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世界各国与地区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最初动因，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维护传统文化的“高级文化性”。二是防范和减少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与影响。三是消除大众传媒对公众的不良影响。四是帮助公众更好地利用大众媒介促进自身成长。考察国外媒介素养教育发展历程，其教育范式的变迁与人们对大众文化解读模式的变化密切相连，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阶段：一是“批判范式”(也称为“免疫范式”)阶段。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F．R．李维斯、阿诺德、D．麦克唐纳等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研究的先行者们以及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普遍持批判与否定态度，侧重强调大众文化对人类社会的负面影响。这一时期的媒介素养教育“事实上是一种反对媒介的教育。”①1933年，英国学者ER·利维斯和丹尼斯·桑普森率先提出了“文化素养”的概念，并明确指出目的是训练青少年抗拒大众媒介中提供的“低水平的满足”。②由于对大众传媒的恐惧和不信任以及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就是鼓励学生去“识辨与抵制”大众媒介的不良影响，保护孩子们免受媒介内容的污染。二是“分析”范式阶段。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文化界对大众文化的态度发生了“从彻底否定到部分肯定，再转变为积极的肯定”③的历史性转向。以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E．P．汤普森等为代表的英国文化学派学者认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在内容上虽有差异，但在审美价值上却无高下之分。在这种观念的推动下，很多学者开始意识到媒体对人类获取资讯的实用性和切身性，媒介素养教育不再鼓励盲目批评，而是着力培养人们对媒介的辨别、鉴赏能力。三是“再现范式”(也称为“解密范式”)阶段。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研究领域开始出现符号学这一新的研究方法。以斯图亚特·霍尔和约翰·费斯克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文化传播不是一个从传播者到接受者的直线行为，受众的解码方式决定了意义产生的特性。“大众文化是由大众而不是由文化工业促成的。”④到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提出了新的媒介素养教育的观点。这种新范式下的媒介素养教育主要是把大众媒介中常用制码、解码规则教授给学生，使学生明白媒介产品的意义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来孤立地理解。这种范式在拓展媒介素养教育内容的同时，也引发了学者们新的思考，它过分放大了教师在媒介素养教育中的作用，而低估了学生价值观念与审美旨趣的能动性。四是“自主范式”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官方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介入，学校的媒介素养教育开始形成规模。媒介素养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被许多国家和地区纳入正规的课程教育系统当中，研究者们逐步认识到，媒介素养教育者不应以自己的判断代替学生的判断，而应该是双方在互动的学习中一起理解媒介内容，帮助受教育者发展一种认识媒介、建设性地使用媒介的能力。这时的传播学研究已转向强调受众的主动性，并着重强调“人的能力的培养”。⑤英国学者马斯特曼将这个过程概括为“从家长制(Paternalism)走向赋权(Empowerment)”，老师的角色不再只是高高在上的“品味仲裁者”，而是与学生一起研究、欣赏媒体。
横向看，世界各国与各地区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根据香港学者李月莲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阶段：⑥一是媒介素养教育已发展到高级阶段。英国、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法国、瑞典等国是其典型代表。在这些国家中，媒介素养教育已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受重视程度高，普及范围广，并在国家或地方的正规教育体系中取得稳固地位，成为中小学生的必修科目。这些国家讲求媒介素养教育的规模，强调教育的普及化与终身化，普遍成立有全国性与地方性专职负责机构。同时，非常重视针对家长、教师、学生等进行形式多样的教育实践。二是主要依靠教师推动或外国机构资助的初级教育阶段。三是在教会组织或个别先驱人物倡导下进行的小规模萌芽阶段。四是理论引入与论证阶段。为了迅速适应新型的媒介环境，更好地利用传播媒介为自己服务，人们逐渐认识到媒介素养教育的开展势在必行，并开始对其进行理论引入与可行性论证，但尚无系统、具体的实践活动展开。总的看来，较为系统的媒介素养教育目前大都集中在大众传播业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的媒介素养教育则仍处于起步或萌芽状态，甚至尚未开始，媒介素养教育在全世界的普及推广还任重而道远。
二、媒介素养教育理论体系的构建
境外媒介素养教育经过近80年的发展变化，出现了大量的理论流派，其中有一些各国学者普遍接受的原理，这些原理充实了媒介素养的概念，共同构成了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体系，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在媒介素养的涵义方面，英国对媒介素养概念的界定一直呈现出道德、文化维护的色彩，一般认为“媒介素养”即一种正确理解、建设性的享用大众传媒资源的能力。在美国，经常被引用的概念则是1992年Aspen媒介素养教育领导协会提出的：“媒介素养是一种获得、分析、评价以及产制各种形式媒体的能力。”⑦学者鲁宾则将媒介素养分为三个层面，即“知识模式”、“理解模式，和“能力模式”。⑧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还给媒介素养做出如下定义：媒介素养就是指人们面对媒体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辩的反映能力。⑨加拿大安大略教育部在1989年的纲领文件《媒介素养资源指南》中，把媒介素养定义为：媒介素养旨在培养学生对大众媒体本质、媒体常用的技巧和手段以及这些技巧和手段所产生的效应的认知力和判断力。删台湾政大传播学院媒介素养研究中心对媒介素养的界定为：指大众能解读媒体、思辨媒体、欣赏媒体，进而近用媒体来发声，重新建立社区的媒体文化品位，并了解公民的传播权利和责任。⑩此定义赋予了公民更高的责任和主动权，即公民对传媒素养有了很好的认知和实践后，可以影响传媒、优化传媒环境。
在媒介素养的核心理念方面，媒介素养教育组织加拿大联合会主席约翰·彭金特(JohnPungente)提出的关于媒介素养的理念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的认同。这核心理念为：任何媒体讯息都是“构造体”：媒体构建现实；受众对媒体信息进行释义博弈；媒介信息蕴含着商业动机；媒体信息含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媒体债息含有社会和政治理念；媒体信息的形式与内容密不可分；任何媒介都有其独特的审美形式。11这理念触及传媒的多个层面、深入实质精髓，构成了所有媒介素养的理论基石，为我们深刻认识传媒、探讨和实施媒介素养教育提供了很好的语言平台和构架。
在媒介素养的核心概念方面，得到大家公认的概念有语言(1anguage)、叙事(narrative)、机构(institution)、阅听人(audience)、再现(representation)和产制(production)。12“语言”是一系列产制者和阅听人共通、能产生意义的代码和规则，通过分析文本的代码和规则，我们获得意义。“叙事”是无所不在的言说语词，它是由文本策略所组成，用以将事件组织得平滑流畅，看起来浑然天成，没有破绽，它是“生产意义的机制”，它的作用在于将原本杂乱无章、虚实不一的素材，转为井然有序的意义。13“机构”，广义而言，如同任何社会中的大型组织或机构并与其他机构具有相互连结的关系，扮演了管理社会文化价值与信仰的角色：狭义而言是生产媒体商品的产业或企业。“阅听人”涵盖面很广，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阅听人不是媒体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主动参与到接收、解码和意义阐释的过程中。“再现”是将不同的符号组合起来，表达复杂而抽象的概念，以令人明了且有意义的一种实践活动，再现是一个选择与建构的过程，因此，再现也是意识形态的。“产制”是其他五个核心概念得以巩固的根本所在，只有当学生们开始创作自己的媒体信息时，他们对媒介素养概念的认识才得以落实。
在媒介素养的基本要素方面，大众传播学者ArtS1iverblat(1995)提出了媒介素养的五个基本要素：清醒的意识到媒介对个人与社会的影响；理解大众传播的过程；发展对媒介信息策略的分析与研究；视媒介内容为“文本”(text)，来洞悉我们所处时代的文化和我们自己；培养对媒介内容的欣赏、理解、能力。14《媒介素养和文化》的作者StanleyJ．Baran在这五种要素之上，又补充了另外两种要素：理解媒介制作者的伦理和和道德的义务；发展正确和有效的制作技能。15学者WJamesPotter(1998)则对媒介素养的基本要素作了如下界定：媒介素养是连续之事物，而非是某个整体中的某一部分；媒介素养需要提高；媒介素养具有多维度的信息来源；媒介素养的目标是对含意有更多的掌控。16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媒介素养不仅包括使用媒介产品的能力，而且包括用独立、批判的眼光审视媒介内容和建设性地利用媒介的能力，给作为个体的人赋权，来加强民主社会的结构。
在媒介素养教育的目标方面，这一层面的内容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反应了人们在不同阶段对媒介素养教育的认知差异。加拿大媒介素养协会理事、媒体教育学家约翰·庞甘特(JohnPungente)提出了媒介素养教育的十大目标；负责替台湾教育部撰写《媒介素养教育政策白皮书》的台湾政治大学广电系吴翠珍副教授认为，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们两种能力：“释放”和“赋权”，最终建立“健康媒体社区”。17香港传媒教育学会主席张志伦博士则认为，传媒教育的目标是提高大众的媒介素养，让他们能够认识、分析、善用及监察各种传媒。在境外学者关于媒介素养教育目标的众多论述中，普遍包含了这样一个进阶式目标，即：认识和掌握媒介——近用媒介一一思辨地解读传媒——产制传播作品——优化传媒，其中，优化媒介是媒介素养教育的更高层次目标。在探讨媒介素养教育目标的基础上，学者们进一步发展出了媒介素养人才的定义，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媒介学者ArtS1iverblat与Masterman的观点。18
在媒介素养教育的基本原则与价值取向方面，受到学者者普遍关注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欧洲议会媒介素养问题咨询顾问莱恩·马斯特曼(LenMas‘terman)概括的媒介素养教育的十八项基本原则。192001年，媒介学者瑞恩·霍布斯提出了有关媒介素养教育的七大争论问题：媒介索养教育的目标是否应是保护儿童和青少年免受媒介信息的负面影响；媒介制作是否应是媒介素养教育的主要特征；媒介素养是否应聚焦大众文化文本；媒介素养是否应该过多描述政治和意识形态机构；媒介素养教育是否只是学校的义务；
媒介素养教育是专业教育，还是跨学科教育；媒介素养教育是否应寻求媒介组织的资助。20为了更好的理解与探索媒介素养与其它素养的不同之处，媒介素养专家ReneeHobbs，ChrisWorsnop，NeilAndersen，JelfShare和ScotSullivan还从相对的角度来对媒介素养的特质进行了界定：媒介素养不是“抨击”媒介，虽然有时会涉及到对媒介的批评；媒介素养不只是学习制作媒介产品，虽然媒介素养包括制作媒介产品；媒介素养不只是利用电化设备，必须学习关于媒介的知识；媒介素养不只是研究政治机构、固有成见、不真实的报道等等，而应建立一种系统去寻找表象背后再现的意义；媒介素养不能只是用一种观点角度来了解一种媒介信息或是一种媒介经验，要从多角度多立场去检验媒介；媒介素养并不是意味着不“看”，而是“认真地看，仔细地思考。”21
三、实践模式的差异与教育途径的拓展
在媒介素养教育的实践模式上，学者们也展开了很多讨论。在世界范围拥有较大影响是加拿大媒介素养教育专家普赞天(Pungente)提出的媒介素养教育的成功要素：1、传媒教育必须是一个由下而上的“草根”运动；2、编写适合老师及传媒教育者使用的本地传媒教材及教科书；3、有足够的相关师训课程提供给在职教师及传媒教育者；4、制订评估传媒教育成效的基准，及运用调查研究去探求如何改良传媒教育的教学法；5、成立传媒教育专业团体，负责举办研讨会和工作坊，出版通讯期刊、联络社群及游说有关当局推广传媒教育运动；6、说服教育界，尤其是教育当局，．把传媒教育列为学校正规课程的一部分；7、发行由教育部订定的传媒教育指示；8、在教育学院或大专设立正规的传媒教育师训课程。22
目前，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经济条件、教育条件等的差异，世界各国(地区)媒介素养教育的开展模式也有所不同，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一是网络型，表现为由下而上的自发性运动。二是纵向型，表现为由上而下的纵向指引发展，如阿根廷等国家由教育部牵头进行，向中小学进行推广，逐渐发展成遍及全国的教育项目。三是放射型，如菲律宾、日本、智利等国家，媒介素养教育运动主要由一、两个机构去推动，在中小学中推广开来。
在媒介素养教育的途径方面，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主要途径有学校教育、短期集训教育、社会团体推广、媒体宣传、政府推动、家庭协作等。
其中，学校教育是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主要途径。其教育对象主要是大、中、小学的学生，体现出媒介素养教育课程本位化的特点。目前在学校开展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主要有五种形式：一是作为一门单独的必修课程。二是作为某一正规课程中的一种组成部分。三是融于所有的科目中。四是作为一门整合的、跨学科的课题。五是作为课外选修课。目前，在媒介素养教育的课程设置上，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没有一个非常固定的做法，但随着传播媒介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不断增加，媒介素养教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趋势也日益明显。
短期集训则是利用业余时间或节假日，采用专题短训班的形式，对公众进行集中的媒介素养教育。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的推广是许多国家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活动的重要途径。比如智利的媒介素养教育主要就是由，“基督教会和传播行为研究中心”、“教育普及中心”、“文化、艺术表达与研究中心”等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开展的，这些组织出版的大量读物在国内和其他拉美国家的媒介教育中被广泛使用。
媒体宣传在许多国家是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力量。媒体利用自身传播优势，通过制作专题节目、开辟专栏、出版相关书籍杂志等方式，向公众介绍媒介素养教育的相关知识，并提供实践机会。与单纯的课堂教学相比，媒体宣传具有直观、形象、灵活、实践性强等特点，能够更好地吸引公众参与其中，是世界各国(地区)开展媒介素养教育不可或缺的方式之一。
政府推动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有力保障。政府通过立法、财政拨款等方式，对媒介素养教育的开展给予大力支持。家庭协作是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得以有效实施的关键。由于青少年的媒介接触活动很大程度上是在家庭环境中发生的，而且父母和家庭成员对青少年的影响往往胜过了其他社会人员，因此，家庭协作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途径。比如香港广播管理局自1999年便开始进行有关“媒介识读”的推广工作，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家长和学生观看电视节目时的判断力”，以及“请家长参考电视台提供的节目资料为子女选择合适的电视节目。”24香港明光社的传媒教育干事还为家长提供专门的辅导，帮助其学习在家指导子女明智地使用网络。日本则规定，家长作为监护人，必须懂得如何使用过滤软件过滤儿童不宜的内容，并和孩子保持良好的沟通。美国联邦调查局、教育部等有关部门也指引，敦促家长关注孩子的网上安全问题并指导家长取证、报警。
四、媒介素养教育内容的设计与探讨
境外许多国家和地区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已经发展了较为系统的媒介素养教育内容。
20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国一些一线教师根据学生概念性的理解需要，设计出一套新型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内容，这种课程设计通常向学生提供一组媒介现象的核心概念或关节点，比如媒介机构、媒介类型、媒介技术、媒介语言、媒介受众、媒介表达等等，并把这些概念作为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构架。25这种概念建构的方法并不专门指定若干需要学习的事项，也不要求教师按照固定的先后顺序进行逐一的讲解，教育者可以针对学生不断变化的兴趣和经验做出相应的选择，组织课堂的学习和活动内容，学生也可以根据自己作为媒介文本的受众抑或作者的活动进行自我选择和决策。上述核心概念所建构的教学内容在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虽然各地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上有一定差别，但其核心内容却是一脉相承的。英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还十分强调公民对媒体整体的理解，内容涵盖了媒体经济、媒体政治、媒介科技、媒体法律、媒体运行机制、媒介文化与美学等各层面。
美国的媒介素养教育内容则是根据媒介消费者不同年龄阶段的特点来制定的，划分为儿童阶段、初中阶段、高中阶段和成人阶段四个层次。儿童阶段针对幼儿和小学生展开，主要培养他们区分现实与媒体，了解各种媒体之间的区别，并能够逐步管理自己的媒介使用情况。初中阶段重点帮助学生直接辨识、评价媒体中关于他们的内容，帮他们抵制和驱除媒体带来的恐惧，使他们健康成长；高中阶段侧重于培养学生批判性地媒体解读与应用能力，教育内容也扩充为既要看到媒介信息背后潜藏的意识形态，又要懂得正确评估和管理个人的媒介接触行为，学会利用媒介为个人的成长与进步服务；成人阶段是媒介素养教育的最终阶段，是一种终身教育，它要求从宏观角度综合考察整个媒介生态环境，从经济、政治、社会、法律、文化、意识形态多重维度对传媒产业进行分析，从而形成一个级级推进、步步提升的过程，同时还设置了让学生自己学习和参与制作传媒产品的课程。
香港传媒教育学会主席张志伦博士认为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包括了解传媒产业，解构传媒语码，学习欣赏传媒出现的讯息，在过程中丰富自己的视野；所用技巧包括观察、解构、分析、价值衡量、’批判等；监察传媒的四部曲包括：警觉、分析、自省、行动。
尽管世界各国(地区)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各有所侧重，但总的说来，大都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一是认识媒介自身属性。媒介信息资源、内容、技术的利用与分配是一定阶级、阶层意识形态的反映，媒介素养教育要让被教育者了解媒介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关系，认清媒介是由少数人所操持和控制的现实，从而科学合理地评判传媒。
二是认识媒介文本内涵。媒介文本是传者与受者进行沟通交流的中介，每一种媒介都有其独特的文本建构规则。只有认识到不同媒介特有的文本建构规则与事实呈现方式，才能深入洞悉其中‘的机理与因果联系，从而更好地认识客观世界。
三是认识媒介生态与组织。媒介的存在受到社会制度、法规以及市场状况的影响。不同的社会制度与国情导致了在媒介管理法规制定上的差异，媒介不同的经营状况和广告收入也必然影响其生态环境。同时，媒介的议程设置可以对国家事务、领导决策产生巨大的影响，对政治和社会变革也有强烈的反作用，认清媒介生态与组织，不但便于受众有效监督媒介及其传播的信息内容，而且有利于国家趋利避害，良性发展。
四是认识消费者对自身媒介接触行为的管理和分析。由于年龄、性别、种族、阶层、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媒介消费者的行为有天壤之别。让消费者认清自身状况，了解媒介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使其能够掌握传媒技能，恰当选择媒介，管理自身的媒介接触行为，积极参与传播，最终学会利用媒介发展完善自我。
在对媒介素养教育内容的探讨中，一个焦点问题是如何处理文本解读与技术教育的关系。传统媒介教育主要教授的是学生进行文本解读与分析的技巧，而一些媒介教育研究者认为，应该重在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学生们只有能够亲自制作媒介产品后，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具有批判能力的消费者。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应该是使学生成为一个成熟的公民而不是一个成熟的消费者，因此应该把媒介素养能力上升到一种社会文化的层面来认识，他们反对“文本中心”的媒介素养教育，而主张应该把文本分析与对生产和接受问题的探讨整合到一起，对于机构的分析尤为重要，这种方法称之为“语境方法”来对照于传统的“文本方法”。
五、媒介素养教育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世界各国(地区)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普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首先是媒介素养教育在一些国家受到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尚未得到政府的认可和强有力的支持。目前除了英国、加拿大、瑞典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外，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媒介素养教育还没有得到官方的有力支持，主要由民间团体、私人机构或个别教师进行推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传统教育体制的保守性，对大众文化价值的认识的局限性，以及因为媒介教育所强调的批判性思维可能带来的潜在威胁性等。由此导致许多国家在教育经费、师资力量、课程研发、评估体系、基础研究、专业化发展等方面严重不足，
媒介素养教育尚缺乏系统性与整体性，成为制约教育发展的实际问题。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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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冠文：《论媒介素养教育的构成与范式》，《当代教育科学》2004年第4期。
微时代视野下，大学生每天面临大量的资讯信息，其中垃圾信息泛滥，产生了很多的负面影响。网络上的造谣、传谣、信谣现象每天都有发生，网络平台上非理性的宣泄现象，网络暴民不负责任的谣言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不良影响，明显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不利于全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对国家精神文明建设构成一定的威胁。分析大学生媒介素养缺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高校教师对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视不够
媒介素养教育应该成为各大高校重视的一门新兴的学科领域，因为大学生是思想最活跃的群体，接受新鲜事物的速度快，也会快速地成为信息的传播者，他们的素养高低决定整个社会网络生态环境。目前，高校很少开设专门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高校教师对于新兴的媒体手段的运用和把握程度还不如大学生。而现实情况下，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一直处于自发状态，学校缺乏系统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体系来正确引导大学生媒介素养的形成，只是碎片化存在于社团活动、存在于学校的宣传活动中以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部分教育内容中，根本起不到教育学生的作用。
（二）大学生自身媒介素养的差异性
“90后”大学生处于“媒介全球化”时代，调查表明半数以上的学生对媒介手段依赖程度高，微信、微博、博客、QQ等交流媒介成了学生交流、学习、娱乐的平台，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面对铺天盖地的信息，大学生必要的信息处理能力缺失，媒介素养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大学生群体对媒介信息缺乏反思性的甄别和判断。他们对媒体的理性认识有所欠缺，在正确有效的利用、使用媒介资源上存在着差异，对媒介道德规范认知比较模糊。
（三）社会网络环境影响的复杂性
社会网络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了人们传统的生活和思维方式，改变和制约了人们的认知和行为，无所不在地影响着人们传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肤浅、浮躁、不切实际的网络娱乐文化、消费文化、不良资讯腐蚀了大众群体，互联网系统充斥着大量的暴力、凶杀、色情等丑陋内容，对大学生的鉴别能力、文明传统中最深层的羞耻感提出了挑战。西方国家一直没有放弃对我国青少年的腐蚀和拉拢，没有放弃意识形态领域这块阵地。所以，社会网络环境复杂多样，发展并不平衡。
二、高校实施媒介素养教育的对策分析
（一）媒介素养教育与大学生人文素养教育相结合
人文素质教育就是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通过知识传授、环境熏陶，使人类优秀文化内化为人格、气质、修养，塑造健全高尚品格的教育活动。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是为了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要提高学生对自身的社会价值的认识和理解，避免学生成为机器人或者工具人。大学阶段的媒介素养教育更加重要，媒介素养教育是传授和学习媒介相关知识的过程，它以培养人的素质为核心，使人们具备正确使用媒介和有效利用媒介的能力，并形成正确的认知能力、高尚的道德情操、健康的审美观点、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
对大学生开展系统化、专门化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或训练，把媒介素养教育纳入到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首先，教师要广泛选取教学资源，筛选具有时效性、教育性的教学内容，符合大学生的审美观点和关注焦点。其次，在教学方式上要灵活多样，可以请相关的学者和专家进行讲座，也可以进行论坛、比赛。再次，在考核上要注重过程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在教育过程中学生不断受到感化和体验。最后，要注重实践磨练，学校可以创造机会，让学生走向社会，进行人物访谈、热点问题追踪、后续报道、深层次的讨论等，不断丰富他们的阅历，提高他们的媒介素养。
（二）媒介素养教育与大学生社团活动相结合
大学生社团活动是对大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有效载体，学校可以通过各类社团活动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宣传。“90后”大学生思想活跃，具有叛逆性，不愿意接受因循守旧传统模式教育，他们喜欢接受新鲜事物，乐于参与，喜欢炫耀和分享。针对这个年龄段学生的特点，可以通过设计各种活动，让学生参与其中。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学生能够自己学会分析、判断、教育自己和他人，客观公正地评价媒介信息，从而提升自身的媒介素养。
学校的社团管理组织可以要求那些与学生人文素养教育相关的社团组织开展活动，内容与大学生媒介素养的培养相关。例如，针对大学生如何使用正确使用网络问题，可以举办演讲比赛。学生在搜集资料、写作演讲稿、进行演讲以及听别人演讲的过程中都会引发学生的思考，受到教育。也可以就如何提升大学生的媒介素养问题举行辩论赛，在讨论、辩论、议论中，一些观点和认识就会明确，大学生更愿意宣传主流的舆论。也可以引导相关社团把大学生在微时代环境中遇到的问题拍摄成微电影、情景剧等，优选一些好的作品，在全校演出，寓教于乐，达到传统教育所达不到的目的，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大学生的媒介素养。
（三）媒介素养教育与高校安全教育相结合
安全教育工作是一所学校常抓不懈的工作。在大学生中，存在的网络成瘾、网络失德、网络诈骗、网络陷阱、网络犯罪等问题，为安全教育工作带来新的挑战，这是因为网络信息环境的开放性和网络社会的虚拟性、隐蔽性造成的。如果大学生的网络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很容易泄露自我信息，调查显示，女生的网络安全意识低于男生，低年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比较高年级学生要低。高校的安全教育主要由学校保卫处以及学生辅导员来组织进行，以班会、讲座、宣传海报等形式展开安全教育工作。
安全教育工作的全面性要求把高校的安全教育和媒介素养教育结合起来。发挥校园专职教师的作用，做系统课程，聘请校内外的常年从事心理健康、法学教育工作和司法的兼职和外聘教师做学校安全教育的教师。普及安全法律常识及心理健康知识，正确引导大学生利用网络，拓展网络安全法律教育的平台，例如利用BBS、QQ群、微信平台、博客等媒介平台，介绍典型案例，结合网络安全问题和社会现象进行“正能量”传递，组织学生进行互动交流，讨论分析，教师作为管理者，对学生的思想动态及时把握和引导，以保证校园的网络安全，提升大学生的媒介素养和法律素养。
三、结论
[摘要]：
本文意在考察研究媒介教育的本质及其在美国的施行状况。全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美国在媒介教育方面远远落后于其他英语国家的原因。第二部分从三个阶段（预防阶段、面对阶段、转变阶段）对美国媒介教育的历史进行了简单的回顾。第三和第四部分从概念与应用的层面对媒介教育加以分析。最后的第五部分探讨了美国的媒介教育未来将要面对的挑战，所涉及的包括媒介教育的集中与扩展、从运动变为教育干预及新技术带来的影响等。本文的结论是，美国的媒介教育需要不断地进步革新从而达到一个更加令人满意的水平。
引子
在全球媒介日益趋同的二十一世纪，媒介教育新范式对民主发展的重要性已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而美国媒介教育停滞不前的状况却令人感到意外（Gregorian，2006；Thoman和Jolls，2004）。这有些讽刺意味，因为美国是世界上媒介产品的主要出口国，却在正规媒介教育的各个方面远远落后于其他英语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Kubey，2004）。Galician（2004）甚至遗憾地感叹道，美国在媒介教育“这一重要领域里属于第三世界国家”（p.8）。
Kubey（1998，2003）从文化、经济、历史和政治等角度对美国媒介教育落后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他指出美国媒介教育发展的四大障碍：地域广阔、文化多样、缺乏推动力和理论范式不同。
首先，美国地域广阔，包括50个州、360万平方英里。而且每个州都有各自的教育主管部门，这就使得媒介教育不可避免地处于一种很分割孤立的境地。不同的州之间，从事媒介教育的教师缺乏接触与沟通；这催生了一些非营利性的媒介教育促进机构，比如媒介素养中心（CenterforMediaLiteracy[1]）和媒介教育中心（CenterforMediaEducation）等，它们都建立在教育体系之外（Considine，1990）。
第二，美国社会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因此，相对于其他英语国家来说，美国要在媒介教育方面达成共识更为困难。换句话说，若是社会成分单一些，父母就会比较容易授权教育主管部门制定教育政策。举例来说，与美国的情况不同，加拿大就在1966年创立了第一届电影电视研究夏季学院。这是由加拿大国家电影局（NationalFilmBoardofCanada）发起的，面向全国的媒介教师。其持续发展不仅促成了耶稣会士交流机构（JesuitCommunicationProject，在加拿大媒介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的建立，也使代表了全国所有媒介组织的加拿大媒介组织协会（CanadaAssociationofMediaOrganizations，VAMEO）于1992年诞生（MediaAwarenessNetwork，2006a，2006b）。
第三，作为媒介作品的一大生产国与出口国，美国失去了以媒介推动媒介教育发展的机会。那些进口电影、音乐或电视作品的国家往往对其中外来元素的影响力保持高度的敏感性，担心它们会威胁到本国的文化身份认同。因此，为了保持本国的文化完整性，一些国家会针对媒介教育制定出一定的方针或政策。不幸的是，进入美国的外国媒介作品较少，没有让美国产生紧迫感、或是像其他国家那样意识到“发展媒介教育”的必要性（Kubey，1998，p.59）。
最后，美国在媒介研究方面缺少恰当的理论范式，因而在媒介教育的教学法发展方面缺乏动力和指导方针。就Buckingham（1998）看来，Leavis和Thompson1933年的著作[2]为二十世纪初期的学校系统性地提供了媒介教育模式。而一些学者（如Buckingham，1990，1996；Hall和Whannel，1964；Halloran和Jones，1968；Masterman，1980，1985；Williams，1961）在文化研究领域的进展成为英国几十年来媒介教育的指导力量，其影响波及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其他英语国家。结果，当其他国家的文化范式已经形成一种更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强调对媒介内容进行解构，强调媒介观众的理解和释义过程）时，美国还沉浸在自己的预防-保护性目标中。而“流行形式引入课堂中，仅仅是为了将其摒视为商业性的、操作性的与衍生性的……”（Masterman，1997，p.20）。
这些丛聚的障碍，使得美国难以在政策、教学和研究方面发展出一套连贯的媒介教育体系。虽然非营利性的媒介教育机构（参见尾注1）与学者们（参见尾注2）继续团结地致力于媒介教育的发展，然而研究的支离破碎形成了阻碍，使我们仍然面临着巨大挑战。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接下去本文将通过媒介教育发展历史的简短回顾、概念问题、应用问题和未来挑战四个层面，来进一步探讨媒介教育的本质特性，以及美国在该领域中的现状。
美国媒介教育发展历史：简短回顾
1933年，Leavis和Thompson就在英国出版了《文化和环境：培养批判意识》（CultureandEnvironment:TheTrainingofCriticalAwareness）一书。美国的媒介教育则起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距该书的出版几近四十年。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美国的媒介教育发展史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预防阶段、面对阶段和转变阶段。
预防阶段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教育机构里的教师和管理者们开始意识到大众媒介不会自行消失；他们知道了必须为媒介教育做点儿什么。此前，虽然沃尔特·迪斯尼已经狂热地创造出美国式的传奇与神话，但媒介的影响力仍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只有书籍被看作是为学生们准备的可信媒介。老师们教授古典文学与古代历史；音乐课的重点是古典音乐。
在接触到大众媒介影响力的第一阶段中，教育者们试着通过使用“预防”的策略来保护学生。“预防”模式认为受众就像一张白纸，媒介可以在上面随意地画出自己的形象。这种模式所注重的是：媒介会制造出消极影响，因此我们必须保护受众和文化价值观不受污染（Halloran和Jones，1992；Tyner，1998）。挑剔出“坏”媒介并培养起“好”媒介的审美趣味，从而区别性地看待媒介作品，这一点很重要（Thoman，1990）。就Walsh（2006a）看来，为了保护学生们不被媒介文化的消极作用所影响，老师们往往在课堂里运用大众媒介以向学生们展示媒介信息中的无趣与无价值。
面对阶段
由于对大众媒介的嘲笑和轻视没有给学生和受众带来任何帮助，所以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起，教育者们开始利用大众媒介来吸引学生们进入媒介研究的领域。Walsh（2006a）指出，在这一阶段中，教师们利用“吸引”法——比如使用流行歌曲或是电影短片——来集中学生们的注意力，再将他们引入经典研究中。
在这一阶段中，大众媒介被视为完成教学目的的一种工具。此外，“好媒介”的审美趣味被有关媒介的思想性问题所取代（Thoman，1990）。教育者们通过一些问题，逐渐训练学生培养起对大众媒介的批判态度。这些问题包括：大众媒介如何反映“现实”？大众媒介反映的是谁的“现实”？大众媒介代表何种利益？媒介如何制作节目？媒介节目的意义何在？这些意义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在这一阶段还出现了针对大众媒介的社会政治分析，但是这些研究仍不在学校的教育课程之列（Brown，1991；Hobbs，1994）。“面对阶段”持续了约二十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结束——此时美国的媒介教育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变阶段。
在“面对阶段”中，美国的教师们开始将媒介引入课堂，他们向学生们提出了一些有关媒介内容的影响力及意义形成的批判性问题。与此同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已经在向另一种媒介教育范式过渡。“屏幕理论”（screentheory）源起于学术界，以Masterman的著作为代表。这一理论的发展显示出要将“符号学、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理论、后结构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课堂的强劲趋势（Buckingham，2003，p.8）。
转变阶段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起，美国的媒介教育开始进入一个关键的转变阶段。教师们理解到媒介和媒介的受众都是意义的制造者。从受众的角度说，媒介的信息与受众的信仰、经验、个性及背景之间的交流互动就是不断生成意义的过程。因此，让学生和受众能够批判性地处理媒介信息就变得尤为重要。
在这一阶段中，美国有越来越多的从事媒介教育的教师和学者参与到世界范围内的媒介素养教育运动中；他们参加各种国际、国内和地区性的会议，分享他们在媒介教育方面的知识、策略、研究和课程。这些活动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其中两个较为突出的国际会议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媒介与数码时代的教育”（由澳大利亚政府发起）和2000年5月举办于加拿大多伦多的“2000年峰会——孩子、年轻人与媒介：跨越千禧年”，有六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美国的国内会议以及媒介教育的范围也在这一阶段中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除了各州的不同组织之外，阿斯本研究所（AspenInstitute）于1992年组织了第一届“全国媒介素养引导人会议”。这次会议将教育者们聚在一起，为美国发展媒介教育建立指导方针（Aufderheide，2004）。
二十世纪九十年初，各种组织也在（美国）各地建立起来，积极地推动媒介教育。比如说，建立于1953年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国家电视媒体委员会”（NationalTelemediaCouncil）在九十年代面向各州的老师、研究人员、图书馆馆员、家长及媒介专业人士举办了各种有关媒介素养教育的研讨会。总部设在休斯顿的“西南媒介替代计划”（SWAMP）不仅在德克萨斯州组织了各种有关媒介教育的宣传活动、讨论会和在职培训计划，还把这些推广到马萨诸塞州、新墨西哥州、俄勒冈州等其他一些地区。“公民媒介素养”（CitizensforMediaLiteracy）是一个面向平民的教育与推介的组织，1991年建立于北卡罗莱纳州的艾西维尔市（Asheville）。西北媒介素养研究所（NorthwestMediaLiteracyInstitute）1993年建立于西雅图，是全国性会议“媒介素养的教育：回顾与掌控”决定建立的。媒介与价值中心（CenterforMediaandValues）1989年建立于洛杉矶，随后发展成著名的“媒介素养中心”。其他的一些组织，包括大学中传播系的课程项目（如旧金山的“媒介素养策略”，奥克兰的“国家媒介教育联盟”，“国家媒介素养计划”以及纽约的“媒介教育中心”）都出现于九十年代，并一直积极从事推动媒介教育（Pungente，1994）。
对于学校中的媒介教育课程，Kubey和Baker（1999）的调查显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进步非常明显；截至1999年，全美国50个州中至少有48个州的课程中包含了一种以上的媒介教育内容。这些包含媒介教育内容的课程分为四种：（1）英语，语言和传播技术；（2）社会研究，历史和公民学；（3）健康，营养和消费主义；（4）媒介分类。在这四种类型中，有50个州有第一种课程，34个州有第二种课程，46个州有第三种课程，而不幸的是，只有7个州有第四种课程（媒介研究中心，2000）。虽然在“转变阶段”中，媒介教育很明显地在朝着更有希望的方向发展，但是媒介教育的目标还远远未能被达到。这一领域还将在概念和应用方面面对很多问题。
附录A引自“美国媒介素养发展史——以十年为一阶段”（媒介素养中心，2002-2005）列出了美国媒介教育（素养）发展过程中的主要事件，可作为以上简要说明的一个补充。
概念问题
媒介教育的概念问题主要与以下问题相关：媒介教育是由哪些方面组成的？如何回答有关媒介教育的定义、性质、范围和方法等问题？虽然在经过了四十年的努力之后，学者们已经越来越趋向于在概念上达成统一，但有关媒介教育的概念方面的不同意见与争端仍然存在。
媒介教育的定义与性质
Hobbs（1994）说美国的媒介教育是“一个有着许多名字的小孩”（p.453）。常见的名称有“媒介素养”、“媒介研究”、“视觉素养”、“技术教育”及“批判视角”——其中又以“媒介素养”一词用得最多——这些都可以与“媒介教育”这一概念互换。
那么，什么是“媒介素养”？从传统意义上说，“媒介素养”被定义为能够分析和欣赏文学作品并通过良好的写作能力进行有效传播的能力（Brown，1998）。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一概念的外延得到扩展，将读懂电影、电视及其他视觉媒体的能力也包括了进来；这是由于媒介教育研究开始追随这些媒介的发展而发展（Ferrington，2006）。然而在最近三十年中，虽然通讯传播技术不断进步，但媒介教育的内容范围却变得越加模糊。“媒介”一词可以指艺术、广告牌、计算机、电视、移动影像、多媒体、音乐、口头语言、书面语言和电视（如Christ，1998；Gardiner，1997；Metallinos，1994；Meyrowitz，1998；Sinatra，1986；Zettl，1990）。因此，就Cope和Kalantzis（2000）、Walsh（2006b）看来，我们应该使用“媒介素养”的复数形式“medialiteracies”或“multiliteracies”。
以下例子可以显示出“媒介教育（素养）”概念的多样：
“因此，‘媒介教育’是与媒介的教育和学习相关的。”
（Buckingham，2003，p.4）
“媒介素养不仅包括社会中有关大众媒介体系的结构、经济和功能的知识，还包括‘读懂’大众媒介信息中的美学内容与思想内容的分析能力。”（Thoman，1990，/readingroom/article126.html）
“媒介素养想要赋予大众一定的能力，让他们与媒体之间的被动关系转化为一种主动的、有判断性的参与——能够挑战私人化商业媒体文化的传统与结构、寻找到大众进行表达与叙说的新途径。”（Bowen，1996，)
从这些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媒介教育”这一概念可与“媒介素养”交换使用，但是“媒介教育”可被理解为有关媒介的“教”与“学”的过程，而“媒介素养”则是媒介教育的结果。在媒介素养的定义中，最为常见的两种成分是：意识到媒介信息的数量巨大；我们要有对所见、所读、所观的东西进行分析与质疑的批判能力（Hobbs，2001；Silverblatt，1995；Singer和Singer，1998）。
基于媒介素养的定义，媒介素养中心（2005；参见Kellner和Share，2005）提出了媒介素养的五条核心概念。
1、所有的媒介信息都是“构筑成的”。
2、媒介信息是利用一定的创造性语言、按照它自己的规则构筑而成。
3、对于同样的媒介信息，不同的人会获得不同的感受。
4、媒介持有一定的价值判断与观点看法。
5、大部分媒介信息是用来获取经济利益和/或权力的。
媒介素养中心还提出了有关媒介素养的五条关键问题：
1、谁制造了这一信息？
2、他们使用了什么样的创造性技术来吸引我的注意力？
3、不同的人在理解这一信息时如何会与我的理解不同？
4、这一信息体现了什么样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及观点看法？这一信息又遗漏了什么样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及观点看法？
5、他们为什么要发出这一信息？
至于“为什么媒介教育的确立迫在眉睫”，媒介素养中心（2002-2003）提出五条原因：
1、媒介消费比例以及媒介浸濡社会的比例非常高。
2、媒介在形成大众的理解、信仰及态度方面的影响力非常大。
3、在我们的社会中，媒介产业发展非常快，信息非常重要。
4、在我们的中枢民主进程中，媒介非常重要。
5、视觉传播与视觉信息越来越重要。
这些观点得到了Duncan的回应，他在加拿大媒介素养协会提出六条原因（引自Bowen，2006）：
1、媒介支配着我们的政治生命与文化生命。
2、几乎所有非直接经验的信息都是“经过媒介的”。
3、媒介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价值与行为的强有力的模式。
4、媒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
5、媒介素养可以提升我们享受媒介的能力。
6、媒介素养可以让被动关系变为主动。此外，Hobbs（引自Bowen，2006）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提出了七种好处，从而说明“为什么在后现代世界中教授媒介素养非常重要”。媒介素养可以帮助人们（1）获得欣赏与容忍复杂事物的能力；（2）在媒介无所不在的环境中更好地做出选择；（3）对多种不同的观点保持敏感与尊重；（4）熟练地制作与信息；（5）成为受重视、受尊敬、运转正常的团队的一员；（6）充分利用家庭、社区和文化网络；（7）为个人制定有意义的未来目标。全美传播学会（1998）提出“成为一个有媒介素养的人”的五条标准；而这些标准与以上好处是统一的：（1）在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中，能够对人们使用媒介的方式所有认识和理解；（2）能够对观众与媒介内容之间的复杂关系有所认识和理解；（3）能够认识到媒介内容是在社会与文化的语境下制造出来的；（4）能够对媒介的商业性质有所认识和理解；（5）能够利用媒介对特定的观众进行传播活动（参见Christ，2002；Chou，2005）。
媒介教育的范围
有关媒介教育的范围问题，Tyner（1991）提出的分类方法仍然适用于美国今天的情况。Tyner认为美国的媒介教育就像盲人摸象，老师们教授的仅是媒介教育许多方面中的很小一块，这反映出“媒介教育”这一概念在形成过程中的一种支离破碎性。在仔细考察了媒介教育的本质与特点后，Tyner总结说，美国的媒介教育可以分为四个较为宽泛且互相间有重叠的类型：保护主义教育、技术教育、媒介艺术教育及民主教育。
如前文所述，保护主义思想源于媒介教育发展的“预防阶段”，意在培养孩子们抵御电视的不良内容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教师和家长在其中扮演了课程看门人的角色。虽然保护主义的潮流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迅速退去，但是一些保护主义组织仍不断尝试在有关儿童的计划中保留一些规定。保护主义还存在于医疗卫生领域。比如说，（美国）全国精神健康研究所（NationalInstituteofMentalHealth）和美国儿科学会（AmericanAcademyofPediatrics）从儿童身心健康的角度考虑，提出了有关儿童观看电视的指导意见。不仅如此，只要大众媒介中还存在消费主义或商业主义的味道，保护主义就不会退出舞台。
“技术教育”以前被称为“职业教育”。基于教育的技术——表明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教会学生必要的技术从而能在毕业后找到工作——反映出美国长久以来对教育的主流观点。从教育的角度看待“对工作的准备”强调了要在实践的过程中学习，而技术课程能够很好地满足这一需要。因此，大多数大型的技术公司都通过提供各种免费的设备、软件、训练等形式的支持，与学校建立了教育合作关系。不幸的是，技术教育往往忽视机器及其相关的操作所具有的潜在意识形态影响力。
媒介艺术教育追求的是创新性和对自我的表现。在此一教育类型中，媒介作品课程尤为常见。通过媒介作品，学生们获得了进行创造性表达的渠道，这反过来又增强了他们的自信。不过，这种类型的教育未能培养起学生们批判性地看待问题的能力，让学生们只沉浸于自己感兴趣的活动中，并没有获得过硬的媒体技术从而能在毕业后回报社会。不仅如此，由于媒介作品课程往往由外来的艺术从业人员或机构来操作，他们很难切合校园文化。因此，这些课程在学校中不受欢迎。
民主教育是最后一种类型。在民主社会中，教育学生成为良好公民是美国大多数媒介教育者重要的工作目标。这种努力并不局限于学校体系内，还延伸到社区群体中。培养学生形成批判性的思考能力，使他们能够分辨大众媒介中可能存在的意义曲解现象；同时促进在大众媒介中对不同内容进行表达和展示的自由。在民主社会中，面向公民义务权利的媒介教育的难题之一是它总是和便利就业、技术教育相竞争或是相冲突。
这四种类型很好地回应了Hobbs提出的问题：为什么美国的媒介教育是“一个有着许多名字的小孩”。它们使Hobbs（1998a）提出下列有关媒介教育的论题：
1、媒介素养教育应不应该以保护儿童和青年不受媒介消极影响为目标？
2、媒介作品应不应该成为媒介素养教育的一个基本面？
3、媒介素养教育应不应该关注流行文化？
4、媒介素养教育应不应该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政治和思想计划？
5、媒介素养教育应不应该重点关注中小学教育环境？
6、媒介素养是应该作为独立的课程来教，还是放在已有的课程中来教？
7、媒介素养计划是否应该由媒介组织提供经济支持？
媒介教育的方法
指导美国媒介教育发展的是两种互不相容的理论视角：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和从预防的角度出发（Scharrer，2002/2003）。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媒介教育的理论、研究与讨论的思考就完全不同。
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进行媒介教育的方法看重学生们对媒介的体验（Buckingham，1998；Collins，1992；Hart，1997；Masterman，1985）。其教学法不仅包括更以学生为中心的意义理解过程，而且尝试着提高学生们在体验媒介时的愉悦程度。此外，这种方法主要关注媒介的表达，并且意在使媒介非自然化。对此方法持反对意见者不同意教师们在媒介教育中干涉学生的学习过程。如前所述，这种方法普遍应用于其他英语国家；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起才开始影响美国的媒介教育。
第二种理论视角是从预防的角度出发进行媒介教育。该方法自美国媒介教育发展的早期阶段就开始居于支配地位，其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今天。预防的方法（也称为“干预效应”[Anderson,1983]或“干涉主义”）倾向于强调媒介的消极方面，比如性、暴力或广告中的人为操纵，将媒介教育视为保护年轻人或受众不受媒介侵害的工具（Hobbs，1998，2004）。持这一观点者认为，通过接受媒介素养教育，人们可以在面对媒介时少受影响（Husemann等，1983；Piette和Giroux，1997）。英国早在四十年前就舍弃了这种预防的方法，但是它在美国仍然流行——这尤其是因为这种想法更易得到政府机构与社会组织的经济支持，并且更易得到家长和管理者的赞同（Kubey，1998）。
应用问题
媒介教育的应用问题主要与以下问题相关：如何设计和实施媒介教育课程？如何评估和评价媒介教育课程？（Christ和Potter，1998）。
媒介教育的设计与实施
媒介教育如何才能适应中小学以及更高水平的教育课程？这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如Buckingham，2003；Hart，1997；Hobbs，2004；Quin和McMahon，1997；Sholle和Denski，1994；Tyner，1998）。美国媒介教育的设计常常苦于碰到这样的矛盾：是以帮助学生们更好地就业为目标，还是训练他们成为更具批判思维能力的公民、以适应民主社会的需要？这种压力在更高等级的教育阶段表现得尤为明显，要不要以就业为指向、教授学生一定的媒介制作能力与创作能力？由于在现代社会中，媒介已经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密不可分，因此，在帮助学生们成为熟练的操作人员的同时，如何教他们成为具有一定媒介素养的公民和消费者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换句话说，对于媒介教育来说，我们不仅需要进行媒介的教学，还要教育学生去懂得媒介（Hobbs，1994）。
“媒介的教学”体现在“实践操作”这样的教学方法中，提供“可以亲自动手的各种活动，让学生们可以在设计、创作和制作媒介信息的过程中体验到这些概念是如何在具体的实践中得以表达的。”而“懂得媒介的教学”所指向的是这样的方法：“从文本的角度阅读”“媒介作品，运用‘表现’、‘观众’、‘制度’、‘风格’等关键概念，从而解构和提供针对媒介文本的商议性的和冲突性的理解”（Hobbs，1994，p.460）。就Hobbs看来，在美国，文本阅读法通常运用于语言艺术、英语和社会研究等课程；而实践操作法则运用于新闻学和媒介制作课程。基于实践操作法的课程是为那些不准备上高校，或者说是为大多数美国中学里那些学业方面较少竞争性的学生们设计的。
Thoman（1993）指出，“文本阅读”法要求从事媒介教育的教师帮助学生提出有关媒介信息的五个问题（见/reading_room/article1.html）：
1、谁制造出这一信息？他为什么要这一信息？
2、信息者运用了什么样的技术来吸引我的注意力？
3、这一信息中体现了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与观点看法？
4、不同的人看到这一信息时会产生什么样的不同于我的理解？
5、这一信息中还遗漏了什么东西？
换句话说，媒介教育必须进行“质疑教学”，关注“对媒介文本进行提问的表现”(Hobbs,1998a,p.27)。
更具体地说，“文本阅读”教学法可进一步被置于十种课堂方法（由安大略省教育主管部门提出，1989）当中。这十种课堂方法包括：提问模式、批判思维策略、价值观教育、从学科的角度看待媒介、跨媒介研究/跨学科策略、创造性经验、符号学、对媒介环境的解读、观点的转换、以及媒介素养教育的全学分课程。附录B对这十种方法进行了简要描述。此外，Scheibe和Rogow（2004）提出了将文本阅读法放入课程设置中的12条基本原则，这12条基本原则的摘要请见附录C。
媒介教育的评价
媒介教育的评价问题还需要教育者和学者们进一步廓清概念、制定衡量的标准（Christ，2004）。现在正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持续地致力于为中小学及更高的教育阶段制定媒介教育的标准（Christ，1994，1997，2006a；Christ和Hynes，1997；Hobbs和Frost，2003；Rosenbaum，1994；Scharrer，2002/2003），其中还包括了新闻与传播教育认证委员会（ACEJMC，2004）和国家传播学会（NCA，1998）等组织。
对媒介教育进行评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Christ（2004）认为，目前的评价需注重“学生学到了什么”，而不是教了学生什么。不过，虽然美国的媒介教育现在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评价标准，但正如前文所言，分析媒介信息时所需的批判思维能力越来越受重视，因此有关媒介教育效果的一些模糊的想法正逐渐形成清晰的概念规定与衡量标准。“批判性思维”能力可以从知识、技能、行为、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进行衡量。
比如说，国家传播学会（1998）在提出“成为一个有媒介素养的人”的五条标准的基础上，又从知识、行为和态度三个角度为每一条标准制定了不同的衡量细则。可见附录D。此外，Christ（2006b）和Grady（2006）指出，接受媒介教育的学生遵循以下核心职业价值（1-5）和能力（6-11）——这些价值与能力是由新闻与传播教育认证委员会列出的。
1、第一修正案的原则与条例[3]。
2、历史和专业人士、机构在形成传播中所起的作用。
3、与传播相关的全球社会中的多样化群体。
4、使用与展示影像和信息的理论。
5、专业的道德原则，追求真实、准确、公平与多样。
6、批判性、创造性、独立性地进行思考。
7、进行研究，评价信息。
8、以与传播的专业性相称的形式进行正确而清晰的表达。
9、以准确、公平、清晰、形式恰当、文法正确等标准对自己和别人的作品加以评价。
10、使用基本的计算与统计概念。
11、在传播的专业性工作中恰当地使用工具与技术。（pp.11-12）。
所有这些价值与能力反映出二十一世纪的三种学习技能：信息与传播技能、思考与问题解决技能、人际与自我方向性技能（新世纪技能联盟，2003）。他们还借鉴了Thomans（1995）的观点，认为媒介素养是一个全面性的概念，将指向媒介能力的三个阶段整合在一起：（1）意识到在使用媒介时进行选择的重要性；（2）获得批判性思考的特殊能力；（3）探寻深入研究有关媒介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框架。
在对学生的学习进行评价方面，Christ（2006b）列出了K.Hansen所建议的九条原则，其目的是为了获得一种更有效的结果。即，评价方案：
1、应包括所在团体的任务陈述。
2、应包括“职业价值与能力”。
3、应说明通过何种方式可使学生意识到“职业价值与能力”。
4、应反映出学生之间不同学习水平的概念，以及用以评价学生学习水平的方法；应指明教师认为学生可以处于什么样的水平上。
5、应明确指出对于评价学生的学习，哪种方法是直接的，哪种方法是间接的。
6、应将评价学生学习的方法与适当的“职业价值与能力”明确地联系起来。
7、应指明评价学生学习的“指标”。
8、应说明评价工作的人员配置与维持方法。
9、应详细说明将如何使用采取得来的数据，从而对课程与教学加以改进。
最后，要对媒介教育的成果进行评价就无法避免具体的衡量过程，分间接和直接两种比较常见的方法。间接评价法包括机构组织数据、调查、访谈、咨询委员会、职业和竞争（Grady，2006；Parson，2006）。直接评价法包括考察（Tucker，2006）、深入的“可靠”评估（Irwin）、相关材料（Donald，2006）及高峰课程（Moore，2006）。（未完）
[注释]
[1]译者注：加州的媒介素养中心是非营利的教育团体，也是美国媒介素养教育的先驱者，提供媒介教育领导管理，公共教育，专业人才发展和全国性的教育资源；致力于提升和支持媒介教育在近用（accessing）、分析（analyzing）、评鉴（evaluating）与创造媒介内容（creatingmediacontent）的四个架构下，帮助年轻一代公民，发展21世纪民主社会和媒介文化生活所需的技能——批判思考和媒介制作，最终目标希望能使公众对于媒介讯息做出明智的抉择。贯彻透过教育赋予权力的哲学理念（empowermentthrougheducation），其任务在转化媒介素养理论研究为实用的信息、训练和教育的工具给教师、青年领导人、家长和儿童照顾者使用。见mediaportal.moe.gov.tw/front/bin/partprint.phtml?Part=web_03&Category=0&Style=1
[摘要]：20世纪90年代，西方的媒介素养理论开始传入日本，经过十几年的宣传、导入期的发展，目前，对这一理论的研究已进入到与日本信息化社会有机融合的本土化特色研究阶段，并致力于将“媒介素养”推至公共教育领域。如今，科技素养、多媒体素养、情报素养等各种关联“媒介素养”研究的派生词散漫于学术界，“媒介素养”已完全植根于日本社会。这得益于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不断吸收西方文明的文化传统。本文力图从三个方面概括日本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进程：（1）来自加拿大的启示；（2）媒介素养教育研究；（3）日本媒介素养教育的现状。
Abstract：ThewesternmedialiteracytheorywasfirstintroducedtoJapaninthe1990s.Aftermorethantenyears’publicityandintroduction,thetheoryhasnowbecomealocalizedresearchwhichsyncretizesJapan’sinformation-basedsociety.Itisalsodedicatedtobringingmedialiteracytopubliceducation.Nowadays,derivativesrelatedtomedialiteracyliketechnologyliteracy,multimedialiteracyandintelligenceliteracyarecommonlyseeninacademiccircles.MedialiteracyhascompletelyestablishedinJapan.AlltheseprofitedfromJapan’sculturaltraditionofcontinuouslyabsorbingwesterncivilizationafterMeijirshin.ThispapertriestosummarizethedevelopmenttraceofJapan’smedialiteracyeducationfromthreeaspects:(1)revelationfromCanada;(2)researchonthemedialiteracyeducation;(3)currentsituationofJapan’smedialiteracyeducation.
Keywords:medialiteracyeducation;criticalthinking;theoryofmedialiteracy;supportedlearning
进入信息化社会的日本，市民生活被各式各样广告包围、淹没。除了来自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互联网等大众媒介的广告外，繁华商业区的霓虹灯广告与电子招牌、电车里频繁更换的文件夹页式广告和宣传招贴以及电车站出入口处由人派发的各类纸面广告等等，让人应接不暇。可以说，各种媒介已让日本民众着实处在“媒体引导现实生活”之中，人们已习惯于通过各种媒介获得多样信息，以便安排自己的生活，否则将无所适从。
在由媒介制造、掌控的“媒介世界”里，市民通过新闻、广告、电视剧、综艺娱乐的文本（text）言语中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暗示，来定义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行为方式、女性形象及男性形象等等，人们将这些从媒介产品中解读出来，带有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判断的“标准”，运用在塑造人类社会生活模式中，即便这种“标准”无法用某种基准来衡量[1]。这就是媒介对人们生活产生的渗透影响。
NHK日本放送文化研究所自1960年以来，每5年举行一次《日本国民生活时间调查》。2000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国民平时收看电视的时间平均是3小时25分，周六是3小时38分，周日是4小时13分[2]；同时，随着市民收看电视节目时间的增加，导致收听广播、阅读报纸的指数继续呈现减少的趋势，这说明人们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也将随着接触某类媒体时间的长短而随之悄悄地发生转变。这就是媒介内容和接触媒介方式对人们生活时间产生的影响。
随着媒体企业全球化进程的发展，“收视率”、“收听率”“读者占有率”、“广告到达率”已经完全左右着媒体发展，甚至电视娱乐节目也开始朝向“信息情报型”发展，制作“可使用的娱乐节目”成为当今日本电视娱乐节目制作人努力的方向。因而，媒体向公众提供的素材、话题、文本中的价值观必然以“能够引起大多数人的反应”为基准，而这种基准是被媒介“同一化、划一化”的，是无法体现社会多样性的。这种‘同质化’的倾向是身处媒介环境中的人们无法排斥的影响。
正是在深受上述种种“媒介影响下”，日本民众的行为意识伴随着媒介技术、媒介环境、媒介内容、接触媒介方式的变化而悄然发生着改变。
一、来自加拿大的启示
由于来自拥有世界最强势媒体美国的影响，促成了“MediaLiteracy（媒介素养）”公共教育在加拿大的出现、普及。加拿大是将媒介素养首先引入学校进行公共教育的国家，其背景是由于美国电视文化的跨境影响。
美国与加拿大有着近千公里的国境线，加拿大90％的居民生活在国境线以北300公里范围内。由于处在英语圈地域，美国的杂志、书籍、有线电视、联播网电视在加拿大境内可以轻松入手。据加拿大统计局调查显示，加拿大的受众收看的电视节目40％是加拿大制作，而60％是由美国制作。随着美国电视节目的跨国境传播，导致大量的血腥、暴力场面、性画面充斥着加拿大的电视荧屏，造成美国文化不断地侵蚀加拿大本土文化。普通的加拿大受众甚至难以分辩电视节目中播出的内容，哪些是加拿大的，哪些又是美国的。特别是一些历史知识问题，在学生中竟然出现了“混淆是非”的事例。例如，美国与加拿大有关黑人奴隶制的历史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学生却普遍认为两国是一样的[3]。
于是，1978年在加拿大的安大略州开始了以抵制美国电视文化为初衷的媒介教育课程，首先以教师为授课对象，并成立了民间组织AML（AssociationforMediaLiteracy）。1987年媒介素养教育成为初、高中的正式课程。具体要求是：
（1）初中、高中的语文课中，用于“媒介学习”的课时不得少于总课时的三分之一；
（2）初中一、二年级，用于“媒介学习”相关内容的教学时间占总授课时的10％；
（3）高中的语文课，“媒介学习”要设置为必选科目学习[4]。
1989年，以AML成员为中心，在安大略州教育部的运筹下，《媒介素养课程指南》一书正式编撰完成[5]。之后，其他的州也相继建立了相同的组织，1992年CAMEO（CanadianAssociationofMediaEducationOrganizations）成立，它是一个由市民组织为主导的全国网络系统，至此，媒介素养教育开始遍及加拿大全境。
事实上，在加拿大学校教育中，一开始并没有开设以“媒介素养教育”命名的专门课程，而是将该内容纳入名为“Language”（语文）的课程中，教师以参考指南为教材进行授课；不过，在具体的教学中，对于电视节目的关注程度历来是最高的，为此，加拿大的AML也制作了许多电视节目。承担此项任务的是隶属于媒体教育部的名为CHUM节目制作公司，其制作出的节目是专门用于教学的[6]。
加拿大的“媒介素养”公共教育从诞生之时，就寄生在“Language”（语文）课程中。1995年安大略州教育部提出了改革方案，鲜明地指出随着社会情报化的高度发展，在公共教育中有关“媒介素养”教育需要增加特别的科目。现在，从小学到高中都设置了媒介素养课程。
极其注重公共教育的日本，面对媒介环境的变化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同样希望在普通的学校课程中，设置类似于加拿大的“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但是，迄今为止，实现这一愿望尚有距离。
二、日本媒介素养研究的现状
20世纪90年代初，“MediaLiteracy媒介素养”理论引入日本。日本在世界科技领域一直担当排头兵的角色，与积极采用日新月异的媒体新技术比较而言，早已跨入信息社会的日本，在“媒介素养”研究上，却远远地落在其他媒体发达国家的后边。在1999年6月召开的《青少年与放送》专家会议上，与会者就“媒介素养”表示了积极态度，但却没有制定出类似于加拿大那样的有着明确的指导理念和具体的实施细则、方案的发展计划[7]。与加拿大将“媒介素养”教育贯彻到中小学生义务教育中不同的是，日本目前有关“媒介素养”的教育，还仅仅停留在大学、研究所等以专家研究为中心的“试验”阶段。与不断吸收、借鉴国外先进“媒介素养”理论，并将本土化与运用研究作为课题的大学教授、专家们相比，处于教育第一线的教师们的“媒介素养”意识还相当薄弱。
在日本从事媒介素养研究的诸多学者中，以下两位的著作堪称经典。一位是1963年出生在北海道的菅谷明子，她曾经在加拿大留学，1996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现为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情报学“媒体表现、学习与素养”项目成员，其著作《媒介素养——来自世界的现场》一书，系统地介绍了英国、加拿大、美国等媒体发达国家“媒介素养教育”的现状，成为目前日本有关“媒介素养”研究必读书目。另一位是立命馆大学教授铃木绿，其有关媒介素养教育著作颇丰，1997年6月由其主编的《为了学习媒介素养的人》，2000年8月的《媒介素养——入门篇》，2001年10月《媒介素养的现在与未来》以及2003年4月《媒介素养——性别篇》等等。铃木教授的著作内容反映了日本学者有关“媒介素养”课题的研究进程与趋势。
目前，在日本学术界公认的“媒介素养”定义，是由立命馆大学教授铃木绿在1997年6月出版的《为了学习媒介素养的人》给出的，他指出：“所谓媒介素养，是指市民以社会性的文脉批判性的意识分析、评价、接近媒介，凭借多样化的形态创造出传播的力量。”[8]
桥元良明根据铃木绿所给出的“媒介素养”定义，在其著作《情报行动与社会心理》中，就“媒介素养”的概念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在获得“媒介素养”能力的过程中，不可欠缺的四个要素是：（1）批判的思考；（2）对媒介社会性文脉的洞察；（3）由对话获得的多元化视点；（4）表现主体的确立和接近媒介。也就是说，参加“媒介素养”教育的人，在对媒体文本所包涵的具体问题进行思考、内省以及与他人进行对话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关心媒介本身问题，还应关注由此产生的社会性问题。只有通过这一过程，主体才能确立自己在社会中的存在意识（见图1）[9]。
“批判的思考”强调的是主体不仅应对从媒介获得的情报进行客观的分析、能够“识字解读”，而且要有批评、评判的能力，即以培养批判性为主要目的。这种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培养，需要从①映像、声音信息的文字化和②弱势群体市民的视点两方面入手。
为了阐述“对社会性文脉的洞察”，桥元良明借鉴了铃木绿关于生产•制作、文本、受众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图（见图2）[10]，他指出，媒介素养不仅仅是简单地就媒介关注的“文本”进行批判，而是应将其置身于整个社会系统的视野中，深度挖掘其相关的社会构造问题。
“由对话获得的多元化视点”指的是在对话的过程中，对于学习者来说，教授者不仅是要教会正确的解读方法，而且要通过对话开启和交换各种各样的解读，提示学习者去关注与自己不同的解读，以便获得多样化的问题视点，为更加纵深性的问题挖掘提供机会。
“表现主体的确立和接近媒介”意指在目前的媒介系统中，特别是在日本的媒介系统中，至今尚不存在类似于加拿大CRTC那样的政府机构，在日本，市民、媒介、政府三者之间缺少信息交流的渠道，更不要说建立类似于欧美国家的“接近频道”、“交流频道”那样的市民可以自由地接近媒介的制度。
三、日本媒介素养教育的现状
1、“媒介素养”大学教育现状
目前，日本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只在部分大学开设。立命馆大学的铃木绿教授开设了“媒介素养”论和“映像媒体分析”等与“媒介素养”教育的相关课程；其教学宗旨是，在以电视媒介为中心的媒介世界里，流动着的是被符号化的“加工过的现实”，身处这样一个由媒体主宰的信息社会，作为“主体”的市民必须具备自主解读媒体的能力；其教学内容除了掌握媒介素养的定义、基本概念外，还包括了媒介研究模式、符号化的“再构成现实”、媒介的广告功能和媒介语言、媒体表现、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电视新闻－—构成的“现实”、新闻人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战争与媒介（围绕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报道与人权、媒介社会中的市民与媒介素养、情报的多元化等诸多方面。
处于高度信息化社会的日本，其“媒介素养”教育最突出的本土特色研究莫过于对互联网的关注。基于这样的认识，立命馆大学专门从事研究“媒介素养”的研究生们，于1996年开设了日本首家媒介素养教育的网站，名为“媒介素养的世界”（MediaLiteracyinJapan=MAJ.）[11]。网站设立的目的是以广泛开展“媒介素养”教育为出发点，立足市民视点，批判性地分析、评价媒介和政府网站信息，使市民更加便利地接触到媒体的产业发展、相关法规、基本概念和放送纲领等。此外，该网站还与海外的“媒介素养”教育网站相链接，发挥其作为日本“媒介素养”教育网站的国际交流作用。
图1获得媒介素养过程的4个基本要素
图2媒介研究模式
在教学内容发生变化的同时，新型的教育模式也应运而生。庆应义塾大学妹尾坚一郎教授（兼任东京大学特聘教授），目前在研究生课程中教授《情报教育论》。妹尾教授认为，在情报化的社会中，学习内容必须要进行调整，并且学习形式也应做相应的改变。他指出，当前的教育基本形式是“知识传授型”，是工业化社会的教育模式。工业化社会是以大量生产、消费为特征，与之相配套的教育模式也是以培养大量人才为目的的。但是，如今的日本已经从工业化社会迈入到信息化社会，适合信息化社会的教育模式应该是“学习支援型”，即学生与老师的关系应该是学习者与支援者之间的关系[12]。
、“媒介素养”教育在中小学校的展开
日本在大学里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尚处起步试验阶段，中、小学校的“媒介素养”教育更是含苞待放。自1995年由邮政省召开的“多频道时代下有关受众与放送恳谈会”之后，日本社会对于“媒介素养”的关注曾一度升温。1999年由普通市民、研究学者、邮政省以及放送企业四方参加的“放送领域内有关青少年与媒介素养的调查研究会”使得日本的“媒介素养”教育课题再次引起社会关注。2000年6月调查结果报告书发表，并就提升日本“媒介素养”教育达成一致。报告指出，媒介素养是生活在媒介社会中的“生存能力”，是从抱有多样价值观的人们建立健全发展民主社会不可欠缺的能力
由立命馆大学教授铃木绿编撰的《媒介素养——入门篇》一书于2000年8月22日出版，该书与其他“媒介素养”书籍不同的是，它是一本教材式用书，全书分为五个章节，（1）怎样学习媒介素养？（2）我和媒介、我们和媒介；（3）电视广告是什么？（4）电视剧与我们的社会；（5）解读电视新闻。除了在第一章中介绍了媒介素养的定义、基本概念、分析方法、学习模式和学习场所之外，其余的四个章节全部是有关具体教学内容的安排。以第三章《电视广告是什么？》的第一节为例，具体的程序环节包括导入、活动1.2.3、发表、资料的查找核实（见图3）。
导入：我们每天都要接触到大量的广告，为什么有广告呢？广告收入作为电视台的主要收入来源，支撑着电视台的正常运营。收视率与广告有着怎样的关系？我们每天要接触多少广告？哪种广告是最经常看到的？通过实际的调查分析，使我们意识到，当前的媒介环境是将我们消费者设定为广告目标的。
活动1：首先让学生预测在1个小时的节目中广告有多少？所占比例是多少？
发表：将各个小组的预测集合起来。
活动2：在活动1完成后，各个小组对教师事先录制的电视节目进行调查。
发表：各个小组发表其调查结果，并与起初的预测值进行比较。并列举出前三位的广告，该广告与电视的媒体特性关系、播出时间、节目内容等等之间的关系。
资料查找核实1：将所记录的每天、每周、每年以及至今收看广告量计算出来；将该数值与其他活动所使用的时间（学校生活、与家人对话、读书等）数值进行比较。
活动3：广告收入占电视台总收入的比率？电视广告与其他媒体，比如报纸、广播、杂志广告进行比较；广告费占日本GDP的比例。
发表：在各个小组的调查结果基础上，进行交流对话。
资料查找核实2：查找日本民间放送联盟的放送标准，一周期间的广告播出量时间量必须在总播出时间量18％以内，为什么这样规定？通过利用互联网进行网上数据调查，查找出本周收视率前10位的电视节目[14]。
铃木教授在该书的前言中写到，本书假定的读者是高中生、大学生以及市民。希望利用此书的教师们为日本的“媒介素养”教育的提升积极不断努力。
日本的媒介素养发展虽落后于其他媒体发达国家，但是，结合本土实际确实其鲜明的符号表征，在信息渠道愈发膨胀的今天，如何教会受众拥有一双雾里看花的“明目”显得任重而道远。
[注释]
[1]桥元良明《情报行动与社会心理》北树出版社1999年4月20日第107页
[2]nhk.or.jp/nagano/wink/tokusyu/wink107.htmi
[3]菅谷明子《媒介素养——来自世界的现场》岩波新书2000年8月18日第88页
[4]铃木绿《为了学习媒介素养的人》世界思想社1997年6月20日第12页
[5]桥元良明《情报行动与社会心理》北树出版社1999年4月20日第122页
[6]《日本与加拿大的媒介素养教育现状比较》来自：ihosei.ac.jp
[7]《日本与加拿大的媒介素养教育现状比较》来自：ihosei.ac.jp
[8]铃木绿《为了学习媒介素养的人》世界思想社1997年6月20日第8页
[9]桥元良明《情报行动与社会心理》北树出版社1999年4月20日第112页
[10]铃木绿《为了学习媒介素养的人》世界思想社1997年6月20日第30页
[11]该网站是ritsumei.ac.jp/kic/so/seminal/ML/
[12]campus.nikkei.co.jp
[13]铃木绿《媒介素养——入门篇》自由出版社2000年8月22日第9页
[14]铃木绿《媒介素养——入门篇》自由出版社2000年8月22日第34－36页
[参考文献]
1、小中阳太郎《来自媒介素养的现场》[日]风媒社2001年4月20日
2、铃木绿《媒介素养——入门篇》[日]自由出版社2000年8月22日
3、菅谷明子《媒介素养——来自世界的现场》[日]岩波新书2000年8月18日
所谓独立教学，是指将媒介素养作为独立的一门课程加入中小学课程体系。然而，独立教学模式暂时还不可能成为一种普遍的教育手段，其原因在于：（1）由于经济条件限制，一些西部边远地区的学校没有条件单独开设媒介素养相关课程；（2）由于我国媒介素养教育尚处于初级阶段，媒介素养教育专业师资队伍还没有建设起来；（3）我国中小学课业负担往往比较繁重，贸然开设媒介素养课程会加大学生的课业负担。因此，可先选定部分地区的学校进行独立教学模式的试点，待时机成熟后再向全国推广。
学科渗透则是指将媒介素养教育融入现有学科当中，以相关学科中的媒介素养成分为基础进行媒介素养的培养。由于将媒介素养作为独立课程纳入全国教育体系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当前更具普适性的是通过现有课程体系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渗透，将媒介素养教育贯穿到各科教学中，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提高学生媒介素养。这样既能保证媒介素养教育的延续性，又不会增加学生过多的学习负担。
二、高校媒介素养教育模式：普及教育与专业教育
除了普通高校的普及性教育外，师范院校还担负着为媒介素养教育培养师资队伍的重任，因此要在师范院校当中开展媒介素养专业教育。作为未来教师，师范专业的学生对中国公民媒介素养提高有着“后续递延性影响”，对于媒介素养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和普及起着主导作用。因此，师范生媒介素养教育意义重大，是高校媒介素养教育中的重要部分，与中小学阶段的两种模式——独立教学和学科渗透两种模式相对应，师范院校除了对一般师范生进行专业教育外，还要利用传媒专业的优势，对传媒专业学生进行教育学方面的知识培训，为媒介素养独立教学模式的实施培养师资力量。与此同时，鼓励师范院校传媒专业的学生到中小学任教还能缓解当前的就业压力，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为广泛的就业出路。
然而，教育改革毕竟不是一蹴而就的议程构建，因此，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具体策略的探讨：
一是从政策和体制层面保证媒介素养教育体系的展开。制定相关政策以保证媒介素养教育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成立专门机构管理媒介素养教育活动，指导各级学校的媒介素养课程构建，并积极与国外相关教育机构和地方教育单位合作，以确立适合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体系。
二是着力建设和培养专业师资队伍。国外媒介素养教育经验告诉我们，媒介素养教育能否成功进行，师资队伍是关键。但由于媒介素养教育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专业的师资队伍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多个途径来解决这一问题：（1）在师范院校的传媒专业教育中融入教育学知识，为媒介素养课程的设立储备师资力量，鼓励传媒专业学生到中小学任教；（2）对师范生进行媒介素养专业教育，以便他们在未来的教学中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渗透；（3）对中小学教师进行媒介素养培训，鼓励他们尝试将媒介素养教育整合到自己的学科中，以弥补专业师资力量缺乏的局限。
三是积极进行媒介素养课程的设置和创新。根据具体情况开设媒介素养相应课程，并从当前中国国情、教育体制特色、媒介环境制定相应的教学大纲，邀请专家学者编写媒介素养相关教材，结合地方实际进行媒介素养教育课程框架和教学模式的修正和改进；在进行课堂内教学的同时，可以积极探索课堂外的媒介素养教育实践，如邀请媒体对学生进行实时教育，使得学生对于媒介有着更为直观和鲜明的了解。
四是建立评估和监督机制以保证媒介素养教育的有效推行。由于媒介素养教育在我国处于起步阶段，为保证这一教育体系的有效展开，必须建立评估和监督机制。例如将媒介素养考评纳入教师资格认证考试中，定期对学生进行媒介素养测评，对媒介素养教育实施得较好的机构和组织给予奖励等。
教养理论的创始者乔治•格伯纳提出，现代人的一生，从摇篮到坟墓，都在接受媒介的教化。因此，提高公民媒介素养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学校课程体系的建议，是与中国教育体制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媒介素养教育手段，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它的成功不仅依赖于学校的积极推进，还需要政府的扶持和全社会的关注，最终向公民终身素质教育的方向迈进。
参考文献：
[1]张开.媒介素养概论.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卜卫.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现代传播.1997（1）.
[3]【加】麦克卢汉，何道宽译.理解媒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青少年媒介语言素养教育，就是培养青少年对各种媒介资讯的解读、辨识、批判能力，以及利用媒介资讯帮助个人成长、发展的能力。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的生活与大众传媒水融。青少年学生与各类媒介的接触更是频繁。大众传媒提供了一个比家庭和学校教育更为生动有趣的认识世界、认识社会的平台和窗口，丰富多彩的传播形式适应了学生活泼好动、个性凸现的特点。因此，对于身心正在迅速发展、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正处于社会化过程中的学生，传播媒介对其的影响不容忽视。青少年的媒介语言素养教育势在必行。
二、媒介语言素养教育与高中语文的关系
（一）信息化时代对语文学科提出了新的要求
伴随着多元媒体阅读时代的到来，语文学科不能仅仅满足于对纯文字文本尤其是文学作品的教学，而应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积极开发多元媒体的语文课程资源。语文教学必须打破单一课堂教学模式，将网络文本、广播影视、广告等应用于语文教学，为学生提供多元的阅读媒介，搭建媒介语言素养教育的平台，培养学生信息鉴赏、批判和加工能力。信息化时代下的语文学科，必须作出相应的改革。
（二）新课程语文教学需要媒介素养的介入
《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规定：“未来社会要求人们思想敏锐，富有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应在继续提高学生观察、感受、分析、判断能力的同时，重点关注学生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使学生增强探究意识和兴趣，学习探究的方法，使语文学习的过程成为积极主动探索未知领域的过程。”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思维的敏锐力度和批判性思维越来越被人们推崇，这也成为语文新课程的核心内容。这种思维的批判能力恰恰符合媒介语言素养的特点，媒介语言素养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语文新课标形成交集。培养媒介语言素养成为实现新课程语文标准的有效途径。
（三）语文课堂教学难以回避媒介信息的涌入
我们的语文教材越来越贴近生活，与媒介信息紧密相连，课堂教学不该也不能回避媒介信息的涌入。我们必修1课本“梳理探究”模块《新词新语与流行文化》，将一部分新生词和流行语进行归纳总结，以引导学生正确的对待网络语言和流行文化。必修4中的“梳理探究”《影视文化》“影视百年”“文学与影视”“大片”“国产影视”，欣赏影视表演，欣赏影视语言，语文教学与媒介素养在语文课堂完美地融合了。语文越来越贴近生活，语文课堂教学难以回避媒介信息的涌入。
（四）媒介素养与语文应试紧密关联
《高中语文新课标》要求：“高中语文课程，应注重应用，加强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的联系，加强与其他课程的沟通，更新内容，以适应现实生活和学生自我发展的需要。”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特点也使语文应试与社会媒介越来越紧密关联。
（1）语言运用题的设题也讲求时代性
2014年马鞍山市语文的几次模考，语言运用题非常关注当下：二模中关注“雾霾”，三模中关注“浮躁的国学教育”、“出彩中国人”“中国好声音”，还有一档访谈栏目--2014年3月11日，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接受了《人物》杂志记者的专访，要求根据交谈的内容，在文中横线处填上适当的语句。访谈栏目题型的设置，是媒介素养在语文学科最佳体现。
（2）几乎所有的优秀作文题都具有极强的时代性
2014年的马鞍山的三次模考作文也是如此，尤其是马鞍山二模。作文极具针对性，材料如下：子曰：“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选自《论语》）（庞恭）谓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选自《韩非子》）。这次作文命题直接引导学生在媒体信息极其丰富的时代，如何进行正确的辨别，合理地选择。引导学生对“道听途说”的信息，需有冷静的判断。今天的语文应试绝不仅仅局限于课本，与现实社会的贴近，与媒介结合，是语文学科设题的方向和宗旨。媒介语言素养与语文应试紧密相连。
三、如何开展高中语文媒介语言素养教育
（一）构建多元化的语文课堂教学
首先要选择丰富的学习内容。在这个信息多元化的时代，学生的学习内容被各种媒介放大，传统媒介（书籍、报刊、广播、电视等）与新兴媒介都为学生提供了种类繁多的“课本”。就教师而言，要转变观念，甄别筛选，将其合理地运用到课堂教学中来，充分利用媒介信息的便捷与优势，选择丰富文本阅读内容。第二，要运用多样化教学手段。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语文教学也应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运用多媒体教学，将网络资源引进课堂教学，以培养学生信息整合能力、思维表达能力，提高他们的媒介语言素养。
（二）以文本为主线，进行多角度媒介对话
语文教学中，最容易出现唯“教材论”，即在授课的过程中，难以走出教材的范围，很少对教材的知识进行介绍和比较。教师的主要任务不是教教材，而是用教材去育人。教师要不断从各种渠道搜集有用材料为学生提高多元化自主解读。如在上《雷雨》时，在多元自主的解读文本同时，将《雷雨》电影、话剧提供给学生，让其揣摩不同的剧作语言，感受作品语言的魅力。
（三）通过大众媒介，引导学生时刻关注生活
在进行媒介语言素养教育时，我们应选择学生关心的社会热点事件，引导学生关注、探讨，以从中得到启发。关注社会热点，引导其自主查阅资料，培养学生选择、重构、归纳、总结等媒介素养能力。
（四）开展媒介交际实践活动
所谓媒介交际活动，就是以广播、电视、网络、手机、广告、报纸等为载体，以丰富多彩的媒介信息为内容，以培养学生的媒体交流和制作为目标，使学生成为一个有鉴别能力、爱思考的主动学习者。语文课堂要把媒介语言和听说读写视融合在一起，在获取媒体信息的同时利用媒体激发学生思考，让学生在与各种媒介互动的愉悦之中潜移默化地进行信息鉴别、批判和加工能力的培养。众所周知有争议的、有一定影响的事件往往会引起多种媒介的关注和报道，我们可以让学生倾听不同媒体的声音，体会视像语言和书面语言的异同；甄别中外媒体所体现的不同立场，受众对不同媒体所激起的情感反映的异同。学生通过不同媒介获取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并从不同视角，在对媒介信息和话语进行分析、鉴别的基础上提升批判性媒介语言素养。
四、结语
综观世界各国与地区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最初动因，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维护传统文化的“高级文化性”。二是防范和减少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与影响。三是消除大众传媒对公众的不良影响。四是帮助公众更好地利用大众媒介促进自身成长。考察国外媒介素养教育发展历程，其教育范式的变迁与人们对大众文化解读模式的变化密切相连，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阶段：一是“批判范式”(也称为“免疫范式”)阶段。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F．R．李维斯、阿诺德、D．麦克唐纳等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研究的先行者们以及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普遍持批判与否定态度，侧重强调大众文化对人类社会的负面影响。这一时期的媒介素养教育“事实上是一种反对媒介的教育。”①1933年，英国学者ER·利维斯和丹尼斯·桑普森率先提出了“文化素养”的概念，并明确指出目的是训练青少年抗拒大众媒介中提供的“低水平的满足”。②由于对大众传媒的恐惧和不信任以及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就是鼓励学生去“识辨与抵制”大众媒介的不良影响，保护孩子们免受媒介内容的污染。二是“分析”范式阶段。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文化界对大众文化的态度发生了“从彻底否定到部分肯定，再转变为积极的肯定”③的历史性转向。以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E．P．汤普森等为代表的英国文化学派学者认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在内容上虽有差异，但在审美价值上却无高下之分。在这种观念的推动下，很多学者开始意识到媒体对人类获取资讯的实用性和切身性，媒介素养教育不再鼓励盲目批评，而是着力培养人们对媒介的辨别、鉴赏能力。三是“再现范式”(也称为“解密范式”)阶段。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研究领域开始出现符号学这一新的研究方法。以斯图亚特·霍尔和约翰·费斯克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文化传播不是一个从传播者到接受者的直线行为，受众的解码方式决定了意义产生的特性。“大众文化是由大众而不是由文化工业促成的。”④到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提出了新的媒介素养教育的观点。这种新范式下的媒介素养教育主要是把大众媒介中常用制码、解码规则教授给学生，使学生明白媒介产品的意义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来孤立地理解。这种范式在拓展媒介素养教育内容的同时，也引发了学者们新的思考，它过分放大了教师在媒介素养教育中的作用，而低估了学生价值观念与审美旨趣的能动性。四是“自主范式”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官方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介入，学校的媒介素养教育开始形成规模。媒介素养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被许多国家和地区纳入正规的课程教育系统当中，研究者们逐步认识到，媒介素养教育者不应以自己的判断代替学生的判断，而应该是双方在互动的学习中一起理解媒介内容，帮助受教育者发展一种认识媒介、建设性地使用媒介的能力。这时的传播学研究已转向强调受众的主动性，并着重强调“人的能力的培养”。⑤英国学者马斯特曼将这个过程概括为“从家长制(Paternalism)走向赋权(Empowerment)”，老师的角色不再只是高高在上的“品味仲裁者”，而是与学生一起研究、欣赏媒体。
横向看，世界各国与各地区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根据香港学者李月莲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阶段：⑥一是媒介素养教育已发展到高级阶段。英国、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法国、瑞典等国是其典型代表。在这些国家中，媒介素养教育已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受重视程度高，普及范围广，并在国家或地方的正规教育体系中取得稳固地位，成为中小学生的必修科目。这些国家讲求媒介素养教育的规模，强调教育的普及化与终身化，普遍成立有全国性与地方性专职负责机构。同时，非常重视针对家长、教师、学生等进行形式多样的教育实践。二是主要依靠教师推动或外国机构资助的初级教育阶段。三是在教会组织或个别先驱人物倡导下进行的小规模萌芽阶段。四是理论引入与论证阶段。为了迅速适应新型的媒介环境，更好地利用传播媒介为自己服务，人们逐渐认识到媒介素养教育的开展势在必行，并开始对其进行理论引入与可行性论证，但尚无系统、具体的实践活动展开。总的看来，较为系统的媒介素养教育目前大都集中在大众传播业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的媒介素养教育则仍处于起步或萌芽状态，甚至尚未开始，媒介素养教育在全世界的普及推广还任重而道远。
二、媒介素养教育理论体系的构建
境外媒介素养教育经过近80年的发展变化，出现了大量的理论流派，其中有一些各国学者普遍接受的原理，这些原理充实了媒介素养的概念，共同构成了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体系，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在媒介素养的涵义方面，英国对媒介素养概念的界定一直呈现出道德、文化维护的色彩，一般认为“媒介素养”即一种正确理解、建设性的享用大众传媒资源的能力。在美国，经常被引用的概念则是1992年Aspen媒介素养教育领导协会提出的：“媒介素养是一种获得、分析、评价以及产制各种形式媒体的能力。”⑦学者鲁宾则将媒介素养分为三个层面，即“知识模式”、“理解模式，和“能力模式”。⑧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还给媒介素养做出如下定义：媒介素养就是指人们面对媒体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辩的反映能力。⑨加拿大安大略教育部在1989年的纲领文件《媒介素养资源指南》中，把媒介素养定义为：媒介素养旨在培养学生对大众媒体本质、媒体常用的技巧和手段以及这些技巧和手段所产生的效应的认知力和判断力。删台湾政大传播学院媒介素养研究中心对媒介素养的界定为：指大众能解读媒体、思辨媒体、欣赏媒体，进而近用媒体来发声，重新建立社区的媒体文化品位，并了解公民的传播权利和责任。⑩此定义赋予了公民更高的责任和主动权，即公民对传媒素养有了很好的认知和实践后，可以影响传媒、优化传媒环境。在媒介素养的核心理念方面，媒介素养教育组织加拿大联合会主席约翰·彭金特(JohnPungente)提出的关于媒介素养的理念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的认同。这核心理念为：任何媒体讯息都是“构造体”：媒体构建现实；受众对媒体信息进行释义博弈；媒介信息蕴含着商业动机；媒体信息含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媒体债息含有社会和政治理念；媒体信息的形式与内容密不可分；任何媒介都有其独特的审美形式。11这理念触及传媒的多个层面、深入实质精髓，构成了所有媒介素养的理论基石，为我们深刻认识传媒、探讨和实施媒介素养教育提供了很好的语言平台和构架。
在媒介素养的核心概念方面，得到大家公认的概念有语言(1anguage)、叙事(narrative)、机构(institution)、阅听人(audience)、再现(representation)和产制(production)。12“语言”是一系列产制者和阅听人共通、能产生意义的代码和规则，通过分析文本的代码和规则，我们获得意义。“叙事”是无所不在的言说语词，它是由文本策略所组成，用以将事件组织得平滑流畅，看起来浑然天成，没有破绽，它是“生产意义的机制”，它的作用在于将原本杂乱无章、虚实不一的素材，转为井然有序的意义。13“机构”，广义而言，如同任何社会中的大型组织或机构并与其他机构具有相互连结的关系，扮演了管理社会文化价值与信仰的角色：狭义而言是生产媒体商品的产业或企业。“阅听人”涵盖面很广，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阅听人不是媒体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主动参与到接收、解码和意义阐释的过程中。“再现”是将不同的符号组合起来，表达复杂而抽象的概念，以令人明了且有意义的一种实践活动，再现是一个选择与建构的过程，因此，再现也是意识形态的。“产制”是其他五个核心概念得以巩固的根本所在，只有当学生们开始创作自己的媒体信息时，他们对媒介素养概念的认识才得以落实。
在媒介素养的基本要素方面，大众传播学者ArtS1iverblat(1995)提出了媒介素养的五个基本要素：清醒的意识到媒介对个人与社会的影响；理解大众传播的过程；发展对媒介信息策略的分析与研究；视媒介内容为“文本”(text)，来洞悉我们所处时代的文化和我们自己；培养对媒介内容的欣赏、理解、能力。14《媒介素养和文化》的作者StanleyJ．Baran在这五种要素之上，又补充了另外两种要素：理解媒介制作者的伦理和和道德的义务；发展正确和有效的制作技能。15学者WJamesPotter(1998)则对媒介素养的基本要素作了如下界定：媒介素养是连续之事物，而非是某个整体中的某一部分；媒介素养需要提高；媒介素养具有多维度的信息来源；媒介素养的目标是对含意有更多的掌控。16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媒介素养不仅包括使用媒介产品的能力，而且包括用独立、批判的眼光审视媒介内容和建设性地利用媒介的能力，给作为个体的人赋权，来加强民主社会的结构。
在媒介素养教育的目标方面，这一层面的内容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反应了人们在不同阶段对媒介素养教育的认知差异。加拿大媒介素养协会理事、媒体教育学家约翰·庞甘特(JohnPungente)提出了媒介素养教育的十大目标；负责替台湾教育部撰写《媒介素养教育政策白皮书》的台湾政治大学广电系吴翠珍副教授认为，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们两种能力：“释放”和“赋权”，最终建立“健康媒体社区”。17香港传媒教育学会主席张志伦博士则认为，传媒教育的目标是提高大众的媒介素养，让他们能够认识、分析、善用及监察各种传媒。在境外学者关于媒介素养教育目标的众多论述中，普遍包含了这样一个进阶式目标，即：认识和掌握媒介——近用媒介一一思辨地解读传媒——产制传播作品——优化传媒，其中，优化媒介是媒介素养教育的更高层次目标。在探讨媒介素养教育目标的基础上，学者们进一步发展出了媒介素养人才的定义，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媒介学者ArtS1iverblat与Masterman的观点。18
在媒介素养教育的基本原则与价值取向方面，受到学者者普遍关注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欧洲议会媒介素养问题咨询顾问莱恩·马斯特曼(LenMas‘terman)概括的媒介素养教育的十八项基本原则。192001年，媒介学者瑞恩·霍布斯提出了有关媒介素养教育的七大争论问题：媒介索养教育的目标是否应是保护儿童和青少年免受媒介信息的负面影响；媒介制作是否应是媒介素养教育的主要特征；媒介素养是否应聚焦大众文化文本；媒介素养是否应该过多描述政治和意识形态机构；媒介素养教育是否只是学校的义务；
媒介素养教育是专业教育，还是跨学科教育；媒介素养教育是否应寻求媒介组织的资助。20为了更好的理解与探索媒介素养与其它素养的不同之处，媒介素养专家ReneeHobbs，ChrisWorsnop，NeilAndersen，JelfShare和ScotSullivan还从相对的角度来对媒介素养的特质进行了界定：媒介素养不是“抨击”媒介，虽然有时会涉及到对媒介的批评；媒介素养不只是学习制作媒介产品，虽然媒介素养包括制作媒介产品；媒介素养不只是利用电化设备，必须学习关于媒介的知识；媒介素养不只是研究政治机构、固有成见、不真实的报道等等，而应建立一种系统去寻找表象背后再现的意义；媒介素养不能只是用一种观点角度来了解一种媒介信息或是一种媒介经验，要从多角度多立场去检验媒介；媒介素养并不是意味着不“看”，而是“认真地看，仔细地思考。”21
三、实践模式的差异与教育途径的拓展
在媒介素养教育的实践模式上，学者们也展开了很多讨论。在世界范围拥有较大影响是加拿大媒介素养教育专家普赞天(Pungente)提出的媒介素养教育的成功要素：1、传媒教育必须是一个由下而上的“草根”运动；2、编写适合老师及传媒教育者使用的本地传媒教材及教科书；3、有足够的相关师训课程提供给在职教师及传媒教育者；4、制订评估传媒教育成效的基准，及运用调查研究去探求如何改良传媒教育的教学法；5、成立传媒教育专业团体，负责举办研讨会和工作坊，出版通讯期刊、联络社群及游说有关当局推广传媒教育运动；6、说服教育界，尤其是教育当局，．把传媒教育列为学校正规课程的一部分；7、发行由教育部订定的传媒教育指示；8、在教育学院或大专设立正规的传媒教育师训课程。22
目前，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经济条件、教育条件等的差异，世界各国(地区)媒介素养教育的开展模式也有所不同，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一是网络型，表现为由下而上的自发性运动。二是纵向型，表现为由上而下的纵向指引发展，如阿根廷等国家由教育部牵头进行，向中小学进行推广，逐渐发展成遍及全国的教育项目。三是放射型，如菲律宾、日本、智利等国家，媒介素养教育运动主要由一、两个机构去推动，在中小学中推广开来。
在媒介素养教育的途径方面，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主要途径有学校教育、短期集训教育、社会团体推广、媒体宣传、政府推动、家庭协作等。
其中，学校教育是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主要途径。其教育对象主要是大、中、小学的学生，体现出媒介素养教育课程本位化的特点。目前在学校开展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主要有五种形式：一是作为一门单独的必修课程。二是作为某一正规课程中的一种组成部分。三是融于所有的科目中。四是作为一门整合的、跨学科的课题。五是作为课外选修课。目前，在媒介素养教育的课程设置上，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没有一个非常固定的做法，但随着传播媒介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不断增加，媒介素养教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趋势也日益明显。短期集训则是利用业余时间或节假日，采用专题短训班的形式，对公众进行集中的媒介素养教育。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的推广是许多国家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活动的重要途径。比如智利的媒介素养教育主要就是由，“基督教会和传播行为研究中心”、“教育普及中心”、“文化、艺术表达与研究中心”等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开展的，这些组织出版的大量读物在国内和其他拉美国家的媒介教育中被广泛使用。
媒体宣传在许多国家是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力量。媒体利用自身传播优势，通过制作专题节目、开辟专栏、出版相关书籍杂志等方式，向公众介绍媒介素养教育的相关知识，并提供实践机会。与单纯的课堂教学相比，媒体宣传具有直观、形象、灵活、实践性强等特点，能够更好地吸引公众参与其中，是世界各国(地区)开展媒介素养教育不可或缺的方式之一。
政府推动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有力保障。政府通过立法、财政拨款等方式，对媒介素养教育的开展给予大力支持。家庭协作是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得以有效实施的关键。由于青少年的媒介接触活动很大程度上是在家庭环境中发生的，而且父母和家庭成员对青少年的影响往往胜过了其他社会人员，因此，家庭协作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途径。比如香港广播管理局自1999年便开始进行有关“媒介识读”的推广工作，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家长和学生观看电视节目时的判断力”，以及“请家长参考电视台提供的节目资料为子女选择合适的电视节目。”24香港明光社的传媒教育干事还为家长提供专门的辅导，帮助其学习在家指导子女明智地使用网络。日本则规定，家长作为监护人，必须懂得如何使用过滤软件过滤儿童不宜的内容，并和孩子保持良好的沟通。美国联邦调查局、教育部等有关部门也指引，敦促家长关注孩子的网上安全问题并指导家长取证、报警。
四、媒介素养教育内容的设计与探讨
境外许多国家和地区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已经发展了较为系统的媒介素养教育内容。
20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国一些一线教师根据学生概念性的理解需要，设计出一套新型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内容，这种课程设计通常向学生提供一组媒介现象的核心概念或关节点，比如媒介机构、媒介类型、媒介技术、媒介语言、媒介受众、媒介表达等等，并把这些概念作为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构架。25这种概念建构的方法并不专门指定若干需要学习的事项，也不要求教师按照固定的先后顺序进行逐一的讲解，教育者可以针对学生不断变化的兴趣和经验做出相应的选择，组织课堂的学习和活动内容，学生也可以根据自己作为媒介文本的受众抑或作者的活动进行自我选择和决策。上述核心概念所建构的教学内容在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虽然各地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上有一定差别，但其核心内容却是一脉相承的。英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还十分强调公民对媒体整体的理解，内容涵盖了媒体经济、媒体政治、媒介科技、媒体法律、媒体运行机制、媒介文化与美学等各层面。
美国的媒介素养教育内容则是根据媒介消费者不同年龄阶段的特点来制定的，划分为儿童阶段、初中阶段、高中阶段和成人阶段四个层次。儿童阶段针对幼儿和小学生展开，主要培养他们区分现实与媒体，了解各种媒体之间的区别，并能够逐步管理自己的媒介使用情况。初中阶段重点帮助学生直接辨识、评价媒体中关于他们的内容，帮他们抵制和驱除媒体带来的恐惧，使他们健康成长；高中阶段侧重于培养学生批判性地媒体解读与应用能力，教育内容也扩充为既要看到媒介信息背后潜藏的意识形态，又要懂得正确评估和管理个人的媒介接触行为，学会利用媒介为个人的成长与进步服务；成人阶段是媒介素养教育的最终阶段，是一种终身教育，它要求从宏观角度综合考察整个媒介生态环境，从经济、政治、社会、法律、文化、意识形态多重维度对传媒产业进行分析，从而形成一个级级推进、步步提升的过程，同时还设置了让学生自己学习和参与制作传媒产品的课程。
香港传媒教育学会主席张志伦博士认为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包括了解传媒产业，解构传媒语码，学习欣赏传媒出现的讯息，在过程中丰富自己的视野；所用技巧包括观察、解构、分析、价值衡量、’批判等；监察传媒的四部曲包括：警觉、分析、自省、行动。
尽管世界各国(地区)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各有所侧重，但总的说来，大都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一是认识媒介自身属性。媒介信息资源、内容、技术的利用与分配是一定阶级、阶层意识形态的反映，媒介素养教育要让被教育者了解媒介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关系，认清媒介是由少数人所操持和控制的现实，从而科学合理地评判传媒。
二是认识媒介文本内涵。媒介文本是传者与受者进行沟通交流的中介，每一种媒介都有其独特的文本建构规则。只有认识到不同媒介特有的文本建构规则与事实呈现方式，才能深入洞悉其中‘的机理与因果联系，从而更好地认识客观世界。
三是认识媒介生态与组织。媒介的存在受到社会制度、法规以及市场状况的影响。不同的社会制度与国情导致了在媒介管理法规制定上的差异，媒介不同的经营状况和广告收入也必然影响其生态环境。同时，媒介的议程设置可以对国家事务、领导决策产生巨大的影响，对政治和社会变革也有强烈的反作用，认清媒介生态与组织，不但便于受众有效监督媒介及其传播的信息内容，而且有利于国家趋利避害，良性发展。
四是认识消费者对自身媒介接触行为的管理和分析。由于年龄、性别、种族、阶层、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媒介消费者的行为有天壤之别。让消费者认清自身状况，了解媒介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使其能够掌握传媒技能，恰当选择媒介，管理自身的媒介接触行为，积极参与传播，最终学会利用媒介发展完善自我。
在对媒介素养教育内容的探讨中，一个焦点问题是如何处理文本解读与技术教育的关系。传统媒介教育主要教授的是学生进行文本解读与分析的技巧，而一些媒介教育研究者认为，应该重在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学生们只有能够亲自制作媒介产品后，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具有批判能力的消费者。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应该是使学生成为一个成熟的公民而不是一个成熟的消费者，因此应该把媒介素养能力上升到一种社会文化的层面来认识，他们反对“文本中心”的媒介素养教育，而主张应该把文本分析与对生产和接受问题的探讨整合到一起，对于机构的分析尤为重要，这种方法称之为“语境方法”来对照于传统的“文本方法”。
五、媒介素养教育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世界各国(地区)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普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首先是媒介素养教育在一些国家受到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尚未得到政府的认可和强有力的支持。目前除了英国、加拿大、瑞典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外，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媒介素养教育还没有得到官方的有力支持，主要由民间团体、私人机构或个别教师进行推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传统教育体制的保守性，对大众文化价值的认识的局限性，以及因为媒介教育所强调的批判性思维可能带来的潜在威胁性等。由此导致许多国家在教育经费、师资力量、课程研发、评估体系、基础研究、专业化发展等方面严重不足，
媒介素养教育尚缺乏系统性与整体性，成为制约教育发展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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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宋小卫《西方学者论媒体索养教育》，《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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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助理教授李月莲：《香港传媒教育运动：“网络模式“的新社会运动(下)》《媒体识读教育月刊》，第17期。
http：／／sc．info．gov．hk／gb／www．hkba．hk／cn／aboutus／mediaeducation．1l。
参见张冠文：《论媒介素养教育的构成与范式》，《当代教育科学》2004年第4期。
