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1977)《垄断竞争与最优产品多样性》(Monopolis-ticCompetitionandOptimumProductDiversity)一文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发表,标志着新贸易理论及相应的新经济地理理论的产生。与传统的以新古典经济理论为基础所决定的企业区位选择、区域生产力布局及区域发展模式观点不同,该理论从运输成本的降低及由此所引起的聚集经济、递增收益、规模经济性、外部性或者说溢出效应(如技术的溢出效应)等角度探讨企业区位的选择及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等。许多经济学家对此作了深入的研究,如克鲁格曼(Krugman)、马丁(Martin)、阿明(Amin)、弗塞尔(Feser)、伯格曼(Bergman)及沃纳伯尔斯(Venables)等。
1•新经济地理理论中的区位理论。克鲁格曼(1991)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递增收益与经济地理》(IncreasingReturnsandEconomicGeography)一文通过一个简单的模型说明了一个国家或区域为实现规模经济而使运输成本最小化,从而使得制造业企业倾向于将区位选择在市场需求大的地方,但大的市场需求则又取决于制造业的分布。所以,中心—边缘模式的出现依赖于运输成本、规模经济与国民收入中的制造业份额。他与大部分经济学家所运用的马歇尔(Marshall)的外部性经济概念不同,马歇尔的外部经济认为,企业区位聚集有三个原因:第一,几个企业集中于一个区位提供了特定产业技能的劳动力市场,确保了较低的失业概率及劳动力短缺的可能性;第二,地方性产业可以支持非贸易的专业化投入品的生产;第三,信息的溢出可以使聚集企业的生产函数好于单独企业的生产函数。①而克鲁格曼却注重一般性的外部经济,而不是特定于某一产业的外部经济,所以,其外部经济概念是与需求及供给关系相联系的,而不是纯粹的技术外溢效应。格斯贝茨与施姆兹勒(Gersbach&Schmutzler,1999)通过模型探讨了存在产业外部与内部外溢效应条件下的生产与产品创新的地理分布,以及对产业聚集的影响。他们认为,递减的联系成本支持产业的聚集,同时也存在产品创新的多重均衡。产业群内企业的竞争与合作效果可以达到两阶段博弈的子博弈完美均衡,这通过美国硅谷的经验而得到证明。瓦尔兹(Walz,1996)的研究结果表明,地方的经济增长起因于产业部门的地理集中所表现的持久的生产率增长,这同样与技术等要素的溢出效应密切相关。
他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导致递增的生产与产品创新的区域集中。弗塞尔与伯格曼(1999)通过区域与产业群的概念,系统地阐述了形成聚集优势的理论基础:外部经济、创新环境、合作竞争与途径依赖等,并且还通过价值链与投入—产出途径来确定产业群的存在,通过区位系数、网络分析等对产业群进行分析。马丁(1999)探讨了存在聚集经济条件序列区位竞争的结果,他通过模型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存在聚集经济时,赢得第一次的区位竞争使得一个区域对下面的企业更具吸引力。所以,第一个企业可能获得较高的财政激励,而第二个企业则可能获得的补贴较少,但其却从产业聚集的外部经济中获益。对较早的投资吸引所获得的动态的或者说长期的效果可能超出其直接的经济效果,因为这对以后的产业吸引形成一种区域环境。而这种第一次区位竞争的动态竞争力也使得对序列竞争的补贴或者说激励趋增,从而引起区域之间的恶性竞争。马丁的模型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决定及产业的地理集中进行了预测,指出了第二个企业选择与第一个企业相同区位的可能性,因此也就有可能形成一个产业群,在同一区位的企业随着外生的(自然的)相对成本优势与内生的(获得的)聚集优势的增加而增加。由于赢得第一次区位竞争对区域发展具有如此的动态经济效果,因此各区域内为吸引新企业进入提供各种激励措施。但埃利斯与罗格斯(Ellis&Rogers,1997)利用博弈论分析了各区域利用激励措施吸引新企业进入所面临的囚徒困境状况:它们为吸引新企业进入而提供激励,各区域之间为争夺企业而进行的竞争便从此开始,区域提供给企业的激励最终可能会超出其对该区域的真正价值,使得区域清晰地知道如果没有区位竞争它们或许会更好。传统的区位理论侧重于工业区位。而新经济地理理论则将工业区位理论延伸到办公区位(OfficeLocation)、零售区位(RetailLocation)等。泰姆泊尔(Temple,1994)在把办公活动分为三类的情况下分析了办公区位的选择。她认为,传统的工业区位决定因素对于决定诸如会计、广告及市场营销等服务部门的办公区位并没有多大作用,这些部门本身会产生自身的外部规模经济,而正是这种外部经济性的存在,使得金融与市场营销等部门会聚集或定位于城市中的相同地区,即这种外部经济性产生了自身的动向或推动力,从而成为决定办公区位的一个决定因素。当然,对产业聚集地也有另外不同的观点,如哈德、瑞斯与斯文森(Head、Ries&Swen-son,1999)推测群居行为(HerdingBehavior)可能导致产业群;而Decoster&Strange(1993)则提出了问题可能是隐藏在聚集之后的一种重要作用力的观点,这主要涉及经理人员决策制定的声誉成本问题。
2•新经济地理理论中的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将距离因素以运输成本的方式自然地纳入到整个理论体系中去,从而改变了传统的不考虑运输成本对贸易产生影响的看法。而运输成本的减少也就成为新经济地理理论中聚集现象发生及增长方式转变的原因,并以此来回答传统的贸易理论所不能回答的事实:(1)贸易量随距离的增加而迅速递减;(2)价格在区位之间并不相同,地点之间的距离越远,差异也越大;(3)要素回报在国家之间并不均等;(4)不同国家的行业生产率差异很大。地理位置虽作为贸易量的一个重要解释变量,但在传统的贸易理论中,其理论含义并没有得到强调。距离及其相联系的成本不但决定着贸易流量,而且也决定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区域贸易方式、产业结构、要素价格与收入差异等。克鲁格曼(1991)利用简单的两区域模型、农产品无运输成本假定和萨缪尔森(Samuelson)的“冰川”(Iceberg)型工业品运输成本来说明区际贸易的产生及最终的中心———增长模式,即每一单位的工业品从一个区域转移到另一个区域,只有一部分能够到达。而这部分工业品与区域运输成本呈反比例关系,或者说是运输成本的倒数指数,它也是决定区域收敛或发散的最终参数。且有两种作用力———本国市场效果与价格指数效果使得区域趋向发散,而另一种作用力———本地农产品市场的竞争度使区域趋向收敛,而最终是否收敛或发散则取决于两种作用力的比较。
沃纳伯尔斯与李冒(Venables&Limao,1999)在利用传统的李嘉图及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并将运输成本纳入到理论中去时,发现要素禀赋与要素密集度并不是确定贸易方式及生产方式的充分条件,这也依赖于国家或区域的位置———特别是与经济中心的距离及物品的运输成本。而且,他们还给出了运输倾向性的确切定义,它依赖于运输最终产品及用于生产的中间产品的成本。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距离还降低了实际收入。它对不同要素价格的影响却显得较为复杂,这依赖于运输密集度与要素密集度之间的相互作用。运输成本使偏僻地区的实际收入降低,但减少运输成本却并不能必然使所有区域受益,由此所引致的供给反应将导致贸易量的变化,典型的情况是运输成本的降低可能会导致相对偏僻区域的实际收入增加,而却减少了欠偏僻区域的实际收入。当然,偏僻区域并不必然是一个活动贫乏的区位,因为它们的距离已经反映在它们的要素价格水平上。新贸易活动的区位选择相对于已有活动的密集度而言,依赖于要素密集度与运输密集度。伊顿与考图姆(Eaton&Kortum,1999)不但将地理因素而且还将技术因素纳入其贸易模型,并探讨了贸易获益、贸易使技术的收益扩散、技术与区位决定专业化的模式、移民对工资的影响、关税减少的结果等五个方面。他们认为,自由贸易使各国都会受益,小的国家可能比大的国家获益更多,这与后面要讲的新区域主义的观点相类似。而一个国家(或区域)的技术进步可使整个社会福利水平提高,技术扩散的受益大小则取决于受益国的资源与扩散国之间的相似性等状况。
3•新经济地理理论中的收敛及发散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提出区域收入趋同后,随着以罗默(Romer,1986)与卢卡斯(Lucas,1988)为代表的内在增长理论的延生,在20世纪80年代小阿莫斯(AmosJr,1988)提出了“在经济发展后期阶段区域收入趋异”的假说。罗默指出标准的索罗增长模型的技术假定会导致贫困国家或地区将经历较快的增长,但由于递增收益概念的引入,并且通过利用该概念建立的理论模型所得出的结论与战后各国的经济增长情况基本上保持一致,没有出现较贫困的国家与较富裕国家收敛的趋势,也即现实中的区域发散性。这与新经济地理理论相似,因为新经济地理理论主要从聚集经济、外部性等内生增长的角度探讨区域经济增长。对于区域发散的观点主要有三种解释:(1)生产技术内生地有利于技术领先者,这使得存在递增收益条件的结果是富者越富,差距越来越大。这是因为技术因素是决定区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技术能否扩散影响到区域不对称性的延续,进而影响到区域的收敛与发散。基凡奈蒂(Giovannetti,1999)则在区域不对称的演变过程模型中指出,作为由不同区位企业适应性决定的结果,区域不对称(主要是技术方面)具有四种均衡状态:持续不对称(PersistentAsymmetry)、蛙跳式(Leapfrogging)、保持进步(ForgingA-head)与追赶式(Catchingup)。他认为,持续不对称不会被企业所采纳;蛙跳式是低质量企业采纳的方式;保持进步则是高质量企业采取的方式;追赶式是每个企业都能采纳的方式。(2)鲍默尔(Baumol)与巴罗(Barro)等人认为,虽然收敛是最终的结果,但只有拥有一定人力资源基础的地区或国家才能够利用现代技术保持收敛趋势。一个贫穷的国家只有在一定的人力资本基础上才能比较富裕国家增长得更快。而多瑞克与圭根(Dowrick&Ngugen,1989)则认为,收敛只会发生在最富裕的国家,特别是经合组织(OECD)国家,所以被人们称作“俱乐部收敛”(ClubConvergence)。(3)巴罗与萨拉—艾—马丁(Barro&Sala(I(Martin,1991和1992)等人提出的条件收敛(ConditionalConvergence)观点认为,尽管国家现在的收入水平与长期趋势之间的差距越大,其增长也就越快,但由于没有长期增长的潜能,致使最终趋向发散。但不管是哪种观点,如果从内生增长或递增收益的角度探讨区域收敛或发散问题,这些观点所得出的结论对于贫穷国家的来说则是较悲观的。
二、新区域主义的兴起
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的形成,经济学家及贸易理论家特别关注两个问题:一是世界区域贸易新格局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社会福利?二是区域主义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多边贸易的自由发展?这种新区域主义(NewRegionalism)观念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它与二战后传统的或者说是旧的区域主义观念(OldRegionalism)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多边的自由化更加完全;二是经济欠发达国家已经放弃了闭关自守、反对市场经济的做法,其政策也是尽量加入到多边贸易体系。埃思尔(Ethier,1998)认为新区域主义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1)当代区域主义一个典型的特征是,一个或更多小国家把自己与一个大国联系在一起;(2)小国正式或者已经实施了重大的单边改革;(3)区域协定很少只强调贸易壁垒,这通常涉及到深层次的一体化问题;(4)成员国之间的自由贸易还并不是全部,自由化的程度是适度的;(5)所达到的自由化基本上因小国的让步而实现的。这种新区域主义的形成也许是对多边贸易体系所作的一种内生反应,它能将转轨国家成功地纳入到多边贸易体系中,而多边主义自身却不能完成这种使命。当然,新区域主义的形成同样影响到企业的区位选择、区域经济增长方式选择及收敛性问题等等。汉森(Hanson,1998)通过实证分析探讨了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及经济一体化对各国产业区位选择所产生的重大影响。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加拿大、墨西哥及美国生产的空间组织发生了变化。在墨西哥,与美国的经济联系使得原来的墨西哥城工业带就业人口迅速减少,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北墨西哥工业区就业人数的迅速扩张以及熟练工人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经济一体化对美国与加拿大的产业区位影响则相对较弱。当然,与墨西哥边界邻近的美国城市,其就业的增长与邻近墨西哥区域的进口密切相关。
曾经把社会主义分成不发达阶段和比较发达阶段，但是接连不断的“左”倾错误中断了对社会主义本身发展阶段的继续思考，出现了忽视发展生产力、急于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的“穷过渡”。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结合国情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的思想。
（一）社会主义不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
严格区分了两个过渡时期，指出“列宁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是指从无产阶级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并不是指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而“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从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过渡阶段”，强调“会主义阶段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经阶段，不能跳越”。这种区分，是针对社会主义建设中，很多人混淆两个过渡时期的界限，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就是社会主义的建成而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的实践，要求人们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准备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
（二）社会主义本身也有自己的发展阶段
依据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三段论。指出：“在社会主义阶段内，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本身也有自己的发展阶段。例如从人民民主革命胜利、无产阶级建立以后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1949—1957年），这是一个阶段，这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从全面建设开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又是一个阶段；从社会主义建成到向共产主义过渡，这又是一个阶段。”关于社会主义本身也有自己的发展阶段理论，继续了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探索。
（三）社会主义不可能是短期的和轻而易举的阶段
既然社会主义阶段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必经阶段，那么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就成为能否实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关键。要完成为共产主义大厦建立基础工程的任务，社会主义阶段必须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建立坚实的物质和技术基础，而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建立坚实的物质和技术基础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轻松完成的，尤其是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更加艰巨、道路更加漫长。因此，社会主义阶段“不可能是短期的和轻而易举的阶段，而必然是比较长期的，需要艰苦奋斗的阶段”。
二、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反作用于经济，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和政治关系问题的辩证法。但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人们往往只强调无产阶级的政治，而违背经济规律，“认为只要政治挂帅就行”。针对仅政治挂帅而忽视经济规律的“左”倾错误，深入论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一）政治反作用于经济，但政治最后或归根结底仍然由经济决定
毫无疑问，在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下，无产阶级政治必然应当成为经济建设的指南针，为建立和发展新的社会主义经济服务。但无产阶级政治要实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经济利益，必须从实际出发，从一个社会当时的经济状况和经济条件出发，“对那个社会的经济情况作严格的科学的分析和研究”，无产阶级政治对经济建设的服务“必须建立在对经济状况的科学认识上”，因此，从根本上说，“经济不仅是政治的出发点，而且也是它的归宿点”。
（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衡量党的政治路线的标尺
无产阶级政治反作用于经济建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直接表现为党和国家的经济政策，经济计划和许多具体经济措施，“但这并不等于说党和国家可以违主义经济规律而为所欲为”。无产阶级政治就一个长的历史过程来看，它不仅不能改变经济规律的必然趋势，而且它本身作用如何，最终由经济建设来评价。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政治路线究竟正确与否，正确的程度如何，无产阶级的政权究竟巩固与否，巩固的程度任何，最后都要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就和成就的大小来衡量”，因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巩固无产阶级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三、社会主义经济的调节
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在落实“八字”方针的过程中有限地恢复了农村集市贸易，活跃了城乡和地区之间的物资交流，对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国营商业对流通领域的控制有一定的突破。对国家开放农村集市贸易的政策表示拥护，并结合实地调查，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调节的思想。
（一）开放全国物资交流市场
认为，要发挥市场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持续稳定地活跃物资交流，不仅应该“坚持中央发展集市贸易，使之成为经常的和固定的集市贸易方针”，而且突破妨碍物资物资交流和商品流通的一个地区内或各个地区之间的各种人为限制和障碍，开放全国物资交流的市场，而不仅仅限于本地集镇或本地区。“国家应多想方法使一个地区内和各地区之间物资交流的各种渠道畅通无阻。这样，使集镇市场既成为本地区经济生活的中心，又成为全国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做，不但有利于调剂本地区的有无，而且也有利于调剂各地区之间的有无，有利于挖掘全国许多没有动用的物资资源和潜力，有利于发展工农业生产和满足群众生活上和生产上的需要”。
（二）培育市场活动的主体
要活跃物资交流，发挥市场对经济的调节作用，还应该积极培育市场竞争的平等主体。认为，在市场活动中，“不但应该有国营商业、特别是供销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的贸易活动，而且也应该容许和利用合作商店、夫妻店、个体手工业者以及小商小贩的合法的买卖活动”。在规范市场行为、促进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问题上，对合作商店、夫妻店、个体手工业者以及小商小贩加强管理和监督是必要的，但“不要采取简单的行政措施，将其‘管死’，而要采取适当的经济措施，加以诱导和利用”，同时，“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应该在集市上积极活动，发展业务，在‘谁把生意做得更好’这一标志下同私商进行竞赛。我们要靠做生意的本领，即‘文明经商’的本领，而不靠简单的行政措施去赢得竞赛的胜利”。
（三）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调节经济
在调节经济、活跃物资交流的具体措施上，强调以价格为突破口，充分发挥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的作用。由于幅员广大，存在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和季节差异，同类商品也存在质量差异、批零差异和供销差异，“国家在集市贸易上的价格政策，要尽量灵活，尽量主动，不要僵化和被动”，“根据当时当地集镇市场上行情的变化，及时调整工农业产品的比价”，全国各地的物价指标“应该富有伸缩性”。总之，在市场活动中，市场主体“应该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的调节作用，使买卖愈做愈活，愈做愈大”。
四、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制度设计上明确要求实行按劳分配，但在实践上却存在对按劳分配的背离，造成了平均主义的恶果，既有损于公平的彰显，又妨碍效率的实现。针对长期以来在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方面的“左”倾错误，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分配方式的正确思想。
（一）按劳分配不是资产阶级法权
从廓清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产阶级法权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产阶级法权之间的区别出发，阐明了按劳分配的性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所谓资产阶级法权，“不但不存在对生产资料私有的权利，而且也不存在对工农的剥削、压迫的权利，而只是承认在实行按劳分配之后，还存在生活上的差别，生活水平上的不平等。这是平等劳动者间的不平等”。因此，按劳分配不能直接等同于资产阶级法权。同时，由于实现了人们劳动的平等权利，使用生产资料的平等权利，取得劳动产品的平等权利，按劳分配“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的现象”。所以，按劳分配，是历史的进步，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
（二）按劳分配是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学校
按劳分配不仅彰显了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而且促进了效率的实现。认为，按劳分配“鼓励劳动者多方面提高其技术文化水平和劳动的熟练程度，更多地发明创造，利用新经验新技术”，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生产的发展，也是人的发展”，“人的改造，又推动生产的发展”。这样，在生产发展与人的发展的不断双向互动中，促进了效率的实现。效率的实现，“为今日的社会主义服务，也为将来的共产主义服务”，“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着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因此，把按劳分配喻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学校。
（三）社会主义社会内正确的公私关系
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公私关系中，由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对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来说，私的、个人的利益和公的、集体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使公私之间存在矛盾，但这种矛盾也是非对抗性的，可以得到正确处理，使公私关系协调得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私的、个人的利益必须服从公的、集体的利益，但“公和私也不是完全隔绝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公的集体的利益不仅不违反这种私的、个人的利益，而且在公的集体的利益内就含有私的、个人的利益，即公中有私”。在按劳分配的实践中，“这种应得的私，是每一个人应该有的正当权利”。“在社会主义社会内，不但公中有私，而且在一定范围内，还允许公外有私。”农村社员从集体按劳分配的同时，也可以利用有利条件，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获得一些个人收入，作为按劳分配的补充。认为，按劳分配的补充，对农民个人和集体都有积极意义，“这是公私结合的一种辅助形式，在目前条件下还不能废除”。
一、循环经济理论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理念和发展模式
循环经济理念的产生，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迫使人类进行深刻反思。继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和经济学家鲍尔丁提出循环经济概念之后，1972年和1992年，联合国发先后表了《人类环境宣言》、《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正式提出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世界各国在倡导循环经济理念的同时，积极探索循环经济的实践活动。循环经济以“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为3R原则，以“资源一产品一废弃物一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模式，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经济增长模式。
二、循环经济是我党对我国经济发展理论发展和创新的重要成果
在我国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理论是最近几年才形成的。总书记在2003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贯穿到区域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和产品生产中，使资源得以最有效的利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2005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强调：“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从资源开采、生产消耗、废弃物利用和社会消费等环节，加快推进资源综合利用和循环利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又把“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我国重大的历史任务和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指导思想。
同时，我国政府为实施循环经济陆续出台了一些法律法规。1993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业污染防治会议上循环经济理论正式在中国亮相。2002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颁布。2003年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开始启动。其中，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科技问题被列为第十个专题。2004年，发展循环经济正式成为我国的一项国策，各级政府陆续出台了许多可实际操作的政策。日前循环经济的理念正贯穿到‘十一五’规划中，将成为“促进中国循环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规划”。
三、循环经济理论是指导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的科学理论
目前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只有运用循环经济发展观，才能处理和解决好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问题。因为循环经济理论既考虑资源的有限性、又考虑生态的承载力；既考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又考虑社会的协调发展；既考虑世界经济的发展，又考虑人类自身的发展。所以，循环经济发展观是指导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的科学理论。循环经济从本质上讲是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兼而有之的一种“双赢”的生态经济。循环经济依据自然生态的有机循环原理，通过将不同的企业、不同类别的产业之间形成类似于自然生态链的产业生态链，从而达到充分利用资源、减少废物产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的。循环经济模式倡导的是只有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没有真正废弃物的资源利用观，这是经济发展理论的重大突破，它打破了传统经济发展理论把经济和环境系统人为割裂的弊端，为传统经济转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
循环经济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主要在四个层面上展开：一是企业内部的循环利用；二是企业间或产业间的生态工业网络；三是废物回收和再利用体系；四是社会循环经济体系。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经济发展的问题不是速度快慢的问题，而是如何克服资源和环境两大瓶颈的问题。据专家测算，到2020年，只有实现以GDP衡量的单位经济产出污染排放总量降低到2000年的水平1／4以下，生态环境的产出效率提高到2000年水平的四倍以上，才能保证生态环境有所好转。因此我国国情决定了必须发展循环经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四、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平稳、较快发展
第一，要树立新的经济发展观、树立新的经济发展观是贯彻循环经济理论的前提。循环经济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统一起来，要求经济发展不仅要考虑经济总量的提高，还要考虑生态承载能力；不仅要关心经济的发展，还要关心我们的生存空间。要改变传统的单纯依靠资源发展的模式，走以生态工业、生态农业，和环保产业为主导的循环经济之路，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真正把建立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
第二，要运用生态经济规律来指导经济活动。循环经济从本质上讲就是生态经济，就是运用生态经济规律来指导经济活动。它是以资源高效利用干口循环利用为核心，以生态产业链为发展载体；以清洁生产为重要手段，达到实现物质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为“资源利用一绿色产业(产品)一资源再生”的闭环式物质流动，所有的物质和能源在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的利用，以便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
第三，政府要积极制定相关政策扶持和引导循环经济的发展。一是鼓励和支持大企业，参与循环经济工业生态系统的建设。进行政府采购时，优先安排向发展循环经济的企业购买商品或者服务。二是引导、推动并规范循环经济各个企业，进行资产重组，优化资源配置，开拓国外市场。三是在投资和消费上要制定有利于动循环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例如，投资于天然气工程建设，发展地铁、轻轨等交通设施等支持政策。
第四，采用有效的激励机制，把经济手段作为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有效机制。由于OECD国家实施了严格的“污染者付费”政策，废旧物资回收和综合利用企业可以得到废物产生者的资金补助，这是循环经济得以有机延伸的成功经验。我国虽然有“谁污染谁治理”的政策，但实施的效果并不好；因为我国企业一旦使用其他企业的废弃物，原来的废物产生者不仅不付费，还要向使用者收费，严重挫伤了企业的积极性。
第五，加快技术开发和创新的步伐，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要通过对经济系统的物流和能量流分析，设计发展循环经济的路径，研究开发循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技术，诸如能源综合利用技术、回收和再循环技术、环境监测技术以及网络运输技术等。
毛泽东曾经把社会主义分成不发达阶段和比较发达阶段,但是接连不断的“左”倾错误中断了对社会主义本身发展阶段的继续思考,出现了忽视发展生产力、急于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的“穷过渡”。张闻天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结合国情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的思想。
(一)社会主义不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
张闻天严格区分了两个过渡时期,指出“列宁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是指从无产阶级专政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并不是指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而“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从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过渡阶段”,强调“会主义阶段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经阶段,不能跳越”。张闻天这种区分,是针对社会主义建设中,很多人混淆两个过渡时期的界限,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就是社会主义的建成而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的实践,要求人们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准备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
(二)社会主义本身也有自己的发展阶段
张闻天依据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三段论。张闻天指出:“在社会主义阶段内,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本身也有自己的发展阶段。例如从人民民主革命胜利、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1949—1957年),这是一个阶段,这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从全面建设开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又是一个阶段;从社会主义建成到向共产主义过渡,这又是一个阶段。”张闻天关于社会主义本身也有自己的发展阶段理论,继续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探索。
(三)社会主义不可能是短期的和轻而易举的阶段
既然社会主义阶段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必经阶段,那么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就成为能否实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关键。要完成为共产主义大厦建立基础工程的任务,社会主义阶段必须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建立坚实的物质和技术基础,而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建立坚实的物质和技术基础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轻松完成的,尤其是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更加艰巨、道路更加漫长。因此,社会主义阶段“不可能是短期的和轻而易举的阶段,而必然是比较长期的,需要艰苦奋斗的阶段”。
二、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反作用于经济,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和政治关系问题的辩证法。但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人们往往只强调无产阶级的政治,而违背经济规律,“认为只要政治挂帅就行”。张闻天针对仅政治挂帅而忽视经济规律的“左”倾错误,深入论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一)政治反作用于经济,但政治最后或归根结底仍然由经济决定
毫无疑问,在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政治必然应当成为经济建设的指南针,为建立和发展新的社会主义经济服务。但无产阶级政治要实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经济利益,必须从实际出发,从一个社会当时的经济状况和经济条件出发,“对那个社会的经济情况作严格的科学的分析和研究”,无产阶级政治对经济建设的服务“必须建立在对经济状况的科学认识上”,因此,从根本上说,“经济不仅是政治的出发点,而且也是它的归宿点”。
(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衡量党的政治路线的标尺
无产阶级政治反作用于经济建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直接表现为党和国家的经济政策,经济计划和许多具体经济措施,“但这并不等于说党和国家可以违反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而为所欲为”。无产阶级政治就一个长的历史过程来看,它不仅不能改变经济规律的必然趋势,而且它本身作用如何,最终由经济建设来评价。张闻天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政治路线究竟正确与否,正确的程度如何,无产阶级的政权究竟巩固与否,巩固的程度任何,最后都要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就和成就的大小来衡量”,因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三、社会主义经济的调节
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在落实“八字”方针的过程中有限地恢复了农村集市贸易,活跃了城乡和地区之间的物资交流,对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国营商业对流通领域的控制有一定的突破。张闻天对国家开放农村集市贸易的政策表示拥护,并结合实地调查,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调节的思想。
(一)开放全国物资交流市场
张闻天认为,要发挥市场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持续稳定地活跃物资交流,不仅应该“坚持中央发展集市贸易,使之成为经常的和固定的集市贸易方针”,而且突破妨碍物资物资交流和商品流通的一个地区内或各个地区之间的各种人为限制和障碍,开放全国物资交流的市场,而不仅仅限于本地集镇或本地区。“国家应多想方法使一个地区内和各地区之间物资交流的各种渠道畅通无阻。这样,使集镇市场既成为本地区经济生活的中心,又成为全国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做,不但有利于调剂本地区的有无,而且也有利于调剂各地区之间的有无,有利于挖掘全国许多没有动用的物资资源和潜力,有利于发展工农业生产和满足群众生活上和生产上的需要”。
(二)培育市场活动的主体
要活跃物资交流,发挥市场对经济的调节作用,还应该积极培育市场竞争的平等主体。张闻天认为,在市场活动中,“不但应该有国营商业、特别是供销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的贸易活动,而且也应该容许和利用合作商店、夫妻店、个体手工业者以及小商小贩的合法的买卖活动”。在规范市场行为、促进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问题上,对合作商店、夫妻店、个体手工业者以及小商小贩加强管理和监督是必要的,但“不要采取简单的行政措施,将其‘管死’,而要采取适当的经济措施,加以诱导和利用”,同时,“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应该在集市上积极活动,发展业务,在‘谁把生意做得更好’这一标志下同私商进行竞赛。我们要靠做生意的本领,即‘文明经商’的本领,而不靠简单的行政措施去赢得竞赛的胜利”。
(三)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调节经济
在调节经济、活跃物资交流的具体措施上,张闻天强调以价格为突破口,充分发挥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的作用。由于幅员广大,存在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和季节差异,同类商品也存在质量差异、批零差异和供销差异,“国家在集市贸易上的价格政策,要尽量灵活,尽量主动,不要僵化和被动”,“根据当时当地集镇市场上行情的变化,及时调整工农业产品的比价”,全国各地的物价指标“应该富有伸缩性”。总之,在市场活动中,市场主体“应该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的调节作用,使买卖愈做愈活,愈做愈大”。
四、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制度设计上明确要求实行按劳分配,但在实践上却存在对按劳分配的背离,造成了平均主义的恶果,既有损于公平的彰显,又妨碍效率的实现。张闻天针对长期以来在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方面的“左”倾错误,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分配方式的正确思想。
(一)按劳分配不是资产阶级法权
张闻天从廓清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产阶级法权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产阶级法权之间的区别出发,阐明了按劳分配的性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所谓资产阶级法权,“不但不存在对生产资料私有的权利,而且也不存在对工农的剥削、压迫的权利,而只是承认在实行按劳分配之后,还存在生活上的差别,生活水平上的不平等。这是平等劳动者间的不平等”。因此,按劳分配不能直接等同于资产阶级法权。同时,由于实现了人们劳动的平等权利,使用生产资料的平等权利,取得劳动产品的平等权利,按劳分配“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的现象”。所以,按劳分配,是历史的进步,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
(二)按劳分配是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学校
按劳分配不仅彰显了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而且促进了效率的实现。张闻天认为,按劳分配“鼓励劳动者多方面提高其技术文化水平和劳动的熟练程度,更多地发明创造,利用新经验新技术”,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生产的发展,也是人的发展”,“人的改造,又推动生产的发展”。这样,在生产发展与人的发展的不断双向互动中,促进了效率的实现。效率的实现,“为今日的社会主义服务,也为将来的共产主义服务”,“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着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因此,张闻天把按劳分配喻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学校。
(三)社会主义社会内正确的公私关系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中国经济发展;启示
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摆脱了极度物质贫乏和活力不足的状况，获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现象。特别是近两年经济发展的下行压力较大，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不足、城镇化水平仍然偏低、第三产业发展不均衡、体制机制改革需要加快等问题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针对上述问题，学术界有很多不同观点。由此新自由主义学派，凯恩斯主义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等西方经济理论进入中国。但是笔者认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向还是需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马克思的经济发展思想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矛盾运动的实质内容和一般规律，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世界经济发展实践发挥了巨大作用。二是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经济发展思想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人民群众就会拥护，其积极性就能得到充分调动，国民经济就能得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本文侧重于从经济增长理论和人与社会全面进步的角度进行分析，找到一条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健康发展道路，实现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一、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理论
从生产一般角度看，一切社会形态的经济增长都是财富本身或其内容的增长;从本质上看，经济增长是生产力发展的直接结果。所以，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它的不断发展推动着社会经济持续发展。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运用程度，生产过程和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生产力主要受四个因素影响：一是劳动者;二是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即劳动资料;三是科学技术水平;四是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即劳动对象。在这四个方面的论述中，马克思对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科学因素的革命性因素作了深刻的论述。在他看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更是经济发展的引擎。因为，科学技术能促进整个生产力系统的优化，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将大大推动生产工具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改进，促使劳动者提高熟练程度和自身素质，促进生产向专业化和协调化发展，从而使人们能够更大规模、更有效地利用生产资料，更有效的改造自然、利用自然。所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科学技术不是作为第四项加到生产力三要素中去的，而是作为乘数乘到这三项上去，可用公式表示为：生产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发展越快，这个乘数增大就越快，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就越快。
二、马克思关于经济发展和人全面发展的理论
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认为，从人类社会一般角度看，任何社会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归根到底都是人类自身发展的手段，经济发展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
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人的异化”即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同自己的生产活动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的现象这一残酷现实，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剖析了资产阶级剥削工人的秘密，全面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并提出和论证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必然性。通过这种革命。使人从被异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全面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个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以说，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
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一方面，个人特别是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劳动产品的主人，不再受资本的奴役，工人不再为生产而存在，而是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进行从事劳动生产。另一方面，联合起来的个人成为社会生产与经济发展过程的主人，他们自主地从事生产而不再受生产工具与自发的生产过程的支配。随着私有制的消灭，人的异化的消除，供求关系也随之消失，人们将为了自身的需求提出社会需要，而且在社会需要的不断满足中使自身得到发展。
同时，“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发展，那就只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马克思看到了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本质的发展的真实联系。物质生产力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意义就在于：只有通过发展物质生产力，才能把由于自然和社会历史进程而不断赋予人的各种天赋和潜能发挥出来，不断提高和丰富人的需要、个性等，创造出人同对象世界的全面的丰富的关系，实现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才能不断地使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
三、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经济发展不仅是生产力的发展，也是社会关系的发展，而后者更强调人的发展。因此，科学发展既要强调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殊矛盾，又要重视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全面发展相结合。
（一）明确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不能单纯地把经济发展定位在经济增长上，如果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为了“数字”的增长，那就很容易走进原地徘徊的死胡同。
必须把经济发展的目的定位在维护和发展人民权益，强化国家法治，权力优化监督的广阔方向上，才能焕发强大召唤力。从深层次来看，邓小平“92 南巡谈话”之所以成功推动中国大步前进，正是因为其把改革的目标着眼在以市场经济冲破传统计划经济壁垒，把经济和企业的经营主导权，归还到民营和个体，以前所未有的开放胸怀，启动广大人民自主发展经营的无穷潜力，这也是中国重新腾飞的真正奥秘与动力。
发展经济学，就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结构转型过程、经济发展趋势、结构变化内在规律和发展因素各种内在关系的科学。概括地说，就是研究发展中国家从经济不发达状态向经济发达状态演化的条件和规律的科学，是发展中国家制定发展战略的基本科学依据。发展经济学的任务是：最切合实际地分析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本国或者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把握发展的趋势，指导制定科学的发展思路，发展战略和有关发展的政策，进行科学的投资决策；在长期的过程中，成本最小、时间最短、最节约稀缺资源地完成从经济不发达到经济发达的过渡，即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
首先，发展经济学要研究经济发展的一般条件和特殊国情，探索和研究如何开发、创造和充分利用经济发展的各种条件；其次，发展经济学应当揭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趋势；第三，发展经济学还应当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为发展中国家选择经济发展道路，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各项重要政策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二、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体系和分析方法
发展经济学作为研究发展中国家从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演化过程的一般规律的经济科学，有其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首先，要概述经济发展的一般原理，包括发展中国家的性质、结构和特点，经济发展的含义和衡量等等。其次，将分别考察决定和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力资本、资本、技术和自然资源等，分析这些因素的现状、开发和利用，以及变化规律，进而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第三，重点分析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及其变动，分析其结构状态、变动规律和优先选择等，以便使经济发展协调有序。第四，发展经济学研究经济系统的发展与外部环境的协调，研究如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如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观念、国际环境和条件等），促进经济发展。第五，必须进一步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总体演化规律，以及如何通过宏观调控使经济顺利发展。
整个发展经济学理论的逻辑关系为：
经济发展的一般原理机体特征成长因素制度因素结构状态空间状态系统开放动态调控。
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应用经济科学，它与其他经济科学有着共同的分析方法，但是作为研究一个广阔时空经济的科学，它又有自己特殊的分析方法。
首先，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短期经济运行上的平衡和经济运行结构的均衡和优化，而着重探讨经济系统长期的优化发展过程中各要素和结构的动态性组合、协调和演化，侧重于动态研究方法。
其次，发展经济学侧重于结构分析，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转换过程，各种经济结构的演变决定和制约着经济发展的过程，经济结构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因而，要把它作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变量来考虑。
第三，发展经济学侧重于制度分析方法，更加关注发展的制度成本，传统制度对发展的制约，制度创新对增长和发展的促进作用，发展的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等问题。
第四，发展经济学运用非均衡、非平衡和均衡、平衡结合的分析方法，但侧重于非均衡和非平衡的方法，根据耗散结构原理，任何一个发展着的动态系统的内部结构是不均衡的，其演化过程也是不均衡的，正是这种不均衡和不平衡成为开放系统发展的活力。经济发展，就是经济机体内部各种结构从不均衡状态向均衡状态转化，又从均衡向不均衡状态变化的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过程。
第五，发展经济学还较多地运用经验、比较和模型分析方法。
三、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演变过程
发展经济学主流学派理论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40年代末—60年代初），早期发展经济学家，比较注重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特点，形成了结构主义的基本思路，强调资本积累、工业化和计划化。
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后期），针对早期发展中国家“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情况，发展经济学家更多地使用新古典主义分析方法，并扩大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运用。对发展的目标、计划与市场、农业问题、对外贸易问题、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以及研究方法等，都提出了新的观点，他们在进行宏观分析的同时，更注重微观分析，建立了社会项目评估的理论框架，发展了成本-效益分析方法，更加接近对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分析。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发展经济学家开始注重用制度分析的方法和技术及人力资本的内生的经济增长去研究经济发展理论和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发展问题，更多地考虑经济发展深层次的人的因素，文化、体制等背景，将人力资本和制度因素视为影响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变量，从重新设计制度和进行制度改革和积累知识及技能入手寻求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探讨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问文秘站:题。
四、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区别和联系
发展经济学回答了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问题。
经济发展，简言之，就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持续高级化的创新过程或变化过程。经济发展包括以下内容：（1）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和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在一个长时期内持续而稳定地增长；（2）居民生活环境，包括社会公共福利设施、自然生态环境、社会政治环境等不断得到改善，人们有相当程度的安全感；（3）生产要素，包括人力资本、社会资金、物力资本及自然资源等，其数量不断增加，足以满足生产投入的客观需要，从而保证社会总产出长期、持续、稳定的增长；（4）经济结构，包括生产的组织制度结构，生产关系结构，国民经济的产业、产品结构，技术结构，空间布局结构等发生重大的转变，形成持续的高级化变化过程；（5）社会结构不断完善，收入分配不断趋向公平和合理，居民间的收入及实际生活水平差距日益缩小，社会不再产生新的贫富阶级；（6）社会事业、环境和生态与经济的增长相适应，在“经济-社会-自然环境”之间建立起一个良性的循环系统及运行机制；（7）文化发展、观念习俗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不适合或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传统陋习、陈旧观念能够得以及时、彻底的废除和更新，新的文化、新的价值观念能够迅速地成长、发育起来；（8）经济运行及其调控的机制趋于完善和健全，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与经济发展相关联的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控制、自我调节、自我平衡及自我发展能力以及相互间的反应能力、变化适应能力不断增强等。
经济增长则是指后期的国民经济产出量在规模上比前期增加。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是有区别的，从概念的内涵上看，经济增长是一个相对纯粹的经济学概念，侧重反映和体现财富与产出量的增加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有关经济方面的发展问题；而经济发展除此之外，还特别关心社会一般关系的发展变化问题，涉及到非经济方面的诸多问题。从学科角度看，经济发展所关心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从落 后状态向发达状态过渡的经济演变过程，而经济增长则侧重研究和反映某种成熟状态的经济进步的动态化问题。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又是紧密相联的，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经济发展的必要的、首要的物质条件，没有增长，发展将成为无源之水。反之，没有发展，长期的持续增长也将是不可能的。只要有发展，便必然有增长。
五、发展经济学理论指导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快速发展
1、农业企业化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我国是一个拥有10亿农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比重大，农业二元经济结构明显，当前农民收入增长停滞，城乡地区收入差距扩大，已严重地影响和制约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三农”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
发展经济研究表明，我国农业发展正处在一个中间阶段，即传统农业向混合的多种经营农业转化的阶段，现代农业方式开始出现，但距离专业化、现代化的商品农业阶段（即农业现代化），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在现阶段如何积极推进农业规模经营，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现代化，农业企业化是一条重要途径。
农业企业，是指使用一定劳动资料，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从事商品性农业生产以及与农产品直接相关的经济组织。
农业企业化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即根据市场经济运行的要求，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农业资源开发为基础，在保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稳定不变的前提下，在现有农村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基础上，把分散经营的农民组织起来，从而聚集力量，装备和武装农业，即调整增量，扩大新经济增长点的生产规模，也调整存量，优化资源组合，全面提高农业生产力的过程。
农业现代化，是指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来为农业提供生产的技术手段和物质手段，用现代农业经济管理方法提供农业生产的组织管理手段，把传统的封闭性农业转变为现代的开放型农业的过程。
通过农业企业化，扩大家庭农场经营规模，改变农业经营方式，实现农业商品化，并带动千家万户农民脱贫致富，从而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通过规模化、企业化的农业生产，就有可能获得较好的规模效益，增强抗御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的能力；有可能利用现代化的要素对传统的农业技术进行改造，对经营方式进行改革，实现土地、劳力、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促进山、水、田等农业资源的综合利用和开发，达到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率、高效益的目的，从而有利于实现农田标准化、操作机械化、服务社会化、农艺规模化、生产专业化、管理科学化，开辟一条通向农业现代化的新路子。
2、工业化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由之路
经济发展离不开农业，农业现代化是工业化的一部分，工业化是推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从经济不发达到发达的最重要的动力，我国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工业化是必由之路。
发展经济学研究表明，工业发展是一个工业结构渐次演变的过程，可以分为不同的阶段，而每一个阶段都存在着不同的主导部门，主导部门通过一种效应（前向或后向联系），影响带动整个经济增长。主导产业的确定，一般应优先选择后向联系效应大的部门。因而，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不仅需要准确判断不同地区所处的工业发展阶段，而且必须根据各自的资源禀赋等特征确定工业的主导部门。对于贫困落后地区而言，工业发展的程度还很低，工业基础也比较脆弱。所以，在工业主导部门的选择上，就应该根据不平衡的倾斜发展工业化战略和经济发展梯度转移理论，把着力点放在后向联系效应大的最终需求型制造业上，首先重点发展占有比较优势的初级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从高梯度地区淘汰或外溢出来的产业，比如纺织、食品加工、农副产品加工、皮革、建材及服装、运输设备等。在工业化程度相对较高的时候，等到国内中间产品市场足够大时，再有条件地开展从事中间产品制造，直到最后发展基本材料部门，从而确立起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体系，实现具有鲜明特色的工业化。
3、城市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经济发展是工业化的同时城市化的过程，工业化以城市化为条件，城市化以工业化为动力，二者相互依赖，相互促进。人口、市场、企业、基础设施在地理上的集中过程，即城市化过程，必然是劳动力由低收入和就业机会少的地区向高收入和就业机会多的地区迁移和流动，这是缩小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的重要方式之一，城市化是不可抗拒的经济规律。
在经济发展的空间中，一个大中型企业的建立，一个城镇的形成，往往会成为经济发展的极点，即发展极，并由此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对于贫困落后地区来说，实现现代化就主要是通过在该地区建立中心城市，并使之成为该地区的增长中心来实现。
经营城市就是提高城市化水平，实现城市化的重要战略举措。经营城市是为了保证城市健康、稳定、持续发展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总称，具体的就是要明确本城市的定位和发展战略，以可持续发展的眼光确立城市的主导产业，积极有序地推进城市的扩张，改造城市环境，塑造城市个性，最终使城市达到可持续发展。
4、实现经济的良性发展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
可持续发展，就是指当代人不以消耗甚至破坏下一代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生态和环境为代价而谋求发展，保持生物的多样性，资源可以得到永续利用，生态和环境适于居住、生活和工作。
发展经济学认为，对于贫困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更要注意防止出现“公地的悲剧”，要从根本上改变产值、数量和速度目标导向，并由物质资源投入推动的、经济结构失衡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效用质量和效益导向的由技术、资源和劳动合理组织推动的经济结构优化的经济发展方式，以谋求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实现人口、资源、生态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循环经济是各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面对持续的经济增长对资源和生存环境的巨大压力而提出的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是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在技术层面上,循环经济主要通过生产技术与资源节约技术、环境保护技术体系的融合,强调减少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以更多地节约使用资源,并不断地减少生产过程中污染的排放甚至实现“零”排放;通过实现物质资源的循环使用及生态环境的永久平衡,最终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在经济层面上,循环经济则是一种制度安排和经济运行方式。它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也看成稀缺的、社会大众共有的自然资本,因而,就要求将生态环境纳入到经济循环过程之中参与定价和分配,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和社会公平。
在这样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是否会失去其使用的价值呢?
一、 自然资源与生产函数的长期化
在传统的经济学原理中,生产是指一个从投入到产出的过程。其中,投入一般也被称为生产要素或生产资源,它们一般被划分为了四类:劳动(L)、土地(A)、资本(K)和企业家才能(P)。
劳动是指人类在生产过程中提供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资本则分为实物形态和货币形态。企业家才能则指企业家组织建立和经营企业的才能。土地则指除了包括土地本身外,还应该包括一切的自然资源,如森林、江河湖海、矿藏等。这样一个生产过程可以用生产函数来表示,即生产函数用Q=f(L、A、K、P)表示。在短期内,也就是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些投入与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在这个短期中,生产资源的有效使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生产函数要求,在一定的投入条件实现产出的最大化,当然,如果在技术不变的前提下,投入增加会引起产出的增加。这并不是说传统经济学会主要强调多投入带来多产出,而是要强调生产资源的有效使用、投入的最大化被利用。而这在当今强调发展循环经济的背景下显然是非常重要的。
在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中,在分析投入时,更多的是将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看作生产函数的外生变量,是独立存在于生产过程之外的。这样的分析容易使我们将生产过程、生产活动与自然资源的提供者——大自然割裂开来。而二者的割裂会使得生产者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生产的过程和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效率,而对于生产行为产生的对资源的影响考虑不多。这主要在于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更多地侧重于短期生产过程的分析。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使得在过去的实际经济活动中,绝大多数的生产者都不会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关注生产过程之外的东西,而对于生产过程之外的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问题就更不会关注和分析了。因为,只有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关注生产过程中已经获得的资源的最优使用问题上,才能真正对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发生作用,这样的做法也是非常理性的。而各级政府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管理者,为了经济发展等问题,也自然地更为关注所有企业的生产活动的经济性,对企业生产过程结束后,有可能产生的诸如资源减少和环境的破坏问题等,关注度也不会很高。这是因为环境保护等问题对于政府管理部门的工作绩效没有太大的贡献。
事实上,人类的所有经济活动都不可能长期地脱离自然环境而进行下去,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人类的经济活动必须与自然环境和资源相适应、相依存、相制约。如果人类进行的生产等经济活动只是一味地、简单地向大自然不断地索取,那么,自然生态就会不再平衡,人类的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长期化就难以实现。因此,人类只有在发展经济、发展生产的同时,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才会长期进行下去。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不断地积累。这显然不是单个企业所愿意考虑的。企业只有将长远的发展作为自己的目标,才会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对大自然和环境进行反哺。
由此可见,循环经济的自然资源的价值理念要求对传统经济学生产函数做一个长期化的补充说明和肯定,而不是简单地将经济学原理予以否定。
二、环境成本与经济人假定的不变性
经济学原理的基本假定前提之一就是将理论分析的人看作“理性”人,即将厂商和消费者看作是经济人。也就是说,经济学理论认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即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每一个单个的经济行为主体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过程本身就会实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亚当·斯密,1776)。这样的分析结论,是以经济社会在对已经拥有的资源充分利用的前提下进行的。如果一旦出现了社会资源并没有被充分利用的情况,政府就应该作为一个经济主体进入市场,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下,通过使用各种宏观经济政策对单个的经济主体的行为加以影响和引导(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以此来提高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的水平。
早期的经济学家在分析问题时,更多地探讨如何用有限的资源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数量。这是因为,这时的供给相对于人们的需求来说显得不足,人们更多地关注自己能够消费的商品数量。此时重视对于生产过程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许多的学者探讨财富和商品如何增加,人们更为关注生产过程中的效率发挥和使用的资源投入问题。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的物质产品不断丰富,丰富的商品需要出路,因此,消费者需求什么、为什么需求等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消费者在消费各种不同的商品时,只是根据不同的商品价格和自己所拥有的收入考虑消费不同的商品种类和数量,来实现满足程度的最大化。
随着新技术的不断被使用,人们消费的商品种类和数量不断地丰富,人们的居住环境也开始成为人们消费的组成部分。生活环境的变化成为影响消费者的消费效用水平的问题。优美和谐的环境成为了影响消费者效用的主要因素之一,而且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物质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的舒适和安全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不断地提高。
从上面经济发展过程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循环经济概念的被提出,是生产不断发展的一个新的必要的阶段而已,只是在生产过程被充分发展后才会被提出和被关注,是生产过程的一个延长。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20世纪70年代,已有学者注意到人类生产等经济活动可能带来的问题时,不被大多数的国家和政府所接纳,而在21世纪,可持续发展被越来越多的政府和人们所关注和重视这样的一个事实。
生产者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就要在一定的价格水平下,以最小的投入实现目标产出或用一定的资源生产出最大的产出。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企业生产同样的商品所需要的资源总体上看是越来越少。单个企业在生产中只会考虑生产成本的最小化,而不会考虑社会成本或环境成本的最小化。因为如果不需要企业负担的成本,它是不会考虑的。因而环境的破坏更多地与政府行为有关、与政府政策有关。只有当环境成本由企业负担时,企业才会考虑生产中解决环境的问题。而政府一旦通过相应的政策将环境成本由企业负担时,企业仍然会将这一成本考虑在生产中。所以,随着环境问题的严峻和政
府相关政策的实施,企业负担的成本会增加,这样企业会不断地寻找成本最小的方法。从整个社会看,仍然实现了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只是企业现在的成本中既要考虑解决其生产过程原来要考虑的成本,还要考虑产生于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成本问题。
由此可见,环境成本只是增大了需要解决的成本内容和范围而已,而对于经济人的假定并没有否定。
循环经济的发展,要求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和居民在消费过程中都必须贯彻所谓“3R”原则。也就是减量化(Reduee)、再利用(Reuse)和再循环(Recycle)的原则。
所谓减量化原则是指在生产过程的开始投入期,企业必须考虑到控制生产资源的投放量。这是从源头上进行控制,因为只有企业在进行资源投入前,就考虑到资源的使用量问题,才可能在生产过程的结束阶段减少污染物的排放。这样的安排应被看作是一种“事前”的方式。这种事先的方式,实际上要求企业为本企业的长期发展,在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尽量满足消费者的需要的前提下,节约生产资源的使用。而这恰恰是企业为实现利润最大化所必须考虑的。不过,就现实看,如果企业这样做,会在短期内加大企业的成本投入。因为,如果要减少企业的资源投入,就必须不断地提高企业使用资源的效率,而这需要企业通过改进产品设计、改进生产工艺等技术手段来实现。企业一方面要保证不断地提高产品质量,另一方面,又要用更高的技术水平来减少资源的使用量,这显然不是能在短期内完成的。因此,短期内企业是不会将资源的效率作为主要的考虑对象,而只有当企业将长期发展作为策略时,才会将资源效率带来的成本降低考虑进去。由此可见,减量化的原则一定是企业有长远发展的时候才会考虑的。
循环经济的再利用原则是要求在生产过程中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并且努力地提高产品的潜在使用频率和利用效率。实际上商品的使用频率主要是由消费者来完成和实现的,这就要求企业在提供商品时,要对产品的质量进行不同于以往的改进。再利用原则体现在消费阶段,而非生产阶段,但要求生产过程中就存在。这一原则要求企业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对产品的潜在使用效率的开发上,而这样的工作在短期内,仍有成本过高的问题,显然也是企业在短期内不予考虑的。
循环经济的再循环原则是指把已经完成了基本的使用功能和效用的商品,即以往被称为“废品”或“垃圾”的物品如何变成可以再利用的再生资源,并用这些资源生产出新的产品和服务的原则。当这些所谓的“废品”或“垃圾”的物品作为可以利用的生产资源进入又一个生产过程时,这只不过是又一个生产过程的开始而已。在这个新的环节中,利用这样再生资源的企业同样是考虑了这一资源的成本后进行的决策,是个新的生产过程,是企业考虑一定的投入能带来最大的产出后做出的决定。在这个新的生产过程中,已有的生产函数仍然起非常大的作用,企业也仍然要考虑成本和利润的问题。而消费者在消费使用这些用再生资源生产出的产品的时候,同样还是根据商品的价格和收入来考虑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的。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社会各界现在对环境资源的探索和认识,或者说,所谓循环经济分析的深入,只能是对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研究内容与范围的充实和补充,是在新的时期,伴随生产过程对资源的使用效率的提高而产生的,是生产过程的长期化的结果。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