企业家。区域经济文化对企业家精神的孕育、形成、发展、发挥有潜移默化作用。其次,优性区域经济文化帮助创业者发现获利机会以增强创业欲望。获利机会的空间分布是随机的,同时又是稍纵即逝的,优性区域经济文化有利于创业者形成高度的职业敏感性,提高创业者的创业需求弹性与识别获利机会的能力并身体力行之。最后,优性区域经济文化提高了创业者素质。创业活动是一项从无到有的创造性活动,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干中学”,有利于提高创业者的全方位综合素质,即使失败了,也是宝贵的人力资本积累。在硅谷,一个创业者的创业失败,不仅不是污点,反而是一个奖章;一个有了几次失败经验的创业者,反而被各企业争相雇用。
其二,优性区域经济文化改变其它生产要素分布而促进资源整合。首先,增加了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可使用数量,提高了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利用效率。优性区域经济文化决定着外来资源引进与区域自身资源开发的结合,新的产业结构形成和资源组合方式的确立,以及资源的利用效率,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其次,优性区域经济文化观念通过判断前提和价值预设作用,影响发展主体对新事物的态度与新技术的采用,从而影响科技转化速度和科技贡献大小。最后,优性区域经济文化促进了人力资本的专业化分工。专业化分工的结果是,企业家阶层数量增大,一般人力资本数量减少且专业化水平更高,创造的社会福利水平提升,有利于企业家资源与其它社会资源的整合。
其三,优性区域经济文化对政府和社会(包括各种社会组织)产生倒逼机制,改善经济活动的软环境以促进资源整合。首先要求政府减少不合理规制,提高服务质量并增加优质服务数量,培养有利于企业“快生、做强” 的制度土壤。其次,优性区域经济文化要求社会改善软环境。软环境是非正式制度,具体表现为居民是否讲究诚信、理性能力是否发达、是否有较强的社会合作能力以及是否具有发达社会公德意识等价值观。软环境的好坏影响到市场秩序、投资水平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因而也影响到企业家资源与其它资源的整合程度。软环境能够改善两者的整合效率和整合方式以及发展路径。所以,马里亚诺•格龙多纳把人们的价值观分为“内在的”和“工具主义性的”,他认为“经济价值观都是工具主义性的”,而“持续发展所必备的内在价值观,虽然是非经济的,同时又是亲经济的。它们是非经济的,不会随着经济成就而消失;它们是亲经济的,将会不停息地推进积累的过程”[11]。
其四,优性区域经济文化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以促进资源整合。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市场经济的基本单位是交易,而交易的实质是产权交易。通过产权交易,包括生产要素在内的一切资源,就可以合理流动,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张五常认为,交易成本是除生产成本以外的一切实际发生的成本,它对交易实现与否以及交易效率的高低产生决定性影响[12]。优性区域经济文化能够促使人们产生合理预期,减少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能够增加人们重复交易的机率,减少监督成本;通过资源优化整合,降低摩擦成本。因此区域经济文化与自然资源、资金、人才、产业发展相耦合的程度,往往决定着区域发展模式的形成;区域经济文化把经济规律按照自己的要求复制出来,使之具有地方性的特色。
其五,优性区域经济文化促进企业制度安排演进并优化企业内部资源配置。优性区域经济文化对企业产权安排和制度变迁路径产生重要影响,以乡镇企业为例。在乡镇企业制度创新初始阶段,能人企业家凭借地缘、血缘关系和自身能力,通过人们对集体制的路径依赖与社区成员达成广泛的非正规合约,利用模糊产权组织生产、配置资源。但模糊产权的效率具有边界性,所以随着价值观念的时空变迁,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产权明晰度不断增强的私营模式成为一种重要的企业区域发展模式。优性区域经济文化促进企业内部资源配置表现为企业家的开放思维能够增加资源数量、提升资源质量并有可能将企业外部资源转变为企业可用资源;管理层的创新意识使内部存量资源通过再配置能够释放更大的能量;员工的合作意识能够使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
基于以上针对区域经济文化在资源优化整合功能方面的分析,我们形成一个相对简洁的分析框架(见图2)。为了能更为具体地说明优性区域经济文化之作用,我们进一步选取美国的硅谷模式和中国的温州模式这样两种颇具显著性的文化模式加以分析。事实上,两种差异性较大的文化模式在成功促成区域企业发展的作用途径上具有某种令人惊讶的一致性。
1.硅谷文化与硅谷模式。硅谷是通过创业来实现技术创新和高技术产业化的典范。从根本上来说,硅谷的成功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其特定的文化因素有以下六点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一是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创业精神。硅谷文化的重要特色就在于它具有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价值观念。硅谷人信奉:败又何妨(It is OK to fail)的价值观。冒险者的失败是一种经验,这种经验最终会推动冒险成功。二是容忍跳槽、宽容“背叛”的流动偏好。硅谷的工程师们养成了强烈的对技术进步的忠诚而不是对个别企业忠诚的职业精神,对风险的接受比对公司的忠诚更受重视。工程师们经常从一家企业转移到另一家企业,很少有人一直在一家公司工作,这已经被硅谷社会所认同。由大量的外国移民和人才不断流动构成的人力资源是硅谷的重要生产力。三是勇于竞争、重视合作的合作意识。硅谷的竞争者之间有一种协同文化,社会协作构成了硅谷发展的重大外部环境因素。竞争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就成了硅谷文化的一大特色。硅谷需要竞争,而竞争需要不断创新,创新又需要合作。在硅谷,几乎没有一家公司能够完全独立地生产一种产品,其商业模式通行外包。四是吃苦耐劳、开拓进取的创新意识。硅谷创业人发扬的是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硅谷一些企业如惠普和苹果是在废车库里起家的,地下室是著名的思科(Cisco)公司摇篮,雅虎的新世纪是杨致远在废旧拖车里谱写的,大学生宿舍也是一些高技术公司的诞生地。企业家创建一家公司成功后,往往卖掉这个公司,再去创办另一家公司,以此为乐[13]。五是包容开放、海纳百川的开放思维。六是守约守信、互相信任的信用观念。正是硅谷文化使硅谷模式成为全世界高技术发展的经典模式。
2. 温州文化与温州模式。温州文化有以下特色:一是勇于创业而又坚忍不拔,有炽烈的企业家精神和自主自强意识。温州人血管里流动的是创业的热血,温州百姓不依靠国家投资,也不依靠外资,甚至不需要政府的动员,在强烈的创业致富欲望和冲天热情驱使下,家家户户自觉投身于创基立业的进程中。二是争当老板而又不断开拓,具有超前的创新意识和强烈的领先意识。温州人“人人想赚钱、个个当老板、处处创事业”,敢为天下先,敢争天下强,“宁为鸡首、不为牛后”。三是务实而不取巧,踏踏实实地做实业,有超常的市场意识和经营头脑。温州人能进能退,“既能睡地板,又能当老板”;既能享受最好的,又能承受最差的;自豪不自满,昂扬不张扬。“温商”与“潮商”不同的走势在于“潮商”偏重贸易而“温商”则以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为基础。四是勤劳而又敢冒风险,有特别敏锐的洞察力,善于发现市场潜在的需求,有鲜明的吃苦冒险品格。温州人敢冒险,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创业,有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五是竞争而又合作,重视产业的“扎堆”效应和创业者之间“扎团”理念,重双赢,求共生共荣。温州出“群商”,企业采取群落式的发展格局。温州人具有“帮带”的特点,即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发现了市场机会,就会有三亲六眷、朋友老乡尾随而来,规模越做越大,占领当地市场。这种“帮带”现象为企业发展创造了很好的社会网络[14]。六是敢于离土又离乡、四海为家、到处闯荡,既有模仿力又有渗透力。温州已把市场建到国外去了,如在意大利、巴西、美国、荷兰、俄罗斯等都有温州人办的市场。正是温州文化使温州模式成为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经典模式。
对两种模式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个方面的重要结论。首先,温州和硅谷的文化模式弘扬创业文化与创新精神:一是敢于创业、实现自我的创业情结;二是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三是踏实平和、稳健成长的创业心态;四是开拓进取、勤奋学习的创业思维;五是开放创新、沟通合作的创业意识;六是将创业企业做大变强的强烈创业冲动。这两类文化具有优秀文化的显著特征,民众的创业文化能够将人力资本的主观能动性与技术、项目和资金进行充分粘合,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因此在这两个区域,创业精神成为一种时尚,一种文化。其次,温州和硅谷的文化模式弘扬合作观念与信用意识。一是精诚合作的优秀文化,促使创业者们相互支持,分享技术与市场信息,因而新的创业企业具有许多后发优势,特别有利于创业企业诞生与快速成长;二是由同事、朋友、亲戚等组成的非正式组织,帮助创业者们分享市场信息,为创业者们提供技术支持并给予财务资助,极大地减少了企业的运作成本和交易成本。
当然移民文化在硅谷文化中占有特别重要地位,而家族主义(或泛家族主义)文化在温州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是两类文化的显著区别。相比较而言,硅谷的移民文化特征有两个比较优势:一是比较有利于集聚优秀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有利于地区产业升级的高科技演进路径;二是表现在企业治理机制上,有利于突破家族主义的人力资本瓶颈,拓宽资源使用空间。尽管温州模式曾经取得过巨大成功,但是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也潜伏着许多问题。因此,就温州文化和温州模式而言,还需要不断演进。
四、重塑区域经济文化,推动区域企业成长的战略思考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民众的创业创新文化是区域优性文化的主体;区域的社会制度文化是区域优性文化的重要有机构成。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不仅需要民众个体的创业创新精神,而且需要一个良好社会制度文化;如果民众具有创业创新的动力与热情,政府和社会就应该通过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促使民众创业创新活动实施。
同时,笔者还认为企业发展状况是与区域文化相联系的。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占居主导地位的不是创业文化,而是守业文化;不是冒险创新文化,而是“小富即安”文化。几千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老百姓清心寡欲,淡薄名利,求稳怕变,甘于清贫,因而在思想观念上具有十分典型的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保守性。他们怕担风险,少有开创精神,满足于虽然贫寒,但却安稳平静的日子。计划经济时期的创业文化突出表现了“国家创业、政府指令、民众执行”的特点,在民众层面上反映出来的只有从业文化,缺少萌发创业意识的气候和土壤[15]。由于文化观念落后,进而导致民间投资不足、部门协调不足、政策引导不足、制度创新不足,严重阻碍区域经济发展。
从战略层面考虑,为了加快区域经济发展,促使企业“快生”、“做强”、“活长”,就必须弘扬区域优性文化,实现观念转变,以区域优性文化促进经济发展。具体包括以下六个方面:一是政府应该营造鼓励创业的文化氛围,实现从官本位思维向商本位思维转变。官本位文化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重商亲商文化有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二是要求政府和社会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提供制度支持,实现从墨守成规、小富即安向勇于创新、大富思进转变。要鼓励民众改变“小富即安”和“固步自封”的传统封闭价值观,形成以追求卓越,鼓励冒险,宽容失败,重视创新为代表的开放价值观。三是整个社会应该建立鼓励合作、保证合作各方利益的机制体系,实现从利已独赢向合作共赢转变。市场经济要求分工,分工就必须合作,忽视合作的分工只会减少参与主体的利益分配,同时降低了社会福利水平。“只顾自己,不管他人”的独赢观念的结果是既损害了他人,又损害了自己。现代社会需要从独赢意识向共赢观念转变。四是采用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促进信用文化的渗透扩散,实现从重即期利益向重长远效应的转变、从守财向守信的转变,提高信任度。五是政府和社会应该减少生产要素尤其是人力资本的流动壁垒,倡导民众的开放思维与流动意识,实现从封闭静态向开放动态转变。六是减少不规范的商业伦理,促使企业家自身具备精细意识,实现从浮躁盲从向务实坚定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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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Economic Culture and Regional Enterprise Growth
Xu Tao1,2
(1.Shenzhen Press Group,Shenzhen 518009,China;2.Business School,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 430074,China)
关键字:区域文化;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青岛模式; 温州模式; 区域文化交流与合作
青岛模式和温州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两种比较典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极大地推动了本区域经济的飞速发展，引起了广泛关注，研究者颇多。本文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了这两种经济模式形成的区域文化根源和各自的优劣势，倡导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交融与互补，促进区域经济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两种经济模式及其差异
（一）青岛模式
青岛模式是培育大企业、造就大品牌的区域性模式。青岛是我国拥有名牌产品与名牌企业最集中的城市之一，它拥有十个中国驰名商标，三十一个中国名牌产品，也是最早拥有国际品牌的城市，其中海尔是中国本土唯一入选的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一百个品牌之一；并于2004年跻身世界五百强；在中国最受欢迎的品牌和最具市场竞争力的品牌评比中，青岛入选数量在国内名列前茅，被公认为全国拥有名牌最多的城市。同时青岛还有一个独特的“企业家扎堆”现象，在2004年全国优秀企业家评选活动中，青岛同时有三位企业家入选。一个沿海中等城市，短短十几年内，同时拥有如此众多的知名品牌和知名企业家，引起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并把这种大企业云集、名牌集聚、企业家荟萃的经济发展模式称为“青岛模式”。
（二）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是中国最具民营化特色的区域性模式，在温州“人人讲经商，家家有企业”，形成了“以户、村为基本生产单位，以民营企业为支撑，以小商品市场为交易中心，以农民能人为创业带头人”的经济发展格局，其显著特点是经济发展起步于家庭经济，民营经济是其主要的经济形式，这种经济格局在改革开放之初，促进了温州县域经济的飞速发展，并同时影响、带动了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创造了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神话，被经济学界称为“温州模式”。
（三）两种模式的差异
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是两种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其不同之处下面予以浅析：
1、从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看
青岛的名牌企业几乎都是国有企业或者国家控股企业，在青岛实施名牌战略的过程中，从国有或集体小企业壮大发展而来，如：海尔、海信、双星等十大集团，目前这些大企业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整个青岛工业经济的50%以上，体现了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优势与活力。而在温州几乎没有大型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大力发展的是民营经济，所有权与经营权统一，经济活力十足，民营经济的经济总量占温州经济总量的98%左右，除了电信、银行、电力等国家垄断领域，民营企业几乎无不涉足。温州的民营经济具有显著的家庭经营的特点，在这些民营经济中，不仅个体经济、独资业主制私营经济而且股份合作企业以及公司制企业，也都保留着家庭、家族的色彩。
2、从企业的发展战略看
青岛的大企业以品牌产品为基础，致力于实现国际化经营，向世界品牌目标迈进。如2001年第二期美国《家电》杂志对全球前10位家电制造商进行了排名，海尔集团名列第九强，位列日本日立公司之前。温州经济是集群经济,所谓集群经济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中，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大量产生联系密切的企业在空间上积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经济现象。在温州，往往一个村或邻近的几个村，形成某一类或某一种产品的产销基地，一个镇或几个镇形成一类或一种产品的产销基地，从而体现了温州集群经济的优势。
3、从企业决策层看
青岛拥有高素质的企业家群体，他们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在市场竞争中是理性的决策人，他们在同一个城市中共生共荣，相互借鉴，良性竞争，合作共赢，“君子和而不同”，构成青岛企业家群体的独特现象。而温州自古就有重商传统，全体温州人都崇尚经商，人人都是“小老板”，人人都是自己企业的决策者。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是差异较大的两种经济模式，但他们在同样的改革开放的环境下，具有同样的外部环境，产生差距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导致两种区域经济模式不同的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区域文化的差异。
二、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形成的区域文化根源
（一）青岛模式形成的文化根源
1、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青岛地处山东胶东半岛，孔子的故乡曲阜距离青岛仅几百里地，因此青岛的传统儒家文化比较浓，青岛人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中较多的渗透着传统儒家的精髓：
（1）“义”与“信”。义利关系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孔子把“义”看作人立身做事的根本，坚持谋求物质利益必须建立在合乎道义的基础之上，他主张“见利思义”，亚圣孟子也主张“以义制利，以义胜利”。儒家另一个极力倡导的品德即是诚信，孔子曰：“民无信不立”，“信近于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也曾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在这种思想的教化、熏陶之下，青岛人格外具有道德感，“求利不贪财”，他们认为企业固然是求利的，但求利的行为首先要放到为社会、为大众服务的价值取向上，讲求信誉，推崇“德是根本，财是末端”，并在企业的经济行为中体现出来，正因为如此，青岛的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了声誉，打响了品牌，一步步地发展壮大。
（2）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大学》曰：“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这种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之下，青岛的企业家具有强烈的政治抱负、事业心以及社会责任感，把企业的发展看作是自身的职责以及自身社会价值的体现和政治抱负的实现。比如海尔精神“敬业报国，追求卓越”即是这种思想的生动体现。
2、近代西洋文化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19世纪末青岛沦为德国的殖民地，德国为了达到对青岛长期统治的目的，耗费巨大精力与财力，不惜巨资建设青岛港口、铁路、城市建筑，从客观上发展了青岛的基础设施、基础工业，为贸易往来、海洋作业等行业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设施保障。但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观念及其技术条件也随之而入，现代法人制度也随之进入青岛。正因为历史的传统，青岛的大企业在外部条件适宜时，纷纷进行了改制，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引进西方现代管理制度，运用现代人才管理理念，吸纳人才，提升科研开发能力，并建设了各具特色的企业文化，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凝聚力与竞争力。
3、政府制度文化因素。青岛市委、市政府大力扶植名牌企业，为企业的发展和品牌的诞生消除制度上的障碍，较少对企业进行干预，形成“大企业，小政府”的政企关系，把自己的主要职责定位于营造最宽松的环境，放手让企业按照自身特点和内部规律，在市场竞争中自由的发展，但在企业发展的关键环节上又给予大力支持并采取有力措施，特别是在企业的一些重大项目上，政府根据需要实行重点帮助和扶持，如促成了青啤与美国ab公司、海尔与日本三洋、海信与日本位所等的合作，从而促进了企业的良性发展。同时政府积极保护、推广、宣传名牌企业，为培育品牌产品提供技术和管理保证。政府的支持和企业家的适时决策相辅相成，共同搭建了国有企业的成功之路。另外，青岛市委、市政府还注重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坚持把党管干部原则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破除求全责备，论资排辈，简单套用党政干部标准选用企业干部的观念，用发展的眼光选人用人，大胆启用年轻干部，如张瑞敏、汪海、周厚健、鲁群生等一批企业家在35岁左右就被任命担起了重任，这就造就了一支相对稳定的高素质企业家队伍，为青岛大企业的发展培育了最重要的人力资源。
（二）温州经济模式形成的文化根源
地处偏僻的沿海边远地区的温州，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具有巨大影响力和魅力的经济奇迹的深层次原因就是温州的区域文化的独特魅力。
1、地理资源因素的作用。温州的地理环境十分独特，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山多为高山，两条大江横贯其中，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灾害性气候，三面高山一方面挡住了北方冷空气的侵袭，另一方面海上暖湿的东南风在这里受阻上升形成雨水，虽然雨水充沛，但同时也加重了台风的危害，据统计，台风每年侵袭温州两次，其中一次危害较大，气候条件非常恶劣。温州的这种地理环境使得温州能用于农业种植的土地很少，人均不足0.4亩，靠种田难以维持生存。正是这样的地理资源环境造就了温州人吃苦耐劳，敢闯敢干的冒险精神。
2、传统的重商主义文化的影响。温州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温州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南宋时期，温州出现了“永嘉事功”学派，又称功利学派，该学派最早提出了“事功”思想，用功利来衡量义利，主张利与义的一致性，反对传统儒家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提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无用之虚语尔”。坚持“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治理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即发展工业与商品经济，并指出雇佣关系与私有制的合理性。永嘉学派的这种价值观在不断的演进过程中，有力地塑造和强化了温州的民间心理与文化模式，并内化成了温州人心中的重商观念、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和拼搏精神以及经商理财、富人为本的经济思想。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一旦一种独特的有力发展轨迹建立以后，就能引起一系列的外在外在性、组织学习或效仿的过程，也就是说，人们在选择一种行为模式或发展路径之后，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总会按原来的路径发展下去，而且依赖初始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在改革开放之后的政策环境下，温州传统的经济活动路径制度无疑显示出了强大的经济驱动力，指导着温州人的经济行为，激发了温州人的商业潜能，促进了本区域经济的发展，渐渐形成了温州模式。
3、温州浓郁的家庭文化氛围。家庭文化，是指文化在家庭的呈现形态，包括文化的内容和存在形式。广义地理解，家庭文化包括特定时期社会家庭所体现出的生产方式、物质消费方式、精神消费方式以及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等。狭义地讲，家庭文化主要是指特定时期社会家庭所体现的精神生活方式，包括思想观念、价值追求、文化在特定家庭的存在方式、家庭成员的文化行为方式等。温州经济起步于家庭经济，家庭内的成员彼此了解，这有利于家庭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依据各自的特长而合作分工，既降低了管理的成本，又提高了经济效率。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文化底蕴、文化氛围、价值观、经营观、创造精神乃至劳动者的文化素质等培育出了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三、正视优劣，取长补短，促进区域间文化经济互动发展
一个区域的文化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先进的文化因素和落后的文化因素，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讲，先进的文化因素是指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文化，反之则属于落后的文化因素，区域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软环境，因此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具有优劣势。
（一） 青岛模式的优劣势
就青岛模式而言，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拥有实力极强的大企业。这些大企业的生产领域大多是高新产业，企业开发能力强，产品走出国门远销海外，具有融取外资、赚取外汇的能力，在市场竞争乃至国际竞争中具有抗御风险的能力；拥有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能在企业的经营中做出理性的决策，等等。但就整个青岛经济而言，其劣势是民营企业不发达，市场经济活力不足，人们受传统儒家的“重本抑末”、“官本位”思想意识的影响，不愿脱离集体，安于现状，市场意识差，因此青岛的打工者多，老板少，市场培育不成熟，市场经济不发达。正如钟朋荣所说：“青岛经济这片森林主要是由几棵大树支撑着，……”这从青岛整个区域经济发展来看，显然是不健康的。
（二）温州模式的优劣势
温州模式的优势在于温州经济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人们的经济活动遵循着市场交换的规则，市场机制全面调节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温州的民营企业非常发达，温州有近10万家民营中小企业，除了邮政、电信、电力、银行等部门之外，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由这些中小企业来进行，温州人人争当老板，市场经济动力十足。但是由于这些民营企业大多是家族式企业，而家族文化具有封闭性、落后性以及不规范性的特点，对优秀人才尤其是管理人才的引进具有排他性，因此管理相对简单，未能建立起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因而企业普遍较小，很难做大作强，因此温州的民营企业有一个奇怪的3000万现象，即一个企业资产达到3000万时必然分家；其次产业结构落后，这些家族企业大都以劳动力密集型的轻工业等传统经济为主，高新技术类产业几乎无人涉足，在国内市场竞争中都很难站稳脚跟，更毋庸说参与国际竞争，这必然导致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再次，温州的民营企业大都重视利润的实现，而对企业文化重视不足，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在很大程度上对管理者的思维和决策施加影响，一个没有自己企业文化的企业其经营往往是随波逐流，员工缺乏凝聚力和主人翁意识，企业难以健康持续发展。
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出，青岛模式的优势正是温州模式的劣势所在，温州模式的优势正是青岛模式的劣势之处，要想打破两种经济发展模式的瓶颈，实现经济模式上的新突破，关键在于破除本区域的区域文化定势，进行区域间文化经济的交流与合作。
这两个区域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据报道，青岛模式握手温州模式，各取所长，各取所需，青岛模式看重的是温州的民资发达，民营企业竞争机制灵活，借鉴其经验，以壮大自己的民营经济实力。而温州看重的是青岛在外资的引进、大企业的规模、品牌的数量等方面的优势，借其经验努力培育自己的大企业大集团。唯有如此，这两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才能克服发展中的“症结”，获取新的活力，摆脱“日暮穷途”、“终结者”的命运，实现区域经济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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