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探讨了发展经济学的起源、演进和新发展，以及未来的研究趋势。在发展经济学的草创时期，中国经济学家对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发展经济学在西方经历了曲折的发展；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经济学家们开始了新型发展经济学的探索。发展经济学正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跨学科的交叉领域，它已成为处理发展中国家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的一个科学范式。关键词：发展经济学，起源，演进 On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Abstract: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origin, evolution, and new progress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Chinese economists mad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its formati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had an uneven evolution process in western countries. Until the middle of 1980s, economists including some Chinese scholars had not been studying new development Economics. At present, development economics has been a real cross-displine area and a scientific paradigme to deal with complicant scio-economic problems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Key words: development economics, origin, evolution 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 Economics），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数年，兴起于大战结束之后，特别是20世纪50到60年代。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赶上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的一个显著标志是高度工业化和现代化，因此，发展经济学就是研究在已经存在一批发达国家的前提下, 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本文欲就发展经济学的起源、演进和新发展，以及未来发展问题的研究趋势，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发展经济学的起源及其在西方的兴起 （一）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起源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分支，发展经济学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特别是20世纪50和60年代；但它创立的渊源，或者说思想观点的酝酿，则可以追溯 到大战结束以前的30年代末、40年代初，甚至更早一些时期。 从历史上看，中国经济学家对于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研究，要早于西方经济学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前后，中国经济学家就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统计分析，对中国乡村经济发展和工业化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其中有不少学术见解都远比后来西方发展经济学要早得多 ，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有方显廷、刘大钧、张培刚等，此外，何启良、胡礼桓的大推进战略，陈炽的劳动力转移理论，王学文的二元经济结构思想，吴景超的人口控制理论与工业化理论，谷春帆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伍启元的类“两缺口模式”，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思想 ，等等。总之，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发展经济学说已基本成熟，并初步形成了较为独特的体系。只是中国大多数发展经济学理论成果未能及时地在海外传播，因而外国学者知之甚少。 西方学者的同类研究直至第二次大战期间才有所表现。较早关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论著与东欧和东南欧地区有关。1938年威廉·吕彼克（Wilhelm Ropke）发表法文论文“农业国家的工业化：一个科学的问题”（《国际经济评论》7月号）；1943年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 N. Rosenstein-Rodan）在英国的《经济学杂志》（6-9月合刊）上发表“东欧和东南欧工业化问题”；1944年斯塔利（Eugene Staley）出版《世界经济发展》，探讨了工业化问题，并认为“工业化”所着重的不是农业及其它“初级”生产的增加，而是制造业及“次级”生产的增加； 1945年曼德尔鲍姆（K. Mandelbaum）出版《落后地区的工业化》，提出了人口过多而又落后的东欧和东南欧地区工业化的数量模式。此外，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拉美学者，针对落后经济摆脱殖民统治后如何迅速发展，也提出了相当有见地的理论观点，这些都为发展经济学学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发展经济学在西方的兴起 二战结束以后，民族独立运动席卷全球，一大批亚非拉国家先后摆脱殖民主义的统治，赢得了政治独立。然而，这些国家也意识到它们在世界上所处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比较低下，因而只有尽快地发展经济，才能改变自己的地位，进而才能巩固政治上的独立。但是对于这些国家来说，适宜的经济发展理论仍是相当缺乏的，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也难以在这些国家形成和兴起；而在世界的另一端，发达国家迫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需要，开始重新考虑它们与世界上较为贫穷国家之间的关系。因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发达国家的经济与贸易。在政治上，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对立，迫使西方资本主义集团和东方共产主义国家，为争取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而进行经济上的竞争。总之，由于国家之间经济联系的增强以及出于本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发达国家、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感到有必要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进行研究。这是因为：第一，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产生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其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经济条件完全不同于战后刚刚独立的、尚处于贫困和落后状态的新兴民族国家。用传统的经济理论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时，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经济条件难以直接应用，即使部分能够运用也需要修改原有的理论前提或假设条件，因此，必须建立适应发展中国家经济特征的发展经济学；第二，随着旧的殖民体系的崩溃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崛起，西方发达国家按照旧的模式控制新兴国家的经济已经难以达到目的，它们必须寻找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它们的发展逻辑体系的新途径。 正是在以上历史背景下，一个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为研究主题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呼之欲出。就是在这段时期，刚刚成立不久的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组织，也表现出对发展中国家的极大兴趣，出版了大量的世界经济统计资料；组织了包括不同应用经济学分支领域的专家，到发展中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并担任政府顾问和咨询工作；同时它们就发展问题也举办了一些专题讨论，定期和不定期地出版统计公报和各种发展文献。同样也是在这段时期，许多欧美国家的国内问题专家改弦更张，以发展经济学家的名义出现，发展经济学开始成为热点学科并进入了大学经济系的课程表。从此，各种各样的发展模式和理论观点相继被提出，发展经济学也就作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在西方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 二、 发展经济学在西方的演进 20世纪的50年代和60年代是发展经济学的繁荣与大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许多国家的专家学者，根据现代经济学的体系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历，构造了各种理论模式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贫困落后的原因，并筹划经济发展的战略。在这段时期影响较大的发展经济学家及理论主要有：W. 阿瑟·刘易斯（W.A.Lewis）的二元经济模型、保尔·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和平衡增长理论、拉·纳克斯（R.Nurkse）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W. 罗斯托（W.W.Rostow）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以及以劳尔·普雷维什（R. Prebisch）为代表的拉美结构主义发展理论。 在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以市场价格机制运作为理论核心的西方正统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体系尚不完善，价格运作机制严重扭曲，社会经济结构缺乏弹性，人们作为生产者或消费者的经济行为均不符合“经济人”逻辑。因此，价格的变化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调节很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能指望市场价格机制对之进行自动调节，而需要借助于国家干预或计划，来进行经济结构的重大改进和经济关系的重大调整。这一调整的实质就是实现工业化，即从一个以农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转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而在工业化过程中，资本稀缺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资本积累是加速发展的关键。总之，此时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观点比较明确：（1）反对单一的新古典主义传统，倡导双元经济学并存，即经济学至少可以划分为发达国家经济学（以新古典主义或新古典综合理论为基础）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学。（2）注重结构主义分析，主张工业化、计划化和（物质）资本积累。（3）强调内向发展战略，主张采取进口替代工业化、实行贸易保护政策。（4）试图建立对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适用的宏大发展理论体系。 在早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下，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行依靠计划化、国有化和奉行进口替代战略等，来加速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其实践结果并未达到预期的经济目标，却在经济运行中遭遇着种种困难。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对外经济比较开放、注意发挥市场作用、实行出口导向政策的发展中国家（例如东南亚地区），却在经济上取得了较快的进步。面对这种情况，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尤其是70年代以后，发展经济学家大都不再像前一段时期意气风发，而是以一种平静的态度反思早期发展理论，并在许多方面作出了重大修正和转变。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包括美国的西奥多·舒尔茨（T. Schultze）、哈伯勒（G. Haberler）、哈伯格（A. C. Harberger）、迈耶（G. M. Meier）、缅甸的明特（Hla Myint）、巴西的富尔塔多（T. Furtado）以及其他一些依附论学者。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发展经济学的主要成就和特点可以归纳如下： （1）关于经济发展目标有了更为丰富的内容。 许多学者强调经济发展的目标 应该是多维的，除了收入水平增长以外，还应增加消灭贫困、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和减少失业等内容。世界银行还提出了伴随增长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 with growth）计划，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制定了满足基本人类需要（to meet basic human needs）战略，还有不少文献强调乡村发展。 （2）对农业的偏见得到纠正，开始重视农村发展。在这一时期，许多学者强调发展目标的多元化，把消除贫困作为发展目标之一，而农村则是贫困人口最集中的地方。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是消除贫困的重要途径，因此，农业与农村发展不仅能为加速工业化提供劳动和资本而具有工具价值，而且本身也是发展目标。 （3）对经济计划化得失进行评估，重新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经济发展的实践与经济计划化的预期目标相差甚远，越来越多的发展经济学家指责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和无所不包的计划，认为计划失败和不适当的政府干预是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和经济增长缓慢的根本原因。他们相信市场机制不仅在发达国家是有效率的，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同样有效率的。如果不发挥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而夸大价格扭曲和市场失效，则必将出现“政策引致的扭曲”和“非市场失效”。总之，这一时期开始十分重视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出现了新古典主义复兴（Neo-classical Resurgence）。 （4）重新强调外贸、外资在经济发展中作用，提倡外向型发展战略。 60年代后期，以哈伯勒、钱纳里（H. Chenery）和斯特劳特（A. M. Strout）等为代表的的学者，开始重视论证自由贸易和利用外资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积极主张发展中国家应采取外向型发展战略。 （5）社会项目评估理论与方法的兴起。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的发展经济学家主要是哈伯格。他根据现代福利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假设，建立了经济发展中社会项目评估的理论框架，提出了如何解决度量外汇、资本和劳动的机会成本以及如何计算社会贴现率的方法等。 （6）激进主义的出现和依附理论家的革命。当诸多发展经济学家将经济发展看成是“原始落后”状况的内部问题时，以巴兰（P.Baran）、弗兰克（A.G.Frank）、阿明（S.Amin）等人为代表的激进主义者，则强调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来自外部因素。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受到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以及发达国家制订的各种经济政策的制约。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是一种依附和被依附的关系，既定的国际贸易格局由发达国家控制形成。现存的世界经济体系，由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和依附于这些中心的国家构成，中心的发展造成了的不发展，并使国依附于中心。总之，由于激进主义和依附理论的兴起，人们对发展中国家的处境以及经济发展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 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后，“新古典主义复兴”在发展经济学中逐渐形成主流，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几乎渗透到了所有的发展研究领域，新古典主义思想已经完全贯彻到了“正统”发展经济学之中，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特征。面对这一局面，发展经济学的生存受到了严重威胁，许多人对发展经济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产生了怀疑，并作出了发展经济学已经“衰落”、“走下坡路”、“进入收益递减阶段”，甚至即将“死亡”的悲观诊断。 自80年代中期以后，尽管新古典主义思想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继续发挥着重大的影响，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的加入，发展经济理论的研究一方面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不同发展学说又趋于融合。现在，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经济学学科，不仅存在，而且还相当活跃。在西方，发展研究出现了若干明显的新趋向，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在理论研究上，以结构研究为主转向以组织和政策研究为主;从一般研究转向不同类型研究。 第二，重新强调非经济因素的分析，特别是关于制度因素的分析成为发展研究领域的关注热点。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科斯（R. Coase）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崛起，并开始广泛引入发展领域，这就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新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作为经济活动中一个重要的内生变量，并运用新古典主义供求分析法，探讨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制度障碍，以及克服制度障碍可供选择的各种方案和思路，从而逐渐形成了发展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理论。 第三，从全球角度考虑发展问题。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有关机构等国际性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日益增加，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互依存关系的日益增强，发展问题实际上已超出了发展中国家自身的范围。例如，以英特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金融风暴在地区间的扩散，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要求发展经济学应成为一门研究全球性共同问题的经济学。 第四，不同学派之间出现了交融发展的趋势。例如，在各种学派交融的综合发展之中，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开始显示出强劲的解释力，于是制度分析、交易成本分析、公共选择分析、寻租分析和新古典分析相结合，从而使人们更深入地认识不发达社会经济结构呈僵化和刚性的实质和原因。再如，新增长理论骤然兴起，并表现出与发展研究相溶合的趋势。 第六，对发展含义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诺贝尔奖获得者、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迪亚·森（A.Sen）在80年代初提出了一种评价发展的新方法，根据他的思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提出了人类发展（Human Development）概念，认为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人的发展，发展的进程应该为人们创造一种有益的环境，使他们能够独立地和集体地去发挥他们的全部潜力，不断扩大他们的选择范围。从1990年起，世界人类发展报告每年发行一期。由于环境问题变得日益严重，开始直接影响和制约发展中国家的长期的经济增长，故从90年代开始，西方出版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无一例外地增加了新的一章，专门论述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三、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建立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实行了改革和开放的经济政策，随之当代西方经济学说陆续系统地被引入和介绍进来，人们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并掀起一股学习和研究的热潮。然而在此时期的西方学术界，正如前面所论述的，包括一些发展经济学的领袖人物，却对这门学科的前景持悲观的看法。与这些西方学者的诊断相反，我国的一些学者张培刚、谭崇台，不仅对发展经济学充满着信心，而且正确地提出了摆脱困境的出路。 张培刚教授早在1988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针对西方某些学者对发展经济学前途的悲观论调，呼吁必须对发展经济学进行革新，建立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和要求的新型发展经济学。 新发展经济学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把发展中大国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兼顾中小型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这些国家不仅包括实行了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发展中国家，而且也包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正在实行体制转轨的发展中国家。 第二，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角度探根索源。不是就经济谈经济，而是联系历史、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综合地探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 第三，从发展中国家的本国国情出发，制订发展战略。 第四，注意研究计划与市场两者之间关系在不同类型发展中国家的新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中国外，许多其他的原来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如前苏联、东欧诸国、越南、古巴等，相继选择了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道路。目前，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可说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广阔的研究领域，并已成为新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可喜的是，我国已有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开始致力于转型发展问题的研究，例如提出研究过渡经济学或双重转型问题（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和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或倡导立足于国际学术规范的中国本土化问题的研究，毫无疑问，以上所有这些努力将极其有利于新型发展经济学的繁荣和发展。 四、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展望 发展经济学自诞生以来，关于经济发展问题的学说繁多，观点不一。迄今为止，除了立足于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本土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外，在西方影响较大的发展理论主要包括如下几种：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结构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激进的和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以及新近盛行的新制度主义发展理论，等等。客观地讲，每一种研究思路都有其长处，也有其局限性。 然而，发展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问题。分析许多发展问题，尽管需要借助一般的经济概念和原理，但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的许多主要概念和原理对于理解和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并不十分中肯和适用。因为在那里，文化价值、社会政治、历史背景和其他管理制度，都是作为既定的分析前提，并被假定为不会阻碍经济的增长。因此，就研究立场而论，我们应赞同农业国工业化理论和激进主义经济理论；就研究方法而言，结构主义分析、新古典主义分析乃至新制度主义分析，都是可以借鉴和包容吸收的。尤其是结构主义分析和新制度主义分析，这两种方法是分析不发达经济问题的重要工具。因为结构的不均衡和结构的调整和转换，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变革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此同时，在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中，各种经济行为主体（包括个人、民间团体和政府）的行为方式，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至关重要，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正是制度分析的主要领域。至于新古典主义的增长要素分析，也早已成为发展研究的一种基本工具。 最后我们必须强调两点：第一，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应始终坚持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即以农业国工业化为主线展开分析。因为从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看，工业化是经济发展中具有根本性和决定性的基本内容，从这个角度看，发展中国家可视为“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农业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可以具体而明确地称为“农业国的工业化”，这就必然构成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题。由于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而农业国工业化理论可以合乎逻辑地将目前中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内容统率起来，因此以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为立论主线是重整和革新发展经济学的重要途径。 第二，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应兼容吸收东西各派经济学说之所长，以一种综合的视野和方法开展分析。发展经济学涉及的问题领域十分宽广，因此西方学术界曾流传一种偏见，认为发展经济学是一个没有自己系统的大杂烩，它只不过是劳动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贸易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等学科，在分析发展中国家问题的应用经济学拼盘。据此，职业经济学家主要应是某个领域问题专家，然后再把这个领域的前沿进展专题运用到穷国的相关问题中，而发展经济学家的称呼则反而成为人们取笑的对象 。然而，许多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如阿瑟·刘易斯、斯特恩（Stern, N.）则认为：如果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及其制度和政治背景有了一般性了解，就可以对许多发展问题作出更好的回答，因此，一个优秀的研究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家，既要作为某个学科的专家，又要作为一名发展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正是在把大问题、小问题和问题解决方法进行结合中，呈现出其显著的繁荣和丰富多采。 发展经济学正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跨学科的交叉领域，它已成为处理发展中国家复杂的社会经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起源，演进
on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abstract: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origin, evolution, and new progress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chinese economists mad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its formati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had an uneven evolution process in western countries. until the middle of 1980s, economists including some chinese scholars had not been studying new development economics. at present, development economics has been a real cross-displine area and a scientific paradigme to deal with complicant scio-economic problems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key words: development economics, origin, evolution
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 economics），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数年，兴起于大战结束之后，特别是20世纪50到60年代。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赶上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的一个显著标志是高度工业化和现代化，因此，发展经济学就是研究在已经存在一批发达国家的前提下, 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本文欲就发展经济学的起源、演进和新发展，以及未来发展问题的研究趋势，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发展经济学的起源及其在西方的兴起
（一）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起源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分支，发展经济学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特别是20世纪50和60年代；但它创立的渊源，或者说思想观点的酝酿，则可以追溯 到大战结束以前的30年代末、40年代初，甚至更早一些时期。 从历史上看，中国经济学家对于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研究，要早于西方经济学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前后，中国经济学家就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统计分析，对中国乡村经济发展和工业化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其中有不少学术见解都远比后来西方发展经济学要早得多 ，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有方显廷、刘大钧、张培刚等，此外，何启良、胡礼桓的大推进战略，陈炽的劳动力转移理论，王学文的二元经济结构思想，吴景超的人口控制理论与工业化理论，谷春帆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伍启元的类“两缺口模式”，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思想 ，等等。总之，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发展经济学说已基本成熟，并初步形成了较为独特的体系。只是中国大多数发展经济学理论成果未能及时地在海外传播，因而外国学者知之甚少。 西方学者的同类研究直至第二次大战期间才有所表现。较早关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论著与东欧和东南欧地区有关。1938年威廉·吕彼克（wilhelm ropke）发表法文论文“农业国家的工业化：一个科学的问题”（《国际经济评论》7月号）；1943年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 n. rosenstein-rodan）在英国的《经济学杂志》（6-9月合刊）上发表“东欧和东南欧工业化问题”；1944年斯塔利（eugene staley）出版《世界经济发展》，探讨了工业化问题，并认为“工业化”所着重的不是农业及其它“初级”生产的增加，而是制造业及“次级”生产的增加； 1945年曼德尔鲍姆（k. mandelbaum）出版《落后地区的工业化》，提出了人口过多而又落后的东欧和东南欧地区工业化的数量模式。此外，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拉美学者，针对落后经济摆脱殖民统治后如何迅速发展，也提出了相当有见地的理论观点，这些都为发展经济学学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发展经济学在西方的兴起 二战结束以后，民族独立运动席卷全球，一大批亚非拉国家先后摆脱殖民主义的统治，赢得了政治独立。然而，这些国家也意识到它们在世界上所处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比较低下，因而只有尽快地发展经济，才能改变自己的地位，进而才能巩固政治上的独立。但是对于这些国家来说，适宜的经济发展理论仍是相当缺乏的，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也难以在这些国家形成和兴起；而在世界的另一端，发达国家迫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需要，开始重新考虑它们与世界上较为贫穷国家之间的关系。因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发达国家的经济与贸易。在政治上，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对立，迫使西方资本主义集团和东方共产主义国家，为争取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而进行经济上的竞争。总之，由于国家之间经济联系的增强以及出于本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发达国家、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感到有必要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进行研究。这是因为：第一，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产生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其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经济条件完全不同于战后刚刚独立的、尚处于贫困和落后状态的新兴民族国家。用传统的经济理论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时，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经济条件难以直接应用，即使部分能够运用也需要修改原有的理论前提或假设条件，因此，必须建立适应发展中国家经济特征的发展经济学；第二，随着旧的殖民体系的崩溃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崛起，西方发达国家按照旧的模式控制新兴国家的经济已经难以达到目的，它们必须寻找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它们的发展逻辑体系的新途径。 正是在以上历史背景下，一个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为研究主题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呼之欲出。就是在这段时期，刚刚成立不久的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组织，也表现出对发展中国家的极大兴趣，出版了大量的世界经济统计资料；组织了包括不同应用经济学分支领域的专家，到发展中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并担任政府顾问和咨询工作；同时它们就发展问题也举办了一些专题讨论，定期和不定期地出版统计公报和各种发展文献。同样也是在这段时期，许多欧美国家的国内问题专家改弦更张，以发展经济学家的名义出现，发展经济学开始成为热点学科并进入了大学经济系的课程表。从此，各种各样的发展模式和理论观点相继被提出，发展经济学也就作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在西方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
二、 发展经济学在西方的演进 20世纪的50年代和60年代是发展经济学的繁荣与大发展时期。
在这一时期，许多国家的专家学者，根据现代经济学的体系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历，构造了各种理论模式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贫困落后的原因，并筹划经济发展的战略。在这段时期影响较大的发展经济学家及理论主要有：w. 阿瑟·刘易斯（w.a.lewis）的二元经济模型、保尔·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和平衡增长理论、拉·纳克斯（r.nurkse）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w. 罗斯托（w.w.rostow）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以及以劳尔·普雷维什（r. prebisch）为代表的拉美结构主义发展理论。 在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以市场价格机制运作为理论核心的西方正统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体系尚不完善，价格运作机制严重扭曲，社会经济结构缺乏弹性，人们作为生产者或消费者的经济行为均不符合“经济人”逻辑。因此，价格的变化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调节很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能指望市场价格机制对之进行自动调节，而需要借助于国家干预或计划，来进行经济结构的重大改进和经济关系的重大调整。这一调整的实质就是实现工业化，即从一个以农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转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而在工业化过程中，资本稀缺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资本积累是加速发展的关键。总之，此时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观点比较明确：（1）反对单一的新古典主义传统，倡导双元经济学并存，即经济学至少可以划分为发达国家经济学（以新古典主义或新古典综合理论为基础）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学。（2）注重结构主义分析，主张工业化、计划化和（物质）资本积累。（3）强调内向发展战略，主张采取进口替代工业化、实行贸易保护政策。（4）试图建立对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适用的宏大发展理论体系。 在早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下，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行依靠计划化、国有化和奉行进口替代战略等，来加速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其实践结果并未达到预期的经济目标，却在经济运行中遭遇着种种困难。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对外经济比较开放、注意发挥市场作用、实行出口导向政策的发展中国家（例如东南亚地区），却在经济上取得了较快的进步。面对这种情况，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尤其是70年代以后，发展经济学家大都不再像前一段时期意气风发，而是以一种平静的态度反思早期发展理论，并在许多方面作出了重大修正和转变。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包括美国的西奥多·舒尔茨（t. schultze）、哈伯勒（g. haberler）、哈伯格（a. c. harberger）、迈耶（g. m. meier）、缅甸的明特（hla myint）、巴西的富尔塔多（t. furtado）以及其他一些依附论学者。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发展经济学的主要成就和特点可以归纳如下： （1）关于经济发展目标有了更为丰富的内容。 许多学者强调经济发展的目标 应该是多维的，除了收入水平增长以外，还应增加消灭贫困、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和减少失业等内容。世界银行还提出了伴随增长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 with growth）计划，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制定了满足基本人类需要（to meet basic human needs）战略，还有不少文献强调乡村发展。 （2）对农业的偏见得到纠正，开始重视农村发展。在这一时期，许多学者强调发展目标的多元化，把消除贫困作为发展目标之一，而农村则是贫困人口最集中的地方。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是消除贫困的重要途径，因此，农业与农村发展不仅能为加速工业化提供劳动和资本而具有工具价值，而且本身也是发展目标。 （3）对经济计划化得失进行评估，重新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经济发展的实践与经济计划化的预期目标相差甚远，越来越多的发展经济学家指责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和无所不包的计划，认为计划失败和不适当的政府干预是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和经济增长缓慢的根本原因。他们相信市场机制不仅在发达国家是有效率的，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同样有效率的。如果不发挥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而夸大价格扭曲和市场失效，则必将出现“政策引致的扭曲”和“非市场失效”。总之，这一时期开始十分重视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出现了新古典主义复兴（neo-classical resurgence）。 （4）重新强调外贸、外资在经济发展中作用，提倡外向型发展战略。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起源，演进
on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abstract: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origin, evolution, and new progress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chinese economists mad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its formati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had an uneven evolution process in western countries. until the middle of 1980s, economists including some chinese scholars had not been studying new development economics. at present, development economics has been a real cross-displine area and a scientific paradigme to deal with complicant scio-economic problems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key words: development economics, origin, evolution
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 economics），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数年，兴起于大战结束之后，特别是20世纪50到60年代。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赶上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的一个显著标志是高度工业化和现代化，因此，发展经济学就是研究在已经存在一批发达国家的前提下, 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本文欲就发展经济学的起源、演进和新发展，以及未来发展问题的研究趋势，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发展经济学的起源及其在西方的兴起
（一）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起源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分支，发展经济学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特别是20世纪50和60年代；但它创立的渊源，或者说思想观点的酝酿，则可以追溯 到大战结束以前的30年代末、40年代初，甚至更早一些时期。 从历史上看，中国经济学家对于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研究，要早于西方经济学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前后，中国经济学家就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统计分析，对中国乡村经济发展和工业化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其中有不少学术见解都远比后来西方发展经济学要早得多 ，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有方显廷、刘大钧、张培刚等，此外，何启良、胡礼桓的大推进战略，陈炽的劳动力转移理论，王学文的二元经济结构思想，吴景超的人口控制理论与工业化理论，谷春帆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伍启元的类“两缺口模式”，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思想 ，等等。总之，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发展经济学说已基本成熟，并初步形成了较为独特的体系。只是中国大多数发展经济学理论成果未能及时地在海外传播，因而外国学者知之甚少。 西方学者的同类研究直至第二次大战期间才有所表现。较早关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论著与东欧和东南欧地区有关。1938年威廉·吕彼克（wilhelm ropke）发表法文论文“农业国家的工业化：一个科学的问题”（《国际经济评论》7月号）；1943年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 n. rosenstein-rodan）在英国的《经济学杂志》（6-9月合刊）上发表“东欧和东南欧工业化问题”；1944年斯塔利（eugene staley）出版《世界经济发展》，探讨了工业化问题，并认为“工业化”所着重的不是农业及其它“初级”生产的增加，而是制造业及“次级”生产的增加； 1945年曼德尔鲍姆（k. mandelbaum）出版《落后地区的工业化》，提出了人口过多而又落后的东欧和东南欧地区工业化的数量模式。此外，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拉美学者，针对落后经济摆脱殖民统治后如何迅速发展，也提出了相当有见地的理论观点，这些都为发展经济学学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发展经济学在西方的兴起 二战结束以后，民族独立运动席卷全球，一大批亚非拉国家先后摆脱殖民主义的统治，赢得了政治独立。然而，这些国家也意识到它们在世界上所处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比较低下，因而只有尽快地发展经济，才能改变自己的地位，进而才能巩固政治上的独立。但是对于这些国家来说，适宜的经济发展理论仍是相当缺乏的，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也难以在这些国家形成和兴起；而在世界的另一端，发达国家迫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需要，开始重新考虑它们与世界上较为贫穷国家之间的关系。因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发达国家的经济与贸易。在政治上，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对立，迫使西方资本主义集团和东方共产主义国家，为争取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而进行经济上的竞争。总之，由于国家之间经济联系的增强以及出于本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发达国家、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感到有必要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进行研究。这是因为：第一，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产生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其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经济条件完全不同于战后刚刚独立的、尚处于贫困和落后状态的新兴民族国家。用传统的经济理论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时，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经济条件难以直接应用，即使部分能够运用也需要修改原有的理论前提或假设条件，因此，必须建立适应发展中国家经济特征的发展经济学；第二，随着旧的殖民体系的崩溃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崛起，西方发达国家按照旧的模式控制新兴国家的经济已经难以达到目的，它们必须寻找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它们的发展逻辑体系的新途径。 正是在以上历史背景下，一个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为研究主题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呼之欲出。就是在这段时期，刚刚成立不久的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组织，也表现出对发展中国家的极大兴趣，出版了大量的世界经济统计资料；组织了包括不同应用经济学分支领域的专家，到发展中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并担任政府顾问和咨询工作；同时它们就发展问题也举办了一些专题讨论，定期和不定期地出版统计公报和各种发展文献。同样也是在这段时期，许多欧美国家的国内问题专家改弦更张，以发展经济学家的名义出现，发展经济学开始成为热点学科并进入了大学经济系的课程表。从此，各种各样的发展模式和理论观点相继被提出，发展经济学也就作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在西方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
二、 发展经济学在西方的演进 20世纪的50年代和60年代是发展经济学的繁荣与大发展时期。
在这一时期，许多国家的专家学者，根据现代经济学的体系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历，构造了各种理论模式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贫困落后的原因，并筹划经济发展的战略。在这段时期影响较大的发展经济学家及理论主要有：w. 阿瑟·刘易斯（w.a.lewis）的二元经济模型、保尔·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和平衡增长理论、拉·纳克斯（r.nurkse）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w. 罗斯托（w.w.rostow）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以及以劳尔·普雷维什（r. prebisch）为代表的拉美结构主义发展理论。 在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以市场价格机制运作为理论核心的西方正统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体系尚不完善，价格运作机制严重扭曲，社会经济结构缺乏弹性，人们作为生产者或消费者的经济行为均不符合“经济人”逻辑。因此，价格的变化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调节很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能指望市场价格机制对之进行自动调节，而需要借助于国家干预或计划，来进行经济结构的重大改进和经济关系的重大调整。这一调整的实质就是实现工业化，即从一个以农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转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而在工业化过程中，资本稀缺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资本积累是加速发展的关键。总之，此时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观点比较明确：（1）反对单一的新古典主义传统，倡导双元经济学并存，即经济学至少可以划分为发达国家经济学（以新古典主义或新古典综合理论为基础）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学。（2）注重结构主义分析，主张工业化、计划化和（物质）资本积累。（3）强调内向发展战略，主张采取进口替代工业化、实行贸易保护政策。（4）试图建立对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适用的宏大发展理论体系。 在早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下，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行依靠计划化、国有化和奉行进口替代战略等，来加速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其实践结果并未达到预期的经济目标，却在经济运行中遭遇着种种困难。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对外经济比较开放、注意发挥市场作用、实行出口导向政策的发展中国家（例如东南亚地区），却在经济上取得了较快的进步。面对这种情况，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尤其是70年代以后，发展经济学家大都不再像前一段时期意气风发，而是以一种平静的态度反思早期发展理论，并在许多方面作出了重大修正和转变。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包括美国的西奥多·舒尔茨（t. schultze）、哈伯勒（g. haberler）、哈伯格（a. c. harberger）、迈耶（g. m. meier）、缅甸的明特（hla myint）、巴西的富尔塔多（t. furtado）以及其他一些依附论学者。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发展经济学的主要成就和特点可以归纳如下： （1）关于经济发展目标有了更为丰富的内容。 许多学者强调经济发展的目标 应该是多维的，除了收入水平增长以外，还应增加消灭贫困、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和减少失业等内容。世界银行还提出了伴随增长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 with growth）计划，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制定了满足基本人类需要（to meet basic human needs）战略，还有不少文献强调乡村发展。 （2）对农业的偏见得到纠正，开始重视农村发展。在这一时期，许多学者强调发展目标的多元化，把消除贫困作为发展目标之一，而农村则是贫困人口最集中的地方。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是消除贫困的重要途径，因此，农业与农村发展不仅能为加速工业化提供劳动和资本而具有工具价值，而且本身也是发展目标。 （3）对经济计划化得失进行评估，重新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经济发展的实践与经济计划化的预期目标相差甚远，越来越多的发展经济学家指责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和无所不包的计划，认为计划失败和不适当的政府干预是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和经济增长缓慢的根本原因。他们相信市场机制不仅在发达国家是有效率的，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同样有效率的。如果不发挥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而夸大价格扭曲和市场失效，则必将出现“政策引致的扭曲”和“非市场失效”。总之，这一时期开始十分重视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出现了新古典主义复兴（neo-classical resurgence）。 （4）重新强调外贸、外资在经济发展中作用，提倡外向型发展战略。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合作;社会;起源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6-0003-05
人类是我们能够观察到的,在没有血缘关系的个体之间,进行广泛而密切的合作的唯一物种(Gintis et a1,2003;Ginfis,2003)。合作在某种意义上,成就了这一生物物种于自然界中的生存和发展。然而,我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究竟何以可能,其中的合作究竟何以可能,这个被Ginfis(2003)视为puzzle的问题是否能在经济学的框架内得以逻辑自恰的阐释,将成为我们在以下的文字中需要展开探询的核心。
一、问题的提出:社会何以可能
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是Georg Simmel(1910)提出的,“社会何以可能?(How is society possible)”。从经济学的逻辑,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Simmel问题:社会由众多理性的个体组成,每一个体都努力改善自身福利,追求各自向往的生存状态,但是,每一个体所追求的生活,都必须与其他个体所追求的生活相互协调,那么。仅当全体社会成员各自追求的生活相互协调时,社会才是可能的,然而,在面临资源稀缺的条件时,追求自身福利的个体之间发生了冲突,理性个体为竞争稀缺资源,倾向于将其他理性个体当做改善自身福利的手段,这样,资源的稀缺性导致资源配置的博弈,作为博弈的参与者,理性个体倾向于陷入“囚徒困境”,这就意味着社会将瓦解,或者,社会原本就不能形成,但事实上,社会现象普遍存在于生物界,所以,理性的个体如何能够组成社会,这是一个问题。
同样的问题,在Adam Smith那里也有遇到。Smith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被认为是经济学领域最重要的启蒙性的纲领式的著作,1776年也被视为现代经济学的起点。而对于在1759年出版的《道德隋操论》这部Smith本人更为重视的著作,却长期少有提及(汪丁丁,等,2005)。我们全部的经济学基本假定正源于“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的核心假说。事实上,Smith本人从来没有提出过“经济人”假说,而是后人从其著作中提炼出来的。Smith在《国富论》说,厨师和面包师不是因为他的仁爱,而是他的自利才使我们每天能够吃到需要的食品,这句话就常常被当做他主张自利是市场经济的人性基础的明证。在Smith看来,“看不见的手”,实际上是一个自利的手,每个人按照自己利益指引去生活,结果公共福利能够提高。然而,为什么一个纯粹自利的人会选择交易这种和平、双赢的方式去对待他人?为什么两个自利的人彼此的行为一定会增进他人的福利?难道,其中不需要某些必要的前提条件吗?如果人性透出的只是单纯的自利,那么合作何以可能,社会何以可能?
Bekoff(2001)的研究表明,合作不仅是人类的行为模式,也是其他许多物种的行为模式,而正是合作以及合作的意识,才是“社会”的开端。之所以我们的合作可以成功,一定是人类具有了某种超越自利的天性。在Smith看来,这种天性就是人的同情共感能力。所谓同情共感,就是一个人对他人的喜怒哀乐有着实时的身心反应的能力,这种能力来源于大脑的镜像神经元(mi=or neuron)提供的他心想象力,从而我们能够对他人的遭遇感同身受,这使得我们自然地形成某种心理和行为倾向。在《道德情操论》中,Smith指出,人类社会的秩序之所以可能,人类之所以能够合作,我们之所以能够组成社会,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自私,而是因为我们时时刻刻都有某种设身处地为别人考虑的能力,始终都有换位思考的禀赋,天生的禀赋,“人之道德心的不可或缺”。于是,我们认为,从生物演化的角度看,道德的产生肯定是具有效率的事件,因为它是维护合作秩序不可缺少的要素。从这点看,道德具有后果论的功利性。社会生物学创始人Wilson(1978)就说过:“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正是用道德来保持人类遗传物质的完整无损,除此之外,道德并没有其他可以证明的最终功能。”但道德偏好一旦产生以后,个体做出的道德选择,就没有任何功利目的了。于是,Smith的“自利人”与“道德人”就实现了统一。那么,社会就在道德推动的合作下得以可能。
二、人类的演化与社会交往
在演化经济学的探索途径上,我们认为,与其将制度演化与生物演化进行类比考察,还不如将人类作为生物或者高智能生物看待,从而制度演化就是在一般生物演化中获得生物特征的同时获得社会特征的演化过程。这样我们不禁猜想,在人类自身的生物演化历程中一定存在着为社会的可能提供证据的事实。
1995年.Tim White与同事在Nature发表的研究报告宣称,他们于1994年在埃塞俄比亚的Aramis发现了一具几乎是完整的骨架化石,报告认定这是一种新的原始人――大地古猿属始祖种(Ardipithecus ramidus),他们生活在约440万年前,是当时所发现的最古老的原始人类。地猿始祖种的枕骨大孔(magnus foramen)的位置比今天的大形猿类动物都靠前,这意味着地猿始祖种可能已经是双足行走,牙齿的牙冠较平,具有原始人类特有而猿类所没有的非切齿的犬齿。而在2000年,Pickford and Senut(2001)宣布他们在肯尼亚的Tugen Hills(图根山)发现了奥罗林一图根人(Orrorin tuge-nensis),从出土的遗物来看,他们应该生活于约600万年以前,他们类似于南方古猿,是两足行走的原始人,能以树为家。其后Haile-Selassie(2001)在埃塞俄比亚新出土了一组约520-580万年前的骨化石,他宣称这些骨头来自一种两足行走的原始人,属于地猿始祖种下的一个亚种,取名为地猿属始祖种卡达巴亚种(Ardipitheeus ramidus kaddapa),化石的颅下和牙齿方面的特征表明,这种原始人在物种史上接近于黑猩猩与原始人类的共同祖先。
1995年,Meave Leakey和她的同事也发现了一个新物种,即肯尼亚北部的南方古猿属湖畔种(Australopithecus aria-mensis)。湖畔种生活在约390-420万年以前,是已知的南方古猿属诸种之中最为古老的。胫骨(tibia)的构造表明,它是双足行走的。之后,White(1997)又有另一个重大发现――南方古猿属加利种(Australopithecus ghari),这种发现于埃塞俄比亚的250万年以前的原始人,表现出南方古猿中体态颀长一
类和强壮健硕一类两种体质特征的混合。
以上人类考古学的证据表明,从600万年以前的奥罗林一图根入(Orrorin tugenensis)开始,古猿或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两足行走。或许由于气候变迁,热带雨林消失,果实日益稀缺,或许纯粹偶然地,一些“四足猿”为求生存从树上降落到地面,成为更频繁地使用“两足”的猿类,于是“手”就逐渐呈现出来,这使得石器工具的产生成为可能。而经由不可逆的演化过程,从其后代的解剖学特征来看,手臂相对于腿的长度、肩关节的扭转方向以及手指和脚趾的形状,已经不再容许他们轻易爬树了。现代实验表明,“两足猿”并不比“四足猿”更“节能”,故而“两足猿”的优势几乎全然在社会交往方面。直立的上躯有助于降低相互威胁时的“信息成本”――因为上躯可显示出双方肌肉的力量。而较低的信息成本减少了利益冲突的双方交恶的概率。依此类推,“两足猿”的族群要比“四足猿”的族群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更何况,有了“手”的“两足猿”可以向同类以“手势”表明自己的立场。动物行为学家认为,任何动物种群的交往,以前肢相扑都比犬牙相向要“礼貌”得多(汪丁丁,2003)。同时,直立的身体为发声提供了便利,并为语言的出现准备了身体构造上的条件,而语言的出现使得交往的成本进一步降低从而可能大大扩展交往的范围,因为至少语言为主体间客观性的达成提供了更多的素材。
1998年,Leakey和她的同事在肯尼亚东非大裂谷地带的Lake Turkana(托卡那湖)地区的350万年前的地层里出土了平脸肯尼亚人(Kenyanthropus platyops)的颅骨化石,平脸肯尼亚人虽然比南方古猿属阿法种(Anstralopithecus a-farensis)稍古一些,但他们臼齿小,面部大而平,颅骨外观在解剖上更像现代人类,因而得到了原始人类分类中一个新属的地位。人类学家Richard G.Klein(2002)认为,脸部扁平具有重大的演化人类学含义。嘴向前方突出是“四足猿”的脸部特征,而“两足猿”却具有一张扁平的脸部。人类学家以前也许过于关注“手”的作用,从而忽视了“脸部扁平”在人类起源中的重要作用。Klein解释说,“四足猿”由于长有长脸和獠牙,不仅因为面部表情“狰狞”,而且獠牙成为大打出“手”的方便武器,所以社会交往的效率很低;相比之下,脸部扁平的“两足猿”的社会生活却和谐得多,更容易演绎出以“合作”为核心的社会交往模式。在从猿到人的演化史上,石器的出现固然极端重要,但社会交往效率的提高似乎比石器的出现更加重要。
StanleyAmbrose(1998)的研究表明,4万年前的东非高原的智人(Homo spaiens)已经建立了在精美的礼物的交换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网,他们已经广泛使用“符号”来进行社会交往了。社会交往使原始人类的脑容量从500ec增大到1400cc以上(Klein,2002;汪丁丁,2003)。Kudo andDunbar(2001)的动物行为研究也表明,灵长目动物个体的脑量增长是与个体的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展密切相关的。而脑容量的增大又为镜像神经元和他心想象的生成创造了演化条件,于是原始人类的社会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他们倾向于友善、包容,而以某种共有的相似特征作为识别符号共同生活在一个可相互影响的区域内组成族群,在这样的族群里个体获得因遵从某些共享意义行事而致效用增进的锻炼和体会,这使个体更倾向于尽可能留在族群中而不被驱逐,在这样的方式下原始人类在自然选择中得以生物存续进而成功演化。Haim Ofek(2001)中沿着Adam Smith的“人类演化的经济起源”思路的进一步研究也表明了,正是人类独有的商业交换的社会交往倾向,导致了大脑容量的扩大和生存环境的扩大,以及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anatomically modem humans)的出现。
三、合作的社会起源
我们认为,单个个体由于其有限理性的约束,无法单独解决所面临的生物存续和社会存续的诸多困难,于是社会交往就在演化中被选择来改善这一状况。Kadushin(2002)对儿童早期的心理研究表明,人在幼年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社会交往的动机。我们有理由相信,交往是具有健全脑组织的现代人通过代际间遗传而获得的一种本能。而正是交往使得人类成功演化。于是在交往中,社会成为可能,合作成为可能。地球出现在45亿年前,5亿年之后,开始有了原生细胞,真核细胞则出现于35亿年前,之后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体的出现花了20亿年左右的时间,而从多细胞出现到大量生物衍生的过程只有1000万年左右。对此,生物学家LeDoux(2002)解释说,细胞之间的交流太不容易,从单细胞世界过渡到多细胞世界需要经历漫长的年代,需要不断地试错,而一旦建立了细胞社会交往的方式,地球生命立刻就以极快的速度开始演化。我们以上罗列的人类考古学的证据也显示,正是因为趋于交往的行为方式以及社会功能的组成结构使得从“两足猿”的出现到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只用了区区600万年。Kudo andDunbar(2001)的报告指出,最初是3～5个灵长目个体构成以血缘为纽带的小团体,这样小团体的规模与脑容量成正比,随后众多小团体之间的交往将进一步组成族群或社会网络,而族群或社会网络之间的交往又将进一步构成社会群体。Klein(2002)也指出,原始人类在大约5万年前脑容量从500ec增大到1400cc以上是与人类的社会交往范围的迅速扩张同时发生的。而连接脑容量增长与社会交往范围扩展的一个极端重要的发生学环节就是社会认知。
RalpbAdolphs(2001)认为,对于社会认知而言,一个群体内的合作精神、基因遗传、文化传统,借助于十分偶然的机会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一群生物在自然选择中成功演化,于是认知使他们终于变得合作了。Decety and Sommerville(2003)的研究报告显示,社会认知过程需要激活“自我意识”、“场景记忆”、“他心理论”,从而自我与他人通过场景建立交往关系。Sanfey,etal.(2003)的研究报告也表明,即便是最简单的博弈过程也会激活自我的社会认知能力且使得理性选择依赖于社会认知。Vernon Smith通过一系列科学实验发现,当受试者在特定社会场景内对“合作”或“不合作”这两种策略进行理性选择时,以理性选择功能为主的脑区并没有明显激活,而以道德判断为主要功能的脑区却被大面积激活。而道德本能的首要起源是合作和背叛之间的动态关系。人类考古学的成果已证实5万年前的原始人类的脑容量的增大足以支持他们倾向于社会化合作的社会认知,这意昧着人类社会的合作由来已久。而合作的个体在演化中,被认为可以存活得更长久并且留下更多的后代。Cosmides and A-tooby(1990)的文献指出,基因突变是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
今天人类的心理结构是数万年前至数百万年前人类生存状况的演化结果,当下人类的许多社会模式,尤其是合作,都可以被认为是在新石器时代(Neolithic Age)的人类社会里就已经形成的。
Simmel(1949)创造了sociability(可社会性)这一概念用以特指人类相互结合的艺术和非利益性形式。Simmel认为.社会是由个体相互作用形成的,它并非一个实体而是一个过程,一种具有意识的个体之间互动的过程,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或者说交往构成了社会。在交往中,每个人都会生动地体验诸如良知、自尊、悔恨、怜悯、羞耻、谦虚和愤怒等情感经历,而这些体验正是有利于有关荣誉、利他、正义、同情、仁慈等普遍道德准则的形成(Wilson,1998)。道德行为内在倾向的另一面是仇外(xenophobia),这种仇外情绪体现了信任的边界,进而人们在其频繁交往的有限人群的边界内,萌生了亲和性(familiarity)和共同利益(common interest),这使得合作在圈子内成为可能。美国Santa Fe经济学家SamuelBowlcs和Herbert Ginfis在1998年借用Durkheim的prosociality(亲社会性)的概念,用以表示人类具有的一种偏好,此偏好有利于合作秩序的形成(Bowles and Gintis,1998)。亲社会情感(prosocial emotion),包括羞耻、负罪感、同情、对社会制裁的敏感性、以及对背叛者进行惩罚的期待等,这将导致个体在群体内采取建设性的交往方式促进合作的达成。两位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没有亲社会情感,不管如何加强契约制度、政府法律的强制和声誉,我们都将是(anti-social)的人,而且人类社会将不会存在(Bowles andGinfis,2003)。Eisenberger,et a1.(2003)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functionalmagneficresonance imaging)对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研究的实验报告显示,当个体被排斥在社会交往之外将被激活与物理疼痛类似的痛苦,从而产生相应强度的情感波动。这一结果与Bowles andGintis(2003)的洞见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像痛苦一样,羞耻是一种引导个体去修复导致这种刺激的环境并在将来避免这种环境的负面刺激,羞耻于是成为一种节省成本的群内惩罚的方法,这将引导个体依据群体所共识的合作方式行事,并在日后内化为其习惯而不必反复地进行理性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群体乃至社会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它们可提供减少合作失败的机制,于是采取了合作的群体和社会被选择存续而成功演化。此外,Sa/lly(2001)的研究表明,即使在单次囚徒困境中同情心的存在也可以导致合作,根据作者博弈实验,在单次囚徒困境条件下,参与者的同情心越强,参与者之间同情共感的距离越近,合作就越容易实现。Bowles and Gintis(2003)认为,人类内化规范以及在支持合作行为时运用情感的能力削弱了个体利益同群体利益之间的冲突,并且即使在多层次选择和具有发信号高成本特征的合作诱导效应都薄弱的情况下,也能支持合作交往。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认识到,人类在其自身的生物演化中,社会性倾向致使他们采取在群体内合作的协调的行动方案,这种行为取向的意义在于个体由此获得自我生存进而留下后代的更大机会,我们可将如此之动机视为利己的选择。然而当合作仅仅是因为一种习惯或惯例而被群体内的成员采取时,作为被观察到的现象只简单表明该群体是合作的而至于那些利己的算计也许并没有真实地出现过。如同Maehlup(1946)的汽车司机,他是否在超车的一瞬间做过基于完备认知的严密的评估很值得怀疑,他可能并未充分深思熟虑或者说他可能没有充分的时间深思熟虑,而只是重复着相同或类似情景模式下的习惯动作。而正是这样的习惯或惯例经由群体成员的反复实践,合作才得以遗传。
四、结束语
人类的演化留给我们可追寻的线索已经指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为了获得生存机会,早期的原始人类就懂得借助交往以建构起规模足够的群体,个体的生存状况当被置于群体之中后得到了明显地改善,这使得他们在猛兽众多的生态环境中成功地留下了数量可观的后代直至演化出现代人,两足行走、脸部扁平以及馈赠精美礼物等人类考古学的发现都表明了原始人类的社会交往行为倾向。同时,社会交往使原始人类的脑容量增大,从而为镜像神经元和他心想象的生成创造了演化条件,这样的脑功能的演化成功,为人类提供了足够的认知和理性准备和神经生物学基础,从而人类可以对社会交往的目的性指向有明确的识别。社会认知的形成使得原始人类已经辨识到留在一个群体里对于个体自身的意义,而达成这一结果的选择就是在群体内遵从合作和利他的行为规范,于是社会得以可能。
Wilson(1998)举例说,五位旧石器时代(Paleolithicband)的猎人组成的一个群体,其中一个人想离开其他人独自寻找一头羚羊,如果成功的话,他将获得很多的肉并把它藏起来――5倍于他留在群体中获得的数量,但是,他从经验中得知,他成功的机会很小,远远少于五位猎人合作获得成功的几率,除此之外,无论他能够成功与否,他都将因减少他人成功的希望而遭受其他人的敌意,于是出于习惯,团队成员继续合作来平等地分享他们狩猎得来的猎物,这样猎人最终留在了群体中。Wilson的例子表明,个体采取群体所认可的合作的方式留在群体里,除了实现其自身生物存续之外,还有另一层考虑,即避免敌意而实现其社会存续,正是出于这样的认知,个体在演化中逐渐培养出了亲社会情感。亲社会情感的存在对于群体内的合作和利他等规范的遵从非常重要,即使亲社会情感在群体或社群的某些部分不能诱发足够的合作行为,至少也可以减少搭便车行为。
这为我们的研究提示了一种基于社会学的理路。社会学使用socielizafion(社会化)来解释在非亲缘之间的合作。从社会学来看,社会化是让个人取得适当的价值、态度、行为模式成为恰当的社会行动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秩序也因而建立起来。个体经由在行为范式上使自身融入群体或社群的社会化过程获取认同感以及动用更多资源、节省成本的途径,即从群体中获得可提供效用的社会资本。而社会化理论的一个关键原则是社会价值是通过内在规范在代际之间传递的,这意味着上述亲社会行为选择在群体中是可遗传的,正因为如此,这样的社会认知所引致的行为将逐渐内化为群体的习惯和习俗,当个体采取合作和利他行为时,可能仅仅是出于习惯而非刻意的算计和评估。Huck,et aI.(2003)的仿真研究报告显示,缺乏理性能力、无知识的合作博弈是可能的。然而站在分析者的立场上,我们坚持认为,人类经由演化已然获得了达成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选择所须具备的社会
认知和理性能力,即使在选择合作和利他时并没有真实经历过成本一收益评估,但却会导致同样的结果,某种外在于主体的自然选择力量确保了被观察到的结果是与新古典理论的严格推导一致的。因此,合作和利他的有意识的理性选择和无意识的自发演化在结果上并没有差别,二者是统一的,从而我们可以从前一种理路出发分析得到对后者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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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姆塞茨（Demsetz,1964,1967）认为“产权出现”是这样的：当成本太高而难以定价时，物品可能出现一个市场（假如有的话）的零的价格。但是技术的、人口的或社会的变化可能带来正的价格。然后产权有效的配置物品，以免造成错误使用（如造成污染）或者过度使用（如公地的悲剧）。市场配置因此取消指令配置或者最初的配置。⑴
德姆塞茨的解释存在着新古典政治经济的典型缺陷（William,1988）,“为均衡规定条件和规定均衡的财产，而没有规定这些条件在真实世界里如何产生。”⑵从现实中来看，有时条件被满足，但是产权并没有出现。实际上，德姆塞茨的条件充其量是必要的，而不是充分的。这是因为，新古典方法把政治结构完全排除（Riker,1988），⑶但是，真实的经济活动深深地镶嵌在政治活动中，“产权必然是政治制度，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现存权利结构的性质和实施都是由政治力量决定的”，⑷因此，有必要以一个比新古典模型更为现实的背景，来研究产权的起源。
与德穆塞茨不同，本文关注的是政府官员和政治家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演进过程中的作用。（5）此外，这种演进无疑是动态的，其中政治和经济的相互作用不仅影响到结果，而且影响各种参与者的处境。在这里，发挥作用的是一种政治-经济力量。
二、70年代末至今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经验研究
（一）1978年至1983年
在1978年中国农村的一些地区，土地的“集体所有”产权向相对较小的群体或个人控制转变这一趋势是很明显的，在浙江温州、安徽的肥西县、凤阳县以及四川的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分产到户”，以及“分组作业”、“定产分工”、“超产奖励”等土地产权的初级形式。这种趋势很明显同诺思和托马斯（1973）以及德姆塞茨（1967）阐述的产权理论假设相一致，正如博什阿普（Boserup,1981）的研究所表明的：人口压力最大、商业性农业收益最高和最可能接近技术进步的地区，如果不是完全私有化的话，它们将最快地朝着排他性产权的方向发展。（6）《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评》中描述到，“1978年安徽大旱，大部分地区已经是10个月没有下雨，400多万人口饮水告急，秋种无望”，生存的危机使排他性产权形式的萌芽成为可能。
在这里，农民自发组织实施的以“家庭契约”代替“集体契约”的创新，由于大大“内部化”了“成本”，直接导致了生产的高效率，从而也回答了德姆塞茨（1967）提出的产权制度变革所必须满足的第一个条件问题：“产权制度变迁所带来的收益必须高于为此而支付的成本，以证明这种变迁是正当。”(7)关于这一方面的资料翔实而充分，权威史料表明：“1979年，凡是实行包产到户的地区都获得大丰收”。
但是，与德姆塞茨（1967）所提出的产权变革必须与非正式制度吻合这一问题不同的是，(8)这场变革在最初是向一种农民分散化经营的“小农状态”回归，并且，这种回归与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和近代社会中“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是一致的，双方具有共同的行为规范和准则、习俗乃至文化积淀。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作为一种内生（非强制）产权，它的产生本身就说明与文化中衍生出来的非正式约束之间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它所要求的是制度的“供给方”——政府实体、执政党组织或者法律体系对此予以制定、通过或者颁布，即：正式制度的承认和确定。
最初，这种承认和确立是小范围和非正式的，但是，“政治市场”上的竞争已经出现并且以舆论辩论这一特殊的方式进行，这场辩论在1979-1980年最为激烈，以持反对态度的《人民日报》、内部刊物《农村工作通讯》和持赞成态度的新华社和联产承包的发起地安徽省为代表。(9)无疑，政治家和一小部分政府官员是产权变革的推动方。在这里，经验证据已经表明了，与詹•威尼基（Jan.Winiecki，1991）假说相悖的是，（10）“政治家”们在中国70年代末乃至整个二十世纪中后期绝对不是“无能力的”、受牵制于人集团的，相反，他们拥有相当大的能够独立改变规则的权力。这种权力来源于政治家个人在执政党内部的资历和威望。政治家获得和掌握权力是为了实施推行自己的思想和路线，这种思想和路线凝炼自政治家们对共产主义信念的不同或者独特理解。因此，如果对政治家的行为特征做出假设，“信念最大化”是合适的，需要明确的是，这里的“信念”来自于政治家在自身在所处时代背景下对整个国家目标体系的预设。（11）
至于中层和地方政府官员阶层，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行为特征和目标函数绝不是单一的，如果按照威尼基假设的他们有“维持现状”激励，(12)那么就无法解释一小部分地方官员对农民自发举动的默许和支持，并且这种支持的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大；由默许向公开支持转变。（13）
事实上，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这段时间内，促使政府官员支持或反对产权变革的动机或原因中，主要是意识形态原因和政府官员自身的道德伦理观。西方政治经济学中无论是布坎南和公共选择理论还是斯蒂格勒-佩尔兹曼-贝克尔范式的理论假设在这里都是得不到经验证明的。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他们所论述的分析框架下展开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变革中政府官员的成本收益分析，在这一时期，政府在推动产权变革中的现实成本包括：政府要承担启动和实施改革的财务费用，承担改革可能引起的社会震荡成本以及政治风险；政府的机会成本则是“维持现状”下给政府带来的收益，或者说，“潜在的租金流”。由于政府本质上是一个虚拟主体，政府和社区成员之间存在着委托关系，因此，政府成本实际上是社区成员的成本，对具体政府官员而言转移不出去的成本只有政治风险和潜在租金收益损失。在70年代末的中国，前者对支持变革的官员是相当大的；而后者对反对变革的官员来说是几乎为零。这是因为，“土地使用权”式的产权变革并没有对既得利益集团造成真正危害。高昂的变革成本和低微的潜在收益损失在以“自利”假设为基础的分析框架下应该得出既没有官员支持变革也没有官员在变革启动时反对的结论。很明显，这与事实相悖。
（二）1983年至今
如果把1978年至1983年“一号文件”的颁布看作是“土地集体产权”向“土地个人使用”这一产权初级形式的突破阶段，那么1983年至今则是残缺向完整、模糊向明晰的产权形式变革的徘徊期。
比较两个阶段，首先可以观察到的相同点是，无论是“使用权”这一土地产权初级形式的变革，还是90年代一些地方私下试行的将模糊不清的“集体产权”、特别是关于土地的各种权利，清楚地界定到农户头上这一“法外”活动（周其仁，1994），(14)都具有自下而上的、由既定体制中内生的特点，同样，它们天然与非正式约束之间存在契合以及要求正式制度的承认和确立也是一样。但是，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如果一场变革持续20年时间仍在原地徘徊，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当年始终伴随体制的饥荒和农产品不足的威胁从整体上的消失（周其仁，2001）(15)，还有两点：一是产权的进一步变革对政府官员中的“寻租”阶层的危害，以及这一阶层对变革所起的阻碍作用；第二，如果说第一点是一般性原因的话，具体到中国国情，就不能不考虑到意识形态方面所起到的遏制作用。
在这里，政府官员中的“寻租”阶层是指利用农村土地所有权转让这一机会将“权利租金”转变为“权力租金”的政府官员群体，他们存在于“集体”和土地转让相关的政府部门中，其赖以“寻租”的基础就是国家征用土地制度。巴泽尔等人的研究已经表明，当特权存在时，有特权的人总是想方设法来维护特权并寻求更多的特权。由国家和集体这两个虚拟主体掌握土地产权或者是除使用权以外全部产权的制度安排，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集体”和“政府”的权利往往蜕化成个人的权力。首先，无论是“老式的”集体——，还是现存的“集体”，“从来就不是农民私人产权之间的‘合作’经济，集体公有制既不是一种共有的、合作的私人产权，也不是一种纯粹的国家所有权，它是由国家控制但由集体来承受其控制结果的一种农村产权制度安排”（周其仁，1994）。(16)包产到户之后，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源的使用权“承包”给了农户，但是，绝大部分产权仍然在“集体”名义下共同所有，“集体”掌握调整土地使用权的权力、控制土地使用权以外的经济资源产权、并履行着基层行政职能。当国家因城市或工业用地征用农村土地时，政府首先是向集体支付征地补偿金，然后再进行土地批租。不管是时期还是农民有长期承包使用权的现在，农民必须“退下”，由“集体”（也就是几位乡村权力人物）出面，协调政府征地、领取并分配征地补偿，并且，因为“土地涨价要归公”的要求，这种补偿是微薄或者说与市价的差额是相当惊人的。（17）
其次，由于“土地禁止交易”，在决定工业和城市用地供给的，既不是农地的所有权，也不是农地的使用权，而是政府的行政权力，包括审批、规划和征用等方面。就是说，农地产权在法律上没有资格作为土地交易的一方，无权参加讨价还价。在这里，权力租金——而不是土地产权的权利租金——成为目前农地转向工业城市用地过程中基本的经济刺激。
这种产权制度安排下，政府出面主持的土地转手交易规模以及由此导致本该是农民所有的“产权租金”流失出去的金额有多大？1987年至2001年，中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2394.6万亩，按人均占有耕地0.7亩计算至少有3400万农民因征地失去或减少了土地。而以现在的经济发展速度，2000年至2030年的30年间，占用耕地将达到5450万亩以上，失地和部分失地的农民将超过7800万人（18）。杨小凯在1994年的预测反证了，因为在农地转手交易方面的现状，损失的潜在农业总产出达到30%，(19)这可能是关于目前为止最大胆、最令人惊讶的结论了。
对现有土地产权下寻租阶层的描述，不仅可以证明他们有充分的“维持现状”的激烈，反对以土地转让、抵押和租赁为核心内容的进一步产权变革；而且，也从另一层面说明了70年代末土地产权变革取得突破的一个常被人忽视的原因：土地使用权形式的变革并没有真正危害既得利益集团，从而避免了他们对改革造成的强有力阻碍。
关于意识形态方面原因对产权进一步变革所造成的遏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意识形态的建立需要很高的沉淀成本（sunkcost），因此成熟的意识形态会在较长时期内占据垄断地位，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深入人心的复杂而普遍的思想情感。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发展和突破，也要求政治家们的勇气和谋略。
三、结论
综合以上对中国农村70年代至今的土地产权变革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制度起源是一个制度发生学意义上的问题，它要探索的是制度为什么会发生、怎样发生等基本问题。制度的起源至少存在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制度在根本上的从无到有;二是在特定制度环境中新制度的创立;三是从已有的制度过渡到更新的制度。一般认为，制度是沿着演化和构建这两条不完全相同的路径起源的。若追溯最初制度的起源，则是由长期无意识的演化生成的。演化强调行动者的无意识性或无目的性，即使行动者是基于有限理性算计的，互动的结果也不是预先就存在于行动者的目标函数之中。而在特定制度背景下新制度的创建，则有明确的制造主体，即普通个人、社会精英或者利益集团，他们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有意识地通过自身的能动性对制度进行设计或者施加影响，从而形成新的制度或者改变旧的制度。构建强调行动者有意识地将互动结果预先固定下来，并存在于其目标函数之中。
关于制度起源的原因，新古典制度经济学家诺思、旧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等人以资源稀缺性的不断提高为基点，从不同的层面进行了阐述。诺思从经济史的角度对产权制度的起源作了深入的考察。他根据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关于史前人类的研究成果，分析得出最初的产权起源于公有产权，随后才出现私有产权，而产权界定的需求则来源于人口增长所导致的资源稀缺性的不断提高。当动植物相对于人类人口的需求还算丰盛的时候，就没有激励机制去承担因建立和行使产权所产生的费用。只有在稀缺度增大的过渡时期内，才值得去承受建立和行使产权所必需的费用。产权才能够限制资源开发的速度。从历史上看，产权的演变过程包括，首先是不准外来者享用资源，然后是制定规则，限制内部人员开发资源的程度。诺思以人口增长作为资源稀缺性不断提高的内生因素，而因此诞生的产权制度却被认为是限制资源稀缺性不断提高的外生因素，对人口增长本身并不存在任何约束性。那么产权制度的出现对限制资源稀缺性的不断提高是否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有效性，便直接关系到在理论上对制度起源做出合理解释的可能性。
与诺思对人口增长导致资源稀缺性不断提高的理解不同，康芒斯将人的自私本性作为导致资源稀缺性不断提高的根源。他对利益冲突的解决进行了分析，认为制度用以约束人的自私本性，产生于资源稀缺性所造成的利益冲突。由此将制度与其约束标的，即人的自私本性相关联，一并纳入到限制资源稀缺性不断提高的内生因素中去。无论是演化还是构建，制度起源的两种路径并非是泾渭分明的，制度的起源是自发演化与设计过程紧密的互动，若自发演化的习俗和惯例由法院裁决或凭以解决争端，便带有某种人为设计的性质。
然而，资源稀缺性的本质是什么?它是否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绝对概念?若是，则即便制度是作为限制资源稀缺性不断提高的内生因素而创生的，又怎会具有其存在的终极价值?缺乏对资源稀缺性本质涵义的清晰理解，是诺思与康芒斯未能分别以人口增长和自私本性两个主要因素加以充分阐释的根本原因。那么，制度起源于对资源稀缺性的缓解，其约束标的究竟何在?制度在其约束标的与资源稀缺性矛盾协调的过程中，又是如何创生的?
本文立足于佛教的经济学观点，依据《大藏经阿含部》的相关经典，采用文献分析的方法，在新古典制度经济学和旧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起源于资源稀缺性不断提高的基本论述之上，进一步探析资源稀缺性的本质以及由此起源的制度的约束标的，旨在明确制度创生的一般形式和路径。
二、资源稀缺性：生态循环失律
佛教在《长阿含经世记经》(又称《起世因本经》)中揭示了资源稀缺性的本质内涵，即资源稀缺并非是资源绝对量的不断减少，而是由于对资源的过度采掘破坏了其可再生能力所造成的生态循环失律状态。
在人类生存早期，自然生态呈现良性循环，资源相对于一定人口的需求而言是高度丰盛的。彼等众生余福力故，不须耕种，而有自然粳米出生。若有欲须，日初分取，于日后分，即复还生;日后分取，日初还生;成熟一种，若不取者，依旧常在。由于早期人类适时而取、适度而取，在一定时期内对资源的采掘率远低于资源自身的可再生率，生态良性循环得以持续，因而并未出现资源稀缺的状况。
《长阿含径世记经》中指出，生态循环失律产生于人不自觉的懒惰懈怠，而康芒斯所认为的导致资源稀缺性不断提高的根源人的自私本性，也便由之而生。时彼众生，福渐薄故，懒惰懈怠，贪吝心生，作如是念，今此粳米，不曾耕种，何用辛苦，日初日后时别各取，徒自困乏，我今宁可一时顿取，遂即并取。由于最初在生态良性循环的状况下，资源的生产是自然富足的，以至于人类不需要通过劳动来获取所需，因而逐渐滋生长养了懒惰的习性，要求一次采掘的资源数量在能够满足一日所需之后，还可以提供数日所需，以避免多次采掘的辛苦困乏。过多的采掘是为日后的消费需求预备供给，必然要对剩余数量的资源进行贮存，这就又使人滋生长养了贪吝的心性。
在早期人类的群居生活中，个体的懒惰习性会发生传递效应，使他人竞相效仿。如《世记经》中讲到：时余众生，唤彼人言：食时节至，可共相逐，收取粳米。彼人报言：我以一时，为日初后，顿取将来，汝欲去者，可自知时。彼作是念，此众生等，善作快乐，于日初后，一时顿取，我今应当为两三日，亦可并收。即便悉取。尔时更有别众生，唤彼众生言：我等可共收取粳米。彼即报言：我前总已，取三日分，汝自知时。彼众生闻，复作是念：此人甚善，我今亦宜一时并取四五日分，为贮积故。由此可见，在一定时期内，个体的懒惰习性虽然初始要求一次采掘的资源数量可以满足数日所需，但由于在诸多个体之间的传递效仿过程中不断得以强化，导致受影响者一次采掘所要求的预备供给较之影响者出现成倍递增。于是，时彼粳米，即生皮糩，裹米而住。被刈之者，即更不生;未刈之处，依旧而住。其此稻谷，即便段别，丛聚而生。在一定时期内资源可再生率不变的情况下，群体采掘率成倍累加，均次采掘率急剧下降，使资源可再生能力迅速遭到破坏，最终导致生态循环失律，造成资源稀缺的严重后果。
佛教对资源稀缺性本质内涵的揭示，从理论上预示了制度起源的意义和存在的终极价值。正是因为资源稀缺并非一个绝对概念，制度作为限制资源稀缺性不断提高的内生因素而创生，才具有恢复资源可再生能 力进而 扭转生态循 环 失 律 状 态 的 可能性。
三、制度的约束标的
正如前所述，人的懒惰习性是导致生态循环失律、资源稀缺性不断提高的根源。因此，制度致力于对资源稀缺性的缓解，必然用以约束人的懒惰习性，而这种约束力却是在私有化无序发展的状态下，通过使劳动生产成为必要的谋生手段来实现的。
从佛教的观点来看，人的懒惰习性促使人类的产权形态发生演变。《世记经》中展示了人类最初的产权形态，即把有资源附着的土地作为公有产权或共同产权。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类朴素天真地把土地看作共同体的财产每一个单个的人，只有作为共同体的一个肢体，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在公有产权的形态下，个体对自然资源保持适时、适度的采掘与索取，是生态良性循环得以维护和持续的重要前提。然而，由于对个体而言，资源的消费是缺乏成本约束的，懒惰习性的长养与贪吝心性的滋生使得为贮积故，一时竞相并取，导致生态循环出现失律，资源稀缺性不断提高。虽然恩格斯也认为私有产权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有了贮积(即剩余财富)，但在佛教看来，这是一种自然起源，并非人类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而且，私有产权自然起源的初始形态仅仅是附着于土地的资源，并不涉及个体对土地的所有权。随着资源稀缺性的不断提高，人类需要正视生态循环失律下的生存状态，以往非劳动索取的生存方式将逐渐向劳动生产的生存方式发生革命性的转变，而这恰恰说明了私有产权的出现对人类生产力起步与发展的迫切要求。
私有产权自然起源的条件在于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本身能够为每一个体支付生存成本。然而，生态系统在某个特定的阈值内，并不意味着能够为每一个体因懒惰习性而滋生的贪欲膨胀支付相应的成本。在生态循环失律状态下，每一个体都必须要为私有产权的取得而付出合理的代价，这种代价无非在于通过劳动生产来获得生存所需及其之上的剩余财富。问题在于，私有产权的自然起源本身是一种无序状态，劳动生产也并非是每一个体的自觉行为。在私有化无序发展、加剧深化其与资源稀缺性之间矛盾的过程中，又如何才能确立和保障劳动生产成为每一个体必要的谋生手段呢?
可以说，制度就是作为协调私有化无序发展与资源稀缺性之间矛盾的产物而创生的，制度创生的目标在于使劳动生产成为必要的谋生手段。《世记经》中讲到：我等今者，宜应分疆结作界畔，并立谪罚。彼是汝许，此是我分，侵者罚之。诸比丘，此因缘故，世间便有界畔、谪罚名字出生。这其中，所谓界畔即是按群体人数划分公有产权有资源附着的土地，并对每一个体的财产权利进行初始界定，它使每一个体在各自所限定的土地所有权范围内对资源进行采掘与消费，形成了一定的成本约束，各自独立承担因懒惰习性而采取一时并取和贮积等行为的后果。界畔推进并实现了私有化从无序状态向有序状态的转变，使私有产权的形态由附着于土地的资源向有资源附着的土地发生变化，通过将资源稀缺的风险进行分割与摊派，有效缓解了因过度采掘而造成整体资源稀缺性不断提高的恶性状况。其次，所谓谪罚即是针对个体侵犯他人私有产权的行为所实施的强制约束，它以界畔为前提，进一步保障了私有化的有序性，使每一个体不再像先前那样能够随意占用公有产权。个体在面临各自所限定的土地所有权范围内的生态循环失律状况时，只能通过劳动生产这一途径来解决自身的资源稀缺问题，而原来的非劳动索取行为在公有产权被划分界定之后将视作偷盗。
四、制度的创生
所有的制度都是关于产权的制度。在协调由懒惰习性所引起的私有化无序发展与资源稀缺性两者之间的矛盾过程中，制度是通过界畔和谪罚这两种形式将私有产权以有资源附着的土地形态确立下来的。而在此之前，公有产权虽是无形存在的，但并未被意识到，只有当私有产权以附着于土地的资源形态自然起源，并且其无序发展已威胁到整个群体的存亡时，公有产权的存在才开始被意识到。这也就是个体理性会引致集体非理性的所谓囚徒困境，它是经济学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私有化从无序状态向有序状态的转变是一种由无意识到有意识的演化趋势，当囚徒困境中群体福利损失表现为生态循环失律时，人类的认知才得以进化，对制度的需求也异常强烈，此时这种演化趋势为私有产权制度的建构设定了标准，使之具有适应性。从这个意义上看，制度总归是要通过建构创生的，它伴随着经济社会状态的演化和人类认知水平的进化，是历史进程中的驻点。
有关囚徒困境的出路，一般认为可以引入制度的生产者国家或者政府，通过直接构建一种合作性的制度，对不合作者进行惩罚，来调和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然而佛教认为，国家或者政府的引入本身就是一种制度的创生，其初始作用不在于生产额外的制度，而是要确保当前私有产权制度的稳定性。正如谪罚需要一个具备公信力的主体来加以实施，否则就不能保障以界畔的形式维护私有化的有序性，以致造成私有产权制度应有效力的缺失。那么可以说，在私有产权制度的构建背景下，国家制度是作为一种派生的制度需求而创 生的。这一点在 《世记 经》中 有 充 分 的说明：
尔时别有余一众生，自惜己稻，盗他稻谷。余人见已，即告彼言：谓汝众生，汝恶作也，汝恶作也，云何自有，盗取他稻。呵已而放，更莫如此。而彼众生，已复再作，亦且呵放，如是再三，犹不改悔。麤言呵责，以手打头，牵臂将诣众人之中，告众辈言：此人盗他。而彼众生，对于众前，拒讳争斗，语众辈言：此之众生，麤恶言语，骂詈于我，以手打我。时彼众辈，聚集忧愁，悲哭叫唤：我等今者，相共至此，困恶处也。我等已生恶不善法，为诸烦恼增长未来生老苦果，当向恶趣。现见以手共相牵排，驱遣呵责：我等今应求正守护，为我作主，合呵责者正作呵责，合谪罚者即正谪罚，合驱遣者即正驱遣。我等所有田分稻谷，各自收来，彼守护主，有所须者，我等供给。大众如是共平量已，时彼众辈，即共推求正守护者。
可见，若界畔未能使个体侵犯他人私有产权的行为受到行之有效的谪罚约束，那么在群体中就需要一个具有道德威望的主体来主持公正，以保证谪罚实施的有效性，进而保障界畔确立的稳定性。于是，为作正主，诃责谪罚，驱遣平正，无有侵凌。众敛稻谷，而供济之，不令短阙。如是依法，为作田主。以从彼等众生田里，取地分故，因即立名，为剎帝利(剎帝利者隋言田主)。时彼众生，悉皆欢喜，依诫奉行。从中可以看出，国家制度起源于田主制度的确立。田主自身不再占据私有产权，他有别于群体中的其他个体，必须从劳动生产中脱离出来，行使管理者的职能，即凭借自身在群体中的道德威望，维护现有各项制度的有效运行。与此同时，群体中的其余个体将各自产权收入中的一部分支出供养田主，以维持田主的生计，由此便出现了税收的雏形。对每一个体而言，税收支出等于产权收益与生存成本的差额乘以税率，但税收总额用于维持田主的生计，至少要等于个体的平均生存成本，即群体中个体产权收益总额大于个体生存成本总额时，无论任意个体的产权收益是否大于其生存成本，税收总可以作为必要的生产成本而使国家制度的创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总之，制度是按照其需求层次的不断扩展而逐步得以构建、完善，最终形成一个有机体系的。私有产权制度创生于私有化无序发展与资源稀缺性之间的矛盾中，进而以国家制度的创生为需求来保障自身的稳定性。国家制度的建构是以税收为必要的生产成本的，而税收的来源反过来又是以私有产权制度的稳定性为前提的。
五、结 语
制度的产生、演变及其与经济活动的关系，是制度经济学的一般研究范畴，而佛教在其三藏经典中对此却早已有较为详尽的阐述，主要观点有：
第一，制度起源于人的懒惰习性所导致的资源稀缺性的不断提高。资源稀缺并非是资源绝对量的持续减少，而是由于对资源的过度采掘破坏了其可再生能力所造成的生态循环失律状态。
第二，制度致力于对资源稀缺性的缓解，是以人的懒惰习性为约束标的的，而这种约束力却是在私有化无序发展的状态下，通过使劳动生产成为必要的谋生手段来实现的。
能源是国民经济最基本的物质基础之一。在自然科学范畴内，“能源”仅表示一种作功“能力”，如抬高或加热物体；在经济学范畴内，“能源”涵盖了所有因内含物质能量而能够提供作业能力的能源资源和能源商品。能源资源，如原油、天然气、煤炭、生物质、水力、铀、风能、太阳能和地热资源，均可以被采集和产生；能源商品，如汽油、柴油、天然气、煤炭和电力等等，可直接为人类活动提供能源服务。当能源作为投入生产过程的一种必需商品时，与能源商品相关的所有方面构成了能源经济。能源经济是指那些产生能量的物质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经济活动，是能源各类产业经济的总和，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能源资源是有限的，而且与人类多项活动有密切联系。资源的稀缺性与人类欲望的无止境是一对基本矛盾，而这一矛盾正是经济学产生的客观基础，由此而引起的种种选择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英国经济学家哈维在《现代经济学》中给经济学下了直接的定义：“经济学是研究人们如何分配其有限资源来满足人们的需要的科学。”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第12版)中对经济学的表述是：“经济学的精髓在于承认稀缺的现实存在，并研究一个社会如何进行组织，以便最有效地利用资源。这一点是经济学独特的贡献。” 从上述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派的观点可见，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及人们如何进行权衡取舍的学问，是为了解决资源稀缺问题而产生的，中心问题是由稀缺性引起的资源配置问题。能源资源相对于人类需要在数量上的不足，是人类社会与资源关系的核心问题。能源经济学正是以主流经济学为主线，结合运用其它学科，来探索人类如何面对有限的能源资源并作出权衡取舍的选择的科学。人类对能源资源的稀缺性的认识有一个历史过程，而能源经济学也是随着这一认识的逐步加深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历史上对能源经济研究的认识、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18世纪中叶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的经济迅速增长，是以大量利用和消耗自然资源(尤其是化石能源)为前提。此间，西方经济学开始蓬勃发展，经历了从古典主义到新古典主义的发展，由此孕育了能源经济学的萌发和基本思想。古典主义着重经济总量研究，相关经济学著作中最受关注的两个问题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长期增长的前景，而建立在“边际效用论”和“均衡价格论”基础上的，其以需求为核心的分析代替了古典经济学以供给为核心的分析。边际效用价值论，边际分析法和均衡分析法，均衡价格理论，资源优化配置和外部性理论是新古典主义对能源经济学的贡献。可以说，在能源经济学的孕育和认识阶段，经济学大师的诸多论著构成了能源(资源)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和内容，为能源经济学的产生作好了必要的基础理论和分析工具的准备。这一阶段，能源经济学的初步研究侧重于煤炭的开发利用。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杰文斯1865年出版的《煤的问题》一书，是文献中最早从经济学角度全面分析能源问题的专著。杰文斯在详细论述了煤的情况和各种替代能源非对称性的特点之后，认为英国的煤储量有限，靠煤炭而繁荣起来的英国经济总有一天不得不停止发展(雷仲敏，1994年)。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到19世纪30年代，世界人口猛增，经济迅速增长，导致对资源需求的大幅增长。结束于20世纪初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开辟了人类电气化的新纪元，全球生产力得到更加高速的发展，大规模开发利用偏远地区的自然资源尤其是地下矿物资源得以实现，从而大大促进了能源(资源)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也同时导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问题加剧。于是，在经济学领域，从发展资源经济和解决世界性的资源问题及环境问题两个方面，提出了对建立资源经济学的需要，资源经济学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应运而生。一般认为，哈罗德?霍特林(Hotelling)1931年发表的《可耗尽资源的经济学》是资源经济学产生的标志，也为能源经济学研究奠定了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其后，20世纪6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K?E?博尔丁的“宇宙飞船理论”和以70年代以D?梅多斯的《增长的极限》(1972)为代表的罗马俱乐部“增长极限论”，孕育了循环经济的思想萌芽。 然而，直到二十世纪70年代之前，世界范围内的能源生产和供给相对较充裕，人们对生产要素投入的认识一直笼统地满足于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资源，能源资源通常被看作是原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