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气象科技 关联理论 最佳关联 语境效果
一、引言
近年来，气候灾害事件的频繁发生，需要世界各国及时了解和共享最新的气象信息，携手应对气象灾害。然而在科技翻译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多从功能理论、目的论等角度展开研究，很少运用关联理论探讨气象科技论文翻译。赵彦春曾指出：“关联理论不是翻译理论，但可以有效地解释翻译活动，指导翻译活动，奠定翻译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基础”（赵彦春，1999：276）。
二、让中国气象科技“走出去”
在引进西方先进的气象科技时，我们也要让中国的气象科技“走出去”。气象科技论文作为学术研究与信息传播的载体，在科技合作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对气象论文英译的需求日益突出。
气象科技论文是科技文献的一种，用以“陈述地球大气圈、气象科技领域所发生或出现的事情，描述其特点、规律、过程等，能有效记录大气科学和气象科技界的动态”（寿邵文，姚永红，2008：178），具有专业性、客观性、科学性和准确性等特点。本文的研究案例――《边界层参数化方案对边界层热力和动力结构特征影响的比较》是典型的气象科技论文，具有代表性。
在汉语中，由动词构成的动核结构是句子在语义平面上的结构。一个动核结构体现着一个事件或一个命题。因为气象科技汉语描述的主体是从事研究、分析和观测的研究者或设备，而客体往往是客观的事物、自然现象、观测的过程或实验结果，所以在客观描述气象研究内容时，气象科技汉语注重功能和意义，多用主动句，大量使用含动核结构的简单句或分句描述逻辑事理。
三、关联理论与翻译
在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1986/1995）中，Dan Sperber和Deirdre Wilson提出了有关交际与认知的关联理论，在中西认知语用学领域都产生了较大影响。他们认为，“交际是一个涉及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的明示――推理过程”（Sperber and Wilson，2001：50）。1999年，Ernst-August Gutt率先将关联理论运用于翻译研究中。Gutt在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提出，“翻译是一种言语交际行为，是与大脑机制密切联系的推理过程”（Gutt，2004：107）。为了实现原语作者与译语读者之间的最佳交际，译者在处理作者要传递的信息意图时，要作出最佳语境假设，以寻求信息的关联，然后再根据关联度进行推理，取得最大语境效果，使作者的信息意图与读者的心理期待达到最佳关联。气象科技论文属于信息文本，以传播气象科技信息为主。本质上讲，气象科技翻译可视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际活动，译者不仅要将原语作者的信息意图推理出来，还要将此信息意图展现给译语读者。
四、关联理论指导下的气象英译
气象科技论文英译的主要目的是全面而准确地传达原文中所包含的信息。在关联理论指导下，为了满足读者的心理期待，译者要准确分析原语逻辑关系，合理调整语序和划分意群，灵活采用顺译法、倒译法、合译法及转译法等翻译策略。下面从关联理论角度，列举几个典型案例来研究气象科技论文中句子的英译。
（一）顺译法
气象科技汉语中的句子较为简单，句子间逻辑关系比较独立。作者与读者的认知语境虽有差别，但也存在共性。依据关联理论，为了再现原语语境，可以采用顺译法，即按照汉语原句的语序进行翻译。句与句之间的简单对应必然不会对读者的推理过程产生阻碍。但有一点不同，为了准确描述客观规律，英语句子偏长，结构复杂，常常采用各种从句。
案例1：原文：YSU边界层参数化方案是MRF方案的改进版本，次网格尺度扰动通量（w′c′）与平均量（C：u，v，θ，q）的关系为
（二）倒译法
关联理论认为，翻译不能单纯地根据字面意思进行翻译，而是要准确推测原文的深层次语义，把握原文所要传递的信息意图及最佳关联。在描述一些气象定义或实验过程时，气象科技汉语通常先叙述方法后呈现结果，而英语则先结果后方法。所以，为了准确传递作者的信息意图，给读者提供最大的语境效果，常采用倒译法，根据译文读者的语境表达习惯，将内容忠实、规范地表达出来。
案例2：原文：本文采用①高分辨率中尺度WRF模式，通过改变边界层参数化方案进行多组试验②，评估③该模式对美国北部森林地区边界层结构的模拟能力，同时比较④五种不同边界层参数化方案模拟得出的边界层热力和动力结构。
译文：To assess③ the performance of simulating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boundary layers at the forest areas in the northern Unites States and compare④ the thermal and dynamic structures of boundary layers simulated by the five different boundary layer parameterizations， a high resolution mesoscale WRF model was employed① in this paper to carry out② multiple experiments with different boundary layer parameterization configurations.
分析：原文描述的是一个气象实验过程，采用动核结构，分句较多，如果顺着翻译，译文将生硬难懂。根据关联理论，可以采用倒译法。将“结果”译成“目的”并置前，将中文动核结构译成非谓语动词结构，即“to assess...and compare”、“to carry out”，把主动汉语分句整合为含有一个主谓结构的被动英语长句，描述“方法”。这样句子结构严谨，符合英语表达习惯，实现了原文与译文的最佳关联，准确清晰地将作者的信息意图传递给读者。
（三）合译法及转译法
在关联理论框架下，翻译不仅要把握原语语义，还要考虑译入语的逻辑表达习惯，实现话语语境的最佳关联。比如，气象科技文献在解释研究原理时，往往采用表示逻辑连词“因为……所以”、“于是”等。但英语中，有些动词（如cause）或动词短语（如result in，lead to）本身已含因果关系。此外，汉语习惯采用不同词语（多为形容词）表达同一个意思，若逐一翻译，则显得重复嗦。在描述气象现象时，论文大量使用动核结构，含有多个主谓结构，这跟英语的形合句型完全相反。这时，为了更清晰地表达原文逻辑，实现更大的交际效果，通常采用合译法和转移法，将重复的表达简单化，并灵活转换词性，多使用名词化结构。
案例3：原文：这主要是因为③太阳辐射不断增强①，地表热量也不断增加②，于是③由浮力产生的湍流动能不断增加④，边界层内强的湍流混合能发展到更高的高度⑤。
译文：This is mainly because the increased solar① radiation and surface heat flux result in② the continual increase③ of the turbulent kinetic energy generated by buoyancy and strong turbulent mixing energy in the boundary layer.
分析：原文中①、②、③、④和⑤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依据关联理论，采用合译法和转译法，将①”和②合并“the increased”，动词转换为形容词，使信息明确。③中的连词翻译为动词词组“result in”，准确地体现了逻辑关系。同时④和⑤合译为“the continual increase of”的名词结构。这两种译法的巧妙结合实现了最佳关联，为读者提供了最大语境效果。
四、结语
和传统的翻译理论相比，关联理论框架下的翻译观突破语义层面，更侧重翻译活动的认知与交际属性，将作者的信息意图与读者的心理期待联系起来，以实现最佳关联为目的。这对以传递信息为目的的气象科技论文翻译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依据关联理论，为了准确传递气象科技论文的信息意图，译者应以最佳关联原则为翻译准则，使译语读者在推理过程中付出最小的信息处理努力，实现理想的交际效果。
参考文献
[1] 黄文妍，范新勇，等人.边界层参数化方案对边界层热力和动力结构特征影响的比较[J].北京：地球物理学报，2014（5）：1400-1414.
[2] Gutt，E.A.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 [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107-199.
[3] Sperber，D.& Wilson， D.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Second Editio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50.
【关键词】 《内经》;肾（中医）;脏腑;情志（中医病因）
藏象理论是中医基础理论的核心，是《黄帝内经》中最重视、论述最多的一项内容。肾藏象理论是《内经》藏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以五脏为核心的五个藏象子系统理论之一，与中医各科尤其是内科、妇科和骨外科的临床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发生学方法因其特有的视角、手段以及独到的逻辑性和鲜明的科学性，已逐渐被引入中医藏象理论的研究领域。中医发生学方法是指运用文献学、训诂学、文化学、历史学、哲学、逻辑学等方法，对中医理论萌芽时期的基本观念和基本原理的产生、形成与演化做出明确详实的诠释。考察的焦点是中医理论赖以发生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主要的、本质的、必然的因素，尤其是独特的方法因素，从而实现对中医学认识的反璞归真［1］ 。
虽然肾藏象理论的发生有一定的解剖形态基础，但众所周知，古代文化有重道轻器的明显特征。中医学产生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早期土壤之中，从古文化角度对藏象理论的发生进行研究才是最主要的和“正宗”的。笔者已在有关文献中系统阐述了肾藏象理论的发生同传统文化尤其是先秦哲学的重要关系，这其中，阴阳学说、五行学说、气论自然观、精气理论和“精水合一”说对肾藏象理论的萌芽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指导作用。除此之外，形神观念也是当时的重要哲学理念之一，它对肾藏象理论发生的作用尽管不如阴阳五行和精气等全面深入，但对于其中某些内容的发生有着非常直接的影响，甚至直接促成了“肾应惊恐”等命题的出现。可以说，没有古代形神观念的影响，肾与情志的关系问题将会出现理论空白。笔者针对此观点试述如下。
1 古代形神观念的内容以及对《内经》的影响
形神关系与精气学说有重叠又有扩展，但又有一定的区别。它着重探讨体和用的关系，即物质和功能的关系，包括人体形态结构与功能和思维的关系及其规律。
结构与功能是物质系统的普遍性，二者之间的辨证关系也是一切哲学和科学体系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内经》中形与神俱的“形神一体观”即是对这种辨证法的重要认识。肾藏象理论中“肾藏志、应惊恐”理论的发生是这种辨证观的典型运用。“志”为五志之一，“惊恐”属七情范畴，五志指精神意识思维，七情属于人的情感。“肾藏志，应惊恐”是“形与神俱”观念的具体体现。
气论哲学中除了精气本身的概念特征和它所衍生的方法论之外，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对形神关系的辨证考察。早期比较典型的观点见于《荀子·天论》篇中“形俱而神生”的唯物主义心身一元观。这个观点被移植到中医领域并得到认同的明显依据来自于《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形与神俱”这一命题。就中医学看来，人体生命活动之外在显现（广义之神）和形体是统一的，心理活动（狭义之神）作为生命活动外在显现的一个重要类别，和形体自然亦是统一的［2］ 。与气论自然观相对应的方法论———“司外揣内”、“以表知里”，不言而喻地将机体内在的“藏”视为外在“象”变化的依据，因而，显现于外的心理现象，也属于需要观察的“象”的范畴，其依据亦毫无例外地存在于形体之中。
《灵枢·本神》曰:“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内经》观察到生命形体及所禀生理功能（包括精神心理方面的功能活动）均源于父母之精（物质）的相合，父母之精乃新生命个体（形神）的物质基础。《内经》还对死亡现象进行了观察，《灵枢·天年》载:“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即死者形神分离，那么生者必是形神不离。这也是《内经》对形与神俱观念的肯定、接纳与佐证。
《灵枢·营卫生会》云:“血者，神气也。”《灵枢·平人绝谷》云:“神者，水谷之精气也……。”这些论述强调了机体的生命活动（包括精神意识思维活动）是精、气、血等物质所派生的，精、气、血是生命活动（包括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的物质基础，即神本于形质而生。而且，神不能脱离形体单独存在而必须依附形体存在，它的功能状态也受形体健康状况的影响。故《素问·上古天真论》云:“形体不敝，精神不散。”《素问·移精变气论》进一步指出:“得神者昌，失神者亡。”《素问·疏五过论》:“精神内伤，身必败亡。”张介宾将此义理解为形乃“神明之宅”（《景岳全书·卷二·传忠录·治形论》），又说“形者神之体，神者形之用;无神则形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类经·十九卷·针刺类》）
《素问·脉要精微论》云:“五脏者，中之守也。”《内经》观察到生命活动以五脏为中心，便进一步将神分宅五脏，于是有了“神藏五”（《素问·三部九候论》）。《灵枢·本藏》:“五藏者，所以藏精神血气魂魄者也。”《灵枢·经水》:“五脏者，合神气魂魄而藏之”是“神藏五”的具体论述，也是“肾藏志，应惊恐”结论赖以发生的前提。
神分宅五脏，必须将神一分为五，故《内经》分“神”、“魂”、“魄”、“志”、“意”5种。《灵枢·本神》云:“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魄。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尽管历代对魂、魄、志、意各自的释义并未取得完全一致，但均承认四者之间存在着差异。这是“肾藏志，应惊恐”结论发生的进一步前提。
转贴于
五神各有分工，各司其职，各有其所宅之脏。《素问·宣明五气论》云:“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除了五行学说介入的因素外，这种分工本身也是对精神活动不同层面或阶段的概括，都属神的范畴，在心神主导下进行生命活动，因此《内经》认为“心藏神”。如《素问·灵兰秘典论》云:“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心神总统魂魄，并赅意志，这便是《内经》的五脏对应
五志的理论。又《灵枢·本神》云:“肝藏血，血舍 魂;……脾藏营，营舍意;……心藏脉，脉舍神;……肺藏气，气舍魂;……肾藏精，精舍志。”营、血、脉、气、精等是五神的物质基础，再次强调了形与神俱的唯物辨证观。
2 形神观念与“肾藏志”命题的产生
张伯华先生对五神进行过细致的研究，认为《内经》中“志”的含义较多，大致相当于现代心理学的意志、记忆、情绪、情感等。有学者认为，广义的志与神同义，泛指各种精神情绪活动。如《左传·昭公廿五年》:“以制六志。”《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以使志生，……使志无怒，……使志安宁，……收敛神气，……无外其志，……使志若伏若匿……。”《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在志为怒，……在志为喜，……在志为思，……在志为忧，……在志为恐。”狭义的志一指现代心理学所谓的意志。《灵枢·本神》云:“心之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王冰注《素问·宣明五气论》“肾藏志”云:“专意不移者也。”二即记忆。如《素问·宝命全形论》云:“慎守勿失，深浅在志。”杨上善注:“志，记也。”《荀子·解敝》云:“志也者，藏也”，“藏”即记忆。
笔者认为，从《素问·宣明五气论》和《灵枢·本神》的行文句式来看，将“肾藏志”与“肺藏魄”、“肝藏魂”等并举，其中的“志”当属狭义的志，而且尤其指意志。
首先，精为肾所藏。《素问·六节藏象论》曰:“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精是志的物质基础。精乃“身之本也”（《素问·金匮真言论》），《灵枢·经脉》曰:“人始生，先成精。”《灵枢·本神》曰:“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素问·上古天真论》曰:“积精全神”，此之谓也。
其次，《素问·灵兰秘典论》云:“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对这句话的理解，虽历代歧义甚多，但要义不外三点:脑力思维活动、身体筋骨动作与功能和生殖能力与行为。从上述有关精的论述来看，肾精乃生身之本（生殖）、强身之本（体力）、全神之本（脑力），即诸般行为（生殖行为、肢体动作、思维反应等等）之灵巧，无不由肾所出，而自觉行为无不由意志（即现代心理医学所认为的有着明确目标的意向性心理过程）所支配，故有“肾藏志”之论断。也就是说:对行为受意志支配的体悟是“肾藏志”理论赖以发生的另一个重要环节。
狭义之志的第二个含义是记忆，《灵枢·本神》有“肾……则伤志，志伤则喜忘其前言”的观察。与健忘相关的脏腑不止有肾，如《灵枢·大惑论》:“人之善忘者，何气使然?歧伯曰:上气不足，下气 有余，肠胃实而心肺虚……。”《素问·调经论》:“血并于下，气并于上，乱而喜忘。”笔者认为，同其它脏腑相比，伤肾之健忘临床更为多见，这是肾与记忆相关的依据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肾藏志”也是从生理病理现象观察得出的论断［3］ 。
3 “肾应惊恐”命题的产生与形神观念的关系
人的七情有“怒、喜、思、忧、悲、恐、惊”是人体对外界各种刺激的一种应答性反应，属情感活动。七情分属五脏，事先也须将情志分为5类，这也是由于人的情感确实存在着不同的类型区分。当然，这种分法仍然有五行学说介人后进行归纳的需要。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素问·天元纪大论》的“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两种说法稍有差别，但后一种较为公认。惊与恐类似，《内经》常惊恐并称，如《素问·血气形志》云:“形数惊恐”，《灵枢·口问》云:“大惊卒恐”。
对恐惧太过的病理观察，是《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认为肾“在志为恐”的主要依据。《灵枢·本神》曰:“恐惧不解则伤精，精伤则骨疫痿厥，精时自 下。”《素问·举痛论》言:“恐则气下”，“恐则精却”等等，都是机体“形”与情感活动“神”之间关系的不同形式的反映。由此可见，肾“应惊恐”这一结论也是以“形与神俱”的古代形神观为前提并充分体现了这一重要前提。
综上所述，肾应惊恐这一命题，是在古代形神观念的指导和影响下产生形成的。虽然有其它哲学观念的影响和生理病理现象观察等因素的介入，但形神观念无疑是个重要的文化背景和具有哲学指导意义的前提。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肾藏象理论，使之发挥更为明确的临床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李如辉.中医理论的发生学研究［J］.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99，23（2）:2.
[关键词] 数字化出版 期刊传播 特色栏目与专业 《气象与人类社会》
[中图分类号] G2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4） 01-0047-03
数字出版引起学术期刊传播方式的变革，有单篇论文的传播取代整本期刊的传播之势，导致期刊的传播力不断弱化。因此，在数字化时代，高校社科期刊在保证编辑出版质量的同时，要高度重视传播能力的提高。提高传播能力的一个有效途径是加强特色栏目建设。对高校学报而言，根据本校的学科特色、充分利用学科资源优势加强特色栏目建设，可以使栏目新颖独特，保持相对稳定的风格，吸引专家学者关注，保证稿源稳定，还可以提升期刊的学术质量，扩大期刊的社会影响力。
1 《气象与人类社会》栏目的设置
据统计，目前全国高校社科学报的特色栏目有 200 多个，这些特色栏目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具有学科优势的栏目，如《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的《中国农村研究》栏目，《徐州师范大学学报》的《留学生与近代中国》栏目等；二是具有地域优势的栏目，如《安徽大学学报》的《徽学》，《湘潭大学学报》的《思想研究》，《云梦学刊》的《屈原研究》等。
《阅江学刊》设置特色栏目《气象与人类社会》的首要依据是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大气科学专业优势。2013年1月29日，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2012年学科评估结果，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专业跃居全国第一[1]。这样的专业优势为本栏目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资源。
设置《气象与人类社会》栏目还因为气候气象与人类生活、人类文明发展有密切关系，气候气象问题成为全世界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通过对《夏小正》《春秋》《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训》《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庚子·辛丑日记》《郭天锡日记》《张诚的日记》以及康熙二十四年开始上报的《晴雨录》等历史文献的分析发现，在人类社会历史上，气候变化会引发族群整体迁移等文化活动，水灾、旱灾、苦寒、苦热等各种异常天气现象是历代文学作品的常见题材。当今社会，随着经济发展，人类活动对气候气象的影响越来越大，气候气象变化问题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比如气温反常、极端天气和灾害天气频现，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或污染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人类社会的正常生活。因此，气候气象问题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不仅引起了气象部门的重视，而且引起了学术界的严肃讨论。这里的“学术界”，不仅包括自然科学研究领域，而且包括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从学术研究的视角严肃审视当今气候气象问题不难看出，气候问题往高度看是政治问题，往深度看是民生问题，往学理看是哲学问题。也就是说，气候或气象已经不仅是一个纯自然科学或技术方面的问题，而且是事关民生或人类社会生活的问题，是一个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文化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学术界进行认真研究与探讨，以寻求解决之策。然而，纵观国内学术期刊，却没有一本甚至没有一个栏目以气候气象与人类社会发展为主题，众多的研究成果无处发表，专家学者没有交流思想观点、发出呼吁的稳固平台。基于此，《阅江学刊》设置《气象与人类社会》栏目，以特色专业建设特色栏目，刊发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气候气象问题的学术论文，引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综合研究，为气象学研究开拓一个新领域。
《阅江学刊》设立《气象与人类社会》栏目也是气象软科学发展的大势所趋。随着全球经济文化的发展，气候或气象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越来越多地融入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因此，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融合是气候与气象研究的发展趋势。2011年第2期《气象软科学》刊登了中国气象局副局长于新文在中国气象学会第27届理事会气象软科学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讲话以“科学研究”、“气象事业”、“中国大发展”和“软科学”为关键词，阐述了气象软科学研究的社会意义。中国气象局还设立气象软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为气象学、环境学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的综合、交叉提供平台，鼓励气象软科学研究在运用软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展开多种学科的综合研究。这是气象软科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这个角度说，《气象与人类社会》栏目的开设适得其时。
2 《气象与人类社会》栏目的选题特色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有两个趋势：一是不断走向综合与交叉，二是日益精细化和具体化。因此，学术期刊的栏目选题既要体现学科的综合与交叉，又要展示学科研究在具体方向上的观点和成果。同时，目前各学科专家学者的研究日趋“术业有专攻”，往往集中在学科的某一研究方向上。所以，要吸引专家学者投稿和阅读，学术期刊在栏目选题上最好能保持与学科研究方向的一致。在这两点上，《气象与人类社会》栏目的做法是，将栏目进一步细分为不同专栏，围绕专栏主题策划学术专题。栏目设立了《气象与经济》《气象与伦理》《气象与法律》《气象与文学》等专栏，形式新颖，主题明确，吸引了众多专家和学者的积极参与。这种“专栏+专题”的选题方式，突出了专业研究方向，使选题更有针对性，更能切中研究热点，也便于研究者搜集学术信息。
栏目每期文章的选编，会注意学科间的互动和争鸣，注重选题的前沿性和现实意义。其一，注意选发关于气象与政治、气象与经济、气象与法律、气象与伦理、气象与文学等方面的论文。当前全球范围内对生存权与环境权的呼声愈趋强烈，由气候变化引发的人类文化活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反映到学术领域，气象文化研究得到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的关注，大气科学研究与有关的文化研究相互碰撞、交融，其结果是，不仅开拓了研究领域，而且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其二，注重气象或气候研究的前沿、热点问题，如气候变化与政策、气候变化与伦理、气象与人类生态文明等，组织刊发吴国雄、潘家华、吕学都等大家名家的论文，为《阅江学刊》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引起学术界众多专家学者的注意。其三，从解决现实问题的角度而言，《气象与人类社会》刊发的学术论文具有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比如，李志江《东盟国家的气候治理合作：现状与问题》一文探讨区域气候治理合作问题[2]；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唐纳德·布朗《个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伦理责任探究》分析各国在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到公平安全排放份额之内的责任和义务[3]；程建军《我国公共气象服务理念的历史嬗变》对我国公共气象服务理念的历史发展及内容转变做了详细而深刻的阐释与论证，为气象部门更好地服务民生和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4]。这些文章都以某一现实问题为切入点，在深刻论述的基础上提出科学合理的对策或策略，为解决气候问题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具有重要的实践参考价值。
3 《气象与人类社会》栏目的传播效应
“出版的意义在于文化传播与学术积累……编辑所做不仅是对稿件的技术性完整，更为重要的是提高学术意识，尽力发掘选题，根据现有条件增加书稿的学术含量和附加值”[5]。《气象与人类社会》栏目在选题上的开拓创新，极大地带动了作者的积极性，校内外、国内外众多领域和专业的专家学者纷纷将研究视野转向学科交叉研究，一些长期从事大气科学研究的专家也开始关注与气象有关的社会科学和文化方面的内容。栏目创办至今，刊发论文80余篇，其中中国科学院李崇银院士的《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几个问题》，世界气候谈判专家、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吕学都的《气候变化国际和国内形势发展展望及气候变化科技工作》，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吴效刚教授的《气象文化建设：理论创新与实践变革》等文章，还被《新华文摘》《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载或摘编，获得了良好的学术反响和传播效应。在栏目的引领下，逐步形成大气科学与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文学交叉融合研究的新局面，打破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自为营的传统研究格局，活跃了研究氛围，将那些本来是一个人、几个人或者一个小团队参加的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课题变为一个开放的、公共的课题。并且，以栏目为媒介，《阅江学刊》凝聚起一支高水平的、稳定的学术研究队伍，形成了“教学、科研、编辑”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扩大了刊物和栏目的影响力。
《阅江学刊》的《气象与人类社会》这一特色栏目的创办，俨然在学术界和期刊界举起了一面新的学术大旗，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吸引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气象”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探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研究群体，促成了大气科学与政治、经济、文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趋势。反过来，这又使栏目获得了充足的优质稿源，栏目质量不断提高，影响力日渐提升。
4 总 结
高校学术期刊是引领学术繁荣、推动学术进步的重要力量，在科研评价、学术创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北京大学学报》主编程郁缀教授说：“我们提倡每一个学报努力办好各自的特色栏目，朝着学术专业化方向发展，这是完全可能而且必要的，其目的归根结底还是要有利于提高学术期刊的学术质量。”[6]早在“第二届社科期刊改革与特色栏目建设高层论坛”上，有学者就针对社科期刊应高度重视传播力这一热点问题提出了“建设并抓好特色栏目”这一举措，即社科期刊应通过特色栏目建设，不断提高质量，形成鲜明特色，坚持把特色栏目办成开放的公共平台，吸引国内外最好的专家学者参与到栏目建设中来[7]。《阅江学刊》《气象与人类社会》栏目显示了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历史传统与专业特色，承载浸润着丰厚的气象文化，它将气象学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动态信息及时有效地呈现在专家和学者面前。同时，专家和学者通过这一公共开放的平台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研究专长，开展学术探索与学术争鸣。他们的研究成果又可以通过期刊传播推进到管理和决策层面，从而使这些研究成果化为人类社会的资源，推进气象学研究的开放式发展。通过这样的良性循环发展，《气象与人类社会》栏目成为学术界、编辑出版界关注的名栏。
注 释
[1]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OL].[2013-01-29].http：///xwyyjsjyxx/xxsbdxz/index.shtml
[2]李志江.东盟国家的气候治理合作：现状与问题[J].阅江学刊，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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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程建军.我国公共气象服务理念的历史嬗变[J].阅江学刊，2012（3）
[5]潘占伟.编辑在图书出版中的学术意识[J].出版科学，2013（2）：27
关键词：气浊；宇宙；生命；彝族医药
中图分类号：R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2349（2016）07-0084-03
彝医药理论体系完整、内涵丰富，但晦涩难懂、寓意深刻，今人要想弄清彝族先贤是如何认识与分析人体生命与疾病规律的，就必须对构建彝医药理论的源头进行逆向追溯，探明彝族古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古代天文历法对彝医药理论的影响。对此，王天玺在《先民的智慧――彝族古代哲学》一书中作出精辟论述：“彝族古代哲学认识的两大对象：宇宙与人类――先宇宙而后人类”。《哎哺啥呃》、《宇宙人文论》等彝文典籍都是通过认识宇宙来认识人类生命的。
彝族先民通过长期对各种天体运行规律、各种气候气象、各种地理现象的观测，已深刻认识到各种动物的“生、长、壮、老、已”和各种植物的“生、长、化、收、藏”的生命运动过程，创造出独具特色的“以太阳论生命、以天文论人文、以哎哺论万物”的彝医药理论体系，其中“哎哺啥呃”是其核心理论。“啥呃”是古彝文音译，汉译则为“气浊”，是彝族认识宇宙与生命的独特思维方式，渗透在彝族先民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彝医药理论体系的源头性认识。彝文典籍《哎哺啥呃》的主题就是“哎哺”和“啥呃”，1991年，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西南彝志》中收载了《哎哺啥呃》，该书写道：“上古天未产，哎哺未生时，气浊先产生”。该书序言中是这样说的：“气浊变化产生哎哺，哎哺产生万物的观点，是彝族先民哲学的基本观点。”可见“气浊”不仅是彝族先民的哲学理念，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发展成为彝医药理论体系中最核心的“气浊学说”，体现彝医对宇宙、对生命的认知特点。
1“人体同天体”是彝医构建“气浊学说”的认知基础
“人体同天体”是对宇宙与人体生命关系认知的高度概括，说明彝族古代先贤已能够运用古代天文历法的原理、方法等阐释对人体生命与疾病变化规律的认识，而这些认识在各种流传至今的彝文典籍中均有详细记载，被众多彝医广泛运用于临床实践。要想弄懂彝医药的理论渊源，就必须明确古代天文历法、气象学等相关科学原理对彝医药理论的借鉴和启示作用，也就要深入理解古彝人是如何认识“人体同天体”的，其中天文历法等在彝族古代科学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彝族天文历法是联系人体与天体的共通规律，体现彝医对“气升浊降”的认知特点。天文指的是日月星辰等天体在宇宙间分布、运行等现象；天文学是研究天体、宇宙的结构和发展的科学，包括天体的构造、性质和运行的规律等[4]；历法则指推算岁时节令的方法。系统研读彝文典籍和深入田野调查，笔者发现彝族在长期天文观测中已形成具本民族特色的“宇宙发生演化观”和“天地日月星辰系统认识论”，通过辨星纪、正日影、定节气的方法，用图影、符号等表示各种天象、地象和物象，制定出多种具有深远影响的古代历法。
据彝文典籍记载，上古乾阳运年时代（公元前45―前27世纪）已形成彝族太阳周天日历，苟阿娄、阿娄朴时代已描绘“天星云图”，掌握天文知识；三世朴朴苏能时代，就绘制地图，认识到地理格局；四世苏能拉戛时代，已能进行日月历度的推算[2]。据《彝族源流》记载，在哎哺部落时期就有天文知识丰富的娄师颖先师，有使用文字写下无数经典的举哲奢等人；哎哺部落的每个氏族里都有一些“心里想知识，口里讲知识，手里写知识”的先贤，写下了“成千的天文，上万的地理”知识；将大地分为九块，认为“大地有九方，九方为九宫”，反映彝族先民古老的宇宙观[3]。在认识自然、探索宇宙、发明创造的历史长河中，彝族形成“宇宙化生万物”的哲学认识，通过在长期生活实践中观察日月星运行及各种气象变化，对寒暑交替、生死荣枯、升降浮沉等各种运动变化现象进行总结归纳，形成具彝民族特色的“哎哺啥呃”理论，包括“气浊学说”、“哎哺理论”等，是彝族阐释各种宇宙生命现象的认知模式。为便于广泛传播和深化记忆，毕摩等文化人对这种认知模式经常用“拟神”的手法将日、月、星等各种天体及各种生物赋予各种神的形象，造成后人认知上的误解，但仍然不能掩盖“气浊”、“哎哺”在医学领域的重要地位与贡献。以往在田野调查中，笔者曾多次见到或听到过彝族祭祖有插树枝的习惯，当时仅从原始宗教意义方面去考察，现今从天文学角度去分析它的内容，才知道其包含着丰富的天文学知识，插枝图原来就是一幅完整的彝族星图[4]。
可见，对彝民族各种生活现象的研究，不能仅从其外在表象去认识，需要对其原型的出处深入挖掘，正确领会该民族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模式也就显得尤为重要。“气浊”在彝医药理论中占十分重要的地位，既是天地之源，也是人体之本。“气浊学说”作为彝医认识宇宙与生命运动的核心理论，除表达对宇宙生命发生演化的认知外，还表达其对“气升浊降”生命运动规律的认识，而这种认知正是建立在“人体同天体”之上。
2“气浊”是事关宇宙与生命发生演化的基础理论
彝医药是以河洛、八卦为理论构建的医药学体系，是应天应地、应日应月的宇宙时空医学，其医药理论也事关宇宙与生命的发生与演化，其中“气浊”扮演重要角色，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2.1气浊是天地之源，也是人体之本彝族先贤认为宇宙与生命的发生、演化均从气浊开始。《彝族源流》、《西南彝志》、《物始纪略》、《土鲁窦吉》、《宇宙人文论》等重要典籍所论述的第一问题均是事关宇宙与生命的演化发生论，认为“气浊”是天地万事万物发生演化的“总根子”。但“气浊”到底是什么？气浊在不同的运用中有不同的称谓，如清浊、气浊、天气地气、青气赤气，名虽各异但理却相通，即实为气与浊尔，表达各种天地发生演化、阴阳消长变化等现象的根由而已。彝医所说的“气”，彝文写作“”，发“sa（啥）”音，有人也翻译为“清气”；彝医所说的“浊”，彝文写作“”，发“ge（呃）”音，也有人翻译为“浊气”。
彝族先贤认为太古之初，杳杳冥冥，什么有形之物都没有，只有动态的气和浊，气浊不断交织变化，形成天地；天气与地气交织变化，形成万物。气浊-哎哺-天地-万物，彝族先贤用一条简洁的、自然演化的路线，解答了宇宙的发生问题，解答了宇宙的起源[5]，当然也表达对生命运动的认识。如彝文古籍《宇宙人文论》论述气和浊产生天地、万物和人类时说：“在天地产生以前，是大大的、空空虚虚的‘无极’景象，先是一门起了变化，熏熏的气，沉沉的浊产生了”[6]。又说：“气熏熏的，浊沉沉的，气浊互相接触，一股气，一路风就兴起了；两者又接触，形成青幽幽，红彤彤的一片，清的上升为天，浊的下降为地”[6]。“气浊相互接触，气翻出青色，浊翻出赤色。青、赤二气成对如桴叶飘飘，又起变化，变成天线、地线，织天又织地，天地同时出现”[6]。《哎哺啥呃》：“十二层天下，充满气浊，产生万物，又不断变化”[7]。可见，彝族先贤认为宇宙存在是气浊演化的结果，人体形成是气浊结合的结果，人体能在宇宙生存，是人体与宇宙相互调节的结果[8]。
气浊是彝族先贤解释、概括人体及自然界各种“象”变的认识基础，是彝医药论“常变”的理论来源，认为气浊之多少、异用均可通过声、色、脉、体等病症特征而相应的表现出来。而彝文典籍《哎哺啥呃》中有专篇对气浊的论述：“浊之路三条，末之路一条，根尾侧上经，头顶上之越，鼻底下之生。次之路一条，胛节顺之经，脑髓中之生，首之路一条，肾水中之漫，肾腹上之经，头顶上之生，源源循环呢，肾水直上冒，头火下而降，水之火不过，金与木不合，五之相合者，脐底往之上，动动而弹弹，无循无经根，古今其面看，看来的是了。其根我来写，其命我来说，人类身体中，气血经路是，气浊路六条，肺肝心喉肾，其不知的怕，论的抄之放，此凡读人呢，请的学着吧”[9]，可见彝医是从“气浊”认识宇宙生命的发生与演化，气浊既是天地之源，也是人体之本。
2.2气浊解答宇宙生命演化的起点和顺序对宇宙生命发生演化的起点，彝汉两族是存在差别，汉族文化从“气”开始而彝族文化从“气浊”开始。汉族医学强调“气一元论”在中医学界已达成共识，而彝医学却强调“气浊二元论”。笔者查阅各种彝文典籍的原始版本，发现“气”与“浊”在彝语言文字系统的指代不同，表达两类不同的事物。彝医传人王正坤先生解释“气浊”时说道：气与浊不同，气为阳，上升则为天，具轻清、薄靡、上浮之性；而浊为阴，下沉则为地，具重浊、凝滞、下沉、下降之性。彝族先贤已认识到“气”与“浊”是以二元形式出现的，二者属性的不同。如《土鲁窦吉》（又名“宇宙生化”）言道：“天与地之间，气与浊二元，影和形两面，由五行定干”。对于气浊关系，彝医传人张之道先生给出准确解释：“气就像一条龙，浊就像滇池的水，如果龙不潜藏在水里，露出水面，人不就得病了吗？”张之道先生的论述可谓精辟，形象生动地解释了气与浊关系，也说明了“阴平阳秘”的真正内涵。正如日常生活所见，气可凝成水，水可蒸发而化成气，但绝不可以说“气就是水，水就是气”，二者虽然可相互转化，但绝对是两类物质。可见，彝族先贤在认识世界本源时是以“气浊二元论”立论的，承认气与浊是不同，属于两类事物。
对宇宙生命发生演化的顺序，彝汉两族也存在差别。彝族认为宇宙发生演化的动力源于气升与浊降，众多彝文典籍均反映这一点，“竖竖剧而冒”的气和“熏熏降而沉”的浊经过不断交织变化，形成哎哺；哎哺有千千万万，其中最好的哎和最好的哺形成天地和日月[10]；天气与地气交织变化，形成天线和地线的变化规律；青气与赤气交织变化，形成青线和赤线的变化规律；而正是这些变化规律形成了万物，其变化规律可用天地五行和宇宙八卦等宇宙数学模型给予概括和认识。“气浊-哎哺-天地-五行-八卦-万物”是彝族先贤认知“气浊产生宇宙、气浊化生万物”的基本图式。
3小结
气升与浊降是宇宙生命的基本运动。彝族先贤认为宇宙生命不是静止存在的，气浊的升降运动是各种生命现象存在的前提条件，故众多彝文典籍均言道“气转浊而生”、“有命才会动”。总体说来，彝族对气浊的升降运动可从以下方面认识。
3.1天地的发生演化均来源于气浊的升降运动，而生命的形成和变化亦离不开气升浊降。彝族先贤不仅认识到气浊存在升降运动，还明确了几组由气浊演化的事关宇宙生命发生、演化、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概念：如天气与地气、天线与地线、青气与赤气、青线与赤线等，这些术语组成了“气浊理论”的概念体系，不仅能够解释天体运行的规律，也解答了生命存在的基本条件。
3.2明确气浊运动的表现形式为“首萌长遍退藏”，其本质均遵循“升降出入”的原则。彝医认为气浊“升降出入”的运动形式体现在与四季的密切契合上，体现在气血在不同的时空下具有不同的血峰特点上。在此理论指导下，形成了彝医独特的血峰理论、禁刺理论和用药理论。
3.3说明有生命的物质才有气浊，没有生命的物质是没有气浊的。人之体源出于自然，秉承于父母，生长于宇宙之内，留迹于人世之间，原本就是一个气浊运动而形成的高级动物，彝医强调“血循而气生、气循而浊生”，而《哎哺啥呃》中也讲“动会命有的，灵气兆多衍”，其中的“动”，讲的就是气的活动与浊的活动。无论是气的活动，或者是浊的活动，都需要能力，但能力从哪里来？从宇宙天地的气浊运动变化来，无论人体与各种生物如何变化，但宇宙天地“气升浊降”的运动规律不会变，“人体同天体”恰好表达了人体乃至各种生命个体“气升浊降”的运动规律均需要遵循宇宙天地“气升浊降”这个总规律的原则，故彝文典籍里常强调“一人一宇宙”、“一者一宇宙”、“一相一宇宙”。这些看似简单却很复杂的问题，却正是当今困扰人类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彝族先贤早已认知并且写在书本上了。
总之，彝医学是沟通天文、历法（或者是时空）、人体、天地、宇宙相互关系的一门宏观医学，以“气浊二元”立论，解答了事关宇宙生命发生演化的系列重大问题。显然，彝医学不可能与现代力求微观的精准医学相比较。但是，无论是纵观或者是横观现阶段医学的发展状况，都会发现微观的精准医学也并非能解决医学领域的一切问题，尤其是日益更新不断出现的疾病，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迫使我们对多元医学共同存在的必要性进行思考。对待民族文化，更要谨慎，不能一概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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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静”生命精神的永恒体悟
“虚静”的缘起与道家有关，其最初的含义是“无”、、本体”®正所谓“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庄子天道》）。庄子认为世界的本体是“无”，是“寂寞无形，变化无常”的，唯有保持“心斋”、、坐忘”、、丧我”、、虚己”的虚静之心，方能摆脱尘世的烦扰，达到精神的无限自由，与天地万物相互交融，进而体验生命的本真，烛照永恒。然而这里的“虚静”还只是哲学层面上的认识论，真正自觉地将其运用于艺术创作研究的代表人物，无疑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陆机与刘勰。陆机率先将“虚静”同艺术创作构思联系了起来，他在《文赋》中提出的“伫中区以玄览”、、馨澄思以凝虚”等观点，便是在强调艺术家进行艺术构思时必须保持—种虚静凝神的心境。刘勰则从文学理论的角度出发，对陆机的“虚静”观做了进一步阐释，《文心雕龙神思》有云、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刘勰认为进行文学创作构思，最重要的是创作主体能够进入、虚静”的精神状态，要把自己的脏腑及内心世界清洗得一尘不染，要祛除个人意识中的各种杂念，使自己的心灵世界虚空澄明，以利于审美意象的产生。自此，、虚静”的本质是作为艺术主体在艺术审美活动中应该保持一种虚空澄明的心境，便达成了共识。正如朱志荣教授在《中国艺术哲学》中所言、虚静是主体审美活动的前提，贯穿在主体的整个创作和欣赏活动的过程中。主体在审美地感悟自然万物和社会活动，乃至创作和欣赏艺术作品的过程中，其整个心理活动都以虚静为基础。”®足见，、虚静”主要关涉的是艺术主体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过程中的一种心理活动，是萌发创作灵感和审美灵感的前提，是促使艺术主体形成审美直觉的基础。
那么，如何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的过程中，达到虚空澄明的心境昵？古代艺术理论家认为应该通过“去物、去我”，使艺术主体进入—种“凝神退思”、、物我两忘”的神思境界。所谓“去物”就是“从实用功利中移出物象而作审美的把握”“从特定时空中移出物象而观其永恒”，、从具体形态中移出物象但观其精神”，、从异己的状态中移出物象而使物我交相契合”®。简言之，、去物”就是一个“去除物象”的心理活动过程，它不再是那种“引人堕欲海、致人以躁乱”的具体的物，而是一种亲近永恒的生命本体，它以无穷的魅力吸引着艺术主体，为“虚静”心理定势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客观条件。而“去我”则是达到“虚静”心境最关键的一环，它主要通过对“自我情欲、自我知识、自我行动”三方面的超越，使得艺术主体在除欲去智的状态下，进入一种忘我的、没有任何遮蔽的“心斋”、“神思”状态。由此可见，不管是艺术创作，还是艺术欣赏，“虚静”偏重的是一种艺术主体的审美心理活动，一种生命精神的体悟，而不是一种具体的结果或者形象。
二、“气韵”生命精神的和谐律动
先秦两汉时期是“气韵”理论的孕育期，这一时期的“气”和“韵”尚处于分裂之中。“气”的原始本义是指天地之间的自然之气，后引申为生命之气，如《管子枢言》中的“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汉代的王充在先秦哲人的基础上把“气”发展成为了一个更加宽广的哲学概念，他在《论衡》中指出“万物之生，皆稟元气”，“天地合气，万物自生”，“天地，含气之自然也”。‘‘气”不仅可以用来作为生命的象征，而且还是一切生命得以产生的原初动力，是宇宙间一切事物得以统一的基础。而“韵”的概念首先来自音乐，原本指和谐好听的声音，也专指使声音和谐的音节的韵脚、韵母等。随着艺术的发展，‘‘韵”不断地被运用人物、诗词、绘画的品评当中。然“气韵”理论最终走向成熟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气”由哲学领域进入艺术审美领域的重要标志便是曹丕《典论文论》的出现，他在文中强调，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如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所言的“文气”主要是作家的稟性、才能、气质、情感等内化于作品的艺术生命力和感染力。与此同时，韵”也作为一种艺术理论进入了审美领域，并被广泛运用于音乐鉴赏和人物品藻等。但真正把“气”、‘‘韵”合流上升为艺术审美理论的是南齐著名画家谢赫。谢赫在《古画品录序》中提出了绘画“六法”，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谢赫之所以把“气韵生动”列于“六法”之首，主要是因为“气韵”不但是对绘画作品总的要求，更是绘画创作所追求的最高目标、最高境界，是艺术生命力的综合体现。谢赫之后，、气韵”理论在艺术领域的影响不断扩大，内涵日趋丰富，直到唐代“气韵”理论达到了鼎盛时期。
从某种程度上讲，、气韵”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理论体系，且不说它吸收、融合了儒、道、释三家的哲学思想，仅在处理“气”、、韵”之间的关系上就存在着“分论”与“兼举”的争议。而笔者比较倾向于接受“气韵”兼举的说法，因为“气”是生气、动力，生命的本源，、韵”是和谐、节奏、韵律，是生命灵魂的体现。、气韵”合观，则合与中国哲学在对立统一中重合、重整观宇宙生命内涵之要求，亦即合于《易传》“_阴_阳之谓道”的要求。在审美上，“气韵”合观体现了阳刚与阴柔之美的有机统是大宇宙完美的生机活力的综合体现⑦。不仅如此，、气韵”理论经过长足的发展，形成了_些专属于自己的理论特征，朱志荣教授曾对之做过非常详细的论述，他认为“气韵是自然之道的体现”，、气韵反映了生命的律动，体现了生命意识”，、气韵体现个性特征的风采和神态”，》气韵体现了和谐原则”®。如此看来，“气韵”既是一种风度、一种神采，也是一种品格、一种特征，更是一种层次、一种境界。、气韵”的发生与艺术家的天赋、人品、陶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是自然造化之道与主体胸襟的交融，是生命律动与精神韵味的高度统一。所以，、气韵”是艺术作品的生命力，有“气韵”方能栩栩如生，充满生命的律动；有“气韵”方能超尘脱俗，意味深长。
三、、空灵”——生命精神的自由观照
、空灵”是中国艺术创作追求的至高境界，“空”指_种纯净的可以进行审美静观的形象氛围，》灵”指灵气、生气的自由往来。、空”与“灵”的结合便指在纯净、虚静、空荡的气氛中时时透出生命灵气的那种艺术境界®。、空灵”最初源于庄子的“惟道集虚”以及老子的“有与无”、、黑与白”的辩证思想。在道家哲学里，“道”是一种寂静虚空的本源存在，是宇宙本体精神的体现。因而道家所追求的“空灵”境界也即是“道”的境界。当然，、空灵”也更多吸收了佛家“空”的哲学思想。佛家讲究“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四大皆空”，“空”在佛家哲学里并不是什么都没有，恰恰是什么都有，一切都在变动。又如禅宗所言的三境界第一境界是“落叶满空山，何处寻形迹”，禅之根本是找不到的；
第二境界是“空山无人，水流花开”，初初悟得，但还未结正果第三境界是“万古长空，一朝风月”，悟出佛性，虽是短暂的“一朝”，但所处之空间已囊括了天地万物⑩。足见，禅宗认为世界万物没有自性，所以为“空”，世界万物的真实性皆来自于“心”的体悟与静照。禅宗这种体悟、静照的方式重塑了“空灵”之境的审美经验。
[关键词]朝鲜；风格；诗词；养气；气与理
本文的“朝鲜”是指当今朝鲜国家与韩国历史上共同的朝鲜王朝时期。中朝文化交往源远流长，早在唐宋时期，朝鲜伴随着中原文化、制度的引入，朝鲜的文学批评也随之繁荣起来。朝鲜文论深植于中国文论基础之中，唐宋诗词的深远影响也使朝鲜文论建构在诗词基础之上。气论是中国哲学与美学的重要范畴，文气在朝鲜文论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这就为我们研究中朝文学批评提供了便利。本文拟通过“文气”来分析中国文论对朝鲜“文气说”的影响。
一、朝鲜“奇人吐奇气”
高丽国李奎报（1169-1241）是这一观点的倡导者。他在《书韩愈（云龙杂说）后》中说：“庸人不能吐文章词气，唯奇人然后吐之。”李奎报借韩愈云龙之感表述了其思想：“人不凭文章才艺，亦无以神其灵也，且乖龙不能兴云，唯神龙然后兴之……庸人不能吐文章词气，唯奇人然后吐之。”这与他“气本乎天，不可学得”的文气观点相同。他认为只有奇人才能使诗文“绚焉为锦绣罗谷，峭焉为高峰绝岸”，达到意深语精、韵险词工的境界。
1.诗人之“气”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李奎报写有《郁怀有作》：“有时一滴酒沾唇，犹未写千愁万虑填胸中。安得与太白、子美对醉横笔阵，吐出郁气和长虹。”这首诗表达了自己才能不得施展的郁郁之情，同时又表现出对李杜诗歌超逸、沉郁之气的赞佩。李奎报关于“气”的评论融合了自身实际，并将这种心态切人到李杜的人生经历中，对李白、杜甫仕途起伏引起的情感变化做了更为直观的评说。
李奎报的“奇人吐奇气”深深建构在中国魏晋时期气论基础之上，特别是受曹丕“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观点的影响。他在这里既承认了气的差异性，又强调了“气”的整体性带来的审美效果。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论极大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传统文气理论最为活跃的阶段。由先秦两汉至此，“气”与“韵”结合起来，形成了著名的“气韵”学说。“气”可理解为画面和作品的元气。“韵”则是借鉴当时人物品藻引出的概念，是就人物形象所表现的个性、情调而言的。“气”是混沌圆融的，是作家与作品二者之气带给观者的整体印象和效果。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将王充的“精气说”引入到文学批评领域，并发展了这一观点。曹丕的《典论・论文》为其代表。《典论・论文》开篇将“文人相轻”归结为“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曹丕不仅说明作家之气各不相同，认为文章之气也有所区别：“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继而推出结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所论之“气”，强调的是作家由于性格才气的差异导致的作品差异性。差异是由于天性使然，不是通过学识就可以达到的。这与明代公安派所说的“性灵”、李贽的“童心”、汤显祖的“情”是相通的。
李奎报的创新之处在于他在肯定诗人的特定性（“奇人”）的同时，进一步分析了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诗人的社会经历，并将观者的经历与被观者的经历结合起来。继李奎报之后，一些朝鲜诗评家也表现出了类似看法。李算（1752-1776）在《日得录》中说：“陆务观不可但以诗人论。其平生倦倦于恢复大计，……而潦倒不遇，既无以自摅其蕴，则慷慨壹郁之志，卓荦倜傥之气，一发之于吟讽。”这里将陆游的诗词气概与其人生境遇、人格风范联系了起来。
2.诗人之“气”与学习修养的关系
朝鲜诗话家许筠（1569-1618）在研究中国古典诗词方面有着独到见解。从指导朝鲜文学创作的角度出发，他对“诗如何造极”进行了探索。
许筠在《诗辨》中说：“然则诗何如而可造极耶？日：先趣立意，次格，命语，句活，字圆，音亮，节紧。……格见于篇成，浑然不可镌，气出于言外，浩然不可屈。尽是而出之，则可谓之诗也。”诗怎样才能达到造极的境界呢？许筠认为，应先立意，再讲求格律，然后斟酌用辞，最后考虑音节。他认为好诗应该雅俗互融、“合而雅健”，也要漫溢“豪冲”之气，“平淡不流于浅俗，奇古不临于脏癖”。许筠同时讨论了诗歌的创作方法：怎样咏象、铺叙、比兴、用事、议论，怎样做到文辞绮丽，才能达到“格见于篇成，浑然不可镌，气出于言外，浩然不可屈”的境界。许筠认为，诗境的显现、手法的运用都是诗歌创作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只有做到这些才能“气出于言外，浩然不可屈”。中国传统将“养气”放在了突出的地位，即通过作家自身道德和思想的修养使创作主体得到完善。至于怎样将气运用于创作当中则没有详细的表述。许筠从朝鲜文学发展的状况出发，将诗文的立意、格律的安排、言辞的运用、音节的调配等方面融合到“气”当中，从而将创作的各个环节联系在一起。另外，许筠在承认诗人之气不可强致的同时，也认为通过一定的学习和修养可以提高个人之气。
二、朝鲜“学诗养气”
1.以唐诗为范本
朝鲜王朝初期，朝鲜文论与创作处于低谷。许多朝鲜诗论家开始关注诗人内在修养对文学的重塑作用。自李齐贤（1288-1367）起，程朱理学被引入朝鲜，影响日盛。“理”开始介入到传统的诗论当中，与“气”相提而论。徐敬德、李混、李珥都是朝鲜著名的理气论者。到许筠时期，“气”论与“理”论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在李光“主气论”的带动下，朝鲜诗论的养气说得到了发展，并在批评文本上表露出以唐诗为范本的倾向。李植在《学诗准的》中说：“近代学诗者，或以韩诗为基，杜诗为范，此五山、东岳所教也。石洲虽终学唐律，初亦读韩。崔孤竹末年才涸气萎，亦读韩诗。”朝鲜很多诗论家如崔滋等人都是在学习唐诗的过程中达到修养身心的目的。近代学诗者亦如此。如南龙翼《壹谷诗评》云：“余思学诗之法，李、杜绝高，不可学，惟当多读吟诵，慕其调响，思其气力。”李在《星湖塞说》中谈论韩愈的诗文：“笔力有冗卑下乘之语，然细详之，非退之之不及，乃故为此延绵气脉，以待激昂奋发。”朴汉永在《石林随笔》中说：“才气稍裕者，必学假苏诗。”中国古代十分重视“养气”。养气不仅反映出作家的创作态度，也是其世界观的基础。孟子的“浩然之气”是对道德（义）的修养。之后的论者对此做了进一步解释。一方面，气根于学，养出于学。《礼记・学记》说：“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刘勰认为：“夫才有夫资，学慎始习。”苏轼说：“夫学以明理，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学，气以达其文。”另一方面论者主张通过生活体验的方式养气。戴表元《赠曹子贞编修序》中说到：“天地之气，发于山川风土，其雄深、浑厚、平原、钜野、洪河、乔岳之类，往往皆在西北。……岂惟山川风土为然。世之君子，诠量人之才性气质，亦或以相拟。是故有适然而然者矣。惟夫通人、硕儒、强志力学之士，则不系于是。”而朝鲜诗论家突出了“以学养气”的层面。
2.养天地之正气
南孝温在《秋江冷话》中说：“得天地正气者人，一身之至者心，一人心宣泄于外者言，一人言之最精且清者诗。心正者诗正，心邪者诗邪。”他认为，诗文是人得天地正气而渲泄出的最精且清的言语。孝温所说的“天地正气”同孟子所言“塞于天地之间”、“集义所生”、“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相通。孟子养气说表现的是儒家上下浑然与天地同体的境界，这样的浩然之气“塞于天地之间”。孟子将自然生命作为道德宇宙的基石，侧重消解人的内在生理欲望与外在道德规范的冲突。这样的气合于人的本性、合于人伦秩序，也合于天地的精神。孟子这里涉及到三种生命：人的自然生命、人的精神生命、宇宙生命。三者合一惟有“养”而得之。南孝温所说的“诗是性情的显现”，实质是强调诗出于人的道德修养。因此，南孝温认为诗对人有淳化性情的作用。他在《秋江冷话》中说：“古元十二律八音五声，不可生知，故孔子从苌弘而学之，诗功于人亦然，使人清其心，使人虚其怀，使人无邪心，使人养浩然”；“作文之术先广气，作字之法先正心”。南孝温“广气正心”说同中国传统儒家的“集气于义”是相通的，它是对气血的超越，是道德培养下的气状之义的表述。
三、朝鲜“慕圣人气象”
在论述朝鲜“气象”学说之前，有必要先说明一下中国的“气象”。“象”在中国传统典籍中有这样的涵义：第一，作为形神的反映对象出现。《庄子・天地篇》中记载了“象罔”的故事。“象罔”就是“无象”，它与“象”相对而存在，指无形的根本的道。第二，作为“言象意”的组成部分出现。《系辞传》中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象也者像也”。由此可以看出，“象”是作为“言不尽意”的补充出现的，它作为对世界形象的表现和反映，与“言”一同起到达意的作用。第三，以“因气成象”的形式出现。《礼记・乐记》中说：“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倡和有应，回邪曲直，各归其分，而万物之理，各以类相动也。”如果第二条说的是“言象尽意”的话，那么第三条则是“因意成象”。这里的“意”专指符合天地正气之“意”，这与孟子通过道义的方式培养浩然之气相仿。孟子的“浩然之气”和“集义养气”奠定了儒家心性说的基础。这不仅成为后来性理学的发端，也是“气象”论的根源。性理学以先秦儒家思想为核心，剔除了汉唐儒学“寻章句”、“求训诂”的阐释方式，直寻孔子、孟子等先秦儒家的义理精神，并兼容佛道学说，建立起以理气论、心性论为中心的思想体系。
诗论气象始于唐代皎然。皎然在《诗式》中说：“气象氤氲，由深于体势。”宋代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说：“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气象”是宋代学者品评人物道德境界与精神风貌的常用概念。吕祖谦说：“气象者，辞令容止，足以见之矣。”“圣人”是道德理想的化身，圣人的言行品德是人效法的榜样，这就要善观“圣人气象”。程子说：“学者不学圣人之道则已，欲学之，须玩味圣人气象”；“兴于诗者，吟咏性情，涵畅道德之中而歆动之，有‘吾与点’之气象”。按朱熹解释，“吾与点之气象”就是“胸次悠悠，直与天地同流”的“圣人气象”。吕祖谦评二程的著作时说：“读明道《明状》，可以观圣人气象。”宋学家常将“学至圣贤”作为个人修养的目标，将观“圣人气象”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
从上文对“象”的解释来看，“象”是作为“气”的表现意出现的。皎然和严羽都认为诗人的精神气质和文本所表现出的精神气质是同一的。因此说“象”也就是论“气”。这里的“气”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气韵”有所不同，它偏重指透过文本所反映出的作家的精神世界。
朝鲜的“气象”学说根植于中国理学的“气象”论，并将理学崇尚的义理融入到传统的“文气”当中。徐居正、李光、洪万宗和李是这时期朝鲜重要的气象论者。徐居正在《笔苑杂记》中说：“陈给事嘉猷宽平正大，观其气象，知其为大人君子；文章亦平淡。……张御史城有温雅气象，而无奇节。”“大人君子”和“温雅气象”均属中国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标准。李光也是“气象说”的积极倡导者。他在《芝峰集》中说：“《传》曰：‘容貌词气，乃德之符。’先儒云：须要理会气象。所谓气象者，于辞令容止、轻重疾徐，足以见之。不惟君子小人分于此，亦贵贱寿天所由定也。”他又说：“孔门学者，善观圣人气象。故能形容到底，其得于观感者，至矣。”“程子曰：‘天地生物之气象，可见而不可言。善观于此者，必知道也。’愚谓：‘人能见得不可言处，乃真见道者也。”’他认为，“气象”属于“德”的范畴，是人内在气质、修养、道德、精神的显现；“气象”又指圣人的道德修养、思想境界；“气象”也被用来指宇宙的运行规律。总之，李光所说的“气象”是天、地、人的有关“道体”、义理的本质显现，以及儒家伦理道德、精神面貌的涵养与修行。另外，朝鲜诗论在借鉴中国理学“气象说”的基础上，结合朝鲜文学的实际，又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第一，从审美角度出发，朝鲜诗论以“气象”为标准，用来鉴赏诗歌的艺术风格或诗歌整体的时代风貌。李光在《芝峰类说》中有：“严沧浪曰：‘大历以来，高者尚人盛唐，下者已入晚唐，晚唐下者已有宋气也，唐与宋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沧浪于此，似有具眼者。”李阵光以“气象”为标准对唐宋诗歌整体风貌进行甄别，表现出“尊唐抑宋”的倾向。他认为，“唐以上人意趣自高，欲卑不得；宋以下人气格自卑，欲高不得。是知天禀自然，不能易也。”“诗三百篇，古矣；汉魏近古而质矣；二晋质变而文矣；梁陈文变而靡矣；至于唐，则彬彬矣；宋则又变而衰矣。”这种“尊唐抑宋”的气象观与严羽相仿。严羽在《诗辨》中说：“坡、谷诸公之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事夫子气象。盛唐诸公之诗……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严羽评盛唐诗歌，将“风骨”淡化，而将“气象”作为核心，表明他淡化了求取功名的意识，更加注重个人的内在心胸修养。金昌协虽然不同意李光的观点，认为宋诗亦有其独到之处，但他的评论也是从“气象”角度出发的：“宋人虽主故实议论，然其学问之所蓄积，……不为格调所拘，不为鎏辙所窘，故其气象豪荡淋漓，时有近于天机之发，而读之犹可见其性情之真也。”
第二、从诗歌创作批评论角度出发，朝鲜诗论以“气象”为标准，提出诗歌创作的艺术要求。李光在《芝峰类说》中说：“顷世郑士龙，类抄诸书，盛以大囊。每有制作，必以自随。故其诗，多牵补斧凿之痕，绝无平稳的气象”；“南怡诗曰：‘白头山石磨刀尽，豆满江波饮马无。男儿二十未平国，后世谁称大丈夫。’语意跋扈，欠平稳底气象”；“孟郊《及第诗》曰：‘春风得意马头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人以为前途不远。……余谓孟诗气象太迫，无复余味，故知其然矣”。李光以晚唐诗人孟郊及朝鲜诗人郑士龙、南怡等人的代表诗作为例，从创作方法的角度来品评诗歌。他批评郑士龙的诗歌“缺少平稳的气象”；用“欠平稳底气象”来批评南怡诗歌语言过于直露而无深远的意味；以“气象太迫”品评孟郊《及第诗》，认为其意直味短，缺少“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意境，进而提出诗歌创作要用语平稳而不急迫的艺术要求。李读陶渊明的《四时词》，认为具有气象流动于中、氤氲洋溢于外的意境，并且提出了“生养之气未尝息”的观点。
第三、通过鉴赏诗歌，体味诗人之气。朝鲜诗论家或言“大人君子气象”，或言“东方气象”、“远大气象”，或言“诗禅气象”等，这些都是从对具体诗作的诗语、志意、辞气的解读与体会中得到的，是对诗人和作品的一种整体思考与阐释。其中有的是从诗歌整体意境来窥探诗人性格和思想中的“气象”（如赵文忠公“大人君子气象”和“抑东方之气象”）；有的则是根据诗语来窥探诗人精神面貌和道德修养上的“气象”（如李齐贤的“远大气象”）；有的通过比较诗歌中辞意的差别（平和与躁动的反差）来反映诗人性格、修养上的不同（如李栗谷、郑松江的“气象”）；有的是通过诗歌气势、声势、语势的差别来表现帝王“气象”（如明仁宗的“气象”）；还有的通过诗语达到的境界给予诗人及诗作品评（如马祖“诗禅”气象）。这些以诗中“气象”来体味诗人“气象”的方法，正是中国儒家“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以意逆志”的文学阐释的体现。
四、朝鲜“气骨”说
1.“气骨”与“气韵”、“气脉”
朝鲜文论家李光曾对姜夔的作品这样评述：“姜夔曰：‘雕刻伤气，敷演伤骨。若鄙而不精，不雕刻之过也；拙而无委曲，不敷演之过也。’余谓：不雕刻不敷演，则不足谓之文也。然雕刻而不伤气，敷演而不伤骨，难矣。是故，文之所贵，气骨而已。”他从批评论的角度提出：“先论才气，次观韵格，不取其肉，唯取其骨。”“骨”在这里指的是诗文中最能体现作者才华、本质的思想与思路。崔滋提出了评价诗歌的标准：“夫诗评者，先以气骨意格，次以辞语声律。”这里“气骨意格”是指诗的内容，“辞语声律”则指诗的形式。他在批评诗的内容时把“气骨”放在首位，可见崔滋对“气骨”的重视。他进一步说：“文以豪迈壮逸为气，劲俊清驶为骨，正直精祥为意，富赡弘肆为辞，简古倔强为体”。这里的“气”指的是文章带给人的整体美感，是充斥于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回环的体验，相当于中国的“气韵”；“骨”则主要从文本出发，表明行文内部清晰完整的脉络，这相当于中国的“气脉”。“气韵”与“气脉”都是从“气”的整体性上来说的。
中国气论中气的整体性表述除了“气韵”外还有“气脉”，即强调作品创作和欣赏体验的连贯性。王献之的一笔书和陆探微的一笔画，重视一气流动、一脉相通的气势。之所以达到此种效果，因为“意存笔先”，即以意运笔。《图画见闻志》接引张彦远之论：“凡画，气韵本乎游心，神彩生于用笔，……乃是自始及终，笔有朝揖，连绵相属，气脉不断”。
2.“风神”与“风骨”
李进一步发展了李光的“气骨论”，把“气骨”与“风神”结合起来。他用“风神”和“气骨”来分析李杜、韩愈的诗歌：“韩退之一生慕效李、杜，然比诸李风神不足，比李杜气骨不足。李诗‘回飙吹散五峰雪，往往飞花落洞庭。’韩则曰：‘动风吹破落天外，飞雨白日洒洛阳。’效不得也。杜诗：‘悲台萧瑟石笼从，哀壑杈桠浩呼汹。’韩则曰：‘山狂谷根相吐吞，风怒不休何轩轩。’效不得也。王安石云：‘韩胜于李’，欧阳修云：‘韩胜于杜’，彼不知韩矣，却能识李杜乎？”李将“气骨”与“风神”都看作是作家气质的外在表现，强调作品文质统一与作家心性的自然浩远。中国文论也有“风神”的用法。东晋王羲之从他的尚意美学出发，提出了书道重风神的思想。唐张怀说：“有风神骨气者居上，研美功用者居下。”这里的“风神”都用来强调形神的关系，也即后来所说的“神彩”（与“形质”相对）。神彩高于形质，缺乏神彩则无韵味；二者又密不可分，形质是神彩的基础，无形质则无神彩。李这里所说的“风神”和“气骨”，综合了孟子“养气”、曹丕“文气”、谢赫“气韵”等概念。但这与刘勰所说的“风骨”既相似，又有所不同。中国文论常常以“骨”代“质”。王充《论衡・骨相》中指出：“骨相隐匿微妙”，“相或在内，或在外，或在形体，或在声气”，如果“察外者遗其内，在形者亡其声气”，仅以貌取人，以言取人，就会“失其实”。“骨”用来强调人的内在属性。刘勰以人之骨体为喻，认为“辞”犹如人之血肉，无骨骸则不能成人体，讲求“骨”是“辞”之所本，“骨”是“辞”的依据，是“辞”的内在逻辑结构和逻辑力量。“气”与“骨”都是内在的，“情”与“辞”都是外在的，作品的思想风格发生于前者，美学风格生发于后者，总体风格则是二者的统一。在“辞”与“骨”的关系上，李和刘勰是相通的。
彝医药理论体系完整、内涵丰富，但晦涩难懂、寓意深刻，今人要想弄清彝族先贤是如何认识与分析人体生命与疾病规律的，就必须对构建彝医药理论的源头进行逆向追溯，探明彝族古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古代天文历法对彝医药理论的影响。对此，王天玺在《先民的智慧――彝族古代哲学》一书中作出精辟论述：“彝族古代哲学认识的两大对象：宇宙与人类――先宇宙而后人类”。《哎哺啥呃》、《宇宙人文论》等彝文典籍都是通过认识宇宙来认识人类生命的。
彝族先民通过长期对各种天体运行规律、各种气候气象、各种地理现象的观测，已深刻认识到各种动物的“生、长、壮、老、已”和各种植物的“生、长、化、收、藏”的生命运动过程，创造出独具特色的“以太阳论生命、以天文论人文、以哎哺论万物”的彝医药理论体系，其中“哎哺啥呃”是其核心理论。“啥呃”是古彝文音译，汉译则为“气浊”，是彝族认识宇宙与生命的独特思维方式，渗透在彝族先民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彝医药理论体系的源头性认识。彝文典籍《哎哺啥呃》的主题就是“哎哺”和“啥呃”，1991年，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西南彝志》中收载了《哎哺啥呃》，该书写道：“上古天未产，哎哺未生时，气浊先产生”。该书序言中是这样说的：“气浊变化产生哎哺，哎哺产生万物的观点，是彝族先民哲学的基本观点。”可见“气浊”不仅是彝族先民的哲学理念，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发展成为彝医药理论体系中最核心的“气浊学说”，体现彝医对宇宙、对生命的认知特点。
1“人体同天体”是彝医构建“气浊学说”的认知基础
“人体同天体”是对宇宙与人体生命关系认知的高度概括，说明彝族古代先贤已能够运用古代天文历法的原理、方法等阐释对人体生命与疾病变化规律的认识，而这些认识在各种流传至今的彝文典籍中均有详细记载，被众多彝医广泛运用于临床实践。要想弄懂彝医药的理论渊源，就必须明确古代天文历法、气象学等相关科学原理对彝医药理论的借鉴和启示作用，也就要深入理解古彝人是如何认识“人体同天体”的，其中天文历法等在彝族古代科学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彝族天文历法是联系人体与天体的共通规律，体现彝医对“气升浊降”的认知特点。天文指的是日月星辰等天体在宇宙间分布、运行等现象；天文学是研究天体、宇宙的结构和发展的科学，包括天体的构造、性质和运行的规律等[4]；历法则指推算岁时节令的方法。系统研读彝文典籍和深入田野调查，笔者发现彝族在长期天文观测中已形成具本民族特色的“宇宙发生演化观”和“天地日月星辰系统认识论”，通过辨星纪、正日影、定节气的方法，用图影、符号等表示各种天象、地象和物象，制定出多种具有深远影响的古代历法。
据彝文典籍记载，上古乾阳运年时代（公元前45―前27世纪）已形成彝族太阳周天日历，苟阿娄、阿娄朴时代已描绘“天星云图”，掌握天文知识；三世朴朴苏能时代，就绘制地图，认识到地理格局；四世苏能拉戛时代，已能进行日月历度的推算[2]。据《彝族源流》记载，在哎哺部落时期就有天文知识丰富的娄师颖先师，有使用文字写下无数经典的举哲奢等人；哎哺部落的每个氏族里都有一些“心里想知识，口里讲知识，手里写知识”的先贤，写下了“成千的天文，上万的地理”知识；将大地分为九块，认为“大地有九方，九方为九宫”，反映彝族先民古老的宇宙观[3]。在认识自然、探索宇宙、发明创造的历史长河中，彝族形成“宇宙化生万物”的哲学认识，通过在长期生活实践中观察日月星运行及各种气象变化，对寒暑交替、生死荣枯、升降浮沉等各种运动变化现象进行总结归纳，形成具彝民族特色的“哎哺啥呃”理论，包括“气浊学说”、“哎哺理论”等，是彝族阐释各种宇宙生命现象的认知模式。为便于广泛传播和深化记忆，毕摩等文化人对这种认知模式经常用“拟神”的手法将日、月、星等各种天体及各种生物赋予各种神的形象，造成后人认知上的误解，但仍然不能掩盖“气浊”、“哎哺”在医学领域的重要地位与贡献。以往在田野调查中，笔者曾多次见到或听到过彝族祭祖有插树枝的习惯，当时仅从原始宗教意义方面去考察，现今从天文学角度去分析它的内容，才知道其包含着丰富的天文学知识，插枝图原来就是一幅完整的彝族星图[4]。
可见，对彝民族各种生活现象的研究，不能仅从其外在表象去认识，需要对其原型的出处深入挖掘，正确领会该民族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模式也就显得尤为重要。“气浊”在彝医药理论中占十分重要的地位，既是天地之源，也是人体之本。“气浊学说”作为彝医认识宇宙与生命运动的核心理论，除表达对宇宙生命发生演化的认知外，还表达其对“气升浊降”生命运动规律的认识，而这种认知正是建立在“人体同天体”之上。
2“气浊”是事关宇宙与生命发生演化的基础理论
彝医药是以河洛、八卦为理论构建的医药学体系，是应天应地、应日应月的宇宙时空医学，其医药理论也事关宇宙与生命的发生与演化，其中“气浊”扮演重要角色，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2.1气浊是天地之源，也是人体之本彝族先贤认为宇宙与生命的发生、演化均从气浊开始。《彝族源流》、《西南彝志》、《物始纪略》、《土鲁窦吉》、《宇宙人文论》等重要典籍所论述的第一问题均是事关宇宙与生命的演化发生论，认为“气浊”是天地万事万物发生演化的“总根子”。但“气浊”到底是什么？气浊在不同的运用中有不同的称谓，如清浊、气浊、天气地气、青气赤气，名虽各异但理却相通，即实为气与浊尔，表达各种天地发生演化、阴阳消长变化等现象的根由而已。彝医所说的“气”，彝文写作“”，发“sa（啥）”音，有人也翻译为“清气”；彝医所说的“浊”，彝文写作“”，发“ge（呃）”音，也有人翻译为“浊气”。
彝族先贤认为太古之初，杳杳冥冥，什么有形之物都没有，只有动态的气和浊，气浊不断交织变化，形成天地；天气与地气交织变化，形成万物。气浊-哎哺-天地-万物，彝族先贤用一条简洁的、自然演化的路线，解答了宇宙的发生问题，解答了宇宙的起源[5]，当然也表达对生命运动的认识。如彝文古籍《宇宙人文论》论述气和浊产生天地、万物和人类时说：“在天地产生以前，是大大的、空空虚虚的‘无极’景象，先是一门起了变化，熏熏的气，沉沉的浊产生了”[6]。又说：“气熏熏的，浊沉沉的，气浊互相接触，一股气，一路风就兴起了；两者又接触，形成青幽幽，红彤彤的一片，清的上升为天，浊的下降为地”[6]。“气浊相互接触，气翻出青色，浊翻出赤色。青、赤二气成对如桴叶飘飘，又起变化，变成天线、地线，织天又织地，天地同时出现”[6]。《哎哺啥呃》：“十二层天下，充满气浊，产生万物，又不断变化”[7]。可见，彝族先贤认为宇宙存在是气浊演化的结果，人体形成是气浊结合的结果，人体能在宇宙生存，是人体与宇宙相互调节的结果[8]。
气浊是彝族先贤解释、概括人体及自然界各种“象”变的认识基础，是彝医药论“常变”的理论来源，认为气浊之多少、异用均可通过声、色、脉、体等病症特征而相应的表现出来。而彝文典籍《哎哺啥呃》中有专篇对气浊的论述：“浊之路三条，末之路一条，根尾侧上经，头顶上之越，鼻底下之生。次之路一条，胛节顺之经，脑髓中之生，首之路一条，肾水中之漫，肾腹上之经，头顶上之生，源源循环呢，肾水直上冒，头火下而降，水之火不过，金与木不合，五之相合者，脐底往之上，动动而弹弹，无循无经根，古今其面看，看来的是了。其根我来写，其命我来说，人类身体中，气血经路是，气浊路六条，肺肝心喉肾，其不知的怕，论的抄之放，此凡读人呢，请的学着吧”[9]，可见彝医是从“气浊”认识宇宙生命的发生与演化，气浊既是天地之源，也是人体之本。
2.2气浊解答宇宙生命演化的起点和顺序对宇宙生命发生演化的起点，彝汉两族是存在差别，汉族文化从“气”开始而彝族文化从“气浊”开始。汉族医学强调“气一元论”在中医学界已达成共识，而彝医学却强调“气浊二元论”。笔者查阅各种彝文典籍的原始版本，发现“气”与“浊”在彝语言文字系统的指代不同，表达两类不同的事物。彝医传人王正坤先生解释“气浊”时说道：气与浊不同，气为阳，上升则为天，具轻清、薄靡、上浮之性；而浊为阴，下沉则为地，具重浊、凝滞、下沉、下降之性。彝族先贤已认识到“气”与“浊”是以二元形式出现的，二者属性的不同。如《土鲁窦吉》（又名“宇宙生化”）言道：“天与地之间，气与浊二元，影和形两面，由五行定干”。对于气浊关系，彝医传人张之道先生给出准确解释：“气就像一条龙，浊就像滇池的水，如果龙不潜藏在水里，露出水面，人不就得病了吗？”张之道先生的论述可谓精辟，形象生动地解释了气与浊关系，也说明了“阴平阳秘”的真正内涵。正如日常生活所见，气可凝成水，水可蒸发而化成气，但绝不可以说“气就是水，水就是气”，二者虽然可相互转化，但绝对是两类物质。可见，彝族先贤在认识世界本源时是以“气浊二元论”立论的，承认气与浊是不同，属于两类事物。
对宇宙生命发生演化的顺序，彝汉两族也存在差别。彝族认为宇宙发生演化的动力源于气升与浊降，众多彝文典籍均反映这一点，“竖竖剧而冒”的气和“熏熏降而沉”的浊经过不断交织变化，形成哎哺；哎哺有千千万万，其中最好的哎和最好的哺形成天地和日月[10]；天气与地气交织变化，形成天线和地线的变化规律；青气与赤气交织变化，形成青线和赤线的变化规律；而正是这些变化规律形成了万物，其变化规律可用天地五行和宇宙八卦等宇宙数学模型给予概括和认识。“气浊-哎哺-天地-五行-八卦-万物”是彝族先贤认知“气浊产生宇宙、气浊化生万物”的基本图式。
3小结
气升与浊降是宇宙生命的基本运动。彝族先贤认为宇宙生命不是静止存在的，气浊的升降运动是各种生命现象存在的前提条件，故众多彝文典籍均言道“气转浊而生”、“有命才会动”。总体说来，彝族对气浊的升降运动可从以下方面认识。
3.1天地的发生演化均来源于气浊的升降运动，而生命的形成和变化亦离不开气升浊降。彝族先贤不仅认识到气浊存在升降运动，还明确了几组由气浊演化的事关宇宙生命发生、演化、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概念：如天气与地气、天线与地线、青气与赤气、青线与赤线等，这些术语组成了“气浊理论”的概念体系，不仅能够解释天体运行的规律，也解答了生命存在的基本条件。
3.2明确气浊运动的表现形式为“首萌长遍退藏”，其本质均遵循“升降出入”的原则。彝医认为气浊“升降出入”的运动形式体现在与四季的密切契合上，体现在气血在不同的时空下具有不同的血峰特点上。在此理论指导下，形成了彝医独特的血峰理论、禁刺理论和用药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